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精选12篇）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 第1篇

田汉(1898---1968)，现代著名戏剧家。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曰本。在东京时开始戏剧创作，1922年回国后，发表了《获虎之夜》、《咖啡店之1夜》等剧作。1930年6月参加左联，1932年入党，并曾担任中央文委委员。其后又创作了《回春之曲》、《名优之死》、《3个摩登女性》、《扬子江的暴风雨》等许多话剧、电影、新歌剧剧本。他为自编电影风云儿女所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解放后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抗战期间，在武汉、桂林等地，组织抗敌演剧队。解放后曾任戏剧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并继续有话剧《关汉卿》，戏曲《谢瑶环》等剧本创作。内乱不久，即遭迫害致死。田汉终身从声戏剧活动，对我国戏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6卷本《田汶文集》正陆续出版。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 第2篇

艾青(1910---)，现代诗人。原名蒋海澄，浙讧金华人。早年曾赴法国习画，开始写诗。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曾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抗战期间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在东北、新疆生活了。1978年重新开始创作。现任作协副主席。艾青擅长自由体诗。他的诗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精神，感情深沉、浓烈、奔放、形象丰满，形式自由。早期代表诗作有1933年写于狱中的自叙性诗篇《大堰河----我的褓姆》;抗战初期是创作的旺盛时期。代表作品有1938年写的赞美光明民主的长诗《向太阳》等，1939年歌颂为国牺牲的战士的`长诗《吹号者》等。艾青的诗及探讨新诗理论的著作《诗论》，对我国新诗发展有积极影响。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 第3篇

一、林纾结缘文学翻译

据华裔美人马泰来在《林纾翻译作品全目》中统计, 林纾翻译作品达185种, 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在这180多种翻译作品中, 而今闻名世界的名著占40多种, 作者包括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德、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塞万提斯、伊索、易卜生、哈葛德、柯南·道尔、德富健次郎等世界著名作家。正如谭正璧的“介绍西洋近世西洋文学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2]12。

林纾祖籍福建闽县, 19世纪50年代生人, 幼年的林纾在时事动乱与家境贫寒中体会到民生之艰难, 但在漂泊动荡中却始终用各种机会读书求学, 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学底蕴和传统文化情感。早年曾经在薛锡极的引导下取法欧阳修的文法和杜甫的诗风。欧阳修的文章一直在宣扬“明道”、“致用”, 而杜甫的诗格中言志的力道也是倾注在社会现实中的, 这均为林纾后来的民众关注文学观念产生奠定基础。而立之年的林纾, 七次参加京城会试, 但“七试七败”, 无缘仕途的林纾迫于生存的压力, 转念于文学翻译。1897年, 年过四十的林纾给读者带来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小说翻译作品, 使他走上了一条直至生命终点的翻译著述之路。

事实上, 林纾是在友人几次催促之下, 才一同翻译小说的。那时候, 母亲刚去世, 妻子也因病离世, 林纾一度陷入了生活和情感的困境中, 魏翰、王寿昌等人也正是借用这样的机会帮助林纾渡过难关, 后辗转中林纾才与朋友合作“耳听笔著”外来文学。

林纾善于交友, 贫困求学时屡次得到朋友救济, 比如同县李宗言, 他将家中几万卷藏书对林纾开放, 林纾传统文学功底积累主要源于这样的接济与帮助。在林纾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林纾又将乐于助人的行为转移到学生或者朋友身上。从文学翻译的合作, 到连接中西文化的付出, 林纾在用自己的人生描述着他对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和谐”之道的理解。20年里, 译著达180余种之多, 况且执笔于他人的口述翻译之中, 足以证明配合之功的事半功倍。林纾翻译的速度是当时颇为出名的, 经常是讲述者没有说完, 林纾的言语已经完成, 能“一时译就千言, 不串一字”, 落于纸上的完全是按照古文学的语法表达的古文翻译小说。与林纾一起合作翻译法语文学的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 做英语文学翻译的有魏翰、陈家麟、毛文钟、曾宗巩等人, 合作时期之长, 合作方式不变, 足见林纾的为人。而林纾“御用”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更是对林纾不离不弃, 从发现林纾, 将其推向文坛, 而后享誉国内外, 商务印书馆始终是林纾小说单行本的核心出版阵地。因而, 对林纾合作关系的研究, 是整体把握林纾翻译行为的重要环节, 是直接体会林纾翻译生活与时代背景的有效研究途径。

二、林纾翻译的前后之变

回溯林译27年的历史轨迹, 可以显见一条时间和文学取向的差异线将林氏翻译经历划分开来, 1913年, 林纾《离恨天》翻译作品的公布于世, 使世人在前后比对中, 赫然可见林纾前后翻译作品的实效、质量、讹误的差距。而这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 也是造成学界对林纾学术价值判断“误译”的开始, 对林氏译风逆转内在原因辨析, 有助于对林纾客观解读和评价。

