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经济范文
舆论经济范文(精选10篇)
舆论经济 第1篇
一、事件还原:贵阳楼市“被崩盘”
2012年10月9日, 国庆“黄金周”刚刚结束, 贵阳本地媒体还沉浸在对“黄金周”楼市例行盘点的报道节奏之中, 此时一篇刊发在《国际金融报》头版头条名为《贵阳楼市拉响过剩警报》的文章却将这个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带入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通过两个事例的披露来证明贵阳楼市供应量过剩的“警报”:一是统计了贵阳部分在建在售楼盘的规划居住人口总量, 已达到200多万人, 而贵阳当前全市常住人口总量在400万人左右, 所以“供应与需求存在巨大偏差”成为论据一。二是贵阳市政府在当年9月出台了《关于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及重点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 措施涉及购房“送户口、赠车牌、减契税”等系列举措, 这一所谓的“新政”被质疑触碰了国家“限购令”的红线。
《国际金融报》的观点一出, 舆论为之哗然, 短时间内“供应量过剩”的观点被迅速发酵为“贵阳楼市崩盘论”。与此同时, 国内众多媒体对于贵阳楼市给予了高度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凤凰网》《每日经济新闻》《新快报》等媒体先后以大篇幅版面采写了一系列关于贵阳楼市“崩盘论”真相探秘的文章:《贵阳楼市崩盘真相》《贵阳将成鄂尔多斯第二》《贵阳超级大盘恐成烂尾空城》……一时间, 市场“供过于求”、楼市“泡沫将破”的担忧笼罩贵阳楼市。尽管在一个月以后,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笃定直言:“贵阳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鄂尔多斯”;崩盘论是“危言耸听”。然而, “崩盘论”并未在政府权威官员的“定调”中画上句号, 被“崩盘”阴影笼罩下的贵阳楼市, 本地购房者观望情绪持续难散。
2013年7月, 知名财经评论人吴其伦通过微博再发文章——贵阳楼市超级大盘云集, 楼市再现崩盘之虞!并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断言:“贵阳房价2013年下半年将下跌30%~40%!”吴其伦的言论再次激起房地产业内外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贵阳思源地产总经理彭方开始通过微博及微信向吴其伦及其言论发出回应。彭方认为, 吴其伦对贵阳房价2013年下半年将大跌30%~40%的判断极其荒谬, 并且约赌如果下半年贵阳房价如其所言大跌30%~40%, 则在其正在开发的地产项目中赠送吴其伦别墅一套。这场带有“全民娱乐性”意味的赌约使得贵阳楼市“崩盘论”再度甚嚣尘上。随后国内一些知名媒体诸如《贵阳地方债剧增, 楼市面临崩盘命运将暴跌四成》《贵阳楼市崩盘说真相:500万人消化4445万平方米》一类的文章, 使得贵阳楼市二度“被崩盘”。
二、身处舆论漩涡地方媒体理性“应战”
崩盘论、空城论、第二个鄂尔多斯, 在财经专家以及众多外地媒体的定论声中被“冠名”在了贵阳这个二线省会城市头上, 一些媒体甚至希望以贵阳崩盘论来为全国楼市迎来下行拐点找到有力“论据”。在整个“崩盘论”发酵的过程中, 与财经专家及外地媒体形成对立的是, 贵阳本地媒体对于“崩盘论”有理有据的反驳, 通过各种调查性文章对事件进行深入性剖析, 力求还原贵阳楼市一个真正的“真相”。其中, 贵阳地方性主流媒体《贵阳晚报》更是以专题形式, 通过五个整版的容量对“崩盘论”进行了深度报道与客观评述:虽然贵阳大盘多、供应量大的事实不可否认, 但是楼盘供应量是一个持续释放的过程, 4000多万平方米的供应量是贵阳未来几年供应量的总和, 不应被集中“放大”。“崩盘论”之下, 贵阳楼市的“超级大盘”们正在加速建设、快速销售。2012年、2013年贵阳楼盘花果园连续两年获全国单盘销售冠军;2013年贵阳国际金融中心获得全国写字楼销售单盘冠军。纵观2012年、2013年整个贵阳楼市, 成交量和价格均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
与鄂尔多斯、温州, 甚至一些房价上涨水平较快的一、二线城市相比, 贵阳却有着独特的房地产市场特质:近几年, 贵阳楼市住宅供应被省内地州市及省外购房者买走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左右。追溯贵阳与温州、鄂尔多斯一类城市的共同点, 供应量成为唯一的线索, 然而也正是这条线索, 对稳定贵阳楼市价格、加速全省城镇化率的提升、改善城市功能和整体面貌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三年间, 贵阳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的加大, “拉住”了贵阳房价上涨的步伐, 同时也让更多的“刚需”、改善性置业需求得到了有效释放。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初衷, 无非就是要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够买得起房、住得上好房。按照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与住房价格之比, 目前国内一线城市的收入房价比高达1︰25, 一般城市的收入房价比则在1︰7.5至10左右, 而贵阳市当前的收入与房价比在1︰6左右, 处于行业内公认的较为合理的区间。此外, 贵阳近年来不断“闪光”的资源及交通优势不应被“崩盘论”所“掩埋”:贵广高铁、黔渝高铁开通在即, 路网的打通, 缩短的不仅仅是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 更有望拉平贵阳与周边城市的房价水平;在2013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在被高温风暴所炙烤的时候, “爽爽的贵阳, 避暑的天堂”对于重庆、长沙、成都、广州、南宁等周边火炉城市的资源吸引力正在不断凸显。针对外地媒体指出的库存量过大、政策救市、房价遭遇“腰折”等言论与担忧, 《贵阳晚报》站在熟悉本地市场、长期对市场进行深入报道的基础上进行了冷静、中立、客观的分析。报道刊出后, 贵阳楼市“崩盘论”自然“降温”, 市场供需也开始逐渐回归理性。
三、舆论风暴不能还楼市“冷静”
全国媒体热炒的贵阳楼市“崩盘论”热闹一时, 然而并未为贵阳楼市带来真正的“崩盘”, 吴其伦也没有为自己赢得别墅。相反, 在本地开发商、本地媒体对市场的理性分析与自我反省之下, 提高了政府对行业的重视程度, 并且理性的结合地方市场特点, 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开始对地方楼市进行政策调控。2014年1月, 以解决好贵阳房地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精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和升级为目的, 在多次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贵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试行) 》系列政策, 着力在改进土地开发模式、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上做足文章。
笔者认为, 在关于贵阳楼市“崩盘论”这一经济事件长达一年多的舆论风暴中, 部分媒体存在一定的炒作及误导性。首先, 最直观的问题是, 媒体使用敏感词汇误导公众对于市场整体趋势的判断。如一些媒体所采用的“鬼城”“空城”“500万人消化4445万平方米”等表述, 以渲染式报道吸引受众眼球, 却唯独不对地方性市场的个体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第二, 在不清楚地方性政策出台背景的前提下, 以偏概全, 断章取义, 模糊政策出台的真正初衷。《关于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及重点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可以说是贵阳楼市崩盘论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只要是对贵阳楼市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 措施中的不少所谓“新政”早已存在, 此次政策发布的背景是为了加快贵阳城市化建设, 提升中心城市的吸引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此次措施出台更大的意义应该是确保当地经济良好的发展, 释放出市场内部的购买力, 让处于观望状态的外部购买力回归市场。
根据上述分析, 媒体需要从贵阳楼市“崩盘论”系列报道中吸取经验, 面对经济转型期出现的经济事件, 保持冷静、采用客观平衡的态度, 注重报道的科学性、合理性, 深入采访, 将问题延伸和深化, 使报道发人深思, 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摘要: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经济面临转型的过程中, 时常会出现一些聚焦性的经济新闻事件, 在这些新闻事件的蔓延过程中, 媒体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还原事实客观真相, 引导舆论回归理性?一个热点新闻在冷却下来之后, 仍值得反思, 足以看出事件背后蕴藏着深刻意义, 其影响实比新闻事件本身更为重大。
舆论经济 第2篇
http://.cn2011年10月25日23:46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25日电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今日公布。《决定》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对此,《决定》提出以下几方面要求: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
——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
——做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
——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推动解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维护人民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舆论经济 第3篇
