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存空间范文

女性生存空间范文（精选11篇）

女性生存空间 第1篇

《芒果街上的小屋》正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试图还原墨西哥裔妇女的真实存在。《芒果街上的小屋》1984年出版,翌年获得前哥伦比亚基金国家图书奖。小说由44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小片段组成,描述了一个住在美国芝加哥贫民区墨西哥移民的后代埃斯佩兰萨·科德罗的成长。芒果街简直就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少数族裔的监狱:充斥着贫困、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制等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埃斯佩兰萨的成长既是她身体的成长,更是她女性意识的苏醒和成长。埃斯佩兰萨目睹了芒果街上那些身体和精神都被禁锢在男性的房子里,饱受凌辱虐待而又无声的少数族裔女性的生活,决意要摆脱这样的宿命,她要走出去,去追寻平等和自由。在她居住的芒果街上,生活着众多的瓜达卢佩圣母型和玛琳齐型女性。她们在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着正面或反面的引路人角色,从她们身上,埃斯佩兰萨领悟到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局限性和虚假性,进而确立起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

一、完美的“瓜达卢佩圣母”

瓜达卢佩圣母是墨西哥天主教徒信仰的神,相当于基督教的圣母玛丽亚,她抚慰穷人,保护弱者,帮助受压迫者,是母性的象征。在宗教重要性之外,瓜达卢佩圣母还具有政治意义,对墨西哥民族身份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她的前身被认为是阿兹特克文化中的丰饶和繁衍女神托南齐恩(Tonantzin),因而代表着与西班牙殖民文化相对的墨西哥本土文化;她被尊崇为土著居民的保护神,广泛出现于墨西哥独立革命中的旗帜上。就女性气质而言,她是圣洁的贞女,在墨西哥文化中被标榜为美德的典范、妇女的楷模,教会借助她宣扬童贞至上和禁欲操守,普通大众则从她的纯洁、温顺、慈爱和自我牺牲等品质中获得感情的慰藉。在《芒果街的房子》中,埃斯佩兰萨的母亲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是女儿成长过程中观照的行为榜样。女儿眼里的母亲有着圣母般的美貌和品德,尤其在“头发”这个小故事里,她用颂歌的句式对母亲的描绘不啻是教堂里的圣母像:但我妈妈的头发,我妈妈的头发,像小巧的玫瑰花结,像卷曲精致的糖果卷儿,因为她整天戴着发卷,当她抱着你的时候,当她抱着你、你感觉非常安全的时候,把你的鼻子伸进她的头发,你会嗅到甜甜的味道,那是烤面包之前暖融融的味道,当她在床上留着她体温的一侧为你挪出地方,你躺在她身边,窗外雨水滴滴答答,爸爸的呼噜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你嗅到的就是这种味道。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滴滴答答的雨,还有妈妈散发着面包香味的头发。(第6—7页)

英美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可见,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只有拥有独立自主的空间和经济地位,女性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创作才华,发挥自己潜在的天赋,才能获得独立和平等的身份。埃斯佩兰萨的母亲可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用无私的爱心和辛勤的双手,与丈夫一起把清贫的家变成了温馨的港湾。按父权制的逻辑,这是理想女性理想的幸福生活。然而在“聪明的家伙”中,父权制培养的理想女性却反戈一击,将幸福的神话击得粉碎。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并不能让母亲感到满足和快乐,她告诉埃斯佩兰萨:“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的,你知道吗?”(第90、91页)母亲天资聪颖,会说两种语言,会唱歌剧,会画画,可惜很早辍学嫁为人妇之后,她只能“用针和线画画,画小巧的玫瑰花结,还有丝线绣成的郁金香”。可见正式因为丢失掉独立自主的空间和经济地位,埃斯佩兰萨的母亲才未能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价值。面对强大的父权制传统,埃斯佩兰萨的母亲做了一辈子“屋子里的天使”,连该坐哪趟地铁去市中心都不知道。所幸她并未完全内化男权文化规定的女性价值观,在为家庭无私奉献的同时,她保留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没有放弃对艺术的向往。她更没有成为父权制的同谋和帮凶,教育女儿做圣母型的理想女性。恰恰相反,她不仅现身说法,还用蝴蝶夫人和周围的单身母亲做反面教材,督促女儿努力学习,靠教育改变做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她是一个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萌芽的母亲。埃斯佩兰萨的姨妈与瓜达卢佩圣母同名,也是一位圣母型的妇女。身患不治之症的她一直盼着死神的到来,因为病痛使她无法履行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务,面对“只想做小孩子、不想洗碗、不想给爸爸熨衬衣的孩子,还有想着再娶一个妻子的丈夫”,她倍感“羞愧”和“不安”。(第61页)毋庸置疑,她羸弱的身体承载着温顺、慈爱、自我牺牲等为父权制社会推崇的女性美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女性美德的背后隐藏着男性社会的冷酷和非人道。瓜达卢佩圣母被供奉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病中的瓜达卢佩姨妈却如“小小的牡蛎,张开的硬壳里的一小片肉”,窝在不见天日的小屋里,“水槽堆着脏盘子,布满灰尘的天花板上爬着苍蝇”;圣母受到万千信徒的膜拜和称颂,姨妈却无从奢求丈夫的体贴和忠贞。(第60页)如此强烈的对比,凸显的恰恰是男权话语支配和规范下,女性生存的非人化。姨妈如同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其价值体现为圣母般的美貌和美德,以此换取丈夫提供的经济保障;但当疾病剥夺了她的价值和相夫教子的能力,她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求生还是求死,全得看丈夫的脸色。母亲和姨妈做了一辈子的贤妻良母,却告诫埃斯佩兰萨要走教育求自立的道路,要借艺术创作获得身心的自由。这是与父权制传统女性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异端邪说,却是她们付出一生的代价换来的血泪教训。男权文化仅仅用为人妻母来界定女性的生命价值,用母性取代女性完整的人性,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生活小圈子,其结果必然是剥夺女性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使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需求而存在的工具。虽然她们这代人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走出“家”的四堵墙,但埃斯佩兰萨最终能摈弃父权制传统对女性的定义,成长为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她们的引导功不可没。

二、“玛琳齐”的归途

作为瓜达卢佩对立面的玛琳齐是墨西哥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传奇女性。据记载,她生于1501年,父亲是一个印第安部落首领,父亲死后,母亲改嫁,把她卖给了过路的商人,几经辗转,最后她成了塔巴斯科玛雅族首领的奴隶,通晓几乎所有的印第安语。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赫尔南多·科特斯抵达阿兹特克人统治的墨西哥,她被当作礼物敬献。不久科特斯发现了她的语言天赋,她得以从女奴转变为翻译和情妇,被称为“玛丽娜夫人”(Donna Marina)。她为科特斯育有一子,并帮助他征服了墨西哥,随后却遭到抛弃,被转嫁给他的下属。本族人视她为叛徒,轻蔑地叫她玛琳齐(意思是“船长的女人”),据传还处死了她与科特斯的儿子以示惩罚。几个世纪以来,出于墨西哥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玛琳齐”成了被西班牙人勾引或强暴,因而背叛民族和国家的印第安女性的代名词,她的背叛和被玷污被视为对墨西哥男性中心文化的威胁:男性的强势地位遭到颠覆,男性的保护无济于事,传统的妇德遭到僭越。在墨西哥人的意识深处,“玛琳齐”指代受歧视的女性:妖女、荡妇、弃妇、被强暴或被奴役的女人。《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玛琳齐”的代表人物为玛琳。她远离波多黎各的父母,孤身一人寄居在美国的姨妈家里,靠给姨妈看孩子换得生活费,人身自由受到控制。玛琳最大的梦想就是钓得金龟婿,远远地离开姨妈家,离开芒果街,过上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她看来,唯一的办法便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最好是先在白人占多数把自己打扮成性感的尤物,吸引有钱男人的目光即便只是姨妈家的小保姆,玛琳也“总是穿着深色的长统尼龙丝袜,脸上画着浓浓的妆”。(第23页)每晚等姨妈睡觉之后,她穿着短裙,点着香烟,在房前如展览商品一样展览自己,或者深更半夜去参加舞会:“要让男孩子看到我们,也要让我们看到男孩子。”(第27页)在芒果街居民的眼里,玛琳成了一个满身风尘味、不守贞节、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不惜背叛芒果街的坏女孩。姨妈最终打发她回了波多黎各,因为这个危险的妖女“太让人操心了”。(第27页)莎莉是书中另一个玛琳齐型的女孩。如果说玛琳是为了实现美国梦而主动选择做“玛琳齐”,莎莉却是父权制“红颜祸水”逻辑的受害者。她天生丽质,喜欢打扮,把眼睛画得像埃及艳后,“穿着烟灰色尼龙长袜……黑外套和鞋子”。(第81-82页)在父亲的眼里,“美丽到这个份上是麻烦”,因为“他信仰的宗教教规很严”,而且他的姊妹曾因私奔而令家人蒙羞。众所周知,天主教提倡禁欲,尤其看重女性的贞操;女性向来被视为是充满诱惑且危险的“夏娃”,教会常常告诫男人要管好自己的妻女,否则她们可能随时投向陌生人的怀抱。美貌的莎莉对男性已经构成相当大的诱惑,她没有刻意收敛,却放任自己的爱美之心,更加突出女性的身体魅惑。在深受天主教影响的芒果街西语裔居民看来,即便莎莉没有做出任何不轨之事,她也是妖女和潜在的荡妇,女同学不愿与她交朋友,男同学都在背后说她的坏话,连埃斯佩兰萨的妈妈都暗示:“这么小就穿黑色是不吉利的。”(第82页)莎莉的父亲也把女儿看成潜在的“玛琳齐”,随时有可能勾引异性,或者被异性勾引;无论何种情况,对他作为男性家长的权威和尊严都是严重的损害。他不让女儿去学校以外的地方,不让女儿参加舞会,一旦发现女儿与男孩子说话,便会“像打一条狗一样地用双手打她”。(第92页)父权制社会不由分说,把“玛琳齐”的帽子扣在莎莉头上,对她的期待只有两种:不是变得安分守己,便是继续自甘堕落,而提供给她的出路只有前者。初始,莎莉选择了“阳奉阴违”的抗争:在家里,她是“父亲的女儿”,在家外,她是爱美的莎莉。但是到后来,莎莉与男孩子交往随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女孩。莎莉的行为不难理解:对她而言,身体是自我的唯一载体,也是反抗父亲、反抗芒果街的唯一武器。她试图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却在“玛琳齐”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招致愈传愈烈的坏名声和父亲变本加厉的毒打。无奈的莎莉只得辍学,嫁给一个糖果推销员。婚姻可以给予她妻子的名分,一劳永逸地帮她摆脱坏女孩的形象和父亲的淫威,进而按“瓜达卢佩圣母”重塑自己的形象,赢得社会的认可。对此,埃斯佩兰萨颇有见地:“她这样做是为了逃离。”(第101页)不幸的是,莎莉才出狼窝,又入虎口。丈夫不让她打电话,不让她的朋友上门,甚至不让她“向窗外看”,她整天“坐在家里,因为没有他的许可,她不敢出门”。(第102页)像她这样的情况在芒果街上并不少见,拉费拉“美丽得令人无法直视”,丈夫怕她逃跑,一出门便把她锁在家里。(第79页)莎莉从“父亲的房子”逃到了“丈夫的房子”,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它们并无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是男人的领地,是父权制价值体系主宰的地界。她——包括她的贞操——只不过是男人锁在房子里的财产,婚前归父亲所有,婚后归丈夫所有。

