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院文化范文

新书院文化范文（精选10篇）

新书院文化 第1篇

一、寻求书院文化与现代德育的文化创生点

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机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表现出一些与官学显著不同的特征。古代书院重视对学生以孝悌教育、人伦教育、诚信教育、立志教育和义节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修身教育,对这些修身的要求都鲜明地体现在书院的学规中。 学术自由是书院文化的核心,学生在书院文化熏陶下,逐渐养成独立自主的文化人格。环境熏陶和自读自悟,是书院文化的两大表现形式,倡导见贤思齐和潜移默化地感染。

作为以承传书院文化精粹为理念的学校,其学校德育更应积极承传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富有新书院文化特征的校本德育课程,从而使之成为学校德育文化的魂、神、气。笔者认为,新书院文化背景下建构的校本德育课程应坚持以学生自我教育为基础,弘扬好学生的主体性; 应使道德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重视学生的道德实践; 应帮助学生树立信仰,重视榜样的引领性及环境的育人性; 应把修身和为学紧密结合,重视修学合一及学术争鸣。

二、探索书院文化与校本德育课程的科学组织点

基于对“书院文化”及“校本德育课程”的理解,笔者认为,新书院文化背景下,校本德育课程实施应界定为: 在坚持国家课程改革纲要和德育纲领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学校承传新书院文化精粹,以少年儿童为本,将面向所有学生的德育计划讲授转化为适合本校学生成长需求的学习经验的创造性实践,包括活动课程的校本化加工,学校本土的课程整合,德育方式的综合运用和个性化处理,及差异性的学生体验和评价等多样性的行动策略。

校本德育课程管理过程中,课程目标应倾向于社会要求与学生个体需要相统一,强调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围绕学生与自然、与他人和社会、与自我的关系三条线索,依托新书院文化德育思想精粹,以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实践为主要德育方式,重视发展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及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活动引领教师需深度理解课程特点,抓好课题研究及课例反思,运用灵动德育引领智慧,在课程实施中从容驾驭各类生成性资源。

实践管理中,校本德育课程的构建要突出以下几点要旨: 课程开发的校本化,资源来自师生周边; 课程内容的专题化,主题彰显新书院文化; 开发利用的一体化,全程体现互动提升; 德育研究的统整化,师生全员深入探究; 德育活动的实践化,强调躬行实践; 师生活动的协同化,共同成为开发者和利用者; 德育评价的多元化,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成。

三、承传书院文化,校本德育课程建构的实践研究

1. 立足校园文化,我是书院小名人课程的校本化实践。学校承传“关注社会,德行一致”书院德育精粹,实施“自强有为”德育,组织开展“我是书院小名人”校本课程活动。此课程的开发以师生的德育实践活动为平台,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开展研究,增强学生走进社会、体验生活、滋养德行的能力和研究水平。课程实施中,开展“我的修养我磨砺”活动,以学书院名人雏鹰争章等活动为载体,突出书院德育注重躬行践履的重要性; 开展“我的休闲我实践”活动,以走进社区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突出书院德育的社会教化功能; 开展“我的组织我当家”活动,组织队长学校培训实践活动,突出书院德育注重学生自治管理。

2. 整合日常德育,书院礼仪课程的创新化推进。学生的言行起于正, 达于儒雅。为加强学生养成教育,课程管理组创新化推进书院礼仪课程, 组织“学书院文明礼仪,做鉴小儒雅学子”主题活动,开展学礼、懂礼、行礼、 写礼等系列活动。学校请队员将“约礼十条”铭记在心; 强化红领巾自治管理,强化训练养成习惯,让习礼尚德成为学校靓丽的校园文化; 完善激励评价机制,拓宽礼仪之星推荐渠道,优化文明礼仪班考评机制,力促人人争当礼仪之星; 每周国旗下讲话围绕“礼节、礼貌、礼仪”三礼主题展开,组织开展队员文明主题交流分享会; 鼓励队员撰写文明日记,每周展评并进行文明接力棒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区别以前的传统活动,要求活动的组织必须具备主题和活动内容、课程目标、学习活动方式、活动总结和体验与感悟等课程要素,牢牢把握德育实践活动“自主性、开放性、综合性、生成性、 实践性”这些特征。

3. 挖掘地情校情,乡土文化课程的个性化实施。德育课程管理组基于学校,从学校实际出发,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和开发课程资源,组织力量专题编写《探寻鉴湖文化》《走进书院名人》等内容系列的校本教材, 作为德育活动载体之一,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地域文化和书院文化。校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充分征求学生意见,广泛发动教师智慧。课程推进中,以类似专题研究的方式实现德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目标,通过社会实践与社区服务统摄研究性学习、劳动技术教育、信息技术教育,追求活动内容的专题化。努力创建形成“课堂导学感知、实践活动拓展、主题活动深化、小课题研究提升、课程成果评价”课程建设链。在乡土文化课程开发过程中, 让学生亲身感知,积极实践,增强学生“爱学校、爱家乡、爱环保、爱名人、爱追梦”的五爱情感。

4. 敞开校门办学,家长课程的优质化推广。家长资源在学校课程建设中的优势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家长的职业优势; 二是家长的个性优势。在众多的课程资源中,学校如何利用家长团体的人力、物力、知识和信息等去为教育服务,成为时下教育探讨的话题。这与书院文化倡导的师生家长之间以道相交、关系融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学校德育课程管理组精心组织“家长义教、家长义工、家长义演”课程体系。利用“鉴湖讲堂”平台,班班邀请家长走进教室开展家长义教,学生从中学到课堂内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大量的实践也证明,充分发掘和利用家长课程资源,有利于提高校本德育课程的适切性和丰富性,并为学校突破德育瓶颈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教育工作者只要有效依托办学文化,厘清校本德育文化特质,营造德育课程实施氛围,注重德育课程实施常态化,提升德育课程实施有效性,整合开发德育课程资源,提升实践活动层面,就能有效契合学生道德生长的内在需求,促进现代学校德育工作和课程改革的科学发展。

摘要：建构校本德育课程是创新现代德育、优化学校课程的重要载体。以学校办学文化为依托,科学厘清校本德育文化特质,严谨探寻书院文化与现代德育的文化创生点,努力探索书院文化与校本德育课程的科学组织点,生动阐述了校本德育课程建构之路的思与行。

书院与山林文化 第2篇

白鹿洞书院地处庐山东南，院内古木参天，山溪潺潺，楼阁亭台，清幽恬静，尽在绿荫环抱之中。院外便是青天削壁的五老峰：“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谷下坠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惟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徐霞客游记》）

岳麓书院建在长沙岳麓山中，凭山远眺，湘江城郭尽收眼底。山中亭塔殿阁，错落相望，清泉回绕，胜景叠出。宋人范成大说这里“山外江水黄，江外满城绿”，明人车大任说它是“岸柳江烟碧草纷，危峦飞蹬俯江”（《岳麓书院历代诗选》）。真是美轮美奂！

象山书院在江西贵溪应天山中，“其山连冈叠阜，自闽而来，至是则雄尊古穆，为诸山之宗，支分络布，为聚落、为神明之居，不可一二数”（《同治贵溪县志》）。

石鼓书院所在的石鼓山，也是雄浑异常：“州北行，冈陇将尽，忽山石一峰起，如大石矶浸江中。 水自邵阳来，绕其左；潇湘自零陵来，绕其右，而皆会于合江亭之前，并为一水以东去。石鼓雄踞会要，大约如春秋霸主，会诸侯朝宗； 湘如兄弟国奔命来会，禀命载书，乃同轨以朝宗，盖其形势如此。”（《乾隆衡州府志》）

更有些名山，有大量书院凭依而建。如南昌西郊的西山，蟠松怪石，涌泉清池，岚光染空，四时苍翠。秀溪书院、五溪书院、洪崖书院、罗溪书院、敦信书院、香城书院、香山书院先后建于山中……

翻开书院史，我们发现书院与山林胜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中国自古便有读书山林的风尚，书院是这种风尚的延续、发展和升华。

早在东汉王莽之时，四方学士便多怀携图书，遁逃林薮。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后汉书·桓荣传》），朱穆“与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后汉书·朱穆传》）。他们是汉代山林读书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读书山林的风气丝毫未减，“竹林七贤”便是典型。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常在山中倘徉、宴集、咏唱，“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终日忘归”（《晋书·阮籍传》）。

唐人读书山林的风气更盛。唐耕望先生曾详细考证了终南山、华山、嵩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庐山、衡山、罗浮山、九华山、慧山及长安、蜀中、淮南、浙东、浙西、会稽、敦煌等地读书山林的状况，论证了“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的观点。

山林读书与书籍的增加有关。唐中期，由于书籍的大量流行，使得士子问学更为便利，在山林中藏书、读书、著书的个人文化行为很容易发展成为教学活动。只要有人敲门问学，有人开门纳徒，这种个人性质的读书场所马上就演变成教育的机构。而这一切活动又都是围绕着“书”来进行的，士人们便用带有“书”字的名称来命名他们的讲学之所，“书堂”、“书院”的名号便很快普及开来。

