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演变范文

内涵演变范文（精选11篇）

内涵演变 第1篇

以往人们对“万岁”的研究多从历史的角度运用史实来说明“万岁”在某段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 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 如《“万岁”之辞, 初无禁制》 (老惠, 1990) 、《<万岁考>还可以续考》 (雷颐, 1999) 、《有关万岁》 (雷颐, 2000) 、《“万岁”何时专颂皇帝》 (王福虎, 张传奎, 2000) 、《万岁故事》 (雷颐, 2003) 和《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 (白芳, 2008) 。本文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万岁”这一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引人注目的词汇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演变, 从而进一步阐释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关系。

关于“万岁”, 《辞源》给出的解释是永远存在之意。本为臣下对君主的祝贺之辞。今也用为祝贺之辞。封建时代臣下对皇帝的一种称呼, 常见于旧小说、戏曲中[2]。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 并没有对“万岁”这一词语的历史演变给出全面的解释。笔者认为“万岁”大致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字面含义或者称为内涵意义, 就是希望人的寿命长久或者事物存在时间久远;另一个则是它的外延意义即表达对伟大人物的崇拜之情, 或者是对某件事物的强烈热爱, 这里它的使用更倾向于是个语气词。

《放虎归山》一书提到, 在中国早期文献, 没有“万岁”, 只有“万年”和“万寿无疆”如“寿考万年” (《诗·小雅·信南山》) 、“君子万年” (《诗·小雅·瞻彼洛矣》) 、“天子万年” (《诗·大雅·江汉》) 等。《诗经》中有六处提到“万寿无疆”:《国风·豳风》的《七月》和《小雅》的《天保》、《南山有台》、《楚茨》、《信南山》、《甫田》。最早提到“万岁”, 似乎是一件叫“为甫人”的铜器。它的铭文是:为甫 (夫) 人行, 用征用行, 迈 (万) 岁用尚。这件铜器, 有拓片在, 可能是春秋早期的器物。这里“万岁”的含义只局限在它的本意上, 说明这件铜器非常坚固, 可以历时万年[3]。

从战国到汉初, “万岁”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口中, 记载在历史文献中。在文章《“万岁”之辞, 初无禁制》一文中指出, “万岁”作为贺词的初期, 并没有什么禁制, 不分等级可较为随意地使用。其中列举的史实有:《韩非子》载, 巫现之视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 聒耳。《吕氏春秋》载, 宋康王饮酒, 有呼“万岁”者, 堂上悉应。《史记》载, 蔺相如奉璧入秦, 秦王大喜, 左右皆呼称“万岁”。《史记》载, 陆贾奏《新语》, 左右皆称善呼“万岁”。《新序》载, 梁君出猎归, 入朝中, 呼“万岁”。《战国策》载, 冯骧烧债券, 民呼“万岁”。元帝送许后入太子家, 谓左右酌酒贺我, 左右呼“万岁”。冯异传, 赵臣将兵助异, 并送缣谷, 梁中皆称“万岁”[4]。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 上述的人物皆因作出了某种举动得到了人们的赞同而得到了“万岁”的欢呼。笔者认为, 这里的人们使用“万岁”是在希望所欢呼的人真的可以拥有万年寿命, 表达出他们的情感, 因此“万岁”在这段时间还是以内涵意义为主。

“万岁”一词从什么时候开始专归帝王使用, 史学界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根据雷颐在《万岁考还可续考》一文中指出, 在汉武帝之前, “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 却不是帝王的专称[5]。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 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 “万岁”开始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称。但是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法”却没有载于历代律法条文, 而是成为不成文法的一种约定俗成。这期间皇帝专称万岁的制度并不是非常牢固。从汉到唐, 对皇帝之外的人称“万岁”的事例, 也是不绝于书, 不胜枚举。王福虎、张传奎提出史料《后汉书·李固传》记载记名士李固被权臣梁冀诬陷入狱, 门生故旧上书申诉, “太后明之, 乃赦焉。及出狱, 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唐郭子仪与回纥会盟, “执酒为誓, 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 回纥可汗亦万岁, 两国将相亦万岁’”。这两则史料可以清楚说明皇帝专称万岁的制度并不固定, 同时可以看出“万岁”开始不再局限于形容人和具体的事物, 而且可用于较为抽象的事物如“国家”。到了宋朝,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思想统治的强化, “万岁”一词开始专属于皇帝一人, 并成为一种习俗被人们接受。在《“万岁”何时专颂皇帝》一文中列举了两个较有说服力的史料:一则是《宋史·寇准传》记载, 北宋大臣寇准出行, 途遇一精神病患者“迎马呼万岁”, 此事被寇准的政敌知道了, 立即上书告发, 结果寇准被罢去同知枢密院事之职, 降至青州任知州。第二则是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曹讷, 一次喝醉了酒, “令人呼万岁”, 被人告发, 结果杖责而死[6]。可见到了宋朝, “万岁”的使用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使用的范围极度缩小, 政治色彩加重, 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至清朝末年。

辛亥革命的兴起、民主思想的渐入民心和对封建制度的深恶痛绝使得人民大众要求推翻一切旧的制度和思想。这时“万岁”的皇权色彩被人们彻底废弃。1947年, 著名作家张爱玲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 文华影业公司将其拍成电影上映。这部讲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剧, 据说影片初映就大获成功, 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故事讲述的是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 但是张爱玲女士竟然以“万岁”来命名, 从中对当时“万岁”已失去其“神圣性”的现象可略窥一斑, “万岁”语气词的成分开始加重。但是, “万岁”的根深蒂固使得它不会轻易绝迹, 所以数十年后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万岁”何时与中国革命相联系, 并没有相关的考证, 但是有学者认为, 溯其渊源可与俄语中的“乌拉”用法相等同。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作为人们对革命的忠诚和信仰, “乌拉”作为语气词频繁地出现在一系列苏联红色小说中。而引入到中国, “乌拉”作为一个外来词并不能很好地被人们接受, 也不足以表达出人们的强烈真挚之情, 因此“万岁”作为语气词又开始流行起来。在这里, 它是作为一种集体意愿的表达, 失去了封建皇权的意味, 再次被人们普遍接受。雷颐提及彭真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 并且认为彭真的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 “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文革期间, “万岁”的政治色彩极具加重, 成为个人崇拜的表征。华国锋掌权之后也有大量人喊“华主席万岁”, 但从邓小平时期开始, 中国不再使用“万岁”来欢呼个别领导人。我党使用一种较为强制的方法剔除了“万岁”的政治和个人崇拜的含义, 不允许再用于形容领导人。这就体现了语义变化的一种较为少见的政治因素影响。现在, 万岁既可以用于正式严肃的场合, 如学生运动时高呼“民主万岁”, 也可以用于一般性的场合表示欢愉, 如“老妈万岁”、“六十分万岁”等, 或如黄健翔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解说中高呼“意大利万岁”。于是“万岁”更多地成为个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

纵观“万岁”的使用语境, 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它文化内涵的演变情况。笔者大致总结如下:“万岁”首先开始用于形容具体事物存在时间的久远, 发展到形容人和抽象的事物, 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表达, 由本义发展了到其外延意义。到了汉朝, 它成为权力的象征, 但是它出现的语境较为宽松。随着皇权思想和专制统治的加强, “万岁”开始专属于皇帝本人, 到了明清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民主思想的深入, 它的使用语境也随之扩大, 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习俗并不可能一朝就消失。文革中它的政治意义再次被强化, 成为一种集体情感的表达。由于文革结束和人们对文革的反思, “万岁”开始退出政治舞台, 现在更多地成为人们个体情感的表达。“万岁”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万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 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存在历程, 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可以看出, 词汇的演变与文化紧密结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商务印书馆, 1985.

[2]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Z].商务印书馆, 1939.

[3]李零.放虎归山[M].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4]老惠.“万岁”之辞[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 , 1990.

[5]雷颐.《万岁考》还可以续考[J].百年潮, 1999 (2) .

内涵演变 第2篇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1-12 9:40:17 点击： 1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狼意象往往是充满负性情感的阴险、狡诈的代名词。２１世纪以来，关于狼性的文章作品重新审视了狼意象的基本特征。梳理并勾勒狼意象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可以更为明晰地辨识出“狼”形象在文学、史学、社会学等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变迁历程，从而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关键词：狼性；意象；内涵；文化；演变；变迁

狼作为生物链中的普通物种，多年来一直恣意自由地生活着，与其他生物一样，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２１世纪以来，从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刊行以来，一时间，文坛上“狼言”四起。《狼的故事》、《像狼一样思考》、《狼魂》等作品相继涌现，更有许多未公开刊印，只是发布在网络上的有关“狼”的作品亦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２０１５年初，电影《狼图腾》、《战狼》以“非商业、非主流、非娱乐化”的“黑马”姿态，低调冲入新年电影排行榜并力拔头筹后，“狼”现象引起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大部分的评论着眼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幽远意旨、主题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作品通过文字所传达的生态话语和人文话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然而，对于“狼”现象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有进一步将其延伸、拓展至历史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进行综合研究，以寻根溯源、见微知著，探寻其来龙去脉的必要。

一

狼作为一种自然物种大多栖息于山地、草原、森林周边。在古代，以至近、现代，这些地区居住的人群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因此，现实生活中与狼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群大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与狼的关系则较为疏离。狼作为山林、草原地区最为强悍、勇猛、智慧的动物而成为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精神崇拜，并且往往与部落首领、英雄、始祖的出生、兴起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图腾”崇拜。《史记·大宛列传》记录了乌孙王昆莫奇异的出生及其成长，与《诗经》中《大雅·生民》篇后稷被弃，各种动物对其的种种保护有相近之处。现代学者认为，《大雅·生民》是远古图腾崇拜下的产物。

那么，有理由相信，乌孙王昆莫传说就是狼图腾影响下的文化产物。相似的记载又见于《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狼图腾在游牧民族传说中记载还见于《魏书》卷一零三《高车传》载录的关于高车远祖的传说。故事中匈奴单于之小女主动“下为狼妻”，从文中的“后遂滋繁成国”之句来看，或可推测出与她婚配的是以狼为图腾的高车远祖。而“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之句，或可理解为高车族是喜欢引吭高歌的游牧民族。追认狼为本民族始祖的游牧民族还有突厥族和蒙古族：突厥族认为其男性始祖是一匹狼；蒙古族也认为其始祖是“苍狼”。现代文化人类学学者普遍认为，人与兽婚配的故事，通常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在这些始祖崇拜的传说故事中，狼无疑是作为游牧民族之神圣崇拜物而存在的，且后世的诸多史书中亦有不少狼图腾崇拜的痕迹，如《隋书》、《新唐书》、《北史》中都载有少数民族在“牙门树狼头蠹”的习俗。不仅如此，少数民族的可汗甚至常常以狼头赏赐有功之臣，于此可见，绝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对狼保有着特殊的感情上的信仰与崇拜。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以畋猎中一只苍狼不幸殒命于犬群来预测自己命之将尽。从中可见蒙古人对狼在感情上对宗族的认同。秦汉以来，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胶着之态。直至汉武帝后，中原农耕集团不断地稳定与发展，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加之汉人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不断地提高，农耕集团在与本来就在数量上呈劣势状态的游牧集团的对垒中明显地处于优势，使得生活于周边的游牧集团不断地流转、迁徙、分化、融合，直至形成今天的生活于边疆地区的不同的少数民族。尽管如此，这些少数民族依然保留了不少关于狼崇拜的民风、民俗：如柯尔克孜族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信仰，认为狼是圣物，它的肉可以保佑妇女生育，它的拐骨挂在孩子身上，作为护身符，可以保佑平安。维吾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保留着许多崇尚狼的习俗，远行时要将狼骨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产妇分娩后躺在新剥来的狼皮上；将狼的踝骨挂在婴儿摇篮上用以避邪，并希望婴儿能成长为勇敢的人；在木勺、乐器等器物上雕刻狼头等。塔塔尔族相信狼有非凡的超自然能力，至今乐于珍藏狼的后踝骨。满族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等一些萨满教有崇敬黑狼的信仰，认为它是英勇无敌、嫉恶如仇、除恶祛暴的萨满护神与助手［１］。

