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思想范文

财富的思想范文（精选5篇）

财富的思想 第1篇

司马迁认为追求财富是人之本性。各行各业都有理财致富的机会, 那就要看个人的方法、手段和造化了。司马迁对专业人才的能力发挥, 认识也是比较深刻的。在《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别强调节俭和劳动才是发财致富的正路。

司马迁还论述了要发财致富, 必须讲求理财的技巧和方法。司马迁通过对当时各行各业理财致富的人才进行大量的调查分析后发现:耕田是费力不讨好的行业, 而秦阳却靠它成为一州的富翁;盗墓是犯法败德的坏事, 而田叔却靠它发了家;赌博是恶劣的勾当, 而桓发竟以此致富;沿街叫卖是低贱的行当, 雍乐成却靠它成为富豪;卖油是个小营生, 而雍伯却因之赚到千金;卖豆浆是小本生意, 张氏却因此赚到千万;兽医是浅陋的方技, 张里却能有贵族的享受。这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种行当只要善加筹划、因势利导、苦心经营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

司马迁论证经商理财致富并非纸上谈兵, 他还列举了汉以前最有影响的三位理财精英的成功来加以佐证, 以增强说服力。他推崇的理财精英是子贡、白圭和范蠡, 对这三个人, 他的论证很多, 真心予以褒扬。

《史记》记载:子赣既学于仲尼, 退而仕于韂, 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闲, 七十子之徒, 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 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 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 所至, 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 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 比较受孔子喜欢的学生之一。但子贡乐于经商、善于经商, 这一点恐怕与老师的观点不完全吻合。《论语》中也有如下记载:‘赐 (子贡) 不受命, 而货殖焉, 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劝过子贡不要再经商了, 应该专心读书, 而子贡没有完全遵从老师教诲。受教之余仍旧经商理财,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子贡因为做生意非常成功, 周游列国时受到了达官贵人的礼遇, 并因此而令老师――孔子的名声传遍天下, 子贡的贡献可谓大矣﹗

白圭理财, 取法自然。《史记》记载:白圭“乐观时变, 故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 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 予之食。太阴在卯, 穰;明岁衰恶。至午, 旱;明岁美。至酉, 穰;明岁衰恶。至子, 大旱;明岁美, 有水。至卯, 积着率岁倍。欲长钱, 取下谷;长石斗, 取上种。能薄饮食, 忍嗜欲, 节衣服, 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根据岁星纪年法和五行思想, 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天时与农业发展是有规律和周期可循的, 而每一周期为12年。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总是大丰收, 其后两年‘衰恶’, 第四年旱, 再后两年小丰收, 第七年又是大丰收, 而后两年又是‘衰恶’, 第十年大旱, 继而又是两年小丰收。如此反复, 以至无穷。在此基础上, 白圭提出了经商贸易致富的‘治生之术’。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 依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 实行‘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的措施。当时贸易是以货易货, 白圭准确掌握行情, 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 他就大量地吃进, 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 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 必能从中取利, 获得财富。白圭的“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的理财技巧, 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范蠡是春秋时期楚国人, 后为越国名臣。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强雪耻。灭吴后, 激流勇退,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变名易姓, 适齐为鸱夷子皮, 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 诸侯四通, 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 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精通韬略、足智多谋, 不仅为政可嘉, 而且经营有方。他薄利多销、童叟无欺, 富甲一方。齐王曾派专人拿着相印去请他作宰相, 他婉辞离齐, 到了陶地定居, 改名陶朱公, 又以经商成为巨富。他三次散尽家财, 又三次成为富翁, 由此可见其理财致富的手段高超、方法之妙。范蠡强调经商理财一定要关注物价贵贱的变化, 分析供求关系的多余和不足, 把握时机、果断决策, 才能获得成功。当今社会, 也有很多的理财大师如范蠡一般, 经商致富后, 不忘回报社会, 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像盖茨、巴菲特、李嘉诚、霍英东等, 他们为富而仁怀天下, 积极捐款、奉献爱心, 造福苍生、回馈社会, 可谓新时期理财致富者学习的楷模。

《史记》中折射出的理财致富思想对于两千年前的人类而言是伟大的, 而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理财、企业理财和百姓理财而言也是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作用的。

摘要：早在两千多年前, 司马迁就对理财致富的目的、方法和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折射出的财富思想对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财富思想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著.史记[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0页, 第589-594页[1]司马迁著.史记[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0页, 第589-594页