三、一所自己的房子

家对于芒果街上的女性来说不再是温馨的空间,而是自由和梦想的牢笼。几代墨西哥裔女性的历史都是一部囚笼生活史,她们年幼时的自由、聪慧与美丽都无一例外地在婚后被专横的丈夫扼杀在狭小的家里。埃斯佩兰萨的曾祖母,曾经是一个自由得像一匹野马一样的女人,结婚后也只能呆在家里,只能“用一生向窗外凝望,像许多女人那样凝望,胳膊肘支起忧伤”(第10、11页)妈妈和姨妈向她指出了教育和写作的出路;艾丽西娅,一个靠教育、自我奋斗改变命运的女孩,给她树立了具体的榜样。埃斯佩兰萨最大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房子”,不仅是代表富足生活的物理意义上的房子,更是不受芒果街男性中心价值观控制的“心灵的房子”,是女性生存的新空间。(第64页)埃斯佩兰萨的梦想及其对芒果街的拒斥颇似玛琳齐的投敌求荣,但她的榜样不是倚赖男人拯救的玛琳齐,而是走自救之路艾丽西娅,而且,她摈弃的只是西语裔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心始终与芒果街上本民族、本阶层的同胞在一起。恰如她所说:“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身份和我成长的地方。路过的流浪者会问,我可以进来吗?我会把阁楼让给他们,请他们住下来,因为我知道无家可归的滋味。”(第86页)更重要的是,埃斯佩兰萨谋求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还有芒果街所有女人和男人的福祉:“我离开,为的是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走不出芒果街的人。”(第110页)她吸取了“瓜达卢佩圣母”的积极因素:悲天悯人的情怀、普救众生的使命和助人为乐的美德,把小我建构成推己及人的大我。

摘要：美国当代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描述了墨西哥移民在美国辛酸的奋斗史。小说以一家移民后代的女儿埃斯佩朗莎·科德罗为主人公,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反映女主人公埃斯佩朗莎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女性在美国社会的弱势地位以及在家庭受男性压迫的现实。本文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重点剖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女主人公埃斯佩兰萨的成长历程,指出埃斯佩兰萨是不同于传统的瓜达卢佩圣母型和玛琳齐型的新女性,从而揭示出作家西斯内罗斯对墨西哥裔传统女性价值观的反思和颠覆。

关键词：女性身份,瓜达卢佩圣母,玛琳齐

参考文献

[1]Pilar E.Rodriguez Aranda.On the Solitary Fate of Being Mexican, Female,Wicked and Thirty-three:An Interview with the Writer Sandra Cisneros. The Americas Review 18.1,1990:65.

[2]西蒙·波娃.第二性[M].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3.

[3]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 91-92.

女性职场生存智慧 第2篇

在单位里一定要学会融入同事中，怒要搞孤立，这样很容易就变成边缘人。首先要去了解同事的喜好，学会在一个圈里找到共同话题。然后就是打成一片的交流，不仅是工作，生活也可以。

二、闲聊保持距离

在你和同事闲聊的时候，不要炫耀自己的知识面，也不要过多的打听别人隐私。听到了隐私学会分析，不要急着去传播。也许你知道的只是皮毛，也许你知道的是错误的，所以不要肆无忌惮的聊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适可而止。

三、低调处理问题

无论是遇到工作上的事，还是生活中的事，切记低调。同事之间发生小矛盾很正常，不要过于高调的去处理，这样只会让事情下不了台面。办公室是公众场所，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及时处理问题比纠结问题要重要，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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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存的困境 第3篇

关键词：《金色笔记》；莱辛；空间；女性

中图分类号：I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87-02

空间理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随着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现代主义等理论学科的发展，空间理论也变得日趋成熟，成为在文学研究方面一个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是空间理论发生和发展的奠基人。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生产着自己居住的环境、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生活等。列斐伏尔的理论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是他理论的起点。社会空间不是居于其他事物中的一个事物，也不是孤立的一种存在，而是与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存在与共同存在、一种秩序或者无秩序。社会空间与三样东西密切联系：形式、结构、作用。继列斐伏尔之后爱德华·索亚和他的《第三空间》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又将空间的应用范围进行扩大，提出了第三空间的理论，这更是空间理论上一个大的飞越。这里的第三空间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真正解放了空间理论最初的狭隘局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多丽丝·莱辛的作品一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颇受文学研究者的青睐，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她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便掀起了一阵莱辛热。《金色笔记》是英国当代重要的女性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这本堪称女性生存教科书的作品是由一部小说和四本日记组成，这四本日记分别是黑、红、黄、和蓝色日记另加一本自由女性，整个四本日记和一部小说则构成了金色笔记本。在她的这部作品中成功刻画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女性，也构成了各种各样都市生活中的女性空间，其中包括生活空间，也包括心理空间。莱辛通过对主人公安娜内心世界的细致剖析，揭露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生存困境，为知识女性寻求自身出路提出了有用的建议。物质空间不仅是人们置身的场所，心理空间也不单是思想、意念流动不居的所在。关于女性空间的书写中，莱辛主要有以下几种空间的建构。

一、中年空间

在《金色笔记》中，中年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人公安娜和莫莉都同样在遭遇着中年危机。在伦敦这样一个大城市中，安娜有着自己的大房子，房子对她来说就是自己的一个庇护所。莫莉是一个演员，收入不菲，甚至可以说富有，她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人到中年的她们都有儿女，安娜有一个女儿珍妮特，莫莉则和儿子汤姆同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居住的环境、她们生活境况和经历的相似，都同样地决定了她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进而影响她们在思想和精神上的渴望。书中的这些女性虽然有物质上的满足，但在其他方面却不如意。她们总是一起讨论女性中年的危机，因为她们都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她们都认为对于中年女性来说，有足够独立的生活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婴儿可以得到母体的保护一样。人到中年，她们同样面临着与子女沟通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涉及另一种女性空间—母性空间，这将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在涉及中年空间的问题时，作者曾多次强调房子的重要性。可能对于一个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单身中年女性来说房子是给她们提供安全感的一种保护，一种与外界暂时隔离的空间，是她们的保护伞。

二、婚姻空间

在这些女性的生活空间中，另一个重要的生存空间，便是婚姻空间。婚姻空间一直以来是莱辛写作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在此书中贯穿着各种女性的婚姻矛盾与纠结，其中的马莉恩就是婚姻的牺牲品。马莉恩可以说为了婚姻牺牲了很多，但还是没能改善她与丈夫的紧张关系，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当她与丈夫离婚以后，她感到自己解脱了，可以真正地做回自己了。但莱辛也强调，女性的独立不光是摆脱男性的压抑，摆脱婚姻的枷锁，也不是一纸离婚文书就可以做到的，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才是追求自由的必由之路。正如书中所描写的各位女性主人公一样，她们有着不错的工作，可以足够养活自己甚至是自己的儿女，而这样的女性在摆脱困境追求独立的过程中，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像她的前辈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一样，莱辛认为不论什么样的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而这里的空间不仅仅是一所房子可以代替的。伍尔夫曾经说过，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在婚姻这个关系中，女性变成了男性与子女的附属品，她们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似乎是没有自由而言的。无论一个女人在社会上，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功，她回到家里就得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莱辛认为婚姻是女性的牢笼，妻子是社会对在这个牢笼中的女性的一个代名词。

三、母性空间

莱辛深知都市生活女性的状况，在她笔下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妻子或是母亲的角色。在此，莱辛创造了又一个母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的莫莉和安娜都是母性空间的代表人物。莫莉的儿子汤姆是马莉恩在处理母亲这个角色时的关键所在。汤姆思想激进，要求独立与自由，但却又悲观脆弱，最终寻求自杀，虽然未果，但也给他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双目失明。汤姆代表的是年轻一代的人，他们脆弱，孤独无助，有理想，却又缺乏身份认同，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容易走入歧途。因此与母亲的关系也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一层空间关系中，无论是母亲，还是儿子都缺乏对彼此的了解，从而使得生活出呈现出种种的矛盾。同样，安娜的女儿珍妮特却太过于听话，这使安娜非常不安，因为她只有13岁，却有着30岁的心理年龄，老气横秋，缺乏该有的青春气息，这也让安娜操心不少。这样安娜的生活重心也集中在了女儿的身上。她需要对女儿的各种行为做出“规范”，但即使如此，安娜还是很愿意为女儿付出的，因为有女儿在，她就会感觉很安定。无论孩子是母亲的负担还是母亲的幸福，哪一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从每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扮演着永远只知道付出而不求回报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母性空间永远是这些女人无法摆脱的一种空间。

四、职业空间

莱辛书中的女性无论是哪一位主人公，都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女性、新女性、职业女性的代表，她们中有作家，有演员，有杂志编辑，所有这些职业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让人羡慕和热爱的。安娜的职业就是莱辛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经验，莱辛对安娜的描写就更加顺其自然，在情感上也可以产生更多共鸣。安娜也同样是一位独立的女性，她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且能够依靠写作养活自己和女儿，但她却没有丈夫，与多个男人存在暧昧关系。在其他人眼中的安娜已经是一个自由女性了，她也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但安娜自己却从来不曾承认这一点，她说她宁愿结婚，过上稳定的生活，对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性来说，渴望爱情、家庭和稳定的生活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这些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社会生活中各个不同女性形象的一个映射，但莱辛的女性们却打破了传统的妇女们应该回归家庭，做好家庭主妇的模式。她们独立、自由、追求自我价值，但同时又受到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并没有完全解放自我。在这种矛盾下，莱辛替那些因为家庭压力而裹足不前的女性们呼喊，她呼喊女性的解放。