二

与中国古代的狼信仰、狼崇拜一样，在古代，西方也有作为英雄崇拜的狼信仰。如罗马人相信罗慕洛（Ｒｏｍｕｌｕｓ）和勒莫（Ｒｅｍｕｓ）是被一只母狼哺育的，他们甚至还在罗马的朱庇特神庙（ｃａｎｉｔｏｌ）树立了母狼的铜像；弗雷泽的《金枝》中_______记录了欧洲大陆直到１９世纪上半叶，还保留着的“绿狼兄弟会”；以至波兰人现今还保留有圣诞节时人们头顶狼皮装扮成狼，让别人或牵着、或抬着走，而牵他或抬他的人可以向人家讨赏钱的风俗。所有种种表明，狼信仰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文化、文学的初始发展中都呈现出多元意象。狼意象的正面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在东方，尤其在我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中，狼意象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与演化。

就我国文化的发展而言，由于我国历史的长远，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冲突、相互交流与交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也是一次次地融合与分化，这些复杂的历史变迁所造成的复杂因素，使得中国文学中的狼意象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蕴并逐渐趋于汉化的统一过程。具体而言，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前阶段、唐宋阶段、元明清以降阶段。

其一，唐代之前因华夏文明所处的历史时期，农耕民族的力量尚未足以掌控宇内八荒，农耕民族的文化尚未足以同化融合游牧文化，故而此阶段的狼意象具有多元多意性，既有狼性贪婪、凶恶、狠毒的一面，又有无畏、勇猛、执著的一面。

一方面，狼性中丑陋方面自不待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狠）如羊，贪如狼”的形容；《苏秦列传》有：“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之比喻。然而与其丑陋一面性格相较而言，对其性格中另一面美好品性的描写也不乏见：《诗经·豳风·狼跋》云：“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暇。”《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不失其圣者，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终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复成王之位，又为之大师，终始无愆，圣德著焉。”［２］郑玄笺曰：“老狼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不失其猛，喻周公将欲摄政，遭四国流言，归政成王，王复留为大师，进_______退有难，而不失其圣。„„美其圣德”［２］。诗歌将历史中上鼎鼎大名的周公比喻为“狼”，由此可见，汉代之前，狼的形象具有象征美好品德的特性。狼性中强悍勇猛的一面，在唐前文化中也是常常受到赞扬。《礼记·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郑玄注：“卫尊者宜猛也”。这里的狼形象显然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它象征着英勇、神猛和力量。法国作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载，拓跋焘（魏太武帝）于４２９年决定向东戈壁的蠕蠕蒙古部落采取反侵寇的行动时，他的一些顾问们向他预告说：南朝（南京）帝国的汉人可能要趁机来牵制他的兵力。他简单地回答道：“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书中又引《阙特勤碑文》有“吾父可汗之骑士英勇如狼，其敌人则怯懦如羊”之句。这里的“豺狼”、“狼”显然也是英勇无敌的勇士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尚处于较为疏离游移的历史阶段，狼的意象处于多元多意的状态中。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相较，似乎“狼”意象的正面形象稍占上风。随着农耕民族文化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渐显渐强，狼的意象也渐渐由多元多义走向单一并最终归于统一。

其二，唐宋时期是狼意象发生转变的过渡阶段。

此时狼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异族犯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与胡人、胡族结合在一起。具体而言，唐代时期，安史之乱前文学中很少有狼意象，渔阳鼙鼓阵阵擂响后，唐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陡然增多。无独有偶，靖康蒙难前宋代文学中狼意象也很少，而自金、辽犯边后，宋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频频出现。如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刘商《胡笳十八拍》、李光《水调歌头》、胡铨《好事近》、吴潜《满江红》（齐山绣春台）、李曾伯《满江红》（得襄阳捷）等，诗词中的狼意象大多为凶狠、狡诈的形象。

唐宋时期之所以在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进犯中原后频频出现狼意象，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异族的入侵打破了农耕民族的祥和安宁，使得农耕民族的百姓流离失所、家无宁日。而游牧民族的节节胜利与农耕民族的连连失败两相对照，严重地伤害到农耕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激起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怨恨、排斥与对抗。而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胡人多以狼为图腾，以崇拜仰慕狼为信仰。故而，唐宋文人在表达内心对游牧民族的愤懑不满之情时自然地与狼相联系。而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与践踏抢掠之残暴野蛮行径自然也为狼意象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使得狼意象由最初的英勇神猛逐渐转向贪婪、野蛮与残暴。

其三，经过唐宋时期狼意象与胡人相缠绕的过渡时期，至元明清时期，狼意象逐渐由专指走向泛化。在狼意象走向定型的过程中，元代是其重要时期。元代时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国家，其对国家的严格管理及对国人的严格分级，使得汉人难以以胡人指斥统治阶级的严酷统治，而转以蒙古族图腾狼来指代。故元代文学中以狼指斥统治阶级是一鲜明特点。如：马致远《黄粱梦》：“怎禁那公人狠劣似狼豺”、施惠《幽归记》：“虎狼似恶公人”、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则见几个巡捕弓兵如虎狼”等。元代文人以狼比喻统治阶级以发泄心中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统治的加强，这种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逐渐泛化下移，出现了以狼贪酷之人的义项：如，郑廷玉【感皇恩】：

“你恶如虺蛇，毒如蝮蝎，狠似豺狼”；白朴【伊州遍】： “恨冯魁，趋恩夺爱，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

元代狼意象的下移表明狼意象已经完全由多元多义走向了统一。明清两代的文学作品中狼意象都成为残忍、贪暴、缺少人性的象征：如何景明《述怀》：“豺狠满道尤行路，戎马他乡有战尘”、郑燮《悍吏》：“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王惟孙《征谷谣》：

“怒吏如虎虎拥狼，踞坐上头索酒肉”。

非仅诗词如此，明清小说、戏剧中的狼意象亦如此。如马中锡《中山狼传》中狼意象即显示了狼之贪婪残忍、恩将仇报的本性，借此以警戒世人。《聊斋志异》卷六《狼三则》中有对狼因贪婪之本性而送命的揭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中载有富人家自小养的两只狼在长大后食其家人后被杀的故事。作者讲完故事后，议论道：“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兽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对狼凶险狠毒的本性进行了揭露。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狼的故事中，往往加入了人对狼本性最终的洞察与制裁，表现了残暴不论如何伪装，必将被正义之剑挑去其脉脉面纱。“狼„„ 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这是蒲松龄对残忍、凶诈、狡猾的狼意象所象征的一切邪恶势力的慨叹和评价。

三

自元明清以来，狼之贪婪、狡诈、阴险、狠毒的意象形成后，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文学作品很少有狼的正面形象的出现。提起狼，人们脑海中涌现出的往往是厌恶、甚至是恐惧的情感。然而，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展起来的“造田”运动，以至于八九十年代对经济指数的扩大化追求，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予取予求，毫无节制的破坏与掠夺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导致了生物链的断裂，自然物种不断减少甚至趋于灭绝。

当作为邪恶化身的狼因现代工业车轮的碾轧而不断地失去栖息地以及人类的大量猎杀而导致数量骤减，草原鼠害肆虐、沙化严重，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的困境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__开始对社会、对现实、对自然、对人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关怀。

较早对狼性的有多重意象进行反思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小说中，狼既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的生态学的对象，也可以被看作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对象，具有强健、气概和精神正映衬着人的强健、气概和精神。但是，在滚滚的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作为人类生存威胁的狼没有了，人的意志也因之消减了，人性中原有的顽强、进取、坚忍也随之消减，进而人的美好品格和崇高的精神只能作为一种怀想而存在了。《怀念狼》中，傅山与子明身上所体现出的狼性上的美好和烂头身上所体现出的狼性的丑陋完整地体现出了狼性的全部。然而，就狼意象而言，总是让人感到有一丝的缺失。狼性中贪婪凶狠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如狼群在白天公然地围攻家畜以至人类。而狼性中机智英猛仁慈的美好特征似乎缺少全面的表现，只有老狼送金香玉给老道士一笔是肯定的描写，即使如狼群叠摞攻城的智慧似乎给人的感觉仍然是狡诈而不是机智。这或许就是长久以来狼意象所形成的“集体潜意识”的存留。《怀念狼》中人性中的狼性意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狼性中的人性意象却较为含混，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从而作品中人的形象与狼的形象的某种隔阂，难以引发读者情感上的高度共鸣。姜戎的《狼图腾》是一部值得深入思考的小说。

“横看成岭竖成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照，可以得到不同的内核，狼意象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而细致的反映。如狼在捕黄羊时的耐心，其等候黄羊松懈，以抓住最佳时机提高成功机率，表现了狼的智慧；在围捕猎物时，群狼合拢三面而留一口，以诱惑猎物出逃，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猎物，表现了狼性中的合作精神；母狼为了小狼崽的安全，独自出去诱惑敌人，表现狼性中的护犊慈爱；当狼群落入狗阵时，群狼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终于置之死地而后生，表现了狼性中的勇猛；失去父母仅三个月大的小狼在没有父母言传身教下独自谋生，表现了狼性中的顽强；母狼主动养育为失去妈妈的小狼，表现了狼性中的仁爱，等等。通过不同角度的描写，浓墨淡彩地为我们刻画出狼性的不同风貌，展现出狼意象的多重内涵。难怪评论家孟繁华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特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３］评论家白烨认为：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４］。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小说通过对狼意象的剖析，可以从中体味出许多令人深思的人文话语：狼作为自然物种，其身上所体现出的勇猛、顽强的生命本能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机智勇敢、团结合作、耐心待等精神，都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故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评价《狼图腾》时指出：大草原上的生物百态在揭示着一个市场竞争的准则———竞争和变化是常态，谁也无法回避竞争，只有置身其中。

其实无论是狼还是羊或是其他生物，都在为生存拼搏，在拼搏中进化，强者恒强，适者生存。永远是“有序的非平衡结构”，如果你在竞争中被平衡掉，不是竞争残酷，而是你不适应竞争。而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确实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的“多算胜，少算不胜”。

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是对手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以狼性作为写作视角的文学作品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狼意象的丰富性，同时在对狼意象的展示中“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５］，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与受众产生互动与共鸣，从而有可能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１］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Ｍ］．沈阳：辽宁大学出版，１９９０：１９．

［２］［唐］孔颖达．毛诗正义［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４００． ［３］汤哲声．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赏析［Ｍ］．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９６．

［４］姜戎．狼图腾［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封底．

贫困定义的演变及内涵 第3篇

关键字：贫困；定义；内涵；演变；分析

贫困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集历史、地域和民族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综合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合理、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贫困虽具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具体到每个国家、地区或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贫困的程度、特征、成因乃至对其内涵的理解又各不相同。贫困的定义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

一、贫困定义的演变

贫困的定义及其衡量尺度一直处于不断的动态演进中。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贫困的定义，由最初的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再扩展到权利贫困。

