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论论文

译者主体论论文（精选12篇）

译者主体论论文 第1篇

纵观我国整个翻译史, 就翻译的主体性而言其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的扭转式变化。传统的翻译观不重视译者的身份地位, 译者必须是忠实于原作, 从而抹煞了译者的存在性。随着尤金·耐达的翻译理论引入中国, 掀起了一股以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热潮, 使我国的翻译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这种范式更加注重语言规律, 突出一种“工具理性”, 同样没有看到翻译中译者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 解构主义范式的出现, 打破了译者被长期忽视的尴尬局面, 肯定了译者的地位, 但解构主义认为意义是无限延伸的, 使得译者对文本过度的诠释, 企图消除客观的规约性, 这就使翻译中译者的主体行陷入两种极端。在对解构主义的批评和反思中, 又出现了建构主义翻译观, 肯定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但是这种主体性不是肆意发挥, 而是要遵循客观知识, 翻译的合理性与普遍有效性以及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规律。

二、建构主义和译者主体性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应当将翻译看作人的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 将言语者看作两个主体, 他们利用语言这个媒介, 在他们所处的世界里进行对话, 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社会交往目的。与解构主义不同的是建构主义就是基于对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批判和反思中, 一反传统提出了由标准的建构。

主体性指出人具有主动性不依从于其他事物的主动性地位, 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里, 主体性具有特殊性, 不仅涉及到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 又涉及到多个主体间的关系。在建构主义视角下, 翻译活动有唯一的主体, 就是译者。建构主义认为, 翻译是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语言交往活动, 首先译者是作为原作的读者与作者进行交往活动, 译者不同于普通的阅读者, 他充当的是认知主体的角色, 他以自我的身份出现, 对原作的误读会被看作是作者的本意。在这种意义下说, 无论译者译作如何, 都由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他是在已有经验和认识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解读和阐释。而在译者和读者之间, 同样译者还是中心, 译者在尊重原作和作者的主体的同时, 还与译文潜在的读者群进行对话, 需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文化层次、审美取向和期待。这就需要并且要求译者发挥其主体性, 在承认原作和作者的前提下, 发挥其创造性, 能动性。虽然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需要考虑, 但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可见, 建构主义翻译观下, 译者的主体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三、建构主义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 建构主义的译者主体性不同于传统翻译观下的译者地位, 不趋同于任何一种极端,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译者主体性受到建构主义翻译标准的规约作用。建构主义的译者主体性是建立在尊重原作和作者的前提下的。译者要充分理解原作和作者的动机和意图, 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原作的文化风格, 对文本的充分认识是翻译的第一步, 也是好的译作的基础。正如严复先生提倡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就是说翻译要忠实于原作, 其次是达, 达就是通顺, 最后才是雅。所以, 译者主体性不是创造性的叛逆和任意的改写, 它依然是依据一定标准的。

译者主体性突显了译者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体现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备高度的自觉意识, 译者的选择是外在客观因素和内在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在选材上, 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己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一致的作品, 这是最常见的文本选择方式;又或是在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 译者根据文本的内在规律和翻译目的, 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自主选择做出最优决断或决策, 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这里的创造性扬弃了自主性, 也是自主性的展开形式, 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主体能够将自身内在的固有尺度和客体内在的固有尺度统一在自己的实际活动里, 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对象。自主性到创造性, 人的自觉能动性不断得到提升, 使译作成为融入译者主观审美的艺术品。

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建构主义翻译观认为, 翻译是特殊的交往活动, 言语者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所以其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同时, 译者又不是绝对的透明和隐身, 或多或少的带有译者的风格和个性, 这就证明了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译者主体性包括了译者的自主性、选择性。创造性的特点, 不论是选择性的发挥, 还是创造性的发挥, 都是译者主体性客观存在的证明。

四、结语

建构主义翻译观以其独特的视角体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 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人们也日益认识到创造性的重要性, 正如叶君健先生说到的:一个好的译作应是译者学识、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与原作相结合的结晶。另外, 建构主义译者主体性的分析, 能够促进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然而, 翻译主体性研究并没有最终的定论, 对翻译主体性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值得我们用发展的眼光一直研究下去。无论怎样界定译者的主体性。都应以是否对原作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有积极的意义、是否对创新和丰富译入语的表达有促进作用为评定标准。

摘要：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 译者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本文简述了翻译研究不同阶段的译者地位, 分析了建构主义角度下译者的主体性, 并总结了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特点, 以期更好的突出译者的重要性, 促进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译者地位,建构主义,主体性,特点

参考文献

[1]张丽芳.论译者的主体性-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C].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论文集, 2004.

[2]冷慧玲.论译者风格批评[D].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译者主体论论文 第2篇

本文通过探讨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译者在每一个环节的主体性体现,论述了译者的.主体性在多元文化系统内运作所具有的文化主动性和制约性,并从译者主体性定义出发对译者的文化主体性和制约性加以详细的阐释,最后通过列举实例并结合理论分析,从主客体两方面入手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主体性和制约性.

作 者：谢晓禅 李淑杰  作者单位：谢晓禅(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135)

李淑杰(辽宁工业大学,外语系,辽宁,锦州,121001)

刊 名：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0(1) 分类号：H159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译者文化主体性   制约性  

译者主体性在《论读书》中的体现 第3篇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论读书》 翻译目的 翻译策略 译文风格

一、作者背景及其写作风格

《论读书》是一篇说理散文，写于16世纪末，属于早期现代英语，故而文中存在一些古英语的痕迹。“原文在用词方面多用庄严、文雅的大词及正式用语，其中包括正式程度很高的拉丁词，并且大量使用了抽象名词”。

二、译者主体性在译前的体现

1.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目的上的体现。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始终处于原著、原作者、读者之间。现在，译者已不再扮演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被大家称作“透明人”的角色。由于译者是一个具有鲜活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独立个体，其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追求翻译目的等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1：“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王译）

“在娱乐上学问的主要的用处是幽居养静；在装饰上学问的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水译）

“从艺术性上而言，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对仗工整，语言不拘于原文表层语言形式，灵活地在译文中采取了与原文不同的搭配方式，即：将‘最见于与各分句中的新信息搭配，使新信息得以突出”。

2.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归化是指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例2：“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i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Abeuntstudia in mores.”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王译）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水译）

“王佐良先生用修辞技巧删减主语，重排句子顺序，转换主动被动语态，属于结构特征的归化。译文规范、简洁，表达如行云流水，晓畅明达”。水天同先生理解了原文，但在措辞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译者主体性在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1.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风格上的体现。《论读书》是一篇略带古风的说理性散文，具有用词讲究、结构严谨、逻辑性强、风格凝重、说理透彻等特点。

例3：“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r of a scholar.”

“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王译）

“在学问上费时过多是偷懒；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的怪癖。”（水译）

水天同先生在词语的翻译上锤炼不够，致使译文的排比句缺乏工整美。而在锤词和炼句上，王佐良先生巧妙地将它们结合，使词语的选择与句式的安排和谐地融为一体。

2.译者的主体性在用词上的体现。翻译十分讲究用词，一篇译文恰当的用词会使原文风格真实再现，甚至超越原文。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译文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的选用。

例4：“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王译）

“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水译）

“王佐良先生的译文超越了表层语言结构的束缚，深入探究了原文逻辑层次并巧妙再创，而韵味却如出一辙，可谓神形兼备，惟妙惟肖”。

四、结语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有恰当把握译者主体性的尺度才会使作品本身不会因翻译而偏离其原意，降低其价值。王佐良先生《论读书》的译本之所以能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恰当好处。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须把“主体性”作为翻译的前提，只有这样，翻译的作品才能拥有灵魂，才能更好地传达其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孙致礼.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J].中国翻译，1999（3）：1-5.

[2]贾德江.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3]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5]余涛.从英汉对比的角度赏析文学作品的翻译—以王佐良《论读书》译文为例[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4）.

译者主体性在《论读书》中的体现 第4篇

《论读书》是一篇说理散文,写于16世纪末,属于早期现代英语,故而文中存在一些古英语的痕迹。“原文在用词方面多用庄严、文雅的大词及正式用语,其中包括正式程度很高的拉丁词,并且大量使用了抽象名词”。

二、译者主体性在译前的体现

1.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目的上的体现。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始终处于原著、原作者、读者之间。现在,译者已不再扮演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被大家称作“透明人”的角色。由于译者是一个具有鲜活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独立个体,其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追求翻译目的等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1:“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for ornament,is in discourse;and for ability,is in the judgment,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王译)

“在娱乐上学问的主要的用处是幽居养静;在装饰上学问的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水译)

“从艺术性上而言,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对仗工整,语言不拘于原文表层语言形式,灵活地在译文中采取了与原文不同的搭配方式,即:将‘最见于’与各分句中的新信息搭配,使新信息得以突出”。

2.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归化是指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例2:“Histories make men wise;poets witty;the mathematics subtitle;natural philosophy deep;moral grave;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Abeuntstudia in mores.”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王译)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水译)

“王佐良先生用修辞技巧删减主语,重排句子顺序,转换主动被动语态,属于结构特征的归化。译文规范、简洁,表达如行云流水,晓畅明达”。水天同先生理解了原文,但在措辞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译者主体性在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1.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风格上的体现。《论读书》是一篇略带古风的说理性散文,具有用词讲究、结构严谨、逻辑性强、风格凝重、说理透彻等特点。

例3:“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is affectation;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is the humor of a scholar.”

