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得现代社会的影响

毛概得现代社会的影响（精选8篇）

毛概得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1篇

绥芬河市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1206106班 1120200515 刘海洋

摘要：绥芬河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对外贸易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受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影响，绥芬河市对外贸易发展缓慢，也影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如何促进绥芬河市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拉动绥芬河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绥芬河市面临的重要问题。关键词：对外贸易；口岸；消费我的家乡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山城。东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接壤，边境线长27公里，辖区面积460平方公里，总人口16万。绥芬河既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也是承接我国振兴东北和俄罗斯开发远东两大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被誉为连接东北亚和走向亚太地区的“黄金通道”。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是国内东北铁路干线滨绥铁路和301国家二级公路东端的起点，是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的国际大通道，有1条铁路和2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外贸易已成为绥芬河市经济的支柱产业。2013年，绥芬河市已正式被国务院批复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允许一种外币在中国某个特定领域行使与主权货币同等功能。为了探究对外贸易对于绥芬河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特进行了该项社会实践调查。

（一）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2014年1月10日~1月15日

调查地点：绥芬河市主要街道，市中心，互市贸易区

调查方式：1.查阅相关文献，了解绥芬河市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及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在绥芬河市的主要街道，市中心商业区，地下商城，互市贸易区进行走访调查，了解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及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调查过程：1月10日~1月13日：通过互联网及相关文献了解对外贸易对绥芬河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月14日：走访绥芬河市的主要街道与商业区，地下商城等俄罗斯顾客聚集地，了解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1月15日：前往互市贸易区走访了解相关情况。

（二）详细调查过程与结果分析

1.文献查阅结果

自1987年恢复边境贸易以来，绥芬河市坚持“以贸兴业、富民强市，建设现代化国境商都”的发展思路，深入实施“大通道、大经贸、大市场、大加工、大旅游”五大战略，解放思想，团结拼搏，与时俱进，加快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对外贸易是绥芬河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大经贸”是绥芬河经济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一直以来，绥芬河市都把巩固扩大对外贸易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多年来，绥芬河对外贸易额从1987年的415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30亿美元。至今，绥芬河口岸已发展成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国家二类集装箱口岸，成为黑龙江省对外开放的主通道和加快发展的龙头。绥芬河市的木材加工业蓬勃发展，已发展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进口原木加工锯材复出口指定口岸。绥芬河市对俄贸易额占黑龙江省对俄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成为绥芬河市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而从出口商品的种类来看，不仅有传统的服装，鞋帽，日用品，五金家电，粮油果蔬等，又增加了纺织品，锯板材等产品，在对外贸易的水平上不断提高。到2011年末，全市各家商业银行均已开通了对俄“直通车”业务，金融结算渠道进一步畅通；2013年末，经国务院批准，绥芬河市成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在绥芬河市，卢布可行使与主权货币人民币同等的功能，俄罗斯游客在绥芬河市境内可以直接使用卢布进行各类消费，大大促进了绥芬河市对外贸易的发展。

根据文献资料反映，对外贸易是绥芬河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在经济构成中占据很大比重，而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仍将为绥芬河市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走访调查结果

通天路为绥芬河市一条很繁华的街道街道，通往市中心广场。通天路上店铺鳞次栉比，来来往往的顾客中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在通天路上的一百多家店铺中，对外的店铺达到90%以上，街道上的招牌也多为俄语；在市中心广场地下商城，各大商场等地，俄罗斯客人也是络绎不绝；又由于绥芬河市成为全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俄罗斯客人可以直接使用卢布就餐，购物，乘坐出租车等，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为绥芬河市带来大量外汇收入。

中俄绥芬河互市贸易区是1997年5月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1999年6月2日经中俄两国政府外交换文确认的第一个全封闭式贸易区，位于中国绥芬河市公路口岸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波格拉尼奇内区边境线两侧。绥芬河市互市贸易区总占地面积4.53平方公里，计划投资100亿元人民币。截止目前，中俄双方已累计完成投资14亿元。互市贸易区内的国际商展中心及世贸假日酒店已建成，道路、水电、供热管网、人工湖、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完工。2013年8月8日-14日，在互市贸易区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来自国内的许多商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企业纷纷参展。

但是由于受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影响，来绥芬河市购物消费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下降，前来投资的中外客商也明显减少。具体反映为，根据走访调查，在绥芬河市的各大发包处，发包价格由两年前的每千克货物50-60元下降到目前的每千克货物18-20元，反映出物流业发展的衰落，也从侧面反映出绥芬河市对外贸易发展所受到的影响；根据对各大商场商户的走访调查，得到的一直反映为近年来生意不如从前，俄罗斯客人的消费热情不如从前那样高了。

