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效应范文

时间效应范文（精选9篇）

时间效应 第1篇

1 会前效应

会前是指从申请举办世园会成功开始到2006年世园会开幕前的一段时间, 即世园会的筹备及投资建设阶段。

1.1 社会参与效应

大事让市民做主———这是沈阳世园会有别于以往园博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世园会主题词的评选, 到世园会会标、会歌、吉祥物的征集;从房屋腾迁, 到认购世园会明信片, 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热情参与的声音。世园会使学老百姓培养了一种“我是市民, 我参与”的城市主人翁心态, 由于广大的市民参与到筹办的工作中来, 使其更加了解世园会、关注世园会, 提高了广大市民对办好世园会意义的认识, 进一步增强了市民参与世园会建设的热情。

1.2 全面提升效应

大型展会的举办使许多国家和城市提升了自身形象, 并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沈阳2006年世园会的举办, 为沈阳城市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世园会的筹备工作, 事实上是沈阳植物园旅游景区景点、旅游业、相关行业整个城市的全面提升的过程。

第一, 升级了景区景点的质量。沈阳植物园, 作为世园会的主址, 将是重点建设对象, 促进了景区景点全方位的发展。为沈阳创造了精品旅游资源, 例如, 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园、国内最大的郁金香园、世界上最大的钢结构斜塔“凤之翼”、国内首次出现的最大的雕塑体建筑百合塔。

第二, 提速了旅游业的发展。为迎接世园会期间大量的游客来到沈阳, 除了世园会本身, 沈阳乃至整个辽宁的其它旅游资源或旅游吸引物, 都在努力做好规划、管理、营销和自身建设等工作;旅游交通、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纪念品都会为迎接明年参观世园会的游客做好各自的筹备工作, 从而推动整个旅游业的发展。世园会的举办使沈阳的旅游企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提升了旅游的人才素质、管理水平和旅游服务质量, 创造了良好的旅游环境, 带动了沈阳旅游行业水平的全面提高, 促进了沈阳旅游业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

第三, 提升了城市的总体形象。通过世界园艺博览会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性展会, 有利于促进沈阳市的城市建设、发展, 世园会对改善每一个城市的环境水平、提高整个城市的精神文明水平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沈阳来讲, 我们想借助世界园艺博览会, 让这个古老的城市能够走向世界, 不期望世界园艺博览会带来多大经济效益, 更期望让世界看到美丽的沈阳、美丽的世博园, 通过它来提升沈阳的名气、提升沈阳的知名度, 更主要是提高沈阳市民的生活水准和市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沈阳举办2006年世园会, 极大地提高国际化城市地位, 有助于增进国际间、地区间的交流合作, 提高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丰富市民生活, 提升沈阳的城市知名度和整体形象。

1.3 品牌效应

世园会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 可以说是沈阳对外宣传的金字招牌。当年沈阳市长陈政高在欧洲招商的时候讲了很多沈阳市环境的问题, 可是欧洲的朋友没有反映, 当陈市长讲到沈阳将承办2006年中国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时候, 会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世园会, 代表了一个城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水平, 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环境质量。沈阳将借助这一世界级的品牌把沈阳人的精神, 沈阳人的智慧, 沈阳的特色, 沈阳的魅力展现给世人。

2 会中效应

会中是指世园会举办的184天这段期间。

2.1 经济效应

虽然沈阳世园会的终极目标不在于赚钱, 但是世园会的举办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世园会举办期间将有大批国内外参观者及游客蜂拥而至, 沈阳接待旅游及会展旅游的春天也随之到来。大幅度增加了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和创造了无限的商机。世园会期间, 入境国际游客无论在住宿、交通、通讯、餐饮, 还是旅游购物的消费水平都比平时超出了数倍, 集中消费程度高, 外汇收入增量巨大。世园会的举办给沈阳带来大量的客源, 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2.2 社会效益

世园会筹备期间, 沈阳所有的城建工作都围绕该“点”进行, 仅2005年上半年, 沈阳在城市建设中的投资超过2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过半, 将沈阳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前了10-15年, 这些资金主要都用在市政建设、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城市旅游设施建设上。举办世园会极大地改善了沈阳的交通、通讯、市政建设、旅游基础设施硬件和城市环境, 凸显了巨大投资规模效应, 同时, 世园会留下的会场、馆址本身既可以作为旅游吸引物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广大民众所利用。

2.3 环境效益

沈阳世园会将当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沈阳世园会强调了自然、生态的理念, 在世园会大家可以看到原始的生态环境, 即使是岛上的杂草跟树木也是原始的, 给人回归的感觉。在和谐、生态建园理念的指导下, 沈阳政府积极打造原始生态环境、建设污水处理厂、利用洁净能源发电和建造生态厕所等, 可谓无论在大手笔上还是在细微之处都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

3 会后效应

会后是指世园会闭幕以后的时间。

3.1 提升沈阳的国际形象和知名度

沈阳由于在世园会筹备期间和世园会活动举办期间进行了大规模、多方位、高强度的广告宣传, 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 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媒介对沈阳留下了深刻印象。沈阳通过世园会的举办, 成功塑造了新的城市形象———一个文明、卫生的生态城市, 极大地提升了国内外各地对沈阳旅游的热情和期望值, 对沈阳入境旅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3.2 创新了一种模式

以往各届园博会, 多由国家来承办, 而靠一个城市自己的力量来承办这样一个国际性盛会, 沈阳是惟一的一个。从申办到建设, 沈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筹划阶段沈阳就引入市场运作的机制, 成立了世博园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国家的旅游项目非常著名的深圳华侨城集团、港中旅集团引进管理, 使它一开始就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发展、管理世博园。在世园会建设项目上, 政府只在园区内的建设上投入2.5亿元。政府的投入如此之少, 沈阳世园会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改造植物园, 以减少新园区建设, 以及企业参与等是减少政府投资的主要诀窍, 也体现了世园会高瞻远瞩, 求真务实的精神。世界园艺生产者协会会长法博先生说:“在世园会项目上, 沈阳创造了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成为世界园艺博览会各参与城市学习的典范。”

3.3传播了一种理念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科技的持续进步, 城市正以建设的名义, 科技的手段逐步蚕食着自然环境。而人们期待着生态城市的出现, 期待着自然环境的回归, 期待着人、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沈阳的城市环境发生了彻底改变源于沈阳决策者的理念变化, 他们用科学发展观规划城市, 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建设城市, 使世园会成为展示这种变化的窗口。沈阳世园会建筑物很少, 其面积不到25000平米。这个数字说明沈阳在规划设计中体现了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 没有因为建筑物而砍伐树木。而且, 其建筑完全是生态的, 在每个建筑的周围、每个建筑都充分体现“与自然共生”这样一个主题。沈阳世园会所建造的环保型公厕。不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环保, 其建筑风格还将同“世园会”相协调, 与普通公厕的最大区别在于它能“自产自消”, 不需要像普通公厕那样的下水管线, 能用自身的设备将排泄物转化成肥料等物质。另外, 餐饮服务区、烟囱、坐椅、灯具、公交车棚、绿化等地建设也都符合环保要求、符合周围“世园会”整体风格。充分体现了人类携手自然、自然呵护人类和谐相融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Getz D.Event Management&Event Tourism[M].New York: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1997, (6) .

