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英语语言学
西方英语语言学(精选12篇)
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1篇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 文化指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指群体全部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过程, 既是长期创造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 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积淀而成的一种历史现象。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 可以理解为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 还可理解为人类普遍的社会习惯, 如衣食住行、生活习俗、行为规范等。语言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各有特色, 因此语言也多种多样。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互为必要条件, 要想理解语言就得了解文化, 要了解文化就得掌握语言。
二、中西文化差异
1.语言文化渊源
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 同时各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思想主导着西方文化。受西方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 英语中的很多词汇都隐含着宗教和神学的含义, 大量的习语都来自基督教的《圣经》。相比之下,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此外, 中华文化还受到曾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佛教思想的重要影响, 如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 “借花献佛”等词语就来自佛教。
2.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 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 重意合和辩证思维, 形象思维突出, 看问题往往从大处入手, 从大到小, 整体综合。西方民族强调“天人相分”的观点, 认为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相互独立的, 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作用, 抽象思维发达, 重视逻辑推理和理性, 重形合。因此英语民族在考虑问题时强调个体, 突出个体, 认为整体只是个体不稳定的合成体。这在语言中有所体现, 如涉及到地点、时间、人物介绍等的顺序时, 汉语的顺序是由大到小, 由整体到个体, 由一般到特殊;英语则是由小到大, 与汉语正好相反。
3.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认为“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认为人性本善,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 人才从善良走向邪恶。因此, 人要不断内省和完善自身, 保持原有的善良品性。而西方文化受到基督教《圣经》的影响, 认为人性本恶, 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因为犯了错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 因此人生来就身负“原罪”, 需要不断自立自强, 以期待上帝的拯救。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凡事以集体为重, 通常不会违背上层领导的想法和意见, 万事以和为贵, 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人崇尚自我价值的实现, 利用机会表达自我, 展现自我, 弘扬自我个性的文化, 重视个人发展和选择。
4.风俗习惯
在数字方面, 中国人喜欢双数, 如“好事成双”, “双喜临门”。西方人则喜欢单数, 认为单数吉利, 但是却忌讳13, 很多楼房没有13层。在颜色方面, 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吉祥色, 婚礼时贴大红喜字, 新娘穿红衣、红鞋等等。而西方人则认为白色是吉祥色, 婚礼时新娘会选择白色的婚纱。对于小动物的看法中西方也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在西方, 狗是忠诚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 狗则是不光彩的代名词。中西方赋予了中西方共有的事物不同的文化内涵,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语言交流时有所反映。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 因此对个人隐私有很多禁忌, 如打听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的年龄情况、收入多少、是否已婚、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等, 都是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对待赞美的态度方面, 中国人和西方人也截然不同。西方人对待别人的赞美则会欣然接受, 表示感谢;中国人含蓄, 听到别人称赞时为了表示谦虚通常会自贬一番, 让西方人感到不诚实。在称呼语方面, 中西也有差异。中国人习惯用职位加姓氏来称呼对方, 如王老师, 张医生等等, 而西方人则习惯用Mr., Ms., Mrs.或Miss来称呼对方, 不会用“Teacher Wang”或“Doctor Zhang”这样的称谓。中国人习惯在人的姓氏前加上“老”字以示尊敬, 如“老李”, “老张”等, 对方听了会很愉快。而在西方文化中, “老”则意味着风烛残年, 让人感到凄凉和不快。
三、英语语言教学与西方文化教学
1.西方文化教学的意义
西方文化是英语的根基, 由于不了解西方的文化, 不了解西方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 不懂中西文化差异, 在与西方人交流时, 文化就会成为语言交往的障碍, 必然会导致语言交流时的文化冲突和语用失误, 导致交际失败, 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 仅仅学习语言而不习得文化是不够的。
2.英语语言教学中西方文化的导入
在英语词汇学习中, 西方文化知识的导入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词汇在英语和汉语中词源不同, 褒贬含义也不同, 如果不了解, 就会导致语用失误。例如, “龙”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含义截然不同:在中华文化中, “龙”是能够腾云驾雾、升天入海的传奇动物, 在中华文化中始终是帝王的象征, 是尊贵的象征, 所有才有“望子成龙”、“乘龙快婿”之说;而在西方文化中, “龙”这个概念则与兴风作浪的怪物联系在一起, 因此是邪恶的象征。在为学生讲授语言知识的同时, 随时补充涉及到词汇、典故、生活习俗、价值观等大量丰富的文化内容, 让学生学会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了解该语言承载的文化, 通过对英语这门语言承载的西方文化的学习促进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掌握。此外, 还要注意与时俱进。因为语言文化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要随时注意语言文化中出现的新现象, 不断更新文化教学。
3.中西文化对比
对于在问候、称呼、介绍、致谢、赞扬、告别等日常社会交际方面的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中, 应促进学生的理解, 提高学生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和兴趣, 使学生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异域文化, 帮助学生克服跨文化的障碍, 从而能够得体地运用英语。此外, 还可在教学词汇的过程中, 要注意英语词汇丰富的文化含义, 分析比较英汉词汇由于中西文化价值观、文化习俗等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语言差异以及英汉语言在比喻和联想及典故谚语的运用上的差异。如有人打了个喷嚏, 中国人可能会说“有人想你了”, “有人说你了”或开玩笑地说“谁在骂你”, 英国人或美国人则说“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 。
4.非语言文化因素的教学
除了语言交际, 非语言手段也是交际的重要方式。非语言文化因素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 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 不用言辞的交际, 包括手势、身势、面部表情、服饰、体距等, 有时候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特定含义, 是在语言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如, 中国人拍孩子头表示喜爱, 而这样做则冒犯了西方人的禁忌, 在西方人看来, 摸孩子的头是对人不敬。因此在英语语言教学中, 还要注意非语言文化因素的教学。
5.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教师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让学生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此外, 一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是该民族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不是课堂上有限的课时所能囊括的, 在英语语言教学过程中导入西方文化知识, 只能让学生了解到该文化的冰山一角。因此, 教师还要注意引导学生在课外通过多种途径多涉猎西方文化, 报刊杂志和影视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和社会问题的直接途径, 还可以通过西方文学作品的研究学习来了解西方文化, 或者通过与西方人的交往来了解丰富西方文化。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学习文化的过程。本文有针对性地探究了中西方在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及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开展西方文化教学的几种方法。
关键词:语言,文化,中西文化差异,西方文化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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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2篇
研究西方历史,往往会发现大量的宗教元素,基督教的起源,被认为是在西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省,也就是现在中东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随后迅速得到传播。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该信基督教,其后由于宗教问题,西方爆发了多次战争、革命运动,包括德国内战、十字军东征等,宗教的影响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宗教文化深深植入西方人的生活,丰富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在俗语、地名、人名、格言等方面均可以看到宗教元素,这使英语语言大为丰富。1611年,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确定了标准版本的圣经,并在英国大力推行,英国是新教国家,但经过了多次运动、战争后,也不再排斥旧教,因此詹姆士确定版本的圣经得到了全国的认可。在随后的时间里,有超过5000个词语被英国人从圣经中挑选出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英语的语言表现力进一步增强。16世纪末期,西班牙从北美殖民地开赴欧洲的运宝船屡遭英国海盗骚扰,由于英国官方参与了分赃,对西班牙的控诉不予理睬,愤怒的腓力二世先后发动五次远征,也就是著名的无敌舰队之战,但均以失败告终。英国人渐渐取得了海上霸权,并在随后200年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随着英国殖民运动的兴起,詹姆士版的圣经也开始广为传播,西方宗教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均不成程度开始受到西方宗教文化、英语的影响。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林肯即深受宗教文化影响,林肯往往喜欢在演说中加入一些宗教元素。由于美国人广泛接受了基督教文化,而且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林肯的演说因此而变得更加生动,林肯的代表作《葛底斯堡》演说,即添加了宗教元素,比如“wecannothallow”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使他神圣”,林肯在演说中强调了战争的悲壮和意义,哀悼了亡者,这样的演说目的在于感染到场的美国人,而并非理性说教。当带有感情色彩的宗教语言出现后,其感染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林肯演说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对英语语言丰富性的提升,是西方宗教文化对英语语言的重要影响。
2.2强化了英语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民族使用的.语言中,英语并非表现力最强的,法语十分婉转、德国则显得铿锵有力,汉语特色是字母和汉字的两种表达方式,日语、汉语中则包括大量汉文化特色。在长期的发展中,英语受到了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其表达能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如前文所说,在林肯的演说中应用了宗教元素,演说效果获得明显提升,这只是宗教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其他的俗语、地名、格言中,宗教文化的出现频率更高。由于宗教本身是一种可以触碰的、感受的文化,带有一定的煽动性,将其融入到语言中后,语言的表现力也得到了加强。
比如“Cannotyouseethewritingonthewall”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你看不到墙上写了什么吗”引申义为“厄运即将降临”这句话与宗教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西元70年,希律王通知罗马时期,大规模镇压中东犹太人起义,罗马统帅迪杜下令烧毁了犹太教的圣殿,以显示罗马的强大,耶路撒冷等地的几十万犹太人被杀、更多犹太人被驱逐,直到罗马分裂,各地的犹太人才被允许在安息日回到耶路撒冷,幸存的犹太人遂返回圣殿遗址的一处墙体边缘,哀悼死难者,面墙而哭,这就是哭墙的由来。“Cannotyouseethewritingonthewall”中的“wall”即是指哭墙,而厄运即将来临,也是对哭墙文化、宗教文化的一种延伸。
