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精选10篇）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第1篇

一、基于主导地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

关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关系,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学者们争论不休,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需求论, 此观点认为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和根本, 生产性服务业由制造业决定, 生产性服务业附属于制造业发展。Cohen&Zysman (1987) [1], Koraomerliojlu&carlsson (1999) [2], Klodt (2000) [3], Guerrieri&Meliciani (2003) [4]和Macpherson (2008) [5]等运用不同实例, 采用不同的模型对此进行了论证。 (2) 供给论, 此观点认为服务业处于主导地位,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关键, 没有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做支持, 就不可能有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不单国外的Pappas.N&P.Sheehan (1995[6], Karaomerlioglu.D&B.Carlsson (1999) [7], 国内的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 (2006) [8], 江静、刘志彪、于明超 (2007) [9]和钱书法、贺建、程海狮 (2010) [10]对此进行了实证论证。 (3) 互动论, 此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Shelp (1984) [11], Park&Chan (1989) [12], Hansen (1990) [13], 高觉民、李晓慧 (2011) [14], 王治、王耀中 (2010) [15]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出或论证此观点。 (4) 融合论, Lundvall.B (l998) 认为随着现代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两者呈现出融合趋势[16]。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 引发了新的研究热潮。

二、基于空间视角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

Raff&Ruhr (2001)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多样性降低了东道国制造业成本, 从而使当地的投资环境变得更有吸引力, 制造业的FDI也相应增加;他们运用美国19761995年在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 表明生产性服务的FDI通常都追随制造业的FDI[19]。

顾乃华 (2010) 研究认为, 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获利能力的外溢效应负相关,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助于增强其对工业的外溢效用[20]。陈建军、陈菁菁 (2011) 基于浙江省69个城市和地区的产业分布, 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关系[21]。吉亚辉、李岩、苏晓晨 (2012) 基于中国20032009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 研究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的集聚度上仍然具有相关性, 并且发现从整体上, 其产业集聚有进一步走向均衡化的趋势[22]。

顾乃华 (2011) 同样利用城市样本数据, 运用多线性模型,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高本地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存在区域边界, 省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所辖市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23]。宣烨 (2012) 利用中国20032009年247个城市样本数据, 实证检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 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制造业效率, 并且能够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地区制造业效率[24]。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存在相关性, 制造业的集聚会吸引上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而且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服务业的集聚来提升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制造业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能够提升制造业的效率。

三、基于生态共生视角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

基于生态共生视角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是目前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目前的研究给对共生模型进行了总结, 并对两者之间的共生显著进行了检验。

孔德洋、徐希燕 (2008) 从分工与外包、生产价值链、生态群落的角度, 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 总结出两者互动共生的模型: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型、金子塔型互动共生模型、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型等[25]。唐强荣、徐学军、何自力 (2009) 基于生态学种群Logistic生长方程的视角, 在不考虑种群进化的影响并假设共生的作用是扩大种群环境容量的条件下对中国产业的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的共生作用显著[26]。接着唐强荣、徐学军 (2009) 又基于组织生态学, 运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创建率和种群密度上的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创建率和种群密度上存在显著的关联和不显著的协同演化[27]。

刘浩、原毅军 (2010)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质参量构造面板数据,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行为模式及地区差异进行了判定和甄别[29]。庞博慧 (2012) 同样基于生态学种群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二者之间互动发展属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生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大于制造业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30]。

综上可知,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间共生作用是显著的, 不过研究也表明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是非对称的互惠共生模型。

四、基于投入产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研究

在实证方面, 基于投入产出的产业关联分析成为了一种基本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是否显著, 以及产业关联的水平。

刘书瀚、张瑞、刘立霞 (2010) 基于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进行产业关联分析, 结果表明, 不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均呈现不断升级趋势;不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互动关系, 但关联效应仍处于较低水平[31]。

魏江、周丹 (2010) 运用投入产出法与比较分析方法, 对典型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需求结构进行分析, 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需求的国际发展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生产性服务业由对制造业需求显著转为对自身需求显著, 而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由以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逐步转向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32]。

黄莉芳 (2011) 基于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资料剖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历程, 针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较差的现状, 提出要结合行业特性和经济发展模式, 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 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契合度[33]。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 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显著, 不过关联效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需求显著, 根据国际发展态势, 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高其趋势是逐渐转为对自身需求显著。现在应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加强产业关联效应。

摘要：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关系可归纳为:“需求论”、“供给论”、“互动论”“、融合论”。学者们尝试用不同方法和视角思路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先对基于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 然后分别基于空间视角、生态共生视角以及投入产出视角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归纳综述。

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2篇

一、引言

企业运营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并提高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即为创收、盈利。而企业要提高其经济效益，要具备强有力的发展竞争力，势必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竞争力由企业生产效率在市场运行中转换而来。生产效率也体现了企业总体员工的工作效率和企业自身运营的良好程度。可以说，生产效率决定着企业的运营情况和发展前景，是一个企业能够良好运转的命脉。

生产效率不能简单得概括为企业的生产力，它是围绕整个企业当中的生态系、群落、种群、个体等的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效率。在本意上，生产效率是指固定投入量下，制程的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两者间的比率。它可以反映出达成最大产出、预定目标或是最佳营运服务的程度，亦可衡量经济个体在产出量、成本、收入，或是利润等目标下的绩效。高生产效率要求企业具备良好的运营机制和灵活变通的协调能力。

生产效率的提升，影响因素众多，决定机制复杂。当前有很多企业面临着制度陈旧落后，生产体系庞大，设备陈旧，规制繁多而没有应变性和可操作性，资金周转困难，员工消极怠工，上级命令难以真正落实，管理混乱等等，这样一类生产效率底下的问题，本文对此提出相关疑问，是什么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怎样才能使生产效率有效提高，对此本文就该领域研究者的观点进行综述，简明扼要地从普遍性和共通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政府 内部结构 改革 科学管理 高效执行

二、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外部因素

经济政策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

“看不见的手却有看得见的效果”，这指的就是国家宏观政策。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极为重大，如果“看不见的手”没有起到应有的正面效果，那么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波及整个产业、行业甚至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贫穷落后的地区乃至国家，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众多扭曲的竞争政策。国家不应试图通过限制竞争，构建壁垒来达到目标，相反，一个开放的，公平的竞争环境能使企业间的内部潜力得到极大发挥。“国家之所以有糟糕的政策，是因为它们只让某一类人受益”——摘自《提高生产率·法雷尔》。不当的宏观控制带来的还有资源分配不均，浪费严重产生的效益不能达到最大化的问题。比如，国家向企业征收几倍的赢利税，雇佣税，附加税和营业税等，以负担政府经费，那么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的营业成本就变得和生产效率底下，不纳税的非正规企业成本一样高，这样一来，高效的现代企业就无法从效率底下的同行那里夺走市场份额，经济的自然进化也就陷入了困境。所以，要想拥有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环境，政府就要学会放手，让一些不能抵挡市场竞争的企业被自然淘汰，这样会有更多的优质高效的企业取而代之，在这种健康的环境下，工人面对的不会是简单的失业，而是更符合自己的，好的工作市场。

在当今市场竞争机制下，消费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部分落后的国家，政府不重消费只顾产出，以致出现经济停滞不前，产业链单一，链接不全，延伸不够，市场呆板不健全的现象，这是不利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因为生产本身创造经济价值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如果可以正确理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则可明白只有当消费者需要的时候，商品才会体现其价值，而生产本身并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由此看出，可以制定出一个正确的规制尤为重要。印度这类曾禁止外商直接投资的政府

开始分析并改变他们的做法，因为现代折扣商所提供的价格较低，一些充满竞争力的行业（如

零售业等）可以让大部分经济体提高生产率。此外，政府该做的是保护人，而非仅仅保护工

作。政府若只图挽救某一部门的就业率，那只能获得短期成功，而这成功是需要牺牲其他部

门新岗位为代价。最终受保护的企业只会成为毫无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一潭死水。

三、企业内部结构因素

企业组织结构是指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的基本形式或框架。为了有效地进行管理，合理的劳动分工必不可少。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劳动分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近、现代企业中，管理和技术的革新

改善了企业的基本运营方式。在零售业中，以沃尔玛为例，其大卖场式布局，“天天平价”，仓储物流部和采购部实施的规模经济，与供应商之间的电子数字数据交换等创新型模式，使

