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外国人眼中的长征（精选6篇）

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第1篇

一、近代外国人来喀什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沙俄与英国势力既相抗衡又相勾结。他们在积极地推行军事堡垒线的, 尤其在新疆进行一系列频繁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和军事地形测量, 他们所搞的特务情报活动其最终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

自从阿古柏匪徒侵入我国新疆南部, 俄、英两国即乘机而入, 同阿古柏相勾结, 开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展开新一轮的争霸, 俄国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 早在1847年俄国外交部已经指出“:喀什噶尔, 作为商业中心, 有许多超过恰克图的优越性。”[1]84俄国领事设于光绪七年 (1881) 三月, 署在北关。然而, 英国人“在政治方面, 尝援助阿古柏, 以离叛清室;……其在经济方面, 亦极力培植印度、阿富汗商人在南疆一带之商务势力, 欲分新疆经济之一脔”[2]523。它也不甘落后“, 英国领事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 原名驻喀什游历官, 宣统元年 (1909) 改升领事, 署在城内”[3]215。就此, 英俄两国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和经济的角逐, 喀什呈现出“:百关外, 则英俄籍商, 错处杂居, 陈肆而贾, 俨同租界。”[3]215因此, 几乎整个喀什的商业被英俄籍商人操持, 喀什就成为英俄角逐的主要场地。

二、近代外国眼中的喀什居民的社会生活

1.居住环境。

(1) 回城和新城:由于“社会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4]63。因此, 我们要看喀什的社会生活就首先必须分析喀什居民的生活环境。喀什在历史上有两座城, 一座是旧城, 也称回城。有四万多居民, 绝大部分是穆斯林。“大道上坑坑洼洼, 而且有许多灌溉用的渠道穿路而过。”[5]79这样的路让人走起来很艰难, 况且喀什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毛驴加马车。街道两旁布满了阴暗的店铺, 在有些街段, 人们把苇席搭在街道上空, 形成凉棚遮挡阳光。艾提尕尔大广场却显得格外繁华和热闹, 水果摊子上堆满了各色水果。另一座就是新城, 据包罗杰记述, 因为回城已经是一个开放的、 全无防御的城市, 建这座新城的目的是拱卫回城的。“这是一座气氛阴沉的大兵营, 由几重建筑物组成, 外层建筑物中住着侍卫兵员和宫廷官吏, 最内部一座建筑物则与其他建筑隔开, 专供统治者个人的家族及后宫之用。”[6]5然而, 新城的一座军事城堡, 驻扎着很多军队, 防守非常严密。“喀什噶尔新城在旧城以南7英里处, 面积比旧城小。那里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汉族。两座城都被有雉堞的非常厚的城墙围护着, 每座城都有四个巨大的铁城门, 太阳一下山, 城门就关闭了, 太阳升起来时城门又开了。”[5]66

(2) 住房:喀什人的居住的房屋, 一般是土木结构的平房, 房顶开着天窗, 房顶可以晒东西, 他们喜欢簇居, 村落中, 沟渠纵横, 住宅多自成院落。在室内砌的是土炕, 还有壁橱。“房子墙厚两英尺, 是由土块砌成的。墙面上抹上泥, 室内墙面上抹的是白胶泥, 为的是使墙面光滑, 洁白, 平整。”[5]40“家庭用具是最原始的:几条小板凳, 几张矮木桌、木器和陶器。一切都很简陋, 而且经常是脏的。”[7]29住宅简陋, 土坯墙没有玻璃窗, 地是土地, 与整个中亚的建筑物是同一个类型。 这点与我国史料记载相符, 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居屋为土砌, 上为平顶, 人可于其上坐卧行走并可堆积什物, 门多北向, 屋顶开一天窗, 以通空气, 屋内砌土为炕, 高尺许, 中实卧寝其上, 穴墙为炕炉, 冬季生火取温。”这就是当时喀什居民的居住条件, 家庭的用具非常简单, 就几张小板凳, 几张矮桌子、木器和陶器。马继业和妻子凯瑟琳·博兰从1898年到1918年, 在这20年间他们夫妇一直居住在喀什的“中国花园”, 他们对喀什及周边环境再熟悉不过了。他这样描述喀什的住房“:很快, 我就发现呆在用这种墙造的房子里很舒适, 因为冬暖夏凉。”[5]40

2.喀什居民。喀什是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 使这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民族成分。有人曾把喀什噶尔称作“各色人种的博览会”。“聚集在喀什的人种数量非常多, 宛然就是一个种族市场。”[8]57首先从国籍说, 有中国人、俄国人、英国人等, 也有撒马尔罕人、塔什干人等。其次, 他们的面貌各异“:有颇具有欧洲人特征的男男女女, 身材高大, 英俊俏丽, 相貌颇有贵族风度;柯尔克孜族人两颊通红, 面部扁平;阿富汗人, 从侧面看, 轮廓修长分明。”[5]70喀什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地方。

就人口数量来说, 外国人的记录和中国官员的统计是不同的, 库罗巴特金记载“:喀什噶尔约居住一百二十万人, 每平方米里亚平均为六十五人。”[7]27然而“, 据中国官员统计, 喀什噶尔有五万到六万户居民, 另外还有一万两千五百名政治犯人, 他们被流放到伊犁屯垦”。“喀什本地区只有一万六千户, 计十万人口, 而整个喀什噶尔的人口是三十七万五千人。该城非常贫穷, 荒凉。城里总共二千五百户居民。”[7]106同时, 包罗杰在《阿古柏伯克传》中记载“: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二十五万平方哩的地区, 最可靠的权威认为, 人口不到一百万。“”人口虽仅三十万, 现在这个首府的市集和商队客栈颇有一种比其他任何城市活跃的气氛。”[6]5可见当时喀什的人口是三十万左右, 人口比较少,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喀什居民的服饰。喀什是维吾尔族为主要居民的古老城市, 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民族特色浓郁, 居民的服饰多样而美观, 具有独特的风格。喀什居民的服饰总体特点比较艳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博兰这样说“:比起英国城镇人们的穿戴来, 喀什噶尔人们穿戴的色彩要明亮艳丽多了。”[5]6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喀什噶尔人的穿戴与当地繁华而热闹的都市相协调。

