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的诗的特点

李贺的诗的特点（精选6篇）

李贺的诗的特点 第1篇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

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

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

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骚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毛泽东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

《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作品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诗歌欣赏】

马诗二十三首其三

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

鸣驺辞凤苑，赤骥最承恩。

译文

忽然想起天子周穆王，

浩浩荡荡驾车上玉山。

跟随驺从离开游乐苑，

赤骥终能驰骋至天边。

简析

李贺《马诗》共二十三首，诗人通过咏马、赞马或慨叹马的命运，来表现志士的奇才异质、远大抱负及不遇于时的感慨与愤懑。这是其中的第三首。此诗前两句叙述周穆王西域取玉的故事，后两句交代赤骥离开凤苑这游乐之地，终于有了纵横驰骋的天地，表达了诗人不愿困守书斋，沉沦下僚，渴望展示自己才学，实现自己抱负的心情。

【李贺的著名诗句】

1、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李贺 《金铜仙人辞汉歌》

2、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李贺

3、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李贺 《致酒行》

4、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 《雁门太守行》

5、 射虎不成重练箭，斩龙不断再磨刀 李贺

6、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李贺

李贺的诗的特点 第2篇

贺是中唐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人，虽然只活了27岁，但是他一生在诗词上的造诣却也是不凡的。

李贺的代表诗作有哪些?

《高轩过》、《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罗浮山人与葛篇》等。

钓台昔日的诗的神灵 第3篇

钓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旅游胜地，交通便利，不用像郁达夫那时先坐火轮再坐帆船了。从富阳驱车，一个小时就可到达桐庐县的富春江镇。此地又名七里垅，从渡口乘船，溯水而上，两侧山峰峭拔，水流急湍，即是小三峡。小三峡的中段称为子陵峡。只见江峡岸上、悬崖脚下，山林掩映中有亭台牌楼，粉墙黛瓦。“严子陵钓台、天下第一观”，十个大字赫然题于壁上。船靠岸后，拾级而上，有严先生祠、客星亭等处可游。诗文碑园是近年新添的景观，一百余方诗碑在山坡上蜿蜒散布，书法良莠不齐，好诗甚少，大多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类的陈词滥调。错落其间还立着二十来尊历史名人的石像，更是粗劣无可取者。

当今国中很多风景名胜之地，都新加了种种假古董的制作，殊不知这是对自然美和历史美的多么可怕的亵渎。譬如诗碑，立一些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好诗、好书法、好镌刻者，并且置处相宜，才可以增添景观的韵味，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我每看到那些假古董置之于名胜古迹之中，总感觉极不舒服，仿佛看见一幅名人字画被粗俗之人涂抹了，又仿佛看见一个古时的窈窕淑女遭到了现代流氓的猥亵。然而，时尚化、流俗化、市侩化的东西正在像洪水一样在各种领域泛滥，似乎谁都无可奈何，只好喟然一叹而已。

穿过那个诗文碑园再往上攀登，就到了东台和西台。东台是严光隐居垂钓处，西台有南宋谢翱哭悼文天祥的遗址。当年郁达夫也曾经爬上了东西两台，他觉得那种景致“足以代表东方民族的颓废荒凉的美”。此君的审美感觉果然是很独特的。他游览钓台，没有写一句歌颂严光的诗，却写了一首似乎与钓台毫不相干的七律：“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不知道评论家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解释，我读着总觉得其中的情味是极沉痛的。郁达夫秉性既嗜酒，又多情，没有累美人却反为美人所累，没有鞭名马却被名马所弃，颠沛一生，最后被日本宪兵所害。“劫数东南天作孽”这句诗，原意应不是指个人命运的，而是为国事而痛忿，不幸竟成了他自己丧生于东南方的苏门答腊的预言。

认真说来，严光拒绝了光武帝的召命，不事王侯，隐居钓台，流传虚名，却对社会无所贡献，这有什么值得歌颂呢?范仲淹所说的“使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实在是推崇过分了。台湾一位诗人写道：“只因光武恩波晚，岂是严君恋钓台!”不是严光甘愿隐居，而是皇帝的恩召姗姗来迟之故，这种分析也许是对的。

相比之下，郁达夫的牺牲倒是值得纪念的。但我伫立于西台，举目四望，却怎么也感觉不出“东方民族的颓废荒凉的美”来。令人难以推想，郁达夫当年在钓台怎么会生出“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样的意象来呢?怎么会有“劫数东南天作孽”这样的预示自身悲惨结局的诗句呢?也许，诗不属于诗人自己，诗属于神灵，写诗是鬼使神差的。

富春江的山水风光的自然本质的确是幽胜魅人的。然而，在每个不同时代，山水风光似乎有着不同的意味。严子陵时代，山水的意义在于清高隐居。谢翱时代，山水的意义在于为殉国忠臣哭泣。郁达夫时代，山水中有诗的神灵，可以生发诗人奇异的意象。

李贺的诗的特点 第4篇

关键词：李贺；宫怨诗；闺怨诗；长安；太常寺；奉礼郎

摘要：在李贺的官怨、闺怨诗中，他在长安任职期间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创作时间、地点非常集中，诗中女子在身份、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即她们都养尊处优，渴望感情的滋润，但却往往遭受冷遇，情感极度孤寂，生活也被边缘化了。这与李贺贵为皇族、踌躇满志而在长安任职期间却无人赏识。官居九品、壮志难酬的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极其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奈使得李贺的宫怨、闺怨诗超越了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单纯同情哀叹而转为对自己潦落抑郁的长安生活的叹息和对失败的仕宦生涯的自伤，从而意蕴深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1—0015—07

