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决策范文

民主决策范文（精选11篇）

民主决策 第1篇

这些问题表现在:

一是有的地方政府决定的大项目由少数人甚至个别领导拍板。公众批评的“形象工程”就是建造这类工程的决策不够民主, 信息不够公开, 公众的利益很可能因之受到损害。“形象工程”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决策的过程是怎样的, 是否通过认真的调研, 是否提交当地人大之类的民意机构表决, 并允许全社会充分讨论, 预算是否受到人大及其常委会严格的审查, 建造过程和建成后的质量是否受到人大及全社会严格的监督,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不符合决策民主的要求, 也就是没有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协商, 更没有注重公民这一角色。

二是决策民主的程序有时候被省略。近年来, 在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 许多都是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缺乏到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有的领导长官意志作怪, 决定或处理事务凭想当然、凭主管臆断。在这样的情况下, 群众的诉求得不到解决, 就容易引发冲突事件。

结合当前社会实际,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

一是由于受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影响, 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习惯于一言堂、个人拍板。在一些集体讨论决定的场合, 有的副职或其他班子成员习惯于迎合“一把手”的观点和决定。这些情形影响了民主决策的效果。参与决策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 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

二是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时, 把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 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凡属重大决策, 都必须由集体讨论, 不允许个人说了算, 不应存在个人主义。

如何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使协商民主与决策民主实现有机结合, 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话题。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就是要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班子决策行为, 通过预定的程序、规则和方式, 确保决策能广泛吸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符合本地区实际、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它主要是由制度设计、程序设定、规则设立、机构设置有机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不断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 在决策事项的提出、论证、确定、执行、反馈和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避免出现重大失误。很多地区普遍实行了政务公开制度, 公用部门和单位办事公开正在形成制度, 增强了政府工作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普遍开展了电子政务建设, 通过网上信息发布、政务论坛、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为公众提供信息。普遍设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公开电话、信箱、接待日以及投诉热线等, 拓宽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

在民主协商程序上, 还应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操作,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要问题、重大事项的决策制度, 切实解决和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等问题。对决策方案的议事范围, 党代会决议、决定的程序, 在了解情况、充分讨论、沟通协商、投票表决、民主监督等方面逐步完善、做细做好。

参考文献

[1]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 2003 (4) .

[2]代吉成.协商政治:多党合作与民主参与的实现途径[J].求实, 2006 (5) .

[3]虞崇胜, 何志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效应分析[J].学习与实践, 2007 (1) .

[4]李君如.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J].世界, 2006 (9) .

[5]孙秀民.中国共产党执政机制的构筑与完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6]胡锐军.社会冲突治理与网络政治培育和规制[J].长白学刊, 2013 (1) .

[7]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民主决策 第2篇

1、工会每年动态根据单位的各项关系到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宜应召开会议（职工大会）通报不于两次，会前要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为做好好民主管理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2、工会民主管理工作主要对职工会员提出的意见，认真进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召开会议予以答复。

3、工会对全体干部职工及全体会员切实开展民主测评，与自我评议，对待测评意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4、民主管理工作遵循正确处理和解决单位职工群众评议、建议、审议、表决等各项权利义务的原则，促进单位各项工作的发展

二、民主决策制度

1、凡重大问题须经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如工会机构设置、工作计划、任期目标、经费收支、总结表彰、规章制度的订立与废除等问题。

2、涉及会员群众的大事，由会员群众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后再作出决定，如会员福利、活动内容、对会员的奖励、处分等问题。

3、因特殊情况，由工会主席或委员与中心领导共同拍板处理的问题，事后应向工会委员会或教代会报告，并由委员会审定确认。

三、民主监督制度

1、工会工作计划、活动内容、经费收支、工作情况等均向全体会员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2、工会编制的预算、决算、应接受经费审查小组的审查监督。其它方面的工作均应接受教代会各专门小组的监督。

3、实行民主评议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制，每年召开一次会员评议大会，全面评议工会委员会工作和工会工作。

4、民主生活，会员每期三次民主生活会由各小组长主持，一般可与工会总结工作同步，每期一次工会全委(含小组长或专门工作小组组长)民主生活会。

四、民主参与制度

1、中心工会分会每季度向全体会员通报一次工作情况，每学年向会员大会汇报一次全面工作情况。

2、工会委员要经常深入各科室，收集了解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工会委员会每期分析、归纳一次会员思想动态及生活、工作情况，并定出办实事的方案。

3、工会干部要积极培养和依靠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开展各部门工作，经常与会员开展谈心活动。

民生、民主与科学决策 第3篇

民生的需求目录是要靠民主机制来表达的。改革之初，民生需求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衣食的问题；现在民生的需求层次提高了，需要解决的是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等高层次的问题。因此，如果没有民主机制，政府官员就不知道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

民主是必要的，但也是有代价和成本的。

经济成本。民主讨论要开会，就要用会场，就要消费纸张，就要有人工费用，这是小的成本，不可避免。

时间成本。民主讨论需要花费时间，比如说，《物权法》起草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2年1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到此次2007年3月8日提请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前后已审议5年，但这是必须的，是民主机制所不可避免的。

出错的成本。民主有时也会出错，也要付出代价，也会有“民主失灵”的时候。

决策不仅要讲民主，还需要讲科学

我们不仅要讲决策的民主化，还要强调决策的科学化，以弥补“民主失灵”。

首先，“决策的科学化”，简而言之，就是决策的专业化，就是决策要依靠专业知识，依靠专业人士。

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表达民生的需求方面，则更多地需要依靠民主机制；但是在解决民生的供给方面，在进行制度设计方面，可能更多地需要依靠科学，依靠专业知识，依靠专业人士。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懂专业的人，是无法找到该领域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的。例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模式是令所有人满意的。如果把这么一个极其复杂、极其专业的问题，不是向专家学者求助，而是向全社会征求方案的话，其结果必然是拿不出一个令社会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因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向全社会征求方案，还会把老百姓的胃口都吊起来，从而加大改革的难度，结果正如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所说的“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

一些人喜欢把我们当前所做的事情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搞的“伟大社会”建设相比较。的确，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当时的美国非常相似，诸如，教育公平、医疗卫生、人人有住房、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我们应当趁着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加快社会安全网建设。但这只是一个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在建立“伟大社会”之后，虽然其中的一些社会目标在近期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其后遗症是“制造了一个大政府，压抑了社会的创造力”。其结果，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都陷入了严重的“滞胀”危机。在此之前，要么是经济停滞，要么是通货膨胀；二者通常是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此时却变成了同时并存。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痛苦之中。此后，经济学界的一些分析认为，美国的“滞胀”危机与此前建设“伟大社会”不无关系，尤其是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等都具有只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

这一教训应当引以为鉴，在我们当前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千万别忘记了经济是基础。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只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相互排斥。其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

其次，政策制定还需要科学化分工。现代社会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其中一项重要的分工就是将政府政策制定的调研、决策、执行、监督等四个环节实现相对分离。

在国外，前期政策法规的调研工作通常是由审议会、研究会来负责；决策则是由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政府部门就是执行机构，最后是议会和社会的监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政府行政部门既管研究，又管决策，还管执行，还管自我监督。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政府部门搞研究，带着部门利益去搞研究，结果是部门之间打架，打的都是部门利益，没有人去考虑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

另外，我们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同样也应当提“科学决策观”，“科学改革观”。像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早已过时了，现阶段的改革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决策模式。

要建立科学的改革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六大机制。

一是要加强实地调研机制。要从实际出发，避免闭门造车、关门订方案的工作方式。二是要加强理论研究机制。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容易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路。三是需要建立协商机制，要建立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四是要完善决策机制。要使有关改革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五是要建立补偿机制。对于改革中那些利益受损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补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六是要建立纠错机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及时纠正改革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最后，提出几点建议：

（1）全国人大和政协，应当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一定的调研费用，并且，鼓励人大代表和政协问题花钱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政策、法律方面的咨询研究。这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出的议案就能够更加专业化，质量更高。

（2）在人大和政协中，应当提高专业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发挥专业代表的作用。

（3）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审议会和委员会制度，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审议会作为半政府机构，应由监管者、被监管者、专业人士代表以及民众代表所组成。而决策环节应由专门委员会进行。

（4）应当在全社会提倡，尊重专业知识、尊重专业人才，并在各项决策中加以落实。

民主决策 第4篇

1998年, 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 为了在任职期间做出一些政绩。为自己的升迁做准备。于是就想在东方市建造九龙广场﹑九龙塔﹑生态龙等工程。眼见离自己任期越来越近, 1998年在没有对九龙广场进行规划, 集体讨论, 征求人民大众意见的情况下, 便匆忙地一声令下破土动工。

东方市是一个财政入不敷出的贫困县市, 耕地面积仅为60万亩, 总人口38万, 当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为5000万元。而建九龙广场只计算建造费用就需要花费7000多万元, 相当于整个东方市一年半的地方财政收入, 占地1005亩。

1998年, 东方市政府为开辟九龙绿地广场 (九龙文化园) 国土局征用小岭村农民集体土地823亩, 清账时请来会计师经按红线图丈量, 其征地面积实为1005亩, 瞒报182亩。其土地补偿款, 按每亩4500元计, (九龙广场文化园与亚天蓝岛公路局同一地区, 其土地补偿标准相同, 即每亩4500元) 。182亩土地补偿款人民币共捌拾壹万玖仟元 (￥:819000.00) 农民分文末得。而823亩土地补偿 (每亩4500元) 共人民币叁佰柒拾万零叁仟伍佰元 (￥:3703500.00) , 农民只领到30%。吞食集体土地管理费肆拾陆万零伍佰元。1998年, 东方市国土局还为绿化广场征用小岭村农民集体土地88亩, 这土地原有砖厂四个, 即罗宝砖厂、海强砖厂、融港砖厂和五一砖厂。政府赔偿的搬迁费307万元, 应入村委账户, 再按规定扣除15%即460500.00元管理费后, 村委才转给各厂领取。而国土局却让厂主直接领取!罗宝砖厂陈树宝领取82万元, 海强砖厂陈外荣领取75万元, 融港砖厂林开祥 (已故) 领取80万元。五一砖厂70万元厂主卞人武尚未领到。

东方缺水, 虽说家门口就是北部湾, 但一年的降雨量仅800毫米, 全市有三分之二的“望天田”。田里缺水没法种庄稼, 人缺水日子也过得很难。而当时为了建“生态龙”, 把800米水管拉到那个工地, 造成几个村庄饮水更加困难。

九龙文化园由于匆忙建造, 在管理保护方面没有制定相关的措施, 以至于在建设九龙广场时经常遭人破坏。再加上建设九龙广场缺乏统一的指挥, 工程的进程缓慢, 质量也没法保证。结果建设几年, 耗资巨大, 而成效不大。

自从建九龙文化园后, 整个东方市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该工程, 使得各方面的建设资金严重缺乏。2001年黄成模上任东方市市委书记, 便停建了九龙广场﹑九龙塔﹑生态龙等形象工程。

目前, 九龙广场已基本废弃。

二、从东方九龙广场决策的失败案例, 说明了地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戚火贵为了在任职期间做出一些政绩, 以便为自己的升迁做准备。匆忙之下, 不顾东方市的实际情况, 筹建一个比天安门广场还大的九龙广场﹑九龙塔﹑生态龙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由于他的错误决策, 造成了东方市的经济更加落后,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见, 一个地方决策正确与否, 关系到一个地方发展的快慢。因此一个地区只有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才能健康﹑持续﹑全面地发展。

