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精神范文

韬奋精神范文（精选10篇）

韬奋精神 第1篇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服务大众,客观中立

毛泽东主席曾经为韬奋精神作了精辟的阐述:“热爱人民, 真诚的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就是邹韬奋的精神, 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纵观韬奋的报业生涯, 他始终坚持服务大众, 坚守社会责任, 努力做读者的好朋友, 体现了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新闻专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产物, 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认为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器, 必须为公众服务.核心理念体现为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和新闻必须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

一、韬奋精神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具体表现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深入, 一些先行者开始把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精髓与传统的儒学世界观相结合, 这是韬奋精神得已产生的思想条件。接下来我们从两方面探析韬奋是如何力求做到新闻专业主义的。

1. 服务大众、永远立于大众立场

进入20世纪后, 由于竞争的加剧, 私有新闻传媒的传播内容越来越刺激、煽情, 服务意识严重流失。这严重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韬奋认识到了这一点, 1928年韬奋在发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一文中指出:“我办这个周刊, 心中无所私于任何人, 无所私于任何机关。《生活》周刊永远以读者利益为中心。”1 936年6月, 邹韬奋又在《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中说道:“理想的生活日报必须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 是大众文化最灵敏的触角”

立志于做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的韬奋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首先, 读者 (大众) 信箱的设立。从《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 到大众生活的“大众信箱“再到生活日报的“读者信箱”。韬奋每办一种报刊, 都保存了这个栏目。而这也成为韬奋服务大众, 以读者利益为中心的典范之举。韬奋曾经在《患难余生记》中写道:“我们往往忙的夜以继日, 汗流浃背, 为某一读者办成一件事, 手软脚酸, 筋疲力尽, 不但不以为苦, 且亦能为读者有所尽力视为至乐。”这就是韬奋以服务大众为宗旨的真实写照。

其次, 报刊的内容上。编辑的内容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 (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 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报刊的言论也是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的,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 用小言论干预政治, 言人之所欲言, 言人所不能言, 言人所不敢言, 力图改造社会, 为劳苦大众谋福利。韬奋因言论三次流亡, 一次入狱, 历经千磨万难, 却始终不渝地坚持大众的立场, 真所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2. 独立自主, 客观中立的新闻思想

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新闻专业主义主张新闻媒介应摆脱外界干涉, 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是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

韬奋很早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第一, 体现在报纸的内容上, 他要求客观、公正。在他看来, 事实是神圣的, 不应有丝毫成见。这是取舍稿件的前提。“选稿重质量, 看文不看人”即是韬奋关于这一前提的真实写照。评论上韬奋讲求真实客观。他曾发表文章指出“我既坚守评论须根据事实的原则, 在未得到证实的材料以前, 亦绝不原因“大炮”之纷飞而作违心之论”。韬奋根据事实而下判断, 断然拒绝贿银, 在言论上做到了客观中立。

第二, 体现在韬奋的“报格”和独立自主的经营观上。报刊的独立自主, 韬奋谓之“报格”, 即“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他认为, 这种独立精神对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报刊来说至关重要, 并表示“宁为保存这种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但报刊要保持独立自主、客观公正首先就需要做到经济的独立, 这就要求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 尽最大可能追求经济效益。他在《事为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是应该对立的, 必须同时兼顾, 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尽力赚钱, 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

二、韬奋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意义

随着新闻业改革的逐步推进, 新闻本位思想、受众本位思想开始回归。韬奋一些优秀的办报思想才得以重新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韬奋精神的精髓在于服务人民。他报纸的“事业性”和“商业性”二者兼顾的思想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中国新闻业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没有商业化的充分发展, 新闻业可能永远走不出经济、政治的阴影, 但过分的商业化势必会远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初衷, 也将有悖于韬奋精神的本质。

韬奋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放入博物馆, 相反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 究其原因, 除了韬奋的崇高精神,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韬奋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韬奋精神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 产生了一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新闻理念。从这里可以得出, 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把西方理念与中国具体环境相结合, 这样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参考文献

[1]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81年8月。

[2]张之华.邹韬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年10月。

[3]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当代传播, 2003年4月, 55～57页。

邹韬奋简介 第2篇

邹韬奋(1895.11.51944.7.24)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21年大学毕业后至1931年，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1932年7月，建立生活书店。次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期间，他写了《小言论》和《韬奋漫笔》等杂文集。1933年7月因受迫害流亡国外，先后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4本游记随笔，这是30年代新闻性散文中少有的佳作。

1935年8月，由美归国，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不久被封。1936年奔走于港沪之间，积极鼓动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狱后，上海沦陷，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国民党政府聘他为国民参议员。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1941年2月，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凋刊。

《韬奋精神六讲》（连载三） 第3篇

1.“九一八”事变强烈发声的周刊

永远立于人民大众立场的韬奋先生，必定也会永远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韬奋就一再在《生活》周刊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发出捍卫国权的呼吁。1931年5月，日本军阀制造了枪击中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以及屠杀旅韩华侨的事件，韬奋获悉即在《生活》周刊上予以揭露，并大声疾呼：“全国上下应有彻底的觉悟，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尖里，专做鸡虫之争，何殊自寻短见？一旦大祸临头，噬脐无及，愿在未做亡国奴之前，为全国上下涕泣道之。”（《韬奋全集》第三卷，第633页）。

“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华民族已经嗅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腥风血雨。国难当头，韬奋忧心如焚，他撰文指出：“万宝山即朝鲜排华惨案，实为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 我们中国人欲保其民族的生存，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当对日本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狠鸷野心，作彻底的认识……我们如不能拯救满蒙，即不能拯救中华民族；不能拯救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即不能拯救全民族的四万万同胞！我们切不可再醉生梦死了，应视此为全民族的生死关头。”（《韬奋全集》第五卷，第7页）。

《生活》周刊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必然会成为强烈发声的周刊。

事变后出版的第一期周刊，即9月26日刊，就发表了关于事变的报道和评论。韬奋在报道中充满悲愤地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

《生活》周刊的“小言论”素来最受读者关注。为了“九一八”事变，韬奋一口气写了《应该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等4篇“小言论”。这些“小言论”成为当时读者口口相传的热门话题。周刊对“九一八”事变做了系列报道，揭露日本军队在沈阳、长春等地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并在《伤心惨目》大标题下加上“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副标题。在文末，韬奋奋笔疾书道：“全国同胞！永远勿忘东北同胞的哭声惨呼！”

《生活》周刊以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担当精神，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居然奉行妥协的投降的“不抵抗”政策，连续发声，振聋发聩。这些言论单看题目就感到正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决死之心和怯懦自杀之区别》《战与不战的问题》《应有牺牲的决心和奋斗的计划》……韬奋在文中怒斥“不抵抗主义”。他悲愤写道：“国难至此而尚不作应战的准备，更为全世界最无耻的民族。”他号召抗战：“不战而死，不如战而死，全国死战皆亡，胜于伈伈伣伣做亡国奴；况且真能全国死战抗战，或许于一部分之牺牲外，尚得死里求生。”“保护国权，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抗日运动，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准备应战，亦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故人人有决死之心，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韬奋全集》第五卷，第65页）。

《生活》周刊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激烈的抗日态度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护。特别是周刊对于因事变而兴起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表示坚决的支持，旗帜鲜明地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得到广大学生的拥护和爱戴。不少学生写信甚至来拜访韬奋，一起商讨抗日救亡的大事。《生活》周刊的声名大振，发行量陡增。

韬奋具有不可抑制的爱国热情。他主编的报刊，一直以爱国主义为自己永远不倒的旗帜。每当国有大事，他的报刊必定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走在爱国战线的前列，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战，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做出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巨大贡献。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入侵。驻扎在上海的国民第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淞沪“一二八”抗战爆发。《生活》周刊奋起声援十九路军。1月29日，周刊一天中出版两次《紧急号外》，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1月30日，韬奋在周刊的“紧急临时增刊”上撰文指出：“日人此次为有计划之毁我国家民族，已暴露无遗。国果亡，族果灭，则国人之福利，家族之安宁，何所希冀？”“时势虽极危急，我们只有向前奋斗，至死不懈，不必恐慌，亦无所用其悲观；我们要深切明白只须我们能奋斗，能奋斗至死不懈，我们最后的胜利是在我们手中，任何强暴不能加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仆后继，拯救我们的国族，复兴我们的国族。”为此，他向上海全市同胞呼吁：“故我们应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努力，慰劳我前方义军，协助我前方义军。”“我们的救国义军既忠勇奋发以赴国难，我们国民应全体动员以作后盾，庶几军心增壮，战力增烈。商界罢市已为一种表示，各界均应速有秘密之有力组织，各尽能力所及，分途并进。”“若再麻木不仁，隔岸观火，则自降于劣等民族，灭亡乃其应得之结果了！”“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赴后继，拯救我们的国家，复兴我们的国族。” （《韬奋全集》第四卷，第12-13页）。

