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精选9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1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国企改革内容或不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触及

伴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的临近，国企改革是否会纳入三中全会的议事日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10月11日，因市场流传一份包括“下放权力”等内容在内的上海国资委官员讲话稿，上海本地国资股票几乎全部“涨停”，足见“国企改革的价值所在”。

但事实上，国企改制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有人将其称为“深水区”，伴随铁路体制改革以及中石油“窝案”的曝出，国企的积弊及其问题再次被深层次触及。现有的政企分开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央企主业突出、整体上市，能否真正实现国企市场化主体的身份，如何进一步增强国企的竞争力、控制力以及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仍然环绕左右。

中共十八大报告涉及国企改革的内容表述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意味着国企改革将进入一个制度化的阶段和过程，但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尚未完全明确。

一位接近国务院高层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就在今年上半年，一个负责三中全会的专门小组曾经就国企改革的内容进行过调研，当时由国资委主任进行的汇报，调研应该是在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全局考虑。”

上述人士同时表示，“相比之下，财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何拉动内需等都要比国企改革更紧要、更突出，因此，国企改革的具体内容或不会在三中全面被触及，但所有其他改革应该都会影响到国企的经营环境，并对国企改革形成助推力量。”

“下位”问题

对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一方面，高层有意，并希望从制度上进而成熟定型，另一方面，国资委层面也有动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个人认为，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吸收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相对控股，这样一方面放大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实行股权多元化，由此建立以股权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

无疑，这与十八大提出的“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相呼应，不过，郑新立也表示，具体内容要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规定。

对于郑新立的这一解读，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官员则告诉，“这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更高层面的问题，不可能由国资委这一层面来决定。”

“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体制，建立董事会及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说了好几年，也做了好几年，主要是对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目前工作中没有涉及三中全会的内容。”

对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一方面，高层有意，并希望从制度上进而成熟定型，另一方面，国资委层面也有动作。

据了解，早在一年以前，国务院国资委就在专门部署对《国有资产法》的修改，其中重要一项就在于理清出资人关系，从制度层面上杜绝“政企不分”的问题。

XX年10月28日通过，并于XX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有资产法》，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一章中，除了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级政府的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之外，同时还规定了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这其实是对当时的历史遗留问题留下了一个缺口，在利益难以调和的时代暂时维持现状，但是，行政部门毕竟不像国资委一样是单纯的出资人代表，还要履行很多行政管理的职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上述国资委官员说。

尽管道理简单，但或者是时机尚未成熟，国资委方面在修法上的推动没有显见的成效，据来自国资委方面的人士透露，“《国有资产法》的修改，至今没有进入到正式的立法程序。”

制度化任重道远

领导人员的管理制度到底该如何制订，如何防范重大投资中的利益寻租、转移问题，仍然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

XX年，国资委曾经表示，已经基本形成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国务院国资委出台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99件，地方政府和国资委发布的国有资产监管法规、制度2800多件；强化了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业绩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并不断完善，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监事会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产权管理不断加强，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制度和收益管理机制逐步建立。

十八大后，国资委原主任王勇曾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立法，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领导人员管理制度、重大事项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监管制度，规范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和国家出资企业(或单位)的关系。”

但是，领导人员的管理制度到底该如何制订，如何防范重大投资中的利益寻租、转移问题，仍然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比如面对不少央企在海外投资上的失利，如何在央企乃至国企层面建立更加细致规范和约束，正成为时下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国企改革，渣打银行研究报告表示，“国企改革或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但这样会导致改革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与此恰恰相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和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表示，“我们正在推动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战略，竞争是创新的源动力，竞争政策已经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成为并行的重要的经济政策。”

“我个人认为目前已经到了确立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中的地位的时候了，”许昆林说，而确立竞争政策的地位，将对当前使用的产业政策提出挑战，并形成制约，一个显见的事实上很多产业政策在国外引发贸易诉讼，“双反”以及国家安全审查，国内企业也会把焦点放在抢夺政府资源方面，并引发大面积的政府寻租行为。

而在此之前，发改委反垄断局对中移动反垄断案的处理，石油、电信、汽车、银行这些大央企相继进入调查视野，已经开启对国有企业要公平公正进行市场竞争的环境式改革。发改委反垄断局甚至表示：“反垄断，央企无豁免权。”

对此，有消息人士表示，“反垄断，很可能是伸向国企改革的一把利剑，从环境上倒逼国企改革。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部门的发改委，有可能放下前置审批的权利，通过确立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基础性地位，以进一步影响其他各项改革，并实现当前最紧要的拉动内需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2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定调国企改革：“国民共进”新试验

《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报道垄断行业的又一块坚冰正在被打破，除了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之外，消费者或许很快将有更多选择。截至10月21日，苏宁、国美、迪信通[微博]、乐语、天音、爱施德、阿里巴巴[微博]、京东等8家民营企业，与电信运营商签订了转售业务合作协议。这些民营企业将可以从电信运营商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后，销售给最终用户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3篇

