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觉醒范文

人性的觉醒范文（精选3篇）

人性的觉醒 第1篇

1历史文化语境

千百年来,女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早在1837年,反奴隶制运动领袖安吉莉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曾经把奴隶制与美国女性受压迫的地位联系在一起。 她说:“仅仅性别并没有给予男子享有比女子更高的权利与责任”[5]190因此女性从事某种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像男子从事其他工作一样。但是女性一直以来都被教导成类似玩偶、孩子和宠物的角色,最终女性被剥夺了“思考、言语和行为的权利,变成了男性存在的沉默附庸,…漂亮玩具… 驯服并好玩的宠物” [5]192文学中的女性多被描写成“房间里的天使”,在19世纪,纯洁女性的永恒形象并非以天堂里的圣母,而是以“房间里的天使” 呈现。[6]20然而女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女权运动先驱者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认为“经验来自于经历”,女性不应当被阻挡在父权制的屏障之后,“女性身心要得到完全发展,而不仅仅像一块泥土那样,依据人造的样本被塑造,”[5]192女性的生活圈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家庭,而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想威胁并挑战传统的人类起源观点,导致了对《圣经》的猛烈攻击。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内战之后的重建使得男性与女性进入新的社会身份。重要的是,自从1848年在美国纽约召开了第一次女权大会以来,女权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 [5]193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意味着,在凯特·肖邦出版《觉醒》以前的50年间,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关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男女平等问题的争论。作为这场争论的结果,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从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在美国历史的第一次,女人开始把关于家庭的话题带到公共领域。内战之后,美国女性可以规律地参与到社会中去,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打破了传统的依赖男子而存在的屈辱地位。女性被压迫的地位和争取解放的斗争也在文学中得以体现,凯特·肖邦正是这样的作家之一。

1869年肖邦曾写过一则短篇小说《解放》。小说开篇描写了一个“四周都是墙壁、布满铁栏杆的牢笼”的意象,这些描写暗示着当时女性正处于受男权制束缚的境况,牢笼中的动物被外界所吸引,最终慢慢走向“未知的世界”。没有了牢笼的限制,这头曾经困在牢笼里的动物的感官被一一唤醒,看着、闻着、摸着所有一切。尽管新生活可能面临困难,但它仍然好过笼中被困的境地。这则短篇小说可以被看成是后来的《觉醒》 的雏形。1899年,肖邦创造出经典之作《觉醒》,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的女性爱德娜。

尽管是一位已婚女性,爱德娜并没有把婚姻作为人生最后的追求,她勇敢地反抗世俗传统,追求自己作为画家的职业生涯,追求真爱。在新历史主义领袖人物格林布拉特看来,文学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4]393肖邦对爱德娜人物的塑造体现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同时爱德娜所处的困境也折射出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下新旧势力的权力交锋。在历史与文学互相整合的力场中,爱德娜伸展的自由个性、逐渐萌发的自我意识、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当时历史中发出了新时代的声音,在社会控制与反控制中诉说自己的心灵发展史。

2地域文化环境

“自我造型,正是一套权力摄控机制,因为不存在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性,所有人性和人性的改塑都处在风俗、习惯、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即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所支配,依赖控制从抽象潜能到具体历史象征物的交流互变,创造出特定时代的个体”。[4]393爱德娜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使得从肯塔基州新教家庭出身的她如坐针毡,克里奥尔人特殊的人文环境使得爱德娜见识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成长环境,她得以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觉醒》的地域背景是新奥尔良城,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克里奥尔人指的是“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初的法国人和西班牙定居者的后裔”。[7]338在克里奥尔尔人的影响下,新奥尔良更像一个欧洲南部城市而不是美国城市。[8]6919世纪的新奥尔良城克里奥尔人文化圈已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拥有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一套传统、道德准则和习俗。[8]67小说《觉醒》中社会正是由一群富裕的克里奥尔人构成,他们认为自己完全不同于英裔美国人。克里奥尔人是紧密联系的整体,通常保持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通常不为局外人而改变。肖邦在《觉醒》中写到 “彭德利尔夫人(爱德娜)尽管嫁给了一个克里奥尔人,她在克里奥尔人的社交场合中并不完全感到自由自在…他们都互相认识,就像一个大家庭,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最亲密的联系”。[9]10

