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扶贫范文

农业产业扶贫范文（精选12篇）

农业产业扶贫 第1篇

1主要做法及成效

1.1夯实基础, 形成上下工作联运机制达州市通川区农业局成立了产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2个驻村工作组, 抽调5名专职人员组建局扶贫办。

农业局办公室建立微信工作群, 并运用“钉钉”应用软件, 对驻村到岗出勤情况实行登记打卡制度, 将农技员“钉”在扶贫一线, 将摘帽销号的脱贫攻坚任务牢牢“钉”在驻村工作组的“日程表”上。

局党组每月召开联系会, 听取农技员工作汇报, 分管领导加强巡查暗防, 局扶贫办对典型情况随时报、共性情况按月报;局纪检监察室分2大类、10小项量化目标考核指标, 将驻村农技员的扶贫履职情况摆在突出位置, 作为驻村农技员评先评优及发放补助的重要依据。

1.2学习借鉴, 精心编制产业扶贫规划农业局先后组织技术人员、村组干部、贫困户代表到省内外观摩学习致富模式, 并牵头制定《达州市通川区产业扶贫专项方案》, 结合部门职责制定了《达州市通川区农业产业扶贫工作实施意见》、《达州市通川区农业产业扶贫责任分解表》, 全面完成45个贫困村的产业脱贫规划编制。

1.3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

1.3.1区农业局统一制作张贴财政供养人员结对帮扶明白卡、驻村农技员产业技术扶贫便民卡, 在便于群众通过明白卡或便民卡信息寻求对口帮助的同时, 收集整理脱贫攻坚政策、产业扶贫基本知识和驻村农技员主要职责和工作标准等, 汇编特色农业产业扶贫技术资料800本, 分发给贫困村农技员。

1.3.2派出技术骨干驻点到乡镇、服务到农户, 以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为主题, 对农技员、贫困村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进行技术指导服务。

1.4探索创新, 加快产业精准扶贫进程在贫困村成立贫困户产业发展合作社, 将财政发展类资金注入到贫困户产业发展合作社, 并根据来源渠道及实施要求, 按照不同形式和比例, 转变为贫困户、非贫困户、村集体持有的股本金, 以入股形式就近投入到龙头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引导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接经营的主体依法订立合同或协议。由村支两委、乡 (镇) 党委政府对财务运行状况进行监督, 在让新型主体按股保底分红的同时, 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脱贫新模式, 采取资金 (土地) 入股、圈舍 (果树或土地) 托管、聘农务工或吸纳贫困户管护付费, 畜禽寄 (赊) 养、订单帮扶等产销链接的形式, 走“合作式、参与式、整合式”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让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让贫困村 (户) 有产业支撑、有增收保障。

2困难和问题

2.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田块零碎不易集中连片, 除“低、小、散”的传统种养业外, 并无其他经济来源, 增收缓慢。集体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流转不畅、作用发挥差, 没有企业和副业, 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空壳村”现象严重, 村级集体经济培育滞后。

2.2产业发展具有盲目性

2.2.1产业长短结合不够, 长效增收产业薄弱。短期增收项目少, 贫困户产业发展效益不明显, 产业扶贫效果难以体现。

2.2.2缺乏对不同地区自然气候环境的深入研究和产业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配套, 导致一哄而上、大面积发展单一种植, 一定区域内存在同质化倾向。

2.3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全区缺少上规模、上档次的新型经营主体, 龙头企业加工链条短、盈利能力有限, 对带动农户增收缺乏主观动力, 农业生产经营无法形成集群效应。

2.4难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2.4.1项目资金直接扶持贫困户, 而贫困户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思路不宽, 难以应对市场、自然、技术三重风险, 项目实施和产业发展效果差, 导致“扶持到户”但是“效益不到户”。

2.4.2项目资金直接扶持企业或专合社 (大户) , 虽然产业做大了、收益增加了, 但是缺乏规范有效的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不能有效体现扶贫政策和扶贫效益。

2.4.3贫困户没有致富项目, 扶贫资金要集中使用, 就得寻找经营稳定、良好的涉农企业或者农业专合社, 并让扶贫资金发挥作用, 每年都能给贫困户分红, 这在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

3对策建议

3.1优化布局、创新机制模式以市场为导向, 立足资源禀赋, 调减低端劣质产品, 寻找比较效益高的产业, 适时调整产业扶贫规划, 完善产业扶贫投入新机制。要总结推广成功扶贫经验,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庭院综合经济, 着力提升贫困村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效益, 实现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3.2深化改革、发展集体经济在蒲家、北外、金石3个镇选取4个村, 开展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深入推进东岳镇玉钟村土地互换并地试点工作, 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3.3补齐短板、实现科技扶贫

3.3.1支持大学生创业园发展, 探索科技人员兼职兼薪、创新创业办法,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

3.3.2加强对贫困村科技示范户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实现全员专业化规范化实用技术技能培训, 不断提升贫困群体增收致富能力。

3.4加大招商、凝聚帮扶力量

3.4.1吸引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退伍军人回乡发展产业, 给予技术培训, 强化政策扶持。让愿意支农帮农的新型经营主体得到更多实惠, 激发他们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作用。

3.4.2做好乡村旅游等项目包装, 主动对接商业主体, 构建起与贫困户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以新的产业主体、发展思路和商业模式, 连片开发最具资源优势和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现代农业项目, 提升产业增值效益, 促进贫困村 (户) 增收。

3.5整合资源、强化产业融合

3.5.1围绕主城区近百万城市消费群体和魏兴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的食品、医药产业定位, 充分利用周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畜牧交易市场及主城区密布的超市等优势, 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深入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积极发展订单农业, 搞好“农超对接”。适度扩大特色种养面, 加快省、部优知名品牌建设, 发展高端品种、高端品质、高端品牌的都市现代农业。

3.5.2在贫困村植入创意农业、文化包装等元素, 丰富托管认养、民宿乡村等业态, 实现农旅、农文融合, 由“景点”向“全域”转变, 让产业融合与创新发展成为贫困农民通往致富之路的纽带和桥梁。

农业局产业扶贫总结 第2篇

一、主要工作情况

农业农村经济形势良好。农业一产增加值达129.9亿元，增长6.4%;农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11918元，增长10.1%。

“菜篮子”保供能力稳步提升。完成蔬菜播面172万亩次、蔬菜总产量225万吨;高标准茶园面积达23万亩，茶叶产量7800吨;精品果园达27万亩，水果产量18.5万吨;肉、蛋、奶产量分别达16.5万吨、2.5万吨、5万吨、水产品产量9800 吨;出栏生猪135万头，出栏家禽万羽。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完成基本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面积30079亩，开工建设通村油路140公里，建成通组公路616公里，人行步道217公里;开工农村危房改造10131户，完工4186户，开工小康房2350户，完工1935户;解决7.44万人饮水安全;完成40个村寨的绿化建设。新增农机总动力5.14万千瓦，全市农机总动力达186.52万千瓦。

扶贫开发精准发力。制定帮扶方案7279个，投入专项资金3747.6 万元，落实项目6243个，150个贫困村和1.44万扶贫对象实现脱贫，在全省率先消除绝对贫困，提前五年步入全面小康社会。

农村改革稳步推进。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市55.6万户农户、二轮延包档案户籍36.44万户，已全部完成档案信息和户籍信息清查录入，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二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82个“空壳村”集体经济增收，发展壮大370个低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五万元以下)的集体经济，完成4个村股权量化改革试点工作，创建20个“双超村”;培育扶持家庭农场105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58 个。

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出台了《支持修文县加快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意见》、《支持开阳县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贵阳市健康药食材产业发展三年实施计划》等系列政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农产品加工产值450达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57%。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进一步拓展，具备都市休闲功能的农业园区、生产基地占比达80%以上，呈现“农旅一体”、“接二连三”发展态势。

农业园区和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农业园区方面，全市29个省级农业园区完成投资121.04亿元，占年目标任务的159.26%;完成总产值181.9亿元，占目标任务的170%;总销售收入153.9亿元，占目标任务的171%。建成高标准种植基地97.68万亩，占年目标任务的116.28%;带动农民50万人。建成美丽乡村“提高型”示范点50个，新增美丽乡村示范带5条。

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开展农村电商培训40期、培训0.2万人，建成1个市级农村电商线上线下交易中心、4个县级农村电商运营中心、100余个农村电商便民服务站和5个“村淘创富”示范村。建设白云现代农业园区贵州电商馆、乌当花卉园区农村电商创业孵化基地，引入了淘宝、京东、苏宁易购、赶街网、一亩田、携程网、一号店等农村电商企业，培育了“黔山良农”、“午当锄禾”等农业电商品牌。

农业保障体系不断强化。一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抽检各类农产品、投入品10.30万批次, 合格率达99.98%;新增无公害产地认定面积19.19万亩，“三品一标”认证102个。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二是强化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立16个重大病虫系统监测点、87个田间观测点;全面实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发放使用疫苗6500万毫升(羽、头份)，应免动物免疫率达100%;严格动物屠宰检疫，生猪定点屠宰检疫率达100%，产地检疫率达100%。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植物疫情。三是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主要农作物减少农药用量67.58吨，减少农药使用14.41%;开展测土配方项目，减少不合理化肥用量9416.4吨。实施农村污水处理示范项目5个。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业污染事件。四是强化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001人;实施“雨露计划”，培训农村低收入劳动力2156人;举办农村电商能人培训班2期，培训305人。确保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发挥主体作用。

二、工作亮点

(一)突出大扶贫精准发力，率先消除绝对贫困

按照中央、省、市关于扶贫开发的战略部署，我市紧紧围绕全市150个贫困村“减贫摘帽”和1.44万人扶贫开发对象脱贫的战略目标，通过搭建精准扶贫信息平台，建立精准扶贫数据库，与国家、省扶贫办和各区(市、县)扶贫办实现垂直全线链接，采集、录入贫困户基础数据，录入全市4927名领导干部遍访150个贫困村、8925贫困户填写的13186份帮扶需求问卷信息，梳理问题22105条，全面掌握了全市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并进行数据比对、分析和应用，实行动态管理，有力推动了扶贫工作的精准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促进了扶贫开发工作“五个”更加精准。一是摸清致贫原因更加精准;二是制定帮扶措施和落实项目更加精准;三是安排使用资金更加精准;四是选派村第一书记和安排结对帮扶单位更加精准;五是脱贫成效管理更加精准。目前，全市150个贫困村和1.44万扶贫对象实现“减贫摘帽”，在全省率先实现消除绝对贫困，提前五年步入小康，为全省打赢大扶贫攻坚战作出贡献。

(二)突出大数据引领发展，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

充分利用大数据产业优势，与惠普公司合作建立贵阳现代农业大数据交易中心(贵阳 “农业云”)，项目汇聚涵盖购买、物流、质量、产量等上百种农业生产和交易关联性数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一流、覆盖全国农业贸易及跨境农业贸易的国际农业云。目前已建成蔬菜保供基地专用数字化管理平台，收集了37.7万亩红线保供菜地、1400多个地块的面积、海拔、土壤肥力、栽种品种、生产主体、“三品一标”认证情况等基础信息，可快速、准确的汇总所需数据、信息;下一步，与农经网、全市土地确权管理平台等进行数据的无缝连接、交换，实现数据的共享及互联互通;实现与市国土资源局合作收缴“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数字化对接;平台数据库每三个月更新维护，保证基础数据库数据的科学准确。另外，通过建设 “扶贫云”平台，用大数据全程甄别低收入困难群体增收情况、帮扶项目和资金落实情况、结对帮扶干部责任落实情况，全面提高帮扶对象识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制定、结对帮扶、持续增收精准管理，实现大扶贫战略精准、动态管理。通过“数据铁笼”建设，强化了对农业项目资金的监管，让权力在“阳光”下清晰、透明、规范运行。