中国股市量价波动的时间效应 第2篇

一、数据和方法

1、样本数据选择

笔者选取了1991年4月3日至2003年12月1日的上证指数交易数据进行考察。在这一段时间内，共有沪市3317个样本数据。根据T+0制度和涨跌停制度把上海股市分为1991至1992年、1993至1994年、1995至1996年以及1997年以后这四个阶段分别考察，同时以全部数据的考察结果进行对比。

2、方法

在这里，指数收益率应用了对数差分的方法。即收益率为：

R₁=100×（logP₁ -logP_t-1 ）=100×log（P₁ / P_t-1 ）（1）

成交量则直接选取对数成交量，即成交量为：

V_t =logV_t （2）

其中P和V分别代表指数的收盘价和相应成交量。

在实证检验过程中，笔者应用了虚拟变量回归方法，针对各个时间趋势变动设定相应的虚拟变量，如果所得的时间虚拟变量显著有效，那么势必相应的时间趋势对股价的波动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周一和周五这两个时间趋势对于股价和成交量变动存在着一定的影响，那么相应的周一这一虚拟变量和周五这一虚拟变量的有效性应该比较显著。

针对笔者以往的研究结果，以及盛建平、刘建和（2000）和王春（2002）的研究结果，结合其他的因素，笔者选择了以下的虚拟变量：

（1）周内效应：由于检验结果表明周一和周五的时间效应相对显著，因此主要选择了周一和周五这两个时间虚拟变量。事实上，实证过程中笔者也曾选取了其他周内的虚拟变量进行考察，但普遍并不显著，因此进行了剔除。

（2）假日效应：假日效应主要考察节假日休市因素对市场的量价波动的影响力。目前国内影响到股市的节假日主要有元旦、春节、五一和国庆几大节日，影响的休市时间分别在一天至三天以上不等。因此笔者选择了相隔一天、二天和三天以上的这三个虚拟变量，分别设为GAP1、GAP2和GAP3。需要注意的是，GAP2与周内效应尤其是周一效应存在着一定的重合。

（3）月效应：根据盛建平、刘建和（2000）在2000年的研究发现，5月和8月的上涨概率较大；而王春（2002）也发现其中2月、3月、4月、5月和11月的上涨概率较为明显。正是如此，笔者针对这些不同的月份分别设定相应的虚拟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趋势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周内效应、假日效应和月效应之间，时间周期本身对股市的量价变动存在着相应的影响力度。如Gallant、Rossi和Tauchen（1992）就认为时间趋势本身对股市的价格变动和成交量变化有着相应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包括线性趋势的影响，也包含着非线性趋势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线性和非线性时间趋势的影响，笔者还设定了t和t² 这两个自变量。

二、计算结果

分阶段股价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数据表略）证明了我们所设定的这四个阶段的时间趋势特征不同，其中第二阶段也就是1993至1994年的股价时间效应特征表现最为独特，该期间内股价波动受时间效应的影响基本上不明显。但总体结果显示其中通过检验后显著有效的变量并不多，说明上证股指经过对数差分之后受时间效应趋势影响整体并不明显，只在其中某个阶段有周一效应或月效应的影响。

而从对数成交量计算结果（数据表略）来看，成交量受时间效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股价变动。尤其是月效应和时间的线性、非线性趋势影响系数的t统计值几乎都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有效，说明其时间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不过，对数成交量的检验结果也显示第二阶段也就是1993至1994年的时间效应特征与其他几个阶段有着明显的不同。

表1是检验期内全部上证指数交易数据的收益率和成交量的时间效应回归结果对比。不难发现，成交量受到时间效应的影响，尤其是月效应和时间趋势的影响程度非常高。而且从结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成交量与收益率具有趋同效应，如假日效应对收益率具有负向作用，那么对成交量也有负向作用，这其中是不是存在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成交量对股价的驱动”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从回归结果来看，周内效应即周一和周五对收益率和成交量均有正向驱动作用，这一点实际上刘建和、范炜、金雪军（2005）对证券分析师的荐股考察中我们已经有所发现，即证券分析师的荐股往往在周一公布日和上一周五有着相应的成交量和收益率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成交量与收益率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在时间效应的影响上结果却差别极大，是不是之间有所矛盾之处？笔者认为不然，主要是原因在于其中的收益率是对数差分形式，对数差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时间趋势的影响。而成交量直接是对数形式，并未进行差分，在更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其原有的状况。

表1 收益率和成交量时间效应回归结果对比

注：*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

三、结论

从以上的检验中我们不难发现：

1、交易制度变化对股价的波动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根据T+0制度和涨跌停制度所划分的四个时间子阶段来看，无论是周内效应和时间效应也好还是成交量与收益率之间的关系都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这显然说明各个时间阶段股价收益率的波动并不相同，从而可以理解这些交易制度对于股价的波动存在着比较强的影响力度。相比之下，从周内效应来看，T+1制度可能使价格变动出现位移现象，使得1995年和1996年的股价波动与其他年份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而涨跌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股价的波动幅度有所减小。

2、时间效应中如周一效应和月效应等对股价的波动有一定的影响，但相对成交量而言影响的力度并不大。成交量则不仅仅受到时间效应中周内效应和月效应的影响，也受到时间趋势的线性和非线性因素影响，而且影响力度比较明显。从周内效应的非正常收益率和非正常成交量检验来看，非正常收益率具有明显的负向的周一效应和正向的周末效应，同时非正常的成交量现象也出现在周一和周五。

3、股价波动与成交量之间是一种双向关系，正如周内效应所表现的那样，非正常收益率负向明显时存在非正常成交量的现象，在非正常收益率正向明显时也同样存在非正常成交量的现象。这种双向关系还体现在收益率的绝对值序列比收益率序列与成交量之间的相关性更强上。因此，股价波动与成交量之间既存在着线性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非线性关系。事实上，这已经被笔者的实证所证实。

······参考文献－－－－－－－－－－－－－－－－－－－－－－－－－

[1]Ronald·Gallant，Peter·Rossi，George·Tauchen.Stock Prices and Volume[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992，（2）.

[2]刘建和，范炜，金雪军.证券分析师群体荐股能力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理论，2005，（9）.

[3]盛建平，刘建和.什么时候入市最容易赚钱[N].证券时报，2000-01-21（9）.

时间效应 第3篇

利用单桥静力触探资料中的比贯入阻力ps, 通过调节公式

中系数α, β能得到比较满意的压桩力结果[1], 但是在经过休止期后, 能否用这种调节系数的方法来获得考虑时效性的桩的长期承载力值?本文就用调节系数α, β来探讨静压桩长期承载力的计算问题。并且对比分析短期和长期情况下的α, β值来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

1 静压桩承载力的时间效应

桩入土后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增大的趋势, 特别是在粘性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这就是桩基础承载力的时间效应。目前对承载力的时间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粘性土上, 对砂性土研究较少, 大量试验表明桩在砂性土中的时间效应也非常明显。对砂性土中时效机理分析还比较模糊, 而对粘性土时效研究一般认为在孔隙水压力消散和土的触变性这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方面超孔隙水压力逐渐消散, 使桩间土中的有效应力相应增加[2], 土的强度也随之增加, 这就是桩间土的再固结;另一方面, 由于粘性土具有触变性[3], 受沉桩扰动而损失的强度逐渐恢复。因此, 如何估算桩的承载力, 特别是桩承载力随时间的增加, 仍然是桩基础研究中有实用意义的课题之一。

桩基承载力时间效应主要表现在桩侧阻力的时间效应明显而桩端阻力时间效应不明显[4]。所以, 一般所说的承载力时效特性主要指侧阻力的时效特性。在沉桩过程中, 桩周土被挤压扰动, 强度降低, 粘性土的触变作用使损失的强度随时间逐步恢复;另外, 沉桩过程将引起桩周土的超孔隙水压力, 随着入土时间延长, 超孔隙水压力消散, 桩周土在自重应力和沉桩挤压应力共同作用下固结。土的有效应力和密实度逐渐增大, 强度逐渐恢复, 甚至超过原有强度, 从而使桩基承载力提高。

在沉桩过程中, 和桩体积相等的桩边粘土向外挤出, 从而形成了一定厚度的重塑区且产生了超孔隙水压力, 桩到位以后, 超孔隙水压力开始消散, 重塑区的粘土开始重固结, 固结过程可能使粘土强度得到提高, 以致桩承载力大幅提高。

侧阻力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压桩引起的超孔隙水压力消散[5], 桩侧土的有效应力得以增长。粘土中静压桩承载力的时效性的机理是比较复杂的。

前面指出, 砂性土中桩承载力的时效性一般是侧阻力的时间效应, 而当桩打入以后, 桩已确定, 要使侧阻力随时间增大, 则只有桩侧阻随时间增大[6]。

当桩静压到砂土中时, 桩附近的砂土出现较高的剪应力。桩就位后, 高的剪应力暂时被限制释放;在高的剪应力下出现剪缩现象, 随着土的蠕变, 剪应力被释放, 砂土呈现剪胀趋势;但桩的存在限制了砂土的剪胀, 从而表现为水平有效应力的增加致使承载力随时间增长而增大。

