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时代范文

新媒介时代范文（精选10篇）

新媒介时代 第1篇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 学界较为推崇的是英国传播学家古拉斯加汉姆和美国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的相关论述, 加汉姆认为, 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扩大化的工业部门的骨干;另一方面, 他们又卷入到为了公众而对公共意义的创造和传播当中, 通过他们选择的谈话方式, 对公共意义部分进行创造。[1]与加汉姆对知识分子二重意义的阐述不谋而合, 雅各比在其代表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 强调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当立足专业, 放眼天下, 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2]。

在国内学界, 朱苏力通过对国内特殊社会因素的考察, 得出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系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3]《南方人物周刊》 (2004年第7期) 推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指出, 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是进言社会平等和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可见, 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蕴含着两重特性, 专业性和公共性。在社会生产空前繁复和专业分途日益细密的当今, 公共知识分子必然会从属于某一专业知识领域, 但就其社会价值而言, 他们又应当积极介入, 在公共领域创造或者阐释意义, 并产生舆论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的两重特性存在着某种内在张力, 它要求公共知识分子在不断地“超越”和“介入”中, 实现其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公共价值的建构。

二、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的互动历程

公共知识分子的漫长历史, 同样伴随着媒介技术以及媒介形式的不断演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媒介的生成和发展是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从语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 构成了我们的人类生存方式, 而媒介的革命势必引起知识的革命乃至知识分子地位和功能的演变。”[4]可见, 不同的媒介环境下, 公共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地位、表现和作用。

在口传媒介时代, 口头语言是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方式, 东方有孔子, 西方有荷马, 他们处在社会文明的中心位置, 代表贵族阶层进行精神文化的生产创造, 被后世称为“先师”、“圣人”;而在书写媒介时代, 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西方启蒙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借助书报产业的规模发展占据了文化生产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 “同人办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开始发端;大众媒介时代, 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的联姻更加紧密, 大众媒介无可比拟的传布范围和影响深度使其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言说表达的重要平台,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公共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 成群结队地走向大众媒介, 海格德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布尔迪厄都曾充分利用电视和电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5]但在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的合力之下, 公共知识分子却日益成为大众媒介的同谋甚至附庸;而在已经到来的新媒介时代, 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面临诸多新的可能。

三、失落的权柄:大众媒介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 公共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丧失”

大众媒介在当代社会聚合了大量的文化能力, 大规模地从事着文化消费品的生产, 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文化体制的建构, 可以说, 大众媒介已经将社会文化资本垄断殆尽。在此基础上, 大众媒介的媒介权力显著提升, 从大众媒介在当今的发展来看, 信息传播的多样化和巨量化, 以及媒介运作模式的市场化和商业化都在表明:传媒的自由意志快速提升, 并开始有了属于自身的价值指向。这种由纯粹的意志附属向具有独立价值和自我实现的存在范式的转向, 标志着现代媒介的转型, 也就是由传媒工具转向媒介本体。

当大众媒介获得各种权力并对社会文化生产发挥作用时, 传统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文学经典印刷媒介”同构模式也在宣告终结, 日渐壮大的大众媒介开始从这个同构模式中独立出来。“在印刷媒介独领风骚的时代, 媒介的运作相对简单, 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也相对单纯。而思想与文字在知识分子手中是可驾驭之物, 他们也更容易与印刷媒介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而在电子媒介称王称霸的时代, 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想利用媒体, 它就必须被媒所利用, 他想塑造媒体, 他又必须首先接受媒体的改造。”[6]

公共知识分子开始面临着布尔迪厄提出的“自主性丧失”的问题。对此, 孙绍先有过这样的描述:“传统的精英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是由作者主导的。作者生产什么, 编辑才能制作什么, 读者因此也只能阅读编辑给予他们的东西。信息社会或后工业文明中, 精英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多数情况下受媒介 (或编辑) 控制:媒介既主导、左右着文化生产, 也操纵控制文化消费, 编辑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整个精英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统帅部。拿一般工业生产打比方, 编辑就像企业经理、工厂厂长, 作者就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 后者生产什么, 要听命于前者。拿电影制作打比方, 编辑像导演, 而作者则是演员, 后者是受前者支配的。”[7]

当公共知识分子被请进大众媒介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有主人的感觉, 而是成了文化生产的客体, 成了媒介工业机器打磨的对象。”[8]他们的言说不再来源于公共知识分子本身的价值, 而是借助于强大的媒介力量产生公共影响。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完整鲜活的人文存在, 而蜕变为“媒体镜像”或者“身份符号”, 成为媒介填充传播内容的物化材料, 成为媒介籍以增强权威感的附庸。按照鲍曼的说法, 启蒙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时代已经难以复现, 公共知识分子由“立法者成为了阐释者”。[9]当然, 也有在这场博弈中依然坚持自我的人, 但结果往往是媒体占据了上风, 因为在这个被动的过程中, “大众文化产业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主要挫折, 根源于他 (她) 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控制以及他被一个作者不明的生产过程所同化,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丧失了他的自主权。”[10]

(二) “媒介场域”对“知识场域”的侵蚀

大众媒介生态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自主性丧失”的同时, 其核心品质和内部构成也在遭遇大众媒介主导的大众文化及其商业逻辑的侵蚀, 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变得更加尴尬和可疑。布尔迪厄对此专门指出, “公共知识分子所在的知识场域 (knowledgefield) ’和媒介所在的媒介场域 (mediafie ld) ’天生具有同声相应与同气相求的特点。由于自身和其他场域的原因, 知识场域和媒介场域又有着天生的隔阂与矛盾。前者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和文化学术资本, 它由学术研究者或艺术家等专业工作者构成;而规模文化生产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 追求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 最靠近经济, 典型代表为大众娱乐。布尔迪厄甚至指出, 与大众媒介合作跟与纳粹合作惊人地相似, 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于对自主性有破坏性的强制。”“主体性丧失”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要面临媒介场域“特洛伊木马”的侵扰, “他们是特洛伊木马, 通过他们, 他律, 即”商业的法则, 经济的法则, 可渗透到知识场域来。”[11]

“知识场域”越来越受到“媒介场域”的侵蚀, 主要表现在:一、大众文化的审美取向成为评判公共知识分子价值的第一准则, 收视率、好评率取代知识与意见的内在理性价值,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言说内容的合法性来源, “电视学术明星”, “资深媒体评论人”的出现与传统意义上皓首穷经、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反差, 他们“把学术和流行时尚混为一谈, 用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艺术的自律准则, 进而以上镜率’和收视率’, 来获得功夫在诗外’的附加资本, 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12]许纪霖也谈到:“所谓的知识分子批判, 变成一个煽情的演员手势、一种娇柔做作的舞台造型、一连串博取掌声的夸张修辞。而所谓的正义、良知和真理, 在这样的市场作秀闹剧中, 变为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13]二、“媒介场域”日益分化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组织阵营。在大众媒介产生之前, 公共知识分子的组成结构是相对稳定和均质的, 他们大都依赖“文学经典印刷媒介”的传统模式为公共领域提供知识和意见。然而在当下, “电视知识分子”、“知道分子”等等知识分子相继出现, 他们与大众媒介的粘合往往是以让渡了传统学院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和言说方式为代价的。种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媒介环境中获取新的身份, 标志着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阵营走向瓦解, 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塑造的“学术明星”、“知名学者”走向分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认为应该同传媒保持距离, 对传媒心存戒心, 对选择亲近媒体的同行大多表现出冷淡和鄙夷, 那些游走在文化生产场域的媒介知识分子常常失去同行的认可”。[14]对大众媒介亲密和疏远的态度, 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圈层内实现身份互认的新标准。

可见, 处在大众媒介权力极速膨胀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正在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危险, 其内在品质和外在声望都在遭遇挫折。旧日岁月里公共知识分子“执笔仗义, 声言天下”的壮阔图景, 已再难复现, 曾经处在社会文明中心的他们, 不得不将威严的权柄拱手让出, 在媒介权力的阴影下, 不得不重新回应知识分子“超越”和“介入”古老追问。

四、新媒介:公共知识分子的新选项

新媒介是个相对概念。新媒介之于传统媒介的关键区别, 主要基于新一轮的媒介技术革新。数字和网络技术大步推进揭开了个性化信息的新传播时代, 特别是基于“web3.0”平台在近几年的兴起, “大信息量、广覆盖面、强互动性、即时快速、多媒体交互”已经成为新媒介的主要特征。2004年face book社交网站和2006年微博客服务 (以tw itte r为代表) 创立和推出以来, 自媒体与社交媒体深度融合、高效互动的趋势已经为新媒介的未来发展设置了路标。

媒介技术的革新又相应地带来了社会信息传播渠道、模式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的新变局。“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在传统新闻传媒的复杂与被遮蔽的新闻前, 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15]相对于传统大众媒介, 更充分的表达权、知情权, 更广泛深刻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让人们对于新媒介有着更多的期待。而新媒介的出现能在推进公共议题讨论, 优化公众舆论环境方面扮演如何的角色, 对于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说, 是个不断开拓和实践的崭新课题。

对于在大众媒介时代“主体性丧失”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 新媒介环境下的公共言说形态、与公众互动模式的变动以及整个群体介入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路径选择问题, 需要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审慎研判, 深入察究。李欧梵指出, 网路是一个新的自由空间, 知识分子如果对此不加珍惜, 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及其影响力的没落。如何在新的社会媒介语境之下迅速找到位置, 已经成为了从大众媒介时代走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正面回应的课题。那么, 新媒介环境对于公共知识分子, 意味着怎样的可能性呢?

