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范文

香港廉政公署范文（精选12篇）

香港廉政公署 第1篇

( 一)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背景

新加坡是一个治理腐败问题效率较高的国家, 民众强烈政治意愿遏制了腐败问题的发展, 对于腐败受贿的人, 无论地位高低, 民众及政府都不会容忍。1952年新加坡所有关于贪污受贿腐败案件都是由警察局内部的一个反贪科负责, 制止腐败问题缺乏群众基础。同年CPIB成立, 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负责调查和预防腐败重要独立机构。1959年以后,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腐败情况发生改善。1963至1965年, 新加坡总理直接管理贪污调查局。1965年到1968年之间, 贪污调查局管理权再次移交到司法部长的手中, 直至最后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直接由新加坡总理掌管。20世纪90年代, 贪污调查局得到较大改善, 其成员职位得到确立。 进入21世纪, 贪污调查局逐步获得了民众支持和获得多方面的认可, 为加强民众认可度, 设立自己的旗帜标识, 加强对调查贪污腐败案件的操作能力并改善调查技术。也逐渐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学习效仿的榜样。

( 二) 香港廉政公署的背景

香港廉政公署作为专门独立的反腐机构, 主要是为维护香港的公平正义。廉政公署最早追溯于1952年香港港务处反贪污部, 该机构是香港英国政府警察系统内部的一个纪律纠察组织, 当时对腐败问题处理不当, 造成贪腐严重。二战后, 英国占领香港, 为解决贪腐问题当时的港英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 但结果证明腐败现象依然猖獗。当时香港集聚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 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公众要求政府治理打击腐败行为。直到葛柏案成为导火索, 使得大批民众抗议政府。因此, 政府也迅速展开行动, 在1973年的立法会议上, 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香港廉政公署于1974年正式成立, 通过执法、预防及教育的方式打击贪腐行为, 并取得不凡成绩。

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与香港廉政公署的结构职能比较

( 一)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结构职能

1970年起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办公室, 相关法律规定总统任命局长、副局长和适当数量的局长助理及特别调查员, 可以设立不同级别的助理局长和特别调查官。新加坡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 贪污调查局虽然由内阁总理掌管, 但是主要人事任免提名等权力都是由总统掌控。从组织架构来看, 贪污调查局下设有三个部门:

行动部, 负责收集整理情报, 支撑调查部调查案件的需要。在行动部下设, 外勤管理部、支持部和情报部门。该部门在办理相关贪污案件, 运用计算机取证、测谎仪器等高科技技术。

公司事务部。包含: 人事管理部与人才发展部。负责贪污调查局内部人才选择, 人力资源战略的实施和审查; 财政行政部。负责贪污调查局财务系统, 采购和资产的相关事项; 规划、政策与合作联系部。该部门主要负责规划、政策制定以及与企业之间相联系的部门; 信息技术部。 主要是整合和利用IT技术引进, 帮助内部的日常运作, 保障贪污调查局的能够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调查部。负责调查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分支, 一个是专门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案件, 另外一个是专门从事私营部门的腐败案件。

( 二) 香港廉政公署的结构职能

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腐败问题处理方面取得优秀成绩与其自身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明确是紧密相连的。香港廉政公署的主要结构如下:

香港廉政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有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员, 其中包括廉政专员一职。《廉政公署条例》规定, 廉政专员负责廉政公署的指导及行政事务。

行政总部。行政总部负责香港廉政公署内的日常行政工作, 主要是组织、协调、分配全廉政公署的资源, 为执行处、社区关系处、防止贪污处等提供保障和支持。

社区关系处。负责向香港普通大众市民宣传贪污腐败行为的各种危害, 引导市民如何识别贪腐受贿的行为, 教育香港市民勇敢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举报, 逐步倡导香港市民培养廉洁品德和公民责任感。

执行处。主要负责接受香港市民任何涉嫌贪腐的指控和举报并就相关罪行展开调查。执行处下设两个分别负责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贪污及相关罪行的两大部门。

防止贪污处。主要职能在于防止贪污腐败的发生, 始终深信“预防胜于治疗”的原则, 从而防患于未然。

( 三) 两者职能机制对比总结

通过机构设立对比发现两者都有严密的机构设置, 并且分工明确, 层层细化。从结构外围看, 两者层级清晰明了, 最为重要的在于两个机构都拥有独立的地位, 这就提高了反腐问题处理的可行性。其次, 两者都拥有完整的保密机制, 使得民众举报贪污腐败行为拥有可靠的保障。 另外, 两者都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也保障腐败问题得以解决。最后, 两者在腐败问题处理方面, 都是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分别位居亚洲清廉排行榜的前列, 这点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三、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与香港廉政公署的法律运行比较分析

( 一)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法律运行

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 建立了严谨完整的法律体系, 使得治理贪腐行为能有法可依。在反贪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是1960年颁布的《预防腐败法》, 该法条的建立与实施使得新加坡在预防和惩戒腐败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详尽阐述如何治理腐败问题的方法, 将贪污腐败行为能够呈现的形态也纳入到这部法律之中, 该法典如同监控器严格监视每一处可能发生的腐败。另外, 在《预防腐败法》中扩大了对于贿赂的界定, 不仅包括如金钱、证券、礼物等形式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其中几乎覆盖全部除工资以外的任何其他经济收入, 而且还包括无形的财物, 如职务、便利、优惠好处等形式的贿赂。新加坡还设有《没收腐败、贩运毒品和其他严重犯罪所得法》主要内容涉及重要术语的解释、本法的适用范围、犯罪所得的评估、没收的条件、没收程序、对潜逃的贪污犯罪分子犯罪所得的没收, 为没收腐败犯罪所展开的调查程序, 对被怀疑属于犯罪所得财产的保全制度和托管制度、腐败犯罪所得、开展没收腐败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等。新加坡还特别制定了《公务惩戒程序规则》, 主要是对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渎职或者玩忽职守的公务员如何进行调查和进行行政处分的程序作了规定。以上三部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腐败违法行为和腐败犯罪行为的认定、调查程序和实体处理, 无论从行政处分到刑事处罚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从而构成新加坡反腐败法律体系最重要的三根支柱, 形成严密惩治腐败的法网, 保证了政府的廉洁和高效。

( 二) 香港廉政公署的法律运行

香港廉政建设能够取得优秀成绩, 离不开香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坚定的法治理念决定了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的过程中主要选取以下三部法律文件: 1948年出台的《防止贪污条例》后经多次修改, 逐步扩大使用范围, 加大处罚力度。1971年正式颁布《防止贿赂条例》主要内容就是定义贿赂的含义, 制定相应处罚的规定, 以及香港廉政公署的权力等。 该法典对于政府官员、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人员的贪污行为有不同的界定。其次, 1974年颁布的《廉政公署条例》主要是规定廉政公署及其如何进行反腐。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条例期间, 香港还在英国政府管辖下, 条例中第三条、第十条在英国本土并没有过类似的法律条文出现, 受到当局争议较大, 但后来经过具体实践检验, 这两条法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 2000年颁布的《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主要内容是对有关选举的犯罪行为说明, 相关处罚的进一步规定, 其中一切与选举有关的行为, 都受到该条例的约束和监管。

( 三) 两者法律运行对比总结

通过两者在法律方面比较, 均提到了预防与防止等特性。说明治理腐败问题, 只有严惩是不够的, 同时还要教育民众, 提高其法律意识, 积极对抗腐败问题发生, 做好事先预防工作, 提高治理腐败问题的效率。 同时能够使得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使其提升对政府的信任度。对治理贪腐问题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而避免使腐败问题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生活的障碍。法律法规不是一尘不变的工具, 相反法律应该顺应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时代需要。两地在反贪污法方面不断修改, 能够将更多腐败行为的处理办法纳入其中, 腐败问题的处理不能一蹴而就, 腐败自身也在不断更新内部要素,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形式, 所以在反腐败方面的法律保持自身的升级显得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

[1]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 (上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2]新加坡预防腐败法编写组.新加坡预防腐败法.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

[3]何亮亮.解密香港廉政公署.中信出版社, 2006.

[4]黄晓阳.廉政公署全传.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6.

