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活性细胞范文

免疫活性细胞范文（精选12篇）

免疫活性细胞 第1篇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SHPT患者(患者组)34例,男19例,女15例,平均年龄52.4岁;无感染和严重心脑血管并发症,无免疫系统疾病和肿瘤病史;血清iPTH 300～1 300 pgml-1,其中iPTH≥300而<500 pgml-1者9例,iPTH 500～1 000 pgml-1者15例,iPTH>1 000 pgml-1者10例。另将我院健康体检者35人设为正常对照组,男17例,女18例,平均年龄52.7岁。

1.2 治疗方法

患者采用金宝AK95血液透析机、聚砜膜透析器进行血液透析,透析液钙浓度1.5 mmolL-1,如果发生高钙血症则应用钙浓度1.25 mmolL-1的透析液,高钙血症改善后仍应用钙浓度1.5 mmolL-1的透析液,每周透析2～3次,每次4～5 h,Kt/V>1.2。常规应用红细胞生成素,铁缺乏者静脉补铁。有高磷血症者餐中嚼服碳酸钙1.0 g,3次d-1,并根据血磷和血钙调整碳酸钙剂量[3]。活性维生素D(罗盖全,上海罗氏制药厂)冲击治疗用药方法为[4]:患者iPTH≥300而<500 pgml-1者予罗盖全1 μg,夜间睡前口服;iPTH 500～1 000 pgml-1者2 μg,夜间睡前口服;iPTH>1 000 pgml-1者4 μg,夜间睡前口服;当血清iPTH降至150～300 pgml-1后罗盖全减量50%,并根据iPTH水平调整剂量,维持iPTH 150～300 pgml-1。疗程20周。

1.3 检测指标

血清iPTH及血清铁蛋白(SF)应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Ca2+、P3+、白蛋白(ALB)、碱性磷酸酶(AKP)、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白细胞(WBC)、肌酐(SCr)及血尿素氮(BUN)均采用全自动分析仪测定,当血清ALB浓度低于正常时血钙以校正钙浓度为标准。红细胞免疫功能以红细胞膜C3b受体花环率(RCR)表示,参照郭峰所用的方法[5]检测,SIL- 2R应用ELISA检测。在最初治疗的1～3个月每两周测血清Ca2+、P3+含量,以后每个月测1次,血清iPTH在治疗的3个月内每个月测1次,当达到150～300 pgml-1目标范围后每3个月测1次。RBC、Hb、WBC、SCr、BUN 、ALB、AKP、SF每个月检测1次。RCR和SIL- 2R在罗盖全开始治疗前、治疗 20周时各检测1次。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以undefined表示,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治疗前后各指标的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 果

2.1 正常对照组和患者组RCR和SIL- 2R比较

正常对照组RCR(27.6±4.5)%,患者组为(10.4±1.7)%;正常对照组SIL- 2R (385.4±87.2)Uml-1,患者组为(184.7±51.3)Uml-1,患者组RCR和SIL- 2R较正常对照组均明显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

2.2 治疗前和治疗20周患者组血清各观察指标的比较

见表1。

由表1可见,治疗20周后患者血清 Ca2+、RBC、Hb、RCR、SIL- 2R、SF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或P<0.01),血清P3+、iPTH、AKP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或P<0.01)。

3 讨 论

由于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免疫功能障碍而导致的各种感染并发症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率。SHPT也是尿毒症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异常升高的PTH作为一种尿毒症毒素不仅引起尿毒症患者多脏器损害,也与尿毒症患者免疫功能缺陷有关。PTH通过抑制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的功能而损害尿毒症患者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表现为尿毒症患者B淋巴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的能力降低,T淋巴细胞总数下降,特别是T4显著减少,T淋巴细胞对丝裂原刺激的增生反应低下[6]。研究发现,SHPT患者甲状旁腺切除后,其T淋巴细胞的增生能力和B淋巴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的能力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7]。红细胞不仅具有携带氧的功能,还具有识别抗原、免疫黏附、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清除循环免疫复合物、调控T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等淋巴因子、调控B淋巴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调控NK细胞活性等作用,尿毒症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障碍及红细胞数量的减少也与血清中高水平的PTH有关[1]。

与治疗前比较,a P<0.05,b P<0.01

我们检测了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RCR和SIL- 2R,发现患者组RCR和SIL- 2R较正常对照组明显下降,两组比较差异显著,红细胞的免疫功能是通过其膜表面的C3b受体与C3b相黏附实现的,RCR较正常对照组下降,提示患者组红细胞免疫功能受损,SIL- 2R低于正常对照组表明尿毒症患者T淋巴细胞活化障碍。

活性维生素D通过维生素D受体直接抑制PTH的分泌和甲状旁腺增生,促进肠道Ca2+的吸收,提升血Ca2+水平,间接抑制PTH的分泌,研究证明,1a(oH)- D3冲击治疗SHPT较传统的每日持续治疗效果显著而副作用小[8]。然而,有研究发现,超生理剂量的活性维生素D可抑制B淋巴细胞前体分化为浆细胞,减少浆细胞增殖和免疫球蛋白产生,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尤其是抑制Th1细胞产生干扰素和IL- 2及巨噬细胞激活[9],应用活性维生素D冲击治疗SHPT时是否能加重尿毒症患者免疫功能障碍?我们的研究表明,罗盖全冲击治疗尿毒症合并SHPT,随着PTH的下降,患者组RCR和SIL- 2R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提示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和T淋巴细胞活化功能明显改善,可能与尿毒症合并SHPT的患者治疗前体内异常增高的PTH增加细胞内的钙浓度,细胞内钙水平增高影响了细胞的功能,而罗盖全冲击后随着PTH降低,细胞内钙浓度趋于正常,免疫细胞的功能也随之改善,但和正常对照组相比,治疗后患者组的RCR和SIL- 2R仍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提示其他尿毒症毒素仍对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和T淋巴细胞活化功能有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活性维生素D冲击治疗尿毒症合并SHPT,随着PTH的下降,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和T淋巴细胞活化功能均明显改善,对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降低患者感染的并发症大有裨益。

摘要：目的:研究活性维生素D治疗尿毒症合并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SHPT)对红细胞免疫功能和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的影响。方法:选择健康体检者35人为正常对照组,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SHPT患者34例为患者组,患者组在血液透析等其他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应用活性维生素D(罗盖全)冲击治疗SHPT。血清全段甲状旁腺激素(iPTH)≥300而<500pg·ml-1的患者应用罗盖全1μg,夜间睡前口服;iPTH500～1000pg·ml-1者应用罗盖全2μg,夜间睡前口服;iPTH>1000pg·ml-1者应用罗盖全4μg,夜间睡前口服;当血清iPTH降至150～300pg·ml-1后罗盖全减量50%,并根据iPTH水平调整剂量,维持iPTH150～300pg·ml-1,疗程20周,治疗前、后检测血清Ca2+、P3+、白蛋白、碱性磷酸酶、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肌酐、尿素氮、红细胞膜C3b受体花环率(RCR)、SIL-2R。结果:患者组RCR和SIL-2R较正常对照组均明显降低(P<0.01)。罗盖全冲击治疗尿毒症合并SHPT,随着PTH的下降,患者组RCR和SIL-2R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显著(P<0.05或P<0.01)。结论:活性维生素D冲击治疗尿毒症合并SHPT,能有效降低iPTH水平,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和T淋巴细胞活化功能均明显改善。

关键词：活性维生素D,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红细胞免疫功能,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

参考文献

[1]王海燕.肾脏病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897-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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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峰.红细胞免疫及其调节功能的测定方法[J].免疫学杂志,1990,6:60-62.

[6]TZANNO-MARTINS C,FUTATA E,JORGETI V,et al.Immune respons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is there any difference when low and high iPTH levels are compared?[J]Clink Nephrol,2000,54(1):9-22.

[7]TZANNO-MARTINS C,FUTATA E,JORGETI V,et al.Restoration of impaired T-cell proliferation after parathyroidectomy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J].Nephron,2000,84(3):7-24.

[8]顾勇,丁峰,陈楠,等.阿法迪三冲击治疗和每日治疗对血液透析患者继发性甲旁亢疗效的随机多中心对照研究[J].中华肾脏病杂志,2004,20(5):315-320.

细胞免疫疗法最新调研 第2篇

一、以下为调研查到的确定开展细胞免疫疗法的医院（1）对细胞免疫疗法极力推荐的三甲医院：

1、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 国内首批开展生物治疗卫生机构  国内率先开展联合免疫疗法治疗方案医院  同时开展T-plus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与治疗  作术后及放化疗后的配合使用细胞免疫治疗

 多应用于：胰腺癌，肝癌，肺癌，食管癌，胃癌，乳腺癌

2、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 国内首批开展生物治疗的卫生机构  研究：DC-CIK疗法  多应用于：肝癌、胃癌  应用病例已达几千余例（保留）

3、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

 中华医学会肿瘤生物治疗课题定点医院  国内首家多细胞免疫治疗医院

 研究：CIK细胞、NK细胞、CD3AK细胞  多应用于：食道癌、肺癌、乳腺癌

 应用超过3000例

4、解放军458医院（广州） 细胞治疗作为放化疗的支持治疗  多应用于：肺癌、乳腺癌、肝癌  研究：DC细胞、CIK细胞、CAPRI细胞

5、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 到2008年9月，应用CIK细胞对肿瘤患者实施免疫治疗，已进行300余例肺癌患者的治疗。

