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血性炎症范文

出血性炎症范文（精选4篇）

出血性炎症 第1篇

1 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

1.1 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动脉粥样硬化是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反应。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 血管内皮细胞是重要的调节屏障。当长期受到血液中不利因素包括增加的低密度脂蛋白 (LDL) 、血糖、同型半胱氨酸以及高血压甚至病原微生物的刺激, 内皮细胞失去了正常的稳定性, 表面暴露粘连分子。循环中的白细胞含有与内皮细胞对应的粘连分子配体, 因此能与内皮细胞粘连继之被激活。有趣的是, 与经典的炎症反应不同, 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内膜主要是T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很少见到多核白细胞[1]。这个现象似乎提示了动脉粥样硬化是血管内皮细胞的免疫防御反应。动脉粥样硬化另一个特点是粘连的血小板和附壁血栓存在, 血小板本身含有丰富的粘连分子可直接与内皮细胞、胶原和单核细胞或巨噬细胞粘连, 粘连后的血小板活性增加了, 分泌炎症介质和趋化因子。这些因子反过来进一步激活内皮细胞和吸引循环中的单核细胞聚集到病灶, 因此血小板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 。血管平滑肌细胞在早期代偿性增殖和扩张来维持正常的血流。如果不利因素持续存在, 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脂质可以不断的沉积在动脉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斑块内脂质核或向血管内破裂加剧炎症反应和诱发血栓形成, 或侵入平滑肌层致使其功能失代偿。

1.2 炎症引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触发因素

1.2.1 氧化剂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脂蛋白是载脂蛋白与脂质相结合的蛋白, 其中低密度脂蛋白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特别是经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 这些经修饰的低密度脂蛋白可直接损伤内皮细胞。Vink 等[3] 在体外利用硫酸铜诱导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然后给实验仓鼠注射这种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 结果发现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可直接损伤内皮细胞表面糖原, 从而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黏附能力增强, 同时它还可诱导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表达黏附分子、趋化性细胞因子及其他炎症反应中介物, 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1.2.2 感染

感染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子已日益受到人们重视, 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起始动作用, 有些观点认为动脉粥样硬化为感染所触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清流行病研究提示多种病原体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 如巨细胞病毒、肺炎衣原体、单纯疱疹病毒、肝炎病毒等。感染通过多种机制促发动脉粥样硬化, 如感染可使内皮功能紊乱、刺激平滑肌细胞增生和迁移、LDL 的氧化修饰、引起炎症反应等。目前研究比较充分的为肺炎衣原体。实验研究表明[4] 肺炎衣原体可在人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单核细胞内持续存在并复制, 这些细胞对肺炎衣原体具有易感性, 并且巨噬细胞作为肺炎衣原体的载体传播感染。

1.2.3 高血压

血管紧张素Ⅱ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主要产物, 除了引起高血压外, 血管紧张素Ⅱ激活平滑肌细胞的磷脂酶C, 后者刺激平滑肌收缩, 蛋白合成导致平滑肌肥厚。它也激活平滑肌细胞的脂氧化酶引起炎症和增加氧化的LDL。高血压也促进血液的超氧化物和自由基的产生从而改变内皮细胞的稳定性[5] 。

1.2.4 肥胖与糖尿病

肥胖不仅导致血脂紊乱、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 而且脂肪组织还可合成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白细胞介素-6 (IL-6) 等细胞因子, 直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过程[6]。糖尿病的高糖状态可通过形成高级糖化终末产物 (AGE) 修饰大分子, 这些被AGE 修饰的蛋白可增加致炎因子的生成。糖尿病状态还通过活化氧自由基和羧基增加氧化压力。

1.2.5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同型半胱氨酸是蛋氨酸的中间代谢产物, 同型半胱氨酸被氧化后释放的氧自由基可起始炎症的级联。实验及临床研究均表明,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血小板聚集增加、纤溶异常、内皮细胞功能损伤、LDL 氧化和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相关[7]。