互市贸易区于2006年8月投入使用，在互市贸易区内，商品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关税优惠，为绥芬河市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发展。然而互市贸易区仍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贸易方式仍采取人背肩扛，物流难以扩大，成本过高，效益低；监管部门手续繁琐，不利于边民互市贸易的长远发展等等。另外，按照协议，俄方在相应区域内并未完成相应的设施建设，贸易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弊端。

绥芬河互市贸易区对绥芬河市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促使绥芬河市对外贸易的形式不断改进，对外贸易总额不断增加。然而，其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根据走访调查，询问相关商户，互市贸易区的许多门市床位仍处于空闲状态，平时的互市贸易区也比较冷清，只在大型展览会时才会出现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危

机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形式的弊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等问题也对此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个人的建议与对策

1.与黑龙江省其他的农业县相比，绥芬河市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合于发展农业。而作为坐落在中俄边界的口岸城市，绥芬河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适于发展对外贸易；具有与俄罗斯直接相通的公路和铁路，交通条件便利；从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对外贸易的发展是绥芬河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对绥芬河市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必须继续把巩固扩大发展边境贸易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加大对其重视程度和投入。

2.为了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应该着力发展改善交通运输状况，增加口岸的过货与过客数量，不使交通运输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因素。

3.其次，要调整传统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往以的服装鞋帽等轻工业产品占绝大多数转变为以轻工业产品为主导，多种出口加工业共同协调发展；从主要出口原料，部件等半制成品转向出口各类工业制成品，高科技产品等，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水平。

4.应该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由于绥芬河市已经成为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俄罗斯游客将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在绥芬河市进行消费，因此发展第三产业，兴建基础设施，使得市容更加整洁，居住游玩更加舒适，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俄罗斯游客来绥芬河市投资消费，也间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5.互市贸易区是对外贸易发展新的尝试与探索。它对对外贸易的贡献已经可以看到；然而为了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改进。首先，由于其所处位置距离市区较远，出租车司机大多不愿意前往，而又只有一路公交车前往，这就使得前往互市贸易区的交通并不便利，很多货物的进入仍采取手拉肩扛的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互市贸易区的发展。应该增加前往互市贸易区的公交车数量，使得绥芬河市民与俄罗斯游客前往购物消费更加便捷，改善交通运输的方式，使得货物进入互市贸易区更加方便容易；其次，已经兴建好的商场床位仍处于空闲状态，极大地浪费了空间；因此，应该鼓励支持更多的商家前往互市贸易区投资入驻，使得互市贸易区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此外，还应该加强与俄方的交流洽谈，使得俄方对应城市的对应项目的到同样的建设，真正形成“互市”贸易区，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最后，应该加大宣传力度，使得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互市贸易区，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前往参观消费。

6.由于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很多对外贸易仍然处于不景气阶段，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木材进出口加工现在也出于发展停滞状态。为了使经济发展尽快恢复，应该同时加快另一总要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发挥北方城市特有的冰雪资源和抗日战争留存遗迹等红色旅游资源的优势，拉动绥芬河市经济发展。

（四）总结

一个城市的发展要综合各种区位因素加以慎重考虑。绥芬河市从自身的地理位置出发，选择了以对外贸易为支柱产业的发展道路。而目前的发展状况下，仍需要对发展策略进行适当调整，使得绥芬河市经济得以平稳较快发展。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只有选择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发展道路，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创新，才能使得该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可观的成就。

毛概得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2篇

【摘要】1934年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下，红军第五次发围剿失败，为保存实力中国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期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无人区，不仅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而且还在长征过程中诞生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长征精神。

而随着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在政治经济上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也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长征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它必定成为激励下一代努力奋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不竭精神动力。

【关键词】红军长征 长征精神 现代社会 文化

（一）红军长征 1.红军长征的过程

红军长征是指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出发，途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十二省，最终到达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被迫穿越雪山、高原、草地、冻土带、无人区。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下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终于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结束。2.红军长征的意义

红军长征途中纠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与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并且在遵义会议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思想政治领导，可以说长征途中发生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二万五千华里以上。虽然红军被迫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在南方原有的根据地，并在长征途中损失了一大部分力量，但是长征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将士和中国共产党人，并在长征经过的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在红军长征期间产生的长征精神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而且还历久弥新，继续激励下一代人，催人奋进。3.长征精神

在199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中，江泽民主席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国我党我军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应该继承并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二）当今社会 1.文化的现实意义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不断发展深入。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竞争强有力的软实力。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来说，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武器，它可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先进的文化促进个人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是中华民族骄傲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当今社会文化现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增加的背后是人们日益退步的精神世界，人们只是一味的追求物资财富忽略精神财富的重要性，从而导致现在社会上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频频发生。

