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精选12篇）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1篇

一、何谓“生态文化”

在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的生态文化功能之前, 有必要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加以界定: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 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 解释现实社会, 处理现实问题, 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 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 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角度来讲, 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中从多个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思想, 对当今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园林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传承与借鉴功用。

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古典园林和现代城市景观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即设计出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环境。由此可见, 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借鉴意义。本文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古典园林进行解读, 对古典园林的生态美学意韵进行探究, 从中探寻出可供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借鉴的合理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空间布局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园林通常是由实体和空间这两部分组成的。实体是指建筑、山石、植物等造园要素, 是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 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需的。实体构成空间, 空间围绕实体。所谓“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等园林艺术效果, 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空间所能展现的, 而是需要把若干空间按照一定的序列组织起来, 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动态感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模仿自然的生态文化特质, 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个造园手法——借景。计成在《园冶》中强调:“借者, 园虽别内外, 得景则无拘远近。极目所至, 俗则屏之, 嘉则收之。”是指在造园时要借助于园外的自然山水景色于园内, 这就避免了园内景色与外界的纯自然景色相脱离的弊端。园林作为人工空间的营造艺术, 必然关注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统一。造园侧重于因地制宜布置一系列院落, 需要在园外的人工环境与园内的“自然山水”之间营造一系列从人工到“自然”的过渡性空间。以文人画家为主体的中国造园家更加注重“自然美”, 突出“自然”在园林中的统帅地位, 因此努力使建筑的人工性弱化, 反映在空间的通透性、材料的自然化和布局的自由化方面, 有助于将人工性建筑融于“自然山水”。

(二) 诗文题词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特质最为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匾额、楹联、摩崖题刻以及“诗条石”等形式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谈及大观园时便论道:“偌大景致, 若干亭榭, 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 也断不能声色”。诗文题咏, 与某些景象相结合, 被组织到景象之中, 点出景象的精粹所在, 阐明景象的思想、情趣, 促使景象升华到精神的高度, 从而成为园林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园林都是由官宦之家所营建, 他们都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 所以往往会把自身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园林中的牌匾、楹联上, 从这些诗文题词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与外在的生存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旨趣。这里以皇家园林清漪园为例, 清漪园位于北京城西北, 圆明园之西, 玉泉山之东, 是一座山水结合、以水为主的自然山水园。“清漪园的总体立意为:静观万物, 俯察庶山;崇朴鉴奢, 以素药艳;博余名景, 集锦一园;外旷内幽, 求寂避喧。”[1]关于清漪园中的匾额楹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园林景物的, 有助于人们对景象的更深一层的领会。如宝云阁石牌坊上的“山色因心远, 泉声入目凉”, 便是以情景交融而点出意境之所在。二是诠释景象原型的, 有助于人们对造景渊源的认识。如十七孔桥侧的“烟景学潇湘细雨轻航暮屿, 晴光总明圣软风新柳春堤”。这些诗文题词中无不体现着园林建造者对自然山水的尊重与喜爱。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诗文题词中所体现的生态文化理念给当代社会最为深切的启示就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保护自然, 寻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三) 意境营造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 是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 “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此两者的结合, 即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 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2]中国的古典园林主要是在摹仿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以人工改造, 这种改造不单单只局限于布局安排的外在形式方面, 更体现于建造主体将自身的审美情趣移入园中, 从而营造特定的意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意境营造上所体现的生态文化功能就在于园林意境是以“实境”为基础的, 对于“实境”营造而言, 无论是天然山水园亦或是人工山水园首先要符合自然的规律, 反映自然的原型, 在古人看来就是遵循自然界山水、植物、动物的外在结构关系, 使园林在形象上与自然风景有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 天然山水园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园址的自然山水本身就给人以非常直观的自然感受。相反, 人工山水园在营造实境时受到更大的制约。若要在相对局促的庭园空间中创造震撼人心的自然山水体验, 就必须借鉴山水画的表现手法, 从自然山水中提取典型要素, 将自然山水的典型片断浓缩于咫尺庭园之中。以拙政园为例, 拙政园是以江南水乡为原型, 通过提炼和艺术加工来营造园中山水的, 全园以植物之景为主, 以水石之景取胜, 充满浓郁的天然野趣。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 基本上沿着“自然—模仿自然—由人工表现自然或改造自然—回归自然”的轨迹发展的。当然, 这个回归不是单纯的重复, 而是更高境界的追求。而今, 园林以其绿色空间的内涵, 突现了其生态效益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在日益发展完善的城市设计方面, 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中, 生态美会给人提供直观的环境体验和对生活境界的启迪。在城市建设中, 越来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尊重自然, 充分认识并合理地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乃至将整个地球作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整体来关注。人类本能的对自然的回归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

通过以上几个特点的描述, 可以看出在中国园林设计史上一直都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植被、景观、道路、亭、廊等的布置和安排。尽量将景致置换为天降之景致, 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 植被互融, 有的利用天然地形的构造来塑造整个园林的景致, 或以天然水体为主体, 或以山地为主体。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曲折变化的, 但在这条道路上始终保存着自己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思想。造园不仅反映出人们委婉含蓄、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 而且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 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园林以朴实无华的自然特征和内敛含蓄的情感表现, 对当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陈从周主编,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汪菊渊, 《中国古代园林史 (上卷)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年。

当代中国纪录片的生态主义观照 第2篇

由央视拍摄的《森林之歌》便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纪录片作品中的优秀代表。该系列纪录片通过高品质的视听效果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方式，较好地传播了生态思想。本片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对生态思想的完美表达

《森林之歌》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和西方近现代生态美学思想的共通点，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做为创作主线，将生命体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生命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关怀一一呈现，达到一种蕴含着生命体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

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即人类与宇宙统一的世界观)、道家思想中“万物齐一”等都在《森林之歌》中得到了体现。该片通过中对森林之中各种动植物的和谐相处的真实记录，暗示人们应该从超越天、地、人的立场，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观众在审美的同时认识到人只是世界万物的一支，而不是万物的主宰，人类应该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本身拥有的价值，与自然和谐相处。

长久以来，人类认为自己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惟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人类中心主义”使得贪婪的人类为了一己之私而无限掠夺自然。《森林之歌》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头黑熊在冬眠的季节到采松塔人曾住过的窝棚边刨垃圾堆，试图找到一点食物。而黑熊爱吃的红松种子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人采摘干净了。夜晚黑熊因饥饿而发出哀号，令人心酸。

当代艺术生态中中国版画的“重生” 第3篇

关键词：中国版画 艺术生态 重生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19-0046-03

当代艺术，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是一个处于变化的状态。中西方对其认识也是略有不同。艺术是什么？许多文化学者和艺术家用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作出了自己的诠释。艺术没有具体概念和边界，是每个人的思考方式，是人人都参与其中的时代印象。

当代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文化的杂交行为。当代艺术开始包容过程和行为，对形式本身和概念延伸都变得敏感。区分当代艺术与否，我们不能机械从形式和媒介来进行区分，传统的媒介材料和表达展示方式也可以非常当代。是否是在这个时代的语境和生态下所进行的符合时代特征表达才应该是判断其是否是当代艺术的核心标准。当代艺术需要有符合时代的艺术语言，需要符合这个时代的整体风貌和需求的表达方式。当代艺术更像是一种精神，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融合了许多学科的元素，它需要从社会文化、人文哲学、科学技术等多方面思考，它是一个包容性和融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受这个特性的影响，当代艺术的分类是相对模糊和有难度的。版画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语言性和概念性，而语言和概念本身就是宽泛的，可延伸的，可以拓展探索的。中国版画，最早作为插画的传统木刻版画到受到西方版画创作的影响，才逐渐作为艺术画种独立创作的。从传统木刻到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国的版画一直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从其语言和表达形式来看，在当代艺术的生态和语境中，版画作为一个概念是宽泛的，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实践来充实和演化这个概念。

20世纪以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开始转换，艺术的形式内容开始不仅仅是形式内容本身的问题，开始更多地探讨艺术语言本体的问题，当代艺术语境开始转换，艺术语言成为艺术表达的重要核心，形式本身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艺术开始拥有更多的评论和艺术分析，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作品背后的故事，更多地渴望了解画家本身的艺术思想以及艺术界对作品和艺术家的评论。艺术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变得宽泛和延伸，开始更多地借助其他的语言进行表现，使它变得更加观念化、行为化、事件化。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关系艺术、行为艺术、展示艺术、多媒体等许多新兴媒体艺术呈现出当代艺术的崭新面貌和时代特征。艺术不再成为某一种特定的艺术——绘画、雕塑、戏剧，等等。艺术家尝试用更多的形态和层面去表达艺术，让艺术变得更加地立体和复杂化。

一、中国当代版画审美的“重生”

在传统艺术中，我们把“美”等同于艺术本身。但事实上我们做了片面和狭隘的定义，我们太过于追求潜意识中对美好事物的认知。当代艺术不再强调所谓的“美”，而是将艺术假设成一种思考空间。艺术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艺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也日渐突出。艺术从来也不是纯粹的审美工具和标准，尤其是当代艺术。它甚至可以变得丑陋和粗俗。版画在其中，由于其不同于其他画种的工具材料和思考方式，使得版画的本体语言是有其固定的形式和独特的审美。谈到中国的版画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中国革命，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版画创作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体现出的是社会化功能，而这一功能过分的突出使得版画的其他功能被忽视。当新的时代和新的艺术生态来临之时，中国版画则显得无所适的疲态而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版画承载的主要功能的退化使其在艺术市场中都处于边缘和没落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版画艺术需要对其自身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评价进行深度的思考。许多版画出身的艺术家对这一囧状也做过很多尝试，他们在各个艺术领域游走，其中不乏成功者。如当代艺术家方力钧，他用版画的思考方式在油画和雕塑装置上多有见地；艺术家徐冰则游走于版画、装置、雕塑、新媒体等多个艺术领域。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步入到以图像、影像、视觉等多元化的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雕塑、建筑、广告、动画等互相影响和融汇，艺术的发展也顺应时代比较单一的形式和审美发展到多元和全面。

当代著名的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是西方艺术史上变革式的人物，也是现当代艺术史上不得不提的波普艺术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善于运用版画概念来思考和运用版画本体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艺术家。他在版画原有语言形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突破。对各种媒介和手段重新定义和诠释。他是电影制片人、作家、音乐人、出版商，身份多样性使得他对艺术创作素材的敏感性非常之强。他的作品题材大都来自大众传媒关注的人物或者产品等流行元素，通过丝网版画具的手段来讲述属于他自己的当代艺术。用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诉说着当代艺术的本质和精髓。他制作的坎贝尔汤罐系列，成为波普艺术的经典作品之一。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而他也曾经开玩笑地说：“我想成为一台机器”，重复作为一个版画概念被他用完美的作品进行了诠释。它既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又成为他的表现手段和艺术符号。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冷漠地、呆板地、重复地社会形态正好和他的艺术表达相契合，从艺术家的角度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和思考。若干年后的今天，艺术家徐冰则对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现状有着自己的思考，人类文化符号表达的变化和演化，使得语言符号应该更好地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童年对古汉字的不解使得文字符号成为他思考和表达的方式和手段。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艺术创作的主题和主体发生了改变，艺术更加“艺术”，不再是美的代名词。艺术家能够自由的选择自己所认可的“美”，用更加多元化的和风格化素材来传达对时代的认知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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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当代版画表达方式的“重生”