第一阶段：收入贫困

贫困的定义最初强调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侧重从经济水平上来界定贫困。如，"贫困是缺乏生活资料，缺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或因收入低而仅能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这即是绝对贫困，指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第二阶段：行为和能力贫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贫困定义的理解逐渐宽泛化，已不再单纯地指经济层面的落后了，而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定义了贫困，发展到了行为和能力层次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关贫困的定义更具广泛性和多元性，是指人类发展缺乏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健康、自由、社会地位、尊重。强调贫困具有多元性，包括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如教育卫生条件、社会福利地位、公民参与发展的能力。这一阶段对贫困定义的角度开始发生转变，从经济层面转向对造成贫困的深层原因的探究。

第三阶段：权利贫困及社会排斥

20世纪末，经济学家逐渐将脆弱性、无话语权和社会排斥等概念引入贫困，把贫困概念扩展到权利贫困，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他们认为贫困不仅指收入水平低下，也指人的发展能力低下，包括在经济、资源和权利上的边缘化。

由此看来，贫困定义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向广义不断扩展的过程。早期的贫困定义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收入的绝对数量，而当下的贫困定义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

二、影响贫困内涵的基本因素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和地域国界内贫困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要准确把握贫困的内涵，应该把贫困置于具体的时空框架下来阐释。贫困的定义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其内涵也随着定义的演变而变化。贫困作为一个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因素相互影响的概念，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方面阐述其内涵，都应考虑社会历史条件、地域国界范围、民族性差异等因素。

1、社会历史条件

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由于受到时代发展的制约而不同。因此，要把握其内涵首先要确定所处的时代背景，充分考虑该阶段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贫困内涵的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的限制。

2、地域国界范围

确定了时代背景后，要在横向上框定地域范围，一般以国界范围为准。在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国界范围内的发展水平又有所差别，而且受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心理认同等影响，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不同。

3、民族性差异

在社会历史条件和地域国界范围确定的前提下，要把握贫困的内涵还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因素--民族性差异。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不论发展程度高低和发展进程先后共同构成了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框架，各民族有自身的文化习俗，有各自喜好的生活模式，其对贫困的理解会因其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同。

贫困的内涵是受历史、地域和民族因素影响的动态概念。要把握贫困的内涵必须运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从多角度多层面去考虑，不能生搬硬套，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我国民族地区致贫具体因素分析

贫困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和民族中，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做了细致的剖析，丰富了贫困内涵，为深入研究貧困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视野。不同国家对贫困的理解由于受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差别迥异，在借鉴其他研究成果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把贫困真正置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来考虑。

1、政治制度

欧美学者对贫困的理解大多是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考虑的，即在默许资本主义剥削合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从贫困定义的演进可看出，其对贫困根源的挖掘是逐步深入的，由收入贫困转到能力和权利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致贫过程中的作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不论人口数量多寡、发展程度先后都是国家的主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权体系下的主人翁地位，并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造成贫困的消极因素，反而成为了引导各族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繁荣的积极因素，并为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反贫治贫提供了政治保证。

2、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按照程度不同，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不管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需要一定的标准来衡量，而这个标准与国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欧美国家的贫困标准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的把欧美国家的贫困标准或世界平均贫困标准作为衡量本国贫困的标尺，要立足本国实际，充分考虑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各项因素，制定与国情相适应的标准。我国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发展速度惊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

3、民族文化心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部地区的多数少数民族发展较为落后，生产和生活方式较为简单，有些甚至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形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其本身的文化认同和思维模式还未完全转变。飞速发展的60多年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突破性提高，但相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来说，或许还处于贫困状态。其自身或许对飞速发展的社会感到不适应，有些甚至更满意原来的生活状态。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文化模式，幸福指数并没有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提高，反而降低了。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贫困中，相反可能更衷情目前的状态。我国的少数民族遍布全国，各自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思维模式，要准确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的实际，尤其是致贫或影响脱贫的消极文化因子，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小结

综上所述，贫困是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复合表现，是源于对未满足需求的评定。贫困既是经济范畴的贫困，受国家地域、政治制度及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又是历史范畴的贫困。

参考文献：

[1]《贫困的定义》[J]，黑龙江粮食，2005年第2期

[2]田应奎：《贫困的定义》[J]，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5期

[3]郭熙保，罗知：《论贫困概念的演进》[J]，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4]杨颖：《中国农村反贫困研究的新视野--基于文献视角的评述与展望》[J]，开发研究，2010年第4期

教育公平内涵演变的历史考察 第4篇

一、教育公平发展历史分期问题分析

从检索的文献来看,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文献综述共有7 篇, 这些文献综述存在一些共通问题:一是发表的文本中过多集中于教育公平趋势的分析,出现了很多雷同的结论;二是对教育公平概念多是从学科角度分析,其他视角和历史分析的缺乏是教育公平概念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而在众多文献中,对教育公平发展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只有一两篇,因此,对教育公平历史嬗变的把握尤为重要。教育公平和其他概念如教育平等、教育公正、教育民主等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全国教育社会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上,把教育公平纳入到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中,“ 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公正、教育正义四个相关概念构成了教育民主化进程中循环上升的四个阶段”[4]。 我国对教育公平的讨论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现代教育公平概念引进之后,使用的是现代教育公平的话语体系,在我国本土化之后也有不同的表现。 从文献考察来看,对教育公平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三种,见表1。

上述三种是以不同视角和角度进行的分类,第一种是时间轴为主,重点分析不同时期内教育公平的不同表现;第二种侧重于文献中教育公平观的变化,指出由于人们对教育公平动态发展过程缺乏认识;第三种归纳了教育公平概念界定的方式,有别于学术界盲从以学科视角进行的概念划分。

二、教育公平内涵演变的历史分期

人们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逐渐深化,趋于实质认识。 但也有学者认为:“ 教育公平的概念是唯一的,它有一个确定涵义或本质,以表征其所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 但教育公平观却是历史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认识是不同的。 ”[7]在笔者看来,理清教育公平内涵变化关键不在于争论教育公平观和教育内涵的不同,而在于确立判断的标准和原则。 笔者认为应明确两个着力点:一是以相关政策和教育公平界大的学术事件为背景,从中初步确立教育公平变化轨迹,并试图发现与文献中教育公平内涵变化的关联,进而为本文教育公平变化的历史分期提供理论依据和背景支持;二是基于教育公平内涵界定所使用的关键词频次统计分析,以科学计量手段,以此来划分历史时段,避免了很多主观臆想的划分和由此引发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中教育公平定义关键词进行提炼,主要有三个关键词“ 教育权利”“ 教育机会”“ 教育资源配置”, 不同的定义是对这三个词的不同解释或不同组合,文献中出现了“ 机会平等与资源配置合理”“ 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 并对这些词进行频次统计分析。

1.20 世纪80 年代的第一次转变:从教育权利平等到教育机会均等

《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成立把教育的权利还给了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教育权利平等的思想在中国萌发,虽然到后来被限定于工农群众,强调阶级内的平等。 可这一羸弱的基础被文革十年消除殆尽。 1976 年之后,教育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逐渐得以实行,重新确立了知识的尊严,1977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标志着我国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制度的确立,并仍沿用至今,奠定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教育公平的基础。 但这一推动教育公平的契机被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切断,为服务于经济建设,集中一切力量办重点学校提出来了,教育的精英主义模式也逐渐成型。 直到1986 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教育公平的基本主题由教育权利平等转变为通过普及和扩大教育,追求教育机会均等。 ”[8]与这一主题转变相关的还有1992 年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尤其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后,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2000 年,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在苏州召开年会,主题便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公平问题” , 会议成员认为现阶段看教育公平应该从社会公平这一角度出发,即每个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面前应受到同等对待,也就是教育机会均等[9]。在2000 年之前教育公平的定义中含有教育机会的就有8 次,在2000 年之后仅有4 次。 但对教育机会的解释均不一,有的直接将教育机会均等等同于教育公平:“ 教育机会均等即教育公平”[10]。 教育公平是公平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即教育机会均等[11]。 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特点的[12]。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对教育机会的分配时的合情合理,所谓合“ 情”,是指符合民众的意愿;所谓合“ 理”,是指符合教育的目的及社会发展的规律[13]。 2000 年是教育公平内涵变化的分水岭,2000年之前是“ 拿来主义”时期,主要是以教育机会均等来界定教育公平,援引西方教育机会均等说,主要是借鉴T·胡森的教育机会平等论[1]和詹姆斯·科尔曼的教育机会均等观[14]。

2. 世纪初的第二次转变: 从教育机会均等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

教育公平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是在政策文本和文献检索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了2002 年和2012 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社会学学术年会的主题,分别讨论的是“ 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公平问题”和“ 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 如此高的关注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公平问题非常复杂,短期内难以实现,到2004 年,我国教育公平情况依然只相当于韩国80 年代初期的水平[15]。 2010 年,把教育公平问题纳入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进程中去[16],人们也越发地认识到教育公平问题需要国家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也从伦理学的角度即教育公平就是教育机会均等转移到经济学的角度,更多考虑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 在2000 年之后,在教育公平的定义中单独出现教育资源配置这个关键词就有12 次, 与教育机会均等组合出现的次数就达9 次。与之前强调机会的平等不同,2000 年之后更注重的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分享当时当地的公共教育资源[17],是国家在配置教育资源时所依据的规范和准则[18],这是最流行的界定,也有学者将经济学和法学的视角结合起来,认为教育公平是一种在“ 比例平等”原则支配下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份额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法律制度[19],这种定义是对前一种定义的升华,把教育公平看成是一种法律制度是基于罗尔斯正义论第二个原则差别补偿原则[20]的应用,教育资源要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通过救济制度和法律政策对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进行矫正[21],这样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但将其纳入法律制度是教育公平条件论的探讨,而不是对教育公平本质的规定。 另外,还有学者不仅将教育公平看成是受教育者和教育资源之间均衡的状态,更是对这种状况的评价[22],是用正义原则对教育资源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价值判断[23],是一种质的特性,以此与教育平等量的特性相区别开来。 教育公平内涵的转变影响着人们视角的关注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人们共同的期望,但实际却是东部地区实现了高位均衡,西部地位却还是低水平均衡[24],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也预示着教育公平内涵的探讨短期内还是离不开教育资源配置,以此关键词对教育公平本质的界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新时期教育公平内涵的新特点

1.教育公平界定的多元化

教育公平内涵总的趋势是朝向教育资源配置,但从表1 来看,21 世纪和20 世纪最明显的区别是教育公平内涵界定多种多样。 2000 年之前主要是以“ 教育权利”“ 教育机会”等关键词为主,21 世纪除此之外还涉及多种定义,有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角度研究教育公平。 伦理学角度更多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有学者将教育公平界定为“ 对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各类行动主体通过行动造就出来好的或者说正义的秩序一种概括”[25]。 经济学视角更多的是将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配置结合起来,就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原则[26]。 法学视角将教育权利视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关注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实现及法律政策保障的问题。 社会学的视角是第二次转变之前所盛行的一种内涵,即将教育公平视为教育机会均等,两者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也有一些学者研究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的关系。 从各式各样的定义中,可以发现教育公平内涵界定的多元化势不可挡,教育公平问题必定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问题, 单靠某一学科有识之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多元与开放相连接,同样也和混乱、复杂在一起,要在这些多样的定义中去把握我们应该有的立场,建构一个包括本体论、领域论、条件论和发展论的理论分析框架[27],完善教育公平的主体概念、下位概念与旁系概念。

