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与自然的思想

毛泽东人与自然的思想（精选12篇）

毛泽东人与自然的思想 第1篇

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原则,是既不一味排斥,也不盲目搬用,而是批判接受,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历史相结合。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于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提出了“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方针,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写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主张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待人类的文化成果。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3]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从教育救国论者转变为革命救国论者,其教育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毛泽东教育思想。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

1.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论述教育时经常都是将其与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一定的文化教育(主要从观念形态方面而言)首先决定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然后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他认识到,只有传播真理,培养人才,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方能救国,“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4]依照这个观点,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和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指出了它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特点、性质和内容。毛泽东亲自参与教学实践,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他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教育必须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1957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制定了新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的基础,“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9]毛泽东提出的社会觉悟实质上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人才的政治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集中的体现。

2.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学习和教育应使人们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没有劳动教育,正确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劳动是创造人类生活和幸福文明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者的国家。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也曾经说过:“一般地说,我不仅是劳动教育的拥护者,而且是生产教育的拥护者。”[6]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问题,把工农结合作为学生完全获得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途径,既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又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 “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那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 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 就—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8]马克思、恩格斯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看作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重要举措,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确立了劳教结合的多种组织形式。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独创性理论。其突出的内容,就是在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德育问题,明确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统一体,包含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教育、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他提出了要实现思想矛盾转化,就要用辩证唯物法分析思想矛盾的特殊性和思想矛盾发展、运动、变化的规律,坚持用团结—批判—团结的原则,不能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

三、毛泽东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1.服务政治,服务经济,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战略地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毛泽东的教育基本原则,仅仅依靠法规制定的措施,是短暂的,教育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根本方法,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7]确立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战略地位,社会主义要完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科学技术要形成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8]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居于战略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恢复毛泽东教育思想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2.重视德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本质是发展人、培养人,是把生物意义上的人培养成广泛适应社会生活的人,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德育为主导,以智育为基础,以体育为保障,德、智、体、美、劳相互渗透, 促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和谐地发展。邓小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体现了毛泽东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是对毛泽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就要求广大青少年不仅要有文化还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崇高的理想、道德品质和法纪观念,努力做到进步思想、科学知识和健全体魄的统一,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这些新颖的思想对克服“应试教育”的片面性,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性,保证“全面发展”的高效性,极有理论借鉴意义。

3.加强政治教育,重视教育实践。毛泽东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说教式教育方式,不赞成外在强制解决认识和思想问题,他认为首先学校应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使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 把学校教育和参加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参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通过亲身实践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个体的经验是教育、接受教育、学习和理解的基础,没有个体的人生经验,任何教育、任何知识、任何方法都找不到与人的联结点。”[9]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贯主张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现实,超越认知层面,使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

毛泽东关于教育方面的许多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研究的,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707,694,610.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9,299.

[3]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79:125.

[4]毛泽东.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N].湖南大公报,1920-08-3、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88,821,1094.

[6]马卡连柯.马卡连柯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46.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7.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8.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第2篇

专业： 班 级： 任课教师：李艳明 姓名： 学 号： 成 绩:

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看当代中国的发展

摘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新中国的诞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愧为杰出的外交战略家，他与实际相结合，正确及时的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更是让新中国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社会，开创外交新局面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毛泽东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利益至少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特点的

（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毛泽东一直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毛泽东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时候，斯诺提出如果在共产主义胜利后，中俄之间是否会出现某种实际上的合并政府时，毛泽东明确的会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七言行职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1]60,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在争取苏联带亏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收回了中场铁路、旅顺和大连的权力，维护了国家主权，1958年苏联野蛮的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但是因为这两个要求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毛泽东当即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并且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尖锐的提出：“这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中国不能接受，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我也可以说，你们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海岸[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方面表示愿意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台湾的问题上却坚决不退让，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把台湾问题和外交关系挂钩，表示宁愿等带时机也绝不屈服。

（二）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制定新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了新中国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界限，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另起炉灶”的含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来束缚”，而是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是昂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这个是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他有两层含义：一是独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国家关系还是党际关系，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自主，意思是说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对重大国际问题和时间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本国的政策，而且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压力。

由于新中国是刚刚建国，美国等一些国家并不承认中国，面对中国，态度不友好，为了有效的实行我国的独立政策和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失去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4]”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新中国建国之初，本和苏联是在战略上的联合，当时的目地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至于处于孤立地位”，使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易妄动，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立场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我们周总理也曾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的这种有损中国利益的要求，同时更是批评了苏联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有想法的这种行为。在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副，强调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且认为中国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在政治上的独立；而在政治上，毛泽东坚持自主决定内外政策，尊重他国的的权利，而在外交上，毛泽东主张独立思考，认为我们不应该照搬他国的成果，应该学会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的继承有用的思想，就想邓小平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因此，事实证明，独立自主是符合我国国情，适合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学会独立自主，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和文化上，我们都要有我们的特色，能够让他国感到我们的强大的特别武器。

（三）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友好邦国，其中最能体现出我国的大度、宽容的我们熟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它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基本准则。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对派”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整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在后来，我们的周总理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思想在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强大动力，是反对其他超级强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接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经过广大人民不懈奋斗和努力，在1949到1976年期间，我国经过长达20多年的努力，最终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和保卫，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得中国在这个附注的世界舞台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一直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了战争，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用坚持毛泽东的思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当今的局势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恐怖主义还不时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可以说，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都还没得到解决，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思想在外交方面战略，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外交关系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诗自然观的生态思想 第3篇

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描绘的自然一样，诗人的眼中，自然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没有疏离；人与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有一气相通，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甚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愁烦恼的情感，它们之间不仅相互联系，甚至是相互感通、相互理解、相互转化的。在文学家的眼中，顽石宝玉、蝴蝶狐狸，如果钟天地日月之神秀，皆可幻形为人。这种天人相通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唐诗情景交融的意境中。

一

唐诗中人与自然相融合，首先表现在把自然“人性化”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脍炙人口的田园诗、山水诗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山居秋暝》)

诗中描写的秋雨后的空山，沐浴着松林间的清辉，石头上缓缓流淌的清泉，竹林里浣纱归来少女的嬉笑，在莲叶间轻快穿行的鱼舟，彼此组成了一幅清丽明快、和谐生动的生活场景。在这里，空山、秋雨、明月、清泉不再是拒人：千里之外、与人格格不入的僵死生硬的自然物；浣纱捕鱼人的劳动也不见艰辛，山川日月与人的活动默契而成为与生活相连的部分。诗人的眼中是温馨生动，富有人情味的自然景观。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乌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这首对仗工整的诗，用“清晨”对“初日”、“古寺”对“高林”、“曲径”对“禅房”、“山光”对“潭影”，眼前的景物一组一组、一步一步衬托铺垫，最后达到高潮。“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这首构思新颖、情趣精妙的诗，以古、幽、深、空、寂的色彩，以及悠悠钟磬的声音，描写山寺寂静空灵的景色，与清静的寺院生活贴合得天衣无缝，间接反映了通透空灵的禅境。在这里，山池花木、高林飞鸟已经“禅化”，成为寺院禅趣生活的部分。

二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自然与人们的生活多么和谐。如果我们翻开唐诗，像枫桥夜泊、关山秋月、寒雪独钓、城陌柳色、云关雪栈、柴扉桑麻等，无不把山川日月、花草树木当作善解人意、温馨恬静而与人生活相伴的部分。

，

诗人与自然的交融，还表现在诗人把自然当作交流情感、寄托情思的对象，或者当作“知己”，当作倾诉、寻求安慰的对象。

唐诗里的边塞诗、闺怨诗，其大量的诗句用明月、春风、杨柳来寄寓相思和乡思之情。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李白)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今夜 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杜甫)忽见城头烟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

