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智库范文

创新智库范文（精选12篇）

创新智库 第1篇

一、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意义重大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走势出现分化,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深刻重组重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俄蒙三个好邻居好伙伴,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有利于密切三方经贸投资联系、促进三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区域稳定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有利于激发中俄蒙的经济增长动力。近年来,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国际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因素影响,中俄蒙三国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根据IMF数据,2014年中俄蒙三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4%、 0.6% 和7.8%,增幅较上年下降0.4、0.7、3.8个百分点,IMF预测2015年三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中俄蒙三国同属新兴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三方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中国已成为蒙古和俄罗斯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对蒙俄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提升。三方共同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进一步密切经贸投资联系、消除各种贸易投资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资源高效配置,有利于把三国发展空间优势转化为增长动力,从而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并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新贡献。

二是有利于三国携手推进结构性改革。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既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结果。伴随着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国际游资像潮水一样涌入新兴经济体,造就了包括股市、债市、房市在内的“虚假繁荣”, 导致新兴经济体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 当前,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 要素投入结构、城乡区域结构等方面,包括中俄蒙三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框架下,三国可以加强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这本身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优化内外需结构、扩大就业的重要结构性改革措施 ;三国可以采取国际产能合作等多种形式,扩大对彼此的直接投资,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三国可以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开展研发合作, 促进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增强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优化要素投入结构的同时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给三国携手推进结构性改革带来了重大机遇。

三是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传统友谊。中俄蒙三国是友好邻邦,多年来形成了深厚的传统友谊,不同层次的交流合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明显。“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谓共商就是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充分尊重各方意愿 ;共建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推进项目建设和务实合作,共享就是发展建设成果由各方共享。 相信在这一原则之下,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三方在经贸、投资、产业、 人文、环保等领域合作将更加丰富多彩,合作机制将更加完善, 逐步建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传统友谊。

四是有利于维护全球和区域和平稳定。中俄蒙三国都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与促进周边环境稳定,但当前的世界并不太平,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过程中, 三国可以加强在反恐和边境事务上的合作,推动提升上海合作组织作用 ;在多边场合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共同推动以对话谈判方式政治解决国际争端,为全球和区域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智库创新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正确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研判与谋划,集中了各类高端人才的智库在全球和各国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都是复杂的系统工作,涉及多元合作伙伴、多个区域板块、多类实施主体、多项重点任务,更加离不开各方智库的影响和推动。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愿和蒙俄智库一道,为推动这项伟大事业而付出努力。为此,我们建议 :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的创新性。发达国家推动区域合作,更多采取FTA、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大家合作先谈产品关税减让及由此引致的 损益问题。TPP、TTIP都是升级版的FTA,其中虽然包括了很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 竞争中立等非传统议题,但就实际谈判进程看,核心问题还在于关税。“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创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各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以政府间的政策沟通协调为保障,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 全面推动经贸、投资、金融、能源、人文等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创新性更加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更加契合新兴经济体实际,也使得这个战略更加容易推动实施。我们作为智库,有必要深刻认识这个创新性,完善创新针对区域合作的研究方法,围绕一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向政府、向市场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二是更加注重研究的协同性。中蒙俄经济走廊是把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同蒙方的“草原之路”倡议、俄方正在推进的跨欧亚大通道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的结果,实现这条经济走廊和中俄蒙三国经济融合、互动、一体和可持续发展,首先有赖于三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这给智库发挥有效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的成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相信经过 一段时间 的共同努 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台建成三国发展战略对接的润滑器和催化器。同时,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还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对接合作,这给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是更加注重研究的开放性。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同样要秉持开放包容精神。这条走廊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中间是亚欧大陆桥串联起来、跨度超过1万公里的广袤地带。建设好这条走廊既要加强中俄蒙三国的全方位合作,也要汇集亚欧大陆桥沿线其他国家和两个经济圈的优质资源,通过有效聚合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搭建横跨亚欧大陆的合作新通道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这就要求 我们智库 树立全球 视野, 站在促进 亚欧融合 发展的高 度, 做好各类 研究和咨询服务。

四是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涉及铁路公路通道建设、通关和运输便利化、过境运输合作、跨境输电网建设等 ;在经济合作方面,涉及贸易投资便利化、能源资源开发加工转换、 货币金融合作、农业开发等 ;在人文交流方面,涉及旅游、文化、教育、医疗、媒体、环保等合作。因此,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对整体性要求极强,几个具体环节的工作做不好,就有可能拖慢整个走廊的建设。我们作为智库要加强整体性思维, 既要把具体领域的研究做深做透,也要注重不同领域间的勾连关系,促进各个合作领域的互动 ;比如,我们在研究通道走廊建设的时候,就要想到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扩大过货量,如何发挥沿线节点城市的支撑作用,等等。我想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智库就能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三、宏观经济研究院愿为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作出积极贡献

宏观经济研究院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研究机构,具有贴近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决策机构、贴近中国发展实际、学科专业比较齐全的特色,是中国重要的政府智库之一,主要为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心工作服务,同时面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

创新智库 第2篇

王斯敏《光明日报》（2014年07月29日01版）

高校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以研究成果正确引导舆论。图为由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钓鱼岛的历史与主权”展览。资料照片

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拥有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吹响高校智库建设集结号。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记者王斯敏）7月18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2014工作会议”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成为与会代表热议焦点。依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井喷期。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拥有426家，排名世界第二。

“智库时代”正在中国开启，高校一马当先。2011年，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启动实施。2014年新春伊始，教育部出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迈开了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综合改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新步伐。

高校发挥智库作用的排头兵，是分布在70余所高校的15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2013年以来，全国高校挂牌成立了40多个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中心，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一个个立足高校的“思想库”“智囊团”，正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积极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电信业市场改革、医疗改革等建言献策，“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先后参加了我国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据教育部社科司统计，近3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1.3万份被采纳，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

成果背后，是体制机制的支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在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改进科研评价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划。与之相应，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也对瞄准国家急需的应用型项目及咨询报告予以倾斜。

“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我们将以更大努力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逐步形成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为平台、以项目为抓手的高校智库发展格局。”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介绍。

（《“象牙塔”走出“智囊团”——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见4版）“象牙塔”走出“智囊团”——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

“象牙塔”走出“智囊团”

——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

王斯敏 《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29日

04 版）

对中国高教界而言，这个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

一个千呼万唤的“智库时代”，在中国面前轰然开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到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启动，再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布，一项项政策急管繁弦。随之激荡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家国情怀。

以全国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主阵地，众多学者正奔走在“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打造国家级智库的路上。为民族振兴建言献策，为社会文明传承创新，为国家富强运筹韬略、怀珠抱玉的他们，从未袖手于国家发展的隆隆足音之外。

“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4月暮春，山朗水润。地处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二十周岁之喜。

从蹒跚学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再到大幅扩容的科研教学综合体，由林毅夫等“经济学六君子”联手打造的这块科研高地，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国家级智库的典型代表。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国家”“发展”，盛载着林毅夫和众学者“书生报国”的热望与行动。

“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这是林老师回国之初就有的梦想。可以说，在他们那代人的带领下，国发院这二十年来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现任院长姚洋告诉记者。

从林毅夫持续建言推动新农村建设开展、周其仁力主电信业市场改革成为现实，到今天学者李玲参与医疗改革首次提出“顶层设计”概念，姚洋领衔撰写的咨政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备受中央重视，国发院的很多建议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他们的视线已超越经济学一门学术，瞄准了“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

