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研究的新发展

传媒产业研究的新发展（精选7篇）

传媒产业研究的新发展 第1篇

天津社会科学院陈柳钦同志的新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已于2008年4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该书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就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概念作了界定, 并系统论述了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等内容。第二章主要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本章拓展了资本的内涵, 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环境构成及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支持体系结构, 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运营机制, 资本运营必须依赖于支持系统的支撑。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支持系统的结构层次从外围到核心可以概括为:其一是制度环境 (制度资本) ;其二是四大内部系统组成的网络, 即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组成的支持体系, 它们是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市场推动力。第三章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本支持。目前, 金融资本的概念从传统的银行资本、借贷资本拓展到股权资本、风险资本, 将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从一般意义上的产融结合拓展到利用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的金融资本运作。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发展为促进高新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催化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亟需大量资本投入, 而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正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壮大的“温床”。第四章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资本支持。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形成的直接动因。高新技术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把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作为资本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技术资本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资本支持有赖于技术资本的物化———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第五章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是构筑高新技术产业激励机制的重要理论依据, 人才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人力资本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当务之急是充分把握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的特性和效能分析, 造就高新技术型企业家阶层。第六章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支持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过程中若要实现使命、达成目标、创造价值, 不仅依赖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技术、设备、知识等经济资本, 而且更加依赖于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的隐性资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规范和信念等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第七章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资本支持。制度与技术是互动的, 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制度重于技术。制度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资金、技术、人才、制度四大要素中制度是第一重要的:作为激励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发挥人的潜能;作为市场配置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包括资本金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并实现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度具有整合功能, 可以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三大高科技要素的互动与集成。

该书从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支持的内涵界定入手, 以产业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运用系统分析的原则与方法, 深入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环境构成内容, 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运营的环境需求。本书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及支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并结合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 从金融资本支持、技术资本支持、人力资本支持、社会资本支持和制度资本支持五个维度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及支持系统, 并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运营机制, 资本运营必须依赖于支持系统的支撑。该书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产业投资理论, 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一书脉络清晰、资料详尽、体系完整、逻辑性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该书突破了以往仅从金融资本这样狭小的范围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问题, 而是从现代资本的广度, 以崭新的视角重新赋予了“资本”以更新和更广的内涵, 这是很有新意的, 有利于构建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支持的研究水平, 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本理论。该书以“资本”为逻辑主线, 创造性地综合应用资本运营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系统理论、金融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制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理论, 来集中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体系问题。可以说, 体现在本书中各学科理论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 以及机制分析、数量分析、制度分析这三大分析体系的演进, 将有力地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目前国内外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文献多如牛毛, 但是全面研究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支持的却寥寥无几, 而从广义资本视角来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环境及支持系统的几乎还是空白。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体系建设方面, 应该说在国内还没有这么全面、系统分析的专著问世。因此, 应该说,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是对这一“空白”的有益补充和探索, 是探索之作, 创新之作。该书的研究结论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又在政策建议上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相信这本书对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际工作者有所借鉴和裨益。

谋划文化产业的新发展 第2篇

一般认为,支柱性产业需要具备几个特点:一是产业规模较大,占GDP的5%以上;二是发展较快,市场需求高;三是就业涵盖广;四是关联度大;五是节约资源和能源。对照这一要求,目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之还有差距,因而才要“推动成为”。我们要进一步组织研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文化产业的内涵、外延、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产业影响和贡献国民经济,促进和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优势与发展潜力,研究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研究尽快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政策措施。各地也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使文化产业成为当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主要标准和发展路径,从而真正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更大贡献。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紧扣国家“十二五”规划对文化产业的新定位,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主动而为,为文化产业发展构筑规划和政策的空间。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和发展改革、财政、工信、商务、国土、建设、科技、教育、金融、统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加强协调沟通,主动争取支持。要认真总结评估《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执行情况,科学研究,提高“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导性、操作性、约束性;更加注重文化产业的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巩固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更加注重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结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努力做到结构好、布局好、效益好、可持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相关的考核、评价和责任制度,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将文化产业发展融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全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按照这一要求,各地也将编制本地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我们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对接,力争在当地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有文化产业的一席之地。

过去,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习惯于直接抓创作、抓艺术生产,擅长于抓文化事业。某种意义上,文化行政部门的工作是财政保障型,财政给多少钱,我们办多少事。抓事业,我们不少同志得心应手;抓产业,有些同志还有些不知所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过去我们习惯和擅长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与中央现在的新要求还有不相适应之处,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必须对照这一要求,及时更新观念,调整工作重心、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

传媒产业研究的新发展 第3篇

一、全球“创意经济时代”来临、全国掀起创意产业浪潮

伴随着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迅猛发展, 创意产业率先在世界发达国家兴起。当今全球创意产业规模巨大, 达到了每天220亿美元产值的规模, 并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许多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拥有自己的特色创意产业, 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近年来, 创意产业在中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措施, 并强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创意产业就是推动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创意产业是开发人类创造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它强调创意和创新, 强调把文化、技术、产品 (服务) 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不仅能为人们提供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从而有效刺激内需, 形成新的消费市场,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 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浙中创意产业发展兴起的背景