自然景物不仅是引发人的情感、寄寓人思绪的东西，而且是吐露心思、倾诉情感的知心朋友。“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把敬亭山当作久违而又能互诉衷肠的朋友，情谊绵绵。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李白的《月下独酌》篇：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月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用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当诗人在花间孤独饮酒无人作陪时，明月善解人心而悄然来临，陪诗人酌酒、歌唱、舞蹈，以至月影散乱。诗人与明月同醒同醉，并且相互结成忘情朋友，相约将来在遥远的星河再会。可以看出，诗人眼里的月亮，不再仅仅是自然物，而是一位知情善解的朋友，怀才不遇的作者，在“有志不获聘”而又感于“日月掷人去”时，将一腔忧愁烦闷的情绪全部倾诉给他。在这里，月忘自己是月，人忘自已是人，月与人之间，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

唐诗里的自然，决不是单纯的自然描写，而是人与自然的融会，是山川草木之灵性和人之灵性间的互相生发。情与景的交流，情以景生，景以情活，情与景不相分离。山川草木启迪了人性，人又将自己的灵性赋予山川草木，使得人与自然同时鲜活起来。正如画家宗炳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以赠，兴来如答。”自然与人们的生活，相依相生；自然对人们的情感诉求，积极应答。

在诗人的眼中，大自然是美丽的、雄伟的，她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部分，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而且本身具有审美价值。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

烟销日出不见人，欺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

诗人用绘声绘色的手法，描绘了山川景物的优美秀丽、多姿多彩。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乌。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

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孟浩然)

诗人描写了祖国名山大川的雄伟壮美和 瑰丽神奇的崇高之美，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 力量，使人振奋，催人进发。自然是神秘的美的宝藏，她以自己的崇高和优美，给人美的享受，净化了人的灵魂，启迪了人的思想。自然是艺术的母体，她刺激着诗人的灵感，给我们留下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

此外，诗人不仅欣赏自然的美景，从中享受优美和崇高，而且还从山川草木之中体味、把握自然之大道，即所谓“真意”，“味外之旨、韵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语)。唐代的山水诗、田园诗以及访僧求道诗，蕴涵着“禅意”、“自然”。如

日出雾露余，轻松如膏沐。

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柳宗元)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刘长卿)

涛人从山川草木的实景中，烘托出新的意境，并从山川草木之外追求与天地人心浑然一体的大道。“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恽南田《题洁庵图》)

总之，唐诗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是人们生活的连续，是人寄托情感、倾诉交流的对象；自然不是机械僵死的物质，是我们支配征服的对象，亦不是西方浪漫文学中那种独立于人、外在于人、有内在神秘价值和规律的自然，她(自然)是人的延伸、是人与她和睦相处、亲密交往的朋友，她不仅是滋养生命抚育我们成长的母亲，是我们生活的依靠，而且是丰富我们生活，寄托我们的情思，增加我们的美感，陶冶性情、体悟天道的媒介，是一个值得我们敬畏和看护的自然，是生命的家园。唐诗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结晶，它处理“人——自”关系的方式，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智慧，如果我们对之珍视和发掘，将会给现在生态伦理问题的讨论以启迪。

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 第4篇

关键词：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平等,公共,政治参与

在1941年11月21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议的演讲中, 毛泽东就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 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别人, 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主合作”也就是“民主协商”或曰“协商民主”。

一、平等协商

1. 五一号召政党协商, 建立平等党际关系

在党际关系方面, 各民主党派在其前中期一直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 其与中共之间主要是“平等的党际之间的伙伴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 1948年5月1日, 毛泽东在致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信 (简称“五一”书信) 中指出, 在目前形势下,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 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业已成为必要, 时机亦已成熟。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 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鲜明地举起了政治协商的旗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各民主党派和中共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就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 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是相互支持的力量, 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这就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建设的序幕, 成为中国式多党合作的重要起点和里程碑。

2. 政协平等对待民主人士

第一届政协622名代表, 党外人士占56%, 其中年龄最大的92岁, 最小的21岁, 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代表人物。在副主席和副总理中, 民主人士各占一半。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 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务委员中, 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 民主人士42名, 其中教育部、卫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垦部的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对上诉安排, 当时有的“老革命”想不通, 认为自己打的天下, 民主派凭什么坐享其成, 而毛泽东则认为, 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 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无论第一届还是第二届政协, 在协商政协委员名单的时候, 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强调, 要扩大代表性, 要平等对待, 不受特定要求的限制。毛泽东还尖锐指出:“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 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 结果是失败了, 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各民主党派中必须有进步分子, 这样才能友好合作。毛泽东的这些深邃思想, 对于人民政协做好大团结、平等共事、协商合作的工作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公共协商

1. 建立人民政协

毛泽东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形成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指出, 人民政协不同于国家机关, 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团体, 是党派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政协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 将成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毛泽东认为,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而民主协商能够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开辟制度化渠道, 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 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广集民智, 广求良策。这种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 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样, 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 检查过去的工作, 决定今后的方针。

2. 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

建国初期, 毛泽东就注意把协商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如, 在经济上提出了生产经营、管理民主化;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等。1950年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 “在私营工商企业中”, “得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 这无疑是对工商业提出了商业协商、商业民主化的要求。同时, 在文化上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内涵了讨论、辩论、协商的意蕴,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互相讨论,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共同探讨……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 应当通过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 这显然已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

三、人民政治参与

西方协商民主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批判理论。批判理论关注使个人和社会从各种压制性力量中摆脱出来, 以及公民自身通过参与民主政治而认识并对抗这些力量的能力。这些公民在理想上应该是更具有公共精神、更有耐性、更有知识、更关心别人的利益、也更注重自身的利益。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把协商民主与选举 (票决) 民主结合起来的过程中, 始终要体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精神, 并把它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内容,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 共同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农民的政治社会化

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活动, 早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就已经发起了。毛泽东认为,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 因此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 面对暴风骤雨般的农村大革命, 毛泽东就以诗人般的激情歌颂到:几万万农民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样, 毛泽东得出结论,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同盟军问题, 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 无产阶级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 开展土地革命, 最后以农村积蓄的力量包围城市, 夺取全国胜利。由于农民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始终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 一贯以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继承者而自豪的毛泽东, 显然不满意农民阶级处于政治生活边缘的状况。为此, 他以培养农民成为积极的、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的政治主体作为其政治社会化思想的基本立足点。也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用先进的革命理论不断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 才得以动员并组织了中国农民参加到革命战争中并充分发挥了其主力军作用, 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完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历史使命。

2. 发动农民积极参与政权建设

在领导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 毛泽东提出了发动农民参与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 保障农民充分享有对政府的监督权。为了让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 积极参与政治建设,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一系列法规, 一方面规定过去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拥有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又赋予农民群众对代表的监督权和罢免权。1933年8月毛泽东签署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第6条规定:“对于选举有违反本法规定的时候, 每个选民可向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控告, 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接到这种控告时, 须即予审查之。如不能解决时, 可按级上诉, 中央委员会为选举上诉的终审机关。”同时, 他还提出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 使苏维埃更同广大工农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使更多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的管理, 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 这也是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正是因为实行了民主政治, 使边区近百万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5]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从毛泽东诗词看毛泽东的思想脉络 第5篇

摘要：毛泽东是一介伟人，具有多方面的卓异才能，如军事、哲学、文学、书法等。其诗词豪放大气，冠绝古今。由于个性真诚本色，许多佳作都能展现作者的思想脉络：高瞻远瞩，乐观浪漫，自信进取，坚持斗争，表现在个性风格、政治观、军事观和宇宙观之中，印证了“文如其人，诗为心声”的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诗词；斗争；武装

引子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集革命家、哲学家、理论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一生历经大风大浪，每在危难之中力挽狂澜，拯救中共，其远见卓识、非凡魄力令人心折，晚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过不掩功。