随着新媒体时代、以视觉图像传播为中心的时代到来，艺术家都开始积极地尝试用新的媒介方式来表达艺术思想。单一的雕塑、绘画等传统形式局限了艺术家的思考和表达。徐冰的《地书》作品中，涉及了新媒体艺术、交互设计、装置、行为等多种表达方式。《地书》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符号元素，通过设计制作的符号和文字转换的软件，使文字和符号进行互转。作品通过大众参与，将文字转换成符号来与其他参与体验者进行交流。艺术家徐冰通过表达和展示方式来暗示大众，统一的符号或者交流方式会成为未来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单一的传统的媒介是无法表达和展示徐冰所要讲述的思想的。王轶琼的作品《版画在空中移动——甲骨》，则是把版画作为素材与手机的传播进行了一种全新的空间尝试。通过手机的网络虚拟和空间传播将版画概念的复制性进行本体语言的拓展，而使相对平面化、静止化的版画具有非常科技的时代性，而手机则具有了版画的复制性。让展示和表达更加丰富。当代艺术作为一种非常鲜活的艺术形式，它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实践。艺术不是自己进化的，它是对时代变化的一种回应。人类的文明是一种复杂的演化过程。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需要和人类的各个文明一起演化和变化的。艺术家在这种复杂的演变过程里进行的艺术思考和创作，就不得不使用顺应时代的工具和手段来展示和发声。

三、中国当代版画思考方式的“重生”

中国当代版画艺术需要关注生活、关注当下、关注这个时代的变化。艺术应该来源于生活，艺术应该和变化当中的生活进行呼应。这是一个人类文明高速变化的时期，艺术的创造力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明在高速发展和变化的同时，人类会对人类文明演变来的现象更加的困惑。艺术需要用当代的语境去表达艺术，表达人类对于文明的思考。艺术的方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艺术本身，艺术要更多地关注艺术之外的东西，才可能更加贴近生活，和大众一起进行思考和启发。

人类开始用符号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用网络交流经常会用的手段和形式。这种经验就是大众当下的生活体验，徐冰在思考人类未来的交流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许这个时代的人对这样的艺术题材都比较感兴趣。艺术家必须关注生活的变化带来的各种思考。艺术家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需要分析生活形态改变下的问题本质，或者艺术家可以在其他学科的帮助和合作下，设想人类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当中，许多的CG艺术家在用电脑绘制人类想象当中的未来。我们在思考未来的同时，是对人类发展出现的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担忧，这也体现出艺术家对社会的人文关怀。艺术家在寻找新的艺术语境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人类的未来。

总之，当代艺术不再强调画面细节、布局色彩等所呈现的表象，更加注意空间和展示，以及通过展示所传达的思考的问题和观念。当代版画家在这种当代艺术形式和观念的冲击下，已不能只对版画创作进行思考，而是对版画作为一种概念和手段来进行观念的表达进行沉思。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版画艺术作为一个画种已经显现出淡化和消亡的趋势，版画将会以一种相对概念的语言方式来进行延续。版画在当代艺术生态当中，形式是会更加自由、更加多元。许多中国的年轻艺术家都开始思考和颠覆版画观念，陈琦、康剑飞等艺术家的作品是具有版画的概念的非传统的版画作品，是符合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的。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应更加顺应潮流，让中国版画“重生”。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4篇

关键词：山水城市,文化,生态,景观

一、引言

中国文明发源地所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决定了古代华夏族群的生存方式, 以农为本的并逐步形成了中国人特定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以“山水”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孔子的“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将君子之德与山水比拟, 确立了“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古代中原大地相对稳定而规律的气候特征和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与自然山水环境密切相关, 充满了山水特质。“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1) ;“人之居处, 宜以大地山河为主”2) , 这些论著都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山水烙印。在中国传统城市营造的历史过程中, 城市从最初的顺应自然山水, 到发扬自然山水, 再到与自然山水和谐共融, “城市”与“山水”共同造就了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理想模式, 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和景观内涵。

近代工业革命以降, 现代城市建设破坏了与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 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 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 “生态”价值观重新被唤醒, 并逐渐深入人心, 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不同的生态城市发展模式。我国的钱学森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提出了“山水城市”的生态城市模式, 他最初将山水城市理解为:“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 创造山水城市的概念”, 随后又进一步阐释, 山水城市应该要“把中国园林构筑艺术应用到城市大区域建设”, 使“人离开了自然, 又要返回自然”。[1]可以看出, “山水城市”既是对古代城市营建理念的继承与发扬, 又融合了当代生态城市的基本价值观念。本文试从构成“山水城市”理念内涵的文化、生态和景观入手, 研究“山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山水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营造策略。

二、中国“山水城市”理念的历史构架与内涵

中国“山水城市”理念是古代人适应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 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处理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念,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城市空间, 具有深厚的文化、生态和景观内涵。

2.1 城市对山水的寄托“沟通天地”和“界定四方”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价值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认为, 物质空间分别由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界定, 垂直方向体现天、地、人的“三材”思想, 三者应处在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中;水平方向体现“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 认为地势变化万千, “均衡界定”是各要素整体形势关系确立的准则。

“三材”思想认为, 天、地、人是宇宙万物间最根本的存在, 是最有价值的, 故称其为“三材”, 并形成天、地、人、神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在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下, 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就成为人们寄托天地观念的重要媒介。由于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对山川自然的记载远比其它自然之神多得多, 所谓“山无大小, 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 山小则神小也”3) 。最典型的如五岳, 以山体拔地通天的自然形态成为百姓告祭、帝王封禅的神山。千百年来, 人们创造了众多的山水之神, 积累了丰富的山水崇拜文化, 并且这种祭拜山水的传统活动在自然山水中也刻下了烙印, 形成了庙宇、宫殿等举行重要祭祀仪式的场所, 在城市中则形成依托山体的城市轴线 (图1) 。

中庸思想认为, 万事万物都要恪守中道, 不偏不倚, 追求均衡界定。这种中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风水中有很好的体现。风水理论最早将“山水”与“城市”联系起来, 它视城市为天地之枢纽, 城市只有处于“山水相交, 阴阳凝融, 情之所钟处”, 才能获得发展。在古代风水选址中, 从一座城市, 到一个村落, 甚至到一栋居住建筑, 风水中完美的均衡图式是“龙虎正体”, 龙虎之砂均处于穴山两旁, 左右对称, 齐来相抱。风水理论将“正穴”居中, 一切山川地势和道路系统都以拱卫之势簇拥着“正穴”, 整体上达到向心的均衡态势的格局, 正是利用自然山水来界定四方涵义的体现[2] (图2) 。

2.2 城市对山水的利用“天人合一”和“奉时而动”的生态内涵

基于自然经济的古代社会, 人类的一切生存活动都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利用, 适宜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山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地等自然环境条件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所谓“圣人之处国者, 必于不倾之地, 而择形之肥饶者”4) 。城市选址也首先考虑山水形势与城市的关系, 如《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图3)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的生产方式, 决定了优越的山水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 古人在与自然环境进行交往与斗争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着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维护,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朴素的生态价值观, 建立“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强调人要“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5) 。“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以成草木之长;川非时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不麋不卵, 以成鸟兽之长”6) 。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这种“得养则长, 失养则消”的生态规律,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谋求与自然环境的共存与共荣, 并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措施、政策及法令。如先秦时期的“四时之禁”, 一年12个月分别都有各自的禁令要求和侧重点, “仲春二月:是月也, 安萌芽, 养幼小, 存诸孤毋竭川泽, 毋漉陂池, 毋焚山林”7) 。除了这些明确的法律, 皇帝还往往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一些规范和政策:如汉宣帝制定了一项保护鸟的法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 具为令。”8) 除此之外, 还有关于禁猎、限猎、禁屠、禁贡珍禽异兽、林木保护与植树、水资源保护等的诏令及措施, 体现出古代社会朴素的生态保护观念。

2.3 城市对山水的体验“以人御物”和“以物御人”的审美内涵

对于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来说, 天地万物等一切自然现象都会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发展, 这在人们心中就会形成一种自然情结。这种自然情结作用于人们的情感世界, 就产生了相应的自然审美价值。中国传统的山水审美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还属儒家“以人御物”和道家“以物御人”的审美取向[3]。

儒家“以人御物”指的是以人品解释物品的审美习惯, 《论语雍也》:“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智者动, 仁者静。智者乐, 仁者寿。”在这里, “山水”具备了仁者与智者的品质而令人敬重, 表现出自然山水被人格化的审美特质;除“比德”之外, 这种审美思想还扩展为“德”之外的祥瑞象征, 如“海岛仙山”、“天下太平”、“江山一统”等, 构成了古代山水城市及园林的独特意趣, 如隋炀帝的洛阳西苑、北京北海的琼华岛、圆明园的福海等, 都是这种审美价值观的体现。

如果说儒家注重“人化”自然的审美感受, 道家“以人御物”则表现出更多重物轻人的特点, 在这方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将亲和自然的美学精神发挥到出神入化程度的中国古典园林。人们寄情自然山水, 修建园林来满足精神需求, 除了利用自然山水修建自然风景园林外, 还将自然山水搬到城市中, 建造“宛自天开”的人造园林。这种审美意识摆脱了“比德”的精神性功利, 真正发现了自然山水的自身审美价值 (图4) 。在城市建设方面, 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结合的城市环境开发成为一种趋势, 典型的做法是邑郊风景区的兴起, 如杭州的西湖、苏州的虎丘、扬州的瘦西湖、长沙的岳麓山等等都是在城市近郊开发的风景游览胜地。

古代的山水审美在华夏民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长壮大, 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也由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体验方式:

一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审美体验方式。“天人合一”是古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形态, 山水自然景物, 不是作为客观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而是与人共同作为审美的主体力量, 建构起一种万物同源、同生并存的审美关系, 从而达到一种物我相融, 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

二是“意象”式的基本审美思维模式。“意象”中的象, 最早来源于大自然的启示, 万事万物, 就是象的最初根源。自然界的一切事物, 呈现出自然的物象状态, 在融注了审美主体的思想感情之后, 才构成了意象, 具有了象征意义。在自然物象中, 自然山水以重要的文化意识象征进入了古人的审美意象世界,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

三是“浑然天成”与“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古典园林艺术中提倡的“虽有人作, 宛自天开”的效果, 充分说明了山水审美“浑然天成”“崇尚自然”的思想, 人们的山水审美活动, 都是顺乎自然, 顺乎自身的生命情感, 才创造出具有自然美妙境界的作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句话更是这种美学思想的精妙体现。

三、基于古代“山水城市”理念的当代城市营建策略

中国古代“山水城市”不仅仅是中国城市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价值内涵对于当代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3.1 山水对城市的涵养现代山水城市文态空间环境营造

“沟通天地”和“界定四方”的文化内涵给自然山水环境刻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 古人的山水意识使传统山水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如何利用、继承和发扬这份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是现代山水城市建设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郑孝燮教授曾提出山水城市文态环境的塑造问题, 他认为城市文态环境, 就是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体, 形神兼备, 凝聚历史和积淀文化的城市环境。他将城市文态环境比喻成一座舞台, 上演的节目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古戏, 即历史保护区 (段)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是现代戏, 即新区及非历史保护区 (段) ;三是新编历史戏, 即某些表现新古结合风格的新建、改建地区。

这三种“戏”共同构成了山水城市独具特色的空间环境, 这种空间环境是由不同时期的山水文化叠加形成的。在今天的城市建设中, 要对不同时期的山水文化要素进行整合, 传承和弘扬过去时代的文化特色, 使整个城市的山水文化呈现新的和谐共存。