浙中强大的产业基础和优势面临产业发展和转型等实际问题的影响, 那么, 产业转型中除了技术研发, 更应该注重的就是以工业设计为主的创意设计, 因为它将改变企业和国家的命运。创意设计业具有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突出作用。加快创意设计业的发展, 将为浙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

浙中有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具备引领全球小商品潮流的条件, 但浙中的“创意产业”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1、创意产业整体滞后。目前浙中已聚集着袜业、拉链、饰品等称雄全球的特色产业集群, 然而这些产业中的大多数企业生产低附加值原创性薄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链中还没有真正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2、创意产业人员不足。目前, 浙中上规模的企业已设立100多家设计研发中心。但对浙中的近3万家企业来说, 创意设计人员总量、结构、素质仍显不足。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浙中以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的经营模式正接受挑战。因此利用‘创意经济’的手段, 提升浙中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三、“义乌创意园”推动浙中创意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

09年11月18日开园的“义乌创意园”, 吹响了小商品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号角。到目前, 园内已拥有55家企业, 涵盖了产品外观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商业空间设计、室外景观设计、广告摄影和广告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和培训、品牌策划、企业战略咨询、庆典方案策划、企业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等各个方面, 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服务链。经过几年努力, 义乌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创意产品网络销售群体。

一般而言, 创意产业的发展都会经历三个阶段:民间推动阶段, 即创意产业萌生阶段;政府推动阶段, 即产业起步阶段;市场推动阶段, 即产业基本成熟阶段。目前, 义乌创意产业已进入第二个阶段。去年底出台的《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就将义乌跟杭州、宁波、温州一起列为“四大创意城市”, 其中义乌则发展为国际商贸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与此同时, 义乌也出台了发展创意产业的相关政策。

四、加快发展浙中创意产业的对策分析

1、借鉴国内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 探寻具有浙中特色的发展模式

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是创意人才和文化资源, 这两个要素都具有鲜明的地方个性特色, 因此, 世界各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一般而言, 发达国家都拥有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 但因各地经济文化基础不同, 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 我国创意产业也有很大发展, 尤其是香港、台湾地区, 创意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而浙中搞创意产业, 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北京、上海等地的创意产业的做法。浙中的创意产业只能建立在浙中小商品市场这个庞大市场的基础之上。浙中创意产业发展应该立足于浙中原有的制造业根基, 通过运行“网络媒体”、“招商发展”、“展示交易”等业务平台, 精心打造特色品牌。加大创意创新理念, 实现“创意提升浙中, 小商品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创意园主题和宗旨。

2、政府应采取各种扶持措施积极协助开拓市场

政策扶持是发展创意产业的有利保障。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是浙中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措施和方向, 更是变“浙中制造”为“浙中创造”、赶超发达城市经济水平的良机。因此, 浙中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以保障创意产业的发展。

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除了政策、人才、资金等条件之外, 市场规模的扩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浙中政府应积极支持文化创意产品走向世界, 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宣扬、推介本土的创意产业和产品, 包括制定创意产品出口相关保障、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政策;组织开展各种创意活动, 鼓励、引导创意企业、创意产品走向世界。

3、制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建立跨部门的创意产业推动机构, 建立协调机制, 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包括:建立创意产业的投资基金, 担保基金, 鼓励创新的奖励计划和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财政支持政策等;制定支持中小创意企业的发展政策, 包括促进投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作、加强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等;出台“浙中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指导性意见, 以便各级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规范并有效地落实发展创意产业的各项鼓励政策。

4、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 鼓励各类创意产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文化创意的繁荣需要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 对各种文化创意, 只要无害就应允许其存在。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 交流可以促进创新。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 重点推进包括协会、研究机构、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建设, 这既有利于突破条块分割的弊端, 也有利于更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为此建议:

尽快成立全市性创意产业协会, 整合社会各界力量, 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建立创意产业品牌促进中心, 定期举办节事活动, 设立创意产业大奖, 为创意企业和产品提供信息、展示、推介等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厉无畏:《关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考》, 《光明日报》, 2009-11-23。

[2]束洪福:《义乌创意园提升小商品竞争力》, 《科技日报》, 2009-11-24。

[3]鱼凫:中国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现状报告[EB/OL].http://www.ccmedu.com/bbs54_12103.html。