就李贺宫怨、闺怨诗而言，可分为长安任职前后和长安任职期间的作品。前者为六首，创作不集中于一时一地，且诗中女性在身份、生活环境、情感世界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后者为九首，与长安任职前后的创作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创作时间、地点非常集中。更重要的是，诗中女子在身份、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对这些共性进行阐述分析并挖掘其成因，就成为本文的重点。

一、宫怨、闺怨诗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李贺此类诗中的女性，要么是达官显贵家的妻妾，要么是身份更为尊贵的后妃，如《嘲谢秀才四首》、《难忘曲》、《答赠》、《感讽六首》之一都是以达官显贵家的妻妾为主人公。从李贺对女主人公穿着和生活环境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嘲谢秀才四首》中女主人公的服饰是“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绢质的绣花衣衫透露出轻盈、精美。《答赠》中女主人公则身着金色衣裳，显得华丽富贵。她们的夫婿，要么是持金鱼袋的武将，要么是玉树临风的贵胄公子，身份不同凡俗。《感讽六首》之五、《堂堂》则描写了被冷落幽闭的后妃，前者是失宠于汉成帝的班婕妤，后者是幽居破败宫院的妃嫔。这些女性因与权贵之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普通女子拉开了距离，不再是过着粗茶淡饭生活的平常女性，而是被带入富贵与权力世界的一群人。《难忘曲》和《感讽六首》之一则展示了女主人公不同的居住环境：一个是“夹道开洞门，弱杨低画戟”，一个是“舞席泥金蛇，桐竹罗花床”。这种画戟列门前、丝竹奏于室的环境，已明确了其中人物的身份。

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群体却大都体现出一种温柔富贵中的孤独感、哀伤感。这些女性多生活在侯门皇宫或骄奢之家。“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上云乐》)，这是后宫的气派；“沉香熏小象”、“露重金泥冷”(《答赠》)，这是达官富贵家的奢华。无论是哪一种生活环境，都华丽得足以让人眩晕，也温软得足以让人陶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羡慕、近乎完美的生活环境中，却弥漫着女子们的孤独哀伤之感。这种孤独和哀伤，不是心满意足后的无病呻吟，而是根本就有的、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的遗憾和缺失。引发这种遗憾和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被弃置冷落而黯然神伤，或因与心上人不得相见、长相厮守而感到阵阵钻心的痛楚，或因虽风光一时却终难逃脱冷落、凄凉命运而倍感无奈。

《难忘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的特征概括：

夹道开洞门，弱杨低画戟。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乱系丁香梢，满栏花向夕。

开篇就已构建了一个相当豪华气派的生活环境：“洞门”一词透露出幽深、高贵之感，层层洞门使这处官宅显得高不可攀、使人望而生畏；“画戟”一词更突出了宅第主人的尊贵逼人之气。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权势的空间中，嵌入了由帘影、竹华、箫声、蜂语、画眉构成的仅属于上层女性的精致而优雅的生活。在诗情画意的环境中，女主人流露出对恩爱欢情的甜美企盼，而等待她的却是遭受冷落、坐待春老的命运。“乱系丁香梢，满栏花向夕”是极富深意的象征：前者蕴含着期待的幸福，后者则是在失去希望与关注后，一种萎谢的状态、伤感的叹息。清代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对此诗的批语是“写闺怨也”，这怨情就源于富贵闲雅中的幽独生活、盎然春意中的失落心境。

再如《嘲谢秀才四首》：

谁知泥忆云?望断梨花春。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月明啼阿姐，灯暗会良人。也识君夫婿，金鱼挂在身。(其一)

铜镜立青鸾，燕脂拂紫绵。腮花弄暗粉，眼尾泪侵寒。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其二)

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灰暖残香炷，发冷青虫簪。夜遥灯焰短，睡熟小屏深。好作鸳鸯梦，南城罢捣碪。(其三)

寻常轻宋玉，今日嫁文鸯。戟干横龙虞，刀环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据胡床。泪湿红轮重，栖鸟上井梁。(其四)

这组诗描写一位新婚不久的贵妇，诗中多次提到她的装束打扮：“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燕脂拂紫绵”、“腮花弄暗粉”。这样精美别致的服饰，这样细腻香柔的打扮，决非寻常女子所能做到，而她的夫婿又是“金鱼挂在身”，可见地位的不凡。如此锦衣玉食的生活，如此有身价的夫婿，非但没有让新婚少妇感到喜悦与甜蜜，反倒使她“眼尾泪侵寒”、“泪湿红轮重”，原因便在于她发现自己所嫁非人，对心上人的思念、期盼能与之长相厮守的愿望冲淡了甚至早已超过了新婚的喜悦和对荣华富贵生活的享受。诗中“灯暗会良人”、“好做鸳鸯梦”都是一种渴望与幻想，是对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再三回味。然而“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的现实彻底撕碎了她所有的幻想，绝望的心境与优越的生活现状形成极端的对峙、隔阂。精神上的牵挂与孤独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无法得到弥补，因而这种环境只是她的居住之所，而无法成为她赖以寄托心灵的家园。