沃尔玛竞争者的生产率有了28%的提高，同时沃尔玛自身生产率也提高了28%。它的仓储管

理系统与之前的硬件和用于追踪、控制存货的软件相结合，可部分实现物流自动化，同时劳

动生产率也会大大提高。零售业与个人，地区，国家消费倾向密切相关，所以该行业要从传

统零售模式改革为现代零售模式比较困难，但一旦转型成功，较高效的零售商会对上游供应

商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提高生产力，与此同时，零售价格也会降低，从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带来的连锁有利影响将会很深远。由此可类推其他产业，也是同样道理。

此外，沃尔玛标准化运营模式也值得借鉴，可以说沃尔玛制胜法宝就是其完善的物流系

统，无缝隙物流实现点对点的物流循环，通过发达的通讯网络，迅速的运输系统和高效率配

送中心完成产品从生产线到货架的任务，在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供应者都是这个无缝隙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优势就是降低了大量物流成本。【1】

纵观全局，沃尔玛的规模效益也大大提高了其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大批量涌向供应商的订单也推动了上游产业的经济，对消费者而言，沃尔玛低价策略无疑对购买者来说是个极

大的吸引。沃尔玛一方面满足了一大批忠诚的顾客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联系着大量供应商的命脉，在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中，沃尔玛像一个支点，让它的运营进入良性循环，对沃尔

玛来说，它通过良好的运筹能力，有条不紊地让这个世界最大的零售巨头内部生产效率得到

极大开发和充分展现。每个行业都对提高生产效率有自己独特的要求。这就是整合的定制工

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2】

四、企业的高效执行力

除了宏观的企业外部因素和内部结构因素外，企业本身在微观意义上，高效的执行力也

是与企业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要强化一个企业的执行力，首先必须从制度的制定到制度本

身同步加强，并充分考虑到环境对执行者意识、心态的影响力；其次，要对执行者进行企业

文化，特别是员工日常行为方面的正确引导，才能使一个指令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要提高

企业内部执行力，具体的说可从赢得高效执行人才、人力资源科学管理、建立高效团队、有

效沟通、时间的有效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科学控制等这些方面入手。

（一）、高效执行人才和人力资源科学管理

中国联想柳传志这样说：“所谓执行力，就是选拔合适的人才到恰当的岗位上。”【3】人

力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应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直接构成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性战略资源。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认识到科学的人力资源

管理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意义。他们共同确认了一些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极为关

键的人力资源管理要素，如人力资源规划管理、工作聘用管理、能力开发管理、绩效考核管

理、员工培训管理、薪资奖金管理等等。只要科学地开展这些关键的人力资源活动，就可以

有效地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对员工开展培训是提升组织和个人绩效和技能，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最基本手段。

对一个企业来讲，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直接关系着企业的有效运营，而忠诚度对员工

来讲，决定着他的个人执行力水平，也关系到员工的工作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工作中发觉自

身价值，潜能能够得到最好挖掘。“视卒为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为爱子，故可与之

俱死”【4】。处理好将帅士兵之间的关系，是将帅治军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如何形成有强大

凝聚力的作战力量结构问题。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尊重每一位员工，让员工参与生产与决策，这种“参与制”证明，一旦劳动力参与管理，生产效率将会成倍提高，企业发展将会获得强

大的原动力。

“投之亡地而后存，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兵法中的一种策略。采用各种手段，提高

员工的危机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可以使之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企业也应该随

时保持危机意识，时刻保持危机变回迎来生机。因为危机意识关系着它对环境变化的行动力，也维系着企业的创新。

重视中层人才管理。中层人才应该是协助大脑完成指令，支配四肢完成任务，优秀的中

层人才能将高层的领导者意图和战略决策更高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好的中层管理者，是高层与基层的一座桥梁，而如果其效力发挥地不好，他则是横在高层与基层的一堵墙。【5】

所以，选择具备良好执行力的中管跟中层执行者的高效能力，将直接关系到企业整体的执行

力水平。

“有效授权”，管理的本质就是让他人来完成工作，充分利用周围的人力资源，为企业

创造最大效益。高层管理者授权给中层，然后由中层到下属，层层分配，工作才能高效执行。

【6】微软公司的盖茨曾闭关七天，实现有效授权。而在中国就未必能够实现，权利的下放

可能意味着自身权利分散，最终利益受到威胁，其实这与消极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的障碍有

关。如果真正想让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就得让管理者们拥有一定决策权并且能在其位谋其职。

因此，制定出科学的授权计划，锁定合适的候选人，各管理层、各部门有效的沟通，以及监

控工作，评定制度等都应该在考虑的范畴。

（二）、团队精神

把个人归属于集体的团队精神，能使员工具备昂扬的热情和工作激情，工作效率也很显

著。由此看来，首先要认识团队存在的价值，有凝聚力的团队能降低经营风险，同时也能减

少企业内耗。其次要建立学习型团队，只有积极主动学习的组织，才如同活水，富有创新，企业也才会有生命力。最后，合作意识至关重要，如果员工个个一意孤行，内部如同一盘散

沙，就更无生产效率可言。

（三）、实现高效沟通

企业内部需要建立多样化的沟通渠道，消除沟通障碍，具备完善的沟通体系。格兰仕董

事长说：“决胜的关键是感情资源”，他们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总裁与员工、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交流，在公司中形成了一种团结共进的工作氛围。同时，沟通也是能从错误中重振

旗鼓的重要工具。确实，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间竞争尤为激烈，在实现企业自动化

管理和运营的同时，“人本管理”的重视也显得至关重要。

（四）、高效时间管理

时间在当下企业竞争中意味着利润、机会和胜败。提高时间使用效率也就提高了生产率。

如蒙牛集团实施资源整合，成就速度，物美集团建立信息系统等，都是为了在无硝烟的市场

中跑在前沿。

（五）、创建高效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属于企业的灵魂，这种深层面的思想内涵却可以渗透到组织深处，长期有效传

承下去，引导员工的思想，并指引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对自身的定位，同样

是为了追求利润这一目标，各个企业却可以采用不同的思想去赢利。它是企业的内驱力，通

过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衡量【9】像宝洁要求创新；荣事达追求卓越；麦当

劳注重细节；沃尔玛营造快乐文化等等。这些独到的要求把各企业领向了自己最有竞争力的一个高地。试想，一个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必定是没有生命力并且不健全的。当一个公司的地理分布具有多样性时，努力树立一种集体的文化会很困难，却是极其重要的。当今世界

地域上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自分头去努力，从而得到不同的结果。树立一种共享的文化，有一种共享价值观和理解的愿景和使命，投资就能带来高回报。【7】

企业文化的塑造可有效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凝聚力是指绝大多数员工能够看到的一幅画

面，能充分理解并集体朝那个方向前进【8】为确保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效力，要求公司大

多数人对公司的任务、愿景和目标——简单地说，对“什么对公司是重要的”这一点有着基

本一致的理解，如果没有共同的理解，公司可能性及高效力都会减弱。随着公司凝聚力的提

高，其他一些影响潜在效能的行为也会改变。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提高公司地位的能力就

会增强；团队集体学习的可能性会加大；那种严重制约公司潜能发挥的思想模式上的变化就

会减少。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环境，制度发展方向有很深远的影响。

（六）、科学控制

好的管理成效就是有效赢谋和控制，其中“控制”所涵盖的有时间、资金、项目、团队、精神文化等。如果不能让信息及时准确地反馈和传递，或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出现目标

或者工作进程失控的情况，公司就更无效率可言。

综上所述，要提高一个企业的生产效率，需要一个稳定并适合其健康发展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政府出台科学可行的相关规制；企业内部而言，改良内部结构，实行优化整合；

打造高效的执行力组织，提升内部组织协调能力，从各方面优化管理，才能让企业效力得到

切实发挥。如此，从中获益的不仅仅是企业本身，甚至可以惠及同行业乃至一个产业。提高

企业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增长，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必经之路，不单是企业自身的事，也是政府、国家需着重分析的重要问题，更是振兴民族企业，最终实现国强民富的国计民生

