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指意义范文

所指意义范文（精选9篇）

所指意义 第1篇

索绪尔,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现在统称符号学。后来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示和崭新的思维模式,同时这本书中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即所指和能指两部分组成。

二、理论中的能指和所指

1.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能指是通过自己的感官把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涉及对象形成的心理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即“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所产生的整体,也可以说能指指音响形象,所指指概念,用索绪尔自己的话说,是“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所谓能指,是指词的语音形式;所谓所指,是指词的语义内容。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是指词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语言实体。索绪尔说“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连接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一实体将化为乌有”。这就是说,能指和所指,或者说音响形象和概念,亦即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对一个语言符号来说,是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2.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索绪尔曾经把语言符号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任意性是符号的共性,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语言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有自己的含义。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指和所指语音形式和语义结合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内部结构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联系的任意性。

但索绪尔用相反的例证来说明:“象征的特点是:他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他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的根基。”这也说明能指和所指的联系不是完全任意的,这种任意性是建立在一种自然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五星红旗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能用其它的标志来代替,其意思所指当然不是任意的,是老一辈革命者经过浴血奋战,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深思熟虑决定的,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能指和所指联系的相对任意性实质内涵可用一个例子说明:在英语中,可用“dog”这个能指来指具体的一个动物,但这个声音序列决不比另一个声音序列更适合表达“狗”这个概念。如果说语言社区成员同意,“pape,toge”也能起同样的作用。但是,能指不是可以任意取定,所指也不是可以任意划定,这种规定要得到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同,否则就无法成为沟通工具。因此,能指和所指的联系的任意性是相对的。

三、现实中的能指和所指

1.小说《红字》中符号“A”的能指和所指意义。《红字》是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作者高超的语言技艺和巧妙构思一方面赋予了红字“A”的所指人物:海斯特,丁梅斯代尔牧师和珠儿。另一方面,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红字“A”的所指体现在语言层面的词汇外延:红字“A”由Adultery到Able再到Angle的变化。因此,通过红字“A”的意义变迁,作者不但创作了一系列在清教殖民时期被压迫毒害的鲜活人物,而且赋予了小说主人公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些都是通过对红字“A”的所指和能指意义的深入探索和不断追踪来实现的。

2.习语中的能指和所指。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具有特殊的情感氛围。习语是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词组中单个词的意思累加推测而得,必须通过引申等手段,才能挖掘它想要表达的真实内涵。习语的语言结构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两者的关系神秘无穷。习语的所指是不受我们日常生活语言约束的,而是从语言间的种种联想意义这一角度来理解的。

3.诗歌中的能指和所指。诗歌的语言所建立的结构,一方面是声音(能指)构成的,另一方面是含义(所指)构成的,两者的关系可以非常诱人。事实上,诗歌的很大乐趣就在于此:在声音和含义之间的舞蹈。为了能让人们感到新鲜的话语方式,诗人们竭力创作出各种各样“单一的能指”对应“无限所指”的诗歌形式。它不是以日常语言中的共同约定来限定所指而是以种种的联想意义沟通语言和言语以外的关系。诗人就是这样从能指和所指的不对称中寻找对称(对应)而获得表现“意味”的途径。例如:高尔基的《海燕》中—“让暴风雨来电更猛烈些吧!”诗歌中的“暴风雨”不仅仅对应的是其原本所指意义“大而猛烈的风雨”,而且还有其他的所指—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艰难与险阻和即将到来的挫折和磨难。这种隐形的或者是延伸的所指是在诗歌语言符号结成的整个符号结构中得以实现的。

四、结语

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解决了现代和当代的很多研究争论,并可以应用到许多领域的研究当中,并对之产生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语言学和文艺批评当中,产生了新形式的批评方法和研究方法。同时,也为其它领域的研究提出了理论基础和指导。自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能指”与“所指”这套符号概念以来,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直至今日,在我们接触,学习它的时候仍散发着无穷的神秘感。本文仅从汉语背景下的实际学习和生活中选取代表性的实例,试图对抽象化、概念化的理论进行具体分析,使之更为形象,为后来语言学习者对能指和所指这一组概念的理解提供帮助。

摘要：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和所指即音响形象与概念结合所构成的整体。此概念的提出对符号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简单分析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及其任意性,并通过具体的事例分析说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帮助语言学习者更深刻理解他们含义。

《北征》“至尊”何所指? 第2篇

《北征》是杜甫的名作，记述了诗人757年闰8月由凤翔到鄜州省家一路上的所见所感。关于《北征》：“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在多家的注释中，均把“至尊”解释为一年前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李享，比如，“至尊：指唐肃宗，他逃离在外，蒙受风尘之苦”。哦们认为，这里的“至尊”所指的应是身在成都、被奉为上皇天帝的玄宗李隆基。理由如下：

一、从诗意看，“至尊”所指人物的地位应高于唐肃宗

关于《北征》，倪其心认为“它象用诗歌体裁写的陈情表，是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自己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在《北征》当中，杜甫称唐肃宗为“皇帝”、“君”，如“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杜甫提及“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一个“尚”字表明这里是递进和深切的意思，“至尊”应是比陈情对象唐肃宗地位高的人。

二、从名实看，唐玄宗的实际政治地位高于唐肃宗

《资治通鉴》卷218记载，至德元载(756)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一般来说，皇帝可以称为“至尊”；但是，从名实分析看，“上皇天帝”比“皇帝”的地位更高。

常强研究指出：

“太上皇”与“太上皇帝”，这对常被混为一谈的政治词汇，虽然仅有一个“帝”字的差别。却涉及到了担任者秉政掌权之名正言顺与否的重大政治问题。有“帝”之称。便可视为身居权力圈之内者；反之则为有位尊而无权之“泥菩萨”。唐先天元年(712)，唐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李旦决定把儿子“扶上马”后再“送一程”，故他“自称太上皇帝，五曰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联，五品已上除受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则“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子，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旧唐书?睿宗纪》)对于父子俩的分工，《新唐书》则简而言之日：玄宗“听小事”，而睿宗“听大事”。

当年唐玄宗即位时，自称“予”，尊父亲唐睿宗为“太上皇帝”，睿宗“听大事”，玄宗“听小事”。到至德元载(756)七月，唐肃宗踵继而行、善继善述，即位就尊玄宗为“上皇天帝”。“上皇天帝”这一有“帝”的称号，表明了唐玄宗是身居唐中央政治权力圈的人。从字面上看，“太上皇帝”高于“皇帝”，“上皇天帝”与“太上皇帝”意思接近，“上皇天帝”的地位自然高于“皇帝”。所以，唐肃宗虽然是皇帝，但是唐玄宗是高于皇帝的“上皇天帝”，正像当年唐睿宗是高于皇帝的“太上皇帝”一样。

与唐玄宗的“上皇天帝”的尊号相应的，是任士英指出的唐肃宗时期中央的二元政治格局。任士英在《唐肃宗评传》指出，唐肃宗在群臣拥戴之下先斩后奏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年号为“至德”，尊奉父亲唐玄宗为“上皇天帝”，立即派人报告在成都唐玄宗，争取父亲的支持、承认。“唐肃宗为了获取政治上的合法正统之认可，又不能不接受拥有相当势力范围的父皇的安排，他们父子各以平叛为目标，互有妥协、让步，形成了由唐玄宗(太上皇)与唐肃宗(皇帝)各掌大权、共同进行平叛战争的二元政治格局”。

在唐玄宗颁布的《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中，唐玄宗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军国事务的权力，把放弃权力的时间划定在收复长安以后。唐肃宗的五位宰相有四位系玄宗任命；唐肃宗平叛所需的财赋由玄宗支持供应的；唐肃宗先取两京的平叛战略也深受唐玄宗的影响。虽然玄宗自称“太上皇”，但是肃宗君臣一直尊奉其为“上皇天帝”。肃宗君臣提到的“上皇”，应是“上皇天帝”的省称，并非“太上皇”的省称。至德三载(758)正月，收复两京后，玄宗为肃宗授玉册，肃宗为玄宗加尊号“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圣皇天帝”正是对“上皇天帝”称号的沿袭和提升。762年，肃宗在临终遗诏中，述说自己一生的主要作为：“南奉圣皇，北集戎事”，“圣皇”即是“太上至道圣皇天帝”的省称。