对于扮演“传统古戏”的城市文态环境, 要自觉地加以保护。对于扮演“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的城市文态环境而言, 应该在传承古代山水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塑造, 创造融历史辉煌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文态空间环境。对于这两种文态环境的创造, 借鉴中国古代城市“山-水-城”一体的空间格局, 从宏观尺度入手, 形成完整的空间构架和明确的体验场所。具体而言, 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宏观尺度构建依托山形水势的城市整体艺术骨架。通过梳理城市环境的山水空间脉络和历史文化廊道, 构建区域范围的“山水”“城市”景观大环境, 并从区域视角探索山、水、城新的平衡;二是从城市中观尺度构建以城市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要素为核心的景观体系, 保护山形水势等构成整体格局的元素, 维护“山-水-城”空间小环境, 整合顺应山水格局的历史文化遗存密集地区, 形成“历史文化核心区”和“山水意向体验区”。三是从景点微观尺度塑造富有人文内涵的场所精神。在保护好历史景点和它的周边环境的基础上, 挖掘历史内涵, 结合当代公共生活的需求开拓新的景观 (图5) 。

3.2 山水对城市的维育现代山水城市生态规划

不论是中国传统山水城市, 还是现代山水城市, 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这是山水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所不同的是, 在古代农业立国的社会条件下, 城市对山水生态环境是一种被动的利用, 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小;而现代城市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基础, 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很大, 城市的宜居性面临重大挑战。因此, 迫切需要将当代生态学理念纳入城市规划中, 把古人遗留下的优越的山水自然生态环境与现代城市功能结合, 使山水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发展和谐共荣。

具体来说, 生态规划要在保护并利用山水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 结合城市生态绿地、生态建筑等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考虑:

3.2.1 宏观层面整体的、区域的生态规划

城市生态规划不仅要包括城市本身, 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外围环境即区域自然环境, 因此不能把城市生态规划脱离开它所在的区域作单独研究。局部的“生态设计”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 只有全面、整体地进行考虑, 将“生态设计”贯彻于系统的结构、所处的环境, 那么山水城市乃至整个自然界才能达到整体生态的优良。如苏锡常地区以足量的农田、森林绿地和水域来连接和分隔城市组团, 创造了良好的区域生态网络, 达到了整体生态平衡 (图6) 。

3.2.2 中观层面生态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媒介, 山水城市的城市生态绿地规划应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研究。首先, 基于生态原则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该强调城市生态绿地的整体维护。绿地规划不仅包括城区的绿地范围, 而且要把城市周围的绿地环境一同纳入一个整体系统之内;其次, 城市绿地系统要衔接自然山水, 形成绿色体系。山水城市的自然山水环境为绿色体系提供了一个生态骨架, 城市绿地系统要将城市空间一并融合进这个骨架, 创造有机的城市绿地系统模式 (图7) 。再次, 提高旧城区绿地率, 充分利用建筑之间, 道路街头, 城市公园等开敞空间增加绿地面积, 沟通城区绿地与自然山水环境, 形成网络。

3.2.3 微观层面城市空间的生态设计对策

城市空间中, 除了建筑实体, 开敞空间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城市开敞空间的生态化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起着重要作用。立体开放的绿色空间系统的构建可以使城市空间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应充分利用自然的山体、水系和绿化, 使其成为城市开放空间的基础, 将一部分自然岸线、山头、湿地等绿色空间作为城市永久性公共空间。协调城市道路、广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 增强城市与自然的相融性。除了城市开敞空间, 城市中的建筑也要进行生态设计。钱老曾经将建筑比作山水城市中的“人造山”, 这种人造山的意义应该就在于它的生态性。建筑与绿化环境的结合, 以及建筑自身的绿化, 都是建筑生态设计的手法。

3.3 山水对城市的美化现代城市景观风貌规划

不论是儒家“以人御物”还是道家“以物御人”的山水审美体验, 都表明了古人对优美的山水景观的精神寄托“居城市须有山水之乐”, 这种传统城市营造的美学观念给当代山水城市的景观风貌规划以启示。如果说古代山水城市的山水审美还处在对山水的认知与寄托层面, 现代山水城市的山水审美则应该升高到城市山水景观风貌规划的层面上。山水自然环境为城市的风貌特色体现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城市风貌规划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结合城市的功能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 构筑城市总体山水景观风貌。形成富有个性的山水景观体系, 使山水景观成为当代城市审美体验的典型环境, 构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风貌。

现代城市山水景观应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城市要现代化, 城市山水景观也必然要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变化, 构建宜居的山水家园。首先, 是结合传统山水城市景观意象, 进行现代“山水城”景观的再创造。由于城市交通的现代化, 城市空间尺度发生了变化, 导致山水景观的比例尺度与传统不符, 因此现代城市山水景观规划应该结合现代需求, 将传统山水景观模式重新组织到新城市景观中, 以“有机疏散”的形式组织现代山水景观规划 (图8) ;其次, 是不同的山水景观项目的组织, 现代城市山水景观应该具有不同的景观意象, 包括反应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山水环境特色、城市新区时代特征等方面, 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山水景观总体风貌。

四、结论

今天中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 “价值失范”是转型期

社会的典型特征, 如何确立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和寻求科学发展道路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从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融合当今世界的先进发展观念, 积极应对城市发展建设问题,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城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经过3000多年的营建, 中国古代山水城市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山水环境艺术,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独具特色。“山水”与“城市”融为一体的传统城市营造理念对我国当今的城市规划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文化方面, 古代山水城市的价值观念和空间形态为当代山水城市的营建提供了良好的基底;在生态方面, “天人合一”朴素的生态观为当代山水城市的生态理念提供了价值标准;在景观方面, 古代的山水审美意趣为当代山水景观风貌规划提供了美学价值。回归本源, 尊重自然, 以人为本, 面向未来。在积极的实践过程中确立符合我国发展道路的价值观念, 创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城市。

参考文献

[1]鲍世行.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125.

[2]陈宇琳.基于_山_水_城_理念的历史文化环境保护发展模式探索[J].城市规划, 2009, 264 (11) :58.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5篇

摘要：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污染却愈加严重。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人在内的自然界，是普遍联系、不停运动的和谐整体。可这种和谐正在被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破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强调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应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我们需要反思，更需要付诸实践。

关键字：自然辩证法 生态环境 科学发展观

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一直探索的哲学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尤其在进行工业革命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人类在过分强调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惨重代价。尤其最近的几十年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伴随着全球变暖，臭氧空洞，酸雨侵蚀，水资源的恶化等问题，都即将甚至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步向前，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大气污染问题，像最近的雾霾天气和PM2.5超标问题，以及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问题，如长江、太湖、巢湖、滇池的污染问题，土地污染问题，如矿场的污染、农药、化肥对土地的污染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都一一凸显出来。

长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目前正逐渐陷入一个被透支未来的恶性循环里。大量的石油和化学工业生产力均集聚在长江沿岸，随着各种类型的化学工业园区的建立，港口码头、储罐、化工项目蜂拥而至。由于大量招引各种企业，却无法严格控制企业排放废气、废水的标准，造成污染近600公里，含300余种有毒物。近年来，国家明确规定了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采取关、停、并、转和限期治理的制度，长江沿岸各地环保部门也加大打击力度，但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很难在全流域取得显著效果。另外，虽然长江沿岸建起了相当数量的污水处理厂，由于是国家出绝大多数的费用，很多地方不顾实际情况需要，拼命扩大污水处理厂规模。建成以后，才知道运行经费要污水处理厂自收自支，因此很多污水处理厂建成后都没有运行，或者半开半停，维持正常运行的也不过1/3。

所以，治理好、利用好、保护好长江，不仅是长江流域4亿人民的福祉所系，而且关系着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但其实从《自然辩证法》中，我们早就获得启示：科学技术愈益发展，愈益揭示一个规律——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普遍联系、不停运动的和谐整体。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五六十年后，恩格斯的论断才在西方世界中有了知音反响。遗憾的是，这些隔代的反响，纯属自发，而非自觉，是由一堆堆棘手的现实问题逼迫引发出的被动性的、不得不进行的反思和调整。这些反思和调整，反映在思维观念上，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已有的抽象分析提升到思维的具体；反映在实践上，就是极尽综合把握的能力，更为和谐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19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

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我们现在却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差。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常常看到蓝天白云，而不是雾霾，呼吸到新鲜空气，不必时时担心PM2.5的多少，影响出门的计划；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能看到满眼绿色，能预测明天的天气；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后代还有没有能源可以用，有没有清洁的水可以喝。这些问题是那么现实而又亟待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审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教训，反思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生态文明不仅写进了党章，而且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更是在人权白皮书中首次写入生态人权保障，凸显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界客观逻辑的敬畏。

要实现这种发展转变，首先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确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观念改变世界，观念塑造世界。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局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然辩证法》对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最为系统，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阐述也十分丰富。中国共产党人担当着领导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历史责任，必须在发展观念上实现真正的转变。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6篇

关键词：政治生态；公共领域；舆论监督；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96-05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环境的综合反映或存在样态。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也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环境。当然，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制度性的持续规治，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作为公众进行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公共领域不仅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提升提供民意基础，而且也可以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判来规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因此，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公共领域是公众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和交流辩论的公共舆论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公众参与的开放性和话语表达的自主性以及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能就某一公共

性问题在协商对谈中得出大体一致的共同性认识。而这种基于公众讨论形成的“民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政府决策。因此，公共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政治监督性和批判性功能，并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优化和完善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某种媒介以话语表达的独特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并促使政府按照法律规定以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进行决策的权利。虽然舆论监督不像法律一样具有政治强制力，但却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威慑力量。特别是当那些以分散交谈或个别讨论方式引起民众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并形成舆论共识时，它便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和一种公共道德的力量，从而就会对政治权力、政党意志以及权力拥有者的政治决策和其他一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性影响。而公共领域就是公众以话语交流的方式开展权力监督和批判的公共性舆论场域。也即，公共领域就是舆论监督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它为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凝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意基础，使权力拥有者时时处处有所敬畏。

在当代中国，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民众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也不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设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大会报告都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多部关于鼓励公众舆论监督的规章制度、增设了一些平台。然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参与公共事务不太积极。究其原因，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私民”意识。“私民”是和“公民”相对的概念，其直接表现就是民众的“行私”意识

李朝东、王金元曾经指出，“私民社会的实质在于一个‘私字：皇帝以天意行私，……官宦以皇帝的名义行私，草民则以孤苦无奈的方式行私——自私和以行贿的方式守私或扩私”。参见李朝东、王金元《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话语表达意愿明显提高。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影响，一些民众只专注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升迁得失，而很少参与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政策讨论。这种“私民性”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民众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并最终造成了民众公共参与精神的萎缩，并形成某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性认识。正如某学者所言，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在于大部分民众仍然以个人狭隘利益为主导价值取向，本质上体现为公民意识的淡漠”[1]。因此，“私民”意识的根本特征就是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二是“顺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顺民”就是指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的人。然而，公共领域的本质却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展开理性批判和舆论监督的公共性场域。其中，公众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他们对公共事务充满怀疑和好奇。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部分民众在面对权力“干预”或“不作为”时更多采取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主要表现就是他们缺少独立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机器上一个毫不起眼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现实。其固有的处世原则使他们放弃了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权利，反而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的做人原则。而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公众与之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参与公共事务充满向往，而且对政治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没有理性怀疑，就没有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就不利于政治生态的优化。“顺民”意识体现了部分民众批判和监督精神的缺失。