“喀什噶尔的居民服装与各中亚汗国的居民服装相同。都是用土布做的长衬衫、羊皮缝的裤子、袷袢、靴子, 头戴绣花小帽, 或者在小帽上再缠头巾。“”冬季就多加几件袷袢, 即把袷袢一件一件套起来穿;也有絮上棉花、挂上羊皮或其他毛皮筒子的袷袢。”[7]29以上可以反映出喀什居民最普通的生活服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生产力水平低下, 尤其是加工工业水平低下。喀什噶尔的棉纺织品主要有马搭布和大布, 由于这种纺织品粗糙, 质量不高, 价格便宜。

喀什的男人们经常穿着一种白衬衣和一条大口袋似的裤子, 夏天穿的长长的外套, 冬天穿的几件厚厚的棉外套, 一件穿在另一件外面。在外国人眼中对喀什男人扎腰带很惊讶。“男人的腰带或是由几码长的平纹细布在腰上缠几圈, 再加上一块彩色鲜艳的方巾构成, 方巾四角绣花, 朝前打结, 把一个绣花的角仔细地放在后腰正中;或是一幅很宽的用一个巨大的银饰扣系在腰上的绣花带。”[5]70据《中国经营西域史》记载喀什居民的服饰:“男子外衣形如西装大衣, 多喜以花布为裹;女子喜服红色。冠帽有二, 内帽极小, 仅覆其顶, 镂金刺绣, 极为精致, 终年不除。外帽为华冠, 或以布缠。女子尤喜以羽毛为饰。靴履均以华制。”[2]573可以看到男人喜欢穿宽大的外衣, 以花布为腰带, 喜欢戴花帽。而女人极喜欢艳丽的衣服。因此, 喀什居民的服饰很具有民族特色, 值得我们后人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三、对近代外国人来喀什的评价

近年来, 很多学者对近代外国人来疆的评价各不相同, 也曾出现过两个极端的评价,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 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19世纪初20世纪末, 外国探险家大量渗入新疆喀什, 从事以军事为目的探险活动。他们对喀什的考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有不同的背景和性质, 这个时期是外国探险家来新疆的高潮阶段, 一方面它也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项主要内容, 正如马曼丽教授在《评外国考察家对西域的考察》文章中把来新疆的考察人员按考察内容分为初期和中期两个大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属于中期阶段的西域考察“, 即有的国家以殖民地扩张为目的进行的所谓的地理考察阶段”[9]28。例如:俄国的乔·坎·瓦里汉诺夫、库罗巴特金;英国的罗伯特、沙敖、荣赫鹏等, 他们以各种身份对喀什乃至整个西域进行频繁地探察山川地貌、绘图测量和生物、探矿等, 企图瓜分中国领土, 插手分裂中国的阿古柏事件, 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 “我此行的目的是:沿路收集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了解国防基础以及军队的整编训练情况。”[10]2他们的目的和行为是应受国人的谴责。另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中后期的考察主要广泛涉及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等众多方面, 如凯瑟琳·马噶特尼、芬兰马达汉、贡纳尔·雅琳, 他们以回忆录、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喀什的历史社会风貌, 他们对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进行了研究。他的考察成果从另一方面也可以供后人研究这个时期喀什的社会面貌,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人对新疆考察的高潮阶段, 他们以各种身份怀着不同的目的进入新疆考察, 其中喀什是他们考察的主要地方之一。

关键词：近代外国人,喀什,居民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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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大正, 王荣, 杨镰.西域考察与研究[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我眼中的长征1000作文 第2篇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长征从此以后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

在万里长征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能充分体现出长征精神。长征中有一位叫龙献华的战士，当部队在草地上行军二十多天时，饥饿、死亡正一步步向他们逼来，营地里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一天雨夜，指导员王顺才叫他到一个小土包去开会，连里的共产党员都坐下后，王指导员说：“咱们现在开一个支部会。龙献华同志，连党支部对你的表现进行了考察，你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定革命信念，帮助战友，为大家做好事，符合党员标准，经党支部研究决定，组织上已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龙献华在红军过草地时入党，体现出红军战士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在红军战士中，有一位“贾婆婆”，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叫贾德福。其实她并不大，只有二十七岁。在长征时，无论爬雪山，还是过草地，她总是背着几十斤重的粮食和一口大铁锅，甚至在负伤的时候，她也不同意让其他同志来帮她背。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喊她“贾婆婆”。最后，“贾婆婆”因为长期劳累倒在了长征的路上。“贾婆婆”的事例难道不是红军战士不怕苦、不怕累的真实写照吗?