[5]何亮亮.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

[6]段龙飞, 任建明.香港反腐败制度体系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0.

[7]赵璐.新加坡反腐模式概观.文史周刊, 2012.

赴香港廉政公署参观有感 第2篇

JM094王琨

5月31日，我院09级及10级法律硕士专业近120名同学在培养处老师及班主任的带领下，组成两支队伍分别前往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廉政公署参观学习。

我参观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在总部大楼我们听取了廉政教育主任赵明华先生的讲座，赵明华先生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廉政公署的历史、现状、所获荣誉、成功因素以及相关法例。香港廉署通过“三管齐下”——执行处的高压打击、防止贪污处的完善制度以及社区关系处廉洁理念——进行反腐倡廉，使香港成为了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廉洁地区,在全亚洲排名第2。

内地第一个反贪局成立至今已有20年，为什么反腐败工作没有质的变化，而且呈现出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犯罪数额原来越大的趋势？我认为廉署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立法规定廉署地位上的独立性，是其成功的关键

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廉署不属于香港政府体系，其日常运作及行政管理也独立于警察和公务员体系之外，廉政公署可以独立行使职权而不受社会团体、政府部门的干涉。廉政专员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不得兼任政府职务。脱离了一切政府部门，廉政专员直接向行政长官一人负责（回归前向港督负责），廉政专员亦不得兼任政府之职务，使反贪工作在组织系统上最大限度地防止了掣肘和不必要的外来干涉。

（二）法律赋予其强大的权力和自身高效运行是反腐的基础

腐败行为特别是贿赂犯罪，授受相悦，是一种非常隐蔽的罪行，要进行调查并把犯案者定罪是非常困难的事。为了给廉政公署的工作消除不必要的障碍，保证其运作的顺利和高效，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授予廉署一些特权，一旦发现问题，便可依照有关法律避开各种障碍，对贪污腐败分子形成突然的、出其不意的打击。

（三）良好的监督机制是香港廉政公署健康运行的保障

法律赋予廉署广泛的权力，同时要确保其工作人员不会滥用权力。因此，廉政公署的运作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有着严密的制约措施，保证制度的可操作性，配套措施也比较完备。

（四）香港廉政公署的特色还体现为它的透明性和受到广泛支持

除了上述的廉署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值得我们借鉴，还应当注意到廉署保持透明度维系市民信心和支持也是一项重要措施。廉政专员每年都要公开一个年报；市民可随时联络任何一间廉政公署分区办事处取得有关反贪污法例及廉政监察工作的资料；新闻媒体也有权利报道廉署对反贪案件的处理情况。

综上所述，真正独立于一切机构的制度设计，完备的自身防腐机制从而保证了廉署高效运行机制；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又为广大民众坚定了打击腐败的信心，从而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内地的反贪工作想要有实质性的突破，遏制住愈演愈烈的腐败势头，就必须从体制、制度到具体措施进行系统改革。

香港廉政公署大揭秘 第3篇

贪腐盛行催生香港廉署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污状况非常严重，连消防队救火也要给黑钱，否则消防员到场后会按兵不动，看着大火吞噬一切。

接受采访的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委员张仁良说，他的妈妈在上世纪60年代时曾经学车后申考驾照。主管的人说你给500港元不用考就行，张仁良的妈妈没有给，结果直到她去世都没有领到驾照。

一位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韩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词：“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1973年，涉嫌贪污420万港币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在被调查期间成功脱逃出港，引起了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已对贪腐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

时任港督麦理浩认为事态严重，委派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委员会对此案进行彻查，百里渠随后发表的著名“百里渠报告”指出：“除非设在香港警队内部的反贪污部能从警方脱离，否则大众永远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

该报告得到麦理浩的认同，在其推动下，1974年2月15日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

“打老虎”唤回民众信心

廉署成立后，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赢得香港公众信任的问题。

此前港英政府也推出过诸如加大法律处罚力度、提升反贪机构级别等做法，结果给公众形成“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思维定势。对于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香港公众最初也抱着类似的质疑心理，认为其不过是个临时机构而已。

“解铃还需系铃人”，廉署成立后从“葛柏案”入手，决心重建公众的反贪信心。通过对葛柏这位香港历来职级最高的贪污警官进行锲而不舍的调查，廉署终于在1975年1月将其成功引渡回港，并依法定罪。

经此一役，廉署在市民中的威望大增。曾任香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杨铁梁认为，“此案不独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市民对政府及司法制度的信心。”

统计显示，自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不到四年的时间，香港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就有260名，而从那时至今廉署成立36年间，总调查案件超过7万件，其间不止一次地将城中富豪、达官显贵送入狱中，也曾成功地改变了“索要商业回扣、新股上市需给证交所高层优先配股”等极不合理但运行已久的商业潜规则，更有顺藤摸瓜扳倒上海首富引发内地反贪巨震的业绩。

并非“高薪养廉”

谈及香港廉署队伍的高效廉洁，内地不少人会将之归功于“高薪养廉”，但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廉署职员薪水只比同级别公务员高10%左右。

为保持独立性，廉署的职员采用聘任制，不属于公务员体系，也不受公务员条例规管。目前，其1200多名职员均以合约形式聘用，其中逾半数职员在廉署服务超过10年。

据介绍，依据不同级别，廉署职员的月薪在1.51万至9.75万港元间，与香港公务员1.5万至9万港元的月薪相差不多；这一月薪与内地公务员相比不低，但在生活费用较高的香港却很正常。

据最新资料显示，香港2008年月收入的中位数是1.05万港元；普通售货员的薪水是8000到10000港元；2009年就业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在10000港元左右。而廉署的所有职员，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

更重要的是，相关资料表明，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纪律要求的情况下，廉署职员中没有人投资股票，这在有80%的人投资股票的金融中心香港，多少有点不可思议。

廉署对此的回答是，廉署人员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与股价变化有关的信息，如某公司财务状况等，如果他们参与股票投资，其所拥有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发生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廉署这种近乎苛刻的“严于律己”和不知疲倦的高效工作，使其在最近一年的公众调查中，获得了超过99%的被调查者的支持。

廉政专员汤显明强调，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被抓”。

在他看来，“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被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廉署成立后，香港的反贪工作赢得全球的广泛赞誉。

至2010年，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排名已经连续16年蝉联全球第一，评选机构《华尔街日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其中的首要因素便是香港具有廉潔的政府。

香港:廉政风暴劲吹40年 第4篇

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至今,在香港执法40年。在香港,几乎妇孺皆知的廉政公署经典广告词是: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至今,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廉署是香港的发展基础。

廉署揪出的“大老虎”

作为香港反贪利器的廉署,除了最高行政长官本人,任何人不得干预廉署调查。所以,“独立”是这一机构的精粹,也是其能屡次打掉老虎的根本原因。

1989年至1992年的律政高官受贿案的主角是被誉为律政署“四大天王”之一的胡礼达。他作为律政署商业罪案检控组之首,也曾兼任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之职,处理过商业大案。因此此案一经公布便震动了整个司法界,公众也为之哗然。

1989年8月, 廉署接到 线人“苹果”的情报,继而展开了代号为“耶路撒冷”的调查行动。不久,廉署已发现这位年薪约为五十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只在1986年至1987年间,财富增长就超过了百万港元。据胡礼达事后自己交代,一切都是由自己在新西兰的一个果园引起的。他在1981年买下这座果园,没想到投资失利,陷入了资金困境,最终因债台高筑堕入了贪污陷阱。等到后来经济境况好转时,他已经上了贼船,不得不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事情败露。胡礼达终获重判。

1998年,为香港政府服务了几十年的印务局局长马逸志快退休时,想出版自己的画集,熟识的印刷商资助他一些纸张,价值3万港币。结果事情被廉署调查,后来法庭认定他未经许可收受利益,违反了《防止贿赂条例》,不仅判处罚款,近百万港币的退休长俸也被取消。

2012年3月29日清晨7时,64岁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铜锣湾礼顿山豪宅中被廉署工作人员从睡梦中请回总部“喝咖啡”,从而刷新了廉署建立以来落马高官的新纪录。

