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论文

OECD国家论文（精选10篇）

OECD国家论文 第1篇

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和支出规模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和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取决于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同时也取决于包括政府职能和政策的变化,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在内的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利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数据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收入越高、开放程度越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宏观税负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和税负比重呈正相关关系。

进入80年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和支出规模的增长放慢了许多,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1]。与此同时,税收结构的变化却没有停止,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先进的税收征管技术,出现了对新的更复杂的税种的执行和管理手段。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加强,以及各个国家对增强其自身竞争力的需要,使得这些国家逐步降低甚至取消了对关税的依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这些国家自身的税收构成。而OECD国家由于其整体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研究税收结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OECD国家1995~2009年由于经济增长和其他原因而使得税收结构发生的变化情况,并找出使其变化的原因。这些税种包括所得税、商品税、社会保障税和其他税种。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总结了税收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对西方国家从自然经济到现在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第三部分对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简单的阐述。第四部分建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并根据估计结果对OECD国家税收结构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总结。

二、发达国家税收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

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结构经历了以直接税为主体,到以间接税为主体,再到以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为“双主体”并重的发展过程。税收收入结构是随着人均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化的。

在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税收收入以直接税为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都不高,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而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是基本且主要的生产单位,征税点十分分散。政府无法从其他方面征收足够的税收,只能以土地、人口等外部特征明显的生产条件为课税对象,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进行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和户税等直接税,才能保证收入的充分和可靠。这些相对简单原始的直接税,大部分是按照课税对象的外部特征来规定税额的,如人头税是按照家庭人口数量来进行课征的,土地税是按照纳税人所拥有土地的数量来进行课征的。根据Salanie的考证,西方国家最早的税收是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所征收的农业税,农民按照所收获的农作物的一定比例向国家纳税,除此之外还要提供劳役。在此之后,农民一直是主要的纳税人。在奴隶社会后期,雅典和罗马还对出售土地和奴隶的所得以及进口的商品进行课税,同时还试图对资本和财产课税,但多数以失败告终,税收收入的主体仍然是原始的对生产条件进行课征的直接税。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大量的产品作为商品涌入市场,出现了新的可供课税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西方国家奉行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的制定主要遵循中性原则,以追求经济效率作为税收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一方面对国内生产和销售的消费品征收国内消费税,另一方面,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国外制造和输送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这一时期的税收收入结构一般是以关税为中心,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例如,英国1750年的税收收入为750万英镑,其中关税和消费税这两项直接税收入达到了500万英镑,占到税收收入的67%,而财产税、土地税等直接税合计只有220万英镑,只占税收收入的29%。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逐渐暴露出了以关税为中心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性关税成了制约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不利因素;同时,对生活必需品的课税虽然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但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增加并提高了物价水平,从而引起人民的反抗,不仅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也满足不了战争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个人和公司所得税额的稳定上升,形成了更为丰裕的税源,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则促进了西方各国建立以所得税为税收收入主体的税制结构;另外一些国家(法国等)则建立了以现代间接税(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同时,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进而使得社会保障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中,1945美国年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在内的直接税收入在政府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83.7%,远远大于间接税[2]。在以现代间接税为主的国家方面,自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开征增值税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征收增值税。到2008年,世界范围内已有143个国家开征了增值税;在OECD的30多个成员国中,只有美国仍未开征增值税,依然征收销售税。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到滞胀的困境中。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的公平,但是过高的所得税通过抑制纳税人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积极性进而抑制经济增长的弊端显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多数西方国家接受供给学派的观点,再次把税收政策制定的目标向经济效率倾斜,各国先后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税制结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开征了增值税并逐步扩大增值税的课征范围[3],进而形成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现代直接税和以商品税为主的现代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收收入结构。

三、OECD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税制变化

在1995~2009年的样本区间内,OECD国家都有着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图1是17个OECD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的变化曲线。除了在20世纪初以及2008和2009年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他时间都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增长。这些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从1995年的2.63%上升到1997~2000年的约4%,2001~2003年,这些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又下降到2%以下,而2004~2007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又达到了超过3%的高速增长。由于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普遍的经济衰退,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1995~2009年间,整体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38%。个别国家,如希腊、卢森堡和冰岛有着超过3%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卢森堡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4%。同时,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和瑞士的平均增长率还不到2%。其中,意大利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仅有0.93%,不足1%。虽然如此,从总体来看,以GDP增长率描述的上述OECD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保持一种强劲的增长。

在1995~2009年间,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与之前几次大规模的税制结构变迁相比,这期间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从大的格局上看,仍然保持了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表1比较了各国主要税种占总税收收入的变化情况。

首先,从总体看,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比重有所上升,商品税和其他税收比重下降。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税收结构变化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等6个国家的商品税比重有所提高,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瑞士,商品税比重提高了13.02%;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6个国家的所得税比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美国,所得税比重下降了接近10%;奥地利、丹麦、芬兰等6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比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瑞士,社会保障税比重下降了15.33%;法国、冰岛、意大利等8个国家的其他税比重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挪威,其他税比重上升了接近6%。

其次,从国家的角度看,不同国家税收结构的变化具有各自的特点。在税收结构的变化方向上,大多数国家以商品税为主的直接税比重下降,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的直接税比重上升,两者直接有明显的相互替代。但是也有一些国家表现出了差异,例如:芬兰的商品税占所得税比重有相对大幅度的提高,社会保障税和其他税收的比重则大幅下降;而美国税收结构的变化方向则正好与芬兰相反。在变化幅度上,大多数国家单个税种占总税收比重的变化幅度都在5%以下,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税收结构,但也有一些国家税收结构的变化幅度比较大,冰岛、瑞士等国家个别税种的变化幅度超过10%,西班牙社会保障税比重的提高幅度甚至接近20%。

数据来源:OECD Revenue Statistics。

四、经验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一般而言,税收结构的变化分为三种。第一种来自于理想化的税收理论,政府努力使税收系统变得更好,在理想化的税收理论中效率和公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二种是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影响到不同的税基,而改变了各税种的比重;第三种与政治经济学有关[4],是执政者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影响到税收。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把焦点放在对财政结构有重要代表意义的税收结构上。收入的增长对不同的税种影响也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假设一个只有A和B两种税收的税收系统。他们占税收总量的比重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τa为税种A占税收总量的比重,A是税种A的税基,ta是税种A的税率。两个税种的税基A和B都是Y的函数,T是税收总量。两税种的税收比重之和为1,所以两税种的税收比重只与税率、税基有关,而税基与收入Y有关。可得下式:

对于给定的税率,税收比重的变化取决于税基的变化。因此,收入的增加会影响不同税种的税基,进而影响税收结构。由于税率会由于税制改革(包括国际贸易改革)或者政治原因而外生给定,这里我们只研究收入(GDP)增长与税收结构的关系。

基于方程(1)-(3)所描述的收入、税基和税收比重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税收收入弹性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对17个OECD国家1995~2009年间经济发展对税收结构的影响做进一步的经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AXit代表国家i第t年在方程税种收入占税收总量的比重。GDPcapit代表人均GDP;CFit代表社会总资本形成;TEit代表旅游支出;TIit代表旅游收入;Eit代表失业率。βit作为解释税收分成对各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的系数。准t用来描述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政策变量,εit描述的是随时间变化的非系统因素,且εit是独立同分布的。

跨境旅游的收入和支出占总出口的比重可以用来控制一国的税收输出行为。一般来说,能够吸引大量外国游客的国家倾向于依靠普通的消费税,因为国际旅游支出的税收很容易输出。以社会总资本形成来衡量社会总资本存量变化对税基的影响。同样的,失业率可以用来衡量所得税税基变化的影响。最后,用一个动态的虚拟变量来衡量1995~2009年之间样本普遍实施的税收和贸易政策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之所以说它是动态的,因为它用与每一年相对应的数字来代表这一年,本文以这种形式用来捕捉广阔的税收和贸易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二)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首先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选用LLC(Levin-Lin-Chu)和FisherADF两种方法检验各收入水平国家的税收水平和人均GDP对数是否存在单位根过程。其中,LLC检验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即假设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common unit root process);Fisher-ADF检验为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即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

从表2中可以看出,商品税、其他税、旅游收入比重和旅游收入支出变量均水平平稳,所得税、社保税、社会总资本形成和失业率水平值均不平稳,但都是一阶平稳的。

注:表中数值为检验结果,括号中数值为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二)计量结果及解释

表3给出了固定效用模型的回归结果。各国的经济增长对税负构成的影响是混合的。从表3中可以看出,人均GDP对社会保障税比重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但是系数很小,影响程度不大。这说明人均收入对税收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太大影响,而从下面各变量的情况来看,税收结构的变化更多的受到经济结构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制约。

失业率对各税种比重的影响也多不显著,只有对其他税收占税收总量比重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OECD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信用消费制度削弱了失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所以失业率对主体税种的影响不显著。

旅游收入和旅游支出对税收结构呈现出反向的影响,旅游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商品税比重的上升和社会保障税比重的下降,而旅游支出对这两个税收比重的影响则是相反的。能够吸引大量游客的国家很容易造成商品税的输入,而国内公民的大量境外旅游行为也同样会造成商品税的输出,减少本国商品税收入。