财富的思想 第2篇

理（教科版）

第五 财富之源

考点一：财富基于勤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尊重财富，鼓励创造财富的时代。【P29】

★2辛勤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础。要想获得财富，就得付出艰辛的劳动。【P29】

◎3为什么说勤劳是创造财富的源泉？【P30】

答：⑴辛勤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勤劳是财富的源泉，人类所享有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无一不是辛勤劳动的结晶。⑵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⑶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辛勤的劳动脱贫致富，走上了小康之路。

考点二：正确理解财富来自智慧与开拓。

如何正确理解财富来自智慧与开拓？【P31－32】

答：⑴要创造财富，不只要靠劳动，还必须有发现财富的慧眼，敢于创新的头脑，敢于冒险和开拓的胆识与勇气。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要想发展经济，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必须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⑶只有积极开拓，锐意进取，才能不断地超越原有的发展水平，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为个人和企业乃至国家创造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考点三：理解科技创造财富（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如何理解科技创造财富？（或为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P33－34】

答：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依靠科技进步此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⑵在我国，科学技术对于加快传统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提高了经济效益。

考点四：让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以造福人民。

◎★1创造财富的源泉（途径）：劳动、科学技术、智慧、开拓精神、资本、管理和信息等。【P3】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P3】

答：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⑵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各种源泉的作用。这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保障。

◎★3怎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P3－36】

答：⑴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⑵还要建立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4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是什么？二者关系如何？【P3－36】

答：⑴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⑵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财富的思想 第3篇

关键词：财富；幸福；生存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68-03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创造了一个丰裕的财富世界。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虽然幸福离不开财富，为什么愈益增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当下所热议的“幸福悖论”问题。“幸福悖论”反映了财富与幸福之间某种矛盾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财富范畴的真正内涵，从而检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内在联系。换言之，研究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实现“财福同进”，并不在于淡化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正确理解财富，合理对待财富。

一、作为幸福手段的财富

财富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是人的生命的外延扩展。缺乏基本的物质财富的依托，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存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无视财富无疑是无视生命自身的表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财富是维持生存，获得幸福的重要手段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典籍《尚书·洪范》就把“富”作为“向用五福”之一。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也认为，“中等财富”是“幸福应该具备的五个要素”之一[1]。明确把财富作为幸福手段之一且系统地展开阐述的当属亚里士多德的外在善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事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事物的多样性决定了目的也有很多种，如财富就是理财术的目的。然而，“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2]，这就是“最高的善”。幸福作为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自然属于这种“最高的善”，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其他事物而选择它。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作为“最高的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幸福也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3]。很显然，亚里士多德明确把财富作为实现幸福的必要手段之一，强调了作为“外在的善”的财富对于实现作为“最高的善”的幸福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重视作为“外在的善”的财富对于幸福形成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也就强调了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但是，亚里士多德始终将财富定位于“外在的善”，对于幸福来说，财富只能是从属善、手段善，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最终目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4]。因此，作为外在于幸福的财富对于幸福的影响是基础层次和工具价值上的，是有限的，不能将这种基础性和工具性意义提升到根本的决定性层面。

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上，此后绝大多数的思想家基本上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财富视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如西斯蒙第明确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根本不考虑人，而只注重财富无限制地增长，“似乎忘记了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责问英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却“为了物而忘记人”，“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5]。归纳起来，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及其局限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财富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2）幸福的主体感知性决定了财富对于幸福意义的相对性；（3）幸福的整体性要求决定了物化属性的财富的重大局限性。虽然思想家们从理论上澄清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幸福的最大化并不是财富占有的最大化。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人们的“财福悖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生存论视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财富范畴的内涵。

二、财富生存论意蕴的遮蔽与解蔽

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上，马克思首先同样充分肯定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可以说，财富始终是马克思的解放叙事和幸福生成逻辑过程中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背离了人之幸福的根本目的。

现代社会较之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财富在数量上的激增，其最直接的表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7]最初的财富生产的目的只是单纯地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物质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8]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风作怪”[9]。在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里，工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0]。资本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就是最终导致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财富的不断积累；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以及劳动折磨的积累，亦即痛苦和不幸的积累。由此可见，现代世界的财富生产彻底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使得人同物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颠倒。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反幸福本质昭然若揭。