许仕仁曾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骄傲。1978年, 他被借调 至廉政公署,出任廉署社区关系处助理处长,并作为监制,为廉署拍摄反贪污短片,向公众宣传肃贪倡廉。他曾说:“把反贪变成理所当然,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最高境界。”许仕仁政界生涯中最大的功绩就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期间,与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组成“铁三角”,动用香港逾千亿外汇储备,入市购入多只港股,成功击退炒家,保卫了香港金融。但同时,许仕仁也是香港出了名的“叹 ( 粤语,意为享受 ) 生活”行家,坊间称其“肥龙”。他对红酒、跑马、歌剧都深有研究,在“非典”期间,大部分人对搭乘飞机心存疑虑,而许仕仁为了追看歌剧,专程飞往巴黎。他对收藏古典音乐黑胶碟也别有兴致,在新界专门租下一套单位,存放黑胶碟超过20000张。

据廉署消息指,许仕仁案涉及严重的“官商勾结”。早在2008年,廉署已经暗中展开调查,并成立特别侦查小组,于2014年5月8日正式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曾说,香港社会对地位较高的人,要求比一般人高很多。地位高的公众人物一定要比其他人更加小心及守法,因为在香港没有特权,即使特首也是一样。2013年8月,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薛伟成透露,对前任特首曾荫权因公款入住超标准豪华酒店、搭乘富商私人飞机和游艇、不当接受馈赠等行为已展开调查。

“明日之星”引发警廉冲突

廉政公署的出现,使得原本归属于警方内部的反贪权力分离独立,并且相互制衡,警察内部会出现一些害群之马,所以警廉冲突时有发生。

2002年5月16日晚上,廉署执法人员在一家酒店内公开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警方高层大为光火,指责廉署对此案的过分张扬,意在“抹黑警队”。后经时任特首董建华的紧急斡旋,两个执法机关的冲突才被化解。

根据廉署掌握的证据,冼锦华涉嫌贪污及包庇卖淫集团,并先后3次接受免费性服务,其中一次同时有两名妓女在场。另外,冼锦华还接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伟哥”成分的药物。这是一起性贿赂案件,法官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判处冼锦华入狱3年。

此案之所以引起警方的激烈反应,是因为时年46岁的冼锦华,被誉为警界的“明日之星”,加入警队26年,曾屡破大案,是将来警务处长的热门人选。审理此案的法官辛达诚说,冼锦华是一名优秀人才,如今要给他判刑,非常难过。他在判决书中特别强调说:“我差不多肯定你会失去工作及 ( 高达373万港元的 ) 长俸,但我不会当是求情因素……你所走的路,是不可避免及应有的后果。”

名噪一时的谢霆锋撞车顶包案也因怀疑警察受贿而引发廉政公署的介入。

这起车祸,如果仅仅是一起车祸,应由警方处理,而不需要廉署出面。但有人向廉署举报,车祸发生时,驾车人就是谢霆锋本人,车祸发生后,谢却神秘失踪了,随后出来的那个司机是替他顶包的。警务部门采信了司机的供词,将此案当成了一般交通肇事案处理。如此一来,交通肇事案第一次升级成了顶包案,事主有了妨碍司法公正之嫌;而第二次升级,又成了贿赂案,有贿赂办案警官、妨碍司法公正之嫌。如果谢霆锋真的贿赂了办案警官,这就成了一桩廉政案件了。

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廉署之所以介入此案,是因为一名警务人员的举报。而廉署很理解这名警员的苦衷,因为警廉之间的矛盾,这位警员害怕受到同事的孤立和打击。所以廉署想尽办法不让他公开涉及此案。这起案件最终判处谢霆锋14天的监禁,而那名涉嫌受贿的警员则因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而作罢。

因蝇头小利而倒掉的公屋

在20世纪60年代,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开始推出公共屋邨。由公费支出的庞大建屋计划,在廉政公署还没有成立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一些建筑业老板和主管公屋官员的生财之道。

1982年1月9日,廉署接获可靠线报。指称于1971年建成的葵芳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房屋结构出现严重问题,怀疑负责监督建筑工程的政府官员贪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由于偷工减料情况严重,房屋署密切跟进廉政公署对葵芳邨开展调查,对900座楼龄逾五年的同类型公屋展开结构调查,结果有26座公屋被发现结构上存在极严重的问题,钢筋水泥等都不合格。廉署接手调查案件后,马上成立了一个9人专责调查小组,部署调查策略,全力以赴展开调查。

小组的首要工作便是寻找曾参与建造26座公屋的机构与人员,包括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职员及监督工程的政府人员。小组成员一口气从各部门借来了530个档案及合约,在这些档案中,提及的公司和人物多达915个。据小组成员表示,他们当时连一个签名都不放过,因为每个签名都可能会提供一点线索。为搜集罪证,小组成员先后两次越洋与有关人士会面,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塞浦路斯、西班牙、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然而贪污是授受皆错的罪行,再加上当时贪污成风,调查员即便能从茫茫人海中找到涉嫌的人物及证人,他们却都倾向保持缄默。

最终这起公屋案件,就具体贿赂数目来说,并非一起重大案件,涉案者主要是政府的工程监理以及房屋署的一些管理人员。他们每次的受贿额又都很小,只不过相当于每月的工资。整个案件的行贿额,也就是几十万港元而已。可与此相对应的,廉署为此案付出的办案经费却高达几千万港币,有人会问,这值得吗?

当然值 !

非法获利1元钱也要抓

公屋案的典型之处在于,个别人因为极小的私人利益,却造成了社会肌体的极大伤害。几千元的受贿额,在某些设定容忍度的法律体系下,或许都不会立案,但正是这一点点的私利却深深地伤害了社会。因为许多官员仅仅收了几百元的贿款,就会做出种种违法勾当而进行掩盖,结果便会导致整个机构和普通民众的对立,从而严重损害了政府机构的声誉。在某些人看来,医生收几百元的红包、老师逢年过节收点学生的礼品、考驾照要送教练两条烟等可能都算不上腐败。但就是这样的风气导致的“社会腐败”可能更会冲击普通民众最质朴的信念。在香港,廉署奉行“零容忍”的反腐态度。贪污没有金钱限额,非法获得1元与100万元都是贪污,因此廉署人员调查的范围大到政府官吏受贿巨款,小到住院病人要付小费才能得到一杯水,甚至庙宇内香油捐款箱中少了一点零钱,均要查处。据廉署官员张松达回忆,在他经办的无数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少的才10元钱。80年代初期,一名无证小贩见警察走过来,送去一块黄色的东西,以求免遭罚款。这一幕刚好被正和女友约会吃饭的张松达看见,他去问小贩有没有给钱,小贩说没有,他又追上去问警察,警察也承认没有给钱。张松达确认警察是在受贿,按照法律规定有权搜身,但考虑到警察身着制服,当众搜身有点不合适,就让对方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了黄色的东西。他这才知道是块价值10元的手表,最后该名警察被法院定罪并罚款5000元。

显然, 在香港, 对于某些 习惯“潜规则” 的内地人而 言, 或许还很不 适应。比如电影《2046》拍摄的时 候, 内地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 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 入狱3个月。在香港读大学的某内地学生,在老师信箱里塞了一万元并表示希望得到考题,被判监禁6个月。一位2001年来港定居的内地妇女,于2009年获得分配一个公屋单位,在高兴之余,写信给房署的一名助理文书主任表示感谢。还随信夹附了一张100元的港币,表示让这位助理文书主任买水果吃。香港廉政公署接到举报后,逮捕并起诉了这位妇女,最后她被判刑3个月。

正如一位廉署专员所言:“‘逢贪必被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容忍’。”廉洁已然成为香港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香港廉政公署各处室职能及组织架构 第5篇

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与之相应，香港廉署也走过了从最初被质疑到很快确立强大公信力的过程。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

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的黄金时代，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必转变，并成为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署破案如神，并能屡屡扳倒高官，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其反贪经验引起了全球关注，反贪模式也为全球反贪机构所效仿。可以说，精确的职能定位、合理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科学的程序保险，为香港成就“廉政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据《廉政公署条例》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署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由三个部门组成：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分别是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污。