一、以便民高效为根本, 提升县域金融服务质量

县域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直接决定着县域金融的动力和推力。金融服务的质量好、效率高, 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会大、动力就更加强, 否则, 金融的支撑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 要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普惠金融”的要求, 以便民高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大胆尝试, 创新突破, 着力改善金融服务质量, 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让老百姓享受到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

(一) 加速完善县域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着力解决农村金融“真空”

要在消除农村金融空白乡镇的基础上, 摒弃“有网点就有服务、网点多服务面就大”的错误观点, 重点解决好网点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进一步完善金融的社会服务功能, 扩大金融网点机构的覆盖面和辐射面, 同时, 加快农村金融服务站、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金融便民中心等新型服务体系建设, 用固定的或流动的多种服务方式, 最大限度满足老百姓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

(二) 加快推进以惠农支付服务为重点的惠农便民工程建设, 延伸农村金融服务领域

便民金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导向, 也是县域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关键。当前要紧紧依托“银行卡助农”工程, 加快农村金融信息化建设步伐, 加大银行卡、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金融工作的推广运用力度, 进一步完善惠农POS机的功能, 加大惠农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 切实为农民群众量身定做一些特色金融服务产品, 使广大农村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方便、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务。

(三)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切实解决金融服务薄弱环节

金融越是发展, 老百姓需求越大, 就越需要处理好金融自身建设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系。如何更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已经成为基层金融工作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就县域金融来说, 当前急需采取强化内部管理、配强业务队伍、提高职业经理人员素质、培养行业服务文化、改善和增加硬件设备、完善窗口柜台服务平台、加强外部监督等措施解决好办理金融业务“排长队”、“大厅服务混乱”、“服务态度生硬”和“工作不作为、慢作为”的老大难问题, 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使其不受损害、不受侵犯、不受损失。

(四) 加大金融政策和金融知识宣传和普及力度, 扩大山区金融服务覆盖面

县域农村金融服务滞后,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落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所致,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对金融缺乏必要的认知、了解和掌握。因此, 改进农村金融服务, 要从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开始, 这是金融部门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金融部门要主动作为, 多花心思, 统筹谋划, 结合县域农村发展实际, 根据当地老百姓实际需求, 积极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宣传网络和工作机制, 让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下乡进村, 努力扫除金融服务盲区, 使金融不再远离普通老百姓, 让金融不再成为老百姓的“奢侈品”, 确保更广泛的群体能够公平享受到金融发展成果。

二、以改革创新为导向, 推进县域金融改革发展

县域金融改革决定着县域金融发展的未来。当前, 县域金融要根据中央和国家的金融改革总体要求, 通过改革创新, 对县域农村金融工作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 促进县域农村经济主体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这就是县域农村金融改革的支点和基点。就县域农村金融来讲, 要通过改革创新着重解决发展中的制度性问题:

(一) 建立科学合理的县域金融考核评价机制, 引导县域资金“循于并融入”当地县域农村

在当前银行资金组织压力加大、资金运用成本增加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要主动作为,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用市场手段与行政引导的改革思路, 改变政府直接行政干预的方式, 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考核评价体系,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和资金市场的自由支配权, 引导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 使金融在适应县域经济发展多层次、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同时, 通过政策机制的驱动, 促使商业银行自觉改变“爱富嫌贫”、“爱大嫌小”、“爱工嫌农”的传统金融服务理念, 防止县域有限资金向大城市聚集, 削弱县域金融对农村和弱势群体的投入和支持, 以便更好的适应县域经济发展, 确保县域金融服务均等化和持续性。

(二) 进一步完善县域金融监管体制, 树立新型金融管理理念

结合县域经济金融发展实际, 适当调整县域金融监管政策和机制, 改变现行金融监管标准统一化的理念和模式, 加强对县域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 尤其是针对农业和县域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特点, 探索建立差异化的监管技术和方法,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采取更为灵活的监管方式, 确保更多的小微企业获得相应的金融信贷支持, 保持小微企业的蓬勃生机与发展活力, 增强县域经济的发展动力。

(三) 建立完善的县域金融工作机制, 实现政银企沟通对接常态化

银企、银政深度合作和无缝对接是县域经济金融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就目前的县域金融工作来说, 要通过机制创新, 建立县域金融协调机制, 完善县域金融管理机制, 畅通县域金融“对话”机制, 加快推进县域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着力整治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积极构筑政府、金融、企业、经济管理部门等各方参与的良好的金融生态机制, 以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个人增强对县域金融的吸引力和渗透力, 从根本上避免“银行惜贷”现象, 形成县域金融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 建立县域金融扶持政策保障机制, 保持县域金融发展活力