(三)突出“四个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突出以农业园区、美丽乡村、旅游景区和示范小城镇“四个统筹”为重点，“工作聚焦、力量聚集、资金聚合”，推动全市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一是围绕农业园区打造精品美丽乡村示范带。建成了“十里画廊”、“泉城五韵”、“红岩葡萄沟”、“青岩古镇沿线”、“蓬莱仙界”、“环红枫湖沿线”、“桃源八寨”等农业产业与美丽乡村高度融合的示范带;二是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要求建设“提高型”示范点。今年建设的50个示范点村寨基础设施、集体经济、人居环境、社会治理得到明显改善，村民幸福指数大幅提升。白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被列为全省“5个100工程”中的10个“样板型”园区之一;有11个“提高型”示范点村寨进入全省“百村大战”示范村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前列，“红岩葡萄沟”美丽乡村示范点被列入全省十个最美乡村。三是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环境优美、功能完备的农业旅游项目，形成“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的良性互动。20XX年全市乡村旅游收入实现95.03亿元，直接受益农户15万人，近80万市民间接受益。

(四)突出农业嘉年华活动载体，拓展农业多功能

按照“1+3+5”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借鉴北京农业嘉年华先进经验，以农业园区为平台，以每年一次的农业嘉年华活动为载体，促进农业产业逐步由生产功能向都市休闲功能拓展。20XX年9月29日，贵阳首届农业嘉年华活动在白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成功举办，得到省委陈敏尔书记的充分肯定，此次活动按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资模式建设，市、区两级出资1.2亿元，撬动了15.31亿元的社会资本参与白云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白云现代农业园区完成二、三产总产值达9.5亿元，占园区总产值的64.6%，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农业嘉年华活动的举办，有力促进了我市农业业态从单一型的生产保供型向集新品种、新技术展示、都市休闲观光、电子商务、现代高效为一体的农业综合体新业态转变，推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彰显出“美了乡村、富了农民、好了城市”的新形象。

三、存在问题

一是“三农”工作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市农委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有局限。一些涉及根本性、长远性的机制与制度有待建立和完善;

二是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与城市生产生活条件差距较大，农村“脏、乱、差”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违章建筑未得到有效根治。

三是农业科技支撑不足，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平台虽有搭建，但未发挥较好的作用。农业新技术、新设施、新装备引进力度弱，与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有差距。

四是涉农项目存在资金拨付慢和县级投入不足现象。项目资金滞留县级财政问题突出，部分区县未按要求足额匹配涉农项目资金。

五是农业招商引资和主体培育困难。引入的全产业链大商、优商少，农业经营主体实力较弱，不能支撑都市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四、201x年工作打算

(一)工作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农业农村会议精神，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都市现代农业为引领，以大扶贫战略为统揽，加大创新力度，着力推进大数据在“三农”中的运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对台农业合作，做特做精都市现代农业，全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五个高一格”和 “六个确保”的要求，守底线、走新路、打造升级版，实现农业农村经济新业态和城乡发展新形态，勇于担当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火车头”、“发动机”，在全省率先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

(二)主要目标

一产增加值增长确保 5 %，力争6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 %左右;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越过4300元，实现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一”。

实现蔬菜播面170万亩次，蔬菜产量达220万吨，新建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1万亩;新建果树基地1万亩，完成产量18.5万吨;新建茶叶基地1万亩，完成产量9500 吨;新增生猪出栏10万头、家禽出栏200万羽;完成禽蛋产量2.8万吨、奶产量5万吨。

创建省级现代高效农业园区33个，新增10个市级农业示范园区、新增3个大扶贫战略行动产业园区;新增5条美丽乡村示范带，创建40个“提高型”示范点。

现代农业增加值占一产增加值比重达到34%;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480亿元以上;休闲农业营业收入增长10%以上。

建成大数据精准扶贫平台。实施农村电商扶贫，建成1个县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完成200个电商服务站建设。

生产基地主要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8%以上，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植物疫情。

(三)工作重点

1.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抓好农村土地确权成果运用。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全面完成村集体“三资”清产核资工作。扶持壮大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 深入实施大扶贫战略。一是加强对中央和省大扶贫新政策的学习研究，积极对接上级，争取政策支持;二是编制好“十三五”期间大扶贫战略的系列规划;三是做好农村43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的摸底工作;四是建好用好大数据精准扶贫平台;五是实施一批帮扶项目;六是做好相关工作的统筹调度。

3. 做特做精都市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农业增加值占一产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4%。一是加强“菜篮子”保供基地建设。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1万亩、创建标准果园5个、茶叶标准(精品)园5个、新建畜产品储备基地5个、发展家庭农场100个以上。二是实施一批农产品储藏、保鲜、分级和包装等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积极发展精深加工。三是拓展农业多功能。挖掘农业生产、生活、生态潜力和民俗、乡土文化底蕴，创建休闲农业示范点5个以上，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4. 实施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依托“一站一台”，深化京筑农业创新驱动合作。大力发展种子种繁，建设现代农作物品种安全试验示范平台12个，开展34个新品种选育及地方品种提纯复壮。新建地方品种肉鸡基因库1个，提升种猪评定中心1个。组建贵阳市都市现代农业科技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广机构。推动朱有勇院士贵阳工作站取得实效。

5. 深入推进“四个统筹”。办好农业嘉年华活动，发展一批小镇经济项目。大力实施农业示范园区提质增量工程，以33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为重点，推进全域园区化。高一格、大规模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打造花溪天河潭青岩古镇、修文桃源八寨开阳十里画廊两条美丽乡村精品升级版示范带，创建40个美丽乡村“提高型”示范点、新增5条示范带。深入推进农业园区与美丽乡村、旅游景区、示范小城镇“四个统筹”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形态。

6. 加强对台农业合作。一是建立对台招商引智的项目库和信息库，按照“1+10”的工作机制，启动10个台湾农业创业园建设，引进合作项目30个以上;二是充分发挥台大贵阳生物资源与农业交流合作中心的作用，引进转化推广应用科技成果2项以上;三是举办筑台农业合作交流论坛2次以上，在台湾举行1次贵阳都市现代农业项目推介会;四是继续开展赴台农业考察，以各区(市、县)为单位组团，组织10批次(每批15人)农业领导干部、农技人员等赴台交流学习。

7. 强化支持平台建设。一是强化投融资与招商平台。加大精准招商，综合运用PPP、农业众筹等模式，引进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全产业链涉农企业。设立农业信贷风险基金，加大贷款贴息，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强化产销对接与市场开拓平台。推进“农超、农社、农校”对接和“农商”联动，逐步形成上连基地下连市场的销售网络;举办“农交会”1次、“年货节”1次。

8. 加快农村电商发展。提升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及农村现代流通水平，打通“黔货出山”和“网货下乡”双向通道。发展5个村淘创富示范村;新建70个乡(镇)级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新建912个村级农村电商便民服务店，实现乡(镇)电商服务平台全覆盖，行政村电商便民服务店全覆盖。

9. 深入推进农业生态治理。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实施一批生态恢复、健康植保、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的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开展绿色防控示范10万亩次，实现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24%以上。实施水肥一体化工程示范项目3个，新建1个区域性粪污集中收储加工点。实施1万亩秸秆资源化利用试验示范。推广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新机具10台以上。

10.强化农业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三品”认定面积占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以上，并强化监管。在21个蔬菜、水果生产基地试行产地准出制度，开展质量安全可追溯试点工程。二是强化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构建农作物病虫害预警处置系统。设立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点73个、建设绿色防控示范区5-10个;按照BSL2以上实验室建设标准完成兽医实验室收换证，建设动物检疫申报点10个，全面推进动物疫病净化。

农业产业扶贫 第3篇

贵港“一村一品”助脱贫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东和村是个典型的人多耕地少的贫困村，被贵港市、港南区列为2016年底脱贫摘帽的贫困村。

东和村过去产业比较单一，除了传统的水稻和甘蔗种植外，没有特色优势产业，群众脱贫致富没有门路。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村委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充分的调查和筛选，决定大力发展百香果种植作为东和村的特色优势产业。今年4月，全村以“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成立贵港市合胜百香果专业合作社，种植了百香果422.5亩。同月，合作社与贵港市百果王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签订了保价（最低3元/公斤）收购协议，确保了销路，增强了群众发展百香果产业的信心。

为了提高百香果基地的产出效益，该村还发展立体种养业。目前已在百香果基地套种花生、玉米100多亩。5月初，又通过多方联系，引进了45亩台湾香芋南瓜在百香果基地进行套种。据估算，该村百香果专业合作社年总收入可达150多万元。目前，全村有46户贫困户加入到贵港市合胜百香果专业合作社。其中，10户贫困户参与种植，30户贫困户以年租金650元到1000元不等价格出租土地给大户种植，13户贫困户参与到基地劳动实现工资性收益。

融水林下灵芝致富一方

近年来，融水苗族自治县利用振宇灵芝种植合作社、融水融乐农林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在灵芝菌种制作技术及种植经验上的优势，大力推进林下种植灵芝示范基地建设，同时引进山臻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全县17个乡镇的3000多户林农在林下种植灵芝一万多亩，参与贫困户达1430户，年产干灵芝1000多吨，年产值近4亿元，有力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2016年以来，全县新增林下种植灵芝农户827户，涉及人口4135人，预计每户增收可达7202元。

目前，全县成立了6家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了7个灵芝种植示范基地，采取村干部或种植能手、种植大户带动的办法，由一户带领几户种植，或由村干部统一领取种苗，督促农户按技术要求开展生产。全县20个乡镇有17个乡镇参与了林下种植灵芝项目，参与乡镇占全县乡镇的85%。

三江稻养鱼服务贫困农民

三江侗族自治县稻田养鱼是当地群众传统生产项目，为把这一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该县从2014年起，整合资源，以整乡推进的方式，实施种稻养鱼“3721工程”。即：利用3年时间，在全县实施标准化“种稻养鱼”7万亩，打造三江“高山稻鱼”和“高山鱼稻”两个绿色生态品牌，使项目实施农户年人均增收1000元。“3721工程”设计亩产鲜鱼50公斤以上，亩产稻谷435公斤以上，同时，配套建设鱼苗基地400亩。通过两年的实施，取得了较好成效。

贺州金银花加工贫困户受益

近年来，贺州市充分利用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助推全市产业脱贫。2014年该市引进贺州巨欣金银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公司+种植户+基地”、“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模式，以大户基地和专业合作社为主体，带动广大农户人工栽培树型金银花，在钟山县花山乡、平桂区公会镇等率先种植金银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据了解，2016年4月，贺州市金银花平均鲜花亩产量近150公斤，亩产值约3900元。预计今年底，全市金银花种植将从去年的3200亩发展到5000亩，可带动700户2950人脱贫致富。

南丹县景区带动旅游脱贫

南丹歌娅思谷景区经过3年发展，已荣获国家4A级景区、广西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中国十大民俗特色酒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广西民族风情旅游示范点、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河池市“千企助百村”帮扶示范点、河池市非公强优企业等称号。