1.执行处—廉署的调查部门，负责接受，审阅和调查有关贪污的指控。其资料主要源自市民向廉政公署所作的举报。当执行处接到举报后就会把资料分类并立即立案调查。

2.防止贪污处—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另外，该处亦应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防贪顾问服务。

3.社区关系处—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它的策略是深入社区，推动各界人士采取预防贪污的措施，提倡如诚实和公平的正确价值观。它所利用的宣传教育手段是和市民面对面的接触，并且运用大众传媒和印刷传媒的手段广泛推广肃贪倡廉的信息，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

上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贪污现象可谓是光天化日比比皆是，连消防队在救火时都要视接受的财物多少而定。今天的香港已经是个高度发达的法制社会，几乎是不存在企图以权谋私者的得逞的灰色地带。这一切都与廉署的反贪力度密不可分，同时还可以说明，廉署现有的运作机制是十分有效的，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上述“三位一体”的架构，成为廉署高效廉洁的组织保证：一方面通过执行处全力肃贪，让腐败分子逢贪必被抓而“不敢贪”；另一方面则将反贪重心前移，通过审核政府部门的法律文件、工作程序等工作堵塞贪污漏洞，使相关人员“不能贪”；同时通过教育宣传让市民“不想贪”，培养反贪防贪和廉洁自律的深厚土壤。

廉政公署组织架构

廉政专员 行政总部 执行处 防止贪污处 社区关系处 以执法、防贪、教育三管齐下，透过三个部门的「三管齐下」，打击贪污。

1.执行处—接受市民举报贪污和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执行处”负责反贪调查，是廉署最核心的部门。该处有900余人，占廉署总人数的3/4，一名廉政副专员兼任执行处首长，下辖“政府部门反贪调查、私营机构反贪调查，技术支援，以及情报研究”四个科室。

法定职责：

1．接受及审阅贪污指控。

2．调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的罪行。

3．调查任何订明人员涉嫌滥用职权而犯的勒索罪。

4．调查订明人员任何有关或可能导致贪污的行为。

组织：

1．执行处是廉政公署最大的部门，由执行处首长领导，辖下设有两个主要部门，分别负责调查公营及私营机构的贪污及相关罪行。执行处首长同时兼任副廉政专员，并直接向廉政专员负责。

2．执行处经常向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汇报部门工作及谘询意见。

●2.防止贪污处—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另外，该处亦应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防贪顾问服务。“防止贪污处”主要负责预防贪污。下设两个审查科，专门审查政府部门、机构的工作规定及程序，并接受私营机构的防贪咨询，帮助找出可能的贪污漏洞，预防贪腐发生。

法定职责：

1．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并建议修订容易导致贪污的工作方法及程序。

2．应私营机构和个别人士的要求，提供防贪建议。

3．在日常工作中，防贪处经常与各机构及公司的管理层紧密合作，担当他们的顾问。

组织：

1．防止贪污处（防贪处）由一名处长执掌，辖下有两名助理处长协助执行职务。

2．防贪处拥有一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尽心为公共及私营机构提供有效的防贪建议，他们包括：

资深的前政府人员、工程师、测量师、会计师及核数师、资讯科技专业人员

3．防贪处定期向监察该处工作的防止贪污谘询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

●3—社区关系处—教导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并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的工作。“社区关系处”设两个科室，分别负责宣传教育市民廉洁自律，并通过举报中心及7个分区办事处接受反贪举报和咨询。

法定职责：

1．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祸害。

2．争取公众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

组织：

1.社区关系处（简称社关处）由一名处长执掌，辖下两个科分由两名助理处长统领。

2．社区关系科

（一）主要由多个专门组别组成，职责包括：

制定部门的宣传策略，以提高市民对反贪工作的认识。透过大众传媒，宣扬肃贪倡廉的信息。透过教师、学校、教育机构宣扬正确价值观。

3．社区关系科

（二）透过辖下七间分区办事处执行以下职务：

香港廉政公署制度及其借鉴之处 第6篇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218-01

1廉政公署的机构设置

(1)廉政公署执行处。执行处主要负责调查工作，该处下设两个调查科、一个监察及辅助科。两个调查科各有分工，一个主要调查对象为政府部门中的警务处、地政公务司和人民入境事务处，另一个调查对象为其他政府部门及私人机构。

(2)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该处下设两个审查科，每科下设三个小组，具体负责不同部门的审查工作。另外，该处还下设一个协导工作组和一个管理组，分别负责向私人机构、公共机构提供反贪污咨询服务和负责处理该处的日常管理及文书辅导工作。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措施及工作程序，找出其中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提出合理建议使之加以改进，从而达到减少贪污机会的目的。

(3)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该处由一名处长负责，下设两个科级业务部门：联络科、传播及教育科。主要任务是在香港市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肃贪倡廉的思想深入人心。

(4)廉政公署行政总部。主要负责廉署的行政事务。管理全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负责职员培训和福利等工作，所辖机构：职员关系科、训练科、社区研究科、编制科和财政总务科。此外，廉署还有一支135人的秘密跟踪队伍，配有车辆、录音、录像设备。这支队伍设备精良，高度保密，办公地点另设，人员身份不公开，不参与公开行动，廉署职员除高级职员外，其他人员不知其成员。这支队伍在侦破贪污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廉署的人员全部自行招聘，薪金高于其他部门同级公务人员，如果他们的品德引起怀疑，廉政专员便立即对其进行惩罚包括开除，并不准上诉。

2廉政公署的职权

廉政公署被授予广泛的权力，主要有：凡政府公务员拥有的财富及生活水平和官职收入不相称，而又不能合理解释财富来源的，廉政公署即可认定其犯法，并通过律政司将其交付法庭接受审判；调查员可无需拘捕令而拘捕受嫌者进行审问；要求受嫌者列举其财产、开支、负债数字及已调离香港的任何款项财物；有权入屋搜查、检举及扣押认为可作证据的任何物品，拘捕在场任何人士，唯律师事务所可免搜查；检查受嫌者的银行帐户及保险箱；进入任何政府楼宇及要求任何政府雇员答复与其职务有关的问题，并可要求其出示任何与职责有关的内部通令、指示、办公手册或训令等；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所需要的任何资料。

3廉政公署成功经验的可借鉴之处

3.1进一步完善法制，将反腐败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首先，必须完善立法。在廉政立法上，我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仍不健全，尤其是不配套，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一是尽快制定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二是要加强公务人员职务行为行使细则立法，建立行为规范制度。如制定行政程序法、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等，建立健全行政授权制度、公务人员个人生活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三是加快经济立法，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制度，堵塞权力走向市场的漏洞，切断权钱交易的途径。其次，要严格执法。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打击缺乏力度是一个大问题。如以罚代刑，以批评代处罚，甚至不处不罚，易地做官；查证处理时间长，效率低，打击腐败的阻碍环节多，关系保护网庞大而牢固，查证处理时，往往遇到以权压法，以情压法的现象，致使很多大案要案变得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为改变这一现状，需建立一套快捷、秘密、高效的反腐败程序，增强执法力度。一是设置秘密调查、短促突击的程序，采取灵活机动、快速有效的查处方式，一旦发现和掌握线索、证据，就可以立即立案查处，迅速予以审理。审理过程中应当果断及时，并对拒不交待者设立从严从重惩罚的制度。二是设置预防性的拘捕程序。可以将嫌疑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防止串供、销毁罪证、转移赃物、拉关系说情等反查处行为。

3.2加强反腐败机构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形成打击贪污贿赂行为的铁拳

目前我国反腐败的机构有来自三个系统的三套机构：党的纪检系统、行政监察系统和检察系统。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配合，但因领导体制不同，运作机制各异，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一是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政，存在重复办案、重复调查等办案效率不高的现象；二是因分属不同系统，且各有受制约的因素，不能实行全方位的检查监督，使反腐败出现空白地带；三是各个检查机构之间职责不明确，管理权限有的平行、有的交叉、有的分隔，容易导致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的现象，削弱反腐败的打击力度。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能担负起反腐败统一组织、指挥、协调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应该拥有绝对、全面的组织权、指挥权、协调权、物资调配权、人事管理权、奖惩权。这一领导机关或者从纪检、监察、检察机关中选择一个加以强化，或者由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关。