俗话说，“名正则言顺”。想当年，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开办的私学，连个名称也没有，其教学管理的规范性可想而知。私学绵延千年后，出现了书院这种教育机构，有固定的场所，有正式的名称，并随着教学内容的丰富和生徒的增加，教学和管理的规制也日益完备，最终成为儒家山林教学的新型的组织形式。书院是山林教学更加规范化的标志，是山林文化的升华与结晶。

二

佛教禅林是山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受其重大影响：一是借鉴学习，二是争夺抗衡。

佛教寺庙多建于山林，如四大菩萨的道场：观音在普陀、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地藏在九华。著名书院所在名山，通常也都有大量的佛寺。比如唐宋以来的庐山，就有“僧房五百住庐峰”、“庐阜招提三百所”、“宋时三百六十寺”等等记载。而白鹿洞一带，著名的丛林就有归宗寺、海会寺、栖贤寺、秀峰寺、万杉寺等等。岳麓山也是一样，隋唐时期，佛教已经达到高峰，寺庙有十数处之多。其中麓山寺曾自湘江边牌楼直至庙后山顶，其规模令人叹为观止。寺院的山林选址，对书院无疑是个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座寺庙实际上就是一所佛教学校。从教育内容上看，佛教的讲经和注经对儒家的注疏和义疏之学影响很大。佛教的章句疏释，是对佛经的逐条论说，阐明其旨意，这种章句疏释，对书院学者的注释儒经颇有借鉴；而佛教的讲义、语录等经籍文体，更是书院学者常用的著作文体。从教学形式上看，书院的升堂讲说、质疑问难也多少得益于佛教寺庙讲学的营养，而寺院中教职如住持、监院等的设置也影响到书院。至于寺院的清规戒律对书院学规、学约、教条、戒条的影响，就更是众所周知了。书院主要传递的是理学，理学本身就有浓厚的佛学因素，这种学术上的共通性，促使了书院借鉴学习佛教禅林制度。

然而，佛教对儒学毕竟是方外异端，其势力的过分膨胀，必然损害封建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儒佛的山林争夺。这种争夺，至少有三：

其一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唐以后，“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最后导致了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史志上记载的寺僧侵夺书院山林田产的事件也不胜枚举。

其二是对民众与官吏的争夺。佛寺除了收藏佛家经典外，也收藏世俗图书。白居易的《长庆集》相传有五个本子，其中三个藏在寺院。近世发现的敦煌藏书，也有大量经史子集。佛教利用藏书，向世俗渗透，敦煌文卷中的“寺塾”便是一种形式。日本人那波利贞在其所作《唐钞本杂钞考》中曾说：“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并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当非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参见胡美琦《中国教育史》）没有“寺塾”的山林寺庙则常常允许民间士子“随僧斋餐”，让他们在寺庙读书。唐人王定保在《唐摭言》中曾谈到徐商、王播等人随僧斋餐、随僧洗钵的学习经历。 更为激烈的争夺是佛教法师们用儒家经典解释佛经以感化民众，东晋慧远便是位高手，他“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高僧传·慧远传》）。当时的达官贵人、权势显要、文坛首领莫不倾倒。

其三是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向朝廷报告说：“此山（指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指白鹿洞书院），莽为荆榛……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今佛老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都一邑一置焉，而附廓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朱文公集·乞赐白鹿洞敕额》）这种意识形态阵地的丧失，怎么能有利于伦理纲常的提倡呢？于是，就要把书院办到山林中去，办到寺庙宫观林立的山林中去。朱熹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三

然而，书院选址山林，更多是为了士子的情操与心灵。朱熹喜欢白鹿洞，就是因

为这里“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是个“群居讲学，遁迹著书” （《朱文公集·乞赐白鹿洞敕额》）的好去处。读书是需要安静的，著书也需要安静。山中读书，避开了红尘万丈的闹市，“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朱子年谱》）。

如果说山林读书是“静功”，山林漫游则是“动功”，山川的壮美呼唤着师生们去观赏游历。陆九渊讲学“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文，雍容自适”（《陆子年谱》）。他居山讲学五年，就曾荡舟水南，宿上清，信龙虎，次新兴，登云台，瞰鬼谷，穷龙湫，观玉带，游翠云。元人郑玉的游历则经常是“从行者三四十人，二童子抱琴持纶，歌诗前导，玉黄冠野服，出入山水之间，真若神仙临乎人世也”（《师山集·与程以文帖》）。这是何等的潇洒飘逸！

山林的优美宁静还有利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立朝为讲官谏臣，退处则乡党自好”，这是古代大多数士人的理想，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成为王者之师，但同时又倾心于功成身退，退隐山林。《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成神圣，他寄情山水，隐逸林泉，甚至出山之时，还忘不了叮嘱老弟诸葛均“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古代士人酷爱山水，体认的是伦理纲常与自然之理的联系，追求的是人性与自然的统一，对山水美的感受与愉悦常表现在精神上的感应与共鸣。信步林泉，俯仰溪云，在山林中读书，在山林中悟道，在山林中陶冶，在山林中净化，身心与自然融合，精神与山水合一。当士子们接受山林的沐浴，领略宇宙情趣的时候，也体会到德性与自然的契合，情操便超越世俗而升华到高尚洁净的境界。对心灵纯净的向往，对精神安宁的寄托，导致了士子对山林泉石的钟情，这种道德主义的教育内容与大自然完美的统一，或许是书院青睐山林的根本原因吧！

新书院文化 第3篇

踏入烟洲小学的大门, 在现代建筑的包围之中, 一座古色古香的书院映入眼帘。这座坐北向南、三进三间布局的书院大门牌匾上赫然写着“烟洲书院”四个诗意缥缈的大字。青砖、蓝瓦、金字、白柱, 似乎在诉说着学子与历史长河之间的故事。烟洲小学, 一直传承、吸纳和创新书院文化的精髓。

一、传承书院文化孕育高尚新人

开学初, 莫惠冰校长组织全体教师学习、了解烟洲书院的文化及烟洲书院的辉煌历史, 深入地领会了书院的文化内涵。老师们对烟洲书院的历史逐渐从不知道, 到能准确说出烟洲书院一百四十多年变迁的历程, 在其中不仅积累了知识, 而且积淀了一份对学校的热爱, 增添了一份办好学校的责任。

“烟雨润桑榆胜迹永固, 书香陶学子德礼长承”, 在烟洲书院牌匾下, 这副对联显得文雅而厚重。它由中山著名书法家黄衍增书写, 其中蕴含着两层意思, 上联指“长洲烟雨”, 是中山著名的“旧八景”之一, 下联指烟洲学校一百多年来育德育人功勋卓著, 今后仍将发扬它传承文化的光荣传统。大门正中的屏风写着“诚勤朴爱”四个大字, 这是烟洲小学校训。“诚”就是诚恳、诚信、待人真诚;“勤”就是勤奋好学、勤勤恳恳;“朴”就是朴素大方、朴实无华;“爱”就是爱国、爱乡、爱校、爱人爱己。烟洲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 他们心底里深深镌刻着“诚勤朴爱”的优秀品质。

二、重拾经典诗文, 营造人文氛围

古时的书院非常注重选址, 一定要选个风水宝地, 环境清幽、雅致, 绿水青山, 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三字经》里说:“孟母三迁”, 我们说环境造就人。烟洲书院为烟洲小学的学生打造一股浓郁的良好的思想品德氛围。烟洲书院中间是一个复古的学堂, 正面摆放的是平民教育家、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孔子像, 两旁是孔子最著名的语录《论语》摘录, 两边墙壁上挂的是最经典的国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诗经》、《朱子家训》等。平时, 老师领着学生们踏进这学堂, 书院不时传出“弟子规, 圣人训……”的朗朗书声。一点一滴地渗透, 学生懂得各种道德礼仪, 知道很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

本学期, 烟洲小学开设了《阅读教学中现代文与经典古诗文整合的研究》的课题, 学校各班利用板报、墙报宣传、背经典晋级会等多种形式鼓励同学们积极诵读, 设立班级晋级诵读互检员,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以加强学生诵读经典的深度。此外, 学校各班还创设班级阅览角, 让学生走近经典, 品味名著, 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学校还经常性地为不同年级的学生举办小型专题活动, 如适合低年级学生的古诗配画、书签制作活动;适合中高年级的读书汇报会、朗诵比赛、故事会……通过营造浓厚的诵读氛围, 让学生在充满人文氛围的环境中, 陶冶情操, 升华人格。