6、解放军第123医院（安徽） 安徽领先的肿瘤治疗医院  研究：DC-CIK疗法

 多应用：肝癌、食道癌、肺癌

7、漳州市医院（福建）

 生物免疫治疗中心：一天接待不超过5名患者

8、解放军第454医院（南京） 研究：DC-CIK疗法  多应用：食道癌、胆癌

9、吉林省人民医院

 吉林省生物免疫治疗最高可报90%  肺癌、胃癌

10、天津市人民医院

 多应用：黑色素瘤、食道癌

 研究：DC细胞、CIK细胞、NK细胞、CD3AK细胞、γδT细胞

11、辽宁省人民医院

 多应用：直肠癌、宫颈癌、乳腺癌  研究：CIK细胞

12、上海仁济医院

 应用：乳腺癌、肺癌

13、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 多应用：鼻咽癌、乳腺癌

14、海口市人民医院

 海南生物诊疗报销比例可达90%  研究：DC-CIK疗法

 应用：胃癌、乳腺癌、肝癌、结肠癌

15、洛阳市中心医院

 研究：NK细胞、T细胞（CLS生物疗法）

16、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 应用：肝癌、胃癌

 生物治疗中心每日限制最多6人就诊

17、解放军漳州175医院

18、武警山东省总队医院

 应用：肺癌、胃癌、肾癌、黑色素瘤

19、重庆市肿瘤医院

 研究：DC-CIK疗法

 应用：肺癌，曾应用于左腮腺米库林氏病

20、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简单提及有开展细胞免疫治疗的医院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单提及

2、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生物免疫治疗，“近期开展”。

3、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免疫细胞治疗，肿瘤二科。

4、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详细提及，肿瘤生物治疗。

5、广州军区总医院：生物治疗

6、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简单提及。

7、南方医院：有生物治疗中心

8、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自体细胞免疫治疗技术取得实质性进展

9、粤北人民医院：提及生物治疗。

10、深圳市人民医院：拥有生物治疗室。

11、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晚期肺癌和晚期胃肠癌的细胞免疫治疗。

12、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北京）

13、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上海）

（3）全国肿瘤排名较前并开展了细胞免疫治疗的医院：

1、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排名第一）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排名第二）

3、天津市肿瘤医院（排名第三）

4、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排名第五）

5、南方医院（排名第八）

——相信还有很多已开展了细胞免疫疗法，而未在官网或其他渠道宣传的三甲医院。

二、估算：

1、细胞免疫治疗现行应用较多的肿瘤类型为：肺癌、胃癌、黑色素瘤、肝癌、食道癌、乳腺癌。相关规定，三甲医院才能资格开展细胞免疫疗法。

2、开展生物细胞免疫治疗的三甲医院的比例：以广东65家三甲医院（2011年），可查的在官方网站记载有生物免疫疗法的，共有13家，比例达到20%，若按照这个比例，全国共有超过1000家三甲医院，则大约有200家三甲在开展生物细胞免疫治疗肿瘤。

3、治疗费用：综合几家明确给出价格参考的医院为依据，有治疗胃癌在2.5至5万一个疗程，肝癌在3万/疗程，另有2.6万/疗程。我们保守估计以2.5万/疗程作为参考值。

4、疗程的时间：可查的细胞免疫治疗过程为：采血、培养、回输三大块，送GMP实验室进行体外诱导6-7天，然后分5-6天，每天2次回输，约2周一个疗程。

免疫细胞促进智商 第3篇

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得了流感，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之后，你发现自己这几天突然变得很笨，记忆力大幅衰退，学习新知识变得很困难。人们通常认为，疾病让大脑的反应速度变慢了。然而，大脑和脊髓组成的中央神经系统一直就是一个“紫禁城”，当血管中的血液流向大脑中枢时，就会遭遇到捍卫大脑中枢的“城墙”——血脑屏障。血脑屏障可以阻止血液中的很多有害物质进入脑组织，只允许葡萄糖等必需分子通过。因此，细菌和病毒只能在周身扩散，根本无法进入大脑，当然也就不会干扰大脑的思考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智商呢？其实答案就是在对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免疫细胞。

提到免疫细胞，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细胞是保卫人体的“安全战士”。当我们的身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时，免疫细胞中的T细胞、B细胞等淋巴细胞会奋勇当先地站出来，消灭敌人。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只把免疫细胞当做维持身体健康、抵御外来侵害的武器。不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神经免疫学家乔纳森·吉普尼斯通过十几年的研究发现，人们大大低估了免疫细胞中T细胞的作用，它不仅能对抗入侵者，还能影响大脑的思考过程，激发大脑以最佳的状态工作。

愚蠢的老鼠

吉普尼斯将同一窝老鼠分成两组，一组是正常的，另一组则通过某种方式使其缺乏T淋巴细胞。然后，他将这些老鼠放进水池中，在水池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平台，老鼠只要找到平台并爬上去就可以不用在水中挣扎了。经过几轮的练习后，正常组的老鼠已经可以记住平台的位置，每次被放入水池后都会直接朝平台游去；但缺乏T细胞的那一组，经过多次练习后仍然无法记住平台的位置，每次都像无头苍蝇那样到处乱撞，最后才很偶然地遇到平台。

如果这一现象真的是由于T细胞造成的，那么当这些老鼠拥有了足够的T细胞后，它们应该会变聪明。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吉普尼斯给这组老鼠重新注射了T细胞。然后他再次让这些老鼠完成水迷宫的实验，结果显示它们和那些正常的老鼠完成得几乎一样好。

由此看来，T细胞确实影响了大脑的思维，使大脑变得更聪明。然而，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T细胞是不可能进入大脑内部的，它们又是如何对大脑产生影响的呢？

此前有研究已经发现，大脑中枢组织的周围是存在有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如果老鼠体内含有足够多的T细胞，惟独脑膜上没有T细胞，结果又会如何呢？吉普尼斯又做了另一个实验，他给老鼠注射了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可以阻止T细胞到达脑膜。结果正如吉普尼斯预期的那样，这些老鼠在水迷宫的实验中表现得非常糟糕。

大脑的守护神

通过以上这些实验，我们可以发现，真正能让大脑正常运转的是大脑周围的那些T细胞。吉普尼斯认为T细胞之所以能为大脑保驾护航，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可以抑制其他免疫细胞过分发挥作用。科学家很早就发现，B细胞如果失去T细胞的控制，就会导致其功能亢进，将体内的某些正常物质视为异物，产生大量抗体，对其进行攻击，从而引起很多自身免疫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基于这一点，吉普尼斯提出T细胞就是通过抑制其他免疫细胞行使正常的功能，使其不会对大脑造成误伤。

当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时，旧的神经连接会断开，新的神经连接会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释放出很多代谢产物。对于免疫系统来说，这些代谢产物看起来就像外来的有害物质，于是免疫细胞就像如临大敌一样分泌大量抗体，这些抗体平时都是用来对抗细菌和病毒的，但此刻，它们却干扰了大脑及其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

不过，好在T细胞在这一过程中严格把关，它可以区分出哪些是外来的病毒，哪些是大脑内正常的代谢产物。一旦确定这些物质不会危及大脑时，T细胞就会抑制其他免疫细胞分泌抗体，从而保证了大脑正常的活动不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吉普尼斯还发现，T细胞可以分泌一种叫做白介素-4的物质，这种物质在大脑进行快速学习和短期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吉普尼斯用缺少白介素-4基因的老鼠做水迷宫实验，发现这些老鼠的表现同样非常糟糕。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生病时我们会觉得自己智商降低了。正常状态下，T细胞会抑制脑膜内的免疫细胞，使其不会对大脑进行攻击。但当我们生病时，为了让免疫系统尽快杀死入侵的细菌、病毒，避免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此时T细胞就会放松对免疫细胞的抑制。得到解放的其他免疫细胞会分泌大量抗体，将病原体全部消灭。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学习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当我们生病时，在第一时间将敌人消灭比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重要得多。

老人的学习能力低下

众所周知，老年人在学习新知识以及反应速度方面，普遍都不如年轻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T细胞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T细胞是由胸腺产生的。胸腺位于胸腔，在年轻的时候，它大概相当于草莓那么大，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它会慢慢萎缩，直到几乎无法用肉眼看到。所以，年轻人的胸腺可以稳定地提供足够的T细胞，但老年人则普遍会缺乏T细胞。此外，癌症病人进行化疗也会导致体内的T细胞数量锐减，从而导致这些人认知能力下降、无法清晰地思考。

免疫活性细胞 第4篇

为了更好的开发药用真菌中的活性物质, 提高药用真菌种质资源的利用率, 本文以FIP-Cve为研究材料, 从巴斯德毕赤酵母p PIC9-fip-cve-m表达系统中诱导表达该蛋白, 并通过一系列纯化鉴定后检测其生物特性及生理活性。

1实验材料

毕赤酵母表达载体p PIC9-fip-cve-m为本实验室保存;MTT试剂盒购自于Sigma公司;其他生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2实验方法

2.1 重组蛋白的大量诱导表达及鉴定:

取Fip-cve-m酵母菌体密度为0.5OD的菌液, 转接到含有甲醇的诱导培养基BMMY (p H值7.5) 中诱导表达4d。每隔24h加一次甲醇至终浓度为0.8%, 离心收集上清。通过离子交换层析方法纯化后冻干浓缩。SDSPAGE检测。

2.2 MTT法检测FIP-Cve对小鼠He La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hela细胞 (宫颈癌细胞) 用0.25% 胰蛋白酶进行消化, 加入含10% 新生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终止消化, 制成细胞悬液, 并计数。将细胞密度调整为3.0×104个/ml, 接种于96 孔板中, 每孔100μl, 在37℃湿度饱和的5% CO2孵箱下培养24h。将96 孔板中的培养液吸去, 向96 孔板中分别加入已配置不同浓度的免疫调节蛋白溶液, 每孔100μl, 每个浓度做3 个复孔, 将其于37℃湿度饱和的5%CO2孵箱下培养48h, 再加入20μl MTT溶液, 于37℃湿度饱和的5% CO2孵箱下培养4h, 小心吸去上清, 然后加入150μl DMSO, 室温下避光震荡10min, 在495nm下测定吸光度值, 观察不同浓度FIP-Cve对hela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酵母转化子菌液经超声破碎, 离心取上清经Ni亲和层析柱纯化后, 进行10% SDS-PAGE电泳分析, 在约13k Da处出现清晰的目的蛋白条带, 结果显示与预期大小相符, 且蛋白纯度高、杂质少, 测定蛋白总浓度为115.34mg/ml。