1899年, 可以说是林纾译作的发难之年, 《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出版, 掀起了文坛的抢购狂潮, 读者群体遍布学者到平民。此前, 中国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西学之风中, 瞄准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和器物制造,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内涵便是坚守中国社会学科的文化思想, 而在实用领域才学法欧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陷入了对矿业、铁路、军工、造船、通信等领域的新技术学习中, 派出的大量的留学生所学的专业大多与实物相关。比如我们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 胡适先前是公派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专业学习的。在整个大势所趋的环境中, 中国的学界和普通人都将技术革新作为必修功课。而对文学外来思想的引入者中, 尽管也有凤毛麟角的人物, 但是都偏向于政治思想宣传, 不能深入人心。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在外部列强的压迫下窘况愈演愈烈, 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 对寻求西方救国良方的仁人志士而言, 无碍乎当头棒喝。林纾在《剑底鸳鸯》的序言中曾经表示过:今日中国, 哀嚎之中国也, 恨余无学, 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 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林纾的翻译发端开始于此就不足为奇, 他想通过朝廷的力量一改民族的愿望很难实现, 但他始终坚持用一己之力启发民众。尽管, 林纾并非晚清官员, 只中得个举人的名号, 但是林纾却曾经十余次拜谒光绪皇帝的墓地, 林纾早期的翻译理念应该说是具有民族思考精神的。

《离恨天》是在林氏与友人王庆骥的合作下完成的, 1913年夏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书中林纾写的“译余剩语”中将小说出版的过程详细作以澄清, 已显见林纾翻译的周期长于以往。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价林氏后期译作“印象是, 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退了锋的秃笔, 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 也不再感觉兴趣, 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 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 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中文作品, 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3]44。联系当时林纾的处境便可知一二, 由于与新文学阵营的抗争, 林纾备感心酸地捍卫传统文学, 使他不得不离开与新文学人士共事的京师大学堂。身体垂垂老矣还要为生计奔命, 其笔端郁结的复杂心境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生活的压力使笔端不再张弛有度, 文章的完整性也大打折扣。而辛亥革命的民国纪元开启, 是林纾思想转变的直接原因, 他已经拼尽权力保护“国粹”思想和文化, 但是屡遭践踏的事实也冲击着他的文学转译能力, 也消解了先前的“民族兴旺”的寄托理念。

三、林纾文学翻译的思想

1.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固守。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期, “西学东渐”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从“技艺”到“艺术”的欢呼, 而根植于中国历史的传统文化, 也因此遭受了种种排挤和打压。在文学领域, 西方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作品翻译和引介, 坚守传统文化理念, 而又操刀于欧文西思的林纾, 成为新旧对决中的个案。小说在中国近代以来, 荡涤掉了传统文化认识的介于“子”和“史”之间的观念, 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已经昭示着小说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小说的功用。林纾在文学翻译中希望通过小说传播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语表达中实现启发民众的作用。林纾曾经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THEOLD CURIOSITY SHOP翻译成《孝女耐儿传》, 哈葛德的MONTEZUMA’S翻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记》, 名正言顺, 林纾从名字的翻译中极力在宣扬中国传统伦理的家庭孝道观念, 希望在清朝“乱世之秋”国人能够秉承“礼仪”秩序生活, 坚守中国的文化的另一种意义就是坚守民族气节。林纾在翻译狄更斯《董贝父子》 (今天译名) 的时候, 译成《冰雪姻缘》, 并且在翻译过程中, 从中国读者阅读角度出发, 将狄更斯表现文学背景的工业化时代场景删减, 为了保证对故事“意译”的完整和情节表现力, 林纾在这篇小说中加入了家庭伦理中有关孝道的内容。《孝女耐儿传》等作品中也体现了林纾对中国传统笔法的承袭, 中国传统文学习惯将叙事方式以“演说家常”的方式表达, 贴合中国人“家国同构”的阅读体会, 并在故事的开头、发展、结尾等结构布局上也用直白交待方式进行, 尤其是结尾处多用“大团圆”的方式收尾, 这都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坚守体现。

2. 为“大众”的翻译关注。

林纾翻译外来文学是有自己选择和判断的, 而指导题材和内容译介的思想主要还是“为大众一号”的观念, 即从民众的喜好和影响民众的角度出发。在林氏的翻译中, 英国作家哈葛德和柯南道尔的作品为最多, 单哈葛德一人的作品中, 林纾便选择了《迦因小传》等二十余种进行翻译。从作品题材选择来看, 体现了林纾为大众作选择的初衷。首先, 林纾要为国人引入西方进步的思想, 正如林氏高足朱羲胄所说:由于先生介绍了众多西方小说家及其作品, 国人“乃知西方之有文学, 由是而囊之鄙视稗官小说为小道者, 及此乃亦自破其谬囿, 腐文之士, 渐乃敢以小说家自命, 而小说之体裁作风, 因之日变, 迷译世界学之风亦日炽, 此皆先生倡导不朽之功, 国人未之能忘者也”[3]43。其次, 林纾极力为大众呈现下等人的百态人生, 在文学中重现西方世界的民众生活状况, 给予精神没有依靠感的百姓以影响。在评价狄氏小说《冰雪姻缘》:“言小人则曲尽其毒鳌, 叙孝女则直揭其天性。至描写东贝之骄, 层出不穷, 恐昊道子之画地狱变相不复能过, 且状人间阂茸谄妄者无遁情矣”[3]43。林纾翻译的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在哀伤于美国黑奴的同时, 将情感渗透到中国民众生活艰难的同情中, 为中国民众充实团结之力寄予厚望, 因此, 颇得文坛喜爱。在遭受“八国联军”的侵袭浩劫后, 林纾熔铸文学翻译中的政治目的很强, 这也是其文学“大众”性的一种体现。还有, 林纾为大众外来文学的行为中, 不容忽视的是他对普通大众阅读消遣心理的迎合。《剑底鸳鸯》、《巴黎茶花女遗事》、《鲁宾汉漂流记》、《伊索寓言》等作品的翻译选择的通俗性, 是林纾赢得众多普通读者的根本原因。在《小说月报》等杂志连载时期的销售量中也可见这种文学消遣心理在奏效。

林纾的翻译小说虽然在较为封闭的国情语境下发生, 但对开启中国人文学视野和新观念来说, 功不可没。在众多译作流传国内外的历史时间里, 尽管褒贬不一, 很多人对其“意译”文学的方式颇有微词, 但挖掘其文学翻译思想根源, 便可以理解林氏对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良苦用心。

参考文献

[1]李宗刚.对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再解读[J].东岳论丛, 2004 (6) .

