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无处安放范文

美好无处安放范文（精选6篇）

美好无处安放 第1篇

因为手机信号不畅的问题, 近日,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某小区的王姓业主已经气急败坏。他先是无奈地向记者感叹珠峰都有信号了, 这么大一个小区, 硬是没有手机信号;后来还恶狠狠地发誓如果再没信号, 就不交物业管理费了。

物业也显得左右为难。关于是否在小区恢复通信基站的问题, 该小区居民分化为两派。记者在社区网上看到, 一个业主留言说, “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你家放一个发射器试试?”另一个业主更直接, 他说:“谁需要, 搬谁那里去!”

6月份, 一个“秘密”在上述小区被公开了该小区5号居民楼的地库里, 建有两个通信基站;接着, 部分居民担心辐射威胁, 就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关闭基站的要求;再接着, 业主委员会与当事运营商协调, 两个基站相继被关闭;最后, 手机信号没有了。截至7月21日, 该小区关于是否恢复基站的争执在针锋相对的两派居民中间依然存在。

基站难题影响国计民生

目前, 同样的故事也正在北京市丰台区和昌平区的两个小区里上演。据记者了解, 强烈要求恢复通信基站的一些居民, 拿着与相关运营商的服务协议到营业厅里讨说法, 甚至打算起诉运营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运营商的服务人员除了委屈还是委屈。

同样的故事更不独在北京发生, 全国各地随时都有类似的事情。

如果是在一个小区, 这样的事情只会影响到一部分人, 但是当这种状况成为普遍现象, 就有可能影响重大事件的进展。记者从上海相关运营商处得知, 上海世博会的通信建设目前正因此而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

相关预测显示, 明年上海世博会将吸引7000万观众, 为保障通信需要, 仅上海移动就需为世博会新增400个基站, 3家运营商新增基站的总量则更多, 这些新建基站的一半需要建立在公营机构的办公大楼内, 但目前相关运营商与这些公营机构的洽谈都不是很顺利。

“两个月以来, 提供场地给我们建设基站的公营机构不超过10家。”上海移动有关人士透露, 虽然有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倡导, 但是部分公营机构仍然对通信基站建设持冷漠甚至抵触态度。

事实上, 不光新建基站无处安放, 近一年以来被迫从公营单位退出的原有基站的数量也达到21个。前述上海移动人士说, 距离世博会不到300天, 照这种情况下去, 世博会期间的通信保障前景堪忧。

进场费是关键问题

一方面, 在公众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 不太受欢迎而又人人需要的通信基站, 俨然已经成为健康需求以及通信诉求之间的一个皮球;另一方面, 通信基站也成为站址拥有方跟电信运营商之间博弈的工具。居民对通信基站的责难属于前者, 公营机构的拒绝则属于后者。

据上海移动反映, 公司存在较严重的到期基站合同无法续约的情况。无法续约的关键问题在于租金。据记者了解, 今年上海市杨浦区某中学向运营商开出了50元/平方米/天的站址租金, 经测算, 按照这个价格, 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基站全年租金将达到40万元, 上海市为世博会新增400个基站每年需付出的站址成本将会高达1.6亿元。

上海移动人士介绍, 类似的“漫天要价”并不少见。“部分机构在洽谈新建基站或续约老基站的合同时, 抓住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的心理开出天价。如果不答应这些天价, 基站就没法建设;如果答应了这些天价, 其他单位就会效仿, 天价将会越来越多。”该人士说。

根据记者的了解, 在普遍情况下, 运营商在建设天线铁塔系统和室内分布系统时需支付2万50万元的进场费。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3家运营商新建3G基站总量已达19万个, 若以极端情况测算, 站址成本为每年760亿元。同样是今年上半年, 3家运营商完成的3G投资总额为800亿元。

“太辛酸”的谈判

对于许多有过站址谈判经历的运营商员工来说, 拿下一个基站所付出的努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一位运营商员工将这种经历概括为三个字“太辛酸”。

“为了一个个基站, 喝趴下多少同事。不少农村的一根根杆线, 就是代表一杯杯白酒。”该运营商员工向记者感叹。湖南移动数据部李姓员工在不久前刚参与了站址谈判, 这次经历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也是被“灌得一塌糊涂”。

“运营商搞网建太不容易了, 例如, 在移动通信设备场地租赁方面, 运营商永远是被动的, 很多小区都抵制移动基站, 但又天天投诉信号差, ”北京移动一位内部员工告诉记者, “其实应该把移动基站的建设纳入小区规划、城市规划, 为什么连变压器、垃圾箱都预留了位置, 甚至在规划图中予以规划, 而作为老百姓离不开的通信设备却不能安排位置呢?”

上述湖南移动员工介绍, “每次谈站址都异常困难, 进场费是必须的, 如果建在山上, 要与当地农民打交道;如果建在楼顶, 就要与小区物业或业委会谈判。费用大多按占地面积算, 包括租用费、房间费、电费等, 每个基站每年的总费用至少也要一万元以上。”

他告诉记者, 运营商架设一个基站涉及机房装修、架设铁塔或者抱杆、安装设备、电力引入和传输引接等, 这一系列工作一般是由不同的施工单位来完成的, 而目前的情况是, 凡是需要小区、写字楼等站址拥有方配合的施工项目, 都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影响运营商3G进展的重要因素。

35个

◆据上海移动统计, 去年公司因为原合同到期后无法续约、被迫取消的基站和机房数量为20个, 其中12个设在公营机构内;

青春无处安放 第2篇

题记;

一场早已预言的青春劫，一滴落在纸上的热泪，一段过往的爱情，一季颓废的青春，一条回家的路，熟悉时间留下的闹钟，总用声音打下一个个节拍的死结。夜深了，不要这清冷的月光，守在她的窗台。思念一个人就像喝下一杯很冰很冰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把它变成一滴一滴的温暖的眼泪。

不要问桃子对桃花的珍藏，不要说爱情是寂寞华丽的出口。岁月被风吹得那样无奈，青春是指头间划过的记忆，抹不去的永远。有时，忘不了花凋;但也有时，记不起花开。

浅浅的思念，走不出烟雾寂寞的圈。站在与幸福对望的街角，关于这座都市，只剩下一个人的秋千和两个人的记忆。曾经扬起的弧度，如今却再也无法逾越。喜欢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十字路口，红灯，绿灯，行人，车辆，匆匆地来了又去四十五度角的仰望，不偏不倚的角度，夕阳下的光影，看不清眼角的泪水。

幸福倒影，刻画在旧日的时光里。婆娑树荫，青春，在风中呼啸而过。秋天是个忧伤的季节。告诉自己，不再提起。关于那一季的痴迷。秋风瑟瑟，碎了这一地班驳。在一片苍白中蓦然回首，是谁在低吟浅唱着关于一段岁月的记忆。改了容颜，易了流光，手里黄昏，面上夕阳。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演绎着相逢与离别。