2.本土化和西方化并存

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有关教育公平的报告中用公正和覆盖[28]定义教育公平,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一种阐述,覆盖一词所强调的是保证每个人都受到最低标准的教育。 但中西方有不同的关注点,中国所强调的是区域覆盖,要实现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均衡分配,尤其是向西部贫困地区的倾斜;而西方更多关注性别公平问题,以期消除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和暴力问题[29]。 反映出我国在经历概念的“ 拿来主义”时期之后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反思教育公平问题,本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首先,中国的教育公平思想研究,有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公平思想的溯源,也有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公平的历史发展。 其次,公平与效率这个话题是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所衍生的一个本土话题,经历了从公平与效率对立、效率优先到统筹兼顾、非对立关系的阶段, 对教育公平内涵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再则,以教育资源配置作为关键词来说明教育公平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 此方面的界定同样比较全面、丰富,也促进了教育资源分配模式、制度与原则的研究。

与此同时, 对西方教育公平的关注同样不少。就教育公平的定义来说, 在21 世纪层次性界定也就是将教育公平看成是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结果公平仍然很流行,高达9 次,与主流定义教育公平即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相比仅少3 次。 此类定义的共同点是将教育公平分为三个层次,不同的是对三个层次解说的不同,如有学者将起点公平界定为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公平,将过程公平界定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将结果公平界定为教育质量公平[30];也有的认为起点的公平即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过程的公平即提供给受教育者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条件;结果的公平即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结果的公平[31]。 但也有学者认为教育结果平等并不包含在教育公平内, 因为教育结果平等是不大可能实现的[32]。 这类定义不论从何种角度解释教育公平的三个层次,其实质都是引用国外科尔曼关于教育公平的经典分析框架。 定义中本土化和西方化并存的趋势不仅是一种日渐明显的现状,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着紧用力,在引进西方观念同时,尝试着解决本国实际的教育公平问题, 也要在抽象理论方面努力,提出科学的概念分析框架。

3.更加关注微观的教育公平

浅析《黄河大合唱》文化内涵的演变 第5篇

关键词：黄河大合唱；文化内涵；演变

《黄河大合唱》问世至今已60多年，中国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推翻三座大山到如今改革开放指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黄河大合唱》也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大合唱》是一首惊心动魄的合唱曲，1939年3月31日完成于延安，4月13日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首演于延安，获得成功并由此迅速传遍全国。全曲共分为八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 河边对唱曲”、 “黄河怨”、 “保卫黄河”、 “怒吼吧，黄河”。《黄河大合唱》以雄伟的气魄、热情奔放的旋律，描绘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壮丽场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1《黄河大合唱》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内涵

抗日战争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国难阶段。此时的中国新音乐起到了代表民族发出呐喊的重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就是冼星海，他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黄河大合唱》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新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抗战歌曲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这种发展具体体现在：创作群体迅速诞生和成熟，创作成果迅速走向社会，并且迅速引领社会风尚转化的“催化剂”。 许多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应和着时代的需要产生的。当日寇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际，全国抗日战争如怒涛狂卷，延安革命胜地的抗日斗争更是如火如荼。随着形式的发展，战斗越来越激烈，条件也越来越艰苦。革命需要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唤醒民众，鼓舞人民的斗志，抗战歌曲便应运而生。

延安是当时革命歌曲的集散地，又是革命歌曲的生产车间。抗战歌曲从全国集中到延安，又从延安传播到全国。在这里音乐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做到了毫无保留地为时代政治、军事斗争服务。延安的抗战歌声，是爱国热情的迸发，革命激情的宣泄，是革命战士宽广胸怀与崇高精神的具体体现。它焕发着革命战士的革命青春，陶冶革命战士的革命情操。而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群众歌曲是作为抗日的重要一部分存在的，哪里有群众的抗日活动，哪里就有嘹亮的抗战歌声。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抗战歌曲，它从诞生之时起，就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它犹如战斗的号角、冲锋的战鼓，给人民以启迪，给进行艰苦卓绝抗敌斗争的将士以无穷的力量。

2《黄河大合唱》在建国初期的文化内涵

《黄河大合唱》以它雄壮的音调，磅礴的气势，深厚的感情，活跃在舞台上，在思想上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是一部爱国题材的优秀作品。建国初期，它继续在全国各地的群众合唱舞台上担负着神圣的艺术使命。它不仅仅让每一个中国人记住抗战的那一段历史，让人民重新去体验顽强的中国民族精神，也在文化交流的舞台上演绎着新的历史。1957年，在前苏联红旗歌舞团、莫斯科剧院的访华慰问演出中，作为一首文化交流的曲子，《黄河大合唱》让苏联人民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

可以说，《黄河大合唱》听众无不被其蕴含的强烈爱国激情所深深感染。鉴于这种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影响力，文化革命时期，以《黄河大合唱》为题材，《黄河钢琴协奏曲》诞生。它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以特定的目的诞生的集体创作产品，创作过程经过不断反复修改、琢磨，钢琴家殷承宗是主要的构思、策划统筹者。

《黄河钢琴协奏曲》是《黄河大合唱》生命的延续与升华。这成为文化革命时期，《黄河大合唱》新的、主要的文化内涵。

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以黄河象征中华民族，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歌颂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如果说“十年浩劫”是交响音乐的漫漫黑夜，《黄河》则是那黑夜中的一盏灯。这部作品是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写成的，共分四个乐章：1）黄河船夫曲；2）黄河颂；3）黄河愤；4）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和《黄河钢琴协奏曲》是中国两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一个是“抗日战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两者中一个是“外患”，一个是“内忧”，这两个时期都迫切需要具有强烈震撼力的艺术作品，来凝聚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大众的战斗意志，《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出现，较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作品借鉴西方协奏曲的艺术形式，运用了欧洲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的音乐手法，并继承了中国新音乐的优良传统，在钢琴艺术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在处理独奏乐器和协奏乐队的关系方面，都有深刻可贵的艺术探索。它是文化革命时期音乐创作艺术水平高超、思想性内容丰满的管弦乐巨著，具有民族音乐风格和中国气派，既有华丽的技巧，又有巨大艺术感染力，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历久弥新。

3《黄河大合唱》在新时期的文化内涵

3.1新时期文化交流的载体

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舞台上，《黄河大合唱》依然扮演着自己不可忽视的角色。

2002年10月5日晚，在美国举行的“黄河之声”中国经典名曲会上，由美国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当美国人字正腔圆地用中文唱出《黄河大合唱》的第一组歌词，听众以热烈的掌声给予了他们肯定。

2003年9月20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盛典华章—2003国庆系列音乐会”上，由英国指挥家尼克·史密斯执棒，国际节日合唱团与乐队演出“黄河大合唱—大型交响合唱”。

2005年，中国爱乐乐团在欧美七个国家巡回演出，由《黄河大合唱》所改编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震撼了西方乐坛。

3.2弘扬精神与传播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蓬勃兴起，《黄河大合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衍生出新的文化内涵，它在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抗战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黄河大合唱》、《黄河钢琴协奏曲》继续传唱和演奏在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地方。它们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战争时期演唱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勇气，而现在的演绎，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也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内涵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

在音乐界，音乐家们怀着对冼星海民族精神的追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黄叶绿同志精心编辑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该书把《黄河大合唱》的文化背景及时代背景分析的极为透彻，也因此书把星海精神再次传播，使更多的人了解《黄河》的精神。

教师心性演变的内涵、问题及建议 第6篇

关键词：教师心性,历时性,内涵,问题,建议

一、教师心性演变的背景

从世界范围看, 教育正在经历从现代知识观到后现代知识观的转型, 现代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中立性”的知识性质遭到解构, 后现代“文化性”、“境域性”、“价值性”的知识性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种转变受实用主义理论、后现代知识观、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多元智能理论的影响[1], 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倾向。在我国, 对课程的三维目标设计中,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增加凸显了我国活跃课堂、发展学生、健全学生的教育理念, 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

处在“解构”与“重构”之间的老师, 其角色再也不仅仅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忽视能力发展和情感交流的教学理念将彻底颠覆, 以往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将受到排斥, 单一化、模式化、教条化的课堂教学程序也将受到批判。基于此, “情感对情感”、“人格对人格”的新的交互式教学理念对传统教师的教育教学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教师面临严峻挑战, 教师能否胜任事关教育改革的成败, “教师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三因素之一, 没有教师的积极参与和协助, 任何的改革都没有成功过”[2]。然而, 以往教师与当代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师最大的区别是缺乏让一堂课变得生动活泼的能力、塑造学生个性的能力。“传统教学操作体系高度的技术取向和工业化生产特征束缚了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就教师而言, “教学活动本身除了肩负认知使命之外, 还肩负着其他方面的使命, 如对学生情感的丰富和发展, 对学生整个生命价值的提升, 甚至对教师自身的成长的独特价值等”[3]。此外, 教师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任务和挑战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变化背后的要求是教师对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新型转变。因而, 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师如能胜任, 须从磨砺心性开始。

二、教师心性的内涵及历时性问题

1.心性与教师心性的内涵

心性又名“性情、性格”。心性一词源自中国, 性格、性情来源自希腊文, 从词义上讲三者意思相同。它是指“个体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4]。《英汉大词典》把它解释为“决定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心情和情绪”[5]。《心理学词典》所做的专业界定是“一个人的心理和身体方面任何一种假定的组织结构, 这种组织结构被说成是在广大的环境范围内表现出特定行为模式的一种稳定的、始终如一的倾向”[6]。我国心理学把心性理解为“一个人在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7]。

通过上述解读, 可以发现“心性”一词其核心本质较为复杂。心理学家将其核心构成分解为生活旨趣、认知风格、情绪特征、意志特征和态度倾向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倾向等。这样的划分为我们研究心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框架, 并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但也落下了范围空泛的话柄。本文将教师心性界定为教师在应对教育教学事件时表现出的一种积极而渐至完备的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会对教学行为构成显著影响, 继而影响教学效果。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情境的态度和行为机制的结合, 换言之, 教师心性不仅表现在教师内在心理品质, 也表现在这种品质对行为的影响。并且, 教师心性总能随着教师阅历的增加而愈加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生成性。例如, 教师心性受到外在烦事的困扰, 从而导致教学行为的失常。但是, 如果教师心性修炼纯熟就会很好地应对这些不良事物的影响。然而, 在我国对教师心性界定具有化约主义倾向, 很多人将教师心性等同于教师师德的看法是欠妥的。从横向上看, 教师心性较之教师师德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宽广;从纵向上看, 教师心性是伴随教师的成长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而师德是一项衡量教师素质结构的静态标准。教师心性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教育的视角识别人、审视人, 职业教师成为怎样的人备受社会的关注。“但从心性角度出发研究人、研究教师成长与发展过程还是一个新的课题[8]。”就中、美之间, 我国的传统教师评价通常从“德、勤、能、绩、效”五个方面对教师的表现进行考评, 其中“德”一项更为关注教师的政治思想, 如“爱国、爱党、爱校”等, 虽然“爱岗敬业”、“热爱学生”等职业态度方面的要求涉及性情评价的个别领域, 但对标准的描述过于宽泛抽象, 难以观察、量化, 致使评价不具可操作性[9]。反观美国, 其对教师心性的研究则相对成熟, 2001年美国全国教师教育鉴定委员会 (NCATE) 给教师心性做了界定, 并将教师心性连同知识、技能作为教师评价体系的三大指标[10]。