由上述分析可知, 桩的承载力在粘性土和砂性土中都会随时间的增长而增大。下面就来尝试用调节系数法估算一段时间后静压桩的承载力值。

2 工程实例计算

对时效性下的静压桩的承载力进行估算, 运用上海市的水暖器材厂C1试验桩和上海市闵联大厦C10试验桩, 本文压桩28天后的承载力修正系数如下表1-1, 1-2所示。

2.1 上海市某水暖器材厂C1桩, 桩长35.0m, 桩截面, 压桩28天后各土层的综合修正系数α, β值见表1-1。

2.2 上海市闵联大厦C10桩, 桩长36.0m, 桩截面400m m x400m m, 压桩28天后各土层的综合修正系数α, β值见表1-2。

工程试验桩打入后的压桩力、28天后实测得的桩承载力、按系数调节法计算所得的28天后承载力对比资料如表1-3所示。

3 本文建议的综合修正系数值

对于不同土类的综合修正系数、值, 见表1-4。

4 长期、短期效应情况下系数的对比

为了更好的反映长期、短期效应下系数的相互关系, 现列出两个工程的对比表格如表1-5所示:

从以上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 变化的范围比小得多, 这说明桩侧阻力的时间效应明显而桩端阻力时间效应不明显。粘土, 粉质粘土, 淤泥质粘土这几类土, 的值变化较大, 而填土, 粉土中, 的值变化较小, 砂土中更小。这也充分证明了静压桩的时效性在粘性土中表现明显, 而在砂土中的时效性比粘性土小这一结论, 符合桩的时效性机理。

5 结论

桩入土后, 承载力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加的。土质不同, 对承载力的影响也不同。本文首先介绍了粘性土和砂土中承载力的时效性特点, 接着对上海地区两处实际工程进行记录, 运用系数调节法, 通过改变, 值来计算28天后桩的承载力, 对比实测的承载力值, 初步尝试利用系数调节法对桩的承载力时效性进行研究。并提供了几种土层的修正系数值。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情况下的系数做了比较, 得出结论。由于本文研究的实例有限, 仅对本文涉及的土质土层承载力进行初步的建议取值。由于现场施工进度等原因, 没能进行系列的时间对比。

参考文献

[1]陈强华, 陈国铨.静力触探估算打入桩的单桩承载力.同济大学学报.84年.第四期.

[2]王伟, 宰金珉, 王旭东.考虑时间效应的预制桩单桩承载力解析解[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 25 (5) :13-17.

[3]孙更生, 郑大同.软土地基与地下工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4]张明义等.静压桩极限承载力的时效性[J].岩土力学与工程学报.2002.12 (2) :2601—2604.

[5]王伟.打桩引起的超孔隙水压力的预测及其应用[D].南京工业大学.2002.

时间效应 第4篇

关键词：水杨酸;棉花;总酚;抗虫酶;总酚含量;苯丙氨酸解氨酶;多酚氧化酶

中图分类号： S56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4-0138-03

收稿日期：2014-09-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867005）。

作者简介：王燕芳（1989—），女，山西忻州人，硕士，从事外源激素对棉花病虫害防治研究。E-mail：819710681@qq.com。

通信作者：吴 瑛，教授，从事化学教学与研究。E-mail：wuyingjuyuan@163.com。

水杨酸（SA）作为植物的一种重要信号分子，能激活植物超敏反应，诱导病程相关蛋白基因（PR）的表达，使植物产生系统性防御，增强其抗病能力。有研究表明，水杨酸在诱导抗虫方面也有重要作用[1-2]，如杨扇舟蛾取食受水杨酸甲酯（MeSA）熏蒸后的黑杨叶片后，成虫对食物的消化吸收降低、发育历程延长、死亡率增加[3];利马豆遭二斑叶螨取食后，会释放一种含有MeSA的挥发物以吸引二斑叶螨的天敌智利捕食螨，从而起到间接抗虫作用[4]。 植物体内次生代谢产物含量和防御酶活性的变化是植物抗虫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具有重要的防卫功能[5]。目前，关于棉花在外源水杨酸诱导作用下的相关抗虫生理生化防御研究比较少，本试验从植物生理生化防御角度出发，探讨外源水杨酸不同浓度和作用时间下棉花体内相关抗虫酚类次生代谢产物和蛋白酶活性的变化，以明确外源水杨酸对棉花的抗虫诱导作用机制，为水杨酸在棉花生产上的科学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处理

试供棉花种子中棉40，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将大小均匀且饱满的种子撒播于10 cm×15 cm的塑料花盆中，每盆播种10粒，放置于重点实验室组培室中培养，试验用土为黄壤、蛭石、草木灰，按照 2 ∶ 2 ∶ 1 配比，经高温灭菌、晾晒。棉花生育期确保有适宜的湿度和温度、无病虫害，光照时间为18 h/d。棉花1～2片真叶期间苗，留苗4株/盆;待长至4～5片真葉期，叶面喷施含有1% Tween20和6%乙醇的不同浓度水杨酸，分别为0.05、0.5、5 mmol/L，以含1%Tween20、6%乙醇的水溶液为对照（CK），直至水珠落下为准，透明塑料袋套袋，12 h后摘除;在喷施后0、2、4、6、8 d分别剪取真叶叶片，液氮封存，待测。每处理重复3次。

1.2 测定方法

酚酸含量的测定[6]：称取0.1 g鲜叶，加入3 mL 95%乙醇研磨成匀浆;加入5 mL乙醇润洗，定容至10 mL，2 500 r/min 离心5 min，取上清液得粗提液;移取1.25 mL粗提液到10 mL具塞试管中，加1 mL福尔马林试剂摇匀，静置4～5 min;加2 mL 10%Na2CO3，置75 ℃水浴锅中保温 10 min，分光光度计于765 nm处比色。

多酚氧化酶（PPO）活性的测定[7]：称取鲜叶0.1 g，加入含7% PVP、浓度为0.1 mmol/L、pH值为7.4的磷酸缓冲液2.5 mL，于冰浴中研磨成匀浆;4 ℃下 5 500 r/min离心10 min，上清液即为酶液;移取0.1 mmol/L邻苯二酚1.5 mL、酶液05 mL和磷酸缓冲液1 mL，420 nm处比色，测定2 min内吸光度的变化。

苯丙氨酸解氨酶（PAL）活性的测定[8]：称取0.1 g鲜叶，加2.5 mL预冷的0.05 mmol/L、pH值为7.8的 Tris-HCl缓冲液和0.02 g PVP，于冰浴中研磨;4 ℃下 5 500 r/min离心 10 min;取0.2 mL上清液于5 mL试管中，加入3.8 mL Tris-HCl缓冲液和1 mL 0.6 mmol/L苯丙氨酸，40 ℃水浴1 h;加 0.2 mL 6 mmol/L HCl终止反应，290 nm处测吸光度。

胰蛋白酶抑制力（TI）活性的测定[9]：称取0.1 g鲜叶，加2 mL Tris-HCl缓冲液，冰浴研磨成匀浆;4 ℃ 下5 000 r/min离心10 min;取0.1 mL上清液和0.02 mL胰蛋白酶抑制液混合，25 ℃水浴30 min;取0.1 mL水浴后的混合液与2.9 mL BAEE进行反应，256 nm处测定吸光度的变化。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0软件单因素多重比较法，分析水杨酸对棉叶相关抗虫酶活性诱导效应的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杨酸对棉叶总酚含量的诱导效应

由图1可见，随着处理后时间的延长，棉叶总酚含量呈现上升趋势，处理后4 d时棉叶总酚含量达到最大值，显著高于对照，其中，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总酚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浓度处理（P<0.05），是CK的1.55倍;处理后6 d，总酚含量降到最低，除5 mmol/L 水杨酸外，各浓度处理均低于对照;处理后8 d，棉叶总酚含量迅速回升，0.5 mmol/L和 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总酚含量均显著高于CK。经单因素多重比较分析可得，除处理后0 d和2 d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87）外，处理后其他时间的总酚含量均差异显著;0.05 mmol/L 水杨酸与CK处理后的总酚含量无显著性差异（P=0763）。水杨酸能明显诱导棉叶总酚物质的产生，处理后4 d，5 mmol/L 水杨酸处理对棉叶总酚含量的诱导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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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杨酸对棉叶PAL活性的诱导效应