当今社会上盛行各种极端的务实主义，并且从中衍生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些腐化堕落行为似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类似于笑贫不笑娼的行为已不再令人尴尬，反而如妖魔摇身一变成为人人都能自然面对，欣然接受的事了。无论是从普通平民到政府官员，从家财万贯的商人到学富五车的学者，很多人都已经成了名利的奴隶，都成了“失乐园”里面的精神乞丐。与之相反的是我国那些传承上千年的优良的传统已经在不断的衰落走向泯灭。3.长征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长征精神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可以培养人勇于克服困难，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对理想对事业的不懈追求。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人能够能动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而长征精神正属于正确的意识，所以我们要继承并大力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有利于发扬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精神,鼓舞广大人民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三）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文化能够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给予经济、政治以重大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长征精神正是属于健康的先进文化。

长征是我国历史上艰苦奋斗精神的楷模；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长征精神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因此我们要弘扬发展长征精神，用长征精神来激励我们，让其成为我们的精神动力，在长征精神的支持下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要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信心和智慧，让他成为我们战胜困难，解决问题，创造业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虽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是生活水平不但提高但是在当今社会以苦为乐、奋发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依旧重要。因此我们要继承发扬长征精神，克服弃难就易、避重就轻的思想，要迎难而上、不畏困难；要坚决反对各种享乐主义和消极悲观主义，要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以长征精神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

毛概得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3篇

人物品藻是魏晋南北朝的一种社会风尚, 极大地突出了从审美角度去认识人的存在本质, 提高生命的密度, 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经济发展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正确审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作用, 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人物品藻与审美文化建设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要求形神融合, 不仅重视人外表的姿容、品貌和体态, 而且注重人内在的才情、智慧和精神。

先秦诸子主张人的美应与德行、才能相对, 表现出重德行才智、轻容貌的倾向。而在魏晋时期, 对人物外在容貌美的注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其典型特征是离开德行、才智等内在品质而专注于人外貌的美丑, 表现出对容貌美的赞赏。如:

潘岳妙有姿容, 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者, 莫不连手共萦之。——《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时期对人内在神韵的注重已成为普遍的、自觉的社会风气。这种神韵不仅是人外在的言谈举止所透出的精神气质, 更是晋人内在自然流露出的潇洒风神和萧散超脱的心灵。他们不是“汉代经学的拘拘章注小儒, 也不是后世理学的谦谦忠厚君子, 而是风度翩翩、情理并茂的精神贵族。”《世说新语》中对人物精神气韵的赞赏比比皆是, 如:

海西时, 诸公每朝, 朝堂犹暗, 唯会稽王来, 轩轩如朝霞举。——《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时期, 晋人追求着外在与内在美的统一, 不仅重视赏心悦目的外貌, 更注重内在洗净尘渣的胸臆和超然绝俗的精神气韵。魏晋士人用自己的方式保持人格独立、率真重情, 追求生命的自由存在, 这种多元化人格美成为魏晋时代别具一格的精神风尚。

当今社会, 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 人们的审美观念与审美心态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各种思潮影响和充斥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 物欲成为人的重要追求, 一个人没有精神价值的支持, 没有正确审美观的引导, 就难以抵御种种邪恶欲望的诱惑。所以, 要注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重视正确审美观的引导作用。正如同魏晋时期所显示出的独特的精神风尚和晋人多元化的人格美,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要重视加强审美文化建设, 用正确审美观作为指导, 有利于人格美的塑造, 引导人们追求一种美的人生境界, 对社会精神风貌与文化状况的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人物品藻与艺术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不仅极大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 而且积累了一定的审美经验, 形成审美趣味, 极大提高了魏晋士人对美的细腻的感知力和表现力, 因此直接而广泛地影响到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品评。

《世说新语》中提供了许多对艺术美品评的例证。

对文学的品评, 例如:

孙兴公云:“潘文灿若披锦, 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 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

对音乐的品评, 例如: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 作后出相遗;深识者, 亦以高奇见归贵。”——《世说新语·文学》

对绘画的品评, 例如: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 有苍生来所云。”——《世说新语·巧艺》

以上说明, 魏晋时期对人物美的品评, 发展到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方面的品评, 进一步提高了人的审美意识, 扩大了人们的审美对象和范围, 提高了审美感知力、鉴赏能力及表现力。

这些不仅对中国美学的繁荣和独立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当前社会艺术的发展和鉴赏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

首先,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不论是对人物进行品评, 或是对艺术作品的鉴赏, 往往采用一些形象的比喻, 不仅克服了“言不尽意”的缺点, 而且显得更加感性和生动。