“内战前后信仰天主教的奥尔良城法裔克里奥尔人与肯塔基州长老会教徒在价值观和行为举止上的差异可谓大相径庭。在19世纪初宗教与政治互相融合的力量改变了南方的新教,使得它与天主教和北方的新教之间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8]69在19世纪30年代,北方人开始抨击南方的奴隶制度, 这导致南部新教徒逐步趋于保守,最终导致了南北部新教的分裂。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南部新教徒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采取了保守的态度。爱德娜的父亲,肯塔基州的长老会教徒,曾经的南方军队上校,是直接受到这股强烈的保守行动影响的南方人之一。爱德娜曾经记得童年的一天,她非常快乐地逃离了父亲和家庭的严厉束缚。“那是一个周日,我在做祷告时偷偷溜掉,从长老会的礼拜里,我爸爸念主祷文的那种郁闷的语调,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叫人难受”。[9]20这种关于宗教的痛苦经历一直困扰到成年。即使当她的父亲从肯塔基州到新奥尔良来看望她,最后离开时,爱德娜仍然觉得如释重负,因为伴随着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他的《圣经》朗读和笨拙的祷告。爱德娜想要逃离严格管教的肯塔基家庭的初衷导致了她与彭德利尔先生结婚,她嫁给他的动机之一就是意图违背她的父亲,因为他强烈反对她嫁给天主教徒。然而,在19世纪中叶,天主教堂并没有受到南方保守主义的影响。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克里奥尔人仍然保留着早期的自18世纪定居以来就形成的同样的传统与社会价值观。当时的新奥尔良也主要以克里奥尔文化为主导。“克里奥尔人,已经发展成高度文雅的社会。众所周知的是他们对那些带着成船的木材、毛皮和烟草涌入到这个主要港口城市的落后的‘美国人’充满敌意。”[8]69自认为是有教养的群体,克里奥尔人瞧不起猎户和农民,认为他们粗俗肮脏,尤其是肯塔基人。

克里奥尔人崇尚感官享受。音乐在他们的文化圈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肖邦在《觉醒》中多次描写到和音乐相关的场合。克里奥尔女人们完全置身于这种在音乐中流光溢彩的生活。她们以美丽优雅而著称。她们的文化鼓励她们体验充满艺术性的生活,因此她们每日花费很多时间画画、弹琴和唱歌。款待客人,擅长交流、并且同时会说除了法语之外的其他几门语言,这些特征都可以在有教养的克里奥尔女人身上同时体现。根据传统,她们是优秀的管家,有一大群孩子,并且对孩子非常耐心,对丈夫也尤其体贴入微。在《觉醒》中,肖邦把这些特征都非常清晰地投射在阿黛尔身上,她是克里奥尔女人的完美典范。“那个夏天在格兰德岛上慈母是很普遍的。这样的慈母很容易认出来的,她们在看到心爱的幼雏受到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伤害时,总是鼓起双翅去保护他们。她们就是这样的女人,钟爱孩子,崇拜丈夫,认为抹杀自己个人的存在,并且长出翅膀变成救苦救难的天使,是一种神圣的权利”。[9]10爱德娜拒绝承认自己属于这个群体,她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贤妻良母, 阿黛尔也认为爱德娜“不是她们中的一员”。