有位13岁的小红军，叫小兰。她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红军战士互帮互助，舍己为人，他们能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帮助他人，为集体着想，有着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高尚品质。

李爱德：行走在长征路上的外国人 第3篇

但是，真正从一个念头转变成具体行动，其艰难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正是那无法历数的艰难困苦，帮助他深刻贴近红军长征这段历史。

“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这是李爱德重走长征路的初衷。

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Ed Jocelyn）先后三次踏上重走长征路的旅途。

第一次，他和自己的英國同伴马普安花了三百八十四天时间走完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从江西于都徒步走到陕北吴起，沿途采访老红军和当地老百姓，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第二次，和中国同伴杨肖花了三百三十八天走完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这条鲜为人知的路让他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了解。

第三次是重走红六军团所走过的高原路。

李爱德用“长1”、“长2”、“长6”指代自己所走过的这三条长征路。他的壮举，使他成为最痴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外国人。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

李爱德和马普安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准备了两年，在路上行走了一年。

为了这次被称为“一生中最大的赌注”的历史考察式的徒步之旅，他们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有三年时间都在忙活这件事。

对于一个热衷于用脚来挖掘历史的年轻学者来说，长征的确是一条“伟大的远征级徒步线路”。这个念头一经诞生就无法摆脱，有点疯狂，也让他们兴奋不已。

2000年“五一”节，李爱德和马普安正在贵州黎平县旅游，偶然听说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这里。这个地区没有平原，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梯田，只是在山顶处有几棵孤零零的矮树。

想象着六十五年前红军战士在这里一边要在迷宫般的地形中寻找出路，一边还要在途中与敌人奋战，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

李爱德1968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5岁时随家人迁至英国曼彻斯特。马普安1966年出生于南非开普顿，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他在英国普利茅斯军港长大。

1987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在英国柯彻斯特大学相识时，对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仍一无所知，惟一的概念就是老师提到中国时曾说：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

对于长征，他们更是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问我们长征（LONG MARCH）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李爱德说。

在大学里，他们开始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那时，他们开始听说长征。马普安说，“报纸上，LONG MARCH是非常有名的标题，也知道这是一个毛泽东走路的故事。但总是只有两句话，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他就不知道了。”

渐渐的，“长征”这个词对于他们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

十年以后，李爱德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但对“长征”背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仍是一头雾水。而马普安也是一个关于“中国学”的“无知硕士”。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97年，马普安在中国读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真正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三年后，他把这本书借给李爱德看。他们第一次聊起了长征。

“重走长征路，应该很好玩吧？”这个提议起初被当作玩笑，并没有考虑是否真要实施。但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李爱德说，“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路线。这条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神话。那些参加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世。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就只能去做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

投下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真正迈出长征的第一步，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2002年10月16日，我们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李爱德和马普安跨过赣南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迈出了长征考察之旅的第一步。

于都河，是当年参加红军的曾少东与母亲告别的地方。

2001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在北京拜访了已经成为将军的曾少东，这位老将军在自己装修简朴的四合院接待了两位外国年轻人。

曾少东告诉他们，自己1934年5月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孩子。“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太年轻，我没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就算我只是一个连长，我可能也早死了。许多连长都牺牲在战场上。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保护其他人。”

1934年10月16日，86000名红军战士背井离乡，离开江西的家开始长征。“我的妈妈在于都河等我回来。”曾少东说，“许多人家都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一年后，曾少东到了中国大西北，只有几千人活着到了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战场上被杀戮，被活活饿死；看到有人从山崖上跌下来，有人掉进河里；看着同志们被沼泽一点点吞噬，被野蛮部落的人杀害，误食不明植物和污水而中毒，或者因为体力耗尽而慢慢地死去。他曾饥不择食，甚至在先头部队战友们的粪便中寻找未消化的粮食来填饱肚子。

“当我们过草地的时候，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那些死去的战士被后边跟上的战士掩埋起来。有些人病得太重了，只能停下来等死。”

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掌握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告诉幸存者们，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样的成就将会鼓舞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们的事业。他们是英雄之师。

在结束访谈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问曾少东：“我们想重走长征路，你认为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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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曾少东说，“太难了，你们不可能走完长征。”

但是，他们还是开始准备了，辞去工作，一边恶补中文，一边强化体能训练，设计“行军”路线。他们买了一台海事卫星电话，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并准备了净水器、药品、干粮和帐篷等，接种了各种防疫疫苗，还事先联系好了SOS急救中心。

他们将出发日期选在10月16日，这是当年红一方面军出发远征的日子。

“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看起来我们的前景并不比六十八年前的红军更乐观。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前面的路会是怎样：雪山的坚冰和高山病，有毒的沼泽，草地无人区，强盗，野兽，还有二万五千里。”李爱德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出发时的心情。

行军路上的窘迫和收获

两个大学时代的好友就这样开始了人生路上的一次探险，一走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在每天平均步行40公里、身体极度疲劳的状态下，沿途的优美风景根本无暇欣赏，萦绕在他们脑子里的经常是“离下一个目的地还有多远”和“晚饭吃些什么”这样最基本的生存念头。

“每天最困难的就是起床，太累了。起床前都会想，今天前面有什么？可能3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路根本不明确，要一边走一边问。吃什么、晚上住哪，都不知道。如果冬天，就更难受，我们睡觉一件衣服不脱，还要再加衣服，把帽子、手套都戴上，可还是冷。每天都要说服自己起床赶路，上路了以后，就必须继续走，要不然赶不到目的地……”

最艰难的时候，马普安记录了心中的困惑：“……不管是错还是对，我们都要重走长征，了解长征，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做不成这件事。但有时我又有些怀疑，两个笨拙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穿来穿去，到底能不能发掘出一些有关长征历史的新东西。”

他们为自己制定了三大纪律，其中一条就是绝不搭车。他们统计了一下，沿途问他们为何不坐公共汽车者达3268人。

过雪山草地时，藏族牧民领着他们逃离了噬人的沼泽；在第一百九十九天徒步涉过贵州紫云的坝洋河时，李爱德困在湍急漩涡中被当地四位村民救起；有几十天他们都在深山老林中跋涉，竟忘记了平路该怎么行走。终于走到平地上时，马普安拄着拐杖差点栽了个跟斗。更多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行军，模仿红军把生字写在前者的背上记忆汉字。