由图2可见，水杨酸处理后的棉叶，体内PAL活性在 0～4 d 内迅速增大，4～6 d骤降，6～8 d PAL活性又大幅回升;处理后4 d，随着水杨酸处理浓度的升高，棉叶PAL活性不断增大，且均显著高于CK（P<0.05），其中，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PAL活性最大，是CK的2倍;水杨酸处理后6～8 d，0.5 mmol/L 处理的棉叶PAL活性迅速升高，8 d 时PAL活性最大，与其他处理均有显著性差异，较CK增加40.65%。经单因素多重比较分析可得，棉叶PAL活性的时序变化差异显著（P<005），各处理浓度间棉叶PAL活性差异显著，均高于CK。

2.3 水杨酸对棉叶PPO活性的诱导效应

由图3可见，不同浓度水杨酸处理的棉叶，体内PPO活性在0～4 d迅速升高，4～6 d活性骤降，而后稍有回升;处理后2 d，除0.05 mmol/L 水杨酸处理外，其他浓度处理均显著高于CK，其中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PPO活性最大，是CK的1.63倍;处理后4 d，各处理棉叶PPO活性均显著高于CK，0.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其PPO活性显著高于其他浓度，0.05 mmol/L与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PPO活性无显著差异（P>0.05）;处理后6 d，棉叶体内PPO活性均明显低于CK;处理后8 d，0.5 mmol/L和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体内PPO活性均显著高于CK。经单因素多重比较可得，水杨酸处理后2～4 d，棉叶PPO活性无显著性差异（P=0.087），处理后0 d和6 d，棉叶内PPO活性也无明显差异（P=0.163）;0.05 mmol/L 水杨酸与CK处理对棉花PPO活性的诱导作用无明显差异（P=0.838）。5 mmol/L 水杨酸处理后2 d和0.5 mmol/L 水杨酸处理后4 d对棉叶PPO活性的诱导效果最为明显。

2.4 水杨酸对棉叶TI的诱导效应

由图4可见，不同浓度水杨酸处理后，棉叶中TI活性在 0～2 d 缓慢增加，均显著高于CK，但各浓度间对棉叶TI的诱导效果无明显差异;处理后4 d，各浓度处理对棉叶体内TI活性的诱导效应最为明显，其中，5 mmol/L 水杨酸处理对棉叶TI活性的诱导效果优于CK和其他浓度处理，但0.05 mmol/L和 0.5 mmol/L 水杨酸处理间无明显差异（P>0.05）;处理后4～6 d，水杨酸对棉叶TI活性的诱导效应降低，除 0.05 mmol/L 外，其他浓度处理的棉叶TI浓度均显著高于CK;处理后8 d，水杨酸对棉叶TI活性的诱导效应有所回升，0.05、0.5 mmol/L 水杨酸处理对TI活性的诱导效果最为明显，5 mmol/L 水杨酸处理的棉叶体内TI活性与CK无显著差异。经单因素多重比较分析可得，处理后不同时间对棉叶体内TI活性的诱导效应差异显著，处理后4 d对TI的诱导效应最为明显;不同浓度的水杨酸处理，对棉叶TI活性的诱导效应明显高于CK，5、0.5 mmol/L 水杨酸处理对棉叶TI活性的诱导效果最为明显，且两者无显著差异（P=0.405）。

3 结论与讨论

Thulke等报道认为，水杨酸能激活植物局部几种防御反应，诱导植物体内苯酚类有毒物质的积累，而且还会诱导植物体内POD和甘露醇脱氢酶基因的表达[10]。周莹等研究结果表明，水杨酸在抵御生物胁迫过程中，会激发植物体内细胞壁的交联和木质化，PPO、PAL、POD等酶活性的表达[11]。另有研究表明，外源水杨酸会明显提高拟南芥叶片POD和PAL活性，同时也能诱导番茄幼苗叶片中PPO活性的升高[12-13]。本试验结果表明，棉花经水杨酸处理后，在一定作用时间和浓度范围内，会明显诱导棉叶中总酚含量、PAL活性、PPO活性和TI活性的增加，这与前人研究结论[10-13]吻合。

随着水杨酸处理时间的延长，棉叶中总酚含量、防御酶活性（PAL、PPO）和TI活性具有先升高后降低随后又有所回升的特点;高浓度水杨酸处理对棉叶防御功能的诱导效果优于低浓度，总体表现为5 mmol/L水杨酸处理的棉叶，4 d后对棉叶次生代谢、防御酶活性和蛋白酶抑制剂活性的诱导效果最好，这与张永军等的研究结果[14]类似，这可能与植物在防御过程中的“阈值”有关。可见，外源水杨酸适宜的浓度和处理时间，能明显提高棉叶防御物质的含量和防御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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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效应 第5篇

由于对结构中的裂纹、脱层等小损伤敏感,Lamb波监测方法被认为是最具有应用潜力的结构健康监测技术之一[14]。然而,Lamb波的传播存在多模及频散效应,信号的不同模式在不同频率下按照不同的传播速度传播,因此监测信号往往十分复杂而难以分析和处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采用窄带激励信号,并选择合适的频率在结构中激发出单一模式的Lamb波信号。然而,这一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Lamb波频散效应引起的波包延拓、混叠等问题。时间反转理论是一种不需要传播媒介先验知识就可以实现对波源信号的自适应聚焦方法,在无线通信、被动检测以及地震控制策略等多个研究领域获得成功的应用。论文对Lamb波的时间反转处理频散补偿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进行了实验验证,为缓解和克服Lamb波频散引起的信号复杂度探索新的方法。

1 Lamb波频散方程

Lamb波由上世纪H Lamb先生研究无限大板中正弦波问题而得名,它是在一种自由边界条件下,固体结构中传播的弹性波。Lamb波的传播模式可分为两种,即所谓的对称模式(Symmetric modes)和反对称模式(Anti-symmetric modes),两者都可以独立地在板结构中传播。假设板结构厚度为2d,则在其中传播的两种模态Lamb波频散方程为[5]

其中,p2=ω2/c2L-k2,k为波数,q2=ω2/c2T-k2,cL和cT分别为纵波和横波波速。在波数域对上述方程组进行求解可以得到多个解,分别对应对称模式S0,S1,S2,,Si,和反对称模式A0,A1,A2,,Ai。图1显示了典型铝板结构的Lamb波相速度频散曲线,图中实线为对称模式,虚线为反对称模式,可以看出,Lamb波传播存在多种模式,且传播速度不仅与模式有关,而且与频厚积也相关,即存在多模及频散效应。

2 Lamb波时间反转聚焦过程

时间反转法最先是由法国科学家Fink从光学应用到声学领域中。时间反转(在频域里称作相共轭)是指传感器接收到声源发射的时域信号后,将其信号在时域上反转,再次在对应传感器上发射出去,即先到后发、后到先发,并最终实现信号的自适应聚焦。已有理论和实验研究表明:时间反转方法可以将多模态的Lamb波信号重新聚焦成为单一的Lamb波信号[6]。

采用信号与系统理论,Lamb波的时间反转聚焦过程可以采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和阐述。在结构表面布置两个激励/传感器,用A,S表示,则传感器、激励器和传播媒介组成了一个信号传输系统。如果用undefined表示激励信号的频谱,undefined表示传输系统的通道传递函数(r为传播距离),则信号经过传输在传感器S输出的传感频谱US(ω)可写成:undefined

式中:KA(ω)、KS(ω)分别为激励器和传感器的机电耦合系数。为计算方便,用Kas(ω)表示KA(ω)KS(ω)。对上式作时反处理,即在频域中取复共扼,得到

undefined

根据声波传播的互易性原理,一旦传播通道确定,输入输出端口可互易,因此分别将时反后的传感信号再次在激励器A上加载,可在传感器S得到聚焦信号如下

undefined

式中:“undefined”和“undefined”是实、偶、正函数,它在时间零点的傅里叶反变换是同相叠加的,因此会得到主相关峰值;undefined为激励信号的共扼即时反信号。因此上述的处理可以实现初始激励信号I的聚焦和重构,从而有望实现对频散效应的补偿。

