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范文

日本历史范文（精选12篇）

日本历史 第1篇

一、二战前的专门学校

二战之前没有短期大学这一提法, 二战前的短期大学只是一些专门学校, 但是这些专门学校是日本现代大学的前身, 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开成学校就是一所专门学校。到1885年, 除了东京大学一所“大学”之外, 日本还有102所“专门学校”。从数量上看, 专门学校是这一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 在校学生数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数的一半以上。但1886年以前, 国家并没有关于专科学校的条令, 为了使专科学校制度化、法制化和合理化, 1905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布了《专门学校令》, 对专门学校加以整顿和提高, 纳入正规高等教育系统, 至此, 专门学校被正式承认。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学校进行严密的控制。在1918年12月公布的《大学令》中第八条规定“公立及私立大学的设立和停办必须经文部大臣批准, 学部的设立于停办同样如此”。这个法令规定到学部这一级, 控制之紧可见一斑。不仅学校的设立、废止、设立者的变更、校长的任命要得到文部省的许可, 文部省甚至还可以发布校长、教员的解雇令等。1943年, 日本政府修订了《专门学校令》, 取消了专门学校和实业专门学校的区别, 统一称之为“专门学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时期, 日本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以专门教育为主要内容, 实施文理分科教育。1931年9月18日, 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侵华战争, 为了培养“尽忠报国”的“忠臣良民”将全部教育纳入战争轨道, 建立了为战争服务的教育体制。不仅大大增加了理科、工科学校的招生定额和实际招生人数, 而且把一些在校的文科生改为理科生, 强迫许多学生学习理科和工科, 以适应战争需要。从1938年起, 停课为战争劳动成了常事。1945年则全面停课为战争劳动, 日本政府1939年还修改《兵役法》, 从大学中扩大征兵。这一时期的专门学校也是为战争服务的, 成为侵略战争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最终摧毁了日本经济, 而且使日本的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

二、二战后短期大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日本的高等教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1945年8月18日, 由东久迩组成了终战内阁, 对日本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彻底、全面的改革。短期大学就产生于二战后对二战前教育系统的重建中。战前那些不具备转换为4年新制大学条件的专门学校暂时定名为短期大学。虽然短期大学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人们所接受, 但是短期大学的合法地位迟迟得不到确立。1947年3月, 日本国会通过战后第一个教育法律《学校教育法》, 从法律上确认短期大学的合法地位。《学校教育法》第五章对短期大学作了规定, 短期大学是“以传授与研究专门学艺, 培养职业与实际生活能力为主要目的”。这是第一次提出短期大学。

1964年, 日本国会修改《学校教育法》, 正式使短期大学成为大学范畴内的永久性机构。这意味着大学和大学一样在内部管理上也有高度的自治权, 能自己任命学术和行政人员, 能自行决定如何开展教学和科研。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 确定永久性学术机构的短期大学在定位后发展速度更快。

短期大学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原因有: (1) 二战让世界各个国家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使世界人们都深切地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 都渴望得到和平。和平的外部环境促使日本对国内进行全面的改革, 当然也包括教育系统。 (2) 60年代以后, 日本迅速发展起来, 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有专门技术的高级人才, 在这种环境下两到三年学制传授与职业相关的知识与技术的短期大学应运而生。 (3) 60年代后,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个人收入有了很大的改善, 人们不仅能解决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 还有剩余的钱送子女去上大学。那些没有进入正规本科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就进入短期大学, 学习在社会上生存和就业的职业技术知识和能力。 (4) 二战以前, 男女是不同校的。虽然有为女子专门设置的女子大学, 但为数很少, 很多女子没有上学的机会。二战以后, 在教育平等的原则下, 男女可以同校, 这为女子打开了高校之门。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短期大学的女生约占总人数的68%, 这样也极大促进了短期大学的发展。

短期大学的迅速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 (1) 短期大学过分集中在大城市, 小城市和偏远的城市基本上没有设立短期大学。 (2) 短期大学所提供的专门课程很不平衡, 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3) 许多短期大学为了生存大量超额招收学生, 使教育条件恶化, 教育质量下降。80年代以来, 日本政府针对短期大学发展过快及忽视办学质量的现象, 加大了对短期大学的指导和支持。一方面改变了对短期大学放任自由发展的态度, 另一方面限制建立及扩大短期大学, 尤其是在大城市。1981年日本颁布修改的《学校教育法》规定:“短期大学以深入传授与研究专门的科学与技术, 培养职业或实际生活所需要的能力为主要目的。”换句话说, 短期大学就是要培养专门的实用人才, 专业设置的标准就是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种人才和广大青年多样化个性发展的要求。1982年, 颁布修改的《短期大学设置基准》, 提高和统一了短期大学的办学标准。1984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文件明确规定了在正规大学和短期大学之间的学分互认制度。二年制短期大学的毕业生可凭借在校期间所获得的62个学分直接插入大学三年级继续深造学习, 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多层次的人才, 而且有利于综合型乃至创造型人才的培养。1985年临时教育审议会对办学标准的修改放宽了对从业教师资格的要求。所有这些改革都大大加强了短期大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80年代中期以来, 短期大学进入了新的转折时期。21世纪以来, 短期大学紧紧围绕着“高度化”、“个性化”与“灵活化”等原则, 抓住时机创立新系统, 加强社会急需的学科, 为未来生存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明治维新开始的专门学校一直发展到现在短期大学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 从战前的专门学校到现在蓬勃发展的短期大学的对比来看, 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学校的数量多;在校学生数多;都是学制两到三年以培养有198技9术的专门人才为培养目标;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作189出88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的不同, 主要有以225下00几点:二战前的专门学校完全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直到80年代政府完全放开了对短期大学的控制, 使短4203期61大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发展迅速。但是短期大学的发4618展49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分布集中, 课程设置不平4208衡46, 质量下降等, 这都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不满。鉴于这种状况, 日本政府一改对短期大学放任发展的态度, 开始对短期大学的发展进行干预。最终形成了在政府的指导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模式;在教育经费方面, 虽然短期大学的教育经费还是主要来源于学费和法人的投资, 但是日本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扶植和补贴;在课程设置方面, 专门学校的课程设置受政府的限制, 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 尤其是1926年以后, 为了为战争服务对学校的控制更是严密, 使学校成为为战争服务的工具。短期大学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政府指导下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模式, 在政府的指导下学校有权力根据社会、经济的需要灵活地规定学校的课程, 适应性更强, 这样不仅为社会培养了所需人才, 而且促进了短期大学的发展。

摘要：日本的短期大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二到三年短期教育形式的一种新的叫法, 其前身是一些专门学校。这些专门学校对二战之前日本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在二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随着战后日本恢复重建的进行, 短期大学也得到了重视, 迅速发展, 不仅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而且形成了短期大学所独有的特点, 促进了日本教育、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日本,专门学校,短期大学

参考文献

[1]朱永新, 王智新.当代日本高等教育[M].山西出版社, 1992.

[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出版社, 2003.

[3]李昕.个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学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 2008.

初中历史古代日本教案 第2篇

据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记载：“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由此看出，日本的制度改革，多数是模仿唐朝的。如唐朝时的政治体制是三省六部制，而日本改革后的政治体制是二省八官制，日本模仿唐朝制度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原本大和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大王”，那“天皇”这一称呼是何时出现的呢?

据《日本书纪》记载，6，日本第二次派遣隋使，并在向隋炀帝递交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日本史书中第一次出现“天皇”一词。

日本改革政治上：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设国、郡、里三级，由中央派官治理。

在经济上，日本改革也模仿唐制，如唐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日本原来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霸占大片的优质田地，把平民变成自己的私有部民，部民们对于奴隶主贵族兼并土地，奴役部民和相互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十分的不满意，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于是日本仿照唐朝均田制，实行“班田制”，并统一赋税。

日本改革经济上：

废除一切私地、私民，将土地、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

国家将土地颁给农民，六年一颁，不能终生使用，也不能买卖;

3.统一赋税。

从646年开始，日本仿效唐朝的典章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内容(政治、经济)

大化改新的结果

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大化改新的影响

大化改新使日本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大化改新的启示

一个民族要繁荣强盛，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日本,个税制度的历史瞬间 第3篇

日本是个高税负国家。所得税最高税率曾高达70％，1986年以后虽有所降低。现在最高税率仍达40％。也就是说，当你收入超过一定标准后，收入的40％必须交给政府。

所得税是对有收入的人直接征收的，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各国经济中工矿业生产所占份额增大，资本家和工人阶层的增加让国家财政收入中直接税所占比例逐渐增大，土地税和间接税所占比例日益缩小。到了20世纪初，国家财政中直接税所占比例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制度是否现代化的标准。

不交个税的人没有选举权

日本最初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1887年创立的。但收税单位是户，而不是个人。按收入多少征收1％～3％的税，由户主缴纳。当时的税额并不高，不过是否交税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因为当时最低纳税收入为300日元，定得偏高，大部分国民都不在所得税纳税范围内，所得税纳税额也只占国家税收的0.8％。但只有交税的人才可能获得选举权，因此个人所得税也被称为“荣誉税”。

日本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一是为了获得建立海军以对抗大清国的财源；二是旧税法中土地税和造酒税过重，造成一些地区民众反抗，需要寻求新税源；三是为了即将设立的众议院和3年后的选举进行准备，相对于大地主的政治强势，需要保证新兴的资本家阶层能获得选举和被选举权。因此，在3年后的1890年，日本首次举行众议院选举时。只有年满25周岁、缴纳国税15元(即年收入1500日元)以上的男性，也就是收入相当于所得税起征点5倍的人，才有选举权。这个时代的日本民主可谓富人的民主。

二战之前，蔓延日本的法西斯风潮与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有着很深的联系。仇富心理也反映在税法上。1940年，日本的修正税制将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收入分开，按照不同标准征税。对于非劳动收入合计达到5000日元以上者，实施10％-65％的高额累进税制。同时，政府也不放松从低收入者身上的搜刮。军部试图通过塑造“反对奢侈”、“等战胜之后再赚钱”的社会风气把民众绑在政府的战车上。

1947年，日本制定了战后第一部税制，通过申报制将所得税统一化。民主改革中平均财产的要求反映在税制上，最高税率高达75％，为打击靠通货膨胀获利者，最高税率曾提高到85％。1949年，美国派来了税制使节团，对于这种极度劫富济贫的税制提出了异议，认为它将打击人们积累财富的欲望、不利于资本积累，建议降低最高税率，将其抑制在58％以内。

最终日本的所得税最高税率设定在了65％。

个税调节，让人们向往富裕

现代国家采用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最大优点据说有二。其一是国民由于承担义务，对于权利的主张会加强，可以促进民众关心政治；其二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可以减少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安定。但是过高的累进税制，不仅使税收计算复杂化，也会损害高收入阶层积累财富的欲望，从长期国际竞争的角度看，还会导致部分高收入者外流。而各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于累进税制是否公平的批判与争论。尽管如此，个人所得税作为现代国家主要财政支柱的地位还难以动摇。

在日本，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人一年一度的大问题。日本的所得税基本是对以下10种收入实行分别课税：工资、临时收入、利息收入、分红、出售收入、业务收入、不动产、山林、退职收入、杂收入。基本的纳税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发工资的一方代扣代缴；另—种是私营业主或有多种收入的人进行申报，主要由本人核算。

个人申报的自由度较大，容易采取避税、节税、甚至偷漏税的手段。但是，私营业者想要正确申报，必须注意搜集一年的单据、整理做账，还要请专门的会计师或理税师根据税法进行审查。日本国税局为了防止偷漏税款，也会分年度对各私营业者和公司进行轮流抽查，发现有偷漏部分不仅会下令征收，还会有数额巨大的罚金，手段恶劣者还会处以刑罚。

日本的个税起征点和税率是根据经济景气程度和长期经济政策不断调整的，尤其是在泡沫经济之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动剧烈，个税起征点和税率在1987年、1988年、1989年、1995年、1999年和2007年6次进行调整。1995年以前。由于日元升值，日本高收入者逐渐增加。个税起征点逐步提高、税率也逐步降低，最低税率由原来年收入150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820元人民币)以下者征收10.5％改变为330万日元以下征收10％；税率20％的起征点由年收300万日元提高到900万日元以上；征收50％以上税率的标准由年收1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以上；最高税率由原来的60％降至50％。

但到了1999年以后，为解决泡沫经济遗留问题和低收入人群增大的倾向，日本政府逐渐提高了对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降低所得税起征点标准，同时对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适当降低。日本学者分析说，比起之前的税制，新税制向有利于富人进行资本积累、但不利于工薪劳动者的方向转换。税收总额总体上也趋于缩小，2008年的税收总额只有1997年的78％。虽在征税标准修改后的一两年税收总额会有上升，之后却以更快速度下滑。这说明税收标准调整后，民间经过很短时间调整，即可实施有效地避税和节税。

日本历史 第4篇

关键词：日本女子高校,发展历程,启示

日本女子高校初步建立后经历了一个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对女性参与高等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方面, 已经建立了较成熟和完善的教学体系。

►►一、 日本女子高校的历史发展阶段

笔者大致把日本女子高校的历史发展过程归纳为萌芽期、快速增长期、稳步发展期三个发展阶段。

1.萌芽期 (二战前)

19世纪后半叶, 日本发生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明治维新, 它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日本民族的进步。新兴的明治政府在推翻德川幕府260余年的统治后, 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摆在明治政府面前的民族危机和建设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课题, 促使明治政府制定了“富国强兵”的总目标, 以期能壮大国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 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二战前, 日本一直实行贤妻良母主义为核心的女子教育, 因为在教育目标、层次、内容体制上奉行男女有别原则。其中较多为私立学校, 设立女子大学是不认可的。原因主要两方面:一是轻视女性, 认为女性能力比男性弱, 教育水平不宜太高;二是男女分工不同, 认为女性主要承担生儿育女的家务, 其教育也要与此相适应。而明治维新运动是一场涉及政治和积极的改良运动。这个时代的大转折和演变使日本人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的女子高校成为女性走出家庭象牙塔、走向社会的平台。新办女子高校在此阶段不断产生, 如1912年同志社、日本女子大学校 (现日本女子大学) 、女子英学塾 (现津田塾大学) 、东京女医学校等, 也在此阶段自上而下地萌生出来。