2.教师心性历时性问题

心性问题的研究滥觞于先秦时期, 其发展轨迹经历了心、性分言渐至心性合一。心性在过去一直被文人墨客所推崇, 如孟子的性善论及其人格境界的提升, 朱熹的生命哲学观, 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这样的心性研修虽与今日的教师心性存在差异, 却也有一些相通之处, 为教师的心性修炼提供诸多启示。近代以来, 随着科学的发展, 在效率至上的时代, 人们这种对于心性的追求渐趋平淡, 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追求这些“空虚”的东西, 心性问题与我国现当代教师更是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典教学范式对我国教师影响深远, 在不断地引进、移植西方教育思想的同时, 教师缺失心性问题的反思, 甚至根本不用反思, 这种操作体系高度集中的工业取向、技术取向价值观, 使教师成为重复教授的“机器”;其二, 受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 教师的教学、科研成为教师谋求生存、利益的饭碗, 教师很难有时间去冷静思考, 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 影响其心性的历练与生成。

身处社会环境的教师很难摆脱这种传统范式和功利主义的束缚。“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自然的潜能和素质即他的天资、天赋, 虽然是形成他自己的人的特征和能力的自然基础, 但如果脱离了社会的塑造和训练, 脱离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熏陶, 不是作为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而存在, 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他自己的人的特征和能力, 因而也就不能成长为作为人的现实的人[11]。”心性本身并非先天注定, 也并非完全是后天获取的, 人的心性乃是先天特征与后天获取的结合体。处于教育教学中的教师其教师心性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教学环境的影响, 其心性特征也将持续不断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本质源于人的心性所具有的可塑性特征。研究显示:通过对教师心性的控制和训练, 可使教师快乐地学习, 教师心性的外在表现, 如肢体上的变化、脸部表情、手势、语言和动机性行为都可根据教师专业的需要而进行改造[8]。从接受师范教育之日起, 就某一时间段而言, 教师的心性在横向上表现为相对的稳定性、固定性, 然而, 从历时性维度看则表现为螺旋上升的态势, 即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不稳定到稳定、有意识到无意识。然而, 这种持续的教师心性变化是教师教学态度及其行为产生变化的根本性内在因素, 由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教师教学态度及其行为的变化将对教学效果的达成产生重大影响。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

三、发展阶段的教师心性特征及问题

教师心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并不意味着心性是顽固的、一成不变的, 教师心性的可塑性告诉我们, 对于教师心性的历练需要坚持历时性原则, 把握教师在其专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所需经历的最根本的心性问题, 以及这些心性问题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

1.教师历时性发展阶段及其问题

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纵向之延续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如福勒 (Fuller) 按照教师的关注对象的标准将教师的发展阶段分为:关注自身、关注教学任务、关注学生以及教师自身对学生的影响。波登 (Burden) 按照教师对环境的适应情况将其分为:生存阶段、调整阶段和成熟阶段。波利纳 (Polina) 按照教师教学技能的熟练水平将教师的发展分为:新手教师、熟练新手教师、胜任型教师、业务精干型教师和专家教师五个阶段。然而, 有学者也对这样的划分方式提出质疑, “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 不是所有教师都会沿着专业发展阶段到达发展顶峰”[12]。如有些教师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专家型教师的标准。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 然而, 教师专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和发展水平[12], 这是学术界达成的一致共识, 究竟按照什么样的划分标准才能达到合理、公正的划分呢?笔者认为, 怀疑者的质疑不无道理, 但划分者的划分也有其合理性, 毕竟, 这为我们研究教师发展轨迹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 为看清各阶段教师面临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参照点, 同时也为教师的终身专业发展和理想追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基于此, 本文按照教师发展的历时性维度, 将教师发展的全程分为职前、入职和职后三个阶段, 避免按照教师发展的技术标准划分的模糊性。结合我国研究者的研究主张, 进行分类整理, 找出各时期教师面临的问题 (具体见表1) , 以及对教师心性所提出的挑战做理论上的探讨, 并就此提出可行的心性应对策略。

2.各阶段教师心性所应承担的问题

从历时性发展角度看, 教师在各个时期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 且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这些问题和挑战对教师心性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综合三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教师心性维度进行探究将有利于明晰教师各阶段所应承担的任务 (具体见表2) 。

四、历时性教师心性演变的建议

1.建立合理的教师心性评价标准

从心性的历时性角度建立教师评价体系较为成熟的是美国, 从实践层面, 性情评价已被各州广泛采纳, 作为衡量优秀教师的重要标准, 负责教师培训的各高等院校对其尤为重视, 性情评价决定着教师候选人能否取得教师资格[8]。而反观我国, 从教师心性的标准去衡量教师是否适合从事教师职业是缺失的, 而要建立合理的、适合我国教师心性评价的标准, 要走的路还很长。与此同时, 教师心性研究和应用的缺失一直以来给我国教育教学带来一些严重问题, 例如, 增加了教育资源流失的可能, 随着对真实的教学情境的了解, 62%的教师考虑过要离职[16]。在离职者中, 不乏有一些教师通过真实教学实践的了解, 发现自己从心性层面来讲, 确实不太适合当老师。笔者认为, 这种不适合更多的是其性格的难以适应, 因为教师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教师心性承受的高标准, 而这种心性的标准, 在我国往往是很少甚至不加以考察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教师心性标准的评价, 要贯彻教师专业发展的始终, 并非仅仅把其当做教师准入的门槛, 更要在教师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教师心性的测验, 了解教师在心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及时予以关注和矫正。

2.重视心性变化的阶段性差异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 教师心性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因此对教师心性关注和培养也不能仅仅按照统一的标准。由于对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何时、何地、何种场景下会遇到何种问题, 他们需要何种类型、何种程度的帮助不甚清晰, 对教师缺少一种发展观, 故无论在教师发展的哪一阶段, 均提供大同小异的帮助, 其结果自然不会理想[13]。在我国, 教师成长的规律性往往遭到忽视, 而按照一套整齐划一的奖励、职称晋升的方式无异于方枘圆凿。对教师专业发展过程规律性的研究, 是专业发展促进方式研究的基础和重要依据[13]。为此, 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研发层次鲜明的、独具我国特色而又适合我国教师心性发展的培训课程。教师的心性对教师的身心发展有诸多裨益, 更对其成长和我国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

3.教师心性培养应坚持内外并重

傩舞的历史演变及文化内涵 第7篇

傩 (nuó) 舞, 又叫“大傩”、“跳傩”, 俗称“鬼戏”或“跳鬼脸”。傩舞源流久远, 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已有傩祭的记载。周代称傩舞为“国傩”、“大傩”, 乡间也叫“乡人傩”。表演者头戴面具如冠, 身着兽皮, 手执戈盾, 装扮成神兽, 表演粗犷的歌舞, 动作激烈又凶猛, 还不时地狂呼号叫, 口中发出“傩傩”之声, 起舞时有音乐伴奏。宋代后, 傩舞增加了娱人成分。清代以后的许多文人, 把年节时的各种民间歌舞表演, 也泛称为“乡人傩”, 并为一些地方和寺庙碑文引用。由于傩舞流传地区不同, 其表演风格也各异, 既有场面变化复杂, 表演细致严谨, 生活气息浓厚, 舞姿优美动人的“文傩”流派;又有气势威武磅礴, 情绪奔放开朗, 节奏热烈明快, 动作刚劲有力的“武傩”流派。

二、古老的逐疫祭祀舞蹈

傩舞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 是古代驱逐疫鬼仪式的一种巫舞, 是傩仪式中的舞蹈部分, 是古代祭祀性的原始舞蹈, 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 就有关于“傩”的记录, 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寇”字, 是在室内以殳 (古兵器) 击鬼之形。甲骨文中有关“舞”字的记载中有“魃”字, 是一人头戴假面具的形象。说明商代以前就有戴面具的驱鬼逐疫的傩祭舞蹈。

周代, 傩舞是“方相氏, 掌蒙熊皮, 黄金四目, 玄衣朱裳, 执戈扬盾, 帅百隶而事傩, 以索室驱疫。大丧, 先枢及墓, 入扩以戈击四隅, 殴方良” (《周礼·夏官》) 。西周时期, 这种戴着狰狞兽形面具的歌舞, 一般是在进行“傩祭”时表演驱鬼逐疫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亦记载帝撷项:……令鲜先为乐倡。鲜乃僵寝, 以其尾鼓其腹, 其音英英。”《礼记》说:“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汉以后至唐代, 傩祭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沿袭周、汉。北魏和平年间, 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驱傩。《魏书·礼志》记:“高宗和平三年 (462年) 十二月, 因岁除大傩之礼, 遂跃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阵于南, 骑士阵于北, 各击钟鼓以为节度, 其步兵所衣青、赤, 黄、黑, 别为部队, 盾稍矛戟, 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 有飞龙腾蛇之度, 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阵, 凡十余法, 跽起前却, 莫不应节。阵毕……各令骑将去来挑战, 步兵更进退以相击, 南败北捷。” (《魏书·礼志》) 这是我国文献记载的古代军傩情景。

在“国傩”、“大傩”盛行的同

时, 民间傩戏也很盛行, 它与民间节日祭祀民俗和信仰民俗结合在一起, 活动更为普遍。《论语·乡党》记述了孔子一次观看乡傩的情景:“乡人傩, 朝服而立于阼阶。”注曰:“傩, 驱逐疫鬼。恐惊祖先, 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孔子穿上朝服, 站在台阶上恭迎傩队, 表示了对民间傩的重视。民间举行乡傩时, 官员一般都要参加。

三、中华古文化的有机融合

傩是上古时期原始宗教的产物, “是人类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 使用巫术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取起码的生活条件, 拓展生存空间, 进行两种互为关联的生产活动———物质的生产和人口的繁殖, 从而展示人类早期生命的价值。” (《中国傩文化通论》)

傩融合了上古神话传说。有的神话直接与傩有关, 如颛顼时傩以驱疫鬼之子神话、神荼郁垒缚鬼饲虎神话、黄帝杀蚩尤以其形厌邪魅神话、黄帝以次妃嫫母为方相护丧神话等。有的神话节目反映了上古人类与自然和社会斗争, 如赣傩中《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后羿射日》的羿射十日神话、《傩公傩婆》的伏羲女娲创生神话、《二郎发弓》的高求子神话、《跳白》的白泽神兽言鬼神之事神话、《跳判》的钟馗不同来历神话、灌口二郎神部将《解傩》逐疫的李冰治水神话, 以及《猴子悬梁》、《猢狲与蟾》、《捉猿精》、《孙悟空》反映的猿猴图腾神话等。这些傩中的神话传说, 折射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现象。

傩吸收了儒道释文化因子。一是吸收了它们的神灵体系, 壮大了傩坛威力。傩神 (面具) 有紫微大帝、太白金星、真武大帝、八仙、刘海、张天师、马 (灵官) 赵 (朗) 关 (公) 温 (琼) 四天将、六丁六甲等道教神仙和护法神将, 也有如来佛、弥勒佛、观音、金刚、阎罗、目连、十八罗汉、四大天王、哼哈二将等佛教

□西安文理学院高波

菩萨和护法神;还有韩擒、寇准、范仲淹、包拯、秦叔宝、尉迟恭、华佗、孙思邈等儒家人物和英雄神将。二是借用它们的礼仪制度, 丰富自己的驱鬼逐疫仪式, 如赣傩中的道教斋醮仪式和符咒语, 南丰傩中的儒家行为规范和礼仪乐制。三是表达它们的思想内容, 扩展傩舞傩戏的娱乐功能, 如赣傩中道教神驱邪斩妖节目和道家五行观念, 释家普求众生的节目和因果报应思想, 儒家读书入仕的节目和“神道设教”思想等。傩舞兼收并蓄, 有多元宗教文化特色。

傩事中的十二兽是神化了的一种动物复合体, 已不是作为图腾的那种具体动物了, 以十二兽之一的“穷奇”为例来看, 有关的文献记载有《山海经·西四次经》:“郑山, 其上有兽焉, 其状如牛, 峭毛, 名曰穷奇。”《海内北经》:“穷奇, 状如虎, 有翼……”《神异经·西北荒经》:“西北有兽焉, 状如虎, 有翼能飞, ……”“穷奇似牛而狸尾, 尾长曳地, 其声似狗, 狗头人形, 钩爪锯牙。”《淮南子》:“穷奇, 广莫风之所生也。”高诱注:“穷奇, 天神也, 在北方, 道足, 禁两龙, 其形如虎。”由此可知, “穷奇”等十二兽实为猛兽的复合形态和神化, 是远古图腾制的残余, 而其十二兽舞即是一种图腾舞蹈, 它渗透着图腾保护本氏族的意识之余绪。傩舞与图腾的观念关联, 表现原始初民曾经有过的那种认为图腾物和本氏族、部族有神秘的统一的意识。

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象征, 保存和发展民间文化遗产, 能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振奋民族精神。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6年5月20日, 傩舞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参考文献

[1]傅立强.万载傩舞[J].中国审计, 2003 (24) .

