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地区范文

土家族地区范文（精选8篇）

土家族地区 第1篇

一、改变生产方式以促进农业开发

改土归流以前, 湘西土家族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低, 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 需要大面积、长时间地轮植耕种, 生产效率低下。改土归流后, “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隔离政策被废除, 大量汉民进入湘西土家族地区,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改变了过去土民的粗放耕作方式。普遍推广农耕要按时令播种、施肥、除草的技术, 并提倡采用休耕、稻田过冬、沥青肥等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进入湘西地区的流官积极向农民提供农田施肥的方法, 要求农民种田施肥。《劝民蓄粪》文告要求辖区内的农民施肥, “向来刀耕火种, 不用灰粪, 近日开辟广而地瘠薄, 田土种植, 俱不可少灰粪 (自嘉庆十七、八年始) , 至于社前种荞、谷雨下秧, 以及处暑荞、白露菜、八月蒜、九月麦……”[1]关于肥料的来源, “地之肥料用桐枯、茶枯、柴薪之灰三种, 冬间杀草铺于田内, 俟其腐烂为粪。”经过施肥之后的农作物长势良好, “蔬菜果品俱佳”, 农民还认识到因地制宜, 不同农作物使用不同肥料, “治园中使用施肥, 与治田者不同, 独取人畜之粪”, “治茶者使用肥料与治土者不同, 独取人畜之粪”[2]。

二、开垦荒地以发展农业经济

湘西土家族地区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但在土司时期, 土司占有大量的土地, “至于成熟之田, 土官多择其肥饶各自行种收, 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 民间止有零星硗角之地。”[3]改土归流后, 清政府没收了土司原有的土地, 将这些土地中的一部分留作“官庄田”作为官吏俸禄, 其余大部分任由土民耕种。据永顺府志载, 永顺府 (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 土民开垦荒地达1017顷 (一顷等于一百亩) 。清政府鼓励土民垦荒, 过去土司占有的官山, 农民可以自由开垦, “各省凡有可垦之处, 听民相度地宜, 自垦自报, 地方官不得勒索, 胥史不得阻挠”[4]。土民只要每年向政府上交“秋粮钱”就可以把开垦的土地据为己有。

清政府鼓励农民垦荒, 对于开垦荒地达百亩以上者, 则“重加奖赏”, 田土开垦以后, 即为开垦者永久所有, 并发给印照。对于贫穷之家, 只要有人出具担保证明, 政府即借给农具、种籽、帮其开垦成田。新开垦的土地, 水田六年起交纳赋税、旱田十年起交赋税。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加上湘西地区农民的辛勤耕作, 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出来, 湘西地区的垦田数量大量增加, 如, 据各县县志记载, 湘西永顺府所辖四县所垦田数如下:乾隆元年 (1736) , 永顺县垦田数达到32553亩, 桑植县垦田数达到3191亩, 龙山县垦田达到29562亩, 保靖县垦田数达到12943亩。大片荒地的开垦, 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决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先进的生产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土归流以前,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十分简单, 大量使用木制、石制的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土民“于二、三月间薙草伐木, 纵火焚之, 冒雨锄草播种, 熟时摘穗而归。”“刀耕火种”即在春耕时节用刀砍倒丛生的荆棘, 然后纵火焚烧, 焚烧后的草木灰作为肥料, 趁农时播下小米等作物的种籽, 之后基本不加管理, 秋后作物成熟之后采摘而归。这种耕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天气, 风调雨顺之年, 收获也许还可以, 但若遇到旱涝之灾, 则常常颗粒无收。“刀耕火种”这种耕作方式是改土归流前湘西土家族的主要农业生产方式, 相比较牛耕已经普遍使用的内地来说, 这种耕作方式无疑要落后很多。改土归流后, 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 土地的面积迅速增加, 农民都有了固定的土地, 不再进行轮耕, 这种情况下就对农业生产的工具和生产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加速农业经济的发展, 湘西土家族各级官员先后引进并推广了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 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在“蛮不出峒, 汉不入境”的民族隔离政策被废除后, 阻碍各族人民交流的障碍被打破, 大批汉族农民进入到湘西土家族地区。湘西改土归流后, “客民四至, 外省来湘西的以江西为最多, 湖北次之, 福建浙江又次之, 本省来湘西的, 以沅陵为最多, 芷江次之, 常德、保靖又次之。”[5]雍正十二年 (1735) 永顺县境内土民38798人, 客民5226人, 共计人口44024人;乾隆七年 (1742) 有土民77145人, 客民26438人, 共计人口103683人;到了乾隆二十五年 (1760) , 土民达到138898人, 客民增至46123人, 人口共计185022人, 短短的二十五年, 客民增长了八倍多, 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达到了近四分之一。在这二十余年中, 永顺县总人口增长了四倍多[6]。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湘西其他各县, 如桑植县, 在乾隆二十五年, 客民达到12547户, 土民8031户, 苗民163户, 合计客民、土民、苗民共计20741户, 大小男妇共计96641口[7]。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 桑植县的客民户数竟然超过了本土居民户数, 可见改土归流后外来人口大量进入湘西地区。湘西土家族地处山区, 地多人少, 这些相对荒凉的土地吸引着大量的汉民进入到湘西地区, 湘西地区“地广赋轻, 开垦易以成业。”[8]大批汉民进入湘西土家族地区后, 与湘西的土家族农民一起开发土家山区,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工具有了较大改观, 木制的犁耙逐渐被铁制的农具所取代, 尤其是铁犁的使用, “无论高山低田, 都使用犁”, “高山使用黄牛, 平地使用水牛”, “高低田地皆用牛犁, 间有绝壑危坳, 牛犁所不至者, 则以人力为之”。这一时期, 在湘西各级官员的推动下, 田间修造池塘技术和利用筒车灌溉农田的技术在土家族地区广为传播, 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 增加了粮食产量。生产工具的改进, 大大提高了湘西土家族地区农业生产效率,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经济作物的推广

改土归流以后,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各级官员对于种植经济作物进行了多方督导, 保靖县令王钦命布告晓谕民众道:“平地坡地可以垦植杂粮, 自应勤耕稼, 至于土阜高岗, 尽可种桐。”湘西土家族地区“油桐种植面积自此扩大。”[9]《古丈坪厅志》对油桐生产和山民生活的关系作了详细记述:“吾乡之中贫寒日甚, 土地皆瘠, 山广田少, 非膏腴之地可比, 所示之利, 别无大宗, 其五谷杂粮, 不足以供地方之用, 唯桐茶此地之一利也。”[10]所以, 整个湘西山区桐树沿山种之, 自上而下, 和列井然, 伞形桐树, 星罗棋布, 比比皆是。

桐树的种植给湘西土家族农民带来经济利益, 在湘西的地方县志中都有记载, 《古丈坪厅志·林产详志》有这样的记载:“桐茶油之利, 利之最广者。”“桐油树、茶油树, 古丈坪生产之大宗也。”《永顺府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山地皆种杂粮, 岗岭间则植桐树, 收子为油, 商贾趋之, 民赖其利以完租税, 毕婚嫁。”[11]桐树的种植给湘西土家族的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龙山县“每岁桐子花开, 有油子家缺日用, 向有钱者预领油价, 言定油若干斤, 钱若干千, 价亦无一定, 自四月起至八九月, 多少为差。十月兑油, 或兑桐子, 如期不得误。而权子母者, 遂举倍称息。”油桐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支柱之一, “桐籽或自榨以给油料, 或出售于油坊, 以此为生计, 每岁总值达千万两以上。”[12]改土归流以后, 除桐油以外, 在湘西土家族地区, 其它的经济作物也得以推广, 茶叶、油菜、蚕丝、棉花、苎麻、药材、烟草等逐渐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