人民币升值导向的国内外背景思考
金融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于国际货币市场的联动与调整,资金的规模与效益已经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其中汇率的直接作用更为突出。美国强势货币政策指导下的美元贬值,不仅加大世界经济的不稳定,而且也使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而给各国汇率驾驭更为艰难、困惑。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具有支撑与影响的重要部分,本应负责的以全球利益为主,协调经济金融合作,但他们却出自各自经济利益的需求,转移了各自金融层面的问题,进而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其主要环境因素在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利好发展、美国等西方经济不景气加重的艰难复苏对比所致。
冷静思考与分析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升值问题的起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形势和外资流入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形成对比明显的是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和不确定,特别是此次全球经济不景气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凸显,焦点在发达国家为主,且具有普遍性。面对经济复苏的压力,美日等与我国贸易连带紧密的需求,以及投资因素影响,或者其他原因,使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舆论见高。目前国际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日益加大,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我国得自于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中国整体的贸易顺差还要大,也就是说,就贸易顺差来讲,我们主要依赖于美国,美国市场对我国出口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的贸易顺差有重要影响。因此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直接诱因十分清楚,贸易逆差的压力是最根本因素。尤其是我国一直采取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与货币政策,既在国际信誉和影响上得到极大提升,不仅对世界经济具有贡献,同时也十分有利于自身的稳定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艰难时期我国的正确抉择,已经使我国经济、政治、金融信誉大为上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而目前面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动荡性,我们更应以稳定、观察为主,何况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改革承诺,谨慎抉择与积极改革的有效结合更为重要,既不可盲目急速开放、改革,也不可不动、不改。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蒙代尔、罗奇也告戒或提醒我国保持人民币稳定的重要。借鉴新兴市场国家改革开放的教训,外围环境的动荡性对自身改革的冲击不可忽视。国际经济利益的需求,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的抨击或建议,我们应冷静思考,谨慎应对,西方主要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需求驱动以及国际相对不合理、不平等或不均衡、不可对比的因素,值得思考与研究。
人民币升值国际舆论的不同需求分析
面对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的人民币升值舆论,表面看都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和金融开放有序的一种攻击,是他们各自经济复苏急切利益的需要。但是仔细分析,他们之间也有各自主张与侧重,各自需求目标具有不同。
从美国看,其主要目的依然是刺激经济复苏的需求,尤其是与我国贸易份额的数量表现,其要缩减贸易逆差和保持出口竞争力,在美元贬值灵活策略之后,需要相关国别的调整配合,以利于自身经济调整与增长。尤其是美中之间企业的连带密切,从产业、技术以及配置上美国占有绝对优势,而在资源、生产以及劳动力上我国占据有利。因此,我国相应的人民币稳定政策,对其贬值效应的美元资产或产品竞争力形成“障碍”,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利好,宏观环境的稳定性,极大的推进投资信心的上升,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据有利局面。从我国内经济发展和条件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一直保持良好态势,宏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金融改革开放循序渐进有序进行,使我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尤其是国际金融的信誉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国际作用与竞争力逐渐增强。因此,经合组织6月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2002年成为吸引国际投资最多的国家,超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经合组织认为,1997年以来,中国每年吸引大约400亿美元的外国私有企业投资。2003年,这一投资趋势将进一步扩大,与经合组织成员投资下降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2002年,经合组织成员吸引外资下降了20%,从6150亿美元下降到4900亿美元。而过去是跨境投资首选地的美国,也经历了投资暴跌:1999年吸引外资2895亿美元,2000年为3077亿美元,2001年为1308亿美元,2002年仅为381亿美元。相对照的国际投资趋势的变化,表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复苏的困难时期,投资方向、货币汇率与利率效应的不稳定性十分突出,进而直接导致投资信心下降,予各自经济复苏需求形成不利局面。也正是此时,美国方面有人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话题,其中美国经济利益需求的迫切,以及维持投资信心的紧迫,是促使人民币升值舆论上升的根本利益所在。
而从日本角度看,日本更是早有言论,扩大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导向在八国首脑会议上更为激烈,其急切的提出推进人民币升值的强制方案,但最终并没有得到回应。但其本意与美国相比,并非经济利益,具有货币竞争的强烈挑战压力,或国际竞争全盘的考虑。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稳定汇率、保持人民币稳定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赞扬,并特别强调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进而我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逐渐提升,具有良好信誉与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经济金融合作中的影响和主导愈加突出。相比较,日本无论从经济、金融或国际合作与支持角度都显“逊色”,其不仅在与美欧日的货币竞争中节节下挫,面临三极体制的淘汰危机;而在亚洲货币或金融合作中受到“忽视、冷落”,与众多亚洲发展中国家“格格不入”或难有共同语言;而我国的影响逐渐上升,这是日本提出人民币升值最重的“心病”。日本提出人民币升值观点,并非是其经济复苏利益的需求,更多的在于与我国政治、金融的竞争与较量,国际竞争的特点十分突出。
我国经济现状与国际经济形势的明显反差,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焦点,发达国家经济利益需求中的转嫁经济问题,形成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且更体现了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不平等和不合理性。
汇率制度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分析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展而来的。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于1973年彻底瓦解,但是,目前所实行的浮动汇率货币制度依然保留了其痕迹,即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中的主导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许多中小国家的货币都追随美元,实行与之相联系的相对固定汇率制或联系汇率制。虽然这种货币制度并不完美、存在着不少缺陷,但是从其发展的近30年历程来看,它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保障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基本上算是成功的,并且在短时期不可能消亡;因此,维护该制度的现状,以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但是外汇市场发展速度与规模的扩大,较严重扰乱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打乱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导致全球外汇市场并牵连证券市场出现大幅动荡,从而使各国政府为遏制危机而极力超出现实改革和调整货币政策,进而有所影响甚至阻碍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而近期,面对美元贬值,美国经济波动不确定,亚洲与美元相挂钩的货币升值也见扩大,不仅直接加大其投资成本和风险,而且也引起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关注与警觉。泰国和韩国更为突出加大干预与跟踪,进而表明无论货币升值与贬值,都需与各自国情相适应,各自宏观经济环境是自主抉择货币价值与走向的根本,别国不可强求干预。