[2]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M].光明书局, 1925.

美国举行“近代中国文学会议” 第4篇

第一天上午介绍当代中国文学及表演艺术的概况。宣读的论文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小说与戏剧》及《文艺现状和未来展望》。下午介绍源流，宣读论文《“扬弃”运动》、《上海话剧1937—45》、《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文学》。

第二天上午介绍理论及批评，宣读论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和《百花齐放的文学》。下午介绍小说和表演艺术的实验与改编，论文有《文化大革命中喜剧的命运》、《当代小说中的“古为今用”》、《妖魔与神灯：革命相声》。

第三天上午放映电影。下午介绍电影的实验与改编，论文有《刘三姐：从恋爱故事到阶级斗争》、《<家>：典型改编的研究》、《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电影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主题》。

中间休会两天。

第六天上午介绍文学与社会，宣读论文《新旧英雄人物》、《从中国短篇小说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畅销书与作家的收入》。下午介绍通俗文化的发展，宣读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运用歌曲作为进行群众教育的政治工具》、《侯宝林和他的艺术风格》、《以样板戏为样板》。

第七天上午介绍大陆及台湾省诗歌，论文有《当代台湾诗歌》、《寻求黄钟——1949年以来的诗歌》、《浩然小说中的艺术》、《论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意识形态与表演方法》。

第八天上午介绍大陆与台湾省的文学情况，论文为《台湾的乡土文学》、《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异端倾向》。下午介绍新方向，论文有《徐迟的报告文学》、《七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电影》及《新方向？——漫谈中国文艺刊物中的若干当前倾向》。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胡风 第5篇

胡风（1902---1985），文艺理论家、现代诗人。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学生时代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1度动摇，写过1些宣传反共观点的文章。1929年去日本，参加日本的革命文化运动。1933年被驱逐回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期间及其后，曾主编《7月》、《希望》等刊物和1些文学丛书，4代和510年代初，胡风的1些错误的`文艺观点和宗派活动，受到文艺界的批评。1955年胡等人被错定为“反革命集团” 。后经认真复查中央于1980年9月诀定为此错案平反。主要著作有《文艺笔谈》、《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在混乱里面》，及长诗《时间开始了》等。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叶圣陶 第6篇

叶圣陶(1884----)，现代作家、教育家。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早年曾写文言小说，在“54”新思潮影响下，提倡现实主义新文学，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1。曾长期执教并从事编辑工作。解放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叶圣陶早期作品多为短篇小说，作品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其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倪焕之》，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埋头教育到走向革命的生活历程和思想变化，是新文学较早的重要长篇作品。叶圣陶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他的作作品风格朴实自然，语言纯净准确，富于表现力。著作收入《叶圣陶文集》。

近代文学家老舍及其作品 第7篇

老舍(18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 第8篇

随着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召开, 法国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是它所提出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欧洲各国并未消亡, 并在19世纪末推动了科学实证主义甚至文学现实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然而,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发展总是呈螺旋形上升”, 思想文化的历史也不例外;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和拿破仑帝国的覆灭, 旧的封建势力以维也纳会议为契机, 抓紧在欧洲各地复辟“旧制度 (Ancien regime) ”, 妄图恢复封建统治;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欧洲文化界也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启蒙主义思想, 并逐渐走向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对面, 即强调感性和宗教神秘性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 根据意大利权威百科辞书 (Enciclopedia Treccani) 所解释:“是一场发轫于18世纪末期并延续至19世纪的文学、艺术和文化运动, 其发端于英国和德国。”严格来说, 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并无绝对的时间先后关系, 它们只是当时欧洲知识界对自身及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诠释观点和方式。早在18世纪, 带有文学色彩的“浪漫” (“romantic/romantique/Romantik”) 一词就首先在英、法、德三国出现, 并逐渐为欧洲各国知识界所接纳和效仿, 其影响力甚至延续至20世纪的美学创新。与启蒙主义 (或曰新古典主义) 相比, 浪漫主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性, 如下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 在文学评论界, 许多学者认为在浪漫主义确立其地位之前, 欧洲的知识界并非为启蒙主义垄断;浪漫主义的萌芽已经于十八世纪中期在欧洲部分地区产生, 这一过渡阶段, 有学者定义为“欧洲前期浪漫主义 (Pre-romanticism) ”。

对于欧洲前期浪漫主义的特点, 著名葡萄牙学者马查度 (Álvaro Manuel Machado) 在其所著的《葡萄牙的浪漫主义起源》一书中, 曾作如下归纳:

1、文体的多样化:即打破了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界限, 并将之融为一体;这点在卢梭的作品《新爱洛伊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崇尚感官:这一思潮来自十八世纪下半叶自然主义宗教性 (Naturalist Religiousness) 中对自我的崇拜 (Cult of Self) 。