1.3 C反应蛋白 (CRP)

是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 属分泌型蛋白质, 在感染、炎症、组织损伤时血浆中CRP 浓度迅速升高, 其升高程度常与炎症、组织损伤程度成正相关, 是临床中炎症和疾病的活动指标。以往的研究侧重于CRP 作为炎症标志物的研究, 然而近来一些研究提示CRP 是独立于血糖、血脂、高血压的另一种脑卒中危险因子。CRP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反应中不仅作为炎症标志物, 而且还是一种致炎因子积极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各个过程。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内皮功能紊乱, 在体内内皮依赖血管舒张效应的减弱与CRP 升高有关[8] 。最近在培养的内皮细胞中CRP 可减少NO 的合成[9] 。基于CRP 在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对CRP 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有学者 对1 317 例参加者进行前瞻性研究, 结果显示CRP 的水平与动脉内膜厚度和粥样斑块的发生有关, 与黏附分子相比CRP 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高度相关[10]。

2 炎症与缺血性脑卒中

炎症过程在粥样斑块破裂和继发性血栓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11]。平滑肌细胞产生的间质胶原可维持纤维帽的稳定, 而激活的巨噬细胞能产生多种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 可有效地降解胶原和纤维帽内其他细胞外基质蛋白, 使得纤维帽变薄, 容易破裂。激活的T 细胞产生干扰素-γ, 使平滑肌细胞合成胶原减少, 纤维帽上的胶原更新能力减慢, 纤维帽的不断变薄将最终导致粥样斑块的破裂。Karteinen 等[12]发现不稳定斑块的肩部也有大量肥大细胞积聚, 他们认为肥大细胞释放类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 降解基质, 在促进斑块破裂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如此, 肥大细胞还释放组胺等内源性缩血管物质, 促使血管痉挛。纤维帽的破裂导致具有凝血活性的脂质池进入血管腔, 而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过度表达的组织因子是继发血栓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13]。

美国健康医生研究PHS ( Physician Health Study) 揭示了CRP可以作为预测脑卒中危险的标记。PHS有22 071名美国男性健康医生参加, 在8 年随访中543名CRP基础水平>1.38 mg/L的参试者出现脑卒中;与冠心病类似, 在这个研究中CRP居于高值的参试者患脑卒中的危险率高于低值的2倍[14] 。Framingham研究的结果与PHS一致, 这个研究历时13 年有591名男性和871名女性参加, 其中196名出现缺血性脑血管病, 观察者CRP基础水平均居于高值;进一步分析论证了增高的CRP预测男性有2倍, 女性有3倍的危险患缺血性脑血管病[15] 。CRP也是脑卒中复发与生存的标记, 在发作期增高的CRP预示着1年内有再发作的危险。高水平的CRP ( > 10.1 mg/L) 是预示急性期病死率增加的唯一指标。

3 动脉粥样硬化炎症过程的治疗

3.1 阿司匹林 (ASP)

基于感染性的炎症反应可能是脑缺血的一种危险因素, 阿司匹林的抗炎作用可能也发挥着重要的预防和治疗作用。阿司匹林降低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血浆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IL-6 和CRP 水平。Ridker 等[14]将543 例明显健康, 但随后患缺血性卒中或静脉血栓形成的男性与543 例随访>8 年无血管病者进行对照研究, 随机给患者阿司匹林或安慰剂, 结果ASP 可降低发病率, ASP 减少首次栓塞事件似与其通过抗炎作用而降低CRP 血浓度直接相关。

3.2 他汀类药物

目前流行病学证据并未阐明脑卒中危险性与血清胆固醇水平之间的确切关系。然而, 最近的研究表明他汀类可显著减少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对辛伐他汀存活研究的事后分析表明, 接受辛伐他汀的患者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发生显著下降了28%, 仅脑卒中就下降了23 %[16]。长期普伐他汀干预与缺血性脑血管病试验显示普伐他汀可使脑卒中下降19 %。他汀类这种有益的作用不能完全以其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来解释, 还应包括其减少细胞内信息传导和与炎症有关的蛋白质的异丙烯化发挥抗炎作用, 阻滞巨噬细胞和血小板的活化, 促进内皮细胞的血管舒缩功能, 增强内皮细胞溶解纤维蛋白的功能。