当克里奥尔女人们谈论她们的分娩细节时,当那些她认为只能自己私下无人时才能阅读的书被公开讨论时,当男人们在女人面前讲述那些滑稽故事时,爱德娜总是感觉尴尬和不安。 她是个害羞拘谨的女人,尤其当面临与性有关的话题就更是如此。因为她所在的长老会家庭背景使得这种话题非常隐私。 而克里奥尔女人对母性持完全接受的态度,认为这是她们个性中的一部分,所以能够坦率地谈论关于性的话题,”阿黛尔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因为她衣服遮蔽下的躯体是很明显的社会财富。她的裸体也具有美丽的装饰性,跟她穿着华丽的衣服没有什么不同。”[10]284所以她即使面对男人也能很成自如应对,谈论关于感官的快乐而不觉得羞耻。但爱德娜不一样,她生长于美国新教家庭背景,从小受的教育使她不相信感官,并且认为欲望的终极是邪恶的根源。[11]23在克里奥尔人之间,她感觉浑身不自在,她认为身体是属于她自己的,所以当她听到这样的谈话时她会觉得一阵阵脸红。“肖邦刻画了一个游离于自己时代的文化之外、自己的社会阶层之外的女性。”[12]21爱德娜在这场文化碰撞中完全处于劣势地位。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每一个场域都是独特的空间、一个独特的圈层,”[4]434爱德娜所在的场域完全不同于其他克里奥尔人所在的场域,“所有的场域包含在权力场之内,都与权力场有着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的关系”[4]435根据克里奥尔场域的游戏规则,嫁给了克里奥尔人的爱德娜也本应该入乡随俗,展现相应的克里奥尔文化圈的特点,但是,天生具有反抗精神的爱德娜,为了追求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由,忽视并公然反抗这个社会所强加于她的规范。这正是爱德娜不同于其他女性的独特之处,“场域就像是一种角斗场,是一种权力、地位、身份的较量。”[4]434在这一次较量中,爱德娜明显处于弱势,必然要受到较强势力的社会文化制约。

3生态文化语境

“从生态文化角度重新阐释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从中解读出被遮蔽的生态文化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并重新建立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诗意审美关系。”[4]434深陷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夹缝中的爱德娜,该如何追求自我或得以解脱?爱德娜觉醒之时和后来告别这个世界时所处的格兰德岛为爱德娜提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栖居之地。

内战之后,新奥尔良人口剧增,成为当时南方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临近新奥尔良城的是一片沼泽地,这片沼泽地瘴气肆虐,导致了1878年的黄热病,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该传染病。为了躲避黄热病的威胁,很多克里奥尔人就把妻子儿女送到格兰德岛上去避暑。格兰德岛位于墨西哥湾,新奥尔良以南50英里处。气候适宜,海面上吹来的习习凉风不仅驱散了蚊虫,也带走了黄热病的威胁。如肖邦的传记作者艾米莉·托斯所说,“格兰德岛是有益健康的,没有下水管道和蓄水池,没有带致命病菌的蚊子威胁着孩子和病人的健康,人们有户而不闭,这儿是热带的伊甸园,有高高的棕榈树、绿色的藤蔓、橙色的橘子和柠檬树、数英亩的黄色甘菊。这儿没有街道—只有绿色的草地和含沙小道”[13]269《觉醒》的开篇与结局就发生在这片美丽的亚热带岛屿上。在这个伊甸园里,爱德娜感到了身心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9世纪末墨西哥湾的格兰德岛是新奥尔良市法裔富人们的避暑胜地。爱德娜和两个孩子正在这里度假,她的身边是一群悠闲的贵妇人,除了每周末与工作在新奥尔良的丈夫们团聚,她们大部分的时间无事可做。并不奇怪在那个夏天,在格兰德岛上,爱德娜开始“稍微拉开那曾经裹住她的沉默冷淡的帷幕”。[9]17在这个女性的王国里,爱德娜的意识慢慢苏醒,仿佛是一个睡美人从千年的梦里醒来。