(一) 契机:“数字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复归”

以媒介环境的演变过程来看, 启蒙时代的大众媒介曾经繁育出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 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平台。从历时的角度看, 公共领域的繁盛或者萎缩, 直接影响着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在大众媒介环境下的公共领域, 由于大众媒介主导的大众文化及其商业逻辑的干扰, 社会文化生态整体趋向于消费化、庸俗化、浅语境化, 民众意见日益同质化和集群化, 公共领域内的知识意见欠缺理性精神和批判活力, 给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介化生存带来不小的威胁。

新媒介可能正在建立一个“数字公共领域 (digitalpublics phe re) ”, 基于数字化表达的公共领域。网络发言的低成本和匿名性使得公众表达权和传播权得到了释放, 其即时性和现场感的表达以及对公共事件的集中关注恰恰符合传统公共领域“公共言说、独立批判”的关键特征。“数字公共领域”的兴起冲决着大众传媒时代单极中心化状态, 改变着话语权力结构布局, 让现实中日渐空洞的公共领域在数位化平台上获得了重新生发的可能。

“数字公共领域”让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复归成为可能。在数位传播时代, 公众的表达和言说无需代言。任何一位用户独自形成完整的传播体系, 记者采编、渠道分析、内容表述、批评判断不再是某个特定机构才能完成。新媒介环境赋予了从前的受众以过去的传者同样的权利, 这意味着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公众重新拥有了对信息的接近权、控制权、发布权以及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权。公共知识分子也由此获得了摆脱大众媒介控制, 实现自由表达和完整实现的契机。公共知识分子在新媒介环境下, 不必再依照大众媒介的导向修改自己的言说;不必将知识意见的内在理性价值置于大众媒介的评价系统之中;他们也不必面临种种限制和审查, 在大众媒介的旨趣与自我实现的目标之间痛苦地博弈。

同时, 在媒介系统外部由政府主导的把关过滤和信息监管制度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精确严密地将新闻信息纳入其议程设置和改变公众态度的企图中了。正如2008年揭露山西洪洞县矿难中“封口费”事件的记者戴骁军所言:“他们删得快, 我们发得也快。”[16]新闻事业与“合法性制度 (legistate dins titutions) ”的长久而暧昧的关系正在被瓦解。而新的信息发布模式, 使得利益集团和个人通过控制和公关影响媒介的难度变得更大。公共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凭借更加独立、更加直接的方式介入公共领域, 对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产生影响。

对待公共知识分子而言, 一种真正的主体的传播方式正在被自己掌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避开了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侵蚀, 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理性”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保全。这就要求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迅速找到能够适应新媒介环境的言说方式, 不断积累可信度和权威性, 唯有如此, 公共知识分子才不再是“媒体镜像”和“身份符号”, 从而真正实现其内在精神复归和公共价值的实现。

(二) 隐忧:“数字乌托邦”背后的陷阱

在“数字乌托邦”的美好期待面前, 美国学者保罗利文森指出:“理智地讲, 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相反, 他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 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 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17]维纳也在《控制论》一书中提到, 技术发展, 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公共知识分子所期待的基于独立思想和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 新媒介只能为其提供一种现实的可能性。[18]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 更需要来自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心态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和引领。

首先, 由新媒介技术主导的“媒介场域”仍然可能对公共知识分子所属的“知识场域”构成威胁。早在大众媒介初兴的时期, 面对人们对媒介技术革新的美好期待, 哈贝马斯就曾经指出:“即时报偿新闻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 理性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9]在新媒介技术迅速崛起的今天, 哈氏的洞见依然具有深刻意义。“任何新兴媒介推向社会, 其驱动力都是技术的经济学, 即期望新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带来的新的市场盈利空间”[20]如今, 数字媒介正在显示着革命性的商业潜质:依靠稳定的社交关系链条吸引注意力;随时随地地抓取和推送信息的能力;个人化、分众化的信息挖掘;大批的依靠网络创造和扩大商业广告的专业人员。网络技术催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营销模式正在走向成熟, 新媒介技术主导的“媒介场域”仍然有可能由商业文化和商业逻辑所主导。

新媒介成为新的商业主义媒介生态圈, 必然会导出议程设置以改变用户态度和操作舆论走向的企图。公共知识分子仍然可能置身于一个浸淫在商业主义的“媒介场域”当中, 其自主独立的完整存在仍然面临着潜藏的危险。如何在与新媒介的互动进程中避免受到来自商业利益的影响, 是希望在新媒介环境中有所作为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审慎判断的重要课题。

其次, 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特无法克服的非理性倾向, 不仅仅与公共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独立理性精神相违背, 而且极易形成高度封闭的同质化小团体, 使得多元异质的“观点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

彼此融合的自媒介和社交媒介借助熟人关系网进行信息播散, 依靠关系传播而积攒起来的圈子群落极易在兴趣、爱好、价值认可等诸多方面逐渐趋同, “信息类似病毒传播般在群体接触中具有强感染性, 极易出现群体从众效应、沉默螺旋机制、群体压力等协同作用下的群体精神统一性’, 从而易受到非理性情绪暗示和传染性情绪影响, 表现出集体幻觉下的集体无意识迷失, 造成群体非理性和群体冲动行为。”[21]奥尔森 (M.Olons) 指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在指出, 即使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 (free-riding) ”[22]的现象, 常常不假思考而盲目从众。另外, 以微博为例, 内容字数的限制使得复杂理性的内容无法展开, 这加剧了新媒介环境下“碎片化”、“情绪化”的心理倾向, 提高了用户甄别、选择和判断的成本, 让条理流畅的理性思考变得更加艰难。

同时, 高度封闭性的小集合小群落造成“信息窄化”, 让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区隔增大, 无法实现不同意见之间的自由交流。获取与自己价值取向更相近的信息是新媒介环境中用户普遍的习惯, 而网络“回声室效应 (echochambereffect) ”使得信息意见更易在小圈子里得到加强, 异质意见的跨域交流受到阻碍。这无疑与公共知识分子所期待的那种“大市场式”、“大教堂式”交流环境形成了反差。

概言之, 新媒介环境背后潜伏着的商业文化和商业逻辑仍旧可能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形成威胁, 而新媒介特殊传送形式所决定的“碎片化”、“情绪化”传播可能带来更加混乱嘈杂而且深刻对立的传播环境, 难以符合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理想期待。

五、结语

公共知识分子自启蒙时代以来, 与媒介有过美妙联姻, 也有过痛苦博弈的历史。从大众媒介时代到新媒介时代, 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更加复杂。简而言之, 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借由公共领域对公共议题和公众舆论发声, 而当今的公共领域、公共议题和公众舆论则越来越受到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影响, 所以, 只有媒介环境能够与公共知识分子保持“自主、理性、交互”的良性关系型态, 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才能得以保全, 公共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同时, 媒介本身在构建公共领域, 引导公共议题, 为公众舆论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知识意见的过程中, 也需要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向合力, 也包括公共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特别是进入新媒介时代以来, 在公共知识分子和新媒介之间如何既能保持必要张力, 又能对公众舆论和公共决策产生正面有效的作用, 这些议题还需要学术界和实践者进一步的开掘和发现。

摘要：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特别是进入大众媒介时代以来, 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介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服从于大众媒介主导的大众文化和商业逻辑, 日益成为大众媒介的附庸。新媒介时代既蕴含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新契机, 也埋藏着诸多陷阱, 对此, 公共知识分子在新的传播环境中须积极尝试, 更须审慎研判。

新媒介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考 第2篇

关键词：新媒介时代 思想政治 新思考

一、新媒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平台

新媒介是利用数字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務的传播形态。新媒体亦可称为数字化新媒体。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互联网是新媒体的主体。新媒介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不可阻挡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网络电子环境中信息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景信息的出现包括了传播形式的广泛性，受众参与度增强，内容动态化，服务个性化，以及内容动态化。新媒介在组织方面的意义具有开创性。新媒介传播的信息大都由灵活的组织模式生产出来，展现的是更前卫、适应性更强的文化。互联网为所有的信息发布者提供了低成本的信息论坛，并保证其不受过滤之扰。新媒介正在改变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例如网络媒体可能要服务于更宽广的领域和地域的利益群体，不仅有着商业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也有关乎民主和生活质量的考量。

二、新媒介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虽然新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是，新媒介所固有的一些缺陷，例如参与者身份的虚拟性，新媒介传播信息的快速性，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

1.参与者的虚拟性、意见表达的失范性和群体行为的极化性，容易助长道德失范和钻法律空白。制度的缺欠或行为的失范，容易导致网民的认识难于统一。道德淡漠和新法律等制度建设的滞后，加上受众对于新媒介及其形成的虚拟社会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制度的逆反心理，造成了道德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掣肘因素。

2.利用新媒介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化。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类网站缺乏吸引力、亲和力和引导能力。单纯的正面灌输、陈旧的网站内容、刻板的互动方式，导致了思想教育类网站对教育对象的吸引力不大。当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贴近被教育者的生活、工作、学习，无法激发被教育者的兴趣，对于新媒介上出现的被教育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处理方法有待提高。

3.新媒介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高。新媒介传播信息的多源性、快速性，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与参与渠道的广泛性、传播空间的无界性与意见汇聚的实时性、议题生成的自发性与舆论发展的不确定性、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与价值取向的批判性、这些特征，都对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网络技能，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三、提高新媒介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面对新媒介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提提高：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了解和掌握员工对此新媒介的需求。例如，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开发和建设中，要在统筹兼顾传统和新兴媒介下政治思想教育宣传的内容，加强时事评论、思想交流、心理咨询、在线思想交流和文化等板块的设计和建设。还可以根据被教育者的需求和特点，全面推进和实施网上办公、在线教育、网上服务等新媒介载体，把被教育者新媒介生活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起来。

2、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遵循新媒介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真研究新媒介互动交流的特点，加强正面教育和引导，增强新媒介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应注意及时捕捉、了解被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定期总结论坛中的主要观点，从中发现被教育者的最新思想动态和倾向性问题，并尽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参与信息的发布，认真处理矛盾问题，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新媒介舆论氛围。

3、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道德、法制建设。一是建设一支精干的新媒介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在建立新媒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时，必须重点考察他们的道德品质、知识水平、新媒介沟通能力和新媒介应用能力，加强培训和管理，培养一支精干的新媒介思想政治工作专职队伍。二是加强被教育者新媒介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规范被教育者上网行为，促进被教育者健康成长，也是新媒介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都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

4、将新媒介虚拟世界里和现实世界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结合。将网上与网下教育结合起来。网上与网下教育结合法是指除了利用互联网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在被教育者下线后，还要采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网上与网下的互动，借助于多种方式构筑一种网上网下联动、全时关注、全程覆盖的新媒介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杨美.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2]韩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