3.3为了有效地防止贪污腐败，必须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往往只重视事后控制方面，不重视事前预防工作。因此反腐败机构应当对政府管理的各项制度，甚至每一项程序、每一个环节都加以深入研究，找出可能存在贪污机会的漏洞，提出改进的建议。

3.4加强反腐败队伍建设，并建立针对反腐败机构和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

香港广南行保证香港禽畜产品供应 第7篇

广南行表示, 去年底, 内地生猪价格回升, 但香港生猪价格则处于低位。但近日香港生猪价格回稳, 对稳定供应有积极作用。根据广南行与有关供货企业沟通的结果, 今年货源供应比较充裕, 广南行会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增加生猪供应, 确保春节前后的生猪价格稳定。

受供求关系影响, 根据以往的经验, 春节期间内地多种货品的供应价格会有所提高, 广南行表示该公司的销售价格将尽力维持稳定。

此外, 特区政府预计, 春节期间香港市面上的活鸡供应可满足市民需求。渔农自然护理署发言人表示, 根据存于本地农场的适龄可供出售的活鸡, 加上进口活鸡的数量, 预计春节期间的供应将大致维持稳定。另外, 冰鲜和冷冻鸡在市场上的供应充足, 市民可作多方面选择。吉

(新闻来源:中国农产品加工网)

柬埔寨约1.6万只鸭子死于禽流感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日前证实, 茶胶省戈安德县一农场约1.6万只鸭子最近死于H5N1型禽流感。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畜牧司司长高帕当天对媒体说, 过去一周内, 首都金边以南约90 km的茶胶省戈安德县一农场共有数万只鸭子染病, 其中约1.6万只先后死亡。有关机构取样检测证明, 这些鸭子全部感染了H5N1型禽流感。但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受到感染。

农林渔业部发表声明说, 该部已要求有关单位扑杀疫区内的所有家禽, 并下令暂停疫区周围半径5 km范围内的家禽交易和运输, 以控制禽流感疫情的蔓延。声明同时呼吁人们注意家禽饲养场所环境及个人卫生, 一旦发现家禽染病死亡现象, 立即向有关方面报告。吉

完善廉政档案增强廉政建设把关作用 第8篇

沈阳市地税局第一稽查局建立并完善干部廉政档案, 进一步增强廉政建设的把关作用。该局廉政档案详细登记了全局干部的基本情况, 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 配偶、子女出国 (境) 情况以及干部本人违纪违法情况等。廉政档案由该局纪检部门负责管理, 定期进行核定处理。该档案对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把好“监督关”, 而且在干部评先选优、提拔任用时切实把好“廉洁关”, 以及在四风对照检查过程中对干部进行廉政鉴定把好“求实关”。

香港廉政公署 第9篇

关键词：干部,廉政档案,促进,廉政建设

目前社会, 各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建立干部廉政档案是反腐败手段的先决条件。从政府官员的家庭、工作、个人收入、子女房屋等一系列生活现状加以调查并记录。认真做好党员干部的廉政档案, 不仅纠正了社会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 还能促进党风廉洁的建设, 增强民心。全面加强对国家领导干部的监督, 完善、健全廉政档案的工作内容, 使廉政档案的管理具有规范化、制度化。本文将对如何更好地进行廉政档案的建设以及廉政档案建设的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一、建立廉政档案的重要性

(一) 有利于对国家领导干部的监督

通过建立廉政档案, 可以准确地掌握每个国家领导干部的工作状况和干部的家庭情况, 甚至对其具体经济状况也有记录。这样能够及时地对领导干部所发生错误进行纠正, 更好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在国家和人民的监督下, 尽量避免发生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现象, 直接将这种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中。

(二) 有利于对贪污腐败问题的处理

通过建立干部的廉政档案的方式, 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时时监督, 保证其工作过程中时刻受到廉政档案的限制。一旦发现政府官员有腐败问题, 就可以直接通过档案中的记录和线索对干部进行周密的调查, 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对其调查的时间, 避免腐败政府官员作出资产转移等隐瞒措施。这样可以高效快速、准确地处理相关事宜, 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 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建立廉政档案, 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 避免了纳税人所缴纳税款, 流入腐败官员的口袋, 减少了我国经济资源的流失。建立干部的廉政档案, 打击腐败分子, 能有效的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 引导领导干部走上敬岗爱业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 并且使人民对党和领导加强了信任与爱戴。这样就形成了我为人民、人民为我的良好模式,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建设廉政档案的具体措施

(一) 提高廉政档案的思想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才能引导出正确的实际行动。建设廉政档案是促进党风建设的重要措施, 应提高党员干部对做好廉政档案的思想认识。由于它的建立, 抵制了歪风邪气, 减少了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 因此应对管辖范围之内干部的廉政情况了如指掌, 由纪委监察机关给予仔细的监督, 因为狡猾的腐败分子手段更隐蔽、狠毒, 光依靠纪监察机关的力量是不够的, 同时也要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监督。加大宣传力度, 使群众从思想上接受廉政档案的建立, 并且意识到廉政档案与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这样可以使百姓对廉政档案的建设产生积极性, 促使其更加主动地去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 同政府一起把廉政档案的工作做好。

(二) 做好廉政档案的基础工作

做好廉政档案工作, 基础是关键。要建立周密、可靠、真实的廉政档案, 光是思想意识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好扎实而细致的基础工作。只有把基础工作做好, 才能保证廉政档案工作更稳定的开展。因此, 廉政档案的工作要有计划地按照步骤来开展。建立廉政档案应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来完成。

一是建立建档机构。根据我国现有的相关监督部门对国家干部有监督检查的责任, 但纠正和处理国家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则是由纪委监察机关全权负责。以现在的社会状况来看, 县或者县级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比较合适, 他们对纪检政策比较熟悉, 执行也比较严格, 可以保证廉政档案工作稳定的开展。因此, 以上单位作为建立的廉政档案机构较为适合。

二是建立建档对象。权力越大, 所犯的错误也就越大, 所犯错误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建档对象主要针对国家各领导级别的干部, 特别是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 因为他们的权力更大、活动范围较广, 脱离监督岗位的机会较多, 最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并且主要领导干部具有实权的操作能力, 比如对于干部的任免权力, 财务使用权力等等, 一旦领导干部出现贪污腐败现象, 将会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影响。身居要职的领导, 时刻都受到百姓的关注, 如果他们出现了贪污腐败的现象, 那么百姓将对政府失去信心, 使得民心不在。

三是收集廉政档案材料。廉政档案的实施, 要遵守严格保密、细致认真的原则进行, 除了要收集相关部门已经掌握的材料外, 还要和其他部门积极配合。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对廉政档案材料的收集一定要严谨, 收集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搜集, 保证资料数据不会出现错误。与此同时, 所有材料要尽量为第一手材料, 只有第一手材料才能确保档案的真实性, 而且更具有法律效益。只有具有法律效益的材料才能作为对官员审核的参考。

(三) 公开档案内容, 使群众参与监督

对档案内容进行适度的公开, 从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廉政档案建设工作的透明度, 公开的过程中并不公布档案内资料的具体内容, 而是向百姓公布目前廉政档案建设工作的进程, 以及廉政档案已经取得了哪些工作成果。使得百姓对廉政工作的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 对廉政档案这一工作的实施树立起信心, 从而激发百姓的参与热情, 能够促使百姓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监督工作当中, 这样也完善了廉政档案的监督模式, 扩大了廉政档案的监督范围。

(四)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廉政档案的建设中, 不应该只是纸上谈兵, 要将所制定的理论充分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做到在过程中每一步的工作都有着科学的理论作为行动基础, 确保工作的有效性, 减少在实际工作中走弯路的现象, 提高廉政档案建设工作的效率。

三、廉政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一) 廉政档案的管理

由于廉政档案针对的人群是国家领导干部, 代表的是国家和党的形象, 所以在廉政档案管理上应该要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要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搜集整理。二是必须由专人进行审核, 并且要确保整个接受过程的严密性、安全性, 防止材料遗失、扩散等原因造成不良的后果。三是要求专人接管整理材料, 能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 廉政档案的利用

廉政档案主要用于监督国家领导干部, 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对国家领导干部的提醒教育, 使其心中时刻知道政府的监督力度有多大, 保证其思想上不会出现偏差;二是作为领导干部的提升和选拔的依据, 从廉政档案中的数据进行综合审理, 作为领导干部提拔的重要考核标准;三是对于违法犯罪的干部调查处理, 通过廉政档案可以对腐败程度, 贪污金额有一个直观的体现, 对量刑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表明, 建立干部廉政档案作为促进党风建设的基础,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在执行过程中要秉承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共同把这项工作完善好。并且对这项工作充分的重视起来, 将其作为保证我国政府风气和政府官员作风的根本措施。并且利用廉政档案这个政策削弱并减少违法犯罪、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 全面提升人文素质, 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闫瑞芝.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规范管理村级干部廉政档案[J].四川档案, 2007, 04:46-47.