三、开设丰富活动活跃学生身心

在课内与课外结合中, 一学期来, 学校带领学生走出课堂, 走进社区, 走向社会, 先后举行了“中秋赏灯猜灯谜”、“话清明, 扬传统”、“讲礼仪”等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特色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 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清明节前夕, 我们组织学生讨论自己制作一朵什么纸艺花可以祭奠烈士。在这一探讨中, 学校巧借花语对学生适时地进行了思想品德教育, “感花语, 学做人, 会做事。”国庆节快到了, 我们组织学生收集爱国的名人名言、故事……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提高了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 成为烟洲学子课堂知识的有益补充。在动手与动脑的结合中, 学校注重品德的培养。学校校本课程发挥特有的环境和人文资源优势, 传承传统文化, 重视学生多元智能的开发, 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力、思维力、创造力, 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增长才智, 学会与人交往, 学会做事、学会做人。随着对书院文化的不断认识和实践, 学校校本课程更丰富了, 不仅有以剪纸、纸艺花等民间传统活动为载体的校本课程, 还研发了古诗文诵读、数学思维探索课程。

书院：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第4篇

书院模式：构建与历史相交融的文化力量

历史走到今天，在这个与传统相距甚远又对传统无限仰望的时代，传承文明，构建与历史相交融的文化力量，“书院模式”大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谓“书院模式”，是指以传统书院为核心，借助书院的历史和文化优势，通过现代文化传播方式，来传承文化、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以东林书院为例，少儿经典国学诵读、东林国学讲堂、民俗节日观礼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使这所创建了近千年的书院重新焕发了生机。纵观东林书院的发展史，我们清楚的看到了文化传承的轨迹，它不仅是一个精神符号，而是一种实在的物态化行为。

许多学者都在探讨，人类的几大古老文明体系，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不但没有中断，在新的时代，她正以和本源保持相近的模式，继续发展。原因固然有许多，但自宋代开始的书院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北宋是一个军事、外交疲软的王朝，同时又是一个经济、文化极度发达的王朝。尽管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但从文化的大历史格局来看，取得最终胜利的还是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在明清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清明上河图》被后人的无限敬仰，苏轼文化史地位的确立，都是明证。那么，书院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进化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不妨回溯，看看东林书院的几个历史节点。

东林书院创始之初，仅供讲习、栖息之用，创建者杨时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学生，学术传承是东林书院最初的使命。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成为文化的拐点，大约500年后，学者顾宪成重新修复东林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此时的讲学内容大异其前，顾宪成曾有名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化传播在这里是不缺的，但最重要的是当时士子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心。政治与文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严密的结合点，明末党争，明清之交的士人心态，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一种自《诗经》之后所形成的风雅精神，书院在这种精神的宣扬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尽管现代学者对东林清流的历史价值纷争不断，但无论如何，不参与社会进程的文化是孱弱的，对时代没有积极回应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因如此，东林书院的文化精神才能泽辈后世，并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序列。

“五四运动”把传统和现代割裂开来，白话文兴起了，文字的形态逐渐有了很大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变化，历史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垃圾箱，灰尘乱飞。横亘在传统与现代的是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我们需要回归传统，需要从历史和文化中汲取力量，书院的价值就再一次凸现出来。还好，至少我们还能从空间上，从有形的物质上，近距离地触摸文化、触摸历史，在这个维度上看，东林书院善莫大焉。另一方面，东林书院的发展史可视为中国文学、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它是一枚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仍存活其中，东林书院自身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文化回归：时代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文化的最本质意义或许会因为历史或政治的聯系而名噪一时，但它最终会回归其本来面目。

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文化回归的伟大时代，而书院的道路并未走完，它在这个时代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昭示。

毋庸讳言，书院在文化传承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将书院定位为文物保护单位或一定级别的旅游景点，对书院的现代化价值生成而言，颇有遗憾。以东林书院为例，无数文人士子曾在这里休憩、思考，如今却人去楼空，风采不再。那么，在东林书院的基础上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如何？至少，某个大学的文科院系可以进驻其中。试想，学子们在文气如此厚重的环境中阅读李白、杜甫，在氛围如此庄严肃穆的场所里研究宋明理学，其感悟力和心灵的浸润力一定会飞速提高。尽管此种设想难度极大，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但让尽可能多的学子来此读书，感受独有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能做到的。在此方面，岳麓书院做的要好一些，它已经和湖南大学融为一体，并依托高校的资源，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

东林书院自然是做学术研究的好地方，中国古人讲的天人合一，或许在这里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当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朱文杰编纂的《东林书院丛谈》已经出版，但对于这样一个千年书院而言，成果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学术可以不局限于对东林书院自身的研究，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无论做何种研究，成果都应该是不错的。所以，东林书院应该多吸纳优秀学者的加入。这是实现其现实价值的最直接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东林书院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文化传播中有所作为。少儿经典诵读在这里长期举行，东林国学讲堂也已举办多场，以节日为中心的主题文化活动正如火如荼。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东林书院的作用初步凸现出来。当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将自己纳入有序的良性运转中，是东林书院长期面临的课题。

历史上的书院模式多属个人行为，学院的山长负责制使得学人的学术理念、生活理想很快付诸实践。如今的学院模式则属于官方行为，其优势在于经费的保障和整体工作的全面、有效推进。自由与专制的抗衡，学术与金钱的博弈，构成了书院独有模式，独有的气派。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书院在现代的文化建构中必将会进一步发挥作用，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道德力量和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也会为前行的人们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书院旧址:优良教育文化传承的瑰宝 第5篇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集修书、藏书、印书、学术研究和讲学授徒为一身,从传统文化中脱颖而出,又怀抱着传统文化走向新的发展,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教研结合、教学相长、实事求是等精神传统。书院将这种千百年来的精神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在鼎盛时期还是衰落时期,书院都保持着这种精神,影响世人,使书院得以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如一。

书院始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经元、明仍不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一千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究其活力之源,是因为书院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能够“因时易变”,形成并保持独特的特点,从而保证了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同步。

最早的书院是建于唐玄宗前期的“丽正殿书院”,由“学士”们将隋唐中央藏书进行整理,整理完毕,号为“丽正书”,有一部副产品名为“四录”的目录学著作。参加的学士最多时有20人,但没有学生。此时的书院是一个官办的校书、藏书机构。唐末五代,民间或私人聚书讲学活动兴盛,后发展成为授徒讲学,人们常以书院命名讲学之地,使书院具有了教育组织的性质。

宋初,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府等书院。北宋提倡兴办官学、忽视私学的三次兴学运动,对书院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书院日渐沉寂。但到了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又达到了鼎盛,书院数量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元代提倡私人出钱资、捐田亩建书院,同时元代各级政府更加注重由官方拨资兴建或修复书院,对书院经费进行管理、控制,由各级官府为书院安排院长,选任主讲,使书院具有了官学的性质。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明代书院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清代绝大多数书院已演变成同官学无区别的考课式书院,同官学一样沦为了科举的附庸。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书院以其浓郁厚重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为底蕴,由各代的文化理论为支撑,将历史与现实巧妙结合,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系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并且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一批批的古代书院被各级的政府甚至是国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环顾面积广阔的东北大地,作为其最早的书院银冈书院,现被列入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东北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古代书院,是清代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是关东第一书院,在东北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开本邑教育之先”,培养出大批英才。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在银冈书院入读小学,其中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被列为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银冈书院位于昔日的铁岭古城内南门之右、今日繁华的银冈小区之中,是一处古朴幽静的清代园林式建筑群。银冈书院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其创始人是清代谪居铁岭的郝浴。据《三朝辽事录》记载,明朝末年“铁岭地界时闻寇警”,连年战争。万历年间,清圣祖努尔哈赤攻破铁岭城,炮火连天,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到康熙中期,战争使得铁岭的经济文化受到了极大破坏。当时的卫学、祭孔活动均已停顿。就在这时,流人郝浴谪居铁岭。面对现实,作为进士出身、深受儒学教育的他忧心忡忡,他在《郝雪海先生笔记》中说:“惟大罔无我,乃化凶为吉当力格蔽我之物,以大收吾心,终作海内第一件事,以报君亲,以报天下之苍生。”所以他定居后不久,给自己居室起名“致知格物之堂”,并在其中“架插天下古今图书”,开展讲学活动。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昭雪还朝时,还特将居室捐献铁岭,并亲书“银冈书院”匾额悬于门楣,是为银冈书院发起之端。

银冈书院的建立,使中断了的铁岭教育事业得以延续,使消沉的铁岭文运得以振兴。银冈书院可谓是挽救铁岭文化的及时雨。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今三百三十年间,经考察东北各省地方志,清代设立的书院有八十多所,没有比银冈书院建院更早的。由此说来,银冈书院是名副其实的清代东北最早的书院。