所谓的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者及其他参与者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方法特别是公共决策 (政策科学) 的理论和方法并采用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来进行决策。其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成本, 增加效用, 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所谓的决策民主化是指必须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以及政策研究组织能够充分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 在政策中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并在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中, 形成民主的体制, 程序和气氛。其最终目的是在决策中考虑各方面的利益, 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以实现社会公平。

戚火贵在做九龙广场的决策时, 只考虑到自己的政绩, 没有考虑到广大群众的利益, 也没有进行充分论证, 没有事先规划好才施工, 即没有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注定他决策要失败。可见,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对一个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地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助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政府工作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就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坚持走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遵循客观规律, 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并通过正确决策的执行和实施, 推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 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戚火贵在做九龙广场的决策时没有考虑人民的利益, 也没有做好相关配套措施的决策, 造成有关部门利用这个机会侵占百姓的土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政府工作没法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 戚火贵等领导受到人民群众的唾骂。

在戚火贵之后, 被誉为“草帽书记”的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黄成模上任不久就停建了九龙广场、九龙塔、生态龙等形象工程, 取消耗费巨大的九龙烟花节, 将所省资金投到两三个村庄,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困难。有人担心把这些工程停下来会影响东方市的形象, 黄成模严肃地说:“群众的肚皮’比领导的脸皮’重要得多!”黄书记真正做到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 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 解决了群众的现实问题, 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2. 地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证。

戚火贵没有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大力建造“九龙广场”“九龙塔”“生态龙”等形象工程, 农业上没有修复水渠, 影响粮食产量;工业上, 作为东方市的支柱产业, 中海油二期工程及基础建设无法完成。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 农村贫困面大, 水利设施多年失修, 政府负债多, 大量的土地被抵押, 干部工资严重拖欠, 党群关系非常紧张, 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更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而黄成模书记根据东方的实际情况, 做出修水渠, 招商引资, 拉电线等决策方案, 由于各项正确的决策, 大大地促进了东方市经济的发展。据统计, 2001年至2005年, 东方市的GDP由227770万元增长到385911万元, 增长65.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320元增长到3076元, 增长32.5%;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9137元增长到16631元, 增长82%。可见在黄成模书记的带领下, 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地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提高党执政能力, 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障。

加强党的先进建设, 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具体说来, 就是要形成党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主要表现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只有不断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确保公共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才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戚火贵虽然口头上讲保持党的先进性, 但他不仅贪污巨款, 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决策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造成一系列决策错误, 劳财伤民, 损害党的形象, 破坏党群关系, 执行许多决策都遭到群众的拒绝, 因此党的先进性更无从谈起。

2001年东方市市委书记黄成模领导带队, 到乡村到企业调研;15名领导轮流接待群众来访;开展“我为东方发展献一策”活动。收集意见建议460条, 梳理出“不顾财力大搞政绩工程”等13个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黄成模认为, 只要掌握了民情民意民心, 感受了民困民怨民忧, 从群众的愿望出发, 决策大体是不会错的。由于黄书记在制定决策时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 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密切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 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 使得政策顺利执行, 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先进性便在实践中不断的体现出来。

胡锦涛同志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和谐社会建设, 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 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也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我们党提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刻的政治与现实根源。

三、东方九龙广场的决策失败案例, 说明了地方决策存在缺陷

九龙广场、九龙塔、生态龙等形象工程, 耗资巨大, 严重脱离离了东方市的实际情况。做出这样的决策, 戚火贵书记罪责难逃, 但为什么这样的错误决策还能执行呢?这说明了地方决策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

1.决策者决策观念滞后“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仍是不少决策中的习惯定式, 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对科学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进入决策领域的战略意义缺乏理解, 仍用狭隘的眼光判断事物, 实行指挥行政, 以至单凭个人好恶, 情绪意志, “拍胸脯、拍脑袋、拍屁股”的决策现象屡见不鲜。建九龙广场项目的决策失误, 戚火贵本身难逃罪责, 他透支地方财力, 不顾实际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为了官员“脸皮”之肥, 造成群众“肚皮”之饿。为了他自己的政绩, 大力建设九龙广场, 对一些决策程序熟视无睹, 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进行行政命令, 最终造成决策失误。

2.决策程序尚不规范。在实践中, 没有根据理想的公共决策过程从问题界定, 目标确定, 方案比较择优到最终研究及评价等一系列功能环节进行科学规范决策。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不经过系统的咨询论证, 不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即进行决策。戚火贵在决策时一方面没有像黄成模那样经过仔细的分析, 深入到群众中调查, 再经过领导集体讨论与充分论证, 结果在制定出来的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决策失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他没有事先规划好九龙广场时就开始施工, 边施工边规划影响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3.政策研究人员整体素质问题不高。由于地方的一些政策研究组织的参谋咨询功能弱化,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囊团, 而且其法律地位模糊, 缺乏权威性, 这些组织往往成为决策论证的工具和撰稿的秘书班子, 甚至当作“养老基地”。

由于工作环境不佳, 待遇不高, 缺乏独立自主性, 其研究成员不重视等, 使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难以引进并留住人才, 造成地方的政策研究队伍存在着年龄老化, 观念滞后, 知识结构不合理, 缺乏自主不明确, 就很难制止戚火贵做出关于建造九龙广场的错误决策。

由于政策研究人员整体素质问题不高, 在领导实施错误决策时, 可能还会推波助浪。如九龙广场工程预算, 只是计算一些建筑及表面费用合计7000万, 没有考虑到机会成本。例如:建九龙广场时要砍掉一些橡胶树、槟榔树、荔枝树等一些经济植物的损失。同时建九龙广场的资金如果投入到东方市的工业中海油二期工程及基础建设, 投入到农业中修水渠, 投入到基础教育中, 那么东方市的各方面将会大大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大大提高。而投入到九龙广场中, 由于东方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当地的人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广场, 没有什么实际的经济效用。但在整个决策过程中, 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 提醒的声音。

四、东方九龙广场的建设的决策失败, 要求我们探索地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途径

九龙广场等错误决策, 造成巨大的浪费, 为了避免类似九龙广场等错误决策的再次发生, 我们必须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 来改进公共决策系统, 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的水平。

1. 要问计于民, 搞好调查研究。

对涉及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事项有计划地开展调查研究, 为决策提供依据。要深入搞好调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资料, 问计于基层, 求教于群众, 做到情况明, 决策准。决策民主化最根本的一条, 就在于决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决策活动就是人民群众在行使当家做主的活动, 决策应该也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决策者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依据。决策要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黄成模书记提出了“过节不收礼, 只收好建议”。有人说, 只要不开会, 黄书记不是在乡下, 就是在去乡下的路上。黄成模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待着, 他说市县委书记的工作就是在基层。几年来, 他把一半多的时间用来下乡。在上任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 黄成模就访遍了全市近200个村 (社区) 。好多地方更是去了无数次, 那里的干部群众说:“黄书记, 又来啦?”他总是笑着回答:“来看看, 来看看。”因为老爱戴着草帽下乡, 黄成模又多了个“草帽书记”的称号。

根据调研结果, 停建九龙广场等“形象工程”及市委办公楼的装修项目, 取消元宵节燃放烟花活动, 省下的700多万元全部用于扶贫解困。同时又根据东方市缺水的实际情况, 提出“水情即市情, 水兴则市兴”, 带领干部去修水渠。由此, 他多了一个“水利书记”的美誉。农民都说, 过去的“断水渠”变成了“连心渠”和“致富渠”。可见要制定个科学合理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

2. 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产物, 它既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也是很重要的决策艺术和领导方法, 其核心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一个领导班子,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 才能弥补个体经验和知识的不足, 为科学决策提供保证。在集体决策过程中, 从确定决策目标, 搜集信息资料, 进行多种预测, 选择比较方案, 直到最后优选方案, 都要严格按程序办事。

当时戚火贵建九龙广场的时候, 没有经过领导集体的仔细讨论, 而是几个主要领导说了算, 一声令下开始动工。由于领导的经验和知识有限, 没法对建设九龙广场进行充分的考虑。例如没有制定关于九龙广场管理和保护的决策, 使九龙广场一边建设一边遭人们的破坏, 工程的进度受到影响。结果这个劳财伤民的形象工程, 不得不停建。而后一任市委书记黄成模停建了九龙广场不仅成功修复水渠, 而且加快与中海石油相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二期工程建设。这一系列成就同他实行集体决策制度是分不开的。

3. 实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是控制和减少决策失误的重要保证。由于责任不明, 决策者没有决策失误的压力, 致使“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时有出现。针对“有人决策、无人负责”的情况, 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做到权利和责任相统一, 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 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和跟踪, 依照制度对决策失误的责任人进行严肃追究, 并及时对决策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 努力把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九龙广场这么大的错误决策, 最后被停建, 也没有人对这个工程负责, 戚火贵也只是因为贪污才被枪决。这说明了地方决策权责没有统一, 需要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才能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4. 推行决策公开制度。

社会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标志之一, 是彰显政治诚信, 取信于民的重要举措。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公示制度和办事公开制度, 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事项, 及时通过会议、文电、网络等形式, 根据保密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增强决策的透明度, 扩大群众的参与度, 集中群众智慧, 团结群众力量, 促进科学、民主决策。通过公示、听证等公开的形式, 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不仅有利于集中民智, 而且也有助于凝聚共识, 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促进决策的顺利实施。

戚火贵在进行九龙广场的决策时, 并没有就这个决策举行听证会, 而是几个领导说一下, 便公布要建九龙广场的决策。但在黄成模上任后的第一次信访工作会上, 黄成模书记就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宣布不设秘书挡驾, 任何人随时可以向我反映情况, 而且他大力推行政务公开, 村务公开等措施。针对有些当地老板干涉政务, 通过贿赂手段来拉拢干部, 向政府推荐干部影响决策等不良风气, 他提出”不要老板举荐的干部, 只要老百姓拥护的公仆“。通过这样避免了当地老板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 干涉政府的决策, 影响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值得一提的是听证会要想真正获得实效, 就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与会代表的广泛性, 二是听证会程序的正当性。例如:北京六大景点门票该不该涨价, 北京市的六大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管理者是北京政府, 但实际上是全中国人共有的遗产, 本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应该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因此在是否要涨价的问题上举行了听证会时, 应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意愿, 参加的代表应该来自全国各个地区。而北京市发改委在举办听证会时, 邀请的代表却是清一色的北京人。在满足北京市民关于月票、打折等要求后, 他们对价格上涨表示了同意。但在调查显示九层群众不支持价格上涨, 这是参加听证会的代表缺乏广泛性, 使得听证会的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既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要求, 同时也是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原则, 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延伸。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摘要：文章从海南九龙广场的决策过程谈起, 分析了九龙广场决策的缺陷和启示。概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含义及意义, 着重阐述了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途径:要问计于民, 搞好调查研究;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实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决策公开制度。

关键词：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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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制度 第5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办事效率，促进机关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立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依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乡实际，特制订本规则。

第二条全乡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中心，依法行政、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积极推动全区养殖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努力把畜牧乡建设成为勤政、务实、创新、高效、廉洁、为民的政府工作部门。