三、从情势看。在唐中央二元政治格局中，唯有唐玄宗可称“至尊”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在中央政治二元格局中，肃宗屈己尊父，自觉地以太子、臣子的身份自居，以父子、君臣、家事原则，处理与玄宗的关系，玄宗处于主导地位，肃宗居于从属地位，唯有唐玄宗可称“至尊”。

一是年号“至德”的内涵是孝道。唐玄宗时期，大力倡导而且亲自注释书写《孝经》，为《孝经》立碑。《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孔子曰：孝为“至德要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世说新语?排调》刘孝标注引《尚书大传》周公教育伯禽的故事，其大意是说，乔木仰而尊，父道也；梓木俯而卑，子道也。父尊子卑，父慈子孝，孝道是处理父子关系关系的重要规范。唐肃宗用“至德”作年号。昭示天下，自己践行事亲、事君、立身的原则，敬奉父亲，敬奉社稷，恪尽太子、臣子的责任，平定叛乱，恢复宗庙。“至德”这个年号弥补了唐肃宗擅自即位在道义上的欠缺，妥善地协调了与唐玄宗的关系。“上皇谓高公日：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二是唐肃宗坚决不接受唐玄宗派人送来的宝册和传国玉玺，对宝册、玉玺如对父亲，每日朝夕探视，行定省之礼。唐肃宗收复两京、迎还唐玄宗以后，他才从唐玄宗手中接过传国玉玺。三是唐肃宗在平叛过程中曾打算封皇后、立太子，李泌说：“至于家事，当俟上皇”。提醒唐肃宗是奉行孝道、主持平叛的太子，此事应作为“家事”，待父皇回京、父子团聚、由父亲来决定。唐肃宗真正封皇后、立太子，是回到长安接受了宝册、玉玺之后的事。四是唐肃宗把自己的亲信太监李辅国任命为太子家令，当时唐肃宗未立太子，意在表明自己的太子身份。五是肃宗在平叛当中从未间断与成都的联系。据《资治通鉴》卷219载：“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胡注：往来不绝日骆驿)。”任士英指出。“表疏本来就是臣子向君父奏事常用的一种形式。”六是长安收复之初，肃宗派人人京“陈告宗庙之礼，有司署祝文，称嗣皇帝。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改子。中旨宣劳，以为名儒，深达礼体。”@由颜真卿的质疑与崔器的修正，从“中旨宜劳”看，颜真卿、崔器与唐肃宗本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二元政治格局当中的“臣子”的处境。七是至德二载(757)十一月壬申，唐肃宗于两京收复后曾颁一道制书云：“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取处分。”明确讲出“覃恩”事当待玄宗自巴蜀回京后“处分”。八是唐肃宗派人迎还唐玄宗时，明确表示要还东宫，复修人子之礼。父子二人在咸阳望贤宫相见，“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日：‘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馀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九是唐肃宗临终遗诏，总结自己一生的作为是“南奉圣皇，北集戎事”，反映出他当时是敬奉圣皇、担纲平叛的孝子，最多是代理皇帝而已。

在二元政治格局当中，肃宗不能称“至尊”，实乃情势使然。唐肃宗返回长安后，受国玺，封皇后，立太子，改“至德”年号为“乾元”，表明他已走出了二元政治格局。“乾元”出自《易?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表明他从以太子自居的代理皇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乾纲独断的皇帝。

四、《北征》“至尊”所指的是掌握权力的父亲加皇帝——“上皇天帝”

唐人诗赋多习称玄宗为“至尊”，反映了历史事实和情感沉淀共相作用的结果。杜甫《丹青行》：“至尊含笑催赐金”，张枯《集灵台》：“淡扫蛾眉朝至尊”，指的都是唐玄宗。肃宗即位前，玄宗自然是“至尊”，《资治通鉴》记载马嵬父子分兵时，父老、太子提及玄宗时称其为“至尊”。在中央政治二元格局中，如上所述，只有玄宗才能称“至尊”。

《北征》：“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在这里“至尊”有两层含义，第一意出自《仪礼?丧服传》：“父，至尊也”，指父亲；第二意出自《孝经?圣治章第九》：“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指的是掌握实际权力、起主导作用的父亲加皇帝——“上皇天帝”。

所指意义 第3篇

关键词：小说《红字》,符号“A”能指,所指

一、引言

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第一原则, 涵盖了人类语言的全部, 甚至包含了拟声词。他指出, 同样是公鸡打鸣, 英文用cockadoodledo, 意大利文是chicchirichi, 这说明在不同文化地域中, 各个民族在模拟这些动物的声音时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所以, 语言只是一种符号, 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特定的形式因为约定俗成的特定语境而指示特定的意义。但是, 这并非意味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完全不可避免.能指实际上可以选择不同的所指, 构造出不同意义的符号。本文从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入手, 探讨霍桑的小说《红字》中符号“A”的能指和所指意义, 由此说明红字A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对于构建小说情节、人物魅力和思想内涵有着很大作用。

二、小说《红字》中符号“A”的能指和所指意义

《红字》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 取材于1642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作为小说题目的“红字”在小说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象征含义, 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作者高超的语言技艺和巧妙构思一方面赋予了红字“A”的所指为人物:海丝特普琳, 亚瑟丁梅斯代尔牧师和珠儿。另一方面,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红字“A”的所指体现在语言层面的词汇外延:红字“A”由Adultery到Able再到Angle的变化。因此, 通过红字“A”的意义变迁, 作者不但创作了一系列在清教殖民时期被压迫毒害的鲜活人物, 而且赋予了小说主人公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些都是通过对红字“A”的所指和能指意义的深入探索和不断追踪来实现的。

三、“A”字的人物所指

《红字》围绕语言符号红字“A”而展开:海丝特被迫在胸前佩戴的红字“A”, 牧师丁梅斯代尔暗自在胸膛上烙刻的“A”和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结晶小珠儿。这三个主人公是红字“A”的直接人物所指, 红字“A”的能指意义正是它的象征意义。语言的无限所指和文本语境的相互融合不但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而且为敦促读者追寻隐含在“A”字符号中的各种能指意义提供了可能。

《红字》的三个主要人物是海丝特普琳, 亚瑟丁梅斯代尔和珠儿。他们既是小说的中心人物, 又是“A”字符号的直接所指对象。

1. 海丝特普琳 (Hester Prynne)

海丝特是一个善良美丽的英国姑娘, 不幸嫁给了畸形而伪善的奇林沃思, 他们一起由旧大陆移居新大陆, 途中奇林沃思被印第安人劫走而下落不明。之后两年里, 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一个女儿。自从被发现怀孕后, 海丝特就被指控为通奸罪而受到清教法律的严厉惩罚:站在刑台上, 胸前戴红字“A”示众以警示其他教民。从海丝特佩戴着红字“A”那天起, 在小镇的人们眼里, 她就是红字“A”的标本。当她出现在集市上, 人们看到的不是她这个人, 而是她佩戴的红字“A”。红字“A”是她的唯一指征:奸妇。因此, 海丝特是“A”字符号最显性的现实所指, 就如同我们指着一本书说这是书一样, 人们指着她说她就是通奸者。她的生活处处笼罩在红字“A”的阴影下, 但在她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 红字“A”包含着对爱情崇高的追求和坚贞的守护。所幸的是, 人们对“A”字的理解与海丝特对“A”字的理解在小说的结尾达成了共识:对爱情矢志不移的坚守。

2. 亚瑟丁梅斯代尔 (Arthur Dimmesdale)

红字“A”被视为通奸的标记, 事实上红字“A”也是海丝特深爱着的恋人丁梅斯代尔牧师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海丝特的红字“A”公开地戴在胸口上, 而牧师的红字“A”藏在他的法衣下, 烙在他的胸口上。牧师没有海丝特勇于面对现实的力量, 更承担不起红字“A”的重负。在生命弥留之际, 他登上刑台, 将全部真相和盘托出。他扯开胸前的牧师饰带, 露出烙在胸前的红字“A”, 对众人说:“烙印在他身上!上帝早看到了它!天使的手一直指着它!恶魔对它也了如指掌![1]340可见, 红字“A”早已同他的肉体和灵魂合为一体。相对于海丝特所佩戴的显性红字“A”来说, 他刻在胸前的是一个隐性的红字“A”, 不为人知却时时以原罪的方式吞噬着他那颗请求上帝赎罪的灵魂。“A”字的这个所指一直不为人们所知, 直到小说的结尾, 作者才让牧师坦白他才是红字“A”的罪魁祸首。其实, 作者选择Arthur这个姓氏其实就巧妙的告诉读者丁梅斯代尔牧师与红字“A”的直接联系。