类似的语言在英语中还有许多,均是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将相关词语、短句融入英语中,取其引申义,这些词语、短句大大提升了英语的表现力。
3结束语
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3篇
当代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在讨论中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认识,即“历史重构说”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应用说”及其意义预期法、“交往互惠说”及其视域融通法。分别来看,这三种把握方式都有道理,因为任何合理解释既需要对文本结构的客观分析和细致甄别,也需要基于主观的意义期待对之进行再创作,更需要读者与作者在交流中实现视域融通并达成普遍共识。但是,笔者认为只有将其内在地整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积极的文本理解。本文拟从学理上厘清当代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本质及其把握方式三种认识,探析当代西方语言学未来发展的大致走势,以期有利于我们借鉴西方语言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来推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一、“历史重构说”与心理移情法
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第一种理论认为,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历史重构,其方法在于心理移情。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威廉·狄尔泰、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等人就曾经反对在单纯技术环节或者方法层面规定文本理解的本质,并提出一种文本语义的“历史重构说”,认为凡是理解都是历史性的理解,理解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历史性。一部作品只有深深扎根于它的缘由所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根基中,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上下文”,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如果作品从特定历史语境中抽身出来并进入历史文化的实际交往时(被不断应用时),作者原意和文本意图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且不能很好地予以复原。由于经典文本远离了它的原始语境和本然世界,早已变成了不可理解的陌生性的历史传承物和“一种不透明的光”,故而,当代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客观地重构这种原始语境和本然世界,尽可能详尽地收集与整理关于经典文本及其原始作者的写作过程、刊布情形以及版本源流和最初设想,以便重构出经典作品的生态原貌及其作者意图。经典作品的内在意涵是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原初世界所规定、所赋予的,对它的把握和理解,实际上就是对原始文本缘由产生的原初语境及其文化底蕴的重建或重构。离开经典作品的特定历史视域,文本的任何意义和当代价值都变得不可理解。只有从它的内在本源处和思想发祥地出发,对经典文本所隶属的文化原貌、生活世界进行复制与复原,即通过历史重建和文化复归的方式,才能揭示出经典文本的作者意图和文本结构,才能弥补由于历史间距和时间间距所造成的意义迷失。显然,倡导历史重构方法的学者也意识到,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有着各自不同的视域间距,二者保持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如果读者从自身存在的当代视域出发,展开对文本意义的当代性理解和应用性诠释,则读者纯粹性、主观化的意义预期将会遮蔽经典文本中所蕴涵的作者原意和文本结构,从而导致要么诠释不足、要么诠释过度的非正当性理解。在对经典文本理解、解释和应用过程中,读者应尽可能悬置自己的主观预期和价值判断,努力借助于心理移情的内在体验来实现视域转换和历史还原。真正的解释既不是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实现所谓“化腐朽为神奇”,更不是按照主观预期而肆意地构造新的意义,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与他的受众之间的原始关系,使读者设身处地地回到文本生成时的原初氛围中“表一番同情的理解”,准确地进入作者创制文本时的文化根基中,以便彻底消除由于历史间距和时间间距所造成的理解障碍。
然而,吊诡的是,撇开历史重建的复杂性与艰难性不谈,即使能够实现本然如初的意义重构,真正返回经典文本的原生语境和作者原意,对文本实现了真正的历史理解,但这种历史性理解真的能够诠释出文本的实际意义和当代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一个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的理解来说,重建其借以实现思想生成的各种原始条件,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就理解的一般性前提而言的。其实,真正的历史性理解即便能够实现原始语境的二度创造,再造出来的也不是富有灵性的意义世界,只是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僵尸”而已。因为,时间的流失、文化的交融、文明的演进、社会的变迁,注定了任何真正的历史还原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对历史语境的修补和恢复也都是“无意义的”和“无效的”;被历史重建的、从陌生化转换回来的文化生命,并非原来的真实生命与活的灵魂,赢得的只不过是某种文化的外观,获得的也只是“一种僵死的意义的传达”[1];而且历史重建只是一种外在性的抽象活动和各种文化碎片的理性杂凑与随意陈列,并不能真正召唤活生生的文化生命的再度回归,不能实现文本思想的再生与转世,它给予我们的只是对当代现实性诉求的一种朦胧的回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每一个经典文本都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时空构架,都是对人们生存方式的某种特殊申认,都有它存活的特殊历史情境和内在生命周期,其超稳定结构很自然地造就了它的独特个性、发展形式与存在样态。那么,读者能够通过心理移情真实还原作者当时所处的具体语境吗?即便能够成功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成就的也只是原始文本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又怎样通过爱心、同情心的内在体验而使其独特的精神品质和内在灵魂得以再生与转世呢?可见,如何实现历史重建的同时又确保破除文化系统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及其深层结构中固守着的文化惰性,并升华与活化出一种经典文本中原本蕴含的当代意义,这才是“历史重构说”内部的真正紧张,也是它被“合理应用说”取代的关键之点。
二、“合理应用说”与意义预期法
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第二种理论认为,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合理应用,其方法在于“意义预期”。当代西方语言学家,如保罗·利科、卡尔-奥托·阿佩尔、姚斯等人认为,在进行语义诠释或者理解时,能否执行一种跨文化理解和对话的策略,对把握一个文本的复杂性语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每一种文本都必须被理解,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语言学的自觉运用,文本学必须并入语言学而且被视为语言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文本的语义才能因为获得合理理解而生成。伽达默尔也认为,一切文本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僵死的语义)向有生气的“意义活体”转换,文本的意义域、信息域是在其获得的对话和理解中不断自我生成的,它的复杂性的意义结构也是随着阅读者恰如其分的接受不断得以向深层开掘的,换言之,文本有没有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完全在于理解者如何接受”[2](P342)。即使是对于那些历史性的经典文本的语义生成,阅读和理解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二者一同被视为颇具语言学意义的精神性事件。解释和理解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要达到理解必须要通过解释,而解释中理解无处不在,解释和理解其实水乳交融、内在一体。二者统一的过程其实就是文本被应用、意义被增殖的过程,只有在应用中的解释才是最高意义上的解释,只有在理解中的应用才是最恰当的应用。任何理解都是应用性的,理解的本质就在于应用。现代语言学在理解基础上分析语义及语用问题时,反对那种“语义客观外在说”,从不主张有一个纯然外在的原始语义能够普遍地被应用到各处,更不认为读者只有完全悬置自己的主观意见才能去做纯粹性的理解。恰恰相反,读者往往是通过应用才达到合理理解的。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位一体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凡理解都是相互理解、科际合作,凡解释都是跨文化交流、创造性的生成,凡应用都是合目的、合规范的自觉应用。积极的应用无论对于作者抑或读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任何一个文本语义总是与它在某种具体范围内的实际应用中一道被显发、被照亮的,没有真正的应用,再完美的语义也不可能被接受。可见,语用学知识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本诠释中,值得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诠释学基础问题加以探讨。
理解的应用性或者实践性本质表明,对文本的理解其实就是对文本意义的主观预期,是解释者对生活经验的未来可能性的一种筹划。文本的意义并非为文本自身所固有,并不存在一个纯然的客观外在的作者原意或文本意图,文本意义是在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产生的,并随着解释者主观预期的变化而变化,一切都取决于解释者意义预期的能力与水平,离开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筹划与预期,就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意义接受与合理应用。进一步说,文本在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能够产生的意义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有许多种可能性,究竟哪一种可能性的意义能够实现,这完全取决于主观预期的方向和意义筹划的性质。文本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应用,它不是一个意义自足性的完成物,而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它充满着各种各样为人所用的可能性,而积极正当的理解就是对各种可能性做出恰当选择与最佳规划,在应用中获得合理理解,在合理理解中获得内在超越。可见,理解就是在文本的各种可能性中通过主观预期而筹划新义,没有应用就没有理解,应用是理解的本质构成,换言之,理解与应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任何理解都存在自己的前结构、前理解,任何应用也都存在自己的诠释学处境,因而理解与应用总是根植于解释者先前已有的东西,以某种预先假定的意义预期为前提、以某种先行理解和先入之见为基础。解释本质地建立在前把握之中,任何解释都是主观期待与实际应用的结合。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理解都包含着对自身的筹划,都是对主观预期的意义做出理解。[3]谁理解,谁就是在理解自己,也就是按照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去筹划。而谁理解文本谁就是对之进行意义筹划,一旦这个最初筹划的意义在文本理解中出现了,解释者实际上就为整个文本的理解定下了基调,并带着这个意义的整体期待做出全面的理解。主观期待好像是“过早行动”,它为理解这个文本预先筹划了一种意义,作为一种内在牵引力促使解释者按照自我规定的方向做出解释,理解说到底就是对主观意图的自我理解。当然,这种前理解也有可能出错,但是持续不断的深入理解总是在对意义预期做出合理的修正,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者也并非顽固地坚持其前理解,而是时时处处保持理解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不是要求理解者放弃自己的前见,而是将之带入理解中并整合到文本所启示的内容上,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自我生成。
三、“交往互惠说”与视域融通法
西方语言学关于理解的第三种理论认为,理解本质上属于一种交往互惠,其方法在于视域融通。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理查德·罗蒂等人看来,其实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僵化、静态地凝固在原始文本中,也不是纯粹主观上心灵预期的结果,作者意图、文本原意与读者的主观预期和积极应用密不可分。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作者和读者围绕文本意义的开发不断展开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而不是读者摆脱一切先见聆听作者心灵独白的体认过程。作为理解和诠释的积极成果,文本意义的自我生成、自我创造与不断增殖,不是对作者意图或者文本原教旨意义的简单复归,而是在作者意图和读者期待这两种视域的交互作用、双向交流下产生的交往互惠、重叠共识。凡理解都是通过对话而进行的精神交往,交往性是理解的本质属性,或者说理解本质上就是交往。具体说来,首先,任何一个文本新义被诠释,都是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与读者意图交往互惠的结果,只有当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与解释者的积极理解、合理应用相结合时,才能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离开了真正的理解和应用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文本是用于被理解、被应用、被创造的,读者预期参与了作者对文本意义的一同创造,离开读者的意义接受,文本意义归于零。其次,任何一个文本,从根本上说都是未完成性的,都具有许许多多的未定点和空白处。只有通过多种视域的融通,解释者通过主观性的预期、想象性的理解与合理性的应用,才能将这些未定点和空白处填充并丰富起来,为文本再造出各种各样的活生生的意义来。再次,文本意义并非自在的存在体,任何文本都没有单独存在的权力,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脱离解释视域的文本原意。文本意义不是等在那里需要读者客观性地予以描述和再现,而是与解释者的理解一同存在、一同生成的,若没有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积极筹划和善的选择,若撇开解释者不断从当下的可能性向着未来推进,文本就是一堆毫无价值、不可理解的文化垃圾。只有通过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和质疑,唯有在问答逻辑中发生思想交往,积极的理解与合理的应用才能使文本意义从死的语言材料中脱离出来,变成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精神与活的灵魂。最后,文本理解总是受主观预期之“流动视点”的制约。解释者的意义期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前理解和前结构也总是不断被作者意图和文本结构所修正,这样,基于意义期待而形成的内在牵引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引领着解释者向前、向上地做出善的选择和意义提升,不断在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的内在本质处实现通约、达成和谐。