五、自由女性

女性的解放带来的便是对自由女性的追求。就安娜来说没有家庭，没有丈夫，女儿的离开，应该给她带来的是自由。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快乐，早已把照顾女儿看作自己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女儿的离开之后，变得冷清，孤独。这难道不是她一直渴望的生活吗？这不是自由生活的美好形式吗？此时连莱辛也对此产生了疑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莱辛的《金色笔记》有四种颜色的笔记和一本《自由女性》，在最后，她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论题，什么才是自由女性，这个问题恐怕连她自己都无法回答。她用了四本日记来记叙女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代表着四种空间形式，而另一本自由女性不是真正的日记，她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女性要摆脱那些束缚，就要全面地武装自己，在头脑和经济上，但即使这样也可能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可是只要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敢于表现自我，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是对自我解放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最后要说的是，《金色笔记》这种碎片化的书写形式，让读者读来倍感压抑，但这也正反映了小说中主人公的压抑的生活。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作者都要提到自由女性这一种主题。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似的是，莱辛也认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应该反抗来自外界的特别是男权社会的种种压力，但不同的是莱辛觉得女性完全可以不顾任何的外界束缚，要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不需要与男性分享他们的世界，而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便是莱辛在思想上相对走得较远的一步。自由女性是安娜的梦想，也是作者的梦想，但要实现这个梦想，女性要比男性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毅力。

参考文献：

[1]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2]Lessing，Doris. 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多丽丝·莱辛.影中漫步[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女性生存空间 第4篇

一、现实生活的建筑空间——遮风避雨的家

家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所, 人们总是把它看作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的生活空间。《到十九号房》正是围绕“家”这个空间来讲述女人的故事, 以女主人公苏珊·罗林斯的内在意识作为叙述的主线, 整个外部世界都是通过她的意识, 从她的角度来构建的。

小说中苏珊和马修婚前各自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两个人经过慎重的选择, 组建成外人眼中完美的家庭。他们婚后的家是一座有庭院的白色大房子, 生了四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还雇有一个干活利索的钟点女工。一家人的生活幸福愉快, 事事按部就班, 一切都似在预料之中。身为丈夫, 马修努力不懈地工作, 维持着一家的生活——苏珊、小孩、带庭院的大房子, 可以说, 他是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妻子苏珊为了照料家人的日常生活, 而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 专心做起了家庭主妇。每日里操劳忙碌, 照顾丈夫和孩子们的饮食起居, 为各种家庭琐事劳累, 她努力地扮演着一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 冒险和乐趣早已不再属于她。结婚十年, 夫妻俩人用理性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家。这个家是外人眼中“完美匹配”的家。

然而, 正是这个外表看起来令人艳羡的家, 却也有它不和谐的音符的存在。因为, 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家, 一方面, 它是男性压迫女性的空间场所;另一方面, 它又是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空间场所。男性跑向外界, 以逃避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女性则被局限于家庭, 安于稳定和养育子女。在家的空间中, 苏珊一直与外部环境抗争, 力图拓展自己的内心空间, 抵制各种形式的压迫, 让家的空间回响着女性的声音。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妥协和失意, 却仍然不失为女性生存意识的探索和发声。

二、女性理想的精神家园——心灵栖居地

二十世纪初期, 女权运动蓬勃兴起。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房子》自一九三九年问世以来, 便以其睿智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赢得大众的喜爱, 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部作品中, 伍尔夫揭示了女性因长期压抑在男权社会, 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她认为女性若要“成为自己”, 就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 那么女性的命运便会迥然不同, 她们才有可能捍卫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与男性的对立地位, 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伍尔夫为女性争取的这个“房间”, 既是她们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也是她们自我审视和身份确认的精神空间。

细读莱辛的《到十九号房》便不难发现, 由“自己的一个房间”衍化而来的“房间”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房间”在作者的笔下是禁锢女性精神的困境, 而“走出房间”则暗示女性心路成长的历程以及她们追求精神自由的道路。小说中苏珊和马修的婚后生活“平淡无奇”, 他们“做事慎重, 绝不出错”。可他们自己“有时难免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的生活似乎像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然而, 随着丈夫偶然的一次出轨, 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乱, 苏珊的内心越来越不平衡。表面上她选择用“理智”理解和原谅了丈夫, 可实际她却把伤痛埋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用不着使用那些夸张的字眼, 什么‘不忠’、‘原谅’等等。理智不准她使用这些字眼, 理智也不准她吵架、闹别扭、发脾气、冷战、恶言相对、哭闹、尤其是不准她哭。”然而, 理性活动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部分, 当理性被过度强调时, 人感性的那一面便被搁置、忽略。苏珊在经过了对生命理性的审视之后, 她的精神世界依然无处着落, 她的精神家园依旧无从寻觅。本以为在最小的双胞胎上学之后, 她终于有属于自己的“自由自在、难能可贵的时光”。可是, 当她真正的一个人独处, 那“气愤、不安、空虚之情却又似乎特别逼近她”, 她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渴望情感的慰藉和心灵的皈依。她急切地需要自己的一个空间, 需要真正自己独处一下。于是她选择了阁楼上的一个备用房间作为自己独处的空间, 于是罗林斯家阁楼上的备用房间便成了“妈妈的房间”。可是“妈妈的房间”是在丈夫和孩子们的包容下设置的, 这种人为化的环境根本无法使苏珊在丈夫和孩子们的不解与凝视中寻得内心一丝的宁静与放松。家对苏珊来说“一点自由都没有”, 在这里“她不能忘记自己, 不能真正忘我”。苏珊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或有个什么地方, 随便哪里, 可以让她独自一人坐下来, 独自一人, 别人谁也找不到她”。终于她在帕丁顿地铁站附近的弗雷德旅馆找到了给她带来生命认同感的十九号房间。这个房间虽然狭小简陋, 但比起她自己的家, 感觉更能让她获得心灵的宁静。“她属于这个地方, 这个房间等着她前来, 等待已久。”在十九号房里, 苏珊静静地坐着, 闭上眼睛, 偶尔站起来走到窗边, 伸伸腰, 面带微笑往外看。她珍惜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 她不再是苏珊·罗林斯, 不再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不再是马修的太太, 不再是那栋白色房子和花园的女主人。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 她就是她自己, “单独一人, 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她得到了宝贵的自由。然而丈夫马修却疑心重重, 雇佣了私家侦探, 打探到了苏珊的房间。当苏珊用以独处的空间被发现, 她的快乐随即烟消云散, 她只能履行心中的告白:“事实上, 没有了那个房间, 我的生命也完了。”最终, 她选择在十九号房里打开煤气开关结束自己的生命。

小说里的十九号房是苏珊内心世界的精神寄托与归宿, 而她寻找的过程正是努力发现和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苏珊认为, 实现个人的自由就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直到最后自杀, 她也没有最终摆脱束缚于她身体和精神上的枷锁, 小说中的两个房子是禁闭苏珊心灵的监狱。身为女性作家, 莱辛知道, 女性最大的精神压力来自婚姻和世俗的禁锢。当人们想当然地将女性类型化时, 莱辛却展现了女性是如何从充满梦想的女孩变成了唠叨、焦虑、紧张的女人, 她们在琐碎、空虚和无聊的生活中渐渐地枯萎, 直至死亡。

三、多元化的都市生活空间——女人的半边天

空间作为社会的特殊产物带有“性别代码”的属性, 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导致社会空间的等级配置的直接原因。在社会空间中, 男性享有社会特权, 是独立的、外向的、支配性的空间;女性则处于权力中心的劣势, 属于依赖的、内向的、从属的地位。而女性主义的兴起则是要揭示和质疑性别对立和空间分配的关系, 通过女性的自我实践, 开拓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空间。莱辛正是在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探索与书写中创造了一个抵抗的空间, 它是女性独立的标志, 是女性情感和心灵的载体。

苏珊在结婚之前, 原本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在广告公司做事。“她擅长画广告画, 对自己所负责制作的广告, 能以幽默的态度处之。”尽管夫妻二人婚前各自所住的公寓都很理想, 可一旦结婚以后, 不论住在谁的公寓里, 对方总会有寄人篱下之感。于是, 他们很有默契的买了一栋有庭院的房子, 生儿育女。婚后, 苏珊更是辞掉了工作, 将所有的生活重心放在了丈夫、孩子、房子上面, 与原本的那个自信幽默、充满智慧的形象渐行渐远。以苏珊为代表的女性恰与伍尔夫所倡导的相反, 苏珊因为婚姻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一间公寓和一份收入, 正是基于此, 她在日积月累的操劳奔波中渐渐迷失了自我, 失去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失去了社会存在感;同时也意味着在都市空间中, 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在家庭和社会空间中, 她放弃了女性的个性、尊严和自由, 只能依附、从属于男性。她一直苦苦寻找可以使自己得到安宁的那个空间:母亲房、汤森小姐的旅馆、威尔士偏远的山地、弗雷德旅馆的十九号房, 但逃避现实却增加了她的罪恶感。身为女性, 她无法逃遁出社会设定的牢笼, 最终也无法摆脱自身的软弱。

在父权社会体系下, 公共空间被认为应是男性独享的领域, 女人与生俱来的母职形象, 限制了她们从家庭私人空间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权利和机会。因此, 如何在都市公共生活中拥有与男性平等的空间地位, 如何在都市空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直是现代女性所追求和期待的。莱辛从女性作家角度出发, 正是要通过苏珊的出走, 揭示和质疑社会性别对立和空间分配与使用之间的关系, 鼓励现代女性通过自身的实践, 开拓差异空间。

四、结论

莱辛的《到十九号房》发表后, 立即引起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广泛关注, 它与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主旋律相呼应。莱辛对女性的生存状况自觉反省, 体现了她深刻的怀疑精神, 并且她还积极呼吁和鼓励女性走出家庭, 以寻找女性在社会空间中存在的自我价值。作者通过苏珊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现代女性真实而普遍的社会生存状态:她们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来赢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话语权, 而在这个过程中, 女性会不断地进行自我怀疑、身份厌倦, 经历迷茫和压抑的心理变化, 体现了以苏珊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女性, 如果想要成就自己, 就必须走出封闭狭小的家庭世界, 冲破男权的樊篱, 积极创造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同时, 莱辛通过小说还不忘提醒,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空间里, 女性主义者所倡导和追求的女性革命注定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Doris, Lessing.Stories.New York:Random House, 1979

[2]Elaine 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 to Less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多丽丝·莱辛.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Trans.范文美.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8.

[4]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Trans.王还.沈阳:沈阳出版社, 1999.

[5]胡勤.审视分裂的文明——多丽丝·莱辛小说艺术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肖庆华.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8.

[7]赵晶辉.“房子:女性的空间焦虑——多丽丝·莱辛的小说与《一间自己的屋子》的互文解读.”淮海工学院学报.8.4 (2010) :44-47.