注:表中数值为回归系数,括号中数值为t值。*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社会总资本形成对商品税和所得税的影响是反向的,资本形成量的增加降低了商品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所得税的比重。这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减少了人们的工资收入,进而减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资本收益增加带来的所得税收入增加的幅度明显大于工资收入减少带来的所得税收入减小的幅度。

政策变量体现了一个国家对经济的态度,政府对消费的抑制和对投资的鼓励造成了政策变量对商品税的显著负向影响和对所得税的积极促进作用。而社会保障税的增加则体现出了政府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对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视。

五、结论

从OECD国家税收结构的平均变化幅度来看,1995~2009年样本国家各税种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变动幅度不大,说明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税制结构改革已基本完成,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目前处于稳定状态,“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已基本形成。

从经济发展对税收结构的影响来看,虽然经济发展对税制结构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税收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对税收结构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的是代表经济发展结构的旅游收支、失业率和资本形成等变量以及代表政府政策取向的政策变量,并且这些影响因素对各税种收入比重的影响是分散的。也就是这些经济变量对税收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对与这些经济变量直接相关的个别税种收入的影响上,OECD国家税收结构的大规模调整阶段已经结束。

摘要：本文分析了19952009年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用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对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而旅游收支、失业率和资本形成等代表经济结构的变量以及代表政府政策取向的政策变量对税收结构的影响显著。从总体来看,OECD国家的税收结构目前处于稳定状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税制结构改革已基本完成,"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已基本形成。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双主体”税制结构

参考文献

[1]Abizadeh,S.:Tax ratio and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Malayan Economic Review,1979,(1).

[2]Shin,K.: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ax ratio[J].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9,(5).

[3]Messere,K.:The tax system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8.

OECD主要国家软件业发展概况 第2篇

美国 84492 103.91 1705. 9 2.1 155.5 18

日本 约3700 约33 约570 -- 0.82 11.4

英国（19） 65000 35. 377.46 1.2 16.2 15＊

法国（） 8697 6.69 66 0.4 3.58 10.8

德国（年） 40多＊ 3.85 154 -- 81 10.4

意大利（1999年） 4 20.68 33 0.3 -- 10.9

加拿大（19） 16216 17.37 95.17 2.0 49.66 20

爱尔兰（1999年） 822 2.50 84 9.0 72.4 --

注：1、由于OECD尚无各国软件业生产和出口统计数字，而且美国产业普查每5年才进行一次，故此表是根据各国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方数据编制而成。2、德国软件企业仅指大中型企业。

七、加拿大软件业概况

据加拿大政府19的调查报告，该国年软件业产值95.17亿美元，占当年GDP2%，而且自1995年起，软件产业年增长率达20%。全国拥有16216个软件企业，从业人员17.37万人。

该国软件企业绝大多数属小企业，91%的企业雇员不到10人且营业额少于17.24万美元。全国前100位软件公司的产值占全国软件产值的71%，且占全行业雇员总数的47 %。从地理分布看，该国软件企业的71 %集中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

由于众多软件企业都属小企业，因此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其经营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软件企业中有销售联盟关系的占35%，有产品开发联盟关系的为17%，市场联盟的16%，以及研发联盟关系的有13%。战略结盟的伙伴主要是同行业内的企业，此外还有信息技术产品制造商和产品分销商。

像加国其他行业一样，由于邻近美国这个大市场，73%的软件企业向美国销售产品，而且大企业中87%向美国出口软件产品,44%的企业向英、德、法、意四国出口。68%的中小企业也直接向美国出口软件产品。总之，该国软件业收入的48%来自本国市场，39%来自美国，5%来自欧盟四国，其余收入来自亚太地区等。

年，加拿大软件业占全球计算机软件及其服务业份额的2.5%，其长远的目标是在该领域获取全球5%的份额。为此，加政府确定将电子商务作为今后软件研究的重点，制定了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加强在电子商务领域加密和安全保障软

如何面对OECD的“盛情” 第3篇

“这个岗位是我一手建的，但是我的工作是淡化自己的作用。”何伊兰指着其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驻中国代表处。

三年前，何伊兰作为OECD的中国首席代表，被派往中国常驻。现在，她仍然一个人负责所有的联络工作。最近，她刚刚接待完OECD秘书长古利亚对中国的访问。

近几年，古利亚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古利亚的前任曾对记者说，中国加入WTO之后，下一个要加入的国际组织就是OECD。如今10年已经过去，此事仍未摆上中国政府的日程。古利亚在2010年和2011年，两度就中国加入OECD议题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

最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OECD目前与中国商务部就建立更为长期的合作关系进行讨论。“有时候，见面解释和交谈，比仅仅是邮件和电话要方便得多，”她说，“OECD也需要来自中国的反馈，知道更多当地的政策信息。”

“当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相应的OECD委员会非常熟悉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何伊兰说，“就好像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和OECD，彼此极为了解。”从16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的何伊兰，戴着从后海买来的红木耳坠，搭配中国式样的红衬衫。当被问及为什么想要来中国，她回答“我实在是太喜欢中国的汉字了。”

OECD成立于1961年，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其成员已扩大至34个。由于发展之初，是由世界上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组成，OECD在国内难以摆脱“发达国家俱乐部”和“强国俱乐部”的称号。

近年来，OECD在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2011年3月，秘书长古利亚在北京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OECD开放并已做好了准备，随时欢迎中国申请加入。与此同时，也与中国进行着日益紧密的合作项目和活动。何伊兰也表示，OECD不再只是一个只为自己成员国服务、以发达国家利益为重的组织，“OECD在日益增强其与非成员国的联系，”与中国的合作就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积极主动”的接触策略

OECD与中国的合作是广泛而具有渗透性的。何伊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在税收和科技政策两方面与OECD有密切合作，且中国还在国际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担任副主席国。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非常设交流项目。“OECD的不同项目与中国政府的相应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古利亚说，这些领域“包括农业、政府治理、教育、农村发展、监管问题、教育、公司治理、土地拓展等”；此外，OECD和中国在反腐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加入到了OECD反腐败的工作组。”

在G20会议中，经合组织与中国在贸易和防止贸易保护方面之类的议题上有很多的合作，另外还涉及投资、资本流动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市场等领域。

“类似的领域还有很多，”古利亚说，OECD还提供各项合作的可行性，这些合作包括能源市场、金融市场和食品等。“我们非常主动，我们将会与农业部长会面，我们也与G20主管劳工的官员进行了会面与合作。”

“每一天我们都能找到新的合作领域，我们也为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合作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希望能够在将来继续保持这种积极的合作关系。”古利亚对《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说道。

何伊兰向本刊记者介绍说，OECD将强调五个领域的工作，这与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的很多策略不谋而合。

首先是微观经济政策；其次是“绿色增长”；第三是民生问题——OECD在这方面比较擅长，比如教育、健康、劳工政策、社会安全，公共政策的平等化等；第四是竞争的客观性，包括竞争法和竞争法的执行，也包括监管体系的改革；第五是塑造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竞争的准则与标准。何伊兰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有逐渐增多的对中国的期待，OECD可以帮助中国逐渐靠近国际标准。

目前，OECD与中国的合作大多数是项目制，虽然频繁且广泛，但是缺乏可持续性。何伊兰表示，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可以全面参与更多的合作项目，“而不仅仅是我们来到中国，组织一场讨论会。”

加入OECD的利与弊

当OECD向中国敞开大门时，中国对加入OECD却显得不那么积极。据《财经国家周刊》拿到的一份2011年OECD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列表显示，在巴西、印度、中国、印尼、和南非等五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中，中国“全面参与”的项目只有一个，而巴西有4项，印度2项，印尼3项，南非作为成员国，则有5项。而担任“常规观察员”的项目，中国有5项，巴西15项，印度11项。

何伊兰说，尽管与中国合作已超过15年，印度仅有短短几年，但OECD与印度的合作更广泛，且发展很快。

中国为什么迟迟不愿与OECD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既有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也有OECD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OECD对成员国的一些规定和要求，中国目前还无法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OECD成员国对于官方发展援助(ODA)有明确的规定：不低于GDP的0.7%，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此外，OECD下属的国际能源总署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中国希望在能源政策方面更为自主。

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专家王朔说，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上，加入OECD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约束。

二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陈凤英说，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话语主导权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崛起，这无疑影响了OECD的分量。古利亚也提到，OECD的很多成员国，目前都背负着很高的财政赤字，甚至大于两位数。“这些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古利亚说，这使得加入OECD对中国的吸引力不足。

三是国际机构的增多。陈凤英说，以前OECD在宏观政策的协调方面做得较好，每年会出统计表，包括宏观经济、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方面。但是目前类似的经济组织不断增多，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组织内部都有中国人担任高层领导职位，因此合作更为容易。与此同时，G20的功能得到广泛认可。OECD不再是单一的选择。

而OECD仍积极说服中国加入。

OECD国家论文 第4篇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反思教育系统的方方面面:招募机制的质量;教师如何被监督并获得哪些教育和支持;教师的报酬如何构成;如何提高表现不佳的教师的绩效;如何发掘最好的教师。