景区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民族特色村寨）+农户”的模式开发里湖社区王尚屯，投入608万元用于提升该村基础设施和民族风情演出水平，每年给王尚屯合作社4%的门票分成，并租用农民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安排当地贫困户就业、扶持农家乐、回购销售手工艺品等。通过乡村旅游开发，王尚屯群众人均年收入从2012年的2880元提高到2015年的1.656万元，实现92户375人脱贫，脱贫率达98%以上。（据《广西日报》）

山西发展有机农业产业精准扶贫 第4篇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明确指出, “。偏远地区特别是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突出, 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且扶贫规模较大, 扶贫压力大、任务艰巨。我国扶贫开发现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1]山西省“十三五”扶贫方案中, 重点强调贫困地区要深入推进精准扶贫。

2研究意义

山西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 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佳方式, 三者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山西有机农业历史悠久, 有机农田多集中在偏远山区或贫困地区、该地区污染少、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多数农民保持着传统农耕方式, 为有机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有利于推动县域经济与城镇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推进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并对山西发展有机农业产业具有现实意义。

3山西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现状分析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境内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多样性农作物品种资源, 其中有机农产品发展前景好、市场优势突出。虽然山西地区干旱少雨、土地瘠薄, 大宗粮食作物不适宜在此地区发展, 但杂粮, 苹果、核桃、牛羊等有机农产品资源丰富。目前已经形成的有机农产品产业较多, 已经成为山西继煤炭矿产资源产业之后又一新兴产业主体。

3.1山西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主要优势

3.1.1独特区域优势。山西位于黄河流域东部, 全年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热量丰富。 (1) 山西贫困地区土地深厚肥沃, 受现代农业影响较小, 在光、热、水等资源条件上, 有较高协调性。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多保留传统方式, 为有机农业基础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贫困地区有机农业在区域内具有循环性特征。该地区环境相对封闭, 有机农业多利用当地优良品种, 采用传统施肥方式, 使有机农业与当地环境形成良好生态循环系统。

3.1.2生态环境优势。山西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优势明显, 许多地区未受污染。 (1) 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僻, 工业不发达, 受污染程度低, 呈现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优势的统一, 具有明显的生态环境优势, 满足有机农业种植条件。 (2) 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整体开发程度低, 完整性良好。贫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点, 可以有效的防治病虫害, 降低成本投入, 形成该地区特有有机农业产业。

3.2山西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存在的问题

3.2.1农户素质较低。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发展受农户素质影响, 不仅表现在贫困小农户其习惯方式与农业生产方式转化过程中, 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农户对新事物接受慢。有机农业是需要投入前期时间与成本的产业, 未见到具体实效时农户有很强抵触情绪。 (2) 农户缺乏主动性。农户将技术与当地实际结合能力较低, 在没有当地组织宣传帮助的情况下, 过分依赖外部技术指导, 很难有效的引导农户进行有机农业生产。

3.2.2有机农业规模较小。贫困地区有机农业龙头企业所占比例较少, 开发滞后且规模较小。 (1) 有机农业的60%分布在晋中、大同、吕梁等地, 分布不平衡。 (2) 通过公司与农户的合作来完成有机农业生产与销售。虽然有龙头企业带动, 但多数情况下农民都只是参与, 未起到主导或决策性作用。造成有机农业产业整体性较差, 影响整体脱贫速度。

3.2.3基础设施条件较差。贫困地区水、暖、气、电等基础设置无法到位, 尤其是交通、通讯等设施落后严重。 (1) 贫困地区交通设施较差。交通环境差必然会影响有机农产品运输及销售, 这不仅会减少农户的收益, 也极大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 (2) 通讯设施落后。导致农户获取相关农业政策、市场动态、市民需求等信息量减少, 影响有机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及结构调整。

3.2.4农村金融机构不健全。截至2010年5月底, 山西省7市、18县中41个乡镇均设有金融机构, 但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类型单一, 远不及市区金融中类多样。 (1) 农村偏远地区金融机构较少。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且多设立在县城, 偏远地区覆盖率低。[2 (]2) 金融产品单一化。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主要以存款、贷款、小额信贷业务为主, 忽视了农业保险、农产品投资、保险等衍生金融业务。另外农户评价体系在农村金融服务机系统少有体现, 多追求表面利益而忽视服务的真正目的, 真正做到针对性服务的并不多。[3]

4山西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扶贫政策

精准扶贫着重把精准二字落实到位。山西省出台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 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实施精准扶贫, 完善贫困识别机制, 促进各类扶贫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根据有机农业现状, 精准扶贫要求与实施特点,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4.1教育培训扶贫政策

山西省“十三五”精准扶贫战略中, 主要实施教育培训补贴、补助优惠政策。针对贫困劳动力, 组织开展针对性教育培训活动, 建立完善就业信息系统。利用互联网实现资源共享, 做好信息反馈工作, 真正把教育扶贫落实到位。继续推进实施改革试点“雨露计划”, 特别是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把“万人助学”教育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加大中专、技校、大学对贫困生扶持力度, 帮助贫困村新生代劳动力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4]加大科技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力度, 有效整合和统筹协调农、科、教等。鼓励大学生、农业技术推广员到贫困村开展“一对一”扶贫服务。

4.2扶贫资金投入政策

扶贫资金投入是以扶贫为直接目的的政府经济社会活动, 对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2002-2015年, 我国扶贫资金总投入总额由2002年250.20亿元增加至2015年460.90亿元, 总共增加210.70亿元。山西省在认真贯彻“十三五”各项惠农政策基础上, 又新增10项补贴政策, 资金数量达67亿元。山西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在扶贫开发基础上推进精准扶贫, 增加贫困地区扶贫力度, 落实到户;加快推进特困地区扶贫攻坚, 促使有机农业产业带动贫困地区整体发展。山西省扶贫办从2015年开始, 不再统一管理扶贫资金。使扶贫资金县级政府自主使用, 真正做到“切块到县”, 增加了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度与灵活度, 使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资金更加高效利用。

4.3农村金融服务政策

山西省出台《山西省金融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富民扶贫工程2014-2018年实施方案》到2018年, 金融富民扶贫工程将在全省58个贫困县全面开展。精准扶贫攻坚战略强调, 金融机构加大“小额扶贫到户贷款”业务的拓展。每县按500万元标准分配, 金融合作机构按照注入扶贫资金总额8倍以上, 充分支持贫困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下,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导向作用, 在扶贫开发过程中鼓励金融机构、社会财力投入。支持农信社等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农业的“强农贷”、“富民贷”等扶贫服务产品, 重点引导政策性银行向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倾斜, 建立“农企+银行”合作机制, 真正做到“扶真贫”。

4.4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2015年省工作报告强调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对农村房屋新建改建21万户, 安置64万人安居困难问题;巩固农村公路建设为目标, 县乡公路升级改造为重点, 在完成县乡公路800公里改造基础上, 积极推进村村通公交工程, 增加村公共汽车停靠点, 有效改善乡 (镇) 汽车客运站。吉县政府部门, 专门为农户建设田间路、信号塔、网络覆盖等基础服务设施。当地扶贫部门利用现有政策资金, 在完善基础设施基础上, 广泛利用社会投资打造冷藏物流业, 建成果库和交易市场等农产品配套项目20多个。

4.5龙头企业带动扶贫

龙头动, 百业兴。以公司为龙头, “公司+农户”是有机农业产业最佳选择。一个具有加工与贸易并重的龙头企业, 对有机农产品加工、销售具有指导性意义。提高扶贫开发精准度, 龙头企业不仅可派技术人员指导农户进行集体生产, 管理产业基地, 还可以帮助其议定产品价格, 直至有机农产品统一供应市场。确保有机农业产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供、销的产业链。特别是以“公司+合作社”模式, 使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一条利益纽带, 实现“企业拓展, 农业发展, 农民脱贫”。五寨、左权等重点贫困县, 把扶贫开发有机农业产业作为基础工程来抓, 通过实施“公司+农户、公司+农户+基地”等多种经营模式, 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结束语

我省政府要以促进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发展, 提高贫困地区农产品竞争力, 稳定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为基本出发点, 结合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实际情况, 综合分析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现状, 充分农民真实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经济扶持、扶贫资金、农村金融、基础建设、龙头企业带动等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促进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更加合理、完善、优化, 切实保障农民根本利益, 加快脱贫速度, 从而推动山西经济转型、城镇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J].2011.

[2]郭红东, 郑伟强.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村经济, 2011, 11:34-37.

[3]张畅.发展有机农业推进扶贫开发[J].中国农村经济, 2007:3-9.

[4]丁长琴.中国有机农业发展模式及理论探讨[J].农业技术经济, 2012, 02:122-127.

[5]孙贵臣.山西发展有机农业的现状及潜力[J].农业开发, 2014, 01:4-5.

[6]王振颐.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扶贫与传统农业产业扶贫耦合研究[J].三农探索, 2011, 11:40-41.

[7]张新民, 陈永福.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展望[J].农业生产展望, 2009, 04, 19-24.

[8]张新民.中国贫困地区有机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农业经济, 2010, 06, 17-19.

农业产业扶贫的现状及对策 第5篇

去年以来，我受组织的安排对**乡**村贫困群众开展农业技术对口扶贫工作。通过近一年时间深入农村、群众调查走访和研究工作，我充分认识到对**村的农业技术扶贫工作首先应通过农业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来实现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这是提高扶贫效益，壮大地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其意义都非常重大。

一、**村农业产业扶贫的现状

**村隶属**县**乡，地处**交界地带，幅员面积**平方公里，距离**县县城**余公里，是个典型的偏远贫困山区农业村。该村有**个村民小组，共**户**人（其中贫困户**户、贫困人口**人）。该村有耕地**亩（其中水田**亩，旱地**亩），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当地群众主要靠种植水稻、玉米、花生、豆类、蔬菜等农产品和养殖鸡、鸭、猪、牛、羊等家禽（畜）为主要经济来源。2015全村人均收入**元。目前，该村农业发展处于农户零散种植（养殖）阶段，基本上没有形成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制约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多数群众存在小农意识。长时间的独家经营和封闭式生产，造成很多群众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缺乏改革和创新意识。二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该村仅通水泥路**公里，土路**公里（其中有**公里断头路）；经费紧张，投入较少，水利等基础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发挥不了应有作用；辖区内山地、林地、坡地和耕地相互交错，没有规模成片；外出青壮年人员较多，在家群众基本上属于老、弱、病、小人员。这些情况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的发展。三是缺乏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很多群众还是迷恋于传统农业的老一套，搞点小打小闹的种植（养殖）业很有一套，但一旦经营上了规模，在技术上就脱节掉链，缺乏规模种植（养殖）的经验和技术。

二、**村农业产业扶贫取得的成效

去年来，我按照“十三五脱贫规划”的要求，坚持把扶贫、脱贫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深入农村，逐社逐户走访调查、技术指导,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一年来的艰苦攻坚，花石村群众纯收入增加**余元，贫困户已经降至**户，降低了个**百分点，贫困人口降至**人，降低了个**百分点，具体表现为：

一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通过努力，**村逐步形成了核桃，水稻、玉米、油菜、生猪养殖等主导产业，群众的栽种、养殖热情空前高涨，优质水稻、油菜等呈片区规模化发展趋势。今年来，该村共栽种杂交水稻**亩，良种油菜**亩，均获得了好的收成。

