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精选6篇）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第1篇

摘要：

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是受着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任何因素都能够追溯到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从文化的根源了解文化发展的含义。本文主要分析日语语言文化的特征及形成因素。

关键词：

日语；语言文化；特征及形成因素

1、引言

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的手段，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的传递。语言是社会运行的必然现象，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色彩，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

2、日本语言文化的特征

当前世界上有很多的文字，同时也有很多的语言，但是归根结底，当前世界上的文字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表音文字，这类文字主要是通过文字的发音来对文字进行定义，还有一类是表意文字，这类的文字首先是通过某一件事情所代表的含义，最终定义文字，比如说“汉字”.作为当前世界上表意文字的代表，现在世界上广泛使用汉字的国家不仅仅只有中国，中国的邻国日本也在使用汉字。日本的文字不仅仅使用表意文字的汉字，同时还使用表音文字的假名，当前能够将不同文字混合使用的代表，日本就是其中之一，同时这也是日语中的一大特色。

2.1 日本文字初始与汉字

日本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只有语言，直到公元 5 世纪前后，中国的文字才渐渐地流入日本。汉字传入日本之后，不仅为日本学者用来记录史实，并且还有很多的学者用其着作成书，这也就是日本唯一能够使用的文字。不过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汉字的发音渐渐发生了改变，日本人对汉字的偏旁部首进行拆分，这也就成为了日语中的片假名，汉字的草书演变为了平假名，主要用来对日本的汉字进行注音。因此，汉字的传入为日本的文化以及日本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日本还有很多的汉字方面的书籍一直流传至今，例如，在公元 8 世纪的时候日本出了一部《万叶集》，这也是日本最早的诗歌集，诗歌的表达的主要形式就是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使用。汉字中的“传说”在日本的文字中没有什么很大改变，用日本文字写作“伝说”,将中文中的“传”简化了一笔，也就形成了“伝”,这样的文字形式在日本还有很多种。除此之外，日本的文字还利用汉字的意思再加上日语的读音共同使用，例如汉字中的“情”,用日本的文字表示为“ろ”,两种语言之间的意思相近；还有汉字中的“夏”,在日语中的读作“なつ”,与汉语意思相同，这些是日语中对汉语没有做出很大改变的文字，但是也有很多文字的形状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读音也变得非常的复杂。

以上用来记录日本文字的方式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之为“万叶假名”,这种文字方式仅仅只是针对当时的汉字而言的。到了xx世纪前后，日本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假名，也就是上文中提出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这两类假名都是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实现的。平假名主要是根据汉字中简单字体的草书转化而成的，例如，平假名中的“ぬ”是胫骨汉字中的“奴”转化而成的，并且这两种字的读音都读作“nu”,而片假名则基本上是根据中文中的偏旁部首转化而成的，还比如，“イ”主要是根据汉字中的“人字旁”形成的，“ウ”则是根据汉字中的“宝盖头”形成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在日语中都是用作表音文字，表音的日语假名和表意的汉字的组合成为当前的日语文字的结构特点。

2.2 文化特征

我国被世人传颂为“礼仪之邦”,我国的文字流入日本后，逐渐地演变为日本现今的文字，但是当时传入日本的不仅仅只是文字，还有我国传统的“礼仪文化”.文字所蕴含的文化能够反映日本整个民族的品性、心理特征以及历史文化传承，同时这些文化在日本的发展历史中能够一直流传下去，所包含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2.1 日语的语言表达委婉、含蓄

日本人说话通常是比较委婉含蓄的，这一点跟我国古代的文化非常的相似，但是日本能够将这样的文化保留至今，足以说明日本文化的可贵之处。例如，日本人在向别人开口要帮助或者物品的时候，不会直接说“来帮我一下”,而是选择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说“手伝うとができくださいませんか”.无论是对多么亲近的人，日本人的表达方式总是这样的委婉，而中国人的表达则会不一样，只有对待比较陌生的人才会表现得比较委婉，但是在亲近的人面前表现得比较直白。因此，在与日本人对话的时候需要表现得含蓄，在日本人说出一句话之后，中国人需要揣摩其中的含义，这样才能够解读出来日本人话语中真正的含义，才能了解日语中的文化内涵。例如，日本人在要求别人等待一下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要求对方等待，而是会说“ちょっと待っください”,这样说话就能够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话语中的意思，也不至于闹成僵局，造成尴尬的场面。总的来说，日语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带有一点“文言文”的气息，因此我们在翻译日语的时候，只需要对日语中的关键词汇进行翻译，这样就能够明白日语中包含的意思，但是在回答的时候需要含蓄委婉。

2.2.2 注重谦敬

日本是一个等级观念非常浓厚的国家，通常情况下，日本社会中的男女等级、长辈等级、长幼等级都是非常鲜明的，这一点与我国古代的风情非常的相识，人们在说话用语的时候必须要将说话的对象与自身的身份相结合，避免对长辈或者年长的兄、姐说话不恰当的情况。日本的等级观念非常的鲜明浓厚，面对什么人，就需要说什么话，这样的风俗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在和日本人对话的时候，要尽量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以及不同人物的语言特点描述出来。例如，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交流，上司与下属之间的交流，同辈之间的交流方式。日本人对父亲的称呼为“父亲大人”,日语“お父さま”,并且日本人同事之间一起出去聚会都是各自买单，这一点和中国人的吃饭方式不同，中国人去吃饭总是某一个同事为了表达好意而买下全部的单。但是在日本都是自己吃多少则付多少钱，一般不会为同事或者朋友买单，按照日本的文化习惯，这也是对对方的尊重。