3、批判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 这一趋势不断扩散强化。在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社会, “盗匪 (Bandit) ”一词甚至成为了“英雄”的代名词, 他们代表了对社会强加秩序的厌恶及试图挣脱的愿望。

4、推崇野性和回归自然:自十七世纪末开始, 许多欧洲传教士 (包括耶稣会士) 和探险家在游历了非洲和亚洲后, 纷纷在他们的游记中, 表现了回归人类本性这一思想倾向;许多常年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 在“基督教人性 (Christian Humanism) ”和“自然人性 (Natural Humanism) ”间找到平衡。这点在卢梭的许多作品中, 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卢梭和其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 常将“疯子 (Crazy) ”这一角色作为其作品的主题, 在这些作家看来, “疯癫”并不是病态行为, 而是对“理性绝对权力”的不满。

5、自我崇拜及时间意识之模糊:卢梭在《忏悔录》一书中, 曾将自己描绘为绝对独特的“自我”, 不受任何道德规则的制约, 表现出作者完全的孤独感 (Solitude) 和自然性 (Nature) ;同时通过对水无常变化的描述, 反映了作者对时间意识的不确定性。

正如前文所说, 浪漫主义最早产生于英、法、德三国和地区。但与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不同的是, 法国并不占有其垄断话语权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 由于浪漫主义的异质性特点, 它几乎同时产生于多个地区, 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如:

英国:在英国, “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从未发生”, 而随着洛克 (Locke) 感官主义 (Sensism) 的出现, 笛卡尔所提倡的系统理性主义 (Sistematic Rationalism) 受到直接冲击, 并首先在英国诗歌界引发了浪漫主义前期美学思潮, 著名诗人蒲柏 (Pope) 也深受此影响。此外,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 (Shaftesbury) 也曾提出文学的“内向形式 (Inward Form) ”问题, 即以“自然性 (Nature) ”为中心。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阶段的许多英国作家常将大自然无常的变化作为其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主题, 特别是对“夜晚 (The night) ”的描写。

德国:德国的前期浪漫主义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 但与英国不同的是, 德国的前期浪漫主义并不仅限于诗歌领域, 其中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散文家;在当时的德国文学界, 神秘主义和宿命论, 常常“威胁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在欧洲浪漫主义理论的建构上, 德国文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赫尔德 (Herder) 曾说“诗歌是灵魂的直接体现”, 受此影响, 歌德与一些青年作家共同发起了“狂飙突进运动 (Sturm und Drang) ”, 他们大力推崇天才 (Genius) 的绝对力量。

法国:以蒙恬、卢梭、斯塔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 为代表的法国前期浪漫主义者, 常常立足于英国诗歌创作中的形而上学与德国理论建构间;在文学创作中强调多种文体的融合, 并在情感与思想的分析上, 达到了其顶峰。

此外, 浪漫主义的异质性还体现在现代欧洲各民族对“浪漫”一词的理解, 如英国人对“浪漫”的理解偏向于爱情相关, 而德国人对此的理解则常常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正如前文所述,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越来越多欧洲人往返于亚欧间, 东方文化 (特别是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远东文化) 开始以口耳相传或游记等形式进入西方文明视角, 欧洲各地纷纷开办了东方学课程 (如意大利人马国贤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建立了意大利第一所中国学院) , 一时间欧洲大陆掀起了风风火火的“东方热”。在启蒙运动早期, 甚至一度被启蒙主义者奉为足以对抗宗教愚昧的良方妙药, 恰如后人所言:“吾国 (中国) 固有之文明, 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 济西洋文明之穷者。”

尽管在西方视角下的“东方文明”, 多多少少带有如美籍阿拉伯裔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伊德所说“是 (西方) 将对东方的想象与片面的观察转化为正规知识的过程”, 代表了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但我们应该认识到, 在十九世纪殖民扩张前的欧洲, 特别是十八世纪末 (启蒙主义) 至十九世纪初 (浪漫主义) 的欧洲知识界, 普遍是以平等甚至尊崇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的, 如莱布尼茨曾说:“儒道佛的自然主义神学, 与西方基督教神启 (天启) 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彼此完全可以相互对话、交流甚至融会”。特别要指出的是, 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曾不遗余力地向欧洲读者译介中国古代经典文献, 更是大大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因此, “应该肯定西方的东方学的巨大成就”。

正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 经过对启蒙主义 (新古典主义) 与东方文化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特点的比照研究, 笔者认为, 东方文化 (主要是中国文化) 不仅对给欧洲人带来了“理性之光”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也大大影响了欧洲浪漫主义, 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浪漫主义崇尚人的感性。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建立起来的理性逻辑思维, 作为西方主流哲学思维模式, 历经逾千年历史;特别是在18世纪末, 随着新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想的传播, “理性 (Reason) ”更被赋予绝对的权威, 如当时曾流行如下说法:“代表狂喜、迷醉和痴迷的酒文化 (中世纪神学文化) 已经没落, 而代表反思、冥想和清晰思想的咖啡文化 (启蒙主义文化) 已然开始。”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是, 东方 (以中国为代表) 的哲学思考并非专注于严格的逻辑理性, 而更加注重“辩证理性”, 即建立于人的直观感觉和经验的基础上的“理性”, 而且, 与西方哲学强调“主客体之分”不同,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并不过分强调这一区分, 甚至放弃这一区分, 将“外在客体”主观内化, 如庄子主张:“面对命定之必然, 保养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并进而体验与万物同享春气之和熙的精神自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东方的理性主义, 相较西方主流“理性”思想, 更带有一份“感性”气息。而这一点对于弥补现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理性主义”, 也是极富现实意义的。作为西方文化主流思想的一支另类, 浪漫主义正是以其强调“感性 (Sentiment) ”, 而独具特色, 如意大利同时期著名作家福斯科罗 (Ugo Foscolo) 曾在其作品《墓地哀思》中突出表现“感情”的“极大力量 (Forza eroica) ”。

