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范文

两种生产理论范文（精选10篇）

两种生产理论 第1篇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生命,人的本质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出的新阐释。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 不能简单地把它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进行比较, 而是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中, 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其全部的内涵。

一、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提出的, 但是它的最终完成却是由恩格斯阐释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 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 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 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 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 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 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关于两种生产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前许多著作中也都涉及过, 特别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他们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东西。因此,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家庭。”

“这样, 生命的生产, 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 或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 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这种双重关系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三个方面, 或者叫做社会生活的三个“因素”, 这三个方面或者社会生活的三个“因素”, 可以归结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这三个方面或两种生产是与人类社会共存亡的, 是缺一不可的, 并且必将一直伴随人类存在下去。所以说, 人类自身生产是统一的社会生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没有两种生产或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 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 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但是, 在《起源》以前, 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把人类自身生产对人类社会的能动作用明确地揭示出来。直到《起源》创作之后, 恩格斯才第一次明确地将人类自身生产当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二、两种生产理论与人的形成

恩格斯关于生命的定义有了一定的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 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 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 生命就随之停止, 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恩格斯的这个生命定义实际上是和他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的思想是统一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恩格斯的生命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命的物质基础, 100年来, 这个定义一直是指导人们认识生命的思想武器。

有了生命, 人们便开始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种的繁衍。而种的繁衍势必会带来人口的问题。早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恩格斯早在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科学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对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贫困、危机和罪恶都归结于人口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观点及由此提出用暴力和饥饿消灭过剩人口的解决办法进行了揭露批判, 但同时却并未否认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有一定关联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指出:“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后来, 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 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德国除外) 。”可以看出, 此时的马恩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是非常全面辩证的, 既从发生学方法考察区分了人口生产所具有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而且指出人口生产的社会性是处于决定性方面, 人口的增长带来消费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生产。

至于人口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和作用就要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 恩格斯不可能都精确预言到。不过他通过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科学预见到了人类要认真研究人口的发展规律, 控制和调节自身的生产使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加有序和合理。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在这个阶段, 分工还很不发达, 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 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 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 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 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 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 后来, 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 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关系, 这些关系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遇见, 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

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地旷人稀, 居住分散, 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 ——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 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

由此可见,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就《起源》自身而言, 在《序言》中, 恩格斯认为任何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都是以两种生产为基础并由它们共同决定的。

另外,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在婚姻中有具体的体现。恩格斯明确地指出, 生产力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肯定了在史前社会人类自身生产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导致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代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旧社会, 指明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生产决定作用的取代过程。

恩格斯首先揭示了史前社会人类的婚姻形式及其决定这种形式的内在原因。在史前社会, 人类婚姻的基本形式是群婚制, 这一时期从最早的毫无限制的性关系的阶段开始, 直到作为“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的普那路亚家庭为止。经历了三种变化形式:“淫游婚”、血缘婚姻和普那路亚家庭。

在《古代社会》中, 对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作了具体的解释: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 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普那路亚家庭是家庭组织上的第二个进步, 这一形式排除了兄弟和姊妹之间相互的性关系, 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公妻。对偶制婚姻是从群婚向专偶婚转变的过渡形式。

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的婚姻家庭的变化, 揭示了人类的婚姻家庭变化的特殊规律和促使它如此演变的原因。在考察过程中, 他始终贯串着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生作用的观点, 但是二者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作用的形式和它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因此才有婚姻形式与文明阶段的对应:“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 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 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 恩格斯所论述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决定作用是在“有机整体”的意蕴上来论述的, 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更为完整的阐述和发挥。

人类产生后, 有了婚姻 , 从而使人口在不断的增多, 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更,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要求人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 从人的全面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的活动、关系和需要将日益丰富和复杂, 对人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 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实际, 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继而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 明确规定“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社会全面发展是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的, 社会全面发展又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条件从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可以说, 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就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与社会全面发展观内在统一的新发展观或新价值观, 就是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 社会发展是由人实践并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 以人为本, 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特别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 主张从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去理解人。他认为在考察人的本质、理解人时,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样, 就将人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社会存在物。

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经典表述既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 也为考察人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段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 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 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马克思从分析费尔巴哈入手, 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观点。马克思并不完全否认人类具有某些共同性, 而是反对将这一共同性抽象化, 反对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考察人的本质。

其次, 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的命题, 为我们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 劳动创造了人, 同时, 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 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是彼此分割、孤立的, 而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才形成了人的本质。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阶级社会中, 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 所以, 在阶级社会里, 人的本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每个人一生下来就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否则, 一旦脱离社会关系, 丧失社会属性, 就会和徒具人形的“狼孩”一样, 无论先天有多么发达的大脑和健全的躯体, 都不可能具备人的本质。

再次,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诸多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诸多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说明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 而是有机的, 它们彼此影响、制约、渗透, 形成纵横交错的统一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体现的就是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 而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简单相加或某种社会关系的重复。这就要求我们用系统的、全面的方法从总体上, 从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联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在有机统一的联系中不是并列的、平等的, 它们在决定人的本质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物质关系, 特别是生产关系是最基本、最主要的, 它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 因此也对人的本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最后, 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发展的。人的本质不仅不是抽象的, 而且不是永恒不变的, 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是因为, 社会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两种生产理论不仅完整、科学地表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且第一次深刻揭示了原始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两种生产理论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抽象的, 要和具体的时间、空间、历史条件相联系, 充分重视人的能动作用。归根结底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 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阶级社会或者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都是毫无疑义的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

实际上, 两种生产理论将人类自身生产放到人类社会生产中加以考察, 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阐述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这在整个哲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突出了人在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主导作用, 也是人在历史活动中能动作用的源泉和基础, 而且正因为如此才将人自身的生产和活动与动物、自然界区别开来。两种生产理论实际上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深刻揭示了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中地位和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湛.两种生产理论:“以人为本”执政兴国的理念基石——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吉林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 1.

[2]隽鸿飞.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 2004, 8.

[3]刘书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思想道德修养 (教师用书)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4]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 (第2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3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3.80.

保尔·拉法格：“两种环境”理论 第2篇

关键词 社会结构理论 保尔·拉法格 “两种环境”理论

一、拉法格在对饶勒斯唯心史观的批判中捍卫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唯物史观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中正统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正式爆发，而法国工人党随着议会选举的成功，立即成为“修正主义者”。在法国工人运动的这一转变中，让·饶勒斯起了很大作用。他是法国“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控制法国左派政治运动长达20年之久。

饶勒斯否定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认为可以把二者合而唯一，直接攻击和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拉法格运用唯物史观有力地驳斥了饶勒斯的唯心史观谬论，捍卫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唯物史观根基。他指出，只有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和唯物史观，才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政治的、思想的、宗教的和哲学的各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大作用，但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力量却是社会无知资料的生产。

拉法格還针对修正主义和法国一部分党员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人类的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的观点，根据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他强调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提供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

二、“两种环境”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拉法格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环境”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重大发展。

拉法格说：“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为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这两种环境，简要地说，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拉法格人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的界限，是一定范围的人群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之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土壤、气候、地质构造、矿产、山脉、河流、海洋以及动植物的分布等等。社会环境就是人们为了生活，为了使自己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从事物质生产和其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他“由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习惯、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常识和社会舆论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所组成。”他把社会环境又称为人为环境或经济环境，指出这种环境是随着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是人们为了生存而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成分的变化发展改变着人类本身，制约着人的肉体和道德关系。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处于不稳定的经常变化之中，因而使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要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就要掌握社会环境各因素的性质和特点。