汇率机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杠杆,体现着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一国的经济实力,它直接影响着一国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汇率机制同经济发展模式一样,各国不可能都用相同的汇率机制,而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有效合理的汇率机制。从短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行之有效,不仅要适应本国贸易和金融市场的需要,而且还要注重保护本币少受冲击,适时调整和不断完善;从长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切实可行,要随国际经济的变化和金融条件的转变而调整,一成不变的机制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汇率机制要视情况而变,视情况而动。在付诸实施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汇率的变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汇率的升降应通盘衡量其利弊,以使汇率机制始终处于顺畅运行,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或将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形成较稳定的汇率机制,以促进自身经济全面发展状况的需要。
舆论经济 第4篇
关键词:突发事件,经济类报道,舆论引导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 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 而市民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必然使之对于经济形势的波动趋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 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 而市民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必然使之对于经济形势的波动趋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数据为证, 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电视台收视率、特别是新闻频道收视率普遍上升。《传媒》曾报道, 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CNBC创下了自“911”以来最高的收视率、CNN的收视率增长了27%、FOX的收视率增长了35%。中央电视台的一项收视数据也显示, 自华尔街风暴发生之后的数周, 央视经济类节目的收视率较前也有所提高。诚然, 全球金融危机已波及百姓生活, 金融资产缩水以及就业压力等都使得受众对经济报道的理解发生变化, 不少百姓已从原来的排斥、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索取, 受众对经济信息的渴求与日俱增。在特殊时期, 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是新闻工作者当前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 在这次突发经济报道中, 我们的舆论引导要注重掌握主导权、弘扬主旋律, 注重引导方式的改革创新。
一、在突发经济事件中, 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
所谓舆论引导 (1) , 也就是通常说的“把握舆论导向”。一般来说, 我们引导舆论主要是要引导社会舆论从不统一到统一, 尽量将分散的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系统化, 形成较为一致的社会舆论, 与此同时, 还要坚持正确地引导舆论, 防止出现错误的舆论导向问题。
所谓突发事件 (2) ,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显然,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全球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目前全球也正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降低金融危机的影响面, 因此, 从这一意义上讲, 它应该算是一件全球性的突发经济事件。
我们之所以强调在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经济事件中应注意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 就是强调主流传统媒体在信息爆炸时代要掌控舆论宣传来引导社会公众的正确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今社会, 已不再是媒体先收集新闻提供给社会, 而是社会先提供新闻给媒体。在“全世界在观看”的时代, 每当突发事件发生, 你不报道, 别人也会报道 (3)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突发事件中, 一些不实报道很容易形成主流讯息。特别在金融危机中, 由于未来局势发展的未知性极易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 对金融缺乏专业知识的广大百姓更是会因为自己的生活受到波及, 极易为一些不实的报道所左右。在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中, 传统主流媒体肩负着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职责, 而笔者认为, 舆论引导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去年底, 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在主打新闻栏目《厦视新闻》、《厦视直播室》中开辟《坚定信心》小专栏, 及时报道厦门市委、市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具体举措和可能产生的效益, 邀请专家对金融危机进行解读分析, 及时报道企业采取的应对举措等, 为营造应对金融危机的良好氛围作了有益的尝试。在这次突发经济事件报道中, 及时设立专栏的作法很好地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由于专栏的醒目性, 也使厦视的三档栏目很好地占领了厦门电视荧屏金融危机报道的宣传阵地, 从而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
二、突发经济报道中的舆论引导, 应注意“拨乱反正”、弘扬主旋律
对公众来讲, 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信息显然大于正面信息。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报道金融危机并不是单纯地传递负面信息, 这绝对不能成为舆论引导的目的。报道金融危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不仅仅要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还必须弘扬主旋律, 增强记者对报道突发重大事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要认识到报道突发事件应做到的是“帮忙而不添乱”。因此, 媒体不能以一种悲观、绝望的心态夸大、渲染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 取而代之的, 更应该是为全社会营造“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 共克时艰”的良好舆论氛围。
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以《坚定信心》作为专栏的名称, 很好地体现了弘扬主旋律的目的。同时, 在具体报道内容的选择上, 新闻中心一是加大对厦门经济实力和在建重点工程的报道力度, 以事实传递厦门长期积聚的经济实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全社会树立坚定的信心;二是加大典型事例的报道力度, 通过报道实现“逆势增长”的企业的经验、做法, 对社会起到启迪作用;此外, 《坚定信心》的报道还通过对专家、领导的访谈, 既很好地体现决策机构、权威专家对厦门经济发展的信心, 同时也通过各方面的声音为厦门的发展献计献策,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这样组合拳式的报道, 厦门广电集团作为主流传统媒体使自己的报道既体现人间的真善美, 也使突发事件成为凝聚人心、共度难关的重要契机。
三、在突发经济报道中不断改革创新,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不断改革创新,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创刊60周年之际考察了人民日报时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要求。当前, 做好突发经济报道的舆论引导同样注重改革创新。舆论引导也必须讲究方式方法, 如果你的报道形式、报道风格不被受众所接受, 你就无法真正实现信息的传递。而长期以来, 经济报道都是传统媒体的“短腿”。一味堆砌专业术语、只见数据不见具体的人和事是经济报道中最常见的通病, 也是使经济报道索然无味、难以深入人心的“帮凶”之一。在这次突发经济事件中, 我们更应该改革报道方式、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
(一) “以小见大”, 做“透”金融危机的经济报道