“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王译)

“在学问上费时过多是偷懒;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的怪癖。”(水译)

水天同先生在词语的翻译上锤炼不够,致使译文的排比句缺乏工整美。而在锤词和炼句上,王佐良先生巧妙地将它们结合,使词语的选择与句式的安排和谐地融为一体。

2.译者的主体性在用词上的体现。翻译十分讲究用词,一篇译文恰当的用词会使原文风格真实再现,甚至超越原文。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译文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的选用。

例4:“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and for ability.”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王译)

“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水译)

“王佐良先生的译文超越了表层语言结构的束缚,深入探究了原文逻辑层次并巧妙再创,而韵味却如出一辙,可谓神形兼备,惟妙惟肖”。

四、结语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有恰当把握译者主体性的尺度才会使作品本身不会因翻译而偏离其原意,降低其价值。王佐良先生《论读书》的译本之所以能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恰当好处。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须把“主体性”作为翻译的前提,只有这样,翻译的作品才能拥有灵魂,才能更好地传达其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孙致礼.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J].中国翻译,1999(3):1-5.

[2]贾德江.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3]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5]余涛.从英汉对比的角度赏析文学作品的翻译—以王佐良《论读书》译文为例[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4).

古代佛经翻译看译者的主体间性 第5篇

关键词:佛经;翻译;主体间性;归化;异化

一、引言

不论是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关于主体性的讨论早已成为过时的话题。但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仍然会引起诸多的争论。特别是近几年来,学者们对翻译中主体性的讨论更是热烈。通过讨论和争鸣,有学者认为“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1],有学者认为翻译的主体应包括作家、翻译家和读者[2],还有学者认为,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3]。然而,不论争论的分歧多大,对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作用似乎都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同时对传统译论中过分渲染的“意译”、“归化”都给予了一致的批评。本文拟从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史实,探讨佛经翻译中对翻译主体作用的认识,进而说明译者的主体地位以及与其他主体间性的关系在我国古代译经活动中就已经确立,并成为衡量译经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概述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主要是指东汉恒帝时期(公元148年)至宋朝初期(公元988年)的佛经翻译活动。由兴起到鼎盛再到衰退历时800多年。一般认为,公元2世纪来到中国的伊朗僧人安世高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其一生译经34部,40余卷。此后,从事佛经翻译的有名大师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等。这五位译师中有四位是外籍僧人,只有玄奘是汉人。鸠摩罗什(公元343年)祖籍印度,东晋时来到中国,在甘肃居住17年,后在58岁时到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一生译经35部,300多卷,“他首次将印度佛学经典按照原本直接介绍进中土,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复兴和隋唐时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16。印度僧人真谛于公元546年应邀来中国弘扬佛法,在中国一呆就是23年,译经共38部,118卷。唐代名僧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亲去印度取经,历经17年回到长安,随后献身译经事业近20年,共译经75部,1335卷。不空大师生在印度(公元705年),幼年随舅父来到中国,一生译经110部,共143卷。中国佛学翻译史研究中,都选择这五位大师作为代表人物,这不仅因为是他们的译经水平高,更因为他们的译经分别代表了几个主要的佛学宗派。

从佛经翻译的影响程度看,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经活动被公认为影响最大,不仅是他们各自的译经数量在当时居领先地位,而且他们的译经质量也都堪称一流。这里说的质量标准莫过于“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或“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批玩”或“善批文意,妙显经心”(唐·释道宣《续高僧传》)。

从翻译方法看,五位大师采用的翻译方法各有不同。安世高和鸠摩罗什均是来中国后学习汉语的,并很快通晓汉语。但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安世高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则采用了达意的译法(即意译法),对佛旨经义进行弘扬和阐发“,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又不失“天然西域之语趣”。真谛是应邀来华传经,起初不识汉语,译经时要配有专门的“传语”,然后再由“笔受”记录整理成文。60岁以后,真谛才“渐善解华言,不须传译”了。因此,他的译经多采用直译的方式,文字难免有“艰涩”的地方,但他主要是以讲解经义为主要目的,因而译文多少带了些他自己的见解。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译经又带着意译的烙印。唐代名僧玄奘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29岁赴印度学习梵文经典,46岁取经回国。他不仅通晓梵文,更深得佛学经义的要旨,可谓是“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因此,在翻译佛典时能“出语成章”、“览文如己,转备犹响”(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不空大师虽为印度人,但他幼年时就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精通梵汉语文,译文通俗易懂,“所翻经论,皆洞精微”。比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在真谛大师手上被译为《仁王般若经》,不空大师将其译为《仁王经》,是意译的典范。从译论研究看,这期间,佛经翻译的兴盛促进了译论的研究。最早有影响的当数以维祗难、竺将炎等为代表的尚“质”派,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还将这一思想追溯到孔子和老子那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因而,得出结论:“今传胡义,实宜径达。”[4]6然而,一味尚质,难免文体不通,语词艰涩,不利传诵,且有“秦人好文”之实,就连东晋僧人道安也不得不承认有五种情况下是不能做到“径达”的(即“五失本”)。后来,鸠摩罗什一改此前的尚质译法,不拘原文体制,经常变易,既自然生动又契合妙义。后人道宣称赞其为僧杰,所译经典“善批文意,妙显经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宏衍于世,不亏传述。”[5]此后,“文”、“质”之争一直成为佛经翻译理论研究的两种主要流派。这期间,文质之争虽未平息,但却越争越趋于明晰和一致,即折中,因为“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5]。这样的争论结果主要应归功于致力于译经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历代僧人,比如东晋僧人慧远、后秦僧人僧睿、梁代僧人僧佑、隋朝僧人彦琮、唐代僧人玄奘、道宣和宋僧赞宁等。他们不仅执着实践,还从辨证的角度对一味尚质或尚文给予了严肃的批评,特别是唐代高僧玄奘大师的译经实践为调和尚文与尚质两种翻译观做出了垂范。后人梁启超称赞说:“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6]29。要做到这样,当然不仅只是“五不翻”就能达到,更主要的是“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4]31等等翻译技巧,解决了诸如“隐昧无象”、“幽绪莫寻”之类的难题。

三、佛经翻译中的主体性意识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起始的具体时间虽然难以考定,但可以推断口译是起始阶段的唯一形式。这不仅是因为释迦牟尼创立佛学之初只有口授而没有文本的缘故,更主要是为了便于中国信徒信仰和传诵,以使佛经教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因此,起始阶段的翻译主要以口译、口诵为主。比如,安世高的《阿含口解》(亦叫《安侯口解》)等。这种口译关注的主要是佛经要义,不受文本等的限制。准确地说,这是对佛旨的解释性翻译。这样,对译者就有特殊的要求,即译者本人必须是佛法的修持者,深谙佛旨要义,即便后来众多佛经大师对佛经文本的翻译,也是如此。由于译经大师本身就是佛门高僧,不仅对经文“览文如己,转音犹响”,对佛的旨义亦是心领神会,在做翻译传道时,出语也就代表了佛意,自然“意思独断,出语成章”。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译经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从这些译经大师的自身条件看,其本身修道佛门,且在佛学经典方面博通经论,造诣颇深;在佛法实际行履方面,修持有素;加上通晓两种语言,因此,在其译经活动中表现了一种特有的主体能动性。首先,译者自小都是聪慧过人,对佛经要义一学就通(有的甚至不学自通),能够“透过繁复的文句,体会其精神实质”,在此后对佛旨的理解上自然高人一筹,有时的译出语完全就是出自译者自己的顿悟。其次,由于译者传教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加之对佛学经典的超然领悟,因此,在选择佛经翻译内容时有其自己的取舍主见。此外,凡能从事佛经翻译的大师对整个佛法体系都能够融会贯通,对佛的旨义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和感悟,特别是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往往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因此在解经和译经过程中多少带有自己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翻译既体现了佛的要义,也表达了译经者的思想,可以说是译经者在理解基础上的创造,也是译经者一种特有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

从译经者在译经活动中的作用看,译经的内容和译经的表达方式完全由当时的译经者确定,比如,安世高、真谛在译经初始阶段采用口授的方式,而鸠摩罗什在选择译经内容时主要弘扬的是根据当时中国佛教信仰之需要并依据般若经类而建立的龙树一系的大乘学说,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瑜伽学系无着、世亲之学方面,玄奘大师则针对唐朝佛教兴盛而杂乱的局面,选择了佛教中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中的经典进行译传,以正视听。诸如此类的译经史例,无不表明译经者在其翻译过程中都有着自己的自由选择和自主确定的权利。

从译经者的地位看,一方面,中国古代不论是皇亲国戚以及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尊崇佛教,对佛学大师更是顶礼膜拜;另一方面,这些大师大都生活简朴,一生无心仕途和权贵,专心献身弘扬佛法,纵然备尝辛苦,甚至献身,仍然矢志不渝,一心向法。大师们对佛学的执着始终是他们从事佛经翻译和传教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译经活动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显着的自为性。

据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译经活动中,译者不仅享有作为主体的自主性,同时还享有自由译者的能动性和自为性。这是主体性意识在佛经翻译活动中的充分体现。

四、佛经翻译中的主体间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活动中,不仅译者的主体性意识、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肯定,而且在译经过程中也体现出一种间性关系。

据史料记载,自东汉后,我国佛经翻译出现两大特点:一是注重佛学经义的系统性,比如安世高重点地翻译了“定”与“慧”两方面的学说,鸠摩罗什侧重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真谛侧重瑜伽学说,不空注重密法体系等;二是翻译的群体性和官方性,即由一个受官方资助的团体来完成译经活动,比如,东晋释道安时代,佛经翻译活动由国家出资组织在译场中进行。小的译场由几个人组成,大的由上千人组成。在翻译过程中,译场人员个个都有具体分工,各负其责。比如,唐代玄奘主持的译场,其分工极为具体而严密。他将译经活动进行了11种分工:译主(即译经场的主持人)、证义(与译主评量梵文)、证文(听译主宣读梵文以验误差)、译语(亦称度语,检查印证译主的翻译与梵本、梵义是否一致)、笔受(将译主颂出的外文记录下来并转录为汉文)、缀文(整理记录,使之成句)、参译(参考两国文字,使之无误)、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润文(润色文彩)、誊抄、梵呗。此外,还设监护大臣监阅总校。如此明确的分工,除了显示对佛经翻译的重视外,更体现了译者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作用。