三是“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对权力、官位和官员的崇拜与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权力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与之相反，参与公共领域的公众不仅不企求权力，也不崇拜权力，而且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判者。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意识，但很难消除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意识。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权力拥有者缺乏“被监督”意识。权力拥有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意接受来自公众的民主监督。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公众的授权。因此，“只唯上不唯下”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为官之道”，“被监督”意识明显不足。二是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一些民众缺乏民主参与意识，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认为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是权力拥有者的职责，甚至政治监督也是权力拥有者内部的事情，权力监督与自己无关，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局外人”。因此，“官本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是阻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因素之一。

与此相应，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的运转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力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规制，同时，国家权力也不能脱离社会力量的制约。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没有社会体系的规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2]故当代中国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优化和改善。

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仅强化了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弱化了其对权力和民众的敬畏之心。舆论监督是权力拥有者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前提。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无限制延伸，而孱弱的舆论监督则会助长权力的肆无忌惮，进而使权力拥有者无视甚至蔑视民意。当前中国，有些官员只在意自己的权力大小、职级升迁和工作待遇，而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对公众利益不闻不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了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当然，权力拥有者之所以敢于忽视公众舆论，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权力来源的问题。我们虽然讲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官员的任命却更多取决于上级的意愿。如此一来，来自于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对于权力拥有者的制约力量十分微弱，并使其失去了对民众的敬畏之心。

同时，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诱发了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制度规定了权力的边界，而公共舆论则对权力拥有者的行为起着巨大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公众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权力拥有者必然对社会民意心存敬畏，而不敢越轨使用权力；相反，当公众远离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形同虚设时，权力的违规使用、越轨使用也将在所难免。当前，公众舆论监督虽然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因此，舆论监督的缺失不仅可能诱发权力的畸形裂变和不规范运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权力拥有者的贪腐行为。

另外，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不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意见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容易滋生、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发生于2015年的厦门反PX项目事件及2012年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需要参考专家学者的论证，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征询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二

公共领域是指公众在摆脱其它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自我对公共事务观点和意见的言说平台。它既可以展示自己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支持，也可以对政治权力展开监督与批判。可以说，公共领域是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它要求公众关注政治事务，鼓励公众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性的意见或建议。因此，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领域必然成为约束政府和权力拥有者不当行为的重要力量。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就是要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消解官员特权，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政行为。事实表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仅催生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对公民权益的入侵，造成权力拥有者“权力就是特权”的错觉。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我国的政治生态大有改善，但慵政懒政、滥用职权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在当代中国，权力拥有者的特权消解一方面需要制度的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公众监督的舆论高压。现代政治是一种参与型的民主政治，向所有公众开放也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公共性空间，公共领域不仅是公众参政、议政的空间，而且是政府倾听公众意见和公民诉求的场域，更是公众监督和批判政治权力的平台。另外，它也是一个自主性的公共存在，不仅不受政治权力和资本势力的左右，而且是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地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公开表达自己对政治权力或政府决策的看法和不满。面对公共领域权力批判的本性，权力拥有者必须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故公共领域的存在必然对权力拥有者形成舆论威慑的心理高压。2010年《人民论坛》在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中发现，70%的中国官员害怕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而且官员们最担心的是其不道德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和灰色隐蔽行为被曝光[3]。因此，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舆论监督不仅可以限制官员的特权，而且可以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勤政、廉政。

第二，公共领域的存在可以加强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不仅是检验政府决策和施政是否合理的试金石，而且也是反映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的晴雨表。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决策一方面需要超越地方利益或短期利益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来自相关公众的意见和想法。公共领域则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就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独立而自由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更加公正和科学。否则，如果缺少公众的参与，政府决策可能从表面或短期看似乎

非常理性与科学，但实践中则有可能脱离公众的需求和社会实际，最终遭致反对而使其“烂尾”，而这势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启蒙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望在民主参与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如若不能满足公众民主参与的要求，来自顶层设计的决策就很难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也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正如学者王长江所言：“民主是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民主。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4]因此，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也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加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第三，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治理官场潜规则和重塑健康政治文化。作为制约政治行为的潜在心理因素，政治文化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价值的认知取向和行为选择。健康的政治文化可以营造出廉洁的从政环境，而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则必然使政治生态受制于某种政治潜规则的干扰。而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消除政治潜规则而使人们形成健康的政治文化认知。政治潜规则的治理和健康政治文化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同时也需要来自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监督的约束，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和舆论高压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施政不仅要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权力并不能垄断或打压社会舆论和公众话语表达，权力必须敬畏民意、敬畏法律；对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标准依据的不是其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而是来自公众的评判和民意以及社会贡献的多少和能力的高低。健康政治文化应该在公众的监督和评判中逐步形成，并真正消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社会认识。因此，政治生态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和政府能够主动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只要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通过制度高压和舆论高压，健康政治文化重塑和官场潜规则治理的目标就完全可以达成。

三

从根本上说，作为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交流协商的平台，公共领域输入的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输出的是公众对其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经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过滤，政府决策必然更加理性和实际，并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同时，权力拥有者也必将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减少腐败行为，并消除“懒政”“怠政”等行政不作为。因此，基于公共领域的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党内监督和制度监督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首先，应不断提升和优化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是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他们希望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争锋和“舆论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公众积极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力量通过舆论监督来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公共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由于文化传统影响和忙于经济建设，许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相对不足。故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完善公众的政治参与机制至关重要。其一，加强公众政治启蒙教育，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和监督批判意识，逐步消除依附观念；其二，拓展和创新公众政治参与渠道与形式，并在经常性的参与实践中，提高话语表达能力，积累参与经验，体验公共参与效能和提升公共参与情怀；其三，公众要树立有序参与、理性言说的政治观念。理想公共领域要求公众能够以理性的思考、文明的言说来传达自己对公共事务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怀疑或批评。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中，公众的公开批判一方面需要“吹毛求疵”，另一方面更要“依赖理性”[5]（P32）。而且，唯有“理性”的正确使用才能形成有“威力”的公共舆论。当前中国，部分民众在公共参与过程中展露了大量“虚假性”“低俗性”和“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这不仅扰乱了政治参与的秩序，更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完善和优化。

其次，政府应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主动接受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展开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评判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权力本身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5]（P92）。这种讨论不仅可能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或批判，也可能是对政府决策的纠偏或纠错。然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对此的认识会有不同——有人认为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威胁，有人认为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的机会[6]。但不管是监督还是批判，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威胁化解为机会，把挑战转变为信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务公开至关重要，也就是政府应该主动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国务院在《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要求细化和分解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增大公开力度，强化政策解读反馈和回应，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实效。政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政府决策的公开；

政务信息的公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行政审批的公开。当然，政务公开首要的是公开办事的制度，主要指行政部门公开行政事务，特别是公开其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此外，政府工作内容也应该透明化和公开化，比如政府正在筹划或准备开展的项目，并对其工作进展应通过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或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同时，政务公开应该树立便于公众知情、方便公众监督的原则，并拓宽公开的形式，丰富公开的内容，畅通社会和权力沟通与反馈的渠道；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原则，通过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和对话，不断增强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基本目的。

最后，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保障制度，使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常态化。舆论监督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离不开公众舆论监督的支持，因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更持久、更广泛，效果也更显著，是公民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完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增强监督的合力和效果。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民主是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选举过程一旦结束，其监督的功效就相对弱化。而公共领域作为话语民主的空间则为公众通过舆论监督权力提供了长效机制。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民主是一个常态化的舆论监督机制，它随时随地可以揭露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和官员的贪腐行为。另外，我们不仅需要公众的舆论监督，而且需要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当前，某些政府部门把权力凌驾于公众舆论监督之上，公众的话语表达权利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强制的现象还部分存在。而且，如果权力拥有者打压公众舆论，舆论监督就将更加艰难。例如，2013年落马的四川雅安前市委书记徐孟加就曾对网络举报者打击报复。舆论监督之所以要看权力拥有者的“脸色”行事，官员之所以敢于抵制舆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公众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虽然当前也有一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但大都是一些相对宏观的管理规定，实际操作性并不强。此外，面对公众的舆论监督、质询或网络问政，权力机关必须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而不能久拖不决或给予敷衍了事的回应。因此，在当今中国要有效发挥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作用，必须推进舆论监督保障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当然，法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本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倩倩，秦龙. 政治冷漠与积极公民重塑[J].探索与争鸣，2016（3）：50-53.

[2]刘京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J].文史哲，2005（2）：150-155.

[3]李英华. 创造条件监督政府：网络先行一步[N].检察日报，2010- 10-19（5）.

[4]王长江. 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J]. 探索与争鸣，2015（6）：52-56.

[5]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自然的回归 第7篇

一、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主要特征分析

中国的当代生态小说突破是传统文学形式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界限, 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重新的审视, 其中的主题是围绕环境保护来展开的, 但是它和单纯的环境文学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分析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 中国当代的生态小说既继承了生态小说的创作思想, 又在当代有了新的特点。从启蒙运动开始, 人们就开始提倡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 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外在的物质资源谋取利益。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逐渐变得成熟起来[1]。这些认识在生态小说的创作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生态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质疑了这种从外部环境中没有节制地获取资源的行为, 要求人类回到自然中去, 重新恢复自然界的神秘。主张人们要对自然界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其次, 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非常的活跃, 很多的作家都投入到这一主题的小说创作中。生态小说的这种自身的号召力有利于扩大生态小说的影响。通过生态小说家们的笔触, 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更加全面的自然世界, 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人和自然的发展关系。著名作家张炜的《你在高原》系类就是以一种始终贴近大地的心脏的笔触, 为我们描写了一个丰盛的自然, 其中交织着的文化传统和对现实的拷问, 是当代生态小说中的典范之作。最后生态小说在当代的盛行与生态小说批评的进步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当代小说创作中, 关于生态伦理的讨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很多的生态批评就此展开。在这个领域内的很多的讨论都能够为生态小说的创作提供很多的素材。这些丰富的材料使生态小说创作摆脱了视野上的狭隘, 而拥有了更深层面的生态关怀。

二、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自然回归的主要表现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表现出了对自然的关怀, 很多的小说在主题上都具有向自然回归的迹象,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生态小说通过对社会伦理的方式来引导人们重新建立起

生态伦理。以往的小说都是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自然的客体性地位的, 他们都只站在一种不平等的角度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但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生态小说揭露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对伦理认识上的存在缺陷, 导致他们在处理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2]。另一方面, 中国当代的生态小说始终是讲究生态主义的。它全方面地考虑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益, 希望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念。并且希望以此为基础, 将人和自然的关系放到一个新的平等处境上, 回归到自然中, 使人与自然之间能够达到和谐的发展。我们可以中国当代影响力比较深远的一部生态小说中来理解这种自然回归的重要性。一部是由郭雪波创作的《大漠狼孩》。它通过讲述狼崽在少年的家里像儿子一样被养大的一系列故事。它主要以苍莽的荒漠为舞台, 展示了大漠里面狼和人之间的传奇故事。在小说中还描写到了很大的动物, 包括狗、马、蛇、沙斑鸡、沙豹和骆驼。这些动物都是有他们的天真和性情的, 是自然之中富有野性的生命力。这种通过将人的亲情和狼的亲情的一致性放在一起的表达来重新审视人同其他生物之间的共通之前, 启示人对自身的现实处境进行反思。