2.2.3 男女有特定的语言

在日本社会，男士用语和女士用语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明显。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男性的地位往往比女性高。因此男性的用语比较霸道，而女性则相对柔弱。因此在日本家庭中，往往是男性主外，女性主内，而日本的女性往往因此具有贤妻良母的品性。

3、日本语言文化特征形成的原因分析

日本人对话的时候，说话的一方使用特定的语言表达，主要是根据自身想要表达的意思来确定，而意义的形成必然以社会文化为主体。这就是日本文化中和的精神、体察的文化和以心传心的文化，这三种文化特征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日本文化的交流形成一道桥梁，也就是日本文化交流的精髓所在。

3.1 和的精神

模棱两可的说话方式实则是日本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和”的精神的完美体现。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社会关系中，无论是长辈对晚辈，上司对下属，还是同事之间的交流都会极力回避给予对方直接的伤害，避免让对方难堪，正是因为这样，在日语中“みません”、“どういたしまし”、“気にしま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等词语被频繁使用，因为这些词汇中包含了对对方的尊重和体谅的深意，所以在表达的时候能够将日语中的文化含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3.2 体察的文化

日本人在与对方交流的时候往往会将对方的看法放在第一位，很大程度上关注对方的思想以及对方的观点，不会在交流的时候生硬地拒绝对方，并且不会说出激怒对方的话语，从言行举止中感受对方的深意以及对方的真实意图也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体现。

3.3 以心传心的文化

日本人的交谈方式，与我国古代人们的交谈方式极为相似。往往是通过心与心之间的传递来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日本人会时刻注意对方每一个细节、面部表情以及每一句话中的措辞方式，通过对方的谈吐以及言行举止获取对自身有利的东西，日本人将这样的交流方式称为以心传心，意思就是通过言语的交流，使自身心领神会。并且日本人常常认为交流的双方只要有相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基础，即使将事情隐喻表达，对方也能够通过话语中的含义明白自身的意思，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才有了省略表达的使用，这也是日本文化特征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非常的贫乏，导致日本的文化受到其地理因素的限制。因此，日本人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出现语言透支的现象，所以，日本在文化上往往会吸收别国的文化，并加以整理，形成自身的文化特点。

4、结语

综上所述，日语语言文化的表达形式分为很多种，但是在特定的因素下产生的各种心理要素是分析日语语言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同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传递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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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第2篇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所受到污染与损害已经触目惊心。人类的生存环境，除了直接面临着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自然生态的威胁外，还存在着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旅游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与此相对应的以商业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旅游资源开发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和文化遗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以致旅游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焦点。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公约规定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称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种类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属于以下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1．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是古代的东西，是经历了百千万年而至今仍在的东西，是没有备份，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特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我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次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1999年lO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至2008年7月，我国已有37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5项，自然遗产7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1项，成为了全世界共有的财产。在我国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申报和未提级申报的历史文化遗产，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典型的历史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点，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成为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保护。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悠久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体。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云南丽江古城经历了7级地震还基本无损，后被评为世界遗产。这个地方得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逐渐都会知道。反之，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有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或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历史遗存丰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意义。在历史科学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古建筑、构筑物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如我国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建于隋代(公元581__618年)大业年间(公元605 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桥高7．23米，1400年的历史，赵州桥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邢台发生的7．6级地震，邢台距这里有40多公里，这里也有四点几级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所以它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跨径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赵州桥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此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历史土木工程古迹”铜牌纪念碑。这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奇迹，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诚然，也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人们还不清楚其科学原理，需要我们去探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发展旅游经济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对之加强保护，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旅游活动的客体是旅游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要依托于旅游资源，除大自然赋予的自然旅游资源外，更离不开人文旅游资源。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迷人，它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人，更让外国人向往，这些都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游憩、观光、获得美的享受、获得相关历史知识的重要场所。着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及众多明清皇家陵寝等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小小的周庄，年旅游收入达2亿元。可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的客体就会存在。

(2)用经济价值去直观地表现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旅游经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我国人文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保护好这部分旅游资源，能更快地发展旅游经济。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能提升旅游资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历史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旅游资产。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提升旅游资产价值。历史文化遗产是全国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供世人观赏、研究与利用，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得好的地方，旅游业就发展得好，旅游资产价值提升得多；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平遥古城、周庄古镇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其旅游资产价值提升的快，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能带动本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品

位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和持久发展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激励力，中国拥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3O项，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国家文化形象，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留存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其意义也关乎未来。全球《2l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功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被重视。在多年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变化，很多承载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经意或不经意间消失了。上世纪几次大规模建设，使许多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摧残和破坏，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加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缺乏认识，观念上的轻视、经费支持的不足与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也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不利，存在很多问题。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足，难达共识。虽然社会总体上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但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存在差异，导致认识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如在城市建设中对一些古迹遗址的去留问题上，在一些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景观要不要新建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种状况导致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因为缺乏共识而难以处理。