内涵演变 第8篇

根据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理解为, 一是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二是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三是崇尚科学精神。

做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 在科普领域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第一。他们认为, 科普活动首先要加强学生的科学教育, 并认为, 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对于保持、推进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为此, 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在科学教育方面最具有行动性的努力”2061计划 (2061计划的具体内容: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他们的科学、数学及技术素养) , 于1985年面世后, 美国的科普事业就一直围绕该计划进行。中国也有类似的2049计划 (它的主要思想:到2049年即建国100周年时, 全体国民人人都具有科学素质, 从而整体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 按照这个计划的规定, 科学素养的定义和测量是以一系列已知的科学知识, 对标准化的公众和标准知识来大规模调查, 与定量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它的特点是认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或技术, 才能理解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价值, 它是单向性的、教育式的、填鸭式的, 这一方式被其它国家沿袭。已经成为中国等多个国家对成人科学素养测量的基础。此处摘录2007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的几个问题, 可见一斑;

1、您认为物质的“分子”是什么?

2、您认为“DNA”是什么?

3、您认为“Internet (因特网) ”是什么?

4、您认为“纳米”是什么?

5、您是否同意后面的看法?a.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

b.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c.即使没有科学技术, 人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d.科学和新技术的应用将使人们的工作更有趣;

e.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

f.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 但是好处多于坏处;

g.科学家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种做法往往由于事先规定公众必须掌握已知科学知识, 才能肯定结果, 不考虑公众的个体背景, 往往得出的结论与已知科学知识矛盾。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同, 宗教背景不同, 国情差异, 对科学素养内涵的理解都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 又有美国学者米勒指出科学素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 时代不同科学素养的内涵也就不同。他提出的科学素养三维度模型, 即对科学原理和方法的理解, 对重要科学术语的概念的理解, 对科技的社会影响的理解。

为此, 理论界又推出了科学素养的KAP模式, 其中K代表公众需要了解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概念, A代表对科学知识及其应用的态度, P代表能不能把科学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将科学变成自己的行为方式, 即由“要我做”, 改变为“我要做”, 这一论点将科学素养的内涵做了较大的延伸, 同时为它的测量指明了方向。

而博拉萨德则认为, 上述2种对科学素养的测量思路, 具有教育性, 即公众应该知道什么, 不见得准确。于是转换角色, 转入研究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他认为, 许多科学知识, 其实对于普通大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 并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许多科学知识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很重要, 但对于公众的日常生活并不重要。

基于以上论述, 笔者较倾向于博拉萨德的观点。我国因采用的是米勒模型, 近几次大规模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数据喜人, 现实却是正规化教育越来越陷入泥潭, 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 但杰出的科学家却始终未见, 与“两弹一星”时期相比, 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了”, 科学进步了, 但大家反而销声匿迹了, 再从贵州省来说, 虽然我省年年有提高, 但大多数人仍然不愿相信掌握几个科学术语, 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人们更愿意关心哪些行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基于此, 提出设计测量公众科学素养模型的基本思路:

1、先调查公众需要什么

2、什么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

3、什么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4、如果获取相应的科学知识, 可以对他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5、获得专业知识的途径

遵循以上思路, 尝试出几个调查题:

1、 (照相时) 说笑一笑、茄子、钱有关联吗?

2、做为男人, 会做简单的水、电修理吗?如果不会, 又能怎样?

3、抛开政治因素, 什么能使你过得更好?是科学知识吗?如果不是, 又是什么呢?

4、成功者的路径可以复制吗?

5、你如果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不相同的,

那么你相信如果有需要, 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做到任意两个人指纹相同吗?

6、是不是每个所谓适龄儿童都要接受正规教育吗?

7、不考虑经济因素, 你认为人人都能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吗?

8、人类什么时候可以从出生就准确知道寿命多长?可能吗?

总之, 基于对我国2049计划的理解, 对公众科学素养测量方法多一些思考, 对科普界了解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 是否需要了解科学及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 公众是否参与科学研究的讨论决策, 参与的程度, 是有一定益处的。

参考文献

内涵演变 第9篇

关键词：旅游标示,旅游解说,概念,辨析

一、旅游解说概念界定

（一）解说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说意为“口头上解释说明”，等同于explain;以评注说明或解释，意同comment。

1957年“解说之父”Tilden出版了《解说我们的遗产》，书中提到“解说是旨在通过直接的体验和媒介的介绍来揭示事物内涵和相互关系的教育活动，而不是单纯的传播信息。”(Tilden,1957)一般认为这是对解说所作的最早定义。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解说研究历经“形成期”(6070年代早期)，“寻找最佳媒介期”(70年代中期80年代)，“探求正当性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初步成熟”。期间，国内外学者对解说的概念进行了广泛探讨。通过整理、归纳，我们认为国内外学者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解说达成了共识。

解说是多方面的综合体，既是沟通渠道、教育活动，也是一种服务，一门艺术，不单是信息传递;解说重点关注的两大领域是世界文化遗产解说和自然遗产的环境解说;解说是多元化的沟通方式，包括各种媒体和活动，在广泛意义上的对文化和自然现象进行的“翻译”;解说的接受对象包含游客、参与者、信众、居民等人，解说要有助于提升信息接受对象的体验;解说目的是帮助人们关注与了解造访地的文化和自然特性，提高人们对自然保护、古迹维护、民俗艺术等活动的参与热情;同时，人们通过感性认知这些遗产，培养欣赏的能力，提升较高质量的生活体验;进而激励人们产生对遗产保存、资源保育及环境保护的承诺;解说是游客、资源与管理者三方联系的桥梁，也是种重要的游憩或资源管理策略。

（二）旅游解说

游客在出游时，出于求知娱乐审美的需要，必然渴望和人类的文化遗存与大自然更亲密的接触。“解说”(interpretation)便理所当然的成为沟通人类与文化、环境的媒介。加之，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大都是现存人类的灿烂文明与美丽景色的代表，对旅游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解说”自诞生之始，便“天然的”成为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解说研究与旅游研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旅游解说时，就对其范围进行了扩展。吴必虎等(1999)比较了北京与香港两座城市旅游解说系统的异同，并描述性界定了旅游景区解说系统的概念。吴必虎(2003)介绍了环境解说研究的起源与环境解说的定义;颜玉娟(2005)开始关注森林公园的解说;冯淑华(2005)首次研究了古村落旅游解说系统;李东和等(2006)首次探讨城市游憩公园解说系统规划模式;张立明、赵黎明(2006)分析了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此后，国内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又扩展到生态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文化广场、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自然遗产、旅游目的地等。

在旅游解说研究对象的外延逐渐扩大至几乎全部旅游吸引物的同时，我们认为旅游解说的概念便是对特定区域内的各种旅游吸引物的解说，以达到旅游者休闲审美体验和保护旅游资源的目标。尽管随着旅游解说对象外延的扩大，不同的旅游吸引物的解说方式有不同;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解说手段也不断变化，经常出现新的解说形式;加上人们对旅游的外延理解不同，所以明确描述旅游解说的内容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国内旅游解说的主要研究者之一，钟永德教授(2008)对旅游解说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从旅游解说的资源归属分类，可分为环境解说和遗产解说两类;从为旅游者提供信息的方式来看，旅游解说分为人员解说和非人员解说两类;从旅游解说的服务范围看，旅游解说分为园外解说和园内解说。从解说物质的存在性看，旅游解说分为物质解说与虚拟解说。

在以上四种分类方式中，第一种已是学界的普遍共识;第二种分类方式出自，吴必虎教授，对旅游解说系统的这种分类方法已成为其后国内旅游解说研究的基本参照。钟永德教授的第三种分类方式，较有局限。他划分的逻辑依据是旅游解说适用于旅游景区(点)，未将旅游目的地、旅游城市放入旅游解说的范围。我们认为旅游解说系统便是由旅游解说内部各构成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结构的系统。

二、旅游标示的概念界定

（一）标志、标识、标示词义辨析

《现代汉语词典》中，“标志”与“标识”是同音、同义、异形词。《辞海》中解释“标”：标识、记号，对“标志”有表明，显示，统计总体数量中单位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三种解释，并援引《水经注汶水》中“赢县西六十里有季扎尔冢，冢圆，其高可隐也。前有石铭一所，汉末奉高令所立，无所叙述，标志而已”一句。可见，古代的石碑就起着标志的作用。

在2002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GF 1001-2001《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标识”已规范为“标志”。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标志”词条下，明确指出不要写作标识’。论文写作理应在使用规范词、免用“标识”之类异形词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所以，本文笔者在两个词的选取上，用标志而不用标识。

《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示<动>，把事物摆出来给人看，让人知道。《玉篇》中：示，语也，以事告人曰示也。标示，意为标明，显示，有“通过简练的造型和生动的形象特征传递信息”的含义。所以，本文的研究，在标志与标示中选取了标示一词。

（二）标示的历史

“标示”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的进步，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和演变。一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使用刻树、结绳、刻石等记号数数、记事，最早的标示就诞生了。最早的指路方式可以追溯到印第安人与拓荒者以折枝为记号，或堆叠石头做标记的时候，后来才逐渐形成用石、木等雕刻成的路标。在我国出土的西周墓葬文物中，人们发现了封建领主产品的标志和各种官工的印记;我国商代(一说是春秋战国)城门、店铺开始出现了招徕客人的“幌子”，至隋唐时茶坊、酒楼、饭馆、客店、书铺遍布街头巷尾，招牌、幌子、灯笼及匾额、门楼、酒旗等标示已相当发达。19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街道号码。此后欧洲工业革命爆发，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网络日趋复杂立体，交通导向标示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奥运会等国际项目的举行，国际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标示系统在各国的迅速普及，公共标示作为国际化的视觉语言得到空前发展。

（三）旅游标示

尽管公共(空间)环境标识(设计)早已成为建筑学、城市规划、艺术设计等专业的重要研究领域，旅游标(识)示进入旅游学者研究的视野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限于手头的资料，笔者利用中国知网查到的提及“旅游标识(示)(志)”的最早的文章是中科院地理所(钟林生，2000)，此后王丽梅(2005)、钟永德(2006)、张立明等(2006)、唐德彪等(2007)、李宏等(2009)分别对旅游景区标示系统进行了界定，但是众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始终局限于旅游景区，似乎旅游标示系统只存在于旅游景区中。

(注：由于引用文献出处中标识、标志、标示等词语使用的混淆，笔者在本文在参考别人研究成果的时候，按照其原文的用语表示，没有对几个词作刻意的修改和区分)