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读者,基于不同的而且是流动的意义期待(流动视点)获得不同的理解。而一个文本所潜在的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读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为不同读者所不断挖掘。这表明,理解不仅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现代的;不仅是作者的创造,而且也是读者的创造。文本意义在本质上既隶属于历史又隶属于当代,是历史与当代的意义汇合,是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的内在融通。因为,理解不仅要以作者原意、文本结构为基础,而且要基于主观期待经常对之实现意义增殖;解释不仅要以前理解为根基,而且在它的内在牵引下还要对当前的可能性做出合理的未来筹划。当读者以自己的当代视域去理解作者的原始意图和文本结构时,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就发生内在紧张甚至会导致相互对立,只有各自放弃自己的片面性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视域整合,才能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或者深层通约。合理的诠释,事实上就是一种基于视域融合的内在沟通与和合取向;也只有通过视域融通才能克服各种意图的局限性,使得理解能够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上升,在历史基础上产生普遍交往的合理化,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和主体间共识。
总之,只有在视域融通的意义上,将这三种把握方式整合起来,才能获得积极合理的理解。因为,文本理解的视域融合也存在限度问题,正像交往存在“伪交往”[2](P329)与合理交往一样,视域融通也存在文本如何实现内在契合的性质问题。提高文本之间、意图之间的契合度,既依赖于对文本语境的历史还原、语境重建和语义复归,更需要提高文本之间和各种意图之间与当代实践视域的相关度、参与度,唯有将作者原意、文本结构与读者期待一同融入到实践视域中,实现文本逻辑、问题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指向与读者现实处境的特殊性指向之间建立一种双向性的实践批判关系[4],才能使这种双向理解向更高的层次跃迁,使文本语义在更高的普遍性中生长。
四、三种把握方式的内在整合与未来走势
当代语言学关于理解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无论是“历史重构说”及其心理移情法、“合理应用说”及其意义预期法,还是“交往互惠说”及其视域融通法,都重视语言学的主体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强调对理解及其本质问题要在应用中予以激发与活化。事实上,离开合理而积极的文本理解,语言的意义构造及其逻辑关系的每一步推理都无法准确进行,文本的真义就会枯竭、思维灵性就会堕落、生活语义就会低迷。若语言学中的生活语境不能使人的心灵睿智在享受快乐中产生灵异和飞动,就很难成为一切文化的艺术之母和思想创新之源。唯有实现文本理解之上述三种把握方式的内在整合,那些充满瑰丽的诗意之思和深邃隽永的睿智之辩,才内在地构成当代语言学的生命之源并为之注入强大的活力。
唯有实现三种把握方式的内在整合,才能产生和推动语言学的原发动力,激活与驱动思维的固有能量,放大表述对象的意义蕴含,使人的精神境界处于高峰体验状态,不失时机地扑捉到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使之灵思泉涌。语言学获得创新的源泉既需要历史重构又需要视域融通,但是只有在合理理解基础上,才可以将人带入一个虚拟世界,构造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意境,使人的思想在享受快乐、享受惊奇、享受自由中激发出少有的灵性和飞动,产生“思极则奇”的语言召唤力。语言学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们大都是些富于心理移情和视域融通的人,他们总是积极主动地使用合理想象进行意义构境,在思入生活时总是用它开道,在理想的遥远彼岸获得启示之后再返回到现实之中,因而其当代语言学思想的跨度极大,获得的是一种思维的跳跃和瞬间的灵感。[5]
在未来发展上,当代语言学关于理解本质及其把握方式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重构”、“合理应用”和“交往互惠”的视域整合,每一个语言学的当代理念都要靠这种整合来养育。如果缺乏对新语言元素的整合和对当代语义的召唤,就会使人类的语言学智慧走向委顿。如果一个语言学者丢掉了合理理解、意义预期这种可贵的思想品质,而仅仅面向符号本身的奇迹进行抽象致思,就会导致人类灵性的堕落和担当意识的飘散,这才是人类文明开始走向衰落的真正征兆。进一步而言,如果语言学者缺乏科学语言观指引下的内在整合机制,他的语言学操作就会产生病态的语素、尴尬的语境、失真的语义,无法提供合理应用语言的充足理由。缺乏对语言世界的意义整合也很难拔高人的文化交往质量,并使其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6]人类凭借当代语言学的合理理解方法,对可能性的未来文化世界实现视域整合,将为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基,这是人类语言学思维发展的关键性环节。一般来说,“历史重构”、“合理应用”和“交往互惠”的实际整合能力,就是现代语言学思维所能达到的深度,没有一种思想能力比合理理解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研究文本本身。现代语言学的生活语境及其对人性的善的选择和对诗意存在的开敞,是打开人的一切能动的活知识大门的金钥匙,是一切创造力和智思之流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灵魂得以净化和飞升的奥妙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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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与西方文化背景关联性探究 第4篇
一、 西方文化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1.西方文化对英语听力的影响。在英语听力方面, 虽然很多学生坚持每天联系大量的听力材料, 并且花费很多时间在训练自己的听力能力这一块儿, 但是一旦遇到新的内容和题材, 学生就会模棱两可, 觉得难以理解。若是再和外国人交谈那就更谈不上能明白别人所说的话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或许是学习英语的学习者们本身基础就比较薄弱, 词汇量积累不够, 发音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语法方面也没有掌握的很牢靠;其次, 也是本文中多次提到的观点, 那就是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了解的还不够清楚, 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而英语中的听力大部分都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的。
因为受母语惯性思维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听到自己熟悉的母语所说的事情时, 尽管有时候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我们也会较快的接受和吸收消化。就算是出现的一些新词或者网络用语, 也会很快的被词汇系统所容纳接受。但是, 一旦我们遇到自己不太熟悉的题材或者对这类题材文化背景知之甚少的时候, 就会很难理解这其中的意思, 导致经常引发误会和尴尬。下面的两则对话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1.A:Where are you from? B:I’ll ask her. (Alaska)
A:Why do you ask her?
2.A:Where are you from? B:How are you. (Hawaii)
显然, 这两则对话中, B的回答都是错误的, 但假如对话中的A了解美国的地区知识, 知道美国有两个州是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 就不会出现把“阿拉斯加州”听成“我会问她”, 把“夏威夷州”听成“你好”。综上所述, 了解较多的西方的一些文化对我们提高英语听力而言是很重要的。
2.西方文化对英语口语表达的影响。了解一定的西方本土俚语的表达习惯和说话规则是我们有效交流中的重要部分。说话者除了要有标准的发音、准确的语调外, 还要注重场合。例如, 一学生在做完一场英语演讲后, 希望外教对自己有所指点。他说:“I’m desirous of exploring your feelingon the lecture.”外教听了非常惊讶回答道:“Your English istoo beautiful to be true.”但这位学生不太接受这样的评语, 他说这个句子是用的书本上的语句。那位外教接着解释说:“像desirous of exploring your feelings这样的短语在口语中是不适合的, 一般都说成‘I’d like to hear your views on thelecture.’或‘May I have your view on the lecture?’。”
英美国家的文化中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 在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 习语中难免会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 古典的寓言和故事, 历史大事件, 体育娱乐以及农业和日常生活等。俚语的理解难度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其原因就是它的地域性过强。通过了解英美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 地理文化环境, 民俗民风是认识和提高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 也是突破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
3.西方文化对英语阅读的影响。谈到阅读, 就更不能忽视对英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因为阅读是针对大篇幅的文章进行解读和赏析, 若是没有较好的文化知识背景, 许多内容将无法掌握, 阅读是综合了一个人的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文化背景了解以及校正能力的过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太少, 则会影响到阅读时达到的效果, 离欣赏就更难了。所以, 想要在阅读方面有所提高, 光有词汇跟固定的语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多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 多看一些跟西方文化背景有关的文学作品以及杂志等, 并留心和相应的积累一些历史方面以及民俗方面的素材。
4.西方文化对英语写作和翻译的影响。此外, 了解西方独特的文化对我们进行英文写作与翻译也不小的促进作用。因为文化习俗大不相同, 同一件食物当其处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文化背景之中时往往引起出乎我们意料的差别十分明显的意义, 那么它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也就不同, 即使是相同的表达法, 在意义上也会大相径庭。在数字范畴、颜色偏向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英语西方国家认为单数吉利, 如onehundred and one thanks (千恩万谢) , have one thousand and onethings to do (日理万机) 等;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特殊存在“三位一体” (the Trinity) 明确了“三”所包含的的深奥文化, 人们经常性的把事情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一分为三, 以图吉利, 因而有“All good things go by threes.” (好事成三) 一说。“三”被寓意为“完美”。但在中国, 文化习俗中崇尚偶数, “二”有成双的意思。由此可见汉语的“二”与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将这些词直译出来, 不然很难被英语文化所接受。在英语和汉语里, 颜色偏向上有很明显的不同, 如brown bread是黑面包, brown sugar是酥糖, black tea是红茶, green-eyed是红眼病。
二、如何更好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
由以上可见, 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英语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想要更好的了解英语, 就必须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了解西方文化, 多看一些报刊或者反应西方独特文化的杂志, 电影电视, 体验异国的文化气氛, 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更好的留心和积累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 了解由于生长于不同的国度, 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无论是神话还是一些生活习惯, 都值得学生学习与借鉴,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知识面的拓展有着不小的作用。也提高了自身的写作和阅读能力, 并且更好的了解到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之后的故事。
三、结语
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 不是孤立的, 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 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继承下来的多种习惯和信念, 它与文化互为一体, 不可分割。一种语言是深深扎根于该民族文化之中, 蕴涵着一个民族发展的足迹, 反映了民族的独有特征, 体现了该民族的风俗习惯, 折射出一个民族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观以及在宗教方面的信仰。英语语言和西方特殊文化背景是统一的, 是密不可分的, 两者相互依存, 相辅相成。
摘要:我们都知道, 文化在语言的学习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 为了促进我们学习英语的步法, 我们可以立足于西方独特的文化, 通过对文化与其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提高对文化的敏感度, 从而促进英语学习。
关键词:文化背景,英语学习,关联意识
参考文献
[1]李枫.“翻译”·第二语言学习·文化背景[J].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03) .58-61.