《感讽六首》其五则把对女性凄恻哀怨的咏叹转向受汉成帝恩宠一时的班婕妤：

晓菊泫寒露，似悲团扇风。秋凉经汉殿，班子泣衰红。本无辞辇意，岂见入空宫?腰裰珮珠断，灰蝶生阴松。

据《汉书·班婕妤传》记载，她被汉成帝恩宠一时，并非因色而是因德。她拒绝与成帝同辇出游的事迹就很受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赞赏。这并不仅仅因为她在面对皇权威慑力和恩宠的诱惑力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无畏无惧和冷静平淡，更因为她在恳切犀利的陈辞中所表现出的自谨自律。但在帝王眼中，女子的美色似乎比德行更重要，德行是应该置于朝堂上的严肃话题，而当帝王脱下朝服，走向令他心旷神怡的后宫世界时，他从一个充满神性色彩的天子变成了一个充满七情六欲、风流缠绵的男人。这种角色的转变决定了他的取舍亲疏，他所期待的是妃嫔们能以其挑逗和多情迎合他完成这段对人生享乐本能的回归，以此来平衡朝堂上的拘束庄严与后宫内的任性随情。而班婕妤的悲剧恰恰在于她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德行的实践上，并在这种实践中显现出坦然于皇权的不卑不亢，而不谙也不屑于尤物之道、谄媚之姿。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在后宫这样私密化、生活化的环境中以她的

端庄和无可挑剔唤起了帝王的社会角色意识和由此意识带来的逼仄感，并以高度的自律削弱了作为女性，尤其是作为妃嫔应具的娱情悦性色彩。这对于扮演男人和帝王双重角色的汉成帝来说是终难长久欣赏的。虽然班婕妤最终退居长信宫，侍奉皇太后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和体面的结局，但终究掩饰不住失势于尤物、情绝于帝王的凄凉无奈。

李贺这首诗正是基于班婕妤这个形象所富有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的深情咏叹。诗中撇开对班婕妤优越生活的正面描述，只是让读者从人物身份自然联想到她良好的生活环境，而将笔墨集中到对其孤独感的揭示当中。首两句诗中，以托名班婕妤所作《怨歌行》中的团扇意象抒写出恐被弃置的焦虑与担忧。这种心理上潜在的不安是几乎所有古代女性普遍的感受，特别是像班婕妤这样处在相互倾轧的后宫生活中的妃嫔，对未来命运的焦虑就更为突出；中间四句将被弃的预感和担忧推向了现实境地：她充满伤感的自怜和哀怨不平的自我审问，都是在其封闭的内心世界中完成的，流露出无人交流的精神孤寂；末四句将这孤独、寂寞随时间而推移，从当下推向未来。“佩珠散地”、“纸飞阴松”暗示着主人公的生命行将完结，即使她是以一生的孤独为代价也换不回他人对自己的关注。

此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对红颜寂寞背后的根源做出进一步追问。“秋凉经汉殿，班子泣衰红”展现的是班婕妤在长信宫中寂寞度日、容颜空老的画面。从表面上看，她像是为容颜的凋零而哭泣，而人们也极易将她的伤感和孤独归咎于年老色衰。但令人寻味的是班婕妤的凄凉孤独并不由她的色衰而致，恰恰相反，容颜的凋零与孤独的相伴都是她被弃后不得不承担的痛苦。在李贺看来，“本无辞辇意，岂见入空宫”才是班婕妤被打入冷官的真正原因：她谨守后妃之德，品行端庄，反而酿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这样的结局较之于色衰被弃，显然带有更浓重的荒诞意味。正是基于这种荒谬的因果关系，李贺对班婕妤独坐“泣衰红”的寂寞就不仅仅是叹息和同情，而是开始对这样的命运做反思和审问。“本无”、“岂见”这样的词语表露出的绝不是女主人公发现过失后的懊悔之意，而是她对完美品行被否定的疑惑不解。疑惑之情越强烈，越显现出班婕妤在内心孤独的折磨下所承受的委屈和哀痛。李贺对班婕妤精神孤独剖析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体现了导致其精神孤独根源的荒诞性，从而使得对其命运的态度从简单的感性哀叹走向了理性的反思，更在于他并没有将班婕妤的孤独感简单地归为色衰被弃，而是通过对她命运的陈述，向读者提出了两难选择：弃德取宠，不使红颜空寂寞；或是自律谨严，却要寂寞老去。

总之，李贺宫怨、闺怨诗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被弃置的女性、思恋心上人的女性、还是风光过后独守寂寞的女性，她们与周围富贵荣华的环境之间都是一种僵硬、冰冷的关系。生活环境中过于华美的陈设与女子的叹息、独坐或是哀伤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雄伟的宫殿，还是精美的闺房，对这些女子来说，都像养尊处优的牢狱，困住她们的青春，也窒息了她们的生命与温情。既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已失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意义，她们怎么可能不叹息，不伤感，又怎么可能不与之疏离?