2.快速增长期 (二战爆发至20世纪70年代)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 日本政府为了转嫁严重的经济危机, 迅速走上了向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在侵略战争期间, 培养恪守传统妇道的“军国之妻”、“军国之母”成为战时女子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

1945年10月11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指令内阁实行改革, 妇女获得了参政权。1946年11月, 日本公布的《日本宪法》, 规定两性本质上的平等及男女教育的平等。随后根据宪法条文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前者规定:“所有国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应受到与其能力相应的教育。在接受教育上没有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出身、经济地位或者门第的区别。“男女应该互相尊重, 共同协力。因而在教育上必须允许男女同校学习”。女子大学的设置也将在新制大学制度中产生。

1945年日本战败, 在美国占领政府的指导下, 日本的女子大学掀起了一股升格的热潮, 1948年文部省在CIE的援助下, 为发展女子教育, 在东西部各设国立女子大学, 并设置新制大学。新制大学的建立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展, 也对其它女子高等教育机构起到了鞭策作用。除此之外, 日本女子大学、东京女子大学等学校也在这一时期升格。1948年6月, 文部省制度《新制国立大学实施纲要》, 提出对国立大学进行改制的11项原则。其中5项专门针对女子教育, 指出:“为了发展女子教育, 特在东部和西部设立两所新制国立女子大学.”这虽不意味着东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单独升格, 却表明文部省在原则上承认了国立女子大学设置的必要。其后东京女高师和奈良女高师各自得以升格, 分别改名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大学。二战后, 日本高等教育也从“尖子”教育走向大众化, 以适应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日本在人力资源上实行“性别配置优化”模式, 通过贤妻良母式性别分工来复兴国力。“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涉及到家庭、企业、社会的诸多环节, 同时, 女子大学也受此影响, 按此分工模式, 培养家庭主妇的观念形成蔓延之势, 形成性别偏差现象, 但是恰在此时期女子大学却得到了空前发展。从1951年开始, 日本女子大学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到了1971年已经从34所上升到82所, 年平均增长率为4.5%。

直到1952年被解除占领。经过战后民主改革, 赋予了女子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之后, 日本的女子高等教育才在质和量上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此期间, 日本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改革。

3.稳步发展期 (20世纪70年代后)

20世纪70年代后期, 日本女子高校已经发展到近100所。探索女性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直把女性教育放在首位, 坚持非赢利性教育办学。迄今为之, 日本女子高校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到1997年日本有国立女子大学2所、公立女子大学5所、私立女子大学89所, 短期女子大学有300多所, 女子大学分布在24个部、道、府、县中。御茶水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大学同时设有博士课程的研究生院。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私立女子大学大也设有研究生院, 并开设博士研究生课程。即使新立的女子大学, 其规模与学术也并不逊色。随着日本女子大学总体呈现由快速上升到稳步发展的态势, 日益呈现女性化趋势的短期大学也以5.09%的年增长率增长, 形成了与女子大学共同蓬勃发展的格局。总的来说, 20世纪70年代后期, 日本女子高校的发展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

►►二、日本女子高校的基本现状

2000年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女子高校有92所, 2010年为81所。四年制女子大学的数量相对于整个大学的增长量而言在逐渐减少, 女大学生选择四年制的人数在减少, 选择男女共学大学则在增多。学者们发现女性先多进入层次较低的学校 (如短期学院、高等专科学校) ,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思维观念的影响, 社会还不能完全公平的对待女性。女子接受高等教育, 而且多是学习未来收入低的专业, 女性的高职称只是占很少的比例, 笔者认为女性其实需要更多的后期补充教育, 需要习得更多的自信心、更高的自我价值的提升, 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女子高校可为女性提供特殊的服务和培养女性的参与意识和女性领导才能。

日本女子高校大多为私立女子学校, 以及女性化的短期大学。在被录取的新生中, 每3名女生有2名进短期大学。在短大中90%以上是女性, 而在普通大学内女性只占1/4。由于女子高校规模小, 私立的性质, 进入21世纪以来, 女性的数量有减少的趋势。根据日本文部省的2010年资料显示:女子大学仅剩女子大学81所, 其中国立大学2所, 公立7所, 私立72所。其中四年制占女子高校总数的90%。而现阶段大多数女生已经转到短大就读, 四年制或是寻求更高学历的女性会选择男女综合院校。女子大学数的增长与日本其他四年制大学数的增长并不同步。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在四年制大学数量增长的同时, 四年制女子大学的数量相对于整个增长量而言反而在逐渐减少,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就男女共学大学和女子大学两种途径比较而言, 女大学生中选择四年制大学的人数逐步减少, 而选则男女共学大学就读的人数则增多。

笔者认为日本女子四年制大学减少而转向短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学历越高, 年纪越大, 对结婚和找工作都不利。

(一) 女子高校的规模

女子高校的规模一般较小, 除一些历史悠久的女子大学和国立、公立女子大学有较大规模外, 如100年历史的奈良女子大学, 120多年历史的国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学, 100年历史的日本女子大学 (东京) 。总的来说, 四年制的入学人数比其他大多数教育机构的入学人数要少, 约83%的女子高校在校生少于5000人。女校的师生比大致1:12.到2010年止, 全国国立女子大学2所, 公立7所与全国40%的公立国立性质相比, 女子高校公立的还不到3%。公立的高校规模一般大于私立女校。

国立和公立的女子大学办学层次齐全, 规模较大。都设有附属短期大学两年制专科班、四年制本科班、硕士班、博士班、面向社会的终生教育班, 还招收外国留学生。但是此类办学规模的女子高校, 却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多女校还是规模较小的私立学校。

(二) 女子高校的专业特色

日本女子高校专业设置独具女性特色, 并且当今的女子高校也使女性有机会涉足传统的男性优势领域如数学、理科、工程学等并取得成就。

日本的女子学院一般而言比较强调“女性优势”学科的设置, “家政学”、“教育学”一般是日本女子学院的重头戏, 注重女性的文化修养, 培养“贤母良妻”是女子学院的主旋律, 其科系设置主要是围绕上述重头戏和主旋律而展开的。

以日本女子大学中的佼佼者津田塾大学和御茶水女子大学为例, 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办学传统。在科系设置上,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津田大学在科学上走得是欧美女子学院的路子, 其秉承了创办者津田梅子的办学理念, 即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应培养女子成为具有专门知识、品行高尚、体制健全、在经济上独立的全面发展人才, 经济上独立是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其科系设置如表所示。可知津田塾大学由艺学部和多文化、国际合作系两大类组成。其中学艺部分英文学科、国际关系学科、情报数理学科三科, 各科下设若干学系。多文化、国际合作系为新设系, 为高年级学生提供深化课程, 每年从学艺部的二年级学生中挑选学生做进一步深造。下设多文化语言教育分支、国际合作分支和国家健康三个分支。

津田塾大学摒弃了日本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办学理念, 在科系设置上不设家政学 (家政学, 在日本是一个学科门类) , 在以贤妻良母主义为女子教育主导思想的日本社会中, 其办学方针是独树一帜的, 在日本的女子高等机构中是不多的。

而御茶水女子大学在科系设置上秉承了原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特色, 基本维持了文、理、家事三分下的格局。并在总体上突出文化教育和生活科学两个学部, 因而保持了作为女子师范院校的传统。由于时代发展, 学科名称和具体的课程名称及内容也有所变化, 如家政已改名为生活科学部, 并具体分为生活环境学科和人间生活学科。文科则改为文化教育学部, 下设人文科、语言文化科、人间社会科学学科和艺术表现行动学科等四科, 从而在内容上也有所发展, 比以前更加丰富和广泛。但是总体上看, 御茶水大学仍然十分突出文化教育学部和生活科学部, 保留了女子大学的特色。从课程设置上也可以看出, 日本女子大学在适应全球经济情境下的科学设置。

(三) 女子高校的入学情况

根据2009年的日本文部省的学习基本调查报告书显示, 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 呈现上升趋势, 平成20年入学率为76.8%, 其中女生入学率为78%。现存的日本女子高校入学率近三年保持平稳。女性选择的科目虽还以家政学和人文社会学为主, 但女性学生逐渐开始涉足理工学科, 开始打破传统的男女专业分类, 选择社会科学、工学、医药学的女性学生在增多, 并且逐步向高学历发展。如位于东京的私立的女子大学--日本女子大学, 2009年招收理学研究科学生644人, 其中女博士24人。

(四) 女子高校的学生就业情况

日本的女子大学, 凭借自己教学质量的优势取得了社会信赖和声誉。2010年文部省数据显示, 女校学生毕业后73%在民间企业就职;在日本, 大多女子大学培养的学生有相当部分要考取教师资格证, 7.3%的学生会担任教员的工作;只有3.7%的少数人会进入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担当公务员工作;10%的学生会选择继续深造或出国留学, 其他女大学生中有6% 回家当了全职家庭主妇。

据统计, 2010年5月日本高校的总就业率为60.8%, 而就业的日本大学女性毕业生有15万6千人, 就业率达到66.6%, 高于同年度男性毕业学生的就业率。

(五) 女子高校的经费来源

国立与公立 (地方所属) 女子大学在经费来源方面主要靠学费以及政府的扶持。日本政府对于大学各项目的建设给予很大的支持, 如御茶之水女子大学, 国家一年用于全国大学的科研、经费就达300亿日元, 政府都会批准立项并给予财政支持。广岛女子大学扩建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校舍, 全部是地方政府负责拨款。大阪政府在大阪女大建校70周年时拨款7亿日元给学校做校庆经费等。另一方面, 女子大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校友捐款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捐助。

(六) 女子高校教师的队伍

学校都有一支实力很强的专任教师队伍, 并且高职称的比例很高。如国立奈良女子大学, 专任教师197名, 其中教授85名, 占44%、副教授66名, 占34%、讲师13名, 占6%、助教15名, 占15%。学校开出的课程学科面很宽, 对教学质量评估专门机构、每年一次开展自评和第三者评价工作, 教授与学生比例大约1:12左右。

以上是对日本女子高校的大致描述。从中可以了解到日本女子高校在日本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里面没有强调其在现代日本社会所起的作用。笔者在介绍女子高校历史前面的章节提到了日本女子高校在其独特历史背景下, 所具有的教育使命, 也使其的存在有了一定的进步性。还需强调的是, 在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使命下, 顺应时代发展的特质才能使其教育特色具有深刻的内涵。在长期的探索发展过程中, 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 人们思维、意识和观念的变化, 女子高校也在不断尝试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管理体制等来推动学习的发展。每一个推陈出新的举动都体现了女子高校对各个领域理论成果的思考和大胆尝试。

参考文献

[1]杜祥培, 《女子大学发展战略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5月, P5

[2]千野阳一.近代日本妇女教育史—以体制内妇女团体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家庭出版社1979年版, 第322-323页

[3]杜祥培.国外女子大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未来.江西社会科学, 2006, 6

日本人自杀的历史原因 第5篇

自杀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一种文化现象，引起自杀的原因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的文化因素。日本的自杀行为蕴含了大量的利己性因素，进而形成独特的“唯美主义”(日语为“耽美”)的概念。干净秀美的风光、“刹那寂灭”的樱花，在日本国民心里象征着格外美丽的死亡。日本人崇尚自杀，在自杀者弥留之际，能体验到一种人格的升华和一种慷慨凄凉的满足。

现代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尽管人们常常把原因归结为过重的生活压力和人们拘谨的性格，但是文化的作用从来不可低估，尤其是人们对樱花“寂灭”的迷恋，更加促进了他们自杀行为的发生。人们会发现，现代日本人的自杀行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于具体事件引起的，而是由于人们充满了对生命本身的凄楚之感。

让我们从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其中的原因。(一)“切腹”的历史文化背景

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甚至被当做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日本的“剖腹”一词最早出现于平源时代，即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与汉字同义。日本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官军逮捕盗贼藤原义，藤原在被捕前用刀剖开腹部，用刀尖挑起内脏向官军扔去。此后，这一事件被人们认为是日本人切腹恶习的起源。

日本元弘二年(1333年)，倒幕运动高涨，醍醐天皇命足利尊氏围攻京都；守城的北条仲时和时益逃出京都重围后，北条仲时看到大势已去，在近江的番场切腹自杀，家臣糟屋宗秋随即也切腹自决，接着部下432人一齐切腹，横尸满园，血流成河，这样骇人的集体自杀，打破了日本自杀历史的记录。

到江户时期(公元17世纪)，切腹几乎成为上层武士选择死亡的唯一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剖腹仪式和方法。日本人的“剖腹”也叫“切腹”、“割腹”、“腹切”、“屠腹”，这种自杀方式是最不容易致死而又极其痛苦的方法。

(二)武士之道——知死之道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大量的典籍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就是《叶隐》。《叶隐》历来被奉为武士的手册，书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死亡之道。就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死、怎么死之道，为别人发现了自己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由此引申出武士们的信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对死亡的蔑视。