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却还是措手不及。后来马普安得了慢性胃病，瘦得皮包骨头，不得不中途返回北京治疗了三周。

困扰他们的问题始终存在，比如“找路”“问路”“和当地人沟通”，被地方官员审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问题他们一一记录在日记中。

和中国农民在路上相处的一年，他们逐渐习惯了自己引起的“看老外”的现象，习惯了“问路”的不确定性，也学会了对当地人的说法充耳不闻。“昨天我们在不同地方遇到的人都坚持说‘腊子口肯定没有住的地方’。结果到了腊子口，我们甚至可以在40块钱的旅馆和200块钱的休假别墅之间作选择。”

从草地尽头的若尔盖开始，他们就在不停地盘算到达的日期。爱德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自己到了吴起，通常会梦见他们到晚了，错过了欢迎派对。

2003年11月3日，李爱德和马普安终于到达吴起县城。横跨县城的桥上和周围聚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孩子。他们伸手跟人们握手，人群一下子涌过来，把他们包围在中间。

他们被人群簇拥着来到吴起县县长跟前。“在其他任何时刻，我们也不可能比现在更高兴、更胡子拉碴、更气味难闻了。”两个在中国西部行走了三百八十四天，已经两个礼拜没刮胡子，五天没洗漱过的英国小伙儿就这样被如潮的学生卷过了新长征终点线。

真正走完长征全程，抵达终点时，李爱德才真正体会到曾少东那句“不可能，重走长征太难了”。

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一年的特殊旅程，给他们带来一些后遗症。

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能适应城市的节奏。关注他们的媒体更多了，自然带来一些困扰，但也给他们的历史考察带来便利之处。

“越来越多的老红军知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采访与被采访，就成了李爱德和马普安那两年的生活状态。

很多记者都会问李爱德一句话：那三百八十四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放弃，为什么要自己难为自己呢？我们不是红军战士，没有生死攸关的理由再继续走下去。然而，我每次都要与放弃的念头进行斗争，自己说服自己，我们的动力来自不能欺骗自己的决心。”

马普安说，重走长征路并不是要亲身重历当时的一切，而是想去理解红军走长征的感受。老红军陈政办对他说，在长征中有成千上万的长征者，他们职位不同、部队不同、参加长征的时间也不同。一个典型的长征者通常要携带“枪弹和行李，二三十斤，行李不重，就一公斤”。

马普安和李爱德通常要携带摄像机和拐棍，外加一个五六十斤重的背包。这让他觉得自己像红三方面军里面那些不走运的厨师。老红军薛德明告诉他们：“部队里有人做饭，一个连有个大锅，炊事员背着有50斤，铁的。当时我背一支步枪、手榴弹，有时三个有时两个。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吃不到。”

杨劲老红军告诉他们：“每次战斗后，班长、排长、连长要检查刺刀上有没有血，这叫要‘刺刀见红’。因为大部分是白刃战，战士背靠背和敌人拼刺刀。”

重走长征路之后，马普安对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可以随时休息，但一个真正的长征者却随时要面对一场生死未卜的激战，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重走长征之旅，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们看到长征沿途的村庄，衣食住需求基本上可以滿足，每个地方都可以限量用电。年轻人不论个头还是营养都比父辈好得多，更不用说和爷爷一辈的人比了。学校校舍通常比较新，几乎人人都念完了初中。孩子们常充当我们的翻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而他们的父辈还用当地土话交流。我们曾经遇到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帮他们的父母打理生意，他们会算账，能够处理小卖部和饭馆之间的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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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两个人轮流扮演教官的角色。这个角色对每个人都具有挑战性。“有时我看见他可怜兮兮地蜷缩在背包上，但不得不让他起来继续走。即使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我们还是站起来，去面对新长征的下一步。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仅有一次，我在曲靖生病的时候就几乎被击垮了。那种感觉，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想再体验。”马普安回忆道。

用双脚探寻历史

重走长征路即将结束时，路透社电视台制片人Elke Rohme曾问李爱德：“你会再走长征吗？”李爱德说：“不，决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我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现在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无法在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让自己再来一遍。这太难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毫不怀疑。

可仅仅两年后，他再次踏上了被称为“新长征2”的徒步之旅，这次他的搭档是中国伙伴杨肖。

在李爱德看来，“新长征2”并不是再次重走长征路，而是走完整的长征路。“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著名行程只是长征故事的一半，其实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险与磨难丝毫不会比红一方面军所经历的逊色。”

1935年11月19日，留在湖南的红二、红六军团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他们选择的行军路线比红一方面军要更靠西一些，部队直指云南丽江，翻越了玉龙雪山，穿越了川藏接壤的高原。在长征的过程中，由贺龙和肖克领导的红二和红六军团合并成了红二方面军，最终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会师。

2005年11月19日，李爱德和自己的中国同伴杨肖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线路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将台堡乡进发。

这条线路是七十年来首次有人重走。李爱德和杨肖的“新长征2”徒步历史考察历时三百三十八天、历程5500公里；途经6个省区，穿越了3个高原、4个藏区；高原路段超过全程的一半。翻越了至少15个季节性雪山的垭口，这些垭口的海拔高度都超过了4000米。在高原草地上（其中包括高原湿地）的行程长达三十二天，在野外露营超过了一百个夜晚。

2006年10月22日，他们的旅程完成之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完成他们自己长征的七十周年纪念日。

两次新长征路线不同，初衷却是一致的：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一路上，李爱德尽可能多地寻访老红军和见证过红军长征的当地村民及其后人。“我们希望通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普通战士的想法，从而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参加革命。”