总之, 清代改土归流以后, 清政府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 大量开垦荒田以发展农业生产, 在垦植的过程中, 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使农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湘西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 生产方式与内地汉族地区已经基本相同, 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逐步被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所取代, 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 大量的经济作物引进种植, 增加了湘西土家族地区农民的收入, 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摘要：清代改土归流后,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农业获得快速发展。大量的汉族人民进入湘西,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促进了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农业发展;进入湘西地区的各级流官不遗余力的采取措施, 促使土家族农民开垦荒地、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引进经济作物, 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农业开发。

土家族地区 第2篇

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特点，开创艺术设计学相关研究，展开对武陵山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与发展工作、显得十分紧迫。其中通过对鄂西土家族原生态文化进行探索与研究，是鄂西地区文化开发利用、展开少数民族村寨及其文化保护的重要举措。通过专家学者的探访与研究，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现代媒体的宣传，使鄂西土家族原生态文化得到有效的发掘与发展。

土家族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发达的民族，主要聚居在武陵山脉一带，土家族大都聚居在山里，重岗复岭，山多水少。因其历史及地理环境之故，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文化信息。虽随着时间的流逝、民族的迁徙或多或少已经改变了面貌，但总能通过些许线索发掘到文化事象的流变，今与古、“情与貌，略相似”。

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界定与精华

“原生态”具有独特性、原创性等特征，因许多原生态文化带有民族、民间口耳相传的特性，对其保护与开发存在著作权的纷争。在当前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下，开展对鄂西地区土家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承与发展工作，并对鄂西土家族吊脚楼进行原生态文化研究，是鄂西地区文化开发与利用、展开少数民族村寨及其保护的重要举措。

土家族人的活动范围以武陵东、脉和清江流域为中心，北界巫山、长江，南控澧水和沅水，南控澧水和沅水，西抵贵州梵净山和乌江，东接彝陵和江汉。清初戏曲作家顾彩在历经数月游览了容美境内的南府、中府、平山爵府、两行署等处的山川胜景、文化遗迹后写下《容美纪游》，一部日记体的游记，文中这样载到：土人“皆在群山万壑之中，然道路险测，不可以舟车，虽贵人至此，亦舍马而徒行，或令其土人背负，其险处一夫当关，万八莫入”。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保护鄂西土家族文化“原生态”形式的重要原因。

鄂西土家族文化不仅有原生态的特性，还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如摆手舞、玩菩萨、哭嫁、跳桑等，其流传的民间故事（包括童话、寓言和笑话）在口头文学中产生得相对较晚，却十分丰富，如“赖大仙”、“蛇郎”、“王大和刘二”、“南瓜兄妹”、“千里姻缘一线牵”、“乖女儿和丑女婿”，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鄂西土家族的社会情态，其篇幅短小，妙趣横生，风格泼辣，极具感染力。在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众多形式中，最为璀璨的是土家族的民居建筑文化——吊脚楼文化，它与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民羚文化、服饰文化等共同呈现出鄂西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土家族吊脚楼作为民居建筑极具“干栏”遗意，其式样繁多，营造精致，现存的吊脚楼建筑与村落景观一并体现出丰厚的原生态居住文化理念，具有显著的建筑艺术价值。

以吊脚楼为例探析原生态文化在鄂西地区的开发与保护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也正逐渐展开，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收到了一定的威胁。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原生态文化单一的，标准化的全球性商业文化的冲击下迅速衰落，鄂西土家族吊脚楼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冲击，其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

目前，可通过两方面对鄂西土家族吊脚楼原生态的建筑与聚落景观文化展开研究，一方面探索、总结吊脚楼建筑文化中的建筑技术及建筑艺术，另一方面从景观格局与选址规划入手分析吊脚楼聚落文化的美学价值。并与此同时做好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在探索与研究的过程中用科学合理的的方式进行宣传，提高人们对鄂西地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意识。

近年来，在《湖北省非物资文化遗产普查指导方案》的指导下展开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民间调查与访问，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实物与图片，并将信息录入保存。这种积极有效的措施，使优秀的土家族原生态文化得到全面普查、深入发掘、及时抢救与充分保护。相关部门通过申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建立生态文化博物馆、征集和推选优省社科课题研究项目、整理并出版有关吊脚楼文化的图书资料等举措来弘扬鄂西土家族原生态文化。

推进鄂西地区特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开展丰富的文化创作、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等实践工作。

以吊脚楼为例，鄂西土家族经历两千年的文明，形成了今天得吊脚楼建筑与建筑群落景观，丰富了中国传统居住文化，其独特风采也展现出土家族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在对土家族吊脚楼文化资源开发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结合土家族自治地方与土家族聚居区的实际，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开发土家族的文化资源，创造出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环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全力推进土家族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发挥鄂西土家族吊脚楼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价值，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地位，唤起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珍惜之情，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繁荣土家族文化。通过吊脚楼研究积极进行对外交流，一方面与分布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土家族进行横向交流，另一方面与其他各民族传统民居及现代居住建筑进行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汲取他方优点从而使鄂西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自身获取更新鲜的活力。

结论

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石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力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时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对土家族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与开发，是重视传统造物思想的体现，能够促进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鄂西南地区巴东土家族堂戏研究 第3篇

关键词：巴东堂戏,传承,变迁,现状

一、巴东堂戏概况

巴东堂戏始于明末清初流行于巴东县长江以北的神龙溪流域,其本源是巴东民间歌舞“花鼓子”,初始称为花鼓戏。由一男一女在堂屋大方桌上围绕四角踩碎步而舞,唱“花鼓调”因平时多在堂屋里表演又称“堂戏”。

巴东堂戏属于板腔体的民间剧种,唱腔主要有大筒子唱腔和小筒子唱腔,以及唢呐腔与高腔等。大筒子唱腔称“花戏”,即属于巴东堂戏主要组成部分的民间生活小戏;小筒子唱腔称“正戏”,又称“袍带戏”,属吸收南剧、川剧表演部分。“花戏”主要以平民百姓为反映对象,而“正戏”则以王公贵族、名媛闺秀为反映对象。上演传统剧目多大300余出,巴东堂戏以演“花戏”为主。

巴东堂戏系土家地方经典剧种之一,关于堂戏的渊源目前尚未弄清,说法有两种。一是起源于清乾隆元年,巴东的民间艺人周怀德等受流落在当地的四川川剧艺人钟德和等人带徒传艺的影响,后融合本地的“花灯”等民间小调,逐步发展而成,故有“堂戏三百年”之说;二是约在二百年前,由面部用红、白、黑三色点缀的一男一女在堂屋内的大方桌上表演。故有“堂戏两百年”之说。巴东堂戏2007年成功申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因为其突出的地方特色而获批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与恩施灯戏、鹤峰柳子戏、南剧、鹤峰傩戏,一起被誉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五朵金花”。它因常在堂屋为演出场所而得名。其演出场所狭窄,仅能碎步而踩,亦称之为“踩堂戏”。