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5篇
[摘要]
中英文征婚广告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比如叫法、分类和广告用词等,特别是用词不同。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和英语国家社会在爱情观、世界观、文化、生活、思维等方面的不同。了解这些不同对研究东西方语言的发展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爱情观
中英文征婚广告 中西方语言 文化
正文:2010年,NBA球迷们都津津乐道一件事情,火箭队的头号球手麦迪在火箭对爵士的比赛中途突然退场,去医院陪妻子生产,致使火箭队输给了爵士队。但是,没有人指责麦迪,在美国,陪着老婆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社会,主流的观点永远是家庭比工作重要,当工作和家庭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让位的都会是工作。对NBA熟悉一点的朋友也都知道,只要NBA球队中的球员因为家庭发生重大事情,诸如孩子出生、亲人病重或者死亡等原因请假,即使是在打总决赛,球队都会一律准假,毫无疑义。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中国,自古就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榜样,主流思想宣扬的也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意识,违反者便会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仅就体育圈来说,不要说老婆生产运动员仍然坚持在赛场奋战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是亲人去世运动员忍住悲痛坚持比赛的也屡见不鲜。所以,不少中国的火箭球迷认为球队形势那么危急,身为头号球星的麦迪应该竭力争胜,率队打完比赛,不应该一时儿女情长,不识大体。中西方爱情婚姻观是不一样的,从中西方的征婚广告中就可以看出。而且,这其中还有更深刻、更久远的文化影响。
一、比较中西方征婚广告在语言上的不同
征婚广告是征婚者在报纸、杂志或网络等传媒上自我推销、寻求配偶的一种广告形式。它的最直接目的是引起读者对征婚者的注意和兴趣,使征婚者印入读者观众的记忆,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社会学家们曾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中文征婚广告主要研究了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市发行量比较大的《武汉晚报》;英文广告则主要研究了英国南部城市艾克赛特市影响力较大的“Express and Echo”。这两种报纸发行时间均为2008年。比较结果显示如下:
1.叫法。中文的征婚广告,被安排在“××婚介”分类广告里,明确说明是“婚介”。而英文的这类广告没有提到“婚”字,安排在“人对人”(People 2 People)栏里。
2.分类。虽然两种广告都分了四个部分,但分类标准却不同。中文征婚广告分为:未婚女、离异女、未婚男、离异男。英文广告分为:女征男、男征女、男征男、女征女。
3.小标题。在这一方面,中英文广告非常不同。每项英文征婚广告都有一个小标题。例如,“不一样的厨师”、“乐天派”、“带给我阳光”,等等。这些标题中,有的描述自己的职业,有的描述自己的性格,有的是对未来一种浪漫关系的渴望。比如,“不要错过”、“赶快行动”,等等。而中文征婚广告中没有类似的小标题,每项都是直奔正题。
4.结构。在这一点上,中英文广告没有差异:先自我介绍,然后是择偶要求。现在特别举两个例子。如:中文征婚:某男,36岁,金融从业人员---“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出生在一个温馨,和睦的知识分子家庭,全日制名校本科毕业,现在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从小到大受到的是传统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待人真诚,热情,大度,有责任感.平时比较喜欢运动,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西方男士写征婚广告翻译过来则大部分是这样的:“我想我自己是个随和的人,我喜欢跳舞、保持身体健康,享受我的工作和社交。我有许多亚洲的朋友,而且我更喜欢亚洲的女性。我希望她是一个有吸引力,有独立的思想,并能与他人互动的人。我喜欢笑,喜欢一切充满乐趣的事,如果你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喜欢的女人被乐趣围绕,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我总是爱讲笑话,我希望你喜欢这样的性格。”我们很明显也可以看到用词和表达的巨大差异。
5.自我介绍。东西方广告自我介绍所用词语选择有非常大的不同。
职业与职务: 东西方征婚广告在职业职务方面的介绍有很大的不同。
中文广告中,征婚者全都提到了自己的职业,比例达到了100%。这些职业有军官、中学教师、市政府公务员、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政法工作者,等等。而职务的描述达到87%。
相比较,英文广告中只有6例提到了职业:厨师、助理护士、教师、音乐家、农民、面包师。无论男女,没有一例提到自己的职务。
外表(身高和相貌):中英文广告征婚者大都介绍自己的外表。其中,对身高的介绍中文征婚者的比例达到了100%,而这个比例在英文中只占了37%。
中文广告女性自我介绍外表用词:尊贵高雅、冰清玉洁、靓丽脱俗、清秀端庄、清纯可爱、良好的气质与修养、等等。
英文广告女性自我描述外表用词:身材娇小、身材丰满、有吸引力、浅黑色皮肤和头发、红褐色头发、长发、卷发、深色皮肤、淡褐色眼睛、绿色眼睛,等等。中文广告男性自我描述外表用词:儒雅俊逸、风度翩翩、相貌英俊、高大英武,等等。英文广告男性自我描述外表用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长相一般、棕色眼睛、蓝眼睛、金发、黑色短发、上唇留胡子、不留胡子,等等。
学历:在中文广告中,总共有95%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其中,他们会指出学历有本科、大学本科、正规大学本科、名校本科、硕士和经济学硕士。英文广告中无论男女没有一例提到自己的学历。
性格的描述:中文中无论男性女性都不太注重描述自己的性格,在用语方面也比较单调。与之相反,英文中性格描述用语非常丰富。其中,英文广告中用的最多的词是真诚和诚实;其次,是开朗和诙谐;再次,是幽默。
婚姻状况:中文广告事先就分了四个部分:未婚女、离异女、未婚男、离异男。所以可以说征婚者100%介绍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在英文广告中,只有很少明确说明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单身母亲、离异母亲、单身父亲。
经济状况:
中文广告中有1/3女性提到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有住房;有私车;独居两室中文广告中男性对经济状况的描述达到了100%。用词有:收入颇丰、住房两套、有私车、豪华住宅自、购写字楼、月薪3000,等等。英文广告中男女只有1/5提到了有车有房,其它的再无提及。
兴趣爱好:在兴趣爱好方面,中英文广告有很大的不同。中文中只有一位女性提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读书旅游。男性中也只有一位说自己“爱好体育”。而英文中绝大多数(90%)的征婚者都提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这些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其中包括瑜珈、社交、跳舞、艺术、文学、有氧运动等等。还有的说喜欢“做饭”“做义工”,等等。
择偶要求:在这方面,中英文广告也表现出很大不同。
年龄要求:中文广告中,女性一般要求男性比自己年龄要大,而男性一般都要求对方比自己年龄要小,但两种都没有提到具体的年龄段限制,而是用较含糊的词汇“40左右”或“50以内”来说明。其他没有作特殊说明的基本上都是要求对方“年龄相当”。
英文广告中年龄要求比中文中更具体一些。全部都有具体的年龄数字段的描述,而且明确说明对方可以比自己年龄小,甚至可以比自己年轻8岁。
二、从中英文征婚广告中浅谈语言背后的文化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Malinowski说过,“语言深深地扎根于文化现实和该民族人民的习俗„„生活之中,语言研究离不开这一宽泛的行为环境”。要想理解话语,归根结底要懂得说话人的整个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他还从语言的功能角度指出,语言行为和人们社会行为一样受制于社会文化。社会语言学家W.Labov也认为,“人们社会交往时,是在用语言来表达社会组织,扮演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关系,建构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不难看出,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依存于文化同时又反映文化,文化制约语言同时也依靠语言这个载体得以传承下去。
1.中国文化是一种“求稳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生活被“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所笼罩,包括家族、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个人的社会地位、地域、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稳定。“国不能不稳”,“家不能散”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一切发展之大前提是家庭、家族和社会的稳定。表现在婚姻观中就是“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征婚,目的是为了结婚,不希望有其它的目的和变故,所以征婚者一般都道:“觅„„相伴一生”或“寻„„为伴/侣”。
英语国家文化(以美国为例)是一种“求变文化”。比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化意味着打破常规和不断创新,这样社会才能进步。这种变化也表现在不同形态的流动方面,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地域等多方面的流动。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家庭危机和婚姻解体方面。西方国家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大都说明寻找某人为了“友谊(friendship)”,如果相处得愉快,也许可以“再发展(possibly more)” ,还有的说是为了“一段浪漫爱情(for romance)”。只有少数人提到“建立正式关系(for lasting relationship)”,没有一例提到“婚姻(for marriage)”。
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一直都是占主导地位。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男权文化”。因此,在婚姻观上,中国人讲究“郎才女貌”,这一点在中文征婚广告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男性择偶时大都对女性的外貌做要求。为了达到吸引男性的目的,女性在自我介绍时用了很多这样的描写外貌的词:肤若凝脂、身材优美、面如桃花等。而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财产与事业成功与否却很少提及。与之相反,女性寻找对象时多看重对方的能力和财力,所以,男性在描述自己外貌时所用词汇远不如女性丰富。说来说去还是这几个:相貌儒雅、风度翩翩、高大英武等等。而男性在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所拥有的财富以及自己的职业职务时却非常详细。为了证明自己的财力,很多男性这样描述自己:三室一厅,收入颇丰,私车两部,住房两套,自购写字楼,月薪5000,等等。
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西方社会比较注重男女平等,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 cow boy can be President.)。”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西方女性不必依靠自己的容貌和身材去找一个她可以依附的对象,男性也不必以自己的经济和地位来吸引女性的注意。因此,在英文广告中女性很少描写自己的美貌,男性则很少描写自己的财力。
3.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由发展,追求个性(individuality),而保持一致,顺其自然则是个体人格丧失的表现。同时个人主义也意味着不依靠别人,而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曾说,“自助者天助(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所以,英文征婚者择偶时无论男女都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兴趣爱好、性格魅力、社会交往以及享受生活等。在自我介绍时,他们描述最多最详细的也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些兴趣和爱好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相比之下中文中介绍自己兴趣爱好的则屈指可数。
4.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注重伦理亲情,执着世间生活,因此中国文化求实用,注重实际生活,因而提出很多物质条件的标准;英文重浪漫,因而比较注重非物质的标准。再者,中国文化是一种“面子文化”,所以征婚者大都强调自己的优点,很少提及自己的缺点。对于“农民”、“厨师”、“面包师”这样的职业,英文征婚者可以大方地写出来,而中文征婚者则不会。
5.西方人属精确性思维,中国人则属于模糊性思维。比如,在描述对应征者的年龄要求时,中文用了很多“以内”和“左右”这类模糊词语,而英文则都是用比较精确的数字来表示。