2、很多的生态小说都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

姜戎创作的《狼图腾》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代表作品。这部作品的主题不是唯一的, 而是存在多义性的。它主要是很多个狼故事来营造一种新奇和神秘的氛围, 描写了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 张扬狼图腾精神。其中的生态意识不是非常明显就能感受出来的, 而是要通过书中的对草原生活的累积描写中体现出来的。在这些复杂得多向价值观中仍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作者在其中通过对草原生态的还原来弘扬了生态意识, 书中的生态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 既有生态伦理学, 也有环境伦理学[3]。也许这部作品的本意不是要宣扬这种自然生态的意识, 但是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一样, 《狼图腾》实际上做到了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 在作品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来引导人们思考关于人类社会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的失落。在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新的生态关怀, 具有很强的现实反响。

3、通过描写自然生态遭遇的变化来反映真实的生态事件

人是在自然世界中生存的。生态自然中的真实事件都成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很多当代生态小说在创作中也有对现实予以关注。它们有的是仿纪实的手法来讲诉自然生态中的动荡变化。比如《可可西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在纪实的笔调之下, 将青藏高原上发生在自然界中的关于自然资源的争夺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的故事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这种非常精细的生态描写, 有一种地理纪实的氛围。一些作品更是通过在小说中将自然生态的前后经历的变化来展现在人类文明进化中自然遭遇到的生态破坏。这种生态破坏的类型来源于生活。有的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而在美丽的滨海城市建立起了为数众多的工厂导致周围环境受到损害。有的是通过对长江或者黄河流域中的动物经历的自然变化来反映这些文明流域中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给人类极大的物质满足, 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危害很大的生态事件[4]。作家在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时, 常常希望在小说中重新描写这种生态变化来呼吁人们进行反思, 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

4、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在回归自然的描写中有很深的审美意蕴

如果我们单单把目光放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去观察周围的环境, 一定会大失所望的。在我们的环境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危机, 包括大气污染、臭氧空洞、土地沙漠化和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危机感和不安。但是生态小说家在提醒人们注意现实的残忍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社会中的美的塑造。在回归自然的主题中, 很多的作品表现出了很深的审美意蕴。比如张炜的《鱼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由鱼幻化而成的小姑娘的形象。在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美所在。小说在笔触下揭露初人类对大海的破坏的同时, 呈现出了人鱼姑娘身上的深邃的审美意蕴。通过这种美的营造能够让人们在充满危机的现实中怀着一种美的向往来致力改变目前的状态。

三、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自然回归的评价

实际上, 生态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兴起和其突出表现了对自然回归的主题是分不开的。这是经历了现代文明之后的人类, 在回头观看他们走过的世界时, 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社会时感到的困惑和惊慌。很多的作家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 在面对这个环境之下, 很多人选择在小说作品中通过以一种想象和纪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这个生态事件, 引起人们对生态世界进行关注。当人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去认识这个自然生态的变化时, 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生态回归感。这也是生态小说的创作能够重新审视人类的道德伦理, 又不失去其价值的成功之处。中国当代的生态小说在形象塑造方面也逐渐摆脱了以人为中心主观感受, 而是通过更加客观的自然描述来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共同体[5]。在这种创作思路之下, 很多的作品实际上是完成了一种从过去的把动物置于附属地位的转变, 将动物和人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让生态小说更具有生命力。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了全球变暖、温室效应和植被破坏带来的种种伤害之后, 迫切地想去改变这种现实,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的往往陷入一种迷茫状态。而中国生态小说中表现出对自然极大的关注, 能够让忧心忡忡的现代人感受到一种新的自然关怀, 能够让生态的意识变得明朗起来。自然回归的主题之下, 能够让人们重新考虑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建立起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

摘要：生态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 它主要关注的是自然生态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当代生态小说突破是传统文学形式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界限, 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重新的审视, 其中的主题是围绕环境保护来展开的。中国当代小说在主题上都具有向自然回归的迹象, 很多的作家希望借助生态小说来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关注, 克服现代文明中出现的生态危机, 建立起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

关键词：生态小说,自然,文学,生态意识

参考文献

[1]、赵树勤、龙其林, 当代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趋势[J], 文艺学, 2008.03

[2]、马兵, 自然的返魅之后—论新世纪生态写作的问题[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06

[3]、雷鸣,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几个问题的省思[J], 北方文丛.2008.04

[3]、温越, 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论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03

[4]、吴怀仁, 皈依与升华:人类的诗意栖居论当代生态小说的回归想象[J], 江淮文丛, 2011.05

书法研究与当代文化生态 第8篇

其实,从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以来,已经有很多人在提倡,我们国家有美术学院,还应该有书法学院;有中国美术馆,还应该有中国书法馆;有了美术系、国画系,还应该有书法系,但很难真正落实。书法、美术这两个学科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层面就不是对等的,它们是子级的关系,即书法一直被当做美术学的分支。所以,书法领域内专业工作者对于书法的定位和位置的判断,常常和国家的管理层、教育层,以及其他非专业书法人士的判断之间有鲜明的落差。

一直以来,圈内人士对书法的定位是非常高的,人们经常引用熊秉明的那句话,把书法描述成“中华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人们也经常说,书法与国民文化素养息息相关,书法是国学复兴重要的方面。但问题在于,非书法专业的人可能并不这么理解。在他们看来,书法界的说法有一种过分抬高自己所从事专业的倾向。的确,从事任何一个专业的人,都容易把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说得特别重要,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比如从事美学的人会觉得美育非常重要,蔡元培就曾提出来“以美育代宗教”。除了“美育救国”,其实当时从事农业的人还说过“农业救国”;从事化学的人则说“化学救国”,等等。2011年,教育部曾下文提出书法要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于是就有搞京剧的人提出来:“书法是国粹,是必修课,那么京剧也是国粹,也应该是必修课。”这些心态都很有相似之处。然而事实却是:这些学科往往并不像从业者所想象的那样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这构成我们今天谈论书法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那么,书法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科?或者说,书法究竟是什么?以往,之所以没有把书法列入学科目录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制定学科目录、制定学术规范的人心目中,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交叉的学科。书法界并不否认,书法是一门综合学科,一个接受书法专业高等教育的人,很可能什么都需要学一点:文学就不用说了,史学、美学、考古学,最近一段时间书法与当代文化的研究特别多,于是,社会学也就成了书法学一种必要的学科资源。然而,书法的本体也正因为这种交叉学科的缘故显得不太清楚。

不妨可以这样追问: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一套核心的知识体系,一套自己的术语,可书法专业的基础学术训练,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十分明确。做书法理论、书法史研究的人,会强调书法学有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所说的书法学的研究方法,或者书法的学术训练的途径,可能还是从其他学科借鉴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史学。现在看来,书法硕士、博士的培养层面上,基本上看不到书法专业自身的研究方法,只是借鉴自一些人文学科,比如历史学。很多书法史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实际上用的是史学的方法,特别是史料学的方法。这样单一学术训练的后果,是研究者只能发现“领域”,而不会提出“问题”。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书法研究生查了越来越多的史料,越往下研究领域越细,以至于找不到什么前人没有做过的新题目。因此,几乎每年研究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笔者都能发现这样的问题:一流的书法家都被人们写过了,二流的书法家也有很多人研究了,很多研究生就去做某个三流的、不太出名的书法家“生平+创作分期”式的研究。

书法学科的文化困境就在于此:它有自己的对象和领域,却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知识和研究方法。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一方面我们大家都把书法这个学科、书法的本体看得特别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书法学始终没有机会和其他学科进行平等对话。我们虽然可以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但这属于学习,是下级学科对上级学科的一种模仿,至于书法对其他学科的贡献和影响,至少目前来看是不明确的。书法热至少热了三十年,书法学的硕士博士培养也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学科对于书法研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书法对于其他学科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

当然,这也这不仅是书法的问题,可以说整个艺术学学科都存在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整个西方的、世界的美术学科也存在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都在说我们的学科多么重要,另一方面比起别的学科来,我们所从事的领域又始终只是一个下级的学科。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最伟大的美术史家就是贡布里希,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贡布里希有一个很好的哲学家朋友卡尔波普尔,他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科学哲学家。贡布里希和波普尔经常在一起交谈,但是后来看这两人的学术发展,他们交往越深、发展越久,贡布里希对于波普尔的模仿就越多。贡布里希用的“图式修正理论”是他美术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但这其实就是波普尔“证伪”的研究方法,只不过被移植到了对于美术问题的解释上。波普尔做哲学的方法和黑格尔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贡布里希也随伙批判黑格尔。可以说,没有波普尔就没有贡布里希,但反过来,贡布里希对波普尔则没有什么影响。贡布里希的自传中相当的一部分在谈波普尔对自己的影响,而波普尔的自传里对于贡布里希则避而不谈。

时至今日,书法在中国仍然是具备最广泛意义上的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图为傍晚时分,哈尔滨市中央大街的抗洪广场上,普通市民以清水在地面书写《兰亭序》,成为仲夏夜北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把书法、美术看作一个很重要的学科的同时,这个学科整体上还无法与其他学科形成平等的对话。我们可以把这种对话看做一种理想,也可以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书法)史”或者“作为当代学术的美术(书法)学”,但就目前学科的整体水准而言,我们恐怕还缺乏足够的学术准备。因此,当我们将对于书法的讨论放置在这样一种学科生态或曰学术语境里面来,可能就会显得平实一些。这有些类似于现象学的方法:回到事实本身。

那么,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当今书法研究不应该停留在盲目抬高书法位置的呼吁上,也不是简单地将书法问题大而化之成为一般的文化问题。具体到书法研究领域中来,我们注意到书法理论研究领域中有两种学者,一种学者愿意建立体系,他们编写教材,比如书法学、书法美学、书法社会学、书法文化学,能开辟出很多学科领域;还有另外一类学者,不是建立体系,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是支离破碎的,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对于书法的很多方面都并没有涉及,但他们就是集中精力在解决一个个小问题。解决了这些小问题以后,可能一些大的问题就会得到推进。

这两种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从个人的兴趣来说,笔者更加欣赏后一类的学者。前一类研究以“领域”为中心,其论文题目往往是“研究”。这种研究看似全面、无所不包,但是在学术方法上是比较陈旧的,下工夫搜罗资料即可应对,并不需要太高的理论思维。20世纪西方哲学里面很少有人热衷于建立体系,西方古典哲学到了黑格尔之后几乎就不再建立体系,不再写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学术著作,反而转向研究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而后一类研究便正是以“问题”为中心,往往从题目中便可以见出作者鲜明的理论意识和独特的视角,并回归一些具体的现象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跑马圈地”划定领域,而是从书法现象、书法史现象中发现关联、提出问题,从问题意识入手进行学术建设。

就个人而言,在近年来的书法学术研究中,笔者专注于“20世纪中国书法研究中的科学话语”,以此延伸到整个20世纪中国书法研究的科学化进程。笔者的观点是,20世纪以来的书法生态,包括书法研究的生态,和此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断裂,可以说遇到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今天把书法作为一个专业放到国画系,或者设立独立的书法系,对它进行“分科学习”的现代教学方式,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说到底,书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一个受到西方特别是科学思想影响的过程。整个20世纪前期的书法研究,无处不体现出这种科学思维的方式。笔者的研究设想是,倘若我们把20世纪以来的书法研究者,或者说写书法、做书法的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种种误读和接受的历史梳理清楚,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恐怕就不仅仅是20世纪书法史,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史,甚至整个20世纪思想脉络中某些被忽视的侧面。