为了帮助各国政府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OECD与美国教育部、教育国际于2012年3月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教师大会”。表现最优的教育系统的教育部长、工会领袖和教师领袖们汇聚纽约, 交流、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

一、培养21世纪的教师

1.21世纪的教师与过去有何不同

在许多国家, 拥有高学历的人口数量正日益增加。但是, 在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产出越来越多受过相同教育的人已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在过去, 教师期望他们所教的内容能够延续学生的一生。而今天, 个体能够在谷歌上获得知识, 大量常规认知技能正被数字化或外包, 教育系统必须更加强调让个体成为终身学习者, 能够进行复杂的思维, 并能够完成计算机不能简单代替的复杂工作。这要求学生不仅能够不断应用知识, 而且要不断学习、成长, 找到他们在飞速变革的世界中的位置。

这一变革对教学、教师、学校领导、教育系统有着深远影响。过去, 政策关注点是教育提供, 而现在关注教育结果;过去, 是传递现有的知识, 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一线教师需要不断应对学生拥有的知识;过去, 教师只需停留在课堂, 他们非常明确要教什么, 现在, 最先进的教育体系为学生设定了宏伟的目标, 需要培养教师并提供给他们工具以构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过去, 不同学生用相同的方式教, 而现在教师需要用差异化教学实践来包容学生的多样化;过去的目标是标准化和一致性, 现在则强调独创性和个性化教育体验;过去是课程中心, 而现在是学习者中心。

因此, 21世纪的教师必须成为高水平的知识工作者, 不断提高他们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发展。为了吸引这些知识工作者, 教育系统需要转变领导和学校的工作方式, 提高教师的地位、工资水平、专业自主权和发展机会, 同时开发有效的教师评估系统, 为教师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并使教师职业生涯多样化。

2.21世纪对教师的要求是什么

21世纪对教师要求非常高:需要精通所教学科, 需要改变教学方法使学习效果最大化;需要拥有丰富的教学策略, 能够将各种方法结合, 知道如何以及什么时候使用特定的方法和策略;能够向学生提供个性化反馈;尤其重要的是, 需要深入理解学生如何学习, 也就是学生的动机、情感以及课堂之外的生活;需要以高度合作的方式, 与其他教师、专业人士、同一组织的准专业人士、其他组织的个体、专业社区网络以及不同的伙伴 (可能包括指导教师) 一起工作;需要具有很强的技术技能, 将技术作为有效的教学工具, 并使数字化资源在教学中的使用效果最大化, 同时使用信息管理系统跟踪学生学习。

教育这个生态系统需要同时吸收四个方面的资源:被科学 (研究和评估) 激发的创新和知识, 被企业 (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激发的创新, 被实践者: (教师, 学校主管) 激发的创新和知识, 被用户 (学生、家长和社区) 激发的创新。

21世纪教师培养课程必须考虑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

3. 如何实现21世纪教师的供需平衡

当前, 许多教育系统面临如何招募高质量毕业生成为教师的挑战, 尤其在师资短缺领域。这些毕业生一旦被聘用后, 又如何留住他们?各国是如何成功实现高质量教师的供给与需求平衡?

教师的供需问题非常复杂, 维度也多, 因为它反映了教育系统面临的几个内在相互联系的挑战:如何扩大合格教师储备?如何解决特定学科的师资短缺问题?如何招募教师到最需要的地区?如何以公平有效的方式分配教师?如何留住合格教师?

各国政府应该在两个层面做出政策回应:其一是关心教学行业自身的特征和教师的工作环境。这些政策的着眼点是提高教师行业的整体地位与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其二是对特定类型的教师短缺做出更具针对性的回应与激励。

招募高质量毕业生成为教师 (尤其是在短缺领域) 并留住他们, 这是教育系统普遍面临的挑战。2009年PISA评估显示, 有接近20%的15岁学生就读的学校, 学校领导认为合格的数学或科学教师缺乏阻碍了学校的教学。在一些国家, 有一半以上的学校领导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OECD所提出的应对这一挑战的原则如下。

第一, 清晰、简洁地描述教师所应了解的内容以及特定学科领域的需求, 对于教育系统非常有益。这些描述包括学科知识以及如何教学的知识, 这些描述不仅能够指导教师职前培训、教师资格认定、教师的持续评估、专业发展及职业晋升, 还能够反映学校的学习目标以及什么对于卓越教师最为重要。

第二, 在不废除传统路径的同时, 更加灵活的职前教师培训机制对于开辟教师准入的新路径非常有效。职前教师教育、入职、专业发展各阶段需要有内在联系, 以便为教师创造一个终身学习框架。在一些国家, 教师被招进大量专业化教师教育学院, 准入门槛较低。在有的国家, 教师教育在少量大学, 准入标准相对较高。

第三, 实施竞争性工资和其他激励, 提高就业预期并使教师构成多样化, 同时给予教师作为专业人士的更多责任是吸引最具天赋的教师到最具挑战的课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积极的招募行动能够强调教师作为专业人士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特征, 也可以吸引那些没有考虑从事教学的人群加入教师行业。

第四, 不能期望职前教师教育能为教师应对所有挑战做好准备, 高质量的专业化持续发展对于确保所有教师能够满足多样化的学生需求非常必要。应该有效应用数据来指导改革, 吸引家长参与, 让教师成为积极的专业成长的代表。

二、培养高效的学校领导

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学校取得更大成绩, 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学校在课程设计和资源管理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校领导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人员。那么, 21世纪学校领导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和责任?各国怎样才能成功培养高效的学校领导呢?

1.21世纪学校领导的职责是什么

第一, 支持、评估和提高教师的质量, 这是高效率领导人员的核心工作, 包括协调课程大纲与教学计划、监督和评价教师实践、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支持相互协作的组织文化的建设等。

第二, 制定目标, 进行评估和问责。学校领导需要将教学与外部标准结合, 设定学生的成绩目标, 并根据目标评估学生的进步状况, 不断调整学校计划以提高学生成绩。

第三, 实施战略资源管理。保持战略性应用资源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有利于将学校的活动聚焦于提高教学质量这一目标。有必要对正式或非正式负责管理资源的学校领导进行培训, 使他们有效地将资源与教学目标结合起来。OECD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普遍缺乏相关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培训。

第四, 领导范围已扩大到校园之外。OECD的比较研究发现, 学校领导的重要作用已经扩大到与周围其他学校、社区的合作。学校领导应与其他学校、社区加强合作, 建立网络, 分享资源并共同工作。

第五, 学校领导必须分配权力。随着责任的加重与问责的加强, 学校领导的权力必须有效地在学校内部和不同学校之间进行分配。学校领导需要形成一个网络, 与副校长、代理校长、联合校长、校长助理、职业或技术部门主管、协调人员及有特殊责任的教师共同承担任务。

2. 如何培养未来教育系统的领导

培养高效的学校领导需要明确界定他们的责任, 为他们的整个生涯提供适当的专业发展机会, 并认可他们在提高学校及学生成绩方面的核心作用。

OECD发现以下几点对于培养未来教育系统领导的能力非常有效:

第一, 使用创新办法培养学校领导, 将领导承担的广泛角色、责任及教育目标结合, 使用一些核心技术来实现预期产出。

第二, 培养学校领导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的责任感, 不断提高学校绩效并推动学校持续改进。

第三, 推动教育系统关注学校进步、学生成绩以及提高效率和效能。

尽管有获得培训的机会, 但OECD成员国的学校领导普遍认为自己缺乏与承担工作相应的培训。尽管大多数学校领导的候选者具备教学背景, 但他们在教学创新、管理财政、人力资源方面未必能够胜任。因此, OECD建议学校领导的专业发展支持应具有可持续性, 并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而且能够有效衔接。

OECD税收风险管理综述 第5篇

一、税收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与现代税收管理相结合的产物

风险管理本身是现代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风险管理这一名词，最早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所罗门· 许布纳博士于1930年美国管理协会发起的一个保险问题会议上提出。拉赛尔·加拉尔在1956年的《哈佛商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的名为《风险管理一成本控制的新名词》的文章最早论及风险管理[1]。1986年，由欧洲11个国家共同成立的“欧洲风险研究会”将风险研究扩大到国际交流范围。近2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协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先后颁布了风险管理体系框架或国家风险管理标准。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彼得.伯恩斯坦认为，风险管理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甚至“超越了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方面取得的进步”。[2]