三三两两散乱的脚印，谁醉了那夜，让我在晓风明月里迷了路。撩起这仲秋夜无尽的天幕，我看见天使的舞蹈，脚铃叮当，错梦花期，像思念情人一样思念逝去的往昔。云是尺，用来丈量我的心;水是剪，用来剪掉我的悲。像一阵凄风，像一阵惨雨，像一阵落花。瘦了花影，寒了心声。

季末相约年华笼罩一座青春的城。秋风总带着寒意，季末，爱从不逗留，我们都只是故事的过客，像是麦田里守望着的流浪。而你是我最透明的秘密，停留在未知的遥远。每一段消失的记忆来不及珍惜，秋季过去留在原来地无解一季。一段遗忘的时光呼啸而过，谁的一季秋风。逃匿的天光暗下那些年记忆的午后，你经过我的生命，同未曾出现过那般，无声如斯，寂若安年。秋风吹过，吹散的告白，遗失在谁的视眼。谁可以告诉我，时间是怎样的概念，牵手走过的青春，下一站会不会是幸福，我这样安静地看你经过。

开始习惯独自行走于陌路，郁结在这些年的那层雾霭。于你离开后的经年，如晨露滴落，折射伊始的透明，像是仓皇走失的静默，在洒下流苏般的纪年，绽放暖阳一季。秋季的寒风，依旧流窜在这个南方的城市里，秋风将树叶覆满了校园。一群陌生的年轻人，一些没成熟的面孔，站在漏光的树下，阳光里充斥着欢乐的笑声。曾经笑过的，哭过的，然后破碎了，消失了。记忆在倒塌，湮没了潮湿的心。天色变暗，吹着悲伤的风，席卷荒野。落日最美时，你的笑容，永远定格。

四十五度角的抬头，是不是最寂寞的，我不知道。只是，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会记得微笑。那个你以为一直存在于我脸上的灿烂。笑颜，逐开的是寂寞，逐不开也是寂寞。我想，我的心里住进了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和承受思念的重。总是在等待，等待柔情似水。犹记得那晚的黄昏最是风情，知人寂寥，遣明月晓风一行。四十五度，其实只是一种仰望，就像我们喜欢蔚蓝的天空。可终其一生，即使在云端之上，我们也无法用双手触及。有些人有些事，只适合仰望。站成最纯洁的姿势，成为我们温暖过存在过的最好证明。

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叫远方。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叫流浪。一声没有回响的呼唤，叫孤独。一串没有方向的脚印，叫彷徨。终于，某一天，我们回首青春的沙漏中，那些七彩的沙砾已所剩无几了。于是在我们开始怀念那些已走过的青春，居然发现：当我们从第一刻拥有青春时，我们便开始失去。

谁曾经回来过。杂草渐次湮没了痕迹，时间的沙漏掩埋新月的倒影。谁的踪迹，谁的年华，你的影子依旧忧伤。每个章节的拓印，不会发黄，不会消失，流沙伤心的离开。那些远走的季节，那些开心的微笑，随着滚滚而来的季风，一起悄悄回来。

车呼啸而过，带走了秋季的忧伤。遗忘，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宿命。也许错开了的故事，真的应该遗忘了。颠簸的钟声，隔了好几千里，依旧不变。紧握的手，还是被时间扯开。角落的梧桐树，那见证爱情的老墙，终于倒了。我在下一个拐角处，消失了。

青春繁华，那一眨眼而逝的温柔，是谁的脸庞如此阴暗，刺破破晓的天际。风过、花烬落，剩下孤寂的枝头与落一地的残余。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们的生命里，会不期而遇的与很多的人萍水相逢，然后擦肩而过。终于明白什么是宿命，那些张扬的青春，最后也难免落了俗套。落寞的离场，又有谁在继续苍白的嘶哑。我们总要学会长大，一直，我想自己都是一个温暖的孩子。尽管，我一直在自圆其说。

繁华初上的夜晚，远处灯火阑珊，熙熙攘攘的地方开始变得安静。我们曾经一起哭一起笑，我都会记得，都会记得。秋天在结束，我们在长大，梦在风中逐渐流散。原来，记忆真的会变老。我并不是勇敢的人，但我知道，我们都要坚强。似水年华，繁华饮尽，于生命中凋零，然而，一叶叶写满追梦的枫，刻在青春的年轮里，依然艳丽如春。

青春在岁月延伸的褶皱里如水即逝。人生若只如初见，此生不相忘。幽幽的蓝色，和青春一样的颜色。被张扬掩盖的青春，裙摆不曾说对不起，秋雨飘下，蓝色的伞，我，站在街头，抬头看天，雨水袭入。像个傻瓜，蔑视真心。远远而去的秋季，怎么办，记不得了。磨砂的水杯，突然破了，碎片交织地让人心疼，苍凉中明白原来守候是这样的空洞。我的青春如此纯白，看不见过多的忧伤，即使在边缘，某种精神力的作用让自己微笑。那些时光那些青春恍若交织在一起，哀伤淹没了下一段悲伤。终年不曾遗忘的思绪。泪流万千，只剩叹息。风吹过的思念，散乱的记忆，等着被我收藏。轮回的记忆在风化，我将青春里的故事牢牢刻下。

风止了。在五线谱上填入一个个音符，嘴里哼着曲，手指在琴键上来回跳舞，想象着在那个甜得哀伤的青春里，我们唱着张扬的歌，跳着跋扈的舞。青春，原本就是一首美丽的赞歌，只是我们用了哀伤的乐器，演奏成了一首葬歌。当我们站在岁月的末端，回忆开始时，也只是成了舒缓安静的轻音乐。我轮转在似乎静止的秋末。回首，又是一岁枯荣，而你是盘踞于此的慢镜头。谁的脸，看不清楚。我一次次回放那飞扬的光，是你的晨曦，还是我的锦年，不深不浅，勾勒所有的温暖如莲。这时节，花未眠。当风吹落那些有些泛黄的信纸时，终于忍不住浅酌慢饮那段岁月的茗香。某年某月，不太深也不太浅地写下这些文字，直到现在可以轻轻地回首，叫它们：青春往事。很多人，聚了又散了。很多事，来了又走了。是以为记，是以为祭

秋季过，花事了，往事知多少?记忆总是空的却又满了，回首总是冷的却又暖了，听一张中落的声音，忘记年少的对白。我知道会微笑的独角一直守在时之彼，岸未央。远了，近了。梦里花落，断然成影，竟是浮梦一场。醒了，晓了。呢喃细语，归期无言，换来泪流满面。