在新闻采写中, 往往要求记者通过透视身边的例子拉近新闻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吸引受众关注本认为陌生的、专业的、远离自己生活的事件。事实上, 经济报道更应该关注这一问题。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报道中, 厦门广电新闻中心明确提出“以小见大”的原则, 要求记者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报道。因为有了具体的事例, 原本枯燥的经济事件就鲜活了起来, 可看性也就增强了。
(二) 立足深度报道, 满足受众深层次需求
突发事件的前因后果可能纷繁复杂, 其背后更有或深不可测或秘而不宣的人为因素, 突发经济事件同样如此。与此同时, 简短的事件报道已无法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而深度报道是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的形式解释和分析来拓展和延伸新闻领域的一种报道方式。它不仅要说明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而且要揭示新闻事件的意义和影响、预测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这样的报道形式在金融危机这样的特殊时期更受受众欢迎。比如对于今年厦门市委召开经济工作会提出的十项任务, 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精心策划了十天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系列报道, 每天用三集的篇幅详细解读每项工作。不仅告诉受众任务的内容, 还邀请政策制定参与者解读制定背后的故事、邀请专家分析政策的效应。与单纯介绍政策的传统新闻报道模式相比, 这组报道带给观众的信息显然更为丰富与实际。
(三) 加强媒体合作, 形成舆论引导合力
在当前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下, 传统媒体如何加强合作被人们所关注。在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中, 可以尝试媒体合作或称之为媒体融合。为增强受众对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 同时显示厦门市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策划了对厦门两大重点工程的大型系列报道, 同时尝试了电台与电视台合作做大做强报道的模式。在每组系列报道中, 电台每天的三档新闻直播节目、电视每天的4档新闻、1档评论、1档谈话类节目全部围绕同一主题解读重点工程的进展和效益。由于各挡新闻协同作战且分工不同, 既发挥了电台时效更强、与听众互动性强的特点, 也发挥了电视声画并茂的特点, 而且两大主流媒体集中报道的形式也带来了很强的冲击力, 在全市上下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很好地展示了厦门新的经济增长点、财税点和就业点。
胡锦涛同志指出:“舆论引导正确, 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 误党误国误民。”并提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 进行深入研究, 拿出切实措施, 取得新的成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 我们更应该按照胡总书记的要求, 切实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 为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作出主流媒体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广播电视概论》,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P.215
2 詹小燕:《论网络传播新语境下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东南传播》2008-12
舆论经济 第5篇
论监督的关系
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新闻作用中两个不同的概念,辨清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能更有利于我们正确掌握和运用舆论监督的职能。
舆论引导是指媒体运用发表的新闻事实及言论,影响改变公众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促使他们朝媒体所期望的方向进行自我调整的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
舆论监督,一般是指公众通过媒体,对某一错误事件(行为)进行批评,以达到公正的处理和得到改正的目的。
两者在新闻真实性方面有着颇为严格的相同之处;对舆情的调查、分析是舆论引导的起点,也是舆论监督的起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必须善待作为引导对象的媒体受众(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的身份,尊重其知情权等民主权利,实施舆论监督,则必须善待作为监督行为的主体的受众(人民群众);两者在体现党的意志方面有着一致性。这一点在2009年中沸沸扬扬的大事——三鹿奶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2008年6月28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据家长们反映,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随即展开了调查,并报告卫生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就迅速扩大到14名。
随后各地相继出现相应症状的患婴,这件事在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使得许多主流媒体开始进行披露和报道。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作出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9月13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上指出,“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牌部分批次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9月1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带领有关司局领导及专家飞抵兰州,针对我省有关三鹿奶粉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展开专题调研。
9月15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甘谷、临洮两名婴幼儿死亡,确认与三鹿奶粉有关。
在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合理发挥下,广大人民群众也对三鹿奶粉事件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极大程度上尊重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使具有监督权利的人民群众在此事件中的权利得到合理发挥,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发展,人民群众也在不断的了解到更进一步的信息,媒体正确的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职责。
在三鹿事件的尾声阶段,新闻媒体一方面在继续履行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更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在事件过程中,新闻媒体至始至终都把人民群众放在一个国家主人的位置,在事件处理中,不仅仅对于那些违反犯罪的生产销售商予以法律上的制裁,对于那些受害家属,新闻舆论发挥了其引导的作用。
在新闻舆论引导的作用下,社会方方面面在帮助受害者家属拿回其应有的补偿,2008年12月25日,记者收到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援助律师声明:“我们呼吁,应当立即接受我们已经提起的受害者损害赔偿诉讼程序,并最终在政府的统筹主导下,建立全国性的奶粉受害者赔偿援助公募基金,逐步解决本次奶粉受害者赔偿及善后事宜。”
据该律师团律师介绍,24日,在媒体报道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获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民事裁定书,正在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后,该律师团再次呼吁维护广大奶粉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上述律师说:“考虑到广大婴幼儿受害者的长久善后及复杂漫长的赔偿程序,结合三鹿集团强大的产能和市场渠道优势等重组再造潜力,我们反对以破产清算消灭赔偿义务主体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而应保留赔偿义务主体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
在媒体倡议引导下,国家对《食品安全法》也进行了重新的修订,将三聚氰胺纳入了严禁向食品里添加的化学工业品。
一系列的行动是新闻媒体履行监督作业在曝光抨击三鹿奶粉的同时,也利用其舆论引导的作用将奶粉事件合理处理,不仅仅惩治了违法犯罪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人民群众始终放在国家主人的位置,规范了奶粉市场的行为,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
舆论经济 第6篇
一、国际舆论风险产生的时代背景
国际舆论风险已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主要表现在:
(一) 中国进入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社会改革, 并以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迅速地发展和崛起。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调整、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再分配、资源生态压力等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社会风险不断累积, 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出口日本水饺中毒事件及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等重大危机事件的频频爆发, 给社会有序运行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
1986年,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充满风险的社会, 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指在一个发展阶段, 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按照这一观点, 我国已进入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 如何应对风险社会, 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 舆论风险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当今,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塑造的世界之中, “媒体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体验和认识周围世界的主要途径。”媒介就像空气和水一般, 时时刻刻在向我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资讯。多数情况下, 我们通过媒介图景接触和了解世界, 通过声音、影像传递过来的信息建构自己头脑中的社会认知,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 从而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传播技术高度发展、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媒介化社会里, 风险的积聚、危机的发生, 因其高度的社会敏感度极易引起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 舆论对社会事件的聚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在舆论的聚光灯下, 因舆论动机的复杂性、舆论过程的多变性, 社会事件面临着更大的舆论压力, 如若控制不好、应对措施不力, 就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而引发更大的舆论风险。
2008年受到全国关注的“周老虎”事件, 事起于陕西省林业厅公布的镇坪县文彩村周正龙于10月3日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的消息, 其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推动下, 逐渐演变而成;2009年轰动全国的云南“躲猫猫”事件, 同样是在社会舆论推动下, 由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演变而来 (最早源于《云南信息报》2月13日刊登的一起题为《玉溪男子盗林木被拘半月后死亡》社会新闻事件) 。两起事件的最终结果表明, 在媒体和舆论的介入与监督下, 社会事件往往会脱离原有发展轨迹, 变得日益复杂。
可以说, 随着以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 当今社会已成为高度媒介化的社会, 舆论对社会事件的聚焦已经常态化, 社会事件的舆论风险压力倍增, 舆论风险将越来越有挑战性。
(三) 国际舆论风险是国际交往必须考虑的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二字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国主要媒体的报道之中, 其中大部分都是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 但是也有部分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 发布了许多对中国严重失实的报道, 甚至刻意丑化、侮辱中国。
事实上,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 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对我们抱有很深的成见与偏见, 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他们更多地利用国际舆论来对我们施加压力和影响, 而舆论已经成为当今影响国家形象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比如, “舆论壁垒”就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非关税壁垒, 旨在通过故意夸大“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 对我国出口的产品进行妖魔化宣传, 从而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在国际交往中, 国际舆论风险已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 在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和全球化社会三重叠加的时代背景下, 国际舆论风险已发展成为一种显在的社会风险,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二、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
就定义而言, 国际舆论风险是社会事件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 是一种风险性极高的风险形式, 其实质是国际舆论作为最大的风险因素给社会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2008年发生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毒饺子”事件, 就是国际舆论风险衍生性特征的典型例证。2008年1月, 日本媒体分别报道千叶县与兵库县的两户人家, 因食用我国河北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速冻水饺而“中毒”。日本媒体相继渲染有数百名日本民众身体发生不良反应, 日本《产经新闻》更是发表了题为“中国饺子受害申报人数逼近500人”的不实报道。自此, 中国出口日本所谓“毒饺子”事件引爆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 两年以来, 由此事件引发的国际舆论风险不断, 中国制造、中国国家形象、中日贸易、中国食品安全乃至中日关系均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充满了波折和变数。纵观此事件, 其引发点只是一个孤立的人为个案, 可就是这样的个案却引发了沸沸扬扬的所谓“毒饺子”事件。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某一社会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和议论, 其事件本身必定比较复杂或涉及面较广、影响力较大, 这样的事件被放到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 与舆论纠结在一起, 其发展过程和结果注定充满着未知和变数。这一系列未知和变数包括:国际舆论作为该事件危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对该事件的国际舆论聚焦引发舆论偏见、舆论逼视、舆论绑架、舆论误导、舆论审判、舆论塑造、舆论恐慌等逆向国际舆论的可能性;因国际舆论因素, 导致该事件被放大或扭曲, 事件发展过程出现复杂性或不可控制性局面, 事件所涉及的个人、组织、社会、政府受到压力或损失, 其影响呈现出非逻辑性、非线性扩散等系列可能性。
国际舆论风险充满着影响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日益发展成为风险中的风险, 其中最大的风险性在于其一旦生成便会以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扩散开来, 给其所在的行业、地区及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干扰和影响, 如果处理不当, 将造成极大的损害。
三、国际舆论风险:一种共生性风险
国际舆论风险作为一种特殊风险形式, 是社会事件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 它的存在有两大载体, 缺一不可。第一是包含国际舆论风险因素的社会事件, 第二是使此种风险得以发生、发展和强化的国际舆论。社会风险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聚焦, 国际舆论进一步呈现了事物内在的风险, 参与了事物的风险建构, 两者相互纠结导致了国际舆论风险的产生, 这是一种共生性风险。
(一) 国际舆论风险根源于社会风险
舆论风险之根在于社会风险, 其根源来自两个方面。第一, 来自于现实的、显在的、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等, 这些事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就充满着矛盾和风险, 一旦被国际舆论进行焦点凝视, 不同的国际舆论主体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诉求, 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从而引发新的未知风险。第二, 来自于社会的基本风险 (或称硬风险) , 像战争、生态环境恶化、经济风险、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贫富分化、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威胁, 都属于硬风险。作为社会基本风险的硬风险, 存在状态通常是隐形的, 一旦被国际舆论所关注, 便会被国际社会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舆论塑造, 从而诱发国际舆论风险。