在此期间，许多发达国家的税务当局把现代管理学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税收管理领域，通过更加有效地配置有限的税收管理资源，寻求实现最佳的税收遵从目标。针对这样一个趋势，1997年7月，CFA通过一个名为风险管理的应用指引，对在税收管理领域中风险管理的概念进行了概括性阐述，讨论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实践应用问题，并对在税收管理领域中应用风险管理模型进行了扼要描述。2002年初的CFA战略管理论坛一致同意，各成员国税务官员继续加强合作，分享风险管理经验，为促进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的实践应用，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税收遵从风险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2002年5月，来自OECD成员国的许多税务官员在伦敦召开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CFA税收管理遵从小组论坛。会议研究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交流税收风险管理经验，确定了为税收风险管理实践提供文献指导的策略，拟定了一系列需要研究讨论的课题项目，组建了相应的工作小组，明确其工作范围主要是关注影响中小企业国内税收遵从问题。2004年10月，CFA批准了税收管理遵从小组论坛提供的，题为《遵从风险管理：管理和改进税收遵从》的税收风险管理应用指引。这个指引总结了OECD成员国在风险管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阐述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研究总结了进行税收遵从风险识别和应对等应遵循的一般原则，为将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应用到税收遵从管理实践之中提供了应用框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近二十个国家税务专家参与文献的起草工作。除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用指引之外，2008年，OECD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了税收管理论坛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这些年来，CFA税收管理遵从小组论坛在风险管理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包括：《遵从风险管理：管理和改进税收遵从》、《与因特网搜索工具的发展同行》、《遵从研究项目目录》、《遵从策略目录》、《税务审计选案制度》、《随机审计程序应用》、《一般管理原则：公司治理与税收风险管理》等。经过CFA的批准，这些文件，先后发布到所有OECD成员国。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及实践应用框架

OECD在税收风险管理基本原理及方法论阐述等基础方面，既体现了现代税收管理一般规律，又比较系统地反映了管理学范畴下风险管理一般原理和实践应用要求，其基本点主要有：

现代管理学认为，风险是对组织目标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的不确定性。一般理解为，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完全预测性，而导致在组织实现目标时，遭遇有害结果的可能性。现代税收管理确立的税务机关的根本目标，或主要使命是提高纳税遵从度，即所谓“纳税服务+税收执法=税收遵从”[3]。因此，税收风险主要是指在税收管理中对提高纳税遵从产生负面影响的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税收遵从风险管理根本目的则是税务机关通过运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努力使税收不遵从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内，为税收遵从最大化这一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税收风险管理一个重要的实践价值在于促进税务机关最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管理资源，使得管理措施最终对于缩小税收遵从缺口的规模起到最有效的作用。虽然税务机关都拥有一定的管理资源，但是，要保证每一个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时都能全面履行纳税义务，这些资源又总是不足的。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增长，电子商务的发展，就业模式的变化，合同数量的增长，经营结构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税收策划的商品化等因素，大大地增加了税收遵从风险，也增加了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税收检查及其它遵从干预的复杂性和工作量。全球税务机关正承受着增加税收管理资源的迫切需求。这意味着，税务机关必须将有限的管理资源以最具效率的方式加以利用。也就是，税务机关在资源配置决策时，必须考虑什么是最需要回应的遵从风险，哪些纳税人与这些遵从风险相关，如何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遵从风险较大的领域和群体，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果。因此，税收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税务机关找到确定资源配置策略和遵从目标最大化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税收风险管理模型及流程设计是税收风险管理实践的基本应用框架。税收风险管理理念走向税收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将现代管理学的风险管理一般模型及其流程设计与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相融合，体现在税收管理实践活动中，形成模式化的税收风险管理应用流程。税收风险管理流程是一个结构化的流程，由设计优化的步骤构成，支持税收风险战略管理、风险的分析识别、风险的等级评定、风险的应对处理和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同时，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流程，通过持续改进支持税务机关科学决策。从税务机关整个管理运行体系看，风险管理流程与税收管理业务流程的全面融合，就是构建了一个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税收管理运行体系。纳税人遵从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深层原的多样性导致，什么是税务机关面临的主要风险，哪些纳税人与此相关，以及如何对待这些风险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果等问题的答案日益复杂。税收机关建立一个可执行的税收遵从风险管理流程，能够为持续解决这些问题建构一种系统可靠的运行机制。税收风险管理模型及流程的应用，对税务机关税收管理体制机制的优化和完善，税收管理职能的转变、资源配置策略的选择，以及税收管理方式的改进与转型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税收风险管理流程的运行机理

按照现代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税收风险管理运行机制的主要方面包括：风险管理战略规划、风险识别评定、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风险管理绩效评价。这几个重要环节之间，基于统一的税收风险管理流程，专业分工清晰明确，相互衔接协调有序，持续改进循环发展，共同构成了税收风险管理的运行机制。

战略规划

从整个管理体系的角度看，研究制定是风险管理战略规划是整个风险管理的基础性环节，它是管理层在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时期内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阶段重点、方针策略、主要措施、实施步骤等作出的具有系统性、全局性的谋划。重点是基于对影响税收遵从目标实现的内外部环境、形势进行研究、分析和判断，确定一定时期税收风险

管理战略目标，制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方针策略，规划实施的重点步骤，并为规划的实施提供各种组织、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保障。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税收风险管理流程运转的基础性步骤，其在整个风险管理流程中的主要任务，是基于目标规划寻找税收风险发生的可能领域，识别税收风险发生的具体目标，回答税务机关将面临什么样的税收风险，这些风险与哪些纳税人有关等问题。

风险分析识别的主要路径包括：宏观或战略层面和微观或操作运行层面的风险分析识别。宏观风险识别主要关注不遵从风险行为发生的主要区域、领域、群体等，是微观风险识别的大环境，既为决策规划提供参考，也为微观风险识别提供导向。微观风险分析识别主要基于税收管理的实际操作过程，主要以各种税收不遵从案例等为基础。微观风险识别的成果可以累积为经验、智能和知识，成为验证、修正和完善宏观风险分析识别的重要基础。

宏观风险分析识别主要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税收及相关法律制度、纳税人群体分类以及随机调查等方式进行。通过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来衡量遵从趋势，分析发现遵从水平变化的早期迹象，如，增值税收入和GDP的比较分析，如果GDP变化比增值税收入变化更快，可能意味着遵从缺口在扩大；如果趋势是可比的，则证明总体遵从水平比较好。通过民意调查，对公众的遵从态度和行为趋势进行分析，可以支持战略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策略的改进。通过税收制度的风险识别，可以发现已有制度会造成哪些风险，新的立法或规章制度的执行将会产生哪些风险。纳税人分类是更好了解纳税人的工具手段。以相似特征分类的纳税人有利于更精确地对遵从风险进行识别和分类。纳税人分类一般包括：按规模、按税种、按行业、按法律结构、按企业存续的年份等进行的分类；也可以按照风险类型进行分类，如，电子商务、避税港交易、现金交易、出售股权/股份等。使用统计学方法开展随机抽样调查，可以建立对象选择模型，发现逃税的新趋势或新形式，量化“税收遵从缺口”，归纳出风险发生的规律性。微观层面的风险识别是基于实际操作过程的风险分析，主要是基于各种税收不遵从案例开展风险分析，通过个案或有代表性的案例可以寻找某种风险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涉税信息情报管理是开展风险分析识别的重要基础。广泛采集各种纳税人涉税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存在法律约束。因此，税务机关必须努力通过有效的税收信息情报管理，来满足税收风险分析对数据的需求，同时，又不会因此给信息提供者增加不适当的或非法的负担。风险识别的信息来源于税务机关内外部两个渠道。内部信息来源主要包括：纳税人报送信息以及相应的数据挖掘，对纳税人开展随机审计，在局部地区开展的试点调查，基层一线人员提供的信息报告，开展讨论会以及经验交流会，税务机关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同一部门内部不同岗位之间涉税信息情报的分与享交换等；外部信息来源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新的立法、研究机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其它组织等。

评级排序

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不是所有风险都需要加以解决的。有些风险可以规避，有些风险可以容忍，而那些对组织战略目标实现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则必须以科学理性的方式积极加以应对。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风险估算以及风险等级确定的必要性。风险评级排序环节在风险管理流程中，就是对已识别风险进行等级估算和排序，帮助税务机关确定哪些纳税人是必须优先应对。它是风险识别与风险应对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

为科学确定风险值，即，对风险事件进行风险量化估算，必须建立正确的风险等级评估框架。风险值的大小主要与事件发生的概率（可能性），以及事件发生将对税收遵从目标产生的负面后果两个要素相关，即，风险值=事件概率×风险后果，其中，风险值高意味着高风险，风险值低意味着低风险。

风险事件描述是分析风险发生概率和可能产生后果的基础环节。风险事项描述包括静态风险描述和动态风险描述，前者主要关注纳税人是谁，身份特征、所属行业、风险类别如何等；后者主要关注纳税人做了什么，是少申报还是虚假记录等。

风险发生概率和产生后果的测算需要理性技术，也需要经验手段配合支持。其具体方法是多样化的。运用推理统计，依据随机抽样纳税人，可以测算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多少。通过经验直觉，也可以作出概率判断，如，跨国交易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机会，跨国交易税负常常低于国内交易的税负，因此，跨国交易的风险概率一般高于国内交易。再如，小型建筑公司倒闭，欠税不交，接着原班人马又开立一个新公司，相关联的新老企业组织结构相似而且一般董事也是相关人，这类公司的风险概率相对较高。风险产生后果估算也可以运用推理统计、数据分析及经验直觉判断等方法，应视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如，大企业缴纳绝大多数的公司所得税，其税收风险产生的后果很严重。不过，运用统计方法对大企业进行风险后果估算，很难找到可比物，因此效果就不理想。等级较高的风险纳税人，往往是多个风险事项叠加的纳税人，这种风险高是一种比较和相对意义的高，即，相对于风险点较少，风险发生概率较低，风险发生后果相对较轻的纳税人。