在淞沪“一二八”抗战期间，韬奋像是一门火炮，把所有的怒火喷向侵略者，又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时钟，每时每刻都在为着国难发出紧急的铃声。他为声援抗战将士而奋笔疾书，为召唤全国人民支援淞沪抗战而加班出版增刊。2月2日，《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第3号发表了韬奋的《沪案与整个的国难问题》，严正驳斥日本人所谓沪案与东北无关，只是上海的地方问题的谬论，指出：“所以要根本解决沪案，非与整个的中日问题连同解决不可。”（《韬奋全集》第四卷，第17页）。显示出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日见深刻成熟的政治洞察力。他还亲自撰写长篇通讯《上海血战抗日记》，配上详细的战区地图和血战抗日的照片，在周刊上连载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让外地读者特别是海外读者及时了解“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之忠勇悲壮行为”。韬奋还和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其后又把43人扩大到129位，发表了《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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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为了反对成立日本扶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韬奋立刻带领《大众生活》周刊予以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从12月21日出版的第六期起，《大众生活》连续几期都刊登了声援运动的文章。在第六期封面上刊登北平一位女大学生手拿喇叭筒大声疾呼“大众起来”的大幅照片，使得广大读者受到极大震撼。第七期则更是几乎成了“一二九”运动专号，从封面到封底，基本上都是关于运动的图文。第八期、第九期以及此后许多期的《大众生活》，一直在为“一二九”运动呐喊，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怒斥反动当局和军警对爱国学生的阻挠和迫害。

“一二九”运动期间，韬奋以充沛的激情，先后发表了《学生救亡运动》《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学生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联合战线》等具有很高政治水准和理论水准的文章。他为学生的爱国运动鼓与呼。他写道：“民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救亡运动却在民众运动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众运动消沉的时候，学生救亡运动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酵母，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先驱，它的重要是在全国大众的全盘努力里面有着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推动作用。”学生救亡运动，“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隶；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 （《韬奋全集》第六卷，第508页）。他还为学生运动提供建议。他建议爱国学生要“注意‘联合战线’原则的运用”。要“以诚恳的态度说服大多数的已有觉悟而仍不免中立或踌躇的分子，也来积极参加，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目标下，扩大并巩固‘联合战线’”。他指出：“全国学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结成学生的联合战线；全国人民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响应学生救亡运动而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必须有这样整个的斗争力量，向着这个明确的大目标携手迈进，才能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才能自拔于奴隶的惨祸。”（《韬奋全集》第六卷，第514页）。韬奋的这些建议可谓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标志着他正在由一位朴素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干练睿智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2.轰动全国的三件大事

韬奋先后主持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等，不仅以其敏锐的政治敏感、坚定的大众立场、博大的人文情怀、明显畅快的朴实文风以及生动活泼的设计艺术风格，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还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在国家、社会重大事件中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受到全社会的敬重和拥护。这是其他同类刊物难以企及之处。

韬奋主持的刊物除了经常有文章引起程度不同的轰动之外，还有过三件大事轰动全国。

第一件大事是为支援奋勇抗日的东北军马占山部组织捐款。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正当长驱直入黑龙江之际，驻守黑龙江的东北军马占山将军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誓：“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这一抗敌卫国的义举与20多万东北军撤回关内形成极大反差。一时之间，凡爱国者无不为之激情欢呼。韬奋于11月21日的《生活》周刊“小言论”中指出：“马将军卫国抗敌的精神，不但足以争回国家民族的人格，而且足以换回全国民众的忠魂。”马占山曾经发誓，只要“一口气尚存，绝不将国土拱手让人，军队完了，到黑东荒练民团再干”。韬奋深为感动，认为：“这种只知有国家民族而置个人生死祸福成败于不顾的大无畏精神，倘能全国一致如此，谁能动我分毫？”（《韬奋全集》第五卷，第82页）。韬奋决定由《生活》周刊发起组织全国性捐款活动，支援东北军马占山部奋勇抗日。

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筹款启示中写道：“马占山将军率其卫国健儿，奋勇抗敌，为民族死争一线生机，全国感泣，人心振奋，惟孤军远悬，有饷尽援绝之虞，调军援驰，责在政府，竭诚助饷，义在国民本社特发起筹款援助。”他接着通告《生活》周刊最初组织捐款详情：“敬先尽其愚诚，绵力捐助百元，并已承下列各机关及同志热诚赞助，共凑集银四万四千六百六十六元四角四分，由中国、交通两银行义务电汇，妥交马将军亲收，尚希同胞慷慨捐输，共救国难，倘蒙赐交敝社，汇集电汇，并当在敝刊公布，以资提倡而唤起垂死之民族精神。”（《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8页）。启示列出了最初捐款机构、人员和数额，并表示以后所有捐款者和汇出数额都会在周刊刊出。

韬奋拟就的这个启示还刊登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这一义举，顿时轰动全国。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未出一个月，就收到捐款120020元。一时之间，《生活》周刊杂志社的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各种热心读者，捐款人继续不断，络绎不绝，人们争着手把钞票、钢镚、外币甚至铜板，纷纷交进去，甚至一些小孩都挤在人群里慷慨捐款。《生活》周刊十几个同事，从未有过这般激动兴奋，他们全体动员，收钱的收钱，记账的记账，打算盘的打算盘，忙得喘不过气来。每天他们都要把捐款人姓名和数额造好册表赶着安排到周刊上登出广告。为了把人民大众的捐款尽快送到前线将士那里，为了把这项捐款工作做得无可挑剔，周刊特地印制了《征信录》公布分寄每一位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总账目由潘序伦会计师查核无误后，给予证明书公布。由此也可以看出韬奋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韬奋深情地回忆道：“其中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忱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记的深深的感动！” （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9.）。

可以说，韬奋率领《生活》周刊组织捐款、共赴国难的义举感动了全国的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慷慨捐款的爱国激情则感动了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同仁，提振了他们的信心。自此，韬奋和他的同仁们更加认定了人民大众的立场，更加坚定地走上为国奉献、为国尽忠的爱国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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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筹办“生活伤兵医院”。

在淞沪“一二八”抗战中，韬奋率领《生活》周刊与上海军民同呼吸、共命运，日夜出增刊，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战斗打响，韬奋曾亲自护送7名伤员到上海同仁医院。他看到医院床位过少，有些伤兵只能住在过道里，又听到医生诉说医院的种种困难，人员过于紧张，医护工作跟不上，不能迅速减轻伤兵的痛苦。韬奋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所见所闻，让他顿时泪流满面，久久不能平静。当即他决心筹办伤兵医院。

韬奋在第一时间选择了医院院长，一位品德和业务均为一流的医学博士。韬奋和院长两人一起为筹办医院奔走交涉，很快就在沪西梵王渡青年会中学找到了地方。校长非常乐意清理出两幢洋房，那是一片建筑讲究、清洁幽静的院落，作为伤兵医院用房非常合适。韬奋把“生活伤兵医院”招聘救护第十九路军伤病员的启示在报上刊登后，许多有志青年都前往报考，一时从者如云。50多年后，一位被伤兵医院录用的护士回忆道：“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爱国。那天光报考的就有六七百人，而实际录用的只有20多人，都是年轻人。院领导与战伤外科医师均为医务界有名望的医师、博士与圣约翰大学的医科大学生。”（《日寇炸弹终身难忘》[N].文汇报，1995.8.16）。《生活》周刊的英勇善举得到读者们的热情支持，一些热心读者主动捐助了6000元。1932年3月4日，“生活伤兵医院”正式开院。

一个杂志社，为了社会的需要，不计任何利益，创办一家公益医院，在中外杂志史上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一个杂志社，在国家危难之际特别是战争期间，倾力奉献，创办一家伤兵医院，在中外杂志史上更可谓迄今仅见。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得知此事后深受鼓舞，深怀感激。蔡廷锴军长于医院开张之日特致电祝贺。他说：“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致一人一弹，决不退缩，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此祝贺伤病医院开院典礼！”接到这个充满昂扬斗志的电话，韬奋充满激情地回答道：“十九路军将领以尽天职，是给我伤兵医院开院最珍贵的贺礼！”（《韬奋全集》第四卷，第49页）。