清政府对书院发展实行限制政策,从银冈书院郝浴挂匾后,真正行使施学活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约十几年。后来清政府让旗丁使用,致使书院荒废了。但郝浴留下的“刚直不阿”精神鼓舞着学子,勇敢者徐元弼带头向衙门提出申诉:书院要恢复,郝公财产要物归原主。这场“民告官”的官司打了两年,幸好地方官受郝浴之子郝林之托,得到支持,公私兼顾,才算最后得以胜利。书院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重整旗鼓,大兴土木,修葺讲堂,使得荒芜多年的书院重见天日,从此铁岭文教日兴。

虽然说银冈书院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书院之一,但是从当时的政治背景考虑,它又是让人们心生赞叹的。当时,清政府有令,不允许发展书院,对书院采取限制政策。据《中国古代书院制度》记载,从清初到雍正十一年间,全国书院一片沉寂,“除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济南的省城书院等几所有历史意义、有影响的书院尚能保存外,其他书院都因政府不加支持而荒废了。”正当全国书院的发展处于低潮,万马齐喑时,银冈书院不但没有废止,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了。因此,曾任顺天府尹多年并兼学政的屠沂审时度势,为银冈书院撰写了碑文,对银冈书院称赞曰:“兹铁岭片石,即与嵩阳、白鹿、岳麓、石鼓而五焉,奚不可也?”(《重修银冈书院记》)。

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之一的书院,彰显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而作为东北大地唯一幸存的书院,更是承载着它独特的文化使命。如今的银冈书院,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对其保护力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体现出来的文化功能却远远不如其旅游功能,也就是说,它的隐性价值没有得到更多地开发与关注。然而,它的存在无时无刻提醒着我们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第一,历史价值。作为遗产的银冈书院,它的历史价值是内在性的,它帮助人们证实当时社会教育的独特性,提供现在与过去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艺术价值。银冈书院不管是在建筑设计,还是景观环境设计和总体规划方面,都拥有和展示着某种重要的美学品质,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例如书院东院的银园,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处处尽显天然园林的意趣。第三,科学价值。银冈书院在建筑工程方面具有技术和科学的价值,这是每个书院都具有的显示中国古代劳动者智慧的象征。第四,教育价值。这是书院乃至所有的遗产都具有的,比较重要而且独特的价值。作为本身就是承载着教育功能的书院,更是将这种功能发挥得淋淋尽致。它自始至终都对人们施行着各种文化教育。第五,精神价值。作为古代历史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教育场所与功能,书院不仅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民族文化自豪感,加强与其他地区相似文化的交流,而且更能给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热爱自己。

银冈书院正是给了我们东北儿女这样一个引以自豪的理由,虽然数量上少,但是质量上与情感上我们是一分都不少的。岁月沧桑,银冈书院三百年的历史,不可否认,它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今天,它作为东北唯一幸存的书院,正展示着其独特的功能和风采,为建设华夏文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希望这种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并且力量的形式与种类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李晓东著.文物学[M].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2]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谈白鹿洞书院文化的教育精神 第6篇

白鹿洞书院的质疑精神

科学的精神首先必须有质疑精神。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以“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作为学生读书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阶段。在朱熹看来, 在博学的过程中如果不“审问”, 即对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追问到底, 对所学内容没有怀疑, 就不可能达到“慎思, 明辨, 笃行”的目的。“审问”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责任感, 只有“博学”并勤于思考, 才能“各执疑难、问辩蜂起”。后来李龄在其《八戒》中也告诫学者要“博穷事理, 以尽致知之方”, 实际上就是要学生学会质疑, 对问题穷追不舍, 直到最终解决为止。在教学上, 朱熹采取互相切磋, 质疑问难的方式。读书有疑难, 师生之间相质询, 有利于将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剖析, 让学生不仅有机会提出问题, 还要让学生有机会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提高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亦有助于在读书中精思、涵咏、体察的展开。朱熹的这种教诲学生质疑的教学方法, 在后来白鹿洞的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提学郑廷鹄在《示主洞教谕崔柏帖》中说:“每日升堂会讲, 主洞官先讲, 或诸生复讲, 最后有疑者, 以次升问。”提学高璜在《经久规模议》中规定:“学徒有疑义, 先求开示于经学长;不能决, 再叩堂长;不能决, 再问副讲;不能决, 再问主洞。”质疑精神始终伴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 并经过不断的延伸和深化, 成为白鹿洞书院教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质疑精神可以唤起学生的忧患意识。所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没有忧患意识就缺乏前进的动力, 社会就会停滞不前。质疑精神可以养成学生的批判精神。一个人有了批判精神, 他才能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断向前;一个人有了批判精神, 他才能为了国家、民族肩负历史的使命;一个人有了批判精神, 他才能站在更高更远的层面来审视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质疑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苦干精神、求实精神。没有苦干实干的精神, 无从质疑;没有苦干实干的精神, 质疑无从解答。因此, 对于几乎缺乏质疑精神的当代大学教学而言, 它的确在学习和教学上值得当今的大学生及其老师深思。

白鹿洞书院的革新精神

白鹿洞书院的教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书院教学甚至官学中被奉为经典, 至今亦光彩熠熠, 得益于它在教学上的不断革新精神。朱熹通过建构自己的教育理论, 即端正教学目的、改革课程结构 (学校教育划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 , 并通过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实践, 来实现其大学主张的历史性尝试。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学制度的改革。朱熹开始就以明人伦作为教学宗旨, 主张“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教育学生先做人, 再做学问。白鹿洞书院也提倡教师为人师表, 提学郑廷鹄在《示白鹿洞主帖》中指出:“讲学修身, 然后及人, 此洞学大旨也。愿诸生以致知力行为一事, 以进德修业为良能, 庶几不负先贤垂教之意。”同时, 朱熹制定教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示教学规制;明代的李龄在重修白鹿洞书院时曾制定《白鹿洞书院八戒》当做院规;有时对学生读书自学, 也有一些规定, 这些规定对老师和学生的教与学都有极强的促进作用。朱熹还对老师采取招聘制, 实行双向选择,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就要求老师必须多才、高才, 有利于指导学生。朱熹的好友刘清之、学生林泽之等人都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为促进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书院制定了奖励制度。会课优秀、对白鹿洞书院的贡献突出的老师被置于先贤祠中, 如朱熹、李龄、李梦阳等;会课优秀的学生可以减少学费等物质奖励, 还有精神奖励。教学制度的改革保证了教学的高质量运行。

教学内容上的改革。朱熹除了讲述《大学》、《中庸》、《孟子》等内容外, 也与学生讨论佛学和自然科学, 如关于神鬼的解释和宇宙的形成、历法等。明弘治年间, 湛若水的《心性图说》、《四勿总箴说》也成为书院师生讲习的重要教材。依据学科及其理论的发展, 不断扩展教学内容的方法, 可以让学生不断接受新的知识, 增加学生的知识水平, 实现科学和人文的相互结合, 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教学形式上的改革。在教师指导下读书自学, 是白鹿洞书院主要的教学方式。朱熹将以前“皆用口授”的教学方法改为“视简而诵”的指导方法, 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变化。会讲也是书院的一种教学形式, 书院的主洞、副讲、学生可以讲, 洞内、洞外的学者可以讲, 在会讲中可以互询质疑, 朱熹甚至将寓教于乐贯穿其中。在升堂讲说中, 以陆九渊的“君子小人喻义利章”最为有名。会讲对于丰富和发展学科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会讲中强调教学的双边活动, 对现代教学论内容的丰富和当代教学改革均有借鉴价值。朱熹还注意到教学与实践的重要价值。他说的“笃行之”就是希望在学有所得之后, 能够努力践行, 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白鹿洞书院在教学中遵循“论先后, 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 当以力行为重”的教学规律, 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法的先行者。

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改革融会了许多当代先进的教学手段, 如它的招聘制、会讲制、自学制等, 也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思维定式, 如对自然科学的探究、对实践的重视等, 这不仅极大丰富了古代教学的思想内容, 也在教学中拓展了人们的新视野、新思维、新理论, 对于当今举步维艰的大学教学改革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深刻的启迪。

白鹿洞书院的自由精神

如果说是质疑精神促使了白鹿洞书院的改革精神, 那么是改革精神成就了书院的独立自由精神。书院是研究学问之地, 没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不可能搞好研究的。陈寅恪认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独立自由精神一方面来自教学形式上的独立与自由。白鹿洞书院在教学上的讲会制、自学制、实践式, 使学生可以充分地进行自我钻研, 并通过相互的学术交流、展开积极争鸣的方式, 引导学生从教学中学会自由探究、开放对话, 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来自它内容上的独立和自由。书院以名师主教, 他们都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研究成果。在古代, 各种学术之间的观点是相对封闭的, 彼此之间也是不相往来。但是, 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书院之间浓厚的学术风气。鹅湖之会的朱陆论辩, 使两个意见相左、学术观点对立的人, 不计前嫌。朱主动邀请陆来白鹿洞讲学, 不囿于一己之见。从学术研究角度讲, 争论与切磋对学者学术道路的扩展与深化、相互启发大有裨益, 对学术研究、学术繁荣的贡献不可低估。白鹿洞书院教学中, 不仅吸收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 也倡导心性修养, 对自然科学也颇感兴趣, 使学生能够自由地接受各种观点的熏陶, 有利于学生从更广泛的学术领域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从而培养学生的开拓性视野, 也有利于学生依照个性所长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术领域进行独立的研究。