第三条全乡实行乡长负责制。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具有最终决策权、行政指挥权和人事任免权。乡长协助党委书记主持全乡日常工作；其他副乡长、副书记、党组成员根据各自的分工协助乡长进行工作。

第四条全体工作人员要忠诚履职、敬业奉献、勤俭节约、团结务实。全乡系统实行能级管理，下级对上级负责，并服从乡长统一协调。一般工作不越级汇报，一般问题由分管乡领导协调处理，跨线工作由党委书记协调，重要问题和涉及多个部门的需报乡长决策。乡属各单位、站所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切实贯彻落实乡班子成员会议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职能职责

第五条负责全乡畜牧业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性计划的制订并组织实施，提出战略发展建议。

第六条开展全乡养殖业经济的调查研究，收集和发布区场信息，指导、推广养殖技术，培训养殖户。

第七条认真履行《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渔业法》、《草原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等有关养殖业管理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职责。

第八条组织畜牧业和渔业重大项目的申报、审核、实施和验收。

第九条承办区委、区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

第三章民主决策制度

第十条坚持民主议事、科学决策原则，重大决策作出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一经决策，不得随意变动。

第十一条凡是事关全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必须集体讨论，由乡党委会议或乡政府会议作出决策。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市委、市政府指示的贯彻执行；审议需报请区委、区政府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以畜牧乡名义发出的重大工作计划、决定、工作报告和与养殖业密切相关的工作方案；人事任免；考核奖惩及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二条重大问题的决策，事先要责成有关部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的可行性方案，并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决策过程中，出现意见不一致或分歧较大时，一般应责成有关人员再行考察论证并做好协调工作，待意见一致或基本一致后再作决定。必要时，由党委书记作出最终决策。

第十三条决策作出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认真组织实施。有不同意见可按组织程序向上级反映，但不得在执行中消极抵触，不得散布违背集体决策的言论。乡办公室负责对乡党委会议、乡政府会议的决策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及时向乡有关领导汇报落实情况。

第十四条对乡党委会议和乡政府会议作出的决策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由乡党委会议或乡政府会议决定。

第四章会议制度

第十五条全乡实行干部职工会议、党员大会、乡党委会议、乡政府会议、民主生活会、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制度。

（一）干部职工会议

第十六条干部职工会议由乡领导、乡机关工作人员、下属单位行管人员、乡动物防疫员和离退休、退线老同志参加，会议不定期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区委、区政府领导重要指示，重大工作部署和重要会议精神，宣布乡党委会议的重大决策，决定和部署全乡的重要工作，听取乡长工作规划和工作总结。

（二）党员大会

第十七条党员大会由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召集，由乡机关全体党员、离退休、退线党员、下属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参加。

（三）党委会议

第十八条党委会议是乡党组工作决策的最高层次，是实行集体领导的主要手段。党委会议由党组成员参加，乡办公室主任列席记录，必要时安排其他人员列席。

第十九条会议必须有2/3以上党组成员到会方能举行，无特殊情况，不能请假。党委会的议事范围：学习法律法规及上级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并提出贯彻意见；研究决定发展养殖业工作中带有全乡性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安排和部署发展计划、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研究决定本级党组管理干部的任免、调动、处理和人员就业安置；讨论决定干部职工的奖惩；通报有关工作；讨论其他需要由党委会研究决定的事项。

第二十条会议由乡长或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一般每1-2周召开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议题由乡长确定，会议只就确定的议题进行讨论研究和决策。为提高党委会议事效率，各单位应提前将需要党委会研究的事项书面报乡办公室，由办公室汇总后交会议主持人，按轻重缓急提交会议研究，分管负责人在会上就研究议题作出说明，提出解决方案。

第二十一条会议决策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党组成员的意见，在重大问题产生较大分歧时，一般应暂缓作出决定。决议问题实行表决制，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允许保留个人意见，但决议一经形成，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四）乡政府会议

第二十二条乡政府会议由乡长或乡长委托副乡长召集并主持，乡办公室主任负责记录。会议由正副乡长、党组成员、各站（股、办、所、室）负责人、各基层单位负责人、乡动物防疫站长组成，必要时安排相关同志列席。

第二十三条会议做到一事一议、有议有决，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由乡长或受委托的副乡长提出决定意见。乡政府会议的议事范围：对不需要党委会讨论，但分管领导不便决定的事项，以及对突发事情、紧急公务进行部署，交流工作情况。

第二十四条乡政府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上级有关决策，听取各部门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工作，乡长进行工作讲评。也可根据工作需要，经分管副乡长提议，乡长同意，不定期召开。对需要提交乡政府会议研究的议题，须事前做好调查研究。

（五）民主生活会

第二十五条党组民主生活会每季度一次，由党委书记主持，全体党组成员参加，并指定一名成员作好记录。必要时，邀请挂点区级领导，区纪委、区委组织部等部门领导参加。

第二十六条党员民主生活会以支部为单位每年召开一次，由支部书记主持，支部全体党员参加，支部组织委员负责作好记录。

第二十七条召开民主生活会，必须充分准备，要在会前5天通知与会人员，并确立会议主题，拟好发言提纲。

第二十八条民主生活会的内容必须集中，以检查问题为主，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有针对性地解决班子和个人所存在的问题。

（六）机关干部职工大会

第二十九条机关干部职工大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由乡办公室牵头组织，主管机关乡领导召集主持，主要是通报乡党组决策决定、工作部署、传达上级精神，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征求意见。会议实行点名和请假制度，缺席会议每次罚款20元，由主管机关的领导在处罚通知单签字后在当月工资中扣除。

论高校决策中的协商民主 第6篇

关键词:协商民主;高校;决策

伴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高校管理和组织决策正经受着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高校如何契合于时代发展的步伐而实现教育管理决策机制的创新,是一个值得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盛行的协商民主理论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审视当下高校决策活动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系统地探讨高校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的价值意义,并以一则典型案例为范本提出高校实现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以期为高校系统的决策创新提供一点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一、协商民主的理论蕴意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是20世纪后期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形式,它吸收了各种民主理论的合理成分,在弥补传统民主缺陷、提升民主品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当今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主流热点。协商民主虽然源自于西方,但是我国社会各界对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及其最新发展趋势也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并给予高度的关注,2007年“两会”期间政协还重点推出了“协商民主”的议题。“协商”一词包含协调、讨论、商议等意思,它是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就某项决策进行商谈、辩论,协调各方意见达成妥协,进而形成决策的过程。将协商应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它又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发展民主离不开协商,只有在协商中才能落实民主,这便是协商民主。概括地说,协商民主是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社会共同体成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广泛参与讨论、对话和协商并达成妥协形成决策,从而赋予决策以正当性和合法性。在协商民主中,决策的形成是平等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理性的公开讨论而达成妥协的结果。这种决策由于公民的广泛参与而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并且更具有集体的约束力。

协商民主以平等为先决,以协商为平台,以理性为基础,以真理为目标,具有以下理论特质:一是平等性。协商作为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形式,是以自由平等的公民实现理性一致为基础的。在协商性民主的各种定义中,学者们给予“平等性”以最大的关注。这种平等性一方面表现为公民身份上的平等,即强调公民享有平等参与决策协商的资格和机会;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权利上的平等,强调协商中个体的偏好、观点和理由应该被平等地考虑。二是公开性。“使理性公开也许会‘净化’理性,并通过公开检验而过滤关于冲突问题公共协商的信息。”[1]协商过程赋予参与者对各种建议或方案公开审视、检查和批判的权力,通过实施这种公开性,人们可获得有关公共政策本质、背景、理论依据等信息。三是自由讨论。协商对话是帮助人们对复杂问题形成公共判断的最理想的方式。这种优点缘于其独特的自由讨论程序所发挥的效力——表现在公民应该忠于交流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积极参与商谈和对话,注意相互间的倾听和响应以及建立尊重、信任关系等。四是公共理性。协商民主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的意愿,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仍可以使彼此立场更接近,或者只是“迫使多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少数的影响”,这就是基于多元一致基础上的合作。[2]可见,协商式民主突破了当代西方民主的限度,是“对自由主义民主或选举民主的一种修正、一种发展”[3]。而且,作为一种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决策模式,协商民主为公共政策网络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克服有限理性、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参与权利、促进利益和谐创设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二、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高校决策问题检视

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审视作为高校管理活动之核心的决策活动,可以发现在当前高校的决策活动中存在着如下诸方面的问题。

1. 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程度不足

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决策机制中,学校党委会是大学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党委作为学校的决策中枢几乎包揽了学校所有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的决策权”[4]。校长作为强有力的行政长官,他不仅是学校的最高行政权力代表,也是学术权力的核心。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与决策机制,使高校决策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决策过程中校内各类主体的民主参与程度不高,具体表现在:高校学术人员特别是熟悉教学科研情况的专家、教授在决策中的话语权不足,学术权威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教代会作为全体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组织,其在参与学校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中作用较弱,缺乏广泛的群众性和普遍的代表性;学生作为高校的重要主体,在参与高校决策的过程中也明显地存在着“参与深度不足、参与力度不强、参与序度不够、参与效度不高”等不足之处。[5]

2. 决策协商中的论辩说理不充分

论辩说理是指具有平等地位的决策者和决策参与方围绕着决策问题,尤其是决策争议的焦点而展开的言语交锋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民主演绎,能有效地满足决策相关者在政治生活中追求民主价值的意愿与渴望,并通过对不同利益观点的整合与转换,提升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使之具有以客观理性和民主蕴涵而征服人心的内在力量。有鉴于此,论辩说理也应成为高校决策中一个重要的程序环节。然而目前在高校决策协商过程中,由于管理部门的决策者与普通教师尤其是学生在教育管理关系上的衡平性尚未真正确立,法律所赋予的高校管理者与教师、学生的平等地位尚未真正实现,因而作为决策参与方的普通师生往往难以获取决策者所拥有的、进行决策论辩所需的大量真实而有效的信息,致使双方在论辩说理过程中的话语权从形式上的平等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论辩双方的地位呈现非对称性架构。实践中,许多高校决策论辩会因决策者和普通师生无法形成真正的“高手过招”而沦为决策者单方发布话语的“独角戏”,决策的协商过程中理应呈现出的场景,即针锋相对的论辩和充分详实的说理当然也就踪影难觅。

3. 决策信息的透明度不高

当前,我国高校的行政公开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尚未明确高校对其所持有的公共信息具有法定的公开职责及其违反职责应当承担的后果。由于欠缺相关制度的强制性规范,作为决策信息主要持有者和决策程序运行主导者的高校决策方通常也会表现出一般行政主体对自身所掌握信息的保密倾向,缺乏公开决策信息和决策协商过程的主动性与彻底性。现实中,我国高校在决策程序运行中向外公布的信息相当匮乏,对于多数师生员工而言,除了被动地作为信息受体获悉有关决策问题的部分信息外,不具有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主动、及时、充分、准确地获取与己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决策信息的权利。由于欠缺制度化的信息获取与公开机制,高校决策过程的很多阶段尤其是关涉决策核心问题的协同商议环节往往成为“信息黑箱”,其中大量本应向师生员工公开的信息被人为地阻隔掉了,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决策者与普通师生之间在决策信息的拥有上存在着显著的非均衡性与不对称性。高校决策信息的不透明直接引发了道德风险并极易导致决策者“败德行为”的产生,即表现为某些高校决策者在缺失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背离于高校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