生活伤兵医院开院那天，韬奋还同医院院长一起，穿上医生的白衣白帽，到各个病房看望、抚慰各位受伤将士。

因为国民党政府拒不增援，第十九路军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淞沪“一二八”抗战终于以国民党政府当局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令人悲愤地夭折。然而，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光荣事迹却永载史册。韬奋在战争中书写的激动人心的抗敌文章和开办的生活伤病医院，也被广大爱国者永远铭记。

第三件大事是援助“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发生后，远在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竟然成为全国最为及时给予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的杂志。当时这份杂志的编印质量都是远非几年前的《生活》周刊可比的。杂志发表了两张非常经典的照片，分别刊登在封面和封底上。封面是一位女学生的半身像，她右手执简陋的大号话筒，左手捏一页纸正在激情演说；封底则是从背面的角度拍下的同一场景，她面前是人头攒动的群众，不远处是高耸的城墙、森严紧闭的城门。这两张照片记录的场景，就是“一二九”当天，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高校的学生就地举行群众大会。韬奋在封面上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愈发激动人心。那位女学生清华大学的陆璀，是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妇女干部。

韬奋除了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还做出了谁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每期刊物出刊，第一时间寄送给北平学生联合会几千份，由他们到各校出售，大部分收入留给学联作为活动经费。在“一二九”运动中，《大众生活》给予了北平爱国学生们巨大的精神支持、舆论声援，还提供了经费帮助，因而受到了北平乃至全国爱国学生们的热爱和拥护。在整个“一二九”运动期间，《大众生活》周刊几乎成了爱国学生们的“机关刊”。韬奋在《大众生活》上撰文热烈声援和支持“一二九”运动：“参加救亡运动的男女青年同胞们！你们的呼号声，是全国大众心坎里所要大声疾呼的呼号声！你们的愤怒的表现，是全国大众所要表现的愤怒！你们紧挽着臂膀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所要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的象征！记者为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对你们这先锋队顶礼膜拜，致最诚挚的无上敬礼！”这铿锵有力的诗一般的语言，倘若作者胸中没有满腔沸腾的热血，是断然写不出来的。这一时期，《大众生活》每期内容几乎完全是反映全国学生救亡抗日运动。韬奋坦诚自己完全无保留地投入这场斗争，他自己说：“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触，好像正在紧接着开演的电影，紧张得使我透不过气来！” （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83.）。正是由于《大众生活》站在救亡运动的前面，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爱国要求，刊物的销售数量竟然飙升到20万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数年间韬奋一直站在抗日救国历次斗争的第一线，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钦佩，成为一位卓具影响力的积极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家。1935年12月2日，邹韬奋与马相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张仲实、沈慈九、曹聚仁、郑振铎、钱俊瑞、谢六逸、薛暮桥等280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告全国同胞书”，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立场，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人。为此，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无限的敬意。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韬奋精神 第4篇

一、邹韬奋媒介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

邹韬奋媒介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 是指他在传媒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自己坚守, 并努力使全体员工都信奉的价值观念和核心精神要素。邹韬奋一接手业务, 就很有意识地逐步树立其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 并积极主动地融入到生活的经营实践活动中具有很强的自觉性。

这套价值观的形成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仅仅限于媒介经营管理的层次, 它也成为了《生活》周刊的核心企业文化。在经营《生活》周刊的过程中, 邹韬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准则, 此准则是在其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 通过多种传播方式与实施方案融入到企业, 渐渐成为一种企业文化。当企业文化被大众所认知, 被员工所认同, 那么企业的安身之本、发展之基便夯实了下来。邹韬奋不仅挣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也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

二、尊重个性凝集团队的人本精神

“以人为本”是近几年来被广泛提倡的发展方向, 其实邹韬奋早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已经开始实施了“以人为本”。他不仅仅尊重员工的个性, 使个人的特长得以发挥, 还主张提高员工待遇。让员工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 从而形成命运及利益的共同体。邹韬奋将“生活”的经营方式定为股份制, 重视改善全体员工的生活水平, 增进全体社员的福利。在管理方面, 邹韬奋提倡民主集中制, 主张“集体领导, 个人负责”。全体员工对于公共的决议, 都有服从的义务, 对于执行的情形及结果, 都有督促以及询问的权利, 充分体现了对广大员工个性的尊重和价值的认可。

在此基础上, 他经常强调个人的言行皆应“顾到整个事业整个团体”, “应以有益我们的团体, 团体的集体事业为最高原则”。要保证事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发展, 大家必须同舟共济, 以团队的精神客服一切困难, 渡过难关。邹韬奋打造团队的方法可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 提高同事之间的信任度, 在相互信任的指出之上, 人们才能够做到虚心、和蔼、相互照应, 从而形成一种如家人一般的友谊。在这种氛围的感召下, 员工会更加友爱, 团队精神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第二, 让沟通最优化, 搭建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为此, 他强调透明化制度建设、账目支出以及人事任免等信息, 让店内的员工都能参与机制的建立与维护。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提出, 及时修正、解决。内部与外部的监督相结合, 有利于打造企业形象, 亦有利于解决员工之间的误会、矛盾。从而, 企业的发展就会更加顺畅。第三, 将制度规范明确化, 奖惩分明, 做到“勿因喜而谬赏, 勿因怒而滥刑”第四, 树立正确的团队目标, 将力量集中与一点,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即可轻松破之。员工也会因为共同利益、目标的引导, 形成相互渗透的个人价值。《生活》的员工相互帮扶、互敬互爱的品行与情谊成为了企业最大的财富,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们同舟共济;面对顺境的时候, 他们彼此尊重, 没有因为职位的不同而产生隔阂与摩擦。这种精神也成为了《生活》坚守的本真, 也形成了《生活》以尊重个性凝集团队的人本精神为本质的优秀媒介企业文化。

三、“推崇”是凝集团队的重要前提

“推崇”在辞海里的解释是:尊崇, 推重崇敬。在企业文化当中的“推崇”不是简单地说好话, 不是谄媚地恭维, 而是实事求是地赞扬和尊崇。永远寻找队友身上的优点并加以赞扬;不随意评价他人或批评他人。《生活》所蕴含的以尊重个性凝集团队的人本精神为本质的媒介文化便是以相互尊崇, 互敬互爱为前提的。让人自我推崇是很不自然的, 也是不可取的, 而旁人推崇产生的效果则非同凡响, 可以构成交叉效应, 形成相互增强的影响力, 这是成功团队的重要原则。

“推崇”意味着树立并维护相互的良好形象,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它是管理层和工作者之间的润滑剂。邹韬奋强调让“亲密恳切的友爱”“笼罩着我们的整个环境”就是突出相互“推崇”的重要性。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经常发现积极的事物能帮助一个人建立良好的交际关系。

四、“推崇”将好的事物吸引

“推崇”符合吸引力法则, 这个刚被人们意识到的吸引法则是打造企业文化, 精化团队建设的重要依据。吸引力法则指指当一个人的思想专注在某一领域的时候, 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人、事、物就会被他吸引而来。该定义是由励志书籍《the secret秘密》普及开来。

在我们的意识里, 只有磁铁才会吸引。其实人的大脑也具备吸引的能力, 不仅如此, 大脑能够发射的信号比磁铁要强, 大脑可以向整个宇宙发出吸引的信号, 对与个人思维同频率的东西发出吸引与召唤。于是, 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便随之发生。吸引力法则跟万有引力一样公正无私, 既精确又正确。“推崇”形成良好的团队文化同时, 会吸引来更多的和谐事因子。我们不可以一厢情愿地设想, 或是假想的狂热观点来谈这些, 而是要从更深层的、基于根本的基础上来理解它。实际上, 已经有量子物理学开始发现这个定律, 研究证明宇宙不可能存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所有被我们感知的一切, 都是由意识塑造的。

“推崇”使每一个团队成员都如同一台信号发射器一样, 在“推崇”的过程中向外界发射出团队的积极信号、和谐的信号和尊重的信号, 与一个人的信号发射器相比, 功率要大出很多。当然吸引力的量值也就会更大, 企业的文化和团队的精神就会在积极地实践当中得到飞速的发展并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唐婧.邹韬奋媒介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0.9

[2]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M]生活史话.北京:三联书店, 1998:19-154