历代佛经翻译译场的安排和明细分工貌似是对译者这个主体的分解,其实涉及到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包含了源语(原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商等方面。若以现代哲学观来审视这一过程,不能不说它体现的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间性意识。理解翻译活动中主体间性的关键是对源语及源语作者的主体性阐释,特别是西方后现代哲人宣判“作者死了”之后,往往避而不谈作者的主体性了。其实,我们若用现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我国古代佛经的整个翻译活动,就会清楚地发现:在当时的译经条件下,源语以及源语作者都参与了佛经的翻译活动,只不过是源语在以佛旨的方式参与传译,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而源语作者由“译主”、“证义”、“证文”等共同代言之。因为佛经文本(以及文本之前的口传经义)都是佛门高僧对佛旨的理解和阐释,而译场的译主、证义或证文也都是佛门高僧,他们对佛旨的理解与原文本作者的理解具有同样的阐释作用,都以佛旨作为他们理解的对象。因此,他们的理解和阐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在翻译时,虽然原文本作者不在场,但译主、证义和证文的补缺不影响原文本作者的主体性体现。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我国古代的译经活动包括了源语、源语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者等方面的主体参与,他们之间充分体现了一种主体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不论是从传统的译论考量,还是从现代哲学观点出发,古代佛经翻译活动绝不是简单的某一主体的活动,而是包括了源语、源语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者等方面的主体要素参与的主体间活动。

五、佛经翻译中主体间性对后世的影响

研究中国翻译史的人虽然对许多问题各存己见,但对古代佛经翻译的巨大影响却具有一致的认同:一是在思想方面,一是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语言文学方面。梁启超就曾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6]29其实,这些影响只是从翻译的佛经内容及其传教作用来考察的,而佛经翻译的方法和选题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从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译经活动已经体现出明显的主体间性,注意到了参与翻译活动的各主体要素,并努力发挥各主体要素的协同作用,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找到了“尚文”与“尚质”的调和之法。这为后来解决翻译活动中重复出现的“尚文”与“尚质”之争树立了典范,也提出了警示。比如,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中,巴金曾明确地指出:“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

其次,由于佛经翻译活动中译主本身有时就是佛门高僧,对佛旨经义有其独到和超凡的领悟,出语精当、准确,在转译时可承担源语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角色。在和谐的翻译活动中,这样的双重主体意识会以协调的方式发挥各自的作用,但若遇到来自外界的干预(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其作用就会被不同程度消解。比如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皇帝及士大夫阶层都信佛,译经事业发达,有人甚至尝试将儒、道、释糅合在一起,反映在译经活动中,便出现了译经者的自主性和自为性,使译者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彰显。而在唐以后,历代统治者只是觉得佛教思想有利于其巩固统治,因此有些时候只注重建塔、建寺庙,资助信奉迷信活动,有的甚至还将寺改名为宫。原着者(佛)受到崇拜,而译经者的主体性被淡化,译经事业自然受到冲击。

此外,古代佛经翻译中的主体间意识向后世昭示:和则译文质量高,偏则译文质量低,即文质和谐则译文准确,文质偏废则译文难免谬误。这方面不乏正反史例,比如唐高僧玄奘译经,梁启超对玄奘译经的成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意译直译,圆满调和”[7]。后人林纾,偏执意译,虽译作颇丰,名声颇响,但在忠实原作方面显然不够,抑制了原着者主体意识的体现。而同时期的严复注重调和,并进一步提出“信、达、雅”这样的考量标准,使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又受到一次洗礼。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由起始到兴盛,不仅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和发展,而且说明了文质调和的重要性。事实上,它是体现翻译主体间性关系和谐发展的成功实践,也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瑰宝,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总结。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也不论是异化,还是归化,两者都必须有机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因此,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抑彼扬此或抑此扬彼。

译者主体性之动态研究 第6篇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葛浩文；《呼兰河传》；《染布匠的女儿》

1 引言

翻译就是用译语传达原语所表达的意思，是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活动。在跨语言文化交流中，翻译起着非常关键的桥梁作用。通过译者的语言转换，目的语言的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源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状况、文化发展、精神启迪等内蕴，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民族，可以畅通地进行沟通与交流。可以说，翻译活动密切了世界各国、各地域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译者、文本与读者是翻译这一动态活动的三大主要因素，但是，长期以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起到的主体作用及其意识形态活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其文化地位也往往被边缘化。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语言学研究的推动下，翻译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70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文化转向，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关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从此，翻译的主体性开始得到翻译研究界的关注。翻译研究的重点，也从以往的“忠实”、“对等”转向译者主体地位的发挥。译者在翻译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倾力研究的热点，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全盛的时期。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也是作品原作者与目标读者、源语言与目的语言的媒介，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译者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其主体能动作用，进行选择与适应，其个性特点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译作中，这些都使得译文不可能绝对忠于原文，而是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发挥和创兴。译者主体性这一点，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呼兰河传》和《染布匠的女儿》是葛浩文早期和近年的两部译作，前者出版于1979年，后者出版于2005年，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个层面，比较分析葛浩文的这两部作品。

2 葛浩文及其翻译观概述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当代文学翻译家、汉学家，被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是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翻译家，翻译了包括萧红、杨绛、冯骥才、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毕飞宇、姜戎、王朔、莫言等几十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萧红的《萧红小说选》、贾平凹的《浮躁》、李锐的《旧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苏童的《米》，以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和《酒国》等，都是其非常卓越的译作。在中国文学作品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葛浩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葛浩文的翻译严谨而讲究，清晰而准确，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原作的灵魂和神韵，在翻译的选择与适应中，充分发挥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他注重从文化角度出发去进行翻译，在他的翻译笔触下，中国文学拥有了当代英美文学浓郁的色彩。葛浩文在长达三十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翻译观。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应做到的就是忠实，应尽可能地将原文忠实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其次，背叛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就像读诗，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选择观、经历与知识，没有哪个翻译能够与原文完全一致，只要是翻译，都会对原文有所背叛。但是，这些对于作品的变动和调整，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译作的可读性；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译者通过语言转换，将源语作品中的文学精髓呈现给目的语读者，以此来激发目的语者的感情共鸣，促进不同文化的沟通交流。因此，译者可以变动和调整作品的某些地方，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顺利达成翻译的目的。从葛浩文的翻译观可以看出，对于一位优秀的译者来说，无论其那个阶段的翻译作品，都会受到其主体性影响，都不会完全忠于原文。在翻译这一动态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可以说是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有机的、动态的统一。

3 《呼兰河传》与《染布匠的女儿》中译者主体性对比分析

3.1 《呼兰河传》与《染布匠的女儿》概述

《呼兰河传》是将萧红推向创作巅峰的著名长篇小说，这部回忆体小说，也代表了萧红的杰出文学成就。对此，葛浩文认为《呼兰河传》充分体现了萧红最具个人色彩和艺术性的创作，展现了她卓越的艺术天赋，“In the final analysis，Tales of HulanRiver must stand as Xiao Hong，s representativework；it is her most personal and artistic creationand is a lasting testimony to her artistic genius.”。于是，衷情萧红作品的葛浩文，成为《呼兰河传》的不二翻译人选，而其翻译的版本——Tales of Hulan Rive，也成为这部优秀作品的唯一精致唯美的译作。该译本最早出版于1979年，此时学术界刚开始转向译者主体性研究，因此，译本还极大地体现出传统的翻译理念。《染布匠的女儿》是葛浩文在2005年翻译的《染布匠的女儿：萧红小说选》中的一篇作品，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研究。在前者的翻译中，葛浩文基本是忠于原文，并尽力再现呼兰县当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但是，在研究与理解原文原语的前提下，葛浩文也发挥了译者主体地位，对译文进行了适应于选择，以满足目标读者和西方主流世界的需求。例如，他只翻译了《呼兰河传》的前五章，作品的第六章、第七章都省略未译。第二章跳大神部分，对于大神和二神的一些唱词，也进行了省略。《染布匠的女儿》是作者成名之后的译作，葛浩文在翻译中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其译者主体性地位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该部译作的反响比较平淡。

3.2 葛浩文在《呼兰河传》中的忠于原文的翻译标准

萧红的《呼兰河传》首次出版于1942，葛浩文的翻译开始于1975年，也就是尼克松首次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后的三年，并在1979年出版。同年，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在访问美国。这些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人民对于中国这个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葛浩文的《呼兰河传》译本就这样诞生。《呼兰河传》充分贯彻了忠于原文的翻译理念，在所选的翻译章节中，葛浩文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力图原汁原味地再现作品的精髓。

正如葛浩文在《呼兰河传》序言中，所说的那样，“the foremost consideration has been a faithful rendering of the unique writing style-simple yet precise，intimate without being gushy”（Goldblatt，1979：xi）.（“忠实而独特写作风格、简洁而精准的描述、真实而不造作，是首要考虑的”）。

3.3 葛浩文在《染布匠的女儿》中的翻译经济性选择

《染布匠的女儿》是2005年才翻译出版的，需要以当今的文学作品翻译主流价值观来评判。此时，译者主体地位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二战后，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吸引了更多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化。但是，在西方国家，其价值观与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宗教思想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西方读者的需求，葛浩文在翻译中，积极践行了译者主体性的理念，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融入自己的主观理解和个性特点，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处理，其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表现得比较淋漓尽致。

3.1 《呼兰河传》与《染布匠的女儿》译者主体性对比

在《呼兰河传》中，“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Then when men hit their wives they can say：“The Immortal Matro is supposed to be in constant fear of being beaten by the Patriarch，so what makes a gossipy woman like you different？” It is obvious that for a man to beat a woman is a Heaven-ordained right，which holds true for gods and demons alike.No wonder the idols in the Temple of the Immortal Matron have such obedient looks about them—that comes from having been beaten so often.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obedience is not the exceptionally fine natural trait it has been thought to be，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being beaten，or perhaps an invitation to receive beatings.）