2、浪漫主义崇尚神秘和无极。“无极”, 或曰“太极”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中心概念, 如北宋理学家程颐曾说:“太极, 无极也, 万物之生, 负阴而抱阳, 莫不有太极。”如细心的读者对比中西方绘画, 则不难发现西方绘画多具有写实的特性, 而国画则常常散发出一种的“浑沌”的“意境之美”, 这一区别, 不仅反映在中西方的绘画风格上, 更是双方思想特点的体现。而浪漫主义则可看做是对西方理性确定性, 特别是启蒙主义者强调的理性至上论的一次反叛, 如意大利著名诗人莱奥帕蒂 (Giacomo Leopardi) 曾著代表作《无限》 (Infinito) , 在该诗中, 作者多次强调了“无极 (interminati) ”、“超人的 (sovrumani) ”、“广阔 (immensità) ”、“大海 (mare) ”等概念, 突出表现了浪漫主义者对“无极/神秘”这一概念的解读。

3、浪漫主义追求艺术创作中的天才和灵感。作为以理性主义至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 在艺术创作中, 亦步步追寻古希腊、古罗马的创作风格, 强调“规则”和“方法”, 如著名新古典主义学者、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尔曼 (Winkelmann) 曾说:“使我们自己变得伟大的唯一方式, 就是对古人 (古希腊、古罗马) 的模仿”。而与之相对, 浪漫主义者在艺术创作中, 十分强调个人的天才和创作时的灵感;正如意大利作家马格里斯 (Claudio Magris) 所说“浪漫主义者将所有文体融合起来……他们希望获得无限制的绝对自由”, 在浪漫主义作家看来, 新古典主义者所提倡的规则和方法, 正是对创作的束缚和限制。有意思的是, 对于“灵感”和“天才”的论述, 不乏出现于中国古代的文献中, 如陆机曾说:“若夫应感之会, 通塞之纪, 来不可遏, 去不可止。”从此而观, 浪漫主义与东方创作思想有一定的通似性。

4、浪漫主义具有异质性的特点。如上文所述, 与启蒙主义思想不同的是, 浪漫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在各自的发展的历程中, 具备了异质性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创作手法、主题和文体等方面, 也表现在当代各国对“浪漫主义”一词的不同理解上;如德国哲人施莱格尔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认为浪漫主义时期两大主要特征即是差异 (Diversity) 与异质性 (Heterogeneity) 。与之相似的是, 作为非宗教性的中国文化类型, 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曾有多次与异质文化的接触, 但由于其非宗教性的特点, 并未独自尊大, 将自身的文化类型强行加诸于异己文化;千百年来, 中华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和改良中, 保持了其自身的活力。因此, 笔者认为, 如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同质性文化”, 则莫如称其为“富有异质性的同质性”。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 与法国大革命将其所提倡的启蒙主义思想, 想当然地普遍适用于欧洲各国 (甚至世界各国) , 并强行加诸各国人民, 是截然不同的。

由此观之,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步步趋紧, 各个文化类型间不断发生作用, 绝对的孤立发展已无可能, 即便远隔重洋的欧洲文化和中华文化亦相互关联, 互相影响。从这一认识出发, 作为外语专业从业者的我们, 更应以“求同存异”为思想基础, 为文化的传承, 特别是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 献出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380-381.

[2]暨爱民.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J].吉首大学学报, 2008, 29 (1) :64.

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家：老舍 第9篇

关键词：老舍 对外汉语教材 《言语声片》 借鉴意义

1924-1929年，老舍（C.C.Shu）在伦敦东方学院中文部教汉语。期间，和英国人布鲁斯（J.Percy Bruce）教授、爱德华兹（E.Dora Edwards）讲师合作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汉语留声机唱片教材——《言语声片》（1926）。其中老舍负责中文部分的编辑工作，书中的课文、生词部分的汉字全部由老舍手写，全书的课文和生词也由老舍录音。对《言语声片》本身提出研究的作品以吴婷婷、周小兵所著的《老舍参编<言语声片>研究》为代表作，该论文针对老舍参编的此部对外汉语教材本身进行静态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解读了该教材。

一.前期准备工作

1924年，25岁的老舍离开国门，远赴伦敦，开始了其鲜为人知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为期五年。这五年既是老舍走向文学创作之路成为文学大家的关键性契机，也使得他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打开了一片天地。

这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采用灌制唱片的办法教发音，教会话，唱片共16盘，其中15盘录了30课课文，每张胶木唱片录两课，正反面各录一课，第16盘作为序篇，是发音练习，并录了两段作品的朗诵，一段是伊索寓言《酸葡萄》，另一段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片断。