堂戏的传统剧目较多。从收录整理的情况来看,堂戏的剧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元杂剧”的艺术风格。其结构通常以“折”为单位。演出形式由“曲、宾白、科”三者组成。“曲”,即唱词部分,在整个堂戏表演形式中占有较突出的位置。“宾白”即语言部分,在堂戏中可分为“宾白和说白”两种。“宾白”在演出中拥有相当大的比重,因为它能较直接地揭示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且语言幽默、滑稽,起到烘托演出气氛的效果;“说白”有多种形式,一般有“定场白”“冲长白”和“背白”三种。“定场白”是角色登场的念白,有着自我介绍,一般先念两句或者四句诗,然后自报姓名、籍贯、身份。更具有讽刺性的喜剧效果。“冲场白”是角色第二次或第三次登场的说白,向观众叙述事由或表述心情,起着渲染情绪的作用;“背白”,背着同台演出的其他角色向观众直接抒发情感,也就叫“旁白”。这种独白常常以滑稽表演相结合。“科”是堂戏的做工部分,即动作、表情和其他方向的舞台提示。一般而言,“科”指动作,“读”指语言,它是展开戏剧和冲突的一种形象化手段,与教唱和念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传统的巴东堂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演出程序,尤其是被“过事家”(当地俗语,指家中有喜事的人家)邀请至家中演出。一般有五个程序:接戏、化妆、拜菩萨、送画和正式演出。

二、巴东堂戏的传承和变迁

巴东堂戏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口传心授。即通过口耳来传延长的内容,在用心来领悟它的神韵。在民间,艺人们通过说戏使徒弟了解所唱的内容,然后通过示范表演的形式来带领徒弟来领悟其中的神韵。在让徒弟通过反复的吟唱、感受、模仿来学习。由于这种特殊的传授方式,使得同一剧目每一次演出不尽一致,演员没有死记台词,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对剧情内容做适当的改编。

为了保护民族文化,溪丘湾小学组织了几十人的堂戏兴趣小组,并邀请文化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对兴趣小组作指导,将民族文化带进了校园,引进了课堂,她们编排表演的儿童堂戏《红太阳》在巴东县第一届民族民间艺术节演出后,在全县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以谭绍康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和溪丘湾乡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堂戏传承也有了相应的文字记载。溪丘湾乡文化站前站长谭绍康老先生一直致力于堂戏研究。谭老退休后一直专注堂戏剧本的资料的收集,并著有《呼唤神农溪》之堂戏,里面《山伯访友》《劝夫》《送寒衣》等四十六出传统戏,《雷家院子》《小拜年》等九出现代戏。年过七旬的谭老至今仍然活跃在堂戏收集传承的第一线,经常到秭归、兴山等地指导编排堂戏。

随着社会的发展,堂戏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有了诸多变化。现代堂戏在表演时间上有所压缩。解放前,堂戏表演者均为男性,女性是不允许上台表演的,就算有女性角色也是由男性表演者反串;解放之后,女人才渐渐的进入堂戏表演队伍,也为堂戏的传承做出了贡献。古代堂戏在表演前,会有一系列烧香拜祖的意识,后来为了简化堂戏的表演形式,也为了给“过事儿”人家减小开销、省事,逐渐取消了这种仪式。特别是九十年代,更是将烧香拜祖列为封建迷信活动,乘着这个浪潮,表演前的拜祖仪式正式取消。堂戏传承人收徒弟的方式也越来越简单了,一般情况下只要能唱出高音,五官端正都能被师傅看中进行训练。

三、巴东堂戏的发展展望

堂戏传统剧目多以“口述、心记”的方法世代相传,伴随着老一辈艺人的离去,众多的巴东堂戏传统剧目也随即失传。传统的表演形式抵挡不过新型表演的冲击,堂戏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演出人员的收入也越来越少,学习表演的人也越来越少。

堂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今社会,特别是各种娱乐方式的蓬勃发展,新的一代年轻人痴迷于各种外来的兴元素,很少关注到祖辈所传承下来的宝贵戏曲。没有视觉冲击力,没有听觉震撼的堂戏魅力一落千丈,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欣赏堂戏。堂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巴东堂戏失去了它所赖以生存和传承的土壤,只能伴随着老一辈艺人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现在知道和看过堂戏的人越来越少,堂戏正在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野。巴东堂戏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意味着他与现代科学知识有着等视的地位,获得同样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土著文明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巴东堂戏已经屈身边缘化,正在加速散失与失传,这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堂戏为代表的地方戏剧逃不掉的命运。

如今的巴东堂戏面临着失传的严重危机,怎样解决危机是现代文化工作者亟待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恩施州提出了活态传承的民间文化保护方针,希望借着这阵东风,巴东堂戏的传承危机能够得以化解。

参考文献

[1]向贤荣,谭庆星巴东堂戏[J].鄂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2期合刊.

[2]张延莉.巴东堂戏田野调查报告[J].武汉音乐学报,2009(02).

土家族地区 第4篇

“中国人将形、神的产生归于天与地。神来自天,形来自地,神为阳,形为阴,阴阳相合而为人”,1形神相合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最早提到形的是《韩非子外储说》,提出绘画要真切地表现形。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对物象塑造的形神表现是采用了中国画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方式,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角色与情境的塑造是模仿生活与自然,用夸张的写意手法对物象外形用抽象的形式进行塑造,使之处于似与不似之间。清代徐大椿在《乐府传胜》中认为戏曲的演唱“必唱着先设身处地,模仿其人之性情气象,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语,然后其形容逼真,使听者心会神怡,若亲对其人,而忘其为度曲矣”,这就是演员表演以“形似”达到“神似”。2在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是神形的统一。

二、艺术语言形神的点线面表现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具有中国画用点、线、面塑造物象形神的艺术语言特点,点起“画龙点睛”和线面之间的点缀作用,线是线描,面是用墨渲染。

(一)点

点在中国画中主要指笔用浓墨在纸上的点动,顾恺之注重用墨点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眼神的表现,他的人物画有“画龙点睛”之说,这里点是起提神与重点的作用。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用点的“画龙点睛”手法在表演纷杂的故事情节、场景、人物形象上进行重点刻画以突出主体，创造气氛。

面具是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角色造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在戏中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突出了角色形象的特征。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是形神统一的典型，其形象大多是取材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的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中的人物。

形似是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的基本特点，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分刚毅、和善滑稽、怪诞三大类，刚毅型的面具有开山大将、三只眼的二郎神、黑面包公等;和善滑稽型的面具有歪嘴灵童、张氏五郎、土地等;怪诞型的面具有懒童、阴阳人等。开山大将傩面具在造型上极度夸张，怒目圆瞪，头上还长有一对角，显出山神的勇猛无比;土地傩面具慈眉善目，面骨方圆，鼻宽，笑容可掬，胡须用棕毛打孔做成，在造型上讲究对称，适度夸张;张五郎傩面具造型是用手着地，双脚朝天，左脚顶一碗水，右脚顶一炉香，虽然木雕高不过五寸，但刀法细腻，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恩施土家族傩地区傩面具造型特征以夸张装饰变形为主，以面具突出个性，充分发挥个人想象达到了神似。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想象力丰富、对形大胆夸张，风格多样，如有的面具正看是笑脸，反看是哭脸;有的用龟壳作为人的面部，非常形象;有的眼珠从眼眶中蹿出直达额头，眼珠形象用手托珠的动态表现出来，手即是眼珠、眼珠即是手，整个气势非凡;还有的面具通过型和色的组合表现三个面甚至四个面，这和西方立体派画家毕加索的作品非常相似。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在造型上大胆、夸张、稚拙、古朴，形处于“似与不似”之间，极具神韵。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形象从神怪形到世俗形的塑造都是以象形为标准，如三只眼的二郎神面具，是在二郎神额头勾画一个眼睛的形象图案，这个图案是象征他的特殊标志，对形的塑造是追求象形。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塑造的象形还体现在设色方面，大多数傩面具设色都是凭借个人的主观想象进行自由处理，用色想象多于现实，主要以赤、黑、白、黄等色为主要用色，色彩的表现极具象征与装饰意味,每个人物面部主色均有区别,以红为主,称为红脸,以黑色为主称为黑脸,黑红两种颜色交替运用也较多,如包公、二郎神面具是用黑红两种颜色,还有的设色除嘴涂上大红色以外,其余均为木质本色,有的面具甚至用绿色,上色以主观色居多,对比强烈,鲜艳,有很强的视觉张力。在面具中运用色彩符号表达情感,颜色的象征味浓,如红色能除邪,代表生命与忠勇,黑色有威慑作用,象征直率。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逐步从简单到复杂,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色彩体系。所以,在恩施土家族傩面具中,形神是统一的。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面具在表演中是一个个提神的点,演员戴上面具,其身份气质随之改变,使演员所塑造的角色更加突出,演员戴着面具表演,就如一尊尊巨大的雕塑在舞台移动,成为戏中的重心,如开山出场,就有描述:

吃得三斗三升糙大米,千斤猪羊和毛吞。

生吃桐油九大碗,一对耳朵似笆山。

眼睛鼓起似铜铃,嘴巴张起似城门。

身长二丈跳过海,手长八尺摸天心。3

面具用夸张的手法把小山太子勇猛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土地公公也是表演中一个提神的角色,他前后各带着不同的面具,在转身之间形成两个不同的形象,两个形象代表截然不同的身份与性格,对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体验形成强烈的冲击。

在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也用一些插戏来活跃场景,插戏在这里起点缀的作用。插戏一般在宗教仪式气氛浓的正戏中插入活泼、幽默的节目,一般常结合一些民间小戏演出,对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塑造角色,渲染气氛起了补充的作用。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点的“画龙点睛”作用,使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各个内容产生了聚合之力,点缀在画面起扩散和均衡力的作用,增强了画面的气氛。

(二)线

线是客观事物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线是画家情感的流露。线有丰富的内涵,线的长短、粗细、方圆、虚实及线之间的组合与层次的变化,可以表现物象的形与神。用线表现物象的方式在中国画中运用很广泛,中国画中用线造型的画法称为白描,古人根据经验归纳出了一些规律性的十八线描法:铁线描、琴弦描、高古游丝描、行云流水描、马蝗描、钉头鼠尾描、曹衣出水描、混描等。白描是对物象的形象进行概括、提炼抽象出来的有内容的线,表现了物象某一方面的特征,即神似又形似,如顾恺之在《女史箴图》中利用如“春蚕吐丝”的“高古游丝线”展现了当时贵族妇女的神采。在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也常用白描的手法对情景进行描绘和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如白旗仙娘下傩之前唱词:

炉中香烟起纷纷,香烟袅袅投神门,

投得神门四山开,身在虚空下傩庭,

东边一云红云开,西边二朵紫云开,

红云起,紫云开,白旗仙娘下云来。4

在演员娓娓的叙述中,观众的眼前似乎出现一幅生动的白描画:有云烟的曲线、神门的直线、仙娘衣带飘飘“曹衣出水”的线,各种变化的线形成一种飘逸的境界,这些线既有生活的形象又是对这些形象的美化。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线描有着丰富的内涵,变化多端,常常根据故事的设置描绘不同身份、不同精神面貌的人物,如对开山老祖在海边游泳形象的描述是:

一取头戴云阳帽,二取身穿滚龙袍

三解腰中黄丝绦,四脱脚下“滚龙鳌”。

浑身上下脱干净,鹞子翻身水中存,

一捧清泉来洗脸,二捧清泉来洗身。5

在这段描写中用松动洒脱的长长短短的线栩栩如生地把开山的动作描绘出来,有云阳帽、滚龙袍、黄丝绦、“滚龙鳌”的各种不同粗细浓淡的曲线,鹞子翻身的直线,都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开山外貌特征及动态的形神。

在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表演用不同的线刻画出物象的形神,正神线条温和平滑,平易近人;凶神形象咄咄逼人,线条粗犷奔放;世俗的正面人物五官端正,淳朴、忠厚,用线朴素。在表演中对物象的形象进行刻画,用精练、概括的手法表现对象最本质的东西,用不同的线或滞重或流畅、或枯或润,由写实到写意达到了“以形写神,神形兼备”。

(三)面

面在中国画中表现为染,染在中国画中最大的特色是以墨赋彩,染是中国画用墨的方法之一,是以水分较大的墨或颜色渲染,中国画用墨的无穷变化渲染了整个画面的形神。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他们的画抒情即兴,状物言志,不完全居于形似格法,多以水墨写意”,写意画用墨的浓淡干湿表现出对象的生命力,传达出超与形似的神韵。中国画意象造型中用墨染注重墨的浓淡变化,不为自然形象所拘,是一种主观意识很强的用墨方法。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是演员以说唱、舞蹈、美术等媒介对剧中角色表达个人性情,通过无拘无束的形态去刻画对物象的意象化感受。在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中,将中国画水墨染的方法用在整个气氛、情绪的营造和发散上,使它们扩而散之,好像染过的一样。恩施土家族傩愿戏意象造型用“有戏处,泼墨如水,浓笔重彩,极富夸张;无戏处,惜墨如金,一笔带过,毫不迟疑”6的具有浓淡变化的手法写出对象的形神。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通过染的手法对场景、情绪进行渲染。在傩坛布置上,从形、色上染出一种神圣的情绪案子里面的神像、傩公傩母的木雕、香烛的袅袅青烟整个色调古朴凝重,弥散出一种浓浓的宗教气氛,使得观众不由自主地就进入了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剧情中的状态。在这里,画着各种神像的案子挂在墙上,把仙府引进傩场,使傩场的空间得以拓展,增强了神秘的气氛。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通过牛角、牒、咒等道具,用锣鼓伴奏,以说、唱、舞的形式,把整个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在演唱中数以万计的众多神灵通过端公的表演慢慢道出,让人进入到一个无所不能的鬼神世界。“譬如人们熟知、日日敬奉的坛神’,在端公的演唱中,率领由一支由庞大的鬼神组成的队伍左右有金氏师姐、柳氏师娘,空中往来传达信息的有报事灵童,先锋是金鞭指路和伸手遮阳神,前后的侍从是执旗捧印的仙官们,护卫是邱楚二将,还有前七后八的锣鼓仪仗队,判官、二郎神为事务总管,领兵土地、押兵仙师为军事总管。”7随着端公演唱的进行,神灵们的形神渐渐呈现出来。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具有装饰性的面具、色彩,神秘的符、字讳,唱词的的各种修辞方法的使用,都用染的方法营造了物象的形神,使形象在意象造型中表现出神韵。

摘要：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形式,它与中国画有着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二者在审美上有共同特征。本文用中国画的点、线、面语言来研究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通过研究发现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造型夸张,在点、线、面的勾画点染中表现了其独特的神韵。

关键词：恩施,傩愿戏,中国画,形神

注释

11.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2 .李满.气韵生动说的道禅哲学渊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2),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33 .向国平,赵国平,陈鹤城.鹤峰傩愿戏[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P42。

44 .向国平,赵国平、陈鹤城.鹤峰傩愿戏[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P31。

55 .向国平,赵国平、陈鹤城.鹤峰傩愿戏[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P43。

66 .叶树发.虚拟性和写实性-中西戏剧舞台结构原则比较[J],艺术百家,2004(2)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土家族地区 第5篇

土家族是三峡库区移民中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 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土家族传统文化表现在土家族民俗文化、伦理道德文化、风俗习惯、宗教等各项社会活动中, 是土家族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精华的历史积淀, 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的心声、愿望和要求, 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些优良的民族特性在土家族悠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 被土家儿女代代相传, 并且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一) 热爱祖国