韬奋精神 第5篇

关键词:邹韬奋;独立人格;特色;形成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5—0169—02

邹韬奋(1895—1944)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编辑、记者和出版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其丰富多彩、成就卓著的新闻出版实践,以及对民主自由毕生的追求与奋斗中,始终充溢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独立人格精神。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时,一贯坚持出版物的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必使其作为“民众的喉舌”,保持刚正不阿的“报格”。他曾说:“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1]他的挚友胡愈之评价说:“他(邹韬奋)的仪表是温柔而文弱的,内心却坚强无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而立身处世却不容有半点苟且……他有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真正热情。”[2] 邹韬奋富的独立人格精神具有怎样的特色?具体又是怎样形成的?本文拟对此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

邹韬奋在其新闻与政治实践中,经常强调平民意识、民众立场,这已成为其独立人格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特色之一。他主办报刊时,“向采独立的精神”,“只知道就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有所主张,有所建议,有所批评而已。”[3] “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4] “本此信心,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5]

邹韬奋独立人格精神中的这种平民意识、民众立场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青少年时代贫寒的生活经历。邹韬奋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到其父辈时,已家道清寒,甚至潦倒到要领取“仓米”。1912年邹韬奋进入南洋公学求学时,不仅要解决自己全部的生活、学习费用,还要负担弟弟的读书费用。尽管他连续四年被评为“优行生”,得以免缴学费,但仍不得不利用课余兼做校外的家庭教师,有时还要投稿《申报》副刊“自由谈”和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以稿酬贴补生活。尤其转入贵族化的圣约翰大学后,由于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在这种环境里,他更是倍受清贫之苦,以至他毕业那天,“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竟“眼眶里涌上了热泪”[6]。青少年时代这种贫苦的经历对他的人格思想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下层,思想感情上明显倾向于平民大众,易于站在贫苦民众的一边,远离统治阶层的达官贵人。

二

中西合璧是邹韬奋独立人格精神的另一特色。这主要源自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坚持不懈地汲取中西方文明的精华,不断经受艰难困苦的历练与时代社会变迁的考验。邹韬奋早年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他在《经历》一书中回忆说,“我6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到我10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7] 1912年入南洋公学后,校长唐文治重视学生的国文学习,积极倡导研究国文。同时,学校中有一些令邹韬奋敬佩的国文教员,促使他越发重视国文学习,格外增加了学习研究国文的兴趣。课堂学习之外,邹韬奋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古文辞类藻》、《经史百家杂钞》、《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明儒学案》等。有的甚至看了第二遍、第三遍。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奠定了邹韬奋扎实的国学基础,更使他接受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继承了古代士人优秀的人格精神传统。他最崇尚的人格精神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深受儒家人格修养理论及实践影响的同时,学生时代的邹韬奋也大量接触、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他所在的南洋公学是清末学习西方的产物。学校有一批留学英美归国任教的教师,并时常邀请海外或西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如李佳白、梁启超等来校演讲,这些都帮助他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就获取了大量西方社会及其文明的知识。尤其进入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和氛围的圣约翰大学以后,在哲学教授卜威廉、历史学教授麦克纳尔、经济学教授伦默等美国学者的悉心指导下,邹韬奋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英文,涉猎西方文明,西学素养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长期大量接触、浸润于西方文化的结果,使邹韬奋开始审视和反思儒家传统文化,其中西合璧的现代独立人格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首揭“民主”、“科学”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以“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有用实利、追求科学”等六大主张相号召,倡言“人权”与“科学”,揭开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启蒙主题。一时应者云集,掀起了一场反封建专制,反迷信愚昧,倡导民主、科学、个性解放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邹韬奋积极投身其中,参加了旨在“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事业”,“‘团结一致’誓与旧势力抵抗”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译著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章,如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德谟克拉西与教育》等。1920年起,他集中精力开始翻译杜威的名著《民本主义与教育》(该书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在理性审视和批判反思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求个性解放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新途径。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尤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反對绝对主义,崇尚试验探索的科学方法,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主张社会利益由民众共享,以及强调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应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等自由民主思想对邹韬奋现代独立人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新文化一代的知识分子,邹韬奋的现代独立人格精神在五四新文化激进的思想氛围和启蒙实践中逐渐形成。

1920年邹韬奋在《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一文中指出,“国家之改革在使政治入轨范,尤在使社会进化阻碍之腐败制度铲除务尽。为吾国社会进化阻碍之最大者,殆莫甚于家庭之腐败恶习……旧式家庭之最大腐败恶习,莫甚于彼此倚赖而互失其自立之精神。苟今后青年得父母尽其义务予我以教育之后,恃我奋斗之精神,自辟途径而求有所树立于世,毋以倚赖遗产之念萦怀,谁得阻我除此恶习者!欧美之风,无力成室者,宁鳏其身。而吾国则率妻子而仰给于父母,已酿成大家族之倚赖性质者,胡可胜数。苟今后青年但力求己身德智体之发达,不成室则已,成室必恃奋斗之精神而为自立之新家庭,谁得阻我除此恶习者!……苟此事诚行,则不数载,中国可得四百余万之新家庭,其影响于社会进化为何如耶!其影响于国家前途复何如耶!” [8] 邹韬奋的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儒家伦理道德维护下的封建家庭关系,在于由其所形成的“彼此倚赖而互失其自立之精神”,是它们使人丧失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他呼吁青年们当身体力行,以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与仰给于父母,依附于大家族的腐败恶习作斗争,建立自食其力,人格精神独立的新家庭,将自己从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以此推进促成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明确倡导个人人格意志独立,个性自由解放的主张表明,五四以后在充分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继承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剔除其封建糟粕的基础上,邹韬奋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独立人格精神得以形成。

总之,平民意识、民众立场以及中西合璧是邹韬奋独立人格精神的重要特色。它们的形成既与其青少年时期贫寒的生活经历有关,更与他不畏艰难,不断地学习修养密切相关。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邹韬奋善于将传统因素与外来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独立人格精神凝聚着古代士人“骨鲠死谏”的性格要素,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精神的要素,最终塑就了一种立于民间,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现代独立人格精神。

参考文献:

[1]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第4卷[J].生活,1928,(1):8.

[2]邹嘉骊.忆韬奋:第1版[M].南京:学林出版社,1985:139.

[3]韬奋.漫笔:第7卷[J].生活,1932,(40):782-783.

[4]韬奋.我们最近的趋向:第7卷[J].生活,1932,(26):428.

[5]韬奋.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第7卷[J].生活,1932,(1):11.

[6][7]韬奋全集:第7卷(第1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5-289.

[8]韬奋全集:第1卷(第1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73

邹韬奋报刊评论的平民特色 第6篇

邹韬奋主张新闻记者应该成为“人民的喉舌”, 报刊应是“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他认为“新闻纸上的议论, 不过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 它的力量就在于能代表当前大众的意志和要求”。“报纸的权威并非出于主笔自身的魔术, 乃全在能代表大众的意志和要求, 脱离大众立场而图私利的报纸, 即等于自杀报纸所以能得到权威的唯一生命, 那便不打自倒了。”在新闻评论工作中, 他坚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 从社会现实中寻找、分析和研究社会出现的突出问题, 把大众想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要解答什么问题, 作为新闻评论的题目, 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 进行有条理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和评述。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斥责、讽刺封建军阀吴俊升 (曾做过黑龙江省督办) 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而又文过饰非的小言论《硬吞香蕉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残害中国人民罪行的短评《人圈》、揭发国民党政府钳制抗日言论的时评《呻吟的哀音》等许多评论文章, 矛头指向反动官僚、无耻政客、社会邪恶势力和不良现象, 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正确地反映和引导舆论, 深受读者的欢迎。

邹韬奋认为, 大众报刊是推进大众文化的公器, “须顾到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 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新闻工作者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着读者, “要用敏锐的眼光, 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 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 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在报刊评论工作中, 他特别注重和善于把自己的言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为读者提供多方面的“精神食粮”。在《生活》周刊上, 他特地设立了“小言论”专栏。对于群众日常遇到的比较有代表性、有意义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无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 也无论是诸如上学、就业、家庭、社交、婚姻等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他都随时收集起来, 根据事实加以研究分析, 判定出问题的性质, 指明发展方向, 写成精辟有力的评论, “就一般读者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简明扼要的意见”, 在“小言论”专栏里发表, 有时一期就刊出三五篇这样的文章。“小言论”刊登的评论涉及面广, 内容丰富, 是邹韬奋每周用力甚巨、最费心血的作品。“小言论”能够使读者明白事理、提高觉悟, 增强处理事务的能力, 成为读者最多, 深受欢迎的一栏文字。至今, “小言论”还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名专栏之一。