由图2 可知, 细胞培养48h后。MTT法证实Fip-cve蛋白对Hela细胞的分裂和增值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明显的浓度依赖。随之免疫调节蛋白浓度的增加, 抑制率也随之上升。当蛋白浓度到200μg/m L, 抑制率最高达17.3%。通过实验也证明Fip-cve蛋白对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催分裂效果。具体的条件和实验结果还在进一步的优化当中。

4结论

近年来, 毕赤酵母作为重组蛋白的生产宿主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已被认为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生产蛋白质的工具之一。与大肠杆菌等原核宿主相比, 毕赤酵母具有很多优点, 如表达效率高, 表达的蛋白活性较高, 不会出现包涵体现象[5]。本研究对毕赤酵母表达的Fipcve重组蛋白进行了提取鉴定及生物活性分析, 这些工作为研究毕赤酵母表达外源基因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也为工业表达云芝Fip-cve重组蛋白, 以及为开发Fipcve重组蛋白药物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摘要：云芝作为名贵的药用真菌具有抗肿瘤等药理作用, 很多研究表明, 表明云芝免疫调节蛋白 (FIP) 是云芝发挥药理作用的重要药理成分, 天然提取的云芝免疫调节蛋白产量较低。本研究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毕赤酵母中提取重组云芝免疫调节蛋白FIP-Cve, 并对其免疫生物活性进行评价, 以期为云芝免疫调节蛋白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云芝,免疫调节蛋白,提取,免疫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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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细胞的名词解释 第5篇

免疫细胞是指参与免疫应答或与免疫应答相关的细胞。包括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粒细胞、肥大细胞等。免疫细胞可以分为多种，在人体中各种免疫细胞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免疫细胞(immune cell)俗称白细胞，包括先天性淋巴细胞、各种吞噬细胞等和能识别抗原、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的淋巴细胞等。

免疫细胞的简介

免疫细胞(immune cell)俗称白细胞，包括淋巴细胞和各种吞噬细胞等，也特指能识别抗原、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的淋巴细胞等。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基本成分，在体内分布很广泛，主要是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受抗原刺激而被活化(activation)，分裂增殖、发生特异性免疫应答。除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外，还有K淋巴细胞和NK淋巴细胞，共四种类型。T淋巴细胞是一个多功能的细胞群。除淋巴细胞外，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还有浆细胞、粒细胞、肥大细胞、抗原呈递细胞及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细胞。

免疫细胞的分离技术

免疫细胞淋巴细胞的分离

取肝素抗凝血1ml加Hanks 液1m1 稀释后，沿管壁徐徐滴流叠加盛有2ml淋巴细胞分离液的试管内(注意勿与分离液混合，然后r/min 水平离心20min，管内分为4 层，自上而下依次为血浆，单个核细胞，颗粒白细胞、红细胞(图21)。用毛细管伸至单个核细胞层中(位于细胞分离液与血浆的界面上)，沿管壁轻轻吸出全部细胞。然后用Hanks 液洗两次，每次2000r/min 离心10min，最后用RPMI l640 培养液将细胞配成2106/m1 的细胞悬液备用。

免疫细胞T 细胞及B 细胞的分离

将淋巴细胞悬液通过尼龙棉柱，B 细胞粘附于尼龙棉上，T细胞则不粘附，先用RPMI l640 培基洗脱尼龙棉柱，流下的细胞悬液含有丰富的T 细胞。然后用力反复挤压尼龙柱、挤出粘附在尼龙棉上的B 细胞，并用少量的RPMI l640 培基洗脱，此细胞悬液含有丰富的B 细胞。尼龙柱(塑料管)的长短和尼龙棉的多少，视分离细胞的多少而定。

免疫细胞CD4 及CD8 细胞的分离

⑴CD4 细胞的分离：将一定量的T 细胞悬液通过一根SephDdexC10 柱，然后用少量的RPMll640 培养洗涤，收获的细胞悬液约含85%的CD4 细胞。

⑵CD8 细胞分离：用Tris 缓冲液稀释羊抗鼠IgG(浓度为10μg/m1)包被一平皿表面，然后放置4℃过夜，没有包被上的抗体用PBS 洗净。然后将已标记有抗CD8 单克隆抗体的T 细胞(细胞浓度为1l07/m1)3m1 加入上述的平皿内，4℃放置2 小时，用PBS 轻轻洗净末粘附的细胞，然后用毛细管加入10m1 PBS 吹打。收集的脱落细胞经洗涤后悬浮在RPMI l640 培基中备用。CD4 细胞亦可用此法分离。

免疫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的分离

编辑细胞，激活免疫，斩杀癌症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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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女儿的父母并未接受这一建议。他们强烈要求医生再进行一些尝试，哪怕是动用那些实验室中尚不成熟的治疗方法也可以。而此时，在他们就诊的大奥蒙德街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一项用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癌症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从前期研究来看，这种疗法很有潜力，但此前人们还没有在人类身上进行过试验。这种疗法尚无保障，但蕾拉的父母仍然决定一试，在取得了伦理委员会的特别批准之后，用于治疗的“基因编辑免疫细胞”被输入了蕾拉体内。

在几周之内，伴随标志着免疫反应的皮疹出现，这些细胞开始在蕾拉的体内起效。大约两个月以后，体内已经不再有癌变细胞的蕾拉接受了第二次骨髓移植，替换掉了之前受到治疗影响的骨髓细胞。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她恢复出院。直到目前为止，原本被认为没有治愈希望的蕾拉状况良好。看起来，奇迹确实发生了。

斩杀癌症的免疫细胞

那么，拯救小蕾拉的“基因编辑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经过改造的T细胞。这类T细胞常被称为“杀手T细胞”，它们在人体内的工作就是识别那些异常的细胞（例如受感染或是癌变），并结束它们的生命。

大部分时候，天然的“杀手T细胞”在人体内处于待机状态，只有在同时接触了其他细胞表面所呈现出的特异抗原物质，并且处于适当的细胞因子刺激状态下，才能转化成为有功能的免疫细胞。遗憾的是，这套天然的细胞监控系统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说，那些发生癌变的细胞可能并不会表现出特征性足够强的抗原物质，而这样一来，识别和清除的过程就无法进行了。

为了利用T细胞的杀伤特性，同时弥补天然免疫过程的不足，研究者们动用基因编辑的手段，创造了CAR-T（嵌合抗原受体修饰T细胞）技术。这项技术改造了T细胞的基因组，使它们可以表达一种经过人工整合的膜蛋白。这种蛋白在细胞膜外的部分是一个单链的抗体，它可以与肿瘤表面的抗原结合，而膜内的部分又是两个发放“细胞免疫信号”的蛋白结构。这些细胞可以激活患者体内的细胞免疫反应，当蛋白质的膜外部分识别了目标细胞表面的抗原时，膜内部分就开始发放“处决细胞”的指令，把肿瘤细胞送上西天。

利用异体细胞的第一次

CAR-T技术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在此之外，用自体T细胞进行的临床治疗也有不少案例。而蕾拉的情况依然激动人心，因为在她身上，来自异体的CAR-T细胞移植治疗首次获得了成功。在很多白血病患者身上，已经提取不到足以进行基因编辑的健康T细胞了，而如果来自捐献者T细胞的治疗同样可以奏效的话，他们也就有了新的治疗希望。

“脱靶”的杀戮：

CAR-T技术的另一面

蕾拉的故事激动人心，但医生和研究者们同样谨慎地提醒人们：现在就宣告胜利还显得为时过早。蕾拉的情况只是一个个例，而且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说她已经被完全治愈，CAR-T技术本身也有尚不成熟的一面。

在安全性方面，这种疗法就依然存在不少问题。CAR-T细胞嗜杀成性，万一它表面的抗体错误地结合到了健康细胞的表面，就会造成“滥杀无辜”的情况，这也被称为“脱靶效应”。在一些动物模型的实验中，脱靶效应几乎和对癌细胞的杀伤一样强。有的时候，肿瘤被完全“消化”之后，肿瘤周边的组织也会受到“被扒下一层皮”一般的损伤。

要解决脱靶问题，就需要找到更有特异性的肿瘤抗原让T细胞去识别，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目前，研究者还只能在部分癌细胞表面筛选到足够特异的抗体。此外，CAR-T细胞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导致大量细胞因子的释放，过度释放的细胞因子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的“暴走”，严重时甚至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目前，研究者们已经研发了一些控制风险的方法（例如给这些T细胞加入一个可控的“自杀开关”），但在将CAR-T技术大规模推广之前，它仍然需要经过更多研究的检验。不过，蕾拉的故事确实是激动人心的，在对抗癌症的道路上，医学研究者们也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

抗菌肽的抗菌活性及免疫调节功能 第7篇

具有抗菌活性的天然物质很多, 但大部分均属于以下3种:1) 消化酶类, 破坏细菌结构 (例如溶菌酶) ;2) 可结合必要元素 (如锌和铁) 的肽类物质 (例如钙卫蛋白、乳铁蛋白) ;3) 可穿透微生物膜的肽类物质 (防御素-抗菌肽) 。目前为止已知的抗菌肽已超过2 000种, 其中真核生物的已超过940种[2]。本文旨在讨论抗菌肽在机体内免疫防御的功能。

1 先天性宿主防御的重要性

宿主防御肽对于侵入的微生物具有固有特异性, 对于多细胞宿主动物的细胞毒性相对较低, 但有的对于真核细胞同样活性较高。这种特异性赋予了动物先天性免疫力, 和先天性免疫力相对的是获得性免疫力, 主要通过B细胞和T细胞的克隆增殖得到, 目前对其研究较为透彻。因为大多数细菌增殖时间为20~30 min/代, 而特异性免疫反应的形成依赖于哺乳动物细胞的生长, 所需时间可能为数天或数周, 所以先天性免疫系统在对抗机体感染中非常重要。