没有独立自由的精神, 就难以真正走向科学的创新。现在的大学最缺乏的就是创新精神, 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只有严格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教学, 不能发表任何自由思想, 在学术上也遭受钳制的境况下, 朱熹尚能突破科举制度对人们思想、学术的束缚, 利用书院自由探讨学术, 使书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学术中心, 这种气魄、风格、精神, 的确值得后世学者学习和借鉴。为了更好地让学生获得独立自由的思想精神, 朱熹采取聚书、藏书、刻书等多种方法, 使学生在业余时间有书可读, 有专业书可供研究, 有参考资料可供借鉴, 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书院的这种教风、学风也是我们重要的精神遗产。

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经验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无论是它的质疑精神、改革精神还是独立自由精神, 对我们当今大学的人文精神的培养、科学精神的滋润、技术创新的开发都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面对当今大学正在深入探讨的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问题, 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经验有极为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 今天所倡导的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实际上就是白鹿洞书院教学方式的一种延续性改革。因此, 研究白鹿洞书院教育教学对于大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发展方向, 特别是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上, 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论文为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本科生导师制与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 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版。

[2].韩钟文:《朱熹教育思想研究》,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3].周銮书等:《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

白鹿洞书院发展文化旅游的思考 第7篇

1 白鹿洞书院发展文化旅游的必要性

文化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早在1975年, 众多国家在《赫尔辛基条约》中就曾号召世界旅游业要挖掘“文化和历史知识”。这无疑强调了文化在旅游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并且道出了旅游与文化的互动作用。旅游者求新、求美、求知等文化方面的追求是现代旅游最具魅力的卖点。深层次、高品位的文化旅游因而成为个性化、知识化时代背景下最具有持续发展前景的一项旅游产品。它以其多样的形式、深刻的内涵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又因它具有文化性、变化性、可持续性和季节性不明显等特点和优点, 增进人们相互了解和友谊, 加快各国经济繁荣等作用而日益成为时尚, 受到各国人民普遍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文化旅游是大势所趋, 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全球旅游发展的亮点和主流。可以说,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支柱, 文化旅游是现代旅游向深层发展的必然。

庐山是世界文化景观、国家5A级景区,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积淀, 但是, 作为世界级的文化名山, 它却没有十分突出的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化旅游产品, 这和其地位是不相称的。白鹿洞书院作为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弥补这种欠缺的任务。

文化旅游日渐升温的社会大背景为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其他文化旅游目的地一样, 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近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从总体来说, 目前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发展的水平和效益与它的资源及区域区位条件等优势还是极不相称, 从生命周期上说还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初创阶段。因此, 未来的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

2 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

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看, 白鹿洞书院文化虽然进行了大力的开发, 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清楚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 是白鹿洞文化旅游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

首先是保护不够, 公众参与度低。白鹿洞书院是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必须加大对它的保护, 这就要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加大公众的参与度和社会的支持。

其次是旅游文化整体形象模糊, 宣传力度不足。整体形象不够鲜明突出, 缺乏统一的旅游文化整体形象宣传口号及标识系统, 品牌尚未叫响。从这两年对游客的观察上看, 大部分游客对白鹿洞书院的了解非常抽象, 甚至有一部分游客根本不知道有白鹿洞书院这样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和白鹿洞书院景区对外宣传不无关系。例如像“南宋四大书院之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的第一站”等等说法, 看似具体, 实际上很浮, 它并没有从本质上说明白鹿洞书院的内涵、地位和特色。也因此不会对不了解白鹿洞书院文化渊源的一般游客产生太大的吸引力。

再次是以门票为主要收入来源, 产品单一、老化。从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设计上来看, 白鹿洞书院的文化旅游资源没有进行深入开发利用:一方面是对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另一方面文化旅游的开发力度不够, 旅游产品到目前为止仍以文化观光为主, 文化旅游产品单一。总之, 白鹿洞书院现实的开发程度低, 潜在的资源优势尚未发挥, 还处在开发的初级阶段, 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最后是依赖性强, 季节性明显。白鹿洞书院的大部分游客很多都是冲庐山其他景点而来, 而庐山又是山岳型名山, 有明显的淡、旺季。受此影响, 白鹿洞书院资源利用率、旅游设施利用率不高, 处于“半年经济”的状态。

正是由于上述的不足, 制约了白鹿洞书院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有效地弥补这些不足, 不单对于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 而且对白鹿洞书院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紧迫性。因此, 正确的发展策略与模式就成为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

3 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特色是旅游项目的灵魂, 是其之所以吸引游客的根本原因所在, 是旅游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石。因此, 如何挖掘出白鹿洞书院与众不同的特色, 提炼具体的、有特色的书院景区形象, 是发展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的第一步, 也是决定能否实现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大发展的基础。而正如本文之前所述, 白鹿洞书院的旅游虽已发展多年, 但却至今仍没有在广大游客的面前展现一个具体鲜明的旅游形象。白鹿洞书院十分迫切的需要一个主题鲜明, 内容具体的有特色的形象定位和旅游宣传口号。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学院李文明教授对庐山儒家文化旅游开发CIS中的理念形象构想提出如下宣传口号:“理学圣地”、“北孔南朱儒家文化之源流”、“儒家文化世界走向未来的桥梁”、“中国教育之根”、“书香飘溢的世外桃源’”、“孔子思想的第二故乡”等等。以求给白鹿洞书院创造一个“个性鲜明、亲切、友好、热烈与祥和的旅游形象”。

同样, 一个景区的内涵再丰富, 如果没有做好资源的合理配置, 没有独特良好的硬件条件, 或者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 一定会大大降低其形象和它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 白鹿洞书院也要做好景区的规划、布置和景点基础设施建设。

在具体的旅游线路设计策略上, 要避免单打独斗的形式, 可以根据旅游目地内、外资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打破地域界限 (包括国别界限、省域界限、市区界限) , 实施横向联合, 达到强强联合的积聚效应或优势互补效应。比如可以和景德镇联合推出“千年瓷都、千年学府”的旅游线路;可以和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岳麓书院联合推出“中国四大书院游”;可以和孔庙联合推出“教育圣地游”等。此外, 还可以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的高校甚至国外的一些名牌大学联合举办“国学之旅”等。

旅游是由吃、住、行、游、购、娱六个环节构成的, 其中“购”是一个极具弹性的重要环节,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旅游业的综合效益。因此, 必要的旅游商品策略同样重要。针对庐山地区的特色文化存留与白鹿洞书院的现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积极扶持民间艺人, 促进当地旅游工艺品的发展, 如剪纸, 麦秆画, 木梳, 砚台等;根据景点特色来发展相适应的旅游商品, 如在白鹿洞书院这一教育名地开发出具有特色的古代“文房四宝”产品, 会更引人瞩目;打造当地名食、烟酒产品, 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景点的购物场所不可过多, 否则会杂乱无章, 可安排较大的一两处购物点即可。这样既可以发展旅游产业, 同时又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对于当地的经济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4 白鹿洞书院发展文化旅游的模式

好的旅游策略必然要依托于适当的旅游模式才可以使其得到长久的发展, 寻找合适的发展模式是旅游策略实现的保证, 白鹿洞书院要发展文化旅游也不例外。从当前国内外文化旅游开发的情况来看, 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六种, 这六种模式各有特点。

整合提升型的开发模式强调整合一个区域的旅游文化资源或者多个区域的多种旅游文化资源, 集中包装、提炼, 采用人造景观的方式比拟再现传统文化的开发模式。

复原历史型的模式是对已失传的传统文化, 按照历史记载, 挖掘题材, 恢复历史面貌的一种开发模式。复原历史型模式也往往和整合提升型结合, 以人造景观的方式历史再现民族文化。

原地浓缩型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一些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地区由于时代的发展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 不再典型, 一些重要文化活动原本在特定的时期才会呈现, 令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文化旅游的风韵, 故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在当地选取合适地段建设以当地文化旅游为主题的主题园, 集中呈现其文化旅游的精华。

直接利用型的模式是一种因地制宜型的发展模式。它是直接把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并保持其原貌的开发模式。

主题附会型模式则是指将文化旅游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业设施结合起来, 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的模式。

短期表现型的模式是指一些特定的文化旅游资源只存在于很短时间, 激发短暂的旅游流的模式。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出于民族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 其本意并非为了发展旅游业, 故不会长年存在, 但在节庆期间会吸引大量的旅游者;二是流动性的文化旅游表演活动, 展现民间文化璀璨的艺术风采, 吸引游客前来欣赏和旅游观光。