想起一句话：芭蕉帘外雨声急，匆匆而过的是时间。人生就是过程，青春尤其短暂，而幸福就好像天空中点点繁星，思念如同把一个爱字，镶嵌在最美丽的诗行。当华灯初上，夜色阑珊，如水的月色里，抖落了一地相思的花瓣。年华却是失效信，寄不出思念的只言片语。回忆退回成画面，记忆零散为情节，我们像躲在某一处时光深处，摘下厚重的面具遥望一座青春的空城。末路年华，寂若安年，连同无数个我们，生如夏花，逝如风在偶然的初秋瞬间，你是我最美丽的遇见。我在找寻你所藏匿的时光，它们刻在谁的掌纹，倒映在属于谁的秋天。混沌了光线，拉长为旧日画面，触摸到光阴厚重的弥留。我躲在年轮的光圈，独自化作思念。没有人会在乎指尖划过的弧线，只有你迷离而又温柔的双眸，才是黑夜最惊鸿的一瞥。当这个城市某一天突然苍老，蜷缩在卑微的后面，看日渐阴霾的天空，想凋零破碎的时光，然后我一个人地老天荒。

谁的思念，如痴如醉。谁的诺言，无边无际。谁在吟唱那首绵长而动听的情歌。是谁在弹奏，弹奏一首秋天不回来。是谁在初秋承诺，承诺永远跟随。有些故事，是要用全部力气去经历的。而有些记忆，是要用一辈子去铭记的。我见过一个人的温柔，那是一个传说。岁月如斯，携了念念不忘的无奈是为了谁。我转过身，她已消失不见。消失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不需要说再见。在物是人非时，我沉浸着快乐。在物似人非时，我伤感着回忆。在物逝人飞时，我淡定着遗忘。作茧自缚的游戏结束在繁华殒落之时，终是不经意间错过了花期。将想念安放在这样一个秋季。从未有过的放肆，有生之年，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斑驳交织着的缠绵。某一天，你会凝固成一个美丽的姿态，永久定格。这是属于，这个秋季的想念，就在那邂逅的窗外。

这是个颓废的季节。风拂过萧瑟的树叶，提醒着在劫难逃的归宿。心里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亦从未停止过揭穿，因了这样的永无止境。终究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尖锐，变得残忍，变得歇斯底里。半透明的冬夜里，宁静淹没了过去与未来，那么空灵而沉重的，如同小鸟跳动着的心脏，婴儿印下的足迹，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无处安放的书桌 第3篇

不过，在距离完稿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一纸拆迁通知把这个美丽优雅的故事转回了荒诞的曲调。如故乡一般平静的田园生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突然被挂上的“违章建筑”条幅，大音量播放拆迁通知的宣传车，在挖掘机前突然崩塌的院墙，还有一群每天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壮汉”。

阎连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之一。过去20年间，他的小说屡次获奖，其中大多是用荒诞的虚构内容来反讽现实。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超出自己小说的描述”。

“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相比，我所有小说都变得正常了。”他说。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

阎连科曾经在新闻中看过不少关于拆迁的故事，但却从没想到它们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

在收到拆迁通知的前一年，这位军队出身的作家刚从单位分配的公房里搬出来，搬进了位于“花乡世界名园”的新房里。这片别墅小区毗邻北京南郊的世界公园，每栋房子都有巨大的落地窗，漂亮的花园、土地。小区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还有两大片清澈的湖水。

阎连科的故乡，是河南嵩县的一个小村庄。在20岁当兵之前，全家人都靠务农为生。当看到这片充满农耕田园风光的小区时，他开始怦然心动。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阎连科说。他马上决定住进这里，并且计划写一本像《凡尔登湖》那样的书，描写这里的自然之美。

尽管曾经被排入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但凑齐120万的房款和40多万的装修费用，阎连科还是费了些周折。2009年底，他搬进了新房，一边在屋后的菜地种些芹菜、萝卜，一边在书房里读书、写字。

仿佛是新居带来了无尽的灵感，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出版了三本新作，计划中描摹故乡田园生活的新书也完成了四分之三。他已经想好了，要用小区的门牌“711号园”来命名这本著作，并且它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但在他给新书写上一个漂亮的结尾之前，这段“奢侈”的生活突然结束了。今年4月，阎连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A4纸打印的通知。小区的开发商在通知中告诉他，因为北京市万寿路南延的工程规划，小区即将面临拆迁。

“当时我觉得，拆就拆吧，也没什么。”阎连科说，“毕竟这都是国家的规定，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在这位作家的想象中，拆迁应该是一个很平静的过程：工作人员把所有买房的人集合到一起，给大家念一个文件，宣布赔偿标准；业主们在一起讨论讨论，不同意的再谈，同意的就直接拆除。

因为觉得这是个“太正常的事情”，阎连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要“配合国家的安排”。他甚至计划好了，在房子被拆掉以后，用拿到的补偿款在附近再买一套类似的房子，继续自己还没完成的书稿。

可现实的发展却与想象中背道而驰。这位作家没有等来“给大家宣读文件的大会”，只有一位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通知他，到小区边上临时成立的拆迁办公室去“谈一谈”。

“拆迁款的金额已经定了。”在那个由别墅改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每家房子赔偿50万元。如果‘表现好’，还能再拿到70万的‘奖励’。”

听到这些，阎连科不干了。他在平时的讲话中语调谦逊温和，但当时，他却忍不住指责工作人员的说法“太荒唐”：“为什么拆房还要奖励，还要看表现好坏？你们赔偿金额是按什么标准定的？”

对面的工作人员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地说：“那是政府的规定。”

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家里的阎连科并没有太多愤怒的感觉，他还打算继续自己的生活，写完剩余的书稿，可平静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7月中的一天，在书桌前写了一上午文章之后，他走出房门，打算散散心。可没走多远他却突然发现，小区的围墙竟然不见了。

从邻居的描述中他才知道，当天早上7点多，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几十个穿着灰色制服、黑色靴子的年轻人，领着一辆挖掘机过来，扒掉了小区的围墙。邻居们没有能力组织反抗，一位准备拍照的邻居，甚至直接被对方摔坏了刚买的单反相机。

当了一辈子文人的阎连科被这些消息“吓坏了”。之后的几天，让他害怕的画面不断上演：自己家门口总有些壮汉晃来晃去；没多久，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一辆挖掘机开进小区，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把一栋房子铲成了一片废墟。

“这看着太吓人了。”阎连科说。他赶紧回家收拾好行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那座像“故乡田园”一样的新家，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

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阎连科曾经在过去的作品中虚构过很多荒诞的情节：一座人人都有残疾的村庄，或者一个不被常人理解、却广受精神病人好评的大学教授。可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却无奈地发现，一些发生在真实生活里的情节，自己却怎么都无法想象、无法理解。