大事。

参考文献【1】《沃尔玛标准化运营管理》作者陈广 经济科学出版社

【2】《高效管理》作者：戴安娜·法雷尔 商务印书馆

【3】《高效率生产现场管理丛书》作者：李军

【4】《孙子兵法》

【5】《高效执行》作者：陈天峰 企业管理出版社

【6】《人力资源管理法则》作者：侯章良海天出版社

【7】【8】《影响公司效能的十种公司病》作者：詹姆斯·里利 中国市场出版社

【9】企业文化修炼 作者：林坚 蓝天出版社

冯杰

营销1002班

港口物流服务质量改进研究文献综述 第3篇

关键词：港口物流；物流服务；质量改进

一、港口物流研究综述

（一）港口物流定义

周丽娜（2006）在《我国沿海港口物流发展模式》中提出了对港口物流的理解：以港口作为整个物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依托在这个节点上所形成的服务平台所进行的物流活动，发展具有涵盖物流产业链所有环节特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体。梁钦（2008）对港口物流给出的定义相对比较简单：港口，作为一个从事货物装卸、搬运、储存以及加工的场所，其生产运作所形成的物流，就称为港口物流。正如Harrie.de.Leijer（2006）描述的港口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海上-陆地物理界面，它已经转变成物流和配送的平台，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所以对港口物流的研究要置于供应链的环境，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进行。

（二）港口物流评价

从搜集到的文献中，对港口物流评价既有对宏观的发展环境评价，也有对港口物流的自身功能和发展水平等的微观评价。蔡远游（2007）研究了港口物流园区规划战略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以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为准则层的评价体系，以厦门港口物流园区为对象，确定最适合厦门物流园区的规划方案。更多文献的是对港口物流的微观评价。梁钦（2008）将港口物流划分为港口系统和物流系统两大功能，并对两大功能系统分别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商权筛选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进行指标的筛选、权重计算和综合评判。何汉欣（2008）也对港口物流发展水平评价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以基础设施能力、物流规模、物流服务水平、信息化水平、集疏运条件、物流支持为一级指标的指标体系。Khalid.Bichou和Richad.Gray将港口系统放到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角度衡量，构造了一个评价效率的有效框架。

二、质量改进综述

质量改进理论在制造领域广泛应用。高秀峰（2007）以一家钢铁公司进行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研究，运用因果图分析质量问题，用质量功能展开方法解决问题。刘慧春（2010）等分析了影响公路工程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和施工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对公路工程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对施工单位的质量控制、做好竣工阶段的质量控制工作等改进措施，从根本上确保公路工程的施工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方建红（2009）等在通过运用质量改进统计方法找出优碳圆钢产生表面裂纹的原因，并制定了相应的技术措施，提高了优碳圆钢质量。

随着服务重要性的提升，许多学者对服务质量改进进行有益的探索。Kwang-jae.Kim（2003）等人以高速网络服务为例探讨了这个行业的服务质量改进。尹子元（2007）研究了服务质量改进的银行零售业务的应用，进入21世纪，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对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零售业务带来很大冲击，作者引出应用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服务质量管理的可行性，并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改进前后的效果进行评价。QFD作為目前比较流行的质量改进方法，也有许多相关的文献。梁文宾（2007）等设计了应用于服务业的四阶段QFD模式：第一阶段是将顾客需求转换为服务属性测量；第二阶段将服务属性测量转化成服务过程要素；第三阶段将服务过程要素转化成服务设计特征；第四阶段是将服务设计特征转化成日常质量管理措施。李祝平（2007）介绍了质量功能展开的模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被广泛接受的QFD模式，即综合QFD模式、ASI四阶段模式和GOAL/QPC矩阵模式。

三、物流服务质量改进综述

（一）物流服务质量的研究

针对物流服务质量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定量分析大部分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判断法，指标体系的构建一般都是建立在PZB的SERVQUAL方法的基础上。

在搜索到的文献当中，相对较少的文献对物流服务质量改进展开研究。

姚晓菲等（2007）运用了QDF中的质量策划来确定物流企业的关键服务质量需求，以此指导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管理和质量改进。孙效东（2008）等对军事物流服务质量进行研究，作者分析了目前我国军事物流服务现状和军事物流服务质量差异，提出了提高军事物流服务的对策。孙晓光（2008）阐述了物流服务的特点，分析了现在物流企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采用PDCA循环方法的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的改进方法。祝世富（2009）也对提升我国第三方物流服务改进展开研究，作者运用了DMAIC模型，也就是六西格玛改进模型，论述了DMAIC模型提升3PL服务质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说明对于我国急需尽快做大做强并迅速提高服务质量的第三方物流业来说，应用DMAIC模型来规范业务流程和提升服务质量时，其应用效果要比制造业更加明显。叶阿真（2010）专门针对第三方物流进行研究，运用价值分析法对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得出当服务质量与标准存在差距时，进一步采用QFD方法来分析影响质量指标的因素及其各自的重要程度。

（二）港口物流服务质量的分析

姚亮（2004）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在组织港口物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探讨了港口物流服务质量的概念。吴永富（2004）对港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设立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并运用德尔菲法经专家打分赋予各指标以权重，并将结果反馈给专家，在一级指标中就包括港口生产绩效和服务质量现代化这一项。王磊、吴庆军（2007）以日照港为为例构建了港口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功能质量指标、过程质量指标、关系质量指标、价值质量指标。Xinlong.Jiao，Xuelian.Liu（2008）分析了AHP方法存在的不足，从而引入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弥补不足，并以宁波港为模糊评价的案例分析。

港口在我国物流网络中是一个重要节点，港口物流服务质量的改进，能够带来港口物流服务质量的提升，也能够促进我国外贸业务的开展，提升外贸水平，因此对与港口物流服务质量改进的研究也将会不断更新和发展。（作者单位：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周丽娜.我国沿海港口物流发展模式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1-2.

[2]梁钦.港口物流功能综合评价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8：4-7.

数字媒体新闻生产文献综述 第4篇

关键词：数字媒体,新闻生产,综述

一、前言

新闻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的建构过程,新闻作品也是社会化的产物,其内部充满了传播与控制的复杂张力。具体而言,新闻的生产过程主要由记者独立采访、编辑统筹协作、组织控制把关而完成,既是组织化的产物,又是相对封闭的活动。有学者认为,研究新闻生产就是要“厘清什么人或者组织基于什么原因对新闻施加了什么作用?他们是如何施加这些作用的?它们又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传统媒体时期,从新闻线索的收集到新闻报道的策划和组织,新闻生产多是一种过程化的报道。然而,随着数字交互技术对传媒业影响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媒介的生产系统被集中至同一平台上,新闻的整合生产正逐步取代原有单一的生产方式,同时各媒体组织都在积极适应新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寻求成为信息产品的多媒体生产机构。本文大致按题名检索查找文献进行综述,希冀通过探寻数字媒体新闻生产的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

二、资料来源

本文重点对相关期刊文章进行梳理。在中国期刊网跨库高级检索中键入“数字媒体”并含“新闻生产”按主题进行查找,共找到16篇文献,而以“数字媒体”并含“新闻生产”按全文进行查找,共出现1331篇文献。鉴于在很多用语中,数字媒体又可称之为新媒体,笔者随后键入“新媒体”并含“新闻生产”按“篇名”进行检索得到28篇文献,“新媒体”并含“新闻生产”按主题检索得出586篇文献,相较于“数字媒体”并含“新闻生产”没有文章,说明近几年“新媒体”使用频率比“数字媒体”更高。

根据主题相关度及剔除重复论文,本文共选取了217篇文献。其中新闻传播类期刊139篇、大学学报14篇、硕士论文28篇、博士论文11篇、其他5篇。在这些文献中,作者一般是高校的老师、广电或传媒行业的工作人员,在校或即将毕业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同时在期刊网的文献排列中可以看出,关于此类主题的论文数量正在逐年增多,近三年论文数量上升幅度尤其大,可见数字媒体新闻生产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研究主题

在对本文选取的217篇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后,笔者将目前关于数字媒体新闻生产的研究主题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一)对数字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行探讨

这方面的论文多从生产方式变革的问题及对策入手,如李希光在《传统新闻界面临的十大挑战和对策》中非常系统地列出了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诸如很多城市将会成为没有报纸的城市、生活方式新闻压倒公共事务新闻等等,对此,他提出诸如把主流新闻媒体转变为非盈利的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与社会合作进行新闻生产等具体对策。[1]此外,王辰瑶在《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中借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对网络时代的日常新闻生产实践以及新闻生产的权威性资源变化进行了观察,最终得出,无论是在获取新闻来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许可方面,如今的新闻实践中都顽强地与新闻传统保持着一致。[2]