邹韬奋说过, 他办报刊的目的, 是要和群众说话, 要和群众讨论并解决问题的。为此, 在报刊评论工作中, 他非常重视并积极探索、创新和群众说话的艺术。在评论写作中, 他十分讨厌以势压人、居高临下、装腔作势、强词夺理的说教式、灌输式的官样评论, 最忌讳言之无物的空洞评论, 而是善于从平凡的社会事务中发掘出理性内涵, 阐述出大的道理, 使立论既具有新闻性, 又具有针对性;说理以事缘理, 以理议事, 事理融合, 犹如与人谈心一样写评论。他常常以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材料作为由头, 以此挑开话题引发议论, 克服评论与公众的距离感和生硬感。他常常在评论立论以后, 以具体的、典型的事实作为论据, 来支持和说明论点, 使公众从论证中感到评论的观点正确、可信、可用。他还擅长从群众的实际觉悟和文化水平出发, 采取夹叙夹议的说话艺术写作评论, 将抽象的议论与具体事实虚实相向地有机结合在一起, 不仅让读者明白了结论, 而且让读者明白了结论是怎样引发出来的, 体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易于为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

邹韬奋报刊评论的平民特色, 还突出表现在他的新闻文风上。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就明确提出: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 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 他又郑重宣称:“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 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论文和新闻。”他不仅这样主张, 而且身体力行, 持之以恒。他的报刊评论, 内容丰富精练, 文章短小, 大多在2000字左右, 他说这样写“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 省下了许多看长文时费脑筋的时间, 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他带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写评论, 有的侃侃而谈, 有的娓娓道来;有的像教师解答问题那样明白, 有的如朋友谈心那样亲切;有的是慷慨陈词, 有的是循循善诱。他坚持用朴实无华、明快犀利、通俗易懂近似口语的文字写评论, 力避把评论写得晦涩难懂, 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 使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人也能读得懂、用得上。从而使自己的评论文章和大众打成一片, 增强了传播力和影响力。

邹韬奋报刊评论的平民风格, 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新闻评论人。今天, 我们更应该像邹韬奋那样关注民生、体恤民生, 多写平民评论, 写好平民评论, 使报刊评论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厂)

邹韬奋的变与不变 第7篇

邹韬奋的新闻思想在其年少时的经历中便有迹可循, 只是那时其思想还未成型, 在其日后的办报生涯中才逐步完善成系统理论。在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 邹韬奋对于新闻业的兴趣开始萌发。在谈到有哪些人影响其立志成为新闻记者时第一位便是黄远生, 邹韬奋尤其推崇《时报》上黄远生的《北京》通讯, 说其“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写得实在好;流利, 畅达, 爽快, 诚恳, 幽默” (1) 而黄远生的新闻是站在受众的角度的, 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可以说邹韬奋日后以读者为中心的办报立场始于黄远生对他的启发。尔后, 又深深影响他的便是中国报界的“巨人”、也是我国政治家、思想家的梁启超, 邹韬奋最喜爱看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 说其具有“锐利明快引人入胜的写作技巧” (2) 具思辨性和通俗性的报章文体注重舆论,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日后邹韬奋的新闻实践体现的新闻观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在日后慢慢影响邹韬奋改变政治立场的便是马克思。这要归因于邹韬奋第一次逃亡的经历, 第一次逃亡中邹韬奋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并流亡苏联了解了苏联报业, 由此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了解到追求新闻真实, 讲求新闻规律的重要性。在被捕入狱之后, 邹韬奋逐渐了解国民党一党专政置国家民主和民族危亡于不顾的真面目后才开始加入共产主义的阵营, 真正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二、邹韬奋的“变”

1.办报宗旨的变化

最初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时, 邹韬奋的工作是编译外国名著, 在此时他就深有体会, “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 (3) 这一条原则可以说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初邹韬奋参与《生活》周刊办报时, 该刊的宗旨是: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可是, 在中国的现状下职业界却是一团糟的, 并不能人尽其用, 于是邹韬奋开始想跳出这个工作。在《时事新报》辞职后邹韬奋开始一心改变《生活》周刊, 于是改变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 唤起服务精神, 力谋社会改造。” (4) 并改变办报内容, 将“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和短小精悍的评论放在重要位置, 从第2卷第47期起设置《小言论》相当于社论, 评论社会事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读者信箱》最初讨论青年的婚姻、恋爱、职业等问题, 解决读者的生活难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渐渐转变为正义摇旗呐喊的舆论阵地, 勇于抨击黑暗势力, 集中关注社会议题和政治议题, 从个人的视角转移到集体的视角。《小言论》的编辑方针转变为以对当前政治局势的评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的揭露和对国名党不抵抗政策的反对为中心。而《读者信箱》的斗争方向也转向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邹韬奋在《生活》上发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与《我们最近的趋向》公开宣布新的宗旨是:“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 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 (5)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是邹韬奋办报宗旨的分水岭, 之后的办报活动中都紧紧围绕着抗日救国。在1935年邹韬奋从欧洲各国的考察返回之后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 在发刊词中说到:“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 封建残余的铲除, 个人主义的克服! (6) 创刊期间正值一二九学生运动, 该刊在这一学生运动的契机下, 详细地跟踪报道了运动的全过程, 客观记录了这一重要运动。撰写评论《学生救亡运动》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 (7) 在第二次逃亡去往香港后, 创办《生活日报》时与胡愈之等著名报人发表了《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深切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 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在被国民党囚禁八个月被共产党救出后依旧笔耕不辍创办《抗战》与《全民抗战》, 在《全民抗战》的发刊词中说:“集中人力物力后该刊将以更宏亮的声音和强大的力量, 在抗战建国的总目标下担负起巩固全国团结的大任。”可见这一阶段邹韬奋的办报活动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2.党派与个人立场的变化

在《生活》周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便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 一度怀疑邹韬奋有党派倾向, 于是一面拉拢一面威胁。但是此刻的邹韬奋还只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在谈到自己的立场时他说:“直截了当的说一句, 我向来并未加入任何党派, 我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同时却不是说我没有立场, 也不是说我没有主张。我服务于言论界十几年, 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 (8) 可见邹韬奋不同于报刊政论时代的报人, 带有强烈的党派特征, 避免了文人论政忽视新闻规律的缺点回归了新闻本位。

真正的变化是在其被共产党人救出监狱后。在狱中反思自己的办报经历结合时代特性, 邹韬奋明白了仅仅依靠报刊来唤起民众, 用笔来同专制作斗争挽救民族危机是不够的, 特别是在国民党统制地区, 没有言论自由不讲政治民主, 这让他办报目的的实现举步维艰。于是他转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1942年后争取加入共产党。

三、邹韬奋的“不变”

1.办报立场不变

1928年, 邹韬奋指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社会的改进为鹄的, 就是赚了钱, 也还要用诸社会, 不是为了任何人牟利, 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 (9) 因此, 这一立场具体体现在:第一, 为了真正面向大众生活, 他强调编辑要向读者学习。第二, 不忘读者, 还意味着“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时, 在其创刊词中就公开提出了该报的创立是站在民众立场, 为了积极推广大众的、民族的文化, 以促进民族解放。第三, 注重与读者的互动, 讲求“信用”。在《生活》周刊里《读者信箱》的创办初衷就是为了争取读者的信用。编辑们认真地解答民众的疑惑, 建立起与读者的深厚“友谊”。这种读者与邹韬奋的友谊也就构成了邹韬奋在读者那里的信用, 而他自己也说这信用绝不会被他个人的私利所占用, 也不被政党所利用, 只会为读者自身牟利。