对于两种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拉法格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类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大，对人种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社会环境却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这样那样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进化是及其缓慢的，但人为的社会环境的进化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和动植物的历史相比较就带有异常灵活的性质。处于极不相同的自然条件的不同人种的民族，只在他们社会发展的同样水平和同样复杂程度的条件下，社会环境的样式才是彼此相像的，即有着大致相同的家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否定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片面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都是不对的。

拉法格认为，要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应主要的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环境。当然，认识了社会的一方面并不一定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考察社会环境时，主要应把握社会环境中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生产方式。只有了解生产方式，人们才能了解如何从事物质生产和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而探索出社会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发展的趋向。这样，拉法格就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拉法格的“两种环境”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他不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入手来揭示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只是从环境入手来揭示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他过于强调从经济环境来考察社会结构，而较少关注到经济环境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他着重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就使得他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捍卫和发展主要在于一种表层的注释。但是，尽管如此，拉法格仍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不愧是“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法国乃至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庄绪策.不容遗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J].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两种生产理论 第3篇

在西方,股利政策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对于红利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 Miller的硕士论文《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股价》中的股利无相关假说。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献大大增加。Gordon在未来收益无法准确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鸟在手”理论。相对于未来不确定收入,外部投资者更偏好即刻兑现的红利收入。之后将不完全市场即因素税收考虑后提出了股利分配的狭义税差效应理论和广义的税收效应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重点考虑税收政策对现金红利的影响。随后由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Bhattacharya,Miller&Rock等又在红利有传递公司信息这一假设下建立了股利分配的信号传递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公司发放红利这一现象。随后的股利分配的代理理论,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解释了红利。不仅红利策略的改变而且红利本身就揭示有关公司价值的信息。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Thaler,Shefrin,Statman从行为学的角度探讨红利之谜,代表观点有:理性预期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和不确定下选择的后悔厌恶理论,Malcolm Baker和Jeffrey Wurgler提出了迎合理论,在该理论中认为公司发放红利是由投资者的需要引起的。

纵观以上提到的股利理论,其中追随者效应理论和迎合理论都提到了投资者对股利的需求,从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角度研究股利政策,但本质上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

2 追随者效应理论和迎合理论描述

追随者效应也称为顾客效应,是对狭义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狭义税差理论认为,发放低股利企业价值最大,但无法解释实际生活中企业为什么大量发放股利时,促使了追随者效应理论的发展。追随者效应理论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率出发,认为每个投资者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如富有投资者边际税率高,养老基金边际税率低,由此会引起他们对股利的态度不同,边际税率高的投资者偏好低股利支付率或不支付股利的股票;边际税率低的投资者偏好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据此,公司会相应调整其股利政策,使股利政策符合股东的愿望。达到均衡时,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低边际税率等级投资者),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高边际税率等级投资者)。这种投资者聚集在满足各自偏好的股利政策的公司的现象,就叫做“追随者效应”[1]。

行为公司金融认为,投资者对红利的偏好驱动了公司红利政策,或者说公司管理者迎合投资者的红利偏好制定红利政策。Baker和Wurgle提出红利迎合理论。他们认为,市场上存在着这样的投资者,以是否发放红利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

假设投资者进行的是短期投资仅两阶段;有两种类型的投资者:一种是理性的套利者,套利者理性地评价最后的收益及红利的长期成本;另一种是以是否发放红利为依据对股票进行分类的投资者,且都是风险规避者。我们认为这类投资者将不发放红利作为公司有高盈利投资项目的体现。他们对公司最后价值不能理性预期,无法判断公司发放红利的长期机会成本。公司管理者是风险中性的,既关注股票目前的价格也关注股票最终的价值。

两种投资群体K(K=A或C)对公司股票的需求分别为

式中:A为理性的套利投资者;rA为套利者的风险水平;C为分类投资者;rC=r为分类投资者的风险水平;p0为t0时刻公司每单位股票的价格;E(V),t1时刻投资者的期望价值。

进而可以得出若在t1时刻发放股利,则t0时刻公司每单位股票的价格为

若在t1时刻不发放股利,则t0时刻公司每单位股票的价格为

式中,Q为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V=F+!,t1时刻每单位股票的清算价格;c为如果发放红利需要付出的成本,套利者认为不发放红利时,最后每单位股票的价值应为F,相反,发放红利时应为F-c;分类投资者对不发放股利的股票要求最后每单位清算价值为VG,发放股利的股票最后每单位清算价值为VD。使VG,VD落在了F的两侧。

管理者通过观察t0时刻的价格,决定是否发放股利,d=1:管理者选择发放股利,d=0表示不发放。由式(2)与式(3)可知发放股利的成本影响公司的价值。

管理者的最终目标要使公司t0股价与发放股利所付出的成本的加权值最大,即

很明显,当下式成立时

管理者将发放股利。也就是说当股利溢价为正且超过发放股利的长期成本时,公司将发放股利。式(5)说明公司发放股利的倾向随股利溢价增大而增大;随成本增大而减小;随增大而减小,随管理者是否发放股利的概率增大而减小[2]。

3 追随者效应理论和迎合理论的比较

3.1 投资者对股利需求不一致的原因不同

追随者效应理论认为许多不完全市场方面:如税收,交易成本,或者投资限制等导致了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不同。追随者效应理论这种考虑税收导致的需求不一致。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制,资本利得比起股利利得要获得巨大的税收利益。投资者权衡收到股利的成本效益后,一些投资者偏好高股利而另一些则希望获得低股利。产生了三种投资者:一是股利偏好型;二是股利厌恶型;三是股利中性型。

迎合理论认为投资者对股利需求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的情感,情绪,认知等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观点建立在自我控制上。如一个严重酗酒的人,努力想戒酒,告诉自己明天我一定不酗酒,但是,到了明天,走进餐馆时又喝了很多。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人们通常通过制定制度,如为了存钱,规定每月只消费丈夫的薪水,将妻子的工资存入银行。这样来控制自己过度消费问题。同理,人们有可能制定这样制度:“仅消费红利收入,坚决不动用投资组合资本”。也就是说,人们喜欢红利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能帮助他们克服自我控制问题。第二个观点是建立在心理帐户上。公司设计的直接的红利发放,使投资者对损失和收益区别对待,进而提高红利对投资者的效用。第三观点是:通过发放红利,公司能帮助投资者避免后悔。当投资者原以为这样做会带来很大收益时,而事实上却不能,这时投资者是很尴尬的。同时如果起初采取某一行动时,将会获得高收益而没有采取时,投资者也会后悔,但相对于前者次之。试想,某公司不发放红利,一个投资者要消费不得不将其股票卖出。如果这只股票随后涨了,投资者将后悔自己当出卖出该股票,如果这只股票在卖出前已经发放过红利将减少投资者的后悔[3]。

3.2 追随者效应理论和迎合理论的理论基础不同

追随者效应理论是在M&M理论基础上推导出的,放宽了M&M理论的假设无税收,无交易成本等假设,研究不完美市场下的股利政策。但理论的立论基础还是标准金融学的基石投资者是理性的,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市场是有效的,证券的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信息变化的影响。

迎合理论是学者将行为科学引进和应用于股利理论研究中,借助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放弃了投资者理性以及市场有效的假设。即投资者中有理性的套利者也有非理性投资者,这类投资者并不看中最终获得财富的绝对水平,而是关注相对与某一参照标准来说他们的得与失。市场是无效的,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作用是有限的。