2 抗菌肽的生物活性

抗菌肽是所有生物先天性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线, 在循环中性粒细胞内含量丰富, 具有重要作用。所有生物体内均可以产生抗菌肽, 因此各种体液和分泌物中均可以发现多种抗菌肽[3]。近年的研究表明哺乳动物防御肽具有多种功能, 能与宿主细胞受体相互作用, 参与宿主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某些宿主抗菌肽如同天然抗生素, 拥有非常广的抗菌活性谱, 包括革兰氏阴性菌和阳性菌、真菌和病毒[4]。

抗菌肽作为免疫细胞的趋化因子参与炎症反应, 包括诱导IL-8产生、动员免疫活性T细胞, 还可作为细胞黏附增强剂参与细胞跨上皮迁移[5]。还可调节炎症反应, 通过C1q抑制补体经典途径激活。正常人体血浆α-防御素质量浓度经测定为40 ng/m L, 而感染时质量浓度增加至41 mg/m L, 败血症患者血浆α-防御素质量浓度为170 mg/m L, 囊性纤维变性患者痰中质量浓度为41 600 mg/m L[6]。

体外试验表明α-防御素活性取决于其质量浓度, 一般为10~100 mg/m L, 而高浓度的α-防御素才有助于溶解肿瘤细胞。组织被感染或患病时释放的防御肽浓度可能较高, 但具体局部浓度多少并未研究[6]。防御肽对于败血症患者是种抗炎症物质, 可结合脂多糖和脂磷壁酸, 可以中和内毒素[7]。

某些抗菌肽通过促进血管生成和上皮生长促进伤口愈合, 此外还具有趋化作用, 吸引循环细胞和迁移细胞。抗菌肽对单核细胞具有趋化性,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可逆结合, 具有皮质醇稳定蛋白的功能[8]。抗菌肽可以有效抑制蛋白激酶C, 改变机体某些信号通路或细胞功能。

3 抗菌肽和机体先天性免疫系统调节

目前发现的抗菌肽有2 000多种, 其中哺乳动物研究比较清楚的是HNP系列和h BD系列。HNP-1, -2, -3是免疫调节剂, 当机体单核细胞被细菌激活时, 可上调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和IL-1的表达[9]。而且HNP-1, -2可直接杀灭革兰氏阴性菌和阳性菌、白色念珠菌以及包膜病毒 (如疱疹病毒) 。HNP-5对大肠杆菌、单核细胞李斯特菌、鼠伤寒沙门氏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杀菌活性与其浓度有关[10]。

h BD-1可于不同组织中结构性表达, 主要在消化道和尿道上皮层中表达。不同研究表明当体内脂多糖 (LPS) 、热失活绿脓杆菌和干扰素 (IFN-γ) 含量上升时, 可使h BD-1表达上升[11]。不同于其他皮肤伤口处抗菌肽, h BD-1没有具体的作用方式。而h BD-1对革兰氏阴性菌株 (如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 有特殊的杀灭作用。

h BD-2最初于银屑病患者皮肤伤口中分离得到。角质细胞、消化道和呼吸道中h BD-2表达较为普遍。h BD-2储存于角质细胞的板层体中[12], 可直接由病原菌或炎性细胞 (如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源性或淋巴细胞源性细胞) 上调表达[13]。h BD-2的表达涉及几种机制和信号途径。CD14和TLR-2检测细菌脂多糖, 之后激活NF-κB级联, 诱导h BD-2产生。上调后h BD-2具有免疫刺激性, 趋化未成熟树突状细胞和T细胞, 调节适应性免疫反应[14]。h BD-2是一种可诱导的宿主防御肽, 当皮肤表层损伤或患炎症后机体固有免疫力激活, 参与伤口修复。调节h BD-2在上皮组织中的上调作用的物质为促炎性细胞因子, 如IL-1、IL-2、细菌脂多糖以及细菌与上皮细胞的直接接触[15]。h BD-2激活后可直接杀灭绿脓杆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h BD-2还可与IL-37协同, 增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16]。

同h BD-2类似, h BD-3储存于皮肤角质细胞板层体中。TNF-α、转化生子因子α (TGF-α)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GF-1) 、TLR-5、IL-1α、IFN-γ、TGF-β以及多种细菌均参与激活h BD-3合成并起着重要作用[17]。测试大量细菌后发现, h BD-3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具有广谱抗菌活性, 包括多种耐药菌株, 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18]。

4 结论

活性蛋白A在免疫炎症反应中的应用 第8篇

关键词：表面活性蛋白A,免疫炎症反应,肾盂肾炎

肺表面活性蛋白 (surfactant protem, SP) 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认识的一类特异性综合蛋白, 主要由肺泡Ⅱ型上皮细胞 (AT-Ⅱ) 和细支气管非纤毛上皮细胞 (Clara细胞) 分泌, 占肺表面活性物质 (pulmonary surfactant, PS) 的10%左右。目前分离出的SP包括亲水性的SP-A、SP-D和疏水性的SP-B、SP-C, 其中SP-A是最早被发现且在AT-Ⅱ中表达最强烈、信号最丰富的蛋白, 它的功能及合成分泌调控复杂, 且因临床意义重大而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1]。本文概述其生物学特性、生理功能、分泌调节及最新研究现状。笔者通对观察SP-A在大鼠肾组织中的表达部位及其表达变化, 了解其在免疫炎症反应中的应用。现总结归纳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取36只BALB/C-nu裸鼠, 4周龄, 体重 (18±2) g, 雌雄各半, 由广东省药物研究所提供, 将其随机分为三组: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和肾盂肾炎组。

1.2 方法

利用膀胱内注射菌液的方法制作肾盂肾炎模型。用HE染色评价各组肾组织炎症程度。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 (RT-PCR) 检测各组SP-A m RNA表达。用Western印迹法分析各组肾组织SP-A蛋白表达。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各组肾组织中的SP-A的表达部位和强度并分析其表达强度与炎症程度的关系[2]。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4.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行配对t检验。

2 结果

肾盂肾炎组肾组织炎症程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SP-A m RNA和蛋白表达均显著增加, 各组m RNA水平: (2.20±0.58) 、 (0.90±0.25) 、 (1.10±0.30) ;蛋白水平: (0.45±0.09) 、 (0.24±0.05) 、 (0.26±0.05) 。

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中, SP-A的表达主要见于外髓部的肾小管上皮细胞, 集合管也有一定程度的表达。肾盂肾炎模型中, SP-A在内外髓的表达均明显增加。本研究显示肾脏组织炎症程度与SP-A表达强度呈正相关 (r=0.66, P<0.01) 。可见急性肾盂肾炎模型肾组织中的SP-A表达显著增加。感染引起的肾间质炎症越重, SP-A的表达越明显。

另外, 体外培养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 (NRK-52E) , 检测SP-A的表达水平, 当SP-A浓度达5μg/ml以上时可显著降低上清液中的MIP-2的浓度;当达10μg/ml以上时可显著下调MIP-2 m RNA的表达。LPS刺激使NRK-52E细胞的NF-κB活性升高, SP-A以剂量依赖方式降低LPS诱导的NF-κB活性。可见SP-A可以下调趋化因子MIP-2在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表达, 其作用可能与抑制NF-κB活性有关。此法同样说明SP-A在肾组织炎症反应时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肺表面活性物质 (pulmonary surfactant, PS) 对于维持肺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它能降低肺泡液-气界面的表面张力以防止肺泡在低肺容量时塌陷。与磷脂结合的蛋白质称为表面活性物质蛋白 (surfactant protein, SP) 。目前已发现的SP有4种, 分别为SP-A、SP-B、SP-C和SP-D, 其中, SP-A是最先被发现且在肺泡Ⅱ型上皮细胞中表达最强烈、信号最丰富的蛋白, 它是肺表面活性物质的重要组分之一, 其功能及生物学特性复杂, 临床意义重大[3]。为了探讨SP-A对肾脏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其机制, 笔者利用大鼠肾盂肾炎模型检测各组肾组织中的SP-A的表达部位和强度, 并分析其表达强度与炎症程度的关系。分别用RT-PCR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实验表明, SP-A在肾盂肾炎的免疫炎症调节中作用明显, 结果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P-A的生物学特性:SP-A除在Ⅱ型细胞中强烈表达外, 它在细支气管、支气管上皮内也有灶性表达[4], 体外培养的人气管、支气管上皮细胞内也能分泌SP-A。另外, 人、大鼠、犬肺泡刷细胞中有SP-A m RNA蛋白的表达。肺泡巨噬细胞 (alveolar macrophage, AM) 中也检出SP-A、SP-B和SP-D, 可能是被AM吞噬的缘故。但并非所有SP均为肺特异性, 最近中耳中发现SP, 可能为SP-A;Rubio在大鼠空肠和结肠内检出了阳性SP-A, 而在胃上皮中未发现;Dobbie发现具有同样周期性和超微结构的SP-A在浆膜间皮细胞 (胸膜、腹膜、心包膜) 和关节滑膜细胞中表达;调节局部免疫和炎症反应, SP-A与C3b R或Fc5R有协同作用, 增加对补体或Ig G包被颗粒的吞噬[5]。研究发现SP-A可作为天然多克隆激活物刺激淋巴细胞增殖, 逆转PS脂质成分的抑制作用, 提示SP-A与PS脂质成分相互拮抗参与肺特异性免疫调控。AM上有SP-A的特异性结合位点, SP-A可调理AM功能, 促进其趋化活性, 增加AM对调理的细菌、红细胞的吞噬作用, 它还可刺激AM的有丝分裂;SP-A通过C型凝集素糖识别域识别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膜抗原, 通过胶原样区与吞噬细胞表面胶凝素R结合、调理吞噬。SP-A可趋化AM并刺激其产生氧自由基, 它对吞噬全过程均有促进作用。有研究发现SP-A可促进Ⅱ型细胞、AM产生集落刺激因子和IL-3, 而对肺泡纤维母细胞无此效应[6]。以上均提示SP-A在肺局部抗感染防御调控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因为肺泡腔中补体、免疫球蛋白含量少, 而SP-A量足够, 因而对调节肺、肾等炎症反应均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慧玲, 许娜, 刘晓冬, 等.支气管异常黏膜肺表面活性蛋白A的表达[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2009, 30 (2)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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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细胞与肝癌的免疫逃逸 第9篇