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在整个风险管理流程中，是对风险分析识别、等级排序结果作出反应的环节。这个环节要求税务机关通过理性的风险行为分析，选择恰当的应对策略，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

风险应对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尽可能多的发现问题，尽可能多的实施惩罚，而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不遵从行为尽量不要再发生，归根到底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遵从度。因此，在应对环节，税务机关首先必须理性地分析正在发生的税收风险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哪些纳税人在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从而为选择适当的风险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根据，即，视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纳税人，选择不同策略。

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鲜明特点在于，改变对不遵从纳税人一律实施惩罚的传统策略，强调必须根据不遵从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建立多元化的均衡策略选择机制，即，建立覆盖从宣传教育到司法诉讼全过程的风险应对策略应用管理机制，包括遵从管理的前期趋势和事后反应。优选应对策略主要是按照“金字塔”遵从模型，将纳税人分为自愿遵从且做正确的事，努力了但不能永远遵从，不想遵从但如果给予关注就遵从，决定不遵从等四种类型；与其相对应的，应对策略选择次序是，使遵从变得容易，帮助其遵从，通过发现来威慑，充分使用法律强制措施。

与“金字塔”遵从模型递进式的应对策略相适应的风险应对方法，是促进合作与严格执法的搭配使用。促进合作的有效应对方法包括：使纳税人明晰义务，使之易于遵从，使权力和行动透明化，提供激励。其更进一步包括：税务机关公开其风险领域和重点纳税人群体，事先公开告诉纳税人哪些行为不被接收，向纳税人宣布不遵从行为会面临全部处罚的范围（形式和级别），明示纳税人，税务机关愿意与纳税人合作，如果不合作，将使用严厉的执法措施。严格执法的有效方法包括：向风险纳税人邮寄特定的信件，警示纳税人其申报的信息可能不正常或低申报，并告知税务机关可能从第三方接收到的信息中对此进行确认；开展未预约的调查，快速检查登记、记账和申报等资料；开展收入或销售等项目调查，查找不入帐销售等问题。其更进一步包括：开展全面审计，深度调查发现少报收入或多报费用问题；开展严重逃税审计，实施违章处罚；最后是开展刑事侦察（许多国家的法律赋予税务机关税收犯罪的刑事侦察权），对于持续逃税涉及数额大等犯罪行为绳之以法。在具体的税收管理实践中，风险应对方法常常不是仅仅采用其中一种，而更多的情况是，采用不同应对方法的组合。

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是对风险管理运行状况进行的总结、回顾和评价，也是一个风险管理周期中的最后环节。科学的绩效评估可以为风险管理持续优化不断改进提供信息反馈，如，风险分析识别是否科学且有针对性，风险等级排序是否与风险度大小的实际状况相吻合，风险应对措施是否有效，风险应对的收益率（包括：本年恢复的收入和未来的恢复收入），风险应对后公众对税收遵从的认知状况等。不仅如此，科学的绩效评估还更好地支持资源优化配置，鼓励开辟更加广泛的数据来源，甚至对是否应当考虑使用替代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等。

科学的风险管理绩效评估不仅要关注投入与产出，而且要关注影响和结果，要坚持质量衡量与数量衡量相统一，结果评估与过程评估相统一，单项评估与多样化评估、综合评估相结合。科学的评估框架包括：对象，即解决什么风险；方法，即用什么方法；措施，即什么遵从指标用于确认问题，用这些指标作为导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变化；数据，即怎样收集数据和收集什么数据来支撑评估；目标，即达到什么样的成效。其中，目标包含：

1、直接影响，对特定风险目标人群具有的直接影响；

2、间接影响，除了能够被遵从策略解决的直接风险之外的外围影响；

3、后继影响，评估不应当限制在遵从策略的直接影响或结果上，而是应当延伸到对纳税人行为正在产生的影响上。

评估的具体方法包括宏观指标、舆论调查、项目评估指标等。一些宏观指标可以为遵从方法的有效性提供验证；舆论调查可以从顾客调查和其他公共观点调查中，了解有关遵从策略的公共看法；项目评估指标通常是局部的和目标性的，可以用以探究项目效率，解释审计效率差异，检测工作情况和效果。

四、实施税收风险管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提高税收遵从是税务机关的根本目标，但是围绕这一根本目标有许多具体工作目标，这些具体目标常常因为税务机关各自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组织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别化和多样化。税务机关这些具体目标的制定既反映税收管理的运行环境，同时也是决定税收管理运行环境的关键因素。因此，全面实施税收风险管理首先必须澄清税务机关具体的组织目标，为风险管理机制确定运行边界。

全面税收风险管理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与整个组织运行环境相关的风险，既包括组织的内部风险，如，可能影响税收公信力的税务机关内部能力；也包括外部风险，如，国家的立法框架或经济健康状况等。狭义的税收风险关注税收登记、申报、纳税、纳税义务免除等，这种范围的界定使遵从风险管理不同于广义的税收风险管理。如，组织内部各专业部门业务骨干的变动率，作为一种风险，可以由更加综合的税收风险管理流程中加以应对。而转让定价这种通过跨国机构之间转移利润，就是一种由税收遵从风险管理流程进行应对的风险。因此，不同的税务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它风险管理的监管范围，从而进一步在其运行框架内，确定什么表示税收风险，什么不表示税收风险，什么税收风险可以降低应对策略，甚至可以予以忽略。

在实践中，许多环境的或背景的因素往往对风险管理产生直接影响。在外部环境中，立法、政府政策、公众观点和经济形势等因素，都可能对税务机关实施风险管理产生潜在的影响。如，完善的立法是取得最佳遵从结果的基础，但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税务机关都要应对任何一种风险有时成本很高，因此，税务机关要注意研究现行立法，及时分析行政管理在风险应对中的效率和效益，必要时可以通过寻求对立法提出修改建议，来改善税收风险管理的实际成效。公众观点不仅对社会遵从，而且对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以及对税务官员的思想道德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税务机关能够以一种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力的方式实施税收管理，税务机关的风险管理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因此，税务机关必须理解遵从义务的社会标准及其潜在的影响，并要将其作为有效遵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税务机关组织内部，有许多重要因素对实施风险管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及管理体制机制、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员工业务能力等。在组织文化方面，有效的风险管理要使组织报告制度、管理决策流程等成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管理层对新的遵从战略愿景要作出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表达，使各级税务官员易于理解和接受。集中风险识别和案源选择是一线人员职业文化的一种转变，风险识别机制的引入，特别是一线员工认同风险识别的重要作用至关重要。当情报管理人员、分析人员和一线管理人员理解他们是如何为风险管理整体流程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管理文化就能充分产生效果。要持续关注员工的发展，不仅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帮助在他们正确理解纳税人遵从行为。

组织结构对遵从风险管理运行机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应该说，各国税务机关有许多不同的组织结构,这些组织结构形式都可以适应税收风险管理的需要。但是，税务机关的管理层为了完善税收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运行顺畅税收风险管理机制，必须对整个组织结构体系进行必要的分析评估，一是必要基于风险管理流程建构的需要，建立跨组织单元的工作协调机制，以保证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情报的效用，及时整合组织战略目标，形成良好的风险管理决策机制。二是，要促使组织的每个单元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整个风险管理运行机制中的一个环节，应当以组织目标为导向，一切工作都是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和保障的，而不是为了追求本单元目标的实现。

在信息技术应用和业务技术建设方面，遵从风险管理主要是来源于税务机关获取的相互独立的多方面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形成必要的情报。要使大量的相互独立的遵从数据转变成风险管理情报，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税收信息技术平台。必要的技术和技能是施风险管理重要条件，包括数据分析和情报管理技术和技能，信息系统设计和运作的技术和技能，以及应用数学、统计知识和技能等。

OECD国家论文 第6篇

本文从横截面出发, 将12个国家放在同一个年份, 即1999年上进行分析。这主要是因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美国处于“新经济”周期, 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 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在美国的带动下获得了稳定的发展。而在1999年1月1日, 欧元在欧元区启动, 希腊、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与欧元保持固定比价关系, 整个欧元区的汇率较方便换算。此外, 由于各国1999年的汇率较难追访, 故以2009年的汇率为参考。虽然年代相隔较久, 但由于最后观察的是相对数, 所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还较为可信。

鉴于统计口径一致, 初步所选国家都是OECD的成员国。但是有一些国家只统计了资本存量而未统计劳动力数量, 或者相反, 所以在剔除了这些国家之后, 选取表1中的12个国家进行分析。

各国根据资本存量进行升序排列。

资本存量排在前三位分别是:德国、日本和美国, 其中德国位列第一, 日本和美国分别列于第二、第三。劳动力存量排在前三位的也是德、日、美三个国家, 其中美国位于第一。在资本和劳动力方面, 德、日、美三个国家都是绝对充裕的。而新西兰、芬兰分列资本和劳动存量的后三位。