3.3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高血压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的炎症反应和增加血液炎症介质的产生, 那么降低血压必然减轻动脉硬化的程度。动物实验表明ACEI能直接地抑制单核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和趋化因子。

4 结 语

出血性炎症 第2篇

1资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及分组

健康成年雄性犬24只,体质量12~14 kg,随机分为4组,每组6只。C组:对照组,S组:休克组,E1组:依托咪酯10μg/(kg·min)持续输注组,E2组:依托咪酯20μg/(kg·min)持续输注组。

1.2麻醉方法

2.5%的异戊巴比妥钠(25 mg/kg)腹腔内注射行基础麻醉后,将犬固定于手术台上,连接心电监护仪及麻醉深度监测仪;然后行右侧股动脉、股静脉及左侧股动脉穿刺置管,持续监测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在维库溴铵(0.1 mg/kg)诱导下行气管插管,机控呼吸,呼吸频率:15~18次 /min,潮气量:10~15 ml/kg,I/E:1/2,氧流量:2 L/min。用脑电双屏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来表示麻醉深度, BIS维持在40~60,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PETCO2) 维持在35~45 mm Hg,每组30 min追加维库溴铵 (0.05 mg/kg)维持肌松及麻醉深度,持续监测并记录各项指标。全身肝素化(肝素钠3 mg/kg),C组不作任何处理;S组、E1组和E2组建立失血性休克模型(维持MAP:40~50 mm Hg),E1组和E2组在休克时分别给于依托咪酯10和20μg/(kg·min)持续输注1 h, 然后回输血液进行复苏,观察2 h。

1.3监测指标

麻醉过程中持续监测MAP、CVP、心率(hear rate, HR)、BIS、脉搏血氧饱和度(Sp O2)和PETCO2。

1.4标本采集及检测

每组分别于休克前(T0)、休克后1 h(T1)、复苏后1 h(T2)和复苏后2 h(T3)从右侧股静脉抽取抗凝静脉血2 ml,以3 000 r/min离心10 min后,留上清液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试剂盒购自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测定血清TNF-α、IL-6及IL-10的含量,操作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

4组犬年龄、体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4组犬不同时间血清TNF-α、IL-6及IL-10的变化

C组各时间犬血清TNF-α、IL-6及IL-10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S组、E1组和E2组在T1时间血清IL-6、TNF-α 含量升高(P <0.05), IL-10含量无明显变化(P >0.05);与S组比较,E1组各时间TNF-α、IL-6及IL-10含量无明显变化(P > 0.05),而E2组在T1时间血清TNF-α、IL-6含量显著下降(P <0.01),IL-10含量亦降低(P <0.05)。见附表。

注:1)与 C 组比较,P <0.01;2)与 T0比较,P <0.05;3)与 T1比较,P <0.05;4)与 S 组比较,P <0.05

3讨论

依托咪酯静脉麻醉起效快,苏醒迅速,持续输注后体内无明显蓄积,临床研究表明依托咪酯麻醉诱导后血流动力学稳定,患者的平均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搏出量、射血分数及心肌收缩力等几乎无明显变化,且轻微扩张冠状动脉,使其阻力下降,灌注压增加约20%,特别适用于合并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老年及休克患者。本实验在失血性休克犬中应用依托咪酯10和20μg/(kg·min) 持续输注后,观察到其对血液动力学的MAP、CVP、 HR影响轻微,反映依托咪酯持续输注能维持失血性休克犬血液动力学的稳定,不加重其心血管紊乱,与文献报道一致[1]。