3. 珠儿 (Pearl)

小珠儿从出生起就被看成是野种, 她是红字“A”的又一个所指和象征。作者在小说的第七章着力描绘小珠儿由内到外的红字特征。“但是这套衣服其实是着孩子的整个外貌, 赋予一个特点, 使看见的人禁不住地要想到那个标记, 而那是海丝特普琳命定非戴在胸上不可的。这个小人儿成了另一个形式的红字:赋有了生命的红字!”[1]8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指明红字“A”的能指人物珠儿时有多么的直接, 读者几乎无需联想和猜测就能找到这一能指含义。Pearl来源于《圣经》, 意思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圣经》记载, 上帝让一个商人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买一颗珍珠, 并告诉他这颗珍珠即是他的天堂。但是, 与Pearl的词源意义相反, 珠儿从出生起就冠以罪恶的标志, 因为她是红字“A”的产物, 因此作者说她是“另一个形式的红字”。值得注意的是, Pear是海丝特给女儿取的名字, 代表了她的愿望。对于海丝特来说, 珠儿是她和丁梅斯代尔的爱情结晶, 也是她能在逆境中坚强地生活下去乃至等待爱情回归的全部动力。

四、“A”字的语言所指

作为小说名字的“红字”贯穿于故事的全过程, 并带有不同的象征含义, 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红字“A”的语言所指, 海丝特的人物内涵随着故事的情节发展也不断的赋予了新的涵义, 从最初的荡妇变成了女英雄。这一故事线索正是作者通过对红字“A”的不同能指意义的追踪展示给读者的。在佩戴红字“A”的七年中, 海丝特以她坚韧的勇气和天使般的仁爱感化了身边的人, 人们对她的认识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 红字“A”的意义由通奸罪 (Adultery) 变为能干 (Able) , 直至天使 (Angel) 。

1. 通奸罪 (Adultery)

在故事一开始, 海丝特因犯通奸罪被罚佩戴红字“A”, 红字“A”是当时清教法律赋予它的符号意义:Adultery。Adultery既是“A”字符号最原始的语言能指意义, 又是小说中新殖民地人们对“A”字的直接理解。当海丝特还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时, 前来围观的人们尤其是妇女们已经在讨论这个代表耻辱的标记:“最起码他们也应当在海斯特普琳的前额上, 用烧红的铁, 烙上一个印子。我担保, 要那样, 海丝特太太才会有所顾忌。她要是想遮着那记号就随她去吧, 反正她心里会受折磨的。”[1]7这些人把海丝特当成是通奸罪的元凶, 按照殖民地的法律应该在她的身上烙上“A”字以来惩戒自己和警示他人。由此可见, 小说的开头向读者呈现“A”字最原始的所指意义其实也是作者匠心独具的情节安排, 为的是向读者以此为出发点来呈现红字“A”的原始能指, 并由此伸延红字另外的能指意义, 而这正是读者和作者共同探寻的文本意义。

2. 能干 (Able)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移, 红字“A”的所指意义发生了嬗变。海丝特面对清教徒残忍的惩罚没有逃离, 反而勇敢地生活了下来。她住在海边一间偏僻的茅屋里, 与珠儿相依为命。在与世隔绝的艰难环境下, 她靠做针线活顽强地活了下来。除了维持母女俩的生计, 海丝特还把做针线换来的钱施舍给比她幸运的穷苦百姓。她绣出的精妙绝伦的服饰得到了人们的喜爱, 但从来没有人请她绣新娘戴的白色头纱, 人们依然对她的罪恶不能饶恕, 并对她的施舍报以辱骂。可是, 坚强的海丝特毫不计较, 乐善好施的她在无人理解的困境下一如既往地帮助别人, 而且在镇里发瘟疫的时候比任何人都任劳任怨。她在深夜里照顾和陪伴弥留之际的受难者, 红字“A”的光辉温暖着他们。“她胸前所绣的字母正在那里闪着非凡的光辉, 将温暖舒适带给他人。那字母本来是罪恶的标记, 此时在病房中却成为一只烛光”。[1]186渐渐的, 她胸前所佩戴的红色字母“A”在众人的心中有了新的意义:“许多人不肯照原有的意义解释鲜红的“A”字了。他们说, 那字的意义是能干’ (able) 。”[1]187海丝特通过自己美德诠释了红字“A”的第二个语言所指:Able。

3. 天使 (Angel)

到了小说的最后, 霍桑赋予了红字“A”更深层的含义:Angel。丁梅斯代尔在最后的布道坛上终于鼓起勇气拉住海丝特和珠儿的手走向刑台, 向人们坦白了他的罪行, 至此红字之谜得以揭晓。这时, 人们才得知海丝特一直坚定守护的所谓元凶竟然是他们虔诚的教长丁梅斯代尔牧师。牧师多年来不为人知的内心煎熬在这一刻的坦白后终于得到了释怀, 他轰轰烈烈的死一瞬间激活了红字“A”的另一个能指意义:Angel。此时, 他烙在胸膛的红字与海丝特衣服上佩戴的红字合为一体, 向人们诉说一个殖民地背景下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丁梅斯代尔的灵魂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上帝的救赎:“我们已经用这一切悲苦彼此救赎了。”[1]343他在救赎“A”字的原始所指意义的同时, 也救赎了海丝特用生命守护和诠释着的红字之意:Angel。海丝特死后, 刻在她墓碑上的是正是一个“A”字, 向人们传颂着一个天使般圣洁而伟大的女性形象。

五、结语

《红字》中“A”字符号的意义带有不同的象征含义, 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既体现了作者象征主义手笔的精妙构思, 又充分体现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征。一方面, 红字“A”的所指为人物:海丝特, 阿瑟丁梅斯代尔牧师和珠儿。另一方面,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红字“A”的所指为语言层面词汇的延展:Adultery-Able-Angle。通过红字“A”的能指和所指意义的追踪和变迁, 作者不但创作了一系列在清教殖民时期被压迫残害的鲜活人物, 而且赋予了小说人物深刻的思想内涵。因此, 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对于解读《红字》的文本意义一定的指导意义, 也为读者深刻解读小说情节和思想内涵提供了摹本。同时, 这样一部象征主义文学作品的精妙构思与霍桑对红字“A”这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诠释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2]Saussure, F.de.1960.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M]. (trans.W.Baskin) .London:Peter Owen.

[3]霍桑著.英语学习大书虫研究室译.红字[M].北京:伊犁人民出版社, 1991.

[4]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半老徐娘”何所指? 第4篇

历史上，徐娘确有其人，指的是南朝梁元帝萧绎的皇妃徐昭佩。这位徐娘娘出身名门，乃梁朝侍中信武将军徐琨的女儿。公元517年，在萧绎还是湘东王时，徐氏就应召入宫，被立为王妃。公元552年，萧绎继位为梁元帝，但因此时二人关系已十分冷淡，故梁元帝并没有立徐氏为后，只是把她由王妃晋为皇妃。后位一直这么空着，徐氏作为结发之妻就是得不到。美丽而高傲的她，自尊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和蔑视，心中产生的妒意和恨意可想而知。于是徐氏开始了她的报复。

梁元帝天生“少一目”，就是个独眼龙，十分忌讳别人提及或嘲讽他这个生理缺陷，徐氏却偏偏瞄准了这一点。在一次临幸时，徐氏仅着“半面妆”，意思是既然你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我只梳半面妆也就够了。梁元帝果然龙颜大怒，拂袖而去，一连几年不再理睬徐氏。唐朝李商隐的《南朝》诗曰“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即用此典。后世也常以“妆半”来称赞女人的美貌。

梁元帝不理睬徐氏了，徐氏却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先后与多人私通，给梁元帝弄了不止一顶绿帽子戴。梁元帝的近臣暨季江就是其中之一。有人曾开玩笑地问暨季江：“滋味如何？”暨季江毫无隐讳地回答：“徐妃年纪虽然大了，但是依然风情万种。”成语“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即源于此。