搬离新家之后，阎连科并没有和拆迁人员失去联系。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每天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去签约，催促的短信更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在每天更新的短信里，拆迁的工作人员有时劝说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抓紧时间洽谈相关事宜”，有时又警告他“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蛊惑，不要为了个人利益，阻碍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最近的一条短信的言辞更加严厉：“请您……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这样的语气怎么行呢？” 阎连科摇了摇头，显然，对于他和他的邻居们，这些严厉的短信并没有发挥作用。“有时候我真替他们着急，恨不得帮他们编几条短信出来，换上温和一些的语气。”他说。

與以往常见的拆迁案例不同，“花乡世界名园”的业主大多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有的在美国、香港从事金融行业。不过，面对拆迁，他们与其他阶层一样无计可施。阎连科说，自己和邻居们只想要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可拆迁工作人员对此却始终讳莫如深。

十月初的时候，阎连科第二次来到了拆迁谈判的地方。那是小区里的一座别墅，现在大门口被挂上了一块机关常见的巨大白色木牌，上面用黑色字迹写着“拆迁指挥部”的字样。

在这里，阎连科告诉里面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要求和上次一样，只希望看到说明修路规划和赔款依据的文件。而对方也给了他与上次完全一样的回答。

“这是政府的规定。”这位工作人员说。

“这是哪一级政府的什么规定？”阎连科追问。对方告诉他，这是区政府会议研究的结果。但当阎连科希望看到会议纪要的时候，工作人员却拒绝了。

“这可不行。”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保密的。”

“那我怎么拆迁呢？你总要让我知道一个原因吧。”阎连科说。但直到谈话结束，对方仍然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看起来，过去的几个月里，“拆迁指挥部”和业主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但拆迁的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工作人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劝说业主，其中很多都让阎连科感到匪夷所思。

有一次，他曾经领着一位外国朋友来看自己漂亮的新家，可走近了突然发现，自己的家门口已经被挂上了巨大的条幅：“拆除违法建筑，保护国家利益。”

当时，阎连科尴尬地对对方笑笑，希望他能理解“中国的国情”。

他还记得，在遍布小区的横幅里，这位外国朋友最好奇的，是挂在“拆迁指挥部”门口的那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搞好拆迁工作。”他好奇地问阎连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小区的拆迁为什么要动员全党、全民？”

阎连科想了很久，也说不出什么合适的答案。

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令人惊讶的场景出现在阎连科面前，最后，他竟然看到了暌违已久的“宣传车”。那辆小车顶着喇叭在小区里来回绕行，用坚定的语气、巨大的音量不断重复播放拆迁通知，呼吁业主“维护国家利益，支援国家建设”。

阎连科记得，当时，自己正领着另一位外国朋友站在家门口。“这影响太坏了。”他想着，希望车能绕个路，远远地开走。可宣传车仍然大喇喇地从他和朋友的面前经过，然后旁若无人地离开。

“我常觉得，这些人真是给政府帮倒忙的人，政府的形象都被他们搞坏了。”阎连科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邻居们开始传言有人家遭了小偷，还有人从围墙闯进来偷小区的电线。而阎连科也在一次回来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家窗户上的护栏被人撬断了。

在每天来自“拆迁指挥部”的短信里，“倒计时”的数字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按照这些语气严厉的文字内容，2011年10月22日那天，小区将会被强制拆除，之后的全部损失将由住户“自己承担”。

阎连科害怕22日那天真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这位53岁的作家一直没打算进行什么抗争，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图个明白”。现在，面对这样风声鹤唳的环境，他急忙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转运到附近朋友的家里，并且做好打算，自己“再也不住回去了”。

可他仍然有些舍不得，就像几十年前离开故乡时的感觉一样：“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幸运的是，在22日那天，小区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挖掘机突然闯入，也没有业主奋起抗争，甚至连每天一条催促的短信都消失了。除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每天开过一次，现在的小区，看起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可猜测、讨论还在这表面的平静下继续着。阎连科和邻居们不知道现在僵持的局面什么时候会被打破；而引发这场拆迁的道路规划和赔偿细则，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无从知晓。

“拆迁指挥部”同样拒绝向记者提供信息，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不会解释任何问题”。

当真相缺席的时候，谣言就会填补它的位置。在花乡世界名园，关于拆迁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有人说，市政府发放的赔偿总额被基层政府截留了；还有人说，地方政府是想通过这次拆迁，收回之前的土地，再卖个好价钱。

按照现有资料，这座小区的确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尽管业主们有来自花乡镇政府的证明文件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从土地使用证上来看，小区土地性质是“绿化用地”，购房合同也以加盟“花乡世界名园俱乐部”的名义签署。

不过，相比之下，由“花乡农工商联合会”组成的拆迁指挥部所制订的赔偿的规则要更加模糊。工作人员不愿意给出详细解释，他们更愿意使用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计策”。

在第一次谈判之后，阎连科很快就收到了私下的传话：“别人家只给赔120万，但你家表现好，可以多给点，给你130万。”可没过多久，邻居的补偿也提高了，变成了150万元。最近的一次，补偿金额已经涨到了160万元。

对于阎连科而言，经济损失当然存在：想要拿补偿的金额在远处买一栋类似的房子，还要再贴10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和自己设想中的实在相去甚远。在他看来，有赔偿，就一定有规则、有法律依据——这本来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现在，全部的法律法规都被隐去了，人们得到的解释只有笼统的几个字：“上面的要求”或者是“政府的规定”。

“这会影响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阎连科说，“对于普通人，我们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政府’是哪一级政府，于是基层行政单位的失误也被归咎于整个领导机构的问题。”

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抗拒拆迁的人，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和其他30户邻居是“钉子户”，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定文化素质、有可能顾全大局”的人。

他甚至常常为那些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着急：“整件事情完全可以处理得非常平和、非常顺利，现在却变得矛盾重重。”

他的邻居，一位退休的国企员工告诉记者，自己肯定会“支持政府工程，支持城市建设”，但“不能没有一个说法，也不能失去尊严”。

持续几个月的拆迁运动，让阎连科第一次在現实中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莫名的恐惧感：走在路上总有年轻精壮的陌生人一直盯着自己；看似坚固牢靠的家园，只要30分钟就会被推成一片瓦砾。

这位时常针砭时弊的作家因此发现，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法律、合同，还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它们都变得不牢靠了。

“每个人都有焦虑不安的恐惧。”他说，“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追求物质，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对于阎连科而言，回归故乡田园生活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几年前，他曾经感叹，故乡所在的那个地处中原腹地的乡村，如今“人情世故已变，再也回不去了”；而现在，这片新的“精神故土”，最终也没能逃脱消失的命运。

2011年12月3日，僵持了几个月的花乡世界名园终于被拆除，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位作家再也没有兴趣去写下那些平静美好的文字，他只匆匆地加上一段关于拆迁的段落，作为全书的结尾。

“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吗？我正在为北京的建设高唱颂歌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无奈地苦笑着。