6.崇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从一而终”的中国人尽管现在的思想观念已经比以前开放和进步了不少,但总体上来说还会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对于离婚人士尤其是女士会“另眼相看”。所以,在中文征婚广告中,特意把未婚人士和离婚人士分开来介绍。而在英文广告中出现的“同性征婚”现象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出现。
五、结语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本文从多个方面对中英文的征婚广告语言进行了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方爱情观的不同,同时,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虽然只是报纸上的寥寥数语,蕴涵的文化之多却令人惊叹。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尤其是英语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作为英语学习和研究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对广博丰富的中国文化有深刻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应了解英美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尽可能多地吸收源语言的文化信息,并适时适地向源语言社会介绍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两个社会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架起友好的桥梁。
中西方语言观的异同 第6篇
语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它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历史、哲学。尤其是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语言的功能以及如何促进语言的发展。中西方由于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决定了二者的语言观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下面,文章就将对中西方语言观的异同展开阐述。
一、中西方语言观的共同点
中西方语言观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道”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道”都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那就是思想和语言。道一方面对应思想的对象和思想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表达思想的方法和手段。相较而言,这个手段有时甚至比目的更重要,那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手段,那么任何思想就不会存在了。与此同时,思想虽然涉及到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但却是以道作为最高追求目标,道构成了思想的最重要对象。道根源于人的心理需要,是思的结果,又由于思总是需要传达沟通的,因而语言在道的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以老子为代表的言语观是他的本体论和人生论结合的产物,以他的“无为”的宇宙观和“无名”的认识论为基础。老子的宇宙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宇宙间先有道,之后有土地或阴阳,然后形成万物。而且“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名(语言)产生在天地和人类的同时或之前”。这说明有指称功能的语言属于“有”的范畴,它可能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或同时,是生成万物之母。宇宙间的万物凭借语言之力得以创造,语言通过其生成万物之力彰显它存在的重要。
二、中西方语言的不同点
(一)言说的目的
如果从思想和语言的关系来看,应该说中西方的言说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思想自身的最终指向性使得二者的目的出现了不同,这是由双方对“道”的不同理解决定的。中国文化的“道”与古代希腊的“Logos”基本对应。但对应不意味这等同,相反,二者有着明显的却别。就中国的“道”而言,它不是一个最高实体,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西方的“道”要么是一个最高实体,要么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然元素,要么是人格化的神,而很少被理解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国语言言说的内容不是为神,而是道及其现实内容,即是为了现实的交流沟通而言说的,具有很强的人本色彩。而在西方,语言言说的那就不是现实生活的内容了,而是为了神言说的。
由于目的的不同,所以中国人可以说“道是什么”,也可以说“某某道:”或者经常会听人说到“某人娓娓道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言说就是道的体现,道首先是活生生的言语。根据结构主义对语言(1angue)与(parole)所作区分,所谓语言,指语言系统,在实际运用语言的实例以前就已存在;而言语指的是个人发出的声音,也就是实际说出的话。语言是社会性的,它是一个共有的系统,人们说话时无意识地依赖于这个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性的,它以具体的语言实例来实现语言系统。古希腊所说的“Logos”,就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而中国的“道”则更偏重于言语,因为个人的言语构成了道的运转不息的一个环节。“Logos”作为抽象的语言结构而不是具体的言语,其抽象性有助于本体的高悬于现实王国之上,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否定的一个特殊存在。这个特殊存在与“神”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神性与人性的对应关系在语言中就表现为抽象的语言与具体的言语间关系。神性与“Logos”是相关的,而人性则与言语相关,这种语言与言语的差别虽然是当代人的一种分析,但它更可以看作对西方文化中神性与人性这一对根深蒂固的矛盾的现实表现的揭示。只有在神本体论的框架中,才会有神性与人性的矛盾,而由于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于是神性与人性间的矛盾也就相应转化为语言与言语之间的矛盾。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神本体论很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神人的二分世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无明显体现,也没有可能刻意区分神性与人性,故道的语言层面意义就相当笼统,它既是语言也是言语,或者说它首先就是言语。
(二)言说的主体
如果向中国人提问,“谁是言说的主体?”即“谁在说话?”时,可能会被耻笑,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低级了。“谁在说话?”当然是人在说话了,难道还会有其他答案。但是,如果去到西方国家,向它们的国民提出同样的问题时,答案有可能会不同。也许有人还是会回答是“人在说话”,但有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可能会犹豫,犹豫之后,他的答案是“神在说话”。在西方的神学背景下,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人们早已习惯的认为言语的主体就只有上帝,即,真正能说话的是上帝。正是因为只有上帝能说话,所以语言和神就是一体的。西方圣经中的《创世纪》也提出了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的产生先于人类的观点:“太初有语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三)言说的方式
虽然言说在西方宗教背景中是神的行为,但这并不能抹杀一个事实,人实际上在说话。在神学中人们因为需要研究如何能够使宗教教义更好地被教徒接受,因而要涉及一些具体的如何言说问题,即,言说的方式。但在神学背景之下,人们更关心的可能是神所说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言说的方式,那些自觉注意到言说方式的人往往是职业神学家。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语言也逐渐由神的专利过渡为人的本质,于是怎样言说使之达到人际交流的目的而不是人神间交流的目的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势头自19世纪末开始发扎,逐渐形成了一个语言学发展大潮,其中尤以结构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之所以能表达意义,是因为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符号系统,其中一部分是标记,可以是说的也可以是写的,称作为“能指”;另一部分是概念,即由标记所想到的东西,称作“所指”。语言因素获得意义,并不是语词与事物相联系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关系系统的组成部分的结果。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基本上是分离的。词语联系着人们对事物的经验,而不仅仅是表达或反映这种经验;思想概念若无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的支撑必将是混乱的,是语词赋予它们以形式;因此不是事物决定语词的意义,而是语词决定事物的意义。如果说在神学背景中,事实之获得意义是因为上帝或神的命令,语词充当了神与事物意义之间的中介,那么在现代语言学中神的存在则被悬置起来了,语词便直接与意义联系。而这种联系的有效性,在现代语言学中基本上没有被怀疑。可以说,西方语言学对日常语言的理解,在怎样言说这一层面,基本上遵循类似于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这一二分模式。
而在中国,不仅如上所述,言和道之间有着深刻矛盾,而且在言和意之间也有矛盾,言意之间的矛盾引发出这样一些问题:言能否达意?如果不能达意,它该怎么办?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和语言观展开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可以说言意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更是它的语言观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形式上看,言意关系这一结构与“能指——所指”结构是一致的,言对应于能指,意则对应于所指。但是对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语言观则不象西方语言学那样乐观。言总是用来承载意的,这层含义与能指——所指关系相同,但言并不能完全表达意,它有缺陷,“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如果说基督教的道一言可比作“鱼”和“兔”的话,中国的言则只能比作“筌”和“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将言看作“物之粗者”,并认为“得意而忘言”,这在西方语言学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能指——所指”结构就象硬币的两面,有其一面则必有另一面。言和意的这种裂痕使得这二者之间完全可以插入一个中间项,于是有象出现,言意关系就转化为言象意关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象之所以能够插入言意之间,是因为它是恍兮惚兮的非“成物”,“象也者,像也。”它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以诸形容,象其物宜”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将既有的清晰物象排除掉了,此象乃是人所创造的虚象。用象来代替言,是不得已的办法。苏轼指出:“圣人非不欲正言也,以为有不可胜言者,惟象为能尽之。”与言相比,象更接近意,但象和意毕竟还有差距。对言象意的层级关系,王弼概括得很好:“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作为一个中间项插入“言”和“意”之间,丰富了言意关系,这意味着,言在中国的语言观中不是直接达意的,而是通过一个中介来达意的。言象意的三分结构与西方的能指一所指二分结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之所以造成这一差异,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语言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西方,语言是独立自主的,有其崇高地位,即使是非神学的语言,它也自成一个体系,与客观世界形成一种隔离。这种隔离在中国的语言观中是不容出现的,而在西方则是自然而然的。其二,可能与中西方的思维模式有关,在西方,“二元对立”的辩证法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在中国,虽然也有辩证法,但对对立的二元的互动互化关系更强调一些,而为了消除这种在西方充分强调的二元对立,中国古代思想往往在二者之间设置一个中间项,来缓冲平衡二者,这就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中庸”思想。可以说在西方的思维模式中,习惯于二元分析法,而在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中,则习惯于三元分析法;在西方的思维中,二元的对立面更被注意,而在中国古代的思维中,三元的相通性更被强调。