二、李贺的长安经验

以上对李贺宫怨、闺怨诗特征的分析仅止于诗歌的文字层面，而文字毕竟是诗人生活状态、生活环境的物化形式。因此，这些绮罗香泽之气与感伤叹息之情相交织的宫怨、闺怨诗与诗人在长安三年特定的生活境况、人生体验到底有无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就成了值得关注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身份上看，李贺身居长安时，正在太常寺任奉礼郎。太常寺是唐代九寺之一，主管国家礼乐、郊庙、社稷之事，设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旧唐书·职官志》载，奉礼郎一职主要是：“掌朝会祭祀君臣之版位。……大凡祭祀朝会，在位拜跪之节，皆赞导致之，赞者承传焉。……凡春秋二仲，公卿巡陵，则主其威仪鼓吹之节而相礼焉。”李贺所任的奉礼郎虽只是从九品的小官，在朝廷权贵眼中，也只是个微如草芥的小角色，但他毕竟肩负着朝廷赋予的使命与职责，在祭祀、巡行等庄严重大的活动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所见识的人亦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威仪、精神境界对李贺不会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从生活环境看，诗人起居的小环境是相当简陋的，“古壁生凝尘”(《伤心行》)，“柴门车辙冻，日下榆影瘦”(《赠陈商》)，是他对自己居所环境的勾勒，我们确实无法将诗中的景象与高门大户相联系。但从另一方面看，李贺在长安的住宅位于崇义坊，此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二街、从北向南第二坊，与长安城最繁华的两条街——朱雀门南北大街、含光门至春明门的东西大街分别只有一坊之隔。更重要的是，长安城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以长安城南北主干道朱雀门街为界，街东各坊较之于街西各坊的地理位置偏高，水质也好，因此，特殊的风水结构使朱雀门街以东各坊聚居了大批朝廷官员、世家贵族，而朱雀门街以西各坊则成为经济实力雄厚而政治根基薄弱的富商巨贾及普通民众的聚居区，由此形成了长安城东贵西富的居民分布格局。李贺所在的崇义坊恰属于王侯贵族密集的朱雀门街以东的坊群，他就在这个达官显贵云集的地方生活了三年，耳濡目染的自然是绝不同于市井小民、寻常巷陌的官家气派和上流社会、名门闺秀的雍容气度。而这一切又都融入了他的生活，成为他生活环境的一个基调。

李贺任职的地方在太常寺，位于皇城之内，东邻安上门街，街东为太庙；西邻承天门街，街西为鸿胪寺；北邻太仆寺、太府寺。在唐代，九寺属中央机构，在其中供职的官员不乏品级较高者，如各寺的卿、少卿分别为正三品、正四品大员。李贺供职的太常寺就被九寺中的三寺——鸿胪寺、太仆寺、太府寺所环绕。不仅如此，太常寺就处在三寺一庙所构成的包围圈中心，与太庙只有一街之隔，而太庙又是大唐王朝列祖列宗灵魂的安息地，神圣庄严。置身其中的李贺自然也处于权力与威严相结合的网中。若放眼整个皇城，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大大小小的中央机构整齐而密集地排列着，构成了一张更大的充满无限神圣感的网。而李贺以奉礼郎的身份活动在太常寺乃至皇城中，在这样一个砌起高高城墙因而也就和庶民社会几乎隔绝的地方，他的种种活动必然与上层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从更大的范围看，李贺生活在天子脚下，长安城是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了无上的权力与无限的财富。“鸾车迥出仙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便展示了一幅气度恢弘的长安图景。在李贺所处的时代，唐王朝的国势已不可扭转地渐趋衰落，但中唐时期的社会却掀起了追求豪奢绮靡生活的风尚，历几代帝王而不衰。这与中唐的帝王希冀以此种泡沫繁荣来重缔盛世太平景象的心理需求有关，是战乱后萌生的一种自我补偿与怀旧情绪。集中体现在大兴土木、耗费钱财建造或购置家宅、厚葬成风、奢于游宴上。《旧唐书·元载传》中记载了代宗朝宰相元载府邸无以复加的恢弘华美

之势：

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

这种骄奢已到了僭越法度、畸形膨胀的地步。像元载这样财大气粗、制造声势的官员还有很多，如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据《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载：郭“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

与以豪宅夸饰富贵一样，厚葬也成为中唐时代的人们炫耀财力的一种方式。《唐会要》“葬”条云：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郑元修奏：王公士庶丧葬节制：一品二品三品为一等，四品五品为一等。六品至九品为一等。凡命妇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听从夫子，其无邑号者，准夫子品。荫子孙未有官者，降损有差。其凶器悉请以瓦木为之。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召命颁下，事竞不行。

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层厚葬攀比之风的积习已久和愈演愈烈，以致在这种比富斗阔的风气笼罩下，连诏命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也显得微不足道。

在社会上层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下层社会也竞相效之，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观念。在此推动下，人们对厚葬的追求和实际操作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利息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

与购置豪宅、追求厚葬同样风行的是以社会上层为主的游宴娱乐。这是上层社会纵乐享受的表现，更是中唐帝王刻意制造国泰民安、太平繁荣景象的需要。《册府元龟》卷110载：

贞元六年四月，帝日：“朕顷以四方不宁，宵衣旰食，百僚亦遑遑无暇。今兵革渐息，夏麦有登，朝官有暇日游宴者，令京兆尹不须闻奏。”

唐德宗是一位疑心颇重的皇帝，史载其当政期间，“朝士有相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但他对宴游活动非但毫不忌讳，反而政策十分宽松。这足以说明中唐帝王为营造四海升平景象所作的努力，而群臣必然要以积极的姿态对此做出推波助澜式的回应，从而使游宴之风大兴。宪宗即位后，为群臣游宴活动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从大型的暇日宴饮到平时的交往饯别，均无须上奏。不仅如此，宪宗还特别强调群臣在这些活动中可尽欢尽兴。