“原生态美术”与当代文化环境 第9篇

“原生态美术”一词近些年在国内文艺界、美术界快速升温,这既反映了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矛盾关系不断加深,也与“原生态美术”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尴尬境遇相关。文化环境可定义为存在于人类主体周围,为主体所创造又影响主体活动和发展的各种精神文化的总和。“原生态美术”从属于文化环境,但有鲜明的特殊性。首先,“原生态美术”大多植根于传统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结晶,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许多“原生态美术”所依赖的传统文化环境或残缺不全,或面目全非,或正遭受商业文化的冲击,从而使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而显得孤立无援。其次,“原生态美术”固然有其宝贵的物质文化属性,也保留下来大量珍贵的属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但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传统文化日益流失的当代,“原生态美术”在保持传统文化精神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物质属性,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讲,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而不是被忽视。再次,“原生态美术”是活跃的文化有机体,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某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各种“原生态美术”类型均面临着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和文化传承困难的问题。综上所述,“原生态美术”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几项突出问题成为一道艰巨的社会命题,如何解答,谁来解答,仍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国“原生态美术”类型大多属于民间美术,如传统木板水印画、各地风俗年画、民间皮影艺术、民间剪纸艺术、泥塑及少数民族的服饰艺术等等,它们从传统中来,是植根于民间文化且能够自给自足不断发展的“文化有机体”。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物质媒介,但其核心部分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是“非物质的”,应当与“精神文化”同义。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指那些具有不能用典籍记载、又不能单纯依靠物质载体来呈现其文化内涵的文化品种。这些品种具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用物质载体再现出来的不是它们的最核心的内涵,它们的核心内涵是“非物质”的,需要依赖个体的人(即载体)的理解及表现,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心领神会,言传身教才能得以继承和发展。“原生态美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自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

凡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的“原生态美术”品种都是“活”的,即这些文化品种仍然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被视为是唯一的,同时也决定了它在当代的文化弱势、易于萎缩甚至流失的处境。美术与文化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或者说美术就是文化环境的特定反映。从“原生态美术”的角度讲,之所以称一些民间美术品种为“原生态美术”,是因为它们本身是一种文化载体,特别是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历史文化环境类型的特定模型。然而,在当前的现代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已经远离公众的视野,它们借以物化为外在表现的“原生态美术”类型也受到现代文化环境的挤压,显得孤立而无助。现在社会似乎已经越来越注重传统的存在,对于传统的节日、风俗习惯,甚至服饰衣着都有一种寻找回归的感觉,但是表面热闹的同时却掩盖不了内涵的空洞,甚至恰恰反映出“原生态美术”中包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缺失。原因应该是多层次的。现阶段各种形式的物质利益是大部分人追逐的焦点,精神审美也难以控制地随波逐流,文化需求呈现出过于商业化、大众化的特征,自主意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被掩盖,社会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土壤的缺失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这使得源于传统文化、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态美术”类型在现代文化环境中的生存显得困难重重。

“原生态美术”由于其特定的“文化精神”内涵,其文化遗产的“无形”特质,加之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适应性,保护难度很大。因为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1)高度的个性化。它们是创造者个人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丰富完善,形成特色和流派,因此载体是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任何一种其他物质。(2)传承的经验性。它的传承和积累是经验性的,因此不可能是大规模的。一旦进入普及,那部分非物质的精华就会有所失落甚至大量流失。(3)浓缩的民族性。“原生态美术”具有非物质内涵的文化遗产,保留了最浓缩的民族特色,可以说,他们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虽然可以传世,但完全的跨民族移植是难以做到的。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原生态美术”的价值:不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它都有无可取代的唯一性。同时也决定了它在当代弱势、易于萎缩甚至流失的处境。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的不可分离性,只有本民族才具有保护和使其存在下去的的文化环境,而这种环境正濒临险境。正因如此,“原生态美术”才显露出特殊的生存危机。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10篇

1 文化生态学理论阐释

自从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景观生态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与深入发展,但是由于受各自的学术视野局限,其操作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体系与理论要义有较大差别,系统性差、兼容性弱。美国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在其《文化变迁理论》专著中完整阐述了“文化一生态适应理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要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2]。随着文化研究向多学科的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意识增强,社会学家重新审视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基础,运用不同类型的“历史文明、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以及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实例”[3]说明了文化生态系统客观存在。有关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失衡并非相关民族文化正常运作结果,而是族际关系失衡或相关文化转型而诱发的灾变”[4]。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统一的过程,从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中就可能找到认识文化本质的途径。回眸文化生态的历史路程,展望人类未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今后人类社会必将进入生态文明社会,其对应的新文化就是生态文化。

2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武术的迷失

武术在中国文化生态这片沃土中产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以专制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不断发展壮大,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学艺术、医学理论、宗教礼仪等民族文化的精华,展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社会心态、哲学智慧、思维方式。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更多的是武术发展的问题,其更深层是关于武术文化层面的思索与反思。对武术研究,首先应该了解其本质和结构,分析其内在特征。

2.1“文化生态”视角下的武术本质的迷失

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的诞生可谓源远流长,在武术不断发展壮大的,武术在众多武术家及武术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下得到日渐成熟和完善,但是武术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下,却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因此,只有更好的利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进行审视武术本质,才能够在“文化生态”视阈下更好的推动武术的发展。然而“文化生态”视阈下武术本质到底是什么?众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中国武术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不断走向复杂的过程,一个从‘技击’走向‘文化’的过程”;[5]或“技击是武术的灵魂,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武术将变成‘舞术’从而名存实亡。”[6]在“文化生态”视阈下对武术本质的探讨: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本质”一词的解释:是指事物具有根基或根源性的,是事物“本来的”、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具有深刻性、一贯性;其次,要明确的是“武术的本质特征是维系武术生命的灵魂,是武术区别于其他运动项目的关键所在。”

武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战乱年代远离人们生活时,武术的技击属性所体现出的武术的技击性也随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断在武术艺术属性与体育属性中找到了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现。“技击”作为武术属性中一个有起源、有特色的专有名词。最早见于《荀子·议兵篇》中的“齐人隆技击”和《汉书·刑法志》中的“齐愍以技击强”。技击最初表示的意思是士兵杀敌、御敌的技术;清朝王先谦在《尚子集解·杨注》中载道:“技,材力也。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

从哲学观点看新事物产生意味着旧事物的灭亡,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新事物的产生只能代表一部分旧事物的灭亡。武术内容中新旧事物的更替过程中,没有发生这种质变,虽然以技击为主要功能的那一部分武术与已经不再是武术的主要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以健身、表演性为主的武术,武术套路是从技击中异化出来的,但套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在传统的特色下,武术套路展示着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但这些形式并不都是用技击来解释。但它又是一种方式独特的表现性技击。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虽然武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生了种种变化,武术动作之中依然具有技击含义,只是‘技击’失去了主导,不再是武术唯一的属性罢了。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演进之后的一些武术套路虽然发生了质变,但是,作为武术原来的、本来的、固有的性质的本质,仍然是技击。

2.2 文化生态视角下武术传统文化的迷失

从狩猎采集社会、农耕驯养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文化生态”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生态视域下武术文化亦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有了历史性的转变。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化全球化传播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外来文化思想渗入我国,使得我国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文化生态”下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也面临着传统和现代的冲击。“武术已经站在了‘古今中外’的峰巅浪尖之上。所谓的‘古今’就需要解决‘继承与创新’,所谓‘中外’就要思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7]正如王岗教授所说:“今天的武术存在着实是传统的成分越来越少,越来越缺少民族文化的厚重根据,相反的是外来文化的因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占据‘武术文化’的核心地位,武术传统的当地流失已经成为事实。”[8]当前“文化生态”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危机中所做出的积极反应,是传统文化“自我保护、自我创新”的内在诉求。武术要在“文化生态”视域下蓬勃发展,促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深刻反思——武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夹缝中求生的发展前景。

武术形成发展至今,伴随着“文化生态”的不断演进,武术文化亦随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武术文化层中所包涵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物态文化层包括技术动作、器械、服装、场地、拳谱书籍等;制度、行为文化层包括传承方式、礼仪规范、武德规范、以及习武者的意志品质;心态文化层包括习武者自我文化修养、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下笔者将从物态文化层,制度、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三方面的内容分析“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武术文化迷失。

2.2.1 文化生态视角下武术物态文化层的迷失

武术技术动作萌芽于原始时期人类的生存需要,通过军事战争,不断实践与发展成熟。习练者充分发挥人体潜能、合理有效地完成动作,表现出中国武术独特的运动形式和东方文化色彩,形成军事技术和民间技术两类。民间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为拳种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武术文化伴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生态”经历了不断的变革,逐步形成了现在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两大体系。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即相对独立,又并行发展;走出了一条科学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

武术器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经历了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其种类与形制多种多样,大部分来自战争和日常生活并且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不断发展。武术器械的近现代发展已完全从战场上分离出来,尤其是近一百年来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每一次生产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其外形产生了变革,而且各器械的使用方法和用途也产生随之产生了变革——如今的武术器械纤细柔软、装饰华丽,尽管也会伴随着练习者的挥舞发出哗啦啦的铿锵之声,但是,只能在体育竞技场上,在民间健身场所可以一见;而原汁原味的古老武术器械,只能在历史博物馆中寻找。

2.2.2 文化生态视角下武术制度、行为文化层的迷失

武术礼仪是习武者在习武生活和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并通过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指导、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总和。武术礼仪反映习武者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以及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

传统武术要求习武者“未曾学艺先习德,未曾习武先习礼”,习武者自觉和个人修养,追求“内省”的习武观念。把礼具体到礼仪(拜师学艺的所固有伦常仪式,对继承人得礼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礼节(同门或不同门派间切磋技艺、长幼相见的行礼形态和姿势。目前,武术较常用的礼节有抱拳礼、合十礼、握手礼、注目礼、点首礼、鞠躬礼等);礼貌和礼让(习武者的修养和涵养,即要虚心求教、助人为乐、扶危济贫等)。重视“以理服人”、“不以人为先”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传统武术的礼仪规范在现代社会存在着礼仪缺失的现象:一是习武者受到来自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使其认同这众多不良的行为,并发生认同效果——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过激做法。二是现代武术的教育强调习武者技能的传习和体质的增强,对礼仪文化教育很少贯穿于这个过程中,因此习武者不能形成以礼为尊的行为习惯。“对一个习武者而言,礼仪是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表现为礼节、礼貌、仪表、服饰等,它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9]

2.2.3 文化生态视角下武术心态文化层的迷失

旷文楠先生在《泛和谐价值观与中华武术》中从和谐的观念探讨了武术的价值观,有个体和谐——形神并练的功法观,天人和谐——物我统一的养练观,人际和谐——仁爱主义的人伦观,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渗透于整个中华武术文化体系之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反映在习武者的目标不仅是达到技艺的最高端,还是对习武者身心的全面塑造,是习武者价值观的体现。文以彰显,武以德显。武术的真谛在于德。武德内容受封建社会的儒释道等各家的影响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束缚,存在着诸多保守落后的思想如“忠君”、“门户之见”、“祖规、祖训”、“唯我独尊”、“江湖侠义”等。在现代社会的武德内容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摈弃封建腐朽的内容,使之与现代法制社会的道德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为传播武术文化,发扬武术精神做出自己一份贡献。武德中爱国思想,见义勇为、舍己助人,诚实守信,和睦友爱,不怕吃苦、持之以恒和自强不息等内容在现代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3 文化生态视角下武术之构架