3 时间聚焦Lamb波信号中的频散补偿分析

在式(4) 基础上进一步对基于时间反转处理的Lamb波信号频散补偿进行分析。根据Victor Giurgiutiu等人的研究成果[7],采用压电元件进行Lamb波激励和传感时,获得的传递函数G可以表述为

undefined

式中:aAi,aSi分别为Ai,Si模式下对应的幅值,kAi,kSi分别为Ai,Si模式波数,cAi,cSi分别为Ai,Si模式下的相速度。为简便起见,对Lamb波的激励和传播作简化,仅考察常用的窄带激励下单一模式Lamb波信号聚焦及频散补偿过程,如仅存在A0模态,此时传递函数G中仅保留单一模式的幅值与相位项,考虑到真实结构中采集的Lamb波响应信号中存在直达波和内部散射波包,这些信号的存在与距离相关,则得到的窄带激励下的简化传递函数为

undefined

式中:r1为激励信号直线传播至传感器的路径,r2为激励信号经过散射体再到传感器的路径,a1,a2为对应的幅值。同时,记Kas(ω)K*as(ω)=KTR(ω),该项为仅与信号频率相关的幅值项,窄带激励时为常数,此时,可以将式(4)进行重新描述为

undefined

由式(7)可以看出,经过时间反转处理后,Lamb波信号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1项为仅含幅值项的激励信号(时反信号),与波数无关,也就不受频散效应的影响,其幅值为各波包信号幅值的平方和与机电耦合系数的乘积,为聚焦主波峰,完全补偿了传播过程中的频散效应;另外两部分信号对称出现在主波峰两侧,称为旁瓣信号,其幅值为机电耦合系数和直达波信号以及散射信号幅值的乘积,其相位信息中包含了波数k与距离项(r2-r1)的乘积,当小r1与r2均有限且差距很小时,与波数的乘积将很小,则频散效应对旁瓣信号的影响将被大大减弱,实现了部分频散补偿。

4 实验研究

对上述Lamb波时间反转频散补偿进行了实验仿真验证,实验试件为典型的铝板结构,尺寸为800mm800mm2mm,激励器到传感器的距离为212mm。实验中激励信号采用了5波峰正弦调制窄带信号,表达为

式中fc为激励信号的中心频率,H(t)为Heaviside阶梯函数,N为sin调制信号的波峰数(文中取5),其时域波形图如图2所示。实验过程中的中心频率选择为200kHz,垂直与板平面方向加载到激励器上,此时产生的Lamb波将以A0模式为主,采样频率设为20MHz。实验中的散射体形式为通孔,到传感器与激励器的距离之和为447mm。

仿真实验得到的结构响应信号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频散效应的存在,结构内部散射信号与直达波信号均发生了延拓进而部分混叠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使得散射信号淹没在直达波中。

对上述信号进行时间反转并在此加载得到的聚焦响应信号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较为清晰的聚焦主波峰以及左右对称出现的旁瓣信号。通过与图3所示的信号的对比,经过时间反转处理后,主波峰信号基本实现了对初始激励信号的重构和频散补偿,波包清晰,且无延拓;而旁瓣信号由于距离项的减少,频散效应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与主波峰之间有了一定的间隔,因此主要的波峰信号展现出来,形成了较为独立的波包,有助于信号的分析和理解,实现了部分补偿。

5 结束语

文章对基于时间反转处理的Lamb波频散补偿进行了研究。采用信号与系统理论,分析了窄带激励下的单模式Lamb波响应信号时间反转聚焦过程以及频散补偿。实验结果表明,该处理可以部分补偿频散特性引起的波包延拓、混叠等,为简化信号提供了可行的方法。

摘要：对基于时间反转理论的Lamb波频散效应补偿进行研究,采用信号与系统理论描述Lamb波信号时间反转聚焦原理和过程,并对聚焦信号中各组成部分的频散补偿效果进行分析和实验验证。

关键词：时间反转,Lamb波,频散,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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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效应 第6篇

一、水电移民安置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三大反差

(一)电站主体工程与移民安置工程的进度反差。水电工程建设分电站主体工程和移民安置工程两大板块。在工程建设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主体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工程建设时间进度的巨大反差。以大唐国际彭水水电站为例:该水电站于2003年4月开始工程准备,至2007年10月主体工程完工并具备下闸蓄水条件,用时50个月;移民安置工程实物指标调查从2003年7月开始,至2011年12月安置完毕,用时101个月,其中从移民搬迁至移民安置结束,用时70个月。迫于此形势,电站从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实施了274.5米、278米、287米、293米四个阶段的分期蓄水,并为此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投入,仅就移民过渡搬迁、防洪度汛、紧急临时工程处理等就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少发电量损失更是巨大。形成这种巨大反差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电站主体工程建设工期超前的原因:一是工程准备时间较移民安置工程时间相对提前,并早于后者启动实施;二是工程实施范围集中,项目单一,影响因素相对较少,节省了大量时间;三是人员投入集中,其组织、技术、能力强大;四是电站业主实行工程设计、监理、施工四位一体化管理;五是工作程序合法流畅,工程资金到位保证及时。

2.电站移民安置工程进度滞后的原因:一是在实行地方政府移民安置工程包干思想的主导下,导致电站业主“重工程轻移民”的工作思路在前期整体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业主参与”有形无为;二是受国家政策约束,移民搬迁安置各项指标须待国家和地方政府审批后方付诸实施,所以移民安置工程启动时间较电站主体工程准备时间相对延后;三是移民工程范围大,领域多,涉面广,程序繁琐,问题层出不群;四是移民故土难离,抵触心理严重,诉求愿望高,搬迁难度增大,导致部分集镇复建工程不能正常开工喝顺利实施;五是移民专项工程范围分散,点多面广,施工队伍综合能力不均衡,导致工程实施过程中问题百出,工期严重滞后;六是库区县级各职能部门技术力量单薄,程序复杂,多部门交叉管理导致相互推诿;七是地方政府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在主观上存有步伐缓慢意识;八是工程设计资料出自数家,设计深度不一,导致设计变更问题频繁出现,使工程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待调停工的现象。

基于上述原因,彭水电站在主体工程实施中,抓住了机遇,发挥了优势,占据了主动,工期得到科学合理优化,投资得到有效控制。而移民安置及专项工程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的现象,除去国家移民新政(国务院471号令)影响因素外,人工、材料单价日趋走高,移民资金投入成倍翻番,导致时间消耗,付出了巨大的额外代价。

(二)地方政府与电站业主在对待整体工程进度思想认识的反差。作为投资主体,电站业主清醒认识到水电建设时间节点的关键性。所以在主体工程实施上充分发挥主导优势,主体工程均按照预期计划超前推进。相反,由于库区政府是移民安置工程的实施主体,电站业主在此领域表现为简单的间接参与,处于被动、无奈。而地方政府随着移民工作深入,考虑的问题、内容愈加丰富,主要表现为更多地考虑地方发展的、成份,所以在推动移民工作进程上明显放缓。其构成主要原因:一是在国家政策日趋完善的大气氛下,投资方的优势空间正在逐步紧缩,对地方和移民捆绑发展的空间日益宽松;二是在重视“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忽视了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三是在偏远、资源匮乏的地区,受地方政府大力开展项目招商利益的驱动,导致把移民工程与之捆绑,形成地方对移民资金投入过度依赖的单一性,从而形成工期时间越长,过程问题越多,电站业主的投入就越大,地方就越加受益的思想认识偏差。

(三)电站业主移民管理人员配置与移民工作内容范围的反差。新项目、新机制的企业管理模块主要一点就是大公司小团队,益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内耗。但具体事情要分时、分段、分情,要全局长远考虑。以彭水电站为例,自电站筹建之初至电站投产之后,移民管理部门人员配置少之又少,最初是一人综合兼顾,最高配置只有正式员工4人,工作急需之时采取临时搭配组合,使持续性极强的移民工作形成断档、顾此失彼的局面。由此使许多项须由专人专项持续开展的重要工作项目,形成了轰轰烈烈开端,慢慢悠悠过程,工作拖延至数年无果的结局,待急需从头越时,又是人财重复,造成成本翻番。此点在彭水水电站建设过程中是有深刻教训的。