3.3 追随者效应理论和迎合理论的结论不同

按追随者效应理论的观点,公司的任何股利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股东对股利的要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只是吸引了喜爱这一股利政策变化的投资者前来购买公司股票,而另一类不喜爱新的股利政策的投资者将会卖出股票。因此,当市场上喜爱高股利投资者的比例大于发放高股利公司的比例时,则支付高股利公司的股票处于短缺状况,按照供求理论,他们的股价会上升,直到两者的比例相等,市场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一旦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则没有公司能够通过改变股利政策来影响股票价格。这实际上是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股利无关论。

按迎合理论的观点,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即当投资者倾向于风险回避,他们可能偏好发放红利的股票。因为可能认为这类公司风险小,于是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红利,对股票红利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股票红利。如果公司管理者对最大化公司短期价值有兴趣,也许股票价格与公司管理者补贴收入相关,管理者更有可能取悦投资者,抓住股票溢价机会改变股利政策。

4 结语

追随者效应理论和迎合理论都考虑到了投资者对股利的偏好不同,但造成投资者不同偏好的原因却根本不同。前者的原因通过证券市场制度等各方面的不断完善是可以消除的,后者的原因却是与人的本性相关的,无法消除的。迎合理论是引进行为,心理学科的研究成果来阐述、论证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换了角度来看股利政策,扩展了人们的视角。

参考文献

[1]MILLER M H,MODIGLIANI F.Dividend policy,growth and the valuation of shares[J].Journal of Business,1961,34(4):411-433.

[2]MALCOLM B,JEFFREY W.A 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J].Journal of Finance,2004,59(3):1 125-1 165.

两种生产理论 第4篇

现代智力研究的两种视角--PASS模型与三元理论

戴斯的PASS理论和斯滕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是智力的信息加工理论的重要代表.文章着重分析了两大理论的.异同,进而阐述了两大理论对理解智力的本质,建构完整的智力理论的意义.

作 者：项成芳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刊 名：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年，卷(期)：25(2)分类号：B841.7关键词：PASS模型 三元智力理论 现代智力研究 述评

两种生产理论 第5篇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孙子兵法;目的原则;忠诚原则

一、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1971年,赖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认为译者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她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指出翻译批评的依据应是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译文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

赖斯的学生弗米尔摆脱了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翻译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由翻译的目的所决定的,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译文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理论中较少提及原文,认为原文只是为目的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

贾斯特一曼塔里进一步发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提出了“翻译行为论”。该理论将翻译视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探讨了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并着重论述了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条件三个方面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诺德在《目的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功能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思想,提出“功能加忠诚”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功能翻译理论。诺德强调了原文和译文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质量和数量由预期译文功能确定,它同时也为决定处于特定语境的原文中哪些成分可以保留、哪些则可以或必须根据译语语境进行调整甚至“改写”。

可见,功能翻译理论主要包括翻译目的理论和翻译行为理论,贯穿其中的是翻译原则。功能翻译理论的原则主要是目的原则、篇内一致原则和忠诚原则。

二、从功能翻译理论分析《孙子兵法》的两种译本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一部谈兵论战的著名兵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大。本文所分析的两种译本分别是贾尔斯和袁士槟所译。贾尔斯的父亲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他本人又生于中国并在中国生活过,1910年,贾尔斯以《孙子十家会注》为原本,将《孙子兵法》译成英文,所以该译本达到了较高的翻译水平。我国翻译家袁士槟的译本算是最新的英译本,在西方也被广为推崇。前者经典而有西方色彩,后者现代而有东方神韵,比较具有代表性。

1.目的原则分析

目的原则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最高法则。“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两位译者的翻译有着共同的目的和期望,那就是将中国的经典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让他们知道并理解中国文化中的这支奇葩。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种译本对原文的解读有差异,为了实现不同的表达功能,他们在翻译原则和所采用的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如: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辑秆一石,当吾二十头。”

Version1:Hence a wise general makes a point of foraging on the enemy.One cartload of the enemy’s provisions is equivalent to twenty of one’s own,and like wise a single picul of his provender is equivalent to twenty of one’s own store.(贾尔斯译)

Version2:Hence,a wise general sees to it that his troops feed on the enemy,for one zhong of the enemy’s provisions is equivalent to twenty of one’s own and one shi of the enemy’s fodder to twenty shi one’s own.(袁士槟译)

二者的差异主要在对中国古代的两个量词“钟”和“石”的翻译上,袁士槟采用了直译法,而贾尔斯则把它们换成了其它计量单位:“one cartload”和“a single picul”。如果说袁的翻译以原文为中心的话,贾的翻译则是目的论所提倡的译文为中心的翻译原则。这里的差异反映的不是判断谁对谁错的问题。功能注意翻译理论认为译文必须在目标语言背景里更好地为读者所理解。即便在当今,中国读者都不一定对“钟”、“石”这两个计量单位有明确的概念,更不要说英语读者了。类似的情况在其它古典作品的翻译中也很普遍。贾尔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精心做了巧妙的“改编”,将之用西方读者较为熟悉的两个量词代替,很好地实现了译者的目的。可能有人会批评贾的翻译不忠实于原文,其实,此处所谓的“不忠”不是以文化的壕沟的产生和信息的遗失为代价的,它更能让读者理解原文。

2.篇内一致原则分析

篇内一致原则即是说读者应该能够理解原文,译文在其介入的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较大意义,译者必须从语言和社会的双重功能角度来考虑译文本身的连贯性,充分考虑读者的需求。篇内一致原则对在交际背景下实现译文的表意价值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如: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Version1:Amid the turmoil and tumult of battle,there may be seeming disorder at all;amid confusion and chaos,your array may be without head or tail,yet it will be proof against defeat.(贾尔斯译)

Version2:In the tumult and uproar,the battle seems chaotic,but there must be no disorder in one’s own troops.The battlefield may seem in confusion and chaos,but one’s array must be in good order.(袁士槟译)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形圆”二字的处理上。钮先钟先生在《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中解释说,如果一支队伍排兵布阵很好,它将成方形;反之则成圆形。因此,原文中“圆”应和“方”对应,不是贾尔斯所想的那样与“with head and tail”相对应。而袁的翻译则做了相应的省略处理,看似有点难理解“形圆”,但其译文中“confusion and chaos”使得整个句子的意思很明了,读者仍能领悟译文意思。由此可见,译者的主要工作是转达原文作者的意图,并通过译文的表达让读者能领会此意图,而不是逐字逐句翻译原文。

3.忠诚原则分析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忠实于原文,但不同于“对等论”中的忠实,而是指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多变关系力求一致。在翻译目的与原文意图发生冲突时,忠诚原则要求“尊重原文作者,协调译文目的和作者意图”。因此,忠诚原则是对目的论的补充。所以在翻译批评时,既要以翻译目的论为标准,又要遵守忠诚原则。比如: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Version1:The art of war,then,is governed by five constant factors,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one’s deliberations,when seeking to determine the:conditions obtaining in the field.These are(1)The Moral Law;(2)Heaven;(3)Earth;(4)The Commander;(5)Method and Discipline……(贾尔斯译)

Version2:Therefore,appraise it in terms of the five fundamental factors and make comparisons of the various conditions of the antagonistic sides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results of a war.The first of these factors is politics;the second one,weather;the third,terrain;the fourth,the commander;and the fifth,doctrine.(袁士槟译)