资本统治逻辑语境下的财富创造遮蔽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和生存意义，在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和开创性地展拓财富概念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抛弃“物的逻辑”演进进程中的单纯“对象形态”的理解范式，确立“人的逻辑”演进进程中的“主体存在”的理解范式，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人性回归，揭示了财富的幸福内涵。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财富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是靠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这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即是物的使用价值，由此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11]但是，马克思并未囿于财富的这种外在物质表象，而是透过现象，进一步揭示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12]。马克思以三个“财富不就是”的反问句来强调我们应该在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视野中径直把握财富的“主体存在”本质。“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13]？如前所述，“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是指将财富视为神秘的“物”加以盲目地崇拜，认为财富不是幸福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可以操控和主宰人世的一切，完全抹煞了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或者说“自主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与此完全不同，“马克思从人与物的关系看待财富，重视的是人的主体地位，重视财富生产的历史过程，关注这种进程中人的存在状态，强调蕴藏在财富背后的人的价值追求，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创造财富的终极目的”[14]。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否认财富的重要性，而是直接明确了未来财富概念与现代财富概念之人学内涵的本质区别，强调分析财富生产与主体性的人及其发展的关系时，应该摆正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决不能本末倒置。而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社会生产日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宏大基石将真正表现为“社会个人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才强调指出：（1）“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5]；（2）“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6]；（3）“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17]。尽管马克思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却表达基本相同的内涵，即“人本身”就是特殊的、最大的财富，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财富”。正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人的需要、才能等得到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得以增强，人的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外部性物质财富转换为人的天性的财富，从而人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中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随着对于财富之“主体存在”本质的完全揭示，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可以说，“自由时间”的多少是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也是人的幸福实现程度的标志，当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成为事实时，人们将真正在闲暇时间中体验生活的乐趣，享受人生的幸福。

综上所述，马克思视野中的财富范畴绝不仅仅是作为客观的物的物质财富，而是具有丰富的主体性内涵和生存论意蕴的综合范畴，尤其是把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由时间”作为“财富本身”，马克思更是开创性地拓展了财富的概念体系。如果我们从这种视角来理解财富范畴，那么所谓的“幸福悖论”或者说“财福悖论”就不会产生。反之，这种财富越是得到发展，人们就会越幸福。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财富与幸福的关系，而应该从生存论视野出发，在对财富具体的、合理的界定中把握财富的幸福内涵。

三、财富生存论意蕴的中国语境

市场的逻辑发展、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改革的纵深推进催生了财富的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财富观念的转变，财富欲望、财富力量、财富崇拜、财富梦想等关于财富的观念交织而成一个巨大的“财富幻象”，这是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和财富象征的货币让无数人对其顶礼膜拜，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的“货币拜物教”。人们常常把拥有货币（财富）的多寡看作是否幸福的标志，误解了幸福的本真内涵。在此语境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正如赵汀阳所言，“财富、技术和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的错误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18]。宏观层面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和执政理念，无论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解决当前中国“财福悖论”问题，构建“幸福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建构积极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树立新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为了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惜以牺牲人的幸福、生态和社会环境为代价，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因此，必须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走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由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本位”的发展价值观转变为现代的以“民生幸福为本位”的发展价值观，由注重GDP、GNP转向强调GHP（国民幸福总值），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当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并不是否认“物”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患不均”，而且更“患寡”，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对于人之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发展中的问题仍然需要用发展的手段来解决。

第二，树立新的财富观。马克思对于财富“主体性存在”本质的揭示表明财富的存在形式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精神形式存在的财富，而且更是指人自身的财富，换言之，财富不仅是指客体性的财富，更是指主体性的财富，也就是以人的能力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财富，这是一种积极的财富观。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即“社会个人的发展”作为最大的财富，作为财富创造的真正基础和活的源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人的幸福程度[19]。

第三，树立新的消费观。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即使到了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的“需”仍然是人的合理需求的满足。而在当代，满足合理需要的消费演变成“消费主义”，欲望、地位、声誉等消费所体现出来的符号象征意义代替了原先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虚假的需求”的满足使人们普遍患上了“不幸中的欣快症”，从而背离了人的本真生存方向和幸福的真谛。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克服“消费主义”的影响，引导人们适度消费，综合地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

第四，树立新的闲暇观。马克思的闲暇观依赖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的多少。当然，以自由时间为基础的闲暇绝不是随意地消遣，更不是无所事事或者低级趣味的娱乐，而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20]。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同时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闲暇观，在自由时间里发展自身，享受生活的幸福。

这样一种宏观层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方式和微观层面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它所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幸福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存在方式。

参考文献：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3〕〔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19〕〔20〕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8〕〔13〕〔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余源培.构建以人为本的财富观[J].哲学研究，2011（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8〕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9〕黄亚玲，宫维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探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1-4.