编教材与写小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不少差异。第一步都必须先阅读前人和时贤的有关著作，这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从前人的失误中吸取教训。为了更好地编写教材，老舍通过读英国小说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英国幽默文学传统历史悠久，有许多名家名作，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狄更斯，他的小说给老舍的教材编写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本教材的内容完全靠自己编写是很难的，在博采众家的同时，架通中英文语言的桥梁，是老舍的初衷。老舍除了对英国小说的大量阅读，还有计划地搜集语料，到各种实际场景中去搜集、整理，进行中英文化比对，并且进行大量的教材阅读，进行语言材料的整理与储备。在老舍和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不断进行情景模拟和文化融合，《言语声片》教材终于成功完成。

二.教材编写方案

（一）教材适用对象和教材设计原则

不同的教学目的要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前面我们提到過，老舍的教学对象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有大有小。为了使学生尽快掌握汉语基本知识，“尽力用简单明白、发音准确的中国话交谈”，老舍在进行教材的编写时就需要各方面知识的融会贯通，并在教学上呈现出一种综合教学法的倾向。为此，他将听说法、翻译法和例证法等一并用在教材上，并且遵循由简入难的原则。而在教材设计上，课文编排主要以简短的句子和日常会话为主，突出听、说、读、写、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二）教材体系

这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用灌制唱片的办法教发音，教会话，由两本教科书和十六盘唱片组成。两本装帧精良的教科书，第一卷是英文卷课本，第二卷是中文卷课本即《灵格风汉语教材》;教材以课的形式编写，每课有单字、单词、句子、对话等几个部分，单字均配以读音和音调。第二卷的课文全部是手写的中文，毛笔字体，字体为楷书并略带点魏碑的风格，保存了老舍先生的珍贵墨迹。唱片共16盘，其中15盘录了30课课文，每张胶木唱片录两课，正反面各录一课，第16盘作为序篇，是发音练习，并录了两段作品的朗诵，一段是伊索寓言《酸葡萄》，另一段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片断。每张唱片都装有灵格风的套封，张张上面注明发音灌录者的全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Chicn Chun Shu，即舒庆春。

（三）教材内容

教材《言语声片》包括录音唱片和汉语教材。由出版说明中可以看出，从分工上看，其中主要的作者是C.C.Shu，他负责第十六课下到第二十七下的对话课文撰写，及第二十八课上、下到第三十课上、下的全部课文撰写，大体占全部第二卷汉语课文页数的43%，从发音内容量上则占60%以上，而且是较为复杂的课文部分。十五课以前的课文内容比较简单，是字和词的发音，以及一些简短的句子，不构成专题的内容。从舒庆春负责的第十六课起，会话部分都有题目，是一个一个专题，共15个专题，诸如“火车站”、“游戏”、“商业谈话”、“新闻”、“洋服庄”、“银行”等等，其中有一些专题不光语言生动，内容也很新颖，传递了作者的一些思想和主张。

本教材具体包括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汉字知识、中国文化常识等，应该说在编排上全面、详细、完整，具有包罗万象的功能。

（四）教材《言语声片》的特点

1.按中国生活化场景设计的实用交际话语

在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时候会听到学生抱怨课本中所学的内容和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语言内容很不一致，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更加实用的东西。这里就涉及到了对外汉语教材的实用性，这既是作为学习者渴望习得的诉求，也是传授者能更好地为自己的教学找到出口的必由之路。《言语声片》就是能够发挥这种效用的教材。

它的“导言”就表明：“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尽力用简单明白、发音准确的中国语交谈。”“第二部分，16一27课，28一30课全部会话由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舒先生撰定，它们引导学生学习现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为达成这个目标，老舍十分注意所编纂内容的实用性。第16课以后的会话部分都是在中国生活中常用到的对话话题与话语句型。这些标题是：16、打电话;17、卖水果;18、遇友;19、火车站;20、游戏;21、看小说;22、贺友人结婚;23、邮政局;24、银行;25、洋服庄;26、烟铺和卖糖的;27、旅馆;28、江上、商业谈话;29、阿刺（拉）伯人和他的骆驼;30、新闻。

这种教材的编写方式尽量体现了中国生活化的场景。在这些对话里，外国人到中国生活所需的交际用语差不多都有了。可以当成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生活指南。

2.教材中的语言文化充满京味儿

老舍笔下的地域习俗、风土人情渗透着北京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特征，每每用自己高层次的文化眼光和个性气质对北京口语进行自觉的观察。这部《言语声片》作为对外汉语教材，也体现了老舍对北京口语得心应手的运用。而把北京口语用作编写教材使该教材更加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对于学生来说这样就更加生动有趣，简练上口，能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三.《言语声片》的地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比来华西方人编写的教材在数量上少很多，老舍在英国期间，为灵格风语言中心编写汉语教材《言语声片》是我国对外进行汉语教学的最早的一套系统教材，体系非常完整，因为教材的中文文字全部由老舍亲自用毛笔书写，录制的声片是老舍亲自朗读的，所以它具有作家教材的人文特点。该书既是一套教材，也是一部字典，更是老舍年轻时笔迹和声音的混合体，检索、索引等全都具备，完全可以当作一本工具书来用。该书国内很少见，老舍故居现存一本，绿色硬牛皮书皮，页边烫金，装订非常精美。印刷清晰，可以看到老舍早期书写的字体特征。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老舍凭借自己一人之力就能完成如此复杂的编辑工作，非常难得。老舍先生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世界著名的灵格风协会的出版社出版教材并灌制唱片的华人。