在84岁高龄的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心里，也深藏着一个“国富民强”的法治中国梦。

刑事诉讼法是陈光中着力最多的领域。在1996年、2012年我国刑诉法的两次修改工作中，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广泛调研，拿出了极具分量的修改方案。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他们65%的建议。

“不能满足于做关门苦读的‘书斋学者’，要以利国利民为自我要求。”陈光中说。这是他毕生科研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的精神传统。从1999年成立至今，研究院的学者们先后参加了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今天，他们服务社会的心愿有了更大的平台——2013年初，由中国政法大学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及30余个司法机关、行业组织、国际创新力量组建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正式运转，使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国力民生的点滴提升背后，总有高校社科学人的默默支撑——

2013年末，“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新政落地。在延续数年的调查研究中，取消二胎生育间隔限制，改革再婚、未婚生育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们的心血变成现实，一步步推动着中国人口政策走向健全；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心神系之。他们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何回击个别国家的挑衅，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由南京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启动南海数据库建设、证据链搜集整理、话语权建设、综合情势推演和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教育部社科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共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得到采纳的1.3万份，“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逐渐凸显。

“高校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人力资源集中，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深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一一盘点。

“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

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位清癯老人就着舷窗外的微光摊开资料，陷入沉思。

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71岁的朱威烈教授。今年适逢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朱威烈和学者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调研分析、撰写报告，还要参加会议、接受访谈，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

不久前，他因翻译推介阿拉伯文化而获得了“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这令他颇为感慨：“我们做资政研究，很多‘成果’无法具名，更没有奖励可言。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就是幸福的。”

和朱威烈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也体会着这种幸福。令他感动的是青年学者们的担当精神：“他们牺牲发论文的时间来做调研、写报告，把国家需求放在第一位，难能可贵。”

人口问题治理，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可以想见。为准确把握农村生育状况，多年来，研究团队联合全国20所高校，培训了数千名农村学生联合调研，足迹遍布2100个村庄、10多万户家庭；为论证社会抚养费存废问题，在2003年“非典”最严重的日子里，他们和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围坐在户外空地上开会商议。其后，学者们用两年多时间深入各省农村调研，形成了高水准的系列研究报告。

很多新问题、新领域，正是在调研中闯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进而影响决策。

2002年，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在北京丰台开展流动儿童调研。有位旁观妇女一脸羡慕地插话：“真好，我的娃儿还待在老家，你们能不能也关心一下？”段成荣被触动了。很快，他带领团队展开调查，并于2003年提出“留守儿童”概念。四年后，他向教育部提交了相关建议，当年9月，国家教育统计指标体系中便增设了有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统计指标。

要成为国之智囊，“接地气”的实践必不可少，学术水平的自我提升也不容放松。

“关键在于跨学科。做对策性研究，只‘专而精’不行，还得‘多而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深有感触。本是信息情报学专家的他，自从1991年开始南海问题研究后，一脚踏进了新天地。“南海资料涉及各种文字，你还要研究法律、海洋学、测绘等相关学科，要查阅海量资料。我到今天还在不断学习。” 在姚洋看来，“智库不能只做政策阐释，更要走在政策前面”，“这就要求我们有底气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甚至领跑。”

有底气，也要有勇气。令姚洋感佩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2001年初挺身揭露股市“老鼠仓”、维护股市健康秩序的义举。这也是林毅夫、周其仁等学者共有的风骨——“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比改造世界、推动发展更重要。”

制度建设为高校新型智库发展护航

一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成了沈固朝的案头必备。他还记得几个月前这份计划出台所带来的喜悦：“它既明确了智库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也回应了探索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最大的“定心丸”，莫过于对评价机制改革的明确阐述——“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在沈固朝看来，这意味着困扰高校已久的“评价标准重基础轻应用”问题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对《推进计划》中“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的做法深以为然。令他振奋的，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的转变。近年每次立项前，他都会收到教育部发给专家们的征求意见函，在备选题目中，“纯粹的基础研究相对少了，应用性、针对性、跨学科的研究题目多起来了，都是瞄准国家急需。”教育部还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增加了应用研究招标课题的比例，专设发展报告项目；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专设研究咨询报告类别。

从1999年着手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到今天集中力量打造2011协同创新中心，我国高校建设新型智库的两个重要抓手已初步形成。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一场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就在眼前。

在利好政策鼓舞下，各高校自己的智库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2012年，武汉大学提交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与咨询报告371篇，其中298篇被采纳，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2013年，他们关于“长江经济带”“质量网络监测平台”等的科研成果屡获上级部门好评。这背后，是武汉大学“顶天立地”的社科发展理念。

“‘顶天’，就是要积极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立地’，就是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推动当地科学发展。这不仅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扎根实践、深化发展的自身要求。”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介绍。

形成一整套智库建设的标准体系，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求智库建设抓好‘五实’：贴实情、发实问、务实理、出实招、求实效，为党和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咨询建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说。

浙江大学构建“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实施个人与组织两个层面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加强智库人才引进工作，探索“旋转门”机制；清华大学积极推进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把智库建设到海外”„„

北京软科学：智库与创新驱动 第3篇

众包就是在网上发布需求，在全世界征询方案。原来自己的问题，自己搞个研究中心来解决，后来变成外包出去，让自己知道的合适的组织去解决;现在走上更高的一步，让自己不知道的合适的人来解决，让科学家们、工程师们、粉丝们、宅男们来解决。去年全中国在众包平台上悬赏的资金已达47亿。

出现从外包到众包，实际上说明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创新全球化阶段，就是社交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人和人的交往方式更加开放、要素围绕高水平创业流动。在这个阶段，除了创业非常重要之外，瞪羚企业也非常重要。瞪羚企业已经成为产业的引领者，原来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如果不改革，不成为平台，那么就有被淘汰的风险。

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治理创新的问题？我认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治理结构;二是以创业为核心的创新政策;三是发展智库。

创新是全面的，不是一个职能部门的事情。比如，美国采用的就是总统科学顾问办公室制度。它一共有4个工作标准：消灭不好的主意;利用专业知识应对危机;提出重大政策;促进和协调不同机构的科技活动。泰国采用的是科技领导小组制度，组长是总理，办公室设在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支撑科技领导小组。

创新治理要建立开放的创新体系。如果科技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早晚要被淘汰。北京作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发体系要足够开放，不仅向各个委办局开放，向各个区县开放，还要向创业者、瞪羚企业、外资企业全面开放。不仅向全国开放，而且向全球开放。

中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十年前是支持大企业为主的创新，十年前是支持中小企业为主的创新，现在是支持创业企业为主的创新。现在技术转移、产业集群、原创产业发展的起点、源头都靠创业。中国从开始重视中小企业到把全民创新、草根创业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个演变就是从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又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现在演变到创业政策。

对北京来说更重要的是打好中关村这张牌。现在全球只有3个以创业为主的创新中心，即硅谷、中关村、以色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打造成全球创新中心，一定要以中关村为核心，以创业为核心。

我认为，创新治理要发展智库。软科学应该恢复它原来的面对全市的架构。创新治理的核心就是发展智库，不是搞事业单位式研究院、研究所，弄一堆人专门做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创新治理的核心是开放，开放就需要有独立的判断、科学的判断、有影响力的判断。凡是智库都有三个准则：第一，必须独立;第二，必须科学;第三，必须有影响力。智库首先必须是独立的，智库在做的就是怎样形成更科学的意见。而如何判断意见是否有影响力，就要看能否形成决策。智库说得再好，不能形成决策也不行。