炎症因子是炎症反应中的重要信使分子,炎症因子的升高直接反映机体损伤程度,是机体损伤的重要标志物。失血性休克诱发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强烈激活,释放大量的TNF-α、IL-6及IL-10等促炎细胞因子。TNF-α 主要由活化的T细胞产生, 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是炎症级联反应中的启动因子[2],可以促进其他炎症介质及吸附因子的释放,构成炎症损伤效应,研究表明,TNF-α 在机体受到某些外来刺激时,具有出现早、诱导急性期反应蛋白的特点。IL-6在机体损伤刺激下由单核 - 巨噬细胞分泌,能作用于机体的多种靶细胞,有强烈的致炎活性,IL-6已证明在休克早期即已发生,是组织损伤的早期敏感指标之一,是炎症反应的催化剂[3]。TNFα、IL-6及IL-10等促炎细胞因子与机体损伤程度呈正相关,研究表明IL-6、TNF-α 及IL-10等促炎细胞因子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4]。IL-10是内源性抗炎细胞因子,有强大的抗炎作用,主要由辅助T细胞 -2产生,IL-10可抑制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6的过度表达,减轻炎症反应,对机体有保护作用[5]。

研究表明单次剂量的依托咪酯麻醉诱导对炎症因子有抑制作用,可减轻由于手术刺激所诱发的炎症反应[6,7]。吴敏等[8]研究表明,单次剂量的依托咪酯静脉麻醉可抑制机体的过度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反应损伤,对机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本实验失血性休克后,犬血清TNF-α、IL-6含量急剧升高,依托咪酯10μg/(kg·min)持续输注后TNF-α、IL-6含量降低,IL-10含量无明显变化,而依托咪酯20μg/ (kg·min)持续输注后TNF-α、IL-6含量显著降低, 同时IL-10含量亦降低。反映依托咪酯持续输注可抑制促炎因子的释放,减轻由于失血性休克所诱发的过度炎症反应,且20μg/(kg·min)依托咪酯持续输注对炎症因子也有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是依托咪酯抑制11-β- 羟化酶,从而抑制11- 脱氧皮质醇转化为皮质醇,使皮质醇合成减少,进一步减轻血管平滑肌对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血管紧张素的敏感性,从而抑制机体的应激反应。

出血性炎症 第3篇

关键词：亚低温,高血压,脑出血,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

高血压脑出血是我国常见病,致死、致残率较高,该病在我国死亡原因的顺位统计中占第二位[1]。长期以来,高血压脑出血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近年来,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进步,通过手术、微创引流等技术可以清除高血压脑出血的血肿,但是仍有部分患者预后较差,主要因素是脑出血后、血肿灶周围的脑组织损害。有研究表明,高血压脑出血后炎症反应在周围脑组织损伤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过度的炎症反应。目前关于高血压脑出血机制的基础研究已经证实脑出血后炎症反应的存在[2]。其中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是参与脑组织损害过程的最重要因素。研究显示,亚低温对出血后脑组织继发损伤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作者选择本科室脑出血患者,采用常规手术、引流等处理后给予亚低温治疗,观察亚低温对患者炎症反应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入组标准

(1)影像检查显示颅脑部出血灶,脑出血符合临床诊断标准;(2)患者有常年高血压史,发病到入院时间短于24 h,年龄小于70岁,意识状况Ⅱ~Ⅲ级;(3)出血量相对较多,有手术去血肿的指证;(4)排除脑血管肿瘤、脑血管畸形者、颅脑外伤者、发生脑疝者、精神异常者。

1.2 一般资料

本院2009年10月~2011年8月共53例患者入选,其中,男32例,女21例;年龄39~70岁。根据临床处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28例,常规组25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3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后抗感染、控制血压、脱水、利尿,营养神经治疗等,密切监测患者呼吸、心率、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在此基础上,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物理降温,观察组患者给予亚低温治疗,采用亚低温治疗仪,设置体温为34~35度,水温为4~10度,降温开始前30 min,给予冬眠疗法,生理盐水500 m L+异丙嗪50 mg+氯丙嗪50 mg+盐酸哌替啶100 mg,根据患者生命体征调节输液速度,患者体温降至34~35度时,低温治疗仪的温度上升为10~15度。亚低温治疗5 d后停用冬眠合剂,停机后待患者体温自然恢复。