2．历史文化遗产家底不清。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碰到历史文化遗产时，讲不清道不明，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本没有调查、登记，更谈不上公布文保单位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

3．“建设性破坏”现象严重，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不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只顾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被毁程度令人堪忧。尤其在一些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历史传统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到破坏。襄樊宋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城市要发展，旧城要更新，势必要拆迁一些民宅民居和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时下古老的北京也遇到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古老的胡同四合院要不要留存，怎样协调好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开发商的需要，为了出卖土地，筹集资金，把一些古建筑和一些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毁掉。

有的地方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片面追求旅游经济效益，造成历史文化遗产严重破坏。

一是为了迎合旅游热，不惜以拆毁传统历史街区为代价，而后又制造出了乃至异地开发出一系列替代品，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沦为“假古董”。

4．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不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为什么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许多地区领导，甚至最基层的领导一句话就能化为乌有。就是因为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管理，而是权大于法。

5．保护资金的匮乏，专业人才、技术的匮缺，直接影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由于没有专项的保护资金，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处于自然消亡状态。尤其是贫困地区，文物专业干部仅一、二个人，连日常开支都很难保证。缺少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保护人才队伍，同时缺少过硬的保护技术，何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积极宣传，更新观念，加强全民保护意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各级政府和每个市民的神圣职责。政府要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保护力度，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珍惜爱护文物，并且要加强舆论监督，有了群众支持和舆论支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有了强大的依靠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2．提高全民素质与法律保护并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长城旅游刚刚兴起时，各个长城景区普遍遭遇了一次“毁容”高峰。从八达岭瓮城西门登上长城，分别沿南北两侧依山而上的长城边走边观察，看到这段3000多米的长城上，凡游人伸手能及之处，几乎都被刻上了各种各样的文字，有地名、人名、“到此一游”，有中文、日文、朝鲜文，以及难以辨认的字词，刻得密密麻麻。这些字不仅破坏了长城的历史面貌，有的字深达半厘米，已伤及墙体。长城乃中华民族的象征，此举严重破坏了民族形象。所以才有中国长城学会与八达岭长城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的去除长城墙体字迹方案征集活动，消息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纷纷为长城保护献计献策。近十多年来，随着游客素质的提高和管理的加强，刻字破坏行为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文化遗产不仅要由一系列行政法规来保护，而且要用刑法等法律来保护。对于严重损毁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应规定为犯罪，应给予刑事处理。

3．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建设的关系，保护是前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不可再生的人文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离不开的客体。一旦被破坏便永久消失了，也就谈不上长远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开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绝不能对开发急功近利。在保护方法上，除了要依照国家相应的保护法规之外，还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与自身环境、条件相符合的办法。多借鉴浙江兰溪的诸葛村(八卦村)的做法。还可以对实物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实施限人限时地开放参观，西藏布达拉宫就是这样的。甚至可以不对外开放，只对学者和相关研究人

员开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会日益增加。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所拥有的宝贵资源，要意识到这些资源是潜在的、不断升值的资本，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即使当下受条件所限无法立即进行开发，也要积极予以保护，可利用其他产业先行发展，待时机适当的时候，再将其宝贵的文化价值予以转换。

4．摸清家底，搞好保护规划。去中原地区旅游，当地人会自豪的对你说：“你拿把锹，随意挖几下，就有可能发现宝贝”。虽然是笑谈，但还能反映出因文化积淀深厚，本地人引以为豪的心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提示我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心中有数，搞好勘探、摸清家底，以便于规划和保护。