以上译文中,贾将“道”、“天”、“地”分别译为the moral law,heaven和earth,而袁则译成politics,weather和terrain。如果说前者近乎直译,后者则是意译,而且三个古汉语词可以用politics,weather和terrain代替,好像袁的翻译更易让读者接受和理解。然而目的原则要求不以原文的文化信息的遗失或原文与译文之间产生壕沟和冲突为代价的,袁的翻译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读者一般不希望翻译作品读起来完全像译者自己的表达,而是好像就孙子站在面前用具有孙子特色的语言娓娓道来。尽管在跨文化的翻译中不容易达到,但是译者应尽力创造这样的意境,努力去靠近读者的心理预期,贾尔斯就是这样处理的。贾的处理不但不会让读者不可理解,不违背目的原则,而且巧妙地将两个文化之间架起了座桥梁,使英语读者借此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文学作品无论其题材或体裁,都是作者创作行为的结果,行为总是以某种目的为指导,所以功能翻译理论可以用来解决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困惑和难题,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评价标准,对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另外,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原则和评价原则也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供了可遵循的功能主义的翻译标准,在实际翻译教学中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美芳.功能加忠诚[J].外国语,2005,(1).

[2] 袁士槟.孙子兵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两种生产理论 第6篇

1.1 循环经济内涵

循环经济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首先提出的。传统经济是指在处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时, 采用“资源产品废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 它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入了循环经济的概念, 目前关于循环经济的定义有40多种, 2004年9月国家发改委在发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讲话中将循环经济定义为: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1]。

1.2 国内外发展现状

目前, 循环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新型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走在了前列。如德国鲁尔矿区的发展, 在经历了资源开发到资源枯竭, 由钢铁振兴到企业衰落的过程后, 通过清理改造和产业链结构调整, 走出了经济低谷, 从以煤炭和钢铁工业为中心的资源型生产基地, 转变为以煤炭和钢铁生产为基础、以电气、电子工业的信息化技术为龙头, 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以及轻工业等多种行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区, 成为世界老工业区改造和矿区经济转型成功的典范[2]。美国和日本也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制定了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其中美国政府还通过了各种政策鼓励和支持发展循环技术, 并由政府部门协调有关活动, 确保有关环境政策支持经济发展;而日本的循环经济则体现在物质循环、能量高效利用和水循环3个方面。

循环经济已成为新型经济的潮流和趋势, 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 是我国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目前, 我国循环经济理念的引入时间还不太长, 对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主要通过设立循环经济试点园区来推行, 特别是国内各大煤矿企业积极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以提高资源开采水平和分选效率为先导, 以传统矿区节能降耗、废弃物利用和新建矿区综合开发、资源转化为方向, 以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为特征, 以煤炭电力建材和煤炭焦炭化工为循环经济的2条产业链, 构建了西山循环经济园区[3]。潞安矿业集团坚持所有项目都要进园区, 在立足煤、延伸煤、超越煤, 以煤为基础上, 拉长加粗煤电化、煤焦化、煤油化产业链[4], 进一步完善了现有四大特色循环经济园区, 即煤油特色园区、百万吨级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化园区、高纯硅业太阳能循环经济园区、特色硝基肥料和硝基化工园区;同时潞安矿业集团正在谋划布局“五大循环经济园区”, 即筹备建设高河煤电循环经济园区、古城煤电循环经济园区、煤基合成油资源项目一体化循环经济园区、哈密煤电化材循环经济园区、准东煤电油循环经济园区。

除试点园区外, 对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还有其他模式, 如潞安矿业集团积极建设生态矿区, 累计投入26亿元, 完成矸石山治理、沉陷区治理补偿及村庄搬迁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110项, 建成沁水、平顺2个大型公益林场, 全面加强矿区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生态规划, 被评为“中国能源绿色企业50佳”和“中国节能减排功勋企业”[5]。

2能值理论

2.1 能值理论

能值理论[6]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Odum创立的全新的科学概念和度量标准。能值分析是以能值为基准, 把被研究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可比较的能量以及非能量形式的物质流、资金流等所有流股换算成同一标准的能值来进行数据处理和系统分析。另一方面, 作为能值分析结果的反映, 评价指标体现了系统分析对环境的重视和对系统可持续性的评估。目前能值理论主要应用以下几个指标评价来标示系统某一方面的性质:

能值置换比 (Transformity, 简写为Tr) 、能值产率 (Emergy Yield Ratio, 简写为EYR) 、能值投资率 (Emergy Investment Ratio, 简写为EIR) 、环境负荷率 (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 简写为ELR) 、可持续发展指数 (Emergy Index of Sustainability, 简写为EIS) 等。

2.2 能值理论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循环经济是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用的旨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闭环流动的经济形式[7]。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资源战略、促进资源永续利用、防止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日益明显的今天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而能值理论正是具有这种对自然、环境、经济整合分析的独特优势, 它可以将循环经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量化, 进而更直观地评价一个循环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

例如, 能值理论在煤基发电系统中的应用。通过能值理论分析对不同煤基发电系统:多联产能源系统 (以甲醇电力多联产能源系统为例)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 (IGCC) 、增压循环流化床联合循环 (PFBCCC) 、超临界火电厂进行了可持续性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1、图2所示[8]。

从图1、图2可以很直观地看出, 不同煤基发电系统中多联产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较高, 同时在生产相同电力的过程中输入了较少的太阳能值。

循环经济的模式有多种, 可以参照能值理论在不同煤基发电系统中的应用, 将能值理论应用在循环经济不同模式之间进行可持续性的比较, 也可以将能值理论作为科学设计与设置产业链循环经济的指导。最终确定的循环经济模式可以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指标 (EIS) 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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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 (模式) 的能值产率越大, 环境负荷率越小, 则可持续发展指数就越高, 该系统 (模式) 的可持续性发展程度就越高。但并不是可持续发展指数越高, 可持续性就越高。当可持续发展指数大于1, 小于10时, 表明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若可持续发展指数大于10, 则是系统不发达的象征;当可持续发展指数小于1时, 则为消费型系统[9]。

3生态足迹理论

3.1 生态足迹理论的概念

生态足迹模型原本是根据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与人类生存所消费的自然资源的量有关建立的, 其概念为:任何已知人口 (某个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 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总面积 (包括陆地和水域) [10]。

生态足迹测量了人类的生存所必需的真实土地面积 (一种整合参数) 。计算公式如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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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交换商品和投入的类型;

pii种交易商品的评价生产能力;

ci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

aai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产土地面积;

N人口数;

ef人均生态足迹;

ET总的生态足迹。

3.2 生态足迹理论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生态足迹理论指标是通过测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来评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样的道理, 循环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消耗自然资源、排放废弃物, 也就可以运用生态足迹理念和方法, 计算某种循环经济模式所耗费的资源量, 从而可以为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提供量化依据。

循环经济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其中“再利用”和“资源化”是指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 而实际过程中一家工厂的废弃物往往能成为另外几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 如何使这些废弃物得到更好更有效的利用, 可以运用生态足迹理论进行评价。

例如,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来为矸石处理选择合理的处理途径[12]。煤矸石的处理过程中同样需要消耗资源和释放废弃物, 根据生态足迹的概念和理论, 可以计算利用单位数量矸石所耗费的资源量 (或占用环境量) , 即处理单位数量的矸石所占用的生态足迹, 从而确定煤矸石的合理利用途径。

4总结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日趋恶化之间矛盾的激化, 循环经济应运而生, 循环经济的出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循环经济的模式多种多样, 可以运用能值理论和生态足迹理论将循环经济模式进行量化, 将所设计和设置的产业链量化, 从而为选择循环经济模式提供直观的量化指标, 实现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朱仕祥.浅析循环经济的涵义及几点思考[J].中国矿业, 2010, 19 (增刊) :49-50.