1.4 观察指标

(1)出血量的测量,所有患者入院后、治疗后均行CT检查,血肿大小根据田氏公式计算:出血量=π/6×长(cm)×宽(cm)×层厚(cm),出血量少于25 m L为少量,25~40 m L为大量。(2)CRP测量,全部患者,治疗前,治疗3 d、1周、2周采静脉血3 m L,3 000 r/min分离血浆,取血清,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浆CRP含量。(3)TNF-α测量,全部患者分别由治疗前、治疗1周、2周采集周静脉血4 m L,在试管中室温下留置1 h,1 500 r/min离心10 min后,冰箱储存,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浆TNF-α含量。

1.5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处理使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炎症因子与病情的相关性

本文全部患者大量出血43例,少量出血13例,大量出血患者CRP[(39.13±4.79)mg/L]、TNF-α[(4.37±0.86)ng/m L]均明显高于少量出血患者[CRP(10.06±2.12)mg/L、TNF-α(3.52±0.64)ng/m 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614、5.421,P<0.01、P<0.05)。由此说明术后炎症因子的水平与患者出血量的多少即病情的轻重有重要关系。

2.2 两组CRP、TNF-α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3、7、14 d血CRP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CRP水平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7、14 d,TNF-α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高血压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均较高,尤其是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逐渐增多,治疗不及时预后较差,致残率较高。有研究表明,脑出血早期的炎症反应与脑损伤有密切关系,并且CRP与TNF-α参与了脑出血早期炎症反应[3]。

CRP是在感染和组织损伤时血浆浓度快速,急剧升高的主要的急性期蛋白,CRP可以激活补体和加强吞噬细胞的吞噬而起调理作用,从而清除入侵机体的病原微生物和损伤、坏死、凋亡的组织细胞,在机体的天然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保护作用[4]。以往的临床研究已经显示,CRP可以作为脑梗死患者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5],但是脑出血患者由于脑损伤,各种细胞因子大量分泌也可刺激CRP增多,并且CRP与多糖、阳离子、磷脂等结合,激活补体,进一步导致脑损伤[6]。TNF-α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同时他也是一种炎性因子,可促进白细胞趋化作用,引起出血灶外周组织细胞的浸润[7];促进黏附分子产生加剧炎症反应,促进一氧化氮及其它自由基的产生导致氧化损伤等。此外TNF-α除了配合白细胞介素加剧炎症反应外,也是CRP的诱导剂,本文TNF-α与CRP成正相关,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预后较差,致残率较高,即使血肿清除,术后继发性水肿、炎症反应等仍明显影响患者预后。

注:与常规组比较,t=7.619,*P<0.05;t=7.137,▲P<0.05;t=10.483,▽P<0.05;t=4.367,#P<0.05;t=5.279,△P<0.05;“-”表示未检测

Kammersgaard等[8]研究报道高血压脑出血后亚低温治疗效果显著,可明显减轻继发性炎症反应、脑水肿等。亚低温对脑出血后脑组织的保护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低温可降低脑代谢水平,减少乳酸堆积;抑制内源性毒素的产生;保护血脑屏障,防止脑水肿。但是如果温度过低会导致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等并发症,本文笔者采用34~35度亚低温治疗,既可达到低温治疗的效果,又没有出现心律失常、寒颤等并发症。其中亚低温治疗3 d及1、2周后观察组患者血CRP明显下降,其中CRP治疗2 d后即明显下降,TNF-α治疗1周后即明显下降,并且观察组血CRP、TNF-α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由此说明,亚低温治疗减轻脑出血后炎症反应确实具有较好的效果,并且方法简便,可以在基层医院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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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明伟,彭俊,刘阳,等.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和颅内血肿液中IL-1β、IL-6、TNF-α的含量研究[J].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2010,10(2):138-141.