根据H-O理论, 假设资本存量为K, 劳动力存量为L, 那么资本充裕度为K/L。由表中可知,

K/L (美国)

芬兰的资本存量在12个国家中排第10, 劳动力第11, 但是资本充裕度是排在第3的。

日本的资本存量在12个国家中排第2, 劳动力第2, 但是资本充裕度是排在第1的。

美国作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都位于第1的大国, 资本充裕度度却排到了第7。

由此可见, 虽然美国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都居于首位, 但是在相对充裕度上, 却不及芬兰和日本。

究其原因,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芬兰和日本在地理上都属于较小的国家, 基本可视为岛国。芬兰的领土面积只有33.81万平方公里, 日本为37.76万平方公里, 二者均不到美国的1/25。由于领土等自然资源的限定, 芬兰和日本只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并以出口贸易为主。

日本的制造业在二战以后得到迅速发展, 尤其电子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日本的电子产业和高科技著名制造商包括索尼、松下、佳能、夏普、东芝、日立等公司。汽车业方面, 日本公司的汽车生产量超越美国和德国, 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其中丰田、马自达、本田和日产等制造商, 均有出产汽车行销全球。

芬兰的工业以木材 (采伐、加工) 和造纸为主, 其次为炼油、机械、造船、钢铁、有色冶金、纺织等。耕地只占总面积的9%。出口收入的40-50%为木材、木材制品、纸张和纸浆, 余为金属制品和畜产品 (肉、乳品) 等。

可以说, 日本和芬兰由于工业的发达, 资本存量比例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比例。

美国同样也是个资本大国, 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 其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20世纪90年代, 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 受此推动, 美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同时, 美国的服务业占G D P的最大比重, 全国72%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

所以, 美国在劳动力和资本存量都居12国首位的情况下, 其资本充裕度度却只能排在中游。这也就与里昂惕夫悖论的情况相一致, 即美国出口的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要低于其进口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原因之一, 也许就是, 美国的资本充裕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是如此的高, 这也就验证了H-O理论的基本观点一一国总是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当然, 美国的资本密集度不高只是与OECD中的发达国家相比而言, 与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美国的资本密集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James R.Markusen, James R.Melvin,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 1995, pp83-84

[2]、张幼文:《论要素禀赋论和列昂惕夫之迷的症结所在》, 世界经济文汇, 1987年06期

OECD国家论文 第7篇

一、OECD学前教育财政支持的经验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较早地认识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并把学前教育作为本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项目。在其教育政策分析报告 (1999) 中就曾指出:“发展学前教育是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 是为满足每个家庭更加广泛的经济及社会需要的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德国、美国把学前教育视为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还制定了详细的教育大纲和发展规划;英国则在布莱尔首相执政时期启动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工作。综合来看, OECD国家在学前教育财政支持的经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强调政府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

随着OECD各国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不断认识,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逐步将0岁～6岁幼儿的保教责任由私人责任转为公共责任, 并通过公共财政不断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责任。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是OECD成员国的共性。最典型的便是英国, 英国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 并采取学前教育有关预算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单列的方式, 以保障公共财政稳定投入。除此之外, 英国政府还实施了重大的幼儿福利改革———“确保开端”项目, 提出对3岁以上幼儿提供免费教育, 并加大了对幼儿照看机构的公共投资力度。

2. 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充足。

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是指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中给予学前教育投入的专项资金。[2]充足的财政投入是一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OECD成员国中学前教育发达的, 其公共经费都十分充足。图1是部分OECD国家对ECE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即早期教育与托幼服务) 项目公共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丹麦在0岁～6岁ECEC项目上投入的比重最大, 占GDP的2%;瑞士和芬兰投入分别占GDP的1.7%和1.3%。英国和美国的投入相对较少, 分别占其GDP的0.5%和0.47%, 但由于英美两国GDP基数大,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绝对数额较高, 也足以保障本国学前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美国为例, 美国把发展学前教育放在全美八大教育目标之首, 并以联邦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 学前教育的投资额度1965年约为9600万美元, 到2003年增至68.7亿美元, 38年的时间, 财政投入增长了70多倍。[3]

资料来源:韦钰.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问题.2010-12-10.http://blog.ci123.com/weiyu

3. 学前教育经费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

从OECD成员国2005年学前教育拨款情况来看, 瑞典学前教育的预算占总教育预算的8.5%, 远没有匈牙利 (15.3%) 和西班牙 (13.1%) 等国家所占的比重大, 但其公费却占学前教育总花费的100%, 即在瑞典不论父母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如何, 学前教育都是免费的。虽然大多数国家仍是采用公共财政支持和根据家庭收入交费并行的方式, 但公费的比重大多高于60%, 而家庭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多于30%。 (如表1所示) 。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能大大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从根本上保障了学前教育的顺利开展。

资料来源: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经合组织28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EB/OL].2010-12-9.http://www.cnsece.com/news/20091022/n90797833.html

4. 为学前教育投入提供法律保障。

为了保证本国学前教育的快速、健康的发展, OECD国家还进一步完善了学前教育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以美国最为突出, 先后通过了《提前开始法》 (Head Start Act) 、《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Act) 及《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等。这些法律明确规定并有效地保障了对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拨款,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3]英国也先后出台了多部相关法律, 如《教育改革法》 (1988年) 、《学校标准与框架法》 (1988年) 、《教育法》 (2002年) 、《儿童法》 (2004年) 和《儿童保育法》 (2006年) 等, 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中的职责, 从而保障了学前教育充足的财政投入。

5. 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支持学前教育, 让每个适龄儿童都能上学, 不仅可以保障幼儿的健康成长, 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 更可以缓和阶级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虽然OECD成员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 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不尽相同, 但他们却都把学前教育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把为弱势群体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作为其消除贫困、缩小社会差异的治本良策。例如, 英国自上世纪末开始, 就把发展学前教育、保护弱势幼儿群体等, 作为布莱尔政府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英国《拨款法》更是明确列出了“借助儿童基金帮助弱势儿童与青少年及其家庭应对儿童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 以打破机会剥夺与弱势地位的恶性循环”的专项拨款, 并且这专项拨款逐年增加。[5]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是人口大国, 0岁～6岁的儿童多达1.3亿, 是世界同龄儿童的五分之一。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2%～1.3%, 且十年来徘徊不前。这个比例相对于发达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很低的, 更与1.3亿的学前儿童规模极不相称, 很难支撑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6]学前教育一直是我国各类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据2006年的数据显示, 全国学前教育适龄儿童有6000多万, 但入园就读只有2179万人, 入园率仅为36.3%。而同期西班牙和比利时高达121%, 日本为86%, 美国相对低一点, 但也有61%。 (如表2所示) 。

资料来源: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经合组织28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EB/OL].2010-12-9.http://www.cnsece.com/news/20091022/n90797833.html

比照OECD国家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1. 国家忽视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不足。

由于我国对学前教育的不重视、财政投入的不足等问题, 使得学前教育成为整个教育发展的“短板”。长期以来, 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 我国比较注重高等教育, 大部分财政也都集中投入高等教育。就2004年教育经费支出统计来看, 高等学校的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为31.75%, 小学教育因义务教育法的保障占25.48%, 而学前教育仅占了1.28%, 是高等教育的1/30。 (如表3所示) 。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5》

2. 学前教育法制不完善。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 所以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给予保障。早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学前教育的经费可以通过“单位福利”或者“教育事业”获得教育经费的资助。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曾经是学前教育主力军的企事业单位办园逐步与单位分离或停办, 造成幼儿园的经费和数量迅速减少。[7]以至于频频出现“入园难”、“入园贵”等现象, 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除了与财政投入不足有关之外, 还与我国的法制不完善有关。尽管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学前教育政策法规, 如《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等, 但这些法规主要是为了规范办园的行为、改革办园的体制等, 并没有在保障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方面做出规定。可见, 我国的学前教育要想又好又快的发展, 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 也亟待立法的保障。

3. 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得不到保障。

随着近年来经济体制的改革, 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却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据调查, 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 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 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 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 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8]为弱势群体提供科学的学前教育, 可以缓解教育的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所以, 解决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已迫在眉睫。

三、OECD国家对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支持的启示

1. 国家应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集意见的过程中, 有关学前教育发展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最多。[9]当前, 我国学前教育要想快速高效地发展, 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 并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研究发现, 学前教育投资是一种最省钱、回报率最大的公共投资, 投入回报比率高达117.07。但是, 我国学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06%, 这一比例无法和OECD国家相比, 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2008年, 学前教育经费占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3.8%, 中国此项经费支出不足1.3%, 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10]因此, 我国应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 分阶段提升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 争取尽早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2. 设立合理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

我国应该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 家庭、企业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首先, 在中央政府保障教育财政投入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并着重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其次, 建立合理的政府、社会、企业和家庭的教育投入机制, 根据家庭收入确定幼儿园收费标准, 尽可能对困难家庭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最后, 应积极发挥榜样力量, 提倡公共服务和慈善事业, 鼓励企业家和慈善家投资办园, 并对接受弱势群体的幼儿园政府给予一定优惠政策或采取“教育券”等方式予以扶持和补助。此外, 我国还应在国家财政性教育预算中单项列支学前教育事业经费, 在中央、省、市、县等各级财政中设立学前教育发展专项经费, 建立对贫困、边远、民族地区等学前教育发展的专项支持与转移支付制度。[11]