现代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 第5篇

打开陈染的作品，在想象的视野中走来的是一个个孤独却渴望独处，冷漠却情欲丛生，敏感却甲壳坚硬，高傲却自卑自嘲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们执著行走在尘世的边缘，忧郁的眼神只专注地凝视内心深处的那片幻觉之海，要摒绝现实人生的庸俗功利，极力维护人性的高贵与尊严。但是，她们又每每在这失去中心、四散混乱的世界里痛苦而无奈地沉浮迷醉，这是一种自由却尴尬的生存困境。也许它不代表全部女性的生存困境，但却又清晰强烈地传达出纷繁多变的时代里女性无法挥去的那种矛盾纠缠的失望情绪：对自身、对外界的失望，对过去、对现在甚至对将来的失望，在这失望之中又有着无法掩饰的对于诗性价值的渴望。“对于每个女性写作者来说，个人的生存经验对其书写内容有着先验指导性意义”，[1]陈染的创作正是对生命中亲身经历、深切感受的一切所进行的独立思索和话语实践，它有着不容忽视的严肃与庄重，涌动的是真实到难以相信的生存之痛，是现代知识女性在一个美感消解，欲望裸露的现代社会中的泣血之吟。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陈染作品中对现代知识女性在多重身份钳制下多重意识的困扰、斗争的书写。

一、传统：“逃”与“回”

“依照一部男权文明史的惯有准则，女性的得救，无论躯体或心灵，无不依附于男权力量的拯救，男性的‘上帝或‘父亲一惯而永恒。他不因女性的反叛或忤逆而承诺或允许在权力位置上的女性角色置换。”[2]这绝非是危言耸听的咒语，而是无情文化历史凝铸的女性的文化宿命，是自“五四”以来女性在追寻自由之途时常常无奈深陷的一个传统漩涡，其间经历了对男性权威或隐或显、或强或弱的排斥与逃离、嘲弄与颠覆，但却又总在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与建立情感模式时莫名地靠近与依赖男性权威。作为女人，她们要成为的是男人眼中的女人。陈染小说书写的正是这一轮回循环的荒谬困境中现代知识女性的“逃离——回归”之路。

在作品中，女主人看似已经从男权的限制下解脱，她们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表面上自由的婚恋，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实现了从厨房到书房的胜利迁移。在社会生活网络中有独属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标识，可在精神意识深处“男权”之威却以两种极端的形式牵制着她们心灵飞翔的自由。一是伤害。《空心人诞生》中，陈染以冷酷笔力写了一个“专横、阴鸷而病态的男人”是如何残暴地蹂躏践踏了一个美丽的紫衣女人的生命。女人幽幽地说出“我不需要男人”，“只有孩子是属于你自己的”，可她全力呵护的孩子因为父亲的阴暗残忍从小心灵就扭曲畸形，过度敏感。如果我们忽略小男孩的性别，理解为他就可以将《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我”。“父亲”这阴影“是我生命中无法穿透的男人的石墙”。亦如文中一诗所写：

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

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

当这些“丈夫“与“父亲”们以冰冷暴虐之姿横亘在女性的成长、生活道路上并以其毁灭性的伤害显示出男权的不可逾越与威力暗示时，一个悖论式的情景却出现了。这些要“永远地从这种男性声音里逃跑”的女性，怀着极度强烈的厌男情绪与弑父情结的同时也被一种不可抑制的“寻父”“恋父”心理所攥紧，“男权”威力在此挥发它另一个极端化的作用：拯救。《巫女的梦中之门》中的“我”从父亲声嘶力竭地大声怒吼中逃到的是一个“半裸着背脊有着父亲一般年龄的男子”的房子里，以自己年轻身体为代价放纵的结果是陷入命运中再也无法走出的“九月梦魇”。“九月”在陈染的作品中是女性们黑色精神之狱的象征，囚禁着她们的是在男权拯救的无力中灵魂的绝望跌落。但有意思的是，陈染在《嘴唇里的阳光》中为这种拯救设计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能使深匿在黛二小姐久远岁月中的隐痛彻底根除的男性必备的条件是：1、职业——医生。这意味着要有足够的能力、耐心和信心使黛二克服精神与躯体上的双重病症。2、英俊的外相完全符合黛二的想象，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点。3、在天意的安排下遇到黛二并主动爱上她。不难看出，这里的所谓圆满实在是暗示着深层的对获得男性权威拯救的不信任。

这一传统主题在陈染的作品中产生的新异之处在于陈染抛开了以往的“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甚至远离了日常生活的琐屑，采用了一种与现代感知经验相合的内向性的、并稍带抽象性的书写方式。其中自然有着个体体验的想象性的夸张，但同时更具有心灵细致处的深刻震撼。

二、现代：“形”与“魂”

形与魂的问题与以往大家经常谈到的灵与肉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在陈染的作品中，却不能仅仅用灵与肉来表述其作品内涵了。

谈到灵与肉的关系问题，五四时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仿佛不能置之不谈、绕道而过。在我看来，在莎菲身上所展露的是女性解放之初的一种时代性的情欲压抑，也可以说是在自卑与自傲的矛盾心理情境中——竟爱上了一个美貌男子（是否是个灵魂卑劣的男子姑且不下结论）——对自身狂热激情的痛苦掩饰。与其说最后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控制了欲望之堤，不如说是没有勇气去追求情欲的满足。在此处，女性即使有着情欲意识流露，也在找着借口掩饰与逃避，深恐结果是引火自焚。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女性自身情欲的书写渐渐上升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主要应用在刻画性心理方面，但灵与肉的冲突原因往往源于性与政治、性与道德的冲突。在这些作品之中，女性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往往是自身情欲的满足和自我的人格要求、以及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的矛盾，所以用灵与肉的话语就足以表述其内在精神范畴。但是到了陈染的作品，虽然也有涉及灵与肉的话题，但使灵与肉的和谐受到扭曲破坏的已经不再是政治、道德，而是内在的现代人的“人性缺陷”（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陈染小说的边缘性、非道德化）。

女性的情欲之河在陈染勾勒的小说之界里是带着自然原始的力量汹涌流淌的，但有三种情形影响着波光水色的美丽和谐。一是主人公把情欲的宣泄作为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精神疗伤，它常常导致一种两败俱伤的境地。二是在夫妻的床塌上，由于心灵的隔膜与封闭，灵与肉截然分离；或者是女性蓬勃的情欲之望得不到满足，带给女性的是一缕温情萦绕下的黯淡无奈。三是同性之爱，我们不难发现，陈染对同性之爱的书写是一种对男性权威形象进行消解与嘲弄的精神策略，同时给原初欲望另谋逃离之径，但这种书写背后又明显流露出一种无奈与罪责感。当她们只把男人作为想象中共同的道具时，映现的正是对异性温情的渴念，在这里的同性之爱不可能实现灵与肉的合一，而是意味着理智尊严的崩溃与放弃。在以上的情景里，现代知识女性们所深为苦恼和难以承受的不再是如何放置自己的情欲世界，她们对自己的躯体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放逐，“形”对于她们来说，不再是关心的焦点，她们甚至是故意在毁灭着和丑陋着自己的情欲之躯，因为保有“形”的意义已经被时代抹煞了，也被自己抛弃了。而对于“魂”，她们也不再像传统的女性那样去保持内在的超越和纯洁，她们似乎认识到，没有谁会真正在意你的内心，你也无法求得世界的理解，在自己的心灵空间里自我也拒绝与这个距离遥远、一片零落的世界妥协。所以说，在以往的作品里，如果作家与人物都在拼命向往着灵与肉的统一、和谐，到了陈染这里，这个命题已经被黯然转换了，情欲无所谓满足（谁都有情欲之需，谁都会自然追求它的美丽和谐），因为伤痕与残缺已经存在，灵魂注定了无法解脱。陈染的笔下，人物都是无可抑制的与自己身边的环境分裂、隔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孤独漂流。所以，陈染所表述的不再是灵与肉的相互渴望和呼唤，而是形与魂的彼此疏离和绝望放逐。

在当今这个情与性俱被商业价值喧嚣淹没的社会里，陈染笔下的“形”与“魂”放弃纠缠，主动远离现代知识女性奋力保护的内心的纯净与自然，其实正是对健康和谐的情爱人生的真挚向往之情的流露。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将其与那些以“女性隐秘的情欲冲动+青春叛逆的激情+自我身体的认知+性的快感与游戏”为书写方式，完全不再和内心发生关联的新新美女作家们的作品严肃地区别开来。

三、永远的“孤独”

陈染这样说过：“我喜欢沿着经线和纬线，以一个陌生人的样子走过一片片旷无人烟的秃岭和荒原，寻找一处自己的家乡，那个遥远的去处也许会被人们称作乌托邦——一个没有的地方。我不打算到达哪儿，做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陌生者独自漫游就是我的目的。”[3]在作品中，我们处处可以发现这种孤独的行走。陈染表达着现代知识女性精神世界的意义匮乏感，由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真正地相互交流、相互信任、相互依靠，只能无终止地在荒原上孤独漂泊，纵使有着对精神花园的意识中的憧憬，也在失望与疲惫中失却了行进的力量与勇气。《潜性疯子》中的雨子在过去的十三年里精神上只做了一件事：找寻爱情，但她委身于眼前婚姻的最大原因却是因为恐惧极端的孤独。与丈夫相处得到的结论是：这世界的确是谁也离得开谁。领悟了“如果说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的雨子，在《红色娘子军》这样一本被现代青年所遗忘的书里，感到了现代人精神家园的一种永久丧失。《饥饿的口袋》中，麦戈来到“空闲时间储蓄所”，发现人们宁愿一个个承受骗局也不会向人们传递一下消息。她知道来这里的人们的心理问题（包括她自己）正是缘于某一种内在精神的空洞。陈染是如此平淡冷静地书写着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荒芜与孤独。在这种荒芜中，有人疯癫失常，有人茫然置之，有人惊恐不安。我们在陈染的作品中有时可以读到一种对生命中那种残酷而丑恶的衰老的描写，而之所以要面对这种人生结局，正是因为衰老的人生像衰退沉睡的沙漠，再也无法滋长情感与思想。如果人们在生命中无法弥补精神空洞，人生不正是年轻亦如衰老吗？这是现代知识女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都要面对的一种状态：如何发现并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摆脱这种孤独无处倾诉的感觉。

在这里，陈染也许应该去尽力越出自身生活经验的圈子，使她的内倾型创作慢慢转向对丰富多姿的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索，在表现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同时，展现生命的多样性与生动性；不仅书写现代知识女性多重的生存困境，而且写出现代知识女性具有的多种生存可能性。

注释：

[1]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2]具体作品均来自陈染《嘴唇里的阳光》，作家出版社，2001

[3]陈染：《独自漫游》，中国青年报，1995.3

《秀拉》中的女性生存困境成因分析 第6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生存困境,双重歧视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非常杰出的黑人女作家, 自70年代崭露头角, 托尼·莫里森先后发表了《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娃》《宠儿》《爵士乐》《天堂》以及近年来的新作《爱》《恩惠》和《家》共十部作品, 其中《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莫里森作为女性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其对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深切的关注, 在其一系列作品中都积极地探索黑人女性走向反叛之路的原因。通过对《秀拉》地解读, 作品中的三位黑人女性走向反叛之路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生活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一