美国的智库都是工业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后来在硅谷出现了新经济。但是华盛顿、波士顿、纽约，以及占主导思想的华尔街，都是工业经济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的智库应该探索出比美国智库更领先的方法、思想。

北京下一步的任务是建立全球创新中心、京津冀破题、改变世界的创业和原创新兴产业。

创新智库 第4篇

一、发展概述

2014年成立的吉林省碳纤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这一产业科技创智库的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该联盟宗旨为形成切实有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共同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困境, 不断提高碳纤维产业的整体科技层次和水平, 形成产业整体优势。“联盟”汇聚省内36家碳纤维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围绕碳纤维产业发展, 尤其是科技发展献计献策, 发挥了重要的智库作用。其中, 作为主要载体的吉林省碳纤维基地已通过协议, 与中科院一院五所以及东华大学、山东大学、长春工业大学、吉林省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关系, 为科技创新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 (吉林) 高新技术纤维材料产业创新论坛暨高新技术纤维专业委员会年会期间, 基地还与北京化工大学、吉林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向全国性的碳纤维产业“科技创新智库”又迈进了一步。此外, 还建设了碳纤维公共应用研发服务平台项目, 提出“保姆式、跑步式、精准式”的新型服务理念, 针对企业发展面临的科研、融资等迫切问题, 为碳纤维企业提供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服务, 比如产学研合作对接、专项资金补助、研发服务平台资源共享、技术与人才引进、政府提供担保等。成为吉林省碳纤维产业科技创新智库发挥作用的成功范例。

二、主要特点

(一) 多种类型智库共存

我省碳纤维产业科技智库, 按照组织结构、服务目标、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差别, 可分为官方智库, 民间智库和高校附属型智库。其中, 省发改委、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等是由政府部门主管的典型官方智库, 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划拨。吉林大学、长春工业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所属碳纤维产业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则是高校附属型智库。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吉林化纤等生产企业内部的技术研发部门因为有财政部门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经费筹集、组织管理和人员构成等事务, 属于半官方智库。我省还有为数不多的民间智库, 由民间企业或个人创建, 智库经费主要来自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

(二) 地域聚集效应明显

我省碳纤维科技智库在地理位置上比较集中。省会长春是政治、经济中心, 我省最著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汇集于此, 而吉林市则集中了绝大部分的碳纤维生产企业, 这两个地方集中了我省最主要的专业性科技人才;另一方面, 地域聚焦体现了科技智库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决策服务、扩大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特征。但除长春和吉林外的其它城市和地区, 尤其是乡镇区域, 科技智库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必将影响我省其它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乃至社会经济发展能力。

(三) 阶段发展特征突出

我省碳纤维科技智库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该产业科技政策引导发展的不同重心, 该产业从形成时期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产学研协同发展的优良传统, 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碳纤维产业发展过程中, 体现了科技智库的重要作用。我省60%以上的碳纤维科技智库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科技智库直接影响碳纤维产业科技发展战略重点、科技政策转型状况, 同时, 科技智库建设也加速了产业科技的发展。

三、存在问题

(一) 研究人员方面

现有智库组成人员较少, 甚至有部分人员属于实习兼职的性质。各自独立的智库研究人员专业领域过于集中, 影响了民间智库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人员的组合配置上, 我省智库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 缺乏稳定合作载体。为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自发形成适合各类单位研究方式的研发人员组合, 使之形成成长型的科研群体。同时, 我省智库研究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 老年人较多, 中青年很少。现有的青年工作人员大多从事行政或财务类工作, 从事研究工作的很少。因此, 有必要加强碳纤维研究机构青年研究员的招录和培养工作。

(二) 资金筹集方面

资金匮乏, 筹措机制不健全, 是导致各类智库, 尤其是民间智库难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相对而言, 欧美国家各类智库资金筹措渠道众多, 相关机制灵活方便, 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个人及其它经营费用, 形成了财政拨款、补贴、资助、捐款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来源。美国等国家还规定, 对智库的资金捐赠可从应纳税额中抵扣, 以激励民间对智库的支持。在中国及吉林省, 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投在长期提供咨询服务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 民间智库获得的较少, 而整体上筹资渠道极少, 捐赠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因此导致智库, 尤其是民间智库有生存困难。

(三) 运行机制方面

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研究课题由政府相关部门财政拨款, 组织立项, 研究结果由政府部门审核, 研究者多为政府公务员, 这样的智库往往脱离产业现实情况, 偏向于注重对政府政策的宣传和诠释, 缺少公共性和客观性。民间智库由于不在体制之内, 对政策需求的了解不够及时和透彻, 因此很难获得政府课题, 而且, 由于缺乏向上送达的内部渠道, 研究成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权威性也饱受质疑。高校智库信息渠道更加缺乏, 再加上科研人员自身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异, 对决策的重大作用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各类智库拥有的资源不平衡, 因而不能公平竞争, 智库体系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压制, 所提供的智力产品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不能满足需求。各类智库之间缺乏沟通和合作, 资源使用分散浪费, 产业智库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四) 成果质量方面

我省关于碳纤维产业具有智库功能的研究机构虽然数量尚可, 但成果的数量、层次和应用效果都较差,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超级智库相差甚远。智库偏重对产业当前所遇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具有短期性, 普遍缺乏从长远眼光出发具有前瞻性、预见性、战略性的研究, 真正能够对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作用的纲领性、创新性成果较少, 与其智库数量相比, 成果对决策部门的服务水平还远远不够。

(五) 对外交流方面

欧美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设立了 (旋转门) 机制, 学界和政界、思想和权力之间通过智库平台实现了研究者与实践者、学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 从而有效保证了智库创新产品对国家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目前, 省内智库人才流动机制缺失, 虽然有政府官员退休后进入智库体系, 成为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种流动是单向的, 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的情况还很少, 也就是说, 旋转门只开了半扇。而且智库国际合作交流较为缺乏, 严重影响了智库的长远发展和国际影响力。

四、应对策略

(一) 高端专业的研究队伍是关键要素

智库研究人员提出的建议对产业战略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科研人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应具有突出的研究能力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并应具备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 尤其应大力吸收有国际背景的专业人才加入。还应集聚跨学科研究力量, 吸纳在“政、产、学、研、媒”各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员, 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多专业、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决策咨询专家库。建立起引进与培养并重的人才机制。一方面, 完善开放、竞争的人才引进机制, 吸引优秀毕业生、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精英、离职政府官员等。另一方面, 形成有效、创新的人才培养机制, 采取培训、实习、交流、合作等多种形式, 以激励考核机制促进研究人员自我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开放竞争的人才选拔机制;实行客观严格的考核激励机制;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交流机制;采取多学科交叉的人员组织机制等。

(二) 灵活丰富的资金渠道是物质保证

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是民间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碳纤维产业智库的建设, 应广泛寻找、开发资金来源, 通过课题经费、企业资助、个人捐赠、政府支持、培训咨询、出版刊物等多种渠道, 形成包括政府拨款、委托研究经费、企业捐赠、个人捐赠、基金会捐助等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模式。同时, 建立合理的经费管理制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发挥绩效支出激励作用。具体措施包括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给予智库必要的资金支持和保障;探索设立专项基金, 对非官方智库在启动和课题研究经费上给予倾斜与扶持;培育智库捐赠文化, 引导和鼓励社会对智库的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等。

(三) 合理高效的运作机制是必要保障

吉林省碳纤维科技创新智库应立足于现有的良好平台, 逐步扩大服务群体, 采取市场化有偿运作机制。应强化碳纤维产业技术专业性, 力争保持国内先进水平, 逐步缩小与日本、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差距, 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根据产业现状, 建立“问题技术导向”研究模式, 针对产业链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设置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加强有效性和合理性;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评估研究成果, 建立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评估机制。

(四) 影响力强的成果推广是最终目标

建立“向上”“向下”“对内”“对外”四个维度的传播推广网络, 使观点主张不仅让政策决策者, 而且让社会公众熟知, 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国外, 有一定影响力。可以通过出版刊物、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播研究成果, 举办或参加高级别论坛、研讨会、报告会、讲座, 提升影响力。加强智库品牌建设, 提升智库的整体水平。

(五) 坚持不懈的政策支持是重要基础

智库研究主要是对产业长远发展进行规划和预判, 从而提出谋划和建议, 难免会脱离实际, 存在误差。在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地方经济的前提下, 应该预见研究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努力营造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

参考文献

[1]陈一新.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几点思考[J].秘书工作, 2011 (12) :12-14.