4. 部分决策者理性协商意识较为淡漠

协商民主描绘了一种新的高校决策形式,即在高校决策的框架中,参与决策协商的各方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理由以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并最终达成共识,从而赋予决策以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协商过程实质上是以理性为基础、以真理为目标的决策过程。然而目前在高校决策中,由于管理部门的决策者在决策中的优势地位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对决策信息的掌握还是对人财物的支配,作为决策参与方的普通师生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现实中,某些决策者往往会借助于其自身地位上的优越性而傲视参与决策的普通师生,例如对自身决策意见的过分自信、难以就决策分歧点进行心平气和的商谈等,那么决策者这种理性协商意识的淡漠就为双方彼此之间通过真诚对话与理性妥协达成有质量的决策合意设置了重重障碍。

三、高校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的价值解析

詹姆斯·D·费伦认为,一个团体或社区的人们在做出集体决策之前进行讨论和协商,其目的包括:提示私人信息;减少或克服有限理性;推动或鼓励一种赋予需求或要求正当化的特殊模式;有助于在团体的监督下促进决策实施的可能性;提高参与者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独立于讨论结果,做“正确的事情”。[6]协商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为高校解决现有的决策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高校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的价值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

1. 丰富决策过程的所需信息

高校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有助于决策者最大限度捕捉到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丰富决策信息资源库。决策中民主协商程序的运行能促使决策者与决策参与方就决策事项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和说理,能充分显示教职工和学生群体的真实偏好和决策需求,使决策者更科学地了解民意,更准确地体察民情,更全面地倾听民声,更有效地集中民智。以教师参与高校决策的民主协商过程为例,教师是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对教育教学工作十分熟悉,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促成教师参与决策商议,可以利用他们对高校内部教育教学不同工作环节的活动条件及要求的充分了解来弥补决策者的信息不足,使高校未来行动的设想更加丰富、备选方案数量更多、理性决策方案的选择空间更大。“广泛的参与使决策过程不会缺乏决策所需的知识和有见地的想法,而这也是所有组织成员应该对决策做出的贡献。对于像学校这样拥有众多学识渊博的员工的组织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7]

2. 弥补决策过程的有限理性

赫伯特·西蒙曾反复论证,组织决策是过程行为,任何人在组织决策中都具有能力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只能借助决策的群体化来予以解决。克服个人认知上的盲区对决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方法之一就是邀请多人参与决策过程,通过不同个体的理性叠加分散决策的风险,以避免决策中“独木”现象的发生,即避免因决策主体单一化、决策权过分集中而致决策失误的发生。这一原理在高校决策过程中也是完全适用的,协商民主是弥补高校决策过程“有限理性”的有效方式之一,因为“协商允许个人或团体从其他人从未考虑或想到的立场、境遇、优势等方面向他们表达如何看待这件事”[8]。实践中,师生员工参与决策协商为决策者交流思想、集思广益、集体决断提供了契机,能有效地抑制或避免因决策者数量偏少、意见单一及其个别成员偏激、急躁等个性品质缺陷可能造成的决策失误,使高校管理决策的形成置于较为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3. 强化决策过程的责任约束

协商民主具有强化高校决策过程责任约束的功能。这是因为高校决策中因民主协商程序的公开运行而产生的公众监督的存在,势必对高校决策者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更加谨慎地行使权力,规范决策行为,加强责任约束,自觉地按法治精神办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公正的规则没有得到公正的适用,那么公众的压力常能够纠正这种非正义”[9]。民主协商使高校的决策活动暴露在阳光中,处在师生员工的监督下。公众对高校决策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评价将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形成对决策者内心和行为的有效约束,防止其恣意行事,这也正是公众监督机制得以发挥效能的根本所在。“决策者把自身置身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自觉接受公众对决策方案的挑剔和苛求,是对公民的负责。在众目睽睽之下,决策者必须以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小心求证,使决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阻止秘密的、幕后的政策协议的产生。”[10]

4. 促成决策方案的顺利实施

制定理性的决策方案不是决策的最终目的,顺利实施决策方案、最终实现决策目标才是高校进行决策活动之初衷,因此,理性决策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决策活动富有成效的关键。在高校中,师生员工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是高校决策方案顺利实施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如果师生员工无权参与学校决策,不能在对自身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学校管理决策的形成中向决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能与决策者展开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利主体地位被决策者所忽视,其人格尊严遭到贬损。反之,如果师生员工直接参与了决策的民主协商过程,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就会对决策方案倍感亲切并形成高度的决策认同感,进而在执行中努力遵行决策方案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以充分实现决策目标。

四、高校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实现——以厦门理工学院学生民主参与管理决策为分析范例

高校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需要诸多要素的相互配合与有序运作。协商民主的实现需要高校决策者与决策参与方基于相互平等的地位,本着真诚与善意就决策问题进行公开透明的协商沟通,当彼此之间因沟通而产生分歧时,双方应当通过充分的论辩和有力的说理消解分歧,最终达成有质量的决策合意。鉴于理论阐释的抽象性,本文在此拟以一则2006年度我国高校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典型案例——厦门理工学院学生民主参与管理决策为范本,探讨协商民主的实现应涵摄的基本要素。

随着学生宿舍电脑数量的不断增加,一些同学深夜上网操作电脑的行为影响了其他同学的正常休息,成为一个引发宿舍成员之间摩擦、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为了优化宿舍电脑管理措施,加强管理者和学生间在此问题上的交流与沟通,引导学生以民主协商的方式积极参与学校的相关决策,2006年6月,厦门理工学院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吸引了《光明日报》等众多媒体关注的学生宿舍管理专题听证会。听证会上,学生代表、宿舍物管公司代表、学生管理人员代表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如何规范宿舍使用电脑这一决策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论辩,最终达成了“两不”和“四要”的决策性意见,并得到了听证会场内外师生的一致响应。让学生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管理决策的制定,这在厦门乃至全国高校尚不多见,在此,笔者拟以该案例为范本,阐析高校实现协商民主应涵摄的如下基本要素。

1. 地位平等

高校决策者与决策参与方之间就决策问题进行理性协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在协商中地位的平等性,否则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完全可以凭借其实力压服另一方以化解决策分歧,从而使决策的形成过程变成“弱肉强食”的游戏。本案中,厦门理工学院正是秉承了“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真正视学生为与管理者地位平等的决策参与方,尊重学生的真实意见和想法,才使得以听证会这一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有质量的决策合意具有了可能。因此,尽管在高校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与普通师生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现实关系,但这种关系不能重置于双方就决策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之中,双方地位在民主决策过程中的平等性正是理性协商得以展开的基本要素。

2. 诚意沟通

高校决策者与决策参与方就决策问题进行协商沟通应当是出自于双方内心的真诚善意。由于教育管理行政权相对于教师或学生的个体权利而言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在双方协商沟通的过程中,如果决策者借助于其自身地位上的优越性而傲视作为决策参与方的普通师生的话,那么这种缺乏诚意的态度势必成为决策者和师生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在本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厦门理工学院的领导一反过去由管理者单方出台学生规则的惯例,特别强调“要先听听大学生的心里话”再行论断。并且在举行专题听证会之前还通过问卷调查、走访摸底等方式全面把握学生在宿舍使用电脑的情况和学生们的真实想法,以便使作出的决策能契合于民意。由此可见,厦门理工学院的管理决策者确实是本着真诚和善意就宿舍电脑管理这一决策问题与学生进行富有成效的沟通,并以此为基本依据作出最终的理性决断。

3. 论辩说理

当高校决策者与决策参与方之间的协商沟通产生分歧时,双方应当通过充分的论辩和有力的说理消解分歧,尤其是决策者一方不得利用教育管理行政权的强制力,迫使普通师生接受自己的意见。“理想的沟通情境是指人在相互沟通过程里,真诚地和正确地使用语言。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讨论者并不倚靠权威或其它扭曲的手段去令对方接受自己的见解,而是双方信守着有效声称的规则,用论证支持自己的论点,通过反复讨论达成共识(consensus)。”[11]在本案中,决策听证会现场与会的学生方、宿舍管理方、学校管理方代表的论辩说理和意见交锋十分激烈:有的代表认为应对电脑使用者进行强制性管理,于每晚11点半左右切断网线;有的代表则认为,晚上有相当部分同学是利用电脑进行学习而非玩游戏,如果统一切断网络,实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有的代表建议统一制定宿舍电脑使用公约,同学之间相互监督管理,并将公约遵守情况纳入学生综合考评中;有的代表则建议延长学校机房的开放时间,禁止学生带电脑进入宿舍,等等。通过这样的论辩说理,不仅能使学校在统合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升决策的质量,而且还能有力地促使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并遵行经过多方论证、为大多数人所支持并附设有充分理由的决策意见。

4. 透明协商

透明意味着高校对决策问题的民主协商是一种公开的,可以让第三人观察、评价的决策过程,透明的协商过程赋予高校内外各类主体对各种建议或方案公开审视、检查和批判的权力,通过实施这种公开性,关心高校决策问题的群体可以获得有关高校公共决策的本质、背景、理论依据等信息,并进而使高校决策者、决策参与方以及关心这个决策过程的第三人对决策过程的协商民主产生一种“真”的信赖,使人们感到它所具有的不可轻易否认、令人信服的力量。在本案中,听证会协商过程完全是公开和透明的,此过程的运行不仅公之于学校师生员工,而且还向社会公共媒体敞开大门,当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工人日报》、《福建日报》、《厦门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等二十余家福建省内外的主流新闻媒体都以较大版面或在黄金时段相继报道了此事,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界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5. 理性合意

高校决策的民主协商过程包含着决策者与作为决策参与方的师生员工之间的意见交换与信息沟通、告知与反馈、陈述与听取、说理与论辩,最终达成以相互认同为基础的决策方案,这一过程就是决策者与师生员工彼此形成合意的过程。合意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高校决策的协商过程是决策者和师生员工所持意见的不断磨合过程,高校最终作出的教育管理决策是双方意见融合的结果。形成合意的决策所体现的不只是决策者或是师生的单方意志,而是双方意志相结合的共同意志。本案中,参与决策协商的各方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理由以说服他人,或者是努力转换自身的认知以达成决策的共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厦门理工学院的管理决策者对其自身的决策意见并不是持一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没有借助于其自身决策地位上的优越性而轻视参与决策协商的普通学生,而是就决策分歧点与学生进行开诚布公的理性商谈,并通过真诚对话与相互理解最终达成了富有质量的决策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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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 第7篇

关键词：公民参与权,政府,民主决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 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 利益日趋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决定了其诉求的多样性和负责行性, 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 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保障公民参与权, 吸收公民广泛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选择, 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必然。

一、公民参与权的内涵及其表现

(一) 公民参与权的内涵

公民参与, 从广义上说是“政治参与是指影响或试图影响公益分配的行为”;从狭义上说,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政策参与, 即公民致力于影响政策过程的参与行为。公民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二) 我国公民参与权的具体表现

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参与权利有明确的规定, 总体来说我国公民参与权利的行使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具体环节中。

民主选举。选举权是公民最重要、最直接、最广泛的政治权利。我国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公民直接参与选举的活动 (即直接选举) 有: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城市的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农村的村民自治委员会选举。这些是我国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来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