1 T淋巴细胞与肝癌的免疫逃逸

1.1 T淋巴细胞亚群数量和功能异常

T淋巴细胞按其表面标志物和功能不同分为CD4+T细胞亚群和CD8+T细胞亚群,前者主要为辅助性T细胞(Th),后者包括抑制性T细胞(Ts)及杀伤性T细胞(Tc)。外周血T细胞亚群在数量上的协调比例,特别是CD4+/CD8+的比值是反映细胞免疫平衡与否的敏感指标。正常时,CD4+/CD8+比例保持动态平衡可维持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稳定。恶性肿瘤患者由于持续存在免疫抑制,外周血常出现T淋巴细胞亚群紊乱,表现在CD4细胞水平下降,CD8+细胞水平上升,CD4+/CD8+比值下降。CD4+细胞减少可使肿瘤细胞发生免疫逃逸,当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时,CD8+细胞比例显著上升,CD8+细胞增多是引起细胞免疫损害的基础,这种损害可通过CD4+/CD8+比值得到敏感的反映[1]。李菊香等[2]通过实验证实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肝癌患者CD4+细胞数量明显减少,CD8+细胞数目增高,CD4+/CD8+比值下降;转移组与非转移组比较显示发生癌转移时,CD4+细胞数量减少更明显,CD8+细胞增高更多,CD4+/CD8+比值更低;而肝癌患者手术后CD4+细胞数明显增高,CD4+/CD8+比值明显升高。主要原因可能是肝癌患者体内癌细胞产生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以及分泌一些体液性或可溶性因子,抑制CD4+T细胞应答和活性细胞毒性T细胞的产生,导致CD4+/CD8+比值失衡。术后去除肿瘤后免疫抑制减轻,免疫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CD8+T细胞根据CD28+的表达与否分为抑制性T细胞Ts(人类表型为CD8+CD28-)和杀伤性T细胞CTL(人类表型为CD8+CD28+),CD8+CD28-T细胞具有抑制T、B细胞活性和介导细胞毒活性两大功能,可抑制抗体的产生及同种异体抗体所诱导的细胞增殖反应。有报道[3]认为肝癌患者外周血CD8+T细胞亚群的百分率升高为CD8+CD28-升高所致,二者之间成正相关,同时CD8+CD28+细胞数量降低。CD8+CD28-细胞的长期升高导致细胞毒性T细胞(CTL)的消耗,机体免疫系统对新的肿瘤细胞无免疫应答反应。

近年来研究发现CD4+CD25+调节性T细胞(CD4+CD25+Treg)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报道证实,荷瘤机体的外周血、脾脏和引流淋巴结,特别是肿瘤内有大量Treg样细胞浸润,并且这种细胞随着病程进展而逐渐增加,以致在晚期时,其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可观[4]。杨秀华等[5]对肝脏组织中CD4+CD25+调节性T淋巴细胞进行定位分析。肿瘤周围组织调节性T淋巴细胞最高,远离肿瘤部位组织次之,正常对照组最低。在肿瘤周围随着CD4+CD25+调节性T淋巴细胞的增加,CD8+T淋巴细胞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彭启全等[6]研究发现肝癌患者外周血Treg水平增高者预后差,而与病理特征无关。有学者[7]比较了不同临床分期肝癌患者外周血Treg细胞数差异,结果发现Ⅱ期HCC与Ⅲ期Treg有显著性差异,提示Treg与HCC分期及预后密切相关。表明HCC患者外周血Treg比例升高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CD4+CD25+Treg细胞对效应性T细胞通过细胞-细胞间接触抑制和细胞因子抑制机制同时发挥作用,但是以细胞接触机制的作用占主导。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异常增加的调节T细胞可以与自身的CD8+T细胞直接接触,从而破坏CD8+T淋巴细胞,使之失去有效地抗肿瘤效应,从而促进了肝癌细胞的恶性增殖。

1.2 T淋巴细胞活化障碍

在诱导T淋巴细胞分化成效应细胞过程中,需要两个信号刺激,即为双信号作用。Kim等[8]研究发现肿瘤外周血中CD3分子ζ肽链表达下降,CD3分子的ζ肽链与T淋巴细胞增殖活性和细胞毒性缺失有关,CD3是转导T淋巴细胞活化的第一信号,故其降低导致T淋巴细胞活化能力降低。陈罡等[9]研究发现肝癌组织内的CD3+表达低于癌旁组织,在肝癌中15个月内有转移的CD3+细胞数少于无转移组(P<0.05)。CD28+与CD80或CD86互为配体,提供T淋巴细胞协同刺激信号(T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CD8+CD28+增多提示T淋巴细胞活化障碍。B7-H1,BT-H2和ICOS是T淋巴细胞活化协同刺激分子B7家族成员。肿瘤细胞上缺乏共刺激分子(如B7、IFA-3、ICAM-1等)导致T淋巴细胞无免疫应答。ICOS、BTH相互作用诱导IL-10的生成从而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

1.3 T淋巴细胞凋亡增加

近年发现,某些肿瘤细胞可通过Fas/Fas L系统抵抗Fas介导的凋亡,并反击免疫细胞使T细胞凋亡,从而逃避机体免疫监视,导致肿瘤进展。Fas是存在于细胞膜表面的死亡受体,而Fas L是其配体,细胞凋亡调控因子Fas与其配体(Fas L)结合使半胱天冬蛋白酶原(Pro-caspase)转变成活化的半胱天冬蛋白酶(Caspase),从而引起DNA断裂,导致Fas阳性细胞的凋亡。张娇等[10]通过实验证实肝癌细胞能够抵抗Fas介导的凋亡,其表面的Fas L可抑制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证实FAS/Fas L途径是肝癌细胞免疫逃逸的重要机制之一。血清中可溶性Fas(s Fas)可与Fas L结合而阻碍Fas L与表达Fas的靶细胞结合,抑制靶细胞的凋亡,因此s Fas被认为是凋亡的调节因子。有研究表明,原发性肝细胞肝癌患者肝癌组织中Fas的表达明显下降,而s Fas水平明显升高[11]。s Fas增多,可竞争性地与免疫活性细胞膜上Fas L结合,抑制其致凋亡能力,从而有利于肿瘤细胞逃避免疫活性细胞的监视。肝癌发生过程中可高表达AFP。研究显示给予AFP处理后的急性T细胞白血病细胞(Jarkat)膜上的Fas表达明显升高[12],提示肝癌细胞分泌的AFP能促进T淋巴细胞死亡受体的表达。另外,肖震宇[13]等发现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在肝癌组织中低表达,而在癌旁组织中高表达,正常组织中无表达。因此,在转移癌中肿瘤细胞不但抑制TRAIL及其受体诱导的自身凋亡,并且利用TRAIL介导的凋亡机制反攻活化的T淋巴细胞导致免疫逃逸。

2 树状突细胞与肝癌的免疫逃逸

树状突细胞是功能最强的专职抗原递呈细胞。广泛分布于外周淋巴组织,其功能是其他抗原提呈细胞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故被视为机体免疫的始动者。近年来发现DC的功能具有双重性,即激活初始T细胞及免疫耐受,决定免疫反应最终走向是激活免疫反应还是诱导耐受。肝脏DC位于门脉管道和中央静脉周围,具有较强的吞噬抗原并移行到淋巴组织的能力。研究表明DC的分化成熟障碍及功能缺陷与肝癌免疫逃逸有着密切的关系。邱双健等[14]将小鼠肝癌上清液加入DC培养液中可抑制DC细胞的成熟,T细胞刺激能力亦明显下降,机制与肿瘤细胞上清液对核转录因子NF-KB的抑制有关。肝癌细胞可以通过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IL-6、IL-10、单核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TGF-β-等多种抑制性细胞因子抑制CD34造血干细胞向DC定向分化,减少DC的来源从而降低DC的总体水平。树状突细胞(DC)的功能缺陷,表型改变均可导致肝癌细胞发生免疫逃逸。肝癌患者中升高的IL-10可以抑制DC细胞的产生,引起DC细胞表面HLA-DR、CD80以及CD86等分子表达下降,从而导致DC功能下降。肝癌患者中AFP升高可引起DC细胞凋亡,使DC细胞分泌的IL-12与TNF-α明显减少,从而引起DC细胞功能缺陷[15]。AFP不仅能抑制单核细胞转变为成熟的树状突细胞(DCs),并且能损伤DCs的功能,抑制DCs对T细胞的激活,并诱导DCs凋亡。已有研究证实,DCs失活和抗原递呈细胞(APC)功能的缺失是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的重要原因,DCs可能在机体监视肿瘤发生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也有研究显示肝癌患者癌组织中CD83阳性阳性的表达,提示肝癌局部弱免疫状态。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肝癌可通过多种机制导致局部抗瘤免疫反应不能有效进行,使肝癌浸润淋巴细胞常处于无反应状态,从而产生免疫逃逸。