武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构成该系统的各要素间的合理、协调、有序的结合并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特定功能。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视域下武术格局的失衡,影响武术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武术生态系统格局的失衡影响武术主导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武术主导价值观念及审美情趣的弘扬;同时影响武术生态系统内部凝聚力,影响武术生态系统对习武者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武术各种文化生态景观是依附于语言和其他文化载体的“身体动态符号系统”[10]形成一种武术生态环境,对习武者产生同化作用,使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审美情趣及价值观,为其认识、分析、处理问题提供一定的价值取向,进而维系武术生态系统的生生不息。

3.1 对竞技武术文化主导地位的坚持和巩固

竞技武术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中批判吸收和继承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标准和准则,并决定着整个武术生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间状态,在武术生态构建中培养武术发展方向的主要文化资源,引领着武术生态系统的不断丰富和拓展,决定着武术当代精神的时代内涵与特征。

首先,坚持和巩固竞技武术主导地位,其根本在于确立和维护武术核心价值体系。武术是在中国文化生态这片沃土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学艺术、医学理论、宗教礼仪等民族文化的精华,展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社会心态、哲学智慧、思维方式。”[11]武术价值观念是由诸多价值共同构成的价值体系,其中既有居于主导地位的、起支配作用的核心价值,也有居于边缘地位、起从属地位的外围价值。武术生态系统中核心价值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动排列的。其中某种价值排序位置的确定和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12]其次,坚持和巩固竞技武术的主导地位,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要认真贯彻竞技武术武术为武术生态景观的多样性服务,为武术大发展、大繁荣服务,同时要加强竞技武术合理性建设一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为我所用”。

3.2 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同和繁荣

传统武术目前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在一定层面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下武术生态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武术的国际传播应有高度的文化自信,由此传统武术的未来发展才会充满希望和生机只有自己掌握文化创造的主动权,才能使传统武术的发展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传统武术文化只有在与大众武术文化平等对话达到对其文化启蒙,争取被更多的人认同,从而促使传统武术在地域、时代及价值层面的全方位拓宽和发展。当然,竞技武术也需要大众武术提供必要的思想刺激和市场运用。通过适度的整合,使武术生态景观在功能上不排斥、不抵触,而是彼此互补、兼容。传统武术习练者应当通过对其进行积极介入,主动承担传承武术价值体系理想、建设人文武术生态景观的历史重任。

3.3 对大众武术文化的引导和规范

受竞技武术文化生态、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以及社会科学化水平的制约,当代大众武术文化生态景观建设过程中不仅其表现形式、运作方式诸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还表现在大众武术文化生态景观在自发运行中会伴随着宣扬封建迷信、凡人类文明和提倡伪科学的文化垃圾出现。这就为大众武术文化生态景观建设提出以下要求: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11篇

关键词：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和谐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21

一、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超越和发展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注意到必须要熟悉和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他更多地强调人类自然科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黑格尔的“辩证统一”和“对象化活动”的思想，费尔巴哈的“人来源于自然”的思想，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说成是精神创造的唯心主义弊端，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直观性，用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从历史、现实和理想的角度论证了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这种实践的人本主义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克服了黑格尔自然观的思辨性的缺陷，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联系起来。

尽管黑格尔的自然观所阐述的异化及其扬弃只是在思想范围内，但是，他的关于自在和自为，意识和自我意识，客体和主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思想实际上具有理论的意义，关于财富、国家权力等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形式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精神现象学》的秘密的揭示，肯定了黑格尔自然观的价值，“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然而，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显然，马克思考察的自然不是黑格尔式的与人无关的仅作为思维对象的自然，而是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先决要素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就是无”，“人只有提供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总之，马克思研究的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他所解释的人与自然关系也是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此，马克思在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的同时保留其丰富的内容，在摒弃其唯心主义外壳的同时保留其合理的内核，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他开创了以“人类的生产劳动和实践”为第一研究视角的自然观。

其次，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批判了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机械性和直观性，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加以革命性改造，发展成为一个客观的、现实的、社会的概念。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近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但他仍然是个自然唯物主义者。他肯定人从自然中来，这在说明世界的物质本原时是完全正确的。但费尔巴哈却将同样的观点运用于人类产生以后的人类生活世界，认为自然事物的存在如果加上人的因素便会失去自身的本质。这就使他从逻辑上不仅否定了人对世界改造的意义，也使他无法正确地说明现实世界，在现实面前反而陷入了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无法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认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在这个问题上，费尔巴哈仅仅坚持人来源于自然，但撇开人的实践活动而单纯谈论客观世界，并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这样的唯物主义最终将滑向唯心主义。其实，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无处不倾注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与解读。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成经过长期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纯的机械运动到有机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进化，才发展出能思维，从事创造活动的人，这是自然界自身的有机演变，最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存。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实现的，这可以从马克思对“自然界”的解读去理解。马克思不单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出发，而是从“实践一工业”的例证出发去寻求答案。“在人类历史一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从此视角出发进一步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中的“自然界”发展成为一个客观的、现实的、社会的概念，他肯定了通过工业所形成的自然界是属人的自然界，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在这种属人的对象世界中，真实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对象的客观性的统一。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在其人化自然观中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基本点是：其一，人“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二，人和自然是有机联系的，“尽管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但这些仅仅意味着自然界是和它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三，强调了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的上述的三个基本点表明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相应的具体维度。因此，对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的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就应当涉及到马克思的每一个思考维度，并因此而涵盖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的每一种具体涵义，从而，就能够全面系统地揭示出马克思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观点的内容实质。

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辩证统一关系，奠定了人类社会新型和谐生态文明观的基础

首先，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的出发点从“人的

发展”的领域去考察，包含着深刻的和谐生态文明的思想。

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的发展”是人类全部生产活动和全部发展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人的发展”是人类全部生产活动和全部发展的核心和归宿。“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这里，马克思论证了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又是同步的不可分离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找准人的发展的定位，才是“人的发展”的现实而具体的方向和目标。

在说明“人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不仅把人作为人化自然的主体来把握，指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质”，“人的自然主义”，“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把自然作为人化的客体来把握，指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包含着深刻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文明的思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这种“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共产主义中的统一，其实是告诉我们，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通往理想社会的路途上，人与自然、社会必须努力形成两种和谐的关系：主体间的存在体验关系，“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实践认知关系，进而建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符合生态正义的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

其次，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着重从“社会的发展”的系统去考察，揭示了建立和谐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一方面这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生态主义的维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产危机，促使马克思的研究更注重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系统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价值和生态文明的缺失。

在社会的发展系统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逻辑关系，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一是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世界不同国家的自然神话所表达的对自然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当时人类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他举例说，“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马克思在此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条深邃的哲理：人们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自然观的迥异，越是生活在原始的、封闭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越容易产生狭隘的自然崇拜，即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只是从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对自然价值的了解当然也是肤浅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魔力才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二是马克思指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时，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才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归结出人与自然的实际关系形式的变化法则是：人为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的对抗——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在这个变化法则中，始终贯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交叉重叠。三是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出发点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只有合理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有效地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才能以最佳的组织形式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实践，才能使人和自然长期稳定地协调发展。这样，马克思就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人的现实关系的规律中寻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好解决办法。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充分揭示了在社会发展的系统中，只有它们之间的和谐发展才能体现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也只有建立和谐有序的生态文明才能使整个社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

再次，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高度去考察，论证了和谐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曾经经历了古典的朴素的生态文明，现代的理性的工业文明，现在有历史趋势表明很可能发展为以科学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高级的生态文明。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上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形态，其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然的依附为基础的人的依附的社会”，其基本的社会文化价值是和谐，以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和谐，属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在社会关系上注重经济人理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技术理性，在与自己的关系上强调抽象理性和经验理性，属于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传统的观点强调在社会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的根本超越，但在文明形态上通常被看作是与资本主义同属于“工业文明的形态”，乃至被看作为独特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在揭露工具目的理性的实质中感慨，在“官僚制铁笼”中，“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肝，如此浅薄的人类自负地登上人类文明顶峰”，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批判了科技理性专制下西方社会的“单面人”现象。20世纪后期，哈贝马斯则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具一目的理性的政治经济体系过度膨胀对“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合理性危机”。20世纪中后期，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及其精神实质“工具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知识界形成了否定“现代性”及其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的思潮，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论述社会主义是最有利于保护生态的社会形态，并重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内涵。现实表明，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已经呼

唤着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这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这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透视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转型，笔者认为这一崭新的文明形态，从其根本内核来看应该是以生态哲学包括其世界观为轴心的“和谐生态文明”。目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无论是从我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角度，还是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无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本质内涵和历史定位应是根本超越工业文明，根本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和谐生态文明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高级的和谐生态文明社会。

三、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对当代中国和谐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经过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科学认识，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又会影响到自然的状态、结构、功能及其演化。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关系，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中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生态文明既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又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既将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又不能把人类自身当作大自然的主宰，任意用人的需要来牺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公正理性地看，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不仅应该考虑人际关系的道德问题，而且要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不仅要考虑有利于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要考虑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其他物种的繁荣；不仅要立足当代的需要，还要考虑代际的公平。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挑战，更加需要倡导和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和谐生态文明，从根本上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等新名词频频闪现。其中，把“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和决心。胡锦涛同志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生态文明，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理念上要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模式。

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生态文明之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今后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必须“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要求，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是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神圣家族[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97.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6(1).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生态 第12篇

作为一种“主义”, 它在理论上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统领作用不言而喻。百余年来,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 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虽然在明枪暗箭中“伤痕累累”, 但至今仍然高高飘扬。

然而, 不同传媒体制对新闻专业主义基本内涵的理解是不相同的, 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改革和传媒业遭遇的诸多困境, 使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主张及重构显得尤为重要。

1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理解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 不带个人偏见, 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 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2) 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 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 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 失去了真实, 客观便无从谈起, 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3) 独立性。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 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 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 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4) 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 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 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 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新闻理念, 是新闻从业者在采写新闻报道、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向受众呈现出最贴近新闻事实的职业要求。该理念涉及到媒体社会角色, 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 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 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1]在坚持媒体及从业者独立自由的前提下要求其对新闻事件做客观公正的报道, 服务公众利益, 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中说:“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指, 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 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 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2]

在新闻实践操作层面上, 新闻专业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伴随着理念与实践的分裂这一深层矛盾。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具有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新闻专业主义赋予新闻自由过于宽泛的界定, 尤其是对其绝对性和相对性、合理空间和必要界限、主体道德自律和外界必要制约等几组对立的命题都尚未有完善的理论加以科学界定。[3]因为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绝对的客观、中立报道, 而现实操作层面只能实现相对的客观, 新闻从业者在力求客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甚至是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形成的固有的框架设置, 这都是影响客观报道的因素。无论是在政党控制下的报业还是适应商品社会产生的报业,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限制, 新闻媒体不可能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自由独立。

2 当今中国传媒生态分析、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中国新闻业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学者用“三次跨越”来形容: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重新认定媒体的功能;重新认定新闻媒体的性质。特别是1992年以后对新闻媒体“既属于上层建筑, 又属于信息产业的一部分”的双重属性的认定, 更是给足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动力。