4G/5G产业链迎来新发展机遇 第4篇

张峰介绍,本届展览会重点突出、内容丰富多彩:一是宽带网络技术集中展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将重点展示在光纤网络建设、提升宽带网络接入速率、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的成果。二是4G/5G最新成果精彩荟萃。随着4G业务的全面开展以及5G研发步伐的加快,产业链各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通信设备厂商将展示最新4G解决方案以及5G关键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三是铁塔公司首次亮相。铁塔公司将围绕“服务创造价值”,重点展示在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成果。四是“互联网”应用丰富多彩。 本届展会将集中展示企业在互联网产业应用、“互联网”创业项目孵化等方面的最新技术和成果。五是搭建平台全力支撑“双创”。 展览会打造以创客精神为核心的智能硬件线下体验场,全方位展示智能硬件、移动互联领域创新创业最新成果。

据了解,2015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将于9月22 - 25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谈管理会计研究的新发展 第5篇

1.1研究的内容对内深化与向外扩展并举战略管理会计是现代管理会计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计算 (life cycle cos ting) , 现代管理会计不只要求估算产品生产者的成本 (包括产品的研究、开发成本, 设计、制造和营销成本) , 同时还要求估算产品消费者 (用户) 的成本 (产品的使用成本, 如汽车制造商在产品出售以后, 还要追踪了解汽车的油耗和维修、处置成本等) 。从“目标成本计算” (target eosting) 和同它密切联系的‘Kaizen (日本词汇, 意为“持续不断改进”——continuousimprovement) 成本计算法“看, 目标成本计算法是根据市场导向来制定产品成本目标的一种系统方法, 它先根据顾客对产品的需求, 确定一个能够让顾客接受的营销价格, 作为目标售价, 然后, 以目标售价为基础, 扣除企业要求达到的目标利润, 确定应达到的目标成本。

1.2应用的指标从滞后性向前导性转变从应用的指标看, 管理会计不同于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重在回顾过去, 管理会计重在面向未来。所以, 财务会计应用的指标, 基本上是历史性的、滞后性的指标 (Lagging indicators) , 而管理会计为了协助管理人员筹划未来, 所用的指标必须从滞后性向前导性指标 (leading indictors) 转变, 以便更好地发挥它在企业管理中应有的职能。

1.3计量方式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相结合从计量的方式看, 现代管理会计应用的指标, 不能像财务会计那样, 将“货币计量”定于一尊, 而应实行“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相结合, 有些指标在采用货币计量方式的同时, 很多指标还要求采用多样化的非货币计量方式。

1.4学科的性质更趋多学科化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以决策研究为核心的高度综合“软科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和首要职能。因而从事决策研究的现代管理会计自然就成为与管理融为一体的一个专门领域。它的性质是与现代化管理的性质为转移, 并随着现代管理会计性质的发展而发展。但就其根本的特性看, 管理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应以此作为出发点, 来探讨现代管理会计的特性和相关学科的组成。管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就不能只关注它的技术层面, 更应把重点放在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上。据此, 现代管理会计的相关学科, 可以区分三个层次, 即上层、中间层和基础层。

1.5决策支持模式从科学观向人文观转变前已指出, 管理首先要决策, 决策是领导者、管理者的首要职能。由此可见, 管理决策在整个管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管理会计是融管理和会计于一体的一个专门领域, 是企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现代管理会计发展的新方向

2.1通过整合不同管理会计工具, 发挥其综合效用目前独立进行管理控制和业绩管理的工具主要有“全面预算管理”、“平衡计分卡”、“EVE管理”、“作业成本法和作业管理”等等, 这些管理会计工具在不同领域发挥管理功能。预算管理系统是通过目标设定、执行控制、差异分析、反馈与考核等内容对企业进行管理, 长期处于企业控制系统的核心地位。平衡计分卡是通过因果关系链整合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的战略指标, 关注企业结果指标和驱动指标, 使其成为一个前向反馈的管理控制系统, 它扩张了企业的视角, 由原来仅有的财务视角增加为面向顾客、面向未来、面向股东和面向整个流程, 从而使业绩管理更具战略相关性。

2.2战略管理会计与营销理论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 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加剧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使传统管理会计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和竞争环境的变化。传统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以企业内部为视点, 没有将企业的内部信息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 缺少诸如质量可靠性、生产的弹性、顾客的满意程度等一系列与企业战略目标密切相关的指标, 缺少对企业在竞争中的相对地位分析, 不能提供和分析与企业竞争地位相关的成本、价格、业务量、市场份额、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会计信息。

2.3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确定企业是由许多系统组成, 一个系统不是小系统的机械凑合而是一个“有机体”。在一个有机体中, 机体的各个部分间存在着内在作用力相互驱动。而现代管理会计认为, 不能把管理看作是单纯的物质技术过程, 而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社会系统, 要求在尊重人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前提下, 确立人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组织结构是民主思想的体现, 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 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 从内心深处激发每一员工创造性。

技术人工物本性理论的新发展研究 第6篇

一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本性论

20世纪20-80年代,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埃吕尔(Jaques Ellul)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技术哲学家为代表的经典技术哲学“有效地批判了随着启蒙运动而来的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弥补了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对现代技术的危害性缺乏认识的‘短板’,唤起了人们对更好的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4]1。但以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经典技术哲学从形而上学的层面反思技术,即从技术之上、技术之外研究技术,而没有打开技术黑箱,深入技术内部,从技术本身追问技术。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技术哲学掀起了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在这场经验转向运动中,克罗斯和梅耶斯提出了技术人工物的本性理论,即技术人工物二重本性理论。