[2]宋韶辉.2013年中国智库排行榜&全球智库报告[EB/OL].财经网评论, 2014-01-26.

[3]顾海良.新型智库建设与思想力量彰显[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03-24.

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 第5篇

——发展特点与政策建议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2015年01月14日 16版）

编者按

在中国智库发展的时空经纬中，尚未远去的2014年正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坐标。“中国智库迎来春天”“中国进入智库时代”，对于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与蓬勃态势，公众、媒体、智库成员均给出肯定评价。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过去一年间，中国智库的总体状态、活跃程度如何？哪些问题成为智库聚焦的研究热点？怎样补足短板加强智库建设？1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智库报告》系列2014年版问世。项目组在广泛收集中国智库信息、观察评估智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虽为一家之言，但对于纵览智库状况、思考智库发展不失为一种有益参考。本版特摘登其中精要部分，以期与专家、读者共享信息，共同研讨。

1.科学内涵逐步明晰：“特”在何处，何谓“新”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色”，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与国情条件下形成的智库格局、内涵与功能。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为主的板块格局，呈现出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特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致力于为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服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集聚了社会各方有识之士，能从不同视角对公共问题提出治理建议并引导公民参与，为国家治理过程提供集体理性，这是现阶段中国智库的重要使命。为实现这一使命，中国智库还需创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功能机制，包括理论创新、决策咨询、舆论引导、国际交流等功能，以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功能等。在公务员制度及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中，需考虑留出“旋转门”的通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型”，主要是针对“传统”而言，具体包括四层含义：首先，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决策咨询研究虽然是基于现实问题和实践需求，但不能脱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应通过话语体系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其次，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科学制政”必先于“科学执政”。“科学制政”提供可选择的方向和目标，如果方向和目标不科学，“科学执政”就是无源之水。再次，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必须具有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研究成果应当可以落地，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且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合理性。最后，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体现出权力与知识互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总之，要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完整诠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需要同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结合起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作用上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着“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多项功能。“资政”，智库介入政府决策，在制策、选策、施策和评策等不同阶段，为政策形成提供意见与建议；“启智”，智库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想、主张、理念；“制衡”，智库为不同利益主体解决分歧提供平台，在多元利益和价值导向下，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聚才”，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水平和素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国”，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活跃智库日渐显现：新发展、新动态、新特征 在中国数量众多的智库中，相当一部分有着常规性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影响力，成为持续发挥作用的“活跃智库”。统观“活跃智库”在2014年的发展状况，得出如下结论：

▲智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合作与交流是智库快速提升研究能力、扩展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一年来，借助智库联盟、论坛、峰会和备忘录、战略合作框架等多种形式，各地各类智库之间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其中包括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的跨国合作、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政智合作，而且诸多交流活动均为“首届”，表明中国智库逐步走向开放，智库合作的机制与框架初步显现。例如，2014年1月，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波兰经济大会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智库峰会举行。10月，首届中原智库论坛召开，并拟定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12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光明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高层智库论坛（2014）等。

▲新型智库发展尤为活跃 与传统智库组织形态不同，新型智库拥有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而不拘泥于固定的人事关系，比如，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2014年新成立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闪亮登场。这些智库紧密依托具有一定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专家，以大型论坛、专家研讨会、闭门会等形式组织以研究项目为导向的研究团体，撰写研究报告，并通过智库内部渠道报送相关决策部门，由此对中国高层产生决策影响力。论坛类智库本身从事两类业务，一是募集资金，使智库专家从烦琐的课题申请和经费筹措中解脱出来；二是将论坛观点整理汇编成决策咨询成果，提高智库成果质量和运行效率。

除了论坛类智库外，一些地方政协、参事室等政府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发挥智库平台功能。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协和参事室不是智库，但它们确实起到了类似于欧洲党派智库的平台作用，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建设进程中，政协、参事室和各类智库之间相互促进，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1+1>2”的协同效应。

▲高校智库建设方兴未艾

高校人力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因而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可以为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支持。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旨在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主要基础，培养高校智库队伍，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八大领域，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在实践中，上海市教委先行先试，2013年3月启动第一批上海高校智库建设工作；同年11月确立了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等17家上海高校智库。同时，依托复旦大学成立“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聚拢高校学术和咨询资源，为国家和上海发展建言献策。截至2014年底，天津、安徽、云南、湖北等地也已启动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

3.加快发展势在必行：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正在走向数量型智库大国时期，但智库发展现状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和要求还不相符，与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无法更好地向世界说明好和阐释好中国故事。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推动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多元有序发展，持续提升各类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最终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尊重智库发展规律，明确分工与定位，促进各类智库合理有序有效发展。其中，党政军智库应主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着眼于各类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确定选题方向，组织社会各界力量进行系统研究并推进成果转化；高校智库应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瞄准前沿性、战略性课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重大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社科院智库应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突出地方特色，发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势和理论分析工具优势，为党和政府提供有血有肉的世情、国情、省情或市情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民间智库应发挥其灵活多样的机制和优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动，发挥智库的创新引领作用。

重视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应用创新手段和科研方法，加强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深入研究政策形成不同阶段的规律、特点与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在政策窗口期内有步骤、针对性地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推送自己的制策观点。采用各类方法手段，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形成推动政策变迁的持续性力量，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改革创新智库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形成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激发智库潜在活力。根据智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深化科研考核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突出决策影响力的前提下，倡导兼容并蓄的科研考核办法；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把人力资本作为智库经费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解开传统报销制度对科研活力的禁锢与束缚；深化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创新和完善研究选题、立项以及研究过程跟踪机制、成果质量评审机制等。

坚持开放性、国际性和全球化理念，加强智库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国际竞争力。国外著名智库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如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接受国际个别委托研究与咨询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中国智库也要善于运用资源，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如建立联盟、举办论坛、提供培训等，在国际对话中持续提升中国智库的战略眼光和原创能力，提高中国智库国际化水平。

填补智库及智库产业方面的立法空白，促进行业监督，完善智库发展监督机制。为防止智库建设“一哄而上”，亟须引入智库发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其规范、纠偏功能。主要做法是：加快智库立法，使各类智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依规清除思想市场的“假冒伪劣”；加快制定智库发展标准，确保高质量智库有序有效健康运行；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开展智库行业监督，查处和抵制数据造假、观点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推动智库发展供需对接，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各级政府应提高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将智库纳入决策参考体系，积极听取智库建议，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同时，应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保持“政智”渠道顺畅。这样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公共政策形成和调整过程中的内在一致性、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体现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有助于智库专家在一定研究领域进行长期深化研究和跟踪研究，推进形成专业特色明显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智库名片】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是全国第一个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心旨在紧密围绕智库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国内外智库研究，发布研究信息，出版研究成果，举办智库论坛和研讨会，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智库研究中心以课题和论坛为主要方式，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研究、进行交流，自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1年起，智库研究中心成员作为专家被邀请参与麦甘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评选工作。2014年起，中心每年定期出版《中国智库报告》。现任中心主任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荣华。