出血性炎症 第4篇

本课题组前期成功制作大鼠脑出血模型,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出现神经功能缺损,且出血局部脑组织存在病理形态损伤;而具有开通玄府、利水解毒作用的中药复方利开灵对此有明显改善作用[2]。本研究制备的脑出血大鼠模型体内发生了内毒素血症。为深入研究利开灵拮抗脑出血后脑水肿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观察了脑出血后内毒素血症的炎症效应,并探讨利开灵对其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健康雄性清洁级Sprague Dawley(SD)大鼠156只,体重(250±20)g,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利开灵复方(组成:泽泻30 g、石菖蒲15 g、半边莲30 g、桂枝10 g)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实验中心水煎浓缩;Ⅳ型胶原酶(Collagenase Ⅳ,Sigma C5138),显色基质鲎试剂盒(厦门鲎试剂厂),大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ELISA试剂盒(R&D公司),大鼠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 ELISA试剂盒(R&D公司),碘[125I]TNF-α放射免疫试剂盒(解放军总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免所),碘[125I]IL-1β放射免疫试剂盒(解放军总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免所),无热原耗材均由厦门鲎试剂厂提供。

1.2 仪器

大鼠脑立体定位仪(Stoelting Model310),微量进样器(Stoelting),湿式二氧化碳培养箱(SHELL/JB TC2323),微量振荡器(姜堰市新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酶标仪(BIO-TEK ELX800),免疫计数器(上海核所日环光电仪器有限公司,Sn-695B)。

1.3 方法

1.3.1 分组与给药

根据脑出血的不同时间点(12、24、48、72小时),将SD大鼠随机分为4组,每个时间点再分为3组:假手术组、模型组、利开灵组,共12组,每组13只。上述各组造模苏醒后,利开灵组立即给予利开灵浓煎剂灌胃,后每隔12小时给药一次。假手术组、模型组给药时间及给药途径同利开灵组,以等量蒸馏水代替药液。给药剂量根据人与大鼠体表面积公式换算,每公斤体重大鼠每日给利开灵生药7.7 g,再以每日给药2次,每次每只大鼠给药3 ml核算出药物浓度。

1.3.2 模型建立

采用Rosenberg法[3]改良后建立大鼠脑出血模型,同本课题组前期实验造模方法[2]。造模后,按Bederson评分法[4]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评分在1～4分的大鼠为模型制作成功,纳入实验分组;将出血较多,提前死亡,取脑时发现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术后存活时间未达取材时间要求的大鼠剔除。

1.3.3 内毒素水平检测

各组大鼠不同时间点麻醉,腹主动脉取血,抗凝,离心,在超净工作台内分离血浆,放入专用无热原试管内,-80℃保存备用,集中检测内毒素脂多糖(LPS),严格按照显色基质鲎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3.4 TNF-α、IL-1β水平检测

各组大鼠不同时间点麻醉,腹主动脉取血,离心取血清,-80℃保存备用;然后断头,迅速取大鼠患侧脑注射针孔前后各约1 mm,共约2 mm的脑组织,以灭菌锡箔纸包裹,置于液氮中冷冻后移至-80℃保存。血清TNF-α、IL-1β检测按照ELISA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出血局部脑组织TNF-α、IL-1β检测按照放免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结果以均数±标准差$(\overline{x}\pm s)$表示,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利开灵对脑出血大鼠血浆内毒素水平的影响

模型组内毒素均明显高于相应时间点假手术组(P<0.01),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在48 小时达高峰。利开灵组内毒素在12 小时升高(P<0.01),且与模型组无显著差异,其后其表达呈下降趋势,48 小时和72 小时均明显低于模型组(P<0.01),于72 小时为最低,且与假手术组无显著差异,见表1。

2.2 利开灵对脑出血大鼠血清TNF-α、IL-1β水平的影响

模型组大鼠TNF-α在各时间点均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在24 小时达高峰(P<0.01);利开灵组TNF-α在12 小时升高(P<0.05),24 小时仍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1),但低于模型组(P<0.01),48 小时和72 小时均低于模型组(P<0.05,P<0.01),且与假手术组无显著差异,见表2。

模型组血清IL-1β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24 小时达高峰(P<0.01),72小时接近假手术组基础值水平;利开灵组在12 小时即有升高趋势,24 小时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5),仍低于模型组,48 小时和72 小时与假手术组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3。