民主管理。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 选出代表广大人民意志的公民进入决策机关, 参与、审议、监督、制定决策, 是公民间接参与决策的方式, 它要求选出的决策者必须代表民意、反映民情、体现人民利益。同时在产生额决策机关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决策机关实行民主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 以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的途径。这是我国公民通过民主管理来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

民主决策。公民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有: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如公民向国家或者地方决策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等。专家咨询制度, 如专家学者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相关信息等,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进行论证分析等。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如国家或者地方决策机关将涉及公众利益的各项决策进行公示, 公民在了解有关内容后发表意见, 提出建议。社会听证制度, 如决策机关对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倾听公民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是我国公民通过民主决策来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

民主监督。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重要的民主权利, 公民行使监督权的方式有: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民主监督的新形式和新方法, 如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微博问政等。这是我国公民通过民主监督来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

二、民主决策和内涵及其表现

(一) 民主决策的内涵

民主决策的解释有两种, 一种是采纳群众的意见, 或者使公众需求成为公共决策的源泉;这个解释是自上而下采纳信息的形式, 但是无法体现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上级决策机关提出收集信息的要求时, 下级决策机关提供材料, 而广大公众除了提供信息来源, 对决策机关不提出其他要求和利益诉求。另一种是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决策。这种解释是由于代议制民主, 在决策中按照决策机关的民主程序来进行, 按照严格的法律来操作。综合这两种解释, 民主决策可以理解为:在决策中积极采纳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 按照法律规定的决策机关的民主决策程序做出最终的决策。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胡锦涛同志还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 我国政府民主决策的具体表现

我国政府的民主决策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 政府民主决策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主要领导民主决策。

这是我国政府比较常见的民主决策形式。主要领导民主决策指的是对一些不需要很多人员参加的常规性、程序性的决策事项, 只要求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讨论研究并做出决定。这样可以提高决策效率, 保证政府正常运转。主要领导决策体现的是效率原则, 但同时要防止集体决策转变为个人决策。“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 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同时, 我国政府机关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规定行政最高首长对决策有最后的决定权。主要领导民主决策与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忽视, 行政首长负责制不能成为个人决策的制度庇护, 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同时, 仍需贯彻集思广益、共同决策、民主决策的理念与原则, 这样决策才能科学化、民主化。

2、领导集体民主决策。

领导集体民主决策指的是对较复杂的常规性、程序性以及不确定性决策事项采用的民主决策形式。“今后, 一切重要问题 (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 均须交委员会讨论, 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 做出明确决定, 然后分别执行。”“会议上的问题, 都必须经过讨论, 允许提出异议。”领导集体民主决策能够在防范和克服决策失误, 保证决策的人民性、公共性, 有效提高决策质量。

3、公务员民主决策。

公务员民主决策指的是对一些更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事项, 在坚持领导集体决策原则下, 为慎重、全面起见, 允许或者创造条件让广大公务员或者公务员代表参与决策的一种民主决策形式。公务员民主决策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决策的政治方向与技术品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政府下应大力使用, 这不仅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 而且有利于融洽并整合政府机关内部干群关系。公务员民主决策, 可以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 淡化官本位意识, 实现政府机关民主化。

4、专家民主决策。

专家民主决策指的是非程序性、风险性、不确定性决策采用的民主决策形式, 即行政 (公共) 咨询。政府行政决策是对公众的利益诉求的反映, 因此政府决策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这种广泛的影响对政府机关科学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科学决策不能只依靠行政领导或局限于行政领域, 应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以避免由于知识与技术原因造成公共决策不当。专家民主决策, 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决策质量, 避免决策风险。

5、公众民主决策。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采用的决策形式。“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 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对重大决策事项, 政府机关不能独自决定, 要在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 在尊重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能够参与政府决策。公众民主决策有多种方式, 如讨论会、座谈会、协商会、新闻传播等。公众民主决策是最广泛、最彻底、最全面的民主决策, 可与专家民主决策结合使用。先公众民主决策, 再专家民主决策, 再公务员民主决策, 再领导集体民主决策, 再主要领导民主决策, 最终克服决策独裁, 防范决策失误, 保证公正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三、保障公民参与权对政府民主决策的意义

(一) 保障公民参与权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和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政府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制约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较好地起到权力监督的作用, 但其明显的弱点是受主观因素的制约, 监督与被监督者容易形成一种利益上的共同体, 从而使监督的效能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最有效手段, 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 让权力运行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有了公民的参与机制, 政府才不敢目无民众, 滥用职权。公民政治参与作为限制或制约政府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 具有其他手段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即较强的群众性, 监督的广泛性。公民的政治参与把群众性和广泛性有效地结合起来, 所以在治理政府官僚主义和政府官员腐败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可以使公民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行透明化, 将公共权力从授予、分配、执行到监督、矫正、补偿等的各个环节都置于公民的有力监督之下, 从而有效地抑制腐败的滋生、蔓延。政府的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 使得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在具体的政府决策中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在决策中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 从而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 保障公民参与权可以提高政府政策的回应度

政策回应度指的是政策实施后满足特定群体需求的程度。“政策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系统维持自己的生存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功能”。政府在决策中广泛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通过民主决策的程序制定出公共政策。政策在实施中, 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 每个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公共政策对每个公民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保障公民参与可以让公民直接表达对此项公共政策的感受和政策对自己的影响。公民广泛参与, 才能提高政策出台后的支持度和回应度。

(三) 保障公民参与权可以防止政府决策的失灵

实践证明, 任何国家的政府统治都不是天使统治, 精英由于种种原因和局限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决策失误, 甚至导致政府失灵,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有利于减少精英决策失误给人民利益带来的损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民的利益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利益主体诉求的多元化, 复杂化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在具体的决策中不能只是领导集体的闭门决策, 在决策中要充分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 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是在变化的, 政府在决策中一定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决策中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这样指定出来的公共政策才是满足人民要求的, 才不会是失灵的政策。真正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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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民主决策 第8篇

一、关于翻转课堂教学流程

在《民主决策》一课中, 我的教学流程是:

1.课前准备。

(1) 录制微课。

(2) 设计并布置学习任务单。我是这样设计《民主决策》一课任务单的: (1) 完成本课的思维导图。 (2) 查阅政府决策失败的案例, 思考政府为什么要进行民主决策? (3) 完成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四种方式的比较表格。 (4) 完成自主检测题。 (5) 模拟“高考总分应不应该加入体育分”的听证会, 邀请教育厅代表 (1-2人) 、教育改革专家代表 (9人) 、学校代表 (3-4人) 、家长代表 (5-6人) 、学生代表 (7-8人) 参加听证会, 要求代表们在3 分钟内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赞同或反对的观点及理由。 (6) 自学完本课,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内容里, 既有本节课需要学生重点把握的内容, 也有待拓展提升的内容。

(3) 课前检测题。在本课教学中, 我根据该课内容的基础知识、重点知识、易错易混的知识编写一份课前检测题。经过检测, 发现学生除对第12题涉及易错易混知识点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的题错误率高未能很好辨别外, 其余均能较好掌握该课的基础知识和重点知识, 据此, 我对学生掌握较好的知识在课堂上不讲, 掌握不太好的知识点放到课堂上重点解决, 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 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启发学生发现和思考问题是翻转课堂的一大特色。课前, 我用平板电脑的在线答疑功能, 引导学生思考, 根据预习情况提出与教材内容相关的问题, 共收到41 个问题, 问题之多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些问题既有易混的知识点, 也有我国民主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反映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教材, 更多的是跳出教材, 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追问。

2.课堂学习。

(1) 分组探究。小组合作学习是翻转课堂常用的学习方式。我根据师生共同搜集到的政府决策失误的典型例子, 让学生合作探究教材没有涉及的两个问题:政府决策失误会带来什么后果?对于政府决策有何启示?通过以上两个问题让学生懂得政府民主决策的意义和方式。同时发挥学生的集体智慧, 由小组合作探究完成模拟听证会的角色准备,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2) 释疑。我对涉及教材外的学生所提问题进行归类整合: (1)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能反映民意, 为决策提供基础。但政府为了推进决策, 可以修改数据和信息。 (2) 专家咨询制度可以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但请什么样的专家由政府决定。碍于情面, 专家有话不敢说。 (3) 听证会的目的是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 以修改或弥补方案的不足。但听证群体的选择由政府来决定。并逐一进行了点拨解答。最后引发学生对“如何让民主决策不流于形式, 确保民主决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深度思考, 使学生对我国民主决策的认识得到拓展提升, 也增强了公民的民主责任意识。

(3) 教师点拨指导。翻转课堂, 老师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知识的传授者变成一名知识的引导者。换句话说, 翻转课堂的教师角色更像一名导演兼节目主持人。课前, 要设计剧本 (课前任务单) ;课中, 要针对学生没有掌握好的知识及时提问引导学生探究, 并适时点拨、总结和提升, 从而完成预期的学习任务。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如图所示) :

可见, 翻转课堂, 它翻转了传统的教学理念, 翻转了传统师生的角色, 翻转了传统的教学流程, 甚至翻转了传统的评价方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比, 它有着显著的优点:

1.增强责任意识,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翻转课堂模式, 完成课前任务学习单和掌握基础知识主要靠学生课前自学完成。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来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 阅读教材、观看视频, 探究问题, 完成检测题的节奏快慢可由自己掌握, 对于不懂的问题可以上网查询, 或是用平板电脑向老师和同伴寻求帮助。这样的学习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增强对自己学习负责的责任意识。

2.培养协作意识, 提升学生合作能力。合作学习是翻转课堂的主要学习方式, 许多学习任务需要合作完成。我所任教的两个云平台实验班都将学生分成了若干个学习小组, 每组5-6人。课前, 学习小组围绕问题, 分工协作, 共同探究, 形成学习成果。课中, 学生带着学习成果参与课堂讨论, 对于疑难问题, 学习小组协同作战, 利用平板电脑, 搜集整合资料, 释疑解惑。通过问题驱动, 学生在合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 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3.激发问题意识, 培养学生思辨精神和创新能力。课前, 学生在自学教材、观看微课、合作探究、课堂检测等各个环节, 都要根据学习情况提出本人或小组中的疑难问题。课中,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老师或同学们提出的疑难问题。整个过程, 学生始终处在思考、分析、探索的状态中, 思维活跃, 认识深刻。学生的问题意识被激发, 学生的思辨精神在交流与碰撞中得到培养, 创新能力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4.拓展深化知识,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中我不再是按照传统教学逐个讲解知识点, 而是突破教材逻辑关系,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吸收和深化拓展。因此, 我在本课教学中, 将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有机整合, 设计出有质量的问题来, 进而引导学生分析、探究,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问题的探究与解决中, 学生的认识能力提升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5.增强互动交流, 融洽师生、生生关系。翻转课堂, 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 而是围绕在学生身边, 随时与学生交流互动的引导者、辅助者。课前, 我通过平板电脑的交流平台, 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存在问题, 学生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情况、相互答疑。课中, 我不断捕捉学生的学习动态, 对学生或小组进行及时的反馈和指导, 学生在探究问题中交流观点, 达成共识。这就全面提升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增进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了解, 有利于促进师生、生生融洽关系的形成。