毛泽东生于农村，就读长沙，心怀天下，献身革命。于旧中国形势危颓之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凭一介书生身份参与革命斗争，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开创一片新天地。其天分既高，卓然有识，自信乐观，高瞻远瞩。其老师兼岳父杨怀中教授对其期许甚高1。

毛泽东酷爱古典文学，除文章外，另有57首诗词传世。因其真诚本色，可根据“文如其人，诗为心声”的理论，一探其真实的思想理念和精神风貌！

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个性特征

从毛泽东的诗作，可以看出其内心强大的自信和对前途永不缺失的信心。即使身处革命低潮，濒临死亡绝境，也充满乐观，绝不见其委靡之态。

1910年，还在在韶山东山学校读书时，这个尚未走出大山，直面尘世的十七岁少年就写了一首《七古·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诗句透露出作者的冲天理想和远大志向：虽身小如蛙，却自喻为虎，养气沉寂，只待异日一飞冲天。年龄虽小，稚气未脱，初显霸气！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借《清平乐·会昌》，作者赋词寄情：“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指点江山，满怀兴致。即使在最艰难的长征途中，被几十万军队包围，《忆秦娥·娄山关》也只有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面对漫漫征途和暂时困境，毛泽东没有颓丧，愈挫愈勇，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越”！1935年10月，红一、二、六方面军胜利会师陕北，毛泽东更是兴致高扬，连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三篇诗词，展现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自信和“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壮志！

从毛泽东早期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沁园春·长沙》（1925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 1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园春·雪》（1936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到《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都体现了作者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这是作为一代英豪的独特性格。正是得益于永不言败的自信和坚韧，毛泽东才能开创新中国的伟大局面！

正如公木所言，即使在逆境中，“大革命失败前夕”，“形势危急”，“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毛泽东诗作始终“没有半点衰飒之气，没有丝毫低沉之感，而是恢宏、阔大、豪迈、雄浑，坚忍不拔，无坚不摧；而是永葆青春的真理精神，坚信正确路线之必然胜利。”[2]406

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浪漫大气、豪气干云的精神风格 自古浪漫主义者每有惊人之语。如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而毛泽东则不遑多让，并有超越之势，尽显其高瞻远瞩、浪漫大气、豪气干云。

如“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其眼界横绝古今。

最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作于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千年历史，只一瞬之间。作者心胸何其阔大！“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诚然！

这种胸怀，从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就已初露端倪，即在其《四言诗·祭母文》中，也未一味沉浸于哀伤之中，“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他对母亲的真诚仰慕，可见母亲宽厚的胸襟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他对父亲则更多以暴戾相抗），这正是成其为伟人的一种特质！

毛泽东非常喜欢宋玉的《大言赋》“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曾两次以狂草书写这几句2，这是爱其超拔天地的豪气。毛泽东对古代的诗词大家的偏爱，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词最爱稼轩。据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的统计，毛泽东圈画过的唐诗约600首，“三李”诗约占三分之一。他非常欣赏李白的浪漫飘逸，李贺的奇艳瑰丽和李商隐的沉思缜密。毛泽东认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富于幻想和浪漫情怀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是有益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对辛弃疾词作中洋溢的弓马英雄豪气颇为赞赏！

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与人、与天、与地斗的政治观

毛泽东的“斗”最先出自于叛逆性格，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性格火暴，对幼年的毛泽东很粗暴，有一次，当着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因此顶撞了父亲，并逼使父亲首次承诺不再打他[3]2。对毛泽东而言，这起初是出自一种尊严，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在东山学堂，16岁的毛泽东与同学关系很疏远，上文所引《七古·咏蛙》就存在明显的对抗情绪。甚至，因对《三国演义》的不同观点，他给湘乡县令写信，要求撤换校长[3]22。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认为，毛泽东的“高傲和自重妨碍了他的跳舞”[4]。

毛主席在《奋斗自勉》（1917年）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2 见《毛泽东手书真迹：手书古诗文卷》。

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他思想成熟时期的一种政治观，并伴随一生。《毛泽东传·序言》说，毛泽东有很多敌人：封建主义、不平等社会、两千年之久的禁条和权威3„„除此之外，战争对手、政治对手、阶级敌人、天地（处于人的角度）均是他的斗争对象。在晚年，这种斗争性格发展到极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想法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倾覆性的后果。这种“斗争”精神也直接反映在其诗歌中。

其斗争精神表现在不同层面。“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显示他“不惧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七律·长征》）直言“不怕难”；“战地黄花分外香”（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和“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春《菩萨蛮·大柏地》）可以看出他对战争环境非常享受。“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1961年11月17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对胜利的自信，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胜利者乘胜追击，斗争到底。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1958年7月《七律·送瘟神》）是与地斗，“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1956年6月《水调歌头·游泳》）则是“人定胜天”理念的体现！

总之，他的目标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963年1月9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策略就是“斗争为上；争取主动”。

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观

毛泽东生于乱世，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对后梁名将陈庆之的武功推崇备至，曾在史书中多处进行评点。他崇尚武力，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经过“四·一二”政变4的血的教训，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实乃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成功探索和实践。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年《临江仙·赠丁玲》）、“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961年2月《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尚武精神。

毛泽东极其重视战略，对战术的运用出神入化。1948年1月18日，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即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的头脑也十分清醒，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总结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具体战术上，他根据现实情况，机动灵活，创造了许多战术。如“敌进我 3(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页。

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从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内，上海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拘捕的共产党人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工人领袖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被杀害。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四渡赤水摆脱追兵的运动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矛盾论思想，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有效歼灭敌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判断军事形势，拖垮日军的持久战；依据山地等地利，与敌周旋的山地战5等，都被证明是实用有效的。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1927年《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据地之始。“前头捉了张辉瓒”（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正是集中优势兵力有效歼灭敌人的经典案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1935年10月《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是典型的山地战；而“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1963年12月《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则是红军战略反攻，由山地转入城市的变化。

毛泽东之用兵如神（如“四渡赤水”），达到了“风火山林”6的至高境界：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1930年1月《如梦令·元旦》）、“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1930年2月《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其疾如风！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1935年10月《清平乐·六盘山》）——其徐如林！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清平乐·蒋桂战争》）、“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侵掠如火！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重志成城。（1928年秋《西江月·井冈山》）”——不动如山！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难知如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动如雷震！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打天下变为治天下，毛泽东有了质的变化。重视文人和文化，重视农业基本建设和经济建设。曾与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李淑一等人多次诗词唱和。

五、人生易老天难老——改天换地、人定胜天宇宙观 毛泽东早年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又写过几本哲学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这些都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宇宙观。

关于其宇宙观，主要体现在“天人关系”上。作于1918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可以视为作者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显示对“天地”的崇敬，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但接着，“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则是对高贵人类和杰出人物的赞语，初露“人7定胜天” 5“山”是毛泽东诗词的涉及最多的素材，其中，以“山”为主题的就有13首。“山”既是红军作战的有利地形，革命的屏障，也是进军的困难，既要依靠它，也要克服它。如《十六字令三首》。6《孙子兵法·军争篇》：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7此处之“人”当指“杰出人物”。既以纵宇一郎为知己，则见作者自视之高。4 思想的端倪。“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而且，作者明显是对杰出人物的赞颂。在东山读书时，毛泽东就对《世界英雄豪杰传》爱不释手，对拿破仑、华盛顿、彼德大帝等人进行圈点。“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3]21，表现出英雄崇拜情结。

之后，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沁园春·长沙》（1925年）中，对“万类霜天8竞自由”的高度概括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责诘，是其世界观的总结和升华。“粪土当年万户侯！”那么，在作者心中，什么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或许此时，作者心中未必有明确的答案。

“人生易老天难老！”（《采桑子·重阳》）并非感叹人生短暂，而是希望积极进取，以有限人生投入无限壮丽的革命事业，至“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无不显示建功立业，人生有成的渴求。但是，将藐视一切困难，过度迷信“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无限放大，也引发了“大跃进”、超英赶美和“文化大革命”，导致连他自己也无法掌控的严重后果。