二是产品种类不断增多。在狠抓主导产业的同时，该村也非常注重农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多样性发展。对柑桔、蔬菜、花生等经济作物也加大力气培育发展。三是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我们也加大力了对开发农产品的企业的重点培育。一年来，我们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通过个人集投资、集体融资等方式斥资**多万元，栽种核桃**亩，建立了**核桃产业园区；斥资**多万元，建立发展了**生猪养殖基地，目前均丰收在望。

三、**村农业产业扶贫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一年的扶持发展，**村的水稻、油菜、核桃和生猪养殖等产业虽初具规模，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缺劳力。从目前来看，该村贫困家庭收入主要还是靠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中青年劳力基本都已外出打工，“留守老人”一无现代生产技术，二无体力，要实现产业的扩规和提质都很难。

二是缺技术。我乡没有真正的高水平的农技专家人才，目前仅有**名“半路出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在水稻、油菜、核桃和生猪养殖等产业方面的技术没有进行过系统培训，本身业务知识不很娴熟，加之联系的贫困农户和贫困人员基数较大，人少事多，分身乏术，疲于应付，无法对农户进行系统全面的技术培训指导。

三是缺资金。农民要致富，农村要脱贫，其关键就是要增收。搞业务培训也好，搞技术指导也罢，一切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没有对农村的经济投入，一切都是空谈。而目前的**村农业产业建设最大的“瓶颈”就是资金的投入，说直白点就是缺钱。没有钱，何谈产业发展，更谈不上技术支持和指导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这个道理。

四、做好**村产业扶贫的对策

目前制约**村农业产业建设主要是人力、资金、技术三个方面的因素，要打破这些制约因素，我个人认为要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人力的方面

1、领导要转变观念。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次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不是一项短期内的面子工程或形象工程，而是一项长时间的惠民工程、民生工程。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部门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工作，它需要在党委领导下，政府统筹，部门协作，群众参与，全民动员，群策群力，共同攻坚，才能完成。

2、群众要积极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建设，其最终落脚点在农村，农民是最终的受益者。农民是否走出认识误区、农民传统农业观念是否改变以及农民是否真正参与其中，直接关系到这项工作的成败。扶贫先要扶志！我个人认为这项工作首先要消除部分群众“等”、“要”、“靠”等思想上的顽瘤，让广大群众摈弃“拿来主义”，积极参与进来，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见打赢这次扶贫攻坚战的希望。

3、技术力量要进一步增强。**村农业产业化技术支撑方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个人单独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不是我推卸责任）。我一个人联系了该村三百余户四百余人的贫困家庭，按照上面“户户走访、人人见面”的要求，我每天不吃不喝，天天下村到社地工作，一个循环下来也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这当中还不包括走访时群众不在家等情况。

二、资金的方面

一是政府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水利设施、道路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用资金杠杆正确引导农民生产。二是群众要积极增加农业投入。要采取集一点、筹一点的办法，鼓励农民、特别是外地务工农民将闲散资金积极投资于农业产业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规模种植开发建设。三是要积极引导社会投入。政府要积极出台惠农措施，用活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吸引和引导农业组织到当地发展农业产业建设，适当探索旅游农业新路子。

三、技术的方面

农业保险服务助力新疆精准扶贫 第6篇

【摘 要】本文分析保险业在制度、机制和服务能力的创新，将农业保险与新疆兵、地社会管理有机融合。提供保障、完善、诚信和规范农业保险精准服务、精准扶贫的对策。根据自然状况等主、客观致灾致贫因子识别到村、精准到户，为贫困户提出科学的生产计划。

【关键词】农业；保险；服务；助力；精准；扶贫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新疆保险业务领域与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在产品研发、服务模式、管理机制上实现创新突破。与此同时，在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农业保险被确定为保险业打好扶贫攻坚战的主攻方向之一，不断在农业保险防灾防损上下功夫，为农业生产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保障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的保险服务，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服务能力，将农业保险与新疆兵、地社会管理有机融合，逐步实现“滴灌式”精准农业扶贫，促进新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现状

新疆位于西北边陲、大陆腹地，因自然条件较差，农牧业生产受到制约，截止到2015年底，新疆仍有35个贫困县，占县市总数的42%，3000多个贫困村，60多万贫困户，260多万贫困人口，南疆贫困人口占比83%，大部分贫困户直接或间接参与农业生产，农牧业生产经营收入是大多数贫困户主要收入来源。

贫困是个人能力的函数，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函数。精准扶贫理念抓住了这个核心点，注重从培养个人能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效率。精准扶贫力争让贫困户明白“家有千金，不如薄技随身”的理念，这一政策不是直接给贫困户资金，而是为贫困户私人订制脱贫项目，注重对贫困户“造血”功能的培养。

保险的基本职能是损失补偿和经济给付，派生职能包括防灾减损和资金融通，这些职能天然契合着精准扶贫的理念。精准扶贫目的在于重建个人能力，保险就相当于给精准扶贫项目设置了安全线，分散风险，防止因灾返贫。据公开数据显示，新疆连续4年农业保险保费和赔款规模全国第一，受灾农户人均赔款约4000多元，相当于全疆农牧民人均收入的近五成。对于农险保费补贴试点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治区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自负保费全额补贴，2016年上半年补贴金额达390万元，9万多贫困户享受到了这个好政策。

二、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对策

产业扶贫是完成脱贫目标任务最重要的举措。新疆的贫困人口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结合新疆特殊的气候环境，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农业产业，能助力新疆精准扶贫工作。让扶贫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和扶贫对象跟着农业产业项目走，农业保险为农业产业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首先，可以利用新疆近几十年来开展农业保险所积累的大数据进行保险赔付案例比较归类，以既往案例的教训为借鉴，以投入产出比为衡量，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的信息，将扶贫脱贫目标资源禀赋、自然状况等主客观致灾致贫因子识别到村、精准到户，为贫困户提出科学的生产计划。对于巩固我区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农业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保障，保护贫困地区生产力，提升贫困群体再发展能力，提高贫困户致富能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小康的可利用的重要金融工具。

其次，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农业保险的销售渠道，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助力促进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积极引导农业保险经办主体参与其中，加大保险对于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发特色涉农保险产品，实现保险保障从农业生产的田间地头，延伸到农产品销售的流通环节，直到消费者的餐桌上，促进新疆特色农业发展，实现新疆广大农村地区的精准脱贫。

第三，对于不同的贫困户，我们可以根据各类农产品生产特点，推荐适合扶贫对象生产的农副产品。采取不同的大数据检索结果和相对应农副产品的智能模型对策，提出具体的保险业助力扶贫脱贫的精准方案。并且可以就其环境状况和局域自然灾害损失特征的大数据分析，设计出针对该贫困户在扶贫脱贫过程中相应的农业保险产品，诸如专属化种、养殖业保险、农产品露堆险、农业生产设施险等产品，以低廉的保费和有针对性的较高赔偿标准的保险保障，助力贫困户的脱贫，以及其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建议

一是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防灾减损的基础作用。防灾减灾救灾的核心问题，在于管理者对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则偶合的认知。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上述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于农产品而言，与时间密切相关的产品价值特性十分突出。农业保险，不论是养殖业保险还是种植业保险，保险标的物价值一般随时间的增加呈现正相关的变化。当保险责任事故发生时，查勘理赔的关键数据是确定灾害发生时标的物所处生长阶段的实际价值。正是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物的“生命”特征，其最终产出结果与被保险人生产管理的精心程度关系巨大。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灾害发生的时间点与农产品标的物的生命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否可以能够采取适应农产品生命周期的补救措施，决定农业生产户的本年收入甚至未来几年的命运。

因此，对于保险业助力扶贫脱贫而言，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建设，配套的各类农业保险经营优惠政策，突出对扶贫脱贫工作成效的奖励政策，显得格外的重要。

二是不忘初心，坚持防灾防损。分散风险单元、测算损失概率是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然而，农业保险则显现出区域风险相对集中的特征，结合新疆“访惠聚”活动中，调研新疆兵、地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在未发生大面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保险整体简单赔付率接近80%，加上农业保险的经营费用，各经办保险公司已处于亏损状态。对于农业保险助力扶贫脱贫而言，必须与县以上地方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相结合，借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成果和保险业丰富的防灾防损优势，将防灾减灾救灾纳入各地州市的发展规划，把扶贫脱贫任务由负担转化为机遇、由短期行为转化为长期制度、由应急处置上升为风险管理。

新疆保险业积累的历年理赔数据，经过数据挖掘和判断分析，可以协助农业生产户规避风险。譬如在承保新开荒土地农业保险时，现场勘察的时根据地势、历年的同一地区气象资料，判断是否容易受到雹灾、冻害和风灾影响。作为保险人，尤其是农业保险一线的从业人员，以往是依据经验是否容易受灾。现在，可以借助“大数据+”能分析出更可靠结果，提前告知被保险人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还可以创新额外的增值咨询服务，优化农业生产，提高贫困户农业收入，协助贫困户早日脱贫。

三是建立农业生产风险指数熔断机制。农业保险具有风险单位面积大、强度频次数量大、损失规模大、防灾减灾困难大的特点。一旦灾害发生，保险人和农业生产户都会遭受巨大损失。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保障农业保险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难题。国际上应对此类问题，开发了类似于灾害损失阈值的指数作为保险理赔的标准，触发“熔断制”的尝试。借鉴这个经验设置新疆种植业或养殖业保险风险指数，一旦出现达到或者超过灾害损失阈值的极端灾害事件，保险公司直接给被保险人进行赔偿，从制度上规避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使得农业保险精准服务、精准扶贫真正落到实处。

四是要精准诊断贫困户的发展优势，精准落实扶贫脱贫的农业生产项目，形成良性循环的农副产品线。例如，伊犁察布查尔县试点红花保险，由县级财政对贫困种植户全额补贴保费，2016年承保1700多户贫困户，共2.2万亩红花，县级财政补贴约23万元；哈密市试点贫困户哈密瓜保险，首批试点5500亩，财政补贴约35万元保费；兵团试点边 境团场贫困户的羊养殖保险，2016年承保肉羊约1万只，财政补贴保费共约28万元。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通过农业保险形式，助力农业产业扶贫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的进步和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的功能作用在不断扩大，“新国十条”顺应时代潮流，明确提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迈入“十三五”时期，需要新思路、新办法。发挥好农业保险的作用，为贫困户生产经营兜底，可为精准扶贫搭建起一道人工屏障，是保险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又是保险业应有的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EB/OL].中央人民政府网.2014.

[2]新疆统计局.2015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201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4]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业标准化“十三五”规划[EB/OL].中国保监会官网.2016.