三、翻转课堂的困惑与反思

1.配套设施急需解决。翻转课堂, 无论是教师的微课制作与发布、学生课前观看学习微课程、上网查阅资料, 还是课前课后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个性化与协作化学习, 都离不开电脑与网络技术作为支撑。学校为了推动翻转课堂的教学, 为实验班的老师和学生都配备了平板电脑, 并装上翻转课堂的软件, 教室和办公室也都装了wifi, 按理有了硬件和软件保证, 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却问题多多, 如硬件方面, 电脑服务器性能不够高, 网速慢, 常有断网或卡机的现象, 影响学生观看微课和查阅资料, 也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制作微课的设备不到位, 影响了微课制作。软件方面, 客户端程序复杂, 学校对老师和学生的培训不到位, 导致课前要花很多的时间摸索相关程序, 常为技术问题折磨得抓狂。

2.教学理念尚需转变。自实施新课改以来, 教学理念虽不断更新, 但在考试制度下, 课堂教学仍然不敢放手太多, 基础知识、重难点知识, 该讲的仍然不敢不讲。在本课教学中, 因在探究一“关于为什么要民主决策”还是讲得过多、过细, 花费了不少时间, 导致在整节课提升、亮点之处的探究三“关于民主决策实效性的问题探究”中因为时间不够而把这一探究任务放到了课后, 这是本节课留下的最大遗憾。穿着新鞋走老路是我们实验班老师常犯的错误, 可见, 教学观念的改变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贯彻与实施才能逐步形成。

3.课堂有效性有待加强。翻转课堂要取得良好的教学实效, 最根本的是学生课前的深度学习和课堂上的互动提升相结合, 不仅体现在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 还体现在促进学生认知的提升, 促进学生的发展。因为翻转课堂的优秀课程资源不够丰富, 任课老师精力有限, 设施技术不到位, 往往有的环节实施不到位, 导致一些基本知识该自学掌握的没有掌握好, 老师该讲的没有讲透, 该探究提升的没有拓展提升, 顾此失彼, 未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比如本节课, 教学设计思路、教学流程的设计都有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味道, 但因为时间分配不合理, 讲解过多, 有的探究任务未能完成, 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4.任务单的设计和实施质量有待提高。课前任务学习单是学生课前学习的导航仪, 也是老师课堂提升的基础前提。阅读和查阅的资料、探究的问题、完成自学检测题都是任务单中的内容。在本课课前学习中, 学生普遍反映学习任务重, 花费时间较多。但因为是公开课, 大多数学生还是很配合, 认真地完成了课前学习任务。如果学生没有做好充分的课前学习, 没有完成预期的学习任务, 翻转课堂的实效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如何设计一份科学合理的任务学习单, 如何督促学生完成课前学习任务, 这都是需要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5.教师工作负担加重。当前, 翻转课堂在我国各个地区刚推行不久, 翻转课堂还处于“试水”阶段。因此, 相应的优质教学资源短缺, 特别是政治学科, 在优酷网上能搜到的资源相比其他学科要少得很多。实施翻转课堂, 教师要独自制作微课、要设计任务单、要寻找提供学习资料、要量身编制学生自主检测题……而担任翻转课堂实验班的政治老师只有一个人, 翻转课堂的实验工作基本由任课老师独自完成, 繁重的教学任务让任课老师苦不堪言。

6.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翻转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应当是多角度、多方式的, 不仅考虑课堂教学的实施、提升情况, 还要反映微课的制作、课前任务单的设计、检测题的编制等课前任务的布置与完成情况。翻转课堂学生评价不但要注重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 还应通过建立学生的学习档案, 注重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等学习过程的评价, 真正做到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的统一。而我校原有的评价体系显然已无法客观、科学地检验老师与学生在翻转课堂各个环节的表现和教与学 (实施) 的效果。

民主决策 第9篇

“对话”一词的来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与其弟子柏拉图的哲学对话。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对话”的记载, 成为西方知识与“对话传播模式”的起源。当时, 与“对话”同时期盛行的传播模式, 还包括“诡辩”。当时, 诡辩家一般为政商阶层提供所谓的冲突“解决方案”, 即基于预先程序规划、为达到特定传播效果而设计的, 由修辞、争论与比喻等话语模式组合而成的传播模式。对于诡辩, 柏拉图认为该种传播模式言过于实, 虽然容易取悦于大众, 却无法形成知识 (episteme) 。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对“诡辩”的批评之上, 提出只有符合逻辑、辩证原则的传播模式才能孕育出真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奠定了西方学术界对科学逻辑与认识进行结合的基础, 并带来了启蒙运动与现代认知论。与之相较, “诡辩”这一传播模式, 虽然盛行一时, 却最终被学术界摒弃, 残存于今天功利主义的宣传技巧中。所谓功利主义的宣传技巧, 指的是由专家预先将诡辩、干预等元素组合成特定传播模式, 以传播主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传播方法。与之比较, 在“对话”这一传播模式中, 无论过程还是内容都是向参与者公开, 由参与者共同创造话语空间并作出决策 (Issac 1999) 。

在柏拉图的“对话”基础上,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了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发展了这种传播模式的定义:物理学家David Bohm, 商业咨询顾问William Isaacs, 组织发展学者Edgar Schein。

Bohm在其1996年所著的《On Dialogue》中, 对“对话”的目的进行了补充:对话是参与者搁置观点冲突, 力图在集体范围内形成思维转换的过程。

William Isaacs将Bohm关于“对话”的定义应用到实践中, 并就“对话”的过程进一步阐释并落实到行为中:首先, 他强调对话的目的与达成共识的区别, 与后者试图寻找“群体中大多数能接受的观点”不同, 对话突出基于个人反思的群体学习过程;其次, 四种行为包括积极倾听、尊重 (人际边界) 、搁置冲突观点、反思性发言 (对自身观点进行反思, 为集体思维转换贡献个人思考) 。

Edgar Schein则将“对话”应用到了组织学习领域中:首先, 他认为“如果解决问题和化解冲突在现在的复杂世界益发重要, 那么对话将成为人们适应组织生活中的基本技能”;其次, 他同意Bohm和Isaacs关于“主动倾听”在对话中, “反省”重于“收集资料”的定义;最后, 还进一步阐明“对话”中的主动倾听与结构性主动倾听的区别, 前者强调挖掘观点相悖的潜在意图, 而后者将重点放在相悖观点的内容上面。

因此, 对话从古希腊时代贵族与艺术家之间的纯哲学交流, 到现在社会公共领域或组织内部的冲突解决, 其核心内涵包括:在集体参与, 共同转变思想的过程中, 既需要参与者搁置个人意见并进行反思, 又要求群体能够阐明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共同认识。

二、对话中的“冲突决策模型”:内容、程序与效果

一般来说, 社会生活是由众多不可预测、随机发生的变化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共同塑造, 而这两种因素所带来不同社会影响之间的张力, 就是产生社会变革或冲突的起因。不同于西方经验科学中, 依据经验推测未来的线性思维方式, 处理由随机因素导致的社会冲突, 就需要采用新科学中随机过程的方法论进行管理。正如Simmel (1995) 年中关于冲突与稳定的论述:”冲突与稳定互相孕育其中。所以当某一事件在被解决为冲突时, 这一解读包含着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

1. 竞争与合作

竞争或合作, 是两种大众参与公共空间, 解决社会冲突的意识导向。在竞争意识导向中, 零和博弈往往是公共话语空间中容易形成的传播态势:哈巴马斯认为建立在理性假设上的社会系统是对社会生活的殖民统治, 导致了碎片化传播与社会鸿沟;与此相反, 米尔顿.弗雷德曼则认为结构化的社会系统会自动向社会提供最大化的慈善资助, 以构建社会平衡。在合作意识导向中, 结构化社会系统与传统社会习俗的倡导者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寻求能够包含两者优势的新道路, 例如, 海德格尔所倡导的“与科技之间的自由关系”等言论。

在斯坦利菲什的“诠释共同体”概念中体现了类似合作意识导向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实践过程:在群体范围内, 创造和分享基于共同记忆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群体成员行为策略形成的基础, 将有助于群体内部形成一致的信息诠释方式、知识形成过程以及冲突解决模式。而福柯对于“合作意识导向的公共话语空间”的解读, 将群体范围内的知识形成与传播的模式看作不仅仅是理性, 而且是说服性的。他以迪士尼主题公园为例, 说明公园内部的建筑、娱乐设施以及员工的去性别化装扮共同为来访者营造了独特的体验, 并将这种体验塑造成关于“快乐”的定义, 而这种塑造过程是由广泛传播特定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完成的。两种“合作意识导向的公共话语空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菲什的解读强调个人在群体中获得归属感, 而福柯描述的是在强势传播系统影响下, 人们接受系统关于行为的定义。

2. 对话、诡辩与散布

当话语过程中出现问题、修辞或是头脑风暴时, 都是在对话、诡辩与散布三种传播模式中进行选择的机会:对话是在平等、公开发表观点、结果与过程不受程序约束以及信息共享的前提下, 由参与者在互相理解的意愿驱使下, 群策群力的过程;辩论指在互惠原则以及理性诡辩的前提下, 参与者由不可通约的立场驱使下, 所进行的揭露对方矛盾, 以获得广泛认同的过程;散布指在不受程序约束的前提下, 信息、诡辩以及声明在参与社会活动的群体中传播的过程。

三种传播模式在程序、效果与内容上各自呈现出迥异的特点:在程序上, 对话过程的设计是由参与者共同协商形成, 诡辩以理性原则为判断依据, 而散布则遵循信息自由扩散的机制;在内容上, 对话的内容取向以互相理解为基础, 诡辩则以瓦解对立方传播逻辑为前提, 而散布模式的内容则是由信息发送方的价值取向决定;在效果方面, 对话的目标是达成多方共识, 诡辩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而散布则是以获得广泛认同为目的。

3.“对话”中的冲突解决模型

在Terry Steven Neiman (2011) 所提出的“对话”中的冲突解决模型中:对话的内容是, 在解决冲突的对话中, 传播内容在受众中的解读将决定冲突事件的走向;对话的过程是, 在解决冲突的对话中, 传播过程受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影响;对话的效果是, 在传播内容与程序共同作用下, 对话双方形成相互影响的目的。

在对话中产生的冲突, 无论来源于对话内容或是过程, 都可能加重冲突的程度。而解决冲突的办法不应该通过“多数”原则将决策简单化, 而是应该通过探寻分歧产生的原因以及分析冲突事件的共同框架进行。

三、案例比较温哥华药品策略与厦门PX项目

1. 案例背景介绍

(1) 温哥华“四体药品策略”项目

在温哥华市政厅2001年所进行“四体药品策略”项目, 目的是为了能够制定政府批准且得到市民各群体支持的药品策略。而其中, 防预是最重要的一环。2003年, 药品防预策略的一系列对话会议“药品防预的未来:本土观点”相继举行。而这一系列会议的目的是将健康和医学领域专家以及市民之间的观点进行融合。

(2) 厦门PX项目

厦门PX项目是当地最大的化工项目, 该项目于2004年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在厦门沧海开工。但是, 由于涉及严重污染问题, 2007年3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等专家联名其他105名政协委员等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 建议迁址该项目。同年, 厦门市民亦以“散步”形式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意见。年底, 市政府召开“环评”座谈会, 106名市民代表参加的, 其中85%反对继续项目建设。最终福建省政府决定, 迁建项目。

2. 对话“程序”比较

“对话”程序的设计是决定“公共对话”民主程度的重要因素:对于公众来说并只有“对话”形式的咨询过程民主程度最低;努力构建公共对话空间且将其与政策制定结合的对话程序明主程序最高。