3 NK细胞与肝癌的免疫逃逸

肝脏中有大量的自然杀伤细胞(NK),约占肝脏淋巴细胞总数的35%以上,大大超过了外周血中比例(约5-10%)。因为NK细胞的杀伤活性无需抗原致敏,不受MHC-1类分子的限制,因此被认为可能是参与肝脏天然免疫的重要成分。梁淑娟等[16]研究发现促炎性因子IL-1β能够明显增强肝癌细胞对NK细胞杀伤的抵抗性,认为可能是导致肿瘤细胞发生天然免疫逃逸的重要机制。周启明等[17]发现肝癌患者NK细胞数较正常对照组低,而且转移复发组的CD56+细胞水平比未转移复发组下降程度亦显著。原因可能是与肝癌细胞分泌某种因子使NK细胞活性下降,在杀伤肿瘤过程中大量消耗NK细胞等因素有关。陈罡等[18]发现有转移瘤发生的肝癌患者巨噬细胞和NK细胞数量明显少于无转移组,提示巨噬细胞和NK细胞计数可能反映机体抗肿瘤免疫状态和生物学行为以及判断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辛永宁等[19]发现AFP升高患者较AFP正常者NK细胞的活性降低,AFP与CD4+细胞、CD4+/CD8+、NK细胞呈负相关,而与CD8细胞呈正相关。故认为肝癌患者NK细胞活性降低与AFP升高有关。方天翎[20]等发现癌细胞异常高表达非经典人类白细胞抗原(HLA-E),HLA-E被NK及部分CTL抑制性受体CD94/NKG2A识别,降低对细胞毒性的敏感性,同时促使免疫细胞分泌抑制性因子IL-1O、TGF-β等,对DC、T细胞等产生负性调节,直接或间接抑制NK和T细胞活化,产生利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免疫环境。

4 巨噬细胞与肝癌细胞的免疫逃逸

巨噬细胞在肿瘤免疫中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保护性因子发挥抗肿瘤作用。近年来提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的概念,指出巨噬细胞可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并在多项实验中得到证实.因此人们对巨噬细胞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开始了重新全面地认识。Kupffer细胞(KC)作为一类特殊的巨噬细胞,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双向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Teufelhofer[21]等在用基因毒性致癌物二乙基亚硝氨(DEN)诱导肝癌产生时发现KC细胞被激活并释放大量超氧化物,并发现实验组肝细胞DNA复制较对照组明显活跃.证明了KC细胞释放的超氧化物在肝癌发生早期起着重要作用。KC细胞通过释放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抑制了其自身的组织穿透能力,导致肿瘤组织中的KC细胞数目较癌旁组织中下降。MIF还可通过促进VEGF的表达来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有利于肿瘤细胞增殖。Lue等[22]也发现癌旁组织中巨噬细胞数目与肿瘤新生血管密度呈正相关。另外KC细胞还与肿瘤的转移相关。KC细胞表面可表达CEA受体,与消化系肿瘤表达的CEA结合后刺激KC细胞分泌TNF-α、IL-1和IL-6等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可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表达E-selectin等黏附分子,从而使表达s Le X、s Le A等抗原的癌细胞易于与之结合,从而导致肿瘤细胞转移至肝脏。巨噬细胞的这种双向作用使得肝癌细胞得以逃避免疫攻击,并在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如基质重构、血管形成等因素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5 髓系抑制性细胞

髓系抑制性细胞(MDSCs)是一群异质性的、髓系来源的、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细胞,主要由未成熟的巨噬细胞、粒细胞、髓样树突状细胞等髓系前体细胞组成。MDSCs作为一类新型的抑制性免疫细胞亚群,在肿瘤的免疫逃逸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肿瘤细胞通过分泌GM-CSF、VEGF、趋化因子等生物活性物质诱导MDSCs的产生、活化和募集。MDSCs则通过合成释放大量转录生长因子、一氧化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功能,促进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23]。徐晓琴等[24]通过建立了小鼠的原位肝癌模型,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到荷瘤小鼠脾脏中MDSCs的比例比正常小鼠显著增高(P<0.05),而且随着荷瘤时间的延长,MDSCs的比例逐渐增加。表明MDSCs通过与脾脏中胸腺依赖区T细胞相互作用抑制其免疫功能,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促进肿瘤细胞生长。

6 结语

免疫活性细胞 第10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池塘与水草搭配

试验池塘采用常州水产科技园区的标准化河蟹养殖池塘，共4个，每个池塘面积均为25667m2，池塘底质相似，水深1.5 m。3个试验池塘水草搭配方式分别为伊乐藻+黄丝草组(伊+黄组)、复合草组(伊乐藻、轮叶黑藻为主)、伊乐藻组，使水草覆盖率达60%左右，对照组不种植水草。均为主养河蟹、套养青虾及鳜鱼的养殖模式。规格蟹种放养密度为1 000只/667 m2。饲料以冰鲜杂鱼为主、谷物为辅，管理方式、水源均一致。试验于2009年5月河蟹养殖初期开始，10月河蟹收获季节结束，期间不换水。

1.2 样品采集与前处理

试验开始后每隔30 d在对照池、试验蟹池水草种植区域、无水草覆盖的区域水面下20 cm处以及近底层20 cm处各采集水样1 000 m L，充分混合，为检测样本，每个池塘每次采集3个平行样品。现场固定后用于分析水质总氮(TN)、总磷(TP)、氨氮(NH3-N)、高锰酸钾盐指数。所有样品4℃冷藏保存，48 h内完成相应的分析测试。

地笼捕捞成熟河蟹，每池10只，活体解剖分别取性腺、肌肉和肝脏，-80℃冰箱保存。称取各组织0.2 g，按1∶9加入生理盐水(0.9%)冰浴匀浆，4℃10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80℃冰箱保存备用。

1.3 检测方法

总氮(TN)、总磷(TP)、氨氮(NH3-N)、高锰酸钾盐指数检测分别根据标准GB11894-1989[6]、GB1189-1989[7]、HJ536-2009[8]、GB11892-89[9]进行。

性腺、肌肉和肝脏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总抗氧化能力(T-AOC)、酸性磷酸酶(AKP)、碱性磷酸酶(ACP)、溶菌酶(UL)、Na+/K+-ATPase、Ca2+/Mg2+-ATPase的测定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试剂盒。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不同蟹池水质指标的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t检验方式。水质评价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002)GB3838-2002[10]、SC/T9101-2007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11]、太湖流域池塘养殖水排放标准[12]。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植不同水草对蟹池水体营养盐浓度的影响2.1.1养殖水体总氮（TN）含量变化

510月种植水草试验组的水体TN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其中对照组TN含量处于地表水5类及劣5类要求[10]。5月和7月，试验组间伊乐藻+黄丝草组与复合草组和伊乐藻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复合草组和伊乐藻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6月份试验组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8月和10月，试验组间复合草组与伊乐藻+黄丝草组和伊乐藻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且TN含量最低，伊乐藻+黄丝草组和伊乐藻组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9月份各试验组间均有显著差异(P<0.05)，且复合草组TN浓度最低(见表1)。57月份，试验组(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伊乐藻组)池塘水分别属3类水、4类水、4类水[10]。78月份复合水草组TN达2类水要求[10]。810月份试验组池塘水分别属4类水、3类水、4类水。各月份TN含量均小于<3.0 mg/L，达《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1级排放要求[11]。试验组(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伊乐藻组)到养成季节，其尾水TN浓度分别较对照组低47.9%、53.0%、40.5%。

2.1.2 养殖水体总磷(TP)浓度变化

5月份试验组除伊乐藻+黄丝草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其余各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67月份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各试验组间差异不明显(P>0.05)，且复合组TP浓度最低。8月份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各试验组间差异显著(P<0.05)，且复合组TP浓度最低。910月份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间复合组显著低于另两组(P<0.05)(表2)。56月份，各试验组TP含量达地表环境水2类水要求，710月份，伊乐藻+黄丝草组和伊乐藻组池塘水属4、5类水，复合水草组除8月份TP含量(0.215 mg/L)略高于0.2mg/L外，均在3类水TP含量以下[10]。至10月份养殖收获，对照组水体中TP含量从6月份开始始终维持在0.9 mg/L以上，水质基本在池塘养殖2级排放要求线(<1.0 mg/L)左右，而试验组蟹池水质均达排放1级要求(<0.5 mg/L)[11,12]，到养成季节，试验组尾水TP浓度分别较对照组低73.3%、92.9%、75.8%，其中以复合水草组降除TP效果最明显。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1.3 养殖水体氨氮（NH3-N）浓度变化

5月份试验组水体氨氮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伊乐藻+黄丝草组与复合组显著低于伊乐藻组(P<0.05)，且复合组浓度最低。6、7月份试验组水体氨氮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复合组浓度显著低于伊乐藻+黄丝草组和伊乐藻组(P<0.05)。8月份试验组水体氨氮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伊乐藻+黄丝草组浓度显著高于复合组和伊乐藻组(P<0.05)，其中伊乐藻组浓度最低。9月份试验组水体氨氮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复合组浓度显著低于伊乐藻+黄丝草组和伊乐藻组(P<0.05)。10月份试验组除伊乐藻外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伊乐藻组浓度显著高于伊乐藻+黄丝草组和复合组(P<0.05)，其中伊乐藻+黄丝草组浓度最低(表3)。到养成季节，试验组氨氮含量维持在地表水环境2类水以下，而对照组则在3类水以下[10]。各试验组其尾水氨氮浓度分别较对照组低12.6%、1.6%、-48.6%，结果显示多种水草搭配对降除水体氨氮有一定作用。

2.1.4 养殖水体高锰酸钾盐指数（CODMn）变化

5月份试验组水体CODMn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试验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其中复合草组指数最小。6月份试验组水体CODMn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伊乐藻组显著高于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P<0.05),伊乐藻+黄丝草组与复合草组差异不显著(P>0.05)，且伊乐藻+黄丝草组CODMn最低。7月份试验组的CODMn只有伊乐藻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各试验组间差异显著(P<0.05)且复合草组CODMn最低。8月份试验组水体CODMn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各试验组间CODMn差异显著(P<0.05)，且复合组最低。9、10月份试验组水体CODMn显著低于对照组外(P<0.05)，伊乐藻组显著高于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P<0.05),伊乐藻+黄丝草组与复合草组差异不显著(P>0.05)，复合草组CODMn最低(表4)。在整个养殖季节中，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伊乐藻组、对照组的CODMn分别属地表环境水4-5类水、4类水、4-5类水、5类-劣5类水[10]。至10月份养殖收获，试验组池塘水体CODMn均达池塘养殖水排放1级要求(<15 mg/L)，而对照组的池塘CODMn则高达16 mg/L，达池塘养殖水排放2级要求(<20 mg/L)[11]。至养成季节，试验组各蟹池其尾水CODMn分别较对照组低40.9%、49.9%、9.7%，以复合水草组降低CODMn效果最明显。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2 试验组河蟹各组织免疫指标比较

