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精选8篇）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第1篇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作者：白源

社会福利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上的需求，运用社会互助的机制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社会中存在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存在一些特殊的需求，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需要来自社会的保护和满足，其中主要是生活照顾服务，也包括身体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需求。

社会福利的发展

1、政府办福利机构民营化

在现有体制下，政府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缺乏人、财、物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成为官办福利机构的通病。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将大多数的官办福利机构民营化。当然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作为非营利机构，最关键的问题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的模糊性是所有非营利机构的共同特征。民营化的方法有很多，可以实行委托经营的办法，但要注意的是，既然委托经营的是非营利的福利事业，政府就不应该再收什么经营承包费用，否则这种费用最终会转嫁到福利服务的对象头上，这与政府介入社会福利的目的是根本相悖的。

2、发展民办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使之成为社会福利机构的主体形式。

现有的社会福利机构分为民政部门办和社会办两大类，然而社会办却不等于“民办”和“非政府办”，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中，有一部分如乡镇政府用财政资金举办的机构其实亦属于政府办的范畴。此外，很多社会福利机构虽然主要是运用社会资金兴办的，但整个兴办过程，如倡导发起、组织建设和经营运作要么由政府机构主持，要么受到政府机构很深的影响。而真正社会办的福利机构生存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仍然不能得到与国办福利机构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首先要对现有的社会办福利机构实行“去政府化”，将政府从这些机构僭取的权力归还给它们，使这些社会办的福利机构真正“社会办”，成为民办的、非营利性的福利机构。其次，政府要给予民办福利机构和国有福利机构平等的发展空间。政府目前应该出台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资助民办福利机构的兴办和发展。

3、为了体现出福利性，应建立面向所有非营利性福利机构的政府资助制度。这种资助制度对各种所有制、各种主体和形式的福利机构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具体资助数额应根据各个福利机构服务项目的多少和规模大小而定。同时，为了与政府补贴制度相衔接，政府资助的总体水平较低，只占各种福利机构建设和运作经费很小的一部分。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强，政府应逐渐加大对福利机构资助的力度和份额。

4、福利机构实行收费制，并依据福利服务的市场供求关系确定收费水平。政府将对国有福利机构的拨款除小部分保留并改造成政府资助制外，绝大部分改为对福利对象的补贴，其中对“三无”和收入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改由社会救助系统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救助金；而对于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弱势群体，则根据个人财产和收入的多少相应给予补贴，对个人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则不再给予补贴。然后包括受到补贴和没有受到补贴的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福利机构，购买自己需要的福利服务。从而在福利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引进市场机制，在福利机构之间引入竞争，促使福利机构提供廉价、优质、高效的服务。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第2篇

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作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不仅包含了祖国大陆范围内的所有社会阶层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而且还包含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统一战线的这种社会属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决定了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发展趋势。因此，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大力推动统一战线社会化发展。这是革命的实践和科学的总结，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科学运用。

一、大力推动社会化发展，是坚持统战基本理论并结合实际不断发展的过程

统一战线从建立到不断巩固和发展，其过程始终贯穿社会化，是统战理论普及教育和科学运用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经验。统一战线是具有不同具体利益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所结成的联盟。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统战工作必须面向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社会化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化活力，促使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为完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社会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就得到了科学运用和大力发展。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是推进统战工作社会化的倡导者、践行者，并树立了光辉典范。他们曾运用统战工作社会化这一基本方式、方法，与国民党进行过两次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加大社会化工作力度，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主动走到社会各阶层、各界人士中去，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孤立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壮大革命势力，取得推翻压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所以称统战工作社会化是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实践中科学运用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经验。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统战工作社会化随之得到进一步推进，工作社会化更见成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由遭受压迫的地位改变成为国家的主人。统战工作的更加社会化，拓展了统战工作范围，扩大了统战工作影响。在社会化的推动和影响下，他们焕发政治青春，参与国家大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特有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任务，为统战工作社会化开辟了新的途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工作条件。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做了不少积极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就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协委员进行政治协商，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

（二）积极联络各族各界各方面的人士，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关系，搞好团结；

（三）为民主和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和各方面人士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的作用；

（四）主动联络和真诚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调动他们参加祖国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积极性；