克罗斯和梅耶斯分析了技术人工物(technical artefacts)与社会人工物(social artefacts)、自然物(natural objects)的差别。他们认为,技术人工物,诸如计算机、电视、手机等,不同于社会人工物,诸如法律、大学等的表现是它们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自身的物理结构;它们不同于自然物之处在于它们是人类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有意制造和使用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他们把恰当地解释“被制造”(produced)的意义作为理解技术人工物本性(nature)的关键。“被制造”有两种意义:一是,技术人工物在物理上被制造;二是,技术人工物在意向性上被制造,即仅因为人类的意向性,自然客体被制造成技术人工物。技术人工物有目的(功能)。这属于目的论的范畴。这种目的论的要素使技术人工物脱离了自然客体。自然客体仅因为人类的意向性获得了目的论的要素,进而转化成为技术人工物。因此,技术人工物是在物理的和意向性的双重意义上被制造。[5]从这个视角看,技术人工物具有物理结构和功能二重本性,其中,功能涉及人类意向性。[5]

人们对于世界有两种基本的看法:一种是把世界看作由物理客体构成,这些物理客体通过因果关系相互作用;另一种是把世界看成由行动者———当然首要的是人———构成,这些行动者有意向地展现世界和在世界之中行动。克罗斯和梅耶斯对于技术人工物本性的理解合并了人们对于世界的两种基本看法。技术人工物具有物理结构,这一本性适应世界的物理看法。技术人工物具有与意向性相关联的功能,这一本性适应世界的意向性看法。克罗斯和梅耶斯分析强调,技术人工物是一种物理的和意向性的混合客体,它们不能仅仅在物理的范围内被描述,因为那里不能说明它们的功能特征。同时,技术人工物也不能仅仅在意向性的范围内被描述,因为它们的功能必须通过它们的物理结构实现。技术人工物只有通过合并关于世界物理的和意向性的两种不同看法才能被充分地描述。[5]那么,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描述(功能描述)和物理描述如何统一在一起的呢?他们深刻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在逻辑上,不能从技术人工物的结构描述,即物理描述,推导出功能描述(意向性描述),也不能从功能描述推导出结构描述。但是在实践中,工程设计者能通过实践推理桥接这一逻辑鸿沟,技术人工物的结构描述和功能描述在工程师的设计实践中得到了统一。

克罗斯和梅耶斯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运动中,提出了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本性理论。这一理论引起了国际技术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重要的技术哲学家、美国学者米切姆(Carl Mitcham)也参与到讨论之中。克罗斯和梅耶斯的技术人工物二重本性理论对技术哲学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二发展的契机与内在根据

在经验转向之后,技术哲学又进行了伦理转向。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期”[6]。这场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为技术人工物本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技术哲学从形而上学层面转向了经验层面,克服了经典技术哲学描述性的缺乏、技术决定论的偏颇和悲观主义的情绪,有力地推动了技术哲学向前发展。但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尤其是“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过多地强调描述性,趋向于丢弃对技术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关注[6],有的甚至把对技术本身的研究作为最终目的。为了弥补这,技术哲学掀起了伦理转向。从现实看,技术已渗透到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人的自由、尊严、隐私受到威胁;环境问题、技术风险问题、技术短期效应与长期后果的差异问题等日益令人们担忧,甚至恐慌。因此,技术现实也召唤着技术哲学进行伦理转向,进入道德实践领域。