李爱德曾看到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大意是讲长征并不伟大，只是毛泽东为了宣传编造的一个谎言。他十分愤怒。“我接触过许多老红军，以及他们的家属，当他们说到那段往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而不会笑，这不可能也是为了宣传吧。”

2007年7月3日，李爱德和杨肖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红军长征纪念馆出发，第三次踏上长征路，沿着红军第六军团于1936年的长征路线徒步探险。当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是在香格里拉分头北上后在甘孜会合，他们沿着这条高原长征路，两个月内徒步800公里，一路上拜访所有与长征有关联的人，寻找相关红军的后人和资料，记录和拍下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这次考察又命名为“新长征6”。这次他们的队员又增加了两名。

2011年，李爱德入选“泊客中国”盛典的嘉宾，成为因长征情结而闻名的老外。颁奖词中写道：李爱德三次踏上不可复制的长征路，他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贴近，去踏寻那段曾经红军战士走过的长征路。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道，也是一次走进历史的重合之旅。

如今，李爱德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长征通”，就连他的妈妈也成了半个“长征通”。李爱德的妈妈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的重走计划，担心得睡不着觉。他于是给妈妈买了很多关于长征的书和中国地图，还经常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到哪里了。每到一地，爱德的妈妈就在地图上画上圈儿，几年下来，她对长征沿途那些鮮为人知的名字都了然于胸了。

李爱德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探寻着这段历史，不知不觉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新长征记录。回首长征徒步考察之旅，他们不无自豪。

这是他们一起完成的一个杰作。

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第4篇

纪录片创作走到今天, 对“还原史实”的要求, 已经远远不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角度去回顾和看待历史, 而是跳脱出窠臼, 带着他者的眼光、国际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 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纪录片不计其数。在中国, 表现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的影视纪录片也已经有多部, 仅仅是笔者执导的, 就有2005年的六集纪录片《1937南京真相》和2014年的五集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古都沦陷、血海金陵、国际救援到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等, 一幕幕历史事件呈现在荧屏上。纪录片工作者在一次次拍摄这一沉重题材的过程中, 已显疲态。

如今, 我们寻找到了一个从未集中表现过的群体——在战火中亲历南京大屠杀、或在战后力证这段惨史的外国人。

1937年12月, 当南京城成为人间地狱, 有大约30位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 其中有德国人约翰·拉贝, 美国人约翰·马吉、明妮·魏特琳、乔治·费奇、罗伯特·威尔逊, 丹麦人辛德贝格等等, 他们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免遭屠戮, 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20世纪80年代, 在日本, 当欺骗与谎言试图掩盖血淋淋的历史, 一批人挺身而出, 有勇敢走上忏悔之路的当年侵华老兵东史郎, 有选择与受难者同行的小学历史老师松冈环, 有背负“卖国贼”骂名坚持还原历史真相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

关于他们, 人们想知道, 在南京不断遭到日军飞机无差别轰炸, 战争阴云笼罩南京城时, 那些西方人士为什么会不顾本国使馆的撤离警告, 而选择留下?作为一名曾经的加害者, 到底是什么促使东史郎一次次来到南京谢罪?作为日本人, 松冈环和笠原十九司为什么能够坚持几十年探寻历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杀的惨剧, 在他们身上和内心深处, 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印迹?

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的选题就已经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国际视角, 无论是题材、内容架构还是主题诉求, 都要求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强化国际视角和表达, 只有这样, 才能把已经成为铁证的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传递给世界上更多的人, 达到反思历史、凝聚共识、争取和平的目标。选择哪些材料、以怎样的语态进行叙事表达, 更是“国际视角”的题中应有之义。

创作团队将《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的国际视角定义为人性、理性、当下性三个维度。

一、人性的视角:正义与邪恶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人类既强大又虚弱, 既卑琐又崇高, 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容纳和展示这样复杂的人性了。

以往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纪录片创作, 多为全景式描述, 主要聚焦于事件本身, 前文提到的这些外国人, 往往作为这段历史的“证人”出现。在本部纪录片中, 我们更强调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个体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关联, 回顾他们的人生遭遇, 剖析他们的心路历程, 并通过这些外国人的个性化视角来解读、还原同一历史事件。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在叙事中坚持客观叙述, 以第一手的数据、文书、日记说话,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与邪恶。1937年, 5万泯灭人性的日本军人, 在短短数周内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达30多万之众, 南京大屠杀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那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极为恶劣的暴行, 是中华民族的一页痛史, 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一页痛史。

正义是人性, 邪恶同样是, 罪行并不是抽象的, 军国主义也绝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化的主张, 他们孳生在一个个日本军官与士兵的身上。我们采用了日本官兵的日记和回忆录, 并有意识地选取不同心态的描述, 大多由张狂而变得残忍, 有些已经变得麻木不仁, 另一些也曾对罪行产生过自我怀疑。即便在邪恶处, 同样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但在这座漆黑恐怖的炼狱中, 仍有人性闪耀的光芒, 使人们不至全然绝望。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20多个外国人, 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南京, 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免遭屠戮, 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 将其带出中国, 传播到西方世界。当年他们曾以外国人的身份亲历那场屠杀, 今天我们借助他们留下的文字、照片、影片、话语, 向世人重现历史。

对于正义的表达, 我们抛弃了高唱赞歌式的描述, 而是用丰富多样的史实说话。直面日本军攻击和占领南京期间犯下的一幕幕残酷的非人道行为, 对于西方亲历者的神经, 也是一种异常的打击和摧残, 一种严重的精神伤害。他们冒死拍摄的胶卷是最客观的证物, 他们的日记中则有冷静分析, 有义愤填膺。罗伯特·威尔逊写道:“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 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 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暴、淫欲和野蛮。”亦有深深的恐惧、痛苦和对人性的发问。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和今天, 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难民、强奸妇女。我的痛苦满膛,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相同的, 是他们秉持了对正义的坚守。

从人性的视角出发, 仔细挖掘大屠杀中善与恶的碰撞与较量, 这是我们为深化主题而努力的一个方面。

二、理性的视角:寻访与求证

纪录片创作从未离开感性与理性之争, 到底应该感性地讲述一段历史, 还是理性地剖析它和解读它?到底应该让受众获得感性的情绪冲击, 还是理性的认知?