（五）建立和健全各级工作机构，建立一支高素质统战工作者队伍，促使统战社会化工作更直接面向社会，与工作对象的联系更加密切，社会化工作领域不断拓展，把社会化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二、大力推动统一战线社会化发展，应把握的工作原则

社会化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之所以说它是自然的过程，就在于统战工作社会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只能适应发展变化的本质要求，不能违背、抵抗其根本指向；之所以说它是自觉的过程，就在于我们能了解、把握、顺应其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统一战线发展的客观要求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自觉地推动社会化发展。因此，掌握好工作原则，对于大力推动统一战线社会化发展至关重要。社会化不是扩大化、随意化、随便化，在大力推动统一战线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第3篇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效益包括两个方面

宏观经济效益是从国民经济总体考察的, 微观经济效益则是从个别生产者的角度考察的。衡量宏观经济效益好坏, 应将社会经济活动中总的劳动耗费和占用, 与所取得的社会所需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加以比较, 侧重点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即劳动投入所带来的可提供消费的有效产品量;考察微观经济效益好坏, 应侧重于生产者投入的劳动与所带来利润进行比较, 是商品的价值量的实现问题。虽然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讲究的侧重点不同, 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形成根本对立, 因为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政府, 有能力通过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 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 使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让微观效益服务于宏观效益, 宏观效益为微观效益提供发展的条件, 避免两者由于自身利益的不同而受到的损害, 实现“双赢”。然而, 在当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 市场运行尚不规范,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又是不可避免的, 处理矛盾的原则是微观经济效益服从宏观经济效益, 以提高微观经济效益为直接目标的生产者, 应当把服从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需要放在首位, 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自己的微观经济效益。

二、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

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长期以来存在着决策失误、投资规模过大、重复立项一哄而上、劳动消耗居高不下、产品质量低劣等等现象, 致使经济效益普遍不高。尽管国民经济在发展速度、规模等方面增长较快, 但这种高投入、高增长、高浪费的现象造成的后果是企业虚盈实亏, 国家财政虚收, 资金周转缓慢, 企业间债务链越结越实。经济效益低下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的症结所在。

三、如何提高经济效益

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课题, 涉及国家、地方、部门、劳动者诸多方面, 涉及法治建设、产业调整、技术改造、环境保护、市场流通等各个领域。并且这又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更新的动态课题。在此只讨论对经济效益的观念更新问题, 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1.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一谈到效益, 人们首先注重国家或地方、企业的产值增长, 但是产品产值的增长必须与产品的质量紧密结合, 并且把质量放在首位。否则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劣, 滞销积压, 这种产值越高, 效益就越低。有些地方、部门的决策者不惜一切代价盲目追求产值增长, 有些企业为降低成本, 在原料方面以次甚至以劣充优, 在加工方面粗制滥造, 这既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甚至犯罪, 也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所以对效益问题, 首先应当从思想上端正态度, 树立质量优先, 以质量求效益的观念。

2. 长远效益与眼前效益的关系

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眼前利益, 不惜滥用矿产、水利、森林等自然资源, 不仅把本来应当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细水长流的宝贵资源在短时期内就大肆挥霍, 而且破坏了生态平衡, 污染了环境。这是对国家犯罪, 对子孙犯罪。必须把长远效益与眼前效益的位置摆正, 坚决制止只顾眼前效益, 破坏长远效益的行为。

3. 挖潜与投资的关系

无论从一个地区、部门或一个企业来讲, 要提高效益, 挖潜与投资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在许多情况中, 地区或企业内部的原料、设备、人力资源等都还未充分利用, 浪费很大。如何从制度上、技术上进一步挖掘内部各种潜力, 不花钱或少花钱就能显著提高经济效益, 这当然是我们首先关注并且值得花大气力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 如果有些设备严重老化、工艺陈旧落后, 使产品根本不符合现在的市场需求, 已无经济效益可言, 就应当坚决淘汰或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这当然需要数量可观的投资, 有眼光的决策者要当机立断, 把钱用在这个刀刃上。当然, 在对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 也应当积极挖掘内部潜力, 尽量少花钱, 多办事。

4. 处理好部门、企业与生产者的关系

经济活动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人, 主要是劳动者。一个地区、部门或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 应当特别重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首先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付给劳动者应有的报酬和待遇, 关心他们的健康和生活;二是加强职工技术培训, 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 同时要进行严格的考核:三是尊重和支持工会的工作, 特别是企业领导者要真心实意地做到这一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素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决策者对此不能掉以轻心。这个问题处理得好, 企业效益的提升效果难以估量, 如果处理不当也会走向反面。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第4篇