[2]金智新.煤矿可持续发展工业生态共生系统研究[J].中国矿业, 2008, 17 (5) :29-32.

[3]于斌.煤炭工业循环经济及园区发展模式分析[J].煤炭科学技术, 2010, 38 (12) :105-108.

[4]四季春.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园区发展模式[J].煤炭学报, 2006, 31 (4) :549-552.

[5]盛团秀.煤炭循环经济对CO2减排的研究[J].洁净煤技术, 2011, 17 (4) :1-3.

[6]蓝盛芳, 钦佩, 陆宏芳.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7]袁峰, 李仲学, 李翠平.我国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讨[J].2010, 19 (7) :22-24.

[8]王灵梅, 倪维斗, 李政, 刘宇.基于能值的不同煤基发电系统的可持续性评价[J].2006, 26 (13) :98-102.

[9]Ulgiati S, Odum HT, Bastianoni S.Emergy use, environ-ment loading and sustainability:an emergy analysis of Italy[J].Ecological Modeling, 1994, 73:215-268.

[10]黄盛初, 孙欣, 张文波, 等.中国煤炭开发与利用的环境影响研究[D].北京:煤炭信息研究院, 2003.

[11]徐中民, 程国栋, 张志强.生态足迹方法:可持续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以张掖地区1995年的生态足迹计算为例[J].生态学报, 2001, 21 (9) :1484-1493.

两种生产理论 第7篇

关键词：奶牛,胚胎,PCR,XY精子分离法,性别鉴定,比较

由于性别主要影响家畜产奶和生产速度等经济性状,性别鉴定和控制技术在畜牧生产上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1]。奶牛性别控制是众多奶牛繁育者研究的方向,也是众多奶牛养殖者的愿望。使奶牛多生母犊,不仅可快速增加良种奶牛的数量,还可提高牛群的质量,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本试验从成功率、成本等方面,比较研究PCR法和XY精子分离法生产性控胚胎,为贵阳市加快乳业的发展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供体牛

供体牛在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自繁的荷斯坦牛群中选择。要求年龄为3~6岁,有较高生产性能,305天产奶量达到7 000 kg以上,繁殖机能正常,空怀,产后80天以上,有正常的发情记录,直肠检查子宫及卵巢发育正常,无子宫炎症、卵巢囊肿和子宫弛缓、子宫下垂等疾病,没有流产史,无遗传疾病。

1.1.2 试验药品和仪器

促卵泡素(FSH),澳大利亚生产;前列腺素(PG),澳大利亚生产;阴道埋置栓(CIDR),澳大利亚生产;冲卵液、营养液,新西兰生产;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内蒙赛科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X单性精子冷冻精液。性别鉴定仪和性别鉴定试剂盒:PCR性别鉴定仪(澳大利亚生产)和YCD(Y-chromksmal DNA)试剂盒(美国生产)。

1.2 方法

1.2.1 超排处理和人工授精

选择发情9~13天的供体牛,采用FSH 4天连续减量注射法处理,冲胚采用常规非手术冲胚法。超排、输精和冲胚安排程序见表1。

第5、第6天输精,用于生产PCR鉴定胚胎的试验使用常规精液输精,每次输精2支。用于与之比较,生产性控胚胎的试验使用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输精,每次输精3支。

1.2.2 胚胎的性别鉴定

取利用常规精液生产的新鲜胚胎或解冻后的胚胎,要求形态完整、卵裂球结构紧凑、无破损细胞,用专用切割刀片切割,切割下的少量胚胎用于PCR反应鉴定性别,剩余胚胎放入CO2培养箱继续培养用于移植。

1.2.2.1 胚胎切割

在单滴内进行,在60 mm的塑料培养皿底部用钝性金属器械划痕,然后分别在划痕上滴入小滴液体,用胚胎吸管将胚胎移入小滴,放在实体显微镜载物台上,将一小液滴调整到视线下,用分割针将胚胎移到划痕处(分割针与划痕方向保持平行),从胚胎顶部稍微偏移下压分割针,切割形成不对称胚胎,用于性别鉴定。分割后的胚胎尽快从小滴中移入培养液内,清洗后分组培养观察。

1.2.2.2 PCR反应

主要根据PCR仪器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本项目采购澳大利亚生产牛专用PCR鉴定仪,按照反应程序设定,直接选择Prog.2即可。

1.2.2.3 性别判定

PCR反应结束后,分别取PCR产物10 μl 在3%琼脂糖凝胶上进行电泳,用溴化乙锭染色,紫外光下进行观察:若出现两条带,则为雄性胚胎;若出现一条带,则为雌性胚胎。

2 结果

2.1 胚胎PCR性别鉴定试验结果 见表2。

2007年38月,分3次处理9头供体母牛,采集可用胚胎52枚用于PCR性别鉴定,雌性胚胎25枚(48%),雄性胚胎27枚(52%)。将25枚雌性胚胎和3枚雄性胚胎进行移植。移植雌性胚胎受体牛怀孕9头,成功率36%,产母犊8头、公犊1头,性别负荷率89%。移植雄性胚胎受体牛怀孕1头,成功率33.3%,产公犊1头,性别负荷率100%。

2.2 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性别控制试验效果 见表3。

2007年310月,分3次共对10头供体母牛进行超排处理试验,共采集到胚胎68枚,其中可用胚51枚,全部用于移植(部分为鲜胚移植,部分为冷冻后移植),怀孕19头,成功率37.3%,产母犊18头(怀孕期间1头流产),性别符合率100%。

3 讨论

3.1 从目前的性别决定理论分析,流式细胞器分类法和SRY-PCR扩增法是准确而且发展前景广阔的2种性别控制方法[2]。据相关资料报道,运用PCR奶牛胚胎性别鉴定技术,性别鉴定准确率可达95%左右。本试验鉴定结果达到89%,可能与试验数据较小有关。但由于该方法对实验室设备要求较多,需要配置实体显微镜、倒置显微镜、切割操作仪、CO2培养箱、PCR反应仪等,对技术人员的技术要求较全面,试验中使用的试剂盒价格较高,切割后的胚胎损伤可能对移植效果有一定影响,而且容易被污染[3],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推广应用有较大难度。

3.2 据报道,性控精液的受孕率(含青年牛)为35%~40%,而常规精液为55%~60%[4]。本试验运用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在输精前显微镜下检查,每支0.25 ml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含有效精子200万个左右,活力为0.2~0.35,虽然有效精子数较少,解冻活力较低,但通过增加输精量(增加到3支,比平时增加1支),获得头均5.1枚的可用胚胎,这与本项目其他冲胚数据基本一致,未影响卵子的受精和胚胎的发育。

3.3 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性别控制试验中,产母犊8头,性别符合率达100%,该结果可能与试验采用数据较小有关。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流式精子分离仪分离奶牛精液,速率控制在5 000个/秒左右,X精子的分离纯度可达到91%左右,保证了较高的准确率。通过试验证明,应用分离X精子冷冻精液进行体内性控胚胎的生产,可取得良好的超排效果和胚胎性别控制效果,技术难度不大,成本较低,推广应用中可大规模使用,这与雄杰[5]等报道一致。

参考文献

[1]林博,朱化彬,郝海生,等.PCR技术在性别鉴定及性别控制技术中的研究进展.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 0 0 9,2 9(6):1 2 5~1 2 9.