在土家族传统文化中, 一直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始终有一股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极强的向心力和内在凝聚力。“明代嘉靖年间, 土家儿女背井离乡, 到东南沿海清剿倭寇, 并获剿倭平寇卫国东南战功第一’的称号”。在近代历史上, 土家族人民继承和发扬爱国传统, 勇于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 陈连升、罗荣光、温朝钟、黄玉山等都是爱国英杰。在解放战争中, 土家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土家族人民的民族解放, 这些都体现了土家族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光明磊落、富于集体主义精神是土家族人民千百年来世代承袭的淳朴古风和崇高美德。土家人在发生矛盾时, “以和为贵”、“和气值千金”的原则使得邻里之间和气安宁。在土家山寨的公众社团, 即“邀会”中, 土家人依靠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 把自己民族群众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民族。“山上打肉, 见人有分”是“梅山会”的古规, 诸如“土地会”、“清明会”、“姑娘会”等活动体现了土家族人民淳朴的古风中的和谐面貌。即使在当今社会, 这些依然存在于土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三) 诚实守信

土家人认为讲情义、守信义是做人的原则, “为人之道, 以情义为本”、“情义人品重千斤”。在土家族村落, 有很多良好的传统风俗习惯世代承袭, 形成了很多不成文的村约, 大家都自觉遵守。如集体防盗匪、防野兽、防山火等定有村约;本村人受到外来欺负, 全村人要齐心协力捍卫本村利益, 也是村约;在农事生产上, 土家存在的村约还相当严格;土家山寨村民如果发生纠纷, 因土家族历来朴拙淳直, 惧管怕讼, 所以一般由族长进行调解、仲裁, “做客莫落后, 见官莫上前”, 或者由发生纠纷的双方赌咒发誓, 自行调解。这些村规村约, 虽然在当代被社会主义的新风所取代, 但很多富有民族传统道德的, 却仍在世代相传。

(四) 崇尚礼仪

尊师爱教, 尊老爱幼, 崇尚礼仪是土家人追求的美德。土家族与人交往, 都很讲情礼文明, 注重和珍惜民族声誉。对人称呼, 无论亲友长幼, “尊敬”二字为先。在家族生活中, 土家人特别重视讲古传谱和家族家风。逢年过节, 祭祀等活动时, 长辈们都会向家人讲礼仪道德。重情节、礼行、讲友好、尚文明, 是土家人人生的四大礼仪。土家族在其一生中的生活和社交活动之中, 礼仪较多。但重要的是诞生礼、成年礼和婚礼、寿礼、葬礼。“这四大礼仪所举行的仪式活动, 既有社会特征, 又有信仰特征, 他们把土家族传统的人生观和吉凶祸福交织在一起, 形成复杂、多样、多重的民俗结构特点, 而且还长期地支配着土家人的社会生活及信仰生活, 这四大礼仪是土家族礼仪之风的集中体现。”

(五) 民族审美情操

土家族在各种节日活动中, 总要以歌舞相庆。跳丧、祭祀、农事、喜庆是土家族歌乐中最有民族特色的, 在这些民族活动中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如“撒尔嗬”、“摆手舞”、“毛古斯”、“哭嫁歌”等。土家族的民族审美情操除了歌乐歌舞外, 还集中表现在土家族传统的织锦上, “西兰卡普”绚烂多姿, 每种花纹图式都反映了土家人独特的民族魅力和审美情操。

二、三峡库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党和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文件精神中明确指出, 在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要传承民族精神, 发掘、弘扬民族文化。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新农村建设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与培育文明道德风尚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劳动力外流, 进城务工的年轻一辈成为受异族文化冲击的首要对象, 民族传统文化随之受种种因素的影响, 出现了文化传承断裂现象。在这些情况的逐年演变下, 道德伦理问题, 其子女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 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培养问题等等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人们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与变化势必给新农村建设带来影响。所以对于移民新区这样的基层社区有必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文明道德风尚, 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剔除如赌博、扰乱村社治安、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 建设健康文明的村社生活。

(二) 弘扬与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问题

三峡库区的各民族都有着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三峡工程的进行, 相应的都有保护机制, 但仍存在着众多忧虑, 如土家族语言。土家族有语言而无文字, 语言文化靠口传心授代代传承, “彭英明主编的《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第二章《语言文化》中说:在570多万人中, 现今操土家语的只有42万多人’”根据《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一书的论述, 我们可以究其部分原因, 有现代化教育因素、劳动外流、市场因素、城市化与现代传媒等。土家语的濒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家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文化变迁危机, 但是我们要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的角度客观地看待, 关键是要保护及时得当, 同时要尊重土家群众的意愿, 了解土家人在文化转型中的各种因素, 不能采取强制性的、不符合实际的“一刀切”的文化保护措施。

总之,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无论是农业的发展, 农村的进步, 还是农民的致富, 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持。所以必须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加强移民聚居区的农村文化建设, 并将其形成一套科学的、长期的文化机制, 有力地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并与之协调共同发展。

三、如何弘扬库区民族传统文化

党的新农村建设方针“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充分表明, 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 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 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不仅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更要同步建设新农村文化, 改变当前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匮乏现状, 从而保证农村经济的持久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 建设库区和谐文化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如在土家族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中, “热爱祖国、团结和合、邻里安宁、尊师重教、勤劳忌懒、节俭致富、诚实守信、尊老扶幼”是土家族社区的行为风尚。在歌舞文体活动中, “摆手舞”、“毛古斯”、“新春舞狮”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在土家族葬礼中的哭丧、婚礼上的哭嫁, 有助于人们心情的宣泄, 加强亲情关爱。各种民间手工艺品奇特的构思和丰富的审美情操, 表现了土家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观念。这些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仍然是衡量人们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 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思想资源。当前库区应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 发展乡、村级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 建立综合性的乡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 保护、发展和培育少数民族特色表演艺术, 支持民族特色艺术表演团体建设, 开展大型民族特色文化艺术活动。继承不是墨守成规, 对体现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资源, 必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体现新的时代精神, 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焕发新的生机。

(二) 发展库区民族文化事业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建设的同步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政策要求, 也是地区人民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观需要。三峡库区的主体少数民族是土家族和苗族, 弘扬土家族、苗族的传统文化, 其关键是要打造民族品牌, 民族品牌是民族文化的标志, 凝聚了本民族的智慧和特色,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晶的载体,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本质所在。

第一, 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土家族的标志性舞蹈“摆手舞”, 内容健康、古朴典雅、形象优美, 在各种文化艺术节上一直是大放异彩;土家族的织锦“西兰卡普”, 以其严谨的结构、精美的工艺、绚丽的色彩、多样的品种著称于世;土家族的“哭嫁歌”, 被称为“中国式的咏叹调”;土家族的吊脚楼是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源头, 在中国的建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土家族打击乐“打溜子”是土家族人民独创的民族音乐, 《金鸡出山》、《喜迎火车进山来》曾获国内外的好评。对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 我们不仅要保留浓厚的民族风味, 而且要日益创新, 形成有质量、有内涵、有规模的世界级品牌文化。

第二,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区的保护, 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广大农民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遵照国家的相关政策, 首先, 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其次,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管理保护结合起来。最后, 要把政府重视引导与群众的自主作用结合起来, 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保护, 群众的自觉性和热忱努力, 还应重视从少年儿童抓起, 进行社区乡土传统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 让他们从小热爱土家族文化。

第三, 立足民族传统文化根基, 发展农村经济。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社区, 以此来构建民族文化精神。所以首先要在加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把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创造更多更好符合市场需要、满足群众需求的民族文化产品。

四、结论

文化是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灵魂。只有文化建设抓好了, 新农村建设才有后劲和活力;只有文化建设抓好了, 农民的综合素质逐步提高, 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库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建设问题, 结合库区的实际状况, 科学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可持续规划, 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 创新发展模式, 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积极构建库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参考文献

[1]、周兴茂.土家族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伦文, 谭志满.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土家族乡村社区调查[M].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5.