一、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不同类型

纵观大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以来，大学经历了两次办学模式转型：第一次是大学承担科研任务，第二次是大学开始服务社会。大学的发展遵循了一个从教学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的变革历程，面对当今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大学的变革不得不需要考虑大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强化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从狭义上讲，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是就是指“在高校教学科研以外开展的一项生产服务活动，这项活动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和发挥高校的知识和科研优势，并通过这些优势像其他社会组织一样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在大学发展的漫长历程，大学与地方发展关于知识技术服务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大学与社会的相对封闭模式。此种模式是古典精英教育时期经历过的一种典型模式，欧美传统大学的职能主要是传播知识并为少数关键职业提供训练，如官员、律师、神父、医生等。这种模式下的大学、企业、政府各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但作用并不强，可以说各主体之间的界限明确，基本处于互不干涉状态。正如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所言：“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属于大学？”这也显示了古典大学的纯学术性。

第二种类型是大学与社会的直接管控模式。大学作为社会机构的一部分，隶属于国家管控，受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这种模式下的大学相对封闭与保守，大学服务的导向与方式都在政府掌控之下，缺乏知识技术创新的动力。显然，上述模式中大学缺乏相应的自主性，使得大学服务系统的创新活力受到抑制。因此，寻找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和协调机制，以促进知识技术的自由流动，提升大学服务系统的创新活力，便成了现代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履行知识创新使命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第三种类型是大学与社会的相互融合模式。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影响，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提出了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企业和谐发展的三重螺旋模式。此种模式从社会学的视角阐述了大学服务创新活动的组织实现问题，试图让大学、企业、政府之间通过适当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以达到资源与信息的分享沟通，促进知识技术的有效运用。在大学、产业、政府的三重螺旋互动过程中，各方都可以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无论以哪一方为主，最终都是要形成动态的三重螺旋，推动各种创新活动深入开展。同时，三方各自起着独特的作用，不能被替代，但能够协作创新，形成共同发展的目标，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高校的发展。

二、校地融合的作用与特征

1.校地融合的作用

校地融合是地方高校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全面融合，不仅体现在办学理念上要充分考虑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求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培养应用型人才、在科研项目上要结合地方发展技术瓶颈开展应用型创新研究。加强校地融合不仅是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探索，有助于深化学校实践环节的改革、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也是转变高校服务社会理念的重要举措，适应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对于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社会创新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校地融合的特征

校地融合是高校在保持自身追求学术的同时，主动承担为地方建设服务的社会职责，依靠社会共有资源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科学研究项目更加考虑实际生产应用，最终提升高校的综合竞争力以及地方社会的文化创新水平。其主要特征表现在是否能为地方培养紧缺的高级应用人才，解决人才危机;是否能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开展应用性较强的科研项目，提升区域科研创新水平与文化力;是否能通过校地融合发展，最终提升地方高校综合竞争力。

（1）培养紧缺的高级应用人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结合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建设需要，地方发展对于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相对落后导致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的供给严重不足，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供需缺口已经制约了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适应地方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成为社会、教育界的共同呼声，这就需要地方高校提高学生培养的针对性、应用性、专业性，强化技能训练。同时，广泛开设继续教育课程、社会开放大学等，通过为企业员工提供在职、再岗培训，解决社会对部分高级应用技能人才的需求。

（2）提升区域科研创新水平与文化力。“教育研究的作用不仅在于对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其存在意义”“理性解决现实问题。”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区域创新能力不仅包括一个地区创造新知识的能力，还包括如何将这些新知识转化成为新产品、新工业、新服务等现实生产力的能力。高校的科学研究在整个国家科研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其现实立足点，因此地方高校的科研活动要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双向互动合作，从地方发展的技术瓶颈实际出发，融入地方的科技创新系统及社会建设之中，寻找相互发展的结合点，搭建以基地建设、项目合作、咨询服务等为突破的立体化平台，把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行业应用研究作为学校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真正服务于地方社会建设。