一方面，是对自己能力的强大自信，另一方面，真正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结果，是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认识（“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顺应（“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把握（“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和运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表现在诗作中，“我”在早期的诗中，的确为“我”个人，如“春来我不先开口”（《七古·咏蛙》）、“我怀郁如楚”（《五古·挽易昌陶》）、“我返自崖君去矣！”（《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后来成为“我们”的代称，多指“红军”，如“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而今我谓昆仑”（《念奴娇·昆仑》）“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更多诗作中的主角已变为“红旗”“工农”“红军”等集体名词，如“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壁上红旗飘落照”“红旗卷起农奴戟”“军叫工农革命”“十万工农下吉安”“唤起工农千百万”、“红军队里每相违”等等。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他生在农民家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创造性地将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农村走向城市，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更多层面，又体现唯心倾向（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源于对个人才能和对人类力量的自信。其个性积极进取，不畏艰难，善于把握人民力量，将时局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成功，有失败；在思想性格方面有长处，也有不足。这对于我们的人生同样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参考文献：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探究 第6篇

关键词 ： 亚里士多德； 自然教育； 思想；

一、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的思想背景

（一）政治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产生是在马其顿兴起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十分的重视教育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为了能够实现城邦的中兴，他认为教育是政治正义的当务之急，城邦应该通过教育统一并转变成为一个共同体系。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的思想，就是想要实现理想的城邦，就需要公民能够参与政治。亚里士多德所定义“公民”，指的是具有参与城邦政治活动权利的“人（古希腊的奴隶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教育的个人发展占主导地位，教育的整体目标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的理性充分发展。

（二）早期自然哲学背景。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都热衷于从各种具体的物质存在的形态中寻找宇宙第一性的根源，所以，在早期的形态下，他们主要是探索世间万物的本源，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使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和思考教育问题的同时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并从此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在自然教育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价值取向。这种思维方式，使亚里士多德超越了教育自身存在的现象、空间、时间的限制，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持久生命力的教育命题：“教育应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而发展”。

（三）雅典学校教育实践经验背景。

（四）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源于雅典学校教育的实践，是对古希腊雅典学校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进行总体的概括。

在古代雅典的所有教育科目中，音樂是最为重要的学科，因为雅典人重视音乐，他们认为音乐不仅可以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欣赏力，而且还能改变和塑造人的性格。所以在通过雅典学校的这一教育体系的实践，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的产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的根基就是由此而来。

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自然哲学。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自然”特指自然物，是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自然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自然物的形式和形态，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自然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了导致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即质料因素、形式因素、动力因素、目的因素，形式、动力和目的可以合成为形式因素，与质料因素相对应。亚里士多德通过潜能与现实对这两种相对的因素进行结合，他发现质料只是潜能，只有形式才能是它成为现实的存在。

（二）灵魂说。

灵魂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他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因为在他看来，灵魂就是生命的本源，灵魂既不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所说的精细原子，也不是毕哥达拉斯（BiGe Dallas）学派的数目和谐，更不是柏拉图（Plato）的独立于躯体之外的永恒不朽的东西，而是潜在的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形式，并将这种形式把灵魂分为三种：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这三种灵魂的自然学说的出现，奠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思想的认识论和人性论的基础。

三、教育效法自然的原理

在整个西方的教育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的提出了教育“效法自然”的原理，即是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教育就要顺应人本身的自然发展，使其按照习惯方式运行。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间的所有事物的变化和运动，都可以追溯到事物的本性。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为人类提供的解决人的自然发展与教育关系的最早的研究事业。这种教育效法自然的原理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区分动植物的本性与人的本性以及运作方式，但是他的教育效法自然原理的立足点是人的本性；第二，教育适应儿童本质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灵魂潜能变为现实的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过程。

四、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效法自然原理在教育中的运用

（一）教育的年龄分期理论。

第一个时期：学龄前教育期，在这个时期的儿童处在植物灵魂阶段，植物灵魂是灵魂最初的能力，一切的生物依靠它而具有了生命力，因此，学龄前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顺应自然，促进儿童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第二个时期：初级学校教育期，在这个时期根据儿童的非理性特征，通过教育中的读写、体育、绘画、音乐四门基础学科进行道德教育，从而净化非理性灵魂，达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第三个时期：高级教育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灵魂可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在高级教育期，主要是进行发展人们的理论理性，因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的最高追求。

（二）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德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分为心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两者的结合能够促进德育作用的充分发挥。智育：所谓的智育就是理性教育，以思想本身为目的，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从而摆脱外在束缚而独立的自由活动。体育：其目的不仅在于要增进学生的健康和体魄，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学生内在精神的塑造和理智的享受。美育：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这门学科，因为其包含了音乐，作为古希腊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他把音乐教育看成是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核心部分。

五、总结

通过本文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深受其尊师柏拉图的影响，并对古希腊教育整体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取得了古希腊教育发展史上最高的成就，不仅对西方国家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黎明.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教育思想[J].河南大学学报,2008, (04).

[2]陆扬.析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J].南开学报,2006,(03).

[3]皮江红.论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及启示[J].福建论坛,2008,(04).

[4]梁平.论亚里士多德和谐发展教育思想[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2).

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思想 第7篇

一、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的历史构建

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思想最初凸显于五四时期。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女子革命军》, 其后又发表《民众大联合》、《问题研究会章程》等文章, 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 毛泽东把女子问题列为仅次于教育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并把女子问题细心地分解为:女子参政、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交际、女子贞操、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男女同校、女子装饰、家庭教育、姑媳同居、废娼、废妾、放足、公共育儿园设置、公共蒙养院、私生儿待遇、避妊等17个子问题[1]391。

在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中, 先后发展7名女性会员, 成为五四时期最早倡导和实行男女平等、男女社交公开的青年社团。他给赴法国女会员向警予的信中强调:“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 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 多引一人, 即多救一人。”[1]4548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对湖南五县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 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系统考察中, 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的妇女问题, 从七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初步提出了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早期著作中, 关于妇女思想的比较集中和系统的阐述。从一定角度,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标志。

1949年9月,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并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代宪意义的纲领, 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将私有制与夫权制同时打碎, 并确认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由毛泽东主持并审订, 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至此, 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思想最终得以实现并以宪法的形式付诸实践。

二、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的基本内容

1. 革命平等。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 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 就是说, 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 同农民的斗争, 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 同政权的斗争, 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除奸战线上的斗争, 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斗争形式, 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2]609毛泽东认为, 革命事业必须与妇女运动结合, 否则便没有革命的成功。因为“妇女占人口半数, 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 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 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3]41940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 要妇女参加, 生产要妇女参加, 世界上什么事情, 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3]9毛泽东高度评价“妇女解放, 突起异军, 两万万众, 奋发为雄。男女并驾, 如日方东, 以此制敌, 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 艰苦斗争, 世无难事, 有志竟成。”[3]7毛泽东还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 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3]8毛泽东认为妇女也只有在与革命的结合中, 才能得到自身解放。他说:“劳动妇女的解放, 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 只有阶级的胜利, 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3]4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 透彻分析了中国妇女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揭示了革命战争需要妇女, 妇女解放需要革命战争的真理。

2. 经济平等。

毛泽东很注意从经济上解放妇女, 在经济上实现男女平等。他将经济独立作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并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放到关系革命和建设的战略位置上, 力主将妇女的解放纳入到参加社会生产的实践中。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经济解放对妇女的意义, 在井冈山颁布的根据地《土地法》中明确提出:分配土地以人口为标准, 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确认了劳动妇女平均分配土地的权利, 为农妇的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写了“开展边区妇女工作应当从生产入手”的题词。一方面, 毛泽东从抗战的大局出发, 在男子大部参战的情况下, 认为只有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经济工作才能保证根据地和军队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 毛泽东认为, 经济独立是妇女实现解放的物质基础, 妇女只有首先实现了经济自立, 才能在家庭、社会中有发言权, 地位才能得到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 他依然把妇女参加生产放在重要位置, 坚持在生产中男女平等。新中国颁布的《土地法》继续坚持男女平等分田的原则, 并“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使广大妇女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也坚持鼓励妇女参加生产, “在生产中, 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 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4]236。