前面提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应积极修整并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但要处理好个性文化与改善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关系。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文化氛围却日益淡化。丽江古城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古城保护得不错，但古城内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文化氛围不浓，不能充分反映古城的特色，这是令人遗憾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不是保护城市的全部，它的保护范围、内容与要求要通过城市规划来细致确定。关键在于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关系，新旧建筑之间在风格、色调上相协调，使整体格局达到和谐，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严格控制文化遗产保护区、历史街区内的空间过量的不适当的经济开发、旅游开发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点建设。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在保护文化遗产中平遥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制定古城保护规划；第二，实施古城居民搬迁工程；第三，全面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5．借鉴国外先进保护经验，加强保护进程。借鉴国外“保护古城，建设新城”的成功经验，把有价值的传统街、巷和古村落进行整体保护，再另外开发新区，避免城市化进程中“建设性的破坏”。对该保护的传统街区则进行环境整治，保持立面原貌，更新室内配套设施，改善人们的居住质量，满足人们对现代生活品质的需求。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第3篇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多位日本学者或个人、或组成团体来华考察文物及建筑,其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研究领域涉及了人类学、考古学、美术学、建筑学等多个领域。关于建筑研究者较早有关野贞之子关野克教授撰写的“建筑历史学者关野贞”(关野克,建筑の历史学者関野貞,上越市立総合博物館,1978年),东京大学博物馆创立时期著名的建筑史家稻垣荣三撰写的“关野贞的东洋建筑史研究”(稲垣栄三,関野貞一八六七一九三五[第十七回展示:先駆者の業績],東京大学综合研究資料馆,1980年),以及“中国朝鮮における建築遺跡の研究関野貞と建築史学”(稲垣栄三,综合研究資料展示解説,東京大学综合研究資料館,1983年)。有关关野贞的朝鲜建筑研究有早乙女雅博,Hyung Il Pai,周四俱乐部的研究(早乙女雅博など[三国時代江原道の古墳と土器関野貞資料土器とその歴史的意義]『朝鮮文化研究/東京大学文学部朝鮮文化研究室研究紀要』四,1997年。早乙女雅博[関野貞の朝鮮古跡調査]『精神のエクスペディシオン』東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Hyung Il Pai.Constructing“Korean Origin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木曜クラブ「特集関野貞と朝鮮古跡調査」(『考古学史研究』第9号,2001年)。1990年开始了建筑史家伊东忠太的研究(村松伸:1990/1994。村松伸『清国:伊東忠太見聞野帖』柏書房,1990年。村松伸[忠太の大冒険]『東方』第153-163巻,1994年。日本建築学会、伊東忠太未发表資料特別研究委員会編『伊東忠太その実績と資料』2003年)。之后开始发表关野贞的史料调查(徐蘇斌[関野貞の中国調査]『1995年度大会学術講演梗概集』日本建築学会,1995年。徐蘇斌「東洋建築史学の成立に見るアカデミーとナショナリズム__関野貞と中国建築史研究」『日本研究』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紀要、第26集,2002年。徐蘇斌「関野貞と中国古物古蹟保存事業」『東京大学コレクションXX関野貞アジア踏査』2005年。徐蘇斌[非文字史料に見るアジア文化遺産研究の"近代"-戦前期の関野貞における中国建築研究-]『明日の東洋学』No.18、東洋学研究情報センター,2007年)。1999年笔者出版了《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徐苏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9年)。2003年伴随关野贞的未公开资料从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移交到东京大学博物馆开始进入真正的资料调查(藤井恵介、早乙女雅博、角田真弓、西秋良宏編『東京大学コレクションXX関野貞アジア踏査』東京大学出版会,東京,2005年7月)。另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旧照片资料整理保护公开课题于2004年开始,对于旧照片的整理和保护依然进行,该研究也是本课题合作研究的一部分。

本研究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图像资料上进行研究,并将20世纪初日本对中国建筑的图像记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需要;

2004年8月2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的通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全面展开,同时文物修缮的工作也在全国各地展开。对于文物建筑的干涉史,价值评估等研究都和原始图像的研究密切相关。

同时真实性问题的探讨成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所关注的焦点。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引发了木构造建筑真实性的探讨,2006年的《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再一次强调了木构造建筑真实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在《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中强调了档案记录与信息资料,还指出真实性可以理解为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笔者认为,建筑的真实性取决于各种资料,有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图像资料、还有传统技术等,其中摄影等图像资料是今天实现建筑修复的真实性的重要依据之一。20世纪初日本对中国建筑调查的图像记录,反映了中国建筑在该历史时期未经修缮时的真实状况,理应受到我们的关注。

其二,史学研究的需要;

近年,文化遗产的框架中加入了“文献遗产”或“世界记忆工程”,它是199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档案理事会共同提出并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世界遗产”的延伸。“文献遗产”不仅包括文字史料,也包括“非文字史料”。本文所关注的20世纪初日本对中国建筑的图像记录,除需关注其“非文字史料”本身,还要关注其殖民地的政治性。笔者认为,殖民地时期的遗产作为一种“负”的遗产,虽然十分特殊,但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如日本广岛原弹圆顶屋(广岛和平纪念公园,1996年),这说明文化遗产的外延已经十分宽泛,而“文献遗产”也涉及了“负”的遗产。日本从明治末期开始了亚洲的人类学、考古学、美术、建筑等多方位的研究,其记录和成果构成了庞大的文献资料群,其中大量的非文字记录(照片、手稿、拓本、实物等)成为最近调查和数据化的对象,反映了亚洲国家引进近代学科以后以科学的手段记录的亚洲文化遗产最初的实态,是今天亚洲文化遗产学的原点。虽然这些“记录”是在殖民地的背景下产生的,带有“负”的性质,但是它也是一种“文献遗产”。

2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概况

日本对亚洲的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研究起步早,二是资料涵盖性强。20世纪初期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冢本靖等对中国建筑的摄影纪录开创了专业研究者对中国建筑摄影的先河。

义和团运动后,建筑学者伊东忠太于1901年首先调查了北京,对故宫进行拍摄和实测,并于1902年开始了中国大旅行,考察范围包括北京、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和云南;其后又于1905年考察了东北,1907年考察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1909年考察了汕头、香港和广东,于1920年对山东省的石窟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后来于20世纪30年代又陆续考察了北京、东北和热河的建筑。关野贞于1906年开始,以调查石窟和中原陵墓作为开端,继而进行了对中国多达11次的建筑考察,考察范围包括北京、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山东、江苏、浙江和东北、热河。他的前四次考察侧重于文物普查,而在1930年后进入东方文化学院后,考察基本集中于专题考察,主要是三个方面,即中国历代帝王陵、热河和辽金时代的建筑与其佛像。关野贞的所有成果均是建立在实际的考察基础之上的。从1906年开始,冢本靖对中国进行了建筑考察,考察范围包括北京、河南、陕西、山东等。从其著作来看,冢本靖更多的是关于中国建筑装饰的细致考察和研究。另一位对中国建筑进行考察的重要学者是常盘大定。和其他学者不同,常盘大定是一位佛教学者,毕生研究中国佛教,所以他的考察是以宗教溯源为目的,兼涉儒、道史迹。从1920年到1929年期间,常盘大定共对中国进行了5次考察,范围涉及15个省和行政区,分别是:沈阳、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和香港。