（3）提高地方高校整体竞争力。在当今注重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时期，提升高校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坚持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以办学特色为突破，逐步凝练学校办学文化，提升学校办学内涵。为此，在地校融合过程中，高校要构建有序的质量评估和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把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方向，适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结合地方社会发展水平，强化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构筑科研合作平台，有效解决地方技术瓶颈;建立学校自评、社会反馈的动态质量监控体系，及时优化人才培养环节改革;将地方文化历史发展融入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等多方面。

三、高校融入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1.学校要有新定位

为了更好地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需求，高校要明确自身的办学目标定位，转变精英教育和单一模式的发展理念，通过政校合作，不断提升办学声誉、办学质量、办学实力和办学效益，逐渐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近年来，地方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就业为导向，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模式，为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其办学特色也得到了行业企业的认同。但高校还必须切实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结合地方发展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明确定位，认真分析地方的需求，坚定服务地方的大方向，充分利用高校与地方的“文化落差”，扬长避短、“错位”服务。当前，尤其要重视以“应用型”和“地方性”为总体思路，将学校发展与地方互动发展作为学校“错位”发展、快速发展的主要抓手。总之，大学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授者，更是知识应用的催生者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走出大学校园是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参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大学得以生存的现实意义。

2.教师要有新作为

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保存、传承、创造作用主要体现在教师的教育过程中，作为教育文化传播的实施主体，教师对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师本人是学校里重要的师表，是直观的最有教益的模范，是学生最活生生的榜样。学校的重要性到处都等于学校教师的重要性。”教师不仅在学校中要“为人师表”，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被期望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楷模”。为此，在当今高校注重内涵式发展的时期，教师不仅要掌握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有专业的道德信念和理想，注重其自身的专业发展，善于将自身的专业追求与学校办学理念紧密结合起来，拓展由现代教育教学专业知识，紧跟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趋势，在学校课堂和社会文化两个舞台上实现专业和道德的协同发展。同时，教师作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者，更要注重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将“教师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并将校园文化扩展至地方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3.学生要有新形象

“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人，更在于使学生成为一个社会人，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大学得以发展的根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大学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后备人才，可以说，学生的创新能力决定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水平。为此，在新时期，学生要开阔视野，不仅能了解地方社会发展需要，还要掌握国内、国际最新发展动态;不仅能将自己所学用于地方建设，还要投入更广范围内的社会实践;在学技术、用技术的同时，通过创业活动，善于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发散思维，逐步提升自己的创新创业水平。在人生定位中，更应着眼未来、做好长期的职业规划，将自己的创新创业举动从学校扩大到地方，影响范围从地方到全国，推动社会实践的创造性发展。

4.科研要有新价值

在我国，科研科研成果转化情况令人堪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8%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50%左右。另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资料表明，目前全国5100余家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的科研成果近三万项，其中能够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有20%左右，形成产业规模的仅5%。为了更好地融入地方发展的实际需要，高校的科研项目应着眼于社会实际的需要，应该有实际的应用目标和具体的使用对象，将已有的理论和技术直接物化，从而开发直接的和新的应用技术，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科研资源（包括人力、物力）的利用率，为大学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为大学开展更为广泛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帮助，而研究成果则可以成为政府决策地方发展的重要依据，实现大学与地方之间的和谐互助，产生直接的社会经济效益，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社会发展。

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到：“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现代社会环境下，高校通过产出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加大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机构，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更体现了一种大学——地方发展的新型融合关系，高校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已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参考文献：

[1]曹光荣.高校经营—管理视线新拓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罗生全，敬仕勇.教育研究，立足本土解决问题[N].光明日报，2012-04-11（16）.

[4]徐连福，李波.美国高校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2（12）.

[5]胡璋剑.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德）第斯多惠.德国教师培养指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第5篇

浅议利益意识结构性张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实践由人类活动构成.人类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利益意识是人类意识的“神经”,而个体利益意识和整体利益意识是人类利益意识内在的二元结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利益意识内在二元结构中个体利益意识和整体利益意识主体地位的变化.利益意识内在的二元结构性张力的变化,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作 者：李永峰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3刊 名：唯实英文刊名：TRUTHS AND FACTS年，卷(期)：“”(7)分类号：B03关键词：利益意识 结构 张力 社会发展

浅议网络经济的社会制度成本 第6篇

浅议网络经济的社会制度成本

网络经济新业态的成败,从表面上看其焦点是商业模式问题,而社会制度成本的影响却往往被忽略.网络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部门经济,它广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网络经济的社会制度成本主要表现在:需要广泛的制度重新设计和安排;需要广泛的社会协同;需要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的相应改变;有些业态还需要政府许可.网络经济业态的社会制度成本越高,则意味着这一业态的风险越高,难度越大.