2.人格与报格不变

邹韬奋一生办报坚持独立的人格, 言行从不受任何政党的威胁与束缚, 在《生活周刊》后期开始为正义摇旗呐喊时, 勇于揭露反民主反人民的势力, 于是便有反对者出来干预, 即便如此邹韬奋依旧直言不讳以至最后不得已逃亡海外。第二次逃亡回上海办《大众生活》时国民党派陈布雷等人来说服邹韬奋, 企图将《大众生活》变成其舆论机关, 邹韬奋依旧不从, 导致最后被关押八个月之久, 即使是在狱中邹韬奋也依旧不放松, 在狱中坚持写作, 为以后的新闻研究者留下许多宝贵财富。而为了坚持独立的报格, 邹韬奋力图在“事业性”与“商业性”中达到平衡。“事业性”体现在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为己任, 而“商业性”体现在充分利用已有利润来维持自身的发展, 要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于是邹韬奋一直坚持独立经营加共同管理。在办《生活》周刊时, 收入靠发行的推广与广告费, 尽量运用这两方面的收入扩充事业, 也就没有什么老板在后面剥削。在办《生活日报》时坚决地认为为民众而办的报纸就应该本质上为人民, 也不该由任何一党一派出钱办, 所以无意容纳任何党派的援助, 结果就采用了公开招股的办法。共同管理即报社同仁一起管理, 群策群力, 防止出现一人专断。

注释

11238邹韬奋.经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24赵文.《生活》周刊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青年的人生社会理想[J].兰州学刊, 2005, 04:281-284

35邹韬奋.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J].生活.1932.7 (26) :22-24

46邹韬奋.我们的灯塔[J].大众生活.1935.1 (1) :1-2

57邹韬奋.学生救亡运动[J].大众生活.1935.1 (6) :13-15

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办报经历 第8篇

1932年邹韬奋就曾在上海筹备创办《生活日报》, 但因为《生活》周刊攻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 受到了当局的压迫, 《生活日报》也夭折在襁褓之中。但其后的四年间, 韬奋一直怀揣着这个愿望。终于1936年6月《生活日报》在香港成形,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 《生活》周刊被迫停办。国民党当局对发布抗日救亡、威胁当局统治言论的报刊严格审查。1935年8月, 邹韬奋游历欧美数国后回到中国, 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 继续报道爱国运动并给予热情的声援, 同时发动社会各界抗日救亡。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 《大众生活》给学生的爱国行动以声援, 参加救亡运动的重要作家和热血青年的重要文章也在《大众生活》上发表, 一连好几期的封面都是“一二九”运动场面的照片。这也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36年2月, 《大众生活》仅仅出至第16期既被查封, 邹韬奋也被迫流亡。

其次, 是香港独特的环境, 主要体现在言论和经费两个方面。邹韬奋在上海时, 曾与一位好友无意间聊到了香港报界的情形, 好友虽然是“言之无意”, 邹韬奋却“听之有心”, 他心中的日报愿望“又起了一次波动”。“据说在那个地方办报, 只须不直接触犯英国人的利益, 讲抗敌救国是很有自由的”[1]这对因抗日救国言论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验审、查封的邹韬奋来说, 无疑非常有吸引力, 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更加适合他当时的办报目的。同时香港是“自由港, 纸张免税”, 从发行和经费的角度来说, 又可以为当时资金并不充裕的邹韬奋剩下一笔费用, “比别处日报全靠广告费的收入, 有着它特别的优点”。

被迫流亡和香港独特的环境, 使得邹韬奋办一份日报的愿望有了得以实现的契机。1936年3月, 邹韬奋便带着这样的憧憬前往香港。

1936年6月7日, 第一份《生活日报》出版, 邹韬奋“七八年来梦寐萦怀的《生活日报》居然呱呱坠地了!”, “当时的心境, 数不出的快慰的心境, 不收拾这枝秃笔所能追述的!”[2]。即便邹韬奋为这份日报投入了很大的心血, 但是1936年7月31日, 仅仅出版了55期的《生活日报》即宣布停刊。而后回到上海的邹韬奋申请登记《生活日报》, 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通过, 他一生追求的日报理想仅仅实现了55期。那是什么因素使得邹韬奋远走香港实现自己的日报理想,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份煞费苦心的日报仅仅存活了55期?

在香港办报期间,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客观环境, 让邹韬奋能够完全践行自己的日报理念, 资金、技术和言论环境是当时客观社会环境对《生活日报》进行作用的主要几个方面, 而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影响了报纸呈现出的样态。

(一) 资金的影响

从香港办报伊始, 资金问题就一直困扰着邹韬奋。

首先是《生活日报》创办所需的资金筹集。和1932年第一次筹办《生活日报》时一样, 邹韬奋选择了登报公开招股。但是公司还未创立之前, 以筹集的股款是不能动用的。在上海几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好友的帮助下辗转筹集了一些资金, 作为《生活日报》的开办费和暂时的维持费。

由于资金不足, 报馆只能开设在香港的贫民窟里, 不但交通不便、屋子脏乱不堪, 连厕所的也没有, 邹韬奋又花费不少资金用于报馆的整修。邹韬奋在总结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的经验中也谈到“根据这两个月的办报经验, 觉得要办好一个理想的报纸, 非有大规模的物质设备不可。因此就不得不招募巨额资本。我们以前预算的资本总额十万元是断然不够的。根据这些经验和读者的要求, 我们重新加以考虑, 方才决定将本报迁移上海, 扩充范围, 增加资本总额为二百万元, 一面进行募股, 一面呈请登记, 筹备出版。”[3]

(二) 技术的影响

资金问题成了困扰邹韬奋办好日报的一大原因, 也因为资金问题导致了技术层面的问题, 那就是印刷设备的落后、印刷工人的素质以及交通运输的落后。

在勉强借款筹集到了基本的启动资金后, 印刷设备又成了邹韬奋的一大难题。由于香港印刷业相对比较落后, 无法满足邹韬奋日报的印刷需要, 购置新的印刷设备又是一项很大的开支, 这对于当时资金本来就不充裕的邹韬奋来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幸而, 当时有一家印刷公司要承印一份日报, 购置回来一部当时最新的德国印刷机, 每小时能印一万九千分。而承印的那家日报每天只有一万分的印刷需要, 这样这部机器每天就有充分的时间来承印另一份报纸。

借用的机器可以胜任印刷任务, 但是问题又出现在了排字房。一方面, 香港劳工一直受到压榨, 工作热情不高、而且抵触情绪严重, “你就是拿出一万块钱来, 我们还是不改”, “香港的工人就是这样, 上海的工人顶刮刮, 我们是比不上他们的”[4]容你怎么催促、要求, 他们却无动于衷。正因如此, 《生活日报》时常出现排版错误、印刷错误、延时出报等等。另一方面, 香港印刷业落后, 限制了报纸的编排。

可以看出, 香港落后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成为制约《生活日报》的一大因素。同时, 在技术层面上, 交通运输也成为邹韬奋践行自己日报理想的一道屏障。

《生活日报》定位于面向全国, 所以报纸需要必要的交通运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交通运输。开往上海的邮船每月只有一两次, 看似更加方便快捷的航空运输, 却经常推迟飞行。这样, 《生活日报》没办法及时送到全国的读者面前, 他们写信来催促, 但是对于实际情况邹韬奋也无能无力。

(三) 言论环境的影响

邹韬奋被迫流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对于言论的严格控制, 邹韬奋的刊物因为大力鼓吹抗日救亡、批评国民党当局而被查封, 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可以说言论环境是邹韬奋流亡和选择在香港办日报的一大原因。

香港的言论环境却很适合邹韬奋报纸抗日救亡的目的。香港当局不许攻击大英帝国、不许煽动阶级斗争以及扰乱香港的治安, 这在当时提倡全国不分阶层团结御辱、集中力量抗日救亡的邹韬奋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冲突。而香港政府对日本的态度, 却成为邹韬奋办报的一大利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却得到一个有利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对于日本的畏惧心理, 并不像其他地方的诚惶诚恐, 摇尾乞怜得不像人样!我们对于抗敌救国的主张和敌人侵略我们的消息, 都还可以登得出来。”[5]

(四) 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1936年, 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已经越过山海关, 威胁平津。平津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 标志着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邹韬奋当时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同时邹韬奋的刊物销路广、影响大, 能够发挥共产党内部刊物无法起到的作用, 也是其他公开刊物无法比拟的。所以刘少奇得知《生活日报》及其星期增刊将要出版的消息, 就用“莫文华”的化名, 给邹韬奋寄去信件, 出版在1936年6月7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号上, 以《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为题全文发表。同年6月19日, 刘少奇又写了第二封信:《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发表在7月12日出版的该刊第六号上。

1936年7月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在《生活日报》上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 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6年9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复信支持公开信, 在信中对邹韬奋等的行动表示敬意和支持。

再加上当时《生活日报》同人中胡愈之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仲华、王纪元积极参加中国的活动, 可以说邹韬奋的《生活日报》和中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生活日报》呈现出的样态