在“对话”程序安排上, 温哥华市政厅将话语权分别交给了专家和公众, 在两次主要的活动中采用了稍微不同的模式:在每场对话开始前, 专家会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所引导的对话主题进行介绍;随后来自不同群体的代表亦进行自我介绍并表达对于对话主题的意见, 或者将参与对话的公众分成多个小组, 并将政府工作人员和专家安排至每个小组;在对话主体过程结束后的整体讨论中, 各个小组所总结的讨论内容显现在与会者面前, 并记录在案;最后, 下一次对话主体也会在集体讨论中确定。在2004年到2009年后续的政策制定过程中, 公众、政府、专家持续被邀请参与到对话当中。

就厦门PX项目市民座谈会来说, 其“对话”的程序设置亦体现了共同构建公共对话空间的实质:从2007年6月, 市政府通过短信、来信、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收集市民意见;到广泛发放科普读本《PX知多少》, 发布环评会报告简本;最后, 在媒体监督下摇号随机产生公众代表以及公开会议内容。

温哥华药品项目对话项目持续的“对话”程序设计有助于药品政策深入人心, 公众对程序的信心使得最终政策的执行更为顺畅。与之相比, 厦门PX座谈会程序的最大特点体现在公开透明, 使得与会者之间建立了基本互信关系。

3.“对话”主题设置比较

“动机”是“对话”能否以合作方式进行下去的基本前提, 因此“对话”内容设计是避免不必要冲突产生的关键点。

在温哥华药品策略项目的“对话”内容设计上, 体现出了专家、公众与政府共同构建药品策略的公共空间。2003年11月的首次对话会议主题设置包括: (1) 西蒙菲沙大学犯罪学教授Neil Boyd“历史背景中的药品预防措施”; (2) 哥伦比亚省健康办公室官员Perry Kendall“哥伦比亚省的药品防预措施一览”; (3) 凯撒基金会主席Dan Reist, “重塑每一天“; (4) 洛杉矶加利福利亚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Rodney Skager, “重塑青年药品教育”; (5) 瑞典酒精与药品社会研究中心Robin Room, “如何防预滥用药品”; (6) “温哥华药品滥用防预策略中的关键问题”; (7) “哥华药品滥用防预策略的结构”。对话主题内容设置, 在充分建立参与者进行对话的知识基础之上, 向公众公开征募政策结构意见, 专家在其中承担了连接建议与政策的作用, 形成了实质意义的民意与理性决策的结合。

在厦门PX项目座谈会上, 由于事件处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议题的矛盾框架下, 会议内容大多围绕PX项目所带来污染、有毒化学品泄露或爆炸等高危险后果, 以及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外部投资等话题展开诡辩, 在寻找利益共同点、构建建设性的公共话语空间方面略有欠缺。

4.“对话”效果比较

“对话”程序与内容设计是决定最后“对话”结果是否与政策实施结合的关键因素, 而民主对话风气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因此作为“对话”效果的政策与之前的政策体系在决策传统上面存在一致性。

厦门PX案件的最终结果是省政府决定迁址项目, 最终决策是在企业与公众利益之间在零和博弈的框架之下进行的。而最终导致“非彼即此”结果出现的原因, 除了利益冲突严重外, 还应当包括政策咨询框架的欠缺。如果项目启动之前, 利益各方能提前参与项目执行政策制定过程, 后期的冲突化解与共同话语空间构建自然会更为和谐和更具建设性。

与之相比, 加拿大的公共咨询政策自中央级别往下均有体现。中央级别政策主要体现在法律、公共健康以及环境保护领域, 具体来说《中央公共服务管理者指南》是涉及部长、枢密院与财政委员会的中央级文件。在该文件中表明了政府设定了广泛的公众参与政策决策的基本执行准则。但是, 在具体执行机构决定了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

温哥华公共事务决策对公众的开放源自1996年启动的“更好的城市管理”项目。三年后, 形成了1999年的城市计划。其中包括这样的陈述:“任何对政策感兴趣的市民均有权参与政府应该尽可能邀请少数群体参与, 并且克服任何在语言、种族、沟通方面的参与障碍”。

“城市计划”中对公共参与强调实际上奠定了“四体药品策略”的整体风格。公众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计划与决策过程, 并且相关执行单位被要求主动寻求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因此, “城市计划”是《中央公共服务管理者指南》的政策本地化应用, 而“四体药品策略”的是在药品政策项目执行“城市计划”的产物。

四、结语

在公共民主“对话”中, 当对话的内容充分反映对话者意图以避免误会, 而对话的程序以保证信息透明、共同构建公共空间为前提, 并且对话的结果纳入最终决策与政策制定中时, 冲突的解决才能看作达到了互相理解、自愿执行的程度。在温哥华药品策略项目与厦门PX项目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厦门PX项目启动对话议程的举动意义深远, 并且在程序上保证了信息透明, 获得了市民的信任;但在对话内容与政策制定层面, 由于在对话中将市民与企业的利益放到了对立面, 使得“对话”更多变成了“辩论”;并且最终的决策结果虽然抚平民愤, 但从长远政策制定来看, 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尚未成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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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 第10篇

1 协商背景

Q河是Z镇居民饮用水源, 2005 年的时候, Z镇政府为了招商引资, 在该河沿岸建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造纸厂, 职工40多人, 每年为镇政府提供将近1/4 的财政收入。 但是, 造纸厂建立后, 造纸厂所产生的巨大环境污染, 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 2007 年, 就不断有群众开始上访反映Q河水质污染严重的问题;2009 年, 在县人大会上, 人大代表提议要整治Q河污染;2011 年, 部分沿河居民上访围堵Z镇政府, 要求整治Q河污染;2012 年, 政协委员又提交了整治Q河的政协议案。 从2007 年到2012 年, 经过了6 年时间, Q河污染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直至Y县提出“两型社会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 要淘汰落后产能, 造纸厂的污染问题首当其冲。 但问题是, 造纸厂关与不关, 出现了很大矛盾:支持关停方认为:不关不足以根治污染。 反对关停方认为:它是纳税大户, 占全镇每年财政收入的1/4, 而且职工400 多人, 难以消化安置。

2 协商实践

在无休止的争论背景下, 由Y县政府牵头, 组织了沿河居民、企业职工、厂商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镇政府领导、环保部门等相关人士, 在县政协开展了多方的、集中的、多次的协商。 协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政协领导安排议程和程序;第二个阶段是公开讨论, 参与者真实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偏好;第三阶段, 相关领导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并就某些政策咨询参与者的意见, 最终达成了共识。 主要办法是:第一, 政府划一块地, 远离Q河, 通过优惠政策进行招商;第二, 引入的投资方, 通过优惠政策买下这块地;再与造纸厂进行土地置换, 但要承担造纸厂的搬迁费用。 最终在2013 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达成了多方满意的共识:第一, 老百姓满意———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水源污染问题;第二, 镇政府满意———既解决了问题, 又没有减少收入;第三, 造纸厂满意———搬迁不承担费用, 职工也安置了;第四, 投资方满意———置换后的地理位置更好, 土地升值, 投资回报丰厚。 从2013 年到2015 年, 没有造纸厂的继续污染, 并经过了几年的有效整治, 现在的Q河已经变得很干净, 变得很美丽了。

3 探索之喜与忧

X市Y县通过对Q河污染问题的治理, 达成了各方利益主体满意的共识。 从中可以发现, 政府在决策当中超越了精英决策的固化思路, 奉行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式决策, 推动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但是, 该县的实践与探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并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3.1 探索之喜

3.1.1 协商主体广泛, 涉及问题的各方利益主体。 在该河治理案例中, 政府的决策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的决策, 政府决策共识的达成是沿河居民、企业职工、厂商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政府领导、镇政府领导、环保部门和专家学者等相关人士共同参与协商决策的结果。 这样, 政府科学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来源于涉及利益主体的方方面面, 可以在决策当中最大限度的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3.1.2 协商问题精准, 问题直指该河污染治理问题。 协商民主协商什么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比较关心的话题。 中央编译局陈家刚博士明确提出, “不同的政治行为者就涉及国家利益、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时, 做出符合共同利益的合法决策”。 在案例中, 造纸厂涉及地方经济发展、河水污染涉及群众利益, 都属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因此, 协商主题直指该河污染治理, 问题精准。

3.1.3 协商渠道成熟, 政协机关的协商民主平台。 政府决策的协商民主会, 其实质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 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 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沟通协调会。 在Q河治理案例中, 政府牵头、政协承办, 充分发挥了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制度平台。 相关利益主体在这个平台可以充分表达各自利益, 自由辩论各方建议, 形成各方满意的决策共识。

3.1.4 共识执行有力, 共识都符合各方主体利益。 从案例当中可以分析出, 政府决策的共识是利益相关者通过辩论、协商, 积极争取而得来, 把各方利益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 正是因为政府决策最大限度的照顾了利益相关者的彼此核心利益, 达成的共识也是各方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因此, 政府决策就具有民意基础, 政府决策就越具有合法性, 政府决策的执行就越有力, 这对于政府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决策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3.2 探索之忧

3.2.1 组织协商被动。 由于协商机制还不健全, 没有规定哪些问题可以协商, 哪些问题必须协商, 协商与不协商也没有追责机制, 协商还具有随意性, 政府组织了协商才有协商, 不组织就没有协商。 就如案例中的情况一样, 是环境污染问题和群众围堵政府倒逼政府开展协商, 如果政府不组织协商, 也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

3.2.2 主体地位不等。 虽然在协商过程中达成了共识, 但同时也显现出政府机关一方与普通群众一方的地位不等问题。 尤其是在决策过程中, 协商是在党委政府主导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 主导方为谋求协商过程的可控性,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协商决策的真实有效性, 这表明协商不仅要重视决策机制过程, 更要重视协商效能。

3.2.3 协商渠道单一。 政协协商渠道成熟虽然值得庆幸, 但是这样的渠道不多, 甚至是单一, 必然导致公众的利益诉求渠道不够多样、不够通畅, 甚至在许多情况下, 某些正当利益诉求被视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 不仅得不到重视还会受到打压, 导致许多矛盾纠纷由小变大、由简单变复杂。 案例中由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合理回应, 逐渐演变成围堵镇政府。

3.2.4 协商动力不足。 协商民主过程就是一个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分歧的过程, 这就要求构建相应的利益协调与矛盾调解机制。 但是, 很多人只有在问题切实关系到自身利益而必须认真思考时, 他们才会参与到利益诉求中来。 因此, 在整个协商过程中, 笔者发现, 很多沿河居民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与意识并不强, 对于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矛盾则不愿意尽心尽力去调解。

4 探索之惑与释

协商民主在基层政府重大决策当中的实践与探索, 已经显示出协商民主的价值与生命力, 值得推广。 但是, 在协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需要深入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值得探讨。

4.1 观念不对

4.1.1 官员 “为民做主”意识浓厚。 一是麻烦论。 认为搞协商民主, 涉及利益主体方方面面, 很难形成共识, 还不如政府直接做决定, 效率高, 避免协而不决, 商而不定。 二是精英论。 认为解决问题需要专业知识, 专业人才, 普通群众都不具备。 三是形式论。 认为就算老百姓参与进来了, 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只是走走形式。 这三种表现形式在实践层面是大量存在的, 也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巨大障碍。