在爱德娜学会游泳的夜晚,大海也看起来和往常不同了。 人们自然地走进海水中就像走进自己本来的领地, 人类出生和成长的家园。“海面风平浪静。海上激起的微波懒洋洋地爬过来,一浪又一浪地消失掉,只有打在海滩上时才形成充满泡沫的小浪花,随即翻卷回去,像一条条白蛇,缓缓后退。”[9]36那个夜晚,爱德娜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跌跌撞撞,忽然之间意识到行走的力量,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向前走去,无畏而自信。她想游得更远一些,那些女人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爱德娜在大海中的畅游刻画出一个长时间圈养在家庭的女性突然体会到自由的狂喜。她甚至把脸埋在水下去体会空间和孤独的印象。大海使她想起了家乡肯塔基州的草原之海,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少女时期孕育着幻想的地方。“爱德娜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一个梦中醒来,一个甜蜜的、可笑的、不可能的梦, 再次感觉到迫近到灵魂里的现实。”[9]41在结婚的头几年,她一直规劝自己接受现实,心甘情愿地相信生活就是平静的,婚姻也应该是毫无激情的。她被动地接受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盲目地遵守社会行为准则,从来不质疑丈夫的要求。但是现在,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有意志,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从那个夜晚开始,一切都不同了。

从格兰德岛上回来,爱德娜仍然对那里魂牵梦绕。“她让自己的思绪重新回到格兰德岛上的生活,竭力去发现那个夏天和其他任何一个夏天有什么不同。她只能意识到,她自己,她现在的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另一个自己不同了,她现在正以不同的眼光观察事物,并且正在认识在她自身内部出现的,使她的环境发生变化,并使它变得赋予色彩的新情况”[9]53她开始认识到她作为一个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也认清了她这个人和她的内心世界以及外在世界的关系。“凯特·肖邦的自然观与梭罗的自然观、与‘天人合一’观的相通,不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都是行动者,尽管行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14]128最终爱德娜选择投入大海、投入自然的怀抱来重新获得自由和精神的解放。

4结语

综上所述,爱德娜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地域文化语境下经历了对自己身份以及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等各个方面的精神觉醒,这在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和她所在的克里奥尔社会文化语境下仍被视为异端,必然遭受到来自统治权力话语的打击与惩罚,借此去化解消弭存在的异己不安定因素;爱德娜只能在大自然的生态文化语境下寻找最后一丝的自由;凯特·肖邦的《觉醒》颠覆了传统的话语秩序,解构了男权中心话语,使得女性话语升上历史地平线,从而使《觉醒》成为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文本,作家肖邦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史上的一棵常青树。

摘要：《觉醒》在1899年出版之初受到多方谩骂与指责,作家肖邦也由此搁笔,渐渐销声匿迹于文坛。运用文化语境理论,从历史文化语境、地域文化语境和生态文化语境三两方面揭示作品中女主人公爱德娜的死亡结局和作家的发声,爱德娜的觉醒超越了她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作家肖邦由此颠覆了传统的话语秩序,受到掌握话语主导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力的扼杀。

魏晋时期人性的觉醒及人生价值取向 第2篇

魏晋时期人性的觉醒及人生价值取向

魏晋时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在苦难的现实面前,传统的儒家学术开始动摇,被禁锢的人性开始觉醒,产生了新的`人生价值观.本文就魏晋时期人性觉醒的原因和人生价值取向,略作探讨.

作 者：张波 Zhang Bo 作者单位：宜宾学院政法系,四川,宜宾,644007刊 名：宜宾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年，卷(期)：2(6)分类号：B821关键词：魏晋 人性觉醒 人生价值

人性的觉醒 第3篇

《春江花月夜》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是毫无疑问的，闻一多甚至不吝言辞地称它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向后……清除了盛唐的路”[1]。如水般诗意流淌的词句，如水般轻灵跃动的意象，如临目前的意境营造……这些足以摇荡人心，但这些能否支撑其成为“诗中的诗”呢？是否有其他深蕴之处成就它如此的高度？

现在多个版本中学教材、教参多围绕意象、线索等一些枝节，将此诗线性地划分为四部分：春江夜景、江畔玄思、思妇怀远、游子思乡，并以时间为线索加以串联。这种做法看似直接明了，某种程度上是回避了实质问题。顺着这样的时间线索，学生可以走马观花地浏览，却很难走进诗的深层，走进张若虚的内心，把握他的思路与情感。面对如此宏大的作品，这样按照时间切割，往往让学生画地为牢，盲人摸象，对此诗的感受自然也就如在雾中。