所指意义 第5篇

一、定位于1989年1月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成稿于1989年1月13日, 此篇前后分别为1989年1月7日的《遥远的路程》和1989年1月17日的《叙事诗》[4]。其中《遥远的路程》为一首带回忆色彩的献诗, 副题为《十四行献给89年初的雪》, 实为写记忆中1984年初的雪, 当然, 雪可能不仅仅是雪, 还可能是一位“人”, 而《叙事诗》是作者一个刻意的象征, 副题为《一个民间故事》, 采取诗的形式赋予一个民间故事更为丰富的想象与意义。

那一年的社会概况可以从1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看出一二, 《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 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 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5]。1989年3月4日在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四化, 搞改革开放, 关键是稳定。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 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作为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哲学系教研室还是助教的工作人员, 抽劣质烟、照顾父母和供弟弟上学的海子的生活虽然改观但依旧沿袭学生时代的清贫, 加上自命清高与同事业关系紧张、诗人相轻, 精神或与生活一样清贫[6]。

二、意象中的幸福所指

从文学创造的角度讲, 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坦言:“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 或是一位戏剧诗人, 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 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 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4]。这段话的关键在于“集体”、“中国的行动”、“真理”三个词语的内涵, 核心在于海子的诗要融合中国当时最正确的实践, 当然正确是从海子的视角讲的。可以说, 海子的诗扎根在中国、扎根在中国的实践, 尤其是扎根在安徽怀宁农村。所以, 海子自认为, 关于乡村, 他至少可以写15年, 但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4]。那么, 可以想象一下, 海子立足于这样一种预期, 他写作的动力、主题、题材、象征、前景会是怎样的?

从海子诗的文字上看, 诗歌意象以“黑夜”和“远方”为核心, 从中又延展出太阳、土地、大海等意象[7]。点出了“黑夜”和“远方”的品格来源于“神秘”与“开放”的对立统一。“大海”亦具有这样的本质, 孕育着“神秘”与“开放”, 它不是让你遨游的, 而是要你遵从与倾听。

1989年1月7日的《遥远的路程》恰恰划定了何为“远方”、何为“黑夜”?即使“落满灰尘”, 却“四年多像一天, 没有变动”, 时间只是一种感念, 所谓空间的距离只不过是时间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大雪使屋子内更暗”“黑暗得像平常天空飞过的鸟群”, 而“一双寂寞的黑眼睛多想大雪一直下到他内部”, 黑暗成了一种极致光明的倒影;这是一种心智与情愫的矛盾, 所以如果存在一种感知的心灵, 其中必充斥着“愉快的、忧伤的、混沌的”;当努力把握住时, 发现“空得连灰尘都没有”。以此, 可以感觉出海子也感到了1987年11月4日的“诗歌理想”日渐飘远。

经过一周的清醒, 1989年1月13日《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理想问世于心, 这可能是起篇于“从明天起”的一个因缘。关于“明天”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暧昧, 日语以“明日”对应翻译, 可读音有分别“あした” (明天) 与“あす” (明天, 未来) 来区别。就此, 本文以为采用“あした”更能体现出对一个问题“悟通”的释然。关于是不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就是诗人的“幸福”呢?如此真解, 本文以为过于狭隘, 事实上这里所讲的与“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意思一样, 只是希望有不同需要的人能够得到相应有的满足、不同职业的人能够找到实现其职业价值的途径罢了, 这些才是尘世的“幸福”。诗人迫切希望尘世人实现这种尘世的幸福, 哪怕自己身置“面朝大海”, 也心知“春暖花开”的幸福, 亦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安然。当然, 诗人也不排斥尘世幸福。

1989年1月17日的《叙事诗》是一首中长篇的诗, 是重新寄予着希望与涅槃的诗。这个旅店象征着一个“非诗的时代”, 所谓“非诗的时代”一是指这是一个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时代, 一是说这样的时代并没有给诗歌的健康发展提供合适的氛围和土壤[8];血气方刚的“这人”象征着先锋诗人, 因为“非诗的时代”而他的长诗不能被接纳;当被接纳却只是“留在黑影中”, “伸手不见五指”“没人答应”“心神不宁”“内心恐惧”, 一直自我困顿。1996年9月22日在西川整理完《海子诗全编》的后记中写道“记得在抄写海子《叙事诗》的那个晚上, 我不得不五次停笔, 每一次都恐惧地从‘一’数到‘十’, 我似乎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控制着。”[4]虽说有些夸张之嫌, 但作为同时代的诗人, 所同构遭遇引发的深思不得不令其扼腕证实。下一节的凌空在喊“舅舅, 舅舅, 放我进来”“开门、舅舅”“开门、开门”, 犹如创作《太阳·组诗》难入诗界的憧憬;当“抖嗦着”“摸出刀子”“割断了那捆绑的绳索”, “已经死了, 看样子已经死了好几天”, 表明命运穷尽已经无可挽回。值得注意这位死去的主人自我的照亮, 且光明迟于肉体死去。最后的质疑, 让血气方刚的客气昏去, 因为事件远远没有事件所引发的思考更使人恐惧。

悲剧从1989年1月开始。1989年初, 海子重游四川、重回故乡后, 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结局。西川在《怀念》中讲, “海子曾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4]。浪漫在对“黑夜”和“远方”的探索, 浪漫在对“尘世幸福”的“他者欲望”, 浪漫在对自身创作价值的叩问与拯救, 浪漫在一个“非诗的时代”里卷入了一场本不应属于诗人的动乱, 被迫下把幸福指向了带有宗教复仇与理想色彩的炽热远方。

摘要：1989年1月, 浪漫主义诗人海子的诗学理想出现了转变。本文结合这一时期的三首诗歌, 简述海子诗学理想的幸福所指。

关键词：海子,诗歌理想,幸福

参考文献

[1]、金松林, 《海子:被误读的面孔——一种现象学解读》[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8月第29卷第8期.

[2]、古大勇, 《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由诗人海子自杀意义的两种代表观点说起》[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2月第28卷第1期.

[3]、马元龙, 《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版.

[4]、西川, 《海子诗全编》[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7年.

[5]、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5833/66252/4470811.html

[6]、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d8b3880100o61r.html

[7]、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df7bd0100aoku.html

所指意义 第6篇

《在流放地》中的时间

不难发现, 在这篇小说中, 人物几无例外地与时间发生关联, 是时间的象征。原指挥官是一个过去的存在, 他曾是历史荣光的创造者。在流放地, 他曾经拥有无上的权威。但他死后, 荣光不再了, 只有军官还固守着他的传统。军官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 “如今让人理解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3) , 这部机器过去所拥有的荣光已难以再现, 于是, 他勇敢而坚定地将自己作为最后的祭品献给了这部象征着过去荣光的机器。因此, 我们可以把军官看做是一个历史荣光的缅怀者、历史残留的坚守者, 他活在对往昔的追忆中, 与现在进行着坚决但却必然徒劳的斗争, 一心试图恢复历史的荣光,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不会为这样一个活在过去的人而停滞不前。新任指挥官对机器《在流放地》中, 最关键的“道具”当然是那台独特的、用于处决“犯人”, 并受到争议的机器的漠视, 在新任司令官和他的女眷们看来, 机器所施的刑罚太过于残忍了。由此可见, 新指挥官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 是一个执著于现在、活在当下的人物。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旅行者,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似乎是模糊不清的, 他虽然也认为军官所推崇的审判与刑罚是不合理的:“审判程序不公正, 处决不人道,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当军官最终决定把自己投进机器, 作为机器的牺牲品时, “旅行者咬着嘴唇, 一言不发。他明知将要发生什么, 却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为, 如果军官所痴迷的审判程序果真就要被取缔了或许是由于旅行者的介入, 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那么, 军官现在的行为就完全正确;假若旅行者处在他的位置上, 也会这样做的”。此时, 旅行者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军官对于过去荣光残留的坚守。但我们还是很难断定旅行者在时间问题上的倾向, 无从判定他是一个向往历史过往, 还是一个忠于现在, 抑或未来的人物。事实上, 正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夹隙中的人物, 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更大张力。他并不是感觉不到他的尴尬处境, 也并非对时间的影响一无所知、麻木愚钝, 而只是他无能为力, 无力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毕竟, 旅行者并不是那两个士兵:一个要被处以刑罚, 一个作为军官的助手对犯人行刑。对那两个士兵来说,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意味着传统的过去, 更无所谓指向所谓“文明”的现代和未来, 他们只是对时间没有任何感知的存在而已, 无论是对于刑罚机器的漠然还是好奇, 抑或是逃脱刑罚后莫名的兴奋, 表现出来的只有麻木与愚昧。他们对于机器本身的意味和自身的历史处境完全没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在这样暗含时间的叙述中, 卡夫卡一定向我们寓指了什么, 虽然这种寓指一定意义上有多义, 甚至有无法言说之处。