农业产业扶贫 第7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和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 产生了巨大减贫效益。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 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按照国家扶贫标准 (1196元) , 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10年的2.8%。2011年底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中明确指出, 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新十年扶贫工作主要任务的转变, 产业扶贫成为扶贫开发新阶段巩固温饱、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措施。

农业产业化经营或“农业一体化” (Agricultural Integration) 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基本涵义是农业再生产中产供销三方面业务的有机结合或者综合 (牛若峰, 2002) , 进而形成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山东省潍坊市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省份开始出现。随后在全国各地被采用、推广和普及。经过二十多年迅速发展,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视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得到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张晓山 (2006) 将农业产业化经营分为“公司+农户”、“合作社 (公司) +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三种形式。黄祖辉等 (2002) 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中不完全合约视角, 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分为四类, 即公司企业带动型 (公司+农户) 、市场带动型 (专业市场+农户) 、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 (合作社+农户) 或者 (公司+合作社+农户) 、专业协会带动型 (专业协会+农户) 。黄宗智 (2011) 认为, 农业纵向一体化主要有龙头企业带动的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组织和专业批发市场三种组织形式。牛若峰 (2002) 的实证研究表明, 龙头企业带动型位居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实践的首位, 合作导向的中介组织带动型位居第二, 专业市场带动型则排列第三。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市场化的产物, 农业生产逐步专业化和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是农业产业组织演进的内在逻辑 (徐金海, 2008) 。制度学派对组织的研究表明, 各类组织形式与外部制度环境高度相关。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 (Philip Selznick) 指出, 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与周围环境 (制度结构) 持续相互作用下, 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 (周雪光, 2003) 。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扩展的解释逻辑不同, 笔者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系列制度安排, 通过涪陵区农业产业扶贫案例的深度剖析, 阐述了产业扶贫机制创新与制度环境的内在关联。

二、农业产业扶贫的困境与出路

1.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实行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为加速推进工业化, 国家实行了城乡差异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构建了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 以便从农村汲取资源为工业原始积累提供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开启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 赋予了农民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 农村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城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深入推进, 农村地位不但没有提升, 反而更加边缘化。因为, 相对于分散的农村, 集中的城市具有聚集资源的天然优势。随着市场化程度深入推进, 再分配制度下的城乡分割生产要素市场与经济体系逐渐被打破, 城乡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但在城乡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市场化变成了抽取农村资源、生产不平等的新机制, 因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市场本身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农村在其中处于附属地位, 并且城乡分割的社会权利体系仍然维系着计划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特权 (陆汉文、岂晓宇, 2006) 。市场经济下, 城乡新的不平等机制使贫困地区农村和农业发展资源 (农村精英、资金等) 迅速流入城市, 农业粗放化经营、土地撂荒普遍, 农村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尽管城乡经济一体化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缓解了贫困地区人地紧张矛盾, 并且产业化扶贫也一度上升为我国“一体两翼”扶贫战略的重要“一翼”。但产业化扶贫在推进的过程中仍遭遇企业热、农民冷、政界热、实践冷等“热”与“冷”的尴尬境地 (向长贤, 2008) 。

2. 城乡统筹发展下产业化扶贫的新机遇

进入新世纪不久, 政府在城乡发展上开始向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理念转变, 并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扩大内需,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连续出台了统筹城乡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政策。2003年, “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政策总方针初步成型, 2004年以来, 中央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 实施了以“四减免” (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和屠宰税) 、“四补贴” (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惠农政策。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 农民与政府的“取”、“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同时, 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国家逐步将农村社会发展事业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 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出台系列优惠政策, 加大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力度。2004年以来的系列强农惠农政策, 为农村和农民发展松了绑, 城乡关系向平衡方向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制度环境日趋成熟。另一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危机很快由金融领域影响至实体经济, 世界经济发展步入低谷, 全球特别是欧美诸国消费市场大幅萎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遭遇空前困难, 以及居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上升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使得劳动力、资金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回流的潜力增大。金融危机爆发后, 引发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流以及沿海地区企业出现用工荒等皆是很好的例证。金融危机后的社会资源向农村地区回流, 为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下农业发展提供了又一动力支持。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改变农村在城乡发展中的长期边缘化地位, 打破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囿于农业部门的单一思路, 以城乡、工农关系的协调发展为目标, 逐步构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发展新格局。统筹城乡发展下系列政策、制度安排, 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走出困境和创新机制提供了重要机遇。

三、统筹城乡发展下产业扶贫机制创新

1.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情况

重庆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结构矛盾突出, 全市有2/3人口生活在农村。2007年, 重庆市被中央批准成立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在统筹城乡发展下, 重庆市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等区域发展机遇, 加大农业投入力度, 在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革新。

(1)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架构

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格局,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消除城乡发展中的制度障碍,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重庆围绕“三条主线”, (1) 建立12项新机制, 推动“四化”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匹配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 发展来构架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匹配工业化发展方面, 重庆市以特色工业园区为载体, 承接沿海等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协调发展的“6+1”支持产业, (2) 为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提供就业保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方面, 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农民进城条件, 同时建立相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制度, 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后顾之忧;在第三产业化发展方面,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中心商圈、家政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 为农民进入城市就业拓展了空间;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区。推动贫困地区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

(2) 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制度

(1) 新型城镇化的户籍及相关配套政策。《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 统筹规划、自愿有偿、积极稳妥、综合配套、促进发展五项基本原则。《意见》指出, 要推动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户籍转移, 并妥善解决由水库移民搬迁等历史遗留问题。在户籍准入条件设置上, 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 适度放宽主城区、进一步放开县城、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 积极引导本市籍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落户, 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意见》在农民转户土地处置、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保障、进城农村居民培训等方面形成了详细的制度安排, 建立了农民转户相关配套保障机制。重庆市户籍及相关配套制度安排政策, 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铺设了新的制度路径。

(2) 土地流转政策。《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发展的意见 (试行) 》 (简称《意见》) 中提出, 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稳制、分权、放活原则;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多种形式流转土地。农民在流转承包土地时, 可以采取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为加快农村土地合理流转, 《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 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 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流转, 并对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作等了具体规定。

2. 重庆市涪陵区农民创业园区产业扶贫

在重庆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 涪陵区政府以国际金融危机后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契机, 积极创新农业产业扶贫机制。涪陵区在实践探索中, 建立了以农民创业园区为平台的农业产业扶贫机制。

(1) 涪陵区及其农民创业园区概况 (3)

涪陵区地处渝东南中部, 境内地貌类型多样, 地势以丘陵、台地为主。土地资源匮乏, 人均占有耕地0.88亩, 是集老区、库区、山区于一体的市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全区总人口115.66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74.24万人, 农村劳动力46.76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30.4万人。农村贫困人口71285人, 占全区农村总人口的8.87%。

龙潭镇位于涪陵区西南边缘。全镇幅员面积129.3平方公里。境内属浅丘地形, 地势较为开阔、平坦。镇政府驻地距涪陵主城区60公里, 西距重庆主城90公里, 交通便捷。自然气候优越,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物产丰富, 是典型的“粮猪型”农业大镇。龙潭镇辖区有20个自然村, 2个居委会, 108个农业社, 14个居民小组, 共15074户, 46099人。2010年, 龙潭镇农民人均纯收入4975元。2009年, 涪陵区政府在龙潭镇启动贫困地区农民创业示范园区建设项目。园区幅员面积50平方公里, 涉及龙腾等8个行政村, 规划核心区面积10000亩, 示范带动区面积30000亩。截至2011年, 园区共入住农民业主85户, 其中返乡创业业主52户, 外来业主33户。园区建设总投资4285万元, 成片规模流转土地7300亩, 发展地膜蔬菜近3850亩、草莓200亩、大棚西瓜1200亩、花卉苗木150亩、水果400亩, 水产养殖1500亩。通过引进新型农民入驻园区、流转土地、突出特色产业种植方式, 园区已初步形成了优质水果种植区、优质蔬菜种植区、优质花卉苗木 (园林) 种植区和特种水产养殖区等四大功能区。

(2) 农民创业园区农业产业发展

(1) 园区产业扶贫土地流转。在启动农民创业示范园项目时, 政府专门成立园区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协调创业园区建设相关事宜。园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园区规划, 与被纳入园区规划的农户进行协商, 将农户土地流转出来。土地流转地价以每亩700斤稻谷乘以当年市场粮食市场价来定价, 并由园区管理委员会在每年9月30日一次性付给农户。土地流转出来后, 由园区管理委员会将土地流转给进入园区的返乡农民工等创业业主。业主拿地时, 先交50%土地流转费, 在9月30号前交余下50%。业主拿到土地后, 提供全部生产资料和签订收购订单, 将土地“返租”给当地贫困户种植蔬菜。

(2) 园区农业产业经营结构。在保证土地合理流转基础上, 涪陵区农业产业扶贫以园区为产业发展单位, 以返乡农民工、农户、政府为组织构架, 从农业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支持、政策扶持等多个方面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理念。涪陵区农业产业扶贫创新机制扭转了农业生产粗放化的势态, 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适度规模发展。其农业产业化发展结构详见图1。

在“三位一体” (政府、业主和贫困农户) 的园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组织结构中, 园区管理委员会 (政府) 、返乡创业农民工 (业主) 和贫困农户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职能和作用。

政府是推动者和服务政策提供者。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土地流转、组织管理园区设施、政策支持、技术服务等方面为业主和贫困农户提供服务:一是土地流转与组织管理。成立园区管理办公室, 统一土地流转, 引进业主。组织实施项目规划、项目管理、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市场开拓等指导。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建园的过程中, 整合行业部门资金和技术, 修建园区沟、渠、便民路, 安装供电供水设备等。三是技术支持。提供实用技术、创业知识、就业技能等扶贫培训。成立园区创业资金互助会, 帮助业主解决融资难题;四是政策扶持。创业业主在享受《关于2008年农业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涪府发[2008]75号文的补助标准基础上, 每个档次增加扶贫资金补助50元。对园区发展大棚作物, 制定详细的资金扶持规定。为园区业主提供扶贫创业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

业主是生产组织者和农产品市场开拓者。作为具备现代农业发展经验的生产决策者, 业主不仅决定农业种植种类, 而且提供全部农业生产资金、种子、化肥、农药等。在农产品市场销售方面, 业主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开拓市场, 并在政府的协助下创立产业品牌。

农户是参与主体。根据土地流转、园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可将产业农户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参与农业园区土地流转, 但不在园区从事劳动的农户。第二类是参与园区土地流转并且在园区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第一种农户主要为在常年在外地打工的农户, 其主要为地租收益。第二种农户收入形式为“地租+务工收益”。第三类是不参与土地流转, 但“返租”业主土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这部分扶贫对象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园区务工和自家承包地农业收益等。

(3) 农民创业园区扶贫组织化结构

(1) 政府、业主和贫困农户的组织结构关系。业主与政府。创业业主进入园区, 必须与区扶贫办签订《扶贫责任书》, 履行扶贫责。园区业主按照《扶贫责任书》的规定, 聘请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务工, 并提供优良种子种苗或者种畜种禽, 以及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园区业主只有在履行扶贫责任后, 才能够享受土地补助、信贷优惠等优惠政策。

贫困农户与业主。贫困农户进入创业园区工作后, 采取“基础 (工资) +绩效 (产品质量数量) ”的生产管理与收益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基础 (工资) 指业主向受雇的贫困劳动力支付基本工资, 并负责贫困劳动力食宿。贫困户根据家庭劳动力状况, “返租”园区业主一定面积土地, 在业主的统一指导和管理下负责作物规模化种植期间的生产劳动。绩效指贫困户农业生产管理得越好, 产出的农产品质量和数量越高, 获得的提成收益也越多。贫困户“返租”土地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 业主负责购买各类生产资料, 提供农业技术指导, 建立农产品市场销售和市场网络, 以及承担天灾和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产品损失、市场竞争等风险。

贫困农户与政府。涪陵区扶贫部门组织贫困农户开展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培训。贫困农户通过“干中学”逐步积累现代农业发展的资本 (技术、资金、市场网络) 。园区管理委员会优先将园区土地流转给具备创业资本的贫困户, 并为其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其他服务, 扶持贫困农户向创业业主转变。政府、创业业主和贫困农户三者的组织结构详见图2。