土家族地区 第6篇

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企业青年创新创效活动”始于孙金龙同志在全国企业青年职工创新创效活动启动大会上的讲话。为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战略, 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深化民族地区产业改革, 必需提高民族地区企业青年创新创效活动的质量。

国外管理学多从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本关系出发, 强调员工的联合是组织基础, 员工是企业文化的载体, 倡导企业制度创新。代表人物有亨利·法约尔、马克思·韦伯、塞缪尔·亨廷顿和彼得·圣吉。国内多从企业绩效入手, 分析领导体系、适应能力、保障制度、奖惩措施、反馈机制等因素的协调 (张启敏, 2000;赵大鹏, 2010;郑荟郑忻, 2004;厉逸文2009;王晓冰, 2007;雷平2001) 。创新力不足的原因有行动不统一不协调、打击积极性和创新意识缺乏等 (胡铁军, 1999;董效林, 2011;李焦明, 2002;共青团温州市瓯海区委, 2004) 。虽然前人研究成果丰硕, 但仍然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评价轻实践、重管制轻互动等问题。这说明国内对企业创新力的研究仍停留在传统管理学框架内, 要吸收现代企业管理新观念。

二、民族地区工商业创新创效:基于恩施市调查

为了解恩施市职业青年创新创效现状, 选取规模较大、影响力强的企业青年职工为调查对象, 按行业类别分层抽样, 进行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 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结果。是在社会事实范式, 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指导下分析研究。共发放问卷1 000份, 收回926份, 有效问卷741份, 并对34位优秀的职业青年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职业青年”同“青年职工”, 是从事生产及相关活动的就业状态的青壮年人口, 本文据调查资料特指在工商企业中工作的18岁至35岁年轻人。恩施州于2009年在全市开展青年创新创效果活动, 到2013年底, 恩施州各类市场主体和注册资本略有增长, 职业青年创新创效情况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1. 青年员工的创新优势

第一, 身份转化追求社会认同。社会学家库利认为, 人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自我认识。高校毕业生怀揣梦想投身事业, 还未受到社会的挫折与磨砺, 对工作怀有好奇心, 乐于向同事和领导学习, 通过模仿他人表明自己符合群体的要求。具体表现为赶超老同事的工作效率。

第二, 社会期望鼓励青年上进。社会学家莱默特和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强调, 一个人被贴上“标签”, 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其行为的定义过程密切相关的。企业的老同事作为“有经验者”, 面对这群“无经验者”, 怀有殷切的工作期望, 会尽义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甚至生活上的困难。

第三, 积累经验勇于尝试。调研发现, 青年职工参加单位培训最主要的动机是“提高工作技能”, 其次是“通过职业资格考试”, 最后才是“迫于工作压力”。说明职业青年能主动地学习。“资历”既是工作质量的保证, 也是老员工的局限, 以“没犯过错误”为荣的老员工也很难在岗位上有所创新。青年职工没有这种顾虑, 他们不拿“资历”倚老卖老, 在不断的实践中承受小的挫折打击, 在不断尝试汲取经验之后, 最终能做出较好的绩效。

2. 创新创效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青年职工比重小、工作压力大, 难以形成创新力量。据调研, 多数企业中高层领导者为中老年人士, 这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不相匹配。比如某大型金融类企业, 在全州范围内登记的青年职工人数不超过25人, 在市区工作的年轻人甚至不到6%, 中老年职工占有绝对比重。而老职工在思路上很难创新。该企业是在半垄断市场地位下维持经营, 缺乏创新创效的动力。

第二, 缺乏对员工需求的了解。领导层对于职业青年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够, 仅以薪酬职位吸引员工, 不深入了解员工的真正需求, 不重视奖惩制度的公正性, 不能激发职业青年的热情, 导致企业组织内部凝聚力差, 企业运营成本拔高等问题。薪酬职位不能满足那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雄心勃勃的青年职工, 企业很有可能因为员工跳槽而树立行业劲敌。事实证明, 以高职高薪吸引挽留高能力年轻员工是难以满足现代市场开放多变的局势。

第三, 管理能力与企业文化问题。组织氛围差和目标过高都是管理水平低的表现, 管理水平不足, 又可归结为领导者业务能力问题。现代管理的核心在于对人力资源的控制。青年职工表面服从领导安排, 实际上又常聚在一起发泄对管理层的不满。访谈发现, 更多的年轻员工更乐于设想自己当上领导后会怎么做, 说明职业青年有理想抱负但缺乏表现的平台。

三、完善创新创效活动的建议

“职业青年创新创效活动”的投入与绩效不成正比, 是企业不重视青年职工的创新创效导致的;各大型企业的共青团组织以自身不是活动主体为由, 简单持续日常运转而没有肩负相应职责。因此创新创效首先要改变旧有思想观念。

第一, 形成系统观整体观。在活动设计、实施、反馈的具体过程都需要与各企业特有的领导体系、激励制度、成本控制等企业文化相联系, 要学习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法规, 结合企业自身优势, 走出适合企业内部协调外部发展的道路。如恩施硒都茶园以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为契机, 结合欧美市场对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 受惠于国家对于绿色经济的扶持, 走出了一条高效环保的经济道路。

第二, 打造学习型组织。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将企业建成团结组织基础的、自学习机制为核心的、思考和创新精神的、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的学习型组织。调研发现, 民族地区企业普遍存在学习障碍。学习型组织的学习, 是团体的学习、全员的学习、平等而互信的学习。团队作为学习的基本单位, 应不论官职等级、岗位高低, 积极地组织动员每一位员工参与组织学习。

第三, 建设关怀的办公环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动机是个体成长发展内在力量。调研发现良好社交需要的吸引力远高于职位薪酬对员工的吸引, 它包括个人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 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部分职业青年以学历文凭自傲, 对简单工作不屑一顾, 对复杂任务又一筹莫展, 一门心思地跳槽“油水”, 结果一无所获。很多受访者表示:“薪酬和职位虽然吸引人, 但我更喜欢在人际关系好的办公室环境中工作, 否则拿了好处把人得罪了, 再怎么做下去也没意思。”事实证明, 高薪高职对于80后的职业青年来说, 其吸引力不如满足员工社交需要的和谐的办公室环境。

四、结论与讨论

企业职业青年创新创效活需要共青团、企业组织和职业青年三方的共同努力。研究表明, 创新创效活动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契机。

企业职业青年创新创效活动, 归根结底需要青年职工担负起来, 创新创效成果不理想, 首先也应该从青年职工自己身上找责任。

职业青年在组织中的比重小、工作压力大, 难以形成企业组织内新兴力量。这是制约企业青年创新创效最大的瓶颈。

随时代发展, 企业单位面对“80后青年”, 应该采用新方法新思路, 而非简单的指令式管理与官僚式控制。

事实证明, 即使是工资奖金和较高的职位也不能完全激发年轻人的工作斗志, 真正好的管理者善于集合大家的理想信念, 向共同目标共同奋斗。

促进组织内部和谐、新老员工关系融洽, 可令组织管理者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摘要：“职业青年创新创效”是共青团服务民族地区发展, 落实西部大开发和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深化民族地区企业改革。以恩施州工商业青年职工为对象, 通过分层抽样、个案访谈、数据分析, 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总结民族地区创新创效的一般规律。结论是要构建组织和谐关系、培育新生力量、建立学习型组织、促进企业和个人共同进步。

关键词：民族地区,工商业,职业青年,创新创效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M].程克雄,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2]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3]顾东辉.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4]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M].张成林,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土家族地区 第7篇