随着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大量技术伦理思想理论出现,如纳米技术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和工程设计伦理等。[6]这场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像经验转向一样关注具体的技术和实践,而不是大写的技术(Technology),同时,它又在经验转向的基础上增强了规范性和评价性的研究。它们从伦理的视角,主要运用应用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和原则反思实际的技术和技术发展。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一方面引导着研究者将视线向技术的伦理维度转移,关注技术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推动着从本体论的层面思考和解释技术的伦理现象。技术有四种形式:作为人工物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活动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7]在各种技术形式中,技术人工物是最感性的、可触知的。同时它也是奠基性的:作为知识的技术是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知识。作为活动的技术是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活动或过程。作为意志的技术是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意志。“各种技术形式只有被落实到具体的技术人工物上,才可以被直观地、感性地认识和理解。若离开技术人工物,其他的技术形式将失去感性的载体和基础。”[4]62因此,从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本性理论)反思技术的伦理问题被推上日程。这为技术人工物本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技术人工物本性理论的发展不仅有外在的契机,而且还有技术的内在根据。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技术(技术人工物)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8],调节和塑造人的道德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技术助推人行善。技术激励和助推着人的道德活动朝着善的方向发展。荷兰设计界设计出这样一种沙发:将一种图案隐藏于沙发的丝绒之下,起初并不明显。但随着沙发的使用和丝绒表面的磨损,隐藏的图案日益显现。此时,沙发就像换了一套新的一样,令使用者耳目一新。这种沙发就激励了人珍爱它们,延缓把它们丢向自然,从而保护了生态。其次,技术助推人作恶。技术不仅能够激励人行善,有时候,也可以助推人作恶。一次性杯子就助推了人的浪费行为(恶)。一次性杯子,人们使用后会马上扔掉它,而对于普通杯子,人们不会这样做。再次,技术抑制人行善。技术既能够促进人行善,也能够抑制人行善。在北欧的家庭里,有这样一种吸尘器:它的柄杆不是很长,妇女使用比较适宜,而男人使用很不舒服。北欧的男子身材普遍高,由于这种吸尘器的柄杆不是足够的长,男子们在使用这种吸尘器清洁家时,需要弯身把持。使用一会,他们的后背就会疼痛。这样,除尘这种家务活自然也就落到了妇女的身上。男子可以在一旁休息、看电视。在这一例子中,技术(吸尘器)就抑制了人行善,抑制了男子同女子一样平等地参与打扫房屋的劳动。最后,技术抑制人作恶。与前一个不同,技术在这里抑制了人作恶的决策和行动。生活中这类事例很多。拉图尔减速带的例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减速带能够有效地抑制司机快速或超速行驶,危害行人。[9]

拉图尔分析认为:“即使十分平常,甚至我们都没有考虑的技术也能塑造我们的决策和我们行动的结果。”[10]在现实中,技术(技术人工物)以其方式调节和塑造着人的道德活动。技术人工物这种调节和塑造人的道德活动的实情是技术人工物理论发展的内在根据。

三“使用规划”的新维度

在技术哲学伦理转向和技术人工物调节和塑造人的道德活动的实情的共同推动下,克罗斯等学者发展了技术人工物本性理论。2011年,在《技术哲学:从技术人工物到社会技术系统》(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From Technical Artefacts to Sociotechnical Systems)一书中,克罗斯、沃玛斯(Pieter Vermaas)、普尔(Ibo van de Poel)、弗朗辛(Maarten Franssen)和胡克斯(Wybo Houkes)把技术人工物二重本性论发展为三重本性论,增加了“使用规划”的新维度。

在分析技术人工物时,克罗斯等学者打破原有技术人工物本性论的认识,认为技术人工物具有三重本性,即物理结构、功能和使用规划(见图1:技术人工物的三重本性图)。他们指出:“我们可以把技术人工物界定为被人类设计和制造的、具有技术功能和使用规划的物理客体。”[3]7这一界定从本体论上强调了技术人工物三方面的本性:功能、物理结构(物理客体)和使用规划。作为技术人工物,飞机具有机壳、机翼、发动机、驾驶舱和座舱等物理结构,具有空中运输的功能(目的),具有飞行员如何操控它的使用规划。使用规划是一个新术语,是指使用者必须进行的行动[3]7。具体地说,使用者为了实现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目的),必须按照技术人工物蕴含的使用指令进行一系列的行动,这些必须进行的行动就是使用规划。当下,超市里广泛使用的投币手推车。它的使用规划就是使用者,即消费者,投币取车,用后送回到指定位置停车取币。在我们身边常见的方便筷子的使用规划是直接使用,用后扔掉。使用规划与拉图尔的“行动程序”(program of action)[11]相似。不过,“行动程序”还没有被拉图尔提升到了技术人工物本性的层次,拉图尔是在解释技术中介的意义上使用“行动程序”这一概念的。

作为技术人工物一种本性的使用规划与使用者的“使用规划”是有本质区别的。荷兰学者弗里斯(Marc J.de Vries)在《吉尔伯特·西蒙栋和技术人工物的双重本性》中提到了使用者的“使用规划”。他指出:“使用者可以遵循设计者的使用规划,也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使用规划。”[12]法国哲学家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也认为,使用者能够以不同于设计者预想的方式使用技术人工物。[12]使用者通过自身的行动作用于技术人工物,以使技术的功能现实化,从而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使用者在具体的语境下有时候会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价值判断,调整和改造技术人工物的使用活动。这种使用者对技术人工物使用的重新规划就叫作使用者的“使用规划”。作为技术人工物本性的使用规划与这种使用者的“使用规划”根本不同。作为技术人工物本性的使用规划从本质上讲是嵌入在技术人工物之中的由设计者建构的使用规划,是设计者对使用者使用行动的规定(指令),是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产生的。而使用者的“使用规划”则是在技术的使用阶段才出现的,是使用者对使用活动的自我规划。