需要提出的是,对中国建筑的考察并不仅仅是以上四位,在他们前后考察中国的还有众多的日本学者,例如美术学者冈仓天心、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以及1930年东方文化学院成立以后日本对中国有组织的团体考察。图1为1900~1945年期间几位重要日本学者对中国考察范围的大致汇总,从中至少可以看出调查的几点特征:

(1)考察范围的互补

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考察从个体来讲,也许并不全面。例如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集中于华北和东南,而伊东忠太和鸟居龙藏的考察范围则向云贵高原有所偏移。但是将其汇总在一起,可以看到范围几乎覆盖了包括华北、西北、西南、沿海和东北、内蒙古在内的大半个中国。另外一些特定的区域成为每位学者的必考察之地,例如北京、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这一方面和这些区域内文物的重要性有关,另外也同当时的战争局势有关。作为当时日本占领地的山西大同、东北地区和承德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为考察者更为充分和细致的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

(2)考察时间的互补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中国文物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不间断的考察,特别是对重点文物,例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几乎每位学者都在不同时期进行了考察。从20世纪初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内忧外患,文物建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日本学者的这些考察记录由多个时间点连成了时间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文物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保存脉络。再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普查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建筑文物一个世纪以来修缮痕迹,为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直接依据。

(3)考察内容和研究成果的互补

众多日本学者对中国的考察记录因其各自的侧重点而有所不同。鸟居龙藏的考察重点是人类学和考古学,冈仓天心是美术溯源,伊东忠太和关野贞是建筑考察,冢本靖重装饰,而常盘大定的记录则立足于佛教源流的考察,但是这些学者们的考察成果却在宏观上形成了互补,其涵盖面之广,图像记录数量之大,同配套的解说、著者的笔记、旅行日记等一起,完整勾勒出了20世纪初中国文物的状况,足以形成极具综合性的数据库。如关野贞、常盘大定1925年开始出版《中国佛教史迹》(6册)(关野贞、常盘大定,1925~1931),是一套中国佛教建筑的图集,共收录了12个省的佛教史迹的图片。1929年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靖合著出版《中国建筑》(2册)(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靖,1929),上册384幅照片,下册364幅照片,内容包括坛庙、儒教建筑、道教建筑、佛教建筑、回教建筑、城堡、宫殿楼阁、住宅店铺、公共建筑、门牌楼阙、桥碑碣、庭园、石窟及其他建筑,这是三人所摄中国建筑的汇集。1939年关野贞,常盘大定又在《中国佛教史迹》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文化史迹》(关野贞,常盘大定,1939~1941),全书共十二辑图版和十二辑解说,收录了中国古建筑与史迹的图片共2305枚,涉及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江西、安徽、四川等15个省区。

此外还有专题图像数据库。《热河》(图版4册,关野贞、竹岛卓一,1934)是最早的日本关于热河的考察资料大全,为其后的承德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图版上、下,关野贞、竹岛卓一,1934~1935)是当时关于辽金建筑最早的专门研究,同时代还有鸟居龙藏的《从考古学上看到的辽文化图谱》(4册,1936年),两者对于中国辽文化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中国古建筑装饰》(上、中、下册,1941~1942)收录了伊东忠太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实测、拓片、摄影等方式获得的图片1407枚;《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16卷32册,1951-1956)是以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为首的日本学者组成团队,从1938~1945年对云冈石窟进行的为期7年的现场考察研究成果,目前依然是世界上研究云冈石窟最权威性的著作。据长广敏雄的《云冈日记》所记,这次考察总共拍摄的照片有近5000枚;1922年日本学者田中俊逸和外村太治郎详细调查了天龙山石窟,并对石窟作了编号的工作,随后以合著的形式出版了《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收录了天龙山石窟的照片八十枚,在天龙山石窟在经过严重破坏后,目前研究天龙山石窟的重要参考书籍。其他著作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欧洲可以反映同期建筑的系统的摄影记录并不多,可以和日本的摄影记录媲美的有德国的建筑师Ernst Boerschmann的摄影作品,他于1906~1909年调查了中国12个省,收集了数千枚照片,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Die Baukunst und religiose Kultur der Chinesen:Einzeldarstellungen auf Grund eingener Aufnahmen wahrend dreijahriger Reisen in China(Ernst Boerschmann 1911,1914,1931)。其他的研究英国东洋学者Marc Aurel Stein(Marc Aurel Stein 1928),澳大利亚出生的记者,旅行家George Ernest Morrison(George Ernest Morrison,1870),德国外交官Mumm,Freiherr Alfons,von Schwarzenstein(Mumm,Freiherr Alfons,von Schwarzenstein1902),德国的探险家,东洋学者Albert von Le Coq(Albert von Le Coq 1913),瑞典的艺术史家Osvald Sirén(Osvald Sirén1925)等都留下很多有关中国的照片,但是他们都不是建筑研究者,所以研究对象并不是集中于建筑。相比之下,可以说日本在建筑资料的收集方面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 关于本课题研究内容