一、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出发, 探析文化旅游业在该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辖吉首市和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7个县, 世居主体民族土家族占41.5%、苗族占33.1%, 属于少数民族地区, 是湖南省经济基础薄弱地区, 又是湖南省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湘西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如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遗存、信仰传说、饮食服饰、民族节庆、建筑工艺、风土人物以及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等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天然宝库, 为湘西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来, 该民族地区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在“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背景下, 推出了“探寻中国土家源”、“神秘湘西苗家乐”等精品线路, 民族文化旅游业已经逐步成为当地经济新兴的支柱产业, 是近年来湘西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强劲增长点。

文化旅游业是一项投入少、见效快、关联度强的产业, 发展文化旅游业有助于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该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可壮大服务业规模,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有利于促进该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促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经济结构由长期依赖农牧业和简单加工向服务业转型,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第二, 文化旅游业在湘西自治州的发展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是实现跨越发展的支柱产业。文化旅游业是覆盖面比较广、带动性大的新兴产业, 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特点。通过旅游者在该地的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活动, 把货币资金转移到了该旅游地区, 有利于湘西自治州地区吸引外部投资, 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金融、物流、信息、中介等新型服务业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 文化旅游业在湘西地区的发展, 可以使城乡经济对接, 从而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湘西地区广阔的田园是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的基底, 深厚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农耕文化为湘西自治州地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注入了活力。例如:在凤凰的旅游路线中就有苗寨之旅, 这不仅有利于苗文化的传播, 还能促进当地的农民增收。可见, 文化旅游业能够平衡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 是对接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

第四, 文化旅游业发展有助于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功能。文化旅游业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是突出文化特色、彰显城市魅力、提升城市品位、传播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提升城市发展品位, 优化发展环境, 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高端资源、优质资源的集聚, 助推双流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

第五, 发展文化旅游业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 有助于人们了解各民族的文化, 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二、从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探析其困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势头却很快, 现已形成四个主要旅游区, 即龙山里耶古镇旅游区、猛洞河旅游区、吉首旅游区和凤凰古城旅游区。里耶古镇和猛洞河旅游区集奇特异俗与胜景山水于一体, 游客既可以享受参加特色民俗活动的乐趣, 又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吉首旅游区是以德夯苗寨为中心, 通过苗家迎客酒、拦门礼、苗家山歌和篝火晚会等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凤凰古城是湘西旅游区中的主要旅游区,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借助“神秘湘西”这一宣传口号, 湘西吸引了很多游客,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但是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取得喜人成绩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具体如下:

1. 忽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生态环境

旅游地区商业气息过浓, 当地民族文化遭到歪曲和破坏, 失去了它原始的古朴民风的特质, 被现代主流文化所同化, 甚至有导致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危险。比如凤凰虹桥下的老街, 餐馆林立, 污水遍地, 每到晚上满街的烧烤摊位使得整条街油烟滚滚;王村古镇不少仿古吊脚楼是纯粹为旅游而兴建的, 是购物的商场, 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旅游区的低层次的模仿和重复建设, 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以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来粗糙的发展文化旅游业, 不利于湘西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区域旅游缺乏关联性

湘西自治州地区的文化旅游开发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 缺乏宏观的组织协调, 县与县之间缺乏合作开发, 呈现出各自为阵的局面, 从而难以形成跨县、区域性的成熟旅游产品, 使区域整体竞争力不足。虽然该自治州的吉首市和七个县都凭借自身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出各种文化旅游景点, 但大多规模较小, 项目雷同, 重复建设多, 布局欠合理, 各地的文化旅游资源难以形成一股合力, 导致湘西文化旅游的整体形象不清晰。村寨之间没有实现整合, 民族村寨群的整体合力在湘西民族旅游区中没有得到实现。例如, 在凤凰已经有一个山水环绕的民族文化古城, 吉首市却在乾州打造了一个与凤凰几乎一样的乾州古城, 缺乏创新。

3. 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缺乏地方本土特色

首先, 产品缺乏创新能力, 形式比较老化。如凤凰是已有多年旅游开发历史的古城,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仍以传统观光旅游产品吸引游客, 始终没有增添新的旅游产品, 这样很难吸引回头客源;其次, 仍以观光旅游为主体, 缺乏文化体验性和参与性的旅游项目, 更缺乏以细分客源市场为目标的专项旅游项目, 产品层次低、结构单一,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多停留于浅层次的模仿阶段;最后, 对高层次的民族文化资源, 提升文化品位上下的工夫不足, 而且挖掘和体现民族文化内涵不够, 使得文化旅游的产品特色不够鲜明, 个性不突出。凤凰古城老街店铺中的手工艺品, 虽然商品琳琅满目, 但大都是从贵州、云南批发过来的, 如银饰、蜡染、背包、刺绣、雕刻等。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传统手工艺品, 如土家族的西兰卡普、织锦等却只有少数人在制作, 而且传统图案越来越少。

三、以可持续发展观引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文化旅游业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要保持人类、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不可再生, 湘西州在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同时, 必须始终坚持“保护第一, 开发第二”的原则, 既立足当前, 又兼顾长远, 防止盲目开发、粗放管理和急功近利, 把保护、开发与利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保护问题未能解决而急于开发利用, 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面对湘西自治州发展文化旅游业的现状与困境, 为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1. 提高保护手段和管理水平, 制定科学的资源开发规划和严格的保护措施

一方面, 必须使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建立在湘西自治州文化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才能保证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要求必须对旅游环境承载力、开发能力、综合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从而为和谐平衡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提供依据。例如:在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中, 要继续注意保护古城的原有风貌, 特别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和标志性建筑。另一方面, 湘西州相关政府部门要采用各种形式提高全州人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形成整个社会、全体公众支持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和参与民族文化旅游并且保护民族文化旅游业的良好氛围, 并逐年加大民族文化资源保护费用。

2. 挖掘民族文化潜力, 打造“魅力湘西”旅游品牌

要有针对性地研究旅游景区景点的信仰传说、饮食服饰、民俗节庆、建筑工艺、风土人物等, 开发出具有湘西州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 实现旅游产品多元化。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抓好旅游商品的开发, 打造购物旅游品牌, 把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推进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 建立民间工艺品和绿色食品等旅游产品生产基地, 不断推出既有湘西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又有便携性、实用性和纪念性的旅游商品, 并逐步实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品牌化、系列化和规模化。

3. 把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实施总体规划, 完善发展体制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涉及分属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庞大产业群, 地区分割、部门分割、行业分割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文化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这要求必须要把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实施总体规划, 完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体制。湘西州应精心研究苗文化和土家文化的历史渊源, 准确界定苗文化和土家文化的概念, 把握其在该地区的表现形式, 准确定位好湘西自治州民族文化旅游的整体形象, 并为各县和各景区提供分类指导, 使各县在整个自治州整体布局与规划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各自的地方文化特色, 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这样在同一民族文化旅游形象的定位下, 克服单纯仅从经济收益着眼的意识, 树立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发展各县各地区的特色民族文化旅游, 可以形成一股合力, 实现跨地区旅游经济体系的“点线”联合、客源分享、联合促销。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业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而不至于出现各自为阵, 重复建设, 整体竞争力不足的消极状况。

参考文献

[1]洪晓楠, 林丹.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理论述要[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2009, (3) :50-55.

[2]龙茂兴, 王华.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探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生态经济, 2013 (7) :102-104.

[3]张珂艋, 蒋才芳.基于乡村旅游发展视阈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保护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为例[J].改革与开放, 2016 (7) :79-81.

[4]卓玛措.对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思考[J].攀登, 2008, (08) :76-79.

[5]孙丽坤.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案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2011.

[6]王毅.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以大湘西地区为例[J].中国集团经济, 2009, (6) :146-148.