就金融行业自身而言, 县域金融仍处于弱势地位, 要全面发挥县域金融的作用, 县域金融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要迈开步伐, 大胆作为, 积极探索, 不能因循守旧, 在思想上要大胆冲破束缚, 将县域金融作为金融未来发展的主战场来推动和打造, 在政策扶持上要大胆放开手脚, 该放活的要放, 该给予的要给, 该投放的要投, 该引入的要引, 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各个方面给予县域金融倾斜和扶持, 为县域金融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支持县域农村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三、以优化资源为支撑, 促进县域金融健康发展

县域金融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县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当前县域金融发展而言, 优化县域金融资源配置要着重做好四方面的工作:

(一) 优化信贷资源, 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

信贷资源作为县域金融最为重要的稀缺资源, 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 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业发展导向, 运用和优化银行信贷资源, 加快信贷结构调整, 改变“贷大、贷长、贷集中”的信贷投放模式, 建立“扶特、扶新、扶优”的贷款投放新机制, 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金融自身发展。要重点加大对创新驱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支持, 加快产能过剩产业和限制性行业的信贷“退出”和“调整”步伐, 通过县域金融信贷投放机制改革创新, 着力增强对“三农”、小微企业、新型城镇化、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信贷扶持, 逐步减少并完全退出对国家限制和过剩产业的信贷投放, 同时加大对各类服务业发展的金融信贷注入, 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二) 优化金融产品, 促进金融服务方式多元化

一种需求对应着一种产品, 没有产品就没有服务, 就没有支持的办法。眼下, 县域金融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最大有瓶颈是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短缺。因此, 要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实际, 把现有的金融产品进行优化组合, 简化一些已开发多年、相当成熟产品的操作流程, 使操作更高效简便, 使服务更贴心, 真正达到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需求适销对路。同时,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层次分明的特点, 加大各种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使产品覆盖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用多元化的服务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

(三) 优化金融需求, 大力发展民生金融

目前县域金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 民生金融需求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 在众多县域金融需求中, 要优先考虑民生金融需求的有效满足。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 大力发展民生金融, 通过引进机构、增设网点、创新品种、延伸服务、改进监管等综合立体措施, 不断完善民生金融服务体系, 着力创新民生金融服务方式和品种, 加大民生领域的信贷投放和资源倾斜, 积极拓展民生金融服务领域, 有效改善民生金融生态环境, 全面提升民生金融服务水平, 提高民生金融资产质量的容忍度, 加速推进县域民生金融发展, 促进县域金融服务均等化。

(四) 优化金融供给, 全面夯实金融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4篇

关键词：土地流转；改革；权益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04-12-1

1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改革简介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进行土地流转改革，可以有效的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利，提高农民财产的增值空间，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通过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不仅能够有效的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也能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进步都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我国的土地管理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国土地在所有权上可以分为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两种。其中农村集体土地中的建设用地又可以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种，农村的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指的就是宅基地。距离我国上次土地政策的大规模改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我国的土地也经历了从私有到上交集体，再到个人承包经营几个阶段。虽然我国对于农业的投入在不断的增大，关于农业的相关扶持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但是三农问题仍然成为了困扰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其中农村和城市土地市场的二元化结构，成为了影响了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改革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土地流转不仅保护和尊重了农民的土地利益，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城市的土地成本。

2 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流转改革制度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上最大不同点和突破点，表现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且允许农村集体经营的建设用地进行转让等，并且和国有土地具有同权同价的法律和经济地位。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但是由于过去受政策因素的限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直不能进行上市交易，不能得到和国有土地一样的权利和收益。这种土地管理办法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利，而且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拆迁纠纷和冲突，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地价和高房价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用地中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定地，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律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符合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可以流转。同时，为了保障农村用地流转过程中有法可依，为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土地流转的相关管理办法，对土地权利的主客体、土地流转的内容和限制等进行规定。

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了农民在土地中的相关权利，农民在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利主要表现在对土地在规定年限内的经营权，并且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进行财产化，提高农民土地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同时在土地增值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相关的经济收益。在转让土地的相关权益的时候，能够获得市场上对应的补偿金的权利，特别是在我国现在的旧城改造、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当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利，在拆迁的过程中应当使农民能够拿到和土地价值对应的补偿款，减少拆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

在我国的土地流转改革之前，我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土地征收制度。但是在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的过程中，常常是从农民手中得到了价格比较低的土地，然后再通过拍卖的方法将土地高价的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赚取了巨大的差价，而农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足够的保证。为了切实的实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改革试点，建立了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逐步的纳入到土地交易市场，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执行办法。在政府搭建土地交易平台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的控制其过程，使农民能够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应当使土地交易的规则公开，同时还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监督系统，标准交易过程中的公开、公正，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固定收入。土地流转之后，降低了城市土地的开发成本，也能够有效的解决农民工进城之后的融入城市以及农业生产的问题，实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自由流动，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大有裨益。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也有效的解决了土地征收所引发的问题，并且能够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城市二元化结构的打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5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精神的解读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存在五方面阻碍