在这个例子中，萧红表达了她对性别歧视的不满，服从只是被殴打的结果，也是继续遭受殴打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正风起云涌，葛浩文忠实地再现了萧红作品中对女性歧视的不满，从而达到了主体完美契合社会需求的目的。再如，“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This place，Hulan River，was much too closed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and there wasnt much culture to speak of.Nonetheless，the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were in the main satisfied，and a Hanlin Scholar of the Ching dynasty had been asked to pen a lyric about the place，which went：Natural forests along the Hulan，Since antiquity the source of remarkable timber.）

在这里，关于timber，葛浩文在该页进行了注释说明，但是，在2002版中则删除了注释。究其原因，一是注释太多会影响小说的可读性，二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大，注释太多h会影响文学翻译的效果，因此，对于此处，葛浩文进行了删除。另一个变化是“Ching”、“kang”、“Hsiao Hung”都采用了“Qing”、“kang”、“Xiao Hong”，

葛浩文非常注重对读者的研究，他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关注读者，而不是译者。在《染布匠的女儿》的译作中，葛浩文基于出版商的要求和读者需求，对于翻译策略进行考量，并根据增强作品的故事性和西方读者阅读便捷性，删掉了每章开始部分的史料内容以及小说结尾的大部分评论，这也是导致该部译作反响平淡的原因之一。

4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化，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为了让译者能充分理解原文，译者需要忠于原著，最大程度地还原源语言作品内涵与文化，但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也会受到其翻译观、翻译目的影响，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本和策略进行适应于选择，同时，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和出版商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受动性和为我性，这三者是辨证统一的。译者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合理的彰显与遮蔽，采用更加恰当的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以提高译作的可读性和文化传播功能。

参考文献：

[1]孙志军.译者主体性及文学翻译中的改写——以英译《狼图腾》为例[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12：42-45.

[2]夏冬冬.葛浩文译者主体性探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J].海外英语，2015，02：53-54+62.

译者主体性探究 第7篇

译者身份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受传统翻译观的影响, 一直与类似“工具”、“仆人”、“奴隶”、“媒婆”、“传声筒”等一系列无主动思维权利的词相关。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译者在自翻译历史以来的艰辛历程。

1.1译者在西方翻译史上的地位

追溯到古代西方《圣经》翻译史上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有影响的人物斐洛犹达欧斯, 他认为译者必须受到上帝的感召才能从事《圣经》翻译。他说:“这样的译者就会像着了魔似的, 在上帝的感召下, 几个人译出的结果不是互有差别, 而是一词一句都相同, 好比听写一样。”很明显, 这是一种把译者看成是“听写”工具的观点, 完全剥夺了译者的自主权。更有甚者, 近代著名翻译评论家德莱顿认为“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他把译者比作奴隶, “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 给葡萄园追肥整枝, 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创作者是他自己思想和言语的主人,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更动它们。直到它们和谐悦目。翻译者却没有这样的特权, 他必须受原作思想的制约, 只能在别人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里谱写音乐, 主要目的是把其中的意味传给读者, 因此他的音乐不总是和原作一样悦耳动听。”译者的这种奴隶地位, 让他“带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

翻译理论家吉里列维提出文学翻译必须采用“错觉”理论。“所谓错觉就是指译者隐匿在原作后面, 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 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自己读的不是经过中间人 (即译者) 处理的译作, 而是在直接读原作。”列维的“错觉”论其实是在要求译作“透明”, 要求译者隐身。类似的, 劳伦斯韦努蒂也说:“一部译作, 不管是散文、诗歌、小说或其它, 在大多数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看来, 它应通顺易懂, 透明得看不出任何语言和风格特征, 并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即它反映不出外国作家的个性或意图, 透不出译作的痕迹。换句话说, 其印象就是译作事实上不像译作, 而像原作。”

由以上, 我们可以看出译者的自由及创造性被完全置于无存在状态, 他们强调了:一、译者是一种“听写”工具, 在翻译中绝不能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二是译者应放弃主观判断权, 不能在翻译中表现自己的个性;三、译者要一切以原文为依归, 唯作者是从。

1.2译者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

以上是译者在西方翻译史上受到的歧视。在中国翻译史上其地位同样是很低下的。在周代, 译员被统称为“舌人”。所谓“舌人”就是口头传达别人意思, 像鹦鹉学舌一样罢了。这也是一种“工具”的待遇, “由于我们否定译者有权代表自己说话, 否定译者有权在合唱中加进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控制在翻译中取代和淡化原意的做法而主张文本背后单一的、权威的声音”。因此, 原作是绝对权威。郭沫若也曾主张过“处女应当尊重, 而媒婆应当稍加遏制”。这里“处女”指的是作品的创作者, 而“媒婆”指的是译者。这种“媒婆”说无疑把译者形象大打折扣, 使之成为穿梭于原文本和译本之间的“传声筒”, 其地位之低可见一斑。钱钟书先生也曾指出“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忠实”乃翻译之灵魂, 译者必须为这一“忠实”而达到“化”, 不留任何本身的痕迹, 以便达到译作“透明”得可让读者看到原作。由此我们可看出这其中对译者所要求的隐形痕迹。译者的地位竟受到如此湮灭与视而不见。

综上, 中西方传统翻译观中对译者地位的看法几乎相同, 这里不再赘述。译者千百年来的“奴隶”及“隐形人”地位就这样在原作一级统治下被规约限定了, 译者自己的特点或性格被抹杀得不复存在。然而, 具有社会属性的译者终会不满这一传统身份地位, 他们也有要求自己受到重视的权利。

2.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2.1译者主体性的觉醒

译者在遭受了自主权被剥夺的悲惨境遇之后, 也开始为自己的地位鸣不平, 要求摆脱“奴隶”枷锁的束缚, 并求得一份发挥自我主体性的自由空间。然而争取多大的空间或者说空间的限度如何则是难以确定的。余光中教授说:“如果说, 原作者是神灵, 则译者就是巫师, 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 要传给凡人时, 毕竟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 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 高不可攀, 译者介于神人之间, 既要通天意, 又得说人话, 真是左右为巫难。”余教授在这里向我们道出了译者的艰辛和徘徊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两难境地。这种作者与读者给译者创造的空间就如神人之间的空间度一样难于把握。然而正是这种徘徊让译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及自己传达“神谕”的重任, 译者逐渐觉醒, 开始为自己的自主权而奋斗。

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就说过他不是作为解释员, 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这种把译者看做“演说家”的观点赋予了译者极大的自主性及创作性。泰特勒认为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原文有略加增减的自由。同时, 译者还必须“始终与原作者比智”, 并在可能的时候超越他, 改进他。但这种超越和改进是有限度的。18世纪俄国翻译家们所持的观点是翻译是一项创造性工作。诗人特列佳科夫斯基认为译者和作者只是在名目上相异而已, “如果说, 作者的功劳很大, 那么, 译者的功劳就应该更大了。”也就是说, 原著是创作, 译著也是一种创作。至此, 译者的权力被放大到创作意识上来了。

2.2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译者地位逐步上升。解构主义学派肯定了译者的能动性。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差异, 原文意义不可能确定不变, 只能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由于原文意义不能确定, 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来寻找原文意义, 使原文与译文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在翻译过程中, 原文被不断的改写和重组, 不同译文的产生都依赖于译者的体验。韦努蒂认为“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 而应当有形可见。”译者不再是一个被忽略的对象, 不再是“隐形”人。乔治斯坦纳把“侵入”理解为译者直觉中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和解释是一种“入侵”活动。“正如古罗马理论家哲罗姆所比喻的, 译者会把原文意思当作俘虏抓获过来。在理解过程中, 译者打破原文的外壳, 抽出原文的精髓, 然后带回去。就好比一个露天矿井, 把矿采光了, 在地面上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印痕。有些原作通过翻译被全盘移植到译文语言当中, 原文语言里的东西一点儿也不留。有的原作则无须人们再去阅读, 因为译作比原作出色”。译者在这里不仅仅是地位得到了彰显, 而且更加大胆的“入侵”原作, 甚至把

浅谈王念孙《读书杂志》词语考证的方法

熊加全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王念孙的《读书杂志》, 是继他的《广雅疏证》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是他在校读史部书、子部书、汉碑、以及一些集部书时所做的读书札记, 所以叫做《读书杂志》。本文主要运用现代的一些语言学者提出的词语考证理论, 并结合《读书杂志》的考证词语的具体实践, 从而归纳出他在《读书杂志》中考证词语时所体现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读书杂志》;词语考证;证实类;反驳类

王念孙 (17441832) , 字怀祖, 号石臞, 江苏高邮人, 是我国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校勘学家。王念孙的《读书杂志》, 是继他的《广雅疏证》之后写成的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他以读书札记的形式, 记录了王氏晚年研究古籍的成果, 其中, 也包括王引之的不少见解。在这部专著中, 体现了王念孙深厚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本文主要从词语考证的角度, 运用王宁先生的《训诂学原理》和杨宝忠老师的《古代汉语词语考证》所介绍的词语考证的理论知识, 并通过对王念孙考证词语的具体实践的成果的阅读与梳理, 从而归纳出他在《读书杂志》中考证词语时所体现的一些具体方法。

通过对《读书杂志》全书的阅读与梳理, 我们可以发现其考证词语的方法基本上也可以分为证实类和反驳类两大类, 而且反驳类在全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证实类对已有的结论加以考察, 证明其正确, 属于证实类。

(一) 证实类分为初证和复证两种:

1、初证指对初次发现的问题加以论证。

这种考证事先没有已确定的证据, 一切从头开始。例如, 《荀子君子》中的“不怒罪”条:“刑罚不怒罪, 爵赏不踰德。”念孙案:“怒、踰, 皆过也。《方言》曰:凡人语而过, 东齐谓之弩, 犹怒也。’是怒’即过也’。上言刑不过罪’, 此言刑不怒罪’, 其义一也。”

原作更改一番。更有甚者, 道格拉斯鲁宾逊则主张“翻译应当以译者为中心”。他认为, 在原作者和目标读者之间, 译者应作为中心, 去积极发挥创造性, 从而将注意力从作者向目标读者倾斜, 从各个方面去影响目标度读者。“由于他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能动作用, 这又使他的思想接近文化学派的译者操纵观’”。因此, 解构主义学派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重要性, 阐明了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 译者的地位被摆到了桌面, 甚至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结构主义译论通过消解原文中心, 消解原作者和意义的确定性, 揭示了终极的“忠实”、“对等”等作为翻译之“道”所隐含的虚妄性, 译者也在解构大潮中摆脱了“二等公民”的尴尬地位, 其主体性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阐释。

作为对父权制话语的反叛, 女性主义译论则极力颠覆翻译与女性因与生俱来的“缺陷”而联系在一起并一同遭遇歧视的观念, 公开宣称“翻译就是重写”。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 也没有背叛原作, 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扩大了原作的影响, 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必须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一部分, 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对文本有意识的干预。他们主张重建翻译产生的空间, 强调译者的中介性, 否认翻译相对于创作所处的从属地位。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说明, 翻译是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 是两者共同参与的对话, 译者与作者、译作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

3.结论

当然, 我们并不主张译者在争取自主权方面过度而放任。以

2、复证指对已经提出的问题补充证据或补充论证思路, 进一步加以证实。

例如, 《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少朕”条:“惠帝怪相国不治事, 以为岂少朕与”。师古曰:“言岂以我为年少故也’, 《史记索引》曰:案少者, 不足之词也, 故胡亥亦云:丞相岂少我哉?’”念孙案:“小司马说是也。《晏子春秋外传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

(二) 证实类考证产生的原因

1、语意不明, 如《荀子儒效》:

“辩则速论。”念孙案:“论, 决也, 言辩事则速决也。《后汉书陈宠传》:季秋论秋。’注云:论, 决也。’杨说论字未了。”又如《荀子》:“廉而不见贵者, 刿也。”念孙案:“廉而刿, 谓有廉隅而伤人也, 如此则人不贵之矣。《不苟篇》注云:廉, 棱也;刿, 利伤也。’校此注为胜。”

2、证据不足, 如《汉书甘泉赋》中的“八神”条:

“八神奔而警跸兮。”师古曰:“自招摇至獝狂, 凡八神也。”刘攽曰:“此八神, 齐之八神也。”刘奉世曰:“击而出之, 固非八神也, 盖自有八神耳。”《文选》李善注曰:“《汉书武纪》曰:用事八神。’文颖曰:八方之神也。”念孙案:“李说是也。《万石君传》:巡方州, 礼嵩岳, 通八神, 以合宣房。’亦谓八方之神也。《楚辞九叹》:合五岳与八灵’王注亦云:八灵, 八方之神。’”

3、论证不详的, 《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陈应”条:

上例子说明译者不再受传统“奴隶”地位的束缚,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特个体特性并能在翻译中认识到自己的主体特征, 从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但也不会完全成为文本的“操纵者”, 译者主体性的确立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这一艰辛过程说明了翻译研究之难。本文只是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并促进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郭沫若.论诗三扎之余[A].罗新璋.翻译新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上卷)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03

[5].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译者主体论论文 第8篇

纵观中西翻译史, 大多数译者长期以来都奉行一条原则, 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条原则的形成是基于如下认识:只有保持客观, 才能保持正确的理解与再表达。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主义翻译论。于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原作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对象, 译者则成为不敢越雷池的被动接受者。现代翻译研究逐步从传统的、注重原则和技巧的方法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译文研究。贝尔曼指出, 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 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 他所指定的翻译方案, 以及他所是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 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 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 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一种誓言”。 (许钧, 2003:9)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目前, 《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以下简称杨) 的A Dream o Red Mansions, 另一个则是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和约翰闵福德 (John Minford) (以下简称霍) 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译本都传达了原作的基本思想, 堪称文学翻译的上乘之作。本文拟在分析霍克斯版的《红楼梦》译本的基础上, 指出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 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对作品的阐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 都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 阐释学视域中的译者主体的回归

在解释哲学的视域下, 理解成为一种存在关系, 意义的生成不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单向度认知模式, 而是生成与主体与主体之间无限的对话之中。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往成为理解的关键。对话模式意味着翻译独白时代的结束和对话时代的开始, 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研究开启了另一理论之维,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伽达摩尔 (2002:492) 指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 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 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 而是对文本的在创造, 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同样不可怀疑的是, 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 而不只是重现。尽管我们在翻译中力求信’, 我们还是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原作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已处于敞开未定的状态, 语言符号任意性使原作意义变得不再确定, 其中的“空白”和“未定义”为译者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 原作的原初视域和译者的现世视域之间的差距无法消除。“翻译者经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同原文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距离。他处理文本的情况也需要那种在谈话中力求达到相互了解的努力在谈话中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置身于对方的立场, 以便理解对方的观点, 同样, 翻译者也要完全置身予他的作者的立场”。 (伽达摩尔, 2002:493) 本着开放兼容的精神, 译者与原作不断地相互回答、相互争论、协商、妥协。双方在对话过程中不断超越丰富自己的原初视域, 到达更高的境界, 从而与文本达成特定历史境遇下的“视域融合”, 文本的意义在对话的动态过程中也就不断生成。这一过程也是译者做出各种选择的过程, 或是基于翻译策略的取舍, 或是基于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考虑。通过问答和对话, 二者就文本意义这一共同主题达成了共识, 从而达成相互理解。正因为文本意义的开放性, 具有不同视域的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不会确定且唯一, 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 他于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版出版序言中, 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的或语用的隐含着翻译活动。”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 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 并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译者在具有先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赖与原本相遇;通过入侵原本, 抢夺自己需要的东西, 形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吸收, 将理解完成, 获得自己的解释;然后通过矫正补漏等补偿过程, 最终形成了译本。不难看出, 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 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 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象等文学能力, 读解原语文本中的空白, 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引起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 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 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 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查明建、田雨, 2003:22) 语言转换过程中, 面对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 如何传达异域文化的意蕴, 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与此同时文学创造性也达到最大值。最后译者要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的平衡。

3. 霍克斯版《红楼梦》翻译及译者主体性发挥

3.1 关于霍版《红楼梦》

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在主体性的发挥上面给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其译文简洁、朴实, 以归化为主, 在注意译文形式对应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意象, 成功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

3.2 主体性发挥

本文拟从斯坦纳的阐释学分析模式对霍版《红楼梦》译文中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 尤其是译者如何处理原语文化因素。

3.2.1 信赖

霍克斯是一位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 他译《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受原作精神的感染, 意在把他自己所体会到的美传给西方读者。他在写给刘士聪先生的信中坦言翻译《红楼梦》是他一生中享受的最大乐趣。他说:“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 而我却因此深受鼓舞。我的译本免不了错误, 有的还很严重而我确信, 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因于写作时所赋予他的精神。” (刘士聪, 2004) 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热情如此之高, “信赖”也因此建立起来。

3.2.2 侵入

侵入, 即译者侵入原文、理解原文。因为语言、文化、历史、心理等许多因素给译者设下许多关卡, 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 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 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国唐代的贾公元曾说:“译即易。”茅盾在一次报告中讲道:“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 它“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下面分析两译本是如何侵入原文、理解原文的。

(1) 霁月难逢, 彩云易散。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 (第五回)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

Your charm and wit did only hat red gain,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Vol.I, P132)

这首判词是写晴雯的。雨后新晴叫霁, 寓“晴”字;云呈彩叫雯, 寓“雯”字。霍克思将第二句的“彩云易散”译为“晴天易逝”了, 似乎与原意不符, 殊不知这正是霍克思匠心独运之所在。霍氏在译本中将男女主角音译其名, 丫鬟名字译其意, 有时照字面, 有时照性格。晴雯则照字面意义译为Sky bright。这里原文第一句寓“晴”“雯”二字, 译文第一句也有“sky”、“brightness”二词, 虽然不与原文一致, 然而却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产生了同样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 杨将书中人物全部音译其名的做法, 使他在这里无法再现原文暗寓人物姓名的特色。

(2)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第十三回)

Qinshi posthumously acquires the status of a Noble Dame;

And Xifeng tak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neighboring establishmeng.

译文没有照字面翻译, 因此没有犯秦可卿封爵的常识性错误, 而且巧妙地避开了宜人、恭人之争, 译笔圆筒流畅。同样的, 第四十四回的回目“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字面看文义明晰, 似乎是说平儿因为宝玉给她理妆才喜出望外。然而, 从正文看, 恰恰相反, 乃宝玉为平儿理妆而喜不自禁。霍克斯的翻译是:Patience’s toilet is a source of unexpected delight.到底是谁喜出望外的Source呢?译者没有言明, 两种翻译都可以, 这正扣合了原文的多义性。霍克斯翻译的回目有的字面上看, 和原文相去甚远, 甚至“肆意”归化, 细品之下, 原来译者对整体“知”性的追求已经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 即使牺牲细节也在所不惜。

3.2.3 吸收

翻译所带来的是一种文化或传统的转化。在斯坦纳看来, 吸收可产生两种情况, 一种叫转化吸收, 还有一种叫感染。在吸收源语内涵的过程中, 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主要是归化和异化两种不同策略的选用。是依附于原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 是以读者为中心还是以作者或原文本为中心的问题, 是译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译者是原作与译作, 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中介。译者的文化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 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 也可以是对原语文化的赞同, 吸取原语文化的精髓。译者的文化取向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译作的质量。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 霍克斯以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为目的, 多以“归化”为主要手段。

(1)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 靠菩萨的保佑, 有些机会, 也未可知。” (第六回)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decide whetherhe’ll help us or not.Who knows, 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re looking for.”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 (Heaven) 是主宰一切的神圣力量, “天”象征着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是皇权的基础, 所谓“五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是“天”的化身, 所以皇帝也就成了“天子”。但在英语中, “heaven”指天堂或极乐世界, 在杨宪益版中, 将此句的“天”译为“Heaven”, 其内涵意义并非完全对立, 因而导致不等值。而霍克斯站在基督文化的立场上, 把“天”替换为“God”, 译语读更易接受。

(2)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六回)

Bao-chai visits Green Delights and hears strange words from a sleeper.