从以上文化旅游发展的模式来看, 适合白鹿洞书院的模式有整合提升型、复原历史型、短期表现型。通过整合提升对白鹿洞书院的传统文化进行比拟再现, 如建设唐代李勃白鹿园等;通过复原朱熹的理学学堂, 再现当时读书的场景, 让游客体验;通过召开年度国学交流会议发展短期的会议旅游;此外, 还可以进行国学体验之旅、夏令营等活动。

摘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白鹿洞书院作为世界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有品牌明显、特色突出的文化旅游产品, 有发展文化旅游的必要性。本文着重分析了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发展现状、发展策略、发展模式。

新书院文化 第8篇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经历了唐末五代的萌发,两宋的发展和明代的辉煌,至清代达到鼎盛。明清时期陕西政治经济文化已失去昔日的繁盛,是中国当时总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省份。书院的发展相较闽粤、江浙、湖湘地区已明显落后,书院建筑留存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每一时代的建筑都有其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笔者查阅陕西明清时期各类方志百余部,力图呈现明清陕西书院建筑全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差异,探寻建筑呈现的文化因素,以准确衡量陕西书院的历史地位1。

1.明清陕西书院建筑的时空分布特征

陕西书院建筑在明清54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随国家民族命运的兴亡而兴替衰毁。建筑在时间的分布上依历史兴替为据,随时代潮流而动;同时又因特定的时代地域而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1.1创建及改造时间明显滞后于书院发达省份,而与全国总趋势基本吻合

明朝初期,官府重视官学,提高科举地位,作为私学的书院发展缓慢。明朝中期,科举日益腐朽,传播学术多在书院,所以书院又逐渐兴盛。成化、弘治以后,由于王阳明理学的兴起,书院再度得到发展,全国共建书院1200余所。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徐玠(15031583)还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建设由量的积累终于达到明朝书院建设的高峰2,故各朝所建数量“以嘉靖为最多,万历次之”3。据统计,明代陕西共建(包括新建和复建)书院42座,兴建时间也以嘉靖时期为最多(10座),弘治(6座)和万历(5座)次之,其他则散建于成化、隆庆、正统、正德、天启、崇祯等年间。

明代陕西创建最早的书院,是建于明正统年间的蒲城正学书院。然而陕西书院的发展却明显滞后于江西、广东、福建等书院发达省份4。明代陕西书院数量在全国各省书院排名第16位,大大低于省书院平均数103.263所5。

清初,统治者害怕书院讲学“贤否混淆,智愚杂处”6,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顺治朝与雍正朝都有明确的命令或上谕“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别党”7,加之清廷大兴文字狱,康熙二年(1663)庄廷陇、戴名世之狱,雍正三年的汪景祺之狱,所以出现了清代书院在顺治、康熙至雍正中期大约90年左右的沉寂期。

为了进一步钳制思想,控制舆论,清代统治者开始改变书院政策,由消极抑制转变为积极兴办,加强控制。雍正十一年清廷颁布上谕鼓励各省建立书院。在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清代至乾隆朝书院建设便达到最高潮,同时也成为我国书院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清代全国书院最多的是“乾隆朝……其次是康熙朝……第三是光绪朝……其后依次为道光、同治、嘉庆、雍正、咸丰、顺治朝”8。清代陕西共建书院210座9。数量最多者也是乾隆朝(见图1)。

1.2书院建筑的两个发展高峰期——乾隆朝与光绪朝

与清代全国书院发展出现三个高峰(图1)不同的是,陕西清代的书院发展只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即乾隆朝与光绪朝,并未显示出全国书院在康熙朝发展态势良好的共性。

陕西书院在康熙朝的发展相较全国较为滞后有其自身原因。康熙初年清廷把在陕西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反清势力的剿灭镇压上,包括征派陕兵赴川平定大顺余部以及加强陕西军防;康熙十二年(1673)清廷征派陕军入川镇压吴三桂叛清势力;十三年(1674)又开始了多次镇压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清活动,直至康熙二十年陕西省内各类抗清斗争才基本平息。而康熙中后期平定准噶尔及新疆葛尔丹的叛乱又在陕西拉开序幕,陕西担负连年派兵及连岁转运军需粮饷的任务,致陕民生苦累。

1 | 清代各朝书院发展轨迹(全国陕西比较)参考图图1:作者自绘。

另外,康熙中期以后至雍正前期陕西自然灾害频发,这也是书院不兴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康熙朝陕西遭受冰冻灾害近十次、水灾十余次、蝗灾近五次、旱灾十余次,各类较大范围自然灾害共计三十余次,关中、陕南、陕北均有分布,也因此出现两次大的人口流失。如康熙三十年(1691),关中及陕南大旱,被灾地区达50余府州厅县。沣渭断流,夏秋无收,饥荒与疾疫并发,民饿毙、流亡过半。此次灾情因后续灾情不断,导致抗灾时间长达十余年,至康熙五十年才告基本结束。期间清廷共拨赈灾款149万两白银,运送米粮9220余万石,并多次免征陕全年赋税;此次灾情过后,康熙五十九年(1720)又爆发特大荒灾,此次灾情加之后续灾害不断,一直延续至雍正初年得以缓和。

总之与我国东南省份及全国大多省份相比,陕西在康熙、雍正两朝军兴不断,政局动荡、各类灾害频繁,导致民生疾苦,生存成为主要问题,至于兴文字、倡教化之事就无暇顾及了。

1.3毁兴参半同治朝

陕西书院建筑在清代的发展相较同期其他省份而言,更多地受到天灾兵火的影响10。除了上面提到的康熙、雍正两朝战争不断、灾害频繁,清朝初年陕西兵灾也不断,只因清初书院数量本就极少,所以方志中并未见有书院毁于顺治朝的记载。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曾遭到兵火毁灭性打击的清代陕西24座书院中,被毁于同治朝的就有20座,其中关中8座,陕北7座,陕南5座。并且关中、陕南遭兵毁书院集中于同治初年;陕北遭兵毁书院集中于同治中后期。尽管如此,陕西同治时期创建的书院仍有11座,而这一点又与全国书院同期发展趋势相同。

同治时期,太平天国在陕西的活动及其连带引发的回民起义11损毁书院严重。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陆续有20万入陕,一路攻占陕南的山阳、镇安、宁强,再转战至关中的蓝田、渭南交界一带,占渭南、华州,在短暂撤去四川庐州后,又回陕攻克陕南的定远(今镇巴)、西乡、洋县等地。在1862-1864年间,太平军基本周旋于陕南、关中一带。此外,陕西还发生多起民变、兵变,同治前后关中一带还出现焚杀劫掠的陕西刀客。回民也开始揭竿而起,从1862年就开始了陕西回民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然而同治时期陕西书院遭兵毁的命运不仅于此,其地域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三年(1864)就以天京陷落为失败标志。但是自1864年后仍然有太平军余部活跃于陕南关中一带,并且与捻军合组形成西捻军始终活动于关中。所以同治前期遭兵毁的书院无一例外全部集中于关中陕南地区。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八日,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原来活动于关中、陕南的各种斗争力量由于形势所迫纷纷于1867年前后转战陕北。伴随左宗棠的重兵西进历程,至1869年在陕西的西捻军余部全军覆没;回民义军及后来出现的哥老会等秘密会党至同治十三年(1873)彻底失败。因此同治中后期遭兵毁的书院就集中在了陕北地区。

不过,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期间,仍不忘屯垦发展生产、刊刻经籍、修复书院。太平天国运动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将相”指挥的湘军镇压下失败。久乱初平,社会恢复稳定,洋务运动渐兴。“书院在社会的巨大期望中得到超乎寻常的发展”12。陕西书院在兵荒马乱过后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建。泾阳的味经书院就是在同治十二年由陕甘学政许振神创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综观同治一朝陕西书院毁建历史,西安府多次受到太平军、回民义军及捻军的围攻,最近攻至六村堡或三兆,但始终未被拿下,所以西安地区的书院也就躲过了这一劫难。

1.4地域分布一多两少

明清陕西书院的空间分布数量始终呈现关中多、陕北陕南偏少的特征。据统计明代陕西共建(包括新建和复建)书院42座,其中关中地区(面积391万公顷)32座、陕北(面积926万公顷)7座、陕南(面积741万公顷)3座。清代陕西的210座书院,关中118座、陕北41座、陕南51座。

可以看出陕西文教事业在地域发展上的不平衡。这与自古以来关中平原就是陕西文化生长发育的中心地域有关,还与该地政治经济的发达与否有重要关系。

2.明清陕西书院建筑的选址及环境特色

2.1学无专地址无定位

书院建筑因教育而存在,它担负着教育士民和示范风化的作用。中国书院建筑普遍都重视选址,书院所处之地要能山屏水障,藏精聚气,钟灵汇秀。不仅如此书院还要能“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13。书院不仅要以风景如画的山水胜地陶冶性情,还要以厚重的历史人文氛围强化熏陶修养人格。