小说一开篇就描绘了黑人生存的环境:“那个他们连根拔掉龙葵和黑莓、为梅德林镇修建高尔夫球场的地方, 过去曾有一片居民区。这个地方如今被称为梅德林市郊, 但当年黑人居住时却被叫做‘底部’。那里明明高踞在山顶上, 却被叫做‘底部’。”名字的由来不过是一个关于黑鬼的笑话, 黑奴辛勤工作也没能得到白人农场主承诺的位于山谷的一块低地, 取而代之的是那块土地位于高高的山顶上, “从我们这里看是高的, 可是当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了。那是天堂之底——有着最好的土地。”1欺诈的允诺背后是黑人生存的无奈, 以戏谑形式开场的生活背景注定了它的不幸, “底部”, 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 是黑人命运的缩影。黑人群体被玩弄于白人权威的鼓掌之间, 他们由于勤劳被剥夺劳动力, 由于天真被欺骗信任, 由于贫穷被剥夺安稳生存的自由。2山顶水土流失严重, 种子都会被冲掉, 而严冬的寒风又会席卷一切, 贫瘠的土地难以维持生存, 黑人男性就选择了“出逃”, 他们拒绝承担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一切的重担压在了黑人女性身上, 她们在生活底线上痛苦地挣扎。

物质生活的贫困致使精神需求的匮乏, 由于缺乏教育, 无知使得她们意识不到白人的欺诈, 自我价值、人性尊严于她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 黑人命运的悲剧也就越演越烈。但当生活的温情完全退却时, 在命运的冰窖里她们无人可依, 于是开始以决绝的姿态走向反叛。

二

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由来已久, 奴隶制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黑人失去做人的尊严, 他们被当做商品进行交易。由于肤色, 黑人处于社会的底层, 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工作, 像蝼蚁一样胆战心惊地活着。在白人的眼里, 他们是罪恶的象征, 允许他们活着已经是对这群人最大的慷慨。直到奴隶制度废除, 黑人的境况得以改善,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无法从白人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在一个白人把控的社会里, 黑人尤其是女性渴求得到尊重简直难于登天。在《秀拉》中, 黑人女性长期在种族歧视的泥沼中挣扎。当秀拉和奈尔还是小女孩的时候, 几个白种男孩就以捉弄她们为乐, 他们不停地推攘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直到他们厌倦了女孩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他们甚至不允许两个女孩走与自己相同的路去学校, 究其根源是他们以自己的白人身份而自恃地位高于别人。伊娃也是一个饱受屈辱的黑人女性, 当丈夫抛弃家庭后, 为了抚养三个孩子, 她舍弃了自己的一条腿来换取保险金。若不是别无他法, 伊娃又何至于此, 因为黑人身份, 她的尊严与价值早已被剥夺。另一个典例是海伦娜。她是一个妓女和白人的女儿, 但她凭借强烈的存在感和对自身权威合法性的自信而赢得了一切人际斗争。她用白人的价值观念来塑造自己, 在黑人眼里, 她是一个举止稳重, 姿态优雅的女人。但在海伦娜带着小奈尔拜访她的外祖母的火车上, 因上错车厢而遭到白人列车员的斥责时, 她心底深处隐藏着的畏惧和卑贱将她的优雅击碎, 海伦娜脸上浮现的讨好而愚蠢的微笑将黑人女性又一次打入了地狱。

本质上, 黑人遭受到占主流文化的白人的压迫, 无法在白人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她们是白人社会的“他者”。所谓“他者”指的就是被权势或特权阶级所客体化的、所边缘化的、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群。3白人文化处于权威地位, 他们以一种优胜者的姿态把控着黑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尤其是黑人女性, 她们在种族歧视的压迫下身体被奴役、心灵被遗忘。

三

相比男性来说, 黑人女性还要遭受性别歧视。她们不仅被白人所奴役, 同时还要容忍丈夫的谩骂和虐打。在《秀拉》中, 莫里森特别关注女性在夫权制婚姻中所受到的伤害。裘德是奈尔的丈夫, 当他无法得到一份工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时, 他就渴望通过结婚来保护自己身为男性的尊严, 他最需要的是有人关心他, 深切的关心, 深到足以支撑他继续生活下去。裘德急需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来抚平自己从白人那里遭受的歧视, 妻子于他而言只是展示自己男人气概的工具。这也注定了裘德日后选择逃离家庭, 抛弃妻子和孩子, 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生活。伊娃的丈夫波依波依亦是如此, 他把自己从白人那里遭到的屈辱发泄在自己妻子的身上, 家庭对他不存在任何意义, 他将自己的生命全都消磨在和女人调情上。既然无法像男人那样无情, 那么留给女人的就剩下生活的苛待与折磨。

在《秀拉》中, 一方面, 黑人男性在婚姻中把妻子当作创伤宣泄对象和创伤修复途径, 这让女性承受性别歧视的压迫, 另一方面, 夫权制婚姻使女性在家庭角色中的定位失去了话语权, 在经济和感情上沦为男性的附庸。4夫权制的婚姻观里, 男性专制所造成的性别歧视致使黑人女性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产生了怀疑, 被剥夺了自主权利和话语权利的女性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生活的困顿和双重歧视的压迫, 使得黑人女性无法窥探到希望的亮光。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 她们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自己。但仍有一些女性先驱从未停止过对自由的追寻, 她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反叛之路, 卸掉心灵上的枷锁, 追求自己的言语权利, 重构个人的自我价值。

注释

11.胡允桓.秀拉[M].南海出版公司, 2005:3-5.

22 .蒲秀美.从莫里森的《秀拉》看美国黑人女性寻找自我的两难困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4) :94.

33 .郑成英.秀拉·梅·匹斯的悲剧根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89.

女性胎儿生存权的法律保障 第7篇

一、威胁女性胎儿生存权的主要因素

导致目前我国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威胁女性胎儿生存权的因素有诸多方面, 只有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充分的了解, 才会进一步保障女性胎儿的生存权, 防止再次出现“男多女少”的现象。

( 一) “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一个夫妻只能有一个孩子, 这也客观上促进了男孩的生育比例。在许多农村家庭有男孩能“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等观念的影响, 认为男孩以后是家庭的主心骨,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有第一个孩子是女孩, 还能生育二胎, 而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二胎的规定。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男孩的出生概率。

( 二) 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导致女性胎儿堕胎的几率增加

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都对堕胎行为予以明确禁止, 有些国家则规定只有在被强奸、乱伦以致怀孕或可能严重影响孕妇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才允许怀孕的妇女堕胎, 其他堕胎行为一律予以禁止, 用最严厉的法律形式保护胎儿的生存权益, 堕胎是违法的。 (1) 但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法律对于胎儿人权保障制度的缺失和我国对于生育较为保守的传统观念使得对堕胎容忍度增加。特别是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 致使胎儿在未出生之前性别就已经被了解, 虽然我国法律明令禁止胎儿进行非医学的性别鉴定, 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和处罚措施, 使得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当这种技术与“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结合, 必然导致女性出生率的减少。

( 三) 缺乏对女性胎儿法律主体资格的明确规定

我国法律规定的自然人的权利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也就是说胎儿不具有自然人权利的法律主体资格, 其主要权利由母体代为行使, 我国《人体轻伤鉴定标准》 ( 试行)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损伤致使孕妇流产的, 只能认定为轻伤。其进行赔偿的主体也是母亲而并没有赋予胎儿生命健康的权利。并且从伤情鉴定来看, 若是造成自然人死亡, 最高法定刑可以被判处死刑, 但是对胎儿造成的损害仅仅是轻伤, 甚至不纳入刑法的定罪量刑的情形。胎儿也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赔偿, 这都说明了我国法律对于胎儿这一法律主体地位的完全否定。 (2)

二、预防和治理该问题的措施

( 一) 完善法律法规, 切实保障胎儿特别是女性胎儿的生命权、健康权和生存权。目前在我国法律中, 只有《侵权责任法》、《继承法》等少数法律中对胎儿的权益做了明确保障, 但是在《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中对胎儿权利言之甚少, 专门对于女性胎儿的法律规定就更寥寥无几。正是这些法律的不足导致堕胎和产前鉴定胎儿性别有针对性终止妊娠的现象屡见不鲜。只有对此问题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杜绝该行为的出现。

( 二) 加强法律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变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如笔者前文所述, 导致女性胎儿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社会特别是在农村中男性的地位突出, 主要原因在于男性身体条件具有先天优势, 能够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在家庭中担负“顶梁柱”的作用。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并不完善, 致使人们对老年生活缺乏安全感。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确保老年人生活、医疗等诸多方面得到保障。

( 三) 规范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技术, 禁止非医学鉴定性别技术的滥用, 并建议对此专门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于滥用该技术的责任相关人和单位予以处罚, 严重者还应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 严防利用技术手段人为鉴定胎儿性别达到女性胎儿减少出生的不良目的。从技术上杜绝该现象的发生。

三、结语

我国目前男女比例失调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中起主要作用无疑是女性胎儿的生存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对于胎儿权益保护的形式, 罗马法对胎儿利益保护的原则为: 胎儿从现实角度上讲不是人, 由于它仍然是一个潜在的 ( infieri) 人, 人们为它保存并维护自出生之日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 而且为对其有利, 权利能力从受孕之时而不是从出生之时计算。 (3) 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赋予胎儿这一特殊客体法律权利。

参考文献

[1]李雪菁, 杨长春.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安阳工学院学报, 2008 (1) .

[2]《胎儿民事权利保护》http://www.docin.com/p-383796069.html.