移民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系到库区民生和社会稳定。电站库区淹没影响补偿指标几乎覆盖了水电站建设的所有内容,涉及国家多项法规政策和行业规范,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彭水水电公司在人员少、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承担着淹没总幅员面积45.67km2,库区纵长110公里,涉及贵州省沿河县、重庆市彭水县、酉阳县的24个乡(镇)、114个村、405个村民小组、10个集镇、234家单位、8家工矿企业、3.2万余人的移民搬迁安置补偿工作,同时还担负着上至国家部委,下至省、地、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大量协调工作。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仅靠数人是力所不及的。

此反差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主要体现为移民专职队伍配置不合理,这就构成了移民工作在人员配置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专项工作不能达到专人专项专攻,一抓到底的效果,陷入“摸摸就放下”、首尾不顾、工作断链、重复办理、费用增加、承担政策和投资风险的怪圈。

二、解决水电移民安置工程三大反差的有效途径

(一)超前启动移民搬迁,加速移民安置工程建设。水电主体工程建设进度之所以快于移民安置工程,其具有超前准备、提前实施的特点,且承担着投资、政策等诸多风险,但在实际中又切实有效。那么作为对电站蓄水发电具有根本决定因素的移民安置工程为什么不能同于电站主体工程提前实施呢?国家移民政策对移民补偿标准是明确的,而移民搬迁安置的前期工作量非常巨大,要经过指标调查、复核、公式等多个环节和程序,所以在项目基本确定的大前提下,应争取地方支持,大胆尝试移民安置工程提前准备和开工实施等关键环节,特别是涉及淹没线以下,尤其是兼有水下作业的工程项目建设,更要提前组织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移民安置工程超前完成,或与主体工程齐步并进的局面;才能在蓄水环节上为电站早投产发电提供时间保证,同时也益于减少社会矛盾,保持库区稳定局面。在此,彭水电站在移民前期工作中也是有经验教训的,仅在处理淹没水下工程,修复移民交通出口等紧急措施上,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大唐国际银盘水电站在这方面做的较为成功,至电站蓄水时,其移民迁建集镇、专项工程、文物挖掘保护等基本完成,赢得了时间,抢抓了机遇,占据了主动,提前解决了潜在的制约因素,确保了电站如期下闸蓄水发电。

(二)大胆探索工程返包,直接承建移民专项工程。移民单项工程是移民安置工程总体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中集镇、公路、桥梁是其重点项目,在彭水电站初、中期蓄水阶段中成为主要硬件制约因素。

随着移民工作的深入实践,贵州库区地方政府在实施移民专项工程的过程中,受地域人资条件、工期、概算、质量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观问题和客观风险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在对移民安置工程的实施方式上提出了“地方政府管民生,电站业主管工程”新的工作思维理念,既电站业主可直接负责承建移民单项工程。这一理念对于电站项目业主而言,非常具有研究和操作价值,对今后的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作用。根据这一理念模式,彭水水电公司对乌江流域各水电站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进行了详细全面的策划分析,此种工作理念和实施方式具有以下五大显著特点:一是库区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优势,集中精力,全力开展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二是电站业主直接承建移民工程,可以充分发挥在工程管理和实施方面的优势,工程安全、质量、工期、资金可以得到全方位的直接保障,工程整体效率大幅提高;三是整体工程周期大幅缩短,有效降低政策紧缩、市场价格攀升风险,实现电站提前或按期蓄水发电;四是电站业主直接计划、使用、拨付工程资金,缩短了贷款周期,减少了拨付程序,避免了以贷息换存息的资金成本增加现象;五是缩短移民临时过渡搬迁周期,实现早日安置,保持库区社会稳定。

从2008年3月至2012年6月,彭水水电公司先后直接承建了镇基础设施、码头、库岸地质灾害防护治理、桥梁等多项工程。实践证明:在条件可行成熟的地域,从移民工程起始阶段就应大力倡导并付诸实施,可实现工期、质量、投资、安全可控,库区政府、移民群众、参建各方满意共赢的效果。

(三)鼓励和引导移民工程与地方商业开发项目捆绑建设。在水电建设中,为防治地质和洪涝灾害,减少淹没土地,修建了大范围的筑堤防护工程,堤后回填为地方再造了大量的优质地块,电站业主对这些土地无法管理和使用,难于从电站建设征地指标中冲抵,尤其是位于集镇或城市周边,极具商业开发价值,地方政府也将其视为开发的重点。电站业主应就此积极与地方协商,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将防护工程与商业开发实行捆绑建设,其投资与开发商按一定比例分摊,具有降低工程概算、工期缩短等优点。

彭水水电站在实施沿河瓦窑沱地质灾害防护治理工程中,积极与地方政府协商,把工程建设与后期商业开发实行捆绑,对工程投资实行分摊,节省投资2000余万元。开发商为实现其后期建设的实效目标,赶工期,抢进度的主动性大大提高,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防护主体工程,比同类工程工期缩短了两年时间。

(四)树立快速决策理念,短期利益为长远目标服务。时间是水电建设的咽喉,电站业主等不起,耗不得。移民工程所涉程序、范围庞大复杂,且因人、因时演变极快,加之国家政策调整速率逐年加快和补偿标准的提高,就需要电站业主在掌握国家政策、地方条规走势的前提下,全面了解库区工程建设进展及存在问题,加强对移民工程建设的动态分析,做到超前设想,提前计划,确定目标,果断决策,抢先实施的工作策略。针对库区地方政府提出的个别问题和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应区别对待,要统顾全局和长远利益,应急之策要与长久之计相结合,要以小的代价换取长远利益大目标,激发库区地方政府对推进移民安置工作的积极性。彭水水电站在前期移民、征地、工程建设等方面有经验,有教训,错过了很多良好的机遇,耗费了精力,增加了成本和政策风险,形成了利于地方,而极不利于电站建设的拉锯战局面。

自2009年起,彭水水电公司对电站总体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历史遗留问题不回避,客观面对新生问题,树立着眼长远利益,研读政策,坚持原则,主动协商,掌握时机,科学优化,紧盯死守,果断决策的工作理念,为连续实现287米防洪限制水位、293米终期蓄水位的重大工作节点目标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为机组最大出力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种工作理念的指导下,取得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在兼顾库区地方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了公司利益,仅移民专项工程项目累计节约投资达数亿元。

(五)打造稳定的专业移民队伍,形成资源互补综合利用机制。前面提到,移民队伍人员配置与其巨大工作量的反差问题,此问题导致移民工作有头无尾或首尾断档;人手不足,使重点工作无暇顾及或顾此失彼,错过了良好的时机。针对移民工作的艰巨性、专业性、庞大性的特点,在人员配置上应分时、分段、分情配足配齐,并在移民前期阶段保持队伍人员的基本稳定,以保证移民整体工作的快速持续。

目前,中国大唐和大唐国际形成了许多区域分公司。在同一区域、同一流域,所属子项公司的工作对象,工作范围基本相同,与地方及部门建立了比较畅通和扎实的工作网络联系机制,这种“网络”非常珍贵,并为公司项目开发和建设提供许多良机。所以,在同一区域、同一流域的分公司,所属子项目公司应整合人员,发挥资源综合优势,在实际工作中达到省时、省力、节省人员的效果。

时间效应 第7篇

1 模型的建立及公式推导

如图1所示,气井部分打开气藏,气藏的打开厚度为hp。射开层段气体的流动为平面径向流,未射开层段的气体的流动为半球形流。在生产的过程中,底水向井底锥进。假设水驱气过程为活塞驱替,忽略毛细管力和重力的影响。

根据两相渗流规律,考虑气体非达西流动效应,忽略了水相重力的影响,则气水运动方程[5—7]分别为:

由渗流特点可知,在水锥顶点A处,气相、水相的压力梯度相等。因此有

将公式(1)和公式(2)中的单位统一,并将式(1)和式(2)代入式(3),可得水相渗流速度

式(4)中;β=7.644×1010/K1.5,β为速度系数,描述紊流的影响参数,m-1;νg为气体的渗流速度,m/d;νw为水的渗流速度,m/d;ρg为地层条件下的气体密度,g/cm3;μg为气体的黏度,m Pa·s;μw为水的黏度,m Pa·s;Kgwi为Swi下的气相渗透率,m D;Kwgr为Sgr下的水相渗透率,m D。

在多孔介质中,考虑孔隙度,原始束缚水饱和度和残余气饱和度的影响,水相在dt时间内向井底移动的距离为:

将式(5)变形得:

对公式(6)进行积分得:

将式(4)代入式(7)有:

式(8)中φ为孔隙度,小数;Swi为束缚水饱和度,小数;Sgr为残余气饱和度,小数。h为气层的厚度,m;hp为气层打开厚度,m。

对于气层射孔层段,气体为平面径向流,产气量为q1,根据李士伦编著的天然气工程[8],得到考虑地层表皮效应和气体非达西流动的气井产量方程:

式(9)中;pe为供给边缘压力,MPa;pwf为井底流压,MPa;hp为射开层段的厚度,m;Z为偏差因子,无因次;re为供给半径,m;rw为井底半径,m;q1为射开层段的流量,m3/d;S为表皮系数,无因次。

对于气层的未射开部分,气体的流动为半球形流,产气量为q2。经过查阅文献[9,10],得到了考虑地层表皮效应和气体非达西流动的气井产量方程,由于地层具有各向异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水平或垂直渗透率看作气体作半球形流时的渗透率,这里对公式中的渗透率作了改进,用有效渗透率代替水平渗透率,得到半球形流的产量方程:

式(10)中

联立式(9)和式(10)得:

设气井的总产气量为q,单位为m3/d,则有:

联立式(11)、式(12)消除q1,得到关于q2的一元二次方程:

则式(13)变为:

则未射开气层的产气量q2为:

对于气层未射开部分,气体作半球形流动,则气体的运移速度:

式(16)中Bg为天然气的体积系数,小数。

将式(16)代入式(8)得:

令

对公式(18)进行积分得到底水气藏的见水时间tbt:

王会强推导的不考虑非达西效应见水时间公式[11]

式(20)中c为径向流产气量与半球形流的产气量的比值。

李传亮推导的无隔板见水时间公式[12]

式(21)中a为垂向渗透率与水平渗透率的比值,μR为水气黏度比,S为气井表皮系数。

在朱圣举无隔板底水气藏见水时间修正公式[13]的基础上考虑束缚水饱和度和残余气饱和度,以及表皮系数的影响,见水时间公式变为:

2 实例分析

某底水气藏的一口井,气层的厚度为h=20 m,气井打开厚度为hp=5 m,气体的黏度μg=0.023 6m Pa·s,水的黏度μw=0.65 m Pa·s,水平渗透率Kh=25 m D,垂直渗透率Kv=7 m D,气井的半径rw=0.1m,气体的密度ρg=0.062 6 g/cm3,气体的体积系数Bg=0.005 62,表皮系数S=6.7,孔隙度Φ=0.15,束缚水饱和度Swi=0.35,残余气饱和度Sgr=0.2,气水流度比Mgw=68.8。气井以8×104m3/d的日产气量生产。

由表1可以看出,利用本文公式计算的见水时间与朱圣举公式计算结果相近,相对误差较小,说明利用本文公式计算底水气藏见水时间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准确性。而用王会强公式和李传亮公式计算结果相对误差大,是因为王会强公式在计算径向流产量q1和球形流产量q2时未考虑高速非达西效应和气井表皮系数的影响,使得其公式中的c值偏差很大,其在计算气体流速时也未考虑非达西效应的影响,导致计算的见水时间偏大。计算气井见水时间时,产量一般取半球形流产量,而李传亮公式中的产气量取的是气井总产气量,这使得计算结果偏小。

3 结论

(1)根据底水气藏气水两相渗流规律,建立底水锥进渗流模型,将气藏射开层段气体流动看作为平面径向流,未射开层段气体流动看作半球形流。考虑了井底附近表皮污染及气体高速非达西效应对产气量和气体流速的影响,推导了底水气藏见水时间公式。

时间效应 第8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 中国市场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瞩目和重视。湖南省作为中部省份之一, 近年来对于FDI的引进与利用越来越重视, 一方面原因来自于其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 从而直接带动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原因来自于FDI通过对当地企业的示范效应、促进竞争效应、培训和人员流动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间接地刺激了本地经济的增长。国外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比较早, 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 至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些年来, 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外商投资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 对我国FDI的地区和产业分布、FDI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而对湖南利用FDI优化产业结构的研究, 大部分始于“中部崛起”战略提出之后。李勇辉等对湖南FDI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肖太庆认为湖南制造业对FDI的依存度不高, 技术转让的扩散效应较小, 但是产业的关联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较为明显。但这些研究文献多只分析了FDI对湖南整体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 并未深入研究FDI对湖南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显著性。因此本文在研究FDI对湖南整体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深了这方面的研究。

2 模型的建立和变量的选取

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同时考虑到技术因素一般受到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以及外资技术外溢的间接影响, 因此设立湖南省的生产函数模型为:

式 (1) 中, GDP为湖南省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已进行可比价处理。L为湖南省当年平均就业人数表示, K为湖南省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RD代表湖南省当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内部支出费用表示, SHARE代表湖南省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

为了进一步更直接地了解湖南省FDI对当地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基于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来自于内资企业自身的研究与开发投入以及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特设立以下模型:

式 (2) 中, TR1表示湖南省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以往的文献中衡量企业或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一般采取申请专利数, 专利授权数或者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 在这些指标中, 申请专利数太过笼统, 专利授权数并不能衡量被市场认可的技术创新能力, 因此本文采用内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其技术创新能力。L1表示内资企业从业人员数, K1为内资企业投资额, RD1为内资企业新产品开发费用, SHARE2为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e2表示误差调整项。

3 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3.1 数据的处理

所有数据均来自于199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统计年鉴, 同时对GDP等变量进行了可比价处理。同时采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3.2 数据分析

通过ADF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变换后ADF检验, 以上时间序列数据均已经变成一阶单整序列, 因此可以对这些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从协整回归中估计出来的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然后对其残差u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ADF检验, 这些残差都是平稳的, 因此消除了伪回归的可能性。但是在回归方程 (3) 中, F统计值非常大, 表明联合显著性强, 但是单个自变量的t值除了lnK之外, 其他的都不显著, 因此怀疑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通过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测量, 发现lnL和lnK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986, 同时考虑到lnL的t值不显著的原因, 为了消除共线性的影响, 去掉lnL后再做回归, 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从方程 (4) 来看, 改善了单个自变量t值不显著的状况, DW统计量也显示不存在自相关。根据表1的结果, 方程 (2) 中的各项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平稳序列, 因此可以采用协整检验。沿用前面从协整回归中估计出来的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然后对其残差u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ADF检验, 残差是平稳的, 因此也消除了伪回归的可能性。但是在回归方程 (5) 中, F统计值显著, 表明联合显著性强, 但是单个自变量的t值基本都不显著, 因此推测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根据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内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其新产品开发费用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 本文沿用前面剔除共线性的变量之一的办法, 选择剔除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后再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结果如下:

从方程 (6) 来看, 不仅改善了单个自变量t值不显著的状况, 而且DW统计量也显示不存在自相关。

4 回归结果的原因分析

4.1 湖南省FDI的增加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增加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的计算公式, 我们知道企业部门的投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而外商直接投资又是投资的一部分,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首先直接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 从而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当地后, 还将通过对当地企业的示范效应等四大效应间接地刺激了本地经济的增长。通过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我们也证明了湖南省FDI对当地GDP直接的促进作用以及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

4.2 湖南省FDI的增加对当地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作用不明显

我们得到湖南省FDI对当地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显著, 这说明了湖南省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第一个原因来自于湖南所吸引的外资主要以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为主, 这些企业规模一般不大, 而像美国、欧洲等地的投资比重相对较少。第二方面的原因可以归因于FDI以中小资本为主, 国际跨国公司的投资很少。最后一个原因来自于湖南省引进FDI的行业分布问题。

5 结论

大型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载体, 因此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湘投资主要针对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了促进其外资额的引进, 归根结底需要改善整个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当其冲;其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消除大型跨国公司来湘投资的后顾之忧。最后, 通过“产业园”、“配套园”等有效形式, 尽快使重点产业和主攻对象在区内形成集聚效应, 为大型跨国公司构建良好的发展平台。同时, 政府应对其FDI的行业进行科学的引导, 不仅需要注重FDI数量上的增长, 更应该对其引进的质量和层次进行提高。鼓励外资投向既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又是湖南省优势产业的产业, 例如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从而充分发挥FDI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鉴于FDI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主题, 尤其是FDI对当地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从湖南省的角度来探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首先对FDI对当地地区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 其次, 对FDI对当地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直接的研究, 并通过时间序列模型的协整回归分析得到了湖南省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的结论。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勇辉.FDI与湖南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 2008, 30 (8) :47-50.