其次, 魏晋时期, 人物品藻之时会给被品藻人一个品题, 即以生动形象、隽永凝练的语言来概括一个人最本质的特点, 这对中国的文艺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后,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主要标举文人简约玄淡、超然脱俗的风神, 这正是中国人物品藻理论“已有重理论、重品质发展为魏晋时期的重风神、重胸襟”的集中体现, 因而审美品藻味道也更为浓郁。这种演变过程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 而且对以后审美心胸论的逐步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 这不仅对中国美学的审美心胸论有重要贡献, 即使在当前这个物质决定意识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人物品藻与环境

在中国, 自然山水很早引起了文人、艺术家的重视。但是, 自然山水独立的审美价值得到人们充分地认识是在魏晋时期。这一时期, 人物品藻对人们发现自然风光之美有重要影响。

在人物品藻中, 人们往往喜欢用自然山水来比喻人物的容貌、气质和神韵, 因为在魏晋士人眼中, 自然山水是充满生机活力的, 拥有精气神韵的。人与自然合二为一, 两者的生命之美与风姿神韵之美相互交融。《世说新语》中有许多这样记载, 如:

张成伯, 岁寒之茂松, 幽夜之逸光。——《世说新语·赏誉》

这些品评中的直接对象是人物, 是人物的品性、才情及神韵等, 并且以自然物象为比附, 使人物品藻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因此, 审美注意就转移到自然物象上, 对人物品藻的审美转变为对自然物象的审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 山水风光不仅进入文学、艺术领域, 而且还出现专门题材的山水田园诗、自然风物的画作及游记作品等, 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陶渊明的田园诗等等, 这些艺术精品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册中夺目的瑰宝。诚如徐观复所说:“在魏晋以前, 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 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 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美的要求。但到魏晋时代, 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的对象, 追寻山水, 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美的要求。”可以看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们对自然风光已经怀着一种比较纯粹的审美态度。

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 魏晋时期关于自然环境的审美理论思想对新时代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构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当代人来说, 我们遭遇了种种环境危机, 生态失衡日益威胁着人类唯一的生存家园。因此, 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 指导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魏晋时期, 人物品藻中透漏出的自然审美思想正是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的彰显。他们为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朝气而感到愉快, 为自然界蓬勃的生命力而折服, 在体验到山水之美带来快慰的同时, 获得精神的洗练和情感的升华。

因此, 对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中蕴含的自然审美理论进行追问和重新评价, 有助于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态文明意识, 对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摘要：人物品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 不仅对中国古典美学有深远影响,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文章浅析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对现代社会审美文化建设、艺术发展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魏晋时期人物品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资源, 为现代社会文明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现代社会,启示

参考文献

[1]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凌继尧, 著.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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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济喜, 著.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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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鸿文.中国艺术美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157.

道教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4篇

道教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坎坷却依然蓬勃，这就充分证明了它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时代需求，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一种文化脉流对现代社会还有影响和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及社会意义何在？

每一种宗教从诞生伊始，都尝试着对宇宙观和人生意义构建一套学说，为人们创建一种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的理论解说体系和身体力行的人生行为规范。随着时代变迁，人类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断发展，各大宗教都随之升华或衰灭。道教作为华夏大地上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自然也受到本土经济文化的影响，同时它又反哺本土文化。难怪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教。”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可以这样认为，它从两个层面对社会发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1.民俗、民生、文化方面。比如，我国几乎所有的民俗节日（传统节日）都与道教信仰的内容有关。甚至连“道德”这个辞汇也源于道家，类似的印迹俯拾皆是。

2.哲学层面。它独特的认识论（世界观）、自我体悟式（甚至超验式）的思维方式及其精妙绝伦的结论，都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无可比拟的作用。比如“无中生有”已为科学发现所验证，再如“无为而为”，这与古希腊“我要”或“我想要”的哲学截然相反，“我不想要”但“我真想要”，这种不同的智慧早在二千年前就初现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分野，为后来两种文明的巨大差异埋下了伏笔，也注定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弊病，略去政治经济等方面外，最让人忧虑的是信仰缺失、道德失落、功利思维与浮躁心态泛滥。社会的富足是空前的，同样道德失落也是空前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实出发（事实求是）用道教思想的精粹与现实结合，从新的历史角度对道教思想精粹加以阐发诠释，使它能赋予人们新的生命与人生意义。认真领会“德”的阐述，对于现在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对于不甘平淡的焦虑人心无疑是一剂清醒剂。认真体会道家思想从事物流变、从全局、辩证地认识世界与人生的哲学思维，这对于培养人们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都富有积极意义。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道理，真正具有“上德”的人完全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为，从不刻意表现出“德”，也从不自认为是秉“德”而为，这种自然的作为才真正体现了“道”的特征。