[2]曾玉峰,阎萍,郎侠.家畜早期胚胎性别鉴定技术的研究进展.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2):9 552~9 553.

[3]夏丰,贾银海,苏雷.影响性别鉴定胚胎质量的因素.中国奶牛,2008,3:25.

[4]黄金明,雄杰,柳尧波,等.LAMP法鉴定奶牛早期胚胎性别的效果研究[J].家畜生态学报,2005,26:20~22.

两种生产理论 第8篇

1 经典测量理论

经典测量理论也被称为真分数理论, 是最早实现数学形式化的测量理论, 其数据模型为X=T+E (观察分数=真分数+误差) 。T代表个体中存在的间接观察心理变量, 作为“真分数”, X即为从实际测量中得到的带有误差E的真分数估计值。

经典测量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真分数的值是固定的常数;测量误差是完全随机的;误差分数与真分数相加得到观察分数。

经典测量理论的主要计量指标包括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测量信度、测量效度四项。

1.1 试题难度

试题难度是评测质量的重要量化指标, 用来表达评测的难易程度。一道试题的难度既能反映试题本身的复杂程度, 又可反映教员与学员间的教与学的状况。同一试题, 在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中使用, 所得的难度值不一定相同。

1.2 区分度

区分度指试题对于被试者的区分程度和鉴别能力。区分度高, 意味着题目的分选性好, 可以有效拉开不同水平被试者的分数差距, 而低区分度则反映不出不同被试者的水平差异。区分度是评价试题质量和筛选试题的主要指标和依据。

1.3 测量信度

测量信度就是同一或相当的多个测验对同一组被试者施测两次以上, 所得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程度, 亦即可靠性程度。信度是衡量试卷质量的重要指标, 只有信度高的试卷, 才能对学员做出公平合理的评价, 才能为改进教学提供可靠依据。影响考试信度的因素很多, 其中可以控制的重要因素有试卷的难度、题型、题量、考试的内容。

1.4 测量效度

测量效度是指测量结果的准度和有效度, 也称为正确性。效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它没有绝对性, 只有高低之分。内容效度、实证效度与结构效度是常见的三大类考试效度。

以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测量信度、测量效度为主要计量指标, 经典测量理论为网络教学考试系统的题库建设、试卷的编制以及考试分析评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实际的教学与研究中大量应用了此理论。

2 项目反应理论

项目反应理论 (IRT) 是在解决传统测量理论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不再以整个测验为考察对象, 而是径直以项目 (测验试题) 为考察对象。项目反应理论的核心就是数学模型的建立, 以及对模型中各个参数的估计。90年代中期伯恩鲍姆 (Birnbaum) 提出的逻辑斯谛 (Logistic) 模型及统计处理方法简单易用, 是目前应用最多的项目反应理论模型之一。

2.1 逻辑斯谛模型

目前教学和研究中普遍应用的项目反应理论模型是单维空间二值记分的逻辑斯谛模型。逻辑斯谛模型有单参数 (1) 、双参数 (2) 及三参数 (3) 之分, 其函数表达式分别为:

上述表达式表示能力为θ的被试在项目i上正确作答的概率

θ表示被试的能力;b表示试题的难度参数;a表示试题的区分度;c表示猜测参数;D表示量表因子=1.702

2.2 项目反应理论的三种假设

项目反应理论的三种基本假设包括:潜在特质空间的单维性假设、局部独立性假设和项目特征曲线假设。

单维性假设指被试者对测验项目的反应过程中受能力支配的惟一性, 不可能重复性。虽然影响被试者对测验项目反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知识、个性、动机等, 但只要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 且此因素与测量的潜在特质相匹配, 则此测验属于单维性测验的范畴。

局部独立性假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被试者对不同测验项目的反应在统计上是独立的。另一方面, 被试者不会交叉影响彼此的成绩, 作答过程彼此独立, 结果仅受限于被测人的潜在特质水平。

特征曲线假设是指正确反映被试项目的概率与其能力之间的函数关系, 采用项目特性曲线来表述的模型。

3 两种测量理论的有效性

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这两种测量理论都是20世纪创立, 经过不断发展完善并沿用至今的。作为网络教学考试系统的基础模型, 它们都有各自的优越性, 也同时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两者并没有一定的高下之分。下面仅对两种测量理论进行一个客观的对比分析。

经典测量理论的局限性:第一、统计量 (项目难度, 区分度, 信度和效度) 对样本的依赖性。第二, 信度估计难以精确。信度是根据平行测验进行概念定义的, 而即使对相同的对象进行相同的测试, 也难以实现完全平行化, 因此信度估计往往不够精确。第三, 被试水平和项目难度定义在彼此无关的两个量表上, 能力量表来自于卷面的总分, 而项目难度则来自于被测试者的得分率, 项目难度与能力不能呈正比匹配, p值为0.6的难度不能代表60分的能力。

比较而言, 项目反应理论较经典测量理论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 项目反应理论的所测项目与被试能力估计值之间不具相关性。其次, 项目反应理论的难度与考生能力在同一量表上被定义。第三, 它定义了试题信息函数这一更为科学的综合质量标准。应用测验信息函数, 可以对不同考生在某测验上的测量精度值进行具体化确定。第四, 项目反应理论的发展为自适应测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然而, 项目反应理论也无法避免其局限性:因其假设条件严格, 一般学科题库难以完全满足。另外, 该理论对于连续和等级资料的过程处理比较困难, 其最成熟的单维三参数模型, 虽然对“1, 0”计分的考试资料非常适用, 但对于非“1, 0”计分的考试资料却一直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模型。再者, “维度”与“特质”实际并非直接的心理学概念, 而是两个统计学概念, 因此无法对特定测量的内容、结构效度提供保证,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测验样本, 仍需沿用经典测量理论的检验方法进行效度检验。

综上所述, 经典测量理论在目前应用环境中更为有效, 难以被后续发展起来的项目反应理论完全取代。经典测量理论在概念的直观性、计算方法的简易性、结果指标值的精确程度等方面更有优势, 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它的适用性更广, 不仅能够处理“1, 0”计分, 还可以解决连续与等级计分的测量问题, 可以对既包含选择性、又包含非选择性题型的复杂试卷进行全面的题目分析与客观的卷面质量分析。因此, 在实际的网络教学考试系统建立使用过程中, 经典测量理论更适用于作为其基础模型。

参考文献

摘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网络教学考试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发展。文章对网络教学考试系统中两种不同测量理论进行分析比较, 并阐述了各自的特点, 通过对比掌握这两种理论将对解决网络教学考试系统建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网络教学,考试系统,经典测量理论

参考文献

[1]万明高.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万明高.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漆书青, 戴海崎, 丁树良.现代教育与心理测量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2]漆书青, 戴海崎, 丁树良.现代教育与心理测量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3]余胜泉, 何克抗.网络题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中国远程教育, 2000.[3]余胜泉, 何克抗.网络题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中国远程教育, 2000.