2.2.1 试验组河蟹性腺各免疫指标的比较

性腺中SOD酶活性大小在试验组间表现为伊乐藻<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其中伊乐藻+黄丝草组河蟹性腺中SOD酶活性与复合水草差异不显著(P>0.05)，与伊乐藻组差异显著(P<0.05)，复合水草与伊乐藻差异极显著(P<0.01)。性腺中CAT酶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伊乐藻+黄丝草组河蟹性腺中的T-AOC活性显著高于另两组(P<0.05)，其余差异不明显(P>0.05)，活性表现为复合草组<伊乐藻<伊乐藻+黄丝草组。性腺中AKP、ACP、UL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性腺中Na+/K+-ATPase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大小表现为伊乐藻+黄丝草<复合草组<伊乐藻组。Ca2+/Mg2+-ATPase酶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表5)。

2.2.2 试验组河蟹肌肉各免疫指标的比较

肌肉SOD酶活性大小表现为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草组<伊乐藻，伊乐藻组河蟹肌肉中SOD酶活性显著高于其它两组(P<0.05)，复合草组与伊乐藻+黄丝草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肌肉CAT与T-AOC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伊乐藻组河蟹肌肉AKP活性显著高于另两组(P<0.05)，其余差异不明显(P>0.05)。肌肉ACP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伊乐藻+黄丝草组河蟹肌肉的UL活性显著高于另两组(P<0.05)，其余无显著差异(P>0.05)。伊乐藻+黄丝草与伊乐藻组河蟹肌肉Na+/K+-ATPase活性差异显著(P<0.05)，而复合草组与前两者差异不明显(P>0.05)，在试验组间的活性大小表现为复合草组<伊乐藻<伊乐藻+黄丝草组。Ca2+/Mg2+-ATPase酶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表6)。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P<0.01)。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2.3 试验组河蟹肝脏各免疫指标的比较

肝脏中SOD酶活性表现为复合草组<伊乐藻+黄丝草组<伊乐藻，其中伊乐藻组显著高于复合水草组(P<0.05)。肝脏CAT、T-AOC、AKP、ACP、UL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肝脏Na+/K+-ATPase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在肝脏中活性大小表现为伊乐藻+黄丝草<复合草组<伊乐藻组。Ca2+/Mg2+-ATPase酶活性在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且在肝脏中活性最弱(表7)。

总而言之，SOD、CAT、T-AOC、AKP、ACP、UL及Na+/K+-ATPase在试验组河蟹性腺中活性最高，而Ca2+/Mg2+-ATPase在伊乐藻+黄丝草及复合草组河蟹的肌肉中活性最强，在伊乐藻组河蟹的性腺中活性最高。

注：同一例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与小结

3.1 种植不同水草对蟹池水体各营养盐浓度的影响

水草对水质的调控既可吸收与转化无机盐，通过增加水生生态系统的空间生态位提高生物多样性，使水体环境相对稳定[13]。国内已有采用水生植物调控鱼虾蟹养殖水质的研究报道[14,15,16,17]，取得较好的净化水质的效果。刘鑫[15]等研究在黄颡鱼夏花池中栽培伊乐藻，轮叶黑藻可有效地净化水质，确保了夏花生产良性运行还节约了水资源并达到无污染排放。本研究蟹池中种植河蟹喜食的伊乐藻，黄丝草和轮叶黑藻，既可消耗水体中由于残饵及鱼虾蟹排泄物等产生的有机污染物质，又可光合作用改善水体溶氧状态和为河蟹提供天然饵料。种草蟹池水质重要相关的营养盐：总氮、TP、氨氮及高锰酸盐指数在整个养殖季节的变化显示，对照组蟹池水体中5月份TP浓度和10月氨氮浓度较部分种草组高外，其检测的营养盐浓度均高于种草组。至养成季节3种草蟹池(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水草组、伊乐藻组)尾水总氮分别较对照组低47.9%、53.0%、40.5%，TP分别较对照组低73.3%、92.9%、75.8%，氨氮含量分别较对照组低12.6%、1.6%、-48.6%，高锰酸钾盐指数分别较对照组低40.9%、49.9%、9.7%。测定数据分析显示，种草的蟹池较对照组通过水草的转化和富集作用能有效降低水体中的主要营养盐，可有效减少对养殖水体的污染[18]。其中以复合水草组的效果最佳。

3.2 种草蟹池河蟹各组织免疫指标比较

甲壳动物因无特异性免疫功能，故其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19]，随着河蟹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病害问题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养殖效益，河蟹的生态养殖其病害防重于治，而防则重在提高河蟹自身免疫力[20]。有报道在河蟹饲料中添加中草药[21,22,23]、糖类[24,25]、维生素[26,27]、灭活细菌苗[25]及矿物质[28]或给河蟹注射免疫增强剂[25]对其免疫因子的影响，本研究测定了3个种草蟹池河蟹8个相关免疫因子指标在性腺、肌肉和肝脏中的活性。

SOD和CAT是机体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主要酶类，在甲壳动物免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在本研究中SOD的活性在伊乐藻+黄丝草组与复合草组河蟹中的大小表现为肌肉<肝脏<性腺，在伊乐藻组表现为肌肉<性腺<肝脏，而在锯缘青蟹其肝胰脏SOD活性大于肌肉[29]，且各组数值均小于健康幼蟹SOD活性(35.4975～36.0926 U/mgprot)[30]，但大于在14℃时1龄河蟹(6.218±0.179 U/mgprot)[31]。此前有研究报道注射和饲喂免疫增强剂及中草药能明显提高幼蟹的SOD活性[22,25,32];饲料中添加VE和VC因其在河蟹机体内发挥着抗氧化作用，使河蟹体内自由基在尚未发挥作用前就被消除了，导致诱导性酶SOD活性降低[26,27];高浓度的氨氮会引起河蟹SOD和CAT的活力[33,34];温度骤升，缓升或缓降最终将导致幼蟹的SOD及CAT活性下降[31,35]，这与锯缘青蟹在低温驯养情况下其SOD及CAT活性均下降一致[36]。本研究中复合组和伊乐藻组的河蟹CAT活性大小为肝脏<肌肉<性腺，伊乐藻+黄丝草组为肌肉<性腺<肝脏，且所测数值远小于幼蟹CAT活性数值(患病31.5～35.91 U/mgprot，正常95.8～100.16 U/mgprot)[30]。以上研究SOD与CAT的结果差异可能与河蟹所处生命阶段、生态环境、饵料水平及健康状态不同有关。T-AOC表现为其体内抗氧化酶体系和抗氧化物质体系抗氧化能力的总和，主要作用是分解和清除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活性氧(ROS)[29]。本研究中种草池河蟹T-AOC活性大小均表现为肌肉<肝脏<性腺，这一结果与锯缘青蟹一致。

AKP和ACP主要参与生物体内物质消化、吸收转运、生长分化、分泌和骨骼形成等生理过程[37]，能形成水解酶体系，水解侵入体内的异物。研究中AKP活性大小在各池河蟹中均为肌肉<肝脏<性腺，3池河蟹的AKP在性腺中活性最高，且在伊乐藻组的活性是伊乐藻+黄丝草组，复合组的2～3倍;ACP在性腺中的活性最高，在伊乐藻+黄丝草组河蟹中活性大小为肌肉<肝脏<性腺，在复合组及伊乐藻组河蟹中均为肝脏<肌肉<性腺。不同种草池河蟹不同组织AKP和ACP活性大小的差异可能与连续投喂添加适量植源性免疫增强剂的饵料，河蟹血清AKP和ACP均能显著提高有关[32]。

UL能够水解细菌细胞壁中粘肽的乙酰氨基多糖，杀灭侵入机体内的细菌，从而起到机体防御的功能[38]。本研究中UL在伊乐藻+黄丝草组河蟹中活性大小为肌肉<肝脏<性腺，在复合组及伊乐藻组河蟹中均为肝脏<肌肉<性腺。不同的种草池河蟹UL活性在各组织中不同可能与其天然植物饵料来源不同造成的，这与将免疫增强剂多糖、灭活细菌苗和壳聚多糖注射和添加到饲料中饲喂河蟹，其溶菌酶活力较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提高[25]，以及饲料中添加中草药饲喂河蟹其溶菌酶活力有明显的增强作用[22,23]。

Na+/K+-ATPase在渗透压调节和维持其它的ATPase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Ca2+/Mg2+-ATPase调节体内钙镁平衡，一旦Ca2+，Mg2+的代谢发生紊乱，机体的生理功能和调节就会发生紊乱，导致疾病的发生[39]。本研究中各池河蟹的Na+/K+-ATPase在组织中活性大小为肝脏<肌肉<性腺，与锯缘青蟹相同[36];Ca2+/Mg2+-ATPase活性在伊乐藻+黄丝草组及复合组河蟹中为肝脏<性腺<肌肉，而在伊乐藻组则是肝脏<肌肉<性腺，与锯缘青蟹相同(肝胰脏<肌肉)，这些差异可能与不同类型的ATPase执行不同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39]。