事件在時间上形成某种缀合，按照时间流程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就是诱发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任何偶然地呈现于时间的事件，背后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要真正地理解认识这些事件，必须穿越时间线的遮蔽，发现诱发它的必然所在。这样的认识即使具体到一首诗，也是成立的。春江夜景、江畔玄思、思妇怀远、游子思乡这样时间线性结构切分有其合理之处，但这种合理性只存在于逻辑的表层。要读懂《春江花月夜》，读懂张若虚，就必须穿越文字层面时间思维的阻隔，寻找更为深层的逻辑动因，把握作品更有意味的结构形式。诗以春江夜景入笔，事实上却并未依照传统由景入情的写作模式展开，而是由春、江、花、月、夜，写自己之于这一切的无尽思考与感悟——江畔玄思。在此之后，还身于景，接着由春江夜景再次宕开一笔，由目前景致推及览景触及的游离之情——月下思人。在“月下思人”一节，作者并未拘泥于个人的小情绪，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思妇闺怨与游子思乡平行而出，有其卓然之处。张若虚在一首诗中不仅是由景及情，也不仅是由景及理，而是将景（春江夜景）、理（江畔玄思）、情（月下思人）以“品”字形结构（见下图）合理有机地链接在一起，可谓浑然一体，巧夺天工。

“品”字型结构使诗作时间线性结构走向更为深层的逻辑层理。它彰显的既是张若虚当时当刻的情感发生状态，也是此时此刻引导学生理解诗作承载情绪感悟的通幽曲径。

张若虚笔下的春江夜景读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恬静悠然之感。而这些初读的感受多与作者的意象选用息息相关。春江夜景中春、江、花、月、夜为其主脑，诸多意象由此牵涉而来。基于种种原因，作者对意象的用力并不均衡，即使“春江花月夜”这些主脑意象亦有偏颇。清人诗评家王尧衢看到了这一点：“春字四见，江字十二见，花字只二见，月字十五见，夜字亦只二见（参见粤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中《春江花月夜》课文收录的“资料信息”）”，特别是“春”与“夜”，主要是作为标示时间、季节的修饰性意象，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核心意象提供发生场域。相应的，“江”与“月”则是激发和联络整首诗的主脑。由“江”“月”而出，诗中众多意象与它们遥相呼应。“于江则用海、潮、波、流、汀、沙……以为陪；于月则用天、空、霰、霜、云……以为映”（同上）。这些意象除了给人以静与美的感觉外，大都呈现出另一共同特点：绵延不绝。所述江月海潮天空霰霜，甚至春夜，都是宏阔恒久之物，个体之人难以把玩于股掌之间。除此以外，意象间的很多联系词汇也都指向这一点：连、千万里、何处……无、皆似、江天一色、皎皎等，都写出的是一种绵绵无际的弥漫之感。而这些共同呈现的广大之象无不与个人的有限性形成对比。意象的绵延不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时间的永恒与空间的庞大。这或许就是闻一多先生称这首诗具有“迥绝的宇宙意识”[2]的原因。这些庞大、永恒到绵延不绝的意象呈现的都是个体有限性对应的无限性，而这会带给江畔的张若虚怎样的感受刺激呢？除了人之为人都会有的唯美感受外，时间上短暂与空间上的渺小总会时时现身。