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着诸多的阻碍性因素，下一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依然非常繁重，制约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很多，这些障碍可以简单归结为五个方面。首先，就是政企不分，去行政化的道路或者任务还非常繁重。政府对于企业干预的过多过细，过多去参与了国企的经营管理和行政性事务；第二，国企靠行政性垄断排斥竞争的现象非常突出。可以通过对这个行业的垄断权，设置不是很合理的进入门槛排斥民企进入，从而形成行业的非良性竞争。第三个方面，作为国有企业在获得生产要素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容易形成国有企业的一种惰性，造成创新的动力不足，转型发展的动力也不足。第四个障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包括缺乏有效的监管。第五个障碍，是垄断利益集团对国企改革的一种强大的阻力。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打破垄断，形成多种市场参与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国资管理和国企管理展开

根据三中全会的部署，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着力点，主要围绕国资管理和国企管理两条主线展开。

第一条主线，是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外部改进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这条主线包括两个重点任务，一个就是要完善分类管理的国资监管体系。现在我们是把国有企业划为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这还不够，下一步应该把国企进一步细化，划成竞争性、功能性和公益类这三种，对这三种企业进行分类不同的管理，对他进行不同的监管。第二点要通过兼并重组优化国有企业结构，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平台，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优化国资的产业布局、区域布局和市场布局，来作为推动这三个布局。

第二条主线，是国企管理的体制改革。这一条主线，也包含两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第一点就是完善市场化导向的选人和用人机制。在选任机制方面，让公司的董事会真正有权力按照市场化的导向、按照市场化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他无论是领导层和职工层，他的收益和企业的整个效益形成一种正比，挂钩，相互联动。

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在实现国企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推动中国整个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今后一个时期内，国企改革的焦点，主要还会围绕效率和公平展开。下一阶段国企改革是以盘活存量，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公司为目标，改革的重点是还将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兼顾公平和效率。推进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

《决定》一方面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两者的平等地位；一方面强调了国有、集体与民资相互交叉持股，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在更早的十八大报告中已有所体现。完善国资管理体制与分行业有进有退——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

《决定》给出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按照行业分类管理国有企业，继续控股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有进有退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行业层面的打破垄断，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分析国资与民资的经营绩效，这一点我们在《进与退的机构性机会》中已经详细阐述——打破垄断，国退民进的行业主要是公共事业、金融服务业、油服、一般的制造业等；而上有资源类行业，国资的集中度可能进一步提升。

完善产权制度——国企改革的基础保障

《决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我们认为这是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保障。

红利上缴30% 国企改革一大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6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今起召开，北京，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次“关键性会议”，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在中国改革挺进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当下，此次会议被寄予厚望。分析称，本次会议将解决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

中国改革再出发 “关键性会议”获寄厚望

这次会议从今日开始，共持续4天。两个多月前，中国官方即向社会公布，会议主要议程将锁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是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时点。

35年前，发端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此后35年间，7次三中全会，改革，是不变的主题词。也正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三中全会”几乎成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35年后的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

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存在、利益藩篱日趋固化的当下，此次会议被寄予厚望。改革，再被中国乃至世界聚焦。

改革的动力来自民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中国“掌舵者”的航向达成默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官方的高调宣示，激发了中国以及世界范围的积极猜测。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谢春涛教授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一次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的重要会议，值得期待。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对中新网记者谈道，挺进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下一步该如何突破和推进，是各界非常期待的议题。

基于此，戴焰军认为，此次全会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的会议，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改革进程中一次标志性的会议，对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改革范围、力度将空前 民众盼拆解“硬骨头”

一项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对三中全会拆解改革“硬骨头”有信心。这些“硬骨头”，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六大方面。

“新领导层在党的作风和廉政建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大举措，因此，民众也期待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有更多实质性突破。”戴焰军说。

尽管多数评论认为此次全会将启动中国意义重大的新一轮改革，但也有人担忧，受困于利益藩篱，已进入攻坚期的改革，能否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大步推进?