[2]高强.谈加强高校干部廉政档案的管理[J].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5, 06:140-141.

[3]彭卫华.建立廉政档案促进党风好转[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02:10-12.

[4]李崧.建立干部廉政档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J].山东人大工作, 2004, 12:18-19.

香港廉政公署 第10篇

时至今日, 香港回归祖国已有12个年头。在媒介话语中, 香港是如何被呈现的, 又历经了何种变化?为了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 从两处关键的截点分析三家媒体 (《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 对香港的报道, 一方面以求获得针对香港“媒介形象”的清晰图景;另一方面, 试图总结出新闻报道文本特征, 以求在更深层次上分析新闻话语的变化和趋势。

二、文献回顾

1997年香港回归曾引发学界对媒介活动的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开展的研究项目“世界传媒报道香港回归”, 参与者有潘忠党、陈韬文、李金铨和苏钥机教授。此项目的部分成果《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1) 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媒介报道进行了分析。

在《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一文中, 陈韬文等人使用访谈和量化的内容分析法, 探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将一个全球性事件“驯化”, 即如何强化事件与本国受众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各国传媒都有严重倚重本国的官方新闻源的预期。在新闻议题方面, “英国传媒突出的主题是大英帝国光荣的撤退和对往日光辉岁月的缅怀。美国的传媒大张旗鼓, 为香港的民主摇旗呐喊。中国大陆传媒标榜洗脱百年国耻和全国欢庆统一。” (2) 同时, 在各国传媒对香港前景的评价上, 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出现了明显分化:“中国媒体一律报道香港在每一方面都不会发生变化;要变化也只可能向好的方面变化。它们回避了一些实质性的报道, 着力于报道种种举国欢庆的场面。相反, 来自其他社会的传媒却都预言会发生变化。四个英语传媒体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比香港和台湾传媒更多提及变化, 并且更倾向于将西方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价值对立。香港与台湾的传媒似乎较现实, 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存两地的自主性, 而不是与北京共产主义政权展开原则之战。” (3) 传媒报道的这些特征正反映了“各国的外交路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而这些正式驯化基本的依据” (4) 。

潘忠党的《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一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媒介叙事的建构过程。他指出, “回归”报道是在党-国 (Party-s tate) 框架主导下建构的, 但是随着我国媒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 这种叙事又引进了党-国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某种契合。“市场资源的调动和民族自豪感的澎湃说明, 香港回归也是商机, 尤其对传媒以及那些依赖传媒而获取有利市场占位的商家来说是如此。” (5) 为何政党和文化商品生产者能同样青睐民族主义的叙事?他认为原因就在目前我国特殊的文化生产秩序。“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利益调适的主导力量都在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这种契合使得国家与市场的力量能够携手、联姻, 而联姻的具体方式就是在党-国的基本框架内, 国家力量与基于市场的利益集团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 通过隐性协议, 实现利益的调适。” (6) 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我国传媒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话语也将继续具有政治资源的价值, 并同时具有市场销售的价值” (7) 。

1997年以后, 虽然仍有学者对媒介报道中的香港呈现进行研究, 但是数量上大为减少, 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损失。

三、研究方法

面对数量庞大的新闻报道, 本文选择了《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以及《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为样本。本文选择新闻报道是按时间进行的。划定时间的具体方法是, 以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期为中点, 前后对称延伸10天。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内容分析法用于揭示不同媒体是用何种方式来建构香港形象的, 主要涉及新闻议题、新闻信源、态度倾向构成、语气强度;文本细读的方法用于从历史的角度归纳香港媒介形象的变化。

四、“团结友好”议题框架和“民主经济”议题框架

从上面两表格可以发现, 在对香港的报道上, 国内外媒体使用了明显不同的关注角度。总的来说, 《人民日报》呈现出“团结友好”议题框架;而《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呈现出“民主经济”议题框架。

1997年《人民日报》大量新闻的主要报道议题集中在“主权行使”和“文娱庆典”。实际上, 在《人民日报》的“主权行使”、“文娱庆典”、“民族认同”、“与中国内地关系”这几个议题中, 常出现多个议题共存于一篇报道的情况, 它们之间的结合程度非常高, 相互渗透。这些报道不断重复, 使得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两岸合作的不断增进成为这一热点事件的主要基调。2005年《人民日报》也有报道专门提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民主和经济两大领域。无论是1997年还是2005年, 这两家媒体最为关注的是香港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是否维持。这两个议题直接关系到美英两国与香港的合作关系。同时, 作为西方完整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法律也是两家媒体关注的一个重点。

五、新闻信源分布情况

三者最重要的新闻信息获得方式都是“记者所见所闻”。新闻记者作为主要新闻信源在三家媒体报道中占据着如此高的比例, 更加提醒人们对记者自身因素的重视。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内在因素, 是在解读新闻作品时不可忽略考虑的部分。

除去香港的官方信源, 这三家报纸对所在国官方信源的依赖程度都远超过对国外官方信源的依赖。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 媒体的叙事与所在国官方叙事的趋同。进一步说, 香港不同的“媒介形象”是一种渗透了媒体所在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再现, 而这种活动则或多或少地对他国的官方立场带有某种排斥的倾向。

2005年, 两份外国报纸对所在国官方信源的依赖有所减弱, 主要的官方信源来自香港官方。而《人民日报》仍保持相当比例的中国官方信源, 虽然应该考虑到中国官方与香港特首换届者一事件联系密切, 但是浓重的本国官方色彩始终是《人民日报》报道的特点。

《人民日报》由于偏重于对官方信源的选择, 因而对非官方信源的选择较少。这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在总体信源选择上较为狭窄的特点。

与官方信源相似, 除去香港的非官方信源, 三家媒体更倾向于选择所在国非官方信源, 尤其是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选择上。

总体来说, 同一国家的官方信源同质性通常较强, 用定量的方法衡量仍有相当的可信程度。而非官方信源所带的观点则差异颇大, 单纯使用定量的方法是不充分的。

六、报道态度倾向分析

“报道态度倾向”是从报道的数量 (篇幅) 上对语气的衡量。本研究测量态度倾向的量表是, 通过比较针对香港的报道中正面、中立、负面态度所占的篇幅, 并把它们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1997年还是2005年的报道中, 《人民日报》对香港报道所持的态度倾向相对简单, 以趋于正面的语气为主, 还出现了单一的“正面”语气, 这在其余两份报纸中均没有出现。

《纽约时报》对香港的报道态度倾向较为多样, 以中立为主, 正面和负面的态度均有涉及, 但负面稍微居多。在2005年的报道中, 负面的态度有所增加。

《泰晤士报》报道中对香港所持的语气要比《纽约时报》更倾向于负面。在1997年的报道中, 类似地, 在2005年的报道中, 《泰晤士报》负面的语气也有增无减。

七、信源引语强度分析

《人民日报》1997年的报道更倾向于选择带有“一般肯定”语气强度的信源引语, 对其重视程度超过带中立和否定语气的信源引语。同时, “极端肯定”语气强度的信源引语也为数不少, 这种倾向使《人民日报》在肯定语气的倾向上更为突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否定语气引语的极少量使用。而在2005年, 《人民日报》转为倾向选取带有中立语气的信源引语, 但是对否定语气信源则没有涉及。大量肯定语气的信源引语始终存在于《人民日报》的报道。因此, 《人民日报》在这两段时间里的信源选择上, 一边倒的情况十分明显。这种明显倾向诉诸感性的叙事方式与《人民日报》注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报道议题是相一致的。