在道教的思想内核中，还有不少类似的正向精神与观念值得弘扬。比如，道教虽然在理论上强调“仙道贵生，无量渡人”，在思想上却不信“命由天定”，而是相信“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西升记》），人的生死存亡、寿命长短不是由上天来决定的，也不是仙鬼所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自我的意识与修为。她鼓励人们不屈服天命，要循道修炼性命，争取长生——即便是坚信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也需要有这样不屈服的追求精神。又如：道教所主张和追求的理想境地是双重的，首先便是世俗的现实的世界上要按照教义建立一个和平、无争、平等、共有的太平社会。“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太上感应篇》），视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们为至亲，这种理想世界和境界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吗？

类似的教理还有许多，如养生、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道法自然、无为无不为、柔弱不争、虚怀若谷、至公无私、为而不有……

总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弘扬并践行之，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道教人士的历史责任。“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须应斩万杆”，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抑制人性中贪婪的一面，从教化信众的角度，将大大有益于辅助国家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达到净化、消除社会腐化产生的土壤，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是功在后代，利在千秋的“大德”！

道教思想本身正如它所提倡的“无为无不为”“无为不以为”一样，春雨润物细无声般浸润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暴烈行为，也没有开创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却以自身独特的观念、独特的方法、独特的思维方式“自然”地影响着历史进程，影响着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影响着人心最深处的追求与成长。

毛概。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第5篇

然而，经济指标的增长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民生问题与时代的发展同步。现时代突出以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现阶段社会中关于民生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

1)“看病难”。一方面，农民看病难，不仅是因为农村地区医疗机构少、制度不完善，而且医药费也昂贵；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市里，即便能够支付医疗费用，也存在着挂号、排队时间长，问诊、就医时间短，检查程序复杂等问题。2)“就业难”。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困扰着就业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3)“住房难”。住房是当前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只有做到使群众住有所居，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

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善民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改善民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改善民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改善民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然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其基本要求是：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因此，要改善民生问题，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第二，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第四，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第五，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第六，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6篇

摘要：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儒学如果能复兴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意义肯定是在提升人的道德。在现代中国，旧的道德观已经崩溃，新的道德观尚未建立起来，各种道德理论和观念暗中相互打架和相互交汇，情形很复杂。那么在这样的境况下，儒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还是值得探讨的，并且是不容忽视的。如何看待，如何应用，如何弘扬都日益成为我们现代社会迫切面对的问题。关键字：儒家文化 现代社会 影响 弘扬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是在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得以存续。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第一，人本主义思想；第二，“内圣外王”思想；第三，“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与西欧现代精神的对比

首先，在西欧现代精神当中，理性主义具有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分离的二元结构，并把前者（人、主体、理性）对后者（自然、客体、感性）奴隶和支配当成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东西。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具有相互对待的存在关系。因此，这里就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也不存在它们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对待视野中，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都互为因果、相辅相承的整体，而不存在“中心”，因而具有趋于平衡的合理性。而且，由于对待主义不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它又具有趋于协调的合理性。

其次，儒家的理性所立足的是不同于西欧绝对个人主义的道德个人主义而西欧的个人主义是个人从中世纪的传统、权威、宗教、国家那里获得人权和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它根基于从共同体分离和独立出来获得自由的个人。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积极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守礼思想，能使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虽然有不少的消极因素，但也有教导人们守于本份，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能使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有利于维持商业道德，发展经济，有利于现代化经济建设。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准则都要以“义”为最高标准，人们必须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做到“义然后取”，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义。义比利重要，义比“仕”重要，义比生命还重要，孔子鼓励人们要见义勇为，“舍生取义”。

三）儒家文化的勤俭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与积累。儒家文化的“节用”、“薄敛”、“富民”、“博施”、“使民以时”的思想，养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韧不拔的品格。儒家文化的克勤克俭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东南亚各国人民。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消极作用

（一）儒家文化重义轻利思想，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消极一面。孔子的所谓“君子唯义而己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信等道德准则，而贬低物质利益。不讲物质利益，只讲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就会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就不能发展。

（二）儒家文化重道德而轻农工商的思想，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孔子一贯轻视农业和商业，当樊迟问及孔子种田的知识时，被孔子训斥为小人。孔子又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把商业生产列入违背天命的不轨行为。“君子不器”（不从事农工商和实际技艺）成为儒家的规训。尤其是商业，最没有社会地位。直到清朝末年，随着商业的发展与海外的影响，商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地位才逐渐提高。因为商业不发达，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一直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是重道德而轻实利，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所以，过去成功的商人及其后代子孙，如果要想晋升，就必须弃商而读书当官。这各观念一直阻碍着经济向前发展。

（三）儒家文化不分治家和治国的原则，对现代化建设也带来了不利的因素。儒家文化的治国办法是人治。儒家关于治国的办法，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说明修身齐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平天下。”孔子认为治家与治国都同一个道理，能治好家的方法也就能治好国，而治家的法则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也即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的方法，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除了以上的影响，儒家文化还有着其他很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一，孔孟的思想主张和平，对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第二，孔孟思想主张忠孝，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第三，孔孟思想主张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第四，孔孟礼乐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第五，孔孟的诚信思想，对建立市场规范意义重大。第六，孔孟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的重要纽带。