对于这一疑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此前曾指出，这次全会主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体制改革。他特别提到，“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观察可见，新领导层对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决心十分坚定。鉴于此，分析普遍认为，本届全会中涉及的改革幅度，很可能超过预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新网记者谈道，此次全会或将从三个重点着力，一是经济的结构性升级，二是政府职能转变，三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谈及政府职能转变，戴焰军指出，虽然这一年内动作频频，但可能还需从体制上作进一步部署。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此次全会或将涉及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改革。

领导层频释信号凝聚共识 改革再启新程

本届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周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鲜明烙印。外界普遍预期，本届全会将是左右未来十年中国政经走势的一次重要会议，拉开中国新一轮改革序幕。

本届全会召开前夕，数位中国高层却先后赴地方调研。分析称，此举旨在听取基层之声，摸底地方实情，为改革谋篇布局。

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密集释放改革信号。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并修改将在三中全会上审议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稿。

对此，港媒指出，历届重大政治会议特别是中共党代会前，中共中央都会进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组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相关信息的披露频度和程度都较以往更大。

“在改革这一问题上，全党全社会能不能认识一致、思想统一，全党、党群能不能步调一致，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张希贤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需要把一些信息提前渗透出来。

“本届三中全会开幕前披露的信息较多，我觉得非常好。”谢春涛表示，经过这段时间的酝酿，关于改革的话题，形成非常高的热度。在改革的问题上，全社会已经形成高度共识。领导层凝聚了各方共识，并将这种共识体现在重大决策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教育改革内容 第7篇

中国教育在线讯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重点提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等各项改革措施，使得教育改革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以下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教育改革内容：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推进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分析 第8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公开的全面改革方案 (下称“383“改革方案) 中, 财税体制被列为重点改革领域之一。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全面推进的税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将担当起深化改革的尖兵重任。会计工作是经济和财政工作的基础, 以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重点, 均与会计改革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政府会计体系配套跟进

预算体制是财税体制的基础, 关系到我国超过十万亿元规模的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有效、透明。近年来, 公开“三公”经费 (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出境、公车购置运行、公务招待产生的消费) , 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决算范畴, 政府预算报告的细化程度和关注度逐年提升, 部分地方先行先试公开财政预决算和政府开支, 这些为我国财政决策民主化、透明化、制度化建设拉开了帷幕, 也反映了国家预算体制乃至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指出, 当前预算管理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完整性、透明度与社会期望差距较大, 预算立法、执法严肃性不足。这一方面导致人大和社会各界无法有效发挥全面监督功能,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政府公信。他表示, 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是以“法治”为导向, 建立“科学规范、完整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 即预算权力的配置、制度设计应科学, 预算的编制与执行过程应依法规范;预算报告应包含所有的政府收支信息, 并按照便于分析、审批的要求编制好, 完整、透明地展示政府的财务信息。他认为, 实施改革的过程中, 首先应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加强完整性, 在现有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的基础上编制综合预算;应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 同时独立编制资本与债务预算, 强化对政府投资行为的管理;探索建立中期预算框架, 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 从存量上全面深入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其次, 采取限定范围、抓住热点、分块推进的方式, 大幅增强预算的公开透明。第三, 应加强人大常委会等部门的预算管理能力, 加强审计部门对财政支出的事后监管, 尤其应大力增强审计部门的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其对于财政资金的合规性、使用绩效的事后审计功能, 以此为基础可弱化对财政资金的事前审批, 提高效率并减少腐败。

而以“法治”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改革,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则有待于我国《预算法》的修改以及预决算制度的健全。与公众生活及民众权利直接相关的《预算法》是财政法律法规体系中的基本法, 被称为“经济宪法”。我国现行《预算法》于1995年施行, 提出修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2年7月6日, 《预算法修正案 (草案) 》二次审议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个月内就收到33万条意见建议, 参与人数高达19万人, 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 原定三审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并未出现在会议议程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 按照现行的《预算法》,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不能直接修改政府的预算案只能建议, 且承认了预算收入还有制度性收入和制度外收入, 而严格来说, 政府所有收入都应该列入预算。他认为, 在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 在政府收支逐渐走向阳光、透明、公开的进程中, 《预算法》的修改亟须加速推进。

从专业技术层面看, 与预算管理改革配套的还需要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预算编制和管理需要一个标准的政府会计设计与其对应。”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李玮光说。

新中国建立之初, 我国政府会计规范体系确立了总预算会计与单位预算会计分立设置的制度模式框架, 发展至今, 形成了现在的相对独立的三个制度分支: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厦门大学副校长、中国会计学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建发分析表示, 三个制度采用不同的会计科目核算各自不同组织类别的交易, 按照不同的财务报告体系进行报告, 从而使得整个政府会计无力提供支出周期各阶段的完整信息, 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府财务信息的分裂肢解, 漏掉了大量有关政府整体的重要财务信息, 致使财政资金一旦通过拨款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后, 财政部门难以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 其结果必然影响预算管理的效果。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常丽则认为, 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制度下形成的政府会计报表系统以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为主要目标, 以财政部门等内部使用者为服务对象。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 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要对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依法向社会公众承担明确的、可衡量的公共受托责任。从会计专业的角度而言, 即政府负有财务受托责任的各项业务应全部纳入会计核算范围, 公共部门的财务会计信息还要面向公众接受监督。由此, 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形成民主、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 需要建立含有市场竞争机制、预算控制、信息披露等理念的政府会计体系与之配套跟进。