综述所述，本研究在成蟹养殖池中种植水草既有效地降低了对养殖水体的污染，又为河蟹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天然饵料，实现了以草控水，且整个养殖期间不换水，大大节约了养殖用水;此外还首次探讨了不同种草蟹池河蟹不同组织的免疫指标差异，但限于没有对照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种草河蟹免疫指标的活性是否增加或降低以及与种草存在直接的联系，为此，蟹草共生池水草、各水质指标与河蟹免疫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免疫指标活性的季节性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摘要：以蟹草共生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几种不同沉水植物搭配模式对河蟹养殖池水质改善效果及对河蟹性腺、肌肉,肝脏免疫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蟹草共生系统较常规养殖有显著改善养殖水体的效果,其中种植多品种沉水植物搭配对蟹池水体总氮、总磷、氨氮、高锰酸钾盐指数的去除效果明显好于种植单一品种沉水植物。SOD、CAT、T-AOC、AKP、ACP、UL及Na+/K+-ATPase在3个种草蟹池河蟹的性腺中活性最高,Ca2+/Mg2+-ATPase在伊乐藻+黄丝草及复合草组河蟹的肌肉中活性最高,在伊乐藻组河蟹的性腺中活性最高,各河蟹免疫因子活性在不同养殖河蟹不同组织存在一定的异同。

免疫活性细胞 第11篇

研究人员正在对发育中的非洲爪蛙进行研究。他们对爪蛙细胞膜中的电压进行了修复，发现电荷在决定大脑体积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还决定了发育中的细胞最终会形成何种组织。改变电压，也被称为改变膜电位，甚至可以修复有损大脑的先天缺陷。

“最新的研究指明了膜电位的重要性，以及它在生物发育中起到的作用。”来自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生物学协会的进化生物学家Simon Perathoner说道。

所有的细胞在它们的细胞膜内都具有电活性。“细胞使用这种电活性进行沟通以形成有关生长的决定。”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图夫兹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也是此项研究的合著者Michael Levin说道。 “我们除了首次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还展示出这些生物电信号会被用来决定大脑自身的大小及生长位置。”例如，改变电压能够使得大脑组织在蝌蚪胚胎的尾部生长。

Levin相他的同事们对发育中的胚胎进行了染色，这些色彩会根据细胞膜中的电荷变化，较少的或者强烈的显示出来。之后，研究人员对通过诱发微结构成长而控制细胞生长或关闭的基因进行了观测，这些微结构被称为细胞膜中的离子通道。

“我们按需将离子通道置入细胞，令电压产生高低变化。”Levin说道：“我们能够令大脑细胞按我们的意愿长得更大或更小，由此可以显示出电压可以控制大脑的体积。”

改变细胞膜的电压也可令青蛙胚胎中的大脑组织生长在大脑区域之外。“它改变了其他细胞类型的命运，使它们成为了脑组织。”Levin说道。

身体其他部分的脑组织提供的证据显示出，细胞可根据生物电线索决定它们将会长成的组织类型，并且这些线索可促进新的脑组织发育。

“再生医学将可利用细胞对生物电的依赖培育新的组织，从而将那些缺损的或者被破坏的器官替换掉”，Levin说道。

研究团队同时纠正了青蛙胚胎中一个基因突变导致的错误的脑电压，这个基因突变会令大脑的大部分产生畸形或缺失。当研究人员将大脑细胞膜中的电压恢复，胚胎便发育出几乎正常的大脑。

免疫活性细胞 第12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2年1月本院收治的58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39例,女19例,年龄32~75岁,平均(57.49±12.08)岁。所有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排除标准: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合并其他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另选50例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组。其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30~77岁,平均(58.12±11.78)岁。两组患者在性别比例构成和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不具显著性(P>0.05)。所有患者治疗前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DC细胞的培养

采用血细胞分离机及淋巴分离液分离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RPMI 1640培养液1 500 r/min离心15 min洗涤2~3次,采用BTN无血清培养基(购于北京恒博和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7℃,5%二氧化碳培养箱内培养2 h。向悬浮细胞中加入IL-4 500 u/mL及GM-CSF 1 000 u/mL,继续培养。间隔2~3 d加入相同量的IL-4和GM-CSF,6 d后加入TNF-α500 u/mL。在每次换液后以及细胞回输前均要进行细菌和真菌的培养检测。

1.2.2 CIK细胞的培养将上述培养的悬浮细胞在

将上述培养的悬浮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中配制为2106/mL,分装至含IL-2(购于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400 u/mL,CD3单抗(购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500 ng/mL以及IFN-γ(购于上海克隆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1 000 u/mL的培养瓶内。置于37℃,5%二氧化碳孵育箱中培养24 h。间隔2~3 d加入相同量的IL-4和GM-CSF,6 d后加入TNF-α500 u/mL。在每次换液后以及细胞回输前均要进行细菌和真菌的培养检测。

加入CD3单抗1μg/mL、γ-干扰素2 000 u/mL,计为第0天,至第1天再加入1 000 u/mL的IL-2(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继续培养。每隔2~3 d换液1次,加同量γ-干扰素和IL-2,每次换液后及细胞回输前同时抽取细菌、真菌培养。

1.2.3 DC细胞的回输

分别于细胞培养第7天,第9天,第11天和第13天,经细菌霉菌检测为阴性,且活细胞>95%时,采用细胞刷将细胞移入50 mL离心管中,1 500 r/min离心15 min,弃去上清后加入含20 g/L人血白蛋白(购自上海莱氏血液制品公司)生理盐水进行洗涤2~3次,最终将DC细胞悬浮于6~8 mL含20 g/L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以细胞数为(3~8)108/次将DC细胞分别从患者双侧颈部、腋下以及腹股沟淋巴等区域皮下注射进行回输。详细记录DC细胞培养过程中细胞表型的变化情况。

1.2.4 CIK细胞的回输

分别于细胞培养第11、13和15天,经细菌霉菌检测为阴性,且活细胞>95%时,细胞悬液可移入50 mL离心管中,1 500 r/min离心15 min,弃去上清后加入含20 g/L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洗涤2~3次,最终将CIK细胞悬浮于250mL含20 g/L人血白蛋白及2105IU IL-2的生理盐水中。以细胞数为(1~3)109/次将CIK细胞静脉输注。详细记CIK细胞培养过程中细胞表型的变化情况。

1.2.5 化疗方案

研究组患者奥沙利铂联合亚叶酸钙联合5-氟尿嘧啶的治疗方案。其中奥沙利铂(购自山东铂源药业有限公司),静滴130 mg/m2,3 h;亚叶酸钙(购自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联制药厂),第1天静滴75 mg/m2,1 h;5-氟尿嘧啶(购自济南安达迈化工有限公司),第2~6天采用便携式微量泵维持输入425 mg/m2,22 h。研究组患者均采用化疗联合CIK细胞与DC细胞回输的治疗方法,并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T细胞亚群的检测。对照组健康人群直接进行T细胞亚群的检查。详细记录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1.3 评价指标

比较分析两组CD3+、CD4+、CD8+及CD4+/CD8+等T细胞亚群指标的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T细胞亚群变化情况的比较

与对照组健康人群相比,研究组患者治疗前CD3、CD4+及CD4+/CD8+等T细胞亚群指标均明显减低,CD8+明显提高,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与研究组患者治疗前相比,治疗后CD3、CD4+及CD4+/CD8+等T细胞亚群指标均明显提高,CD8+明显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结果见附表。

注:1)与治疗前相比,P<0.05;2)与对照组患者相比,P<0.05

2.2 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58例患者中,有6例(10.34%)患者在细胞皮下回输过程中发生体温升高现象,但停止输注后,体温均可自行恢复至正常。其他52例患者均表现出较为良好的耐受性。

2.3 培养DC细胞表型

DC细胞经培养13 d后,对表面细胞进行流式检测,结果显示,其中CD86+占(85.49±4.59)%,HLA-DR+占(85.13±5.04)%,CD83+占(54.35±4.18)%,CD80+占(45.98±5.28)%,说明在一定细胞因子的诱导下,外周血单核细胞可以培养出纯度较高的DC细胞。

2.4 培养CIK细胞表型

随着CIK细胞培养时间的延长,CD3+CD8+和CD3+CD56+双阳性细胞的百分率不断上升。

3 讨论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CIK)为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体外采用多种细胞因子与CD3单克隆抗体共培养而获得的一群异质细胞[3]。其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较高的杀伤肿瘤细胞活性,且对较为广泛的肿瘤细胞均为杀伤作用[4]。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为目前发现抗原递呈功能最强的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其具有显著诱导静止T细胞增殖和应答作用,并能促进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s,CTL)和辅助性T淋巴细胞的生成[5]。在肿瘤细胞的生物治疗中,CIK-DC细胞联合过继性免疫治疗,对肿瘤患者全身状况的改善,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及病毒的繁殖,改善患者的生存治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等方面具有较为理想的效果[6]。

在结直肠癌患者机体内的肿瘤组织中,也会发生自发的抵抗现象,且注意以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为主[7]。T淋巴细胞主要通过辅助性T细胞(TH)和抑制性T细胞(TS)之间的平衡,即通过CD4+和CD8+的比值表现出来,该比值的下降则表明机体免疫功能受损。另外,机体的免疫状况还于淋巴细胞各亚群的相对分布比例有关。因此,外周血中CD3+、CD4+、CD8+以及CD4+/CD8+比值的检测能够较为准确的对机体的免疫功能状况进行评价,对肿瘤患者病情的评估和疗效的判断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通过对结直肠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CD3+、CD4+、CD8+及CD4+/CD8+的检测,结果发现治疗前CD3、CD4+及CD4+/CD8+等T细胞亚群指标均明显减低,CD8+明显提高,提示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受损。而通过化疗联合CIK-DC细胞过继性免疫治疗后,外周血CD3、CD4+及CD4+/CD8+等T细胞亚群指标均明显提高,CD8+明显降低,提示患者自身免疫功能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采用CIK细胞联合DC细胞过继性免疫治疗结直肠化疗患者,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不良反应小,可作为安全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在临床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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