Bao-yu visits Pear-tree Court and learns hard facts from a performer.

色彩词汇除了具有其基本含义以外, 还能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英汉两个民族因生活环境及习俗的不同, 观察感受色彩的角度也有相应的差异, 这在语言中有所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了大量的色彩词汇来描写服饰、用具、建筑和环境等, 其中“红”是贯穿全书的主色调。“红”在汉语中代表喜庆、显贵、荣耀等, 多为褒义。“绛芸轩”是宝玉自己题书贴在怡红院的房额。“绛”即“红”, 正是宝玉喜爱的颜色。但在西方人的概念里, “红”往往与流血、死亡、危险等有关, 是西方人不大喜欢的颜色。汉语中“红”的意义更接近英语中“green”的意义, 因此, 霍巧妙地进行了文化转换, 有意避开了“红”字, 将“绛云轩”的“红”转化为西方人喜欢的“绿”, 译为“Green Delights”。

(3)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地理差异造成了中、英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英国人的主食是牛奶、面包, 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以米为主食。汉语中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富饶的地区, 英语中则会用“land flowing mild and honey”;汉语中有“夹生饭”之说, 英语中却说“half-baked”。这种饮食差异也反映在译文中。对于土生土长的杨宪益先生来说, “没米的粥”自然就是a meal without rice, 而霍克斯则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它转换成bread without flour。

(4) 水溶见他语言清楚, 谈吐有致, 一面又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 (第十五回)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

翻译中涉及两种动物:龙和凤, 它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dragon”在英语中是邪恶、恶魔的化身, 而对于汉语读者来说, “龙”则是吉祥的动物。“凤”在西方神话中表示重生, 汉语中“凤”是百鸟之首, 是吉祥的象征。“龙驹凤雏”常用来指聪明有作为的年轻人。可见“凤”在英汉中的联想意义不尽相同, 但差异最大的是“龙 (dragon) ”。因此, 霍克斯在译文中保留了“凤”的寓义, 而舍弃了易产生误解的“龙”的喻意。

3.2.4 补偿

霍版《红楼梦》在外国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 这可以看做是原著通过译作达到在译语文化中地位的提高, 从而实现了译作与原作的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 原作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译作贴近原作, 通顺流畅而又不失异域特色的译介。补偿是霍克斯用来弥合英汉语言差异的另一种方法。他宁愿多花费一些工夫去做一些解释, 而不是简单地用英语中的一些形象来直接代替, 而且把他的解释又和译文联结在一起, 这样, 他就可以避免增加脚注, 以便于保持行文的流畅。

(1) 心较比干多一窍, 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Gan.

And suffered a little more paint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shi.

杨译:She look more sensitive than Bigan, more delicate than Xishi.

Note:Bigan is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Xishi ia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

在杨版的译文中, 译者试图通过脚注的形式来向译文读者来解释, 却是很难达到预期的读者视野。而霍克斯把“比干”“西子”通俗的译为“the martyred BiGan”和“the beautifu Xishi”, 表达的意思简洁明了。

4. 结语

翻译不是单纯的词语转换, 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正是译者发挥能动性, 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 方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 “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 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 (查明建、田雨, 2003:22) 我认为, 霍克斯借《红楼梦》的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 完成了以“他是”到“我是”的自我张扬。当然, 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课题, 本文仅对阐释过程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初探, 希望读者对主体性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 2003, (1) .

[2]伽达摩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3]查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 2003, (1) .

[4]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6.

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 第9篇

一、 国外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论述

在漫长的翻译研究史上, 西方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的技巧、翻译的标准等问题, 即“直译”还是“意译”, “可译”还是“不可译”及“怎么译”等具体翻译行为, 得出的立论大都是源自于翻译者自身翻译的实践体会。传统译学坚持原作中心论, 把翻译的标准界定为对原作的忠实, 如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所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突破。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 《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奠定了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基础。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 和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 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张, 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后, 勒菲弗尔等人的研究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 后结构主义注重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问题, 从而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译作的地位。

二、国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在中国, 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提出, 首先受到了当代西方译学的影响。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the pragmatic turn) 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 , 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而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 译者文化地位一直被边缘化, 正是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译者主体性也便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查明建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中提出,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关于西方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影响方面, 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但是这些论述散见于与探讨译者主体性有关的论文或论著中。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者的地位、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的界定、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发挥限度等。文学翻译中译者是中心, 也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译者的中心地位以及在翻译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翻译研究是据此对翻译过程做出新的、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诠释, 并不需再进一步讨论“译者背后的总的原因”“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法国文学社会家Rober Escarpit提出的“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 创造性是译者为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叛逆性是译者为达到其主观目的而造成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三、译者主体性研究对翻译研究的作用

译者主体性研究在翻译本质和过程的认识与探索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译者是翻译任务的执行者, 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许钧认为整个翻译过程决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主体性投入的创造性过程, 这种主体性投入是以翻译各要素组成的翻译环境为限制。从而翻译过程的探索必然离不开对译者与其他要素的关系研究, 即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关系研究。

译者主体性研究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除了原作和读者这两个要素之外, 翻译批评标准的设立还要参考包括译者本身及其所处环境在内的其他因素。翻译批评将翻译家的主体性因素考虑进来, 视野更为开阔。这样, 翻译批评不仅仅以原文译文的文本为依据, 还要研究翻译家的能动作用, 如许钧对约翰·克里斯多夫三个译本的研究, 为积极有效的翻译批评树立了样本。这样, 翻译批评彰显翻译家的主体性因素, 而翻译家研究又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新的思路。

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而提高译者的积极性, 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Robinson, Douglas.The Translator’s Turn[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4]穆雷, 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J].中国翻译, 2003 (1) :60-66.

[5]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J].中国翻译, 2001 (4) :72.

[6]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7]杨建华.西方译学理论辑要[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

[8]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9]袁莉.2002.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A].张柏然、许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0]袁莉.文学翻译研究的诠释学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3) :43-48.

[11]査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 2003 (1) :19-24.

译者主体性与新闻编译 第10篇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新闻翻译,编译,删减,替换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 译者的主体性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 这种论断被广为接受, 讨论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论文也有很多, 但也有学者认为实用文本翻译中, 译者也存在主体性。这里笔者想以新闻英语翻译为例初步探讨应用文本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一、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1]“人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 不能一次性理解文本的全部内涵。对于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真的过程, 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终极的理解。”我们可以推想, 新闻译者同时也是一名原文读者, 同样无法摆脱历史局限性, 其理解只是众多理解中的一种而已, 因此其翻译会带有个人主观特征。

从事英语新闻汉译的人往往是具有汉语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 他们与原作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视阈。他们虽然懂英语, 却不是原文的意向读者, 当阅读原作时, 就会与新闻的原作者发生文化视阈的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 包括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道德准则、心理特征等等。“在两种不同的视阈相遇时, 译语文化框架在译者对源语意向接受中默默地起着潜在的强大的制约作用, 译者就免不了用自己所处的译语文化语境不同程度地过滤、归化源语文本。”译者首先是读者, 他有其自身特有的“期待视野”, 他会对原作的信息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性接受和变形, 即使原作是新闻英语也不例外, 这样在一则英语新闻翻译的理解阶段, 译者主体性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德国功能学派的倡导者克里斯蒂安·诺德 (Christiane Nord) 强调了翻译活动要实现其文本目的, 她认为“任何一个翻译过程都由整个翻译活动的目的来决定”。[2]显然, 目的论学者认为, 实现翻译目的是所有翻译活动要遵循的首要原则。的确, 一切翻译活动都有其目的性, 应用文体翻译尤其如此。 国内翻译学者也曾指出应用英语翻译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翻译品种, 并反对用传统译论的信达雅标准来指导应用英语翻译。他认为, 实现应用英语翻译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译文是不是雅, 特别是译文是不是信, 这是文学翻译特别关注的问题, 似乎不是应用英语翻译最为关注的”。[3]国内译报的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 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要打破原文的限制, 发挥译者主体性, 对原文信息进行有意识的编辑, 即进行编译。笔者随机抽取国内某译报的50篇译文, 和原文进行对比, 发现几乎所有译文都经过了译者的编译处理。新闻译者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有很多, 如为政治服务、营造良好社会舆论、获取商业利益、传播异域文化、提高报纸的可读性、提高传递信息的效率等等。

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采取的编译手段

1.文本删减

新闻译者在选定了一篇源语新闻之后, 并非从头到尾地进行完整翻译, 而是进行多层次的筛选删减。段落删减、句子删减、词汇删减的现象在新闻汉译中都是很常见的。之所以要进行筛选, 客观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一是版面有限, 报纸要求降低成本。二是重要程度不同, 有所取舍, 删除信息量不大的文本, 保留重要信息。三是节省时间, 节省译者的时间, 也要节省读者的时间, 提高时效性, 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 用较小的篇幅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 使用价值得到了凸显。四是由于有些具有刊载价值的文章可能在某些局部存在与我国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内容, 应予以删除。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我们会发现, 删除哪些文字是译者决定的, 体现了译者个人的价值观。