3.1 图像信息的处理

信息处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非文字史料所包含的信息

对图片史料的目录进行综合整理,包括公开发行的图像资料,未公开发行的干版图片,调查笔记等,选择覆盖面全,类型充分的建筑图集目录和非公开发行的干版,照片目录,比较异同,更全面地把握研究者的调查全貌;并对研究者的调查笔记进行细致分析,理清调查线路和所选建筑对象的分布。如图2常盘大定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路线,就是在综合常盘大定《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最后将各种历史照片资料系统整理,扫描、归类、建立图像数据库。图3是所建立的图像的基本信息示例,所建立的图像数据库将每一帧图片编号,查询者可以通过单项或综合检索的方式,得到图片名称、出处、摄影者、摄影时间、图片内容、图片中文物的类型、地理辨认、文物等级、建造时间及保护现状等各种信息。

(2)研究历史和今天的内在关联

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一方面,保护规划及修缮设计需要根据真实性的原则寻找充分的规划和修缮依据,另一方面历史照片的研究也需要有体现其存在价值的舞台。通过现场调查和现状图片相结合的办法,将数据库和已经出版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进行对照,确定研究对象和现状的差异,发现一个世纪以来修缮的痕迹,并最终探讨历史照片在今天保护实践中应用的可能性,特别是应用于保护规划中的有关干涉史的研究。图4是承德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盖蒂保护研究所2006年编制的报告书“Assessment Report on Shuxiang Temple,Chengde”中引用的关野贞1933年的图像资料证明干涉史。

3.2 评判近代日本研究者的亚洲文化遗产史观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朝鲜、满洲等都留下了很多图片,从玻璃干版的修复技术到从政治、摄影、旅游、遗产等多方面进行考察的研究近年逐渐增多。本研究不仅仅是图像的基础研究,而且也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否认这些非文字资料对于今天的文物保护来说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史料的价值,但是同时也是陈述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化遗产观的见证。本研究将从基础研究和遗产史学两个方面考察资料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评判近代日本研究者的文化遗产史观,进而发现近代日本研究的这些“有选择性”、“有失偏颇”的地方,补正今天日本的近代东洋学者的评判的偏颇。

4 结语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踏查和记录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涵盖面广,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日本从明治末期开始的对亚洲国家遗产记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遗产不仅指文化遗产本体,同时也包括了记录文化遗产的文献史料,特别是已经历经50年以上历史的20世纪初的图像记录,它们本身就已经形成一种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积极地去活用这些文献史料,将它们运用于今日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另外一方面,文化遗产的记录是带有时代性和目的性的,对于殖民地时期的遗产观的评价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伊东忠太.清国:伊东忠太见闻野帖.柏书房株式会社.1990.

[2]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3]徐苏斌.关野贞的中国建筑考察——以关野贞的中国考察笔记为题材.日本建筑学会大会讲演梗概集,1994.

[4]关野贞,伊东忠太,冢本靖,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学会.1930.

[5]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京都:法藏馆.1939-1941.

[6]云冈石窟调查班.云冈石窟考察记.东方学报,1938-1994.

[7]常盘大定,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东京:龙吟社.1938.

[8]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04.

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4篇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1835—1901）倡导穷兵黩武。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第5篇

本文试就此问题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作一探讨。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为首的右翼学者在东京赤坂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是为21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教育。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却了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别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个子子孙孙都要不断谢罪的罪人。冷战结束后这种自虐倾向更加严重。现行教科书完全是将以往敌对国家的宣传当作事实加以记述的，世界上没有这样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我们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立足于国际视野，通过品格和均衡表现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为一本）既能为先人业绩所激励，也能面对失败，充分体验其苦乐的日本人的历史课本。”［1］

该会成立后，就开始为“编造”新历史教科书奔走活动。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学文部大臣递交了要求消除（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记述的申请。同年3月，举行了首次题为“超越自虐史观”的研讨会。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第四次研讨会，题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广岛、松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以“我们开展的教科书运动”为题的研讨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该会将“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扶桑出版社提交给科学文部省进行检定。科学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审定通过。

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是歪曲历史史实、美化侵略。该书认为，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

在“初期胜利”一节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此事（指偷袭击珍珠港）被报道后，日本国民精神振奋，一扫长期以来因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在“战时下的国民生活”部分中又写到，“虽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诸多国民仍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行动。”关于战争性质，书中写到“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润发生摩擦的结果，当政治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现行历史教科书（1997年审定）是这样记述的，“占领了首都南京。据说当时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在新版教科书中，有的将20万人改写成“大量”，有的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

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而

且还对侵占我国东北和吞并朝鲜的行为加以美化，宣扬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强盗逻辑。书中写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满洲国由此“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个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处。不过，实行这一步骤的当时，是按国际关系的原则进行的。”