三、结语
概括地讲,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言语观是创世的,旨在创造世界。中国语言哲学观是治世的,旨在通过治世达到和合。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偏爱言语行为,更相信其创造力;中国的老子与此相悖,认为“道可循,但不可名。”道只能暗示,言之无益,“天之道——不言而善应”,孔子对语言的使用则采用谨慎态度,推崇“仁者好静”的思想,主张“慎言、寡言、戒言,讷言。”就语言的使用来讲,以个人本体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人一般较为健谈,惯于表明自己。西方人直言快语,直截了当,喜欢争论和对抗,水落一定要争取石出,强调个人发展和向外延伸自我,愿意用语言表达内心世界。以群体和他人为取向的中国人不那么健谈。他们很少与人对立,讲话尽量婉转隐含,语言交流时善于察言观色,对他人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接受性,形成了自制和慎言的性格。但不管有多少的不同,二者之间始终有着其最根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道”(Logos)。
[1]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庄子·知北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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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7篇
关键词:语言教育规划,中西方大学,英语教育
目前, 我国没有一种可以适应和满足大学英语教育发展的语言教育规划, 这便导致大部分高等院校学生的英语能力都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教育全球化发展进程, 也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语言是人类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的产物, 这便导致其在发展中必须受到历史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 这也是中国英语教育与西方英语教育存在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导致中西方大学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环境、内容以及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因此, 本文便基于语言教育规划视角对上述几点进行深入分析。
一、教育理念的不同
在西方国家的大学英语教育过程中, 教师不仅会注重学生在英语教学中的考试成绩, 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学生自我探索能力的培养, 例如, 一个在国内考试成绩十分优秀的学生会广受教师认可, 但是在国外教师只会承认学生的考试能力较强, 但是不会以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唯一评价标准。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都十分注重学生回答问题结果的准确性, 但国内的学生在课堂上回答出错误的答案是不被接受的, 但是西式教育中教师不仅注重学生回答问题结果的正确性, 他们更加关注学生通过思考来找到问题正确答案这一过程, 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学生的错误是能够被容忍的, 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鼓励学生通过思考来提出问题, 也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可以向教师提出合理的挑战。本文认为, 西方这种教育理念虽无法照搬到国内大学英语教育中, 但是国内大学英语教育理念的优化及完善还是有很多可借鉴性。
二、教学环境的不同
教学环境会直接影响到英语教学和学习的成效, 而良好的语言环境是学生学习英语成功的有力保障。但是, 国内的教学环境是影响高等院校学生英语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因为国内的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无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作者通过自身体验发现, 西方的大学英语教学一般都是以小班授课为主, 由于学生人数比国内要少, 每个学生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都有机会参与课堂讨论。部分西方的高校都配备设施完善的语音室, 语音室的电脑上都有英语教学和自主学习英语的软件, 学生可以利用这些有利资源积极开展自主学习活动, 这对提高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 在国内只有一些专业的语言学校和少部分高等院校配备软件资源完善的语音室, 而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只能依靠自身来调节, 没有一套完善的系统软件来帮助学生去量化与评价学习效果。国内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人数普遍较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会影响一部分学生无法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所以, 本文认为国内的大学英语教育中, 教师要彻底克服掉对传统拷贝式英语教学方法的依赖, 在院校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完善的教学资源基础上, 教师不仅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英语基础现状, 还要了解到不同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上的实际需求, 并且通过丰富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等, 提高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注意力, 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优质的大学英语语言环境。
三、教学内容的不同
中式英语教育过于注重教学内容的知识性、系统性以及权威性, 而且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大多都采用单一、固定的知识, 语言知识的比例远远大于社会交际的应用, 在课堂中对学生语法的重视会导致教学内容脱离了实际应用需求。西式英语教育中,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十分重视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而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会将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场景相结合, 并且会针对课堂英语教学内容来创建真实的生活场景, 从而使学生通过这些方式迅速、有效的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国内的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在选择上应以真实性、规范性以及交际性为主, 并要注重中西方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上的融合, 这样才能使学生可以有效应用到所掌握的英语知识。
四、教学方法的不同
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中西方大学英语教育方法的差异, 国内的大学英语教育过于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对学生学习英语和掌握英语应用能力的这一过程重视不足, 而西式英语教育与中式英语教育恰恰相反, 西式英语课堂教学中十分注重这一过程。西方的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明确出学生的主导地位,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引导、鼓励过生多练、多说, 但是中式英语教育中教师处于权威的领导地位, 学生过于依赖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所讲授的知识, 教师与学生之间严重缺乏合理、有效的互动, 而且大部分学生对英语教学的看法是通过英语等级考试。本文认为, 这种满堂灌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已无法满足英语教育发展需求, 教师不应该把英语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作为一项说法, 而是应该根据学生学习现状来加强学习策略的培养, 在课堂教学中要积极发挥出引导、鼓励的作用, 激发学生对大学英语的学习兴趣, 从而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英语学习方法。
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8篇
一、国内《论语》英译研究概述
90 年代后期, 国内的《论语》翻译研究大量涌现。其研究主要围绕译本的研究, 译者的研究, 儒学术语的研究以及综合性研究。
译本的研究主要将译文与原文对比研究, 也可多个译本进行对比。对于理雅各的译本, 谭文介认为直译的翻译方法有时候不能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 他认为, 必须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采用直译手段”。
译者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韦利, 庞德, 理雅各, 辜鸿铭, 西蒙, 白牧之白妙子都是研究的重点。
儒学术语的研究又是另外一个重点。孔子的思想体系“义”、“礼”、“道”、“德”、“君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杨平分析了多个《论语》译本中“仁”的翻译及其理据, 认为“仁”最好使用音译“ren”来保留其精神实质。
综合性研究包括译本名称, 译者身份, 译本传播, 翻译年代, 儒家思想的传播策略。王勇从转喻性角度历时地对比研究《论语》的英译, 加强了对翻译转喻性的认识。
二、国外《论语》英译研究概述
国外的《论语》研究主要体现在书评, 学术论文和译本序言的评述中。在序言与附录中, 安乐哲和罗思文指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不利于准确传达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约翰B. 亨德森称赞白牧之和白妙子的译本恢复了《论语》文本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论语》英译研究成果丰硕, 但还有待进一步充实。
三、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论语》翻译研究
对比语言学以求同存异为目的对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 为源语言和目的语搭建了桥梁。 翻译时, 源语言与目的语的形合和意合都是译者追求的目标。下文将从词汇对比、语法对比、文化对比等层面进行分析。
(一) 汉语是主体突出的语言, 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汉语的词性和成份不对应, 而英语基本上是对应的。在汉语中, 名词、形容词、动词以及他们的短语等都可以做主语。而英语中, 基本是由代词或者名词担当主语。
模糊意义对中文典籍的理解很有帮助。对于一词多义或语义模糊的词语, 翻译过程中一定要结合语境和上下文进行翻译。如“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中前一个“仁”指的是“仁德”, 后一个“仁”指的是“仁人”, 翻译时不能一词概之。
(二) 具有词性变化的英语属于屈折语, 而缺少词形变化的汉语属于孤立语。英语借助于时态" 单复数" 主宾格等来表达语法意义, 而汉语通过语序和虚词。在英语中, 谓语是一个句子的核心, 起到了沟通句子主语和宾语的作用。汉语的句型结构较松散, 即使缺乏主语或连用谓语, 也能完整表达意思。
翻译时要明晰汉语和英语的语法差异。汉译英过程中, 要加上主语。如《论语》翻译中的“揖让而升, 下而饮”, 翻译时, 加上主语“he”符合英语的语法特点。
英语的语法表达比汉语灵活。如:他处于危险之中。可以译为He is in danger. 或者He is dangerous. 英语既有时态变化, 又有主格和宾格的变化, 即使调换了语序, 仍然不影响句意的表达。而汉语缺乏这些变化, 只能借助于语序来表达语法关系, 即通过 “依次堆砌”字词的方式来构建句子结构。
(三) 语言直接反映了人类的思维。在翻译实践中, 就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在中西文本的译介中必须以目的语国家的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形态为依据去选择合理的能为读者所感知和认可的翻译方式。
中国学术界通常以模糊性的整体性的方法去描述事物, 词语涵盖的意思也是需要人放在具体语境中慢慢品味的, 而西方惯以严谨的逻辑方式去界定事物的概念。
西方没有“仁”的对等翻译。西方通常是直接给一个词语下定义, 界定其存在和概念。而在《论语》中, “仁”是抽象的。只有通过一系列形象的刻画才可以理解“仁”的内涵。
《论语》的翻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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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平.《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J].2008, (2) :61-63.