为何日本武士自杀单单选中了剖腹呢?这是因为，古老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魂在腹中”，腹部是精神的归宿，集中了人的心、思想、勇气和意志；由此也引申出“肚量”和“肚才”的日语，形容有精神修养、道德高尚的人。日本人将腹部视为灵魂所在之处，是孕育精神的地方，是情感存在的源泉。剖开自己腹部就意味着公开自己的内心，证明自己的襟怀坦荡。《武士道》一书写着：“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是黑，请君公断。”就是日本武士用剖腹表示最真诚的最郑重的死亡。同时，腹部也是人体正面最薄弱的部位，剖腹自杀因为不能一下子致死，会更加痛苦，没有必死的勇气是不敢为之的，在腹部动刀子正可以显示出武士的勇敢和不惧怕死亡。所以武士道认为，剖腹自杀最能体现忠心、勇敢和意志，因此他们就把这种自杀方式视为英雄的壮举。既然剖腹并非自杀的理想方式，那么日本武士选择剖腹就不仅仅是为了求死而已，而是故意将此当做承受剧烈痛苦的死亡艺术。据日本有关记载，一个人在剖 腹自杀时若无“介错人”即别人的帮忙，最快毙命也需要6小时以上，有的长达72小时才能血尽而死。

武士剖腹，还包含着一种对死亡的美化。江户时代出现过不少描写剖腹自杀的书籍对剖腹加以赞美，将剖腹称为“壮绝”、死亡之美，认为愈能忍受痛苦则愈美，愈是凄惨就愈壮烈。当然，这种死亡之美全是由于它的残酷，围观的人们把剖腹后的长时间流血誉为美谈，甚至出现了歌颂剖腹自杀的“自杀美学”。正因为剖腹自杀在武士眼里的崇高，所以它也成为日本武士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比如，在战场上被俘后免遭受辱的剖腹自尽，为主子殉死尽忠追随主子而去的“追腹”，受到谴责表示负责或谢罪的“诘腹”自尽，等等，这种武士道精神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推崇。自明治初期开始，切腹被认为是“大和魂”的中心。

1945年8月15日凌晨4点，就在日本天皇发出帝国投降诏书的前几个小时，日本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将全身披挂起来，在胸前戴上各种各样的在他戎马生涯中获得的奖章、勋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的衬衫，独自步入走廊，面对皇宫的方向坐下，这个时候，月华如练，月光在剑锋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艳惊心。阿南惟几握剑，先刺进左腹，然后又划向右腹，又往上挑起。这种手法是体现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经典的自杀手法，他划到这里的时候划不下去了，然后他把这支剑抽出来又划向脖子，希望把颈动脉割断。这个时候他的内弟在旁边，听见他的呻吟，就问他需不需要帮忙，阿南惟几讲：不要你帮忙，我自己来。然后他的内弟准备走开，当他看到阿南惟几实在不能完成，就回过头来，拔出自己的剑，朝着阿南惟几劈过去，阿南惟几就这样死了。在当日中午，日本天皇皇宫外，用细小的鹅卵石铺的广场上，十几万人黑压压地跪倒一片，一片片的哭泣声像阴云一样久久不能散开，盘旋在宫城的高大的城墙上和护城河上。人们的痛哭声，不断地被手枪的射击声所打断，这是其中的军官在开枪自杀，也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剖腹自杀。在这一天，还有很多不在广场上的老百姓，全家老小三代，共同自刎；还有东京郊区的小学，听到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以后，校长带领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全部投河。仅从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感受日本丰富的文化信息及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武士道精神，它不仅属于日本军队，而且也渗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日本独有的这种切腹自杀方式，其特点是不求速死，而求痛苦；不求简单，而求仪式。切腹其意蕴既包含了男性化的刚烈，又有着女性化的自恋。切腹就是人们显示自己真心的一种手段，也是最后对自己的确认方式。

日本人这种独特的生死观及选择死亡的方式还与他们所笃信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佛教所宣称的“渚行无常、盛者必衰”，净土宗所提倡的“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禅宗所强调的对生死的顿悟等，这一切都使日本人深感人生的无常，对死亡抱着较为超脱和豁达的态度。他们认为生是死的转化，死是生的延续，因而他们视死如归、以死为美。就像他们对樱花的喜爱一样，樱花绽放时绚丽多姿异常美丽，凋零时瞬间散去毫不留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生死的彻悟。

（三）日本人的“物哀美”的观念

“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

在某些艺术家的思维逻辑里，死亡代表了一种诗意般的精神存在方式。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对于死，仿佛比对生更了解”，他体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词”。川端在出生两年后其父去世，一年后其母又撒手仙逝，7岁时祖母又不幸离世，三年后姐姐又撒手人寰，10岁那年他唯一的亲人——祖父也终弃他而去。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近乎病态的心理，使他对生存与死亡有着极度敏感的反应，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使他成为璀璨夺目的美学奇葩。死亡在川端康成的审美逻辑里是最高的悲哀美。他还追求所谓云游虚幻梦境的新感觉主义的审美观，虚幻代表美的至高存在，也是人的心灵纯粹的瞬间印象，它趋向空灵的哀愁。这种哀愁象征爱的无常和爱的多种可能，只有死才是精神与美的共同的终极归宿。在川端康成的艺术思维空间里，美与死同属一个潜在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他的艺术作品，死亡均被浸染了玄妙神秘、哀艳如梦的美。

川端康成的经历使人们领悟到，体验过亲人的死亡与家庭变故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这种凄美在日本被发扬光大并大量地运用到利己性自杀中，进而形成独特的“唯美主义”(日语为“耽美”)的概念。干净秀美的风光、“刹那寂灭”的樱花，在日本国民的心里象征着格外美丽的死亡。一般一棵樱花树从开花到凋谢仅有三五天寿命，因此日本人常常从积极意义上慕其璀璨一时，借此赞叹人生虽短，若有一段辉煌的经历也就不枉来人世一趟了。这种心理在日本延续千年，至今仍被人崇尚，“急流勇退”、“剖腹自杀”等，无不是它的具体表现。有的日本人则从其消极意义上哀叹璀璨一时却“刹那寂灭”，借喻人生短暂，抒发厌世情绪。日本现代著名女诗人茨木则子写过一首题为《樱花》的诗，在诗的最后写道：“信步在缤纷的落英下／瞬间／我有如名僧顿悟／唯有死才是常态／生不过是可怜的海市蜃楼。”

这首诗对山水景物的审美观照，流露出作者对生命的短暂和死亡的永恒的忧愁情绪，并以对山水的心神向往之乐冲淡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将死亡意识隐藏或消解于自然美景之中。这一方面透出作者对于死亡的解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死亡的情感回避和审美观，作者似乎用“槛外人”的淡泊的目光静观死亡，置身于幽美奇丽的山水之中，与死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尽管死亡的阴影间或袭上人的心头，给人带来忧思和烦恼，但死亡的愁云被大自然的风花雪月、鸟语花香所驱赶，心灵终究在山水美景中找到超越时间的永恒的休憩的家园。

（四）自卑的处世哲学

日本人在世人面前有高傲自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心理和危机意识。日本人自卑心理的突出表现就是自杀。美国的日本问题学者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认为，自杀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为了让与自己自杀行为相关的人员有自责感并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人的自杀率堪称世界第一，每年自杀的人数已经超过交通事故死亡的数量。就自杀动机而言，日本人的自卑可谓是自杀的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许多日本人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喜欢钻牛角尖，而且内心孤独、苦闷不能自拔。他们普遍的总是把痛苦藏在心里，一点小事想来想去不能释怀，故有“暧昧的日本人”的说法。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与不认识的人少搭话，对认识的人要客气。这种处世哲学使他们对人性恶的一面感到绝望和无奈，对背叛自己的亲人、朋友或知己就会憎恨和嘲讽，同时对于自己做出了一些对不起亲人、朋友的错事就以自杀来表示忏悔和补偿。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等人，他们尽管走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还是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再如，2005年禽流感盛行一时，日本一家养鸡场的主人起初隐瞒疫情，被发现后夫妇两人当晚在家里双双自尽以图谢罪。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利用网络传递感情的机会增多，在日本“自杀网站”也应运而生，许多根本不相识的人，而且职业、年龄、性别也不相同，只是在网上交流后，就约定在某处集体自尽。

在日本人自卑的众多原因中，也有自然环境带来的原因。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包括地理位置的孤独、岛国资源的匮乏、人多地少，好像有种被世界抛弃在海角天涯的孤独感，在大和民族的生存心理上就布下了一种被称之为岛国焦灼的情结。地震、台风、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经常会有人被夺去鲜活的生命，因而浮生如梦的思想在日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另外，日本人自卑也有人为方面的诸多原因，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就感到内心孤独，从而产生苦闷、绝望、没有自信和无奈等情绪。日本人自卑的原因有种种，而自卑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几乎相同，那就是选择自杀以求解脱。

台籍日本兵：历史纠葛今未了 第6篇

清明节当天，“台联党”主席苏进强率领党内一干政治人物飞往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朝野各界几乎不分党派地痛批“台联”这种丧失民族尊严的行为，而当苏进强一行于4月6日回到台湾之时，更在机场与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所号召的抗议群众发生严重推挤冲突。混乱中，苏进强还被抗议群众所投掷的鸡蛋击中，狼狈不堪。

但在事件的冲突过程中，竟可看到一群七八十岁的老者，分别站在支持或反对“台联”的立场参与抗争。这些早应在家中含饴弄孙的“台籍日本兵”出现在如此充满政治意味的抗争场合，实属罕见，但他们的存在却也提醒世人一段长达60年仍未解决的历史恩怨。

曾经有过20多万“台籍日本兵”

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之间遭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台湾不仅是日本榨取经济资源与劳动力的主要对象，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兵南洋最重要的整补基地。虽然台湾在日本侵略战争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台湾人民真正投入战事却是战争后期的事。

早在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后，统治当局就开始征调通晓汉语的台湾人到大陆担任军夫与通译，但由于统治当局对于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人是否愿意为日本帝国打仗并无十足把握，因此一直不愿征调台湾人民上中国战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2年4月，日本才正式在台湾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从1942年到1944年，日本以“志愿兵”名义在台湾征集了18000多台湾人，其中分派到陆军有6000多人，海军有1100多人。

除了台籍汉人外，日本人也征召台湾原住民部落成立“高砂义勇队”，派赴南洋各地参战。这些名为自愿，实为征召的原住民士兵共有6000多人，被分成7个梯次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家乡者不到40%。

随着战事吃紧，兵员消耗激增，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在1944年9月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根据战后日本政府所发表的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台湾人总共有207183人，其中成为正式军人的有80433名，其余126750人则为军属或军夫。当战争结束之时，共有30304人战死，其中有26人是在战后被盟军以战犯身份审判处死。

当兵才不被歧视，

才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一直被视为次等国民，反抗日本当局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但为何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后，台湾人民却甘愿为天皇到战场上送死？以今日角度观之，实在不可思议。但如果了解当时日本在台的统治政策，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日本皇民化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皇民化运动的影响。殖民时期的日本政府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因此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年至1940年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更将“皇民化、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定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1941年，台湾总督府将日本近卫首相仿效德国纳粹党组织所成立的“大政翼赞会”模式搬来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大肆宣传“台湾岛民作为日本帝国臣民，必须献身以实现（对外侵略）国策”的谬论。为了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全台湾住民都被纳入皇民奉公会组织里。当时除了各级行政单位均设置奉公会、奉公班外，殖民当局还组织产业奉公会、文学奉公会、挺身奉公会等团体，连女性也被要求参加爱国妇人会、梗桔俱乐部等外围组织。由于当时台湾已正式实施6年义务教务，且台湾儿童就学率已达73.31%（其中男童80.85%;女童60.94%），因此日本殖民当局能利用教育对台人洗脑，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

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标榜富国强兵，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崇，也享有许多平民没有的特权。因此只有日本人才有机会享有此种“荣誉”。台湾人虽不必服役，但却随时可能被征调为地位更低下的军夫、军属。因此在台湾人中普遍认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当志愿兵制度一颁布，台湾人无不踊跃报名。据一位前台籍志愿兵简传枝老先生回忆，1942年第一次招募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他说，当时参军的目的只是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一点也没想到要侵略其他国家，更没想到战争后会被日本与国民党政府当作弃儿，数十年无人闻问。

为了吸引原住民参加“高砂义勇队”，日本政府甚至在1941年拍了一部以原住民部落为背景的爱国电影《沙鸯之钟》，邀请日籍女星李香兰担纲演出。1943年日本驻台总督长古川清也特别到屏东大武原住民部落，表扬返乡之“高砂义勇军”，当时获接见者引为无上光荣。

“台籍日本兵”权益长期被忽视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刻意忽略这些在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台籍日本兵权益。许多身陷南洋的台籍日本兵都是在战后两三年才辗转回到故乡的，而部分滞留在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民党军队，参加内战。至于在二战期间战死的28000多名台籍日本兵牌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前“总统”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日文名岩里武则，1944年战死在菲律宾吕宋岛）。侥幸生还返乡的台籍日本兵由于失去日本国籍，未获得任何赔偿。

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义勇队”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辉夫） 在印度尼西亚摩露泰岛的原始森林中被发现而救出送回台湾，台籍日本兵问题才开始受到世人重视。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协助下，展开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运动。经过多年缠讼，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相对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差别甚为悬殊。

欠饷与军邮储金问题是接下来双方争执的焦点。

二战期间日本在各地广设“野战邮便局”（野战邮局），让军人直接将薪水存入邮局个人账户，军人因为上前线不方便，也会将身上多余的钱存进去，这种钱称为“邮便储金”。战后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日本竟然片面宣布停止储金归还。在台籍日本兵团体强力要求下，日本政府正式将欠饷、军邮储金、邮局存款、简易保险、年金等五项称为“确定债务”，表示将予以赔偿。但对于日本强迫台湾人购买的旧德国马克债券与慰安妇仍拒绝赔偿。所谓德国旧马克债务，起因是一次大战后战败国德国发行大量马克债券赔偿日本，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为了赈灾，再将其转卖给台湾人获利，估计当时台湾有3万家庭购买。如果以20世纪60年代日本赔偿韩国时的1马克兑换0.3美元来计算，目前还在台湾的旧马克债券约值200亿美元。