然而明清时期的陕西书院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并没有特定要求。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物产的贫乏、经济的落后,书院常无暇顾及叠山理水,更强调因地制宜;大多数的书院在选址上甚至根本谈不上因地制宜,充其量只能因陋就简。为了尽快实现书院的居住、祭祀和教育功能,因而无法、也不能对书院的选址做过多考量。如果没有地利之便,建筑的存在就只能以科举和祭祀为目的随建随迁、随兴随废。士人也因此为自己在书院建筑选址的尴尬做出这样的解释:“古者学无专地,唐以孔子为先师,开元中诏郡国各立庙,而学宫因之以起。乾为人文渊薮,握素怀铅之士先后相望。由此其选也推而广之。书院为兴贤育才之地,义学亦家塾党庠遗意,皆以辅学校之不及故并志之。”14

就笔者整理出的陕西清代7府10州73县共计90余座城市的160余座书院中有较为详细记载的88座书院来看:与该县县署相邻近的有17座;与山水相邻的有12座;由庙宇改造的有5座,西北方位的有三座;明确位于城南(包括南、西南、东南)方位的仅有10座书院。如果文庙、学宫、书院都为文气郁郁之所,都应依“文崇东南”的定论,那么这三者建筑都应处于同一片区域。然而陕西书院的选址事实告诉我们,只有西安的一庙三学位于城东南隅,形成了以文庙为中心,府县三学和关中书院三面环绕的建筑格局。其他府州县再难看见文庙学宫书院同在一处的范例。相比而言,书院则更多地与县署相邻或相近。

2.2因地制宜少山水园林

陕西地处我国中部偏东靠北,整个地貌以高原为多,山地次之,川地平原较少。唐末五代以后,由于政治中心东迁,经济重心南移,丝绸之路切断,边疆界域退缩,自然生态破坏,自然景观与生活环境已大不如前。书院建设者实在无法在地贫民瘠的时代背景下考虑更多的山水自然灵气。因此书院常将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也常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因地势湫隘、水涝、风雨而坍圮。

尽管如此书院建造者还是尽可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在地理、经济及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寻找书院诗意的栖居之地。如“枕城临澽,近眺西山逶迤如黛”的韩城萝石书院,“前南台后北岗左临汉水右拥绣屏,此邦胜境也”的白河县天池书院15,延安龙溪书院16(数字上标)、宜川瑞泉书院17等。希望书院所在之地有利于学子精心读书,陶冶性情,修养人格。当环境不宜读书时,只要有条件,书院都会另外择址或迁移重建。

2.3原址复建为主,迁建为辅

自明至清,陕西新建书院倍增。而由于多种原因遭到毁坏的书院,其复建时常以原址为依据进行恢复建设。那些没有毁坏殆尽还有部分建筑存在的书院,就常常以原址修复、修建或另址迁建为主要方式了。书院后期,由于书院官学化日益严重,官府为了加强控制和便于考课,曾将有些书院兴建或改建于城市之中。但又往往因环境恶劣,“城市嚣尘,不足以精学业”,而一再迁移。书院建筑的经常迁建正好与我国古代木建筑便于修缮、搬迁,榫卯节点便于拆卸替换这些特点相印证了。

2.4坐北面南,居阳背阴

中国位于北半球,在这种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具有“面南”的特征。建筑方位的确定历来是统治者关心的大事。只有方位端正了,前后左右次序才能定下来。因此,中国历代的都城、皇宫殿堂、官府衙署均是南向的,这就使建筑的朝向也拥有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同中国的其他传统建筑一样,明清陕西书院建筑多坐北朝南,书院的大门多居中南向或东南向、西南向。

这种朝向的选择不仅与风水学中之吉向选择有关,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更与陕西严酷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

3.明清陕西书院建筑的布局

书院为发挥教学、教育、学术、祭祀的功能,在建筑的整体布局上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它没有官式建筑的威严,却有官式建筑的庄重;没有民间建筑的随意,却有民间建筑的实用。它以传统四合院为基本单元,而形成庭院组合的建筑群。建筑所要达到的效应在于互不干扰的独立性和空间景观完整的统一性。

3.1建筑布局强调轴线讲究对称

陕西书院建筑依南北纵轴依次展开,书院大门、讲堂、内室、祭堂、书楼等主体建筑排列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原则逐次递进,形成少则一进、二进,多则三进、四进的重重院落;两侧配以斋舍或游息处所及其他建筑。其整体形制为南北纵轴长、东西横向短,且前窄后宽的长条梯形状,如关中书院(图1)。再如武功县绿野书院“纵二十六丈五尺横北十二丈二尺南十三丈一尺”18。在绿野书院这样的面积中建有高门一座,两边耳房各两间,讲堂三间,东西号房各18间,内室三间。这样一座书院建筑相较于一座有着祠祀、讲堂、书房、斋(教室)、舍(宿舍)、厨房、浴室及廊房和号房的完整书院建筑而言,实在简之又简。然而纵观陕西诸多府、州、县书院,如此一门、一堂、一内室,并分别配两列耳房、两架斋舍者,当为陕西地方州县书院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制。

3.2整体建筑规模普遍偏小

陕西书院建筑的规模普遍偏小,其总体水平较大落后于我国书院规模的平均水平。省内各府州县书院建筑规模参差不齐,规模宏大者如关中书院,其大门四楹,二门、三门各三楹,讲堂五楹,泮池、泮桥、照壁、牌坊俱备;钟楼、鼓楼、学生书斋俱备,仅东西考棚就各有50间;再如泾阳味经书院(图2)“计地纵五十三丈横十二丈、中为讲堂五架五楹、堂之前左为大雅扶轮门、右为小山承盖门、东西号舍各八舍、各四室、其外有廊前为二门,三架三楹左右有斋,斋之东为日新、西为时敏房各十六架,中为大门五架三楹,左右有塾讲堂后为客厅五架二楹,左右有室,又后左右各五架,正寝五架四楹,正寝后厦房五架其西为小寝三架三楹屏风一间厕一疱,厨门窗悉具。”19规模较为宏大、建制较完备者当为蓝田玉山书院(图3)、户县明道书院、泾阳瀛洲书院、韩城汪平书院(图4)等,这几所书院均为当地县学,也即官办书院;再弱一些、规模一般的书院在陕西居多数,如泾阳崇实书院、泾阳泾干书院、乾县乾阳书院、延长朝阳书院;十分简陋的如清涧笔峰书院、扶风多贤书院、白河天池书院(图5),而这两所也是当地县学。

2 | 泾阳味经书院图2:关中丛书第六卷《陕甘味经书院志》第25页

3 | 蓝田玉山书院图3:《韩城县志》第30-31页

4 | 韩城汪平书院图4:《白河县志》第26-27页

5 | 白河天池书院图5:作者自绘

6 | 陕西书院样板图图6:作者自绘

7 | 官学建筑与书院建筑比较图

总的来说,书院建筑规模的大小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条件的优越与否和是否为官办;除此之外还与当地的政治环境及士绅官僚的觉悟和风气民俗等因素有关。

3.3书院基本建筑为大门、讲堂和内室

大部分的陕西书院呈现出由大门、讲堂和内室组成的最简单的书院基本建筑群。三者中讲堂是书院建筑的灵魂,更是书院得以成立的初始和终极建筑;大门象征着书院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野;内室常为山长居所和书院祠堂合一,主要供奉理学名师如张载、二程,陕西书院很少见祭祀孔子等宋以前的儒学先师。遍览明清陕西各类书院,至简则无外乎大门、讲堂、内室,至繁则无外乎在三者之上完善:或二门、抱厦,或园圃、厢房,或照壁、屏风,或泮池、通儒台。

可以描绘一幅陕西书院样板图(图5)在这样的小规模建筑空间中连接两进院落的有廊庑、周旁建斋舍,作为书院生徒宿舍。有的还建有号房,作为书院生课考和州县科举考试的考棚用。偶尔会有庭院掘池植木或建亭台,作为生徒游息之地。

书院中的祭祀类建筑也与全国书院一样被安排在大门和讲堂之后,这也是我国书院建筑与文庙学宫建筑在布局上的一个最大不同(图6),遗憾的是这一特征常为许多学人混淆。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书院甚至普遍不存在特定的祭祀类建筑,书院中的内室(上房或称正堂)一方面作为书院山长居所,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祭祀职能。

4.明清陕西书院建筑表征的文化分析

陕西地处内陆,西北有黄土高原,且与连绵戈壁沙丘相连;东有潼关,南有秦岭。自身地理环境的封闭加之明清时期历史境遇的持续低落和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日益强化了陕西人内聚封闭、守旧僵化、克己谨慎、倔强排外等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书院建筑上就是因循慕古严守定制,偏重轴线,讲究对称。