西方现代戏剧语言的变迁 第9篇
一
20世纪的西方世界随着科技的巨大发展,传统的哲学理性思维受到巨大的挑战和质疑。在西方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以它的理性和谨慎,推动了人类一个又一个“真理” 的发现。牛顿认为世界是有序的,所以他运用科学的理性认识世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打破了传统的科学观念,树立了新的科学理念。正当科学界的探索遭遇诘难时,西方的精神世界也面临崩塌。尼采的“上帝死了”既表明宇宙中心的稳定秩序结构的崩溃,也标志着传统科学理性精神的丧失。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科学对认知的颠覆,使现代人的意识进入了一个完全虚无的模式,一切都变得可知又不可知。这一切冲突和碰撞,导致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戏剧对不同戏剧语言的追求。
象征主义戏剧大师梅特林克认为,戏剧应该活在人心的内部,表现心灵中那种无以名状的神秘。他的典型戏剧语言形式是直接描述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毫无根基、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世界。在《佩列斯与梅丽桑德》中,他抛弃了事件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动作,着重渲染事件的神秘性,抛弃了人物外部行动而营造人物内心世界的迷乱,使此剧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甚至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不清。以梅特林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戏剧语言展示的不仅是纷繁复杂、混沌无序的感知世界,就连人的内心世界,也充满了迷惘和彷徨。他的戏剧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人们总是以某种角度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来认识和评价,体验人生各种冲突和矛盾。
二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战争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大陆,现代主义戏剧运动也因此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趋于尾声。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影响了艺术家们在作品中对于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对戏剧人物生存境遇的悲剧性塑造更多采用了喜剧化手法表达(如默剧等),取代了现代主义戏剧对现实和人物形象的写实式刻画和塑造。以往作品试图树立的价值体系在当时的作品中开始消亡,对生活意义的探讨开始溶解。这样的戏剧语言和手法以表现主义戏剧大师奥尼尔为代表,他的戏剧没有试图给观众传递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是用戏谑和搞笑,模糊了人类的生存价值体系,这一艺术表现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代表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这一发展特点。
意大利的皮兰德娄是另一位颠覆传统的戏剧大师,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改变了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法,通过将 “后台”与“前台”穿插呈现,冲断观众的幻觉,将舞台如何布景、灯光如何调置等等原本处于后台的内容,也一并在前台演出让观众观看欣赏,让观众感叹和了解舞台艺术是这样被艺术家创造和表现出来的。他的代表作《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成功地将一家六口所发生的恩恩怨怨在“后台” 的一切“前置”,使观众看到一出戏诞生的全过程,通过主要人物的叙述,观众能够明白发生了什么,观众目睹到的是导演加工编辑过或正在加工的戏剧作品。这一特殊的戏剧语言表现形式,使皮兰德娄的作品被冠以“后设小说”的这一称号。“后设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呈现小说是如何被书写和演绎出来的。
这一时期的戏剧艺术大师带着对痛苦世界的怀疑和思考,把戏剧舞台的后台为戏剧演出所做的一切工作搬上前台,表面上是对传统戏剧的颠覆,实际上是通过幕后变前台这一模式使观众明白,往日在前台所见的,不过是经过后台加工的虚拟的世界。现实与虚拟的交错,都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让观众自己判断和思考。与其享受着舞台的虚拟世界, 不如更多地思考前台的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还可以怎样来创造。从演什么给观众看到如何演这一模式的转向,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语言的革命。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的浩劫,使战后的人们开始反思自我、社会和生存的相互关系,对于人类的生存有了更深的认识。人们开始体会到,社会和世界,只是人类思维和印象的反射。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思想去对待世界,世界就呈现出我们的行为方式的后果。思维方式的改变,折射到戏剧领域,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戏剧家开始不再把世界看作唯一的、实体的一体化世界,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和对传统的颠覆,一种非实体的多元化“世界”观念开始进入他们的思想,占据他们的思维,引导他们的创作。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开始引导人们不再认为世界尽管是无序的却仍然是认识客体的世界,而开始思考如何创造更好的世界这一问题。如果说世界可以由人类来创造,戏剧的表现形式也不再仅限于描绘我们看到的世界,戏剧语言也经历着从传统的写什么到怎么写这样的巨大变革。
二战以后的西方,主要是欧美戏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5年至1955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战前戏剧继续占统治地位。从1955年开始则为第二阶段。这时新的戏剧观逐渐形成,并大有取代旧戏剧观之势。无论哪一个阶段,传统的信仰、理性和精神都经过不同的社会变革而被逐步地摧毁,人类世界过往的理性知识、信仰和精神世界崩溃,自我意识开始陷入孤独和绝望中。戏剧和文学作品也随环境改变,信仰的缺失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随之而来的荒诞派戏剧作品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特征,荒诞主义戏剧的语言总体呈现为断裂和破碎的倾向,代表作品有尤涅斯库的《椅子》、贝克特《等待戈多》等。
构成荒诞戏剧的总体风格变成了幽默、滑稽、嘲讽。荒诞派戏剧通过看似幽默和嘲讽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架,使人类在当下的生存境遇中所受到的愚弄和欺骗被夸张地表演出来。荒诞的表演形式和滑稽图景实际是对社会现象的辛辣讽刺,看似不理解的表现意图饱含着创作者的无奈心情。剧作家们越来越觉得有条理的逻辑化的戏剧语言不足以深刻地揭露事情的真相和真理,荒诞和夸张的表现形式更让观众印象深刻,发人深省,胡说八道引人发笑的台词透露着真理。 在这种戏剧中,人物的塑造不再那么重要,对白看似没有头绪,胡言乱语,没有鲜明性格的戏剧人物,更多地是为了戏剧结构和所要阐述的精神服务,把更多的焦点,聚集到戏剧所蕴含的深刻真理当中去。这一特殊的戏剧语言拆解了现代戏剧对人生抱有的憧憬和向往,否定了传统哲学和文学价值观所给予观众的选择和理性。荒诞派戏剧的这些颠覆传统的特点,实现了从现代主义戏剧向后现代主义戏剧的跨越。
中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第10篇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这个术语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解释。其一,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只是指精神领域,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和精神过程。其二,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取得的成就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城市、组织机构等物质方面的东西,而且还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风俗习惯、家庭模式以及语言交际模式等非物质方面的东西。其三,文化可以被最简单地定义为以人们生活为特征的普遍的思想、意识、信仰以及知识。其四,文化指的是通过个体之间互相沟通,共同拥有经验、概念和信仰,存在于系统模式中的各种意义的总和。由这些不同的概念可以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化同社会交际、语言的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工具,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类学家Malinowski认为,语言是人们的习惯或习俗,它与其他风俗一样,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Sapir认为,语言是一种文化模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钥匙,同时也是桎梏,与其说人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中,不如说人生活在另一个语言支配的世界中。
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的文化中,是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就是靠语言的载蓄功能才得以流传下来。它既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又反映文化。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都生长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上。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二、中西文化中的语言习惯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深受文化的影响。要学好一门语言,灵活熟练地运用它,就必须了解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理解语言的文化内涵。所以,对以汉语为母语来学习英语的学习者而言,了解西方文化,掌握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一)词汇中的文化差异
1.由于文化的差异,在一种语言中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对应词。如英语里的motel(汽车旅馆),它是美国所特有的;再如cowboy(牛仔)和hippie(嬉皮士)也是美国所特有的;A closed shop是指雇佣工会会员的工厂或商号。这些词在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而在汉语中,如节气、雨水、惊蛰、清明、阴、阳、八卦、太极、武术、豆腐、芒果等等在英语中都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
2.由于文化的差异,两种语言的词的指称意义相同但文化涵义却大相径庭。如在汉语中“他犯了自由主义”,我们并不是说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变成了自由主义者,而仅仅是说他做了人们不赞同的事,也许只是违反了小小的规章制度,或应参加会议而没有参加等,这跟英语中的liberalism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再如“社会科学”与“social science”,在汉语中,“社会科学”包含了非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所有领域,如:语言、文化、哲学等。而英语中的“social science”只包含范围较小的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等。
3.由于文化的差异,一种语言的某些观念在一种语言里有一个或两个表达方法,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却没有更详细的区分。例如,在汉语中,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在英语中都是uncle,堂(表)兄弟(姐妹)、弟妹、小舅子、侄、外甥等都属于relative这个词的范畴。
(二)英汉句法中的文化差异及思维习惯
1.形合逻辑与意合逻辑
无论在单句内部还是在句群结构上,英汉两种语言的最显著差别就在英语属于形合语言,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形合语言注重时态变化和词形变化(包括分词与不定式),注重运用逻辑语法连接词语,包括连词、介词、副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以及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各种短语来说明句子内部、句子之间,乃至段落之间的逻辑联系;而意合语言主要靠次序变化、上下文语境及言外事实逻辑来达到明晰思路的目的。例如:中国人说“你来,我就走”,译成英语可能是“If you come, I'll go”,也可能是“When you come, I'll go”。是If还是When,汉语中根据上下文语义,交际双方不言自明。例如,雪莱名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译成汉语句子就省略了if,成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2.从小到大与从大到小
英语在叙述和说明事物时,习惯于从小到大,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汉语则与此相反。例如:
Shanghai i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这个句子用了两个以上的定语,逐个修饰时,英语句子中的基本词序是从小到大,而汉语句子则从大到小。再看多项状语的位置:
She reads aloud outside in the morning everyday.
(她每天早晨在室外高声朗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英语如果有多项状语,一般是方式状语在地点状语之前,地点状语又在时间状语之前,汉语则与此相反。
3.未知与已知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急性子”似乎也可以体现在一个句子中。如果有已知和未知两部分,英语常常是从未知到已知,汉族人的“慢性子”则体现出从已知到未知。在特殊疑问句中,英语都是先提出未知信息的疑问词,然后再列出已知信息部分;而汉语却先提出已知信息的部分,然后再提出问题。因此,在特殊疑问句中,英汉两种语言的主语和疑问句的词序完全相反。例如:
What did you say?(你说什么?)
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
英汉部分强调句是上述差异的又一反映。以It is / was … that … 为例,英语将强调的对象提到条件之前,其公式是“It is / was + 强调对象 + that + 前提”;而汉语是先提出前提条件(已知部分),然后再提出强调的对象,其公式是“前提 + 是 + 强调对象”,例如:
My mother threw an egg at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yesterday.
(我母亲昨天向教育大臣扔了一只臭鸡蛋。)
It was my mother that threw an egg at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yesterday.