[3]郭飞.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思考[D].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

[4]涂道勇，周芳.当前高校理论武装工作载体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大家，2010年20期

[5]王云海，李峰，李彦.利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02期

[6]陈仔锋.论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7]邢艳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思考[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新媒体时代下广播媒介运作新模式 第3篇

对于突发性事件来说, 广播媒介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在地震, 海啸, 飓风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侵袭过后, 其他通讯设备的功能都比不上广播。在重大事件突然发生时, 广播媒介不仅要担负起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责任, 也要切身为群众利益着想, 努力满足受众的需求, 在党和政府以及群众之间建立起纽带, 让三者在电波中实现沟通并对突发灾难逐步形成一致的意见, 发布及时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消息, 去除别有用心的谣言, 安抚民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前段时间的天津塘沽大爆炸, 广播媒介虽然不能够像电视或者微博微信能够将声音和画面结合在一起, 但是它及时的将有效信息传递给灾区, 令灾民及时获知具体情况, 安抚了群众的内心, 阻止了激进情绪的滋生, 有效防止了负面流言的产生, 为维护社会治安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 广播在传播信息方面迅速及时, 覆盖面广泛, 而且是伴随收听, 接收方便, 在传播信息方面也拥有着不可替代一面, 这种传统的传播方式在与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之后, 逐步深入, 也拥有着相当一部分的拥护者, 广播媒介的重要地位以及强大的作用是不可取缔的, 这种方式与电视电脑以及新型媒体的传播领域构成了分足鼎立的模式, 具有他们无法达到的传播手段从而达到共同的传播效果。

但是, 广播媒介对于置身于事件之外的群众来说就并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只是声音的信息传播被电视, 以及新媒体“双微”冲击过后就显得很苍白乏力, 在微博上甚至有微博网友对于现场的超真实录像, 距离和效果的处理更能够让人感同身受, 迅速在微博中产生轩然大波, 社会群众也在微博中进行了相对深刻的讨论, 事后也有很多明白事理的人要求追究事实真相, 群众反馈及时, 不得不承认的是, 微博在天津塘沽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更优于广播媒介。

2 车载广播的普及

目前, 车载广播是广播的一个重要传播模式, 在行车过程中, 人类的视觉被占用, 而听觉是空闲出来的, 因此收听十分适合在行车过程中进行。吉林交通广播在我家乡这边十分受欢迎, 节目中不仅为司机提供十分健全的路况信息, 还有供司机师傅排忧解闷的搞笑节目, 电台里的一些主持人也拥有自己的粉丝, 他们的声音伴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 陪伴司机师傅度过了很多百无聊赖的日子, 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消息, 所以拥有一大部分数量可观的观众。不仅如此, 车载广播装备占有空间小, 使用率高, 比较车载电视来讲, 更具有普适性和市场性, 对于报纸来说, 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目前, 私家车排名第一的北京机动车总量已突破180万辆, 其中, 私家车保有量接近60万辆。“北京车很多”与“北京风很大”共同成为关于北京两个非常鲜明的特色。[1]所以说, 我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已成为不争的实事, 所以对于车载广播来说, 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甚至可以包揽行车过程中的息传播。

3 情感类节目的优势

情感类节目是广播媒介的一大筹码, 广播媒介利用声音传播情感。通常在聊到情感类话题, 陌生人的意见更具有采纳性, 而且只有声音不多加画面更使得双方避免了尴尬。所以此类节目能够较好的抓住人内心的情感,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另外人们也具有“八卦”的本性, 也会吸引一些其他观众。

此类节目也并非华而不实, 在主播与讲述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同时, 还有其他受众, 他们也能够及时给出相对较中肯的意见, 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其中, 在情感类节目中, 通常会进行较为激烈的思想碰撞, 在探寻讲述人的思想同时, 观众也会进行道德评判, 所以说, 情感类节目不仅能够有效的解决讲述人本身的困境, 也能够引导社会道德导向, 让人们在心中通过倾听的过程利用道德甚至是法律为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支撑起一杆秤, 为自己为他人在过后遇见同类境遇的时候多设一道防线。

综上, 情感类节目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促使群众通过个别案例树立起自己正确的符合当今社会的三观, 在别人的教训中总结经验, 作为后事之师。而通过广播媒介的传播手段能够让当事人更加放松, 谈及隐私时不觉尴尬, 安心倾诉, 增加安全感, 所以说, 广播媒介的情感类节目能够在众多异彩纷呈的广电节目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并站稳脚跟, 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倾诉手段和方式, 所以, 广播媒介可以通过此类节目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或者更好, 将自己发扬光大。

4 手机APP的推广

当今社会, 手机的普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 手机APP的应用也随之急速增长, 广播媒介如果想要争得一席之地, 就应该与时俱进, 当然, 现在也有很多出色的广播类APP, 例如荔枝FM。荔枝FM是手机轻电台应用, 可以在手机上开设自己的电台和录制节目。荔枝FM的理想是在手机上重新发明电台, 让人人都能做主播。[2]荔枝FM不仅可以重新调动群众对广播电台的积极性, 使群众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广播电台, 还可以让听众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台, 收听自己想要获取的节目, 从而更精准的收取信息。

荔枝FM改变了传统的广播电台的传播方式, 让受众也可能成为主播, 这种角色互换能够让大家对广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而有选择性的收听不仅节约了受众的时间, 也能让受众有的放矢, 更愿意在广播电台这一领域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而且手机APP方便携带, 使用便捷, 更加增大了市场竞争的筹码。

这类像荔枝FM的手机APP层出不穷, 创意不断,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有广播媒介的缺点, 让广播媒介这一传播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生活当中, 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 也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在使用广播手机APP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所以说, 广播媒介在手机APP这一方面应该着重考虑, 增加功能更多的手机APP, 吸引更多的使用者, 让全民都加入到广播电台之中。

5 商场广播

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场中, 都会安装广播装置, 定期播放商场内部的信息, 有时也会插播比较重大的消息。人们在购物过程中, 其他感官都被占用, 而听觉却空闲出来, 这一点和车载广播很像, 而购物中的人们容易被声音信息引导, 抱有看一看的想法, 进而购买产品。所以说, 广播在商业领域中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比较电视广告能够产生更加直接的效果。

通过以上的探究, 我们应该看到, 广播媒介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广播媒介虽然比不上一些新兴媒介的及时性, 便捷性和舒适性, 但是广播媒介也在与时俱进, 不断的更新自己, 力求在新的领域中寻求突破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 广播媒介的地位是不容替代的, 通过不断创新与改良, 广播媒介将会再度回到光大群众的视野中。

摘要：通过分析广播媒介的一些优缺点, 并引用已有文献来探讨广播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发展趋势, 以此引出在未来的媒介潮流中广播应当如何发展自身优势, 在媒介中立足, 不被淘汰。

关键词：新媒体,广播,运作

参考文献

[1]中国私家车数量排名.百度文库.专业资料.

浅谈新媒介融合时代报业如何革新 第4篇

关键词：新媒介融合 报业 创新

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把传媒业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崛起，互联网，3G手机等刷新着人们对于媒体的认知。以广播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新媒介时代的最初遭受了严重冲击。2009年金融危机，世界报业跌入谷底，一些知名报纸相继停刊、破产，有的学者甚至抛出了“报业消亡论”，预言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报纸最终会消失，退出传媒的历史舞台。然而，随着最初的冲击和动荡过后，报业开始反思并寻找新的发展之路，最终成功突围，重新焕发生命力。

报业要想一直长久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必须不断注入“新”的东西。这个“新”可以理解为创新、新鲜。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阐释报业如何进行革新。

一、 新思想

1.与新媒介融合是必然轉变

报业首先要转变思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属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与新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也是报业的必经之路。纵观中国很多报纸，都开办了报纸电子版，开始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媒介融合。如依托人民日报开办的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的中青在线等。

两者的融合利大于弊。报纸网络版可以依托纸质版的优势资源，网络新闻没有从新华社获取原始新闻资料的权利，网络版还可以吸引一批更加习惯于使用互联网来获取新闻的年轻受众。而报纸拥有一大批忠实的中老年受众，而且更加适合深度报道，可以弥补网络新闻多年轻受众且新闻短小精悍的缺憾。

2.办报思想及宗旨的革新

我国的报纸大致分为党报、晚报、都市报等几种类型，报纸类型的不同决定了办报宗旨和办报思想的不同。党报以达政令，舆民情为己任，而都市报则更侧重于服务人民生活。但报业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那就是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服务民众。

在中国众多的报纸中，《南方周末》是一份独具特色的报纸，它的宗旨是“在这里，读懂中国”，而它也一直践行这一宗旨，这也是它为什么深受民众和媒体人喜爱的原因，曾有调查显示，新闻从业人员最愿意供职的媒体，《南方周末》高居榜首。在这里，可以读到最新的新闻，可以读懂新闻背后的新闻。中国报业缺少的就是《南方周末》这种有见解、有深度，办报宗旨鲜明大胆的报纸。

二、 新创意

1.栏目创新

对于报纸来说，就是不断开设能吸引人的栏目。从电视媒体激烈的角逐中就可以看出栏目创新对于媒体来说多么重要。从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栏目的盛行，再到浙江卫视为代表的《中国好声音》选秀类栏目，到现在电视上盛行的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爸爸去哪儿》明星真人秀档，一个个全新的节目不断掀起收视热潮，而后起者也开设了类似的电视栏目，期望能从中分得一杯羹。在看依托报纸等传统媒体建立起来的电子媒体也是各具特色，人民网有人民时评等精彩栏目，吸引了一大批固定受众。新浪搜狐等一批网络新闻服务商也是各具优势，新浪的图片新闻向人们展示了读图时代的精彩，搜狐的微门户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快节奏的阅读方式。

再来看报纸，能有一个让人驻留、期待的栏目会为报纸留住更多的忠实受众。如《齐鲁晚报》的副刊”齐鲁青未了，以怀旧、文艺的风格吸引了一大批受众。《都市女报》的情感专栏“说出你的故事”，也牢牢锁住了一批都市白领女性受众。