举例来说, 某译报2004年5月23日刊登了英国《独立报》的一篇关于阿富汗打击罂粟种植的新闻汉译, 该报道重点是想强调阿富汗罂粟种植活动依然猖獗, 所以译文将涉及这一内容的段落都进行了很好的翻译。另有8个自然段被译者删掉了, 这些段落主要是提供了一些新闻背景作为补充信息, 删除以后仍不影响原文主要内容的传达。并且这些段落一般都分布在原文的后半部分, 西方新闻报导一般把重要信息写在前面, 把对重要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和进一步解释的内容放在后面, 即“倒金字塔结构”, 因而, 译者删除这些文本并没有违背原文的意图。

比起整段删除来说, 新闻译者对句子、词语的删减则更为复杂, 一般不是出于节省版面、增加单位文字携带信息量的原因, 而是另有目的。还以《独立报》的这篇新闻汉译为例,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内译报的翻译是:地方当局根本没有资金取代鸦片种植带来的巨额收入。楠格哈尔省的军事领导人承认, 他们并没有执行销毁鸦片的任务。

原文中军事领导人的名字被译者省略了。国内译报译文中省略人名地名等细节的情况十分常见, 这显然是译者的主观故意, 觉得这里要突出的信息不是人名地名。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否也认为这些是次要信息呢?可见, 译者与原文作者对于不同信息的重要程度的认识可能会有分歧, 译文因而体现其个人的想法。

当然, 并非所有的文本删减都是有意识的, 有时是由于译者疏忽造成的漏译。其实漏译和误译也可算作主体性的体现, 但是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4]

2.变换标题

译报的标题有的是对原标题的修改或重命名, 有的是保留原标题但同时译者附加新的标题。有时在一个大标题下, 译者另加几个小标题。

某译报2004年5月22日刊载了一组关于驻伊美军虐待战俘的消息。译者自己另加了《美军虐俘黑幕越揭越黑》这个标题。此外, 译者还另加了五个小标题, 分别是:⑴监狱虐待新细节曝光;⑵知情人首次公开指证;⑶“三角洲”施暴场面骇人;⑷又抖出美军辱尸照片;⑸溯源头政府难辞其咎。

这些新标题的效果很明显, 主题更突出了, 条理更清晰了, 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美军虐俘黑幕越揭越黑”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标题有译者的主观倾向流露的痕迹。这些新标题发挥着价值导向的作用, 体现着译者的意识形态。从上层建筑层面上讲, 任何翻译都是为本国政治和经济服务的。[5]

3.词语替换

有时为了避开敏感词汇,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译者在不改变原文基本意思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不同的译名, 这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一个方面。例如, 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人物名称, 当外国报纸上的称呼和国内称呼出现分歧的时候, 国内译报经常选择我们所熟悉的称谓, 这样更便于读者的接受, 同时也体现了译者的立场。

上面列举了一些常见的编译现象来进行探讨, 证明新闻译者在其工作中有着发挥主体性的方法。当然, 新闻翻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另外, 我们也要看到译者主体性在应用文本翻译中的实现的确有其局限性, 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查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 2003 (1) :19-24.

[2]克里斯蒂安.诺德.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林克难, 籍明文.应用英语翻译呼唤理论指导[J].上海科技翻译2003 (3) :10-12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商业广告翻译与译者主体性 第11篇

关键词：广告翻译；译者主体性；跨文化；交际翻译

0 引言

全球化发展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语言群体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在经济方面，进出口贸易的参与国发挥各自的优势互利合作，实现资源更合理化配置。语言作为交流媒介，在进出口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想要赶上全球化潮流，把产品从国内成功地推向国际，离不开商业广告策划。商业广告是企业叩开异国市场大门的敲门砖。只有吸引市场中目标顾客的眼球、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才能打动、说服潜在顾客购买。广告语是翻译者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既要考虑原语内容，又要兼顾译入语读者的用语习惯、文化背景。只有打动人心的广告语才能帮助商家达到销售目的，译者需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译出广告神韵。

1 广告特点和目的

广告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公告牌等各种公共媒介对产品进行宣传的行为。其有计划、有目的地传递产品信息，影响人们对商品或服务的态度，进而诱发购买行为以实现商家利益。Encyclopedia Britannia defines advertisement as“the technique used to bring products，services，opinions，or causes to public notice for the purpose of persuading the public to respond in a certain way toward what is advertised.”（Schiffman，2001：141）

广告形式短小精悍，行文朗朗上口，易于识别与记忆。广告句子多为简单句、祈使句等，在词汇方面，多用简单、常用词汇，巧用修辞法。现有商业广告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例如，The taste is good！Impossible is nothing，Good to the last drop.它们都是广为人知的广告语。广告语是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在市场上对品牌的成功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告目的是告知、吸引、说服消费者购买。译者用译入语传递广告信息达到告知得目的，但要吸引、说服异国消费者的购买需求，更需要译出广告神韵。要打造一则成功的广告翻译文本，译者必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才能成功地完成翻译任务。

2 广告翻译的特性

2.1 翻译的含义

唐朝贾公彦在《义疏》中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翻译是用译入语表达原语文本意义使译入语文化读者理解其意义的过程。翻译是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桥梁，而译者则是搭建这座桥梁的工程师。

2.2 翻译的不完全对等性和侧重性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Nida and Taber）译文与原文无法达到意义上的完全对等，而只能在意义和风格上追求最近似、最自然的对等。原因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语内容、文本类型、写作范式、翻译发起人、译入语读者、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译者需要在透彻分析比较各种因素对翻译效果影响力大小的基础上，在介于完全吻合和与原文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适合的平衡点，以达到文本意义和风格上的最近似的对等效果。“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辜正坤，2004：343）

由于不可能在各个层面上实现意义上的完全对等，在翻译实践中，对文本类型、翻译目的等不同因素的侧重决定了译者翻译方向。在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以译文为中心与以原文本为中心等问题上的分歧没有绝对的对错，而译者应该根据原文本的特性与翻译需要对最终的翻译方向做出选择。根据纽马克的翻译理论，表达型文本要以语义翻译为主，即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意义；信息型和呼唤型的文本要以交际翻译为主，即译文的读者接受度尽可能等同于原文的读者接受度，（Newmark，2004）如诗歌不仅要传达文本意义，更要传达诗歌所特有的形式美，翻译要以原语为中心。新闻翻译是信息性文本，旨在向译入语读者提供信息，翻译以译入语为中心。

2.3 廣告翻译——交际翻译

广告翻译是商业性文本翻译，其目的是诱发译入语读者对产品的认同感和购买行为。广告作为产品推广的起点，旨在实现文本内容的语用效果——呼吁说服文本读者，属于呼唤型文本，所以在译者翻译过程中要以译入语为中心，重在考虑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审美需求、文化价值标准和读者的可接受性。广告翻译的最终结果既要保持在文本信息方面忠实原语，又要注重语言转换要新颖独特，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接受。

3 译者主体性

3.1 翻译宗旨——能动满足译入语读者需求

广告因其特殊的文本性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入语为中心，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结果都要以读者接受性为参考因素。在这种偏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规范指导下，译文更加贴近本土，这也意味着译文与原文之间可能差异较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要使广告原文在市场上的价值在译入语文化中再次得以实现，使产品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获得成功，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比较文化差异，必要时进行创造性翻译，防止因“水土异”而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现象。译者只有顺应译语文化，灵活翻译才能使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在新语言环境中获得第二次生命。

广告的特殊目的性决定其在行文风格、阅读效果方面对译者提出创造性翻译的要求。忠实反映原文信息实现广告的告知功能，如果行文效果枯燥无味，同样无法激发读者的认可和消费热情。译者不仅要“译意”，更要“译味”；在用精炼浓缩的语言忠实表达广告含义的同时，要传递广告神韵和美感，使译入语文化中的读者如同在欣赏一则原汁原味的本土广告。从这一点来说，广告翻译最佳效果就是译者针对原文内容用译语做了一次再创造。Debeers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被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原文简洁、平铺直叙，符合西方消费者直接、简练的审美标准，但在汉语文化中富有韵律和气势、追求意境之美的广告更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译者准确把握了中国消费者的特性，在不损害原文信息的情况下，完全颠覆了原文风格，大胆创新，采用尾韵修辞，使广告富有神韵，为钻石品牌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3.2 翻译过程——能动解决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可译问题

由于文化差异，中英文语言中存在语义不对等的现象。原语文化中的语言因素在译语中可能会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原语不可译，这些困难有赖于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商业广告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它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范畴下实施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表达方式的差异。若原语的语境特征与译入语文化有差异或者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中文广告中的四字成语，增加了广告用语的气势，使结构更为工整，很受中国商家的喜爱；而英语中根本不存在四字成语。音韵在广告中使用时可以增加广告的韵律感、节奏感，使广告朗朗上口，中文广告采用尾韵偏多，而英文广告采用头韵偏多。“要想皮肤好，天天用大宝。”是一则押尾韵的中文广告。Hi-Fi，Hi-Fu，Hi-Fashion.Only from Sony.采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中英文化中对颜色、动物、植物等的联想意义不同，若被忽略，译文可能会给读者带来困惑，甚至令读者反感而导致营销彻底失败。中国的白象电（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池直接翻译成White Elephant出口惨遭失败就是由于忽略了大象在译语文化中的消极象征意义。一些修辞如双关、互文等在一种文化中可行，但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却无法实现。

在广告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可译等问题时，译者不能束手束脚，太拘泥于广告原文，要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以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性为宗旨，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大韩航空（Korean Air）的廣告标语Beyond your imagination.被翻译成“意想不到的天空”。本意“意想不到”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译者采用了增译的方法添加了“天空”两字使广告内容更加明确，读起来更有意境。苹果公司的广告Think different.译文为不同凡“想”，借用了成语“不同凡响”说明产品的卓尔不群，把“响”字改成了“想”字，说明苹果公司的不凡之处就在奇思妙想，即创新理念，这个“响”字妙用一语双关。这些广告翻译成功案例都是译者发挥主体作用进行创造性翻译的结果。虽然很多译文来自于原文，但经过译者诠释之后，广告在意境方面更胜于原文，使译文在新文化中拥有了新的生命力。

4 结语

要更好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译者需要怀着艺术家的情怀，以高度热情去看待翻译实践，热爱翻译事业。为提高译文质量，译者需要不断拓宽知识面，提高语言能力和写作能力，培养跨文化的素养，多参加翻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只有全面专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表达能力出色的译者才可能更有效地发挥翻译主体性，创造出高质量的译本。

参考文献：

[1] Schiffman，Leon G.et al.Consumer Behavior[M] . Beijing： TsinghuaUniversity Press，2001.