3. 参政平等。

毛泽东特别关注妇女的政治参与问题。1956年10月, 毛泽东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 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 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20%。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 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 也没有坏处。”在毛泽东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中国妇女运动曾实现了50年代县县都有女县长, 乡乡都有女乡长的发展目标, 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妇女参与之深、之广都使西方妇女羡慕。事实再一次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解放妇女, 妇女只有在对社会的广泛参与中才能求得发展。

4. 文化平等。

在社会主义社会, 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的结合趋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同时,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 妇女参与的范围也势必日趋拓展。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提出了要努力提高妇女素质问题, 认为“没有扫除文盲, 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 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3]18在毛泽东妇女思想的鼓舞下, 50年代我国妇女运动曾出现了脱盲热, 妇女识字班、夜校直至夜大学, 比比皆是, 层出不穷。为鼓励妇女提高社会参与层次, 毛泽东还鼓励妇女:“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办到的事, 女同志也能办得到。”[3]18

5. 婚姻平等。

毛泽东一直提倡婚姻自主, 力主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毛泽东早年就反对束缚妇女的旧婚姻制度, 倡导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 并身体力行。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曾提过, “我14岁的时候, 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 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 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这反映了他对婚姻的自主和独立性, 他一直主张婚姻自主, 他的三次婚恋也说明了这一点[5]。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明确提出:“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 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 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婚姻法的实施使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婚姻自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使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得到更有力的法律保障。尼姆·韦尔斯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这样写着, “苏维埃妇女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近代婚姻, 是非常坚贞的, 因为婚姻平等权在东方是一种革命的观念”, “而她们的新婚姻的成功, 确实是惊人的”[6]142。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也写道:“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 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 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 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 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7]199可见根据地婚姻状况的改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行, 它的基本原则仍是: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毛泽东称之为“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8]201, 为有效地保障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历程及其内容表明, 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的构成线索及阶段性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摇篮中孕育了毛泽东妇女解放的思想萌芽, 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描述的广大农妇勇敢挑战“四权”现象又何尝不是国民革命在广阔乡村的积极回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注农村妇女的土地分配权、教育权、生产权, 则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题中之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 广大妇女参加出产, 积极支前, 踊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的实践佐证。

毋庸置疑, 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思想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R·特里尔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从不自满, 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 在他的领导下, “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 比如“按劳分配——身份, 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 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 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 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总之, 毛泽东以树立包含男女平等在内的社会公正为价值目标的平等观, 对于我们今天运用社会公正引领和谐社会建设, 妥善地协调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 1990.

[2]毛泽东选集[M].第2版第2卷.

[3]毛泽东主席论妇女[M].人民出版社, 1978.

[4]中国妇女[J].1956年.

[5]张素华.说不尽的毛泽东[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6]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下册[M].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印.

[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三联书店, 1979.

试析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特点 第8篇

关键词：毛泽东,体育思想,特点,体育锻炼

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对体育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始终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放在首要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全民健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创始人,一代伟人的体育思想内容丰富,内涵广泛。他的体育思想不仅是指导新中国体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认识、探讨、分析、研究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形成由三个历史阶段组成,即青少年阶段,为初步形成阶段;战争年代阶段,为基本形成阶段;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为逐步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明确指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让学生“德、智、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坚持贯彻毛泽东的群众体育思想。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力推动下,学校体育和全民健身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更是把“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研究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概括起来他的体育思想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全面性和大众性。

1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有着很强的科学性。他在青年时代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曾经对体育的概念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提出,体育是不仅是人们养生的重要手段,而且通过体育锻炼还可以使身体各器官均衡发展。他还指出,体育可以使人更全面、更均衡发展,这是体育自身的一种规律。毛泽东特别重视青少年的身体发展,尤其是小学生的身体发育,他认为学习知识和道德教育都可以放在身体教育之后的位置上。提倡在中学以上要三育并重,并提倡科学的锻炼身体方法。

毛泽东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运动要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却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每次不需久,三十分钟已足。”他还指出:“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趣,而于运动尤然。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趣,第二能生快乐。快乐与兴趣不辨,兴趣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化,可由弱转强,身心可共完,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各种嗜好,以渐栽贼其身。”毛泽东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阐述了人的身体可以由弱变强也可以由强变弱的关系。他在文中还说:“运动之方法贵少而精。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则其余之九十九法则可废也。目不斜视而明,耳不两听则聪,筋甘之锻炼而百其方法,是扰之也。欲有其效,未见其能够有效矣。”毛泽东认为:“多者不必善良,务广泛而荒,又何贵乎?少者亦不必不善良,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由此他又提出了“高质轻负”的先进思想。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之先进还体现在“运动宜注意者有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

2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全面性

毛泽东对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他对德、智、体三方面在教育中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德育和智育是以体育为依托的,没有强健的体魄就无从谈及德育和智育。他曾经说过,“体育之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他同时强调要“三育”并重。而且强调了体育的重要位置。他提出在小学时期更应该注重身体的生长,并强调了“善其身者无过于体育也”和“身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甚远”的观念。他的这些关于学生的体育教育思想在历朝历代的著名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还强调指出:“体育之效果,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也,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也。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也,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了“强筋骨”的作用,而体育的其他作用则是在“强筋骨”后获得的。毛泽东在1957年根据马列主义的教育思想提出教育方针在制定时要考虑到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让学生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这里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学生要“健康第一”,他说:“要让我们的学生成为既有文化,又能劳动,既会用脑,又会动手,既能文,又能武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通过我们对毛泽东这些体育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既毛泽东体育思想对新中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是全方面的。

3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大众性

贯穿于毛泽东体育思想始终的根本一条,是体育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也是毛泽东体育思想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他不仅积极倡导人民群众进行体育锻炼,而且还身体力行,游泳是伴随他一生的锻炼手段。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重视体育的发展,尤其是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他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说,目前苏区群众性健身运动发展很快,许多边远山区也组织了各类比赛,还有很多地方自建了运动场。他说,中央苏区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工农阶级的体质,打败任何来犯之敌。”在毛泽东先进体育思想的指出和影响之下,中央苏区政府做出了“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锻炼身体。”的决定。1938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下达指示,“积极参加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歌咏比赛和体育运动”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文化运动和体育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毛泽东体育思想最具大众性特征的是他发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

4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革命性

建党前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 第9篇

一、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放弃了政治改良的主张

在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 毛泽东积极参加和组织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 全力投入到社会实践的斗争。在发动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 毛泽东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力图在湖南的政治舞台上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的理想目标。

“驱张运动”是指驱逐当时担任湖南督军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18年皖系军阀入湘后, 作恶多端。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 一致认为:“张毒不除, 湖南无望。”从1919年9月开始, 毛泽东便开始了秘密的驱张运动, 以学联为基础, 联络教育、新闻各界人士, 并同全国学联等团体取得联系, 开展反张宣传运动。最后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 再加上湘军谭延闿的军事威胁, 张敬尧才被迫离开湖南。驱逐张敬尧后, 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打着“湘人治湘”、“还政于民”的招牌, 其目的是笼络人心。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 认为谭延闿政府不过是换了一块招牌, 纯粹是欺骗民众。为了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劝人们不要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 毛泽东利用这次自治运动, 个人或联名在长沙、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几篇文章, 系统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构想。