在拥有名牌栏目的同时不断创新出新的栏目，报纸的生命力才能长久。

2.内容创新

翻阅每天的报纸都会发现，新闻大同小异，新闻同质化是目前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同样的新闻也可以出新意——角度新、说理深。角度的切入新颖，讲解道理及新闻本质入木三分是质报的典型特征。《南方周末》就凭借选题大胆新、角度报道新、深度说理新三个“新”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三、 版式新

1.向经典大报致敬

从一些经典大报的版式中，我们可以寻找出可借鉴之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一直秉承稳重严肃的办报风格。分栏严谨，色彩稳重，也形成了它们整体端庄大气的风格。《华尔街日报》甚至几十年保持报纸版式一成不变，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受人喜爱的大报，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稳重严肃的版式风格已经被人们认可接受。

2.创新版式

目前报纸的创新版式主要有三种：浓眉大眼式、眉清目秀式和杂志式。

“浓眉大眼”版式在编排上常常采用大标题，长题短文，厚题薄文，色彩对比鲜明，视觉冲击强烈。典型的代表报纸是《北京青年报》，而绝大多数都市报现在采用的都是这种版式。

“眉清目秀”版式以简约为设计原则，在编排手段上回归传统，整块版面不用一条分割线，而是留出大量的空白，给读者留出足够的畅想空间，整个版式干净、雅致。典型的代表报纸是《南方周末》、《中华工商报》等，中国相当一批有影响的报纸都采用了这种版式。

“杂志化”版式指的是一些报纸头版设计得越来越像杂志的封面，报纸头版采用大幅影视明星或是都市丽人的图片，配以煽情大标题，使报纸头版呈现出杂志化倾向。

这三种版式是目前中国报纸采用比较多的创新版式，但是报纸版式并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的改变，必将出现更多的创新版式。而一份报纸如何在众多的报纸中脱颖而出，让人们在报亭购买时一眼就能锁定，报纸版式占有很大因素，所以不断创新报纸版式也是报纸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只有变革才能发展，对于传媒产业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境外媒体也开始加入了中国媒体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联合早报》等一大批优秀质报开始抢占中国受众，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且不断发展下去，是中国报业乃至整个媒体需要好好思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晓璐.经典报纸版式设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59-59.

[2]王正鹏.报纸突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7-10.

解析新媒介时代的受众参与 第5篇

关键词：新媒介,受众,参与式文化

不同于传统单向的线性传播方式, 互动的新媒体创造了崭新的媒介景观。尤其是伴随着博客、维基、社交网站、视频分享网站等的发展, 我们进入了一个具有更多参与和互动传播方式的新媒介时代。“我们在脸书 (Facebook) 上写东西, 在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中创造虚拟形象, 在亚马逊网站发表自己写的书评。我们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我们的候选人落选的事情, 写反映自己被情人抛弃的歌曲。我们录下投弹的镜头, 共同去写开放源代码软件。”[1]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使内容制作由专业媒体机构转向了普通人, 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两端的对立逐渐消失, 由上而下的发布方式也转向了由下而上的公开分享。新技术不仅在新闻传播领域开启了新的变革及发展的契机, 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新的整合潜力, 一种以分享、参与、串连与自我呈现为特色的媒介文化正在显现。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 (Henry Jenkins) 将这一新型媒介文化称为“参与式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 。

詹金斯认为, 参与式文化这一概念和被动的媒介受众的观念相对。与将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视为不同的角色相比, 我们依照一系列现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新规则来将他们视为互动的参与者。[2]

在2006年出版的《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介教育》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中, 詹金斯等人对参与式文化的特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他们认为, 参与式文化具有以下特点:1.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门槛相对比较低;2.强烈支持创造和共享创造作品;3.经验丰富人士将他们的经验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式传递给初学者;4.个体认为自己的贡献是有价值的;5.个体建立起与他人的社会联系, 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创作内容的看法和评价。[3]上述第一点内容主要涉及与参与行为相关的技术层面, 反映出目前传播技术手段简单易用以及价格较低的特点。另外四点则从参与行为规则的角度切入, 强调参与行为的社群面向, 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协作与支持, 以及参与者对于自身行为的自我认知。概括起来, 在詹金斯眼中, 参与式文化是一种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门槛相对比较低, 强烈支持创造和共享创造作品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 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式, 经验丰富人士将他们的经验传递给初学者, 个体建立起与他人的社会联系, 并认为自己的贡献是有价值的。

詹金斯等人指出, 受众参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系:指具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会员身份, 主要围绕一些在线社区形成;2.表达:指创作有创意的文本, 比如音频、视频、小说等;3.集体解决问题: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团队来完成某项任务, 比如维基、电脑游戏等;4.信息的传播:借助博客、播客、维基等形式。[4]詹金斯在这里介绍了参与式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场域, 以及受众在参与过程所涉及的两个重要议题, 一个是文本的创作, 另一个是知识、技能在参与者之间的传播。确切的说, 詹金斯眼中的“参与”是一个贯穿知识传递、创造性活动、社区联结等概念的术语。

具体就参与式文化的相关研究而言, 其目标是鼓励青少年成为当代文化的全面参与者, 从而发展他们自身的技能、知识、伦理及其参与这一新媒介文化所需要的自信。因而, 詹金斯理解的参与主要是那些具有较高互动程度、共同目标或兴趣的社会行动。这种参与行为的参与者具有加入某一社群的明确行动, 同时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生产媒介文本。

然而, 在上述詹金斯所关注的参与行为之外, 还存在着其它的参与类型。比如, 伴随Web 2.0出现的新的信息系统带来了一种固有的参与方式, 即登录模式下的参与行为。在论及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新模式时, 丹尼斯麦奎尔 (Denis Mc Quail) 曾提到一种“中心通常没有经过个人同意或了解就直接进行信息的累积”的登录模式。登录模式中, “中心要求并接收来自周边参与者的信息 (通常参与者本身并不知道) ”, [5]受众在一种不知情的状态下参与至信息内容的塑造和扩展。而这种参与和生产并没有得到相关企业的任何回报或正式承认。麦奎尔认为, 尽管登录模式在历史上已有出现, 但由于计算机化和电讯传播的发展, 登录行为已经广泛扩展。

登录模式下的参与是一种被有意识引导和控制并且可能并不为参与者察知的社会行动, 詹金斯等人并没有将这种类别的受众参与行为纳入思考范围。在詹金斯对于参与的研究中, 其假定参与仅仅是“外在的”、“基于一定动机的”, 同样也没有考虑参与平台的软件设计或技术因素对于使用者参与实践的影响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 托拜厄斯谢菲尔 (Mirko Tobias Schaefer) 将参与进一步区分为三个领域:积聚 (Accumulation) , 存储/组织 (Archiving/Organizing) 和建构 (Construction) 。[6]“积聚”描述了围绕在流行媒介内容和媒介产品周围的所有参与行为。比如, 围绕特定的媒介产品, 粉丝或者通过讨论作品内容或者通过创作相关的媒介作品, 从而实现了媒介产品的延伸。“存储/组织”主要指使用者对特定媒介产品相关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进行搜集和存储。“建构”指那些在现有文化工业之外出现, 由使用者借助新科技生产的新内容。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研究主要围绕上述“积聚”现象展开。如今, 借助Web 2.0等新的媒介技术手段, 上述三个领域呈现一种交叉迭合的状态。

实际上, 今天的积极受众所做的早已不是消费文化产品而已, 起码他们不再是在被动的意义上使用或者消费文化产品中的意义。仅以迷群制作文化产品的强度和能力而言, 围绕着漫画、动画和电玩而涌现的迷, 不仅生产着他们自己的“业余者作品” (比如同人志等) , 而且也对上述文化产品进行收集和分类, 结成迷群, 组织协会, 进行角色扮演;而且在跨国背景下, 他们积极为国外的动画、电影或者电视剧制作字幕, 扫描和翻译漫画等。迷们跨越各种媒介进行如此广泛的参与活动,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他们只是在意义生产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就会失去说服力。

谢菲尔认为, 如今的受众参与行为可以分为外显的 (explicit) 和固有的 (implicit) 两种类型。[7]外显的参与由特定动机驱动, 固有的参与由“友好的用户界面设计”所引导。如此一来, 谢菲尔将参与行为与新传播科技的物质层面、软件层面以及基于其所形成的网络联系起来。

然而,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谢菲尔等人对于参与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的预设, 其假定如果可以参与, 将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这些人不需要做其它的, 只需要参与, 就能从中得到收获。同时, 参与必然是有益的, 能够给社会带来好处。这种预设将受众的参与行为和参与实践发生的社会环境剥离, 忽视了政治、经济、传播文化环境和传播结构等因素对于受众参与的影响作用, 是一种去情境化的认知。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 对于参与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认知一般是一种乐观的态度。

另外, 对受众参与行动和实践进行统合的平台 (比如Google Maps, Wikipedia等) 在受众参与实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精心设计的技术架构推进了参与实践, 同时也掩盖了其中的权力关系。它们搭建起了实现受众广泛参与的平台, 营造了一种开放且灵活、自然的沟通和交流氛围, 也强化了将个体构建为群体和公众的力量。这个平台为个体思想和创造力的展示、交换和勾连提供了便利, 从而为参与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然而, 科技并不是一个中性的黑箱。对于新传播科技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 工程文化以及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会被纳入至科技的设计之中。社会政治论争、相应的规章、还有对于广泛参与的期许都被转化为相应的软硬件设计的理念和实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新媒介时代的受众参与跨越了消费与内容制造的鸿沟, 带来了文化权力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 每个个体都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和表达观点, 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和共享意义, 新兴的媒体生态为受众提供了对于内容越来越多的控制权, 大众获得文化生产的权力;另一方面, 媒介通过各种途径, 比如明确的界面设计和有意识的营销, 来低成本地获取这些由受众生产的文本, 并将其纳入商业化的流通之中, 成为商业化生产的一部分, 以吸引并维持更广泛的消费者。这体现出商业和资本对受众的入侵和浸染,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受众所获得的权力。同时, 传统的媒体权力结构并没有土崩瓦解, 商业逻辑和政治权力等都试图对这一新兴的媒介文化施加自己的影响, 社会各个阶层享有和使用新媒体的程度也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 仅仅突出个体或群体“创造和表达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政治影响等核心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向商业逻辑和政治权力等的某种妥协。因此, 作为多重权力的冲突与协商, 对于新媒介时代受众参与的研究, 我们既要突破过去对文本意义的关注, 同时还要关注其中各方利益的协商, 探索新的大众的文化权力实现途径。

总的来说, 在新媒介时代, 参与是一个复杂的并且富有争议的概念, 受众参与又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实践。参与可能是外显的, 也可能是固有且内隐的, 受到电脑、软件和网络的引导。新媒介时代受众的参与实践是异质的, 同时也是许多话语和权力关系的交叉点, 在相关研究中, 我们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

参考文献

[1]Lev Grossman.Time's Person of the Year:You.Time.13thDecember 2006.[1]Lev Grossman.Time's Person of the Year:You.Time.13thDecember 2006.