部分文章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着手,论述了在数字媒体时代,新闻的消息源、采访方式及写作方式等生产方式的变化等。方玲玲的《“数字化优先”:新媒体沉迷环境下的报纸变革与新闻生产》对新媒体环境下报纸面临的各项挑战提出“数字化优先”策略,即在保留原有一定份额印刷业务的前提下,将数字出版放在首要的变革位置,这既保留了部分受众的阅读习惯,也适应了数字媒体用户的媒介接触形式。

(二)研究数字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受众参与

数字媒体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是新闻内容的提供者,从而有了新闻生产的全民制造。朱春阳、黄筱的《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传媒发展若干核心问题的思考》就认为,伴随着如今数码产品如智能手机的辐射范围以及多功能的操作,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大,这一改变推动了新闻生产的发展,“公民新闻”“公民记者”应运而生。新闻生产的权力被直接或间接赋予公民,新闻生产的自下而上模式也得以逐渐建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传播多样化,其传播主体、传播成本、传播效果、传播范围都与专业媒体有着颠覆性差别,这种具有交互性和全民性的传播媒介通称自媒体。刘君在《自媒体时代的舆情观察》中总结了当前我国自媒体传播的特征及倾向,指出自媒体传播的参与者个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他们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又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自媒体自发形成的热点话题有时会延伸到各专业媒体上,通过转发或分享,碎片化的舆论信息迅速聚合,形成强大的舆论热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实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而这种行动及其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善意的、正面的,也有可能是恶意的、极端的并且具有自发性质,有不可控的风险。[3]针对上述担忧,作者在文中也提出了应对自媒体舆情的策略。

(三)数字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在生产理念、流程、编辑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据悉,2016年9月,每月拥有70亿浏览量的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将把自己拆分成两个独立部门——Buzzfeed News和Buzz Feed Entertainment Group,分别关注新闻和娱乐,这是Buzzfeed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押宝视频、强化娱乐内容的重要一步。常江和杨奇光曾在《新媒体新闻生产的编辑标准与伦理规范——基于对Buzz Feed和搜狐新闻的观察》(2015年)中就谈到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前数字媒体时代的规范在新媒体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相较于传统媒体采编规范而言,新媒体采编规范的新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信息来源的把关机制、包含性暴力裸体等内容的图片的处理原则、动态信息的发布(修正)规范。新媒体编辑标准和伦理规范的具体落实机制也从过去的“集中”向如今的“扁平”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指的是:媒体组织的编审模式从传统编委会集中决定转变为新媒体从业者自行决定或协同完成。所以,如今Buzzfeed拆分新闻和娱乐这一决策,通过简化组织结构从而实现专业化,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新闻运行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尝试。

(四)从特定的新媒体出发分析数字媒体时代新媒体的新闻生产

数字媒体时代的一些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包括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闻生产。邱越的硕士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的微信新闻生产——以微信公众账号“我报道”为例》以新华社对外部的微信公众账号“我报道”为例,通过对“我报道”发布新闻的形式和内容的特点进行梳理,分析微信新闻的内容和生产方式与传统新闻的不同之处,主要涉及媒体微信公众账号采编方式和发稿方式的转变。

虽然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内容深度比不上传统媒体新闻生产,但其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影响不容小觑。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既要注重与受众的互动,还要注重与互联网的融合,以保证新闻内容的深度和时效性。张志安在《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思考了以下问题:“社会性媒体将如何改变传统的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在线索获取、报道机制、行业互动等方面将产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把握这些变化背后的内在规律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4]这些或许也是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去探索的。

(五)对国外数字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经验借鉴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专门就国外数字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模式进行了研究。邓建飞在《速度与深度:Twitter对美国报业内容生产流程的重构》中讲道:“Twitter能帮助新闻机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报道质量,但Twitter增加了新闻报道的出错风险。”在博士论文《美国报业的数字化发展研究》中,作者通过对美国三大报业的分析也对中国报业在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进行了论述。

四、结语

数字技术为不同传媒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平台和基础,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新闻生产的方式和理念也在与时俱进。在当前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紧跟时代,正在为数字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进步努力,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道路。同时,在立足本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的学者要放眼国际,不断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李希光.传统新闻界面临的10大挑战及对策[J].新闻与写作,2010(03):24-27.

[2]王辰瑶.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0(07):66-71.

[3]刘君.自媒体时代的舆情观察[J].新长征(党建版),2013(05):56-57.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第5篇

4陈湛匀教授 生产力布局理论研究文献综述（中）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生产力布局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生产力布局问题，在西方学中成为资源配置问题，1957年经济学家Michael Farrell基于生产效率测度研究，引入了一系列线性规划方法研究资源配置效益问题。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生产力布局问题，在西方学中成为资源配置问题，1957年经济学家Michael Farrell基于生产效率测度研究，引入了一系列线性规划方法研究资源配置效益问题。从微观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角度来看，生产力布局的理论主要有：

1.厂商理论

研究影响资源配置和分配的厂商行为理论。它是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2.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是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

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生产力布局的理论主要有：

平衡发展理论

平衡发展理论理论基础是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平衡增长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

2013.7.24

外包生产率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第6篇

1 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根据外包的对象不同, 可以将外包划分为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而国内外学者对外包的研究方法不同, 所得出的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也不尽相同。下面从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小关系等方面, 对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加以归纳。

(1) 研究整体外包的劳动生产率效应。

Egger and Egger (2006) 关注了国际外包对欧洲中低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外包的长短期效应有所不同。在短期, 国际外包对每个低技术工人的实际价值增加值有负的边际效应;而在长期, 则有正的边际效应。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欧洲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完善, 阻碍了雇佣和产出结构的快速调整。徐毅、张二震 (2008) 研究了我国工业行业外包与劳动生产率关系。他们使用了Feenstra和Hanson (1996, 1998) 估算外包的方法, 以我国为本位, 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我国35个工业行业的外包率。分析结果表明, 由于外包产生了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我国工业的外包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

(2) 区别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进行的劳动生产率研究。

Gorg and Hanley (2004) 检验了爱尔兰电子工业领域中间投入品外包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他们认为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主要取决于外包的投入品的性质。他们认为只有物质外包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 而且外包密度高的部门生产率高于其他部门, 随着外包密度的加深, 生产率也稳步提高, 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不明显。王中华、代中强 (2009) 利用1997年与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 计算了以我国为本位的工业行业物品外包、服务外包比率, 并对两种外包的行业生产率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物品外包、服务外包的发展均有效的提升了我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水平, 但服务外包对工业行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物品外包。

(3) 制造业与服务业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交叉影响。

Fixler and Siegel (1999) 研究了制造业外包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认为制造业外包最终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他们研究表明外包可以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 但短时期内却降低了服务部门的生产率;长期内, 服务业自身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逐步调整, 可以使其满足由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服务需求, 最终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也将得到提高。原毅军、刘浩 (2009) 发现制造业服务外包不但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率, 还会导致服务业产出和劳动投入的双重增加。短期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净效应有不确定性, 但会加剧其滞后程度。长期来看, 服务业企业通过服务创新减少劳动力投入量, 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2 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 (TFP) 是产值增长率减去生产要素投入量增长率后的差额, 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如果说劳动生产率是企业或个人劳动效率的体现, 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则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然而, 根据目前研究情况来看, 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尚未有确切的结论。

(1) 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

Egger et al. (2001) 使用Feenstra和Hanson (1996, 1998) 估算外包的方法, 研究了奥地利18个制造业部门19901998年间外包对奥地利生产率和工资的影响, 证明外包显著地提升了奥地利国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外包对于TFP显著而正向的提升作用类似于技术进步效应, 但由于各国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等差异, 外包对TFP的影响与产业要素专用性有关。盛斌、牛蕊 (2009) 从承接国角度, 利用31个工业部门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包及与其相关联的FDI对TFP、平均工资水平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结果表明外包和FDI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的TFP与工资水平的提高。

(2) 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张秋菊、朱钟棣 (2008) 以加工贸易的出口来衡量外包的程度, 分析了外包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他们发现跨国外包与TF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短期来看, 跨国外包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资源以及学习示范效应, 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在长期, 跨国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吕延方、王冬 (2010) 研究了承接国际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他们认为, 至今为止我国主要制造业产业承接外包的行为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以简单加工制造为主的承接外包行为甚至对TFP存在着显著的负影响。