1994年，日本国会立法通过将五项“确定债务”按照面额120倍补偿。此一数字是根据通货膨胀计算的，但台籍日本兵却以稻米价格为基准，算出日本应付出的补偿倍数是7000倍，二者差距太大。故当日本政府片面宣布此一赔偿办法后，多数台籍日本兵并未出面领取。此一争议至今仍无结果。

浅谈日本园林历史及启示 第7篇

日本从汉代起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到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期, 日本开始大量吸收中国的盛唐文化, 中国文化也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园林亦是如此, 日本深受中国园林尤其是唐宋山水园的影响, 因而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园林相近的自然式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本园林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 形成了其独特风格而自成体系。日本所特有的山水庭, 精巧细致, 再现自然风景方面十分凝炼.并讲究造园意匠, 极富诗意和哲学意味, 形成了极端“写意”的艺术风格。

2 日本园林历史

日本园林历史阶段亦据此而分成古代园林、中世园林、近世园林和现代园林4个阶段。日本园林主景的演变过程为:动植物 (大和、飞鸟) —中国式山水 (奈良) —寝殿建筑佛化岛石 (平安) —池岛、枯山水 (镰仓) —纯枯山水石庭 (室町) —书院、茶道、枯山水 (桃山) —茶道、枯山水与池岛 (江户) [1]。

(1) 大和时代 (公元300年~公元592年) 。公元五世纪, 日本结束多年混战, 建立大和国。大和国亦不断向中国派出使者, 向中国学习文化, 园林艺术就是其中一项。大和时代正值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公元220年~581年) , 故园林在带有中国殷商时代苑囿特点的同时, 也带有该时期的自然山水园风格, 属于池泉山水园系列, 而且园中有游船, 表明日本园林一开始就与舟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飞鸟时代 (公元593年~公元710年) 。这个时期是中国式自然山水园的引进期, 此期园林亦属于池泉山水园系列, 以池为中心, 增设岛屿、桥梁建筑, 环池的滨楼是借景之所, 也是池泉园的标志之一。在庭园方面, 首推古天皇时代 (593~618年) , 因受佛教影响, 在宫苑的河畔、池畔和寺院境内, 布置石造、须弥山, 作为庭园主体。

(3) 奈良时代 (公元711年~公元794年) 。这个时期是日本全面吸取中国文化的时期, 整个平城京就是仿照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而建, 史载园林有平城宫南苑、西池宫、松林苑、鸟池塘和城北苑等, 另外还有平城京以外的郊野离宫。奈良时代建园超过前朝, 尤其热衷于曲水建制。

(4) 平安时代 (公元794年~公元1185年) 。平安时代是日本伟大的时代, 是日本化园林的形成时期和三大园林 (皇家、私家和寺院园林) 的个性化分道扬镳时期。京都气候优良, 河流众多, 土质肥沃, 为庭园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时代前期对庭园山水草木经营十分重视, 而且要求表现自然, 并逐渐形成以池和岛为主题的“水石庭”风格, 且诞生了日本最早的造庭法秘传书, 名叫《前庭秘抄》。

(5) 镰仓时代 (公元1185年~公元1333年) 。这个时期日本社会开始进入封建时代, 武士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 形成朴素实用的宅园。同时宋朝禅宗传入日本, 与禅宗相应地产生了以组石为中心追求主观象征意义的抽象表现的写意式山水园, 最后发展固定为枯山水形式。

(6) 南北朝时代园林 (公元1333年~公元1392年) 。这个时期日本的庄园制度进一步瓦解, 战争纷乱, 人们在不安和惊慌中寄托于佛教世界, 寺院及其园林受到空前欢迎, 枯山水开始出现, 枯山水与真山水 (指池泉部分) 同时并存于一个园林中, 真山水是主体, 枯山水是点缀。池泉部的景点命名常带有禅宗意味, 喜用禅语, 枯山水部用石组表达, 主要用坐禅石表明与禅宗的关系。

(7) 室町时代 (公元1392年~公元1573年) 。日本庭园的黄金时代, 造园技术发达, 造园意匠最具特色, 庭园名师辈出。园林日本化成熟, 日本园林设计中轴线式消失, 以水池为中心成为时尚。枯山水独立成园;枯山水立石组群的岩岛式、主胁石成为定局。

(8) 桃山时代 (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 。这个时期是茶庭露地的发展期, 人取代宗教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茶庭盛行, 茶庭面积虽小, 但秉承着王维“丈山尺树, 寸马分人”的理论, 把自然浓缩于方寸之间, 使人一旦进入茶庭好似远离凡尘一般。传统的池庭、豪华的平庭、枯寂的石庭、朴素的茶庭。用夸张的巨石, 显示主人搬运的力量。雄健的石桥和浓绿的苏铁, 以及龟鹤形和蓬莱式岛屿综合地表达吉祥和繁荣。

(9) 江户时代 (公元1603年~公元1867年) 。这个时期是日本茶庭、石庭与池泉园的综合期, 人文精神的发展、个性思想的抬头、文学艺术的发展使园林的儒家味道也渐渐地显露出来。儒家的中庸思想, 和《易经》中的天人合一终于把池泉园、枯山水、茶庭等园林形式进一步地综合到一起。回游园林进一步发展。枯山水的几种样式定型如纯沙石的石庭、沙石与草木结合的枯山水。型木、型篱、青苔、七五三式、蓬莱岛、龟岛、鹤岛、茶室、书院、飞石、汀步等都在此朝大为流行。

3 日本现代园林的借鉴

3.1 关于传统的传承

传统元素既包括日本古典园林中的实体要素如竹篱、石桥、块石等, 又涵盖传统造园中的技艺和手法, 更涉及到日本的文化如禅文化在设计中的体现。新一代日本设计师们把握住历史的文脉及民族文化, 在继承传统, 推成出新的道路上不停探索, 设计出延续着传统的现代作品[2]。在设计中不局限于对传统的形式的照搬而是虔诚的领悟传统的造园精神, 运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及手法重新诠释, 创造出蕴含日本传统设计元素的作品, 即适应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审美, 让现代人身处其中也能感受到日本的经典与传统。中国造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 但园林景观设计者在传统的传承和创新上做的还不够, 有全盘接受传统的园林设计风格, 也有照搬西式的造园方式, 缺乏在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及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的精神和态度。

3.2 关于对自然的尊重

日本园林设计以尊重自然的理念为基点, 对自然材料特性的深刻挖掘, 对于形态质感、色彩组合的提取, 不追求过分的人工修饰, 保持其自身的纹理, 通过合理的比例和分割, 变得十分条理和规整, 从而显示出理性化的自然美。日本园林建筑少, 体量小, 极力尊重自然造化, 很少用围墙, 即使用, 也以“虚”和“薄”为特色, 园林建筑小品都与野趣庭院结合, 表现人与自然的亲近。在山水方面, 日本园林无论山水尺度都偏小, 不用假山, 水域也更接近自然溪流沼泽, 人工味较淡。在植物方面, 日本的绿化多, 更偏重使用本土植物。树木间的间距符合树木的生长习性, 精心控制树形而又尽量保持它的自然生机之美。国内好多树间距上安排过密, 短期内看上去壮观, 有规模, 其实不符合树木的生长树干的舒展, 扭曲了树形。

3.3 关于细节的刻画

日本园林设计对于构成整体景观的每一个细部进行精心打造, 对细部的关注更胜于其他民族对微小事物所作出的感性表现, 显得极其关心并看得非常重要。从铺装图案的人性尺度把握, 到园林小品的风格化设计;从神秘氛围的精心营造, 再到灯光环境的细致处理;正是借助于这些细微处的“完美”成就了大的构想和布局, 决定了园林整体的成效[3]。反之我国园林在设计、建设与管理上, 更重视重视表面, 讲究面积上的大体量、装修上的豪华、植物上的名贵、活动上的热闹, 然而在细节上, 对比别人的“精”显得特别“粗”:园林建筑上仅注意外观, 做工粗糙;植物栽植上只重速度, 质量不高:很少考虑土壤、容器苗、排水设施等环节, 造成树木花草虽能成活但长势不佳;国产的园林机械设备虽然价格便宜, 但不经久耐用;对人性化与环保的设备设施更是非常漠视:指路牌不够规范, 罕见饮水处与洗手处, 垃圾箱、园灯虽然具备, 但很少与园林绿地的性质特点融为一体, 选择上略显随意。非常缺少日本人的精益求精的态度。

3.4 关于意境的营造

日本著名的造园家上原敬二先生在《造园大辞典》一书中写道:日本人的意境在日本庭院中独一无二地展现出来[4]。日本作为岛国国家, 被海洋包围, 自然灾害频发, 催生出日本人对自然的敏感, 对返璞归真的自然美的追求, 并在园林设计中有意识地通过造园手法、材料等的运用而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得到心灵的感悟和感情的流露, 唤起人们对世间万物甚至人生价值的深思。同时也让日本传统园林能够超脱表象, 由内向外诠释着造园者心中对大千世界和自我人生价值的理解[5]。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深远, 由景及情, 情景交融, 现代园林设计中模仿和抄袭的现象普遍存在, 从抄袭概念、抄袭风格到抄袭具体的园林小品、植物配置等, 尤其是抄袭或模仿国外知名公司的作品, 使得优秀的园林作品泛滥, 造成“千城一面”的景象, 没有了自身的风格特点和地方特色, 更谈不上所谓的意境。

4 结语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源远流长, 应该学习日本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突破。中国传统园林中有许多深邃的理念和机巧手法, 体现“人”的精神需求的观念和形式, 是随着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精华, 应该成为现代园林作品背后的深厚底蕴, 是现代园林今后设计思想的灵感与源泉, 不否定过去, 不全盘接受, 重新诠释传统, 领悟文化内涵, 在传统中求创新, 适应当今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环境并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融合, 是时代对于园林设计者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庭风.中日古典园林比较[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3.

[2]罗丹荔.“枯山水”在日本现代景观设计中的传承与演变[J].装饰, 2011 (5) :125~126.

[3]周向频, 郑春燕.从传统中蜕变——日本现代园林的转型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 2008 (6) :99~105.

[4]章俊华.内心的庭园.日本传统园林艺术[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12~14.

日本公共住宅的历史作用及其展望 第8篇

目前, 随着中国举世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 住宅存在着巨量需求, 而与住宅相关的政策和供给技术、规划技术、设计技术、生产技术等多方面技术的吸收及技术开发, 也变得愈发重要。面对这样的社会性需求, 日本在战后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公共住宅为中心的集合住宅方面所做的规划和技术工作, 一定会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日本的公共住宅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 但总体而言, 在住宅政策层面、住宅供给操作层面, 以及住宅研究方面, 开展了有机的协作研究, 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把这一过程中所做过的讨论和研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等等, 与当今中国的情况和条件进行对照反思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这些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成功事例, 也是应该加以考察和借鉴的。

在本文中, 将会以上述角度, 根据不同主题、不同领域, 并综合相关时代的情况, 从政策、研究和实践等综合观点, 对日本的公共住宅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进行回顾, 同时概述公共住宅的意义和作用以及体系轮廓, 并归纳出其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

2、战后日本住宅政策的特点

日本迄今为止的住宅政策主线, 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战后大量出现的住宅不足时的理念。日本战后住宅政策的特点, 可以从“公营”、“公库”和“公团”这三大支柱支撑下的政策实施来获得线索。住宅政策起源于战后重建, 先出现的是战后立即实施的应急住宅供给政策。其后, 为了解决420万户的住宅不足, 作为永久性住宅政策, 以公营住宅为首的公共住宅供给制度, 以及通过公库融资推动的自有住房政策, 发挥了核心性作用。特别是租赁住宅和共同住宅方面, 由于日本战后成为一片焦土, 在此种毁灭性状态之中, 是无法依靠民营市场提供住宅的, 因此相关需求只能通过公共住宅的直接供给来满足。也就是说, 与欧美常见的立足于居住福利角度的住宅政策相比, 日本的主要目的促进住宅建设, 而公共住宅则作为其中先驱性的供给事业而开展的。欧美很早就把对民营企业的支援制度当作政策的基础, 社会住宅等是其社会保障的一环, 在这一点上日本和欧美相去甚远。

此外, 正如长达40年, 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住宅建设五年计划”所代表的那样, 日本的住宅政策是建立在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指令, 也就是由中央的强力引导而开展的。其结果, 除了住宅政策层面, 从住宅的规划技术、设计技术到工业化、零部件产业的各种开发和发展, 都与日本的公共住宅发展史息息相关。尤其是在1980年之前, 住宅领域各种技术的开发, 都是由公共住宅所引导, 伴随着公共住宅的供给而开展的。特别是面向公营住宅大量供给的标准化、工业化技术, 以及能够实现公团住宅整体性供给的大量生产的小区计划、新城开发, 设计、生产、施工技术方面的各种研发等等, 构成了当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住宅技术和小区规划技术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之下, 从1980年开始, 民营住宅产业和供应系统逐渐成熟, 同时由于在公共住宅事业中所开展的、面向民营企业的技术转让, 民间开始成为住宅供给的主力。2000年之后, 包括民营住宅在内, 日本开始摸索以市场为重点的住宅政策改革。近年来, 以谋求民营住宅的合理化及住宅市场的健全化为目的的《住宅品质保证法》颁布实施, 各种法律法规随之日渐完备。随着民营产业的扩大, 公共住宅的定位和作用都发生了变化, 但由于公共住宅尚有大批旧房存量, 这些住宅和小区的活用, 依然是应对存量型社会的最重要的住宅政策课题之一。

3、公共住宅的计划理论和标准化的变迁

公共住宅所做的贡献, 除了实现了大量建设的规划技术和生产技术, 率先提出了保证技术和质量水准的手段, 也是其中重要内容。成立于1941年的住宅营团, 被称为公共住宅的黎明。在这一时期, 规划、生产方面发生了变革, 使低价格、大批量的住宅供给成为了可能。同时, 住宅营团还在住宅综合建设的各个领域培养了大量建筑技术人才, 成为推动建筑技术人员参与住宅建设的先驱。