[2]Henry Jenkins.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Media Collide[M].NYU Press, 2008.[2]Henry Jenkins.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Media Collide[M].NYU Press, 2008.

[3]Henry Jenkins.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M].MIT Press, 2009.[3]Henry Jenkins.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Culture: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M].MIT Press, 2009.

[4]石义彬, 岳改玲.数字时代的参与式文化——以互联网上围绕星球大战的受众创作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9 (00) .[4]石义彬, 岳改玲.数字时代的参与式文化——以互联网上围绕星球大战的受众创作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9 (00) .

[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学[M].崔保国, 李琨,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0.[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学[M].崔保国, 李琨,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0.

新媒体时代广播媒介如何彰显优势 第6篇

一、广播媒介功能的回归

“珠江模式”[1]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无论是载体、内容还是形式, 广播媒介都要与时俱进, 但这种“进化”或者变化, 是以不丧失甚至能够放大广播媒介与其他媒介质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如果变来变去把广播媒介的特性丢失了, 或者变成了别的媒介, 那就失去了变化的意义。社会也不欢迎这种同质化、同类化、同构化的变化。

近年来, 广播媒介经常自称弱势媒介。其实这是比较而言的。无论是单台还是整体, 今天的广播媒介在覆盖率、收听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手段上, 都是几十年前处于黄金时代的广播媒介不可比拟的。即便是在新媒体咄咄逼人的情况下, 广播媒介的优势也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 广播媒介是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中使用成本最低的, 也是携带最方便的媒介;广播媒介还是媒介种族中使用时惟一的非排他性媒介 (听广播不误做其他事) , 也是使用时副作用最小的健康媒介 (看电视、看报纸时间长了, 视力会下降;上网久了, 视力也会下降, 屏幕辐射和手机辐射一样, 不利于人体的健康) 。广播媒介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因素, 那就是政府和社会监管的环境比较宽松。竞争要讲究辩证法, 有时候, 劣势就是优势, 追兵就是救兵, 压力就是动力, 退路就是出路。比如, 和电视相比, 广播没有画面, 这似乎是劣势。但是, 也正因为没有画面的要求或者不需要画面的佐证, 广播媒介可以把全世界的信息尽收囊中。和报纸相比, 广播节目不便于保存, 但是, 其瞬间即到的时效性也非报纸所能望其项背。和新媒体相比, 广播媒介固然不那么丰富多彩, 但是, 其便利性、本土性等特点也非网络媒体可比。只要人类的听觉没有丧失, 广播媒介就不会消灭。因此, 在纷纷扰扰的市场竞争中, 广播媒介的竞争之道首要的不是突破, 而是功能的到位和回归:

广播媒介要知道自己的主要听众在哪里, 并把那里作为市场开拓的重点。本土市场是任何地方媒介应守、必守的主要市场。当然, 本土市场也是不断变化而且需要细分的。就当前中国的广播市场而言, 一方面常规广播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另一方面, 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有车一族已成为新的日趋稳定而且不断扩大的听众群体。广播媒介开播任何一个新节目、新栏目, 都不要忘了最基础的听众市场。广播媒介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频率专业化、对象化的优势, 为一些特殊的听众群体做好贴身服务。

广播媒介要提供其他媒介提供不了或者不能及时、全面提供的最适宜自己的内容。广播既然是一种听觉媒介, 就应当在话语上做文章, 在声音上下功夫。广播也是语言的艺术, 声音的艺术, 想象的艺术。因此, 内容的回归首先应在三个基础种类节目上下功夫:

一是做好新闻。新闻节目应当成为广播媒介的立身之本。从理论上说, 既然拥有不受内容版权限制 (至少现在还不受) 、画面限制、空间限制 (全球性取材选料) 和成本限制 (一般情况下很低) 四大优势, 广播媒介可以将天下新闻 (包括报纸、电视、网络新闻) 一网打尽, 从而成为新闻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传播媒介。

二是讲好故事。男女老少, 几乎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一些卫视近年来不约而同地定位在“故事”上, 而且在提升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两个方面迅速见效。但是, 把“故事”转化为画面, 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转化成画面。相比而言, 广播电台要想办一个故事频率或栏目, 易如反掌, 成本小得多。故事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在主体上可以分为:人物故事, 动物故事, 家庭故事;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古代故事, 现代故事;在空间上可以分为:中国故事, 外国故事;在真实性上可以分为:真实故事, 神话故事, 文学故事;在受众对象上可以分为:民间故事, 民族故事;在内容上可以分为:新闻故事, 法制故事, 情感故事, 励志故事, 等等。从故事的属性和传播效果来看, 故事的外延还可以延伸到一切以人为中心、以情节为纽带、以娱乐为诉求、以“说”见长的其他艺术或节目种类, 如喜剧、小品、笑话、曲艺、评书等。在具体操作上, 故事可以和某个活动结合起来, 活动可以和服务结合起来, 服务可以和娱乐结合起来, 娱乐可以和本土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可以说, 讲好故事, 广播媒介就有市场;讲不好故事, 就等于自废武功, 资源浪费。

三是放好音乐。广播是听的艺术, 但不能光听说话。美国有一万三千多座广播电台, 大约有九千座是音乐台。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广播媒介的娱乐功能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音乐节目体现的。异军突起的交通广播, 如果仅仅是播放路况信息而没有新闻、音乐或其他故事, 是不可能持久兴盛的。因此, 中国的广播媒介应该在音乐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播放更多、更好、更个性化的音乐节目。

广播媒介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使命和公益性特点, 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中国目前媒体产业的所有制结构非常单一, 多属国营性质, 按理说, 社会责任应当始终放在第一位。但实际上, 国内的各类媒体、大小媒体无不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很多媒体的社会责任仅仅是挂在嘴边或书面, 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经营管理者的“圣经”。这也应验了“都是都不是”的社会规律。中国没有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共媒介, 几千座电视台、几千座电台不分大小、级别高低, 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 同场竞技, 全部播放广告。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法制和社会机制健全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商业媒介追逐经济效益天经地义, 但是, 一个国家所有的媒介都去追金逐银的时候, 就十分恐怖了。

二、广播媒介功能的开拓与创新

对广播媒介而言, 所谓的生存空间显然是指所在城市或地区市场, 或者传统的听众市场, 或者传统的广告业务市场。所谓的发展空间则是指所在城市或地区之外的市场, 或者潜在的听众市场, 或者传统业务的延伸市场, 或者新媒体市场。如果说, 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内,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作用, 广播媒介只需要经营到位、正常发挥, 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 要想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则必须具有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了。

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而不是一种工作的常态, 尤其不是每个人、每个企业的常态。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 创新的成功几率平均只有5%, 只有少数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承担。美国尚且如此, 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更是应当把跟进、补齐和到位而不是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如果盲目创新, 很可能像大跃进一样, 连老本都亏掉。然而, 事物都是辩证的。创新的成本、条件和风险虽然很高, 但是创新一旦成功, 效益也非同寻常, 这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规律。从竞争的角度来说, 最有效的竞争就是创新性竞争。对广播媒介而言, 由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创新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欧美国家在媒介的创新方面已先行一步, 如数字传播技术、媒介形态创新 (可视广播、多媒体广播) 、节目形态创新、节目生产模式创新等。国内的广播媒介创新其实就是跟进、到位, 向国际看齐。

三、广播媒介创新需要新观念、新对策

新媒体时代, 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 传统广电媒介的影响力被稀释、被淡化。这是必然的, 但是, 如果被边缘化, 恐怕就不是传统媒体特别是广电媒体所能接受的了。这个“如果”并非没有“现实”的可能。要破解这个“如果”, 按照古训“解铃还须系铃人”, 还得从新媒体身上找出“破绽”, 批亢捣虚。

众所周知, 新媒体有几个十分了得的优势, 如可以提供海量信息和个性化服务, 互动性强, 可以自主、自由传播信息, 等等。毫无疑问, 新媒体的上述优点, 包括广电媒体在内的所有传统媒体都不具备。一些广电媒体一直试图通过增加频道、频率或者开通热线电话、手机短信、多让公众参与节目制作以及开发数字化机顶盒等等各种手段来弥补上述缺陷, 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 应当承认, 无论怎么努力, 传统媒体都不可能完全具备新媒体的某些特点或优点, 否则, 新旧媒体就没有界限和差异了。如果一味地沿着上述思路去和新媒体抗衡, 那正好“中”了新媒体的“圈套”了。差异, 不一定就是差距。差异可以产生价值。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寻求与新媒体竞争的时候, 首先要承认彼此的差异, 其次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 再次是要针对新媒体的“优点”寻求对策:

不拼个性拼特性。新媒体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对生产标准化、传播点对面的传统媒介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是, “个性”其实是隐藏在“共性”或者“共享”之中的。任何个体, 输入同样的关键词, 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或服务, 并非独享。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生产制作的大量信息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拥有版权的“独”“特”产品, 完全可以成为网站的上游内容提供商, 直接为用户服务。