(昨天向教育大臣扔了一只臭鸡蛋的是我母亲。)
It was an egg that my mother threw at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yesterday.
(我母亲昨天向教育大臣扔的是一只臭鸡蛋。)
(三)语用中的文化因素
1.称呼。
中国人从小接受长幼尊卑的教育,对于称呼是非常讲究的,如果在交往中不注意就会失礼,对父母、长辈不能直呼其名,下属对上司也以其官位称呼。而在英美国家,人们相互之间的称呼与我国的习惯相差极大。比如: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 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却是得体亲切的;年轻人称老年人,可在其姓氏前加Mr、Mrs或Miss,比如:Mr Smith、Mrs Smith、Miss Alice等。在汉语里,我们可以用“老师 、书记、经理、工程师、厂长”等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而在英语中却不能,我们不能说“teacher Zhang”(张老师),“engineer Wu”(吴工程师)等。正确的说法应是按照英美人的习惯把Mr、Mrs、Miss与姓(名)连用,表示礼貌或尊敬。中国人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往往用“大哥”、“二姐”、“大嫂”、“李大伯”之类,但这些称呼不可用于英语。
2.寒暄。
在路上碰见熟人相互寒暄,中国人一般说“吃了吗?”外国人以为你要邀请他吃饭。如果说“上哪儿去?”外国人会认为你非常不礼貌,以为你要介入他们的私事,这就失去了问候的作用,其文化意义就完全改变了。英美人寒暄最频繁的话题是谈论天气或称赞对方等。例如:“It's fine, isn't it?”“Your dress is so nice!”等等。汉语里的寒暄有时还表示对对方的关心,如:“你今天气色不好,生病了?”“好久不见,你又长胖了。”“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人们不会为此生气。英美人如果听到你说:“You are fat.”或“You are so thin.” 即使彼此间较熟悉,也会感到不悦。
3.赞扬与祝贺。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别人赞扬我们时,即使心里高兴,嘴上难免要谦虚一番。比如:一位外国旅游者对导游小姐说:“Your English is quite fluent.”(你英语说得很流利)。这位导游小姐谦虚地回答:“No, no, my English is very poor.”(不,不,我的英语讲得不好)。又如: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美国人赞扬一位中国女士说:“You look beautiful today.”(你今天很漂亮)。这位中国女士谦虚地说:“Where(哪里)、Where”(哪里)。幸亏这位美国人懂一点汉语习惯,非常巧妙地说了一句:“Every-where”(到处)。英美人习惯对别人的赞扬以爽快接受的方式作答,如“Thank you”,“Thank you for saying so.”
4.禁忌。
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询问年龄、体重、婚姻状况等,尤其是英美女性,对别人问及自己的年龄、体重、婚姻状况时更是忌讳莫深,而中国人基本上不在乎。英美人还忌讳被问及个人的收入与开支,而中国人互相询问对方赚多少钱是司空见惯的。
综上所述,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纵观中西方文化,由于受到历史传统、乡土风俗和道德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语言的表达上也有各自的特点和鲜明的标志。我们在学习研究语言时,不能把它看成是孤立的现象,而要联系其文化背景,找出其产生的原因。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我们就能对语言的现象理解更深,掌握得更好。
摘要: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的文化中,是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它既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又反映文化。因此谁要想掌握一门外国语言,必须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从英语和汉语的词汇、句法及语用三个方面对中西方文化中的语言习惯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进行语言学习。
关键词:文化,语言,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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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11篇
关键词: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语言相对论 军事标语 文化思维差异
1、引言
“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 Whorf Hypothesis )[1]的一个重要理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阐述了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语言相对论则认为, 语言差别反映思维差别。 人的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换言之,“语言”之差异, 即“世界”之差异。语言相对论,是初始假说的修正主义,即认为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但是产生不同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2、中西方军事标语及其反映的民族深层文化差异
2.1中西方军事标语
军事标语[2]是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政党或某一群体的政策、思想或要求。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在部队,军事标语影响了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及世界观。笔者通过网上和实地观察搜集到一些军事标语来作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也反映出了东西方国家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部队的征兵军事标语:为人民服务;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祖国安宁我光荣,人民富裕我幸福;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一步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西方的军事征兵标语: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Do Something Amazing;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Full Speed Ahead;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Aim High.;Be Part of the Action.。
2.2东方集体主义文化 VS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军事标语映射出东西方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集体主义”,推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国家和集体的“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价值观。推崇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美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生存的价值、潜能、勇气和自信。
3、中西方军事标语反映的深层文化差异原因探析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扎根于文化土壤而开出的花朵。军事标语语言的差异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根源,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和西方的宗教文化和航海文化。
3.1儒家文化 VS 宗教文化
中国文化深受儒、道、佛教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一个“仁”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关系。中国人按传统的仁义道德至上的思维定式, 主张“中庸”、“和谐”、“和为贵”、这种“和合”文化观念。所谓“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和谐。在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社会,是以集体(整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古代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现代军事标语中,“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等都体现了这种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的“仁”文化观念。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是受宗教影响的。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拯救者-耶稣,就是一个个体英雄。西方宗教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存意义、个体的价值,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来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个体的潜能、生存的价值。因此,西方强调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的能力的实现,崇拜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从军事标语中可以看出,这种以自我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观念,例如: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 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等。
3.2农耕文化 VS 航海文化
从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态环境来看,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因为特殊的地理心态环境,在古代传统的农业劳动中,会面临着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人和人之间自然的形成了群居式的生活方式,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以团结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源。美国的地域环境是三面环海。美国文化本源上,是一种航海文化。这种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航海文化不需要群居式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以个人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征服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西方人主张天人相分,人与自然相分对立,而人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们讲“人的进取”精神。
4、结语
军事标语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特殊的域,有其使用的特殊功能目的。从“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 Whorf Hypothesis)的语言相对论看,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透射出东西方国家,因地域生态环境及社会历史实践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通过分析军事标语的语料,体现出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李苏鸣.军事语言研究[M].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
西方英语语言学 第12篇
人类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共性的东西,但也不可否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交际文化方面,中西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给我们学习与正确使用英语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交际文化涉及面非常广,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让其更多地了解中西方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否则,我们的英语教学只能是对毫无意义的语言符号的教学。本文通过阐述外语教学中文化差异对语言的主要影响,分析了加强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1. 文化背景的差异产生语言意义的差别
维果茨基(1978)曾提出过“文化工具盒”。他认为,孩子所获得的母语的概念和意义来源于他所属的文化。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语言意义的差别。比如说,我们把亚洲最发达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称为“亚洲四小龙”,在英语中很多人会译成“four dragons of Asia”,这是由于不了解文化背景差异所造成的。在英美文化中,“龙”是一种带有迷信、宗教色彩的动物,甚至是带有消极意义的动物。虽然最近十几年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形象,西方社会逐渐了解了中国的“龙”文化,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仍然不能接受“dragon”的这种“positive”(正面的)形象。在英语里,“亚洲四小龙”的正确说法是“four tigers of Asia”。
2. 中西方文化差异影响其风俗习惯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习语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影响到了风俗习惯,尤其是在节日和宗教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习语。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 Year’s Day)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Spring Festival,Dragon Boat Festival,Mid-autumn 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 Day,Easter,April Fools’Day,Mother’s Day,Thanksgiving Day和Christmas Day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接受后一般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就可能招致“贪财”之嫌。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自古以来,中西方就存在着宗教信仰的不同,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国家,人们信奉基督教,由此产生了很多相关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d sends fortune to fools.(傻人有傻福);God i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strongest battalions.(上帝总是站在实力雄厚的军队一边);Whom the gods love die young(好人不长寿)。也有God damn you!(该死的!),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3. 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内在感情上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同一个事物会在我们的心里唤起相同或不同的表象,不论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往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感受同一事物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事物在具有不同文化意识的人的脑中所映射的表象也许是一致的,但对于其内涵意义,内在感情却是不同的。如“He is a wolf.”这个句子会使英美人理解成“他是个色狼。”,而中国人会想到“他豺狼成性。”,因为英美人所理解的“wolf”有“下流”等内涵意义,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凶残”、“野蛮”这一类的内涵意义。英语国家的人在赞美一个事物美好时,如用“nice”则带有“女性”的特殊内涵的感情色彩,而用“good”则在内涵意义上是“中性”的,也就是不带文体和感情色彩,由于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对这两个词在内涵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也许就不甚明了。
4. 文化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禁忌语言
禁忌语和体态语言也属于交际文化范畴。我国电影的“金鸡奖”,先译成Golden Cock Prize,但“cock”一词除“公鸡”外,还有“雄性器官”的意思,在英语里属于禁忌语,后改译为Golden Rooster Prize。再比如,欧美人十分喜爱养狗,有狗户口、狗居室、狗罐头、狗洁身剂等。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不会离弃,更不会背叛,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英语中的dog常用来指忠实的伙伴,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属于褒义词:jolly dog(快活的人),You dirty dog.(你这个坏小子,常带疼爱色彩,属褒义),to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助人于危难,仗义勇为),top dog(当权者),a big dog(大亨)等。形容人“累极了”用dog-tired。而中国人对狗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常常带有厌恶的色彩,在汉语中属于贬义或禁忌语,如,“狗仗人势”、“狗血喷头”、“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苟蝇营”、“狗尾续貂”、“鸡鸣狗盗”等。
总之,人们常常借助于语言来表现某种文化,文化是一种“载体”,文化上的错误比语法上的错误后果更为严重,语法上的错误只要不影响表达,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文化上的错误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而对说话者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摘要:语言的核心既非词汇语法,亦非听、说、读、写,而是语言自身所代表的文化。语言学习的动力来源于文化。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语言的差异。本文从几个方面探讨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两种语言的影响,旨在帮助英语学习者加强文化意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英汉语言,文化意识,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语的教与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3.
西方英语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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