但是, 如果认真审视当今中国新闻业运营、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种种表现,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新闻传统的影子: (1) 政论传统的继续:相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现实中再没有那么多的国仇家恨, 也无需为民族将亡而忧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太平时代矛盾的消亡, 也不意味着政论 (评论) 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反而, 在经济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道路中, 更需要评论保持其战斗性。更何况, 评论依然是媒体引导舆论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也是许多新闻实务学者将评论比为媒体旗舰的原因所在。评论的位置依然显赫。 (2) 大众媒介仍是舆论工具:不可否认, 在双重属性认定以后, 各个媒体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和西方便士报起步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也仅仅是相似而已, 中国媒体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理论基础双重属性有着这样的完整表述:“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 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介。”有学者用“稳住一头, 放开一头”来概括这样的思路。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众媒介仍是舆论工具的属性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新闻改革的话语场域集合了三个不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喉舌媒体”的传统, 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由不同的定位概念予以表达, 它们之间相互渗透, 形成了话语场域的多元和不稳定。

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历史场景面临三个相互推拉的力量: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身的压力。

从实践层面观察, 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艾滋女”事件中, 一些媒体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不去核实、求证, 更没有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自愿充当了造谣诽谤者的“扩音器”, 将本来微小的声音做了超强功率的放大, 使几篇造谣诽谤的博客, 演变成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件。

对于传媒而言, 这一事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公众希望媒体具有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 不能为吸引受众眼球就制造、纵容假新闻, 应去除浮躁的心态和哗众取宠的作风。

其实, 不只是“艾滋女”事件, 就是在举世震惊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 也因为有些媒体不加核实、放大网络谣言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在重庆审理众多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案件中, 众多媒体把报道的重点放在“女老大”谢才萍的私生活上。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落马之后, 有媒体热炒他是“五毒书记”, 并渲染他与108个情妇如何如何, 内容近似黄色小说。而在张二江出庭受审的时候, 一些报道说“张二江厚颜无耻地说”、“张二江百般抵赖”。我们知道, 一个人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 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庭审报道中, 关键是报道控辩双方的事实、观点、依据, 而不能用肆意侮辱的笔调, 去蔑视被告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基本公民权利。

如今,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社会思潮能够更加直接、快速、深刻地影响到新闻生产的过程, 其中以互联网为平台积聚而成的民粹主义情绪是目前影响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思潮之一。邓玉娇事件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汹涌的网络舆论不但裹挟了传统媒体的报道, 而且严重干预了司法机关的审判。一般而言, 网络舆论对记者的影响表现为两种方式: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 其新闻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 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但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尝试时, 会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就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 更加注重立场, 而非事实。

3 新闻专业主义建构

作为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实践基础上的新闻专业主义, 不仅仅是指从事新闻工作所必需的特定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 它还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 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 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 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产生, 有其特定的语境和历史条件, 包括市场经济的环境, 自由的政体, 服务的专业化, 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传媒。但是, 如果要将作为舶来品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付诸中国新闻实践, 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转换。

中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改革, 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逐渐得到业内普遍共识, 但它最直接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传媒如何应对服务公众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业界学者在理论方面推崇新闻专业主义的主张, 并且试图通过实践获得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但是现实中面临诸多实际困难: (1) 在中国“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的口号曾经激励许多媒介从业者, 使他们能够以“包青天”的形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 得到广泛的信赖与赞扬。不过, 这些口号和理想在媒介市场化运作中很快被收视率、阅读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广告收入销蚀, 大众传播媒介被当作生产“文化商品”的工厂, 追求经济利益的现实好处使媒介从业者无力顾及新闻专业理念, 转而享受媒介在市场上的独家经营权带来的利益。 (2) 由于中国媒介的政治身份、市场身份、社会公器的多重身份, 使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即使有专业的理想, 也难以在新闻实践中坚持其专业理念。政治身份强调媒介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导向, 这种强调常常与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原则相冲突, 揭露性、批评性报道经常受到来自主管部门的控制。在左右为难时权衡利弊, 有些人选择经济实惠做法, 放弃专业理念。 (3) 在市场运作模式中, 媒介资源转换成媒介集团的资源, 而媒介的国有性质又使得媒介在市场上成为垄断行业。媒介的管理者强调广告收入, 忽视了社会责任。中国新闻事业从国家事业、党的事业转向市场经营, 虽然给新闻事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较宽松的政治空间, 但是, 市场的利益原则弱化了党报、国家机关报的性质的同时, 也弱化了新闻的职业性质。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形态塑造了媒体的行动逻辑。中国产业化改革所形成的媒介体制导致媒体在受到国家监管的同时, 为了追逐最大化的商业利润而不得不依附于商业的逻辑, 由此而受到作为广告商的商业组织的控制。此外, 商业利润还与发行量、收视率有关, 媒体必须争取最大化的受众资源, 种种权力关系塑造了媒体的传播格局, 即受到政治、商业、公众群体、专业主义的话语等多重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媒体必须在其间进行复杂的权衡, 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这种利益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 还有身份认同和自我想象的。鉴于此, 媒体会根据具体社会情境进行权宜、妥协和变通, 同时策略性地驾驭政治机会、巧妙运用“问题化”技术和话语策略, 对外部控制进行突破或局部拓展, 最终将议题公开化。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成功, 得益于理性、客观地认识自身所处的媒介现实, 从借鉴西方同行的专业技能和制作理念出发, 在此基础上对具体业务层面之上的形而上的价值观念加以本土化改造, 从而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和影像形态,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博弈中生存下来。

政治领域对新闻界的控制体现在多方面, 即便是在提倡独立自由媒介环境的西方国家, 官方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影响媒体。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发言人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控制消息来源或者控制舆论引导。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事业单位, 企业管理”, 该体制是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而做出的调整。事业单位的性质使得政府可以统一媒体舆论导向, 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采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 是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它折射出了政治及资本对媒体的控制。资本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以媒体是社会第四权力自居的西方社会, 近几十年来, 市场导向新闻学正在盛行。市场导向新闻学是指新闻机构的市场取向, 建基于找出或者制造出一种消费者的渴求, 而新闻传媒的任务是独一无二地满足传媒消费者的需要, 新闻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商品。[4]在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各大媒体为占领市场份额, 迎合受众的需求, 新闻越来越低俗化、娱乐化、庸俗化。策划新闻事件大行其道, 越来越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宗旨。资本的渗入还体现在广告的介入, 广告是媒体尤其是报刊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无形中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越来越多的软广告见诸于媒体, 足见资本对新闻界的控制。

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媒体组织内部严格的操作流程及受众的阅读期待构成了影响新闻采写客观中立的隐形因素。新闻产品的正常生产得益于媒介组织内部严密的采写、编辑、发行流程, 媒体机构内部的等级体系划分使得新闻记者各司其职。记者不可能采写不在视线范围以内的事件, 也不会采写超越自己领域的事件, 这是媒体组织内部对新闻从业者的束缚。另外, 在争夺眼球效益的竞争中, 为应对同类媒体的竞争, 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已发生改变, 最大限度地迎合受众使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庸俗化、低俗化、虚假化, 这与新闻从业者应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背道而驰。

对于新闻人应坚持的专业主义有其产生的社会地域文化背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需结合我国不同的环境背景而加以本土化。需在考虑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前提下考虑不同媒体的定位、不同受众的需求, 而非绝对的新闻专业主义教条化。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 要求媒介及从业者对公众服务并负责, 坚持自律与他律, 但新闻领域的自律与他律和独立自由本身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客观性是指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客观化是依据人为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现实进行虚构。[5]因此, 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 客观报道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报道并非片面地强调绝对的客观, 因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反映事实的状态, 我们能追求的只能是相对的客观。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困境直接导致了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困境, 其标准不是绝对化的要求, 而是从事实践的过程中力求达到的相对的标准。新闻人应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尽最大努力还原客观事实, 做到相对的客观, 这是秉持专业主义的新闻人应具备的品质。

旅美学者潘忠党和大陆学者陆晔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 在中国的媒体生态中, 专业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而是成为一种“话语实践”。他们借用了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理论, 通过对中国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进行的社会学调查和人类学上的人种志研究, 揭示了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之中得以重构的。具体说来, 它与其他三种“话语实践”党派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经济体制一样, 被中国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根据其所处的具体语境进行挪用和重构。

两位中国学者从本土化的角度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的反思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一些学者对其所作的批判性研究殊途同归。在新闻媒体领域, 党派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各国新闻媒体的发展进程中, 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长期以来, “专业主义”一直被奉为西方新闻理念的圭臬。但是,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专业主义”的批评也日渐增加。许多学者正是通过对专业主义的对立面“党派主义”的重新思考来剖析新闻专业主义的局限性的。杰罗森对美国十九世纪党派报纸进行了研究, 指出了它们在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罗森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缺乏的恰恰是党派主义所具有的这种“参与性”的特征。由于“参与性”的缺失, 记者试图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 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在罗森看来, 这种“疏离”无论从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貌似崇高的立场最终导致的就是政治冷漠症和“软新闻”的兴盛。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集互联网、电视、手机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媒体、互动性传播对传统的媒介生态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

“公民记者”、信息流通机制新型“把关人”等新的新闻传播者为公众话语权、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机遇, 也使网络舆论暴力、新的媒体垄断成为可能。新闻专业主义坚守的原则在网络时代里面临很大的挑战。

当人人都拥有了对新闻事件的讲述和评论的权利时, 却无法避免人们在不同的讲述和评论中穿插着个人的立场和态度, 甚至是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不同叙述进行选择。传统媒体的介入也不能抹去人们的怀疑, 事情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所谓的新闻客观性似乎已荡然无存。社会学家赵鼎新对此现象做出了十分精当的分析:“中国的舆论仍受报道尺度所限, 并且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认定我们的媒体在重大新闻方面表达的是官方立场。因此, 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 如果媒体不报道, 人们就听取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 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 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在大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报道事件真相的沧海一粟。网络因此成了一些特殊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这才是当下中国公共舆论的特殊性所在。”[5]

在这个“受众为王”的时代里, 须谨防网络舆论引起的媒体审判的危害。“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诸多司法个案, 都在网络上掀起了质疑、批评、指责的舆论狂潮, 影响了媒体的客观报道, 给案件审理施加了无形的压力, 甚至影响了案件的最终处理。在受众地位和角色发生改变的网络时代里, 网民情绪化、个人化的倾向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不仅要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的干涉, 甚至也要摆脱公众的干涉。如果网民不理性的声音使得舆论形成“沉默的螺旋”, 影响媒体的独立报道, 新闻专业主义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传统媒体不应成为网络议程的机械实施者, 应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需要有超越于网络舆论、网络议程设置之外的关注视野。当部分客观性报道与网络想象、网络情绪不是趋于一致, 而是颠覆甚至粉碎网民们的想象时, 网络情绪会出现极大的反弹。在此情况下, 媒体和记者必须坚守客观、独立和平衡等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中, 媒介自律仍然是新闻专业主义得以继承和发扬的根基。内容媒体要提高自己的内容价值, 专业媒介应担负起对“公民记者”带来的信息内容进行把关的职责, 使公众在全面了解真相的前提下, 学会独立思考, 更好地实现知晓权和参与权。

只有“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新闻内容制作者和信息流通把关人都能自觉遵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互补互融, 公众的利益维护也才能得到最大化实现。

现在很多学者都十分重视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在中国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建议, 但要完整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还有很大的困难。新闻专业主义四大特点中的客观与真实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 这需要的是行业自律, 不是一系列强制措施就能使它获得保证的。而独立、自由是对国家政策和社会的要求, 而在整个大环境下, 是否应该使媒介运作完全独立, 令新闻记者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本身就存在争论。即使在号称“新闻独立、自由”的美国, 新闻媒介也没有实现完全独立, 没有获得绝对的新闻自由。所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陆晔, 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 (台湾) , 2002 (71) .

[2]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利的媒介[M].黄煜, 裘志康,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3]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苏钥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J].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