两种生产理论 第9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宏观视角:理论化与抽象化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对学生进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帮助其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二是对学生进行道德价值教育,增强学生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和道德行为能力。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两个目标具有一致性,彼此之间具有正相关作用,也即前者的学习有助于后者的提升,后者的增强反过来也会深化对前者的理解和掌握。但在学生的学习和认知过程,这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一个依赖于宏观视野下的理论抽象,一个依赖于微观视角下的个体体认。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忽略这种差异,或不能合理地进行视角转换,就会破坏前述的正相关联系,并且,其最终结果不是两个教学目标之间的顾此失彼,而是一毁俱毁。

所谓宏观视角,就是在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上,要超越具体的事物和情景条件,采用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方式来进行概括和把握。构成我国当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理论,采用的都是宏观视角,都是从整体上或宏观角度来把握历史与现实问题。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针对这一部分教学内容和目标,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从宏观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社会现象与政治问题,培养学生的理论化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目前,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比如,在教学内容上,两课教材的编写和相关理论的梳理日益成熟和完善,各种教学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改进。不过从实际培养效果上来看,并不如人意。原因在于,这种单纯的理论教育方式虽然提高了学生的理论化水平,以及运用理论话语进行表达一些见解和立场的能力,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际价值认同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所以,这种理论化教育的结果在学生身上转变为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知识”。对很多学生来说,这种“知识”可以在应付相关课程考试中派上用场,也可以在一些正式活动中起到话语修辞作用,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他们的个体行为和情感影响甚微。并且,学生也很难运用这些知识进行真正的思考,在应对一些现实问题上,常常导致的是一种教条化解释和脸谱化批判。

上述问题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纯地从宏观角度进行引导和训练,可能会让学生掌握很多理论化的知识和方法,但他们的政治素养和道德能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当代美国道德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经指出:“没有一定的道德能力,一个人即使把道德理论或政治理论学习得再出色,也无法成功地把这些理论规范转变为实践行为。”[1]前述理论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印证了她的这个观点。既然单纯依赖理性认知无助于提升人的道德能力,我们就有必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引入其它途径来弥补这种不足。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微观视角:情感化与想象力

可是,一个人的道德能力应该如何培养呢?答案无外乎两种途径:一个是教化,一个是自我修行。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要想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道德能力,显然不能指望学生都去通过自我修行来实现,而是要充分发挥教化的作用。这里同样需要面临一个问题,道德能力的教化应该如何进行?在启蒙理性危机出现之前,不少人会倾向于认为,道德能力与理性密切相关,只要提高一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就可以提升他的道德能力。但在理性饱受质疑的今天,人们更倾向于相信,非理性的情感和想象更具有道德认知的机能[2]。其实,近代的卢梭在《爱弥儿》、休谟在《人性论》中,都曾经对非理性的情感在道德行为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卢梭在强调情感的作用时说道:“我们认为是违反理性的选择,正是来源于理性的。我们之所以说爱是盲目的,那是因为它的眼睛比我们的眼睛好,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关系。”[3]休谟也指出,相比于理性,情感是一种原始的存在,“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4]

情感之所以能够更有效地增强一个人的道德能力,原因在于道德规范最终指向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只有对他人有了更多的了解,能够感同身受地觉察到他人的处境、体会到他人的悲伤和苦难,人们才能够与他人建立起认同感或密切的关系。卢梭曾说:“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5]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也指出,道德进步的过程依赖的不是理性能力的提升,而是同情心和对苦难的敏感性[6]。因此,在一个人的道德提升过程中,同情心是最能够激发道德能力的一种情感。

所以,要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还必须重视情感教育。但前述宏观的视角和抽象化的认知方式并不能很好地适宜于非理性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培养,因为情感及其相关的想象能力更多地是依赖于特殊的人和事,依赖于个体的主观体验和感受。因此,如果我们注重对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就有必要放弃单纯的宏观视角和理论化、抽象化的知识传播方式,而需要引入微观视角。所谓微观视角,就是要借助特定的人和事,在具体的情景中观察事物,激发情感,进而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这种微观视角,虽然有可能使学生陷入盲目、冲动、甚至具有欺骗性的一些不健康的情感当中。但离开了这种微观视角,个体的情感就无法丰富起来,情感和想象力的苍白同样无益于合理行为方式的养成。只有在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基础上,宏观的视野和理论化的知识才能发挥其积极的指导作用。所以,卢梭才会说:“教条式的哲学只适合于有经验的人。青年人不要普遍地去研究一般的东西,他所研究的应该是个别的特殊事例。”[7]采用微观视角之所以更能够培育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原因在于,微观视角下展现的人和事,能够更形象具体地呈现人类的悲伤、苦难、喜悦和愿望,在这种呈现中,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敏感性会被激发和增强。

沿着这种微观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精心编写的两课教材不应该完全占据课堂教学内容,除此之外,还需要重视更多教材之外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应具有如下特点:要么能够帮助学生洞悉更多具体的人和事,从中增进他们对这些具体的人和事的同情心;要么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伴随着这种想象力,学生可以获得生动的情感体验。以此来看,记者的写实报道、纪录片、小说、诗歌、民俗学等都是很好的课堂教学资源。因为,通过这些方式能够把我们向来没有注意到的人们承受的各种苦难巨细靡遗地呈现在眼前,借此激起的情感也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一种有效的精神力量,促进某些行为或现状的改变。所以,罗蒂在总结美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原因时才会说道:“我并不认为我们做了任何所谓诉诸于真理’的事情。我们诉诸于受拷问者的叙述、档案馆的记录、历史的遗迹、显微镜下的观察、镜头里的形象等等,但没有诉诸于真理。”[8]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同时重视和引入这些教育资源,就需要政治理论课教师付出更多,具备更加全面的教育素质。

三、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辩证转换:情感化的理性与理性化的情感

当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上述两种视角及其相应的教育资源不是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就行了,而是要具有辩证的联系。没有宏观视角提供普遍性的约束,微观视角下获取的情感和认知很可能会走向盲目,并在实践中带来危害;同样,没有微观视角下的具体认知和情感体验,宏观视角下获得的普遍理论知识也会变得空洞,无助于个体实际行为的改善。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微观视角下获取的情感体验和认知是形成宏观理论观念和制度规则的基础。宏观理论和制度规则虽然要超越具体性和特殊性,指向公共性和普遍性,但这种公共性和普遍性最终是以服务于具体性和特殊性为目标,如果脱离了这个目标,形成的宏观理论和制度规则就没有实质意义。所谓理论来自于实践,并最终服务于实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的实践不是另一种抽象物,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和事。宏观理论和规则虽然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的,但其实质上是对各类具体情感的提取和公共表达,是一种情感化的理性。所以,休谟认为,强调理性的永恒性、不变性和它的神圣的来源和强调情感的盲目性、变幻性和欺骗性一样,都是错误的。并且他力图证明:一方面,理性单独决不能成为任何意志活动的动机;另一方面,理性在指导意志方面并不能反对情感[9]。以此来看,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即都指向个体行为的完善,最终服务于社会中各类具体的、特殊的需要和目的。

其次,微观视角下获取的情感和认知有助于宏观理论和规则的形成与完善。在微观视角下获取的个体情感体验,虽然不能够给人们直接指出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却能够驱使人们对相关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从而增强对现行解决方案利弊的洞察和识别能力。比如,对于社会环境治理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微观视角了解到更多环境污染的危害,更强烈地体会到在污染状态下的人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幸和苦难,那么,他就会对污染环境行为以及社会制定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具有好的认识和判断,他就会在各种比较中发现现实中哪一种行为或措施更为合理。相反,如果一个人缺乏对细节的观察和体会,而仅仅从宏观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他可能会在理论上侃侃而谈,并形成一套理想的解决方案,但一涉入到现实中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具体行为和措施,就难以进行合理地判断。所以,努斯鲍姆说道:“除非辅以对某种生活的移情和生动想象,否则计算思维的理论洞察将是相对短视和没有鉴别力的。”[10]