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遵循的是:叙事不妨感性生动, 但须建立在对大量翔实材料的理性运用之上;最终的情感诉求和价值诉求是感性的, 但寻访与求证的过程必须通过理性的展示。

当年留在南京的这些西方亲历者, 留下了许多在大屠杀期间记录下的文献档案, 这些档案分布于美国、欧洲的图书馆、博物馆之中。而这些档案在片中的呈现, 则是以理性视角来表现本片主题的重中之重。

我们分为7个摄制组进行拍摄和求证, 4个在美国, 2个在日本, 1个在欧洲。境外的拍摄工作是艰难的, 但收获了很多一手的珍贵资料。

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外交部档案馆一个个档案柜中, 我们查找到了许多西方亲历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书信以及他们留下的历史影像等原始资料。摄制组在美国找到了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辛德贝格相册, 在伊利诺伊州立博物馆保存的当年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的采玉勋章, 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拍摄到了著名的罗森文件。正是通过这些史料在片中的相互印证, 用无可辩驳的史实向世人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在日本, 我们努力挖掘南京大屠杀真相探寻者对这场惨剧的不断认知的过程, 来证实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人间悲剧, 表现出他们用良知思考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摄制组在日本发现了记录东史郎十年诉讼之路的95盘录像带、日本人在德国拍摄到的拉贝日记原件等等。

这些文献和影像在电视荧屏上首次大量地、强有力地呈现, 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的理性视角。

我们认为与文献和影像同等重要的, 是获取它们的过程, 镜头语言在这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笔者认为, 纪实镜头不是无节制跟踪与摇晃的所谓纯记录, 而是对现实场景和现实人物经过设计的进行时态的拍摄, 要求镜头简洁、节奏平稳、注重叙事, 让画面和同期声来表现内容, 纪实段落则可以在片中担当起承转合的作用。本片也十分重视主观镜头、道具、光影、场景模拟等意向性镜头的拍摄, 以此达到传递真实可信的历史气息和刻画人物内心状态的目的。

三、当下性的视角:解读与反思

如果说“当下”是与历史和未来相对应的一个范畴, 那么“当下性”强调的是一种观照现实的自觉意识。当下性体现的国际视角不仅仅包括横向的跨越国别、种族的思考, 也包括纵向的将历史事件置于当代语境下的解读与反思, 并重视其对未来的种种意义。

《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主体都是外国人, 特别是其中7位西方亲历者, 斯人已逝, 我们把对其后人的寻访作为当下性视角的一个入口。这样的拍摄有助于对西方亲历者心路历程的深度解读, 也增强了本片叙事结构的紧密性。

摄制组想方设法,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络和寻找。当我们得知约翰·马吉唯一在世的儿子居住在苏格兰, 已经年届九旬, 便做了多次努力, 最终老人同意赶往美国, 配合我们的拍摄工作。当年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散居在美国各地的3个子女也应我们的不懈努力和多次邀请, 最终成行来到了南京。当年金陵女子大学明妮·魏特琳的侄孙和《魏特琳传》的作者、美籍女士胡华玲, 讲述了魏特琳回美后罹患忧郁症直至自杀的悲惨际遇。

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留下来的资料最少, 少到连专家都很难写出详细的学术稿本, 曾建议换个人物。然而, 我们追寻着他的足迹, 翻遍了美国的各种相关网站, 走过了美国的多个城市, 终于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 找到了1938年《读者文摘》摘抄的他的日记、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他在东京审判时作的书面证词, 找到了他去世后留下的整整54箱资料。通过多方联络, 我们最终寻访到了乔治·费奇的儿子约翰·费奇。我们把老先生带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他颤颤悠悠爬楼梯上了三楼, 在安保严格的密室中打开尘封了四十多年的54箱资料, 第一次看到了他父亲留下的资料。当他一页一页地摩挲着那些泛黄的剪报、照片, 用早年作过播音员的浑厚嗓音读出乔治·费奇日记时, 纪录片迸发出了令人动容的叙事魅力。

接着, 摄制组又在上海找到了乔治·费奇的孙子大卫·费奇, 如今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我们带着他一起来到了祖父的出生地——苏州市养育巷130号的基督教使徒堂。这是时隔一百多年之后, 费奇家族的后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在教堂明亮的灯火中, 大卫举目四顾, 神情庄重严肃。

类似这样的拍摄段落还有很多。相比亲历者后人的讲述, 西方研究学者的访谈更凸显了客观性。本片采访的境外专家超过100人。

作为一部以外国人视角表现南京大屠杀的作品, 在创作手段上我们聘请了国际团队进行合作。如音乐作曲者为德国音乐家Rainer Granzin, 他应邀专程来到南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创作, 用音乐很好地诠释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思考。在日本, 摄制组聘请了多位日本电视同行;在美国, 有美方制片人和摄制人员共同创作。这些多方位的国际合作无疑使得本片更具当下性, 提升了解读与反思的力量。