社会事件亦或社会风险, 无论哪一种, 一旦被国际舆论关注, 就会衍生出国际舆论风险。
(二) 国际舆论引发国际舆论风险
国际舆论是指某一社会事件在国际上获得的意见反映。
第一, 国际舆论主体发表舆论意见的出发点和立场差异,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主体大体可分为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媒介等几大类。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做出舆论表达时, 其出发点和立场一定是出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或是代表本组织所在区域的部分国家的整体利益, 或是代表本组织所关注的事务领域。在同一舆论主题下, 当国家利益不同或关注点不同时, 其舆论表达一定会有所不同, 这种不同的国际舆论空间与不同国家的舆论意见相交锋, 注定会带来一定的国际舆论风险。国际媒介同样是国际舆论主体之一, 且国际媒介因其所谓的自由表达权利, 所带来的舆论风险会更大
第二, 国际舆论客体与国际舆论公众所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同,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的舆论客体一定是某种社会事件、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 它所发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对于关注它的国际舆论公众来说, 完全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将导致人们对风险建构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 使得国际舆论的主体很难细致、全面地理解客体并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从而引发国际舆论风险。
第三, 国际舆论对舆论客体的影响程度,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存在的综合表现, 是能够以自在的方式, 直接地或间接地或隐蔽地影响着舆论客体。”国际舆论对舆论客体的影响程度是国际舆论风险的直接体现。在国际舆论的介入下, 舆论客体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向舆论主导的方向发展, 是一种潜在的舆论风险。
第四, 国际舆论是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混合体, 理性意见与非理性意见的交织, 隐藏着舆论风险。
就国际舆论表达的现实来看, 围绕某一客体的国际舆论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理性的、非理性的、中肯的、有偏见的, 有的甚至充满一贯的刻板成见或一厢情愿的情绪表达,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 自然隐藏着无数舆论风险。
第五, 国际舆论一致性程度的不断变动,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的一致性程度是指围绕一个舆论客体产生的各种意见, 国际舆论一致性程度的不断变动, 体现着关于某一舆论客体不同舆论力量的对比。关于某一事件的国际舆论若是众说纷纭, 则表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舆论意见是不统一的, 甚至说是对立的, 其隐藏的风险就是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就某一问题达不成解决方案的风险。关于某一事件的国际舆论的相对一致, 则有两种趋向, 一种是正向舆论一致, 一种是负向舆论一致, 前者有“捧杀”的风险, 后者有“扼杀”的风险。
第六, 舆论的强烈程度, 隐藏着风险。
国际舆论的强烈程度可以用参与舆论国际公众的数量多少、国际舆论扩散范围、国际舆论的持续时间、舆论表达方式的激烈程度等来测量。国际舆论的强烈程度越高, 其隐藏的风险就越大;反之国际舆论的强烈程度较低, 其隐藏的风险就较小。
结语
国际舆论风险实际上是以舆论的方式折射和映照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风险, 是传统风险与舆论的共生性风险或叠加性风险。探寻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内涵及其基本属性、认清其本质, 是寻找其治理策略的基石之一。■
摘要:近年来, 我国社会风险日益积聚, 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社会舆论聚焦呈明显态势, 许多社会舆论又常常跨越国家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 这无疑增加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难度, 国际舆论风险已成为现实的存在。本文主要探讨国际舆论风险产生的时代背景、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及其性质。
关键词:国际舆论风险,社会风险,共生性
参考文献
[1].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2].顾孟迪、雷鹏.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张涛甫.论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J].中国传媒报告, 2008, (2) .
[4].马凌.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J].中国传媒报告, 2008, (4) .
网络新闻的舆论特征及舆论导向研究 第7篇
1.1评论话题的丰富性
传统形式的新闻评论由于受篇幅内容和表达空间的限制,存在多数内容未完全展开的现象,网络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给新闻评论操作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使评论主体愈加多样化,内容选择权逐渐增多。例如,政治新闻内容、军事新闻内容、科技新闻内容和教育新闻内容以及外交新闻内容等均是网络新闻的主体,同时,体育新闻和经济新闻也涵盖其中。
1.2网络新闻的快捷性
网络新闻舆论的快捷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网络新闻基本能够实现同步传递,网络评论与上述模式保持等同,通过快速反应模式和先声夺人模式立足于业内。另外,网络舆论形成过程偏向快速化与便捷化,通过小范围的网络新闻发表能够扩大舆论范围,全国和全世界跟帖数量和评论数量皆会显著攀升,在一定期间内形成重大反响。
1.3网络新闻舆论主体的广泛性
传统的媒体读者来信形式和热线电话形式以及观众参与形式较为常见,其互动形式个别性特点和互动形式偶然性特点突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型现代化网络媒体形式产生,网络媒体具备广泛性特点、普遍性特点和及时性特点。无论何种形式的新闻事件内容和社会问题内容皆有可能成为时下网民关注与关心的重点,网民可以在翻阅此类新闻内容时进行感性抒发与评论表达。
2网络新闻舆论导向要点分析
当前,网络新闻评论旨在进行舆论引导,其优势在于将发言权力移交给网民,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媒体言论单一性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全面的社会网络新闻舆论多元化发展趋势。网民积极参与网络新闻内容评论,并准确认知相关新闻事件的内容,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但妄加评论不可取。
2.1促进新型主流舆论顺利形成
网络媒体具有自由性信息交流特点和开放性信息交流特点,其广泛参与模式已全面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影响力深远的舆论阵地和意见市场。一般状态下,无论何种类型的网民皆能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意见抒发与表达,但因为受到网民文化程度不同、网民职业现状不同和网民个人阅历不同的影响,网络新闻评论呈现出量高质低的问题,部分网站评论专栏存在价值仅为就事论事,网络新闻内容篇幅相对较短,网民无法从新闻事件中和相关社会现象中感知事物本质与内涵,无法达到更高层次的观点提炼,因此,可看性缺失现象和思想性缺失现象较为严重,得不到大众群体的认可。
2.2实施科学有效的网络新闻舆论引导方案
网络论坛内部,无序发言现象和过激发言现象以及随意发言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即便是网民理性思考的言论受到一定影响。如果不进行及时规范与制约,任其恶化,那么必将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网络舆论环境,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必会受到阻碍。因此,相关部门应委派素质较高的网络新闻编辑进行网络新闻内容综合监控,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网络新闻论坛管理机制,有效遏制有害信息传播,并定期通报网络新闻舆情动态详情。同时,技术保障工作也应提上日程,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均需要全天候进行监控和检查,以实现有效的信息监管与高效舆论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多角度提升网络新闻舆论引导质量和引导效率,使网络新闻评论中的基础性社会舆论发挥出原有的正面效用。
3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新闻舆论主要特点为评论话题的丰富性、网络新闻舆论的快捷性、网络新闻舆论主体的广泛性等,在了解网络新闻舆论特征的同时要严格把握网络舆论导向,较正确的做法是,从实际出发,实施科学有效的网络新闻舆论控制方案,实现网络舆论整改目标,从而达到网络新闻舆论管理机制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喻季欣,邢莉莉.网络新闻评论的文本与写作[J].新闻与写作,2012(4).