2.3 利开灵对脑出血大鼠出血局部脑组织TNF-α、IL-1β水平的影响

模型组TNF-α于12小时开始升高(P<0.05),其后均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1),呈升高趋势直至72小时;利开灵组TNF-α在12 小时即有升高趋势, 24 小时稍下降,明显低于模型组(P<0.01),48 小时再次升高,但仍低于模型组(P<0.05),72 小时达最高,仍低于模型组,与模型组、假手术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1),见表4。

模型组IL-1β各时间点均高于假手术组,呈先升高再下降的趋势,在48 小时达最高(P<0.01);利开灵组IL-1β在12 小时即升高,24 小时下降,明显低于模型组(P<0.01),48 小时再次升高,但仍低于模型组(P<0.01),72 小时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且与假手术组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5。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与模型组比较bP<0.01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与模型组比较cP<0.05,dP<0.01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与模型组比较cP<0.05,dP<0.01。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与模型组比较cP<0.05,dP<0.01

3 讨论

近几年来,随着对脑出血损伤机理研究的深入,脑组织已经被证实并非完全是免疫豁免区,脑出血后脑组织同样产生炎症反应。炎症细胞产生的各种酶及炎症细胞因子,可通过加重血脑屏障的破坏和细胞膜的损伤,产生和加重血管源性及细胞毒性脑水肿[5]。Castillo等[6]发现,脑出血患者发病后3～4天内血肿周围水肿程度与出血后24小时内TNF-α水平呈显著正相关。Mayne等[7]发现,脑出血时TNF-α能促进炎性反应发生,加重脑水肿,而TNF-α特异性反义脱氧寡核苷酸(ORF4-PE)能抑制TNF-α的表达,具有神经保护作用。Kimelberg[8]发现,脑室内注入IL-1β可加重脑水肿特别是星形胶质细胞的肿胀和变形,继而释放各种神经毒性因子加重血脑屏障破坏和细胞膜的损伤,促进和加重血管源性及细胞毒性脑水肿。因此,深入认识影响脑出血后脑部炎症反应的病理因素,对防治脑出血后脑水肿有着重要意义。

在多种危重的病理过程中伴发的内毒素血症可以诱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9]。内毒素血症的核心内毒素(LPS)在体内的作用错综复杂,主要通过LPS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后产生细胞毒作用,活化细胞内信号传导系统,促进细胞合成、释放各种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包括TNF-α、白介素-1、白三烯、血小板激活因子等,从而导致体内异常的炎性反应。本研究血浆内毒素测定证实了脑出血后内毒素血症的存在,而血浆内毒素高峰时间与血清炎症因子表达高峰时间不一致,这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已发现脑出血后机体既存在促炎机制,也存在抗炎机制,二者共同调节机体的炎症反应[10],共同对炎症细胞释放TNF-α、IL-1β等细胞因子产生影响。

正常情况下,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只允许某些分子量小于2000kd的物质经过血管内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处入脑,而脑出血后存在BBB损伤,同时LPS刺激也可造成BBB损伤,从而导致其通透性增加[11]。本研究脑出血大鼠血浆LPS、血清TNF-α、IL-1β含量明显升高,三者可能通过受损的BBB进入脑内:一方面,LPS进入脑组织后可促进脑内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另一方面,血清炎症因子可能直接激化损伤部位的脑组织炎症反应。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对脑组织TNF-α、IL-1β含量变化产生影响。本研究表明,模型组出血局部脑组织TNF-α、IL-1β均呈升高趋势直至48小时,结合血LPS、TNF-α、IL-1β的表达变化推测,出血局部脑组织TNF-α、IL-1β水平可能在脑出血后24小时内受二者共同影响,24小时后可能主要受内毒素水平影响。而出血局部脑组织TNF-α和IL-1β在48小时后表达变化趋势不一致,其可能原因是:内毒素途径可能存在着影响TNF-α、IL-1β合成、释放的不同机制,从而使二者表达高峰不一致。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