虽然这种豪奢富贵之景充满畸形和荒谬的色彩，但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唐时期的社会生活披上了一件精致华美的外衣。而李贺正值这样一个尚奢之风尤重、积淀尤深的时代，他身处的长安城正是时代所炮制的繁荣景象最真实的缩影。李贺个人居住环境的清贫、简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他不仅仅是居住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伤心行》)的陋室中，也生活在一个以权力为经、以财富为纬的充满贵族气的空间里，在他周围，到处散发出公子王孙、浮华都市的气息。他陋室中泛青的灯光丝毫也妨碍不了他生活中更为广阔的环境空间——崇义坊、朱雀门街以东的贵族区乃至整个长安城的五光十色。

长安是唐帝国的心脏，大唐王朝的精华几乎都在这里沉淀、凝聚。对于像李贺这样的读书人来说，长安必定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最有可能碰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最有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甚至出现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李贺不是一个能看淡功名前途的超脱者，他有自己的理想，也热衷于仕途政治，有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的壮志，有过“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的信念，也赞美钦佩甚至羡慕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将领。

李贺是个资质颇高的诗歌天才，他十五岁就以乐府歌诗名于世，与前辈李益齐名。更重要的是，他常以宗室王孙自居，在很多诗作中他都很自然地将自己归入皇室的行列。如其《唐儿歌》称“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有“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他对皇室后裔身份的看重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虚荣和自尊，更源于与李氏王朝血脉相连而产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屈原以“帝高阳之苗裔”自居，所以李贺在《赠陈商》中有“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的诗句，表现出对楚辞超乎寻常的喜爱，这或许正是源于他对自己皇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感。

理想、才华、热情，甚至和唐王室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李贺已是占尽占全了。照理，凭借这些资本，他应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以从九品奉礼郎的身份在大唐最繁华的城市中生活了三年，满腹才华无人赏识，理想和热情也只能渐渐冷却。在长安城这个人生机遇最多的地方，却没有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方舞台。他的那份因血脉相连而无法祛除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一再地被压抑于心灵深处。尽管他是皇室后裔，但家道已然中落；尽管他才华横溢，但长安城中绝不少他一个。这种尴尬无奈的现实状态与理想境界的巨大落差，使李贺的心灵充满了挫败感和无尽的叹息。在繁华的长安城里，当其他人还在摩拳擦掌、满怀理想的时候，他已经是“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信念的落空，理想的受挫，竞让他吟出“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这样沉重的诗句；“驱马出门意，牢落长安心。两事向谁道，自作秋风吟”(《京城》)更是把他那种“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崇义里滞雨》)的孤独、失落写得淋漓尽致。

在长安失意失志的经历，使李贺的心灵游离于喧闹、浮华的城市之外，游离于他周围花花绿绿的生活之外。虽然在其中他也有过宴饮游乐的畅快，但那只是瞬间的美丽，与从他内心深处渗出的彻骨的孤寂与落寞感相比，那样的玩乐享受只是浮在水面上星星点点的油花，因理想受挫而生的低落、伤感构成李贺私人生活的灰色基调，使他与长安城的明亮、繁华相隔阂、疏离。

三、伤人伤己的诗歌意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李贺与其宫怨、闺怨诗中女主人公在身份、生活环境及心灵世界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的身份及所接触的社会群体均不寻常，对上层社会来说，他们是微不足道因而也是极易被遗忘的；但他们的身份和人际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普通的平民，所以在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完全不会或不完全会属于普通生活世界的人。上层的忘却和下层的疏离使他们进退失据，处境尴尬。无论是李贺还是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他们周围的生活环境都充满了令人惊叹迷醉的精致华美和雍容贵气，但置身于其中的他们都表现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凹的孤独、哀伤、落寞之感，从而与光鲜诱人的外在环境产生了巨大反差，表现出心与境的疏离。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李贺长安生

活对其宫怨、闺怨诗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类诗歌从表层文字形象到深层心灵世界，无不打上了他这段人生历程的印记。就表层文字形象看，诗人以上流社会中的女性为表现对象，与其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他生活在显贵云集的街区、生活在繁华大气的长安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所目睹的多是身份高贵的女性而非贫家女子。对于她们的生活和心境，他并不陌生。正是因为对上层女性的身份角色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李贺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她们绝不同于市井女子那种“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坦率明快心理，并在对这些女性生活环境与精神世界的对比中完成对其细腻无助、欲说还休的抑郁愁苦心态的发掘，进而将这些上层社会女性内心的孤寂忧郁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他写出了这些女子被红墙绿瓦困住的青春与性情，写出了她们渴望感情但往往遭受冷落的忧伤和叹息，也写出了她们因身份与修养而不得不将愿望深埋于心的孤独与无奈。

就深层意蕴看，李贺对女主人公表示深深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是对他自身命运的哀叹与诉说。他不是单纯地怜香惜玉，讲述女子不幸的故事，而是与她们同病相怜，由伤人到伤己，由伤己而更加伤人。在这些一生凄凉的女子身上，我们总能隐约看到李贺的影子，听到他的叹息。女子们渴望被重视、被关怀、能与心上人两情相悦的内心需求，和李贺急切希望能为朝廷所重、为慧眼人所识的愿望是何等相似。一言以蔽之，他们同处在繁华掩盖下的寂寞角落，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但都在执着地追求自我人生价值和理想生活状态。