《纽约时报》在1997年和2005年的报道中都更倾向选择带有中立语气的信源引语。而在选择带有态度倾向的引语的时候, 更多采用“一般肯定”和“一般否定”, 带有极端语气的信源出现得相对较少。同时, 《纽约时报》在1997年的报道比较平衡地选择带肯定和否定语气的信源;但在2005年否定倾向语气的引语却明显增多。

在两个时间段内, 《泰晤士报》对信源引语的选择上与《纽约时报》相类似中立为主, 倾向于“一般”强度的语气, 但偏向否定。总体而言, 《泰晤士报》报道对带肯定语气的信源引语的选择略少于对否定语气信源引语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正面=负面”的平衡的态度以及肯定、否定语气信源个数相当的情况, 仅仅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少数报道中出现。这与客观、公正的理想报道模式相去甚远, 不禁让人深思。

媒体再现环境的活动是带有主观的价值倾向的, 而且不同的媒体之间价值判断并不总是一致。对于香港而言, 各个议题都存在着从多个维度解读的可能。《人民日报》倾向于从与大陆团结、友好、合作的角度把香港诠释成为保持先进、稳定和繁荣的典型, 因而处处流露出乐观和肯定的感情色彩;而《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以西方的民主经济角度进行解读, 把香港描述成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退步者, 因而充满了悲观和失望之情。当然, 这样的解释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 语气和态度的背后隐藏着更多深层的原因,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八、历史发展中香港“媒介形象”的比较

(一) 《人民日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对1841年以前的香港, 《人民日报》描绘的是香港与中国大陆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英国人说香港150年前只是一个石岛, 一个荒凉的渔村, 这是无稽之谈。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 既有新石器时代遗址, 又有唐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化基础 (10)

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香港人主要以被压迫、被打压的形象出现。

他说, 香港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从中国抢走的, 港英当局在100多年中一直用鸦片毒害香港人民 (11)

在与中国大陆关系上, 香港扮演受惠者的角色。

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并不断扩大对香港供水规模的过程, 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自60年代中期起香港经济持续增长, 人口由300万增至631万。因此香港有识之士说, “没有东深供水工程, 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 (12)

而对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隔阂, 归因于英方的所作所为。

以前有一些香港同胞由于多年受港英当局的宣传, 认为大陆穷, 没有自由, 所以有时在大陆同胞面前总要表现出那种大英帝国臣民的傲气, 就是对我们机组成员也不例外 (13)

1997年到2005年, 香港经历了经济的动荡以及SARS等危机的考验, 《人民日报》对香港特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这当然也是对香港的现局和前景的肯定:

董建华先生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面贯彻香港基本法, 依法施政, 团结香港广大同胞, 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维护了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 (14)

总体来说, 在《人民日报》的叙述中, 香港的形象是“过去不错, 将来更好”。

(二) 《纽约时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纽约时报》涉及香港形象的报道主要始于1841年后, 尤其集中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任时期。香港的民主人权、政府行政都有了明显改进。

香港的优势在于, 它结合了中国的资本硬件中国人的商业才干、能力和资金, 以及英国的软件法治、独立审判及对契约和所有权的强调, 它们让香港变得富裕强大。 (15)

对于1997年英国离开香港, 《纽约时报》表现出对香港前景, 尤其是政治前景的担忧。《纽约时报》在提及香港新的城市标志时, 特别这样指出:

英国国旗即将降下, 中国国旗即将升起, 新的城市标志紫荆花 (相当不幸, 那是一种不结果的杂交植物) 和白海豚 (由于香港的过快发展而濒临灭亡) 都是商人打生财主意的对象。 (16)

这时, 香港成为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色, 而援助者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今天清晨, 查理斯王子, 英国主权的标志, 在一片怀恋和恐惧的潮声中乘船离开了香港, 留下美国作为裁决中国在香港一举一动的最为可靠和最有影响力的仲裁者。 (17)

2005年, 《纽约时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能力批评有加, 显然, 对于回归中国以后, 《纽约时报》认为香港的现状大不如前。

50万人, 其中有许多是专家, 在2003年7月1日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在春季非典型性肺炎流行时反映迟缓 (18)

《纽约时报》在2005年香港行政特首换届时某些报道对香港的政府行政有乐观的预测, 但实际上这种预测是基于1997至2005年香港形象的下滑而作出的, 对香港前景的展望仍不明朗。

(三) 《泰晤士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泰晤士报》在描述1841年以前的香港时, 常常用到“barren”一词, 在其叙述中, 1841年登上香港的殖民者才是这片土地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开拓者。

他在经历10150英里精疲力竭的航海后来到的这片殖民地, 到处充满着令人不悦的气味, 鸡和猪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但是Albert Martin, 像许多在他之前之后到来的士兵一样, 对它着迷了。 (19)

1841年以后的《泰晤士报》对香港形象的塑造与《纽约时报》较为相似。在《泰晤士报》的叙述中, 香港民众更加认同的是英国的治理。在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上, 《泰晤士报》并没有《人民日报》报道的那样强烈, 甚至显得非常冷淡。

许多香港人并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甚至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说他们是“香港华人”, 仅仅是“香港人”。 (20)

在2005年香港特首换届的报道中, 《纽约时报》的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其对香港行政特区第一任特首的表现给予严厉批评。这无形中和1997年报道形成对比。这时反映出来的香港形象,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在一个急切要保持必不可少的自由的城市, 他对公众意见充耳不闻, 尤其是对由香港年轻的、坦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提出的要求其负起责任的请求。 (21)

总体来说, 《泰晤士报》中的香港形象起伏较为明显, 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贫瘠村庄, 到英国治理下繁荣的国际大都市, 再到回归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 最后以对新一任行政长官的良好期望结尾。在最初的阶段, 它和《人民日报》差异甚大, 而在后两三个阶段与《纽约时报》基本一致。

九、结语

香港廉政印象 第11篇

“香港，胜在有ICAC”

廉政公署，英文缩写ICAC，总部设在香港北角渣华道303号，直属香港特首领导和指挥，由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三部门组成，分别负责贪污案件的调查、预防和教育，通过“三管齐下”的策略扼制贪污。《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赋予了廉署充分的权力和法律保障。

廉政公署前副专员兼执行处长郭文纬，是联合国反贪专家组唯一的华人成员，被誉为“香港廉政的代名词”，他受聘为我们讲述《香港由贪污之城变为廉洁之都的重要演变》。廉署成立前，香港腐败成公开化，一名因贪入狱警员的话，透视了当时官员贪腐的严重程度：“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郭文纬说，自己也是香港当年腐败的受害者，小时候，妈妈住院，叮嘱他带上一袋硬币，他问要硬币干什么，妈妈说要“打赏”护理人员，才能得到开水和便盆，甚至连十万火急的救火现场，消防员在打开水喉（水龙头）救火前，也要收取“开喉费”。廉政公署即是在这种社会极度腐败、民怨鼎沸的压力下成立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廉署基本摧毁了集团式贪污，260多名警察被判入狱，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香港的廉政度在世界趋于前列。

在廉政公署的展厅内，陈列着自1974年2月15日廉署成立以来，铁腕肃贪的成果，诸多贪官纷纷落马，斑斑罪证赫然在目。被廉署请去“喝咖啡”的人，往往在劫难逃。廉署的反贪力度以及决心可见一斑。在香港，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已经成为共识。正如廉政公署内悬挂的一句标语所说：“香港，胜在有ICAC”！

成熟的法制体系

在立法会考察，给人一个感觉：这幢建筑庄重威仪，采光良好，由里而外释放出一种豁亮的体验。走廊里光电投影下的竹影花草，随着行人的节奏来回摆动，很是有趣。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其实就是在传递一种理念：透明与互动。所有立法会会议均公开进行，允许市民旁听，设专门的记者席和旁听席。议员及官员可用粤语、普通话或英语向立法会发言，并提供即时传译服务。会议过程在立法会网站现场直播，以逐字记录的方式，载于《立法会会议过程正式记录》。这一切均体现了香港法制体系的一大特征——立法公开透明。