(3) 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与行业和企业的性质有关。

Girma and Gorg (2004) 对英国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的外包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国际外包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尤其是化工和工程等技术密集型领域, 外包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王苍峰、王恬 (2008) 分析了制造业承接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内资企业只有从事国际外包承接业务才会提高生产率, 仅仅从事国内外包生产与加工并不会提高其技能、生产效率与管理经验。原因是承接国际外包可使内资企业获得技术工艺及管理知识, 提高企业技术水平, 最终提升生产率。

3 综述

综上所述, 目前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多数学者认为对于参加外包活动的双方来说, 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正向的。服务外包的外包生产率效应强于物质外包, 出口外向型企业的外包生产率效应大于非出口企业, 外资企业的外包生产率效应高于内资企业。因此, 我国在加快融入全球化体系步伐的同时, 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外包参与程度, 尤其加大服务外包比例, 吸引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建厂, 同时倡导内向型企业向出口外向型转变。

摘要：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跨国生产协作成本与国际贸易壁垒大幅下降。国际生产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 由产品间分工逐渐向产品内分工转变, 近些年来国际外包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通常情况下, 外包行为会对外包双方的生产率产生影响, 研究外包的生产率效应是近年来的理论热点之一。

关键词：外包,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文献

[1]吕延方, 王冬.承接外包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 (11) .

[2]盛斌, 牛蕊.生产性外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工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 2009 (6) .

[3]王苍峰, 王恬.国际外包承接对我国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8 (6) .

[4]王中华, 代中强.外包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物品外包与服务外包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09 (4) .

[5]徐毅, 张二震.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1) .

[6]原毅军, 刘浩.中国制造业服务外包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5) .

[7]张秋菊, 朱钟棣.跨国外包的承接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8 (6) .

[8]Egger, P.et al.Th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Austrian manufacturing:The effects of outsourcing on productivity and wages[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1 (12) :257-272.

[9]Egger, H.&P.Egger.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low-skilled labor in the EU[J].Economic Inquiry, 2006 (44) :98-108.

[10]Fixler, D.J.&D.Siegel.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s[J].Structu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9 (10) :177-194.

[11]Gorg, H&A.Hanley.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the Irish electronics industry[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5 (16) :255-269.

关于服务分类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7篇

关键词：服务分类,一般服务,跨国服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服务贸易迅猛增长,服务性跨国公司异军突起,服务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70%,即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70%以上,服务业就业的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0%以上。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营销学界也将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放在服务业上,其中对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基础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有效的服务分类方法不仅可以揭示同类服务的共同特征,而且有助于服务管理人员跨越行业界限,从具有类似特征的其它服务行业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Doty等(1994)指出类型学在发展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可以作为构建新理论的一种独特方法,因此对服务分类的研究也为发展新的服务营销理论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迄今,学者们构建了多种服务分类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有自己的分类标准,但却没有一种标准得到广泛认同。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归纳和梳理,以求厘清服务分类研究方法发展的脉络,从而为后人在服务分类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本研究利用EBSCO、Emerald、Wiley和Blackwell等英文全文或电子期刊数据库,对1980年至2008年有关服务分类的英文文献行了大范围的搜索,获得相关文献23篇。通过研究,本文将前人众多的服务分类方法按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一般服务的分类方法(如Lovelock,2001等)。另一种是对跨国服务的分类方法(如Kotabe等,2004等)。

一、一般服务分类的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一般服务的分类方法的研究,按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服务业的初具规模,吸引了学者们对服务的研究兴趣,并开始了对一般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本文称其为一般服务分类方法的初期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迄今为止,这一时期随着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和在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学者们对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更为深入并有了新的进展,但因对服务分类的方法仍然莫衷一是并未形成获得普遍认可的观点,本文将这一时期称为一般服务分类方法的现代探索阶段。

(一)初期探索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大约20年间,陆续有学者针对服务的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对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是借鉴制造业的分类方法将其运用到服务领域(如Judd,1964;Rathmell,1974;Shoastack,1977;Sasser,1978,1982;

Hill,1977),另一个是从服务运营的角度出发(如Thomas,1978;Chase,1978;Kotler,1980;Lovelock,1980)。Lovelock(1983)指出尽管这些分类方法为服务营销人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管理意涵,但是并没有关注管理人员所面临的关键性战略问题,没有打破不同服务行业的行业边界提炼出不同服务所共有的与营销相关的特征进而提供更有价值的战略性分类方法,因此这些分类方法是不充分的,其作用和价值是相对有限的。

(二)现代探索阶段

Lovelock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获取战略营销视野的服务分类方法”开启了对服务分类方法研究的新阶段现代探索阶段。在这篇论文中,Lovelock指出管理上具有应用价值的分类方案应该能提供战略上的视野,通过强调服务产业之间相似的特征,进而研究它们对营销管理的启示,以便为营销管理过程提供决策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将服务分类同管理过程结合起来,从五个角度对服务进行了划分:(1)根据服务活动的本质,即是指服务活动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以及服务对象是人还是物对服务进行分类;(2)根据服务组织同顾客之间的关系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对服务分类;(3)根据在服务过程中服务提供者选择服务方式的自由度大小以及服务本身对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划分;(4)根据服务供应与需求的关系进行划分;(5)根据服务推广的方法对服务进行分类。

为了阐明服务业普遍存在的问题,Schmenner(1986,1993)设计了一个服务过程矩阵。在该矩阵中,他根据影响服务传递过程性质的两个重要维度对服务进行了分类。它以劳动力密集程度为纵向维度,以服务的交互和定制程度为横向维度,对服务进行分类,结果形成一个22矩阵,分成四个服务类型服务工厂,服务作坊,大量服务和专业化服务来指示在服务过程中的战略位置。

Deborah等(1995),将服务过程架构和服务包架构联系在一起,提出了SP/SP矩阵。这种服务过程/服务包矩阵采用了结构化方法专注于服务过程(我们如何创造服务)和服务包(我们创造什么)的交互作用和综合,使得服务型公司根据他们在矩阵中的位置能够获得战略上的认识。矩阵的精髓是将运营和营销理念综合到一起来观察一个服务公司的战略定位,这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根据这一矩阵将服务分为三类:专家服务、服务商店和服务工厂。

Silvestro等(1992)结合过去学者对服务的分类以及制造业的文献中的启示,构建了以单个服务单位每天处理的服务数量为横轴,以关注人员导向还是设备导向;接触时间、专业化程度、雇员判断力水平的高低;价值增加是前台还是后台;过程导向还是产品导向等六个维度指标作为纵轴的服务分类模型,并用该模型对11种服务组织进行分类,提出服务可以分为三类:专业服务、服务商店、大众服务。

Lovelock(2001)基于纯操作的视角将服务过程分为四类:即人员处理过程(直接作用于人体的服务),财产处理过程(直接作用于有形财产的服务),精神刺激服务(直接作用于人的意识的服务)和信息处理过程(直接作用于无形资产的服务)。这种四分法是基于服务对人体或有形财产的有形性操作和对人的意识或他们的无形财产的无形性操作来划分的。这四种类型的服务每一种都包含基本的独特的服务操作过程。管理人员可以借鉴同种服务类型中不同服务行业的经验来实现组织有价值的管理创新。

二、跨国服务分类的文献综述

随着服务导向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增长,服务国际化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学者们对服务国际化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斐然,其中也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对跨国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成果。通过研读这些文献,本文基本认同Vandermerwe等(1989)对跨国服务分类研究的归类方法,即将其划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从服务本身及其营销战略视角对跨国服务分类的研究;二是从国际贸易视角,对跨国服务分类的研究。

(一)基于服务本身及其营销战略视角的跨国服务分类研究

V(a|")likangas等(1994)从服务营销战略角度根据各自不同的差异化战略引入一个服务的战略分类普通型服务、专门化服务和定制化服务,并把它们与国际营销战略建立联系,尤其是与国际化运营模式建立联系。

Patterson等(1995)在对国际服务的分类进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以服务的“无形程度”和“服务传递中顾客面对面的接触程度”为维度构建了一个对国际化服务公司进行分类的概念性架构,并用这一概念性架构将国际化服务公司分为四类:地点自由的专业化服务、地点受限的定制化服务、增加价值的定制化服务和标准化服务包。