四、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

通过以上的分析，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经济建设既有利又有弊，我们要弘扬其有利的部分，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要用儒家文化的“仁、义、礼”的道德规范、培养新一代的“四有”新人。

（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儒家文化，也应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一些好的治国经验。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西方文化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同样要一分为二的对待，各取其好的一面，排斥其不好的一面。

（三）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7篇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香花墩上有奇泉，饮罢头痛始觉贪。争得长江大河水，悉于廉泉得其源！

——明·张好宁

近现代时期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这时的的中国处于一段屈辱的历史，那是一段被外族践踏的历史，那是中国人民不能忘却的回忆，是中华民族永远抹不掉的耻辱。中国国情发展到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吏治腐败不仅使民心丧尽，而且成为外国列强不断欺压中国的把柄。

在清朝国力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政治日渐腐败，统治也越来越黑暗。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发展毫无所知，很多参与重大决策的官员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对未来有多少影响，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缓缓来临，依旧虚骄自大，无知守旧。晚清时期，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古老的中华民族被迫接受着自身地位改变的现实，部分官员和封建王室等顽固派仍然顽固不灵，因循守旧。统治者贪图安逸，惧怕列强，而又欺压百姓，政府借由各种名义苛捐杂税，征集印花税和军需开支,不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使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不仅如此，光绪年间的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擐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400 万两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因经费缺乏，武器装备日益落后，战斗力下降，最终也导致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这正反应了整个清朝中央的极度的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终于，清政府的腐朽没落、腐败成风，致使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清政府垮台收场。清政府统治者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用腐败埋葬了自己，也成为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罪人。

民国时期，因为内外交困，普通民众对于民国政府机构、官员、军队的贪污腐败行为更是无比痛恨的，又苦于无法可施，便编了歌谣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的腐败，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有这么一句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民国政府在打击贪腐上也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民国政府腐败在各级政府中普遍程度不低，腐败无能更成为了人民形容政府的常见词汇。至于民国后期的腐败，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过之无不及”。“国民党高级军官90%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在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的贪污大案就有孔祥熙、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郭景琨黄金案等多起。在私分黄金案中，孔祥熙等人贪污的美金折合国币达20多亿元……如此惊人的数据，却发生在那个人民饥馑，战乱不断的年代，这些官员只为自己的利益不管民众的死活，也是日后国民党垮台的原因！

人们不会忘记国共两党斗争的消长史，当蒋介石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工厂当时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不仅在军队数量上占优，而他的美式设备又非常的先进，但却让“小米加步枪”的落后打败，腐败问题一直是国民党的顽疾。民国时期吃空响者盛多，为官者不为人民，也不做实事，而且贪污腐败，自然得不到民心。而共产党它是新生的是清明的，是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表面的落后未必一定失败，关键是看他是否代表着新生和向上，反而那些表面光鲜的却是旧事物，只要它有着腐朽的本质，结局就注定了。去台湾以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又成为民众痛恨的焦点，并且催化了岛内政治的演变，直至国民党下台。

盛而骄、富而奢。骄必怠、奢必贪。贪必腐、腐必败。政治上的腐败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得逞造成了契机，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一切灾难和祸害。而我们中华儿女更应该铭记在心，这样的历史轨迹表明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

毛概得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8篇

一、权力结构的制衡与制度设置的偏颇

“在君主专制集权制度下, 一切设官任职和机构的调整, 总是首先从君主的统治利益出发, 故意采取政务系统的设置多轨多元化, 故意造成它们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监督, 一再以内侍、宫官代替外朝职官, 虚职实官, 虚官实职, 有意使职、权相脱节等, 主要根源都来自有利于专制君主的控制。” (1) 中国古代强调集权制度下的分权和权力之间制衡, 这一切造就了中国社会特殊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以及专制性思维模式。不过几乎所有王朝都曾重演“大权旁落、尾大不掉、回天乏术”三幕剧。“以权制权”但不重视权力制度性制衡;有了制度但后人既不遵循, 也不创新;乐此不疲地创设制度, 但权力碎化和掣肘过度, 导致制度性供给过溢, 出现不堪异族入侵的一幕。如北宋诸多制度性供给, 又引发新的制度性危机。“天下之兵, 本于枢密, 有发兵之权, 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 总于三帅, 有握兵之权, 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 不得专制, 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然而靖康之耻, 令人汗颜。从贵族世袭罔替到察举征辟制度、再到九品中正制度以及门阀制度的翻云覆雨, 总算在科举制度面前官民矛盾得到一定疏解。但随之衍生的官僚荫庇与裙带制度以及攀龙附凤、夤缘权贵、门生故吏等却大行其道。古代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重要的平衡点之一就是民众与官吏之间形成相对均势。如果官吏只能一味迁就或战栗于民众评议, 就可能畏首畏尾不敢创新。而民众过于孱弱, 又会导致官吏滥用权力, 压制民众以形成特权。“在这种情势下, 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 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 变为他们的法律, 国王的好恶, 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结局, 他们只要把国王的关系弄好了, 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 只要把他们对上级管理的关系弄好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 而一味图其私利了。” (2) 就现代社会而言, 治理体系现代化既需要制度性约束和制衡, 又需要群众性监督与参与。