毛泽东指出, 拯救湖南和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 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俄国那样进行全国彻底革命的条件, 比较实际的办法是谋求各省的分建设。基于“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1]507的观点, 他主张自下部变革旧中国的结构, 先从基础、从发动人民群众着手。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当家做主, 过问国家大事。他明确宣布:“以后的政治法律, 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 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 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 要怎么定就怎么定。”[1]519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篇时评中, 毛泽东还批判了谭延闿所谓的“湘人治湘”的论调, 这个口号在社会上层是很流行的。这篇时评揭穿所谓的“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 不是民治, 而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 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 把治者做主人, 把被治者做奴隶”[1]523。他主张由平民自己选出靠得住的人作为乡长、县长、省长, 实现完全真正的“湘人治湘”。可见, 毛泽东设想的“湖南共和国”,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

这次湖南自治运动随同10月以后的两次游行请愿活动, 因遭到统治者的破坏和镇压而宣告失败。一再地碰壁后, 毛泽东逐渐打消了对自治运动的幻想。由于实际斗争的形势需要, 毛泽东感到无政府主义那套否定一切强权的理论无法应用于实际。他越来越认识到: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政治改良是决没有出路的, 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 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种认识对于毛泽东以后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9年12月, 毛泽东利用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 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同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接触很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他的思想影响不可低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148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及第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两万多字。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 李大钊以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阶级斗争学说如此强调, 显然影响了毛泽东。

在北京停留期间, 毛泽东尽力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 用心阅读。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起, 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过三本书, 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192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10月出版的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1921年出版的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 到1920年夏天, 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从此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关于读三本书的回忆, 在时间上是有误差的, 三本书的出版时间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 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不可能都读过。但不可否认, 毛泽东这时的思想状况相比第一次到北京有了明显的变化, 更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应该说, 三本书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第二次停留北京期间, 更深入地思索各种问题, 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组织新民学会的同志作共同的研究, 以求得根本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关于马克思主义, 他这时已经基本接受他的理论, 但觉得自己了解得还不够。这时他的思想状况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所说:“于种种主义, 种种学说,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474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 毛泽东认为也还有逐一了解的必要。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和到俄国去, 在进步青年中风靡一时。究竟这种主张好不好, 毛泽东是有所怀疑的。他并不是反对留学, 而是反对盲目崇外的留学, 毛泽东极其主张到苏俄去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各种经验。毛泽东认为最好能成立一种自修大学之类的组织, 以彻底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各国的革命活动, 以及改造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

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 他开展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创办文化书社, 成立湖南改造促进会, 领导湖南自治运动, 组织俄罗斯研究会, 创办工人夜校等等。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 让毛泽东思考另外开辟一条新路。1920年11月25日在给向警予的信中, 毛泽东感慨地说道:“政治界暮气已深, 腐败已甚, 政治改良一途, 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 另辟道路, 另造环境一法。”[1]548毛泽东在同一天给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我们学会, 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 感情的结合, 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旗子立起了, 大家才有所指望, 才知所趋赴。”[1]554这时的毛泽东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三、蒙达尼集会:毛泽东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920年7月6日至10日, 赴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集会。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在讨论中, 大家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以萧子升为代表, 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另一种意见以蔡和森为代表, 主张激烈的革命, 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做法,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在信中明确表示, 只有在革命胜利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才能保护革命果实, 防止反革命倒戈扼杀无产阶级政权。“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 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3]129萧子升和蔡和森分别写信给毛泽东, 报告了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及各自意见。

由于收信较迟, 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在法会员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 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并着重阐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和方法问题。毛泽东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教训时, 已经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 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 另辟道路, 另造环境一法。”[1]548所以当他收到信后, 立即肯定了蔡和森所提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认为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对于萧子升温和改良的法子, 他认为理论上说的好听, 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还批判了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的阶级调和论。他指出, 要资本家放弃剥削, 只是荒唐的梦想。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 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只有实行暴力革命, 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在这里, 毛泽东已抛弃了自己以前所倡议的“呼声革命”、“面包革命”的幻想。在1921年致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 进而明确承认“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15。

1921年1月, 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召开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表明了他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列举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比较几种方法后明确表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即所谓劳农主义, 用阶级专政的方法, 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故最宜采用。”[3]23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毛泽东已经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从此, 他便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如前所述,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 是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得出的, 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理论上说的好听, 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正是经过反复比较和思想斗争, 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2]131

这一时期,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紧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8月,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受陈独秀、李达的委托, 毛泽东等在长沙开始建党工作, 大约在1920年11月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 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 1995.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东方出版社, 2005.

[3]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人民出版社, 1980.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发展历程探析 第10篇

1912年至1919年为毛泽东科技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当帝国主义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时,封建中国的无知与落后便暴露无遗。求学时期的毛泽东便树立远大抱负,发奋学习,为以后从事救国救民之伟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他的自然科学基础。

1910年秋天,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的教育外,还设有自然、地理等教授基本科学知识的课程。毛泽东在此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

1912年2月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1]。1912年秋到次年春,毛泽东利用省立图书馆的资源,广泛涉猎了近代欧洲学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特别书中的进化论思想对毛泽东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别有着很大的启发。

1913年到1918年,进入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更加广泛地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教育。在此期间,毛泽东阅读了严复翻译、斯宾塞尔所著的《群学肆言》,从而认识到了研究社会科学要有自然科学知识,掌握自然科学方法。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科技思想的探索与初步形成

1919年至1956年为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探索与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他重视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关注科学技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作用,将科技发展融入到国家建设中,提出了技术革命、科技兴国等思想,从而初步形成了其科技思想体系。

1919年11月14日留学法国的罗学瓒给毛泽东写信,提到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触颇深,因为他认为这一问题在他身上也存在。为此,从那时起,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联系的关注和研究,并决心尽快弥补自己在自然科学上的认识不足。

1921年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新年大会后,毛泽东表示对自己过去只爱好哲学、历史、文学而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深感懊悔,决定今后多对自然科学知识进行研究。抗战前后,毛泽东再忙也要抽空读书,其中就包含大量的中外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如哥白尼、达尔文、竺可桢、李四光等人的著作。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迫切地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毛泽东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和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著作。他对这些著作中涉及科学技术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十分重视,将自然科学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同时,他认为不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担负起指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1939年到1940年初,国民党断绝了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一切援助。边区的后勤压力骤然加大,面对这种形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于1940年2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自然科学的作用,鼓励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人民获取自由的武器,人民只有了解自然科学,才能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自由[2]。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面对战后国内经济萧条,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恢复国民经济,使国家步入正轨成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建国伊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推广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把普及科学知识,奖励科学发明和发现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

1953年12月,鉴于技术革命的巨大作用,针对中国当时科技落后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了技术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首要的工作是发起技术革命,即采用先进的机器,将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到国防建设中,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双重目的[4]。

1955年3月,毛泽东明确了发展中国科技事业,中国要走科技兴国道路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和现代化国防建设时期,钻研科学技术应成为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5]。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了发展尖端科技的问题,并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强调优先发展以原子能为核心的尖端科技,以此带动全国科技的发展。在他看来,我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但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走。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能够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封锁,很快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地位,这些成就都与他重视并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相关。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探索中初步形成。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技思想的成熟

1956年至1966年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成熟期。这段时期是新中国科技事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1. 两个重要方针的提出。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进行国家经济建设。但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肃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仍然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技发展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但当时极“左”的思想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了推动科技发展的“双百”方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双百”方针的提出给予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允许学术的不同派别,不用意见的存在,推动了当时的科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对于怎样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毛泽东强调不但要自力更生而且还要“洋为中用”,强调对外国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和借鉴。这种思想被毛泽东在1958年6月表达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5]的方针。在毛泽东看来,要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7]。毛泽东除了重视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自己研发外,他也强调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他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向外国学习。”[6]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是他一贯倡导和坚持的,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长期遵循的。

2.两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召开,根据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规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为了改变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落后的现状而制定规划的指示[6]。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并制定科技政策。1956年12月,在聂荣臻、陈毅等人的具体领导下,经过600多位专家、科技人员约半年的讨论,终于编制出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草案,即《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纲要》中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六百多个研究课题。实际上这个《纲要》在1963年就基本完成了。