舆论经济 第8篇
随着媒体社会地位的大大提高, 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公信力, 各国都会把媒体作为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有效手段。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应用, 以报纸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正在经受日益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据有关资料统计, 截止到2013年6月, 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5.91亿,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高房价问题、看病就医难问题、城管拆迁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等, 都借助互联网的炒作凸显出来。有些看似孤立的事件, 如郭美美事件、“表哥”事件、“房姐”事件、雷政富不雅视频案等, 在互联网上经热炒之后都成了万众瞩目的重大新闻。由此可见, 在超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何等的重要。
强化超媒体时代的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 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一是要善于占领舆论制高点, 掌握话语权和影响舆论的主动权。
抢在第一时间占领舆论制高点的问题应当引起特别重视。新闻的时效性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就是说, 同样一条新闻, 发表的时间距离新闻发生的时间越短, 其价值越大。因此, 广播电视“现场直播”节目便应运而生, 成为受众最青睐的节目。同样, 各大网站也纷纷开办现场直播类视频栏目, 受到广大网民的欢迎。这是因为, 现场直播将新闻价值中的时效性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 以往传统媒体曾提出“黄金二十四小时”的概念。也就是说, 媒体一定要抢在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布消息。现在, 这个概念已被多次刷新, 变为“黄金四小时”。突发事件往往有一个特点, 即事件一旦发生, 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不胫而走, 有些是真实的, 有些是虚假的、片面的, 也有些是望风捕影、臆想猜测甚至恶意编造的。流言、谣言满天飞, 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高明的领导干部要争取在第一时间亲临事发现场, 掌握事发现场的第一手资料, 然后利用媒体发布权威信息, 给突发事件一个明确的定义。经验证明, 这个“第一定义”非常重要。由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舆论很快就会围绕这个“第一定义”趋向一致, 当地党政领导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话语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主动权。2008年发生的拉萨骚乱事件, 藏独分裂分子和国际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和策应, 利用互联网影响国际舆论, 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恶浪, 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等地发生几次特大地震后, 中央领导立即亲临地震重灾区, 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立即派大批记者到灾区做现场报道。这对全国迅速形成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强大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 党政领导脑子里一定要有“黄金四小时”的概念,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抢先占领舆论高地, 把握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是要善于利用媒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作用, 密切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近些年, 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创办了“一把手论坛”、“政务直通车”、“关注与沟通”、“市长与市民”节目等, 反映出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重视媒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作用。在这类节目中, 领导和群众直接进行信息和感情交流, 对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是非常有益的。这类栏目不仅是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同时也是一条政府与民众沟通感情的渠道。相信这类节目只要坚持办下去, 并且努力办好, 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以往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 一些部门领导接受媒体采访, 在面对着镜头时总是正襟危坐, 讲话一字一顿, 就像是演员在舞台上找不到感觉一样。其实普通百姓根本不想听你讲那些假话、套话, 只想听你讲点真话、实话。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 你即使天天上电视讲话, 也不能拉你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三是要善于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廉政建设。
在我国, 对于监督政府工作而言, 有许多有效的渠道和手段。人大和政协都被赋予监督政府工作的职权。此外, 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等, 都可以对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监督。作为执政党, 党内的纪律检查工作对政府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 上述几方面的监督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利用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恰好可以弥补其它任何一方面监督工作的不足。因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 就是这个原因。
舆论经济 第9篇
随着媒体社会地位的大大提高, 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公信力, 各国都会把媒体作为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有效手段。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应用, 以报纸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正在经受日益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据有关资料统计, 截止到2013年6月, 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5.91亿,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高房价问题、看病就医难问题、城管拆迁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等, 都借助互联网的炒作凸显出来。有些看似孤立的事件, 如郭美美事件、“表哥”事件、“房姐”事件、雷政富不雅视频案等, 在互联网上经热炒之后都成了万众瞩目的重大新闻。由此可见, 在超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何等的重要。
强化超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 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一是要善于占领舆论制高点, 掌握话语权和影响舆论的主动权。
抢在第一时间占领舆论制高点的问题应当引起特别重视。新闻的时效性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就是说, 同样一条新闻, 发表的时间距离新闻发生的时间越短, 其价值越大。因此, 广播电视“现场直播”节目便应运而生, 成为受众最青睐的节目。同样, 各大网站也纷纷开办现场直播类视频栏目, 受到广大网民的欢迎。这是因为, 现场直播将新闻价值中的时效性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 以往传统媒体曾提出“黄金二十四小时”的概念。也就是说, 媒体一定要抢在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布消息。现在, 这个概念已被多次刷新, 变为“黄金四小时”。突发事件往往有一个特点, 即事件一旦发生, 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不胫而走, 有些是真实的, 有些是虚假的、片面的, 也有些是望风捕影、臆想猜测甚至恶意编造的。流言、谣言满天飞, 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高明的领导干部要争取在第一时间亲临事发现场, 掌握事发现场的第一手资料, 然后利用媒体发布权威信息, 给突发事件一个明确的定义。经验证明, 这个“第一定义”非常重要。由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舆论很快就会围绕这个“第一定义”趋向一致, 当地党政领导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话语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主动权。2008年发生的拉萨骚乱事件, 藏独分裂分子和国际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和策应, 利用互联网影响国际舆论, 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恶浪, 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等地发生特大地震后, 中央领导立即亲临地震重灾区, 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立即派大批记者到灾区做现场报道。这对全国迅速形成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强大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 党政领导脑子里一定要有“黄金四小时”的概念,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抢先占领舆论高地, 把握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是要善于利用媒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作用, 密切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近些年, 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创办了“一把手论坛”、“政务直通车”、“关注与沟通”、“市长与市民”等栏目, 反映出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重视媒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作用。在这类节目中, 领导和群众直接进行信息和感情交流, 对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是非常有益的。这类栏目不仅是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同时也是一条政府与民众沟通感情的渠道。相信这类节目只要坚持办下去, 并且努力办好, 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以往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 一些部门领导接受媒体采访, 在面对着镜头时总是正襟危坐, 讲话一字一顿, 就像是演员在舞台上找不到感觉一样。其实普通百姓根本不想听你讲那些假话、套话, 只想听你讲点真话、实话。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 你即使天天上电视讲话, 也不能拉近你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三是要善于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廉政建设。