有政府会计研究学者的设想则更为超前, 未来对于政府, 需要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三个方面相结合, 才是彻底到位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例如购置公务车, 首先要建立国有资产配置计划, 这属于资产管理方面;资产管理配置计划获得批准后, 要纳入预算管理体系, 限定支出如何使用;下一步骤为有效率地使用国有资产, 属于财务管理范畴。约束资金的预算管理, 资产使用及其考核的资产管理, 保证使用效率的财务管理是组成政府会计体系的三大块, 而我国现有会计体系中强调最多的仅为预算管理, 且还不完整, 其他两方面则更为薄弱, 没有成本信息, 对于长期资产的使用效率没有在会计系统中进行衡量。而今, 我国循序渐进展开的政府会计改革进程中,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已进行重大制度调整。李建发认为, 这是政府会计改革的切入点, 其成功经验未来有望为政府部门会计制度的变革所借鉴, 整合条块分割的政府会计制度体系, 提供关于政府整体预算执行的会计报表, 使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完整的政府资产、负债、绩效以及成本等方面的信息, 从而推动预算管理改革。

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近年来,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潜在较大风险等问题逐步暴露。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从2008年起大幅增加, 当时以期使我国经济平稳度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后, 这种政府举债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弱, 而财务风险逐步显现, 2013年, 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后, 中国地方债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此次“383”改革方案提出, 扩大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范围, 并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此前, 有媒体报道称, 估算各省、市、县和村级债务总额在10万亿元至20万亿元间, 规模相当于我国经济总量的20%~40%。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守中认为, 地方债总额的相关数据是按照统计原则计算出来的, 其准确性值得考量。一方面, 没有考虑债务的抵消问题, 如数据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债务, 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另一方面, 没有考虑资产抵消问题, 如存在可出售的政府资产。目前得出的数据只是单纯的负债, 无法全面看到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偿债能力, 从而无法准确评价债务的可控性。

我国政府部门目前采用的是预算会计, 主要对资金的流量进行反映, 而不是从政府财务状况这个角度进行反映。目前的政府债务数额是现金收付制下计算的债务, 主要从公开渠道发行, 如地方负债中有一部分是地方委托中央发放的债券, 在财政总预算会计中有一个借入款项科目, 所以, 这部分负债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反映, 属于显性负债。但是, 这些并不上升到政府层面的负债, 只是反映上下级财政之间的债务关系情况, 即还有一部分隐性债务其实并不能在目前的政府会计体系中进行反映。有专家提出, 要全面地反映政府资产、负债的范围和结构, 有必要将政府承担的、能够影响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够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纳入核算, 并且区分长期负债和流动负债各自的风险, 需要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准确、全面的资产和负债信息是评判、控制政府债务及其风险、形成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

“政府有多少收入, 债务规模有多大, 公共基础设施、房产、公共储备物资这些关系政府财务状况的信息, 今后都将在政府财务报告中予以反映。”2013年5月, 财政部党组成员刘昆表示, 在深化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进程中, 我国将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全面、真实、准确反映政府财务状况。

正如企业的财务报告一样, 政府也需要一套高质量的、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来反映完整的资产负债信息, 以提升市场和利益相关者对政府的信任。上世纪80年代起, 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财政赤字快速扩张、债务不断积累, 仅靠传统年度决算报告, 无法全面反映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 开始推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并将政府财务报告作为政府债务信用评级的重要依据。这一源自西方国家的制度更类似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 将信息披露的对象换为政府后, 包括政府整体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收入支出总表、事业支出明细表、经费支出明细表、基本数字表、报表附注、附表以及其它必要的补充信息组成。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王鑫认为, 治理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是充分认识并反映政府债务, 特别是地方隐性负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中, 资产负债表作为最主要的一张报表, 通过政府的资产和负债, 反映政府未来将面临的风险和抗风险能力。

从市场经济角度考量, 政府运营与企业运营类似, 作为市场化的承债主体和制定不同阶段整体运行目标, 政府应该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 乃至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使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公众能了解国家财富的资产与负债结构、比例、期限, 实现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化。先认清风险, 再有效控制风险, 既有利于增强政府债务信息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又能加强风险的防范并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制度要求政府编制资产负债表, 但是现行的报表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编制, 无法满足政府管理者全面了解政府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和债务风险的需求。这就导致事实上我国政府会计系统还无法反映隐性债务、间接债务的经济状况, 致使这类债务游离于会计核算系统之外, 无法实现有力、有效的内部控制、债务监管、债务预警和风险防范。

2010年初, 财政部首次提出试编部分事项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 当时还停留在建立健全政府财政统计报告制度、研究建立全口径的年度政府收支统计制度层面。2011年, 时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解释国家“十二五”规划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的总思路和改革举措时表示, 为推进这项改革, 要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近年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建言:政府也应该像企业一样定期编制资产负债表, 提高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编制并定期公布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摸清国家的家底, 提高国家财富管理的透明度;将中短期经济政策的长期成本显性化;帮助规划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解决方案;提高地方财政的透明度, 有利于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2013年9月,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时表示, 试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并将其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健全债权债务人对账机制,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加快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全面动态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科学安排财政收支, 保证政府的可持续发展。