有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成功实施,国家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制定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即《1963年—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次规划的方针是“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目的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规划要求充实基础工业和基础理论,重点抓农业及有关吃、穿、用的科技问题和国防尖端问题。1963年聂荣臻向毛主席汇报这一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问题时,毛泽东认为,科学技术这一仗必须打好。过去打仗是要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现在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建立了就要搞生产。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两个规划”实施期间,我国取得了“两弹一星”、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世界首次人工牛胰岛素合成等尖端科技成果。

经历了旧社会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立志学习西方文化,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走向革命道路,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也随之从萌芽,探索,形成到成熟。正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科技决策,使我国在建国初期经济极其萧条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了科学技术,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农业,医疗,农业,教育等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册[C].法律出版社,1982.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化归思想：赋予数学自然生长的力量 第11篇

[关键词]数学思想 计算 操作 解题 化归思想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30-028

数学思想是指人们对数学理论和内容本质的认识，其中的化归思想是数学家们十分重视的一种数学思想方法。化归思想是指在解决数学问题时，通过把题目变形，转化为更简单的问题或是已经解决过的问题，即化未知为已知、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曲为直，直至最终解决问题。那么，在数学教学中，我们该如何渗透化归思想，使学生真正学以致用呢？

一、在计算中体验化归思想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相信每一位数学教师都会不遗余力地去锻炼学生的计算能力。但是，有些题目看似复杂，实则简单，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可以探求的规律，只要教会学生掌握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他们的计算不仅更加精确，而且会更加快速。

例如，教学12×42+58×12的计算时，若直接用乘法分配律是可以进行简便计算的，但是有些学生反应慢，他们很难理解。为了兼顾全体学生，我通过化归思想给他们进行讲解，先让他们找到相同的数12，12就是需要化归的对象，再启发他们联想到冰淇淋，以冰淇淋代替12，冰淇淋只是实施化归的途径，于是12×42+58×12就转化成求42个冰淇淋与58个冰淇淋之和的问题，而这个就是我们最终需要化归的目标，即12×42+58×12=12×（42+58）=12×100=1200，这样就把问题轻松地解决了。这样教学，学生既能容易理解，又能牢牢记住化归思想。

二、在操作中探索化归思想

学数学不仅要动脑，而且要动手，学生只有亲自动手操作，才能理解得更加透彻。小学数学教材中有许多定义和概念需要学生去记忆，但枯燥的死记硬背会让他们觉得厌烦，若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探索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他们的兴趣立刻就会被激发。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让学生多动手操作，引导他们在操作中探寻化归思想，真正掌握所学知识。

例如，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时，我先让学生自己在纸上随意地画出一个三角形，然后让他们用量角器去测量每个角的度数并做好记录。但是，由于学生测量时出现了些许误差，得出三角形的内角和并不是180度，而是178度或183度。这时，有些学生傻眼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测量竟然与书上的结论不一样。于是，我对学生说：“你们不要着急，如果测量不准，你们是否可以换种方式去证明呢？”学生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做。我接着说：“好好想一想，你们肯定会有办法的！”一个男生怯怯地站起来说：“老师，我可以把三角形的每一个角都剪下来吗？”我点头说：“可以啊，或许你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哦！”学生听后纷纷开始动手剪、折，当他们把三个角拼在一起凑成一个平角时，他们知道自己的推断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喜悦的笑容洋溢在脸上，每个学生都特别的开心。

三、在解题中感悟化归思想

到了高年级，学生对化归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这些了解只停留在某一个记忆夹层里，他们并没有深刻地领悟。若想把化归思想内化为一种能力，还需要用大量的题目来巩固。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不时渗透化归思想，让学生在解题中感悟化归思想。

例如，我给学生出了这样一道题：“小猴妈妈准备请客，但家里的桌子、椅子不够用，它去买了3张桌子和5把椅子，花了164.9元。但是可爱的熊老板给猴妈妈出了道难题，他说：‘1张桌子和2把椅子是60.2元，你算算买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各需要多少钱？如果你算出来，我就送给你。你们能帮猴妈妈解决这个问题吗？”学生听后立刻思考起来，很快便利用化归思想解决了问题并得出答案：“‘1张桌子和2把椅子是60.2元为化归的对象，把‘1张桌子和2把椅子作为1份数是实施化归的途径，‘3张桌子和6把椅子的价格为（60.2×3）元是化归的目标，与‘3张桌子和5把椅子的价格为164.9元进行比较，相差数为1把椅子的价格，从而得出1把椅子的价格为（60.2×3-164.9）元。”……这样教学，虽然讲解起来有些复杂，但学生的思路不乱，他们一听就能理解。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且《数学课程标准》中也指出“数学思想蕴含在数学知识形成、发展和运用的过程中，是数学知识和方法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与概括，如抽象、分类、归纳、演绎、模型等”。而化归思想是数学思想方法中的一种，是数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数学知识为载体，重视化归思想的渗透，并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情境和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引导他们深刻领悟化归思想的本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化价值 第12篇

毛泽东文艺思想空前的革命性具有内在的历史依据

“文艺为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3]的宗旨和毛泽东的创作实践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是一位致力于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政治家和艺术家, 他力图在艺术上创造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以中国文化哲学思想为基础, 参照、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并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事实上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问题是: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反帝反封建, 彻底颠覆封建专制传统文化的革命性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 控制着文化话语权的是封建士大夫, 普通的劳苦大众在古典诗词中即或偶有表现, 如范成大的田园诗, 白居易的乐府诗, 但那仅仅是出于为统治者提供某种统治经验或借鉴的目的, 真正地将下层人民纳入文艺领域是在“五四”以后。“五四”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从思想意识上、语言文化上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革命, “否定传统, 仿效外国”的主旋律规定了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走向[5]。但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仅仅局限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后因遭到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而没有能取得更大成就, 无论在文艺创作或社会影响上, 都不能产生欧洲启蒙运动一样的效果。[6]此后近二十年内, 中国文艺的走向一直不很明朗, 直到1942年毛泽东《讲话》的发表, 才从根本上明确了新文化的文艺路线。从这个意义上, 毛泽东所倡导的“为工农兵”的文艺思路正是沿着“五四”以来的道路的进一步推进。毛泽东把“五四”以来的简单的“说” (宣传介绍新思想) 转换为富有实践意义的“做”, 从思想价值领域到社会实践都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斗争[5], 表现出“文化思想家”[5]所特有的大气魄。正是从不妥协的斗争性格上, 毛泽东自言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7]。“为工农兵”“在普及中提高”[3]的文艺主张是在“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态度上进行的精神价值革命。

毛泽东本人精深的国学修养使他深知国学之优劣。他反传统之强正是因为他了解之深, 了解越深对传统文化精华的领会也就越透。他对中国语言的运用炉火纯青, 常常能深入浅出地引用各种古籍而使人不觉得生硬晦涩。《毛泽东选集》典出《庄子》多达十五处[8], 引用的典故成语超过一百多条[9]。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艺思想是在批判中有所继承的。中唐韩柳“古文运动”之后, “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说法不断出现, 尽管说法不一, 但道的内容基本一致。毛泽东革了韩柳“古文”的命, 倡导白话, 换了“孔孟之道”的“骨”, 倡导“工农武装”, 他以浅近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大道”。毛泽东批判了“文以载道”的陈腐, 却正视了老百姓的接受心理和写作技巧的历史积淀, 他将传统中合理的成分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以诗人的敏锐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两个学习对象:“一是古典诗歌, 一是民歌。”[10]这都说明了毛泽东是尊重文化的合理传承的。对于古典文学, 毛泽东肯定颇多, 古诗中的比兴手法[11], 韩愈“陈言务去”的革新精神, 李贺“呕心沥血”的艰苦探索, 屈原“上下而求索”的绮丽民歌都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偏爱乐观豪迈充满英雄气概的作品, 而对杜甫、白居易“哭哭泣泣”[12]的部分作品不甚喜欢, 尽管他对这两位作家是高度重视的。