“这些建筑, 面向的不是特定的用户。所以我们必须科学地发现不特定居住者的需求, 确立住宅的类型’, 进而提供给用户”。“搞建筑, 不能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 同时还应该成为参与住宅供给计划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财政学者, 以及政治家”。这是当时担负研究工作的西山卯三 (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授) 的主张。而在住宅营团担负设计工作的市浦健 (其后创建了株式会社市浦住宅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 则这样说:“我第一次知道, 建筑技术人员所要面对的领域, 竟是如此之广、如此困难。不仅需要现在全力以赴地尽快解决眼前的问题, 今后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还应该在心态上和技术上尽最大的努力, 以促进变革”。这样的工作态度, 日后都体现到了公共住宅事业的之中。

在考察日本公共住宅的变迁之时, 总要追溯到以住宅营团为代表的战前时代。但回顾公共住宅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历史, 我们其实可以从大城市化为一片焦土、420万户住宅被付之一炬的1945年开始, 把其后的40年区分为4个时代, 分别来进行考察。

第一个时期, 是战后到1955年的10年。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而站在住宅产业的角度, 前半段则是采取应急措施的时期。进入1950年, 社会开始走向复兴, 在住宅方面, 除了继续继承战前的技术之外, 以公营住宅法为首, 新的法制建设得到加强, 住宅供给方针和机构都得到了确立, 住宅的设计方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公营住宅的标准设计也是从这个时期起步的。以公营住宅的51C型为代表的多层共同住宅规格型标准设计为中心, 在满足住宅的紧迫需求的同时, 这一时期开始对新入住者的情况进行调查, 同时谋求新的结构形式, 在构建公营住宅的供给制度和体制的同时, 也确立了日本人追求生活现代化的住宅“类型”。正是这一时期的标准设计, 为日后日本的公共住宅打下了基础 (1945~1955年) 。

第二个时期, 是1956年到1965年这10年。这也是日本经济的复苏时期。在这一阶段, 消费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 经过1960年之后的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经济迈入高速增长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工商业有了发展, 同时大城市开始吸收劳动力, 城市人口逐步增加。正当大城市圈的住宅情况将要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1955年, 日本住宅公团应运而生。日本住宅公团获得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近、远郊的集合住宅建设用地, 在这些地带, 住宅公团不仅进行住宅建设, 还开始提供附带有各种社区设施的大规模小区。住宅不足作为大城市深刻的社会问题受到关注, 而其背景则是核心家庭取代了过去的大家族。为了解决住宅绝对量的不足, 新的解决方案开始出现, 即以公营、公团为核心, 以规格标准设计为基础, 来保证足够的供给套数 (1955~1965年) 。

第三个时期, 是1966年到1975年这10年。这一时期, 为了应对大城市中住宅绝对量的严重不足, 以日益完善的工业实力为基础, 在公共住宅主导的方针下, 最有力地发展了量产化和工业化。此外, 由于大城市内部的地价高涨, 以及由城区工业的重新配置而导致的住宅化, 住宅领域的高层、高密度化进一步凸显。同样在70年代中前期, 普及了高层住宅, 完成了高层住宅的设计标准化。公营住宅的规格型标准设计为保证大量供给时期的技术、品质水平做出了贡献, 但还是在吸收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之后, 才以SPH (Standard of Public Housing公共住宅设计标准) 的形式得以最终完成, 并伴随着其后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 转向了新的方式 (1965~1975年) 。

在第四个时期, 战后长期存在的住宅供应不足, 终于在此时得到了解消。公共住宅的努力方向, 也转向了提高住宅的质量。进入70年代后半期, 经济方面也以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为契机, 转入稳定增长。同时, 住宅数量也较充裕, 因此住宅建设量发生了锐减, 由70年代前半期的每年190万套, 降至后半期的每年120万套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 住宅消费者的价值观也有了巨大变化。伴随着住宅需求的多样化, 对公营住宅标准设计的思考方法, 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在公共住宅中, 设计标准开始转向N PS (NEW PLANNING SYSTEM新性住宅设计体系) 等松散的形式, 统一转向分散, 政策的实施也由中央下放至各地。这些转变, 促使住宅行业开始追求品质的提高, 而这之中的尝试, 一直持续至今, 战后的规格型标准设计也从此走向了末路 (1975年至今) 。

4、公共住宅的技术先行和住宅产业及部品化的发展

在公共住宅的标准化时期, 推动公共住宅的标准化, 对培育住宅产业及住宅部品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产业的支撑, 公共住宅才实现了标准化和大量供给。

5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量产型公营住宅得以实现的背景, 固然有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下建筑产业不断增强的技术实力。但是, 为了开展大规模住宅建设而采用了标准设计, 在标准设计的规格设计引导下, 必然会开发出公共用标准型住宅部品, 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削减和质量的提高。厨房的不锈钢水池、不锈钢窗框、木制门窗隔扇等标准型部品的普及, 也是量产公营住宅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公团住宅也在量产化和削减成本方面做了各种努力, 完成了通过MF工法 (钢框架结构体系) 、现场预制吊装施工法进行的标准设计, 而到了1962年, 在千叶县的小区建设之中, 首次大量使用大型预制混凝土构件建设工业化住宅, 奠定了其后日本工业化住宅应用最多的SPH系列 (Standard of Public Housing) 的基础。

随后, 在公营住宅中诞生了量产型住宅, 在公团中出现了中层住宅的工业化, 公共性的力量有力地催生出以大量供给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到了50年代中前期, 住宅的部品产业也有了发展, 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 基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标准设计化也有了新的发展。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大量的建设需求, 为满足这些需求就必须开展大规模的住宅建设, 而人手本来就不足, 因此当然需要减少人工, 去构建一种省力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整齐划一的生产方式, 是工业化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 50年代中前期确立的、使用大型预制混凝土构件来建设工业化住宅的建设技术, 在此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以建设省为中心、住宅公团和地方政府合作的体制下, 诞生了通过大型预制混凝土构件进行的SPH标准设计系列, 并推广到了全国。SPH在日本的建筑工业和生产体系开发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通过SPH得到的技术, 民间建筑工业化工业也开始了技术研发。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以大量建设为前提的住宅部品开发也更上一层楼。50年代中前期所没有的整体浴室这一大型住宅部品, 也开始了试生产。曾应用于量产公营住宅和SPH之中的内装的装配式工法, 不但出现在独户类型的工业化住宅中, 还在其它类型的住宅的建设中得到了应用。这些多种多样的住宅部品, 有很多都进入了市场, 不仅应用于公共住宅, 也普及到了民间住宅建设之中。为提高住宅的水准, 在住宅部品方面进行研究开发、提高质量、保证品质, 1973年成立了住宅部品开发中心 (现在的Better Living, 即BL日本优良住宅部品中心) 。

在住宅生产之中, 不仅要做到结构生产的工业化, 住宅本身及各组成部分的部品化也是课题之一。把住宅部品拼接在一起构成住宅, 方能带来住宅生产的合理化。这种思路在1970年前后10年间的大量生产时代成为主流, 在日本的住宅生产之中, 也开始引进通用部品制度。这些活动, 都在其后的CHS (百年住宅体系) 和SI (采用结构支撑体和填充体完全分离的住宅体系与工法) 住宅的设计中得到了继承。

5、公共住宅面向多样化规划技术和设计技术

过去只要建了房子, 总会有需求, 因此大量生产很自然地成了重点。特别是在集合住宅方面, 均采用整齐划一的平面和外观设计, 住宅的生产供给方式强调又快又多。但这种方式终于导致大城市出现了大量的空房。因此, 行业内对生产供给方式进行了反思。既然大规模的集中性住宅需求已成过去, 需求转为个别的和零散的需求, 因而只能舍弃整齐划一的大量住宅供给方式, 寻求能满足多种需求的体系。

1975年开始进行研发的NPS (NEW PLANNING SYSTEM) , 也就是公共住宅设计标准, 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渐入僵局, 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向时, 针对研究中的标准化而出现的新思路。因为有必要积极地采用BL等住宅部品, 追求生产的合理化和降低成本, 因此NPS的重要准则之一, 就是关于规格尺寸的。通过这一尺寸规则, 零部件由全国统一型转变为地方分散型, 由整齐划一转变为多种多样, 由单种多量转变为少量多品种,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全国统一的规格型标准设计, 也以NPS为契机, 逐渐走向了淘汰。不同的企业各自构建其标准化, 在不同地区开展着各自的设计, 就是目前NPS设计的实际状态。

NPS在承担着迄今为止的生产合理化的同时, 为应对上述的多样化和各地现状, 还在不断进行着新的开发。随着开发的进展, 也推动了供给方式转向针对不同户型方式和可变型方式。其主要内容, 其一是设置了界面规则, 力图达到入住后的可变动性, 以及住宅部品的可更新与可互换。其二则是实施了针对部品性能、规格及安装的标准化工作, 提高了设计的效率。由此更进一步, 这些工作作为住宅应对居住者年龄变化的机制, 进一步实现了体系化, 通过各种设计, 保证了住宅满足居住者长期居住的能力。1980年之后, 经历3年开发的百年住宅 (即CHS百年住宅体系) 除了继承这一思想之外, 也同样吸收了NPS规格准则。

在这一时期之中, 对于公共住宅的需求, 已经与追求数量的时代大相径庭。公共住宅虽然在解决1970年代之前的住宅不足, 以及提升居住水平、促进住宅产业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自1980年开始, 公共住宅事业被赋予了经济、产业、地域文化、社会福利等多方面的责任, 事业的发展, 需要以符合时代需求的住宅政策主题为基础, 建设事业重心也逐渐走向反映地域特点、解决地域课题这方面来。

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 以促进小区内邻里关系建设为主旨的住栋配置和社区设施的配置;第二是, 在住宅楼的形状、出行方式、住栋入口及玄关设置方面, 推动住宅楼内的邻里关系建设;第三是, 采用外廊型住宅, 注重邻里交流空间的连续性;第四是, 提供可变型住宅, 实行两阶段 (内装可选择型) 供给, 以满足多样的需求和今后住房需求的变化;第五是, 具有独户住宅风格的低层住宅、联排住宅;第六是, 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老年住宅、同居型住宅;第七是, 自然环保型的环境共生住宅、资源循环型住宅;第八是, 采用当地材料的地域型住宅、地域木结构住宅。这些都是集合住宅小区或地域邻里关系及居住环境方面的基础性课题。除此之外, 还开展多种多样的课题研究, 为地域行政管理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另一方面, 公共住宅负担了多方面的责任, 深入居住结构、城市构造、地域文化等众多问题, 揭示其现状。而对于这些问题, 并没有其他足够的政策工具能够加以解决, 而作为住宅政策的实践性工具, 公共住宅负担的多方面的责任, 是与其法律上的出发点相背离, 并超出其负荷的。在公共住宅开展上述活动之时, 民营住宅企业逐渐地积蓄技术力量, 借助大城市地价飞涨的时机, 不断加强着自身的实力。在公共事业主题面临着严峻财政问题的背景之下, 谋求公共投资的合理化, 以及民营企业批评公共事业挤压私营产业等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近年来, 公共政策逐渐转向活用市场、市场推动型经营等市场化政策, 因此也出现了更多的意见, 要求公共住宅应回到原本的责任上, 在公共住宅事业中应采取克制的态度。因此, 公共住宅事业不得不慢慢缩减, 在公营、公团、公库领域, 制度改革都有了很大进展, 新启动的住宅项目开始转向民营企业, 公共住宅的核心, 也集中到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成的旧房存量改造及维修方面。

6、重新认识公共住宅供给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 因住宅政策更加重视市场, 围绕着公共住宅事业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 公共住宅对市场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视。曾经引领小区和住宅技术的公共住宅, 在建成后30到40年的今天, 作为住宅市场的保障体系, 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目前的社会状况已经进入了人口减少的时代, 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 住宅市场逐渐转化为存量型市场, 包括保障体系在内的公共住宅如何发挥新的作用, 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问题。

以公共住宅为中心实施多年的NPS, 如今正为CHS和SI所继承, 并作为民营住宅供给体系的一环而不断扩大。2009年施行的《长期优良住宅法》提出了住宅的原则, 以构建“优良产品、认真维护、长期使用”的市场为目标, 开展了各项活动。可以说, 源于NPS、CHS的长期耐用的构架技术、设计技术, 以及可变型住宅和内装修系统等硬件技术, 实现了住房的长期使用, 而长期使用, 正是公共住宅的基本要素。接下来, 随着支撑长期使用和两代人使用的维护体系, 以及促进利用和促进流通的社会体系的建立, 作为真正的存量型住宅供给系统的公共住宅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公共住宅的发展轨迹, 但追根溯源, 过去对公共住宅的活用,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公共住宅小区的再生, 才是其先导。

如今, 公共住宅的新建规模已经大大缩小, 通过改建和维修来活用存量, 已经是新的重点。早期的公共住宅中, 长期使用的机制及后期维护管理计划并不能充分满足这个需求, 但SPH或NPS的思路, 正在慢慢地完善相应的体制和体系。其实, 以1965年之后所建住宅为中心, 实施了标准化的公共住宅在尺寸和工艺的规格化的引导之下, 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互换性和更换潜力, 因此通过改造来实现长期使用, 也具有很高的可行性。针对这些住宅存量, 今后将如何通过合理的修缮和改建而得到活用, 正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恰逢此时, 公共住宅政策正在向保障体系方面进一步倾斜。其中, 针对老年人居住而进行的改良, 以及考虑到今后成为老年人居住设施或服务网点的可能, 对公共住宅进行的根本性改建, 是今后的课题之一。为了保证住宅的长期活用, 就必须构建一个机制, 以满足上述的各种社会需求。公共住宅的改建技术和改建体系, 除了体现住宅今后的存量型社会中的应有态势, 还必将成为住宅能否长期活用的一块试金石。