原来有5家出版社教科书中提到日军在中国为消灭抗日力量而实行“三光政策”，现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现行教科书中有“将朝鲜等国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带到战场”等有关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教科书中有3家将其内容全部删掉，只有一家还使用“慰安妇”一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版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2］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审定通过了新版教科书，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史实的认识和教科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其过去的侵略史实翻案，这其中除政治企图外，还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心理渊源。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又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隔海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相望，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资源匮乏。地形南北狭长，横跨亚洲热带、北温带、亚寒带，属海洋性气候，秋季常受台风袭扰。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业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强，游牧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差，农牧混合经济既具一定的稳定性，又具一定的可变性。正如马列经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经济社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4］分合多变。“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营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这是因为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农牧混合经济的联结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是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6］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况较为独特。日本的农业几乎全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属小农经济结构。但和我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长子继承权制度下形成了类似欧洲庄园的领主制。日本虽无畜牧业，但由于四面环海，海洋养殖业特别是渔业发达。因此，日本是一个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因此，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无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间的交流。这种岛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首先，在这种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长期封闭的孤岛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独自尊大、固守传统、迷信权威和俭朴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大洋彼岸世界时产生了一种自卑、贪婪、开放和功利的心理。过去，日本人常常习惯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称之为大的本身就是这种双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种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来的命运变迁时，往往用自傲自尊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时对外界保持一种警戒或充满敌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日本学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结构时将缺失自我定位意识称之为自我不确定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所以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成规和生活规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或归属意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等级身份制度的废止，凭借传统行为规范来表现自身与他人间的心理关系变得益发困难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社会，强调主体意识，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作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员，用这种依附心理或归属意识来弥补自我定位意识的不足。这种归属意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存在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于是，群体在成为其所属成员的保护伞，使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或克服的同时，随着归属意识的增强又使得其它价值观更难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会农村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培养归属意识的同时，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中，将武士职责解释为得主人而尽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独审其身义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语》中也指出，日本人“对皇朝，君臣之义乃超万国之上，绝无其

一。”日本这种非亲族协力关系起源于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于战国大名领主制时代。日本战国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是按社会职业分工构成的，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是指个体从事的职业，而是由纵向承传下来的以群体为单位的职业构成的。［8］由于这些职业群体又分别归属于大名统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领主”，所以社会奉仕对象也就转向了“家臣”、“领主”和“大名”。在进入江户时代后，这种社会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以忠为伦理意识基础，将协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暧昧，习惯用一些模棱两可词汇的语尾，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拐弯抹角地表达着自己本意的同时，又在试探着对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识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战败。但日本在多数场合用的却不是战败或投降，而是“终战”。终战就是战争的结果，说不出谁胜谁负。所以，在使用“终战”这个词的背后就已经隐藏着一种日本人的“本音”（日语，意为真意），那就是不承认战败的事实，并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就将“侵略”改为“进出”。时至今日，则是开始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一些日本人就是这样走一步试一步地来实现其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实之目的的。再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中文译法，日文的名称是“新ろしぃ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ち会”。“つくち”一词在日文中的汉字为“作”或者“造”，是动词，其含义主要有制造，创造；培训、培养；创办；做等。“つくち”一词同教科书联结使用时虽多被理解成“编撰”或者“编写”，但是在日语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广义上是指出版有独创性的以往没有见过的书籍。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置日文中“编纂”等词而不用却单选“つくち”一词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要“独创”出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没有，美化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真实用心。

自我定位意识的缺失和群体归属意识的强化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投身于某群体之中，既是弥补自我不确定感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途径。日本民族的这种强烈群体归属意识不仅表现在平民当中，也反映在政治家们的身上。例如，虽然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自民党之内却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一名自民党议员既隶属于该党，同时又隶属于该党内的某一个派别，否则就难以寻觅到出头的机会。这种群体归属意识不仅将个体利益同群团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还培养了其所属成员注重维护群团形象的名誉感，以及甘心为群体利益效力意识。

有位外国学者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欧洲将上帝信奉为惟一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实际上，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日本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不无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的日本，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不仅禁止日本人同外国人交往，而且国内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们都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庇护，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体中地位的提升。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这种以职业为纽带的封闭性群体观念和重耻轻罪的社会心理，在江户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大阪商人在合同

书中往往这样写到，“万一有违背本合同所定条款之时，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产生怨恨”。［9］可见当时商人最重视的是“面子”，对以信用为本的日本商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或赔偿，而是遭到他人的耻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之外，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不是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大凡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别。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彻底反省就意味着承认侵略，会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场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费解的暧昧词汇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说由于战争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麻烦一词日语中写作“迷惑”，意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困难或不快。日语中也有“谢罪”一词，不用“谢罪”而用“迷惑”的选词本身正是日本民族这种心态的写照。

面对中、韩等亚洲人民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与反对，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有的认为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与中、韩等国不同，还有的认为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观史实。实际上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还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别人还不允许人家站出来讲话，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这不是明摆着的荒唐逻辑吗？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不同也成为不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日本科学文部省明确表示，“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通过”，而新版教科书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实，所以日本政府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予以审定通过的本身只不过是借“民间”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观点而已。

总之，将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对一些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否则，就很难将过去那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礼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联系起来；就很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或是通过修订教科书，或是参拜靖国神社，总想推翻侵略史实的铁案；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只能成为经济大国难以成为政治大国。一个不敢直面事实，不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确表白自己立场的民族，也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树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参考文献：

［1］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总会成立，趣意书［Z］．1997．

［2］朝日新闻，2001－2－22.［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编和日本社会的确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会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识结构 ［M］．讲谈社出版，1972.132．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第6篇