总之, 毛泽东在审美趋向上, 是基于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体考虑, 从战略部署的高度, 有选择批判地承袭了历史传统, 高扬作家的主体战斗性, 提倡文艺的全面革新, 将新文化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

提到文艺大众化, 人们似乎以为这就是媚俗, 其中缺乏人文精神内涵。通俗文学家王朔说:“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 那里面是无法放进自己的人文追求的。”[13]虽然文艺大众化和大众文化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它们的历史承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要回顾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过程, 便会知道大众文化之初正是基于一种全新的人文关怀, 具有文化启蒙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 雅文化 (或称精英文化) 与俗文化 (或称大众文化) 从来都是相互对抗中慢慢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最先在俗文化中生根萌芽, “各种形式都源于民歌”[14]的文学见解是有道理的。封建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士也有注意到这种现象的, 但他们只是出于对文学的自觉追求, 并且都是以精英文学家自居的, 没有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白居易倒是明确提倡过以俗白为主要特色的“讽喻诗”[15], 但流传广泛的却是他所看轻的格律诗和《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因此, 至清末, 中国古典文学终于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异质于传统文化的思想的渗入, 中国文学便不会有新的出路。黄宗羲、顾炎武、魏源、龚自珍等人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但限于自身的文化性格, 未能真正冲破雅文化一统天下的僵化格局。“五四”新文化运动, 自觉使用国外新思想, 自觉运用白话文, 开始了俗文化向雅文化的自觉挑战, 中国文学自此而面目焕然一新。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艺 (大众文化) 却还都是由精英知识分子以一种俯视的文化态度来进行的, 这必然地导致了后来的古文复辟, 甚至于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大倡“整理国故”。基于这种历史现状, 文艺大众化是必须在改变了文化人 (精英知识分子) 的文化心态后才能真正进行。大众文化是要“在广大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 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 起着启蒙作用。”[9]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提倡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3]。因此, 毛泽东《讲话》才从真正意义上打通了文艺大众化的大门, 文艺大众化也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效, 中国文学也才自此表现出了与两千年文化传统本质不同的新面貌。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6]毛泽东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源自于他的一个“俗文化立场”, 他“力图颠倒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雅俗文化的主次地位”[5]。但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无论承认与否, 知识分子对于话语权的垄断现状都是他们成为文艺大众化的主力军。毛泽东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就越坚决了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知识分子因为社会实践的缺乏, 也因为长期身居书房的阅历不免会传染上一些陈腐的落后思想。毛泽东从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了“立场”“态度”等方面的改造要求, 或者说从世界观上的改造要求, 是有历史合理性甚至于是必然的。今天仍然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十分正确的[5]。应当指出的是, 延安时期, 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在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化的总体部署中的, 是对历史前景的正确分析中采取的有效正确的措施。他甚至于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土”与“洋”的辩证问题, 并指出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5]。这些都说明了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非唐突之举。

与之相伴的是一个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改造是否会造成他们主体人格的失落。知识分子 (尤其是作家) 主体人格的丧失无疑会对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致命伤害, 这是不少学者对《讲话》质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本文认为, 这恰恰忽略了《讲话》中所提出的“普及中提高”的辩证关系。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即艺术家体验生活的心理结构来看, 艺术家无疑应该具有一个更为开放的心态, 这是产生一切伟大作品的基础。但是客观公正地体验生活并不会妨碍作家用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觉来把握并表现他们的审美体验。《讲话》中所说的改造应该理解为艺术家对所要表现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的革命生活———的一种情感体验上的改造, 也就是说, 毛泽东要求对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在文艺大众化角度上的角色转换。毛泽东并没有要改造作家的主体人格, 因为之后他紧接着谈到了“提高”, 即用先进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启蒙。至于知识分子后来普遍地形成了主体人格丧失的历史事实, 本文以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体会到了劳动人民革命生活的真正内涵的丰富多彩而自觉地延长了对自己的心灵改造[17];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出于对领袖发自肺腹的崇拜而产生了理智上的盲从[18]。因此, 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应该放在文艺大众化的背景下来理解。

《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的普遍意义

讨论文艺批评, 艺术家和政治家的标准是各有侧重的。身兼文艺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对艺术批评标准的阐释客观地讲应该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力图避免政治家强行以政治标准统摄文艺创作的空洞生硬, 也力图避免纯粹艺术家囿于艺术技巧的偏执。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并行不悖是他对文艺标准的辩证理解。

在21世纪讨论文艺的政治标准是极容易遭到非议的。这时候人们, 尤其是文艺界流行对政治等强制因素的解构, 试图以后现代的对抗理论重新评价20世纪的文艺成果。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后现代理论是否会适合中国到现在仍未全面进入工业化社会的现实, 也会忽略后现代理论产生于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渊源[9]。毛泽东《讲话》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战乱的时代。如果不能对《讲话》的精神实质做出历史的判断, 那么对它的批评和批判就会失之肤浅。

政治的内涵容易被艺术家们误解为一时一地少数政治家的短暂的思想统治, 从而造成视野的狭窄。“阶级的政治, 群众的政治”[3]是以民族、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核心。上世纪40年代, 民族解放, 建立民主新政权是政治之大者, 一切工作, 包括文艺都应该从属于此不是很自然也很简单的道理么?至于后来政治环境与时代环境发生本质改变后, 文艺政策随之而变也就理所当然。事实上, 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19]。

“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的理解有一个历史前提:民族文化的走势。当新文化需要确立全新的反帝反封建的内涵, 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候, 启蒙 (或者说就是普及) 就成了关键。这种历史环境下, 政治标准第一理由十足, 艺术水平越高, 政治上不利于民族解放的作品就会产生越坏的影响, 这不利于新文化品格的塑造, 也会导致民族文化走势的不明确, “五四”之后的20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一种异质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类型却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新文化确立以后, 发展 (或者说提高) 便成了核心问题, 这时在保证国家民族稳定的大前提下, 必然要提倡艺术标准。对《讲话》这一精神进一步发挥,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民族的稳定受到威胁时, 政治标准便会成为统摄一切的关键, 而国家稳定, 人民精神需求日益丰富多变的情况下, 艺术标准又会成为衡量文艺的准则。《讲话》中没有用政治标准笼统地取代艺术标准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历史辩证法的体现。

现在有些人对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过分指责时, 常常忽略一个基本事实, 那就是文学和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文艺的狭小领域内无论怎样讨论艺术的发展规律, 提倡艺术标准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一旦把文学融入社会发展的大流中来讨论它的作用, 过分强调艺术至上显然是荒谬的。普列汗诺夫的“经济关系———上层建筑”层级结构理论[20], 十分详尽地说明了文艺是通过政治中介来实现其社会作用的。文学和政治是两个概念, 内涵完全不同, 各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从狭义上讲, 文艺应该以文艺标准来衡量。可事实是, 文艺无法游离于社会大系统之外, 它的社会作用也常常附着于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来实现的。因此, 无论文艺对于精神的塑造有多么大的作用, 但因此而表现出对政治的故意反动都是肤浅的, 也是不理智的。

对毛泽东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地神化固然值得商榷, 但对他以一种后现代的态度无理地蔑视一定是幼稚肤浅的。历史选择毛泽东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 其历史功过已有公论, 他本人从才情性格或者是艺术成就上都无愧于领袖伟人的美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审美意义不可否认, 也不会被否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或批判必须实事求是, 这样的讨论才会有学术价值。

摘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常常被简单地歌颂或者批评。本文从文化的合理传承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对文艺大众化的重视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同样基于建立完全异质于中国封建旧文化的文化战略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否定是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不明智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