(2) 农民创业园区产业减贫效益。首先, 贫困农户收入多元化。在园区务工的农户至少有三项收入来源。一是到创业园区打工的基本工资收益。二是业绩提成。三是贫困户流转土地的地租收益 (未参与土地流转的贫困户收益为自家农业生产收益) 。其次, 极大降低了贫困农户农业发展中的各类风险。由于通过政府流转土地, 贫困农户地租收益不会因为自然灾害等其他因素而消失。与以往分散单独经营不同, 贫困农户“返租”园区业主土地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各环节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向业主转移。再次, 激发了贫困农户劳动的积极性。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市场开阔经验等, 贫困农户农业经营式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业主+贫困农户”的组织关系, 克服了贫困农户单独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困难。而“基础+绩效”的工资付给方式, 也激发了贫困农户农业经营化生产的积极性。第四, 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有机生态农产品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贫困地区农民不是没有看到有机生态农产品的价值, 而是缺乏资金、技术、开拓市场能力。经过在沿海发达地区等地的多年打拼, 返乡农民业主不仅掌握现代农产生产技术, 而且具备了较强的现代管理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通过扶贫部门技能培训和园区业主的“言传身教” (亲自指导和管理贫困户生产) , 贫困户通过“干中学”不断积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市场销售等经验。更重要的是, 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后, 可以优先流转园区土地成为新业主, 享受政府的各类园区农业发展优惠政策和服务。

(4) 创新经验和问题

(1) 以园区为平台, 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各要素有效整合。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安排下, 区域、城乡间的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日益加快, 城市资本要素下乡增多。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迎来新机遇的同时, 如何在产业扶贫中实现下乡资源与农村资源的有效结合, 是摆在现实面前的难题。涪陵区借鉴工业发展理念, 在政府主导下流转土地, 建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政府通过建设园区现代农业设施, 并为业主提供信贷、补助等优惠政策, 为返乡农民工等下乡聚集搭建了重要平台。以农业产业园区为平台, 既实现了城市现代生产要素与乡村农业发展资源的有机结合, 又避免了下乡资源的无序流动。

(2) 以扶贫责任书为纽带, 建立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机制。土地和劳动力是农村贫困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 (资本) 。在园区农业产业扶贫中, 业主与政府签订《扶贫责任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是确保了贫困农民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后, 仍能通过地租和劳动力来保障生活来源。二是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园区业主的指导和管理下, 贫困农民通过在“干中学”逐渐积累现代农业发展经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和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贫困农民可以优先流转园区土地成为园区业主, 实现稳定脱贫。

(3) 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农民土地流转价格低。园区管理委员会流转农民土地的价格主要以土地单位面积粮食产值为依据。随着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推进, 土地价值会超过种植粮所得。土地价值提高后, 在流转土地过程中相应的农户补偿机制仍未建立。其次是农业产业保险体系仍需完善。在园区农业产业扶贫中, 农业发展的各类风险从贫困农户转移到了园区业主。虽然可以大大降低贫困农户的风险, 但农业生产风险并没有实质性降低。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仍会受到各类风险的威胁。建立健全与园区农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保险体系应成为园区农业产业扶贫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容。

四、结论与思考

在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缺位的城乡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农村资源在市场机制下迅速流入城市, 农村弱势地位有增无减。由于农村优质资源大量流入城市, 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粗放化、土地撂荒、农业产业扶贫屡遭困境。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下, 城乡间资源、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日益加快,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为农业产业扶贫走出困境和实现组织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我国扶贫开发新阶段, 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肩负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和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的双重任务。城乡统筹发展下, 如何实现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转型和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有机结合, 是有力有序推进新阶段农业产业扶贫需要不断实践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城乡统筹发展系列制度安排下, 涪陵区农业产业扶贫在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基础上, 以园区为平台, 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以扶贫责任书为纽带, 建立扶贫对象由“返租户”向新业主转变的扶贫新机制。实践表明, 涪陵区园区农业产业扶贫机制较好地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与扶贫对象自我能力提高的有机结合, 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注释

1第一条主线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条主线是推进城乡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条主线是推进土地流转和集约利用。

2“6+1”支柱产业指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业、能源工业、轻纺及劳动密集业。

农业产业扶贫 第8篇

1.1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2011年以来, 全区300个重点贫困村实现了整村脱贫销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1年101.5万人下降到2015年58.1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5.6%下降到14.5%。中南部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4 193元提高到2015年的6 818元, 年均增长12.9%。

1.2 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增强

立足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形成了盐池滩羊、西吉马铃薯、泾源肉牛等一县一业大县, 2015年, 贫困地区肉牛饲养量达到150万头、肉羊饲养量500万只、马铃薯17.33万hm2、瓜菜5.66万hm2、枸杞2.23万hm2, 农业特色产业收入占贫困群众收入的1/3以上。

1.3 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启动了马铃薯脱毒种薯三级繁育体系建设, 马铃薯良种化率、脱毒化率分别达到70%、50%。贫困地区粮食、畜禽良种化率分别达到89%、75%, 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2%,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5%。

1.4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有效改善

实施了扬黄灌区节水改造等一批重点项目,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扩大1.33万hm2, 建设高标准农田5.4万hm2。旱作区发展覆膜保墒集雨补灌旱作节水农业13.34万hm2。

2 农业特色产业扶贫面临的挑战

2.1 贫困面大, 建成小康社会难度大

我区还有8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尚未脱贫, 占全区行政村数的35%;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8.12万人, 贫困发生率14.5%,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

2.2 水土资源约束趋紧, 农业基础条件薄弱

贫困地区环境脆弱, 干旱少雨, 80%的耕地为中低产田, 雨养农业比重占耕地总面积90%, 扬黄灌区灌溉水资源利用系数仅为0.48。农药、化肥利用效率35%以下, 40%的覆膜农田存在残留污染。

2.3 产业规模小, 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

传统种植业比重较大,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25%。农业特色产业转化层次低, 产业链条短, 缺乏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例仅为0.8:1。

2.4 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

农民文化程度偏低,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87.7%。贫困地区就地吸纳劳动力转移能力有限, 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务工,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2.5 产业扶贫投入不足, 支撑保障能力较弱

受经济发展影响, 缺乏大项目、大产业带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产品不够丰富, 影响和制约着农业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和经济发展进程。

3 保障措施

3.1 财政支持政策

从2016年起, 自治区分3年建立10亿元扶贫产业担保基金, 支持贫困村、贫困户积极发展草畜、马铃薯、冷凉蔬菜、中药材、小杂粮等农业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支持马铃薯脱毒种薯“农户自繁自用”模式, 开展冬小麦供种补贴, 加大贫困户基础母牛扩繁和新建设施农业扶持。探索支持永宁闽宁镇、红寺堡区农户建设小型酒庄合作社, 葡萄原料自主生产、联合销售。继续实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农机购置补贴方式, 脱贫销号村农用机械补贴资金足额予以保障。自治区切块到县的扶贫资金重点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修建牛羊棚圈, 发展“5·30”养殖业和其他脱贫致富产业, 推广覆膜保墒旱作节水农业技术, 开展春秋覆膜及农用残膜回收利用。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 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 项目资金审批权限下放到贫困县,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保障产业精准脱贫资金需求。

3.2 金融支持政策

深入推进实施“金扶工程”,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评级授信, 鼓励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探索村级互助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合作放大机制, 提升村级互助资金的使用效能。拓展抵质押物范围, 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积极运用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工具,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融资增信服务。支持贫困地区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积极推动贫困地区企业“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

3.3 税收支持政策

农业产业扶贫 第9篇

省级示范培训班开班后, 四川省农业厅还将用一年的时间专项开展全省农业产业扶贫技术大培训。

培训实行“三个覆盖”

一是贫困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全覆盖。四川省农业厅会同组织部门, 对“四大片区”11 501个贫困村委会主要负责人进行全员培训。二是联系贫困村的技术人员全覆盖。由省、市 (州) 、县 (市、区) 按照国家对干部培训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定分级组织培训, 其中, 省级88 名、市级1 096 名、县和乡 (镇) 10 317 名。三是贫困户全覆盖。由省、市 (州) 、县 (市、区) 、乡 (镇) 进村联系农业产业扶贫的技术人员, 通过院坝会、示范现场、巡回观摩、田间学校等方式对所有贫困户进行培训, 把贫困村符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条件的农民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范围进行培养。

培训突出“三项内容”

一是扶贫方针政策。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各项扶贫方针政策及扶贫规划,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 扶贫工作相关法律法规等。二是现代农业技术。包括高效种养实用技术、设施农业、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主导品种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农机农艺知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知识、农业信息化技术等。三是农村基层工作方法。包括农村基层工作服务技巧、农技推广方式方法等。

培训强化“三大保障”

农业产业扶贫 第10篇

长期以来, 山西以煤为主的能源重化工产业结构和受黄土高原、河谷纵横、干燥少雨、水资源贫乏的自然条件影响, 造成农业产业发展滞后、增收困难、农村贫困面大、攻坚难。针对项目区农业产业发展滞后、优势产业不突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缓慢, 产业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水平低, 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弱、产业化经营体系不完善等现状和特点。近年来, 山西各级政府根据中央扶贫攻坚决策部署、结合山西实际, 把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增效增收、建设现代农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放在重要位置。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山西省十二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提出“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发展、建设百万栋温室、百万亩核桃、“片区产业扶贫开发”、“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工程等惠民工程。为本项目实施提出提供了政策支撑、产业发展规划依据和结合点。

山西省扶贫办抓住国家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省委省政府规划政策支持的机遇, 把握省情、顺应贫困地区发展需求、农民脱贫致富期望, 提出利用亚行贷款实施“山西河川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于2006年获得国家批准立项, 列入国家利用外资三年滚动规划。于2006~2009年经中外双方进行政策、目标、市场、效益、筹资等可行性研究评估分析和运行管理组织机制、制度、措施等前期准备及评估, 于2010年3月获亚行董事会批准, 9月《贷款协定》《项目协定》生效。于2010年7月启动项目建设。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总投资140000万元, 扶持50000农户与企业 (合作社) 建设良种养殖业产业基地;高效节水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基地;特色高效生态种植业产业基地,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支持农企加工、就地加工、产品质量改善等产业化经营体系建设, 加强农户与市场联结;支持农业技术支持服务与农户能力建设培训, 为农户提供科技支撑和能力等内容。项目实施涉及山西中南部和东西两山5市26县227乡, 受益人口达184万。

三、项目建设的目标

以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升级、构建产业化经营体系为总抓手, 以培育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四位一体”新兴产业主体为对象, 以企、农、社合作联合和构建产业发展模式、企农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 以支持社会化服务和项目技术支持服务为支撑。扶持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基地优化升级、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技术、提高产业增效增收、建设稳定脱贫产业, 构建产加销、种养加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通过项目实施,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良种改善、拓展农业功能, 走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设施化、科技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型道路;提高项目农业组织化程度, 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协作运行, 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四位一体”, 推进我省特色产业品牌发展、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发展,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四、项目建设产业增效增收成效显著