如今的公共住宅供给, 已在相当程度上转向民营企业的利用, 以及与民营项目的合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作很重要, 而为了活用公共住宅的既有存量, 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利用这些公共资产, 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也是重要的手段。在资产存量型社会的今天, 公共住宅仍将发挥出极其重大的作用。

日本历史 第9篇

一、图片运用助理解

图片资料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在本课教学中, 灵活的运用图片资料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一) 导入新课, 增趣课堂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导入本课时, 我把歌曲《纤夫的爱》中的纤夫, 和图片《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纤夫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样不仅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也使学生获得了美的感受和熏陶, 同时更增强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二) 过渡课堂, 增加联系

在由俄国农奴制改革向日本明治维新过渡时, 我使用了《时局图》, 通过图片, 学生很容易找到雄踞中国东北, 窥视中国华北的黑熊通过改革强大后的俄国, 同时, 通过《时局图》, 学生会看到和俄国有同样侵略野心的、“光芒辐射”中国的日本。教师趁机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国土如此狭小的日本, 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对中国下手, 并且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呢?学生众说纷纭, 归结起来是因为中国落后了, 落后就要挨打;而日本强大了, 强大的原因就在于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改革, 由此导入本课的第二个大标题明治维新。

(三) 挖掘图片、帮助理解

明治维新的措施很繁杂, 在教学中我主要运用一系列图片, 引导学生挖掘图片的内涵来帮助学生理解, 增强记忆的效果。

二、妙用表格, 提升教学效果

利用直观形象的表格进行梳理, 可以把纵向和横向历史知识进行整理归纳、纵横串联, 帮助学生形成一个立体的知识交叉网, 构建清晰的知识网络, 加强学生对知识结构体系的整体把握, 从而提高学生的记忆力、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应考能力。尤其在中考试题对基础知识的考查力度加强, 越来越强调知识的理解、比较、迁移、整合、重组, 趋向综合性发展的形势下, 运用表格教学, 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 归纳内容, 延伸课堂

在讲到日本明治维新内容时, 我设计如下表格:

通过这张表格不仅便于学生从整体把握改革的内容, 而且便于PPT中超级链接各项改革的图片, 便于内容的理解, 同时有助于归纳最能体现明治维新性质的内容是经济方面;有助于日本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发展教育。此外, 更有助于“中国从明治维新成功中吸取经验”的分析、归纳和总结。比如日本从封建落后、闭关锁国的落后国家经过改革而强大, 通过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而发展, 从中可以归纳出给中国的第一个启示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方面的改革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是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中国要坚决执行科教兴国战略;从日本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措施, 使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大为增强, 从中我们获得第三个启示是要走富国强兵之路;从古代向繁荣的中国学习, 到了近代中国闭关落后了, 他转而向先进的西方学习, 从中我们获得第四个启示善于向外学习别人长处,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二) 课堂总结, 归纳异同

通过这一张表格, 不仅把一节课内容系统调理化, 而且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的构架, 便于学生对两次改革形成有效的对比, 进而找出改革的异同点, 既便于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的培养, 同时也便于学生运用对比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记忆, 同时还可以便于老师检查学生的接受和把握情况。

(三) 中外联系, 突破难点

近几年, 随着中考改革的不断深入, 考试开始由单一的知识点的考查, 向知识点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讲授知识点的同时, 要兼顾中外历史、古今历史的融会贯通, 注重学生的综合、归纳、分析能力的培养。由此, 我在讲完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 提示学生十九世纪末中国也有的一次相似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学生很容易想到戊戌变法, 进而引导学生把两次改革进行比较, 归纳出两者的异同点。对于改革的性质 (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 和改革的结果 (日本成功、中国失败) 学生比较容易得出结论, 但是对于同在19世纪中后期进行的改革, 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而中国却失败原因分析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 为此, 针对初中生学生的特点设计出表格。学生很容易归纳出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顽固派势力的强大、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等;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的顽固势力幕府被推翻、最高的统治者明治天皇积极主动改革, 并且以具有超强战斗力的中下级武士为强大的后盾、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市民积极参加和支持、变法的法令措施得以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总之, 通过以上图表教学, 学生在扩充知识面的同时, 也提高了学生的归纳、分析、概括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把握了学习历史的有效方法。作为教师, 教学中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简单传授, 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正如陶行知所说:“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 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 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摘要：九年级上册第十九课《俄国、日本的历史转折》, 一课内容涉及到两个国家的两次改革, 内容繁杂、枯燥, 而且极易混淆。针对本课知识点多、中考考点多、课堂容量大、难点难突破等方面特点, 本人在教法上主要采用了图片和表格教学。

日本历史 第10篇

1 在不断冲突中趋向妥协

日本战败投降后,其工业生产基本停顿,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粮食、煤炭、钢铁、纺织品等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非常缺乏。900多万人流离失所,1 300万人失业。饥饿威胁着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存。为了生存,为了保住工作岗位和增加工资,工人斗争如波涛汹涌,连绵不断。

工人争取生存的斗争得到了制度性保护。美国为了不使日本再度成为威胁,在日本大力推行民主化。盟军总部认为,通过保证工人的权利,让工人得到物质实惠,便可以防止工人转向军国主义。盟军在占领日本以后,进行了劳动改革。根据盟军总部的旨意,1945年12月公布的《劳动组合法》承认建立工会的自由和团结斗争的权利。

在《劳动组合法》颁布实施以后,工会会员人数猛增。1946年2月,有675个工会,到1948年7月,迅速增加到33 940个工会。工会人数也从不足50万人扩展到663万多人[1]。与欧美工会白领与蓝领各自为政,组织上另起炉灶的做法不同,日本的新建工会以企业为单位,是将工人与职员融为一体的职工工会。1946年,这种形式的工会超过了80%,并且工会会员中还有一些级别很高的职员。在企业工会实现组织化的同时,行业工会组织和全国性工会组织也在不断涌现。1946年8月1日和19日,两个最重要的工人领导机构工人工会总同盟和产别会议分别成立。这些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中充当了劳方代表的角色。

由于战后的通货膨胀,资源极度短缺,各地都出现了劳资纠纷和具有政治性的示威行动。1946年的五一节,东京50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19日,在人民广场又召开了“突破粮食危机国民大会”(粮食五一节)。7月,国营铁路的55万人工人,在接到铁路当局解雇13万人的通知后,决定进行全国性的大罢工。面对全国性大罢工的威胁,铁道当局不得不撤销解雇工人的计划。9月,海员工会为了反对解雇43 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并取得胜利。全国邮电工会也展开了要求保障最低生活的斗争。

工人在罢工的同时,还采取了直接管理生产的行动。1945年10月,《读卖新闻》的工人实施“管理业务”,接管了报纸。在1946年以后,日本钢管鹤见制铁所、三菱美呗煤矿、东宝制片厂、东芝车辆等企业,都先后发生了工人管理生产的斗争。日本政府在5月24日否认工人具有管理生产的权力,并于6月13日发布“维护社会秩序的声明”。声明认为经营者与工人有必要共同合作促进生产的发展。发生劳资纠纷时,不管是哪一方使用暴力,都要严厉制裁。并指出:“最近出现的名为管理生产的纠纷,很难认为是正当的争议行为”,它“有可能导致企业组织的破坏和国民经济的混乱。”6月25日资方借助武装警察将战斗的工人赶出了报社。此后,生产管理斗争迅速衰退。

同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规定了劳资纠纷的解决途径,对罢工权利施加了某些限制,特别是禁止各级政府公务人员的罢工行动。但这并没有影响工人的罢工斗争的开展。从1946年秋天起,为要求提高工资和反对解雇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在电气、机械器具、煤矿及其他几乎所有的大工业部门爆发,这些罢工大多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部分企业的劳资双方在斗争中趋向妥协,并逐渐达成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和成立“经营协议会”。其内容不仅包含企业管理民主化,而且明文规定工会会员对企业民主的各种权利,并付诸实施。通过政府鼓励设置的劳资双方民主协商机构经营协议会,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凡涉及经营方针以及生产、劳动者的分配、录用、解雇、调动等有关人事工作都必须经工会同意。于是,经营协议会便成为劳使双方协商这些事宜的机构。[2]10月,日本电气产业工会运用停电作为罢工手段,给社会造成很大冲击。电气产业工会要求确立新工资体制,以保障生活。日本政府依据《劳资关系调整法》,以电力事业的公益性为理由,要求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强制调停。在12月22日,电气产业工会与经营者方面签订协议,结束罢工。协议规定,双方商定的工资,是包括年龄津贴与家属补贴在内的保障生活为中心的工资制。保障生活的工资包括加上连续工龄工资的基本工资与超额劳动、特种劳动等补贴。这种“电产型工资”,后来被许多产业采用。[3]

1946年年底,以教员、“国铁”、邮电等工会为主体,全国官公厅215万劳动者提出了提高工资,发给年终津贴和建立最低工资制的要求。在罢工斗争中,劳资双方的关系恶化,进而发生暴力冲突。1947年1月18日,罢工组织发表声明:如果到2月1日资方仍不接受劳方的全部要求时,就以这一天为期限进入无限期罢工。参与这次劳资纠纷的工人达450万人,赞助者达250万人。如果这场罢工斗争真的发生,日本将要瘫痪。在最后时刻,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禁止罢工。麦克阿瑟说:“在当前日本处于贫困和衰竭的情况下,我不允许运用这一致命的社会武器”。[1]罢工被迫中止。

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雇佣保障法》。一方面,限制雇主随意公开招聘职工。另一方面,严禁随意解雇职工,即使情况允许解雇,也必须符合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包括支付一大笔令雇主难以承受的补偿金,抬高了解雇成本。《雇佣保障法》意在确立稳定的劳资关系,但雇用过剩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道奇计划》实施后,随着重返国际市场的需要,改善与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滋生的涣散经营及雇佣过剩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当时提出大幅度减员计划的经营方与持反对态度的工会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纠纷。麦克阿瑟认为日本政府已经无力压制工人的斗争。1948年7月22日,他致函日本政府首相芦田均,指示必须严格区别私营企业的工会与公务员的工会,否认公务员有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要求日本政府修改公务员法,禁止公务员闹工潮。7月31日,芦田内阁发布了“第201号政令”,宣布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不得进行同盟罢工和怠工,不具有“团体交涉权”。国营铁路工会、全国邮电工会的部分工人以罢工、离职等方式作为对“第201号政令”的回应。政府方面则以暴力和逮捕予以镇压。

吉田茂上台组成第二次吉田内阁不久,即向国会提出了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以及公共企业体劳资关系法案。12月通过了这两个法案,宣布剥夺公务员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严格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国铁、专卖两事业会社被列为公共企业体,依据公共企业体劳资关系法,具有团体交涉权,但没有罢工权。1949年6月,政府公布了工会法和劳资关系调整法的修正案,对工会、团体交涉以及闹工潮等都详细地重新制定了法规,特别是对那些与安全有关的业务以及公益事业进行了严格限制。[3]

吉田内阁为了限制工人运动,在麦克阿瑟离任后,开始研究包括禁止总罢工在内的限制工会活动的法规。1951年8月,工会方面成立了反对劳动法改恶斗争委员会。11月17日,各企业工会决定以罢工两小时回应政府,迫使政府延期推出法案。但工会的暴力化现象与日俱增,殴打、枪杀巡警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警视厅和检察厅认为这是日共有计划地唆使其下层组织以“青年祖国队”、“国民青年团”为中心展开的暴力活动,决定采取彻底追究的方针。吉田内阁于1952年3月28日向国会提出了以解散、处罚暴力团体为目的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工会总评议会为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而于4月12日与18日举行了大罢工,导致了“流血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事件”[4]警方逮捕了千余人。流血事件发生后,吉田政府提出了首相有禁止罢工命令权(紧急调整)的劳资关系调整法修改案。防破法于7月4日生效,劳资关系调整法也在对“紧急调整”条款进行部分修改后,于7月31日生效。

进入50年代,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是相当低。受朝鲜战争影响,消费物价大幅度上升,尤其增加了工人的生活压力。要求提高工资依然是工人普遍的情绪。1952年春,电气业工会(电产)和作为经营者团体的电气事业经营者会议进行交涉,要求修改劳资协议和修订基本工资,在1951年底的工资基础上提高56%。经营者方面明确表示,同意以改变职务等级制实现工资体系合理化为前提,增加7.4%,但同时劳动时间须从现在的每周38.5小时增加到42小时。电气业工会彻底拒绝经营者的提案。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提出调停方案,为劳资双方所拒绝。从9月16日起,电气业工会组织了多次电源罢工和停电罢工。到12月8日,东京电力公司劳资双方达成协议。15日关西电力和中部电力也达成协议。电气业工会提出的统一交涉、统一工资的主张遭到失败。以这次劳资纠纷为契机,出现了脱离电气业工会组织企业工会的趋势。碳劳(日本煤矿工会)在1952年8月13日,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书,要求给井下作业工人增资93%,井上作业工人增资65%。资方拒绝了增加工资的要求。10月9日,日本煤矿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宣布从10月13日起举行48小时罢工,17日整个煤矿进行无限期罢工。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吉田内阁于12月15日决定实行“紧急调整”,实施同年7月31日宣布的劳资关系调整修正法制定的紧急调整条例。17日凌晨,吉田政府公布实施紧急调整。碳劳被迫宣布停止罢工。长达63天的罢工,以劳资双方以接受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斡旋而告终。