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将10个外国人围绕南京大屠杀所发生的故事, 从人性的剖析、理性的呈现以及当下性的解读, 进行国际视角的表达, 把已经成为铁证的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通过片中人物对那场人间悲剧的感受和认知, 传递给国际社会更多的人们。这是我们创作这部纪录片所进行的一次努力尝试, 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眼中的长征作文600字 第5篇

长征，十分艰辛，红军战士却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过祁连山时，祁连山一片寒气所包围着，没有人烟，没有生机，也没明确的道路，只有密密层层的刺丛，无底的沼泽，参天的原始森林，红军战士却毫无畏惧，永不放弃。他们的衣服被刮破了，皮肉也被烂掉了，粮食已消耗殆尽，只能采些野果来充饥，野果子吃完了，啃树皮，树皮啃不动了，身上的皮带在红军战士们的眼中，就如奢饰品，山上寒风凌冽，风雪交加，晚上睡觉时，他们围靠在一起，烧掉了无数的树枝，薄薄的裤子。为了取暖连裤子烧了几个大洞也不知道，直到被刺骨的寒风吹醒，这才发觉，一些人被冻成了冰雕，一些人被埋在了雪堆中，还侥幸活着的，眼毛上都是白雪，活像一个雪人。任何一人看来，这样就已经绝望了。

面对这样地狱般的处境，红军战士们依然坚持不懈地行走着，前方昏天暗地，雾气弥漫，后方有密集的炮弹，敌人的追赶，红军的一些部长为了掩护其他队友，转身迎敌，亡的亡，死的死，英雄壮士壮烈牺牲在沙场上，这般的情况下，在我看来，这已经束手无策了，一筹莫展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战士把自己剩余的粮食留给队友，自己却在路上死去，山上，部长们把自己的棉衣分发给士兵，自己却在荒山野岭里冻成冰雕，被抓住的士兵，宁可自杀，也不愿做敌人的俘虏……一件件的历史事件，编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我突然变得十分渺小，怎能比得上红军呢？他们的英勇无畏，关心他人，团结互助……如今。在我看来，长征是会使人无所抗拒的，让人变得顽强起来。我的长征路现在才开始。

阿林敦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第6篇

关于中国人是否愚昧

阿林敦在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 关于中国的书籍已卷是浩繁,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扩大了, 但在美国和欧洲普遍流传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说法仍然是含糊且常常是错误的 (2) 。他说, 中国人被说成是地球人类中“最难以理解的、不可思议的、自相矛盾的、逻辑与非逻辑的种族”, 这样的说法, 也许可以用来说某些其他的种族 (3) 。他客观地指出, 中国人不是怪物, 而是人, 具有人类活动的普遍动机 (4) 。

阿林敦在真正接触中国人之前, 对中国人的印象并不好。他相信传说中的话, 认为“中国人从皇帝到最下层的稻田农夫都极其愚昧” (5) 。但是, 在他亲身接触中国人之后, 他的想法改变了不少。阿林敦曾被李鸿章接见, 在经过一番交谈后, 被李鸿章安排在北洋舰队当教练。阿林敦不止一次在他的著作中用“伟大的总督”这样的定语来定义李鸿章。在阿林敦的文字中, 李鸿章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个子高高的, 一幅将帅风度, 还有贵族派头 (饲养金鱼, 要人服侍等) , 他本性易怒, 但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拥有极强的记忆力。阿林敦说他是“中国的象征” (6) 、“作恶者们的克星”和“中国的巧手” (7) 。到了北洋舰队后, 阿林敦发现中国水手们中“大多数都是生机勃勃且极其聪明的人”, 他认为“这些性格优良的水手”与外国海军水手相比要优秀得多。显然, “中国人都极其愚昧”的传说并不正确。

关于中国官员的评价

阿林敦随后被转往南洋海军。他想回到北洋舰队工作, 在给李鸿章写信被拒后, 他与李鸿章签订的在北洋舰队工作的合同在尚有一年才到期的时候被宣布无效。他无奈之下在南洋海军工作。这一经历被他定义为“中国式的不诚信”。在战争之后, 阿林敦由于没有领到合同里规定的报酬, 对中国官员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他说:“我以后的经历也向我证明, 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 在有关钱的事情上, 都与南京总督一模一样。他们都无所不用其极地捞钱或省钱” (8) 。

对于中国的官员, 阿林敦并非一概予以否定。阿林敦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丁汝昌的性格与为人, 并且以同情、赞赏和钦佩的口吻记述了他英勇的故事。在阿林敦的文字里, 丁汝昌是一个爱唱德国歌 (就一首) , 挺好炫耀知识的人。阿林敦对丁汝昌性格与为人有这样的评价:“丁, 总的来说, 是一个非常认真且精神饱满的官员”, “他是个勇敢的官员, 一个真正的绅士” (9) 。但是, 根据阿林敦的回忆, 作为副提督, 丁汝昌显然被吴提督压制, 在指挥方面无法发挥丝毫作用。如今, 我们有理由相信阿林敦对丁汝昌的描述与评价是客观的, 因为根据阿林敦自己所说, “虽然他 (丁汝昌) 曾极力主张将我处决, 想到他的悲惨结局, 我原谅了他。丁, 让人回想起, 在日本攻取威海卫时, 他宁肯自杀而不让舰队向日本投降” (10) 。在这样的文字里, 我们可以看到阿林敦对丁汝昌的钦佩之情, 出于这种感情, 阿林敦在他的著作里, 还记载了在丁汝昌灵柩旁殉情的丁夫人。