董震东

大家普通认知中的樱花，生物学上统称蔷薇科樱属类的观花植物。《中国植物志》中显示，樱花主要生长于中国的西部和西南，还有朝鲜及日本。而实际上，近代科学和以往的文献都给出了充足的证据，中国的西南地区是樱花发迹的重要根据地。但另一个事实就是，源自中国西南的樱花属种，在最初时并未参与到现代观赏性樱花的杂交培育中，而目前广泛服务于观赏栽培用途的樱花属种，实际上大部分还是日本的本土樱花种。下面我就日本本土樱花品种的进化以及与日本文化的关联，通过网络搜索等手段，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做了一定归纳。

日本奈良时期开始（719年-794年），樱花已有最初记载。在日本，有一部跟《诗经》在中国的地位相仿的著作，叫做《万叶集》，只要对日本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它是有史记录以来最早的日语诗歌总集。曾有人专门做过统计，在《万叶集》中，有118篇诗歌与梅花相关，而有46篇诗歌是与樱花有关的。在《万叶集》内涉及过各种花类里，樱花的提及度只排第四。

在日本奈良时期，某些东渡的中国僧侣把梅花种子带去日本作为礼物，于是梅花（也就是梅子）便被引入了日本。《万叶集》主要收录了公元4-8世纪期间的日本诗歌，从中国引入植物的盛行，体现了早期日本人吟咏花木的审美，受盛唐文化的左右极大。由于日本人对汉语“梅”发音的误传，梅花的学名后来才被叫做Prunus mume，特别是种名mume的念法直接来源于此。直至今日，日语中的“梅”仍被念做“ume”。总而言之，在奈良时代，日本人对樱花的喜欢只是一般程度，并未到最爱的程度，那种赏樱花的樱花文化远未成形，此时在日本民间社会提起花，人们想到最多的还是梅花，“花見”（赏花）的说法，也是指赏梅，而非赏樱。

而到了794年到1185年的平安时代，又出现了一本书，叫做《古今和歌集》，此书据说是编成于914年前后。在这个阶段，日本的风物文化的层次变得丰富的多，感受也更富季节性，而和歌、俳句里的“花”，也渐渐代指樱花而不再是梅花，并且已现压倒性优势。在这一点上，日文的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例子：

（1）《古今集》：难波津の咲くやこの花冬ごもり今は春べと咲くやこの花。中文翻译 ：花开难波津，寒冬闭羞颜。今春满地堂，花开香芬芳。此处的“花”，寒冬吐香，自是梅花无疑；

（2）纪友则：ひさかたの光のどけき春の日にしづ心なく花ぞ散るらむ。中文翻译：今朝春日里，本拟共芳尊。无奈樱花落，纷纷乱我心。这里的“花”，春日散落，就是樱花了。

注：纪友则为三十六歌仙之一，活跃于平安时代前期（845？-907）。（引自《樱花对于日本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蔓玫）

在日本本土的樱花品种中，最美丽的有两种，东京樱花和大山樱，这两种樱花是当今世界观赏性樱花的主流品种。可见，日本人产生樱花情节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是他们珍惜并发展了自己的自然和文化。

日本在过去的传统农耕社会中，对四季和节气风物的关注成为日本当地文化的形成因素之一。樱花渐渐成为了春日的重要标志。在日本民间社会，“田打樱”的习俗跟传统中国的“春社”很相似，而樱花成为了代指这一习俗的元素。而随后产生的“花见”，也被某些学者认为是源自“田打樱”，当然，这就是官方和上层社会的事情了。

平安时代到来之后，民间对于樱花和梅花的审美变化也受到了政治变化的左右。在这里，有一个政治人物需要提及，他就是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此前的女性天皇持统天皇（690-697年在位）就爱赏樱花，但真正把赏樱仪式化，并且在宫廷里种满樱花的人，却是这位持统天皇。

不得不说，日本赏樱文化的渐行，与日本渐渐脱离盛唐模式，开始发展自己成熟的日本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从梅花到樱花，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东瀛文化崛起的一个标志。

再后来，从从镰仓幕府到丰臣秀吉，或许因战事多，关于樱花的新闻少了，但赏樱的规模逐渐扩大，从宫廷贵族之间才有的仪式，到武士家臣之间的团体活动，仿佛“花吹雪”一样纷纷扬扬的扩展，以至于到后来的江户时代，已经变得很全民化了。醍醐寺内的700株樱花据说就是丰田秀吉在此期间种的，而醍醐寺内举办的“醍醐の花見”也声势浩大。

从1603年开始的江户时代，如黄永玉老先生所说，“十万狂花入梦来”，樱花正式成为日本主流文化的标志性象征，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东西，武士道精神的确立，及东方花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维基百科上关于此方面是这么描述的：

武士道真正完成于德川幕府时代。在江户年间，由古学派的始祖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养分，对日本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经过12世纪晚期的发展，武士道在16世纪成为了成文的准则。

此前，樱花的含义偏柔，比如木花开耶姬，还有其它爱情故事。但武士道产生后，一切就变得光芒四射，气势磅礴起来。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一朵樱花微不足道，满树的樱花却蔚为壮观，这和日本武士的集体精神是非常相一致的。并且，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眷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说，樱花文化与整个日本国民文化深深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