1955年,全日本工会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每年的春季,都由全日本工会联合会(劳方组织)与全日本经济联合会(资方组织)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从1956年开始,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劳资谈判形式“春斗”。劳资双方根据工资市场行情,自主谈判确定工资水平。当劳资双方的谈判难以达成协议时,由劳资双方和社会公益方代表组成的劳动委员会进行裁定。当劳资双方不服劳动委员会中社会公益方代表的仲裁时,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春斗”谈判机制,实现了劳资两利,促进了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随着通货膨胀被抑制、实际工资的不断上升和失业人数的不断减少,大多数国民趋于安心和稳定。工会会员人数逐渐减少,企业工会演变为工会组织的核心形态。日本逐渐进入劳资合作时代。1955年日本经济同友会发起了提高生产效率的运动。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管理层、工会和政府官员一起形成共识:首先,提高生产效率最终的目的是增加就业,政府与企业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失业。其次,管理层必须跟工会协商决定如何根据每个企业的情况来提高生产效率。第三,提高生产效率产生的收益必须在企业与工人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5]

2 劳资关系退隐,劳使关系凸显

在战后的劳资冲突中,逐渐形成了终身雇佣制度,构成劳资双方合作的基础。所谓终身雇佣制,是指企业除陷入极度的经营困难之外,不能随意解雇被“正式”录用的职工。终身雇佣只是劳资双方以及整个日本社会达成默契的一种惯例,并没有以合同的形式予以保障。如果企业没有“正当”理由解雇“正式”职工,被解雇者可以到地方劳动委员会或法院去申诉或起诉,企业将会被命令撤回解雇措施。从经营者方面说,“日本企业除非在面临倒闭或其他危机情况下是绝不会解雇员工的。当一个企业被迫大量裁员时,这个企业的经营者便会成为社会舆论抨击的目标,他们被认为是不负责任。”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通常认为一再调换企业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跳槽’常常被看成是无法胜任工作,或者在心理上有缺陷而无法与同事相处。”[6]

终身雇佣制的产生,是工人斗争胜利的成果,是劳资双方妥协的产物。经过战后劳资纠纷,经营者深知解雇工人需付出较高成本。50年代前期,因经营方指名解雇员工,引发工会反对并招致纠纷长期化。因为承受了劳资纠纷带来的巨大损失,经营者在尽可能避免解雇,控制雇佣增加的同时,有意识地采取了相关对策,以提高较长工龄工人的技能水准。于是,以企业工会、长期雇用、连续工龄以及职务等级制为基础的工资体系构成了战后大企业劳使关系的特征及其企业制度的原型。[2]美国学者高柏指出[5]:缺乏公共开支使日本没能建立很好的由政府出资的社会救助计划,而大公司的终身雇佣制则成了日本全体就业策略的基石。这一选择来之不易,是在战后经过企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长达十年的对抗之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妥协而实现的。是创新的需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迫使双方放弃了互相对抗的策略,并使他们能够达成这一妥协。

终身雇佣制之所以成为一种惯例,也是因为它适应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进入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资方需要稳定的劳资关系。高柏将5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技术革命看作是鼓励大公司将终身雇佣制度化的首要因素。特别是1963年,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设法留住熟练工人对大公司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大公司普遍采取了将终身雇佣制度化的做法。终身雇佣成了大公司的普遍做法,对它的迷信几乎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5]

终身雇佣制的确立,还是资方权力弱化的结果。战后日本企业的劳资关系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劳资关系退隐,劳使关系凸显。“在日本的大企业里,从业员工集团已取代股东而成为企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日本的企业,机构法人持有其大约全部股份的3/4,然而他们不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或财务委员会会议来监督或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企业的经营者相对独立于股东,他们将股息看作是一项成本而非股东应得的利润。股份公司的多种制度如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制度等都形同虚设。所谓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只是个简短的仪式。企业的董事会和监察机构几乎全部由企业内部员工构成。股东和企业管理层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股东控制公司,而是企业控制着股东的意志。企业从其资本所有者那里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企业的支配权已经从股东们的手里转到了企业从业员工集团的手中。从业员工成为企业经营的主要承担者。企业是“员工作主,为了员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企业是企业人的联合体。”由于资本权力的弱化,在日本,即使在工会与经营者双方产生对立,也不叫它“劳资”对立,而叫“劳使”对立。[6]

但是,作为劳资关系的核心,终身雇佣制抬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在终身雇佣制确立后,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和提高员工的技能和士气”,并化解已经抬高的用工成本。为了提高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日本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制,员工的待遇随着工龄的增长而增长。年功序列制具有将企业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直接相关联的功能。公司的未来关系到员工未来的切身利益。因此,这种关联迫使员工承担企业的风险,有助于增强工人的责任心。同时,年功序列制并非仅靠资历吃饭,员工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大部分管理者都是从普通职工中提拔起来的,因而员工们为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待遇,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只有表现优异,才能脱颖而出。

由于劳资关系退隐,劳使关系凸显,工会是企业人的工会,因此劳方与资方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一企业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劳资(使)之间的矛盾与问题,日本企业确立了劳资协商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意见处理制度。劳资协商制度是劳资(使)双方就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协商的制度。企业通常设立劳资协商机构,由企业雇主与工会在自愿的基础上选出一定数量的委员组成,其目的是为使公司民主地经营,提高生产的同时改善劳资关系。

企业通常还有一种意见处理制度,即企业设立意见处理机构,由劳资(使)双方派代表组成,着重解决在实施集体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在通常情况下,劳资(使)双方都是先通过劳资协议会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如果劳资协议会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就进入集体谈判程序。劳资谈判通常在企业内由企业工会与雇主之间在工作时间、工作单位进行。在集体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签订集体合同时,工会方面可能就诉诸罢工的手段,但劳资(使)之间的争议在集体谈判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般通过法院或劳动委员会调解处理。[7]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劳动委员会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由劳、资、公益方三方代表组成。中央劳动委员会由三方各出13人共39人,经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后组成。劳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是对不当劳动行为进行审查,行使准司法权;二是对劳动争议进行处理。劳动争议处理实行级别管辖,中央劳动委员会只处理涉及全国重大的和跨地区的劳动争议纠纷。劳动委员会通过斡旋、调停、仲裁和紧急调整四个程序处理劳动争议。[8]

因为有着相对完备的劳资关系处理机制,因而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工人罢工非常少,那种使企业陷入经营危机状态的罢工更是极少。再也没有出现过战后初期那种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从1956年开始的所谓“春斗”(“春季生活斗争”),尽管工会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其过程大多是和平的,尽量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使有“罢工”行动,也多半选择在休息期间进行。

3 传统劳资关系崩溃,市场化的劳资关系趋向形成

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了劳资关系的紧张。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工会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以维持工人正常的生活水平。然而工资的增长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于贸易,在工资上保持竞争力对于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至为关键。迅速增加工人的工资无异于自杀。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相反,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要求日本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急剧增加,企业希望通过解雇过剩员工以缓解竞争压力。在经济严重衰退期间,一些企业进行了指名解雇,特别是中高级雇员的指名解雇,结果招致企业本身成为公众非议的目标。在一方要求增加工资,另一方要进行解雇的对立中,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工会表示愿意采取合作态度,接受减慢工资增长的速度;作为交换,大公司被迫继续实行终身雇佣制。

但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这使日本企业面临新的调整劳动力成本的压力。但是,这时终身雇佣制已成为日本企业治理中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观念。这一制度在世界上广受称赞,这使它被进一步强化。[5]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企业收益不再持续增长。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难以为继。企业业绩的恶化,使企业不能提供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所需要的利润和职位。在这种形势下,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越来越被认为是削弱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必须在更加重视企业内部劳动调节的同时,积极利用外部劳动力市场,减少长期雇佣尤其是缩小享受“终身雇佣”待遇的正式职工的使用范围。要依照“能力主义”原则,提高工资构成中职能工资的比重,在职职工工资评定体系中更加重视能力和业绩,改变以往过于重视年功和资历的不合理状况。1995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挑战的方向和具体措施》的报告,提倡企业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雇用习惯,大胆地使劳动力弹性化和流动化,从而削减人工费用,实现企业的低成本化。为了降低劳动成本,日本企业纷纷把薪酬制度从年功序列制改为绩效薪酬制度,把终身雇佣制改成短期契约制度。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劳务派遣工、小时工等非正规就业者。据统计,正式工占企业雇佣人员比率从1984年的74.9%下降至1992年的72.4%。随着雇佣方式的转变,90年代以来,工资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加薪幅度缩小外,有些企业干脆取消了定期加薪制,提高了基本工资中能力工资的比重。部分企业实施年薪制。“年薪制的登场意味着划定工资的时间标准从终身制改为年度制,与日本原有的工资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年薪制若能普及,说明日本工资体系已脱胎换骨。”[2]日本企业放弃终身雇佣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员工终身生活保障,也不再从零开始培养员工的工作技能,因此也就失去了要求员工对企业忠贞不二的权力。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有期限的雇用契约关系。由于不再受到终身雇佣制的优待,员工对公司的忠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995的一项调查中,只有20.6%的受访者认为将来公司会照顾自己,只有17.8%的人认为辞职是对公司或老板的背叛。[5]

针对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失业率持续上升,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2002年12月日本政府设立“雇用问题对策会议”,通过了《关于雇用问题的政劳资协议》,解决日本的雇用问题开出了处方,主要是“就业形态多样化”,即“打破日本战后雇用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雇用体系”。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作分享”,二是“分层雇用”。所谓“工作分享”,依照厚生劳动省的解释,就是“通过就业机会、劳动时间、工资三要素的组合变化,由更多的劳动者共同分享一定的雇用量。”实际上就是在职者减少工作时间,同时降低相应工资,以维持雇用关系。所谓“分层雇用”,就是根据本公司的情况,考虑哪项工作需要怎样的人,是要进行一种具有本公司特色的雇用管理。经营者方面希望通过“分层雇用”控制总人事成本。它意味着战后日本雇用体系的终结。因为它完全打破了“终身雇用制”和“资历工资制”。[9]

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状况下,工会丧失了其在劳资关系中的主动地位。这突出地表现在“春斗”作用的逐步缩小上。工会不得不将以强硬要求增加工资的“春斗”方式,改变为缓和的、协调的“春斗”方式,极少采取罢工等强硬手段,同时将斗争内容改变为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并重。尽管如此,资方还是希望“春斗”朝着更加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日本最大的雇主组织“日经联”提出,目前工会组织的“春斗”应进行“结构性改革”,应把“春斗”改变为一种劳资双方谋求在就业、组织、人事、待遇等方面达成一致的场所,提倡各企业自行决定工资的方式。工会方面在“春斗”中的增薪要求连年受挫,工资的增长微乎其微。

4 对战后日本劳资关系演变的总结

第一,合作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资合作才能劳资两利。紧张对立的劳资关系不仅抑制了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也破坏了投资环境,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劳资关系不是双方根本对立的关系。日本战后风起云涌的工人斗争,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是为了保住工作机会,并在不断的通货膨胀中保持工资的增长幅度,以维系家庭的基本生存。也正是经过长期斗争,劳资双方才达成终身雇佣的默契和惯例。经过经济起飞以后劳资双方的长期合作,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共享了经济的繁荣。但在日本战后早期的劳资冲突中,曾经存在着过激和暴力化的倾向。日本共产党实行的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路线遭到了日本社会各党派的普遍反对。显然,这是不符合日本社会实际的过激方针,不能赢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在劳资纠纷中,工会也出现了“暴力化”现象。1949年6月,东京铁路局以工会领导人违反业务规章为理由给他们免职处分。于是引发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在这场劳资双方的冲突中,国铁总裁下山不明死亡,接着发生了三鹰运输公司的无人操纵的电车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的重大事件。随后又发生了松川列车脱轨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的原因一直未能查明,但与工会的暴力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过激和暴力化的倾向,既不利于资方,也对工人自身造成伤害。资方固然不能赚取利润,工人也要饱受失业之苦。

第二,终身雇佣制使劳动力市场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导致劳动成本日渐升高,使日本企业失去竞争力,劳动力的配置不可避免地要走市场化道路。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结构性调整中对维持政治稳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同时该制度也给大公司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日本代表性企业丰田汽车公司因为继续维持终身雇佣制度,被信用评级企业穆迪公司降低了信用评级。1990年以来,过去在终身雇佣体系下企业内部相对封闭的劳动力市场,转向了外部劳动力市场,实现了劳动力要素的完全市场化。

第三,劳使关系弱化了资方的投资动力,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缺乏后劲。战后日本特有的“日本式经营”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劳使关系。股东的利益遭到不应有的漠视。日本企业股份的平均收益率从1951年的12%的顶点持续下跌,到1986年降到只有0.78%,比一年的储蓄利润3.76%的1/4还少。[6]越来越多的大制造商加入了将生产向海外转移的潮流,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空心化现象。资本总会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使资方的投资得到合理的回报,势必是经济的萎缩和萧条。劳使关系向劳资关系的回归,承认股东对于企业的正当权利,是日本振兴经济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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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桥本寿朗,等.现代日本经济[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27,29,3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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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9,161—162,251,318.

[6]松本厚治.企业主义——日本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6,12—14,27,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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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华迎放.日本的劳动关系调整[J].中国劳动,2002(3).