中秋，无处安放的思念 第4篇

雨，下了一整天。

晚上七点多钟，我把精灵可爱的孙女儿抱上车，心满意足地目送着他们远去，竟不知不觉浑身都被淋透了，欢愉温暖的心被雨水浇得慢慢变凉了。我打了个寒颤，回到屋里，烧热水洗了澡换了衣服。看着儿子儿媳买给我的中老年核桃粉，还有我喜欢吃的肉松面包，心一下子又温暖起来。是啊，他们每次回来，都会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孝顺，满满的爱，和满满的幸福。

坐下来打开微信，满眼都是中秋的祝福！唉呀！今天只顾忙着自己一小家团圆，还没有给老家的婆婆和母亲以及其他亲人问安送祝福哩！赶紧拨了嫂子的电话，得知婆婆身体健康，嫂子一家也都好，这边挂了，又拨娘家弟媳的电话，想和远在千里的母亲通个话，却打不通，是手机没电、还是晚上信号不好？我耐着性子，逐一回复完朋友圈、同学圈，再拨，还是不通！

这时的我，已无心打开博客，也不想看微信了。听着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整个人被思念的滋味浸泡着。那种钻心的疼痛与煎熬，和着背井离乡的无奈，象一张无形的网，在茫茫的雨夜里，将我缠裹得透不过气来。母亲那廋小的身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打开记忆的优盘，小心翼翼地播放着，时光回到了1979年。

那时的母亲，才四十多岁，在我们家里，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名符其实的半边天。那一年，我考上了高中。初中时，每年去参加在长竹园高中举办的竞赛考试，看到高中学校那些时尚的女学生，心里羡慕极啦。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想着自己马上也要成为一名高中女学生了，心里免不了产生许多美妙的遐想。一向沉静的我，竟从学校一路唱着跳着回家。还没进屋，就大声嚷嚷：娘，我考上高中啦！母亲看到我手上的通知书，很开心地问：一个班考上几个？是不是到时候还要带米带被子带菜？……问了好多好多话，我一一回答着。我们正高兴着呢，父亲回来啦，母亲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可父亲知道了却没像母亲那样高兴，而是长长地叹了口气，嗡声嗡气地说：哪有钱上呀！我听了，心一下子就凉了，撅着嘴巴，一副委屈的模样，赌气连午饭也不吃了。母亲把饭菜盛来硬塞到我手上，生气地骂道：恩这死妮子听不得一句孬话，真没出息！等父亲出去了，母亲又压低了声音说，你莫急，赶紧吃饭，开学还有一二十天呢，咱慢慢想办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一直忙着为我准备着开学需用的东西。那年，我们家从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中秋节没有用土罐子煨肉！母亲把父亲准备的中秋节买肉的三块钱留下来，给我凑那八元钱的学费！只用菜园里的蔬菜给我们包了一顿全家都喜欢吃的.饺子！那时奶奶已去世多年，母亲吩咐我接来住在河对面的姥姥后，又让我给二爹和三爹每家送一大碗，那个中秋节虽然没有吃到肉，但是仍然过得很快乐。

离开学还有三天了。那天我刚睡下，忽然听母亲跟父亲在说钱，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到了：我的学费还不够！当时我的眼泪就涌出来了，只能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对母亲说：娘，我不想上学了！母亲一听，愣愣地看着我红肿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到厨房里弄来一盆热水，把我当两三岁时一样，一手按着我的头顶，一只手用热毛巾给我洗脸，还特细致的将我的眼睛多擦几下，嘴里一边在说：我正在给你想办法哩，咱自己考上的哪能不上呀，我听说要是像从前大队推荐，你想上还不一定轮得上你哩！吃过早饭，母亲胳臂弯里拐只筐子出门了，天黑了很久才拐着大半筐长豇豆，笑盈盈地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我说叫你莫急，这不，钱也借到了，菜也有了!

已经很晚了，母亲还要把她拿回来的长豇豆择好，连夜让我举着火把跟她到河里去洗干净后，再放到开水锅里过一下，再捞起来摊凉，然后放上盐，辣椒和姜，放到一个瓦罐里，用一块干净的平石板压好，再倒入摊冷的开水，这才将瓦罐盖上。我坐在厨房门口不停地打哈欠，几次催母亲睡，母亲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趁新鲜时腌制才好吃，放到第二天就松壳了，现在这个菜罢市了，我找了两三家才有这些，要是放坏了，你上学就没菜带了。就这样，做完这些，鸡都叫头遍了。

第二天开始，母亲大清早就拿着镰刀尖担跟父亲一块上山砍柴挑到大队石灰窑去卖。一来还借的钱，二来准备我每个星期要的五角钱的伙食费……“优盘”播到此处，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播下去，泪水哽在喉咙里，狠心地点击关闭！

我独自站在窗前，望着雨雾中昏暗的路灯光，仿佛看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昨天开始，就一直站在门前的大路边上，朝着我回去的方向眼巴巴地守望着……她那满头的白发，象一根根银针一样，刺着我浸满泪水的双眼。母亲今天晚上还没盼到女儿的电话，该是多么失望啊！可是妈妈，您又如何能知道，已经做了奶奶的女儿，此刻正为对您的亏欠而揪心难过啊！

每年回家过年，总要为您置办一身的新装，每次去看您，总把自己装扮得很富有的样子，为的是不让您忧心！可是您的女儿也和许多人一样，只是个穷打工的，那点可怜的工资经不起来来回回地折腾，而且时间也不允许啊！您知道女儿有多无奈吗？如果可以，我宁愿不要自己的家，只要妈妈！宁愿不要千里奔波打工赚钱，只愿守在妈妈身边，过清贫如水的日子。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您所期盼的。

有人说母亲的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厚重的。可在我心里，母亲的爱是浩瀚的大海，是高耸的珠穆朗玛峰。所有的词语用来形容母爱都太吝啬，太单薄，都只能代表大海中的一滴水，雪峰上的一颗雪粒。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中秋之夜，我特别想回家。诗人说：明月千里寄相思，可惜今晚没有月亮，只有风和雨。风儿哟，请你带我回家好吗？带我回家看望年迈的妈妈……

无处安放的儿歌 第5篇

“你们有多久没唱过儿歌了？”当我询问身边的朋友的时候，有人回答“十几二十几年吧”、“记不清了”、“儿歌啊，那是很久远的事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但答案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儿歌已经离我们成年人很远了！

每个人都有过童年，无论童年是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度过，对儿歌都有或多或少的理解或认识。说起儿歌，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些熟悉的旋律，不管我们有多久没唱过儿歌，总能哼出几句，那就是儿歌，是镌刻在记忆深处的歌声。然而，正是对待这一份镌刻在记忆深处的情结，在我们渐渐长大成人之后，都在无意识中集体将它封存了。儿歌真的只是属于童年吗？现在的孩子都在唱什么儿歌？像《采蘑菇的小姑娘》、《小螺号》这些还回响在几代人记忆深处的经典的儿歌，在现在的孩子们中还有市场吗？