1936年, 《生活日报》的发起人是邹韬奋, 一同参加的有胡愈之、金仲华、王纪元等。《生活日报》坚持作为民众的喉舌, 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一党一派的私利, 这个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是始终贯穿在邹韬奋的出版活动中的。《生活日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 积极推广大众文化, 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 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6]而民众现阶段最迫切的要求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 是要避免亡国奴的惨祸”[7]。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扩大民族解放阵线、唤起尽可能多的民众共同奋斗。“我们要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广大巩固的基础, 就必须积极推广大众文化, 使大众集中力量对民族的内外敌人作无情的猛攻与扫除。”[8]

可见, 《生活日报》的目标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产生的, 而两个目标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推广“大众文化”是为了民族解放的需要, 而要实现民族解放, 也要求推广“大众文化”来唤起民众。

《生活日报》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它所表现的人民立场和进步思想。这是继承和发扬了邹韬奋历来所办刊物的传统。其次, 他特别注意评论工作, 主张“每天除了正确精辟的一篇社论外, 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采的有关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9]第三, 当时一般报纸在版面上很不统一, 各版往往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生活日报》独创一个, 一方面力求避免那种分裂不同意的倾向;另一方面, 尽量做到内容的广泛性。第四, 那时供应报纸采用的国内新闻, 都是国民党官办中央社发布的;国际新闻则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所垄断。这些新闻稿的观点自然有其倾向性, 文风、文字也不合大众的需要, 都是用文言文, 参杂着许多半文不白的语句。《生活日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群众的需要, 电讯稿用白话文, 重新改变。力求编排生动活泼, 版面大方美观, 灵活运用图片、漫画等帮助表达观点。在经营方法以至广告的选择上, 也一反就中国报纸的陈规, 显示出独具的特色, 一切以读者利益为重。如严格的广告限制, 不仅在广告的内容上, 还有在广告与版面的结合上都有严格的要求。

尽管有很多突破和创新, 但是在办报内容上, 但这是不是邹韬奋理想的日报样态呢, 邹韬奋当时理想的日报样态是什么呢?他在1936年7月31日的《生活日报》第55号, 也就是最后一期中做了陈述。

首先, “我们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所谓人民的报纸’, 当然不是依靠大老板出钱的报纸, 也不是有党派背景的报纸。我们要做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10]其次, 报纸言论必须反应全国各界人士的要求和意见, 而不是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来说话。但不能一步离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再次, 报纸文字力求大众化, 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新闻和论文。第四, 他主张用中型或小型报, 这样方便装携, 也节省纸张。第五, 广告的选登也要先出特色, 严格限制广告质量为大众利益负责。最后, 成为全国销行的报纸, 是中国所有的地方都看得到。

应该说, 《生活日报》在主题理念上是践行了邹韬奋的日报理想, 这体现在指导方针上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不党不私;报纸内容上的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严格限制的广告选登。但同时, 在报纸的资本构成上尚未形成民有, 在报纸的销售上离全国也相去甚远, 报纸的印刷质量也较差。

邹韬奋本人也清楚的意识到, 这份日报离自己的理想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前的《生活日报》是不是就算理想的报纸呢?在我们, 认为这中间的距离, 正和地球和火星的距离一样远。”[11]“离开我们所注重的系统化研究化的理想很远很远”。“理想的《生活日报》, 只有在理想的环境中才能办得到, 现在只是救急的时候, 能早一日出版, 便早一日对于救亡的运动多尽一些推动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顾不得许多, 先把这个报班起来再说, 虽则开始就知道有不少客观的困难。”[12]

在离开香港, 回到上海之后, 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陆续发表了关于怎样办《生活日报》的文章, 包括以下几点:绝对公开、什么背景、广博的言论、统一性、广泛性、研究化、文字大众化以及销数。对《生活日报》作出了更加全面详尽的勾勒, 而这些思路和想法也是在香港践行自己理想之后, 通过实践经验作用而日臻完善的。

三、对社会的反作用

《生活日报》在香港共出版55天, 共55期, 日销量为两万分。这比当地的日报五六千份的销量好了很多, 但是与《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相比, 销量就相去甚远。资金问题造成出版工作十分艰难, 以及香港的印刷技术和交通运输的不便, 同时香港离救亡运动的中心太远。所以在香港办报已经无法满足当时邹韬奋的办报目标, 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自动停刊。

在这55天的办报活动中, 《生活日报》不但及时报道了时事新闻, 而且起到宣传联合战线的作用。刘少奇考虑到邹韬奋所办刊物的巨大影响力, 化名莫文华去信表达中共的抗日救亡策略。而邹韬奋联合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在《生活日报》上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也进一步推动了联合战线的形成, 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回复。

1936年6月间, 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 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的机会, 公开反蒋, 成立西南联军。南京方面意见不一, 又一次内战可能爆发。期间,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先后来到广州, 并专门约见邹韬奋面谈。邹韬奋在交谈中, 申明自己的立场, 那就是坚持联合战线、一致对外, 反对内战的爆发。对西南问题, 在《生活日报》上相继发表社论, 恳切坦诚地晓之以理。在全国的舆论呼吁中, 蒋介石也采取了软办法, 此时和平解决, 陈济棠下台, 内战没有发生。

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最后一期上发表了《五十五天的工作经验》, 提到了这次办报活动, 对当时救亡运动的作用:“虽然现在民族危机一天天深重, 而全国大规模的团结抗敌, 还没有眉目。但是全国的人民大众, 却已一致觉醒, 要求联合救亡, 实行抗战, 已再也不能等待。本报所提出的抗战主张, 得到大多数读者的同情, 本报所讨论的联合战线问题, 引起更方面人士的注意, 这就是证据。在全国人民这一个共同要求之下, 我们的当局 (实指国民党当局) , 如果仍旧不抵抗, 或者口头说抵抗, 而实际却降敌, 就会遭民众的唾弃。政府当局要是为民众唾弃, 即使有百万雄兵, 也不能避免内部的崩溃。这是眼前最明白的教训。相反地, 要是政府和民众, 各党和各派, 一致团结起来, 抗敌救国, 不但中国决不灭亡, 而且民族复兴的前途, 是有确实把握的。”[13]

可以看出, 《生活日报》对团结御侮, 一致对外,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做了先进的阐述和宣传, 对挑起内战, 对妥协让步, 对投降主义, 都做出了批判。在广大读者中澄清了许多问题, 对抗日救亡起到了影响和作用。

《生活日报》是特殊时期、特殊历史环境和特殊物质条件下的产物, 是邹韬奋日报理想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践行, 它体现了邹韬奋的一些办报理念,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但是在客观条件的束缚之下, 这份日报只能说是邹韬奋理念的半成品, 是邹韬奋报刊理想与实际条件相互作用、相互妥协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邹韬奋.波动[N].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2号, 1936-8-23.

[2]邹韬奋.经历[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158.

[3]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N].生活日报, 1936-07-31:55.

[4]邹韬奋.经历[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174.

[5]邹韬奋.经历[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171-172.

[6][7][8]署名本社同人《.生活日报》创刊词[N].生活日报创刊号, 1936-06-07.

[9]穆欣.邹韬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197-198.

[10]署名韬奋.生活星期刊[N].第一卷第13号, 1936-08-30.

[11][12]署名编者.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N].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3号.