第三,微观视角下获取的情感和个体体验,只有在宏观理论和规则的约束下,才能够在公共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个体情感和体验所存在的弊端,人们似乎早已熟知,即它因缺乏整体的视野而很容易受盲目力量的指引,结果会使人们被偏见、自私和短视所包围,根本无法培育公共情感和理论共识。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微观视角和个体情感虽然可能在私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涉及公共领域问题时应该被排除在外。不过,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合理。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采用微观视角在解决公共领域中难题的重要性。比如,在当代西方国家的道德争论、司法审判和法律政策制定中,都开始重视非理性化的情感和想象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关键是我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如何来运用这种微观视角和个体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同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要发挥微观视角和个体情感的积极作用,需要的是合理运用,既不能片面强调,也不能简单否弃。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发挥宏观视角和抽象理论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在微观视角下,因受个体情感和偏好的驱使,常常会导致某种判断的扭曲。宏观视角则可以帮助个体摆脱这种局限,实现个体情感与公共立场的分离,用公共立场来约束个体情感,即把个体情感引向一种理性化的方向。并且,在宏观视角的约束下,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筛选自己从微观视角中获取的情感和信念,从而有助于判别在个体的诸多情感和信念中,哪些更为合理和值得信赖。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在对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要求中,除了要具备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政治素养、全面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技巧外,还应善于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的辩证转换。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基本目标的实现。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一套抽象的理论化知识体系,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道德行为能力。当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由于偏重于宏观视角下的理论教育和知识学习,缺乏微观视角下的个体认知和情感培养,结果容易导致学生政治理论知识学习与提高实际政治素养和道德行为能力的脱节。这就有必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辩证运用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在帮助学生获得抽象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也促进其个体情感的丰富和道德敏感性的增强,最终有助于提高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政治素养和道德行为能力。

关键词：政治理论课,宏观视角,微观视角,情感,理性

参考文献

[1][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M].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

[2][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5.

[3][法]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2.

[4][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53.

[5][法]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03.

[6]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M].北京:London:Penguin Group,1999:81.

[7][法]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3.

[8]Richard Rorty,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Interviews with Richard Rorty,Edited by Eduardo Mendiet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12.

[9][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51.

两种生产理论 第10篇

企业文化这三个层次的建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密切相关, 然而文化管理模式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企业文化必须通过影响作为生产经营行为主体的员工来实现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良性互动, 从而不被束之高阁。我们认为, 企业文化通过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来实现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互动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柔性路径, 即在精神层次上通过强化员工对企业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等的认同来实现企业文化内化于心, 此路径以精神的自律来实现;另一种是刚性路径, 即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强化员工对企业文化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的遵守来实现企业文化外践于行, 此路径以制度的他律来实现。

一、强调“自律”的柔性路径

企业文化最初源于无意识的文化创造, 是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 它必须首先在企业内部得到广泛的认同, 而后经历有意识的塑造过程。一个成熟的企业文化构建过程必须是逐步渗透到员工内心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过程, 而后通过无形的文化力量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作为企业灵魂的展现, 每个企业文化体系都蕴含着自身特定的企业精神, 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囊括企业经营理念、企业道德、企业使命等的价值体系。

企业文化体系, 不管是物质层、行为层, 还是制度层、精神层, 只要得到员工认可并主动遵循便会内化为员工的思想观念并形成一种“自律”的导向作用。它通过员工不断凸显的主体自觉和主动性来实现, 在员工行为上变“要我干”为“我要干”, 达到员工对个体行为的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规划和自我发展等, 从而成为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一路径的重点是企业文化必须占领员工的思想高地, 通过员工对企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理念的认可和契合, 不断的内化为其思想观念并演变成其主体自觉性, 从而以一种“自律”的柔性路径来影响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

二、强调“他律”的刚性路径

一个特定的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观念形态的集合, 还是企业规章制度、员工行为规范的总和, 发挥着制度监督的作用。制度层面的企业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 也是物质文化实现的保证, 更是要求员工务必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一旦违背便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企业制度构成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健康运转的有力保障。

作为对员工行为的硬性要求和外在监督力量, 制度层企业文化的首要特质便是强制性和规定性, 即不管员工内心是否认可都必须共同遵循, 从而通过这种强制规定性达到对生产经营行为的“他律”。由此将员工行为置于特定的企业规章制度、个人行为规范等的监督中。在这个层面上, 企业文化一方面减少了制度建设所需要付出的昂贵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这一路径通过对员工行为的约束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强制性来实现。它使企业规章制度和员工行为规范准则成为塑造员工行为的强制性力量, 强调员工必须遵守或者违背规则后会出现惩罚性后果, 是以一种“他律”的刚性路径使企业成员有序地组织起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的过程。

三、“刚柔并济”, 构建企业文化的两大渠道

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大家的公认, 然而有形的企业文化建设投入怎样才能获得相应的产出从而不断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只有深刻理解并疏通企业文化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两大渠道, 从“自律”的柔性路径上做到企业文化内化于心, 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认同力度;从“他律”的刚性路径上做到企业文化外践于行, 加强企业管理中的制度建设, 才能实现企业文化入眼、入脑、入心、入行, 发挥其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作用。

(一) 从观念上强化文化认同

企业文化建设不能束之高阁, 必须坚持全员参与, 保证员工参与的真实性和广泛性。这就要求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要时刻与员工互动, 提升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一是在企业文化形成之初广泛征求员工意愿, 以在企业内部广泛达成共识;二是在企业文化形成之后, 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强化员工对企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和认同感;三是在生产经营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动态的企业文化系统衍生机制, 强化员工的主体力量和主人翁精神, 引导员工在企业文化母文化系统下, 衍生出具体多样的子文化体系, 不断丰富原有的企业文化系统。

(二) 从行为上强化制度约束

企业制度一旦制定便具有普遍约束力, 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人不得不遵循的行动准则和依据, 企业文化发挥其导向作用必然要加强制度建设。企业制度体系一般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各岗位说明、企业组织结构划分及职责、值班考勤制度等岗位性制度;二是指专业性管理制度, 如工作流程、管理报表、休假及报销制度等。这些制度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化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在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上废旧立新并完善制度体系, 确保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另一方面要陟罚臧否、奖惩分明, 使制度具有执行力, 发挥好其对生产经营行为的强制性、约束性和导向性。

四、结论

企业文化不仅靠其无形的文化力量影响员工行为, 还通过强化制度管理约束员工行为。这就要求, 企业文化建设一方面要致力于员工参与的广泛性和主动性, 不断强化其对企业文化核心体系的认同, 形成对生产经营行为的“自律”, 发挥好企业文化影响无形、润物无声的效果;另一方面要致力于企业制度的建设, 不断提升企业制度的执行力, 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普遍有效的约束力和导向作用, 做到对生产经营行为的“他律”, 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掷地有声。

“一年成功靠运气、十年成功靠经营、百年成功靠文化”, 21世纪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的竞争。只有深刻认识企业文化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路径, 才能有效的避免“企业文化政治化”、“企业文化口号化”、“企业文化文体化”、“企业文化表象化”、“企业文化僵化”等误区, 从而发挥企业文化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秀珍, 程省文.企业文化[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