时间背后的信仰焦虑

卡夫卡出身在一个犹太教家庭, 但他本人信仰指向的却是基督教, 认为基督教才是他的归属, 但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鉴于宗教信仰在整个西方社会, 以及在卡夫卡本人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卡夫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 思考了信仰的问题。在《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 原指挥官所精心建造的刑罚机器, 在现在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军官为保存旧的信仰, 只能选择自我牺牲来维护自己对旧信仰的尊严。这一切都说明, 如果我们把旧信仰理解为卡夫卡所认识的犹太教的话, 那么,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指明, 犹太教的必然失落。但我们却看到, 新的信仰却也未能真正在人们心中树立绝对的权威, 新指挥官并没能确立他如老指挥官当初在流放地的绝对权威。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旧信仰的影响, 作为历史的遗留, 旧信仰并没有完全失去, 它对现在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军官的话向我们道出了这一点,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流放地的设施都是他的杰作。我们, 他的朋友们, 在他逝世的时候就已知道, 流放地的设施是自成一体的, 他的继任者即便能想出上千个新规划, 至少许多年内不可能对现有的设施有丝毫改变。我们的预见果真应验了;新指挥官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旧信仰失势了, 至少已经成为一种潜势, 新信仰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就这样, 卡夫卡清楚地向我们指明, 信仰本身在现代社会出现了问题, 宗教的精神普遍失落了。

另一方面, 人是生而有罪的, 这种“原罪论”, 存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有人认为“流放地”本身喻指的是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上帝流放犯罪了的人的场所。沃伦在分析这篇小说时, 曾指出“地球是块流放地, 我们都被判有罪” (4) 。与“原罪论”相对应的是“末世审判论”, 即人们最终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 或进入地狱, 或进入天堂。原本人们会因此而虔诚地面对上帝, 生活在宗教的光辉之中, 但随着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地位的下降, 在这个“上帝死了”的年代, 人的“原罪”意识越来越淡薄, 而末世审判的威慑对于他们也失去了意义和效用:当旅行者阅读老指挥官的碑文“老指挥官之墓:其追随者如今隐姓埋名, 为其建坟立碑。有预言曰, 指挥官数载之后复活, 由此屋率众追随者光复流放地。信之, 静候”时, 围观的人们感到可笑。旅行者对此只能假装没看见。

可以说, “卡夫卡与旅行家的观点比较一致” (5) , 但作为一个“严厉冷酷”的叙述者, 他只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他面对流放地的一切, 感到的只有无可忍受的焦躁不安, 这种焦躁一直与旅行者相伴。虽然卡夫卡坚持认为焦躁是人生唯一的主罪:“人类有两大主罪, 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 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 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 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大主罪:缺乏耐心, 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 他们回不去。” (6) 但在这篇小说中, 旅行者的焦躁却跃然纸上。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旅行者从军官身上看到一种信仰本身的合理性如果他是军官, 他也会像军官那样做, 而这种合理性正适应了卡夫卡对于信仰的追寻。但卡夫卡本人精神中的诺斯替式怀疑主义决定了他在信仰问题上的不确定性, 这必然导致信仰的焦虑, 而这种焦虑又何尝不是整个西方世界在上帝死亡、信仰失落、宗教虚弱的现代的普遍情绪呢?

时间寓指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从宗教, 特别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考察卡夫卡“时间叙述”背后的意指具有更多形而上的色彩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 则可见其背后是卡夫卡意识中深藏的对身份的焦虑感, 进而引发他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思考。有论者指出:“作为犹太人, 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 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 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 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 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 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这样的身份尴尬, 使他既时时感到犹太传统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影响, 又使他在面对现实时, 感到选择的无力。传统与现代的两难抉择在《在流放地》中被集中体现出来。

历史的存在往往形成传统, 无论其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东西, 都会对现代造成影响。正如《论传统》一书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传统的“实质内容或制度背景是什么, 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 (7) 。卡夫卡在小说中也向我们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茶馆在这个埋着老指挥官的地方, “虽然与流放地的其他房屋除了指挥部的宫殿式建筑, 所有的房屋都破败不堪无甚差别, 却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觉得这是一种历史回忆, 从中感到了过去时代的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受历史传统影响的现代, 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固守着历史的荣光不放, 毕竟, 现实才是不可摧毁的存在, 历史的荣光可以影响现在, 但却永远无法被重现, 任何带有这种企图的行动都可能给行动者带来灭顶之灾。军官的最后就刑, 就是明证。他并没有因向历史传统的自我献祭而获得他所期许的, 他“面容一如生前”, 看不出任何他所“期许的解脱的痕迹;所有其他人从机器中获得的解脱, 军官没有得到:他双唇紧闭, 眼睛睁着, 恍若生者, 目光安详, 充满信念, 一根大铁钉穿透了他的额头”。由此可见, 对于历史传统与现代关系, 我们绝无法给出任何偏于一方的结论, 而调和二者, 又何其难, 流放地中的矛盾正说明了这一点。而旅行者的最终逃离, 同样意味着选择与调和的困难。但逃离并不意味着希望的出现, 卡夫卡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可以安慰我们的所谓的希望的光亮。这里的逃离只是一种绝望的、无奈的, 或无能为力的选择。在时间面前, 人唯一得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绝望, 唯有绝望是绝对“不可摧毁的”。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卡夫卡那里, 一切都没有意义, 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在人类成长进化之中, 那决定性的片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瞬间。终于此故, 那些宣称面前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而且空虚的种种革命性行动都是对的, 因为迄今仍然一无变故发生。” (8) 犹太教对卡夫卡的影响此时再一次得到显现:“如果你相信任何事都尚未发生, 你就离犹太传统不能再远了, 犹太人的记忆就像是弗洛伊德的压抑:万事皆已发生, 天下再无新事。” (9)

结语

卡夫卡通过这样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 寓指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今天从根本上讲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 对一切的一视同仁, 是卡夫卡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卡夫卡是一位孤独的上帝。

摘要：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是一篇意义多元的短篇小说, 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与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都是时间的象征。从人物与时间的关系入手, 进而分析作者特殊的身份和宗教信仰、宗教倾向以及宗教情感对其小说书写的影响, 可以发现, 在这篇小说中, 作者对信仰问题进行了形而上意义的思考, 并思考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卡夫卡所特有的否定的因素及其虚无意义上的超然态度在小说中有直接表现。

关键词：卡夫卡,《在流放地》,时间,信仰,历史,现实

参考文献

[1][4]沃伦[美]著, 叶廷芳主编:《在流放地》, 见《论卡夫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123页, 第121页。

[2]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80页。

[3]引文参见卡夫卡:《在流放地》, 见《卡夫卡小说全集》 (第三卷) ,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版。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篇小说, 不再一一注明。

[5]孙彩霞:《刑罚的意味》, 《当代文坛》, 2003 (3) 。

[6]卡夫卡[奥]著, 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页。

[7]E.希尔斯[美]著, 傅铿、吕乐译:《论传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1页。

[8]卡夫卡[奥]著, 张伯权译:《卡夫卡寓言与格言》,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第227页。

所指意义 第7篇

动物们通过语言相互交换思想感情, 传递信息。海豚通过超声波的声调高低进行交流;蜜蜂用独特的舞蹈动作向自己的伙伴, 报告蜜源的方向和距离……与动物忠诚无误地传递信息不同, 人类除表达真实情况外, 还可以传递虚假信息, 甚至颠倒是非, 也就是说, 人类拥有着可以说谎的语言。中国古代“白马非马”, 西方诡辩术等均是能指与所指分离的实例。

1 能指与所指

“当我们对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给予一种解释时, 不能满足于将它与一个对象或者对象的集合产生联系;我们还必须对这个表达式提供一种含义或一个概念。” (詹斯·奥尔伍德等著, 王维贤等译, 2006) 牙牙学语的孩子在刚开始学习语言、认识世界的时候, 父母指着另一边的绿色植物说“这是树, 树。”孩子便在脑中创造“shu (四声) ”, 结合嘴唇声带发出相应音响, 这一音响形象与高大的绿色植物之间的关联。