使用规划这一新维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技术人工物本性的其他两个维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理结构使技术人工物具有某种功能,而功能的实现需要使用规划,即如果要实现功能(使功能现实化)需要技术人工物的使用者履行使用规划———也就是,按照使用规划行动———通过使用规划的履行,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得以实现。一架直升机拥有螺旋桨、机身和发动机等物理结构。这些物理结构使直升机具有空中飞行的功能。但要想真正实现直升机飞行的功能,还需要飞行员(使用者)按照使用规划行动(操作),诸如走进直升机、坐下、启动引擎、操作总距杆使直升机上升、脚踩踏板调整机头方向等。通过飞行员这些履行使用规划的行动,直升机空中飞行的功能得以实现。使用规划和物理结构与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三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三重本性论中,物理结构和功能是对技术人工物二重本性论的继承;使用规划是增补的一个新维度,它把技术人工物与使用者的使用联系起来,赋予了技术人工物伦理的意义,是对技术人工物二重本性论的发展和超越。

四“使用规划”的意义

克罗斯等学者发展了技术人工物的本性理论,揭示了技术人工物本性的新维度———使用规划。作为新维度,使用规划在技术人工物理论和设计伦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使用规划从本体论上赋予了技术人工物伦理地位。在关于技术人工物的流行看法中,有一种传统的认识,即技术人工物中立论。这种看法认为,“从道德的观点看,技术人工物是一种中立的工具”,仅仅被用来服务道德上好或坏的目的。[3]16“枪不杀人,人杀人”这句美国国家步枪协会提出的口号简明地反映了技术人工物中立论的观点。技术人工物是被动存在的。当没有被人使用时,它不会造成任何事情。一把枪,在没有被人使用时,它既不会带来什么好事,也不会导致什么坏事。技术人工物被动地被人用来追求好的目的或坏的目的。人们可以使用网络与远方亲人沟通,问寒问暖;坏人也可以利用网络盗取他人的隐私信息。技术人工物于被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于人,技术人工物本身是中立的,与道德无关。中立论否定了技术人工物的伦理意义,即剥夺了技术人工物的伦理地位。使用规划的提出有力地批判了这种中立思想。使用规划是使用者为实现技术人工物的功能而必须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即,是使用者如何行动的规划或程序。当使用者使用技术人工物时,技术人工物的使用规划就要求,甚至强迫使用者按照它的规定行动。由此,技术人工物通过使用规划或好或坏地调节人的行动。前面提到的北欧家庭里的吸尘器,它的使用规划就具有偏见地使妇女承担打扫房屋的劳动,男子可以坐在一旁休息、看电视。投币购物车的使用规划阻止了使用者(消费者)乱停乱放的不文明行为,使使用者规矩、有序地停放购物车。使用规划使技术人工物具有了伦理意义,从而否定了技术人工物中立论,从本体论上赋予了技术人工物伦理地位。

使用规划奠定了设计伦理的本体论基础。前面提到的技术人工物中立论强调,技术人工物仅仅是中立的工具,没有道德意义。受这种中立论的直接影响,人们认为,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仅是一种设计道德中立的工具的活动,不影响技术人工物道德上善或恶的使用;技术人工物在使用阶段出现的伦理问题与设计无关。因此,设计不用为技术人工物的最终使用负责。技术人工物使用规划本性的揭示打破了这种认识,它对于技术人工物设计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规划本性表明设计涉及技术人工物的使用。使用规划是设计的产物。设计建构着使用规划,并借助其或好或坏地塑造着技术人工物使用者的使用情形。设计建构着地铁系统中自动检票机的使用规划———放置票卡于感应区,通道门打开,乘客(使用者)进入站内;如果不能拿出票卡放置于感应区,乘客(使用者)将被阻在站外———通过这一规划,设计塑造了乘客(使用者)良好的道德行为,积极持票乘车。设计建构着换囊钢笔的使用规划———墨水用尽后,扔掉墨囊,换上新囊———通过这种规划,其造成了使用者大量扔掉墨囊的使用后果。这一方面造成了浪费,另一方面损害了环境。设计不是简单地设计道德中立的工具的活动,它“内在地是一种道德活动”[13],它通过由其建构的使用规划塑造着使用者的道德行为(使用情形)。使用规划的本性为设计伦理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

使用规划新维度的增补深化了对于技术人工物本性的认识,赋予了技术人工物伦理地位,拓展了技术人工物理论。与此同时,它也为设计伦理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将促进设计伦理的发展。

结论

传媒产业研究的新发展 第7篇

一、“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兴起与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设计科学”概念及该概念所蕴含的设计思想在人类学习研究领域的广泛传播有很深的渊源。西蒙认为,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3]由于“人的行为复杂性也许大半来自人的环境,来自人对优秀设计的搜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研究人类便要研究设计科学。它不仅是技术教育的专业要素,也是每个知书识字人的核心学科”。[3]

20世纪90年代后,学习科学作为一个以真实、复杂情境中的学与教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的“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医学和教育学”[5]等学科进行融合沟通与深度整合,形成了一套独特话语体系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也开始从设计科学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学习,并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自己在研究范式层面的新诉求,即综合多学科的视角,在研究范式上进行跨学科、多层面的整合,以“弄清学习、认知和发展的本质及条件”。[6]