人对天地永恒的慨叹古已有之，如曹植的“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送应氏》），阮籍的“人生若朝露，大道邈悠悠”（《咏怀》）。在曹植与阮籍们的眼里，天地是永恒的、绝对的，这种永恒和绝对既是时间上的又是空间上的，相对而言，个人生命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层面都是渺小短暂易逝。在这种对立对比中，个体存在的悲剧性于无形中外溢。自然，张若虚也看到了这种天地的永恒，也发出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慨叹。如果由此而往，《春江花月夜》也不过是平平的感怀之作。不过，张若虚并未延续传统的悲观情绪。站立在江畔的他不再以个人之姿对抗辽阔永恒的大自然，他在文字间投身整个人类史。从这个角度，他可以从整个人类高度与天地万物开展对话，这种对话不再是有限对无限的悲剧性崇慕、感伤，而是无限对无限的平等对话。个人确实无法摆脱渺小、有限的悲剧事实，但由个体构成的整个人类文明却是伟大、顽强、悠久的——“人生代代无穷已”。张若虚使这种代际与个体关系和谐地统一一处，由此窥破个体存在的意义——寻找个体有限性与精神无限性之间的契合，继而勇敢地担起人生的悲剧性，并实现对它的昂首超越。在这个层面上，人拥有与江月自然一般的永恒性。这里不仅有了个体的觉醒，还有对魏晋以来人之觉醒后悲观基调的超越；这里不仅有对渺小个体的发现，更有对它的超越。这一认识不能不说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深刻！在张若虚的笔下，人性的伟大，人的独特意义被一笔道明。同时，亦将面对永恒天地时，充盈前人诗句中的悲剧性基调一扫而光，代之以轻快睿智之笔。李泽厚赞其“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3]，大约亦是由此。

除了时间层面的短暂，空间层面的渺小也是人之为人从不曾摆脱的的悲剧命运。无处不在的春、江、花、月、夜相对于渺小的人之个体而言，是多么的绵延不尽。它们耗尽人的毕生来跋涉，它们收纳着人的喜怒哀乐，它们将亲人、友人、爱人隔绝在遥远的他乡。宋人苏轼提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长久存在的悲剧性问题，而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作答竟与几百年前张若虚给出的答案不谋而合：精神的沟通使渺小的个体得以超越横亘的空间。

精神的沟通，如别离亲人间的嘘寒问暖，天各一方的友人间的凭书问候，两地相隔的爱人间的山盟海誓，可以超越高山大海的阻隔，可以超越一切空间的距离。张若虚没有以自己的小情绪来应对这种大悲情，个人的情绪毕竟是个人的情绪，应对这种人的大悲情总是力不从心。他选择了不具名姓的爱人作为例子，从思妇游子的角度，张若虚再次从个人上升到人类这一高度，由此来谈爱的超越，对空间的超越，这本身就是一次大的超越。春、江、花、月、夜无一不是横亘其间的障碍，而且它们都在地理空间上庞大到无法超越。那恼人的、无处不在的月华，那阻碍鸿雁鱼龙的绵绵江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春半落花无不嘲弄着游子思妇的渺小与无奈。在张若虚的笔下，我们感受到游子思妇间爱情的缠绵、无奈、感伤。但是即使有春、江、花、月、夜的阻隔，游子思妇依然能借月华、借落花传递彼此的情思——“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同一轮月，同一江水，同一片夜色，因为有情人的同时瞩目而富于了独特意义。月、夜、江等成了牵连二人的媒介，虽不能相见，却因情感注入这些媒介，而有如相见一般。如此，游子思妇便于悄然间实现了对广阔宇宙距离的超越，发现了“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的‘自我意识”[4]。这种自我意识使游子思妇的感伤思念化为一种希望与自信，是包含有爱的希望与自信，有作为渺小个人超越时空限制的希望与自信。因为内心的爱，远方的游子能感受到月光中流溢的浓烈相思；因为内心的爱，寡居的思妇能体味到游子那满江满树柔情蜜意。因为这种精神上的自信与希望，虽然人只能“千里共婵娟”，虽然相隔千山万水，总有“乘月几人归”。即使不能翻山越水的团聚，既然有月华传情，又何必在乎朝朝暮暮呢？

张若虚发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悲剧性，但他又从另外的角度超越了这种悲剧性，他让人乐观坦然的面对接受并超越这一切。这是一位大师应有的手笔和境界。

而文学也本应如此。

参考文献：

[1][2]闻一多，傅璇琮：《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4]李泽厚：《美的历程（插图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