不拼海量拼质量。应当看到, 新媒体海量信息的背后也有“难言之隐”。首先, 信息海量, 用户的时间有限, 需求有限;其次, 所谓的“海量”信息其实有多半是重复的、粗制滥造的甚至是无用的垃圾信息。正因此, 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应当在内容的“少而精”上大做文章, 争取以少胜多, 以精搏杂, 以质取胜。

不拼互动拼沟通。认真分析新媒体的互动主体和互动内容, 不难发现, 虽然也有一部分内容属于公共领域的话题, 但是, 大部分是私人之间或者陌生人之间的私密性聊天, 有的甚至是黄赌毒的内容, 基本上不了台面见不了天。这实际上和以大众传播为宗旨的传统媒体并不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更多掌握政府信息资源的传统媒体完全可以通过对更多重大新闻的采制和发布引领社会舆论的风向和潮流, 成为沟通社会各界的桥梁和工具。

新媒介时代的公共修辞情境研究 第7篇

麦克卢汉曾依据主导的传播媒介, 把人类历史分成了三个时代, 并认为只有这三个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 书面传播时代和电力传播时代。 (1) 罗伯特﹒洛根更新和发展了麦克卢汉的三个时代, 在大众电力传播时代之后, 补充了一个业已到来的互动式数字媒介时代, 或称其为“新媒介”时代。

新媒介传播形态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民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商讨和公共事务决策等变得更为便捷与有效。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的长期由官方权威主导的社会舆论形式被以意见领袖为首, 网民互动参与的网络公共修辞形式所取代。

任何修辞活动都是对修辞情境所做出的反应, 必然受限于并又再创造修辞情境, 而新媒介时代所造就的网络公共领域特质决定了其修辞情境的独特性, 所以, 我们认为, 对新兴的网络公共修辞的研究有必要从探究其独特的修辞情境着手。本文将从新媒介传播时代的网络公共领域及其相应的公共修辞特质入手, 探讨新媒介传播时代的公共修辞情境特质及其元素。

1.网络公共领域及其“新媒介”特质

1.1网络, 公共领域的新平台

随着网络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及普及, 人们无须再拘泥于纸质媒体和面对面的交流形式, 通过虚拟网络平台, 人们已经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但对于网络是否能够成为公共领域, 一直有着争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公共领域有过以下权威的论述:公共领域是一个存在于政府权威的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领域, 在该领域中, 公共意见得以形成, 因而, “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的领域”。 (2) 公共领域必须符合公平、合理、包容、平等、开放以及寻求共同利益的要求。

众多学者对网络成为公共领域的质疑正是源自对公平和平等的担忧。如Porter (3) 曾提及, 在讨论数字修辞 (digital rhetoric) 时, 我们必须要考虑直接影响公共领域开放性和公平性的因素, 进入的权利 (access) 和进入的能力 (accessibility) , 包括参与者对网络设备的使用权, 应用能力, 在讨论中诉诸于理性的能力及对论坛修辞技巧的操控能力及影响力等。此类能力的差异性直接决定了网络公民在网络世界的生存力, 决定了人们是否会在大量信息充斥的网络世界被动地被信息浪潮吞没, 是否能有效地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

但我们认为, 网络时代的到来, 非但没有使公共领域衰落消亡, 反而是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更为合理和强大的公共领域。第一, 根据Warner在其《Public and Counterpublic》一书中, 对什么是公共性 (publicity) 所给出的解释:“公共性……并不仅指公共的或者开放的, 还意指媒体和公共工具的使用……” (4) 因而, 具有公共性的网络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第二, 我们并不否认, 对“进入的权利和能力”这一因素考量的必要性, 但随着网络设备的普及, 教育的深入, 无论是进入该公共领域的权利还是能力都并非不可获得的。甚至, 由于网络的可及性, 提升人们对“进入能力”的重视, 反而会促使人们诉诸于理性的力量。这种权利的普及和能力的培养本身可以促进平等, 开放, 包容, 以及民主意识的建立, 从而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换而言之, 网络作为一个新生的公共领域, 不仅存在着可以满足平等的对所有人开放, 包容诸多向异性, 公平、理性地探讨寻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 还使得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中就公平、包容和平等所提出的担忧和质疑有了得以解决的可能性。

1.2网络公共领域的“新媒介”特质

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以及之后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有关电力媒介的预言, 有相当一部分适用于互联网的新媒介时代。麦克卢汉指出的电力媒介趋势包括, “电力的功能不是集中化, 而是非集中化”;“在电速条件下, 消费者变成生产者, 因为公众成了参与式角色的游戏人”;以及“……知识相互关联……”等。一言以蔽之, “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 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 (5) 可见, 麦克卢汉早已预见了电力传播终将导致新媒介时代的来临。

罗伯特·洛根在2012年他的《理解新媒介》中总结出了新媒介的14条特征。 (6) 我们认为, 罗伯特·洛根所总结的14条特征在3个方面决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新媒介”特质。一是由于新媒介使得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共享, 网民参与到公共领域里来的广度和深度增加, 对公共舆论形成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二是由于跨越时空的信息及其模态的快速聚集与再整合, 一张相互交织的多维度信息网得以形成, 为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舆论提供内容。三是网络社会群落的聚合与重组方式, 为网络公共领域中舆论社群的形成提供基础。这些特质互相缠结支持, 共同冲击成了新媒介时代的网络公共领域。而发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修辞活动也就是网络公共修辞, 即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个体或群体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修辞行为, 其修辞动机在于公共意志表达, 公共权力建构, 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 (7) 例如我们熟悉的特权阶级事件, 空气质量的改善, 食品安全的监管, 在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合法化等, 都无一例外地以形成公共舆论, 表达公共意志, 影响公共决策为目标。

2.网络公共修辞情境

“修辞情境”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被刘亚猛诠释为“时机性”的“kairos”。在亚里士多德论述的观众分析中也能找到修辞情境的影子。是修辞主体在做出修辞反应时必须权衡的选择因素。这些因素被修辞主体有意识地激活, 共同作用才得以产生修辞情境。它是一个多元因素决定的综合性体现, 包括了修辞活动所涉及的具体情景元素, 如时间, 地点等, 以及修辞主体在各种因素中作出权衡的选择能力等。

2.1 Bitzer的“修辞情境”论

Lloyd Bitzer的修辞情境论带有情境决定论的色彩, 没有修辞情境就不会有修辞话语。在Bitzer的两篇关于“修辞情境”的文章 (8) (9) 中, 修辞情境被定义为一种由真实的或潜在的紧急情况之中的人, 事, 物和关系所组成的综合体。该紧急情况在引入这一情况之中的话语后, 并能够成功地制约人的决定或行动 (影响受众的思想) , 那么这一紧急情况就会完全或部分地被消除。他认为, 修辞情境必须有三个成分:紧急情况 (缺失) , 在决定和行动上被制约的听众, 以及能影响演讲者并能被用来去对听众起作用的一系列的限制。其中, 缺失, 作为Bitzer修辞情境的首要元素, 指一种具有紧迫性的需要完善的事情或状态。并且, 话语对该紧急情况有修正力, 能够产生实际效用, 存在着使紧急情况发生改变和被完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一种无法被进入情境的话语所修正或改善的缺失是不能构成修辞情境的。受众则是由话语产生变化的媒介者。话语通过对受众产生有效影响, 制约其决定和行动, 而改善缺失。而所有对修辞者, 受众起作用的限制关涉到一切存在于情境中的人, 事, 物以及其间的关系。

Bitzer的修辞情境理论对旧媒介时代的个体修辞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认为, 新媒介传播时代的网络公共领域及其相应的公共修辞特质决定了新媒介时代公共修辞情境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 在Bitzer修辞情境理论的基础上, 必需有所发展和完善。

2.2新媒介时代公共修辞情境元素及其动态考量

对应Bitzer的修辞情境论, 结合网络公共领域及其相应公共修辞的新媒介特质, 我们认为, 网络公共修辞情境要素应包括, 被创造性界定的并处于动态更新中的公共议题, 以共识真理为理性标准的社群受众, 以及以知识形式储存于大脑中的限制, 包括背景信息和理想言辞情境。

第一,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 由于互联网的助力, 来自多渠道多模态的信息瞬间聚集, 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话题网。又由于信宿即信源, 话题网中的信息呈现出多维度多角度的发散式组织形态。话题网内信息的多样化为网络议题提供了资源。事实上, 网络议题的来源除了大众媒体的报道或网民对新闻报道的简单转发外, 更多的就是配以网民自己评论的转帖或网民对某一报道事件的直接意见评述或网民的一手消息。因而, 除了网络话题本身的性质, 还有网民通过对话题事件的诠释和解析挖掘再创造的议题, 决定了公共议题最早的雏形, 而非由作为“把关人”的媒体传播人的权威性决定的。例如, 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在美国各州合法的话题情境中, 人们做出欢欣鼓舞的修辞反应可以是基于这样一个网络议题——我们须要保障爱的权利的自由与平等。但当网民将该话题情境发散性地链接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职责和权力时, 以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做出的修辞反应显然代表着另一种网络议题的可能, 他们聚焦于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一议题。所以, 在这场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网络公共修辞与传播中, 由于所选择的公共议题的不同, 当两种不同的议题重叠, 并被互文式的带入同一个公共领域时, 就有了众声喧哗, 令人困惑与不知所措。

简而言之, 在一个特定历史情境场合中的紧急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中很多也都是能被进入情境的话语所修正, 得以部分消除或全部消除的,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表现为网民通过评价与解析话题情境, 制造出不同的网络议题。但仅当网络议题在互动中达成共识, 产生共鸣, 公共议题才随即确立。这也就是网络舆论的最初阶段, 公共修辞的反应对象。所以, 我们认为, 网络公共修辞情境的第一大考量元素应为需要被明确界定的公共议题。