如何在严格遵循科学原则的传统教育研究和学习科学研究之间保持平衡,让这两种理论假设与操作模型旨趣各异的研究范式都能有效地服务于美国教育理论与实践?是否存在一种既立足自然学习情境,又遵循科学研究原则的新范式?以美国西北大学的艾伦·柯林斯(Allen Collins)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布朗(Ann L.Brown)为代表的早期认知科学家们的相关研究大大推动了“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二、“基于设计的研究”之涵义与主要特征

1. 涵义

虽然柯林斯和布朗是“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他们也没有给“基于设计的研究”下过一个权威的定义。在早期研究中,他们将“基于设计的研究”称为“设计性实验”,并认为,“描述设计性实验的最佳方法是给出一个可以实行的实验例子”;[7]设计性实验的最高目标是把小学课堂这个学习工作场变成一个学习和理解的共同体;[8]通过比较心理学领域用于研究人类学习的设计性实验方法和一般的实验方法,对设计性实验方法的创新性做一个清晰的阐述。[9]

之后,美国的研究者们对“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如保罗·科布(Cobb,P.)等人指出,“设计性实验承担了‘设计’学习方式和系统研究支持这类学习情境两个任务,这种设计性的情境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测试和修正,而连续的迭代就相当于实验的系统变量”;[1[10]]王峰(Feng Wang)等人指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个系统而灵活的方法论,旨在立足真实情境中,通过迭代的分析、设计、发展和实施,在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提升教育实践,并产生与情境相关的设计原则与设计理论。[11]萨莎·巴拉布(Sasha Barab)指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学习科学家的方法论工具集,它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环境中的学习过程,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简单学习环境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以发展新理论、产品和可以在其他学校或者班级实施的实践纲领。这种深入的研究通常经过多次的迭代,并发生在真实情境中”。[12]巴拉布的这一阐述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并已收录到索耶(R.Keith Sawyer)主编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

2. 主要特征

当前,“基于设计的研究”之主要特征已经得到普遍认同。2003年,斯坦福大学的沙维尔森(Shavelson,R.J.)等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根据研究强调的重点不同,设计性研究具有“迭代的、关注过程的、干预主义的、合作的、多层次的、实用导向的以及理论驱动的”[13]等特征,具有复杂的、多变量的、多层次的和干预性的本质。这一阐述被后继研究者频频引用,被认为是对“基于设计的研究”之特征总结得比较经典的说法。2005年,王峰等人对这些特征做了详细的解释。2006年,巴拉布在《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提出了一个“基于设计的研究”之一般特征图(见图1)。他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核心要素包括设计、理论、问题和自然情境。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与其他要素相关。即,设计基于预设的理论,理论的力度与设计解决问题的程度密切相关。理论、设计、问题在自然情境中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14]4]

实际上,无论是沙维尔森,还是巴拉布,他们总结“基于设计的研究”之特征的路径大都延续了柯林斯在研究早期所开创的比较法。即,通过比较“基于设计的研究”与设计、形成性评价和行动研究[1]等其他研究方法的异同来彰显“基于设计的研究”之特征,并形成“基于设计的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范式的一般特征,即当前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的干预主义、迭代循环、过程取向、实用取向和理论取向[16]等这几个主要特征。

三、“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新发展

美国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主席杰尔·康弗里(Jere Confrey)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工程活动和皮亚杰、维果茨基和杜威等人的思想。通过对学习科学的理论基础开展研究,“人们可以追溯‘设计研究’的发展历程”。[7]这足见“基于设计的研究”思想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源远流长。本文重点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设计的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在美国的发展,并从早期探索、体系形成和持续发展与完善这三个主要阶段进行阐述。

1. 早期探索阶段

1992年,柯林斯在《面向教育的设计科学》一文中,以西蒙的设计科学为总领,通过“如何设计教育环境以使新技术成功引入一门系统性科学”[7]这个楔子,从方法论的层面对教育中的设计性理论进行了描述。除了论述技术创新与教育的设计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之外,柯林斯还提出了8条对于“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方法论很重要的条件,并以一个有关太阳、地球和季节的相对运动为例描述了什么是“基于设计的研究”。在教育设计性理论建构所涉及的工作阶段、相关变量以及变量间的关系、变量与结果成败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尝试。整篇文章从框架搭建到行文书写都流露出很强的理论色彩与体系建构意识。柯林斯也因此被认为是“基于设计的研究”这个新型研究范式的理论先锋。