关于中国人的恶习

在清朝的海军长期任职使阿林敦有机会长期接触当时官兵。阿林敦对中国官兵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 对中国官兵和中国人的评价不可谓不深刻, 尽管有些他的评价可能令我们感到刺痛。阿林敦在他的著作中, 指出了不少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陋习或恶习, 下面笔者总结出最主要的几个方面。

(1) 阿林敦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阿谀奉承

他说“阿谀奉承是中国人武器库中的一种武器” (11) 。他指出, 中国人常常会当面赞扬一个人而背后贬低同一个人。他指出, 有外国人在场时, 中国人表现得比较被动, 因此难以揣摩他们的真实感受。

(2) 阿林敦认为当时许多中国人迷信而愚昧

他在回忆1885年2月11日下午与法国舰队的一场海战时讲述了“驭远”号和“澄庆”号在石浦港被鱼雷击中沉没的前后细节。中国舰队官兵在临敌前高举战神关帝塑像并向它烧香祈祷的举动让阿林敦感到离奇且难以理解。尽管阿林敦没有就此进行明确的批评, 但中国官兵愚昧、迟钝的形象已经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当时中国舰队管理的混乱状况也展露无遗。“驭远”号和“澄庆”号被击沉后, 阿林敦与一些在中国舰队任职外国人登了岸, 他们被贫穷的村民包围。阿林敦生动地描写了他们这些外国人如动物和“鬼”一般被当地村民围观的情景。他以大量注释文字对中国人将外国人叫做“鬼”的现象进行了讨论。他甚至断言, “事实上, 中国人把任何外国人都看成鬼’” (12) 。他特别指出, 应该注意到, “1842年的英中条约中, 对于日常官方交往的礼仪作出了规定, 夷’字被禁止使用” (13) 。

(3) 阿林敦认为中国人办事拖拉, 官与民都自私自利

阿林敦随舰队在镇海驻扎时, 有些村民不顾官方告示出港被法国舰队打死的事情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他由此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与以往一样 (现在也同样) , 中国官员发布的布告没有人去关注。中国官员发布布告, 是在履行他们的指责, 如果百姓不照办, 那是百姓的事, 与官员无关。当官员们得到报告说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什么惨事, 或是被抢了钱, 于是官员就此事发布一布告, 禁止这样的事情等等。据我观察, 那时候中国人有时会一阵阵地显得有点歇斯底里的劲头 (现在没有到达过那样的程度了) , 特别拖拖拉拉, 事情就这样一拖再拖。 (14)

阿林敦所回忆的事情发生在1885年, 出版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是1931年, 现在是2013年, 可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 他所写的这段文字依然可以用来评价在当代中国和中国人。当代中国社会频繁发生危机性事件, 像食品安全案、校车事故、城市下水系统瘫痪等等。每次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 全社会都一股风地口诛笔伐, 官方每次都一概表示非常重视, 可是此后同样的事件依然会再度发生。阿林敦的观察与评价, 敏锐地触及了中国人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的弊病, 应该说是客观而深刻的, 依然值得当代中国人深省。

(4) 阿林敦发现许多中国人很势利, 习惯以强凌弱

他说, “中国人性格中必须根除的特有恶习之一是, 一个官员的贴身下手们通常会压制官员的其他下属, 而其他下属很少会对此提出抗议。究其原因 (不管怎么样都涉及到延续至今的官僚体制) , 即每一个人都在等待自己成为上手的那一天, 那时他将以同样的方法打压那些在他之下的人。” (15)

他在著作中举了一个亲眼看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 一个士兵在火车上用左轮手枪威胁一个穿便衣的老者让出了座位;那个老者随后换上了军队长官的制服出现在士兵面前, 士兵马上跳起来让了座。阿林敦还用中国人的俗语“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泥巴”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 “在许多中国人身上, 个人利益的道德观’这一概念极其狭隘。天赋人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 不过是一份自私无益的契约, 而实际上, 相互关系就是相互蔑视” (16) 。我们不能说阿林敦是在污蔑中国人, 因为我们至今还会遗憾地发现, 在21世纪的中国, 阿林敦所说的官本位现象和以强凌弱的行为依然充斥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如果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恶习不能根除, 民主、平等、公正在社会生活中恐怕是难以真正普遍实现的。

(5) 阿林敦指出中国人没有好的卫生习惯, 在恶劣的环境中得过且过

阿林敦发现中国人能够在大热天里面朝太阳睡得很香, 即便“苍蝇在头顶盘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 苦力们可以在污水池和散发着臭气的粪桶旁吃饭, 而“吃的东西上总是叮满了苍蝇”, “在很多地方, 尿壶放在厨房里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17) 。他以讽刺的口吻写道:“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 我认为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环境就其肮脏方面来说, 可以轻易取胜” (18) 。阿林敦所描写的现象, 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地区依然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与卫生意识、环境意识是一个事实。毋庸置疑, 阿林敦的指责对今日中国人依然具有警醒意义。阿林敦认为, 中国人不该对恶劣的环境状况以适者生存的态度来对待, “在现代文明的阶段里, 我们必须学习什么时间我们应该走路、吃饭或睡觉, 并考虑我们应该拿多少和怎样拿。” (19) 阿林敦强调了人在面对恶劣卫生状况和环境时应该具有努力去改变的主观能动性,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当今中国人要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 的确要靠主观能动性, 而不能再以经济尚不发达为借口了。

阿林敦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中国人不少与缺点并存的优点, 比如不怕死 (阿林敦同时认为中国人也是怯懦的) 、爱国 (阿林敦指出这常常伴随诡计多端和残忍无情的行为) 、不易屈服 (阿林敦指出这也有消极的一面, 那就是常常会假装屈服从而习惯于虚伪) 。与阿林敦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恶习相比, 中国人的优点显得真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