曹诗图教授在其《旅游哲学引论》中认为：旅游行为的异地性、暂时性，休闲性三个特征分别从旅游行为的空间、时间、目的三个维度勾勒出旅游行为的轮廓。经济是旅游的表象，文化是旅游的内涵和核心属性，体验是旅游的本质。

依据标示的字面意义，笔者认为，旅游标示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并反映空间、对象的特征，服务和引导旅游者，获得“畅爽”体验的一系列标志。关于此定义，有以下几条说明：

1.旅游标示的存在空间不仅可以是旅游景区，也能是旅游城市、车站、码头、机场、宾馆酒店，甚至公园，公路、街道，购物场所，旅游标示存在于传统的“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的任何地方，为游客的旅游行为服务。事实上，国内的研究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专业研究者已经将旅游标示研究对象的外延扩大到了车站、机场、景观廊道、旅游城市，如(高阳，2008)、(曹仁勇，2007)等。

2.“标示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并反映空间、对象的特征”，是对旅游标示不可移动性的概括，而且，这一描述受到传统“公共环境标识”定义的影响，甚至可以理解为旅游标示其实就是服务于旅游者旅游行为的公共环境标识。这一表述的意义在于：强调了特定空间环境是旅游标示设置的依托和凭借，旅游标示设置规划必须反映环境的内涵并与环境相协调。标示成为该空间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和旅游形象策划、旅游形象研究等相连接，从源头上解释了旅游标示研究与旅游形象研究的关系。公共环境标识具有的其他内涵，如视觉识别等便成为旅游标示研究的方向之一。公共环境标识具有的指向性、服务性、形象性等功能便利所应当的成为旅游标示的基本功能。

3.“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是旅游标示的服务对象，是逻辑与理论上的叙述，在实际操作中仍不可避免会遇到《旅游与休闲地理学的方法论》中王鹏飞教授的疑问，在伦敦街头漫步的人，你能区分谁是居民，谁是旅游者么。

4.“旅游体验是旅游的硬核和本质”这一论断，出自谢彦君教授，旅游者追求“畅爽”的体验，引自邹统钎教授。不加论证的将旅游标示与旅游体验两个概念相结合，是旅游标示定义和本文逻辑框架中的最大假设。笔者认为，旅游者的畅爽体验是旅游标示设置的主要目的。

5.旅游标示是一系列的“标识”“标志”还是“符号”，按照定义=属性+种差的标准，除了要界定各个词汇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界定是否存在重复论证的嫌疑，也是笔者的疑惑。

6.从旅游地或者旅游景区的角度，旅游标示的设置，是有着方便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的，笔者认为，这种管理职能对游客也表现为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标示”的本义，即视觉形象信息的快速沟通和传递。此处的引导，指引导游客的行为，做文明游客，遵守规则，爱护环境、文物。

7.在形态上，旅游标示通常表现为一系列静态的图标、符号、指示牌、版面、旗帜、记号等。现实中，由于标示材质和反映对象内容的不同，旅游标示所处的位置、颜色、大小、形态各异。

三、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概念辨析

（一）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概念的相同点

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都是为旅游者传递特定空间、对象的旅游信息的媒介，二者作用于旅游者都经过从“对象”“信息”“旅游者”的信息传递过程，而且，二者的表现形式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二者的“表现”对象，大体相同，都是旅游吸引物，具体表现为各种旅游景点、景观以及旅游景点的自然、人文环境。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的服务对象，主体都是旅游者，它们设置的目标，都是服务、引导游客，获得美好的旅游体验。二者都具有引导、服务，管理等功能，都是服务于游客的重要手段，二者都是旅游景(点)区、旅游城市、旅游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是跨专业的研究对象，都应引起旅游研究者重点关注。

（二）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概念的不同点

二者的起源时间不同。旅游解说是近代的产物，它是伴随着现代旅游而出现的，解说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旅游标示(识)的概念何时出现，无从考证，但从人类旅行的寻路方式探源，旅行标示出现于几千年前。谢彦君教授认为我国的旅游起源于魏晋南北朝，从标示的历史来推断，旅游标示同期就已存在。

对标示与解说进行研究的起源不同，以至于标示、解说进入旅游研究的视野时，它们已形成各自的研究视角和重点。标示较早的引起了美术学、艺术设计、建筑设计等专业的研究者关注，他们研究标示视觉传达效果，关注标识设置的不同风格、图形、色彩、材料、字体、文字大小等对人使用标识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试图找出最为适合的标示形式满足人的使用。同时，他们从环境艺术设计角度关注标识设置的位置和空间，主要依据人类行为学、城市节点、人的正常视野范围等原理，解决在不同环境背景中合适的位置和高度为使用者设置标识系统的问题，进而使标识系统融入标识的背景环境中。所以，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有各自独立的领域。如，车站、机场、酒店、街道一般都表述为旅游标示而不用旅游解说，而自然文化遗产我们都一般称为旅游解说。比如，旅游景点的形象徽标，大家也一般称为标志(识)。如果严格区分，旅游解说的对象并没有包含旅游交通指示的内容，甚至也不包括建筑物内部空间的指引服务。应该说，二个概念相比，旅游标示与公共标志的概念“距离”更近一点。

这两个概念的外延不同。按照前面引用钟永德教授的分类方法，旅游解说分为自导式与向导式两类，那么旅游标示就只表现为自导式一种;旅游解说有实体与虚拟两种形式，旅游标示只有“存在于一定空间中，呈现一定的形态”这一种形式。如果不说旅游解说与旅游标示的“解释”对象的主体不同，在形式上，旅游标示整体上表现为自导式旅游解说系统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它们服务旅游者的表现方式的不同。

两个概念其他不同，笔者总结的还有它们与其他旅游概念的关联不同。如解说与旅游解说、旅游解说与环境解说、生态旅游的关系较近，旅游标示与旅游形象直接联系;欧美国家的环境解说已经成为大学的一个成熟专业，而标示研究在日本则关注的较多。反映到国内的旅游研究状况，大家对旅游解说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旅游标示的研究相对较少。

引用谢彦君教授《基础旅游学》中旅游核心吸引物的模型图，我们将旅游标示与旅游解说的关系用图2表示。

四、小结与讨论

1.笔者在对国内标示、解说研究梳理和总结后，分别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界定，这两个界定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也包括“标示”这个关键词的选取。

2.本文没有对旅游标示与公共(环境)标识的概念进行辨析，所以整体感觉不完整。

3.在国内的研究中，现在已有将两个概念相“融通”的迹象，比如旅游解说牌示系统的提出，但是这个概念并不能完全使二者等同。

内涵演变 第10篇

人类早期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创造莫过于陶器的发明和应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标志。陶是粘土与水、火复合后形成的新材料，陶器的形成，不仅改观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更改变着原始先民在制陶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从无到有，再到用的实践探索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走向强大的精神财富。马家窑彩陶是马家窑文化的重要“载体”，印证了古老先民的勤劳和智慧，绚丽多姿的彩陶为我们了解史前人类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研究探索其发展过程和色彩内涵就愈显重要了。

陶器作为人类远古进化里程碑，产生于新时期时代中后期。陶器的出现，是建立在农耕社会人类定居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制作彩陶居于首要的位置。早期原始先民虽然受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把制陶工艺发挥到极致，创造出美焕绝伦艺术精品，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陶器的发展经历了素陶、彩陶两大阶段。彩陶是制陶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对纹饰素陶的继承和发展。老官台文化是我国彩陶最早发源地之一，主要分布在渭河泾水流域。位于陕、甘交界处的陇山东西两侧都分布着大量老官台文化遗址。老官台文化逐渐发展为仰韶文化以后，出现了东西两大分支。一支向东推进，文化中心逐渐向关中平原和陕、豫、晋三省邻接地区发展，豫中原文化交流频繁，发展相对较快：另一支向西、向甘肃中部高原发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发展较慢，但自身特征却愈显突出，其主要的一支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

马家窑文化是在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在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些重要特征，主要体现一下几点：

器形种类的继承与发展

马家窑文化彩陶在器型上继承了仰韶文化的基本器形，原有七种左右，后来变化到十七种之多。陶器造型本着人的审美价值和人的使用功能基础创造出来，从而折射出各阶段的特征，其造型是在不断的集成和发展过程，趋向美观、实用、多种类的方向而发展。

彩陶纹饰的继承与发展

马家窑文化彩陶在继承邵阳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纹饰如鱼纹、鸟纹、鲵鱼纹、弧线纹、三角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发展到马家窑文化初期甘、青、宁地区彩陶主要纹饰多达数十种，进入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纹饰曾有人列出五十七种之多，经过对比分析，发现主要纹饰也就十余种。概括起来，这些纹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为象形类、一种为几何类，几何形纹饰则以点、圆、弧及直线、折线等为主。

从资料里，我们发现在马家窑文化发展过程中彩陶纹饰带有向几何图案发展的倾向，仰韶文化标志性的象形图案在马家窑文化中比例逐渐变少，这也是马家窑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马家窑彩陶文化弱化图腾崇拜意识与加强人本思想的艺术表现

首先，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中后期彩陶的鱼、鸟及其他动物的纹饰逐渐减少，反映出图腾崇拜力度逐渐弱化，而蛙纹、人型纹反复使用贯穿始终成为一种新的题材表现，我们把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归结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曦兆。氏族战争加速了氏族部落首领制的形成，对自身关注、对自我力量的赞美，基于人类战胜自然、在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确立。对人自我价值的肯定这是前所未有的。马家窑文化后期，几何纹的大量出现体现着人在对自身审美尊重的同时已逐步摆脱了母题性原始宗教意味纹饰的束缚。在这种人性主题思想的驱动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逐渐摆脱实用功效，向更高层面的带有精神性的明器、礼器方向发展，成就了中华民族立于不败走向成功的重要法宝。

马家窑文化在彩色的使用上有它的特殊性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色彩使用主要集成了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类型的用色习惯，以黑色为基本色彩，在黑色的支配下，白色和红色的大量使用虽带有间断性和融和性，出于从属地位但其巧妙的分割处理产生了的效果让人感动。马厂后期褐红色陶衣的出现，无疑为马家窑文化彩陶色彩的运用增添特殊风格。

制作工艺、彩绘技术已达到高峰

马家窑文化彩陶在继承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等基础上，运用手制、轮制组合制陶工艺后，在陶器器形上向大型的壶、罐和瓮方向发展，大多采用分段拼合，陶坯的各主要部分先用泥圈叠筑，再进行拼合，最后用陶轮修复。而这种叠筑分段拼合制陶法是为制作大型鼓腹陶器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为大面积彩绘提供了条件。着在其他文化类型是少有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制作的过程中常借助陶轮来绘制花纹，如彩盆内的同心圆、大型壶颈部、肩腹部的平行纹都是依靠陶轮的旋转而绘成的。马家窑文化有精熟的彩绘技术，各种线描都掌握的熟练自如，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用中锋绘出的飞动而凝练的弧线与锯齿巧妙结合都表明马家窑彩绘技术已经达到高峰。

结合以上特征可以理解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的自身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边家林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概括起来，马家窑文化早期继承了仰韶文化的单纯、明快的艺术风格。中期的边家林类型、半山类型步入了较为纯熟的艺术风格，由简单朴素逐渐过渡到绚丽、繁复、充满张力，极具表现的高峰时期。晚期马厂类的中后期风格又回归到单纯简朴的形式中，这种从简到繁再到简的过程，成为了马家窑文化彩陶发展的重要特征，构成了其主要的艺术风格。