在柯林斯提出这一观点不久,布朗也于同年发表《设计性实验:在课堂情境中创设复杂干预面临的理论与方法论挑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布朗描述了自己如何尝试通过设计性实验,把课堂从学业工作场变革为鼓励学生、教师和研究者进行反思性实践的学习环境的做法。她集中介绍了交互式阅读与“拼接教学小组”这两种合作学习,并多次提到学习理论的变化需要新的方法论。她强调,她的目标是在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学与教”的理论模型,努力设计出不仅在实践中有效,而且是建立在相关理论之上的干预,并详细说明这些干预为什么有效,且值得信赖和重复并推广等。也正是由于她从实验室这块“干爽高地”转向真实世界的“低洼湿地”,布朗获得了“基于设计的研究”实践先锋的美誉。

本阶段,“基于设计的研究”在柯林斯和布朗这两位极具号召力的学者带领下,第一次向美国学术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愿望。但由于这两位先驱的学术研究与其他学者,包括其他科学共同体的互动较少,这种声音还不是很为人们所关注,来自社会各界的资助与政策支持也比较有限。这使得此后将近10年间,有关“基于设计的研究”成果较少,无论是柯林斯的理论框架雏形还是布朗的案例探讨都有待拓展。

2. 体系形成阶段

1999年到2005年是“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发展的体系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方面的坚实基础。其中,1999年至2002年间,“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发展有两个重要趋势:其一是“基于设计的研究”有了相对稳定的科学共同体。“基于设计的研究”集体(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作为第一个以“基于设计的研究”命名的学术共同体在美国正式成立;其二是“基于设计的研究”案例开始关注迭代循环的问题,并将研究触角从科学性较强的数学、物理和生物等领域延伸至阅读领域。如2001年,西北大学的BGuILE项目开始由最初的开发软件活动转向对软件开发活动结构的设计、执行与分析循环。乔治·梅森大学的班南·里特兰德与埃格顿(Egerton,E.)等人在2000年到2002年间,开发了一种用于提高阅读辅助技能的“识字探险者”网络电子绩效支持系统,并做了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此外,“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实验学段还从中小学向大学迈进,把研究领域向多元化发展。如2000年,巴拉布等人在大学课堂实施了一项以完善参与性学习框架为目的的“基于设计的研究”活动。2002年,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布罗菲(Brophy,S.)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提交了题为《大学生物工程学的基于挑战的教学:一个基于设计的研究案例》的论文。其他学者则把“基于设计的研究”拓展到了教师发展、情境学习与计算机辅助和学习科学的方法论等领域。

到了2003年至2005年,“基于设计的研究”论文在美国陆续发表,理论框架初具形态并推动了实践案例的丰富与不断“升级”。从2003年起,著名的美国教育期刊《教育研究者》、《学习科学杂志》、《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技术》分别于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相继开设专栏刊发基于设计的研究论文,对“基于设计的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角色,如何站稳脚跟、发展“有用知识”,如何对方法论进行反思以及“基于设计的研究”为什么既重要又困难,“基于设计的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如何保证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美国基于设计的研究者们对前期研究积累进行的集体反思、分享、调整与校正的成果,也是“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由柯林斯等人在2004年第一期的《学习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设计性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观点》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他们把“基于设计的研究”自1992年以来的发展成果做了一个集大成式的总结,形成了一个包括“基于设计的研究”总目标、经典案例、实施指南及其在总结性评价中如何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教育革新进行评价等4个部分在内的理论框架。从概念到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程序、从结果到应用等层面立体地呈现了“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理论框架应有的宽度与深度,包括其指导实践案例的力度。较之于1992年,柯林斯提出的“面向教育中的设计科学”的思想雏形,这个实施指南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见下表),[19]更有助于后继者开拓研究视野。

也正是在这个集大成式的实践框架推动下,“基于设计的研究”实践成果不断涌现,集中体现在:2005年,美国著名的教育技术期刊《教育技术》在45卷第1期开辟专栏介绍了6个在美国中小学校实践的“基于设计的研究”案例。[20]

从总体上看,“基于设计的研究”在本阶段的发展有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研究视野日益扩大,知识来源更加宽厚多元;方法论意识愈加强烈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但在获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的诘问。如,一项“基于设计的研究”要“迭代循环”到什么程度、循环到哪个层次才会结束?(Dede,2004)“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不是只是把一些旧的物理教育研究装到一个新瓶子而已?(Richard R.Hake,2004)正是由于这些批评与诘问,“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发展才有了更高的目标与更强的动力。

3. 持续发展与完善阶段

2006年后,“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继续活跃,案例探索已经完成一个整体上的“迭代循环”,正向更高级别的“迭代循环”持续拓展和迈进。这主要表现为前期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系统总结,理论边界的拓展更加积极,学术团体的活跃空间继续扩大,案例探索也从学校课堂、课外活动投向了远程教育领域。《剑桥学习科学手册》收录了两篇由康佛里和巴拉布撰写的关于“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文章。美国乔治亚大学教育技术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汤姆斯·里夫斯(Thomas Reeves)与钱德拉·奥里尔(Chandra Orrill)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基于设计的研究”电子绩效支持系统(Design-Based Research EPSS)。该系统的网站发布了到目前为止最齐全的有关“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