第二, 关于受众。修辞受众必须是能够成为由话语产生变化的媒介者。 (10) 而我们认为, 修辞受众之所以能够被影响的前提在于受众是具有理性的人, 因为理性被看成是独立于动物性的特性, 它是人类获取知识或改善我们生活和社会的一项工具, 修辞活动对受众的影响和改变基于受众的理性判断。长期以来, “相应真理论”一直都是主流理性观。但是在新媒介传播时代的网络公共领域中, 影响受众的理性观正在发生改变。新媒介传播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模式, 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鸿沟已经不复存在。公共领域参与者间的影响是互相的。其受众不再是单纯的评判者和接受者, 而是通过语言互动, 协商探讨共识理念。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在交往行动的网络中把握社会, 凡构成社会的一切, 均落实在语言中。 (11)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 真理是由通过讨论而达成的共识来界定的。这是一种“真理共识论”的理性观, “个人的社会化和社会适应过程必然地包含着一个沟通或互为主观的层面……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沟通过程, 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独个儿思考的结果。” (12) 在这种理性的驱动下, 人们以寻求共识性的真理为目标“凝聚”在一起, 形成社群意见, 最终制造出舆论声势。

所以, 在网络公共修辞情境中, 话题事件公众在共识理性的驱动下逐步分化成共识群体, 网络舆论得以形成, 舆论社群也相应形成。舆论社群的“分离”特质是明显的, 本质的, 固化的, 而“凝聚”的动力来自于对共识真理的追求。网络舆论的形成是网络公共修辞的效果, 而网络舆论的形成基础是网络公共修辞情境中共识社群的集聚, 因而, 带有社群性的受众是网络公共修辞情境的第二大考量元素。

第三, 关于限制。虽然由于网络的跨国界和跨文化性, 网络伦理道德呈现出相对性的特点, 但一旦公共议题形成, 在网络舆论的整合期, 该议题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中的社会道德规范甚至法律法规, 就会作为制约因素, 介入到网络公共修辞的运行过程中, 主导网络舆论的走向。这就是影响公共修辞活动的背景信息因素。这类限制作用于受众的一切人, 事, 物和关系。但无论其内容有多么复杂, 限制的作用形式是以概念为单位的知识。在认知心理学意义上, 知识是指经过精细化过程之后有序储存在人的大脑资源库中的信息集合, 在语言活动领域, 知识被看作是一种解释能力, 它由四大部分组成, 其中, 事实性知识, 社会文化知识属于背景知识。 (13) 可见, 无论是存在于大环境中的客观事物, 社会文化, 还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或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认识都最终可以知识的形式限制着人的修辞活动。

另一方面, 网络公共修辞中的真理共识观预设着, 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作基础, 而是以双向理解的沟通作为起点。哈贝马斯对实证论的批判, 以及对一种潜藏于人的语言行为里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设想, 似乎在网络公共领域都能得到实践与验证, 并作为公共修辞情境限制的一部分影响着网络公共修辞活动。在理想言辞情境中, 人们平等自由的诉诸于最佳论据的力量, 并以实质性论证的模式进行商谈。这些都以知识的形式有序储存于大脑资源库中, 在语言修辞活动中, 体现为知识的另外两大组成部分——程序性知识和系统性知识, (14) 简单地说, 是关于如何使用语言论证。最终也作为公共修辞情境中限制的一部分起作用。总而言之, 网络公共修辞情境的第三大考量元素是以知识形式储存于大脑中的限制。

结语

由媒介本身所造就的信息环境同我们一般意义的内容语境一样重要, “媒介即信息”。在网络公共领域中, 网络公共修辞情境, 因其数字媒介的特质, 形成了其特有的修辞情境内涵。

新媒介的互动性和共享性使得传统修辞情境中的多由权威决定和引导的紧急缺失具有了能动的可诠释性和再创造性。具体来说就是,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修辞活动取决于这种动态的紧急情况, 即公共议题的明确, 又同时影响和再造了公共议题。

网络公共议题既是社群集体参与社会言论的一个体现, 又是网络言论社群形成和固化的形式和途径。因为一旦公共议题明确, 舆论的整合将毫无疑问地促进合意社群的产生, 其成员之间具有共识性的言语互动将不断强化彼此的集体认同感。于是, 以共识为基础的受众群在互动中不断更新, 固化, 最终以网络舆论的方式发挥作用。

网络公共领域中所体现的新媒介的传播方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参与者的理性驱动力。人们在商讨中寻求和确认了“一种潜藏于人的语言行为里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接受了一种全新的共识真理观。这预设了参与者对一种理性言辞情境的期待和需求, 并同参与者在生活实践中习得或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认识一起, 以知识的形式储存于大脑之中, 限制着他们的修辞行为。

总而言之, 网络公共修辞情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动态概念, 其修辞情境与修辞活动之间是一种互为决定的关系, 修辞情境决定了修辞话语, 但同时, 修辞话语又产生了修辞情境。我们对修辞情境的各要素的考量应是在修辞活动中不断更新的动态考量。网络公共修辞情境的要素考量至少应包括, 被创造性界定的并处于动态更新中的公共议题, 以共识真理为理性标准的社群受众, 以及以知识形式储存于大脑中的限制, 包括背景信息和程序性知识。

注释

1 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2 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5页

3 Porter, James E.Recovering Delivery for Digital Rhetoric.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2009 (26) :207-224

4 Warner, Michael.Public and Counterpublic.New York:Zone Books, 2010:30

5 (6) 罗伯特·洛根著, 何道宽译:理解新媒介[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37-39页

6 (7) 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89页

7 (8) (9) Bitzer, Lloyd.Rhetoric Situation.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68 (1) :1-14

8 (9) Bitzer, Lloyd.Functional Communication: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In Eugene E.White (ed.) .Rhetoric in Transition: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hetoric.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9 (10) 胡曙中:西方新修辞学概论[M],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35页

10 (11) 德特勒夫﹒霍斯特著, 鲁路译:哈贝马斯[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37页

11 (12) 阮新邦, 林端:解读“沟通行为论”[M],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91页

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 第8篇

1 新闻编辑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工作现状

1.1 新闻编辑自身专业技能和主要价值的转变

在网络时代发展迅猛的大环境下, 各领域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新闻媒体受其影响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传统的多种新闻传播方式比如图片、声音、文字、图像等逐步被取代, 借以出现多元化的听觉、视觉以及立体影像的综合运用。而新闻媒体的发展其主要方向也逐步趋向这种转变模式。主管价值在新闻编辑工作者身上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新媒体时代下多种新闻媒介的出现使得新闻编辑者工作目标的实现难度增大, 新闻编辑会受到各种不同干扰信息的影响, 在对新闻信息价值的判断上也更容易出现偏差。比如现在五花八门的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增加收视率, 很少进行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大事的报道, 而是铺天盖地娱乐八卦, 这种娱乐信息的不断充斥会让新闻编辑的自身价值观判断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使新闻编辑工作者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更加适应和健康发展, 一定要使新闻编辑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方式进行合理调整和积极转变, 更快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1.2 信息获得和处理方式上出现了较大变化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获取和传播速度日益加快, 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就要求新闻编辑工作者自身的专业技能不断提高, 学会从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中提取有效部分, 然后通过优化整合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所以新闻编辑工作者就要具备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在新闻信息获取极为简单便捷的前提下依然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 保证新闻信息的准确性, 使自身的新闻捕捉能力不断提高。

1.3 新闻编辑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权被削弱

新媒体时代新闻信息急速膨胀, 新闻编辑必须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新闻捕捉能力和新闻敏感度, 能够在第一时间抓到最新最关键的新闻信息[2]。从中挖掘出最具有影响、作用、地位的本质内容。新媒体时代的信息充斥使得新闻已不是编辑工作者一项特权, 人民大众都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新闻媒体参加到信息互动评论当中来, 每个人都具备了新闻报道的权利, 因此, 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已经被大大削弱。

2 新闻编辑在新媒体时代应该具备的媒介素养

2.1 把握时代定位的同时做好信息产品经理

新闻编辑对自身的定位即为对信息的良好把控, 这一观念属于传统的媒体观念。定位的构成离不开动机和目标。新闻编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整合处理信息, 传统的新闻传播形式下的受众只能被动的接收新闻信息, 新闻编辑对新闻信息的传播起着主导和把控的作用, 所以新闻编辑也不需要更多的考虑和分析受众的新闻使用感受。但是新媒体形式下, 新闻传播渠道和新闻传播主体自由多元, 新闻编辑也逐渐失去了信息把关的作用, 所以, 一个专业的新闻编辑工作者一定要时刻把握好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特点并做好信息产品经理, 对新闻舆论传播进行良性引导。

2.2 新闻编辑媒介素养向知识管理发展

知识结构、职业技能以及个人定位始终是媒介素养的三个重要基础[3]。职业技能是新闻编辑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的工具, 知识结构是其新闻构成和传播的原材料, 最后的个人定位就是媒介素养的真正目标和能量所在。新闻编辑工作者要在泛滥的新闻信息中学习重要有效信息的快速提取, 学会知识管理, 学会如何合理利用已有的知识同时快速获取新知识。

3 结束语

新媒体时代就是互动媒体时代, 其主要特征就是缩短了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接受者的距离, 同时模糊了二者的界限。新形势下就要求新闻编辑工作者重新定位, 成为信息资源的重建者, 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学习新的编辑技能。同时应该借助新媒体时期的发展助力构建新型学习系统和知识共享系统, 更新新闻知识理念, 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新的知识管理战略, 提高职业生命力和创造力, 成为海量信息的瞭望者, 真实新闻舆论信息的发起和宣传者。在新媒体时期不断提高新闻编辑工作者的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肖娜.谈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J].编辑之友, 2014 (09) :56-59.

[2]梁治国.浅析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J].视听, 2015 (06) :108-109.