Lovelock等(1996)认为要研究全球服务就必须对服务进行分类,他们从操作的视角来观察核心服务,依据服务过程的特点以及在服务生产过程中顾客的参与程度,将服务分为作用于人体的服务、作用于顾客资产的服务和基于信息的服务三类。Lovelock和Yip还指出除了核心服务之外,服务产品还应包括八种附加服务(即信息、订单处理、开账单、付款、咨询、招待服务、保管服务、例外服务)。这八种附加服务不仅增加价值,而且也为服务公司实施有效的全球战略提供了机会。在全球化环境下,将核心服务标准化和附加服务定制化相结合可以使服务公司获得既能提高系统效率又能适应当地市场的双重好处。

Kotabe等(2004)将服务公司分为两类:“纯”服务公司和“非纯”服务公司。前者提供纯服务活动,而后者则将服务活动与有形产品结合在一起提供给顾客。“纯”服务公司和“非纯”服务公司相比,提供的核心服务的不可分离性更高,而外部可得性则比较低,交易成本驱动因素更高。

(二)基于国际贸易视角的跨国服务分类研究

Vandermerwe等(1989)以“有形产品的参与程度”和“顾客和服务提供者的交互程度”为两个变量,开发了一个国际化服务的分类系统,在此基础上将国际化服务聚合为三类:一是高有形程度和低交互程度的服务,这类服务适合出口;二是有形程度和交互程度都处于中等水平的服务,这类服务国际化一般采用特许经营或第三方参与等形式;三是低有形程度和高交互程度的服务,这类服务国际化一般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

Erramilli等(1990)将服务分为两类:硬服务和软服务。硬服务是指生产和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可分离性,其全球市场进入方式与制造业有相似之处;软服务是指生产和消费不能完全分离的服务,这类服务企业的全球市场进入行为则与制造业有显著不同。

Terry Clark等(1996,1999)把跨国服务划分了四种类型:(1)基于接触型的服务,这类服务需要人员跨越国界去从事交易,例如,咨询服务。(2)基于媒介型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无线通信,电视以及卫星传播或者其他媒介工具来完成。(3)基于资产型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建立运作机构实现。(4)基于有形商品型的服务,将服务融于商品中而流入一个国家(如,计算机软件等)。

三、对服务分类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前人对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各具特色,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不同服务类型的内部运作方式和经济管理特性,加深了我们对相关服务类型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为后人进一步发展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本的出发点,同时,也为服务营销人员跨越行业界限借鉴其他具有共同特征和运作模式的服务行业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实施合适的服务营销战略和营销策略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视角和启示。然而,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服务分类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

1.这些对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观点纷纭,莫衷一是,学者们各执一端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在理论上形成了“服务分类方法的理论丛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同学者研究角度不同,选取的分类维度不同。如有的是借用制造业对实物商品的分类方法将其移植到服务业(如Rathmell,1974);有的是基于服务过程的角度(如Deborah等,1995);有的则是基于顾客参与服务过程和交互的维度(如Vandermerwe等,1989);而有的是基于营销战略的视角(如V(a|")likangas等,1994);还有基于劳动密集程度(如Schmenner,1986)和服务特性的(如Patterson等,1995)等等,可谓纷繁复杂,不一而足。

2.这些对服务分类方法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采用的理论阐述的方法,很多学者都是在对原有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的自己的观点,只有个别的学者通过数据分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这些分类方法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使其研究的结论缺乏有力的实践支撑。

3.对全球营销环境下的服务分类方法研究不足。就对一般服务分类的研究而言,由于历史或研究者视角的局限,根本没有考虑服务在全球化条件下和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变化。就对跨国服务分类的研究而言,对服务本质特征对跨国经营的影响考虑不足。

参考文献

[1] Christopher H. Lovelock. Classifying Services to Gain Strategic Marketing Insigh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3, 47．

[2] Christopher Lovelock. Services Marketing:people, technology, strategy (Fourth edition) [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3] 吴晓云.中国跨国公司全球营销战略--理论模型、检验指标及其实证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第8篇

一、对档案法规关于档案利用和公布规定的评价

各地方档案法规对于档案利用和公布方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档案定期开放年限和范围方面的规定;二是档案利用主体方面的相关规定;三是档案公布权限及公布形式等方面的规定。各地方档案法规根据各自情况的不同对以上几个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档案利用和公布中涉及的问题较多,深圳高级技工学校张东选取目前较为突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利用和公布规定的法律衔接问题,从地方档案法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基本情况、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期限规定的法律衔接、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公布权限规定的法律衔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评价。认为:“地方档案法规关于档案公布权限的规定与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也有着矛盾之处。因此,各地方档案法规在修订时也应注意其关于档案公布权限规定与 《条例》的衔接问题。[1]”

二、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服务绩效评估

2011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朱玉媛、牟凯旋将管理学中的绩效棱柱法引进档案服务工作领域,借鉴绩效棱柱法的理念与架构,创立符合档案服务工作实际的绩效评估体系,进而以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估结果,来促进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档案服务活动的开展。对于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服务绩效评估,阜新市中心医院档案室孟静认为“绩效评估,既是一种激励手段、监督手段,更是一种提升手段,它能督促计划和任务的执行,也能通过评估结果促进方法的改善和工作的改进。[2]”2015年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张东华、王瑶撰文以档案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为目标,对评估中的误区进行剖析,提出了确立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多元化评估模式、构建软硬指标相结合的评估指标体系、完善以公众为本的制度保障以及推进交互式的监督反馈渠道等措施[3]。

三、公众参与的档案利用服务评价

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杨霞认为:“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的评价不能只停留于综合档案馆的自我评价,社会公众即档案利用者才是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主体力量。[4]” 河北省兴隆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李守红,持与杨霞相同的看法,认为:“档案利用的服务 质量评价包括 两个方面 , 一个是档案馆的自我评价,一个是利用者即社会大众的评价,其中社会大众是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5]”杨霞从利用者本位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社会公众参与的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量表。李守红则在阐述了社会公众是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之后,从档案利用者的自身视角出发,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尝试构建了一种科学实用的评价体系。与上述两位持近似观点的还有张宗府。

四、档案利用评价

1992年,望开成在“档案利用成果评估奖励制度刍议” 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档案利用成果评估”的概念。指出:应当“把利用工作中的软指标,变为形象、具体和有可操作性的硬指标,把利用人次、卷次、效果转换为成果。通过申报、 评估等形式和手续,使这种成果社会化,并实施一定经济奖励,同经济利益挂钩,使之在档案部门内部形成以创利用成果为杠杆的竟争激励机制。[6]”

2000年漯河市档案馆周纳新,首先提出了档案利用评价的途径问题。指出:“为了提高档案利用工作的水平,为利用工作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最大限度地满 足社会需求,就必须把做好档案利用评价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作为档案馆业务建设的重要一环来抓,将其纳入目标责任制。[7]”并将档案利用评价的途径归纳为:建立和完善档案利用评价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价原则和方法和逐步建立健全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共唐河县委党校的宁晓。

对于档案 利用评价 应当包括 那些指标 ,2002年 ,青岛市自 来水集团 有限公司 栾尚如认 为 :“ 与档案利 用有关的数据包括:接待人次、利用卷次 、输出率、利用率、拒借率 、漏检率 、误检率 、经济效益 、无效利用 需求等各 种评价指 标 。[8]”同年 ,西北核技术 研究所霍 振礼 、李碧清则 在“ 档案利用 评价指标 研究 ”一文中指 出 :“ 档案利用 效果的复杂性和隐含性 ,决定了档案利用指标的多方位性;[9]”深入剖析了两 个不同档案利用 率定义 (公式 )的内涵、差异和优缺点;提出了馆藏 档案动用率 、档案利用的产出 与投入比 、档案利用拒绝 率等档案利 用的其他 评价指标;论述了档案利 用指标之间 的关系及 利用指标的 选择。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李扬新就档案利用评价合理性与利用登记反馈合理化进行了阐述。同年,江苏省档案馆留勤、张元建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接待利用角度的人次、卷次的统计显然不能全面地诠释档案利用工作的成绩及存在问题。为了使档案利用工作统计能如实反映档案利用工作的全貌,建立全新的档案利用工作综合评价体系已是势在必行。[10]”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2013年,海南省干部疗养院赵士丹以美国的ASCI模型为借鉴,以消费的过程为基础,构建医疗档案服务顾客满意度模型。从医疗档案服务顾客满意度评价模型、医疗档案服务顾客满意度评价方法、医疗档案服务顾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三个方面对医疗档案服务顾客满意度评价进行了研究。