4.1.2 民众 “臣民”意识犹存。 主要表现也有三种形式:盲从、旁观、随流。 盲从就是盲目跟从, 不分对与错, 不分青红皂白, 对官员、对上级盲目跟从。 旁观主要是冷漠, 哪怕是对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不去争取大多数人的利益。 随流就是随大众、随大流、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 没有自己的思考。 但可喜的是老百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意识在不断的提高, 参与民主协商的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4.2 制度不全

4.2.1 制度不细。 2004 年和2008 年国务院分别出台了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和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都提到: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 应当向社会公布, 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 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这种未明确、弹性较大的标准导致协商内容的确定带有很大程度上的随意性, 是否触及既得利益往往成为有关部门考虑的首要因素, 协商本身则会流于形式。

4.2.2 制度缺失。 “三在前三在先”原则已将协商民主置于决策之前已是共识且已通过了规范性文件加以明确。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决策前协商程序的推行并不十分理想。 很多文件和地方出台的细则都规定了重大决策应当事前协商, 但对于重大事项未经协商的行为未规定处罚措施, 未明确救济手段, 未建立一套具体详实、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协商的结果难以在立法和决策中得到有效的回应, 缺乏强有力的刚性制度保障。

4.3 机制不顺

4.3.1 决策机制欠民主。 俞可平强调:“民主不是政府代替公民做主, 而是让公民自己参与政治生活”。 精英决策或者内部决策容易出现“一言堂”、“拍脑袋”等决策行为, 直接导致决策缺少民意基础, 缺少法理基础, 很可能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 而造成行政成本的增加。 比如, 有些政策一实施就引起社会矛盾, 很明显就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 或者只是维护了某些人的利益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

4.3.2 对话机制不通畅。 第一, 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等级思想根深蒂固, 人们在思想上平等对话意识淡薄; 第二, 在平等对话机制实践中, 仍然存在政府台上唱主角, 群众台下当观众的现象, 当协商决策的事务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时, 民众或其他组织往往冷漠回应; 第三, 对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认识不足, 这就使得民众与政府沟通互动不够, 阻碍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协作与互信, 政府的权威日益下降, 严重影响了协商民主平等对话机制的有效运行。

4.3.3 监督机制没到位。 监督机制是决策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监察和督导的作用。 但当前的问题是:谁对政府的协商开展监督? 政府的协商不落实谁来追责没有协商的决策是否合法有效? 等等。 监督机制没有到位, 决策是否需要协商完全靠政府机构自己决定, 监督受制于决策机构本身, 也就很难发挥政府协商决策机制的作用。

5 探索之思与得

5.1 强化协商意识, 让决策更民主

一方面, 政府统一认识, 减少阻力。 基层政府及其领导的意志和决心是决定协商民主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没有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支持就不可能发展任何形式的协商民主, 更不可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因此, 基层政府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是使政府认识到贯彻落实协商民主能提高政府决策的全面性、能提高政府决策的合法性。 所做出的决策越科学, 老百姓越支持, 决策就越具有民意基础, 就越具有合法性, 反之, 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决策, 说明决策有问题。 另一方面, 公众提高认识, 增强推力。 作为个体的公民, 参与协商民主的意愿是随着利益诉求的不断实现而逐步增强。 在公民权利、 政治责任和利益关怀等各种驱动参与政府决策的因素之中, 对利益的关怀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 因此, 要让群众认识到协商民主的意义, 认识到参与协商民主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争取自己的利益。 唯有如此, 群众参与协商决策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

5.2 完善协商制度, 让决策更规范

首先, 从宏观层面上, 应在相关法律尤其是宪法中确定协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其次, 颁布《基层协商民主推进法》, 促进操作流程的法制化建设, 主要包括“协商主客体的确定, 协商内容的法定, 协商题目的选定, 协商程序的法定, 协商对象的遴选协商频度”等;再次, 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成果的法制化建设。 要总结、推广成功的协商民主经验, 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法规条文。 最后, 建立协商民主的促进和保障工作机制, 主要包括把协商民主纳入政府和官员政绩体系的绩效考核机制、公民参与协商的权利保护机制、舆论导向机制、利益诱导机制等。 通过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可以避免人走政息的运动式推进协商民主, 也可以避免协商民主操作过程的随意性和形式主义。

5.3 健全运行机制, 让决策更科学

5.3.1 建立 “内外合作”的决策机制。 目前, 政府做决策主要采用“内输入决策机制”, 即党委政府主导决策议题的确定, 决策方案的拟定和选择。 这种“内输入决策机制”的缺点就是缺少与公众、与社会的沟通, 决策很有可能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 甚至可能出现决策危机, 引发社会群体矛盾。 因此, 要克服封闭的决策方式, 就必须将决策走向开放, 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回应性, 实现政府和社会在决策中的合作与互动。

5.3.2 构筑丰富多彩的对话机制。 平等对话机制的构建是协商民主内在的本质属性, 要求党和政府避免在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中唱独角戏, 要在乡村治理与社县治理中开展广泛平等的对话交流, 以此来鼓励和提倡如社县论坛、社县对话、网络协商等多样化的对话机制和协商形式, 充分调动多方主体来参与平等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 从而为解决利益冲突提供一种新途径。

5.3.3 完善约束有力的监督机制。 主要包括完善协商民主的考核机制和协商民主的问责机制。 充分利用政协机关对年终重要领导干部的执行协商决策情况进行充分信任投票, 对不信任票超过50%的领导干部, 考虑就地免职, 以强化决策层对协商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和执行情况的重视。

6 两点启示

启示一: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好形式。 协商民主可以让党委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 更加全面, 决策也更具有民意基础和法理基础。 协商民主运用的好, 很大程度上能够进行自我完善, 让老百姓参与决策, 让老百姓表达利益, 得到老百姓支持, 就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所以说,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好形式。

启示二: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民主制度的两大最重要的模式, 选举民主是最直观、普遍的民主模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载体;政治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性的民主模式, 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协商民主典型的制度安排。 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 在不同层面和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二者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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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 第11篇

关键词 西蒙；行政决策理论；科学化；民主化；问题；措施

决策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面对的古老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时时都面临着决策。政府也不例外，政府在运用公权力配置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更应重视科学规律，以及公共的诉求。为此，我们的政府应充分吸收借鉴以往人类关于决策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运用科学的决策理论指导实践活动。

一、西蒙行政决策理论

在人类辉煌的决策研究历史中，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对决策的研究对后世影响较大。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便是行政决策理论，其核心概念和根本前提是：“有限理性”。西蒙指出由于知识的不完备性，行为主体不能保持始终一致的价值偏好和行为的可行性范围的限制，使得人类的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能做到完全理性。西蒙以有限理性为前提基础，提出了满意型决策的概念。另外，西蒙认为决策不仅仅是从几个备选方案中挑选一种行动方案，应包括以下几个阶段：情报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审查活动。

行政决策理论时刻提醒着个人以及组织在决策时应在科学的基础上达到最满意的原则。现实中，我国政府政策、项目决策失误比比皆是，不仅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我们的政府必须充分吸收借鉴以往决策方面的研究成果，加快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

二、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内容

政府决策科学化，其具体含义是指决策者依靠专业人员或机构组成的智囊团，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技术手段，按照科学的程序，依靠健全的体制所进行的决策。其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行政决策机构及其体制的科学、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化、行政决策方法与技术的科学化。

所谓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以及政策研究组织能够充分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在政策中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并在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中，形成民主的体制、程序和氛围。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政府决策制定的民主化、政府决策讨论的公开化。

三、目前我国政府决策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但在新形势下，我国传统政府决策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在决策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1.政府决策观念陈旧，决策价值偏离公共性

在传统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影响下，我国行政决策者或多或少认为政治和决策只是政府的事情，在这样的传统政府决策观念下，政府决策的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都显得十分贫乏和不足，封锁信息、暗箱决策等是决策者常有的观念和做法，公众缺乏知情权。另外，政府决策应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而在现实中行政决策者不一定总是以公共利益为首选目标，在特定的境遇下他们也可能会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为部门或地区谋取利益。

2.政府决策随意性强

主要表现在行政决策程序不够严谨且缺乏法制化保证。在目前我国的政府决策实践中，有很多决策是拍拍脑袋的产物，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的理论分析、专家的详细论证就被制定。此外，由于相关必要法律法规的缺失，主观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发生的概率便不可避免的增大，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3.政府决策咨询制度存在缺陷

在我国，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权威地位还不够高，职能发挥不全，往往只是充当秘书班子而非政策研究；另外，一些体制外的政策研究机构发育迟缓，在数量、功能方面都远未形成气候且与政府机关缺乏制度化联系，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些都不利于决策的科学化。

4.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单一或受阻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必须依照体现民意的方式和程度来认识，即越是广泛的输入民众的利益表达，就越能使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民主化程度就越高。然而，我国的政府决策模式仍是计划经济下那种由行政长官依据经验独断的模式，于是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单一或受阻的局面，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四、提升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措施

為应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加快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步伐，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和水平。

1.实现政府决策程序化，完善专家咨询制度

防止政府决策者的随意行为，必须要有规范严格的决策程序，一个完整的决策程序，简单概括为确定目标、拟制方案、选择方案与完善方案。其中，方案的拟定对于整个决策过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要充分重视完善专家咨询制度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在现阶段，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可以从转变部分研究机构的职能入手，使其成为专门从事政策分析与战略研究的智囊团，接受国家决策部门的指导，但不再隶属于各级政府机关。

2.建立多元利益表达机制

应建立科学的民意调查机制与听证制度。首先，应把民意调查确定为政府决策的法定程序，并将相关的政策分析有偿地交由专业研究机构或咨询服务公司操作，以保证调查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其次，完善听证制度。行政听证会是政府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方式，通过政府决策机构与公民代表之间的质证与评论，使双方对事实的认识得以交流，有利于输入公众的利益表达，也有利于政府吸收民意以实现双方互相理解信任和协作。

3.实行政府决策问责制

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必然离不开决策者对决策负责的制度。这些年来，政府在实践中努力推行各种形式的行政问责制，但必须指出，有些政策责任制其实是不够科学的，要不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要不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承包责任制。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一个系统的政府决策问责制，不仅包括对决策失误责任人的追究机制，还包括对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的补偿机制，更重要的是责任人的引咎辞职机制。

4.加强政府决策评估和监督

政府应加强决策监督。首先，我们应制定严格的政策评估程序：指定评估程序——收集评估信息——处理评估结果——撰写评估报告，最终将评估报告，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有关决策部门，使之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各相关决策的继续、修改、终止等。其次加强政府决策的监督力度，建立多层次的决策监督系统。我们应加大人大对于政府政策的监督；加强政府决策的行政监察；健全政府决策的司法监督；加大民众、社会团体、媒体、舆论对于政府政策的监督。其中，政府决策监督体系的法治化是落实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有力保障，因此，我们应提高我国政府决策监督的法治化。

西蒙的决策理论实现了从古典决策理论到现代决策理论的一个跨越。在西蒙的行政决策理论中，处处闪现着西蒙在决策理论探索中对决策环境现实情况以及决策理想情况的综合深入理解，人的有限理性等决策现实与决策的最优化目标存在矛盾，存在张力，它要求政府在公共决策时必须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只有这样，才既能实现政府的效能，又能实现全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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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种航飞（1989-），男，汉族，河南平山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专业2012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