但是，雍容舒适的生活并未给李贺诗中的女性带来相应的幸福与满足，相反，极度优越的外部生活环境与其极度孤寂的情感形成了巨大落差，从而使看似处于其生活空间中心的女主人公们因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生活环境的极端错位而被边缘化。同样，当李贺无法在长安这个充满机遇诱惑与缤纷色彩的城市中实现最佳的人生定位，无法体味融入主流社会的优越感时，长安的满目繁华和优游闲适对他来说就成了随时都可以剥离掉、无法渗入他生活的过眼云烟。当李贺及他笔下的女性的人生价值均无法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及时，他们都不禁产生了彻骨的悲凉与满怀的愁绪。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的相似，让“二十心已朽”的李贺更加了解这些被弃置于角落的女子。对她们的吟咏也就超越了单纯的同情哀叹，而更深地转为对自己潦落抑郁的长安生活的叹息，对失败的仕宦生涯的自伤。于是，与笔下的女主人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人悲己之情，便顺理成章地在李贺的这些宫怨、闺怨诗的墨迹中洇染开来，化也化不开。

李贺的诗 第5篇

马诗二十三首其四

唐代：李贺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梦天

唐代：李贺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南园十三首其五

唐代：李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雁门太守行

唐代：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将进酒

唐代：李贺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金铜仙人辞汉歌

唐代：李贺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苦昼短

唐代：李贺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

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食熊则肥，食蛙则瘦。

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

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

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

何为服黄金、吞白玉?

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

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致酒行

唐代：李贺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附加阅读：《致酒行》赏析

这首诗写诗人客居长安，求官而不得的困难处境和潦倒感伤的心情。诗人以不得志的人的身份作客饮酒，前四句写作客的情形和潦倒自伤的心情。中间四句，诗人由自伤转为自负和自勉，引汉代名士主父偃和唐代名士马周自比，说明他自己有经世之才，早晚会得到皇帝赏识。后四句，诗人又由自负和自勉转为自伤，感慨自己冷落寂寞的处境。这三层的意思转折跌宕，沉郁顿挫，而以怀才不遇之意加以贯通。《李长吉集》引黄淳耀的话评价说：“绝无雕刻，真率之至者也。”黎简评价说：“长吉少有此沉顿之作。”

从开篇到“家人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大致地表示以酒解愁的意思。不从主人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人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语)的特色。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人持酒相劝的场面。他首先祝客人身体健康。“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人，折人之寿，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七字画出两人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人，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人。而紧接着，似乎是应继续写主人的致词了。但诗笔就此带住，然后以下两句作穿插，再引申出“零落栖迟”的意思，亦显得委婉含蓄。“主父西游困不归”，这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而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诗人以他来自比，“困不归”中含有无限辛酸之情。而古人多因柳树而念别。“家人折断门前柳”，通过家人的望眼欲穿，再写出诗人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笔。引古自喻与对面落笔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经过这两句的跌宕，再继续写主人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人致酒之词。“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这几句主人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人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人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人待他比商贩还不如，他的处境比主父偃更为狼狈。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人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人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看似无理，实际上极能尽情。马周一度像这样困厄难堪，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人、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唐太宗十分高兴，予以破格提拔。“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说的就是这件事。主人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但这番语言却很富于启发性。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而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事实上，马周只是被唐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在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这四句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人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诗人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人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人，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起了诗人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用语独造，形象地刻画出诗人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李贺的诗 雄鸡 第6篇

李贺这首《致酒行》诗就是李贺酒宴上明志之作。“致酒”即劝酒之意。“行”即乐府诗的一种体裁。全诗如下：

致酒行

李贺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注释

致酒：劝酒。

行：乐府诗的一种体裁。

零落：漂泊落魄。

奉觞(shāng)：捧觞，举杯敬酒。

客长寿：敬酒时的祝词，祝身体健康之意。

主父：《汉书》记载：汉武帝的时候，“主父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后来，主父偃的上书终于被采纳，当上了郎中。

折断门前柳：折断门前的杨柳。

马周：《旧唐书》记载：“马周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五年(631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经学，周乃为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招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与语甚悦，令值门下省。六年授监察御史。”

龙颜：皇上。

恩泽：垂青。

迷魂：这里指执迷不悟。宋玉曾作《招魂》，以招屈原之魂。

拿云：高举入云。

呜呃：悲叹。

赏析

开头“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两句，在叙述中突出了自己的处境“零落栖迟”。“零落栖迟”就是说诗人潦倒闲居，飘泊落魄。“捧觞”即举杯奉觞，也就是“敬酒”之意。“客长寿”，这是敬酒时的祝词，祝身体健康之意。首句是说，诗人正处于落魂潦倒，困守京都处境中，这酒宴上的一杯酒，就正好借酒浇愁。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平淡的叙述中，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愁情，也表现出诗人对朋友感激之情。接着“主人奉觞客长寿”，叙述主人举杯祝酒，愿客人(指李贺)长寿。这一句表现了主人对李贺的深情，以及对李贺处境的同情。