女性生存空间 第8篇

多数研究者在关注阎连科苦难书写、生死书写、极致化书写的时候, 倾向于认同这是一出司马蓝、蓝百岁、司马笑笑等人与时间赛跑、抗争宿命而最终失败的悲剧, 对小说中另一群可圈可点, 甚至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似乎鲜有关注。阎连科笔下的女性到底是如何言说自我的命运?他是如何“想象女性”?从《日光流年》中可略窥一二。

一、苦难化死亡宿命下的生存意志

擅长书写乡土生活的阎连科总能在乡民们的苦难与疼痛中获得对生存的真切而实在的体认, 在一个个落后贫瘠的耙耧山区的人物画廊中, 我们解读出他对民间乡土的守望与回归, 也解读到他对民间糟粕的现代批判。一边是感性的理想, 一边是理性的审视, 回归与逃离的困境使得乡土叙述更显张力。在《日光流年》中, 作者将这种困境置于苦难化的死亡宿命背景下:喉堵症, 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征服喉堵症。为何村民们宁愿卖皮卖肉也不集体逃出这个不祥之地, 在其他地方开荒种地, 开始新的生活?如阎连科在序言中所说:“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三姓村的祖祖辈辈都扎根在此地, 与世隔绝, 波澜不惊、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三姓村的集体意识的自觉, 原初的意义就扎根在此。出逃、外嫁都是三姓村所不容的, 等同数典忘祖。作者选取司马蓝等一批“类卡里斯马型”人物作为叙述重点, 着力表现“人性中不屈不挠地抗争命运的乌托邦本能”[4], 还有顽强的生存意志。在他们恐惧、求生、反抗的生命图景中, 司马蓝们前赴后继的精神让人感动, 不过“家庭天使”们的生存意志也是动人的, 没有她们, 生命之灯无法延续, 反抗亦无意义。

在阎连科的笔下, 男人们对于死亡的宿命有深深的恐惧, 对生存有着无限的渴望, 热切地想方设法要延长寿命。最突出的就是第一章里司马蓝为了让蓝四十出九都卖肉带着女儿们跪求的场面, 是让她卖肉赚钱换取自己一次手术的机会, 换来自己的长寿。不能否认他要继续带领三姓村修渠引水的出发点, 但是作者安排引来了的是乌黑发臭渠水的结局,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宽宥司马蓝心底的私欲呢?悲壮而又凄凉的跪求场面, 表现出来的反而是司马蓝面对死亡的怯弱、无能, 以及蓝四十的从容和坚毅。别忘了, 蓝四十也将步入鬼门关, 她也会患上喉堵症不治身亡, 她的苦难除了这一死亡宿命, 还有其卖肉的宿命、情人的宿命, 后者都是建立在死亡宿命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是要留住卢主任, 留住劳动力帮忙翻土换地来战胜喉堵症, 蓝四十需要舍弃她的处子之身吗?如果不是为了稳住村长之位, 不让竹翠带起外嫁的风气, 更好地反抗喉堵症, 司马蓝会一一擦掉往日的承诺而迎娶竹翠, 放弃与蓝四十合铺吗?在“征服喉堵症”的集体意识自觉中, 蓝四十虽然选择顺从, 但是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生命欲求, 失贞、失爱后仍然对生活保持一份不灭的信心, 仍然喜欢生活在司马蓝为她勾画的童话世界中, 她无需“求”也能生, 也没有泯灭生存意识。蓝四十“地母”“圣母”般的形象, 在苦难化宿命下变得更加可歌可泣, 是作者想象女性形象的理想化表现, 不免有些矫情、失真、非理性。或许在喉堵症的威胁下, 理性、常识都渐渐被扭曲了, 蓝四十是最合适的祭奠品。

另外, 竹翠、杜菊的生命意志也是可圈可点的。竹翠身体单瘦, 但是其韧性却让三姓村人惊叹折服, 她就如竹子般, 风过不折, 不畏困难, 不惧压力。不但能在床上擎住身高五尺八寸的司马蓝, 还能接二连三地为其生下女儿, 生命力极其旺盛蓬勃。杜菊一方面把家庭操持得井然有序, 一方面作为村长妻子, 能够母仪三姓村, 是一位克勤克俭、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面对生存的苦难, 她除了默然接受, 就是吃土啃草也陪着丈夫、孩子活着受罪。我们品到了“菊”淡而有味、雅而有致的美, 作者赐其名“菊”是意在突出这位村长夫人心底无私的坦荡和不畏艰苦的韧性, 也有坚贞不屈的情操。她们主要掌管着家里的事务, 料理日常的生活, 有意、无意地与死亡宿命保持着一段距离, 顽强、不失节奏地生活着。没有如蓝四十可歌可泣的举动, 不过她们对生活的细致与认真恰好就印证了生存的要义:保存生命, 而后才得以延续生命甚至发展生命, 她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还是让三姓村没有缺少对现实生命体验的关怀。

不过, 从另一个方面看, 她们只是作为“妻子”而生存, 或者说只是接受了男子规训后, 才获得日常生活的资格, 她们依然是在“他者”的镜像中、认可中获得对自身的认同。即使是蓝四十也有被男子规训的痕迹自从她委身于卢主任后, 村人日后就默认她作为卖肉的领头人, 由她带着村里的寡妇出外卖肉赚钱。一个“类鸨母”的身份低于“妻子”“母亲”之外的身份, 但又高于“妓女”的身份, 合法又合理, 才能生存在男性话语为主导的公共空间中。

二、性逻辑

“在男人的意识里, 对女人要强暴’, 强行的性占有是男人征服女人的重要方式, 同时, 在男人看来, 女人实际上是渴望这种占有的, 女人对不被占有’的恐惧远远胜过被占有’的恐惧, 女人在男人对她们的不感兴趣时对男人的怨恨’远远地胜过了男人因对他们感兴趣而强暴她们后产生的痛恨’, 亦即性强暴=征服’的性政治逻辑”。[5]在《日光流年》中, 阎连科也按照此种逻辑进行书写。首先小议题目“日光”二字, 在《训子孙文》中:“夫天也, 妻地也;夫日也, 妻月也;夫阳也, 妻阴也。天尊而处上, 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 月有圆缺。”作者以“日光”作题, 把男人比作熊熊烈日, 除了要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男人的史诗, 主角是子一代的男性, 女性只能沉积于历史的心缄默无语, 还暗含了“夫日妻月”、“夫尊妻卑”的思想。对于封闭的三姓村来说,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尤其在性事上最能体现, 在文本中有很多性爱场面, 巨细无遗, 阎连科对“性”展示可谓不遗余力, “强暴”的场面不在话下, 还带了欣赏的意味。在这里, 作者把男人的性暴力看成是男人强力、阳刚的象征。

竹翠一直都辱骂蓝四十不知羞耻地做人肉生意, 唾骂她是肉王, 宣泄内心对四十的嫉恨。不过当她体验到性快感后, 居然说:“要和你一样俊俏, 我也愿意当肉王, 想通了当肉王是咱女人的福。”[6]快感的获得并不是与丈夫司马蓝耳鬓厮磨、温柔抚摸, 而是一次“强暴”, 通过这次暴力性行为, 竹翠仿佛获得一次新生, 因而也想要活过四十岁, 获得更多的性爱快感, 甚至说出同意丈夫与四十合铺, 只要每个月保证回家让她“受活”的荒唐言。强暴者司马蓝把竹翠的身体当成是获得快感的工具, 而不是爱的对象, 当他驯服了竹翠的身体后, 便意味着永远地获得对其身体的征用权, 强暴与否, 决定权在司马蓝, 不是竹翠“求”就可以实现的。因而当司马蓝修渠回来后, 竹翠把席子铺在两人之前睡过的树下, 很明显是向司马蓝求欢, 求丈夫对她实施强暴, 然而司马蓝默默地走开了。

除了此处, 阎连科还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集体强暴事件。杜拐子反抗喉堵症的方法是要全村夫妻积极造人, 于是无论妻子方便与否、喜欢与否, 三姓村的丈夫们都勤劳地“耕耘”, 喘息声、哭泣声此起彼伏, 除了奶腥味, 还有血腥味刚临盆完的妻子也得接受丈夫播种, 以致血如泉涌, 丈夫仍不依不饶, 性的粗暴成为了性虐待, 作者却还借司马蓝告诉我们她们在“受活”。虽然妻子们过后有找杜拐子诉苦指责, 但是当她们听到杜拐子儿子性无能后, 就放弃了质疑, 不仅宽宥了这次集体强暴事件, 还接受了村长征用、奴役自己身体的现实。

其实, 全村的女人们的身体都是被无条件征用的, 可以说, 三姓村的女性虽然拥有身体, 却没有拥有身体的所有权。虽然男人们的身体也有被征用:卖皮。不过, 皮被切掉后还可以再长, 同时每次卖皮前后, 都通过犒赏着自己的身体嘴巴和胃尽量让身体的支出和收入平衡, 而且作者还赋予这样的行动以神秘、庄严的气息, 不吝笔墨描绘司马笑笑、司马蓝等人的卖皮场面及心理活动。而女人们卖肉后, 贞洁就不会再有了,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犒赏, 还被贴上“肉王”的标签。伤害孰重孰轻, 显而易见。为了征服喉堵症, 三姓村男男女女的身体都降格为“工具”、“武器”。可毕竟是由男子决定推出这一“物化”的过程, 作者告诉我们, 由于男子拥有强力、暴力, 他们制定好村落的权力格局, 占据了话语权、政治权和经济权, 女性则被安排在家庭空间中, 对女性的控制、驯化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她们的身体受着男性的支配, 进而其性体验、贞洁都可以变卖、交换。最具交换价值的就是蓝四十的身体, 不仅仅是因为她“未开苞”, 还因为她身体散发出来的清新扑鼻而又不失诱惑力的气息, 可以把卢主任留下, 进而留下庞大的劳动力, 也可以为司马蓝续命, 进而让他带领男人们修渠引水反抗死亡宿命。作者一方面要塑造她“英雄”式的拯救黎民的形象, 一方面却又无法避免其人格物化、甚至低贱化 (说到底四十只是妓女而已) 的囹圄, 最终以“暗病”下体腐烂至死完成了道德、社会力量对其身体的审判和管制。在男权文化中, 性病是对女性纵欲的惩罚纵使蓝四十在卖肉的过程中毫无乐趣、没有性快感, 也不过体现了作者对其女性身体经验的否定, 固执地要蓝四十在精神上从一而终。他有意忽略蓝四十身体上的疼痛体验, 忽略了性病是三姓村的集体意志强加在她身体上的苦难。女性的身体纯粹的只是一个事物, 是一种物质的存在, 还深深地打上了男性文化霸权的历史烙印。

三姓村的人们既恋生, 轻视死亡, 又重视死亡, 轻视生命, 因而“耙耧山脉里面三姓村命运只能是, 从一出悲剧进入另一出悲剧”[7],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做着生生死死的游戏而已。或者生死悖论正是阎连科本人回归与逃离意识的困境表现。男性的身份意识得到彰显, 他们作为抗争喉堵症的系列英雄被人们记住, 但是女性身份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首先是身体仅仅具有“躯体”的意义, 作为躯体的身体服务于浩大的征服喉堵症蓝图, 受到三姓村固有的社会政治的规驯, 同时也是受到性别政治的左右。其次是女性的声音被策略性地悬置, 男性话语却一直充斥在我们耳边, 无论是掷地有声的行令, 信誓旦旦的承诺, 抑或粗俗不堪的脏话, 都有意无意地绽露出权威的力量, 野性的阳刚、力美, 以及生命力的张扬。女性不仅被他者工具化, 还被集体自觉地忘却。不过, “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 不光是有男性粗粝、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 这个世界是男女共存的世界, 还有女性纤柔、细腻、充满弹性和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8]。

参考文献

[1]陈晓明.直面苦难, 重写乡土中国——评阎连科《日光流年》.文论报, 1999.8.

[2]雷达.荒诞而凝重, 奇异而深邃——评阎连科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晨报, 1999.8.

[3]邹海岗.穿越现实的优美飞翔——评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读书人报, 1999.5.