3. 尽早制定《学前教育法》。

结合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的情况和OECD国家财政支持的经验, 我国应加快学前教育的立法进程, 尽早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学前教育法》。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庞丽娟教授认为, 从我国目前学前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来看, 制定《学前教育法》是非常迫切的, 并且中国已具备学前教育立法的良好契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中就已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领域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 广州、青岛、北京等地的地方性法规也可资借鉴。[11]日本的《学前教育法》从出台到实施经历了25年。所以在《学前教育法》没出台以前, 我国应提倡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区的学前教育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中要明确规定学前教育的性质、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政府的责任、公共财政投入与保障、教师的福利待遇和责任等重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保障学前教育的投入。

4. 有效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OECD国家论文 第8篇

1 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 经济学家索洛等人[1]以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完全替代为假设前提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 资本和劳动力是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经济要实现持续增长, 必须依靠外生力量, 如接受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的冲击。因此该理论认为FDI和进口贸易能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 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FDI的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最终经济达到稳态, 收敛于人口增长率。

20世纪80年代, 罗默[2]和卢卡斯[3]等人提出内生增长理论, 认为技术进步具有内生性, 技术进步的存在使要素收益率递增, 从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其中技术进步由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及劳动分工等各种内生因素决定。因此在该理论下, 支持FDI和进口贸易具有影响人均总产出水平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的新贸易理论更强调了进口贸易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 同时将经济增长引入分析框架, 研究技术进步、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根据新贸易理论, 通过进口贸易能分享到贸易伙伴国的科技创新成果, 所以进口贸易是一种直接的技术溢出渠道。

Keller[4]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与国内研发支出和高科技人才的培育相关, 而且与国家各种知识外溢传导机制的形式相关,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作用于该国的技术进步, 其中FDI和国际贸易是国家间知识扩散和外溢的主要渠道。Sattar A[5]认为专利、技术转让许可、对外贸易和FDI是经济增长重要因素。他通过建立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19752010年28个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专利、技术转让许可、对外贸易、FDI与技术转移的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 在不同的国家, 知识外溢的影响渠道不同: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 技术许可和外国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 只有外国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有效途径。刘振兴、葛小寒[6]结合CH分析框架和Hansen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方法, 研究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这种间接的国际知识溢出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但其高度依赖于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 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二次溢出会发生非线性跳跃, 因此得出结论是区域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总体水平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获取国际知识溢出。陈琦[7]以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创新努力为基准, 利用14个大国与18个小国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了国际技术溢出与本土技术溢出对一国创新绩效的影响, 结果表明FDI对大国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而对小国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进口贸易无论对大国还是小国技术溢出效应皆不明显;另外研究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是影响一国国际技术溢出与本土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由众多研究可以看出, FDI、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相关的命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将研究角度聚焦OECD国家和金砖五国并比较FDI、进口贸易效应的“人力资本门槛”的相关文献较少。因此, 本文着重探究并比较OECD国家和金砖五国基于人力资本门槛的FDI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

2 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实证模型

国内外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建立在Caves[8]和Globerman等[9]的研究基础上。究其本质, 基本方法是相似的, 即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将FDI与其他环境、产业特征等作为解释变量, 研究FDI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若FDI变量的系数值为正, 则认为存在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根据其他系数估计值判断各个因素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在Caves与Globerman建立的模型基础上, 沿用Waldkirch和Nunnenkamp[10]的分析框架, 将研发人员工作全时当量、FDI占GDP比重、FDI的人力资本门槛、商品进口总额占GDP比重、商品进口的人力资本门槛、研发支出加入到CES生产函数中, 从而推导出理论模型。构建的模型如公式 (1) :

在公式 (1) 中, i=1, 2, 3, 31, 代表OECD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及金砖五国;t=1, 2, , 16, 代表中国19962011年的时间变量;Vi为截面误差成分;εit为随机误差成分;git代表GDP增长率;fdiit代表FDI资金流入量占GDP比重;rdrit是研发人员工作全时当量, 代表人力资本的质量;fdirdrit代表FDI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iogit代表商品进口占GDP比重;igordrit代表进口贸易的人力资本门槛;rdeit代表研发强度。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 对FDI溢出及进口贸易的人力资本门槛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 则变量前系数代表经济增长率对该变量的弹性。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世界银行网站、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国际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国际比较章节, 年份跨度为19962012年。由于冰岛、卢森堡、新西兰、斯洛伐克、智力、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的数据缺失较多, 因此分析中并没有包含这8个国家, 仅以其它26个国家为截面样本;另外加入金砖五国, 分别为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数据中2011年各国研发人员工作全时当量 (千人年) 的数据缺失, 用2010年的数据代替, 其中涉及GDP、FDI资金流入量、商品进口贸易额均以2000年为不变价进行调整。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变量描述统计

首先进行变量统计特征分析。变量的统计特征列在表1中。显然, 不管哪个变量, 在样本期间都有明显变动。例如, 对于GDP增长率 (gdp) , 1996年到2011年间31个国家的平均值为3, 最大值为14.162, 最小值是-8.539;对于FDI占GDP的比重, 最小值为1996年的日本, 不到1%, 而最大值为2008年的比利时, 高达48.817%;对于商品进口占GDP的比重, 最小值为2000年的俄罗斯, 为4.474, 最大值为2008年的比利时, 达86.286。对于其他变量, 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3.2 估计方法选择与回归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为短面板, 因此比较适用于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模拟。为避免模型设定不当造成参数估计偏差, 有必要对模型设定形式进行检验。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 同时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再鉴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估计总是无偏且一致的, 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FDI、进口贸易效应的人力资本门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试图寻找OECD国家与金砖五国间在FDI、进口贸易效应的人力资本门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

为详细测量每一解释变量系数, 在模型估计中逐渐扩大解释变量的个数, 利用stata12.0对参数进行估计, 面板估计结果见表2与表3所示。

在表2和表3的回归1.1中, 选取fdi和rdr作为解释变量, 从结果可看出, fdi对g的影响为显著的 (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 并为正相关, 初步证实FDI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在回归1.2中, 只考虑商品进口贸易iog和rdr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 iog与rdr对g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从总体上看, iog及rdr在1%水平上显著, 并且与g呈正相关关系, 意味着商品进口贸易与研发人员的结合对31个国家经济增长有较强的影响。比较OECD国家与金砖五国, OECD国家的iog及rdr在1%水平上显著并与g呈正相关关系;金砖五国的iog也在1%水平上显著并与g呈正相关关系, 然而rdr虽在10%水平上显著却对g有负效应。

将回归1.1与1.2结合, 得结果如回归1.3,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生显著的变化:iog对g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在1%水平显著) , 并且都呈正相关的关系, 同时其系数与1.2回归中的系数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而回归1.3的fdi与回归1.1比较, fdi在考虑商品进口贸易后, 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再显著 (虽然金砖国家的fdi在10%水平上仍然显著, 但其系数为负, 对经济增长率产生负影响) 。从整体来看, 人力资本rdr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仅显著, 并且影响增强了。比较OECD国家与金砖国家, OECD国家的rdr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 金砖国家的rdr虽在5%水平上显著, 然而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效应。

在回归1.4中加入交互项fdirdr, iogrdr后 (见表2及表3) , 只有iogrdr同时在1%的水平显著, 并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也就是说, 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 iog与rdr的交互项带来非常显著的直接影响。从整体上分析, fdirdr对g的影响不显著, 并与g呈负相关关系;fdi与iog分别在10%水平与1%水平上显著, fd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 而iog对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负效应;rdr对g的影响不显著且呈负相关关系。若只从OECD国家来看, rdr与fdi分别在1%水平与5%水平上显著且对g为正影响;fdirdr虽在10%水平显著却与g呈负相关关系;iog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金砖五国, fdi与fdirdr都在5%水平显著且对g有负效应, 而iog此时不显著;rdr在1%水平显著但对g有负效应。

在回归1.5中, 增加一个变量rde, 并同时考虑所有变量对g的影响。然而, 结果与回归1.1至1.4相比截然不同。对于31个国家, 只有研发支出rde在1%水平上显著并为正影响;进口贸易iog虽在1%水平上显著却对与g呈负相关关系;fdirdr与iogrdr对g的影响均不显著;人力资本rdr在10%水平上显著且存在负效应。对OECD国家而言, rdr与iogrdr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y与g呈正相关关系, 但iogrdr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大于rdr;fdi对g影响显著且与g呈正相关关系, 而fdi与rdr的交互项在10%水平上显著但有负效应, iog与rde均不显著。这些结果证明iogrdr对经济增长率的效果大于fdirdr。而对金砖国家而言, fdirdr与iogrdr均对g有显著影响;若只考虑显著性水平, fdirdr的效果大于iogrdr。而通过对比1.5与1.4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fdi*rdr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增强, iogrdr的效果减弱;另外rde、rdr与fdi均在1%水平上显著, rde对g的影响为正, 而rdr与fdi与g呈负相关关系;最后进口贸易iog的影响并不显著。