上述特征我们从时间上对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发展进行了剖析，下面就马家窑文化的色彩内涵及变化加以阐述。

色彩及由色彩构成的符号的情感内涵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对色彩就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并赋予它特定的含义。例如：古人埋葬尸体时在人面部、身上、墓穴周围及其一些随葬品涂撒上朱红色的颜料。这种对生命的礼赞可谓是人类对色彩及情感的最初认识。新石器以后彩陶的产生，明显的意识到色彩对人类情感表现的重要性，在不满足单色绘画符号的基础上增加了符合式的组合。仰韶文化后期，鱼、鸟等动物象生性母题的出现，丰富了色彩纹饰的表现内容。同时也展示着人类渴望回归理想家园构建于现实生活中，在符合原始宗教意味的图腾徽章崇拜和自身审美需求表达的心理愿望中逐步实现。色彩的出现与形式的转变正说明远古先民在表现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中已产生了积极作用，这种不拘泥于单纯的素面陶制作和简单的图案表达，用色彩来展示了不仅仅是图画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心灵的传递。构成了彩陶文化的进步升华。

素面纹饰陶的审美还停留在视觉层面上，而彩陶一讲触及到人的精神领域

如果早期素面纹饰的纹饰还停留在人类模仿层面上，缺少思想内涵。那么彩陶出现以后，纹饰就有了特定的涵义，揭开人类认识自然万物的发展过程。对色彩的理解和使用增强了彩陶的表现力和丰富的内容。仰韶文化后期，鱼、鸟、蛙、人形纹带有明显神秘感；而马家窑文化所表现的人面纹、鳝鱼纹、鸟形纹、神人纹、蛙肢纹、人鱼纹及其他植物和天体等多种纹饰虽有崇拜的印迹，但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想空间，体现了远古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反映人类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在精神层面的探索和追求。

寄情于物——彩陶内涵的升华

彩陶出现并不意味着素面陶的衰落。我们把这一陶器发展阶段称之为素面陶和彩陶并存发展的时代。新石器晚期，其它地区的彩陶已经走向了衰弱，但马家窑文化彩陶仍在发挥着它顽强的生命力，彰显着人类对自我审美的体验，对生于死及自身力量的关注，已超越于彩陶纹饰的本身，彩陶的使用成为人类文化、审美、意识观念上的一次大飞跃。

综上所述，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家窑文化彩陶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标志着彩陶制作发展的新历程，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远古人类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审美观念及思想情感诸类等。它反映的时代背景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更努力地去追寻。

内涵演变 第11篇

我国语文学科自1904年设科至今,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发展,其中文体作为语文教育的一条线索,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文体类型。教学文体是我国早期语文教育实践的特殊产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有论者认为陈望道在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中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教学文体”分类:文章体制包括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辩文和诱导文五种。实际上,最早的教学文体分类可以追溯到1916年叶圣陶与陈文钟合作发表的《国文教学之商榷》,其中提出了叙记体、说明体和论说体三种文体。大家公认的我国现代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理论的奠基者为梁启超,他确立了“文章教学分类学”,从功能和内容的繁简难易两方面分为三类:记述文 (即记载文)、论辩文和情感文。曹建召在《论文体知识的演变》一文中将教学文体的发展演变分为:初创时期(20世纪20年代初) ———四大文体定型时期 (20年代末到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后文体的发展 (汉语、文学分科以前;汉语、文学分科以后)。定型时期的四大文体指的是记述文、叙述文、说明文和议论文。他指出,这一时期文体呈现如下特点:由最初的为“写作”而演变为“文章”的体裁,再演变为“文章”和“写作”共同的体裁与体式。文体的演变是一个逐步细化的过程。汉语、文学分科以前,中小学语文课程中文体类型非常丰富,文体划分主要针对的是课文的体裁,文章文体与文学文体并置,如“国语教材的体裁普通文为记叙文、论说文、实用文、诗歌、剧本等五类”,文体的内涵发生改变,概念界限趋于模糊。汉语、文学分科以后,文体逐渐概括为三种大的文体类别,即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文体划分由原来的文章体裁转而指向写作体式。

学者们研究教学文体的发展与演变主要有三条线索:一是历年颁布的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中涉及的文体知识,二是语文教育工作者们发表的著述,三是各个时期的语文教材。韩雪屏在《审理我国百年语文课程的文体知识》一文中,通过梳理历年官方颁布的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中的文体知识,认为人们对文体内涵的认识“从最初的基本表达方式,到文体类别,再到文体类别与表达方式的结合,继而又专指学校学生作文类型”,“60年代后,具体的、明晰可辨的文体种类,逐渐被‘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取代”,“文体概念进一步窄化为专指训练学生写作的体式”。在另一条线索中,叶圣陶是教学文体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人物,他早在1916年就提出叙记体、说明体和论说体。在1924年出版的《作文论》中,他提出了文体分类的三条原则:“一要包举,二要对等,三要正确。包举是要所分各类能够包含该事物的全部分,没有遗漏;对等是要所分各类性质上彼此平等,决不能以此涵彼;正确是要所分各类有互排性,决不能彼此含混”,这三条原则成为后来文体分类的不二准则。同时他将文体分为叙述文、议论文和抒情文。后在1935年与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中,将“三分法”改为“两类四分法”,即:

这种文体划分还是比较清晰的,但如王荣生所认为:“1963年前后,在‘汉语’、‘文学’分科陡然停止的背景下,统编语文教材在未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推出了新的‘文章学系统’”,删除“记述文”,把文章归并为“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由于基本文体分类原本着眼于中小学作文训练,这一删除就导致了基本文体的错位,把文体由表达方式偷换为文章体裁,给作文教学带来了恶劣后果。同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作文教学中规定:初中阶段,能写记叙文、应用文和简单的说明文、议论文。高中阶段,能写比较复杂的记叙文、应用文和一般的说明文、议论文。至此,三大文体+应用文的教学文体格局基本上确立。到1986年,“大纲规定每学年的阅读要求针对一种文体 (一种文体为主,同时兼顾其他两种文体),三大文体教学完全确立起来”。根据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编制的一套单元型中学语文教材,形成了“以三大实用文体为核心,以应用文和文学作品为辅助的教学文体分类体系”。从此以后很长时期内,语文教材以文体为单元进行编排,“文体中心论”统摄着语文教育的发展。“文体中心论”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批判,在于其僵化封闭的文体知识体系,其实质是体裁格式中心,即把内涵丰富的文体窄化为文学体裁,并以模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提到小说就是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议论文就是论点、论据、论证。这些提法的初衷是把文体知识简单化、系统化,便于学生学习和理解,然而当其僵化成一种干瘪的知识框架,便极大地束缚了教师及学生的思想,严重阻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于是在21世纪初,在新课程改革理念的强烈冲击下,人们意识到“学生”作为“人”的主体存在,意识到“文体中心”的极大弊端,语文教学又出现了“淡化文体”的倾向,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极端。

受新课标“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提法的影响,语文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制还是教学实施方面,都出现了“淡化知识”的倾向。这种提法最初是为了改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语文教育过于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状况,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然而矫枉过正,导致人们的理解出现偏差,在实际教学中出现了淡化知识甚至轻视知识的现象。事实上,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并没有错,错的是人们把僵化的知识与机械的训练当成教条,如刘大为所言,“在传统的知识观念中,知识是一次认知过程或学习过程的终点,学习就是为了掌握一个由许多静态知识点组成的系统。首先需要对这些知识点加以记忆,然后辅以大大小小的练习和测试,目的只是为了强化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再好的知识处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中也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在研究领域,很多人开始刻意回避语文“知识”,似乎强调知识就是落伍,并对一些教育新名词趋之若鹜。庆幸的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出强音,呼吁人们重视语文知识。倪文锦认为语文教学的去知识化和技能化倾向是六十年语文教育最大的失误;韩雪屏在专著《语文课程知识初论》中系统论述了国内外语文课程知识的状况,尝试构建新的语文课程知识体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看法:知识不等于能力,但不代表语文课程没有知识或不需要知识,问题的根本在于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怎样呈现这些知识。

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将文体知识与修辞、文学、听说读写知识共同列为语文基础知识,八十年代后期语文教材以文体为中心编排单元,“文体中心论”统治语文教育多年,广受诟病,其原因前面已经作过分析。毋庸置疑,语文课程需要文体知识,然而这种文体知识有其特殊性,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文体学知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文体学规律不等于学习文体知识的规律,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文体知识,怎样有效呈现文体知识。我们应该从培养学生运用文体的能力和发展学生文体素养的目标出发,重新构建文体知识的内容及体系。王尚文认为,“文体知识的教授要提纲挈领,抓住那些最基本的、能够体现文体特征的东西,切忌繁琐。文体知识的传授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去接近文学作品,而不是教给学生一些衡量作品质量的僵化的教条,因此不能将其本质化,更不能用它代替对作品的亲身体验”。

教学文体知识对语文教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写作教学方面。近些年来,写作中“文体不限”成为淡化文体知识的明显标志。很多论者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王栋生认为,在考试评价中不宜降低文体要求,在“文体自选”的要求下,至少要做到选择什么文体,要像什么文体。曹建召认为,文体不限,指在选择某一类文体时可以不受限制;一旦选定好一定文体,就必须严格按照这种文体的要求进行写作。这种写作就是“定体写作”。潘新和认为,文体“不限”的意思是可以“任选”,所选的还是一种文体,不存在不受文体规范的“超文体”。“文体不限”所要求的恰恰是强化文体。一切语感都是具体的,应该是文体、语境、语感,即在文体感统摄下的语境语感。写作思维就是一种文体思维,没有文体感的人,不可能有良好的语感。对于阅读与写作的文体知识教学,陈寿江认为,文本体式潜在地规定我们应该怎么读和怎样读。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写作意图选择特定的文体,特定的文体表现特定的内容。文学文体偏于审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重在熏陶、感染和领悟;而实用文体偏于实用,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重在认知和行动。语文阅读教学,实质上就是文体意识调控下的一种阅读行为。语文写作教学,实质上就是在具体语境中的文体思维教学。写作方法和技巧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文本体式中。阅读教学就是要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联结读写的写作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文体感。

文体知识内涵的历史演变对当前语文教学有着重要启示,作为语文课程研究者或一线语文教师,对于文体知识的发展历程要有一定的理解,并在研究或教学中逐步树立自己的文体观。现在的语文课程中,教学文体知识内容含混,如将应用文与三大教学文体并列,这无论在内涵还是逻辑关系上都有问题。怎样更清晰地在课程设置中呈现教学文体知识,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在适当情况下,不妨回归到教学文体内涵较清晰的时期,如在写作部分文体内容中,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本为写作而生的文体还原为记叙、议论、说明的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际文体的写作训练。阅读教学中同样以实际文体的训练为主,不再强调抽象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而是具体到科普文章、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等,同时使学生掌握不同文体常用的表达方式。

将教学文体知识引入语文教育最初是为了方便阅读与写作教学,然而文体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语文课程中的文体知识固然不能简单套用文体学,然而也不能固步自封,无视文体本身的变化。我们要正确认识文体知识的教学,承认其必要性,明确语文课程需要教学文体知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语文教学需要让学生掌握什么样的文体知识?怎样呈现这些知识更有利于学生文体素养的形成?这是需要我们不断深思与探究的问题。

摘要：文体知识作为语文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语文教育中受到重视,然而近年来“淡化文体”呼声鹊起,对文体知识的教学造成巨大冲击。语文文体知识主要由教学文体知识和实际文体知识构成,本文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梳理教学文体知识内涵的发展演变,探究其对当前语文教学的启示,给教学实践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