四.《言语声片》的影响

1994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主任吴荣子女士将一套完全的《言语声片》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根据这一套资料，《言语声片》教科書第一卷和第二卷才得以完整地复印到了《老舍全集》第19卷中，这样可以领略老舍早期文学作品的端倪。而他的声音作品也根据唱片录成CD光盘，听众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听到，影响更为深远。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学，都是这个学科的基础。老舍的这部对外汉语教材《言语声片》，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发挥了作家写教科书和语言拿捏推敲的独特优势，虽然在语法规则上没有特别强调，也存在不够标准等着些许不足，但还是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及发展起着文化建设性的巨大作用。

国内外汉语教学界就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性原则进行过系统研究，各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性原则基本达成共识。《言语声片》实用性、趣味性兼具，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老舍在《言语声片》中渗透的“京味儿”对英国汉语教材编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对外汉语教材甚至整个对外汉语教学历史来说都有裨益。以那个时代的语词语境作为对外汉语教材的内容对于今天已经不可能。如今的北京话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言语声片》中有一些说法和用词，现在已经很陌生，不大使用了，但是作为纸质介质，《言语声片》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话记录了下来，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老舍.灵格风汉语教材.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1098页.

[2]布鲁斯，爱德华兹，舒庆春.言语声片（Linguaphone Oriental Language C

ourses：ChineseVol.I&Vol.II）.TheLinguapone Institute，1926。

[3]老舍.《东方学院》.《老舍文集》

[4]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文学专业 第10篇

课程编号：S0102050501163课程名称：儒佛道文化与文学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3 周学时总学时：54

课程性质：硕士学位选修课适用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儒佛道三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及思想特征，三家理论的交融，与三家理论相关的文化现象及规律，三家理论对中国文人、文学的影响等。基本要求：学生在理解讲课内容的基础上，阅读有关著作，把握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基本特征，增强理论思辨能力。

考核方式及要求：论文。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1．《论语》,《孟子》；

2．《老子》,《庄子》；

3．印顺 《中国禅宗史》

填写人：陈晓芬审核人：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3 周学时总学时：54

课程性质：硕士学位专业课适用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1、戏曲历史；

2、重要作家作品；

3、戏曲选本；

4、戏曲演出；

5、戏曲观众；

6、戏曲批评。基本要求：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对于戏曲发展史、戏曲传播接受史、戏曲批评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考核方式及要求：论文。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文学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吴梅《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齐森华《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填写人：赵山林审核人：程华平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2 周学时总学时：36

课程性质：硕士专业选修课适用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1、戏曲的渊源；

2、戏曲的形成；

3、宋元南戏；

4、元杂剧；

5、明清传奇。基本要求：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对于戏曲特点有基本的把握，对于戏曲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考核方式及要求：论文。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文学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吴梅《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齐森华《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赵山林《中国戏曲观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程华平《中国戏曲史话》，黄山书社1997年版

填写人：赵山林审核人：程华平

课程编号： S0102050501课程名称：诗词曲比较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

学分:2 周学时总学时：36

课程性质：硕士专业选修课适用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1、诗词曲形式的发展；

2、诗词曲的演变；

3、诗词曲的赋比兴；

4、诗词曲的意象结构；

5、诗词曲的风格。基本要求：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对于诗词曲演变的历史有基本的把握，对于诗词曲风格的异同有比较具体的了解。

考核方式及要求：论文。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文学史。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万云骏《诗词曲欣赏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修订再版

赵山林《诗词曲艺术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填写人：赵山林审核人：程华平

课程编号：S0102050501315课程名称：唐代文学研究专题 课程英文名称：Research on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学分:3学时/周总学时：54

课程性质：硕士学位专业课适用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1、唐代文学文献与资料；

2、初唐诗学与初盛唐诗歌发展之关系；

3、盛唐诗学与盛唐诗史研究；

4、唐诗的阶段性特征；

5、唐代的古题乐府诗研究 ；

6、唐代骈文。

基本要求：要求学生根据课程进度，阅读第一手文献资料及其作家别集、总集，为专业研究打下札实的文献基础；注重从资料的积累与挖掘中主动思考，培养问题意识。同时，关注本专业的研究史，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吸收、继承研究成果，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

考核方式及要求：课程论文。

学习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要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文献与资料：

《全唐诗》、《全唐文》、《乐府诗集》、《文选》、《文镜秘府论》、《文心雕龙》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人别集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第11篇

一、培养目标及规格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较系统的汉 语言文学知识和一定文学理论素养，又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较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不 断创新能力，毕业后能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文化部门等胜任文化、宣传、教学、新 闻、管理等实际工作，综合素质良好的，重点面向基层的实用型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专科学习的培养要求是：了解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 论，具有较好的汉语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能够评析常见的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具有一定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具有中国文史基础的有关知识，利用多种手段（包括网络）检索各种工作需要的有关文献，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的能力和文化素养。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

（一）教学计划设必修课、选修课和集中实践环节。必修课由中央电大统一开设，执行统 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评分标准。采用集中辅导和巡教巡考等方式，加强 教学过程管理。

（二）选修课可由各地电大或学生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各地电大亦可根据培养目标及当地的 需要自开选修课。

（三）统设服务课程由中央电大提供教学大纲、多种媒体教材、考试等教学资源的支持服务。地方电大自开课程的教材、教学管理及考试工作等均由各省级电大负责。

（四）形成性考核为必修课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无形成性考核成绩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 业考试。