北京成立新“智库” 第6篇

为北京科技创新“出谋划策”

据了解，根据建设方案，首科院将围绕“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搭建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平台，探索服务和利用首都科技智力资源的体制机制。

其主要任务是，以事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主线，围绕统筹首都科技智力资源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科技北京”发展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培养与使用等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研究咨询。

为了更好地完成“身负”的重任，首科院将采取“小核心、大网络”的“联盟式”开放组织方式、建立“开放、竞争、流动、协作”的运行和管理机制这样一套先进的管理体系。为此，首科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是战略研究院的决策指导机构，共建单位为理事长单位，名誉理事长由北京市长担任，理事长由理事长单位相关领导同志轮流担任。在这套体系的指导下，首科院首任领导的阵容十分强大。首任理事长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同志担任，首届特邀顾问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同志担任。理事会设秘书处，秘书长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要领导担任。首科院院长由理事会聘任。

筹建过程历时3年

首科院得以筹建，其实源自一次会议的契机。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介绍，2009年9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市政府推动高新技术在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情况报告时，建议市政府研究建立由我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首都科技创新协调机构。

为此，北京市科委会同相关部门经过调研、讨论，提出了由北京市和中央单位联合共建“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筹建方案。在得到刘淇、郭金龙、杜德印等市领导对筹建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后，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在筹建过程中，首科院的建设理念得到了合作单位的认同。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等共建单位纷纷回函，一致支持并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32家理事单位也回函表示支持并参与共建首科院。

同时，首科院的依托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更是给予全力支持，党委书记刘川生亲自挂帅，副校长葛建平全程参与，相关部门协调落实，为首科院配备了专兼职工作人员，提供了办公场所、相关设施和工作条件。

目前，筹备组已会同各方面专家共同研究制定了《首科院理事会章程（草案）》并已征得共建单位及各理事单位同意。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签订了具体承建协议，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首科院工作将逐步展开

现在首科院已经先期开展了部分工作，启动了首科院两批共计30个研究课题，涉及科技创新战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径两大系列，其中“科技创新战略研究系列课题”主要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研究，并将首度编撰出版2011年度《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路径系列课题，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与顶层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目前这些课题部分已经进入研究阶段，争取在今年年底取得研究成果。

我国古代智库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第7篇

贤明帝王善用智囊谋士

智囊, 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 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载, 例如, 战国时秦国的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 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 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也有“桓范出赴爽, 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 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 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 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 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 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 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 为维护帝国统治、推动社会发展,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 竞招英雄, 以自辅翼。得士则昌, 失士则亡”。从某种程度上看, 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 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 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 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 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 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 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 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 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 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 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 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 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 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 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 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 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 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古代智库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逐渐呈现了产业化的趋势:智库数量越来越多, 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 一些智库有充足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 这些积极迹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 目前中国智库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智库的经验,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政府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

政府相关部门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 激发智库为党和国家建设服务的最大潜能, 让智库真正发挥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中国古代决策咨询机构都内在地要求决策者善用、善管和善待他们,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出决策影响力。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加快, 政府的治理也需要与时倶进善用智库, 就是要学会用十个指头弹琴, 推进智库为政府承担决策咨询, 包括决策出台前的调研、谋划、测试等大部分工作, 对决策效果的评估、解释与反馈等工作。在对外公共外交、结交国际朋友、获取国际智慧等各方面, 智库也应有所作为。另外, 智库还应为政府培养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

新型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却也暴露了“智库”概念泛化、大跃进等不良趋向。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最终管理者需要未雨绸缪, 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净化智库行业, 更好地使智库为政策决策制定发挥积极作用。建议筹建类似“中国智库联合会”的行业组织, 通过行业联合的方式规范标准与流程。

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门”

近年来, 中国一些退休高官开始加人智库, 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建策建言。比如,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建立了首家超大型民间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新闻前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建立了首家高校公共外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 等等。然而, 在中国, 如何善用退休干部, 仍然是值得摸索的复杂课题。一方面, 大量退休干部年富力强, 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为国家和社会继续发挥余热;另一方面, 如何将退休干部吸纳进智库的专业知识生产轨道中, 高度考验着中国智库的能力。

事实上, 智库如何善用前高官的问题本质, 不仅在于官员退休后的去向, 而且在于智库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决策进程的研究者和运营者。从长远看, 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 需要不拘一格地在智库平台上培养与运用人才。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府挂职锻炼, 政府也可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 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 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在中国式“旋转门”的基础上, 智库就能够和善于运用退休且仍精力充沛的老干部。在目前的退休人事机制中, 中国完全能实现类似于先秦的尊老养老制度, 让睿智有经验的退休官员发挥余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拥有政府关系、品牌打造、报告质量、写作水平等多种能力与经验, 需要构建老、中、青综合型的人才队伍, 以及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 (意即以谋略取胜) , 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还应广泛介人到全球事务中, 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 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 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中国古代智囊, 服务于君主的国家战略目标, 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 对外影响他国政策, 战国时期各大国“连横合纵”就是其中的例子。

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 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 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 抢夺国际话语权, 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 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 将智库建设纳人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 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 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 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与此同时,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可以利用中国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 实施与推广国家外交大战略, 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加强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 设立欧美分部, 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 同时, 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 购买当地最上乘、最有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 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

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运用外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外国精英还不普遍, 在大多数智库中几乎找不到全职外籍雇员。春秋战国养士制度, 天下诸侯竞招列国英雄为己用, 稷下学宫也汇聚各国贤才。目前, 中国智库吸纳外国精英参与尚存障碍。一是观念障碍。中国智库人士一向认为, 智库工作与决策进程密切相关, 工作过于敏感, 有外国人的参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外国人可能存在着国家忠诚度的问题。二是外籍人口管理制度的障碍。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各类体制议题限制, 要引进一位外国知识精英, 通常要经历很长的考察与办理程序, 有的程序甚至是不可跨越的。三是人事聘用制度的障碍。中国研究机构长期习惯于编制内管理的传统框架, 对管理外国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经验。四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从目前欧美舆论对华并不友好的事实看, 不少外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智库还怀有不同程度上的偏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应进一步改革外国精英的智库参与机制。兼听则明, 无论国外知识精英给予中国决策进程怎样的建议, 多听一些看法总是好的。从国家层面看, 需要有包容国际人才的胸襟与胆识, 在国籍开放、签证办理等多方面, 给予外国知识精英必要的包容与平等政策。从智库管理看, 需要有更多制度创新与理念开放。

只要在实事求是、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中国智库完全有能力用好更多的外国知识精英。从国际互动看, 需要有更多跨国互动与双边合作。知识碰撞与思想交流往往能出现更多的火花, 通过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坦诚的相互沟通, 中国智库才能赢得更多国际认可, 进而塑造更强的国家吸引力。