财富的思想 第4篇

1998年,我作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惟一代表参加在乌克兰举行的苏霍姆林斯基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曾在主题发言中说过,“在中国1,100多万名教师中,最知名的外国教育家非苏霍姆林斯基莫属。鉴于中国教师比乌克兰教师的人数多十几倍,所以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在中国大地上比在乌克兰、在俄罗斯、在苏联都要响亮”。

现如今,中国教师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570万,一些老教师退休了,增加了众多年轻的面孔,但是大家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对他的热爱、对他的推崇依然不减。这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苏氏教育思想传播者的不懈努力,作为教育同行对他敬仰、热爱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一教育思想体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的教育学真谛和永恒的人性光辉使然。

一、我国教育工作者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已经进行的传播与研究

整体考察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和创新实践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80年代前期的原著翻译和中后期(甚至延续到90年代前期)的大量出版阶段。这期间,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安徽、河北等省市的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30多种苏氏著作,而且有些原著被各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同的译本。中国教师正是通过这些译著认识了苏霍姆林斯基,初步了解了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第二阶段是整个90年代。前半期主要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完成翻译苏霍姆林斯基的一系列著作之后对其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梳理与评介;后半期则增加了教育实践工作者在自己工作中的感悟和运用,以及由学术界发起的最初的国际、国内交流。首批研究性专著以系统介绍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体系为主,作者主要是高等学校中研究比较教育学和外国教育史的学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毕淑芝、王义高教授的《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理论》(1991);王天一教授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1992);顾明远教授的《战后苏联教育研究》(1994);华东师范大学杜殿坤教授的《原苏联教学论流派研究》(1993)等。

与此同时,广大一线教师已经进入在实践中运用苏氏思想的阶段,并不断有文章、心得发表在杂志、报纸、网络上。与对待其他外国教育思想的态度不同,人们对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不是被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一时冲动的,而是持续不断的;不是表面作秀的,而是脚踏实地的;不是机械照搬的,而是切合教育现实的继承与发扬。不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有一种确凿的认同: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家、教育著作、教学流派有很多,也包括了很多著名学者的深奥理论,但是,最浅显易懂、最打动人心、最具有启发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教育思想和著作非苏霍姆林斯基莫属。

第三阶段是21世纪的头10年,我国对苏氏教育思想的研究进入了开花结果的最丰富时期。一方面,成功出版了苏霍姆林斯基系列著作的五卷本大型文集和一些首次翻译的单行本;另一方面,对苏氏教育思想理论的研究开始细化,如苏霍姆林斯基论德育、论教学、论班主任工作、论学校管理;还有将苏霍姆林斯基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等)、世界各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裴斯泰洛齐等)进行比较的论文;此外还出现了以苏氏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论文,等等。

在这近30年里,我们与苏霍姆林斯基故乡的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一直持续,而且越发频繁。从80年代前期与苏霍姆林斯基家人的书信往来,到80年代末的电话沟通;从90年代初北师大比较教育研究团队首次在基辅拜会苏霍姆林斯基夫人一家并造访帕夫雷什乡村中学,到90年代中期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院士首次踏上中国土地为中国教师做精彩讲演;从最初的中乌两国学者小规模的纯学术交流,到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苏霍姆林斯基研究者与上千名普通教师共同参加的数次大型国际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共同的教育愿景和追求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集结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旗帜下。很多优秀教师对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运用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他们从读苏霍姆林斯基到做苏霍姆林斯基;从写苏霍姆林斯基,再到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写。于是,一大批出自中小学校长、出自普通教师之手的优秀的教育著作被摆在了书店里,放在了更多教师的书架上。仔细翻阅这些教育著作,从人格魅力到教育理念、从工作感悟到学校实践等,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多方面对作者们的影响跃然纸上。

据网络不完全统计,仅1999至2009年间,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研究文章达4,767篇之多,关于他的译著、专著不下70余种。各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再版的译著达几十万册。仅这些数字就足以说明苏霍姆林斯基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影响力。这里远不包括许多基层教育管理部门为自己的教师们自行编写的各种苏霍姆林斯基读本,更不包括一些基层学校组织教师自己编辑成册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格言、名句或者读书心得汇编。

事实上,从苏氏教育思想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进程来看,翻译、研究和实践运用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翻译出版的种类越多,读者就越多,被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吸引的教育工作者就越多,进一步研究,并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运用的人也就越多,影响面也就更大,教师对于苏氏著作的需求量也就越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以及苏氏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理论问题展开的研究也就越深入、越系统。