二、人文精神的断裂与意识形态的圈禁

中国传统社会民本思想与人文关怀等毫不逊色于西方, 但古代统治者从未将其奉若神明般提倡, 仅仅当做“罪己诏”的一纸空文或贬斥前朝暴政的遮羞布。孟子“君为轻, 社稷次之, 民为贵”的菁华, 让历代统治者既深恨之, 又深爱之。正因如此, 孟子几乎也成为权力的陪葬品、殉道品, 至少“民为贵”这一理念难得统治者青睐。只有当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时, 才会搬出“民为贵”的招牌, 一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箴言。《说苑》载管仲君臣对话:“王者何贵?贵天!桓公仰而望天。所谓天者, 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 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 辅之则强, 非之则危, 背之则亡。”这一画龙点睛之作, 无疑把黎民众庶摆到历史最高位置。而孟子激呼暴君“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暴征“有布缕之征, 粟米之征, 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离”;暴税“古之为关也, 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 将以为暴”;暴政“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等恰是古代统治残酷性和非人性的真实写照。又《商君书》第四卷弱民篇提出“民弱国强”, 统治者务必禁绝民众政治参与, 使之安于穷困。虽然, 古代清贫可以锻造政治顺民;强烈归属感和依附感, 可以促成社会顶礼膜拜;淳朴民风和清心寡欲的民智, 可以带来暂时安宁的政治秩序, 但也可能蜕变为粉饰太平、文过饰非的假象。对于当今社会, 与其禁断国民思想, 不如开放引导;与其“老死不相往来”, 不如创新疏导。

“焚书坑儒”如今看来只是坑杀了故弄玄虚、欺世盗名的方士以及鸣冤叫屈的腐儒。不幸的是, 从此禁书焚书以及禁锢“离经叛道”思想者渐成政治时尚。历史上“焚书坑儒”这一思维方式与西方中世纪禁绝所谓异端邪说的“禁书运动”“宗教裁判所”等如同孪生, 而西方社会因此跌入黑暗时代的思想枷锁。反观中国明清两代一个是天朝上国、自娱自乐、与世隔绝、孤芳自赏;一个是独孤求败、踌躇满志、自矜功伐、坐井观天。其实早在明代洪武时期, 毁书运动已令国人荡魂摄魄、胆战心惊。如果说康熙尚能吐故纳新, 容忍思想标新立异, 那么雍正可谓“文化与皇脉”刽子手, 乾隆更是举世无双、登峰造极推行“文字狱”。不仅摧残文人雅士心魂, 更令天下士子惊惶失色、噤若寒蝉。暂置明末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无名氏《嘉定屠城纪略》是否十分确凿, 有一点毫无疑问即满清不遗余力炮制华夏正统, 处心积虑消弭民众反抗意识。例如, 纵观四库全书之编纂, 未尝对满清早期屠城行径有片言只句, 所谓嬉笑怒骂集于一身的笔杆纪晓岚之文人风骨, 若与前仆后继春秋齐国太史秉笔直书崔抒弑君相比, 孰轻孰重、一览无余。清朝虽以规模化垦荒和激增人口等赢得经济总量溢出, 但思想的禁锢和制度的腐朽早已将之抛于文明进化之外。对于现代社会, 思想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创新性是动力之源。