索绪尔认为, “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这两个要素是紧密相连而且彼此互相呼应的。” (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1999) 这两个要素只有符合语言所认定的连接才是有效的。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将音响形象过度泛化, 致使音响形象这一部分要素错误地扩大成为囊括音响形象及概念要素的整体。索绪尔将这三种形式进行了重新整理, 即“符号”是整体概念, “音响形象”及“概念”被叫作“能指”“所指”。

符号具有任意性, 语言中虽为同一所指, 但其能指不尽相同。汉语中为“树”, 英语里成了“tree”, 日语则是“木” (き) 。同样的, 相同音响形象, 即能指, 其所指也并非一致, 如汉语中同为“海”, 可为大洋靠近陆地的部分, 也可作大的讲, 即“海量”, 又有“人海茫茫”中的一大片同类事物之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交流, 却依赖于彼此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一致性。只有音响形象与概念统一, 人们在交际会话中才能抵达相同的思维高度, 进行平等对话。若一致性被打破, 即能指与所指分离, 则会话无法继续。但事实却是, 能指与所指一致性状态并非一成不变,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指出,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大多数的意义和意义的稳定性” (布龙菲尔德著, 袁家骅等译, 1997) , 能指所指的不一致一直存在。

2 能指所指分离原因

首先,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 是一种社会规约, 一般含有惯例的意思。哈里斯指出, 社会规约一般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通过相互协商可自由地采纳、适应、蔑视或改变;二是理性和非任意性的参与。” (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1999) 不同于自远古以来由人们劳作时发出的“嗬哟”声等演化出的部分拟声词, 绝大多数的语言均是人们约定俗成协商形成的。“语言在选择它的手段方面却不受任何的限制, 因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和任何一连串声音联结起来。” (同上) 这种规约“既然某一种规约是由人们协商而成的, 那么为了符合参与者的利益就可以决定确立一种规约。更重要的是, 社会规约是通过人类的决定所确立起来的契约, 同样它们是可以被废止的。” (同上)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人们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嬗变的需求, 语言中意义概念与音响形象间的联结势必会发生波动, 当这种联结无法跟上发展需求的步伐, 甚至这种差距逐渐加剧至无法匹配, 不能磨合之时, 概念与音响形象至少一方必须做出妥协让步, 以期与发展同步。如此, 概念意义与音响形象关系便发生了转移, 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分离。

其次,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说话的的大众, 连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 使语言限制在一定的连续性中, 无法自由变化。但是, 连续性必然隐含着变化, 隐含着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转移。“一方面, 由于语言既是社会力量也是时间的产物, 谁也不能在演化的过程中时它有任何的改变;另一方面, 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蕴含着语音质料和概念之间确立起任何关系的自由。其结果, 结合在符号中的这两个成分各自以无人知晓的程度保持着自身的生命, 而语言也就在一切可能达到它的声音或意义的动原的影响下变化着, 或者确切地说发展着。” (同上) 语言的这种发展是无法抗拒的, 概念意义随着社会发展会不断扩充, 抑或萎缩消亡, 而音响形象也会因为人口流动、发音难易、缩略词等的应用悄然改变。能指与所指本身便不坚定, 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 若二者轨迹无法并行, 反是各行己路, 只会越行越远, 承载着概念意义的所指与能指间原本便摇摇欲坠的平衡也因此不断被打破, 与能指分离。

3 例证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 采用考证八股文的方式选拔人才, 是以, 寒窗苦读十余年后, 学子们张口便是之乎者也, 满口君臣之道。可又有多少学子得其真髓?满口之乎者也也不过是脑中死记硬背无数遍后的条件反射、自然反应了。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但却不理解真正含义, 或者说并不了解这些与音响形象背后的真正所指, 如同纸上谈兵一般, 导致能指所指分离。封建社会的科举弊端也可由此体现。

社会的发展催生了无数新鲜事物, 同样, 那些已无用武之地的也被无情地抛却在历史长河之中。网络纷繁, 近年来许多网络用语因契合社会现象, 弥补了人们语言中的贫乏而出现在日常语言中。其中, 火星文等也颇为年轻人青睐。“宅男”、“宅女”、“萌萌哒”、“壁咚”、“囧”等虽可由口腔音带发出, 但这类词彼时刚出现时, 确鲜为人熟知。语音形象与词语的概念意义脱节, 能指与所指因而产生分离。

中国地大物博, 山川河流辽阔, 各地方言也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北至东北话, 中部上海话, 南至粤语、客家话, 纷繁错杂, 目不暇接。语言不通, 虽听出言语中的语音语调, 看到对方嘴唇翻动, 可内容却浑然不知, 一头雾水。至此, 能指所指不一致, 则音响形象与概念不符, 说出的话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交流产生障碍, 甚至会听不懂, 会话无法继续。

4 能指所指分离的抑制

4.1 规范所指一致性

两种类型的规约值得关注:“社会规约和语言规约。” (张绍杰, 2004) 社会规约, 指所有非语言的符号系统, 如习惯、法律、仪式、军事信号、交通规则、服饰等。语言规约不是人决定的产物, 一旦确立起来, 很难做出调整或改变, 语言使用者个人没有力量改变它们, 语言社团也不具有改变它们的权威性。中国第一版《新华字典》面世前, 字典编纂者们依靠其渊博的知识, 以社会规约为准绳编纂成书。目的便在于让人们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 在书面上和口头上能够正确地运用, 负责规范现代汉语的职责, 也要担当扫除文盲的任务。如此, 字典之类的规约性事物便能够较为成功的规范所指一致性, 另外能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得到规范。

4.2 提高人们对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警惕性意识

由于中国方言分布区域广泛, 纷杂不一, 但限于各地生活习俗、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不尽相同, 即使普通话已得到全面推广, 各地语言, 不论发音、语调, 甚至名称等有且必然掺杂着当地的本土特色。若人口流动并不频繁, 地方语言更新洗髓无法彻底, 语言痼疾便难以剔除。纵然有国家政策宏观调控, 语言仍难与社会并驾齐驱。如此, 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发展便需人们格外注目, 预防概念意义与语音形象脱节, 消解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4.3 语言自我变迁过程中的一致性发展

某些语言“过了头一段时期, 这种语言很可能进入它的符号的生命, 按照一些与经过深思熟虑创制出来的规律毫无共同之处的规律流传下去, 再也拉不回来。”这种语言“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 成为每个人的东西, 那就没法控制了。” (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1999) 也就是说, 这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不会轻易改变。但正如上文所说, 在另一些语言中, 其能指与所指关系十分脆弱, 动辄折损, 此类语言在时间大潮与说话大众之间努力周旋, 力图契合在一起。语言的自我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能指与所指间的联结, 为阻止二者的分离贡献己力。

5 结论

在《普通语言学概论》中, 索绪尔将符号进行了进一步清晰的划分。“符号”是整体概念, “音响形象”及“概念”被叫作“能指”“所指”。然而, 能指一致, 所指偏离;所指相同, 能指不一的现象比比皆是。也就是说, 能指与所指一致性状态并非一成不变, 二者间的联系十分脆弱, 易于打破, 导致能指与所指不一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 是一种社会规约, 这种社会规约既然能被建构, 同样也可以打破。另外,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若能指与所指的轨迹无法并行, 反是各行己路, 只会越行越远, 二者分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不坚固, 规范所指一致性, 提高人们对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警惕性意识, 并且依靠语言自我变迁过程中的一致性发展, 语言中语音形象与概念意义便可以继续维持。该区分同样在众多领域中也有涉及。语言学习中“言”与“意”的矛盾便可与能指所指对应, 梳理好二者关系, 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文化的阐释, 才更有利于教学的发展推进。能指与所指的界定为语言学及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开辟了新的途径方法。

参考文献

[1]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 1999.