接下来的“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这几句承上“主人奉觞客长寿”而来，具体描写了主人在祝酒辞中的劝勉之意。这里，主人先用汉代主父偃的故事。 “主父”，据《汉书》记载：汉武帝的时候，“主父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后来，主父偃的上书终于被采纳，当上了郎中。这句的意思是说，你久困不归，就像主父偃困守长安那样，家人盼你归去，大概要把门前的柳枝都攀折了。这里充满了对客人的同情、关怀，洋溢着人间温馨感人的情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紧承上而来，“马周”，据《旧唐书》记载：“马周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 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五年(注：贞观五年为公元631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经学，周乃为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

太宗即日招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与语甚悦，令值门下省。六年授监察御史。”这里，主人以遭遇与主父偃相似的马周推进一层来说。就是说，科场上失败了并不要紧，人们的成功并非只有一种途径。我听说马周在新丰客舍时，受店主人的冷遇，处境就更加狼狈了。这里，诗人用了“天荒地老”一词，极富想象之能事，不但夸大了马周处境的因厄，而且也反衬下文“请恩泽”的顺利。在历史上，无论主父偃，抑或马周，他们共同点是曾经都潦倒穷困，最终凭着给皇帝上书而得到赏识、重用。主人借此劝勉和激励李贺，希望诗人不要灰心，通过多种途径去获取自己的出路。

以上通过对主人语言的描述，不但给读者塑造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谆谆长者的形象，而且表现出主人对诗人的关切和真挚的慰藉。

接下来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是诗人对主人劝勉的回答。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迷魂”，这里指执迷不悟。宋玉曾作《招魂》，以招屈原之魂。这里，诗人李贺用“迷魂”一词是自谦的说法，其实就是诗人的志向。“招不得”意思是难以改变。虽然现在诗人不知道自己的路应该怎样走，但是，诗人总是相信前景是光明的。所以，下句“雄鸡一声天下白”，含蓄而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前途充分的信心，充满了希望。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云”即高举入云。“呜呃”即悲叹。这最后二句的意思是说，少年人应有高远的理想，可是谁能想到我却如此凄凉寂寞呢?诗人以豪迈的气魄，不可遏制的激情作结，不但表现出自己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志向，也把读者带进了积极情绪的境界。

总之，这首诗通过对话，不但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主人公和客人)，而且在对比中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志向。同时，典故的运用，也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感和审美意蕴。

诗人介绍

李贺，字长吉，福昌县昌谷(今河南省宜阳县)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年仅27岁。李贺自小聪颖，才思横溢，善工诗文，名震京师。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风格瑰丽奇峭，意象繁密浪漫，用字坚锐狠重，给人以力的震撼，梦的神往，美的享受。是唐诗，乃至我国诗坛中的一枝奇葩，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一代伟人毛泽东尤爱李贺诗。

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选》等，几乎每本都被毛泽东圈划过。至今传世的李贺诗共240余首，毛泽东圈过的就有83首，有的多达四五次。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一则有关王勃的批注中，称李贺是“英俊天才”，但“死时二十七”，“惜乎死得太早了”。在五十年代末，每次提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总是提到李贺，称他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

创作背景

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盛世急转直下的唐代中晚期时代。

唐贞元十年，因时任陕县令的父亲李晋肃被贬西川，五岁的李贺跟随母亲郑氏回到故里昌谷。昌谷是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山村。连昌河日夜不停地吟唱，故行宫连昌宫神秘诡异的色彩，南园、北园稻青竹秀的美景，纯朴自然的风土人情，滋润着李贺童年的心田与梦想。他常常带着小奚奴，背着锦袋，徜徉在昌谷的山山水水间，寻章摘句，吟诵歌唱。

十三岁那年，在时任陆浑尉皇甫湜的大力举荐下，李贺以诸王孙的身份进入东都洛阳国子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权贵子弟，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之子于季友、于敏兄弟俩，以及入蜀为官多年的房式之子房次元及官宦子弟王恭元等。

由于聪明好学，天分极高，且极具个性，少年李贺在赢得那些权贵子弟的友好和尊重的同时，更为自己赢得了诗名，一时间，十五岁的他诗名远扬，名震两京。期间，与洛姝真珠的相遇，使他第一次感到了爱情的美好。

永贞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死，被其强留西川十几年的朝廷官员陆续还朝，而李贺之父李晋肃却音讯皆无。为此，年仅16岁的李贺便单人独骑踏上了寻父之路。

经蓝田，他雨夜遇险，被善良的采玉老人石伯父子救起，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困苦;过巫山，他巧遇被贬的“黑白子”(王叔文)，与其伴而行，得以有惊无险，顺利度过瞿塘峡，抵达渝州。在这里，他收留了孤儿巴童，两人相扶相依，一路西行，共度难关。

然而，当他们一路艰辛，历尽磨难，抵达西川时，却遇西川节度副使刘辟谋反，扣押了欲归朝的十几名朝廷官员。李贺被困其中。“西山日暮青狸哭”，他沦落到了人生极其凶险的境地。但天无绝人之路，后朝廷派高崇文率军平蜀，李贺与其他被困人员里应外合，粉碎了刘辟的阴谋，得以脱身，并如愿找到了父亲。在蜀期间，李贺不仅经历了平叛黄洞蛮的惊心动魄，还结识了一代才女薛涛，为自己的青春岁月再添一抹亮色。