结合所有结果证明, 要使FDI与商品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促进经济增长, 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 而OECD国家与金砖五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造成了FDI与商品进口贸易技术扩散效应强度的不同。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3.3 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由回归1.1和1.2 (见表2和3) , 31个国家的FDI、商品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将FDI、商品进口贸易同时进行回归 (见表2和表3的1.3、1.4) , 发现无论是OECD国家还是金砖五国, 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小于商品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入fdirdr与iogrdr的交互项后, fdi与iog的系数要么变成负数, 要么是不再具有显著性, 但是由于fdi与iog的直接影响小于fdirdr和iogrdr的人力资本渠道间接影响, 因此总效应仍为正。也就是说, 各个国家自身具备的人力资本存量会促进技术吸收能力, 从而加强FDI和商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人力资本门槛存在。Borenztein等[11]提出门槛效应, 认为只有当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一定的“门槛”水平, 才可能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充分利用。同理, 该理论可应用在商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上。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g分别对fdi和iog求偏导后大于零, 即有rdrf-β1/β3, rdrf-β4/β5, 此时FDI与商品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溢出效应。根据回归模型1.5可以得出人力资本门槛阀值, 并且只有人力资本大于阀值水平, 国家或地区才能从FDI和商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中获得好处。

对于OECD国家而言, 基于与人力资本结合以后, fdirdr的系数变小了, iogrdr的系数变大了, 说明OECD国家商品进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结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FDI与人力资本的结合。而对于金砖五国, 基于与人力资本结合以后, fdirdr的系数变大了, iogrdr的系数却反而变小了, 说明金砖五国的商品进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结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FDI与人力资本的结合。这一经济现象与当前金砖五国的实际情况也相符:金砖五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技术整体水平层次较OECD发达国家低下, 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偏低, 掌握核心技术较少, 从而使得促进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在初始发展阶段首先依赖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可以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技术、设备、管理、知识等层面来提高技术水平。

对于金砖五国, 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FDI、商品进口贸易带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金砖五国仍需不断增加研发支出, 确保推动技术进步的资金基础, 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促进经济增长。

4 结论

根据实证分析, 可以得到关于OECD国家和金砖五国的FDI与商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以下结论:

(1) 19962011年间, 31个国家存在FDI和商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但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商品进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技术溢出效应,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 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是具备良好的人才资源。

(2)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国家, 技术溢出效应的表现渠道不同。当前科技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掌握尖端技术和研发前沿, 因此对于大部分OECD国家来说, 无论是引进外国资本还是进口商品, 都能快速地应用技术模仿或自主创新出新产品。对于金砖五国, 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科技创新水平, 与许多OECD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还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自主创新体系和研发能力带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金砖五国更依赖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渠道获得资本、技术、设备、管理、知识等层面的积极影响。

(3) 继续增加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研发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研发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也是开展研发工作的重要基础条件。只有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尽可能支持研发活动, 才能抢占进入知识社会的先机, 提高一个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水平, 从而持久地推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所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对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

摘要：先以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沿用Caves、Globerm、Waldkirch和Nunnenkamp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然后对OECD国家与金砖五国1996—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拟;最终根据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1年间, 31个国家存在FDI和商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国家, 技术溢出效应的表现渠道不同, OECD国家的商品进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结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FDI与人力资本结合所带来的效应, 而金砖五国的FDI与人力资本结合的技术溢出效应远远大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 并且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关键词：FDI,进口贸易,人力资本门槛,区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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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ELLER W.Do trade patterns and technology flows affect productivity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7 (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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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LOBERMAN, STEVE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2) :42-56

[10]ANDREAS WALDKIRCH, PETER NUNNENKAMP.Employment effects of FDI in Mexico’s non-maquiladora manufacturing[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7) :1165-1183

OECD国家论文 第9篇

OECD统计表明, 2011年再保险业相对发达的OECD国家再保险 (再保险一般以财产再保险 (Non-life Reinsurance) 为主, 寿险再保险 (Life Reinsurance) 的份额则相对较小) 投保比率平均水平为13.46%。全球大约有200家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再保险通过吸收保险公司的损失来管理它们的风险。再保险稳固了保险公司的业绩、增长的动力和创新的持续性。由于再保险公司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 因此它们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虽然以前人们对再保险知之甚少, 但是再保险公司在协助保险公司、政府和社会处理灾难问题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不论生活, 还是生意, 风险无处不在。为了把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 个人和公司都会从保险公司购买保险, 而保险公司则通过向再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来分散自身的风险。事实上, 19世纪, 再保险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更大的有关经济增长的风险。21世纪, 再保险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面对着公司和社会的种种挑战。目前, 全球范围内巨灾再保险的份额进一步增加, 而非巨灾再保险的业务量则在逐渐减少。

2 文献综述

早期有关再保险的研究一般趋向于理论研究。Karl Borch (1962) 首次将不确定性 (Uncer tainty) 当做一种商品, 然后利用商品市场的经典理论分析了不确定性的供求平衡关系, 认为达到帕累托最优是一种N人合作博弈。Johnson (1977) 以美国再保险业为例研究了再保险的理论、应用和未来, 以再保险的四个基本功能 (Financing、Stabilization、Capacity和Catastrophe protection) 展开了分析。Plantin (2006) 提出了再保险是否需要再保险的问题, 提出了当再保险和资本市场出现从内部产生的专业再保险公司时的一个均衡模型。

Mayers和Smith (1990) 从再保险市场的角度来研究公司对保险的需求问题。Meier和Outreville (2010) 研究了美国1982~2001年间财产保险存在的周期模式与同一期间再保险的国际价格之间的联系, 结果同样显示再保险价格指数存在一个显著的9年周期。Powell和Sommer (2007) 通过分析存在隶属关系和无隶属关系的保险公司之间再保险业务, 对比研究了保险业中内外部的资本来源。

目前研究再保险市场、再保险供求、巨灾再保险以及再保险监管较多, 直接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缺乏。笔者发现, 一直以来有关再保险对保险市场推动作用的研究基本还未涉猎, 本文将从这个角度研究再保险与保险的关系。保险市场先于再保险市场产生原因在于, 保险市场规模扩大对再保险能够最大程度上分散风险的功能产生需求。再保险对保险的推动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并且希望通过对OECD国家中9个国家的非寿险再保险与非寿险的关系研究, 可以对中国再保险和保险的发展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其中, 这里的9个国家分别是美洲的美国 (US) 、加拿大 (CA) , 欧洲的德国 (DE) 、英国 (GB) 、法国 (FR) 、意大利 (IT) 、比利时 (BE) 、西班牙 (ES) ,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AU) 以及亚洲的日本 (JP) 。

2.1 数据搜集

本文实证将会利用OECD国家中的9个代表性国家1987~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保险密度 (Insurance Density) 、再保险比率 (Ratio of Reinsurance Accepted) 和人均GDP (GDP per capita) 三者之间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有OECD电子图书馆 (OECD i Library) 、德国保险协会 (German Insurance Association) 、英国保险公司协会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欧洲中央银行官网 (European C e n t r a l B a n k)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数据库 (N a t i o n a 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和瑞士再保险 (Swiss Re) 官网等。

2.2 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重点研究再保险和人均GDP对保险业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是研究再保险与保险业、人均GDP与保险业之前的弹性问题。本文将建立FEM对数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2.1 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的变量主要有三个:非寿险保险密度 (Non-life Insurance Density, 简称NID) 、非寿险再保险率 (Ratio of Non-life Reinsurance Accepted, 简称RNRA) 和人均GDP (GDP per capita, 简称GDP) 。

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 Y为非寿险保险密度 (NID) , 是常数项, 、是解释变量的参数, 是随机误差项。i表示分别9个OECD国家 (即截面的样本总数) , t表示1987~2011年 (即每个截面样本下的时期总数) 。

2.2.2 单位根检验、协方差检验和Hausman检验

为了避免单位根伪回归现象, 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原系列是一阶单整非平稳序列。非平稳面板回归之前需要进行面板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均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认为以上面板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还需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由于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 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当Hausman值较大时, 其对应的P值 (0.0001) 远远小于0.05时, 拒绝原假设, 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2.2.3 实证结果

考虑到面板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 本文采用Pooled EGLS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可知, 非寿险再保险率与人均GDP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 再保险与人均GDP对保险的影响均为正。该模型的方程为:

结果显示, 非寿险再保险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 非寿险保险密度将会增加0.02个百分点, 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非寿险保险密度会对应增加2个百分点。

3 结论与建议

再保险业作为我国保险业克服瓶颈更上一层楼的突破口, 也许可以成为发展我国保险业的新思路。那么如何发展我国的再保险业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 努力向再保险发达的美国、德国等OECD国家学习, 让再保险业务形成规模, 再保险公司也要逐渐做大做强, 力争让再保险业务辐射全球。第二, 法律是经济正常运行的保障, 同样再保险的发展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德国在再保险法律与监管领域是业界学习的榜样。第三, 进一步规范落实保险公司风险转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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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绿色信息化战略与测度技术 第10篇

关键词：绿色信息化,测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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