[3]詹斯·奥尔伍德等著, 王维贤等译.语言学中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所指意义 第8篇

普通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含义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于一九一六年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了语言的结构主义模式。他首先提出应当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 他认为语言是社会性的符号系统, 而言语则是个人的表达方式。他用象棋规则与象棋游戏来比喻语言系统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作为符号的语言中其形式与所蕴含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了“能指”与“所指”这样一对重要的概念。[1]如“我”作为一个字面或口头发声符号, 其具有同一而规范的形式, 但从实指内容来看“我”则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自称而指代任何一个人。这种符号本身形式与其内涵指代意义的关系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因此, 索绪尔认为符号就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 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从第一层面上讲, 他认为语言符号就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如在同一文化语境中, 当我们听到有人说“水”这个字的声音或看到“水”这个字时, 头脑中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个信息的形式层面上, 而会立即反映出自然世界中实物的水或与水有关的一切体验。为此, 索绪尔提出能指 (音响形象) 与所指 (内涵概念) 是属于心理性的。针对大多将能指即音响形象仅仅看作是物质性声音的观点, 他专门指出能指的音响形象决不只是物质的声音或纯粹物理的东西, 而是这种声音所唤起的心理印迹并由此呈现出的声音表象。但随之他又指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并不是固定的, 而往往是呈现出相对任意性的。如“树”一词在英文写作“tree”, 而在中文中却写作“树”, 其不仅是书写出的符号形式不同, 其声音也完全不同, 然而在各自的语境中被解读后却可以指代相同的意义。因此, 能指与所指的相对任意性主要体现在不同语境之间。在同一语境中, 能指与所指的形成则必然是这一语境中的人类群体长期提炼固化出的符号关系, 是为这一语境群体共同接受并使用, 具有强制性的语言符号系统。如果这种规定或个人所创造的符号不能被这一语境群体解读或理解, 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沟通的工具, 这个所创造出来的符号也将是无意义的。

在索绪尔之后, 罗兰巴特又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的第二层含义。在第一层面上, 能指与所指仅仅停留在声音与具体概念指代的层级上, 而在第二层面上, 所指的范畴则扩大到了心理感受及意义赋予的层级上。如罗兰巴特将“一束玫瑰花”来进行分析, 玫瑰花的形象是能指, “爱”则是其所指, 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这时所指的范畴已与联想乃至想象融为一体。

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的符号化分析

中国画的笔墨表现语言作为语言门类下的一个分支, 其表述关系其实与文学语言表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是以符号的组合来描述对象并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情感。正如托尔斯泰和列宾相互的“肖像”描写, 二者从观察方法与精神体会上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二者的语言符号形式与作用于观者的审美方式不同而已。将二者对比我们会发现绘画的语言符号因其以直观形象表现对象的特性从而使它比文学语言符号具有更强的形象感。语言符号本身都是抽象的, 文学语言的组成是抽象符号与抽象符号的连接, 其最终作用于观者的是间接体验, 必须由观者在自身的头脑中进行解读、生成形象并获得理解。而绘画语言最初的点、线符号也是抽象的, 但其连接组合之后则成为直观形象, 其画面的直白表现是可以直接被感知并获得的。当然, 要实现画面最深层次意义的表达, 也同样需要观者在自身的头脑中进行解读并最终生成理解。

单从绘画语言领域来说,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比西方的绘画语言更加符号化, 反之,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之上的, 中国文化中的汉字从能指的层面上却与西方字母组合的抽象文字不同, 具有很强的形象性。由于中国画与中国汉字形成的文化基础是一致的, 二者有着极其紧密地联系, 因此,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就成为了一种既比西方绘画语言抽象又比西方绘画语言形象的特殊符号。

在符号化方面, 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一直在致力于语言本身的符号化生成。“线”中的“十八描”, “点”中的“个字点、介字点、鼠足点、大小混点”, 皴法中的“披麻皴、斧劈皴、折带皴”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符号本身具有不同的特性与表意程式, 在具体的绘画表现中经过多种组合排列从而形成不同的画面效果与精神表达。这类似于中国的八卦 (以阴阳符号的不同排列组合来指代世间万物) 但其组合方式又仍然遵循语言的表达规律。因此, 中国画笔墨表现的语言符号就其本身的能指与所指在依照类似规则的基础上比西方绘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显得宏大而复杂的多。

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解析

绘画语言在语言能指与所指的第一层面上, 体现为形而下的直观表述。如在一张纸上, 将一条直线画在画面的下三分之一处, 则可以表述为地平线, 从而将天地分开;如果把直线换成波折线, 则可以给人以水的感受;如果将它提到画面的上三分之一以上处, 则可以使人认为是高处的事物或天空中的云彩。在这里, 直线、波折线等线性符号是能指, 而地平线、水波、云彩等形象感受就是所指。这也就是说, 在一幅画面中不同的位置运用直线、曲线或折线等符号的不同组合排列可以指代各种物象并被观者所感受。但是, 这样的画面只能类似于说明文, 很难打动观者。因此, 创作者们必须赋予这些符号以情感, 并将这种情感通过符号传达出去。这就进入到了语言能指与所指的第二个层面。

传统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对于作为能指的基础材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并不断丰富其对观赏者造成的所指心理感受, 如琴弦描的细韧感、铁线描的沉雄感、行云流水描的飘逸感、泼墨的混沌感、破墨的灵动感以及积墨的浑厚感等等。在画面的整体追求上, 通过画面的艰涩而实现苍凉的感受、通过构图的疏简而给人以悠远的感觉、通过画面的湿润而使人感到温馨舒缓。同时, 在画面意境的表达上, 则呈现为通过画山水表现高远的志趣、通过反映梅兰竹菊来体现高洁的品质。最终, 从画面的处理手法来看, 中国画中的“留白”与“计白当黑”、“笔断而意周”则恰恰符合接受美学中“空白”的美学思想, 从而在所指上获得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应该说, 传统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已经完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对接, 可以表现创作者的各种心理追求。但是, 从传统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的总体来看, 其作为能指的基础语言材料在长期的发展中, 过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固定的范式, 逐步呈现僵化。可以说自文人画笔墨观念形成开始, 中国画就开始逐步脱离客观世界而进入唯笔墨是从的主观世界。笔墨语言被当作一种高级的语言编码不断被赋予象征的意义从而成为极少数人方可解读的语言密码。同时基于此, 其情感、意境的表达上也被固化成为了特定的象征指代。因此, 传统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从能指上呈现为程式化样式, 从所指上呈现为固化的象征, 从而又削减了其所指所蕴含的意义空间。

当代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是建立在传统笔墨语言基础之上的。它在继承传统笔墨表现语言的基础上, 受到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而呈现出新的特征。从传承的层面来看, 首先它继承了传统笔墨能指的基础材料工具材料和语言符号;其次, 继承了表现手法中的空灵追求以及仍然用干湿浓淡来形成画面的整体感受;再次, 从所指层面它仍然继承了画面表意的象征性。但在此基础上, 西方现代文化的引入与冲击以及当代文化语境的改变也在不断迫使这种继承进行着新的变革与发展。从能指来看, 首先在工具上引入了新的材料元素, 在点线的运用上吸收了现代构成学的理论;从画面语言表现上, 出现了强化色彩、引入西方绘画用笔以及对传统语言形式的再提炼与再发展。从所指层面上, 由于笔墨材料与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在笔墨表意追求上则弱化了情感的象征性从而扩大了表意追求的范围。

如:扬州八怪中多有表现苇塘鸭戏的作品, 其作品往往通过几支芦苇占据画面一隅, 以双鸭或单鸭为主体, 呈现出安详和谐的气氛。与此类似, 当代画家乔宜男的作品《静夏》也同样是表现苇塘的作品, 其作品通过芦苇丛中几只小鸭远远游过而呈现出一派静谧之气。二者都以“静”为主, 都表现空灵之气。但比较起来, 首先在取景选材上, 扬州八怪之时仍未摆脱画面主体象征的束缚, 以有生命气息的鸭子作为主体而以芦苇为陪衬;而在《静夏》中则采取了以芦苇丛为主体, 在芦苇丛中以远景的形式淡淡的表现出几只小鸭翩然游过。这在取景上就首先扩大了表现视野。其次, 二者在笔墨表现上都以水墨为主, 但前者在表现中仍然力求通过符号而写实, 对于鸭子进行了详实的描画, 对于芦苇虽然完全是以符号化的“线”来表现, 但其“线”的描述目的可以很明晰的感到仍是在形成画面构图聚散的同时力求接近真实的芦苇, 也就是说“线”的表现是以“像”为前提的。而后者则抛开了客观上的“像”, 完全以现代构成与绘画的形式切入画面, 以“线”的排列错落和用以表现苇叶的“点”在用水浸冲地朦胧效果上实现了心理感受上的真“像”。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应照事物现有的样子去模仿, 而应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的理论。从能指上二者都是用“线”来表现芦苇, 但从“线”的所指表现上, 前者“线”的表现并没有脱离“线”本身, 而后者却通过表现技法的运用使“线”的感受在水的破冲中获得了新的体验。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到, 当代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是在继承传统笔墨语言的基础上, 通过融合当代语境中新的语言元素从而赋予了传统笔墨语言新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所指。这是对传统笔墨语言表述方式的革新, 其能指与所指也正是建立在传统笔墨语言基础之上的一种进步和丰富。

摘要：当代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在继承传统笔墨语言的基础上, 通过融合当代语境中新的语言元素从而赋予了传统笔墨语言新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所指。这是对传统笔墨语言表述方式的革新, 其能指与所指是建立在传统笔墨语言基础之上的一种进步和丰富。

关键词：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能指,所指

参考文献

[1]弗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1]弗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毛建波.石涛画语录[M].杭州:西冷印社, 2006.[2]毛建波.石涛画语录[M].杭州:西冷印社, 2006.