比童年更“老”的儿歌

很多人都知道六一儿童节，却很少有人知道世界儿歌日，这一专为儿歌而设立的节日。1976年，在比利时克诺克两年一度的国际诗歌会上创立了世界儿歌日，由13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在3月21日（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春天到来的第一天举行庆祝活动。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这一节日确立为国际性的儿歌日。

世界儿歌日看似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是全世界的小朋友共同拥有的音乐节日。如果按照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标准，一个孩子拥有的美好的童年时光是13年，在全世界70亿的人口中，年龄在这一阶段的人口该占多大的比例！就中国的13亿人口而言，儿童所占的比例也绝非少数。表面看来，儿歌应在全世界的大背景下发展得很好，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孩子都在唱着什么样的儿歌呢？

除了图表中所列举的经典儿歌之外，为我们熟知的还有诸如《妈妈的吻》、《鲁冰花》、《铃儿响叮当》、《蓝精灵之歌》等，这些都是被收入“经典儿歌”、“中国最爱儿歌经典”等中频率最高的。在你张大嘴巴感慨这些为人们熟悉的儿歌居然这么“老”的时候，这份简单的统计数据其实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信息——上述列举的很多经典儿歌的词作者、曲作者早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而新兴的音乐人很少有从事儿歌创作的，这也就使得儿歌创作出现了“断层”的现象。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感慨：在中国的音乐市场上，几乎每天都有歌手在发布新专辑，但如果细听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异口同声”地唱着情歌。在流行音乐日趋昌盛的今天，不知你注意没有，儿歌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同一首歌”了，十多年来，甚至是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几乎都唱着同样的歌曲，唱着比童年还“老”的儿歌长大。

谁偷走了孩子的儿歌

一个孩子拥有的美好的童年时光就是13年，也只有13年。童年相对整个人生来说，就像是一张正等着被涂上颜色的白纸，儿歌其实是诸多的色彩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它不单为孩子们的七彩童年增添了新的色彩，还为孩子们从小就奠定了一定的艺术基础。然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儿童”，或许跟21世纪出生的儿童唱的是同一首儿歌。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时代在变，孩子唱的歌却未曾改变？是谁偷走了孩子的儿歌？是什么样的力量令儿歌的发展停滞不前？

1.流行歌曲

近年来，随着整个音乐行业商业运转的加快，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尤其是情歌占据了孩子们的音乐空间。虽然在课堂上、有老师组织的音乐活动中，孩子们仍然唱着适合自身年龄段的歌曲，但在他们的课余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才是主流。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孩子们在同外界的交际往来中所获得的信息量和知识面远非过去的儿童所能比拟。电视里、网络上、大街上，到处都充斥着流行音乐的踪影，流行音乐的普及程度可谓达到了“无孔不入”。在这种音乐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早熟而叛逆，他们对时尚的了解也有了模糊的认知。流行音乐中所蕴含的伤感、困惑、孤独、迷惘的情愫，很容易就能引起孩子们的情感共鸣，他们对音乐的选择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定的倾向性。

2.市场经济

当代中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音乐的商业化现象很快介入到社会音乐生活中来，这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音乐发展的趋势。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置身在这个庞大的商业化的音乐市场中，于是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因素：“一切向钱看”。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部分音乐人会不为了菲薄的稿费而努力创作儿童歌曲，而是将眼光转向流行歌曲创作。经纪公司、出版发行商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将受众群体定位在有一定购买力的年青人群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品的包装和炒作上，对儿歌的关注度甚微。更有部分发行商牺牲内容的真善美，他们看到了颓废、低俗的儿童歌曲背后潜藏的经济利益，并利用这些歌曲发财……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各种现象，都给儿童歌曲创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3.家长和音乐人

儿歌的市场占有率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作为没有自立、尚无经济来源、正在不断成长的群体，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购买力和鉴别力的薄弱。在音乐的选择上，他们表现出很大的不能自主性，他们对于音乐或者说儿歌的需求完全依赖于父母的抉择，如果恰巧家长的经济条件并不优越，或者对于儿歌的认识有限，那么，儿歌在孩子童年里所占的比例就会大幅度下降。

整个儿童群体的不能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对家长、对经济条件的依赖，还表现在音乐创作上。由于儿童自身的知识、能力等多方面都在不断累加，让他们自己创作自己喜欢的儿歌是不现实的，因此，全部儿歌的作词作曲完全依赖音乐人。也就是说，儿童对于儿歌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完全取决于成人的创作，词曲家在创作风格上的选取或者偏好，都会直接影响到儿歌的兴衰存亡。

4.儿童自身

现行的社会风气使得孩子过早的成熟起来，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口中听到诸如《老鼠爱大米》、《要嫁就嫁灰太狼》的歌曲早已不足为奇。在“时尚”的强力影响下，孩童对于音乐的选择早就偏离了儿歌的轨道，而是追逐所谓的流行。尽管他们对于流行的定义并不明确，但从他们选择喜欢的音乐可以看出，对于那些“老掉牙”的儿歌，他们已经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了，他们更喜欢旋律简单、容易学会的流行歌曲。

市场经济、流行音乐、家长和音乐人、儿童自身等看似都是各自独立的因素，实则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市场经济的机制使得音乐商业化成为必然，人们根据自身所喜欢的音乐风格及实际购买力挑选着歌手和音乐，这种看似私人、自由的选择，在无形中构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规律；音乐人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为了让自己的音乐获得更多的认可，就必然会成为这一“市场规律”的遵循者；而音乐人对音乐的选择，又直接决定着听众可以听、能够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儿童在庞大的音乐需求中，虽然占有很大比例，但能对整个音乐走势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人数多少，而是需求本身所潜在的购买力，购买力越强的人群对音乐的影响也就越大。

如果再问是谁偷走了孩子的儿歌，答案绝非文中所列举的四个因素那般单纯。儿歌之所以会出现现在的窘境，实则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

无处安放的儿歌

进入各大音乐网站，你会发现对于音乐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流行、古典、摇滚、民谣……在这些分类中，很少能看到“儿歌”的踪影。儿歌这一巨大的音乐市场需求就这样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被忽略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处安放的儿歌”。那么，现在的儿歌还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1.幼儿园

在“拥挤”的音乐市场，对于儿歌来说，最大的去处就是幼儿园。随着儿童入学年龄的不断降低，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父母，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将他们送进了幼儿园。在幼儿园里，要说真正的学习知识，对于很多还在牙牙学语的孩子来说还为时过早。这时，幼儿园的老师会根据孩子们的具体情况，选择儿歌、舞蹈等孩子乐意接受的形式教一些简单的知识。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儿歌的继续存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儿歌以老师教，孩子学的方式存留在幼儿园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幼儿园里的儿歌的死板性、被迫性和不自由性。因为儿歌并不是单纯以音乐的形式而存在，而是作为强化教育的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歌与音乐的关系被疏离了，而与教育的目的性、手段性的关系更为密切。