[2] 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 Nida，Eugene A.&Taber，Charles R.翻译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崔刚.广告英语[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6] 李克兴.广告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新闻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分析 第12篇

1 语言文化与新闻翻译

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时空观念、宇宙观念以及物质观念的总结, 由后天习得并且代代相传, 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 (黄颖, 2009:25)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包括言语和非言语两个方面。语言被文化所定型, 反映了发话人的态度、信仰和观点, 同时语言又参与文化的传承与塑造。 (Kramsch, 1998)

在新闻翻译中, 如果不正确认识和看待中西方文化差异, 这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变成拦路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西方对“狗”情有独钟, 所以“狗”在西方的语言文化里面有很多的褒义, 如果一位西方人说:“You are a top dog”, 如果你对西方的文化不是很了解, 那么你会觉得对方是在骂你, 但实质上“dog”在这句话的意思是“优胜者, 左右全局的人”。

新闻作为当今文化传播和交流之间一项很重要的媒介, 其特点是:重在“新”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爆炸性新闻出现) 、真实、言简意赅、传播速度快, 新闻翻译的步骤:编辑、重写、制作、组合。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包含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新闻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机械翻译活动, 更是文化的移植。经过再次传播, 使译语读者不仅能获得源语新闻记者所报道的信息, 而且还能获得与源语新闻读者大致相同的信息或文学享受 (刘其中, 2004:62) 。

2 译者主体性及表现形式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 其在文化交流和构建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语言文化多元化这一系统中, 长期处于译者文化地位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但是随着国际翻译研究的深入以及翻译体系的完善, 翻译主体研究才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继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译者主体性主要有三个特征, 即: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译者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从原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不再受原文的控制, 根据译者的专业知识、翻译目的、受众期待等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那么在新闻翻译中, 译者的主体性是体现在新闻翻译的整个过程中的, 根据翻译目的, 相关背景知识, 灵活运用新闻语体特点, 选取合适的翻译方法策略。

2.1 对原语文本的信息加工

信息加工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是运用科学方法, 对收集的信息按照用户的应用需求对其进行判别、筛选、分类、排序、分析、研究、整理、编制和存储等处理的一系列过程, 使收集到的信息成为用户需要的有用的信息, 使之容易利用而系统化和条理化的过程 (吴斐, 2008:113) 。对于新闻翻译来说, 译者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根据新闻, 查阅相关资料, 对原语文本信息重组, 再进行翻译。

比如说:On March 8, 2009, five Chinese vessels shadowed and aggressively maneuvered in dangerously close proximity to USNS Impeccable, in an apparent coordinated effort to harass the U.S.ocean surveillance ship while it was conducting routine op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x News, 2009-3-9)

这是很典型的一篇国外的新闻报道。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背景知识, 我们错误地认为美国一艘在南海公海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海军船只遭到五艘中国船只的挑衅和围堵。但是首先我们要考虑下我们自己的目的, 我们翻译的受众, 以及我们作为中国人, 就更应该对原文进行分析, 查阅背景知识对信息进行重组再进行翻译。看一下下面两个译文:

美国国防部说, 星期日 (3月8日) 在南中国海公海水域一艘美国海军“无懈级”监测船遭五艘中国船只围堵。 (BBC中文网, 2009-3-9)

据美国国防部给美联社的声明称:“3月8日, 距离中国海南岛75英里 (约120公里) 的水域, 5艘中国船‘挑衅性地接近’美国海军的‘无暇’号海洋调查船, ‘骚扰’正在‘国际水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军海洋调查船。” (新华网, 2009-3-15)

比较BBC和新华网两篇译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BBC译文缺乏对背景知识的了解, 没有根据事实进行翻译, 翻译出来的效果会认为是中国的无礼。但是新华网的翻译对信息进行加工, 使用引号来表达中国对此新闻的不满, 既忠实地传达了原文信息, 又说明了引号以内的是美国颠倒是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译文就相对客观公正。所以在新闻翻译来说, 我们译者更应该发挥我们的主体性, 特别在涉及国家主权、荣誉等相关新闻翻译上面, 做到态度公正, 以事实说话, 不偏不倚, 这样我们才可以拿出相对公正的译文。

2.2 异化

所谓异化, 就是说我们翻译出来的文本不管是句法结构还是文字类型与原文保持一致, 既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又能保持其形式不变。

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Today, No.4 April 2011, P48)

茶马古道:Tea Horse Trail

(China Today, No.6 June 2011, P78)

对于新闻翻译来说, 异化的翻译策略无疑是很重要的, 首先异化的特点是生动形象, 不仅能够体现出原文的内容以及形式, 还能够保持原语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使得读者可以感受到原语的风采。虽然Venuti支持异化策略, 但异化策略也有缺憾:可能造成译文语义、句法、文化上的错误, 使读者读起来怪异、晦涩难懂。所以新闻翻译多采用归化。

2.3 归化

所谓的归化也就是说要把源语本土化, 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 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 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 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比如:Mr.Romney’s China-bashing seems studied and methodical.

对于这句话中的studied and methodical翻译, 我们采用意译的手法, 翻译成:“深思熟虑、有条不紊”就显得更加恰当。

比如:Yet even Nixon, the practiced hypocrite, might not dare to buck conformity today.

这句话里面hypocrite本身是“伪善者、伪君子”的意思, practiced是“熟练地、有经验”的意思。如果采用直译就是“有经验的伪君子”, 显然这句话就带有很大的翻译腔, 也不通顺。如果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 翻译成:“老练的伪君子”, 这样就会显得更加的通顺。

那么对于归化来说, 其不论是在文学翻译还是在非文学翻译里面起的作用都是很大的, 作为译者, 我们翻译出的译文可接受是评判我们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译者考虑目标读者的反应、目标读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继而在翻译时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在目标读者的接受度上面大大提高。

2.4 编译 (改译)

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语言习惯差异, 很多情况下, 我们对新闻的翻译不能采用直译或者意译, 而是要采用新闻翻译中的另外一种方法:编译或改译。黄忠廉给改译下的定义是:“改译是根据特定要求改变原作形式或部分内容乃至原作风格的一种变异活动。它是地道的归化处理手段。” (黄忠廉, 2000:149)

比如:The blind activist arrived in America on May 19th, more than four weeks after he first took refuge in the American embassy.这句话more than four weeks的翻译如果直接翻译成“四周多”就没有改译成“一月有余”更加恰当。

那么对于新闻来说, 有时候新闻的写作会借助文学作品里面的叙事和表达方式, 借此来增加新闻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编译可以使读者在形式上改变表达手法, 避免翻译腔, 正好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2.5 增译

有时候我们为了使上下文的联系更加紧密, 也为了使得句子结构更加完整, 我们有必要采用增译的方法。

比如:If even a former community organizer shies away from a showdown with China, the assumption runs, then a pinstriped man of finance certainly will.

我们不了解former community organizer及a pin-striped man of finance的语言背景, 只是翻译成“前政党组织者”、“穿着条纹西装的人”显然是不准确的, 读者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这样表达, 应该翻译成:“前政党组织者 (奥巴马) ”、“穿着条纹西装的人 (罗姆尼) ”就准确的多了。增译的目的就使译文前后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 避免前后关系紊乱, 使表达更加顺畅。

2.6 其他注意事项

(1) 使用原语

在新闻翻译中, 有很多地方可能会采用某些人的原话, 对于此类的翻译我还是建议采用原话比较好。

例如:On May 16th Mr Yang used his microblog to trumpet his full support of the new campaign against illegal foreigners, saying that the public-security ministry“must clean out the foreign trash, catch foreign lowlifes and protect innocent girls”.

我们都知道杨锐的事件, 所以对于此微博里面话的翻译还是采用其原文比较好, 所以翻译成:“必须清扫洋垃圾, 抓住洋流氓, 保护无知少女。”比较好。使用原作里面引入的话, 不仅可以避免错误, 也是符合了忠实的翻译原则。

(2) 译者态度

另外我们还要有严谨的翻译态度, 要做到按实事说话, 对待新闻文体不偏不倚。比如说: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most Chinese people are extremely courteous and hospitable to foreigners who come to China.在这句话当中出现了China, 为了保证文章的真实性,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 但还是要翻译成“中国”, 而不是“我国”。

3 结语

尤金·奈达认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 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Nida, 2001:82) 对于新闻翻译来说, 其翻译过程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我们作为译者要考虑到新闻里面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作为译者, 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地了解新闻背景知识, 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受众类型、可接受程度等等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以事实为依据引导读者正确、及时地了解时事新闻, 促进各国文化信息有效、顺畅的传递和交流。

参考文献

[1]Kramsch, C.Language and Cul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Nida, Eugene.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82.

[3]黄颖.英语新闻翻译与跨文化交际探研[J].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25.

[4]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149.

[5]刘其中.新闻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62.

[6]王佐良, 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