[3]陈滞冬.石壶论画语要[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3]陈滞冬.石壶论画语要[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

所指意义 第9篇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的来临】

变革之声，自1840年以降不绝于耳。1874年，《循环日报》创刊于香港，主笔王韬在报上直陈，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腐败根源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王韬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也”。他认为政府必须倾听民众声音，让民众讲话。开创文人论政新样式的王韬，发出了近代中国的维新先声。

人心思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文提出：“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

中国第一次办报潮来临了。3年内，各地共有近60家民间报刊面世，大多主张维新，重视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介绍。报业初兴，舆论渐开，维新观念渐入人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启动变法，诏书中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内容。7月的一道上谕说：“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时势所至，一个“言论界之骄子”横空出世。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大力鼓吹变法。他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种“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读者耳目一新，舆论为之大振。作家包天笑评说：“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

《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助，他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不过，一旦他认为《时务报》的政论出格，比如“官唯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等语，又施压干涉——政治体制红线是不能碰的。慈禧早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就定下了“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权力不能变。因此，张之洞要在《劝学篇》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号称改革的洋务运动，也就只能务，不能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旨全国报馆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谕旨称：“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统治者一句话，救国心切的报人就成了造谣惑世的斯文败类。除几家托庇于租界和改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外，各地报刊几乎全部被封或停刊，人员外逃。笔杆子到底斗不过枪杆子。

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进京围攻洋人，八国联军打来，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庚子之耻刺痛了国人，无论海外的政治流亡者还是各地官绅，都发出要求朝廷变革的声音。一时间“人人欲避顽固之名”，戊戌之后，“维新”再度成为流行词。

大势之下，慈禧不得不启动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言及国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见血的话：“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上谕强调，“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在“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多个层面变法。

开报禁的呼声在朝野间响起。1901年底，各地报刊恢复到34种。

这一年，官员纷纷出国开洋荤。去日本的官员借考察之名吃喝玩乐，丑态百出，被国内报纸揭露，激起公愤。屡试不第的李伯元从仕途梦中醒转过来，开始写《官场现形记》。

【梁启超疲于应付，《民报》占上风】

1902年2月8日，日本横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创刊词中写道：“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的《新民说》在《新民丛报》连载近四年，阐明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引进了国民、权利、自由等汉语新词汇，呼唤独立人格的一代新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亟需启蒙。对于政治制度，他主张渐进改良。虽被清廷严禁，《新民丛报》仍在国内一纸风行。梁启超后来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常识，正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匮乏物。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宗旨是“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创刊之初，《大公报》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于光绪，指斥新政名不符实。同时，宣扬“立宪法，予民权”，希望清政府在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进行真正的改革，变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于上海。该报大量介绍西方宪政学说，并进行中西政治比较：用西方的主权在民理论，批判中国的君上大权；以西方政党内阁的政治稳定性，对照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败和动荡；从西方的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谈到“中国人民蜷服于专制政体之下”无人格无权利的奴隶地位。这是报纸上的公民课。

这边厢，改良派报刊鼓吹君主立宪；那边厢，革命派报刊高呼“革命其可免乎”。

且看当时多在海外创办的革命派报刊言论——香港《中国日报》：“国与朝廷判然为二物。”日本横滨《开智录》：“灭此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日本东京《国民报》：“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上海《中国白话报》：“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

1904年11月慈禧七十大寿期间，上海《警钟日报》发表了一副林白水写的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出了创刊号。此时改良、革命两大阵营已成水火之势。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两派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去向的大论战。论战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要不要革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二、革命会不会导致内乱？三、革命会不会导致专制，革命后能否成功建立共和政体？四、土地国有是福祉还是祸根？

随着论战深入，梁启超渐显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民报》声势占了上风。时势发展下人心向背使然——清廷的败坏日甚一日，梁启超实在难以维护，他痛心于“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倾向革命。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

1907年8月，《新民丛报》悄然停刊，这场持续近两年的论战终告结束。论战使国人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政治新观念，曾参与两派调停的徐佛苏评说，“诚足以开我国数千年政治学案上之一新纪元”。

这场论战，注定没有结论。改良与革命的选择，自此考验每一个中国人。

【舆论唤醒人心，风气渐开通】

1907年7月15日晨，浙江绍兴轩亭口，秋瑾就义。各地报纸迅即将报道重心移向秋瑾案，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论。报界一致同情秋瑾，斥责官方在没有秋瑾确供的情况下就杀害她，对官府的办案细节处处质疑。

《申报》刊登《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批评政府，抨击人治，呼唤法治，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声音。《申报》的同行们也不示弱，大胆发言。

《时报》表示，秋瑾之死“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大公报》、《神州日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等接连发表评论，痛惜秋瑾“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痛斥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是“恶魔政治”。

杀害秋瑾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标统李益智等人，受到舆论围攻，威信扫地，如丧家之犬。张曾扬拟调任江苏巡抚，遭到江苏士绅集体抵制。清廷让步，将他转调山西。《时报》报道，张曾扬离开杭州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

秋瑾弟弟秋宗章叹道：“乃以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开民智”，渐渐成了晚清知识阶层的口头禅。

彭翼仲于1904年在北京创办的白话报纸《京话日报》，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社会启蒙实验：反对陋习，提倡新风，热心公益事业；开放式办报，与读者互动，成为“公众言论机关”；通过阅报处、讲报所，让更多不识字的人了解新闻和新知；倡导戏曲改良，演出有益世道人心的新戏；声称“把大清国的傻百姓，人人唤醒，叫人人知道爱国”；反对强权，表明“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亡朝廷不能算亡国家”。

据说，“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

有御史奏称，京城社会曾异常闭塞，《京话日报》创办后，“风气逐渐开通”。

【全国报刊同骂清廷】

慈禧新政措施，多未落实。张之洞失望地说：“京朝门户已成，废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债重，民愈怒。”

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04年张謇说服张之洞奏请立宪，以自制《日本宪法》送到内廷，并印行其所著《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也请定宪法，津沪报刊纷纷响应。舆论认为立宪足以致强，不容置疑。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出告终，震动中国朝野。人们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的优劣联系在一起，认为“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然而，现实给立宪派兜头一盆冷水。

预备立宪先从“厘定官制”入手。官制改革之初，慈禧宣布“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回避改革核心问题的“五不议”一出，人心凉了半截。官制改革徒有其名，几成闹剧。《时报》评论说，这是“假立宪之名，阴行专制之伎俩”。

看出清廷并无立宪诚意的立宪派，号召各界对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新报》开始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其他报刊跟进，鼓吹速开国会，“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

从1908年到1910年，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各省都派代表进京递请愿书，上百万群众参加签名和集会游行，学生罢课响应，报界推波助澜，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迫于形势，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5年。

1911年5月，清廷的“皇族内阁”出台，举国哗然。全国报刊同骂清廷为一己之私利无视民意，倒行逆施。立宪派报刊的言论和革命派报刊别无二致。《大公报》的《说妖孽》一文说：“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

1911年11月17日，以译著《天演论》影响过一代人的严复给莫理循写了一封长信，说大清的军队是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瓦解的。

当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上海。报馆林立的望平街每天人山人海，人们挤在各家报馆的贴报栏前看报纸上的革命军消息，捷报传来，一片欢呼。孙中山感慨：“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

喧哗与骚动过后，孙中山提出，新闻就是通过宣传“纠正人心”，报纸理应是“党的喉舌”，党报应用“正确之真理”同化“不正当之舆论”。孙中山这时的口号是：舆论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