王鑫认为, 在政府财务报表编制初期, 我国可以从资产负债表先行突破, 编制收支表, 并应尽快增加预算对照表。今后, 我国应该尽快优化会计核算制度, 对试编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进一步加以完善, 将前期试编调适数与会计日常核算的汇总合并数相互协调。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应该尽可能以会计核算及其会计报表为主要依据,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规范的政府整体综合财务报告, 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有业内人士认为, 推动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公开很重要, 应鼓励先行先试的省市率先公开政府财务报告, 然后将公开层层推进, 逐渐实现强制公开, 并引入审计和鉴证制度, 提升信息质量。

优化财权事权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入倒计时, 财税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作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而被寄予厚望。那么财税改革自身的突破口又在哪里?今年6月底,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 追踪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全国18个省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420亿元资金的使用情况。截至2012年年底, 这420亿元资金中的42%还滞留于账面上, 而支出的部分中又有相当数量没有发挥效益, 挤占挪用严重。这再次印证了我国经济中的“硬骨头”: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尽快形成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回溯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实现了我国财税体制从以“财政大包干”为代表的“分钱制财税体制”, 到以“分事、分税、分管”为核心的“分税制财税体制”的转变, 这次改革在初期改变了中央政府财力虚空的境况。然而, 当时的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时间过去近20年, 中央和省市一级财政收入与县乡财政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 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 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 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和上项目, 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 土地财政如影随形。

1994年分税制, 中央财政收入迅速提升到50%以上, 直至近两年降至48%, 而中央的财政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不到20%, 地方则超过了80%, 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约40%, 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不仅加大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压力, 而且分税制改革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 导致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以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为例, 全县397所学校须拆除重建危房面积总共近9万平方米, 加上学校其他设施建设, 匡算后大约需要投入2.4亿元。而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拨付的学校房屋维护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 总共收入不到2000万元。“两千万的投入要做2亿多元的事情, 这项工作只得做一些是一些。”该县县长雷高飞说。这反映出部分地方政府在面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提供公共服务时有心无力的现状, 并且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的各种乱收费和中央政府连续多年的宏观调控不力。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强化预算管理,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概念。五年后, 十八大报告提出, 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2013年7月,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表示, 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方向之一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 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保障市场更加统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

财权是各级政府依法享有的筹集收入的权力, 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财力是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以货币表示的财政资源, 来源于本级政府税收、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非税收入及各种政府债务等;事权是一级政府在公共产品或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李燕说, 财政是国家各级政权“以政控财, 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 政府间财政关系主要为事权、财权、财力三要素, 此三者的呼应性, 是保证财税体制安排能够正常运转的内在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冯键说, 分税制改革以来, 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省级, 事权分散在基层, 大量的具体支出责任主要落在了县市基层政府身上, 而基层政府可支配财力又很少, 形成责任在基层、财权在上级的不合理局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分析认为, 这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在于各级政府都是发动机, 都是投资主体, 但我们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变成当前经济发展的病灶。未来深化改革, 应该按照的思路是, 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预算、一级产权和横向转移支付。最后达到各个地方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境界。

审计署财政审计司副司长马晓方说明《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指出, 实际工作中政府间事权划分并不明确。目前, 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教育、卫生、支农等多个事项的支出责任多数未明确, 而少数明确支出责任的事项, 上下级政府又交叉安排支出。事权划分不清, 导致有些事没人管, 有些事多头管, 行政效率低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还导致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被挤占挪用而使用效率低下, 主要依靠国家转移支付的地区, 其接受转移支付的资金层层截留, 到县一级时资金量已与中央最初拨付时存在相当差距, 最后到乡镇时更加稀缺。而地方政府反映事权不堪重负、可分配财力有限的同时, 其自身在财政资金使用上, 普遍存在财政监督缺失、财政预算不严肃的问题, 根据地方行政领导意愿调整预算的现象不一而足。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 当前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是, 政府用于自身消费支出多, 用于公共服务少;用于投资多, 用于民生少。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则进一步分析指出, 这种支出结构的危害是, 一方面民众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另一方面, 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建设和投资领域, 也干扰了市场价格信号。“政府账本收入与支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是地方财政公共化、民主化的关键前提。”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经济室主任梁鹏介绍说, 我国部分地区已在进行强县扩权、合乡并镇、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等方式的尝试探索, 在县级政府的层面集中财权, 编制财政综合预算, 核心概念是全县所有政府部门按规定收取的税费全部进入财政口径, 全县政府部门只有一个收入账户, 而各个部门只有支出账户没有收入账户, 真正做到“收入一个笼子, 预算一个盘子, 支出一个口子”。各部门预算甚至细化到多少次会议、每次参会人数, 每个人的支出标准甚至包括小礼品的支出, “这样的财政预算、资金支出, 不但敢于向公众公开, 更敢于接受公众监督”。