项目实施己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应, 产业成效突出, 重点彰显四大成效:一是产业基地经济效益突出、投资回报效益高。截止2013年完成投资11.5亿元, 建成一批产业园区、规模基地, 年实现产值26.5亿元、年投资效益回报230%。二是社会效应显著。项目建设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推动传统农业产业的转型。培养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型主体的崛起和新型产业化经营理念, 成为当地产业增收、富民的窗口示范项目, 增加劳动就业4.5万人, 贷款受益人17.4万人, 带动受益人73万人, 总受益人116万人。三是生态环境改善预期效应明显。植被覆盖率平均提高0.04%;节约农业用水量30%, 年增有机肥生产还田143万吨、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 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四是扶贫效果明显。项目建设为农民建立稳定脱贫产业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理念、信息、服务的融合;建立基地产业发展、服务机制, 取得项目户年均增收2.46万元、人年均增收6000元的扶贫明显效果。产业扶贫成效和做法, 得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肯定和国家五大媒体宣传推广, 受到汪洋副总理表扬、亚行和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肯定。被媒体称为“亚行项目带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农业产业化样板”、“为百万农民打开增收之门”。

五、项目实施模式和管理做法

项目实施按照省委省政府“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要求, 坚持以产业基地建设、产业化经营体系建设、能力培训、项目管理为抓手, 在提高产业扶贫效果上下功夫, 将亚行项目与优势产业优化升级紧密结合。采取政府主导、企协组织参与、农户为项目主体, 规模集中、园区化、标准化建设、产业化经营的方式, 突出抓好三大产业基地项目建设、重点在“四项工作上下功夫”、创新“六项机制与模式”。

第一、突出抓好三大产业基地建设、改善设施装备, 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增效增收和向现代农业转型上下功夫。项目支持4万农户, 建成良种养殖产业基地10个县, 年出栏猪40.8万头、牛7.9万头、羊13.3万只、鸡1816万只、产蛋5014万公斤。建成节水高效设施蔬菜产业基地18个县/9525亩座。建成特色高效干鲜果、中药材产业基地16个县/10.95万亩。建成示范园区 (小区) 57个。增加养殖设施装备171万平方米、种植设施装备1.4万亩、节水灌溉2.9万亩、建设田间基础设施工程12.5万亩。有效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劣势产业向现代生产方式和优势、高效、现代农业产业的转变。

第二、支持基地产业化经营体系建设, 在创新企农合作和基地产业与市场联结机制上下功夫。一是支持农加工、就地加工、协会、产业化经营体系建设, 建成年加工能力7400吨, 认证产业基地44个, 认证养殖产品20.7万头只, 蔬菜、谷子、干鲜果19.64万亩, 共60个品种。二是按照“企业 (合作组织) +农户+科技”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以企农联合与合作为纽带, 探索产业合作、构建“企、农、社”利益联结机制, 将产业基地4万农户与40个产业龙头企业、100余家合作社紧密结合, 引导企业、合作社为农户担保贷款、共建产业基地、购销产品、支持服务, 形成农户、基地与市场有机联结的产业化经营体系。三是总结推广“企业+农户共建产业园区基地”、“合作社+农户共建产业小区基地”、“联户共建产业小区基地”的新型产业合作模式。培养带动新型产业主体的崛起, 促进产业发展向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的转变。

第三, 支持技术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 在创新有效支持农民技术服务和提高农民能力素质上下功夫。建立省市县三级“农、林、水、土、保、妇”部门与专家相结合的“技术支持服务保障体系”。创新方法、实施造血式扶贫能力培训。采取专家课堂、地头讲授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的“管理+实施+技术+服务”的培训模式, 组织农户、企业和专技、管理等人员, 印发项目《实用技术丛书》、《实施手册》、《管理手册》, 从项目管理、工程实施、农艺技术、实用技术、生产经营、市场联结、营销服务、环境保护、节水灌溉、绿色生产等方面多形式培训达25.7万余人/次, 提高农民技术素质和增收能力, 为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和能力支持, 起到为农民拓宽致富路径、闯市场铺路搭桥的能力支撑作用和效果。

第四, 强化项目管理措施, 在创新管理方法上下功夫。项目管理己形成规范的管理制度、机制、经验, 重点创新“五项机制与模式”:一是建立省政府项目领导组织统一协调发改、财政、农口等10部门“项目协调管理机制”和“多部门支持配合机制”及“资金整合模式”。二是制定了《项目实施管理办法》、《财务、报账、支付管理办法》、《工程实施、验收、采购管理办法》、《监测评价办法》、《管理手册》管理规范, 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 项目办协同配合的贷款“转贷、担保机制”、资金“专户管理机制”, 审计、财政、项目办协同监督的“资金监督检查管理机制”, 项目办专项软件系统监管的“农户合同转贷与资金收支管理机制”和“财务工程计划管理模式”, 形成资金监管合力。四是建立项目办组织下的专家与部门管理者相结合的“工程实施、检查、验收管理机制”, 定点监测和进度监测报告、评价指标体系为一体的“监测评价机制与体系”、“目标责任考核奖惩机制”, 为项目执行提供了过程管控保障。五是建立“技术支持服务支撑机制”, 分级实施“能力培训机制”, 为项目提供业务、技术、能力、方法保障。

六、经验启示与思考

第一, 发展优势产业是探索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项目产业扶贫的成效证明:项目实施为农民脱贫致富建立可持续稳定的产业载体, 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理念、信息、服务的融合;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建立基地产业发展机制, 为扶贫开发提供了途径借鉴。

第二, 项目成功实施、科学规划与前期研究准备是基础。国际项目可行性研究是一项专业性、政策性、实践性很强, 涉及知识面广的系统工程。项目前期准备是关键, 准备经历调查、编研、评估、批复、谈判签约、启动准备等六个阶段性工作。可行性研究是项目根基, 科学规划、严格评估论证, 需要组织专家深入实地现场考察规划, 需要组织力量完成《建议书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价报告》、《农业产业市场分析报告》、《水资源利用分析报告》、《项目设计报告》等7项专题研究报告编写。需要协助外方专家完成对研究成果和项目、经济、社会、环境、市场、效益、节能、节水和贷款、筹资、政策、制度、管理等评估。做到项目规划、内容、实施条件具备可行, 实施准备充分、资金筹措到位, 完成实施、技术、业务、管理培训和管理制度建设、实施安排等前期准备。为项目实施打好基础。

第三, 创新实施方式, 务实执行是关键。项目实施注重模式创新、经验总结, 推动项目建设与产业布局相结合, 与现代新型农业产业相结合, 与构建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相结合。促进产加销一体化发展, 探索实践了适应不同产业主体需求的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与合作机制, 培养带动新型产业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促进产业发展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市场化转型。

第四, 创新规范管理是保障。将项目实施与国际先进理念、管理方法和实施实际情况相结合, 积极探索新机制新做法, 规范运行的协调管理机制和办法、措施, 是成功实施项目的重要保障。

产业扶贫“扶”出小康路 第11篇

新机遇：产业扶贫日显重要 政策扶持力度加码

省扶贫开发协会成立以来，始终把产业扶贫开发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培育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对接扶贫龙头企业、组织产业扶贫开发观摩破解产业扶贫开发难题，为我省产业扶贫开发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谈到产业开发在扶贫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时，钟韶彬说，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通过培育先进的扶贫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来带动，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高质量为要求，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以经济利益为扭带，以企业化管理为保证，就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产业化扶贫为扶贫开发提供了最好载体，越是贫困的地区产业扶贫的效果越明显。“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开展，产业开发的作用也日显重要，尤其是近年来在广东的三年扶贫‘双到’工作实践中，产业扶贫显示了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成为了扶贫‘双到’十大模式之一。”

钟韶彬认为，《广东省新一轮扶贫开发“规划到户 责任到人”及重点县（市）帮扶工作实施方案》在产业扶贫开发方面有不少新表述，内容更丰富，提法更明确，政策扶持更加清晰，力度也更大。“新一轮扶贫开发为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既是社会责任，也是发展机遇，既富民又富己。”

新探索：以点带线辐射面 扶贫基地见真效

“传统的扶贫理念，只注重给钱给物的短期‘输血’，却缺乏能够‘造血’的长效脱贫机制。” 钟韶彬告诉记者，省扶贫开发协会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产业扶贫开发力度、提升产业扶贫水平的要求，牵头实施“产业扶贫工程”，通过重点培育产业扶贫示范基地与相对贫困村、农户的紧密联结，解决了一部分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户无技术、无资金、无市场、无组织的“四无”难题，为贫困村、贫困户注入自我发展动力，扎实构建了扶贫开发长效机制，打造了一批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绿色扶贫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对提高相对贫困区域、贫困村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相对贫困户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广东产业扶贫示范基地47家，带动农户种植面积达到18万多亩，养殖四大家鱼2300亩、山羊1.8万头、生猪31.2万头、肉鸽168万只、肉鸡200万只；年销售收入15.53亿元，带动农户121717户，其中贫困农户28435户，年均增收2035元。

钟韶彬还介绍说，协会今年将进一步强化社会力量参与产业扶贫开发的动员力度，完善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的培育机制，力争在相对贫困区域累计培育100家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带动农户50万户（其中相对贫困户超过7万户），户均增收4000多元。到2015年，建成5个以上产业扶贫示范区，扶持创建一批超10亿元的扶贫农业龙头企业，努力把龙头和基地建设成为巩固扶贫“双到”成果的亮点工程、提升扶贫能力的创新工程和塑造扶贫形象的品牌工程。

新趋势：民企正在成为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 发挥作用是关键

在过去的三届“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和三年扶贫“双到”中，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企业正在成为广东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广东省新一轮扶贫开发‘双到’为民企参与扶贫开发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 钟韶彬介绍说，目前民企参与扶贫开发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四大领域。

钟韶彬认为，针对不同贫困地区、不同特色资源进行产业开发，把发展能力最强的企业与发展需求最迫切的贫困群体有效对接起来，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产业扶贫开发，发挥产业扶贫在扶贫开发中的基础作用和在扶贫“双到”工作中的促进作用、增强扶贫发展能力、实现稳定脱贫致富奔康的有效保证，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重点努力方向。

参与产业开发的扶贫企业应如何更好地发挥脱贫致富带动作用？钟韶彬提出要抓好五个“特别注重”， 一是特别注重抓好基地规模化建设；二是特别注重抓好基地标准化建设；三是特别注重抓好基地的品牌化建设；四是特别注重抓好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融通；五是特别注重争取政府部门的重视、理解和支持。要把中央及省市相关扶持政策和系列优惠措施用好用活用到位，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农业产业扶贫 第12篇

1 农业产业化与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1.1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 世纪40 年代末, 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 该理论为我国财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有益的启示。 其“经济人”的假设理论, 为我们的财政决策机制设计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我国长期社会实践也证明, 仅靠当事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约束, 是难以形成理想的财政决策与有效的财政运行机制。 其“特殊利益集团”理论, 对于我们分析我国一些现实经济和财政现象,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和决策分散化的经济, 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同样也存在利益集团问题;如行业利益集团、地区利益集团、生产者利益集团、消费者利益集团等, 如农民利益集团, 由于人数众多, 组织松散, 难以形成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 其利益常受到侵害。 该理论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我们解决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 无疑是有益的。

1.2 规模经济理论

该理论源自于美国, 它揭示了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性规模。其典型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 规模经济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依赖于个别企业对资源充分而有效的组织利用, 以及经营效率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依赖于多家企业之间, 因合理的分工联合与空间布局等原因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 他在研究规模经济报酬的变化规律后指出,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规模报酬将依次经过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个阶段。