陕西人有“先王之遗风,好稼桔,殖五谷”。20这种尚农的习俗,延续千年,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就形成务实、朴实、勤俭、节约的文化心理。因此书院建筑的体量与规模常因量入为出而定,书院不像其他区域书院那样在布局上或抑扬顿挫渐至高潮,或细腻逶迤一路铺排。它雕饰不多,因陋就简,朴实无华。这种敦本务实的心理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结合,造就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形成陕西人戒虚务实敢为的生活原则。所以明清陕西的书院建筑在功能的发挥上并非如我国书院建筑共性表现——务虚高于务实一样,而是张扬着自己务实为主、务虚为辅的文化特色。

陕西明清时期的书院也常因入不敷出而年久失修。面对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经济生活的贫穷,建筑在士人的求学生涯中是应然的存在,其实质是锦上添花,而非必然的存在。面对黄天厚土,陕西人反身内求于己,在坐忘中修身养性,清心寡欲,超脱世俗,洗净纤尘,潜心问学。

综上,明清陕西的书院建筑与中国传统书院建筑存在共性,但陕西敦本务实崇尚古朴的文化心理加之政治经济较为落后和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化,又使陕西的书院建筑在布局规模体量上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尚简实用不事浮华成为陕西书院建筑透显出的文化亮色,成为华夏民族丰厚的书院建筑瑰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摘要：明清陕西书院建筑,是我国传统书院建筑共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与陕西地域文化特性相结合的产物。这段时期的陕西书院建筑总体创建及改建时间明显滞后于书院发达省份,在清代表现出乾隆朝和光绪朝两个发展高峰;建筑的衰败较多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地域分布有一多两少的不平衡特征。建筑选址多无定位,规模较小,主体简单。这种独特的建筑表征当与陕西敦本务实、尚俭古朴的地域文化有关。

关键词：明清陕西,书院建筑,时空特征,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3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2]朱汉民,(美)李弘祺编:《中国书院》,1~1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245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4]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第6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史地,1998.4

荡漾文化穿越意味的古代书院 第9篇

在那里，书声朗朗，墨香阵阵，流淌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启承转合，自由流畅地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出类拔萃，百余名学子科举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1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1043年，宋仁宗又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自此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

而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倡导支持下，得到了壮大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应晏殊之邀在此任教，其显盛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此，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因为范仲淹对该书院的突出贡献，后人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

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门庭前悬挂有一楹联，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块令人骄傲的文化招牌，可谓名至实归，这座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中，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人，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都有它的高超和神奇之处。其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始于唐时周敦颐先生的主张。他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的共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正因如此，岳麓书院拥有健康茁壮、枝繁叶茂的文化根系，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此外，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赶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对岳麓书院的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因坐落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因战乱废损，直到清康熙年间重建。嵩阳书院建筑物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除嵩阳书院主体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因自然及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

在学识传播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受邀在此讲学。嵩阳书院因此成为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慎思园”两侧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一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书体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

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白鹿洞书院教条》，该条规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成为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朱熹的教育思想，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此讲学，白鹿洞书院因之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顺沿不衰的文化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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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建于北宋政和元年，亦名龟山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当时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之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于此。据传，无锡官员李夔陪同著名学者杨时到无锡南门保安寺游览。杨时见这里临伯渎港，前临清流，周围古木森天与郁郁葱葱的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是一个研究和传授学问的理想场所，便有意长期在此讲学。李夔得知杨时的想法后，全力予以支持。并取了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中的“东林”二字作为书院名称。

因战祸、动乱等原因，该书院也一度荒芜废置。直到公元1604年，东林人氏、明朝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该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精神，引起全国学者的认同和响应，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成为许多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当时的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在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脱离实际。因此倾动朝野，海内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仰慕应和，闻风响附，皆以东林为归。一时之间，东林书院成为江南人文荟萃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明末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名，东林书院又因东林党人而蜚声海内外。在明末数十年时间里，东林书院的学人，在历史变革的潮头，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东林书院成为东林党人心目中的圣地，士子们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

古代书院多建于山林名胜所在地，是受了佛教“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影响。书院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山环水合，或泉清石秀，或古树参天，或茂林修竹……可谓“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如此僻静优美、清邃秀丽的去处，自是最宜于学业传授和学术研究的。

古代书院，不持门户之见，不死守师从学说，广泛开展学术论辩。正是在一论一辩之间，思维才有了突破口，社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如岳麓书院的“会讲”制度，让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论辩，平等交流，旁听的学生聆听着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该是多么美妙、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再如嵩阳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所谓“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与此同时，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辩能力。时至今日，所有这些，不啻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是极有分量并且耐人寻味的，正是这些耐人寻味的书院文化，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溯古通今、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

新书院文化 第10篇

一、规划设计构思

1、历史与文化。

校园的总体规划借鉴了中国的书院传统,传承了山西深邃的建筑布局文化,同时融入现代大学规划理念,使校园的整体规划既沿承历史文脉,又具现代风采。

(1)轴线。规划沿用了中国古代传统布局方式整体采用轴线控制,体现学院的理性和秩序。前广场、中心广场、图书馆、中心公园连接有序,图书馆依山傍水,犹如古代讲堂。

(2)书院。规划设计了多个簇群式的书院组团,沿东西向依次展开,并由人行绿化走廊串连,茂密树木及生态园林如同支状渗入到书院内部,并有效地避免了各个组团的互相干扰。书院的内部为活泼的空间结构,大方简洁的现代建筑体现了科学的治学氛围。

(3)内街。内街的意向来自山西的传统建筑布局形式,园林式的人行绿化走廊串连了学生生活区、中心区、书院簇团组群、体育区等,为校园提供了完整、连续的林荫步道体系,并与车行道完全脱离。

2、生态园林格局。

古代书院的精巧绝妙之处,还在于把环境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自然景色对书院教育起积极的开拓作用。在本方案中,规划保留了部分现场的树木及原生植物,并通过挖湖出土形成平缓山坡,在平缓的校园基地上创造了小的土坡生态园。此外,通过该地块的教育园区龙形水系在保持大的走向适当拓宽,在校园中心蜿蜒流转形成环璧畔池、洗秋潭、邀月半岛、花溪等景观,大大丰富了校园环境。另外,生态绿化园林沁芳园与迭翠苑内,规划种植大量季节性互补树木,呈支状渗透到教学区的内部,形成开放性的景观,既作为校园的绿肺,又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休息、读书空间。整个校园的建筑点缀在绿海、碧湖之间,形成真正的花园式现代书院环境。

3、步行优先法则。

以传统空间形成内街体系,包括学生宿舍所围合的学生生活街、以教学组团、办公楼等围合而成的学术街、以院系书院组团围合而成的生态园林步行区等,形成良好的亲和感,机动车交通均排除在外,从而以建筑与生态的和谐、温馨宜人的尺度使学生愿意在其中滞留,并促进学生的交往与研讨。

4、连续的城市意象。

校园东西向城市展开面有2 km,这将成为学校面对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展示面。方案借鉴了山西传统书院、民居意象,采用了连续的界面体系,统一了各个建筑群体,形成完整的建筑面貌格局。这个做法,强化了校园的特色,强调了重点空间的渗透和引入,也使校园在不同时期的建设过程中,实现风格的连续和统一。

二、道路与交通系统

校园采用18m环形的机动车外环道路布局,连接各个主次入口,交通联系方便、快捷。除此以外,其余校园道路均以满足适量车流通行,既能方便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系,又能保证校园优美宁静的环境。环道以内主要为校园的步行区域。各功能区均布置了适量的停车场地。东侧与北侧的学生生活区可通过各个步行绿化走廊到达教学区,流线都非常舒适流畅。

三、绿化与景观分析

校园的景观格局,基本以中心水面及山坡园林加广场为中心,两个生态园林绿肺渗入教学实习区内部,一纵两横两条步行街贯穿其中作为整体的景观骨架。两个生态园林,种满各种季节性植物,针叶类植物与阔叶类植物互相配合,形成春有绿、夏有花、秋有果、冬有青的自然园林环境,是师生读书、漫步、交流、休憩的最佳场所。一纵两横的生活街及学术走廊空间丰富,异彩纷呈。不论在教学区还是在学生生活区中,由建筑围合而成的各种形式的院落重重相联,分合有度,错落有致,既方便了联系又保持了人性化的校园尺度。

四、建筑风格

古代书院建筑以“善美同意”作为标准,追求的是朴素实用之美。这也成为本次建筑风格指导思想。建筑空间力求复合多样,又强调尺度的人性化,和谐的穿插变化形成收敛有致的空间系统。建筑的形体延续北方的传统空间特色,并与地域文化产生对话,形成以广场、园林路、学术街、方院等别具特色的空间群落,强化了校园的现代感和人文精神。建筑造型简洁明快,既满足个性,又积极配合整体秩序环境。建筑采用平坡屋面相结合的方式,外墙采用灰色劈离砖,整体感觉素雅宜人,既传承中国的历史文化,又体现现代气息。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