2.动画片

孩子对于电视的迷恋，尤其是对动画片的钟情程度是无法用具体语言形容的，似乎动画片对孩子天生就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而一部经典动画片的诞生，除了内容的可观性强以外，对于孩子来说，吸引他们的还有动画片里精彩的配乐，当然他们还不知道那是一种来自音乐的吸引和力量，只知道单纯的喜欢看、喜欢听。

大量少儿动画片里的配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儿歌的存活保留了空间。即便这样，动画片里儿歌的存在仍有它的不自由性，主要表现在儿歌不是作为单一的个体而存在，而是附着在动画片的基础之上。如果忽略了动画片本身在形式、色彩以及情节上的作用，单纯的动画片音乐对孩子的吸引力是微乎其微的。尽管不能否认这些儿歌的产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人们接触的初衷多是因为动画片的关系。

那些为爱而歌的人

在讲究综合素质的今天，很多家长都很重视孩子音乐方面的才能。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准妈妈就会听巴赫、贝多芬等知名音乐家的曲子，对宝宝进行“胎教”；当孩子成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又会利用寒暑假以及课余时间为孩子报兴趣辅导班。在这一点上，家长可谓是用心良苦，无论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但至少对音乐的虔诚之心就可敬。然而，对于孩子来说，单纯的掌握一门乐器，而不能接触更多经典的儿歌，这对他们的童年生活来说都是不完整的、有缺憾的。

无论现今的儿童仍在唱着多么久远的儿歌，无论儿歌的发展之路会有多么蜿蜒曲折，儿歌必定还是要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生命诞生，每天都有懵懂无知的孩子在经历着他们的童年。

诚然，儿歌的复兴之路还面临着诸多险阻，但一批人已经出发，他们正是“那些为爱而歌的人”，他们或者已为人父，或者已为人母，在小生命的感召下，一些歌手都纷纷走在了为孩子写歌的道上。比如：王菲的《童》就是对小生命的赞扬；汪峰为女儿写的《向阳花》，则更能体现一位慈父、严父对孩子的深情；钟镇涛和女儿钟懿合唱的《爸爸的话》，尤其是女儿钟懿的演唱虽稍显稚气，但整首歌听起来却温暖感人……为孩子写歌或者是因为小生命的诞生而萌发创作之情的音乐人还有很多，无论是在传统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板块都有。就连被人公认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在一期谈话节目里，也透露出想要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创作的欲望。

或许王菲的《童》，汪峰的《向阳花》等为孩子写的歌，不能与儿歌等同起来，但二者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正面、向上的的情绪是不谋而合的。在儿歌已“老”的时代，孩子们纯真无暇的心不能随之老去，他们依旧需要欢快、积极、健康、向上的儿歌来为他们的七彩童年增加色彩，依旧有权拥有、享受只属于他们的音乐的权利。

除了这些“为爱而歌的人”，很多音乐人都意识到了儿歌的断层，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市场空白，许多人都行动了起来。近年来，也有大批的儿歌被创作了出来，这对于孩子的音乐需求来说，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另外，各种类型的儿歌大赛在全国各地的举行，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家长、老师以及一些音乐创作人。在许多比赛中，甚至还有音乐人与孩子、家长面对面的交流，一对一的指导。

无处安放的乡愁 第6篇

一、 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

在这部长达230分钟的影片中，导演用舒缓的节奏构建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他们不外乎都是莱茵河畔巴沙赫村的农民。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年代，农民都是最淳朴的人，也是最务实的人，他们终日辛勤劳作，只是为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在19世纪中期，德国北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地方贵族苛捐杂税，医疗水平十分落后，一部分德国农民开始萌生去南美洲谋生的念头。

本片的主人公雅各布，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智慧与梦想的青年农民。博学多才的他在父亲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在一家人忙着劳作时，他进山自学印第安人的语言；在打铁铺来了客人时，他偷偷躲在草堆后面看书；在马铃薯收获的季节，他制作稻草人代替自己工作。作为普鲁士传统农民的代表形象，沉默守旧的父亲恨铁不成钢，同时，富有好奇心与自由主义精神的儿子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雅各布一心想去巴西，并为此读了许多关于南美洲的书籍，自学了多门外语，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古斯塔沃——雅各布的哥哥。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复员后回家帮助父亲打理铁匠铺的生意，虽然是亲兄弟，但二人性格迥然不同，雅各布浪漫、诗意，古斯塔沃精明、踏实。他曾两次打乱了弟弟的人生进程，第一次发生在一场舞会上，尽管明知雅各布与邻家姑娘亨丽埃特互生情愫，却仍然用自己精湛的舞技诱惑了亨丽埃特，最后二人奉子成婚，兄弟二人自此生出了嫌隙。第二次是在他的孩子去世后，夫妻二人最终决定移民巴西，他们带走了对故乡的眷恋，也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雅各布本来已经准备好前往巴西，哥嫂的离去让他不得不留在家中，照料父母的晚年。在影片的最后，兄弟二人在冰冷的泥水中扭打着，雅各布怒斥哥哥夺走了自己的一切。然而，谁又能断言，夺走梦想的到底是古斯塔沃，还是那个贫困而动荡的年代？

亨丽埃特——雅各布的恋人。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一处山坡上，雅各布教会她印第安人的语言，并赠送给她一根美丽的羽毛。那些原始神秘的字母，组成了两个青年共同的梦想，他们都想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欣赏大洋彼岸的风光。亨丽埃特却阴差阳错嫁给了雅各布的哥哥，更加荒唐的是，二人婚前并不了解，婚后也缺乏交流。古斯塔沃一心研制蒸汽机，根本无心顾及家庭，直到小女儿的死亡，这对夫妇的心才真正联结在一起。对过去生活的绝望，促使她抛下了母亲和雅各布，只身前往南美洲。在临走的当晚，她将父亲的遗物，那块精美的玛瑙石埋在了女儿的墓园。亨丽埃特与兄弟俩之间的情感纠葛，是这段爱情悲剧的来源，同样也是促使年青一代改变自己的动力。

玛格丽特——雅各布的母亲。她是一个矮小的妇人，总是劳碌于照顾全家人的饮食起居，对雅各布而言，母亲是她人生中最温暖的明灯。与父亲的责骂截然相反，母亲总是给雅各布安慰和鼓励，当她发现雅各布酷爱阅读时，母亲肯定了他的才华，并鼓励她继续研究下去。对于雅各布的姐姐莱特，父亲由于她嫁给了异教徒而断绝父女关系，母亲却平等地爱着她的每一个子女。她勤劳善良，用平凡的爱支撑着这个清贫的家庭。母亲的形象代表着最深沉的乡愁，以及对故土深深地眷恋。