时间效应 第9篇

一、相关文献综述

1、利率政策有效性理论的沿革

(1) 瑞典学派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探讨。在20世纪中期以前, 不少西方国家的金融政策的主要调控对象是利率, 其对利率机制的作用也是深信不疑的。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塞尔在其所著的《利息与物价》一书中, 对利率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一是中央银行变更利率后, 商业银行将随之作相应的变更;二是整个金融市场上, 长短期利率体系将全面并同时作相应的变动;三是借款者和储蓄者对利率变动的反应都具有较大弹性。维克塞尔关于利率机制的作用的假定在相当长时期内为金融理论界所认同。

到了20世纪30年代,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 理论界从维克塞尔的分析思路出发, 开始研究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利率政策的调控有效性问题。柏尔吉斯 (W.R.Burges) 和里芙勒 (W.W.R iefler) 分别于1927年和1930年撰文指出, 维克塞尔的三个命题与现实经济的情况是有差距的, 即中央银行变更利率不会自动诱发商业银行利率的相应变动;短期利率的变动即使会影响长期利率, 其影响程度也很微弱;对各类企业而言, 利息费用与其他费用相比, 皆微不足道, 因而可以被忽视;对于“边际企业”而言, 其他费用的变动比利息费用的变动更为重要。按照这三个观点, 利率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极为有限。

(2) 凯恩斯学派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贡献。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凯恩斯对利率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利率政策调控效率问题的复杂性。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 凯恩斯进一步完善了维克塞尔的理论, 认为利率政策是重要的、有效的, 货币当局通过变更利率, 可以使储蓄与投资相等。然而, 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 凯恩斯则认为, 在经济周期变动的某个阶段, 投资对利率是无弹性的, 货币需求在某一低利率下有趋于无穷大的可能性。这样, 利率政策便是无效的。凯恩斯提出了利率政策只是在一定区域内有效的理论观点。现代凯恩斯主义一直沿袭了这一基本命题, 认为宏观调控当局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调整利率的变动 (其中特别是短期利率) , 以影响宏观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活动, 从而实现国民收入的变动和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只是在经济萧条时期, 利率政策的调控效率才受到抑制。

(3) 货币学派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质疑。货币学派对于利率政策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在货币主义看来, 利率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重要, 利率不能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来使用。他们认为, 利率对于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是间接和微小的, 货币供求平衡主要是由收入而不是利率来调节的;货币的增减与利率的变化并不一定存在稳定的关系, 在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初期, 利率可能下跌, 但是随着借贷需求的增加和人们适应性预期的作用, 又会引起利率的下跌。因此, 货币学派认为利率不能作为宏观金融调控传导机制的重要工具, 也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4) 理性预期学派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拓展。如果说货币主义学派还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初期能够影响利率,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利率政策在一定范围内的调控效率的话, 那么理性预期学派则对于利率政策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 一旦宏观调控当局决定增减货币供应量, 公众的预期价格立即形成 (即使宏观当局试图以改变策略的方式进行调控, 公众也能够对这种策略的改变形成预期) , 推动名义利率随着预期价格上升, 而实际利率并没有受到影响, 因而宏观当局试图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的政策努力在初期的短暂效果也不存在, 宏观当局并不能左右经济金融运行中的实际变量, 而只能作用于名义变量。理性预期学派在否定利率政策的论述中涉及到公众预期对利率政策调控效率的重要性, 这也是其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贡献所在。

2、时间一致性理论下利率政策有效性

时间一致性问题及其解决是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基石。时间一致性是指在时间t上制定一项在t+n期上执行的政策措施, 但这项政策在t+n期时已经不是最优选择。时间一致性的概念是由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首先提出来的, 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 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

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既然经济运行结果依赖于当前的政策决定与将来的政策意图, 经济当事人在形成自己的预期时总是会预测未来的政策变动, 因此, 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假定经济当事人在预期既定的情况下得到系统地执行。

由此可见, 为取得最优的利率政策效果, 政府行为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透明性。一方面, 平稳的、连续的、相互协调的经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 政府的政策行为不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都要保持透明性。这样做的好处, 一是可以稳定公众预期, 二是可以对公众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

最为重要的是, 中央银行应进一步增强利率政策的前瞻性。由于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对价格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需要经历相当复杂的传导机制, 因此货币政策发挥效果一般存在时滞。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有“前瞻性”, 货币政策在决策时需要把政策时滞考虑在内, 也就是要对宏观经济的未来变化进行预测并提前作出必要的反应。

二、实证研究

1、变量和数据选择

(1) 变量选取。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利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作用来研究利率政策的效果, 通常选取实际的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 (sxf) 代表消费的变化, 实际的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 (stz) 代表投资的变化, 利率变量选用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实际利率 (sr) 。

(2) 数据选取。所用各数据如表1—5所示。

(注:红色代表当月利率水平发生变动, 以变动前后的利率在该月实行的时间为权数, 加权得到。本章使用的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家信息中心及和讯财经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注:该数据由名义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而得出。)

2、估计过程和结果

(1) 数据的单整检验。在协整检验以前, 先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判定其是否平稳。表6为ADF检验的结果。

(注:1、sxf, sr分别代表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和实际利率, △sxf和△sr表示sxf和sr的一阶差分;2、DW是指Durbin—Watson统计量的值;3、临界值是指在5%水平下得到的ADF值。)

由上面ADF检验的t统计量可知, 未经过差分的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率、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和实际利率都存在单位根, 即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以后, 序列达到平稳, 这说明三者都为I (1) 序列。若直接进行回归, 就不能避免产生谬误回归的可能性。因此, 我们需要对三者进行协整分析。

(2) 协整检验。为了检验消费、投资与利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本文分别对实际的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 (sxf) 、实际的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 (stz) 和实际利率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三者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 (见表7) 。

(3) 脉冲响应分析及误差分解。协整分析只是表明消费、投资和实际利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作用, 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检验。使用VAR模型的优点在于, 它不需要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事先作出假定。

由sr, stz和sxf构成VAR系统, 滞后期选择为15。分别给stz和sxf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 得到关于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图1、2中,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 (单位:月度) , 纵轴分别表示投资和消费同比增长率。

从图1中, 可以看出投资对利率有一个比较持久的正向响应。从相应的投资误差分析表中可以发现 (见表8) , 利率冲击对投资的影响作用极大, 第一个月就达到了31.81%, 此后不断上升, 在第六个月达到最大72.80%, 此后逐渐下降, 但是直到第15个月还有高达51.16%的影响。

从图2中可以看出, 消费对利率也有正向的响应, 但是结合相应的误差分解表发现, 第一个月的响应很小, 只有0.31%。第二个月, 正向响应达到最大19.85%, 以后各期震荡减小, 但总是正向的响应 (见表9) 。

总的来看, 投资和消费对利率都有正向的冲击, 表明2007—2010年期间, 利率、投资、消费之间存在着同向的变动关系, 不同的是投资对消费的正向冲击更加持久, 而消费对利率的正向冲击是不断衰减的。

三、政策含义

1、利率政策要增加更多的中间变量

中国经济处于改革转轨期间, 在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跟发达国家有差异, 也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一方面, 事实证明了我国当前采取的灵活多样的利率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出强有力的效果;另一方面, 还应认识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程度的加深, 我国的利率政策应采用多种中间变量, 才能保证利率政策能有效的调控经济。如调整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主要包括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调整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 制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 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对各类利率结构和档次进行调整等。

2、管理预期比引导行为更为重要

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的有关结论, 调整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预期比引导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行动反应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在对公众预期的调整中, 应注意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实施的透明性, 要取信于民, 注重与公众的交流, 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保证货币政策实行的时间一致性, 才能实现预定的政策效果。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特别针对有助于调整结构, 扩大内需的产业实行适量的扶持。如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 可以在消费中分层制定有差别的利率政策, 这样才能加强公众对政策的理解, 引导人们对国家扶持产业的关注和支持, 改善公众的消费预期, 提高公众消费意愿。

3、强化政策“组合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