中国须有更多优秀的智库学者

“智库学者”不能拘泥于纯理论和单一学术化的研究, 而必须要有更强的现实问题导向和多元知识背景, 研究内容往往随着现实需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正因如此, 目前中国极度缺少优秀的、复合型的智库学者, 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障碍。优秀的智库学者需要有出众的综合能力, 必须是全能选手, 而不一定是单项冠军。从明清幕府制度来看, 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社会经济的了解, 难以胜任治国理政的复杂任务;而那些优秀的幕友, 可能没有考取功名, 却能把地方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智库 第8篇

西方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它的城市化也就进展到一定程度,但这个例子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城市拥挤,贫民窟、棚户区到处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第二,城里人不高兴了,生活质量下降了,城里的有钱人往乡下搬,乡下的穷人往城里搬,这就叫反城市化。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

经济发展不能留下后遗症

经济发展不能留下后遗症,要避免后遗症出现,就要提高标准,制定生态红线,不能触碰。像美国的环境基准是靠法律制度来规定的,对环境基准的定义是“反退化”,这是很严格的规定。现在我国资源约束性增强,经济发展因此受到限制,但许多环境政策在制定时没有一步到位。由于政策执行有个过程,可以逐步实施,但政策制定不能等待,否则越拖付出的代价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

房地产调控出现新特征

改革开放35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15年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需要密切关注。这些特征包括:一、城市之间在销售、价格、土地、投资方面分化特征明显。二、企业呈现分化趋势。房地产企业向大企业、品牌企业集中,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三、城镇住房双轨供给体系的思路愈加清晰。四、房地产调控出现新的特征,更多体现在地方差异的地方调控政策。

国研中心市场所所长任兴洲

存款利率管制放开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

存款利率管制放开是利率市场化的最核心、最关键部分,对我国经济、金融有着重大影响。一是在利率市场化的一定时期内,由于争夺存款的竞争激化,存款利率水平会呈现向上的趋势,而商业银行必定会尽可能将上升的资金成本向客户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金成本将出现整体上行,从而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利率市场化将加大利率的波动频率和幅度,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增加。

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

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战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主要有五点:一是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二是部署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新任务。要求坚持数量质量并重,不仅要做到“量”上足够,而且要做到“质”上让人放心;三是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整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增强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四是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五是要深谋远虑,谋定而后动。要求加强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撑。

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第一,建立统一的,即一体化的市场,意味着消除条块分割造成的市场碎片化。第二,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意味着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制度。消除各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第三,强调加强竞争性,意味着消除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和目前普遍存在、为害甚大的行政垄断行为。第四,所谓“有序”就是指交易活动应在规则即法治基础上展开,防止不正当竞争、欺行霸市等行为。第五,改变要素市场十分落后的状况,建设完整的市场体系。

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四领域投资不过剩

投资仍是拉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四个不存在过剩的投资领域值得海内外投资者密切关注。一是服务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快的三个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全部是服务业。二是为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过剩。三是现代制造业投资不过剩。四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不过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建平

改革将化解刺激政策“后遗症”

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等此前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不容忽视的风险。官方近期推出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多项改革举措的目的就为了化解上述风险。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是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继续刺激的做法更是饮鸩止渴。中国官方目前已经开始着手通过系列改革举措来化解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等此前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

金融专家郎咸平

中国将建立紧凑型城市

今后三十年,中国很大程度要从流动转向集聚。这个转向会对生产力布局、经济格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产业带来巨大影响。地方政府应把注意力从硬件转向人气,建设紧凑型、全球化和法治城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三个圈套构成中等收入陷阱

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泛福利化倾向、金融危机是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圈套。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具体表现为利益集团不愿意让这个体制继续前进,而躺在不适应现在经济发展的制度上继续保持现有的格局。泛福利化倾向是当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定苗头的时候,由于受惠不均匀,因此政府不得不去花钱,用香港的一句话分米来获得百姓的支持。因此过早地套上了福利化的包袱,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搞稳定,用于搞社会福利,这个前景也是极其堪忧的。金融危机是大量的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每隔几年出现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倒退5年甚至是10年,亚洲的金融危机都是这种情况。

加强智库建设 第9篇

一、明确高校理论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关系

智库最早始于美国, 源于英文“think”, 以政策研究为核心, 追求党派利益的最大化, 决策“政治化”, 它的发展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伴随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智库是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的必由之路。

智库对决策部门的影响较之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 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和经济迅猛发展的现状, 高校智库应尽可能的发挥学科优势, 坚持理论研究和智库研究相结合, 高校具有多学科综合资源, 科学研究为政策研究创造了基础条件, 拥有政策研究的资源优势, 虽然对决策的影响力比不上官方智库, 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其他智库。高校智库要促进智库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融合, 发挥高校智库的多学科人才优势, 更好地为政府决策和经济发展服务。高校智库应注重与其他智库相互协作, 取长补短, 共同承担起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的任务, 努力实现智库的持续、高效、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市高校理论研究注重的是理论自身的逻辑建构, 而对社会“有没有用”, “有多大用”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智库研究虽然要借助于理论的指导, 但注重的是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对社会“有用”, “管用”, 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是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高校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13年以来高等教育转型的大众化, 创建和建设高校智库成为高校发展的新出路, 也是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伴随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提出, 高校智库建设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一步推动了高校智库的发展。高校智库应突出高校的特色与优势, 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咨询, 促进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高校智库除了肩负“培育学生, 依托学术研究政策”的基础功能, 同时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政策制定机构和人员的互动, 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功能。

高校智库不同于政府智库, 它是一种学术组织, 能够开展政策研究并为政府政策研究培养人才, 通过高校多学科优势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为政府决策服务, 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积极引导政府决策促进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府决策部门的共同目标都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高校智库研究既要立足衡水实际, 为政府决策服务, 又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科研人员的培养为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政府部门应和高校智库紧密联系, 建立深层次的信息沟通渠道, 适时适当的将第一手数据信息公开, 以便于智库对政府部门决策的研究, 增强决策的可操作性。

我市目前没有形成“思想市场”, 高校智库研究的供给和需求脱节, 使高校和政府紧密联系, 改变高校智库“闭门造车”的研究模式, 结合社会需求进行研究, 为政府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

三、树立高校智库形象, 提升影响力

我国智库总数位居全球第二, 仅次于美国, 其中高校智库约占总数的1/3, 它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已成为政府决策部门的得力助手。高校智库要充分运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 推进科研创新形成自身品牌,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高校智库要建立自己的智库平台, 做好智库的宣传工作, 不断更新展示内容, 通过对智库成果的展示打造知名品牌, 树立自身形象, 吸引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提升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目前高校智库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 要想保证充裕的资金, 高校智库要通过提升自身水平获得来自校外的经费。例如可以通过开发衡水湖文化产品获取经济收益, 为下一步的继续研发提供经费。目前衡水市高校的理论研究不能更好的付诸实践, 高校要善于向社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 让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转化为促进科学发展的知识力量。高校智库要善于利用多种形式开展与其他智库的合作与交流, 从而提高自身研究水平, 提升人才素质。

通过高校智库扩大高校优势学科人才与资源的整合力度, 加强高校智库与政府智库、民间智库的相互协作, 整合我市智库教育资源, 保障决策的科学性。

高等院校智库是国家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对国家教育改革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研究, 还应对政府项目进行咨询研究, 为政府提供客观、可信的政策支持。政府部门应给予高校智库多方面的支持, 促进智库的发展, 使其更好的为我市教育改革的持续发展提供服务, 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摘要：新型智库建设是知识界尤其是社科理论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高校作为区域知识精英的聚集地, 现阶段加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旨在通过本课题的研究, 推动衡水市高校智库建设, 充分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 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推动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理论研究,政府决策,品牌打造

参考文献

[1]聂立清, 李涵.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发展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 2015.