除此之外，作者还塑造了雅各布的叔叔、佛琳切、亨丽埃特的父亲等一系列颇具性格的人物，正是丰富的角色形象，支撑起这部群像电影的框架，全方面体现了19世纪德国农民的生活状态。

二、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场景

影片《另一个故乡》最具特色的便是摄影风格与镜头运用，摄影师安排了大量远景镜头，将部分微距镜头穿插其间。同时，整部影片采用黑白的复古色调，但在局部场景中出现了色彩，黑白世界中的绚丽色彩，为本片平添了几分文艺的色彩。二者的搭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叙述着这部德国乡村史诗。

从远及近的场景变换，是本片画面的一大特点。《另一个故乡》中出现了大量远景镜头，用以表现广袤的田野，广阔无垠的耕地一直延伸到天际，平缓的莱茵河谷地养育着朴实的人们。在天空与云彩的映照下，无边原野上，一棵茂盛的树木遗世而独立，树下站着几个渺小的人影。这样的镜头在本片中随处可见，摄影师力图用高远的意境，营造出广袤而荒凉的感觉，这种粗犷蛮荒的美完全符合当时德国农民的生活状态，显得自然而真实。片中还有多处特写与微距镜头，例如在雅各布的叔叔去世时，老人坐下阳光下的屋子中，面前是一架老旧的纺车，镜头近距离聚焦在纺线上，随着梭子来回穿梭，阳光中的浮沉随风飘舞，一粒粒金色的光点，让人觉得温暖而梦幻。老人就在这架纺车前静静去世，死亡面前的淡然被这个镜头诠释到了完美。当雅各布的母亲玛格丽特身患重病，兄弟二人将她抬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在一片新鲜的亚麻地里，母亲和两个儿子面带微笑坐在田野里，面前的草木盛开着淡蓝色的小花。此时镜头模糊了母亲，聚焦在那些美丽娇小的花朵上，它们随风摇曳，飘零远去，浮生长恨飘蓬，草木的枯荣正是象征着一种人生的沉浮。影片使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将微观世界的变化扩展到了历史变迁的领域。

另一方面，《另一个故乡》是一部采用复古黑白色调的电影，充满层次感的黑白镜头，将远处的山峰、近处的原野、眼前的木栅刻画得十分立体，好比一副精雕细琢的版画，这种纯粹的色调不但没有令人感觉枯燥，反而充满了艺术魅力。在雅各布躲进山中读书时，天上飞来一只巨大的鸟儿，雅各布与其对视，黑白色调将鸟儿的羽毛表现得颇具质感，这根梦想的羽毛，点燃了雅各布对未知世界的追求。但影片并不是完全黑白的，在4小时中，出现了15处局部彩色的镜头，其中包括亨丽埃特的玛瑙石、古斯塔沃新房中的花束、集市聚会上的绿色裙子、家里墙上的花边图案等等。这几个镜头分别出现在亨丽埃特的父亲去世时，古斯塔沃新婚时，夫妻二人准备离开故乡前往巴西时。它们是这个家庭几十年来不多的美好瞬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人们终日在饥馑、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下奔波，他们的世界是黑白的，平庸而麻木地生存着。但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仍然可以绽放出多彩的花朵，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凝聚着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也代表着对故乡最珍贵的记忆、最深沉的眷恋。

这是一群坚韧的人们，他们或努力生活，或追求理想，即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从未忘记过责任与善良。影片充满艺术感的摄影，将巴沙赫村庄人们的生活场景和风俗节日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风土人情与历史意义

充满乡土气息的郊区口音，富有人文色彩的生活图景，这些真实的细节让人有如身临其境一般，作为一部刻画历史变迁的影片，《另一个故乡》中，过去与现在的衔接，天衣无缝，让人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尽管取景地位于法国境内，却完全融入了19世纪中期的德意志历史。

故事开始于1842年，此时，柏林的图书馆中，马克思正在完成哲学学派的建立工作；遥远的大洋上，达尔文正在通过航行追寻生命的起源；莱比锡的大厦里，瓦格纳正在为德意志民族音乐埋头苦思；洪斯吕克的原野上，一个个村民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影片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农民们的日常生活，挖掘成熟的马铃薯、采摘葡萄、简单的铁匠活，这些劳碌的工作，依旧是当时农民生活的主体部分，在沙巴赫的一户普通农舍里，民众的思想却在悄悄发生变化。总是向往着外部世界的雅各布，沉迷于蒸汽机制作的古斯塔沃，率性而勇敢追求妇女地位的佛林切，反抗贵族压迫的小伙子们，他们代表着年青一代不同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出走，还是停留，年轻人已经不愿意重复父辈们墨守成规的生活。

在这个旧制度与新思想冲击的时代，社会转型改变了所有德国人的生活，正如亨丽埃特的母亲在女儿新婚当日说的那番话：“在我的女儿10岁时，我们家还非常富裕，漫山遍野的玛瑙石，似乎永远都开采不完，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女儿的婚礼会像这样寒酸……”在此之前，普鲁士与德意志延续多年的争斗，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的矿物开采，地方贵族的无尽压榨，许多复杂的原因导致了洪斯吕克地区人民生活的赤贫。他们总是穿着破旧的衣物，只有在节日与集会才换上新装；他们总是吃着黑面包，连喝葡萄酒都会受到权贵的限制；他们深受传染病的威胁，死亡如影随形。在1843年的冬天，恶劣的气候导致了白喉的爆发，黑压压的送葬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灰黑色的衣物与茫茫白雪相对比，显得悲戚而哀伤。原野上空旷无人，白雪覆盖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教堂后的墓园却已经满了，参差林立的十字架，飘零无依的树叶，压抑的气氛如同村庄里的白雾一般蔓延。

“实在活不下去了，我们就移民，没什么不大不了的，生存是第一要务。”这句电影中的平实对白，揭露出当时德国农民的心态，他们的生活没有固定模式，相比于计较男女地位、宗教、礼仪等问题，这个民族更加关心现世的幸福。面对着刚被发现不久的南美洲，巴西这片土地有着崭新的希望与梦想中的生活图景，地广人稀的土地，商业移民公司的鼓动，在无数普鲁士年轻人的心中掀起了波澜。《另一个故乡》的主题与中国农民史诗《白鹿原》相似，对比两部作品中的生活图景，德意志民族明显更加自由，作为贫困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怨天尤人，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追求更好的生活，哪怕是背井离乡，哪怕是不被人理解，在巴沙赫村的人们心里，家庭和幸福的生活才是最具吸引力的。在影片的最后，一心想要离开的人留在了故土，而本来决心照料父母一生的人远走他乡，这样的阴差阳错，谱写出一篇韵味隽永的篇章。离去还是留下，反抗还是忍受，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普通民众刻在血液中的坚韧与团结。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