二、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研究与实践今后如何继续深入发展

30年来,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广大一线教师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进行了十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学校实践,成效鲜明,影响广泛。但是,时代在不停地前进,变革在不断地深入,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在不断地复杂化、个别化。而苏霍姆林斯基去世已近40年,如何使他的教育思想能在新形势下继续影响、启发、引导我们的教育理论探索和学校实践?如何通过对其著作的深入挖掘与解读让更多教师找到开启自己教育智慧的钥匙,找到启迪自身创造力的灵感和勇于创造性实践的信心,使广大读者对苏氏著作能常读常新、常思常有感悟,常用常有创造灵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依据新形势进行新的思考。

这里,我们不妨分为“继续怎么做?”,“深入做什么?”两个话题来展开。

头一个问题“继续怎么做”,核心是“继续”和“怎么”。我认为应该处理好务虚与求实、即兴与持久之间的矛盾关系。

关于务虚与求实。由于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一直深受中国教师的推崇与爱戴,他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的知名度极高。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的教师或者校长这样的断言:“在中国,不知道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师,不一定会是一位好的教师,不知道苏霍姆林斯基的校长一定不会是位好校长。”对这种表述,在确信苏霍姆林斯基对中国教师具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的同时,我又不能完全认同。因为,在我们的一些偏远、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与文化水平的差异,不排除有很多优秀的教师、校长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地为教育、为孩子无私地奉献着,他们可能不知道苏霍姆林斯基是谁,但是他们尊崇奉行的是与苏霍姆林斯基一样的育人理念。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现象,在少数学校里,人们仅仅知晓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只是把这位教育家的名字挂在嘴上、写在发言稿里、贴在墙报中,表面上或许能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但并没有很好的实际作为。这种现象无论对学校工作还是个人发展都是存在局限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使更多有志献身教育的人了解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实质和教育技巧;帮助那些还未将苏氏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的教师深入学习,勇于行动,引导越来越多的教师遵循学有所思、思为所用,通过创造性的路径卓有成效地继续前行。

关于即兴与持久。教育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对教育的探索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是为了这个永恒的话题,都是围绕教育中永恒的主角人而展开的,其中的蕴意不仅属于他所属的时代,而且属于现时代,并无可争议地具有恒久的指导意义。因此,即便我们已经在“智力开发教育”、“精神文明教育”、“主旋律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主体教育”等主题下对苏氏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中汲取了很多养分,但我们对苏氏教育思想的研究与挖掘不应该只是即兴的、应时应景的、只是某次运动的口号或心血来潮的时髦行为,而应该是连贯的,延续性的思考与探索,应该是持久的精神追随和思想坚守。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持久的追随和坚守,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执着态度,更需要我们拥有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教育智慧既要善于研析和提炼苏氏教育思想的深刻实质,又要善于把握和丰富时代的本质内涵。只有将教育大师精到的教育判断和感悟与我们所处时代的核心精神及时、妥善、有效地结合,才能够使我们今天的教育富有时代的使命感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个问题“深入做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确立新时期条件下的研究与践行任务。概括说来,就是要处理好整体与个别,模仿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关系。妥善处理好它们的关系,就能回答出何谓深入、何谓新时期的新任务了。

关于整体与个别。多年来我们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涉及了许多方面: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劳动教育、环境教育、心理教育、教师管理、教师发展研究,以及有关学生教育微观层面的,诸如课业负担、学生健康、青春期教育、“差生”教育等具体问题。但这些研究都只是苏氏教育体系中的某个部分,某些层面,即便涉及苏氏教育体系全貌的研究,也往往只停留在理论介绍层面。缺乏从整体上全盘把握,从架构中探究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功能方面的研究。

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和谐发展是党的“十六大”设立的重要发展目标,而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已经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恰恰是一个以打造和谐教育、追求人的和谐发展为本质的完整体系。因此,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我们亟待把苏氏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多棱面的和谐教育整体架构进行研究,并从中考察各个构成元素自身、元素之间、元素与整体架构的关系。我们十分有必要从系统论的观点去考察苏氏和谐教育的全貌以及教育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并深入结合中国实际,尝试构建一个体现我国学校特色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和谐教育立体实施模式,为学校和教师展开和谐教育的创造性实践提供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式,力求解决中小学师生和谐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关于模仿与创新。鉴于苏霍姆林斯基著作译本的大量出版,以及其通俗易懂的内容,我国有相当多的教育工作者对他的作品和主要思想耳熟能详。介绍苏氏教育主张的文字,把他的具体做法用于自己的学校中,将他的教学案例用于自己的教案而写就的心得体会很多。但这些评述或者感悟有不少是雷同的。这表明我们的许多老师一方面对苏氏教育思想和实践有一定的了解并生成了很好的主动学习的愿望,但另一方面由于研读和思考还不够深入,可能有时导致机械罗列、简单模仿的情况。