香港法制体系的另一大特征，是司法分工精细。在高等法院考察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香港的法院包括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法院，审裁处也根据各自职能细分为：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淫亵物品审裁处和死因裁判法庭。严重的刑事罪案，如谋杀、强奸等罪行，由原讼法庭法官会同陪审团审讯。举证责任由控方律政司负责，可由律师代表。香港特别强调程序正义，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承认“米兰达规则”。

我们庭审观摩了一起涉嫌非礼强奸的罪案，因为使用粤语，听起来很是费劲。香港现今仍使用英美法系的一整套制度，法官、公诉律师、辩护律师都戴假发，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控辩双方神态从容，陈述辩论也很理性，法官不时向双方提问。我们在进入法庭前，被告知关闭手机，中途退庭要面对法官，到门口向法官鞠躬示意后，方可推门而出，表示对法官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敬畏。

良好的守法习惯

在香港，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守，已成为一种习惯。在观塘社区考察，议员洪锦铉向我们介绍了廉政公署在社区中的宣传、教育及办事机构。他说，“香港的反贪教育是从幼稚园开始的，ICAC多年来‘三管齐下’的策略，使诚信变成香港的大众文化，居民对贪腐的容忍度极低。”在社区，我们看到了廉署散发的画册，携带方便，卡通人物很形象地告诉你可以在什么场合、以什么身份接受朋友多少金额的礼物；如果接受的礼物与法律相抵触，如何处理，明白晓畅，活泼有趣。

郭文緯老师授课结束后，已到午饭时间，我在想：学院如何款待请来的专家？老师付不付饭钱？付多少才不算违法？想了许多。不料出了楼梯口，班主任符老师与郭老师说了声拜拜，目送其离去，却丝毫没有挽留吃饭的意思。当时觉得这样做少了些人情味。符老师却说：“香港人嘛，习惯了。”仔细想来，港人这种守法的表现，不正是我们所崇尚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吗！

与港人接触，他们身上的种种优良的品质时刻感染着我。精确：培训期间，为我们提供服务最多的是班主任符老师，她勤快守时，班费开支一清二楚，分毫不差。节俭：港人用餐都很经济，餐桌上看不到碟摞碟、碗摞碗的现象，吃剩的打包，绝不浪费。诚信：在被问到商品是否是真品时，香港商家流露出惊恐和气愤的样子，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待顾客的诚意和认真。不昧：朋友的八达通卡忘在一家杂货店，第二天，店主一见面便惊喜地招呼道：“先生，你的八达通！”

香港廉政公署 第12篇

Hong Kong(HK)worships the same ancestor,shares one language and enjoys similar culture with Inland,although due to certain historical reasons it had been governed by Britain for as long as 150 years.So it's not strange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ideas in translating Clinton and Bill Gates,two well-known figures around the world,and they are translated as克林顿and比尔盖茨respectively.At the same time political split and geographical division lead to som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China.If an Inlander comes across the name“贝理雅”in a HK newspaper,he/she will hardly know it refers to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布莱尔”.In the same way,HK people won't know“戛纳电影节”is the same film festival with“康城电影节”and will mistake it as another one.

Thes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ed terms bring inconveniences to people of the two places and impede,in one way or another,their interchange in culture,technology,ideology,literature,as well as in political contac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In the following part,I'd like to tell you the ins and the outs of the phenomen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in translated terms between HK and Inland and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it.

2 Phenomenon

The difference of translated terms between HK and Inland is shown in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fe.

2.1 Name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famous names in political circle,HK and Inland,in most cases,are in agreement,because they both adopt the translations made by Xinhua Agency.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exceptions.Bush,the ex-president of USA,is known as“布什”in Inland and“布殊”in HK.In translating celebrities names of other circles,the two places are diverse largely(Table1).

2.2 Plac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HK and Inland is also reflected in place translation(Table 2).

2.3 Film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names is another field that embodies this kind of difference(Table 3).

2.4 Technical ter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many new terms have been created and appeared in this field and surged into China immediately(Table 4).

2.5 Food

Although two places have different habits in drinking and eating,they enjoy some common foods and they give some of them different Chinese names(Table 5).

2.6 Others(Table 6)

3 The Features of HK Translation

3.1 Localization

Geographically HK is adjacent to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y share one dialect–Yue Dialect(a dialect of Chinese)and Mandarin(the standard Chinese)is not popular there until recent years.So in translating foreign names HK chooses Yue Dialect as the target language instead of Mandarin which Inland uses.In HK“soda”is“梳打”instead of“苏打”,“Bush”is“布殊”instead o“布什”,and“Madonna”is“玛当娜”instead of“麦当娜”.

3.2 Humanization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HK translation is humanization,which is displayed to the full in translating the female's names.In order to show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female,when translating their names,HK tend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syllables and use words that are of these features,such as“丽、珍、丝、芙、嘉”.The HK translation of the name“Rachel”,for instance,is“丽珍”while the Inland is“雷切尔”.Other instances are tha Michelle Jones in HK is“钟美雪”,while in Inland is“米歇尔琼斯”and Jennifer in HK is“珍妮花”,while in Inland is“珍妮弗”.

3.3 Commercialization

HK is a city that is highly commercialized,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mmercialization is embodied in translation,especial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film names.As we know that the name,to certain extent,decid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a film,which is also true in its translation.Consequently,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viewers,HK adopts the strategy of free translation instead of the literal one.If the American film Silver Strand is translated literally,its Chinese translation is“银色海滩”.But when it is released in HK,it was translated,according to the plot,as“军官、士兵和他的情人”which became more attractive immediately.The name of the film Chocolate is insipid,but in its HK translation some flavor is added to it and it is translated into“情迷朱古力”.Undoubtedly,these clever transl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these films in HK.

4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4.1 Different target language

If the method of transliteration is taken in translation,the results would depend on the target language.Although the language into which HK and Inland do the translation is Chinese,the target language adopted by the former is Yue Dialect and the latter is Mandarin.In translating the word“hacker”,for instance,HK uses the character“骇”to translate the syllable“ha-”while Inland choose another one“黑”.As a result we have two translations“骇客”and“黑客”.Other examples are“荷里活”and“好莱坞”for“Hollywood”,“梳发”and“沙发”for“sofa”,“沙律”and“沙拉”for“salad”and so on.

4.2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one object

In translation,transliteration,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re used by both HK and Inland,but these methods are always adopted to different objects.In translating film names,for example,Inland places“faithfulness”in the first place and usually uses literal translation while HK prefers the free one,which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or the same film.In translating some common nouns,for another example,HK employs the method of transliteration and Inland employs free translation.So strawberry is“草莓”in Inland and“士多啤梨”in HK.Cases are the same to“boss”and“tips”and so on.

4.3 Different life styl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People in HK lead a quicker life than Inland people.Because time and energy can be saved,short and pithy terms are more welcome than long and complicated ones.If you look through the examples listed in the paper,you'll find that in most cases HK translations are at least shorter than Inland ones.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cultural activity,which means a country or region's culture can be embodied in its translation.So we see HK's translations for the films“Pay It Forward”and“Dr.Dolittle”are“拉阔爱的人”and“D笃佬日记”.If you want to know their meanings,you must know something about HK's culture.

5 Conclusion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for the same thing between HK and Inland have,to some extent,become a barrier to the exchange of the two places,no matter in economy,politics or culture.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I think,is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With the exchange of HK and Inland becoming frequent,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the inconveniences with it will be less and less.And in the process,what we both should do is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ong points and do it 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each other.

参考文献

[1]鲍世修.努力求大同允许存小异——对香港与内地译名差异现象的浅析及其解决办法初探[J].中国翻译,1998(4):54-56.

[2]邹幸居.香港与大陆译名差异现象浅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2):133-136.

[3]范守义.网络语与商业语的特征[J].外语与翻译,2003(1):30-36.

[4]谭晓丽.大陆、香港两地网络词汇翻译与译名统一[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4):163-164.

[5]黄大方.香港专有名词翻译之特点[J].汕头大学学报,2001(4):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