[2]岳玲, 伍婵提.社会创新发展下高校智库建设的思考.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5.

[3]郭瑶.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与建议.经营与管理, 2015.

创新智库 第10篇

金秋九月,我们在乌兰巴托迎来了“中俄蒙智库合作联盟成立暨首届中俄蒙三方智库国际论坛”。我谨代表中方智库, 向莅临论坛的领导、来宾、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的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一倡议得到了普京总统和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的积极响应。借助论坛平台,加强三方智库的交流合作,对落实三国元首共识,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意义重大。

内蒙古作为与俄罗斯、蒙古国的近邻, 我们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源相亲,友谊源远流长。地区间友谊不断深化,与俄、蒙缔结友好地区关系分别达到9对和10对。 我们经贸往来也不断深化,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开放口岸达到16个,2014年内蒙古与俄罗斯和蒙 古国实现 进出口总 额71.5亿美元, 占内蒙古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加上我们三方产业互补性也比较强,可以说,合作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光明。

这次论坛的举办,是中、俄、蒙智库间交流的一件盛事。与会代表既是中俄蒙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也是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大家借此机会,围绕“文明互鉴 · 思想交流 · 政策沟通 - 携手推动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主题, 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探讨研究,能够促使我们三国合作迈上新台阶。

我相信,以本次论坛为起点,“中俄蒙三方智库国际论坛”将成为三国人文交流的有效平台和增进三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 我相信,本届论坛一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我期待着聆听各位的真知灼见。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中国学派”智库 第11篇

最近，孔丹在思考一个关于股市的话题。他想通过召开研讨会的形式，组织一些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能力的专家学者对目前股市问题进行研讨。“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股市，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事。”孔丹说。

去年，已经退休近两年时间的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又重出江湖，他身上增添了一个新的职务——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014年8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地址就在中信集团北京总部的京城大厦内。

尽管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成立刚刚一年时间，但由于它研究的都是当下社会热点和前沿问题，有的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甚至有些是“敏感”问题，所以中信基金会甫一成立就受到关注。

而用孔丹的话来讲，“因为我们研究的都是‘真问题，所以很多人关注。”

以问题为导向

中信基金会下设理事会办公室、项目办公室、中国道路丛书出版中心、社会调查中心等部门。目前初步形成了一会一社一刊的综合平台和联动机制（基金会、中信出版社和《经济导刊》）。

此外，基金会还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对拟资助的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审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执行委员会决策参考。目前咨询委员会分为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战略学各领域，共有65名专家学者。

咨询委员会委员是通过推荐、协商等方式组合而成。这些委员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具有相当的成就和学术地位。比如说在文史哲领域有汪辉、韩毓海等学者，经济学领域则有史正富、陈平等等。

今年4月，中信基金会又成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其主旨是为了扩大青年学者影响，培养和储备中国学派的后备力量。青年学会也分为各个领域，共有81名会员。资委会平均年龄57岁，青年学会平均年龄37岁，形成了年龄梯次的研究队伍结构。

目前，研讨会不定期召开，议题设计一般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来研究提出问题，然后通过中型、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来互动讨论。

一年来，中信基金会组织了多次学术活动，启动支持了80多个课题研究。研讨会内容涉及面广，并且紧贴当下热点。比如在经济领域，举办了“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2015年全球经济及金融发展趋势”“当前装备企业面临形势与对策”等研讨会;在政治领域，召开了“问题中国，进步中国”“依法治国”等研讨会以及“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其他领域还有“中国分配问题再认识”研讨会以及“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

此外，基金会还有一些规定动作：每年主办一次全国性、综合性论坛，邀请基金会咨询委员及相关“中国学派”专家学者与会，探讨涉及改革和发展各领域的重大问题;每年举办三次按领域划分的相对固定的论坛，如中国文化类、中国经济类，邀请相关领域的咨询委员及“中国学派”专家学者与会;利用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资源和中信书院的运作平台，与全国各大知名高校开展战略合作，举办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巡回公益性系列讲座。

“选择的话题都是以问题为导向。”孔丹表示，话题确定后就召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选题

打开中信基金会的官方网站，首先会看到三行字：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基金会的宗旨就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研究的都是‘大选题。之所以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目前我们很多问题的争论是从哪里开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同样的现实情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这些问题都需要搞清楚。”孔丹说。

在孔丹看来，正确的认识路线、正确的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句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表达，这句话是从《汉书》里来的，不是简单从哪本哲学书里出来的。它被中国共产党经过非常曲折的、痛苦的实践，从而获得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认识，最后被概括为实事求是，可以把它展开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从实践中去，甚至延伸到我们的工作方式上，密切联系群众等等。我觉得要从根本上建立这个认识。或者说，基金会研究的问题就是针对那些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一些倾向，一些流行思维的回应。”

为此，孔丹举例称，目前有些人对西方的政治观、价值观、经济观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崇拜。“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的观点是鼓吹‘普世价值的一些人实际上把特殊的‘普世价值当成了一般性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把美国的价值观当成一般性的‘普世价值，又要强加在中国头上。把西方流行的价值观作为普遍使用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我们，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孔丹表示：践行中国道路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这句话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从政治上讲，中共十八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回到价值观、政治体制、政治基础、政治制度的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都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从实践和理论上正在向前推进的路线，不仅是中共的路线的基础，也是整个国家的基础。”

因此，基金会资助很多活动，主要是想正面发声，包括建言献策。“要有中国角度，中国视野，中国气派，我们要建立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架构、话语体系，议题设置，我们应当努力去建立这一套体系，对此我们是有历史责任的，所以就提出发展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就是把各种人类文明放到一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说只是讲中国自己的角度。”孔丹说。

“选题宏大是因为有一个立脚点的问题，如果研究的仅仅是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立脚点就比较低，如果站在一个历史的视野上看这个问题，当然就要研究‘大选题了。”孔丹解释说。

为何发声

2014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以《孔丹的舆论场》为题做了一期关于孔丹的往事以及对一些事件回应的报道。文章刊出后，引起舆论关注。

在中信集团任职之时，孔丹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行事非常低调。退休后的孔丹为何在舆论场上再度发声？一时引起各种猜测。

退休前，孔丹精力都放在中信集团的发展上，退休后的孔丹则有更多时间观察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思想领域。“我觉得存在思想乱象、舆论乱象、理论乱象。同时，在我接触的现实社会中，我也感到很多问题有不少分歧意见，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存在撕裂的情况。”

他以柴静的《穹顶之下》为例来解释社会的撕裂现象。“柴静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倾向。视频播出后反响很大，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看法认为柴静矛头直指政府和国企，对呼吁解决环保问题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另一种看法认为柴静并没有真正实事求是地把污染问题说清楚，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政府治理环境层面都还存在问题，但也应客观理性地去认识。由于视频播出正好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引起了很大争议，舆论撕裂很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撕裂现象呢？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舆论的特点是议题的设置和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框架来看问题。一个议题一旦出现，就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同样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路径。同样的病症，开出的药方就不一样。”孔丹说。

还有一件事情，让孔丹陷入更深的思考。2012年的夏季，孔丹和老同学、老朋友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争论，也就是后来网上演绎传播的北京四中同学聚会。

“不得不承认，社会上对有些问题的认知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甚至有时候说这种对立是存在的，也非常尖锐。关于环境破坏，关于腐败问题，关于增长模式怎样去调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孔丹说。