1.3 产业组织理论

该理论主要研究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行为和市场结构, 属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以贝恩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 构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范式, 认为三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影响市场绩效。 而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 则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作用的重要性, 必须减少政府干预, 认为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三者之间, 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 而是由结构和行为同时决定绩效。

对于欠发达地区产业化扶贫, 产业组织理论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意义。 传统农产品市场由于生产者数目众多, 产品差异化程度低, 市场门槛低, 导致农户过度竞争, 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农户为了获取市场绩效, 就必须转变市场行为, 通过产业化的组织模式, 形成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带动效应, 谋求合作利益, 以提高农户市场地位;产业化是农业组织创新的必然选择, 通过农业产业化发展, 可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尽快脱贫。

1.4 不平衡增长理论

该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于1958 年提出的。 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应有选择地投资某些部门, 通过其外部经济使其他部门逐步得到发展;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 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 通过发展某一类或几类有带动作用的部门,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然而, 不平衡发展的后果, 使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 但不会趋于平衡也不会加剧贫富差别, 会经历短暂的平衡后又出现新的不平衡发展, 而这种不平衡发展, 不再是低层次的贫富之间不平衡发展, 而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不平衡发展的终极循环。

综上所述, 分析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扶贫与金融扶贫, 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 以上述理论做支撑, 寻求欠发达地区基于金融扶贫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途径, 通过金融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可以提高欠发达地区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

2 贵州金融扶贫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20 年) 》 已明确提出了我国反贫困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文件精神, 以及中央领导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凸显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地位。 近年来, 贵州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通过不断消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因素, 增强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通过整合资源, 集中解决突出的贫困问题, 在农村地区的脱贫致富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2.1 政府主导扶贫有成效, 金融扶贫效果不明显

贵州省传统的扶贫模式是“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 贵州省的扶贫资金几乎全来自中央政府财政投入, 从2007 年到2014 年, 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 以及信贷扶贫资金合计48.64 亿元, 占各类扶贫资金总数的88.6%, 各级政府在扶贫过程中, 始终扮演着最主要角色。 这一传统的扶贫模式, 各级政府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资金的供给上, 在扶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资金项目的决策、使用以及控制等扶贫资源的管理上, 也在充分的发挥主导作用, 而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扶贫模式, 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中基本的公权救济理论。 相对于各级政府扶贫而言, 来自各类金融机构的扶贫资金, 仅占全省扶贫资金总量的8.2%, 金融机构在扶贫进程中的撬动作用尚未真正发挥。

2.2 贫困人口总量快速递减, 特困地区矛盾依然突出

贵州省地处乌蒙山、武陵山、滇黔桂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 是我国扶贫攻坚的核心区域, 全省共有88 个县 (市、区) 中, 而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就有50 个之多, 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 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监测数据显示, 2001 年至2009 年期间, 贵州省贫困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了41% ; 而最近几年通过各级财政资金的扶持, 贫困人口比例有所下降, 自2011 年至2014 年, 贵州省贫困人口从1149 万人下降到623 万人, 共减少526 万人, 并已有22 个县主动退出贫困县系列。 但是, 扶贫开发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严重的自然灾害, 防灾抗灾能力的缺乏, 严重的发展不平衡, 导致连片特困地区的矛盾更加突出。

2.3 产业化扶贫作用凸显, 龙头企业有待培育

产业扶贫作为全国贫困地区正在实践的一种新型扶贫方式, 它以市场为导向,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 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 建立农产品基地,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扶贫机制。 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 2014 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6.2%, 农户共计58.6 万户, 而形成产业化的企业仅占涉农企业的15.2%, 农村专业合作社仅有4627 户。 由此可见, 黔西南州为数不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 难以形成带动贫困农户全面增收脱贫的良性局面。 因此, 随着产业化扶贫作用的日益凸显, 加大优惠政策的供给, 培育扶持龙头企业, 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将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与发展能力, 实现农户、企业与政府的双赢局面。

3 贵州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模式

近年来, 贵州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以有效解决扶贫问题;而农业产业化扶贫主要采取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发展带动型、以及农村合作社与农户联合发展型等模式, 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脱贫致富。

3.1 龙头企业带动型

贵州兴仁县以薏仁米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脱贫致富的模式效果显著。 薏仁米作为该县传统优势产业, 龙头企业10 余家, 2014 年末, 种植面积达1.33 万hm2, 总产量6.5 万t, 实现农业产值达5.2 亿元, 种植农户5 万余户, 每年使农民户均增收5.6 万元, 薏仁米加工龙头企业发展, 带动了全县43.4% 的农户脱贫致富。 截至2015 年6 月末, 各类金融机构向该薏仁米加工龙头企业提供贷款, 贷款余额2500 余万元, 支持500 余户薏仁米种植户, 贷款余额达1 亿余元。 该县通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 促进扶贫对象地区的龙头企业发展, 以龙头产业带动, 提高区域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起政府、企业、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龙头企业汇聚整合贫困农户的个人力量, 并形成规模化生产与规模经济效益;同时, 贫困农户通过产业化龙头企业规避经营风险, 以确保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3.2 产业发展带动型

贵州望漠县复兴镇坝碰村以坚果种植产业为依托, 带动了农户脱贫致富。 该村四面环山, 拥有绵延几十公里的坚果种植 ( 亦称 “ 坚果长廊”) , 该村实施退耕还林的面积达16.67 余hm2, 100 余农户450 多人参加了以板栗为主的生态林建设, 并选用了经济效益高的玉屏大板栗为种植品种, 自2007 年开始成林挂果以来, 每亩年均收入达1250~2350 元, 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人均增收2000 元以上, 占家庭总收入的35%, 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农业产业化扶贫在提高贫困人群收入、促进扶贫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 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坚果长廊”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 实现扶贫对象的快速脱贫, 就是要推进区域特色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 因地制宜, 形成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

3.3 农村合作社与农户联合发展型

以贵州安龙县的农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该社成立于2010 年, 由103 户社员组成, 主要从事食用菌菌种制作、生产、加工及销售, 注册资金200 万元, 现有资产1500 余万元。 每户种植出菇大棚1~3 栋, 每棚产菇4~5t, 1 年一个大棚可实现1~2 万元纯收入, 每户一年能收入4~6 万元。 合作社通过统一收购、加工、销售不仅解决了农户销售问题, 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 合作社通过奖惩措施, 既保证了社员的利益、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 也有效的控制了经营风险。 该社经过发展, 现已拥有出菇大棚586 栋, 涉及农户298 户, 带动了贫困人口就业1300 余人。

4 贵州金融扶贫操作模式的基本特征

4.1 贵州金融扶贫的基本操作

现阶段, 我国各地正在积极试点并稳步推广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改革, 试图通过建立金融扶贫基金, 将金融扶贫模式引入我国政府扶贫工作体系。 理论上来讲, 利用金融杠杆作用, 可以放大政府及社会扶贫资金的效应规模, 通过建立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 实现短期扶贫向长期扶贫的方式转变, 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功能转变, 激发贫困人群自发脱贫的内在动力, 为自发脱贫的贫困人口提供持续充足的资金支持。 但是, 扶贫仅以往财政资金的注入缺乏可持续性, 加大扶贫开发的资金投入, 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培育贫困地区市场, 鼓励引导金融资金的积极参与。

贵州省推动金融扶贫的基本方法是: 首先解决金融扶贫资金的安全性问题, 利用经济手段引导各类金融资金到金融扶贫领域。 具体操作是:建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工具组合运用的杠杆化扶贫资金, 成立专项扶贫项目库。 由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杠杆化运作专项支农再贷款时, 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有信贷资金与支农再贷款的配套比例, 通过杠杆化运作模式发放扶贫开发贷款的利率, 比同类同档次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浮不低于2 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在专项配给金融机构扶贫贷款时, 降低一个点的利率;政府相关部门从扶贫专项资金中安排一部分用于补贴贷款的利息, 以确保金融扶贫资金的安全性。 截止到2014 年12 月末, 贵州黔东南州杠杆化扶贫开发贷款余额40838 万元, 并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

同时, 贵州省针对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中, 涉农企业、农村合作社以及农户的贷款抵押物缺乏的问题, 创立其第三方担保模式, 成立具有担保性质的农业担保公司, 为涉农企业、农村合作社以及农户提供信用担保与技术指导。

4.2 贵州金融扶贫的基本特征

4.2.1依托金融系统实施杠杆化扶贫。贵州省改变了过去通过各级政府层层传递的纵向财政扶贫模式, 采用的金融扶贫方式是利用遍布于农村乡镇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杠杆化”扶贫。各种扶贫资金的整合通过基层金融机构发放到贫困农户手中, 使得农村金融体系成为整个金融扶贫体系的依托, 农村金融机构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资金配置角色,

4.2.2 通过资本循环运作实现扶贫功能转换。 贵州省改变以往“输血式”的财政补贴扶贫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 “造血式”的资金循环运作的金融扶贫模式;在整个扶贫金融服务体系下, 各家金融机构通过信贷业务向贫困地区投放扶贫开发资金, 并以市场化的经营原则, 考量扶贫项目资金的盈利性、风险性。 这种金融扶贫模式实现了扶贫功能的转换, 通过保障扶贫资金的良性循环与盈利能力, 以满足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的商业运作, 实现金融扶贫体系的稳定发展。

4.2.3 坚持市场机制原则确保金融扶贫经济性。 以前的财政扶贫模式, 较多地以政府政策性干预为主要推力, 而现在推行的金融扶贫模式, 则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原则;扶贫贷款的利率标准, 必须按市场化原则制定, 金融扶贫资金的风险成本必须与预期收益相匹配;通过市场机制与金融手段, 有效配置贫困地区的经济资源, 实现资金、技术, 劳动力、市场和管理的有效组合, 缓解扶贫开发资金的投入不足, 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5 基于金融扶贫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策略

5.1 各级政府引导、协调、规范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保障体系

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应该积极参与, 正确引导, 加强协调, 科学规范, 有效提供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的金融保障支撑体系。 由财政与金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所形成的杠杆化扶贫资金, 涉及到的利益群体颇多, 必须加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配合, 确保杠杆化金融扶贫资金的有效落实。 建立由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的专项扶贫开发补贴基金,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为金融扶贫资金提供安全保障。

5.2 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充分发挥其产业化扶贫带头作用

推广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生产组织模式, 采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梯次推动”的金融产业化扶贫方法, 不断地激发龙头企业带动农户, 从事专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农业产业化示范点建设, 提高龙头企业质量, 充分发挥其龙头作用, 把先进的管理模式、生产技术、贮运和营销方式运用到生产和销售中来, 提高生产效益、资源利用率、销售利润率, 扩大规模经济收益, 确保贫困农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获得较高经济收入。

5.3 因地制宜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并带动农民快速脱贫

贫困地区遵循因地制宜原则, 合理规划特色产业, 扶强主导产业, 开发新兴产业。地方政府需要从当地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资源享赋、产品市场需求状况等实际情况出发,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合理确定选择产业目标和标准, 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产业链。

5.4 强化农村合作社与农户联合经营组织模式并实现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或者生产规模的扩大, 使得企业单位成本下降, 从而企业产品长期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现象。 贫困地区 “农村合作社+农户”的特色农业组织模式, 借助于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实现集约化经营, 从而降低产品的采购、生产、运输、违约风险等各种交易成本, 通过实现规模经济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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