而现时代的学校实践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创新特征之下的教育探索。更何况,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探索是半个世纪之前进行的,我们在今天的审视与探究过程中,既要坚信其中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指导价值,也必须要善于剥离其所存在的局限性,辨析其具体发生环境的差异性。

比如,在苏氏的著作里间或把德育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比如,他对青少年身体发育与心理发育指标的判断已经不适用于现今的孩子;再比如,他的教育实践几乎全部是在农村情境下进行的,而这最初只是乌克兰腹地深处的一个只有小学和初中的不完全中学,等等。如果我们不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读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笔记,如果我们不努力挖掘苏氏具体的教育策略中蕴含的普适性实质和深刻的理念,而只是将其具体想法、说法、做法悉数照搬,我们就会局限地认为,他的思考和实践只适合于意识形态高度禁锢的教育环境,只适合于农村学校,只适合中、低年级。若真如此,我们就不仅仅是误读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深刻含义,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有出色的创新性的本土实践成果。因此,对于我们广大的教育实践者,重要的是在把握苏氏教育思想内核的基础上,从本国、本校、本教学科目、本年级、本班级乃至具体孩子的个性特点出发,最大限度地理论联系实际,最深程度地自主思考,最高水平地发挥创造性,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探索取得创新性的成果。

三、苏霍姆林斯基及其教育思想为什么能如此广泛、持久地被我国教育工作者爱戴和推崇

苏霍姆林斯基及其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广泛、持久地被我国教育工作者推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第一,苏霍姆林斯基用心灵写作、与教师交谈,所以,他是教师的良师益友;第二,他把心灵献给教育、献给孩子所以,他是孩子们的朋友和榜样;第三,他的动机是使孩子更美好,使教育更美好,使人性更美好所以,读他,总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能唤起读者在自身活动中追求真善美的强烈渴望;第四,他的教育理论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源自学校实践的肥沃土壤,他的语言平实、质朴、充满真诚、洋溢激情、富有感染力所以,易读易懂,极富启迪意义,极易产生共鸣;第五,他富于批判精神,但不刻意追求理论建树;他富于创新精神,但从不追求名与利。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还是他的实践活动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所以,他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当之无愧的人学、是活的教育学。最后,他质朴而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尤其适合中国的国情。人性的本质使他的教育理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永不过时。

财富的思想 第5篇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肥胖是我的“资本”。你可能不知道，虽然我年轻的时候很胖，但我经常吃东西。每次我奶奶带我去看她的七个姐姐和八个姐姐，每个人都羡慕地问她:“你的孙子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白胖白怪可爱的，看看我的家人，都只有“皮包骨”。“一些熟悉我的阿姨捏我的脸，然后偷偷塞一些糖给我吃。那时，我为自己的肥胖而自豪，我经常和祖母出去炫耀我的大肚子。

在小学，肥胖是我的“强项”。在小学的时候，我的身体在同学们的眼里又高又壮，所以每次拔河比赛同学都催我报名。他们认为我“强壮”，所以我很强壮，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不强壮，但是我的对手不能拉我。

在初中，脂肪是我的“名片”。学期开始时，老师看了看教室门口，让一些学生下去拿书。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我会变得懒惰，但这可能是因为我个子相对较大，有着明显的目标。老师立刻证实了我的眼睛。”来吧，小胖，你带几个同学下来带书!”老师一说这话，学生们都笑了，但我只能低头看着我微微抬起的肚子头。由于我在小学六年里仍然有当班长的领导能力，我很快就组织我的同学做好了工作。从那以后，也许我“外表出众”，每当有事发生时，老师都会确认我的眼睛证实了我的眼睛，我是正确的人”。当然，我的“努力工作”受到了同学们的关注，很快我得到了奇怪的绰号“胖部长”和“站着的胖子”。我的同学们从体形到名字都逐渐记住了我。在第二周的班会课上，老师“封”我为班长。也许学生们看着我，就好像我对人类和动物无害，并在课后轮流“拜访”我。因为我出众的身材、慷慨的嗓音和同学们为我写的文章，我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年级。”呃，萧立业，小胖!“这些问候的声音从未停止，这大大满足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