五、结语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第9篇

档案利用服务是一项受国家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约束的公益性利用行为。国内档案利用服务多从终端执行情况来进行研究,少有从利用服务顶层政策设计进行的研究。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李扬新成为这种从顶层利用政策进行了第一人。其在“建国以来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政策梳理与回顾”一文中梳理与回顾了国家档案局设立以来所发布的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纵向分析勾勒出现有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历史轨迹和特征,并对其发展态势作以整体述评。在 “我国现有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体系化梳理”一文中通过对已有档案利用服务政策的梳理,从分散的政策文件中横向勾勒出由基本政策、水平政策、垂直政策构成的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内容体系。在“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政策体系的构建与规划”一文中从体系层面指出了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政策 " 五多五少 " 的现存缺憾,提出了理想状态的档案利用服务政策体系构建和内容规划的五个思路。" 政策联动促进服务融合 " 是体系构建之目标。因此,作者还着重从档案服务内部融合、以及档案服务与其它信息服务、 社会服务的相互融合等方面探讨了档案利用服务具体政策的完善思路。为我国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及顶层政策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与参考。

二、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利用服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档案管理部门应正确认识政府信息公开对档案工作的挑战,顺应社会的发展,做好档案利用服务工作。[1]”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的利用服务工作的开展都是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黄静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利用服务工作整合的可行性。政府信息在档案馆公开是档案部门服务机制的创新,可以同时满足人们的现实查考和历史研究需求, 这种结合可以为政府、档案事业以及公众带来有益的影响和实际的效益。

南京市档案局任冬莉以此“服务”非彼“服务”为题,分析政府公开信息利用服务与档案利用服务的差异性。贵阳市档案局魏玉玲认为:政府公开信息和馆藏档案信息应作为档案馆信息资源的两个板块来加强建设,并要顺应电子政务趋势,建成集成式政府公开信息电子文件中心。黄存勋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为档案利用服务机制的创新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基础条件。在此背景下,内部档案机构可以面向社会提供有限制的利用服务,即“适度开放”;已公开文件和已开放档案可以视为已经公布;我国大中城市的国家综合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梁芙蓉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中美档案利用服务各方面的比较研究,探求我国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努力方向。

三、民生档案利用服务与档案服务民生

自2007年12月,国家档案局发布《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 后,民生档案与服务民生成为全国档案界的工作重点之一。广大档案工作者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1、实践层面

民生档案在实践中的广泛开展已显示出它越来越突出的现实意义。做好民生档案工作,是档案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体现,各级档案部门要站在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采取加强宣传、更新服务观念、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大力开发利用等措施,切实做好民生档案工作[2]。如陕西省白河县档案史志局(馆)在探索档案服务民生促进和谐的实践探索中,紧扣县委、县政府开展的 " 大接访 " 活动为切入突破点,以优质高效的利用服务在“大接访”中凸显的民生档案作用。遂宁市各级档案部门密切联系档案工作实际,以服务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主线,以构建覆盖民生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档案利用体系为重点,积极探索档案工作服务和谐社会的途径和办法,使服务民生成为全市档案工作的主题。周晓瑛以那一扇扇照亮民心的“阳光窗口”为题,集中报道了上海市杨浦区各系统档案利用服务点服务民生的情况。泸西县档案局冯志侯撰文介绍了泸西县档案局用“加减乘除”法优化档案利用服务,服务民生的经验。

再如,辽宁省档案局李影以其所在的利用处作为辽宁省档案局(馆)面向百姓、服务民生的主要窗口服务部门, 在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工作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对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意义、经验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做了理性思考。就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意义来说,民生档案利用服务深化了档案的价值与作用,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对利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就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经验而言,主要体现在:突出重点,构建围绕民生需求的档案资源体系;改善服务手段,充分发挥民生档案的信息服务功能两个方面。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工作中的问题一是馆藏民生档案资源状况不尽如人意,二是民生档案数字管理缺乏有效措施。

2、理论研究层面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黄广琴撰文反思了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实践中存在的民生档案资源的馆藏状况不尽如人意、 民生档案管理缺乏针对性措施和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缺乏有效的网络利用服务机制的问题。首先,民生档案资源是做好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首要前提,其数量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到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广度,质量上的优化程度则影响到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深度。但目前民生档案资源建设情况来看,存在民生档案资源馆藏总量不足,民生档案资源内容分散和民生档案信息内容真实性的问题。其次,档案馆业务管理是档案利用服务的基础。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民众对民生档案的需求,目前民生档案基础业务工作存在较明显的地区、行业性差异,档案馆一方面要加大民生档案资源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日常的档案馆业务管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仅就民生档案管理而言,问题仍然突出:一是民生馆藏档案数字化加工缺乏实用性,二是数字化档案档案管理缺乏统一标准。提供优质的民生档案利用服务,是民生档案工作的目标,其工作除具备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对馆藏档案资源的科学管理加工等基础外,还必须建立起先进的档案服务运行机制,在档案部门与社会大众之间建立起真正的绿色通道,传统的档案服务运行机制虽然说比较成熟,但在网络环境下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网络利用服务体系的建立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的问题在于:网络服务认识模糊,网络利用服务的方式与制度不全,缺乏网络用户培训机制[3]。与其有相近观点的有张家川县档案局的马小凡、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初级中学张琼等人。

四、档案利用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档案的利用服务是整个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服务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档案馆提供的复制、编研与参考等传统服务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档案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等现代化利用服务也需要得到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从健全法规体系、完善技术支持、加快队伍建设和加强组织管理等方面升级知识产权保护视野下的档案服务。[4] ”浙江师范大学档案馆易涛在档案开放的前提之下,从档案利用服务的传统与现代化两方面逐步深入,尝试系统分析档案利用服务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服务升级的初步措施与构想 [5]。

五、结语

生产性服务业文献综述 第10篇

关键词：临床药学,经济学评价,药学干预

美国临床药学学院 (American College of Clinical Pharamcy, ACCP) 定义临床药学服务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 CPS) 是“一个关注合理用药科学与实践的药学领域”。因此临床药学服务是临床药学知识的应用, 即由药师将其药物治疗专业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 以达到患者治疗的最优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既提高了患者治疗的效果, 也会产生有利于患者、医疗机构、医保付费人的经济效益。对这些经济效益的分析、整理为临床药学服务模式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回顾美国临床药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 合理用药和医疗成本控制始终是这个行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ACCP从1988年开始, 通过每五年一次的经济学分析报告对各项临床药学干预的成效进行评估和比较, 为医院和药学管理者提供临床药学服务模式的优化依据, 分析报告还对五年内文献的分析方法进行评估, 为药学经济学评价方法的改进提供建议[1,2,3,4]。

根据发表的临床药学经济学评价, 临床药学服务主要可以达成下几个方面的成效:合理降低药费, 避免不良反应, 减少人力成本 (药师代替内科医生监护患者疾病状态和用药) 、急诊例数、住院天数和减少患者到医院复诊的次数。对于卫生系统的管理者来说证明临床药学服务产生了实际的效益非常重要, 同时对于药学管理者也需要有证据支持药学服务质量和效益的不断优化。在美国, 这些研究结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决策者提供了证据, 为CPS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资金支持, 进一步推动了CPS的全面实施和不断发展。

目前, 国内较少开展CPS的经济学评价研究工作。本文将回顾国外产生经济效益的主要临床药学服务类型, 简单介绍经济学评价的常见方法, 说明经济学评价对于临床药学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应用评价结果进行临床药学服务方案的调整。

1 临床药学服务类型及干预效果评价

国外开展CPS评价工作的单位主要有医院、非卧床护理诊所、医师办公室、社区药房等许多与医疗服务相关的单位。研究证明, 开展CPS在有效降低医疗差错发生率、患者死亡率, 减小对患者的伤害, 削减住院时间及医疗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价值。

药学干预是指由医院临床药师进行的对医师处方的规范性和适宜性进行监测, 并且不包括药品调配。回顾国外研究中涉及到的临床药学干预类型包括节约成本的干预、多学科团队参加查房、药品不良事件的预防、处方差错的预防、抗生素治疗的管理、广泛的临床药学干预。