税制改革全面推进为经济社会传递正能量

当前, 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仅为1.5%, 由于制约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较多, 完成全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压力很大。同时, 由于民生等重点领域的刚性支出需要优先保障, 财政收支矛盾很可能加大, 倒逼财税改革提速。税收改革是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确定的方向之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 届时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 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有财税专家预期, 肯定有税制改革的方案。通过税收政策的改进能完善收入分配关系、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那么具体的着力点应在哪里?2013年7月,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就我国财政税收政策走向表示, 减少政府管制, 完善税收制度, 减税同时削减政府开支, 构建地方税体系, 重点推进增值税实现完全转型, 将增值税推广到全部服务业, 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

肇始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实施结构性减税战略的“营改增” (营业税改增值税) 试点工作在今年推向全国, 引导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向深水区迈进。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 12省市共有102.8万户试点纳税人, 2012年试点地区的企业直接减税426.3亿元, 平均减税面达到95%, 其中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小规模纳税人减税力度更大, 平均减税幅度达到40%。截止2013年9月30日, 当年来自全国的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共申报税款125.37亿元, 其中新纳入试点的22个省区成功申报税款39.28亿元。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李林军指出,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形势下, 政府应优先考虑整体减税, 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税收环境, 使企业得以休养生息, 在整体减税的思路下, 适度减少间接税的税率和比重的同时, 增加直接税比重, 此举应该是未来税制改革的大方向。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增值税成为我国的主要税种, 但由于当时服务业规模不大, 为解决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 保留了营业税, 而这一税种存在重复征税。楼继伟说, 此次“营改增”实际上是继增值税改革的逐步完善后, 进入收尾阶段的重要改革, 而增值税改革的逐步完善, 先是增值税的转型, 从生产型的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现在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原来的营业税征税行业, 随着行业的不断扩大, 就可以覆盖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 最终使生产和流通等环节重复征税的税制安排成为历史, 所以说“营改增”是财税改革的重要一步。

我国结构性减税的趋势将不止于营改增试点, 更多减税举措还将惠及企业和居民。财政部表示, 将继续落实好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支持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健康发展, 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 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 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今年以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 从8月1日起, 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将开启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 营改增表面看是两个税种的归并, 但会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的配套, 推进建立新的地方税体系, 并触动政府间收入划分格局, 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营改增为引领, 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简洁的税制结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 我国将加快推进营改增、消费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资源税等重点税种改革。从近期改革部署看, 消费税将更好助力经济转型, 使部分严重污染环境、过度消耗资源的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等纳入征税范围;房产税会进一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资源税实施范围从石油、天然气向煤炭、矿产、水扩大的改革路径进一步明确;个税改革则由目前的分类税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在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的同时, 会将纳税人家庭负担等情况计入抵扣因素, 更体现税收公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陈昌盛则认为, 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面推广, 引发政府间收入格局变化, 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必然面临新一轮调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对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提出新的要求, 而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碎片化和不可持续问题成为一大阻碍。他进一步分析说, 一是我国宏观税负基本合理, 但名义税负偏高, 征管能力偏弱, 征税成本偏高, 非税和隐形负担重;税收总量问题不大, 但结构问题十分突出;间接税强, 直接税弱, 劳动、消费税负重, 资本、财产税负轻。二是政府分级分税方向基本正确, 但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不清晰的问题长期存在, 导致财力配置不匹配, 问题多发、效率偏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不相容的问题突出;中央与省级政府体制比较规范, 但省以下体制不健全、不稳定。三是在经济高增长支撑下财政状况良好, 但随着经济减速和公共服务刚性增长, 可能出现负债攀升的现象, 未来收支矛盾压力增大, 财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四是财税体制有效促进了地方竞争, 但在引导地方政府追求GDP规模和发展工业生产方面比较有效, 而在鼓励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保护环境和引导人口集聚方面效果不理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深化改革 第9篇

@新华网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相适应，也呼应了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整体推进的实践要求。全面改革的内容极其丰富，但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着先后次序和突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其他方面改革，以发展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等重大关系。

领导声音

@习近平（国家主席）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

@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际上许多媒体都在评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的媒体说：中国这次改革的范围、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有的媒体说：从这张改革“路线图”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改革决心，确实是“自己拿起手术刀”割除藩篱和痼疾。我觉得，这样的评论是有道理的。我们党之所以有如此的胆识和智慧来推动这样的全面改革，正是因为有“自己拿起手术刀”的自觉，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自觉的改革，是“我要改”而不是谁推动我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