[4]姚晓雷.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论《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的创作主题转换.河南大学学报, 2002, (1) .

[5]葛红兵, 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5:126.

[6]阎连科.日光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99.

[7]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当代作家评论, 1999, (4) .

从《雨中的猫》看女性的生存状态 第9篇

1.《雨中的猫》、“猫”和“女人”

1.1《雨中的猫》

《雨中的猫》是海明威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一对美国夫妇，旅馆老板，还有一只雨中的猫之间的一段小故事。在一个阴雨天，一对在意大利旅游的美国夫妇被雨困在旅馆里，丈夫躺在床上看书，妻子站在窗边眺望风景。妻子无意中看见窗外有一只猫蜷缩在一张水淋淋的绿色桌子下躲雨，怀着侧隐之心，她决定把那只雨中的猫抱回房问，然而，等她出去以后，猫却不见了踪影。在妻子失望地回到房间后，一位侍女送来一只大玳瑁猫，说是旅馆老板送给妻子的。小说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1.2“猫”和“女人”

小说由三个场景构成：妻子寻找雨中的猫、妻子向丈夫倾诉对猫的渴望、旅馆老板让侍女送猫。“猫”自始至终贯穿着小说，就连小说的标题也是“雨中的猫”。值得注意的是，“猫”这一动物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猫”在英语中有“狠毒的女人”之义，可见，在西方文化中，猫可以代表女人。同时，猫本身娇小可人，惹人怜爱，需要保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猫是女人的对应物。猫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其特点是：孤苦无依，漂泊不定，躲避危险，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海明威笔下的美国妻子性格温婉，可是丈夫对她的态度却是大男子主义观念支配下的冷漠。女人在单调的婚后生活中感受到的是孤独和寂寞。一只被困雨中的猫的出现，让她找到了一个同病相怜的对象，为她乏味的生活带来了憧憬与希望。在围绕她为了得到猫与旅店老板、丈夫展开的故事情节中，读者可以体会出美国妻子所代表的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意味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男性所支配左右，欲望被压抑，诉说无人听，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孤独的漂泊者

故事从一对美国夫妇出门旅游开始。海明威引出了第一个场景妻子寻找雨中的猫。由于下雨，夫妇二人被困于意大利的一家旅馆中。此时一只同样被困在雨中的猫步入妻子的视线：“蜷缩在一张水淋淋的绿色桌子下面，拼命要把身子缩紧，不让雨滴着。”这只流浪猫饱受淋漓之苦，弱小、无助。看到窗外“雨中的猫”，美国妻子产生了一系列强烈愿望：想要保护它，或者拥有它，或者喜爱它，或者可怜它，或者以它寄托自己那么不可言状的情绪总之，这只猫的命运和它所处的境地使她产生一种很深刻的共鸣。在猫的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出于同病相怜，她力图帮助那只猫摆脱被动与恐惧的处境。这成了女人解不开的心结，因此她反反复复地叨念同一个话题：收留那只在石凳下躲雨的小猫。

对于妻子不顾外面下着雨，执意要去抱回雨中的猫的行为，丈夫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看书，他的态度是不感兴趣甚至是冷漠的。他只是“从床上说：我去捉。’”然后就又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他的书了。他说“别淋湿了”，却任由妻子不打伞冒雨出去。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属于男性的，女性处于一个不被界定的边缘地位。克莉丝蒂娃在分析妇女在语言上、文化上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时说：“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外。”从故事中可见夫妻关系的冷漠，夫妇间毫无交流沟通可言。丈夫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支配并冷落着妻子，怡然自得且浑然不觉她的失落。猫在雨中的境况，恰如女人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的境况。“雨”具有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覆盖性、不可阻挡的强制性和力量，象征着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和强大的男性话语霸权。猫寻找避雨的地方，即女人在夫权的社会中努力寻找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话语。故事中，无家可归的猫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栖身之处。同猫一样，受冷落的妻子，心灵无所归属，感情无所依傍，身处异国他乡，更加加深了心理上的漂泊感。她对猫的保护欲望，正是对爱的渴求，也是对自身境况的认同寂寞的漂泊状态。

3. 被忽略的附属品

故事的第二场景中，走出房间后的妻子看到了旅馆的老板，旅馆老板“站了起来，向她哈哈腰”。“这个老板使她觉得自己极其了不起”。旅馆老板表现出的尊重和关切，让妻子感受到了自我，让她有了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这与丈夫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喜欢这种感觉：“这个太太喜欢他;她喜欢他听到任何怨言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她喜欢他那庄严的态度;她喜欢他愿意为她效劳的态度;她喜欢他那觉得自己是个旅馆老板的态度;她喜欢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和一双大手;她一面觉得喜欢他，一面打开了门”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丈夫对她的态度，使她在潜意识里有一种背叛的冲动。尤其是当她遇到了尊重她、体贴她的这个旅馆老板时，女人的自我意识就暂时得到了回归。

没有找到雨中的猫，妻子怅然而归，然而，猫的出现让妻了重新认识了自我，让她在乏味的生活中发现了自己的“了不起”之处。这只消失在雨中的猫引发了她想要改变自我的强烈渴望，她的语气也由起初的探询：“你不以为我留起头发来是一个好主意吗?”变成后来一系列的主体意识强烈的表示：“我想要”文本中接连出现了十一个“想要”，表达了妻了强烈的愿望和诉求。她想要改变发型，她想要一只猫，她想要烛光晚餐，她想要许多新衣服，她想要而这些都是她丈夫不曾满足她而又不会立即满足她的。丈夫对她的这些愿望做出的反应是“闭嘴”。

从中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男人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人则居于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地位。正如西蒙波伏娃在她著名的《第二性》书中说的：“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妻子的平静生活刚刚由于猫的出现而燃起希望她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外表，改变发型，改变自己的地位，改变她与丈夫在家庭中的关系，丈夫的一句话重新将她抛回黑暗之中。丈夫用他的霸权地位来规定妻子的行为。妻子最终也没有“改变”成功，她仍然没有真正自由的权利，仍然受制于丈夫，她的话语在男性的话语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她在家庭中仍然是丈夫的附属品。

4. 被动的接受者

小说的第三场景中，旅馆老板让侍女给她送去了一只猫，满足了女人的寻猫愿望。但小说特别地强调了侍女怀中抱的是一只“大玳瑁猫”，并不是她苦苦寻找、想要得到的那只猫，暗示者她的梦想难以实现。她最终收到了旅馆老板送来的猫，但这仍是男性送给她的。这就是女性的处境，很难摆脱受控于男性的地位，她们很难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话语，即使得到了，也只能是男性给予的;即使得到了，和她的初衷也相去甚远。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她是“代表着男人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而男人需要压制这种东西，将她逐出到他自身的存在之外，驱赶到他自己明确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安全的陌生区域”。男人为维护这种二元对立始终需要压制与排斥女性。女人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但在经历情感挫败与追求失望后，女人依旧在男人的理性世界里挣扎，在生存困境中执着地追寻着可能的理解和生存的空间。妻子拯救雨中的小猫是她为改变自身境况所做出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总是受到社会、受到男性的限制。丈夫对她的做法毫不理会，无动于衷;妻子自己的力量又那么有限;而旅馆老板剥夺了这个美国妻子自己去争取冲破束缚的机会，他成了文化约束的象征，使她的努力变得毫无价值，只能无奈地被动地接受男性的给予。

从女性视角分析美国太太这一人物，可以看出，她与海明威早期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相似，是一个迷惘者、漫游者;她处在一个陌生、隔膜、冲突的世界。尤其在与男性的对应关系上，她处于尴尬、困惑的境地。她有独立的意识，希望凭借个人的能力，找到那只“猫”，但又无法摆脱男性的庇护。她有自己的心灵欲求，但这种欲求无法通过个人实现，也无法通过男性得到真正实现。她就像那只雨里的猫一样，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不能舒展自己的身体，更无法舒展自己的心灵。所以，“雨里的猫”是她的生活状态、人生境遇。“雨里的猫”不仅是这位美国太太所面临的人生境遇，而且是海明威初期作品中女性们的一个共同生活状态。她们同样处于一个尴尬、困惑的境地，她们是孤独的漂泊者、被忽略的附属品和被动的接受者。

摘要：小说《雨中的猫》是海明威充满女性意识的佳作。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猫”的意义, 结合围绕“猫”展开的三个场景, 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来透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孤苦无依, 漂泊不定。女性既是孤独的漂泊者, 又是被忽略的附属品和被动的接受者, 始终被男性所支配。

关键词：小说《雨中的猫》,女性,男权社会,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1]海明威著.陈良廷等译.雨中的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2]李瑾, 李琳.《雨中的猫》的符号学解读——厄内斯特.海明威小说中的猫和女性.当代外国文学, 2009, (3) .

[3]刘敏贤.解读海明威作品《雨中的猫》的女性意识.青海师专学报 (教育科学) , 2009, (2) .

[4]易丽君, 徐定喜.从《雨中的猫》管窥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9, (4) .

[5][英]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 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论被拐卖女性的生存困境 第10篇

【关键词】拐卖；女性；生存困境

前言

综观20世纪初期相关的文学作品，妇女拐卖现象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经久不衰且难以根治，除了人贩子的猖獗与法治制度的不完善之外，被拐卖女性自身缺陷以及生存环境的局限，从根源上为拐卖事件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女性成长环境的局限

被拐女性大多生长在偏远地区，生存境况逃不脱一个穷字。贫穷使女性的生存价值和人格尊严被大大地削弱，她们需要主动或被动地走出家门，到陌生的“大城市”赚钱补贴家用。《谁家有女初长成》里对潘巧巧生活境况的记叙最具代表性。潘巧巧生在世上哪方水土都好于它的黄桷坪，当地人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评判标准：黄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赚不到钱，她们的父母“就像从来没有过她们一样”。在深圳待了一年的慧慧，就算一天在流水线上做十六个小时，就算因此生了肺痨也不耽误她跟巧巧说深圳的好。人身安全完全抵不上外面的诱惑，她们追寻的是那种模糊的大城市印象，“梦想的美好使20岁的潘巧巧看外面的世界的人和事都带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环，这种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蒙蔽性像传染病一样在闭塞、贫穷的山村姑娘们身上流行。”