土家族地区 第8篇

一、恩施州服务业面临的主要机遇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 国家新一轮扶贫战略的逐步实施,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战略全面实施, 恩施州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科学技术的持续投入, 金融业的不断完善, 新兴服务业的不断兴起, , 恩施州高速公路与铁路的全线贯通, 恩施州服务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 进入关注多、投入大、发展快的大好时机。

(一) 服务业总量不断增大,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自2005年以来, 恩施州服务业增加值绝对额由61.5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19.20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18.0%, 且服务业增加值绝对额占全州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35.5%上升到40.5%。2009年恩施州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 提高到49.1%, 比2005年提高了近三个百分点 (46.7%) 。

(二)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促进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一方面, 传统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继续较快发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等基础服务业比重稳中有升, 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保障。“十一五”期间, 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年均增长20.05%。2009年, 全州批零贸易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110.05亿元, 成为服务业中比重最大的行业。另一方面, 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一些新兴行业特别是金融业、证券业、房地产业、信息、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繁荣发展, 在服务业中的比重相对提高。[1]

(三) 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迅速

“实施三州’战略, 推进绿色繁荣”的战略部署, 立足科学发展、特色发展, 突出生态文化和民族风情, 以把恩施州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 以多渠道增加旅游投入为保障, 把旅游业发展成为兴州富民的重要支柱产业, 把恩施州尽快建设成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板块和战略支点。

突出一个中心 (以州城为中心) , 建立两条走廊 (北线的清江山水画廊和南线的民族风情走廊) , 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力改善发展旅游的基础环境, 提高接待水平和档次, 完善旅游产业链条, 建设具有鲜明土家族、苗族特色的“民族演艺一条街”、“民族购物一条街”、“民族饮食一条街”, 使“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环节都有丰富的内涵和优质的服务。同时加强重点景区建设, 如推进恩施大峡谷、神农溪、腾龙洞、野三河、坪坝营、水布垭、唐崖河、屏山爵府、仙佛寺、彭家寨等重点景区的建设, 进一步加大民族节庆品牌的开发力度,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大大提高旅游商品开发力度。[2]

(四) 构筑现代交通网络体系, 推进恩施州物流业快速发展

随着沪蓉高速公路、宜万跌路等的开通, 恩施将逐步成为武陵山区重要的现代物流产业基地和货物集散地。[3]完善、构建交通运输大通道, 畅通内外经济联系;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加快交通资源整合;优化和完善枢纽布局, 建设地区性物流节点城市, 同时加强政府的组织和协调职能, 推动恩施物流业快速发展。

“十二五”期间, 将在恩施、利川、建始等县市打造十大物流园区。如综合服务型的恩施市火车站物流园区;于沪蓉西高速公路和宜万铁路入口交汇处, 着力打造商贸服务型利川市工业园区, 这十大物流园区的建成并运营对恩施乃至整个武陵地区物流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

(五) 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升级

在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良好机遇下, 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大力实施精品工程和品牌战略, 发展大文化产业, 延伸产业链, 促进文化产业升级。加大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力度, 把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结合起来, 打造文化品牌, 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 不断提高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十二五”时期, 在“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导下, 恩施州极力打造民族文艺精品, 突破性发展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业, 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建成一批各具民族特色、集成发展的文化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加大名胜古迹、珍贵文物、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推出一批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艺精品, 创作生产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5]

二、恩施州服务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随着周边地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竞争日趋激烈, 恩施州服务业已经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 且自身体制僵化、观念落后、人才不足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恩施州服务业全面发展的进程。

(一) 服务业总体规模较小, 与其他地级市的差距较大

如表一所示:2009年, 恩施州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0.5%, 略统计:2009年武汉市服务业增加值为2269.42亿元, 是恩施州的19.03倍。襄樊市服务业增加值为425.48亿元, 是恩施州的3.57倍。宜昌市服务业增加值为408.96亿元, 是恩施州的3.43倍。恩施州发展现代服务业, 实现弯道超越, 还任重道远。

(二) 生态文化旅游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恩施州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以下简称鄂西圈) 的一个核心板块。其国土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 占鄂西圈的18.8%;国家自然保护区3处, 占鄂西圈的33.3%;恩施州总人口397万人, 占鄂西圈的13.6%;历史文化名城1处, 占鄂西圈的25%;国家森林公园1处, 占鄂西圈的6.7%;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 占鄂西圈的20.5%;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 占鄂西圈的15.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处, 占鄂西圈的25%;国家4A级旅游景区4家, 占鄂西圈的15.4%;景区景点57处, 占鄂西圈的19.6%。但是恩施州的生态文化旅游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据统计2008年恩施州旅游接待人数占鄂西圈内旅游接待人数的10%, 在圈域内排名第六;恩施州全年旅游收入占鄂西圈内旅游收入的9.8%, 在圈域内排名第五, 旅游综合收入也在鄂西圈中排名倒数。[6]

(三)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 南北区域间发展差距增大[3]

由于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恩施州综合交通运输结构发展不平衡, 公路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 而铁路运输刚刚起步, 航空、管道、水运所占比例小。综合交通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地区间道路交通发展不均衡, 具体表现在:恩施州八个县 (市) 中, 高速公路和铁路都有的只有北部的四个县 (市) (巴东、建始、恩施和利川) , 而既无高速公路又无铁路的有南部的三个县 (咸丰、宣恩和鹤峰) , 加上南部的恩来高速公路才刚刚修建, 使得全州交通运输区域分布及其不合理, 区域间快速运输的矛盾愈演愈烈, 南北区域间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增大, 将极大的阻碍恩施州服务业的发展。[7]

(四) 人才素质有待于增强

近年来, 我州人才素质相对过去来说已有所提升, 但总体上仍存在引进人才结构不合理、针对性不够强等问题, 专业人才的存量与增量都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现代物流、国际商务、中介咨询、网络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专门人才十分匮乏。同时, 服务业人才的培养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引进发展服务业所需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方面的力度不够, 致使高层次专业人才短缺的金融现象比较严重。

(五) 总体规划和建设滞后

由于恩施州服务业规划滞后, 多年来服务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 造成服务业总体布局不合理, 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现象严重, 难于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服务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等。此外, 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为我州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制约瓶颈。同时, 缺乏为会展经济服务的配套设施和专业人才;旅游景点建设较为缓慢, 供人们休闲娱乐和旅游观光的高端市场存在空白, 难以适应现代旅游和商务活动的市场发展需要。

(六) 增长方式粗放, 经济效益亟待提高

文化、旅游、物流、商贸、金融等优势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信息、智力等资源未得到合理应用, 传统行业发展层次有待提高, 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 发展水平不高, 服务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较低, 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不强, 具有较大规模和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较少, 利用外来投资数量偏少, 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 相当多的领域还是空白, 服务水平和层次较低。

总之, 为了构建“和谐、低碳、生态”为主导的具有恩施州特色的服务业, 打造鄂西南及武陵地区现代低碳服务业中心, 在“十二五”时期, 恩施州既要极力克服自身的不足, 又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扬长避短, 坚持依托传统服务业建设, 努力做大服务业总量, 不断改善服务发展结构, 构建新型服务业发展模式, 快速提升服务业整体竞争力, 促进恩施州服务业在“十二五”期间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大海, 陈建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3) :17-18.

[2]恩施州旅游局.加快发展壮大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R], 2009-12-1:11-14.

[3]恩施州交通运输局.恩施州“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R], 2010-1-8:3-9.

[4]恩施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恩施州物流园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R], 2010-5-20:1-4.

[5]恩施州文化体育局“.推动全州文化发展繁荣研究”课题报告[R], 2009-12-5:5.

[6]张新平, 曹骞.恩施州建立生态文明特区的可行性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3) :10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