作 者：冯建权 作者单位：宁波网通信息港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宁波,315000刊 名：华东经济管理 CSSCI英文刊名：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年，卷(期)：“”(5)分类号：F062.5关键词：网络经济 社会制度成本

浅议社会福利的发展 第7篇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浅议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 第8篇

未来两三年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期, 但并不会大起大落, 会保持平稳增长, 增长率将会保持在7.5%-8.2%之间。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未来1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机遇期, 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第一,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剧带来的商机。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国民经济中, 各产业之间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联系, 而且各种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以及由此综合形成的产品产量或产值也存在着数量比例关系。因此, 把包括产业的构成、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结构特征概括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一直不尽合理, 小散差乱, 原因是缺少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机制, 甚至逆淘汰, 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在目前大背景下, 各类企业都现了原形, 彼此彼此、好赖不分的假象暴露无遗, 企业分化加剧, 被迫退出市场的企业为急于进入的企业提供了绝好条件。这正是国内各个行业、有作为的企业收购兼并或强强联手、提高市场集中度,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好时机。

第二, 国际市场重新洗牌带来的商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或陷入困境, 让出了繁荣时期很难得到的极大市场空间, 使得国际市场进入的门槛大为降低。而国际化的资源重组加快, 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 基础行业及其把持企业大为弱化, 这些也将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地位,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

中国应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 彻底结束在国际市场总是消极被动地被别人利用的时代, 切实把讲了多年的“要有效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 首先是利用好国际市场”这句话落到实处。一是应当抓住机遇大举采购原来拒绝转让的核心技术, 引进高新技术和相关人才;二是大举采购储备大宗商品, 例如石油、矿石、粮食, 并巩固对国际市场价格的主导权、话语权;三是通过收购兼并跨国工商企业集团, 加快在全球布点, 建立粮食、原油、矿石等大宗产品的海外资源基地。

与此同时, 要构筑中国主导的分销、采购网络渠道, 推出中国企业主导的自主创新品牌, 并将已有的自主知名品牌实现国际化延伸, 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影响力, 为可持续发展创造长期可靠的有利局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显示, 自主采购分销渠道和自主品牌同样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只要掌握命脉就能把利益留住, 把利润大头留住, 把生态环境留住, 而不再流失。当然, 海外投资要认真研究所在国的投资环境、文化背景和本土化策略。

第三, 产业影响力是最大的商机。以纺织行业为例, 对纺织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信心, 国民经济和民生对纺织行业的高度依赖, 这就是影响力。要保持冷静、保持信心, 切忌盲目跟风。纺织行业已进入了精耕细作的微利时代, 要利用调整时期加快向以相对指标为主导的内涵化发展方式转变。改进流程、缩短流程, 实行精准化战略。以信息化、精确化采购为主导, 打造多方当事人参与的供应链, 从粗放流程向精细化、精确化转变。企业在开展这项活动的过程中, 需紧密结合实际, 切实办好两件具体事。这两件事对企业具有普遍意义, 只要认真去做都会有所收获。

一是流程创新。目前企业流程粗放、跑冒滴漏、周转缓慢、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情况十分普遍。对此, 要做好“流程创新”这件具体事。即凭借信息技术, 开展精确化采购、降低库存、科学促销、加快周转、降低成本的试验和调研。

二是细节创新。目前纺织行业要向服务型企业转变, 关注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 切实真正放下身段、做到换位思考。对此, 要做好“细节创新”这件具体事, 即认真全天候跟踪研究所有顾客群购物消费的行为、心理和缘由, 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 包括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询问、每一个抱怨等等。在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改进每一个细节, 切实把“转变服务观念, 树立服务意识, 强化服务培训, 规范服务行为, 提高服务技能, 讲求服务效果”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上。

三是应对严峻形势, 要充分认识先行指数研究的重要性, 采取领先一步的反周期措施, 为后危机时代做好前瞻性的各项准备。目前各行各业的预测和宏观调控方式已经过时, 所采用的“过去时数据”“现在时数据”两类指标已经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 必须将预测和调控建立在“将来时数据”指标的基础上, 如国民经济PMI、本行业PMI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