待嫁的大姑娘如此，已婚的小媳妇也难逃这种窘境。在《中西部》里，李玉英将“乡下女人”那种艰难朴素体现得更为全面和典型：玉英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她年轻时不似潘巧巧“心高志远”，出嫁时也没有什么主动选择权，看着任六拿着500块钱递到娘家人手上就心甘情愿地出了嫁。嫁过去即使被十一位债主的清单压得喘不过气、靠计算着卖干枣子还债也没有意识反抗，任劳任怨，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贫穷与偏见使得大多数被拐女性很难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她们对外界很难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对陌生环境的辨别和处理能力普遍较弱，对那些听来的“大城市”容易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期待。《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人贩子正是利用了乡村女孩对城市的渴望，将巧巧们诱拐到各地。“巧巧”们进城的姿态是决绝的，她们对看起来像城里人的人贩子陈国栋进行无意识的顺从与美化，对本可以帮她逃离这一厄运的警察也选择了默默地擦肩而过，几乎是主动使自己在被拐的道路中越走越远。金鉴这样把悲剧的全部因素归为“拒绝受教育”，虽然多少有些偏颇，毕竟是否能接受教育并非女性拒绝与否这么简单，况且受到一定程度上教育也不一定能逃过被拐卖厄运。但“没有文化的大脑使她（们）意识不到事物的表面之下也许还会有另一个真相，是她不能对周围环境中潜在的危险有出于本能的防御。

二、被拐卖过程中的侮辱与损害

在被拐卖的过程中，女性担任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她们在性关系上的被动与狼狈上。在被骗之后被卖之前，她们就很容易被人贩子诱奸甚至强暴：巧巧交易成功之前就被有模有样的中间人陈国栋轻易降服，失了处女身；玉棉在被掠过程中多次受到坏人的凌辱；红叶被卖出之前就让人贩子白彩馨的男人“得了手”。被拐的女子们被装在麻袋内，像一袋袋粮食堆放在房间角，男人们只需一手交钱便可“一手提货”。

三、畸形的婚配方式

除了对被拐卖女性的强迫与管制，买者的存在与需求也成为拐卖事件有力的促成者和罪恶的缔造者。买者们一方面和被拐卖女性一样难逃生活的穷和精神的困：即使如《中西部》中年轻力壮石家三兄弟，《喊山》中敦厚勤快的韩冲等也难逃打光棍的尴尬境地，中国传统的家族香火断不得的传宗接代的浓厚思想又使“男婚”成了头等大事，于是不惜倾家荡产，就算拿出自己做棺材的钱也心甘情愿，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他们也是拐卖事件中的受害者。可另一方面，穷困践踏了他们善良质朴的人性，“那些没技术、没知识、没气质的成年男性，在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娶亲成家的情况下，采取‘买的非法手段去解决婚姻问题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除此之外，“看客”的存在也是女性困境不可忽略的阻碍性因素：从买来的女子进村到试图逃走，从胁迫女子“洞房”到生产，从村民到权威的村委干部，那些买媳妇的村子仿佛有一种天然而牢固的默契，“麻木”的精神状态贯穿始终。如果说人贩子和广大的市场滋生了这一犯罪活动，看客们的态度无疑使得被拐女子的逃跑和相关部门的营救活动困难重重，间接影响甚至直接改变了女性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苏婷：《通往城市之路——<谁家有女初长成>之深层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5期

女性生存空间 第11篇

黄蜀琴的《人、鬼、情》被许多评论家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 。影片打破了以满足男性视觉快感为基点来建构女性形象的传统模式, 借助一个以扮演钟馗而饮誉海内外的京剧女艺术家秋芸的情感生活, 像喻式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

《人鬼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 我们选取三个侧面来加以分析:

童年镜象:由于母亲跟人私奔, 秋芸原先生活的幸福家庭的表象被破坏, 她的生活也从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原先和她玩在一起的伙伴抛弃了她。作为女人——母亲的女儿, 遭到了社会的遗弃, 甚至于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性——父亲, 也否定了她的性别身份。影片中, 当秋芸执意选择舞台时, 遭到了父亲的全力反对:“姑娘家学什么戏, 女戏子有什么好下场!不是碰上坏人欺负你, 就是天长日久自个儿走了形——象你妈。”在父亲眼里, 做女人, 似乎只有两种可预知的命运:做“好女人”, 因之而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或“堕落”, 做“坏女人”, 因之蒙受屈辱, 遭到唾弃与放逐。在此, 女性, 是一个无可逃脱的悲剧角色。尽管投注着同情, 这仍然是关于女人的另一个经典表述。它略去了幸福、获救, 与这二难推论之外的别种可能。秋芸认可了, 她做出的决择是:“那我不演旦角, 我演男的。”

青年镜象:尽管小秋芸拒绝女性角色, 甚至放弃了女人的装束, 以一个倔强的男孩子的外表奔波于流浪艺人的路上;但孩子终究会长大, 会成长为一个女人, 会希望爱与被爱, 会期望得到生命与价值的肯定。当她爱上了张老师并从张老师那里获得了作为女人的价值的确认, “你是一个好看的姑娘, 一个真闺女。”“我总觉得永远也看不够你。 ”, 场景再度呈现在夜晚的草垛子之间, 秋芸再度在震惊与恐惧中奔去, 她的视点镜头中, 草垛子再度如幢幢鬼影般地扑面压来。她逃离了, 她恐惧并憎恶着重复母亲的社会命运。然而, 正如父亲所预言的那样, 她可以逃离却无法逃脱女性的生存困境:由于张老师是有妇之夫, 她将再度被指认为一个女人——一个蒙受耻辱, 遭到唾弃与放逐的女性。她因此而无家可归。当秋芸在锣鼓喧天中、在一种麻木的忘我中出演《三岔口》时, 平行蒙太奇呈现张老师正在寂寂的夜色里携家小永远地离开她。张老师为了秋芸的成功, 放弃了他头号武生的地位, 将它作为一个空位、一个礼物留给了秋芸。在这里, 张老师指认了她的女性身份, 却不能给她以应有的幸福, 而只能成就她的事业, 这是女性情感和事业两难的困境之一。

特写镜头中, 舞台上的桌子上出现了一根钉。无数遮蔽在脸谱下的面孔对视着、期待着。钉子终于扎进了秋芸的手掌。当她忍痛含泪完成了她的角色时, 她被无数脸谱包围住了, 那与其说是一种关怀, 不如说是对惩罚的欣赏与印证。而后, 所有得手了的脸谱们忽然消失了, 将秋芸留在这残暴的惩戒与无言的放逐之中。她几乎疯狂地抓起红黑两色的油彩涂抹在自己脸上, 欲哭无泪地站在桌子上, 向异样低矮的天顶嘶喊着, 绝望地摇动着双手。作为一个女人, 她不仅为她做出的、而且也为她不曾做出的遭到了社会的惩罚。这也是涉足社会成功之路的现代女性的生存境遇:惩罚依然存在, 如一根钉子, 不仅刺穿你的皮肉, 而且将刺穿你的心灵。

成年镜象:那么, 成年后的秋芸又如何呢, 她将再一次面临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事业上, 秋芸成功了。她因成就了一个神奇的男性形象而大获成功。但并不如秋父所想望的:“只要是走了红, 成大角, 一切都会顺的”;这成功的代价正是秋芸作为一个女性以家庭的残缺为代价的。在影片中, 秋芸为人妻、为人母;但作为秋芸丈夫——这个正常女性个体生命史上重要的男人却没有正面出场。他只作为一幅结婚照里的影象而存在, 他从不曾呈现在画面之中, 似乎也不曾“存在”于秋芸的生活中, 除了作为一种阻碍——“演男的吧, 他嫌难看, 演女的吧, 又不放心”, ——一种磨难, 不断地赌博并负债。尽管他是秋芸两个孩子的父亲。可见, 家庭生活并未带给秋芸应有的幸福, 不仅如此, 她同时还必须扮演女人的幸福与美满, 背负全部的重负和缺失。这何尝又不是现代女性的生存境遇的透视。

自母亲走后, 秋芸就生活在一个只有男性的环境中, 但她生命中这三个最重要的男性——父亲、顾老师和丈夫, 都没有在情感上给予她真正的温暖, 秋芸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寄托在那个舞台上的传说中的男性——钟馗身上。这里面有双重隐喻, 一是她希望得到一个如钟馗一样强有力的男性的呵护, 二是她希望通过换装, 改变自己的性别归属, 进而摆脱作为女性的不幸命运。那么, 出路在哪里

影片中, 一群男孩将秋芸逼上木板桥, 秋芸向二娃求救, 二娃的回答是:回去找你的野爸爸去吧!之后秋芸被二娃按倒在地, 她绝望的、求援的目光投向无名的远方。在秋芸的主观视点镜头中, 第一次出现了作为戏中戏的《钟馗嫁妹》的场景。钟馗提剑喷火, 在一片幽瞑与烈焰中力斩群魔。

第二次是秋芸出演《三岔口》, 被阴谋和惩罚的钉子刺穿手掌之后, 当她在欲哭无泪中绝望地嘶喊时, 钟馗在一缕明亮而奇异的光照中出现在后台, 一步步走向半掩着的化妆室门边向里望去, 伴着凄凉的唱腔:“来到家门前, 门庭多清冷。有心把门叫, 又怕妹受惊。未语泪先流, 暗呀暗吞声。”特写镜头中钟馗热泪夺眶欲出。

影片的尾声中, 叙事人终于让钟馗出场与秋芸相对, 并声称“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而秋芸的回答是:“我已经嫁了, 嫁给了舞台。”问:“不后悔”答:“不。”

黄蜀芹曾说过, “一个社会里, 如果女性地位挺高, 除了国家倡导男女平等以外, 更重要的是, 逐渐成熟起来的女性, 一定要有自我意识, 她的内心要有变化。”[2]而这种女性意识表现在电影中, 就应该是女性的行动是对生活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在此意义上说, 影片中秋芸的选择, 是女性的一种自我救赎之路, 经过长时间的对拯救道路的寻求, 秋芸最终回归了女性的自我拯救。应该说她是不后悔的, 但却留下了诸多的遗憾。

“就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 这个真实的女演员传记显露出许多非常丰富的东西, 在我看来正好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一种艰难的困境”。[3]戴锦华解释说, 这种困境有两个双重标准, 一个是要求男人和要求女人不一样;另一个是要求女人在社会上和男人一样, 要努力做一个成功的人, 同时还要求女人要是一个女人。《人·鬼·情》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感性呈现, “这个故事本身有一个真实的传记所不能包括的对于现代生活性别困惑的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黄蜀芹表达得非常贴切, 电影拍得非常成功”。 可以说, 影片关注的是女性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 也反映了女性生存的某种现实, 极好地阐释了女性意识最真的内涵, 超越了以往众多电影的窠臼, 应该说对女性电视的拍摄会有不少启示, 称得上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

摘要：针对女性电影这个宽泛的研究话题, 本文以黄蜀芹的《人·鬼·情》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秋芸成长历程中所面对的生存困境的揭示, 以及她对自我救赎之路的探询, 对现代女性生存困境作一初步的探讨。本文拟从三个角度:童年镜像、青年镜像、成年镜像, 对电影中的女性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试做分析。

关键词：女性电影,女性生存境遇,自我拯救

参考文献

[1]李显杰、修倜文:《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 载《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

[2]孟晓芸:《女导演应该有女性意识———黄蜀芹访谈》, 北京晚报, 200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