韬奋精神 第9篇

对于邹韬奋这位政治活动家、出版家的研究来说, 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作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个民主战士, 邹韬奋不同于理论家或思想家, 他的思想注定是不具有完整性的零散的观点和主张。所以, 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 我们仍然可以认定邹韬奋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在这个前提下, 来探讨流亡经历对邹韬奋思想体系建构的影响。

社会实践与思想体系构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事实上, 邹韬奋貌似零散的观点和主张之间必然存在某种逻辑上的关联, 因为这些思想都是建构在其个人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 仅从社会实践和思想渊源这条脉络, 我们不难发现邹韬奋思想中诸如民主宪政、新闻出版、经营管理等各个不同侧面之间其实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选取邹韬奋人生中独特的流亡经历这个切入点, 通过论述流亡经历对邹韬奋思想体系建构的影响, 来理解其个人思想体系的背景和土壤, 揭示他思想体系的渊源部分和相异与他同时代人之处。

一、邹韬奋的六次流亡经历

研究韬奋的流亡经历, 首先有必要对其流亡经历进行一个脉络的梳理。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 韬奋自述中所述的六次流亡经历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为:

1. 第一次流亡:1933年 (39岁)

7月14日, 因人身安全不保, 被迫流亡国外, 是为第一次流亡。8月7日, 到达意大利威尼斯后, 到瑞士、巴黎。在伦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4年2月, 考察了法、比、荷、德等国。同年7月, 对苏联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1935年, 赴美考查。同年8月回国。

2. 第二次流亡:1936年 (42岁)

1936年3月, 邹韬奋受国民党反动派威胁, 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筹办《生活日报》。这是第二次流亡。6月7日, 《生活日报》在香港创刊, 同时办有《生活日报星期增刊》。7月31日《生活日报》宣布在港停刊, 迁移上海继续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留港出版。

3. 第三次流亡:1937年 (43岁)

11月13日, 上海沦陷。同月27日, 在潘汉年等共产党人的安排下, 乘船赴港。然后, 经广西, 过衡阳, 前往武汉。这是第三次流亡。

12月16日, 在汉口续办《抗战》三日刊。拜访周恩来。

4. 第四次流亡:1941年 (47岁)

1941年2月25日, 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全民抗战》, 只身离开重庆, 秘密出走香港。这是第四次流亡。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12月7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 日军进攻九龙, 《大众生活》被迫停刊。

5. 第五次流亡:1942年 (48岁)

1942年1月, 与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一起被共产党营救出香港, 转移到东江游击根据地。这是第五次流亡。

2月, 国民党已密令通辑邹韬奋, 49月, 隐居在梅县江头村。隐居期间, 左耳患病。

6. 第六次流亡:1942年 (48岁)

1942年9月27日, 离开江头村, 经国统区、敌占区, 历时半个月到上海。这是第六次流亡。11月, 由中共组织, 到苏北解放区考察。

二、流亡经历对邹韬奋思想体系建构的影响

1. 对于个人思想品质的影响

面对多次流亡, 邹韬奋始终勇往直前, 经受住种种严峻考验与磨练。1935年8他流亡国外归来后, 在7年时间里又经历了5次流亡和一次牢狱之灾, 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颠沛奔波于香港、九龙、武汉、东江、苏中等地, 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 思想更趋成熟, 意志愈加坚定, 追求真理精神愈加顽强。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疯狂迫害, 韬奋没有屈服, 没有丝毫的怯懦, 而是继续肩着他那如椽的大笔, 愈战愈勇。

2. 对于编辑出版思想的影响

(1) 韬奋的出版活动有流亡经历烙印, 通过查阅雷群民《韬奋与出版》附录“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出版的图书目录”能察其走势与特征。一端是文化普及与思想启蒙书系, 印量较大, 当时的影响也大, 另一端是介绍西方文化的译作, 这与其流亡经历尤其是海外流亡经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韬奋流亡经历的体验“时常被氤氲成一种感觉与气象, 它流淌在图书策划、编辑、设计、印制过程之中, 包括文稿内容的调度、剪裁, 封面、版式的设计, 有着许多讲究”。开拓的眼界、丰富的见识使得韬奋的编辑出版洋溢着新鲜的气息, 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2) 重视海外发行的推进。韬奋在流亡海外和香港的过程中, 广泛接触各界华人华侨, 了解他们的需求, 因此对海外发行十分重视。早在生活周刊社时期就设立书报代办部, 海外华侨委托代办书报。后来成立的生活书报代办部的工作都归邮购科办理。当时约五万邮购户中, 海外往来的以南洋群岛的华侨最多, 此外还有来自西欧和美国、加拿大等地的。1936年韬奋被迫作第二次流亡, 还在香港办了一家安生书店, 把上海的进步书籍带到香港。

(3) 通过环球考察和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进一步成熟了出版自由的思想。正如韬奋在流亡苏联时所著文章中说:“关于出版自由, 就各国的现实情形说, 大该不外三种现象, 一是在法西斯的国家, 实际只替少数特权阶层说话。种是号称民治政治的国家, 尤其的是英法两国, 这些是多党政治, 大规模的言论机关当然也由少数特权阶层所掌握, 但在某些范围内还许一小部分出版自由。还有一种便是苏联的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为大多数人所享有。由此可见, 通过流亡考察, 邹韬奋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而愈发成熟。

3. 对其经营管理思想的影响

邹韬奋根据在国外考察所得的启示, 对生活书店实行了许多革新, 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的组织, 提出“财产归集体所有, 盈利归全体”, 在事务管理上, 提倡民主集中制, 邹韬奋还根据考察的体会, 尽力改善职工生活, 选择“民主办社”的方针, 在当时是一种先锋意识, 一方面原因是韬奋曾考察过苏联的文化企业, 有意学习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原因是韬奋早年培植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

4. 对其新闻评论思想的影响

韬奋的阅历不仅限于书斋, 还扩展到社会生活, 时代风云, 与他的旅行生活有机地协同, 构成一种时空转换。尤其是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互观察, 构成了他精神生活中的“蒙太奇”, 这种“夹心饼”式的现实文化冲击与经典文化熏染, 很容易培育出一种非凡的识见, 寻觅到一条思想岩缝里的捷径, 由此去攀援时代精神的绝壁, 而心智的“淬火”和磨砺的形式是批评生活, 包括自身的评论写作与社会批评策划, 韬奋的出版生涯中批评的勇毅与果敢是近代文化史中最令人钦慕的。

5. 对其民主宪政思想的影响

韬奋先生在海外历时两年多, 精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实地考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他认为要彻底解决“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问题, “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 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 (《萍踪寄话三集牟言》) 从他对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来看。他的思想的发展开始走向成熟。

邹韬奋经历的6次流亡和一次牢狱之灾, 使邹韬奋一方面加深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共产党的好感, 另一方面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封建法西斯专政面目, 从而对改良主义的道路彻底绝望, 将其民主政治的选择和自由理想的追求最终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党的一边。

三、结语

揭露贪官，邹韬奋拒收“封口费” 第10篇

对此，著名报人邹韬奋在其主编的《生活》周刊上报道了王伯群的丑事，还配发了评论。引起社会热议，谴责纷纷。王伯群以官位权势吓人，写信指责《生活》周刊诬蔑其人格，并为自己辩解，谓自己一向生活俭朴。邹韬奋不怕权要，毫不畏惧撰文给予反击。

这时，《生活》周刊又收到了读者陈淡泉来信，大意谓：王伯群趁负责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上海大夏大学教学楼营建的机会，将婚房交营造商一并建造，将公款混用于私宅，要求《生活》周刊调查揭露。

其时，邹韬奋还听到各方关于王伯群贪污嫌疑的呼声，于是派记者明察暗访得知，王氏的豪华婚房造价总计近50万元，装修布置费尚不在内，而王伯群只付了约18万元，大部分算在了公家账上。为力求精确，邹韬奋特地邀请了一资深可靠的评估师去现场观测评估，结论是，全部造费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邹韬奋决定在《生活》周刊发表调查结果，并刊登充分显示豪宅规模宏大、材料考究的5张照片，公开其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的丑行。

王伯群闻讯后又气又急，冥思苦想后决定“花钱消灾”，派亲信两人去见邹韬奋。

这两人本与邹韬奋熟识，寒暄几句过后话入正题：“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补助上海各大小报馆。他平时最喜欢看《生活》周刊，情有独钟给《生活》补助10万元，属最多的一家。”韬奋当然明白对方来意，推辞说：“众所周知，《生活》是民间同仁入股办刊，向来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来人又做第二拨攻势道：“邹先生既然不受官方补贴，这10万元就算是王部长投资刊物的股金吧。”邹韬奋再次挡了回去：“王部长属政府官吏，若接受其入股，有违股份公司章程。”

两人心有不甘，喋喋不休又是劝又是央求邹韬奋收下，不然回去交不了差。韬奋莞尔一笑，将了对方一军：“这样吧，王部长既然如此的慷慨，那就把钱捐赠给仁济堂，用以赈灾救难，我现在就可通知他们来人办理捐款手续。”这两人哪敢答应，推说“待回去请示”，溜之大吉。

8月15日，《生活》周刊6卷第34期上，刊出了读者陈淡泉的来信，邹韬奋配发的“编者的话”中，公告了王伯群贪污公款营造婚房的真相，包括记者与特约评估师调查经过，婚房占地、规模、楼层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地价、造价等，让人一目了然，确信无疑。

邹韬奋的无情揭露鞭挞，令王伯群狼狈不堪，成了众矢之的，为缓和舆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案，迫使王伯群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