（五）集中实践环节由各地电大根据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开放集中实践环节教学 大纲》负责组织实施。集中实践环节分为“毕业实习”（社会调查）和“毕业论文”两部分 内容。“毕业论文”应在“毕业实习”的基础上完成。毕业实习安排3周（3学分），毕业论 文安排5周（5学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应重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题目提倡多样化，选题应在总体上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要求，并体 现所选专业方向的特点。

三、修业与毕业年限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学生注册后8年内取得的学分均有效。最低毕业学分为76分。

学生取得学习所规定的毕业总学分，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即准予毕业，并颁发国 家承认的高等教育专科学历毕业证书。

四、教学计划进程表（附后）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开放教学计划进程表

五、课程说明 开放教育入学指南

本课程1学分，课内学时18学时，开设一学期。

开放教育入学指南是为配合教育部开展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 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工作，为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 的是使接受电大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之前，了解和熟悉电大开放教 育新的学习环境，建立与开放教学模式相适应的新的学习理念，了解并尽快适应远程开放教 育教与学的方式，掌握基本的学习技能，逐步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概述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含义、特点及其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区别；介 绍广播电视大学的系统结构、办学形式、运行机制、教学管理和社会声誉；介绍电大现代远 程开放教育一般的学习形式、学习方法和技巧；介绍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学习的方法，怎样 利用计算机网络与教师、同学进行交流，以及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等一般教学媒体的使 用方法等等。现代汉语（1）（2）

本课程6学分，开设一学年。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从 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绪论、语音、文字、语汇、修辞、语言运用七个部分。

本课程与古代汉语课程构成完整的古今语言课系，与语言学概论等课程联系密切。3 中国现代文学

本课程3学分，开设一学期。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成就，并具有一定的 鉴赏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本课程以文学发展史为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其教学内容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张恨水、丁玲、茅盾、巴金、瞿秋白、曹禺、老舍、沈 从文、戴望舒、穆时英、卞之琳、萧红、李颉人、艾青、冯至、赵树理、张爱玲、胡风、穆旦、钱锺书、梁实秋、孙犁等30位作家及代表作品。

本课程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构成完整的古今文学课系，与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联系密切。4 中国当代文学

本课程3学分，开设一学期。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成就，并具有一定的 鉴赏和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本课程以文学发展史为框架，突出作家作品。其教学内容包括新中国时期的文学、文革 时期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和后新时期的文学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授50年代农村题材、战争题材、革命史题材、现实题材的小说，公开和潜在的诗歌、散文，现实剧和历史剧；第 二部分主要讲授60年代分开的创作和地下文学；第三部分主要讲授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归来者的创作、人道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文化与寻根文学；第四部分主要讲授90年代的军旅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世俗文学。

本课程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构成完整的古今文学课系，与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联系密切。5 文学概论

本课程3学分，课内学时54，开设一学期。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讲授文学的基本理论，以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等为主要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分析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的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为文学界说、文学文本、文学媒介、文学语言、文学形象、文学 体裁、文学写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

本课程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联系密切。6 基础写作

本课程2学分，开设一学期。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其他相关专 业的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学习，比较系统地掌握写作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 识，培养学生写作一般文章所必须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以作文过程、确定写作目的、材料的获取和使用、材料的安排、构 段等五个部分为重点，辅以叙述、说明、说服等三个部分为次重点。

本课程与应用写作课程紧密相关。7 应用写作(汉语)本课程4学分，开设一学期。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了使学生系统掌握常用应用文体文章的写作理论知识和方法，提高学生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各种文体文章的写作能力。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系统讲授下列常用的实用性文体的写作原理和写作方法：公务文书（包括公文、事务文书）、学术文体（包括学术论文、其他科研应用文）、生活、学习应用 文体（包括书信、读书笔记）、社会活动应用文体（包括演讲稿、应试作文）、其他应用文 写作简介（包括新闻写作、财经写作、法律文书写作）。本课程重视写作实践训练（包括作 文、讨论和讲评）。

本课程宜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之后开设。8 外国文学

本课程3学分，开设一学期。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成就，并具有一定的鉴赏 和分析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部分，以文学发展史为框架，突出作家作 品。

其教学内容，欧美文学分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欧洲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文学、17世纪欧洲文学、18世纪欧洲文学、19世纪欧美文学、20世纪欧美文学；亚非文学分为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等。

本课程与文学概论等课程联系密切。9 古代汉语（1）（2）

本课程6学分，开设一学年。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语言工具课，依据所修专业的需要，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由选文、古汉语知识通论等部分组成。选文讲授以解释词句为主，在 释词通句中随文讲解常用词。知识通论主要讲授古汉语文字、词汇、语法的基本知识，以及 古汉语常用工具的使用、古书的注解、古文的标点、古文今译、诗律、词律等有关常识。

本课程与现代汉语课程构成完整的古今语言课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联系密切。10 中国古代文学(B)（1）（2）

本课程8学分，开设一学年。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专科的必修课。

本课程系统地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重点介绍和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折重点 作家作品，旨在使学生获得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理解与鉴 赏古代文学的能力。

本课程以文学发展史为框架，突出作家作品。其教学内容按文学史的发展分为两段：一 是先秦、秦汉、魏晋现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二是宋元明清文学。

本课程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构成完整的古今文学课系，与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联系密切。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第12篇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

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

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残叶在《三国演义》版本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图示如下：

附图

收稿日期：2002-08-11

【参考文献】

[1] 沈律.楚辞及汉魏六朝别集[J].文献.1990(44).

[2]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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