在我国, 对于监督政府工作而言, 有许多有效的渠道和手段。人大和政协都被赋予监督政府工作的职权。此外, 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等, 都可以对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监督。作为执政党, 党内的纪律检查工作对政府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 上述几方面的监督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利用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恰好可以弥补其它监督方式的不足。因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 就是这个原因。
舆论经济 第10篇
一、网络舆论的特点
1. 自由性。
互联网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自由性”著称,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工具随时随地地沟通和交流感情, 毫无拘束地发表言论和表达自由观点和看法。毫无疑问, 当然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舆论也具有自由性。在网络中人们自由地通过敲击键盘而表达着他们所想表达的一切, 也正是这种特点, 使得网络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2. 情绪性。
从现实网络舆论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网络舆论中的网民情绪性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 而这种情绪性往往是网民们基于对现实的某种不满情绪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网民在面对社会环境、生存压力、现有的制度、自我实现等问题的无法解决或无法满足时, 便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一旦产生又无法得到有效的疏导, 便会增加他们把这种情绪发泄到网络上的行为趋势, 表现在参与网络舆论的网民中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背离了国家和政府所倡导的主流意识, 言语的内容背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3. 虚拟性。
由于现实中的互联网还依然是虚拟的状态, 没有实行实名制度, 因此, 参与网络舆论中的网民的主体身份是不公开的、虚拟的。这样带来的后果是, 在网络舆论的参与和传播中, 有许多“真实”的声音在虚拟身份的保护下得以发声, 同时, 也有部分网民在虚拟身份下选择了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对他人和社会带来混乱和麻烦。
4. 交互性。
网络改变了传统媒体以单向传播的交流格局, 给予了普通人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一方面, 网民可以在网络公共空间中进行交流、互动, 针对某个话题随时发表自我的看法, 当不同网站的网民共同聚焦同一话题时, 网站间的联动就形成了, 在这种“多维互动和交流中, 网民可以通过情绪感染而使一个话题逐步升级, 从而促使一种有影响力的网络舆论迅速生成并不断扩散”。另一方面, 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信息共享, 网民有时也会选择把传统媒体中的新闻报道作为他们热议的话题, 使得网络舆论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体现了网络舆论对现实的影响越加深刻。
5. 冲击性。
网络舆论的影响即它的冲击性是它作为舆论范畴中所应具有的特点, 是对它巨大影响力的描述。网络舆论的热议话题范围非常广泛, 远远超越了空间、地域等范围, 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今网络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快速且强烈的反应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舆论一旦形成便会对现实社会造成强有力的、冲击性影响, 并且在某些特殊时刻或者由于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不畅还可能造成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 从而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和负面的影响。
二、高校网络舆论的引导原则
高校网络舆论的引导教育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因素, 是帮助大学生了解社情、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对待高校网络舆论不能听之任之, 放任自由, 否则就会成为现实大学生道德、价值滑坡的起点;也不能强硬对待, 否则就会失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阵地。对待高校网络舆论必须注重引导, 要把高校网络舆论作为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 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原则。
1. 正面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 这虽然是大学生进步的体现, 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当今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和功利化的趋势, 更容易被社会非主流价值观所左右。因此在网络舆论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 即把思想工作做到大学生的心里去, 直面大学生困惑的实际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而引起学生接受教育的内部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热门网络话题、网络帖子给予大学生有理、有利、有节的分析, 表达适度, 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 在解读问题的同时向大学生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正面知识, 使得学生通过正面引导原则的教育做到知识迁移, 学会能够分析实际问题。正面引导的过程除了强调问题的分析外, 还要注意不要随意压制大学生所坚持的不同意见, 在正面引导的过程中, 要切实注意方法, 不搞简单化、一刀切, 不以偏概全, 更不以势压人, 注意全面、科学地分析问题, 力争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2. 实效原则。
网络舆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网络舆论的交互性, 使得发生在某一小范围的时间, 经过网上传播迅速就能上升至一件国家大事, 一个热点问题, “甚至一个无关大局的小事只要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 就可以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了然于心, 并且能作出及时的处理和反馈。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 是积极引导高校网络舆论的有效方法。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经常关注热门门户网站及各大贴吧, 以及博客和微博这两种网络交流平台, 要能够对大学生感兴趣的、发文者不够理智的、情绪偏激的话题和文章, 做到及时分析并大学生进行疏导, 要能够对带有普遍倾向性的问题做到及时摆事实、讲道理, 必要时要组织大学生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进行教育。
3. 主流原则。
要把握舆论主流, 使有利于大学生成长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步的主流性舆论广泛传播。对网络舆论的热点要区别情况, 因势利导, 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具有积极意义的热点问题, 要广泛传播、扩大影响;对可能产生消极甚至恶劣影响的热点问题, 要控制其传播范围, 努力向正面方向引导, 使之转化为积极的网络舆论, 把大学生引导到健康理性的轨道上来。要抓住容易引人注意的积极网络舆论加以扩展、强化, 同时相对抑制或者减小消极的网络舆论, 还要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宣泄原理, 有节制地反映某些负面舆情, 使其适度宣泄, 让大学生更客观地认识世界, 使其情绪得以平静, 把消极情绪转为积极情绪。
网络舆论的引导是一项系统工程, 对待它只能坚持正面引导与实效疏导的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高校网络舆论是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 成为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阵地, 使得网络舆论话题为思想政治教育所有, 为思想政治教育所用。
参考文献
[1]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71.
[2]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8-06-21.
[3]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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