在和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交流时，有人提出孔丹应该对社会上一些热点问题发声，因为他具备一些好的条件：一是有组织能力，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从青少年时期到后来走向国家各个阶段的不同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能力;二是有经济学的基础，还有很强的理论基础;三是有影响力和沟通能力，特别是他还有一个依托——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

“有这些方面的条件，孔丹是不是应该为这种局面做点事情？”有人这样提出。他们当中有当前在职的领导干部。

我国图书馆“智库”服务研究 第12篇

“十二五”时期, 我国正处于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 经济和社会发展正面临许多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迫切需要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搭建一个以图书馆服务为基础的知识保障平台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图书馆要不断扩展图书馆服务的辐射范围、加深图书馆服务深度, 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资金投入的社会效用。图书馆智库服务作为图书馆学科馆员和参考咨询服务的延伸, 正在图书馆界蓬勃发展。

1 智库的溯源

智库最早产生于美国, 1967年6月《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组介绍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文章中, 首先使用了Think Tank一词。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 成立于1910年, 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 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平问题和推广国际事务公众教育的机构。基金会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之一, 以数种语言发行, 读者遍布150多个国家 (1) 。

智库 (think tank) , 也称之为思想库、脑库、智囊团。一般认为为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 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 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和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图书馆是文献信息资源的集散地、是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枢纽。当代图书馆除了拥有丰富的馆藏外, 还通过多种信息咨询方法, 向各类型读者提供多种文献信息服务, 如市场调研分析、决策研究等。从智库视角来重新分析和探讨图书馆的定位, 审视当前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 有助于对现代图书馆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 (2) 。

2 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可行性分析

根据隶属关系、经费的来源和研究风格等因素, 智库通常被分为四大类。政府性质的智库、公司性质的智库、社团性质的智库和大学性质的智库。政府性质的智库主要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建立的各项研究机构, 用来开展课题研究或支持政府决策的制定, 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支持, 如美国联邦教育部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公司性质的智库是指比较独立的经济实体, 其经费来源于客户, 这种智库通常是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开展研究, 如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社团性质的智库是民间性质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 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基金会、公司或者个人的捐助。此类智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都比较强, 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较大,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大学智库属半官方性质, 一方面大学经费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投入, 另一方面经费来自于基金会或其他机构的资助, 因此其专业性和独立性也相对较强, 研究成果分量也较重, 因此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较大。我国智库服务刚刚开始, 特别是公益性机构的智库服务, 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特别是以服务为宗旨的图书馆, 开展智库服务具有其他机构所为有的资源、人才、资金和技术优势。

2.1 资源优势

图书馆作为社会和公众公益性服务机构, 承担着社会教育和信息传播的作用, 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也是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独有优势。与其他机构相比, 图书馆在资源占有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信息资源作为开展智库服务的基础, 对智库服务能否开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当今网络社会, 信息为王, 谁掌握着信息, 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因此图书馆丰富的信息资源优势为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2.2 人才优势

图书馆员作为大众获取知识的媒介, 对知识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图书馆员对信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挖掘力, 特别是学科馆员和参考咨询馆员, 综合素质要求更加严格。除了具备本专业知识技能之外, 还需具备交叉学科、计算机和外语知识, 不仅是通才而且是专家。图书馆员具备的各个专业知识和技能, 正是机构决策制定的必要因素, 正是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人才保证。

2.3 资金优势

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构, 一般都是有稳定的资金支持的, 特别是我国图书馆事业, 更是由国家和政府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这为图书馆具体业务和公益服务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其他机构相比, 图书馆资金来源相对稳定, 保证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业务运行的稳定性, 从另一方面看, 也为图书馆拓展业务和服务范围提供了保证。

2.4 社会认可度

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机构和社会教育机构, 长期以来, 在公众心中已经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可信度更高。相对于其他的咨询公司而言, 图书馆是非营利性的, 而且具有资源和人才优势, 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认可度, 因此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和人和。

3 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流程

智库的发展必然依赖于新颖的资料数据, 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以提供具体方案来协助政府、企业和个人决策的制定。一向充当知识水库、学术银行的图书馆, 因其坐拥丰富、多元的知识资源, 作为其开展智库服务的先天优势条件。但是如何善用图书馆知识和人力资源, 利用好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扮演好政府、企业和个人智囊的角色, 提供组织化、系统化的信息, 支持政府、企业和个人决策的制定, 成为其智库服务开展的核心问题。借鉴咨询业开展企业咨询的流程, 按照咨询服务流程可以将图书馆智库分为用户请求、签订协议、咨询操作和决策制定和反馈四个环节。

3.1 用户请求

任何一项服务的开展, 都是从用户需求开始的, 图书馆智库服务也不例外。首先图书馆要通过宣传措施, 扩大影响范围, 吸收用户。了解用户的需求, 确定用户需求的现实可行性。即通过用户请求的初步考察, 判断服务的可行性。特别是分析根据用户的特点, 具体分析潜在用户和实际存在客户的不同需求。一般情况下, 用户所提交的问题比较笼统, 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要明确用户的具体要求, 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和提供服务。

3.2 签订协议

在经过前期的可行性分析之后, 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签订协议, 图书馆确定用户的请求, 对于服务开展的时间和费用、服务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 以确保智库服务的开展和实施。图书馆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按照协议所规定的内容和形式来完成该项服务, 该环节起到限制约束作用, 对于图书馆服务的开展起到保证作用。一般情况下, 用户在签订协议时, 可以支付一定的预付金, 以保证服务的正常运行。

3.3 服务开展

这是图书馆智库服务开展的核心环节, 也是最复杂的环节。图书馆一般会建立自己的智库服务系统, 包括资源、人员和系统, 辅以一定的资金支持。图书馆智库服务参与人员要严格按照用户请求, 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馆藏丰富资源, 在充分满足用户明确需求的基础之上, 根据用户的职业特色和需求性质, 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 更加准确的定位用户需求, 开展查询和分析, 选定可行性方案。

3.4 最终决策及用户反馈

通过前期图书馆相关人员的协作努力, 完成用户的请求, 并将最终成果提交给用户, 用户需要对图书馆智库服务成果进行使用并且评价其是否达到自己期望值及所达到的程度。这一环节也是十分关键的, 对于图书馆智库服务的后续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服务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图书馆服务的重要指标, 是由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图书馆的主要职能不是本身创造价值, 而是把内部的信息与社会的需求联系起来, 为用户提供服务。而评价这种服务的主体应该是用户, 通过用户服务满意度的反馈, 图书馆不断改进自己的服务质量。而评价服务、用户反馈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 使得以后的服务更好的开展。

3.5 国家图书馆“两会”智库服务

目前我国图书馆智库服务业已经崭露头角, 国家图书馆率先开展了智库服务。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 中央对民生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此, 国家图书馆以“民生”为主题, 从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热点难点、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以及“十二五”规划中选择要点, 推出了题为《观点》的国家图书馆两会专题文献信息专报。“两会”期间, 国家图书馆为今年两会代表和委员们提供的多项度身定制服务正式启动。两会期间, 两会代表和委员不仅可以亲自到馆使用国图的资源和服务,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也向代表和委员开通。国家图书馆专门设立国图两会咨询服务处和专线电话, 为两会代表和委员提供个性化的文献信息咨询服务。在立法决策方面,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的两会服务平台也已开通, 该平台包括两会专报、实时报刊、电子书库和专题资源等内容。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通过人大和政协各自的内部信息平台, 直接访问该平台, 远程利用国家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和服务 (3) 。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