新媒介时代 第9篇

【关键词】网络新媒体；党建工作；媒体舆论引导

【作者单位】张慧芝，青海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基金项目】2012年结项青海省级课题：《新闻舆论监督对青海深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问题的相关研究——以西宁市为研究对象》。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以高新技术为背景的“新媒体”对社会公众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的改变已经越来越深入，这同时也给党建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充分认识这一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地发掘和利用其积极作用，增强党建教育效果，改进党建教育手段，创新党建工作形式，丰富党建工作内容，拓展党建教育渠道，就成为从事党建工作的人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时代下，党建工作和媒体舆论引导的新机遇

1. 新媒体时代为党建工作提供了一系列新平台

在如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地域和时空已经不再是信息传播的限制因素。尤其是网络世界中的信息传播平台更是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和交互性。网络信息平台一方面以其传播优势吸引了大量社会公众；另一方面也给党建工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因此，党建工作一方面可以借新媒体来寻找资源并对之加以继承和创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将中共的政策、理论和思想进一步主动传播。网络信息平台给党建工作者提供了交互便利、途径多样的信息舆论引导平台，充分提升了党建信息的传播质量。

2.新媒体能够为媒体舆论引导提供新的、独特的视角

“新媒体”技术背景之下，党建工作人员往往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对之进行不同视角的实时评论；在这一过程中，虚拟的环境和角色，又可以充分缩小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理距离，从而将受众心理防范降至最低——这一特点往往可以使得党员充分倾诉内心深处的感受，使教育双方借助新媒体这一形式来进行“真实心态交流”，即所谓“畅所欲言”。新媒体的这一特点往往能够给党建工作创新提供“新视角”。总而言之，新媒体借助其即时的交互性、迅捷的传播方式和丰富的信息资源，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公众的“第一信息来源”，并成为思想文化教育的“主战场”。这就使得扩展党建工作的空间成为可能，并使得党建和媒体舆论引导工作获得新的机遇。

二、新媒体时代下党建工作和媒体舆论引导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技术使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失控，给媒体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新媒体技术的推广，造成了受众和传播者的界限逐步模糊，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传播权的滥用，信息丰富繁多却变得“无序”，造成虚假和不良信息的泛滥。也正是由于新媒体的这一负面影响，使得传统党建工作媒体舆论引导导向功能和效果的下降。

如今，地方上不少党组织并未真正认识和重视信息网络发展和党建的关系，其工作方法仍局限于“灌输”“命令”的方式上，不敢、不会或不愿借助于现代信息网络开展工作。而其采取的一系列传统工作方式和网络上快捷便利的信息传播形成了强烈对比；严肃的党内各项活动制度与网络中的自由、开放性形成很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要掌握党员干部思想真实性，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新媒体时代党建工作和媒体舆论引导的关联性及应对策略

1. 党建工作应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媒体舆论引导更应把握新媒体背景

新媒体，一种综合了传统媒介优势的媒体，它集传、受为一体，使传受双方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平等、自由、互动和开放的新媒体传播特点和规律，使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来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新媒体在改变传统媒介传播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受众的阅读习惯。但是，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一些缺陷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阻碍了新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新的环境中，党建工作开展媒体舆论引导，要认识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规律，改变传统媒体舆论引导中重理论“灌输”的局面，要实现教育角色的转换，帮助党员积极鉴别纷繁复杂的信息，学会认识和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引导党员积极自主参与整个教育过程。

2. 党建工作应强化阵地意识，建设特色鲜明的阵地，媒体舆论引导活动则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现代社会，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需要引导，网络舆论阵地的争夺也必将异常激烈。党建工作要以积极和主动出击的姿态，认真研究信息网络技术和特点，按照中央领导提出的新时期党员干部要提高“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素质要求，紧紧围绕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时代任务和要求，特别是要紧密结合在深化改革、事业发展过程中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党建媒体舆论引导阵地办出特色，办出成效，使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

要利用新媒体技术，特别是网络的力量，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的普及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强化党员的媒体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党员树立自律意识和正确的新媒体观念，培养和提高党员对有害信息自觉抵制的意识和能力，自觉遵守媒体规范和道德，合理使用新媒体资源，努力营造文明、有序和健康的新媒体文化氛围。

3. 媒体舆论引导活动应把握原则，增强创新意识

党建网络媒体舆论引导，不同于普通综合性网站或其他商业网站，其首要要求是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通过设置“马列主义文库”“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专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专题栏目，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宣传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党建媒体舆论引导上高扬中共一系列先进理论的伟大旗帜。党建网络媒体舆论引导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思想和新经验，及时回答实践中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要旗帜鲜明地和各種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错误思想进行积极斗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领网络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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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网络媒体舆论引导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富有吸引力的党建媒体舆论引导阵地应该聚焦新时期党建教育中的热点和难点，针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对新时期党建工作中的种种困惑和疑点，通过科学理论的说服力、典型事例的感召力和客观事实的雄辩力及时进行引导教育。要借助于网络技术优势，建立灵敏快捷的信息接收反饋系统，及时收集、处理来自各方面的思想信息，分析原因，查找根源，制定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网上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路线的教育。

党建媒体舆论引导必须突出前瞻性。要精心设计有关栏目和内容，帮助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全面了解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学术思潮及当代世界军事和我国国防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大家认真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经验和我们党建设的规律、经验，展望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和党的建设的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党建媒体舆论引导内容还要具有生动性和实效性。新时期党建媒体舆论引导阵地，应当通过展示生动丰富的党组织活动图片，直播真实感人的党的先进人物报告录像，下载优秀的党的教育影片，强化党性修养教育，努力使教育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融于一体，将教育方式由一般号召型向真理感召型转变，由单纯“灌输”式向艺术渗透式转变，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在图文并茂、声像兼美的画面中接受党的知识熏陶。

4. 党建工作应顺应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和要求

建设一支既有党建理论素养，又掌握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型党建工作队伍，是当前党建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支队伍不仅应当具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还应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不仅应当具有实际的党建工作经验，而且还应具有较熟练使用网络技术的能力与水平；不仅应当具有党的工作的政治坚定性和原则性，而且还应具有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开拓和创新精神。

总之，网络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我们的媒体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充分把握好这一契机，深入分析网络新媒体特点，不断创新工作模式，让新的网络理念和新的网络技术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育人手段。党建工作则更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在运用网络新媒体工作中，努力把握规律性，提高预见性，注重实效性，增强自觉性，提高做好党建媒体舆论引导的能力，推进党建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1]徐昕.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探析[J]. 思想战线，2013（3） .

[2]钟国云，陈欢. 红色文化：桂越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依托[J]. 学术交流，2012（11） .

[3]蒋平. 西部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复杂性及对策[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4） .

[4]云南牟定民族文化与基层党建工作同频共振[J]. 农村工作通讯，2012（7） .

[5]邵蕊. 边疆民族地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几点思考[J]. 黑河学刊，2012（3） .

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 第10篇

1 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工作现状

1.1 对新闻编辑的专业技能要求提高

在网络时代, 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 比如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 逐渐被新型的、多元化的听觉、视觉以及立体影像等传播方式所取代。而且随着新闻媒介的增多, 新闻编辑的工作难度加大, 再加上不同信息的干扰, 工作人员可能在新闻信息价值的判断上出现错误, 导致新闻价值降低[1]。例如:为了吸引观众, 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一些新闻媒体多是介绍一些娱乐明星的八卦新闻, 很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导致新闻的价值不高。

1.2 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新媒体时代, 信息的获取和处理的速度提高, 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也逐渐多元化和多样化。所以, 新闻编辑工作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合理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并且通过专业团队的加工与处理, 进行有时效性的、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新闻编辑者必须具有较好的观察能力, 保持严谨的态度, 及时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然后经过专业的处理, 整理最新的新闻信息, 以满足受众的需求。

1.3 新闻信息的传播渠道增多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信息繁多、杂乱, 所以, 新闻编辑者应该具备捕捉新闻的能力, 能够在第一时间传播新闻信息。另外, 在新时代背景下, 新闻编辑者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新闻传播的工作者, 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微信等平台, 了解信息动态, 参与信息互动, 所以, 新闻编辑者的绝对地位受到一定的挑战。

2 新媒体时代培养新闻编辑媒介素养的措施

2.1 考虑受众的信息需求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快、渠道增多, 而读者对新闻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所以, 为了提高新闻的关注程度, 新闻编辑者就需要大力挖掘有价值的新闻, 及时进行报道, 以赢得读者的注意力, 满足读者需要。

2.2 提高新闻的价值

新闻信息质量的好与坏, 与新闻编辑搜集、整理工作有关, 所以新闻编辑者应该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 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价值, 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在获取新闻信息后, 新闻工作者需要合理加工、整理新闻信息, 秉承工作宗旨, 及时、真实地报道新闻, 不断增强新闻信息的价值性, 以提高受众的注意力[2]。同时, 在传播新闻信息时, 新闻编辑工作人员不能随意夸大、扭曲新闻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 恰当报道新闻, 以确保新闻信息的实用性。

2.3 遵守新闻工作的宗旨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新媒体不断增多, 新闻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加强, 新闻节目与读者、观众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而且,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新闻信息的价值成为影响关注程度的重要因素, 所以, 作为“新闻引导人”, 新闻编辑者应该具备强烈和责任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严格遵守工作宗旨, 努力寻找有意义的话题, 合理报道人民大众关心、感兴趣的话题, 正确引导舆论方向, 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价值, 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新闻信息, 以满足受众的需求[3]。另外, 在平时的工作中, 新闻编辑工作人员应该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合理选择新闻信息, 科学加工新闻信息, 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实用价值, 以增强新闻信息的影响力。

2.4 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

在传统媒体时代, 新闻编辑者主要通过新闻确认、标题制作、报道配置与合成的工作模式, 传播新闻信息, 导致新闻信息的实效性和迅捷性较差。而在新媒体时代, 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所以, 培养综合性的新闻人才, 不断提高新闻编辑者的工作能力, 成为媒体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4]。由于工作模式的变化, 新闻编辑工作人员, 需要通过不同的渠道, 广泛地获取新闻信息, 然后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有效整合新闻信息, 以确保新闻信息的价值。

3 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 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 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新闻的价值, 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舆论发展方向, 所以,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 新闻编辑工作人员需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运用先进的传播方式, 合理报道新闻信息, 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以促进新闻媒体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 会严重影响到新闻信息的质量, 所以, 培养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 不断提高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 成为提高新闻信息价值的必要因素。本文通过简要分析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工作的现状, 指出新媒体时代培养新闻编辑媒介素养的合理措施, 以期能够提高新闻编辑的综合素质, 促进新闻编辑的全面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闻编辑,媒介素养,现状,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肖娜.谈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J].编辑之友, 201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