日本馆:行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第11篇

展馆主题：心之和、技之和

展馆位置：A片区

展馆概况：这是一座“会呼吸的展馆”，“凹槽”和“触角”喻意生命体的“嘴、耳朵、鼻孔”和“手指”。半圆形的大穹顶呈淡紫色，像一个巨大的蚕茧，故名“紫蚕岛”。日本馆是上海世博会各国家馆之中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参展世博会史上规模史无前例的展馆。展馆高约24米，外部呈银白色，采用含太阳能发电装置的超轻“膜结构”包裹，形成一个半圆型的大穹顶，宛如一座“太空堡垒”。

走进世博园区，远远望去，日本馆犹如一个巨大的紫蚕宝宝趴在黄浦江边，极富个性的外观宛如拥有生命的生命体。展馆外观的基调色为红藤色，红藤色由象征太阳的红色与象征水的蓝色交融而成，可以说是自然的颜色。展馆的外壁会随着日光的变化及夜晚的灯光变换各种“表情”，让参观者感受到一种动感。隔江相望，浦江对岸的上海民众也能一睹日本馆的风采。

日本国家馆分为过去、现在、未来3大展区，形态融合了日本传统特色与现代风格，参观者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受到日本馆所传递的信息和魅力。日本馆的建筑理念是“像生命体一样会呼吸的环保建筑”，展馆外部覆盖一层利用太阳能发电的超轻“膜结构”。“过去”展区展示保护文化遗产的“精密复制”技术，参观者可近距离鉴赏日本名作。“现在”展区通过照片透视画及实物展示、影像装置呈现2020年的未来城市。“未来”展区展示具有超高清及望远功能的“万能相机”、会演奏小提琴的“伙伴机器人”和实现客厅墙壁与电视机一体化的“生活墙”。

在“心之和、技之和”的主题之下，日本馆的展示亮点主要体现在一些力求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尖端技术领域。

针对水资源污染和短缺问题，日本馆将展示能将下水道污水净化为饮用水的新技术。围绕新能源开发，日本馆将以2020年“零排放城市”为远景目标，展示可发电的地板和窗户、家用燃料电池组合、有机照明等新技术。其中，发电地板在人们的踩踏和其他外力作用下，就能发电；利用大气中无所不在的氢气和氧气，就可为家庭提供电力和温水。

在生产领域，日本馆也将展示两项环保新技术：一是使用氢气革新制铁过程，可比常规技术减少三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二是回收工厂以及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并埋入地底的碳分离回收储藏技术。

主持日本馆展示亮点发布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官房审议官、日本馆总指挥片濑裕文强调，技术不是万能的，最终解决地球环境问题，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沟通以及爱心奉献。为此，日本馆还将通过一些贴近生活的新技术展示以及文艺演出，引导人们发自内心关心和保护地球家园。

亮点：

NO.1节能环保

日本馆在设计上采用了环境控制技术，使得光、水、空气等自然资源被最大限度利用。展馆外部透光性高的双层外膜配以内部的太阳电池，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实现高效导光、发电；展馆内将使用循环式呼吸孔道等最新技术。

NO.2音乐剧

在日本馆，专门辟有一座可容纳500名观众的传统木制剧场。在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世博会期间，这里每天都要上演大约35场反映中日友好和中日共同拯救朱鹩活动的音乐剧。音乐剧大约20分钟一场，由三组演员循环演出，半年累计演出6400多场。

NO.3从遣唐使看起

参观日本馆，首先会看到遣唐使、鉴真东渡等一系列反映中日两国源远流长交往的历史展示。这些由一位位历史先驱用心灵和信念写就的传奇，历经千余年，仍然拥有激荡人心的力量，在中日之间呼唤着“和”与“信”的回音。

NO.4国宝级丝织艺术回娘家

十六七世纪日本基督教传播历史考 第12篇

关键词：基督教,耶稣会,追放令,禁教,锁国

一、引言

本文所论述的“基督教”, 是指日本学者一直使用的词汇“キリスト教”的直译, 在十六七世纪的日本, 基督教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天主教。严格意义上来说, 基督教进入日本的年代要比中国早得多 (唐代景教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 。当利玛窦 (Matteo Ricci) 于1582年7月到达澳门时, 日本教会已拥有众多所教堂和10多万信徒了。那么基督教在日本国内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历程?日本人对它的态度是完全的包容接受, 还是将信将疑?本文将从圣弗朗西斯柯沙勿略 (Francisco Xavisr) 说起, 以十六七世纪为论述核心, 阐述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直至被禁止的过程。

二、基督教的传播及当时国内宗教

(一) 耶稣会的日本传教

可以说沙勿略是日本基督教传播的第一先驱者, 基督教的日本传教是由他和耶稣会这个机构推动而向前发展的。沙勿略原名哈维尔, 1506年出生于一个位于法西 (法国和西班牙) 交界处的沙勿略城城主家庭。24岁进入巴黎圣保罗大学进行神学研究, 后辗转到罗马, 在那接受了葡萄牙王穷安的邀请, 决心投身于耶稣会的传教事业。1542年到达印度, 1547年转去马六甲, 途中结识了日本人弥次郎, 便决心远渡日本传教, 并与神父考麦斯、弟兄椒昂以及弥次郎三人同行, 与1549年搭乘中国船来到鹿儿岛, 开始了他在日本的传教生涯。

耶稣会于16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在日本的丰后 (今大分县) 、京都、长崎等地确定了活动据点, 扩大了传教的范围和势力。天正8年 (1580年) 又设置日本管区, 重新调整一直以来已经确立的“开拓地”, 最终划分了西九州、丰后以及京都等三个主要传教区域, 目标旨在各个管区内更有效地整备传教体制。至此, 基督教势力已发展到西日本各地, 并进而向东日本传播。

基督教在日本传播以后, 其信者人数一直呈增加趋势。如表1所示:

耶稣会是用什么方法来感化未信者, 不断地扩大信徒数的呢?

这主要和耶稣会组织特征有关。耶稣会主要注重个人灵魂和人格尊严, 其组织原理是:基于信仰至上主义而产生的“上长服从制度”。在传教伊始阶段, 尝试在城市街头和小传教点宣扬它的理论, 并且巧妙利用部分地区的封建机构, 整体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关于这一点, 当时著名的神父卡布拉尔 (Francisco Cabral) 曾说过:“现在最虔诚的信徒就是封建领主。”由此可见这种传播方式的有效性。

(二) 当时国内宗教

在基督教进入日本之前, 日本国内存在着很多传统宗教。最典型的就是神道、佛教和儒教。

神道是基于日本民族固有的神的观念而产生的宗教。在日常生活中, 它和传统的生活理念及习俗紧密接触, 但其教义并非十分明确。在外来传教士眼中, 神道只不过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一种迷信思想, 是和基督教教义毫不沾边的一种民间风俗而已。所以, 当时传教士并不十分重视神道。

佛教虽然也是外来宗教, 但在镰仓时代, 日本佛教在实践性和救济人类这方面致力于改革, 渐渐在日本发展并流行, 最终彻底溶入到日本社会中。基督教传播伊始是和佛教格格不入的。但在基督教和佛教教义中, 存在着信仰面的共通性。比如圣者崇拜思想, 以及相信来世的救济思想等等。此时, 新兴的基督教为了顺利传教, 一方面积极开展佛教研究, 试图通过吸取、借鉴佛教部分用语和观念来进一步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教义。比如, 慈悲、现世、功力、解脱等用语就是例子。

儒教是基于中国孔子思想和学问的一个教派。正如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念中能看到的一样, 儒教实际上是一种渗透到下至个人, 上至国家的封建说教理论。宋代朱熹让儒教脱离了训诂学的领域, 给其附上了宗教色彩。但直到室町时代, 儒教仍居于佛教之下, 未能脱离佛教而独立。因此传教士对儒教的关心程度相对也不高。

综上所述,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 和这三个传统宗教虽然存在对立面, 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共同存在。

三、丰臣秀吉及其追放令

(一) 发布追放令的原因

亡于本能寺之变的织田信长的后继者秀吉, 在宗教上开始采取了优待传教士的宽容政策, 即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天正15年 (1587年) 3月, 丰臣秀吉率领20万大军, 试图平定九州之乱。同年5月8日, 降伏了萨摩的岛津义久, 彻底统治了九州全域。并于6月19日发布追放令, 开始将在日传教士流放国外。

关于发布追放令的原因, 此前各家学者以秀吉政权的宗教政策﹑对外政策等为切入点, 得出了各种结论, 在此笔者借用各家理论来作说明。

1.耶稣会野心说:

秀吉认为耶稣会的活动具有不稳定性, 并伴有最终侵占日本的野心。

2.日本神国说:

认为基督教的传播和日本传统的、民族的思想产生彻底的抵触。

3.葡萄牙商人失策说:

葡萄牙商船经常援助耶稣会, 和其保持密切联系。但由于当时葡商船在博多湾的拒绝回航事件以及贩卖日本人等不良行为的影响也波及到了秀吉的宗教政策。

4.基督教徒过激传教说:

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 信徒曾有过破坏神社、寺院等过激行为。

(二) 追放令的影响

追放令形式上以废除长崎耶稣会教点为主要基调, 内容上认定基督教属邪教, 并给予全盘否定评价。所以, 对势力已开始渐渐壮大起来的日本基督教的发展来说, 追放令无疑是沉重一击。

秀吉首先流放了大阪的信徒, 对于一部分武士基督徒, 命之弃教。之后, 在京都、奈良、伊势 (今三重县) 等地发布告示宣布流放外来传教士, 并以京都的南蛮寺为代表, 破坏了大阪所有的修道院。在九州, 肥前 (今佐贺县和长崎县各半) 的大村氏、有马氏等基督大名的领域内, 主要的教堂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另一方面, 被宣告解散的耶稣会, 在平户 (今长崎北部一城市) 召集各地传教士, 认真商讨了当前非常事态, 并积极出谋对策。结果决定形式上先顺应秀吉的追放令, 将几名传教士送往了澳门。而实际上大量的传教士仍潜伏在基督大名的管辖领域中, 静静地等待政策缓和之日。

四、德川政权的基督教政策

(一) 德川幕府的基督教观、禁教及其原因

丰臣秀吉之后, 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政权。基督教此时又是处于怎样一种发展状态中呢?

首先来看一下家康的基督教观。从庆长10年 (1605年) 他写给一驻日外国大使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

“关于贵国传入本国之宗派, 阁下所望之处固多, 但吾不能许之, 问之为何, 吾邦自古以来称之神国, 偶像从先祖之时至今大为尊敬, 故吾一人不能背之, 对欲在本国宣扬他国之教, 取严厉禁止之策。”

可以看出, 家康试图说明日本本为神国, 从顺应历史大势的角度来暗示基督教传播在日本的不可行性, 反映了家康性格中的现实主义色彩。

家康于庆长17年 (1612年) 及18年 (1613年) 分别颁布了禁教令和伴天连追放令, 破坏了由幕府直接管辖的江户 (今东京) 、京都、长崎等城市的教堂, 先流放在那里的传教士, 进而波及全国, 对部分信徒命令改信他教。二代将军秀忠, 为防止传教士来日, 将外来船只登录港只设在长崎和平户两处。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地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三代将军家光在位之时, 查出信徒并强制改信他教, 若有反抗, 立刻处死, 并对那些揭发传教士或信徒行踪的人给予重赏。幕府为扼制基督教势力, 不仅不让外国人进入日本, 也不允许日本人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在1633年和1635年, 颁布了禁止日本人去外国的命令, 也就是所说的锁国令。

庆长末期的家康、秀忠政权颁布禁教令的原因又何在呢?

从上面家康书信可以看出, 表面原因是家康认为日本是一个以神佛为主要信仰的国家, 基督教会破坏日本的传统宗教发展。当然, 关于禁教的原因, 先行学者也有很多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1.内外的政策变动。

2.基督徒本身带有的侵略性。

3.主张统一政权。

在此借用, 并不做赘述。

(二) 锁国

禁教的结果, 最终导致了锁国令的颁布。锁国政策一直延续到幕府末期。幕府认为基督教的传播会成为封建统治的障碍, 故决心彻底禁教。其次也是为了防止西大名 (基督大名) 贸易势力的增强, 希望通过锁国达到幕府贸易独占的目的。

由于利益关系, 开始幕府对基督教采取默认态度。后于1613年颁布禁教政策。1616年限定平户、长崎两个对外港口。1624年禁止西班牙船只的来航。1635年禁止日本人的海外渡航和在外日本人的归国。16371638年的岛原、天草起义以后,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1639年禁止葡萄牙船只的来航, 并于1641年将原在平户的荷兰商馆迁到长崎的出岛。至此完成了锁国进程。这种情况下, 日本的贸易港只剩下长崎, 只允许荷兰、中国 (清朝) 的船只来日。在锁国体制下, 基督教被彻底禁止, 幕府也达到了贸易独占的目的, 幕藩体制最终建立。但是在禁教过程中, 特别是家光政权时, 被处死的基督徒人数较之以前激增, 请参照表2。

庆长5年日本的基督信徒已达到30万人, 庆长10年已到75万人之多。但由于家康、秀忠一直推行禁教政策, 信徒人数逐渐减少。虽然锁国中也有许多潜伏基督徒, 但是人数远远不能和禁教以前同日而语。关于那个时代的殉教者人数, 学者新井白石曾推测说有20万～30万。基督教日本的传播到此就告一段落。

五、小结

(一) 基督教传来的意义

基督教是在中世和近世的转换期中被传到日本, 因为基督教内涵的文化有别于传统的日本文化思想, 所以给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形成带去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日本国内的科学研究不注重自然研究, 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普及。但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 向日本介绍了有别于传统佛儒思想的自然观。为试图证明唯一神的存在, 传教士们致力于向日本介绍欧洲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 扩大了日本人的自然科学观。

另一方面, 笔者认为基督教推崇人人平等的观念在当时也给日本人的人生观注入了新的元素。

(二) 基督教禁教的意义

禁教政策也给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带去了一定的影响。日本近世的统一政权是基于兵农分离制和石高制而建立的。通过排除基督教, 幕府政权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笔者认为, 这种对异文化排斥的锁国现象是日本岛国性酿成的原因之一。

(三) 启示

纵观十六七世纪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历程, 一方面叹服日本对外来思想所持的宽容态度, 特别对宗教的吸收。但是看到最后禁教乃至锁国的结局, 又不免让人觉得诧异。毫无疑问, 存在势差的两种文化互相接触时, 先进一方必会流向后进一方, 但后进一方接受时并非无条件, 只有发现先进一方能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时, 才会让其扎根繁殖。反之, 则必不会广泛深入。笔者认为, 十六七世纪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历史, 恰能反映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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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戚印平.日本早期基督会史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