三、神格化皇权与传统宗教御用化

《论语·述而》记述“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点看, 孔子似乎并不关注君权神格化、神秘化、神圣化, 相反极力排斥权力暴力性和社会变乱性。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并没有遵循这一路径, 越来越走向另一极端即君权天授的政治泛化以及神授君权的政治神话。圣旨开篇言必称“奉天承运”, 可谓神权思想最高表现形式之一。而所谓皇权神秘化的最高境界即“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掩饰帝王人性弱点, 避免臣僚察言观色至于揣摩到真实意图而沦为政治傀儡。但长期与世隔绝, 必然阻碍信息传输, 不仅容易脱离权力保护伞, 而且极易造成军队和民众的疏远。那时就不再是皇权神秘化, 而是孤家寡人无知化。就现代社会治理而言, 执政党在应对信息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创新的时候, 应当加快信息流动性、开放性, 保持社会舆情的通畅, 在此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虽然古代中国统治者擅长宗教迷信以及夹杂谶纬的魑魅魍魉, 但却没有让这股势力一跃而起凌驾皇权之上, 更没有出现西方中世纪嶙峋突兀的教权与王权之间激烈对抗, 反而让任何宗教包括舶来品都自愿臣服于皇权足下。相反, 西方基督教一个阶段不仅成为政权帮凶, 而且凌驾王权之上。而中国封建帝王则更多施行虚位以供的姿态, 只赋予日常主持者专职祭祀等活动, 从未突破政治底线。例如,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尊宠藏传喇嘛教义并册封宗教领袖以国师地位, 礼遇极高, 但从未令其拥有僭越或凌驾于帝王的权限。这也提醒现代社会, 宗教事业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以贯之地加以引导和管理。

四、古代知识精英隐士化或皈依化路径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知识精英地掌控比较到位即“过分压制, 容易偏激;过于放纵, 容易放肆”。故此大多因势利导, 以“功名利禄”加以羁绊。明清时期更逐渐以赤裸暴力性“焚书坑儒”改换门庭为较为隐蔽的“文字狱”。“文字狱”看似没有“焚书坑儒”那般激烈, 但实质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满清“文字狱”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对待知识精英, 一面通过权势恐吓力和慑服力等制压牢骚满腹而又不甘寂寞者。择其首要、宣其劣迹, 对敢为人先的造势者、起哄者起到震慑、威吓作用。另一面又扶植安于现状的知识精英以减少社会阻力, 换取御用舆论与权威导向的一致性, 即“以谤止谤”, 以知识精英牵制和掣肘知识精英。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知识精英最具效率的整治手腕。古代社会对于知识精英或笼络, 或杀戮, 或两者兼而有之, 但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削弱人才优势与甄选, 突出“其不可制, 果大才而亦诛”的理念。虽然历代都将虚心纳谏和讽刺的帝王作为楷模, 但事实上一直都排斥异己异见, 容不下不同政见, 容不得“尖锐批评”。任何犯颜直谏与藐视权威、犯上作乱等同;畅所欲言与图谋不轨、心术不正相类, 以致“谏诤”都以棺材或墓碑作铺垫和归宿。古代知识精英要么荣归故里, 要么极尽哀荣于朝堂, 要么就只有午门与菜市口的一梦黄粱。知识精英最为惨烈的政治生态莫过于朋党相争、党同伐异。虽然统治者大多热衷扶持两派知识精英以达到平衡权势目的, 但实质都以一派借助正统权势镇压和斥责对方异端, 贬黜流放甚至株连九族为代价。这也逼迫更多知识精英宁愿三缄其口, 沉沦于清谈玄乎之中。不过纵观历史, 秦始皇所谓“焚书坑儒”的暴虐, 最终还是被代表儒家精神的知识精英摧毁;满清“文字狱”的精神屠戮, 最终还是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知识精英取代。中华文明救存图强的路上无不闪烁现代知识精英的身影。

五、政治变革的惨烈性与中兴的短暂性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者和创新者大多难逃惨烈。从“商鞅变法”车裂族诛、“吴起变法”殒命箭镞、“晁错削藩”授首、贾谊郁终、董仲舒退避三舍、“两税法”杨炎赐死、“庆历新政”范仲淹与“熙宁变法”王安石黯然收场、“一条鞭法”张居正死后抄家、“洋务运动”奕䜣失宠、“戊戌变法”六君子菜市口斩首等等, 这些革故鼎新的政治弄潮儿要么晚景凄凉, 要么身首异处。相对而言, “中兴”一词却被古代社会广泛传颂。如盘庚与武丁中兴、昭宣中兴、元和与会昌中兴、弘治中兴、甚至同光中兴。而“光武中兴”更成为自东汉之后历代王朝解除统治危机的楷模和典范。一定程度上, 东汉基本沿袭了西汉政治官僚体系, 以致长安遗民突然看到入城东汉官员身着整齐一新的西汉官服时竟相拥而泣, 一下子赢得民心。然而东汉中后期既不能保持良好的制度运行, 又以党锢方式排斥了社会精英。不仅外戚干政、宦官篡政交替达到顶峰, 而且失去制度创新和变革力量, 所谓中兴也只是昙花一现。就现代社会而言, 改革之路充满各种阻力。如何打破利益藩篱, 让利于民;消除行政壁垒, 简政放权;破除特权垄断, 服务大众等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更需要制度性设置、科学性安排、民主性协调和社会性参与。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2]陈广忠, 译注.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3]石磊, 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