1.1 节约成本的干预

节约成本使用的干预措施包括暂停不必要的药物、建议口服药物配方、换用更便宜的药物和减少药物的剂量。该干预仅限于对药物使用结构分析进行的行政干预, 临床药学专业知识的应用较少。尽管节约成本的干预仅占临床药学干预的一小部分, 但最小成本分析表明, 这种干预可以节省大量开支, 并且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见表1) 。

1.2 多学科团队参加查房

此项干预主要指临床药师在病房应用专业知识对药物治疗方案制订的指导。一项对重症监护病房 (ICU) 的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指出, 临床药师参与医疗团队查房可以节约成本, 其干预包括收集患者的信息, 评估药物治疗方案, 给出治疗建议[5]。另一项在一所教学医院的内科病房进行干预的成本-效果分析中, 药师对治疗方案提出修改建议, 该干预可以节约医院成本 (本分析未包含临床药师的工资) 和减少住院天数[6]。

1.3 药品不良事件 (ADEs) 和处方差错的预防

此项干预主要通过药师了解患者情况、审核处方等避免ADEs和处方差错。研究表明, 临床药师干预后可预防的药品不良事件 (ADEs) 减少。其中一项研究发现, 每1000住院天数中, 可预防的ADEs减少了66%[7];而另一项研究表明, 每1000住院天数中, 可预防的ADEs例数由对照组的26.5降至干预组的5.7[8]。由于这些研究是在不同医院病房进行, 同时这些机构对ADEs的定义不同, 因此可预防的ADEs减少率也不同。一项前瞻性研究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表明, 临床药师的干预可以预防处方差错, 同时还能节约与处方差错相关的费用、降低成本[9]。

1.4 抗生素治疗的管理

在针对抗生素治疗临床药学干预的成本-效果分析中, 其中一项研究表明, 与万古霉素和氨基糖苷类药物治疗相关的临床药学干预措施可以降低药品费用、化验费用、总费用、死亡率以及住院天数[10]。另一项研究涉及临床药师参与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路径, 包括药师监督下选择最佳抗生素种类、剂量、有效性和从静脉用药到口服治疗的转换[11]。临床药学干预成功的节约了成本, 主要减少了住院天数和复发率。另一项研究中, 药师主要协助基层医疗队伍管理患者病程中的变化, 包括解读微生物培养及药敏报告, 决定治疗时间, 将静脉用药转换为口服给药。研究发现药师的参与可减少抗生素治疗的成本, 同时可减少除静脉用抗生素以外的药费, 缩短住院时间, 降低死亡率[12]。

1.5 广泛药学干预

广泛药学干预评价是对临床药师开展的所有日常药学总干预的评价。成本-效益分析表明, 广泛的临床药学服务能节约成本。一项研究评估了一所大学医院临床药师提供干预的经济效应, 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监测、进行药代动力学评价、评估ADE、药物相互作用和药物信息、调整剂量, 并建议从静脉用药换为口服给药。研究人员发现, 由药师提供临床干预产生的与药品有关的成本节约和成本避免, 超过了提供临床药学服务的费用, 产生了约40万美元的净经济收益[13]。在药师干预的项目中, 以对ICU患者进行疾病、药物监测的成本控制最为有效, 其中暂停某些药物和从静脉用药改为口服治疗的两项措施对节约成本的影响是最大的。有一项研究是针对临床药师参与儿科ICU查房和审核医嘱, 发现药师的工作可以节约药物的成本, 同时该项研究的药学干预中还未包含药师建议选择便宜药物和避免ADE而节约的成本, 否则节约的成本将更为显著[14]。

八家教学医院临床药师联合开展了包含起始和暂停治疗、给药剂量变化、药物种类变化和患者监护在内的广泛临床药学干预。其中, 因减少住院天数而节约的成本比减少再住院率而节约的成本更重要[15]。

1.6 其它药学干预

经济学评价中以上的各项药学干预是作为研究对象来收集数据和资料, 以便于评估;在实际的操作中各项干预之间相互有包含。在国外的经济学评价中除了以上的药学干预为对象外, 研究的药学干预对象还包括目标药物的监测 (如抗凝药物的药学监护、地高辛的药学监护、抗菌药物的药学监护也属于此类) 、药代动力学监测、患者教育、药物信息服务、疾病状态监护等。除了干预的类型外, 开展研究的地点 (例如ICU和普通病房、社区医院和大学教学医院等) 、干预方案设计、完成干预的临床药师的能力等对评价结果也有较大影响。

通过回顾这些文献可以看到国外临床药学服务的类型以及各个类型的服务可能产生的经济或医学效果, 以便政策的制定者选择资金和政策投入的方向, 药学管理者调整药学服务的内容。进行临床药学经济学评价对于提高药学服务质量非常重要。

2 经济学评价方法[16]

目前可以应用三种方法对临床药学干预进行经济评价, 即成本效果-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 成本效用分析 (Cost-utility 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

成本-效果分析是以一个自然单位来量化一个单一的结果 (例如药品不良事件的例数) 。通常运用成本差值与效果差值的比来计算增量成本效果比。这种类型的分析仅在效果指标相同时可以使用。在最小成本分析法 (成本-效果分析的一种特殊类型) 中, 仅仅分析成本, 并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 前提是在这些方案中结果已知是相等的。

成本-效用分析的结果是以具体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来衡量的, 如质量生命调整年 (QALYs) 。质量生命调整年描述了生存时间和生活的质量。通常以一个0~1的数值区间来衡量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0表示死亡, 1代表完全健康。用生活质量的值与估计生存时间相结合, 得出健康受益, 即质量生命调整年。

成本-效益分析是以货币作为结果指标的一种经济学评价。健康收益以货币衡量, 这一货币的值可以通过诸如意愿支付等方法来衡量。这样可以直接比较临床药学干预的成本和估计不同治疗方案的净值 (效益减去成本) 。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有以下几种形式:净效益、净亏损或成本效益比。表1中列举出一些应用各种评价方法的实例。

3 ACCP经济学分析报告分析[1,2,3,4]

美国临床药学学院 (ACCP) 展开了对文献的检索、筛选、数据采集和系统综述工作。每一次经济学分析报告均会收集过去五年高质量的临床药学经济学评价文献, 分析在不同研究机构包括大学医院、政府医院、卫生维护组织诊所、附属于大学的社区医院开展临床药学干预的有效性。同时对临床药学服务的研究类型进行效果评价, 包括药物治疗监护、药物代谢动力学监测、特定药物使用计划等, 分析效益-成本比即每投入1美元在临床药学服务上, 平均节约多少美元的成本。目前共进行了4次, 每次报告中进行了效益-成本比分析的文献中, 效益-成本比的平均值分别为1988~1995年为16.7:1;1996~2000年为5.54:1;2001~2005年为4.89:1。

从经济学评估文章中可以看到美国临床药学服务的种类越来越多, 在1988~1995年主要以目标药物治疗监测为主, 占评估文章的47%, 其中主要是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药代动力学监测和治疗方案设计, 该药学服务的效益-成本比在一项研究中达到了75.84:1[21];其次是广泛临床药学服务, 占36%。在1996~2000年间发表的文章中, 最多的是广泛临床药学服务, 占47%;然后是目标药物治疗监测, 占28%;患者教育和疾病状态监护各占10%, 在一项评估药师疾病状态监护的文章中效益-成本比达到17.01:1。在2001~2005年的文章中, 主要还是对广泛临床药学服务的评估, 占34.4%;然后是目标药物治疗监测, 占29.0%;疾病状态监护上升到26.0%, 随着临床药师专业知识的提高, 在药物治疗方面可以一定程度替代内科医生, 节约了医疗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在这五年的分析中纳入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学评估文章, 说明在200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临床药学都在逐渐发展。

从以上趋势可以看出, 一方面临床药师的专业技术不断在提高, 从早期的提供单个药物的治疗药物监测到后期可以替代内科医生完成疾病状态的监护;另一方面经济学评估也证明了临床药学工作的成效, 同时对临床药学工作内容的具有重要的指导, 如多篇文章证明目标药物监护和疾病状态监护具有较高的效益-成本比, 使这方面的服务在更多医院得到了推广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