在西川滞留数月，元和元年秋，李贺随房式回京。途中，房式被任命为宣慰使，出使河朔三镇。李贺随行。但出师不利，在宣慰第一站成德镇王承宗幕府，李贺与房式被乱军冲散，仓皇中，带着两名歌舞伎北逃至幽州，不期而遇同族名人李益。期间，在经受了平生第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后，李贺创作出了《雁门太守行》、《马》等诗作。

元和二年春，李贺自塞北返回昌谷。而此时，他的父亲李晋肃已经去世数月。青草凄凄的坟头，他悲恸欲绝，烧纸祭奠。纸烬翻飞，灰蝶悲舞。而这只是痛苦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三年丁艰期间，他不仅目睹了嵇伯的惨死，更经历了小奚奴的逝去，给他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痛楚。但是命运对她还是眷顾的，稽伯之女兰香、当初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她的柔情与琴声渐渐愈合了亲人离世给李贺心灵留下的创伤。

元和四年秋天，守孝期满的李贺，前往东都参加河南府试。在皇甫湜的引荐下，他拜谒了韩愈，受到赏识，并在接下来的秋试中得隽。然而，就在领取进京解状时，却因有人举报家讳问题，他被拒发放解状。韩愈、皇甫湜极力为他辩解，却无收效。失意之际，李贺愤而离洛。

途中，巧遇始任河南尹的房式。在房式的帮助下，李贺顺利取得解状，首途赴京。敷水驿，目睹中使侮辱朝廷官员元稹。出于义愤，李贺和其他举子，阻止了中使的暴行，捍卫了朝廷官员的尊严。元稹感激涕零，急匆离去。他要面见皇上，举报房式的`不法事。而所谓的不法事，正是房式无视家讳，为李贺发放进士试解状之事。对此，李贺一无所知，依然雄心勃勃奔向京城，奔赴考场，并一举中第，圆了自己的进士梦。曲江游宴，杏林探花，皇宫蹴踘，平康寻欢……今朝谁是拗花人!李贺深深地沉醉在这个无限风光的春天。

春天的脚步，总是那样匆匆。不知不觉中，春已过半，领取春关的日子到了。这是进入仕途最关键的一步。领了春关，就已进入吏部的籍册，剩下的就只是任什么官职的事儿了。领不到春关，你就只能在“官”门之外徘徊。不幸的是，李贺最终没能领到春关，原因依旧是“家讳”问题。倔强的李贺不服输，炎炎烈日下，他像一匹坚忍的马，四处奔走，呼吁申诉。

然而，曾经的酒朋诗友，不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便是因为妒忌自私而远远躲避。悲愤无奈，迫于生计的李贺，只得在秋天来临的时候，穿着来时的那件麻衣，默默地离开了京城。

回家看望过母亲，李贺随即去了东都，却惊闻真珠被掳河阳幕府。为了寻找真珠，也为了谋生，李贺在韩愈的举荐下投奔了河阳幕府。为君唱起长相思。和真珠在一起的日子幸福而安宁，李贺一度淡忘了创伤和梦想。他想就这样在河阳，和真珠和和美美地度过一生。

然而，很快，这种宁静被打破，真珠被逐，一辆破车将她拉到了大山深处，再也没了踪迹。这时，普宁公主和于季友河阳行猎，在普宁公主的鼓动下，李贺再赴京城，重拾旧梦。这次，他实现了梦想，参加制举拔萃科试，并获得太常寺奉礼郎一职。尽管只有从九品，但毕竟步入了仕途。一段时间内，李贺心态平和，生活安定。

期间，他结交了权璩、张又新、李汉、杨敬之、沈亚之、沈子明等一批诗友;认识了谢秀才、缟练、朔客李氏等人，还遇见了女冠白瑶、才女上官叛儿、宫女阿甄等红颜知己。李贺一生，惜无家室，可他却拥有了美好的爱情。与此同时，他还见识了颖师高超的琴技，领略了申胡子异域风情的觱篥……生活在低吟唱和，花天酒地中，绚烂着，暗淡着，快乐着，痛苦着。

转眼已是李贺任奉礼的第三个年头，官场的黑暗，世道的不公，让他萌生了另寻出路的想法。元和八年暮春，天下大水，朝廷以为阴盈，出宫人二百车。阿甄得以还乡。此事引燃了李贺南下游历的决心，一为寻访阿甄，二为投靠亲朋，以期提携。

过石城，至江陵，李贺意外遇到了和二兄同事的元稹。一笑泯恩仇，在放下怨恨的那一刻，李贺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离开江陵，李贺沿江而下，前往昭关投奔十四兄，不遇，顺路去了金陵，淹留多日后，继续南下，经苏州，到杭州，不期而遇杨敬之。二人结伴同行，随浙东观察使孟简到会稽观水兵操练。之后，便取道浮山，永州，在柳宗元贬谪处小住，过洞庭湖，一路游历，一路艰辛地回了京城。

京城依旧，失望和病痛让李贺萌生归意。第二年春天，他毅然辞官回家。春天的昌谷，流露着干旱的表情，而繁杂沉重的课税依然如旧。迫于生计，为了梦想，在家休养半年，身体好转后，李贺再次踏上北上之路，弃笔从戎，投奔时为潞州节度使的郗士美。

“吟诗一夜东方白”。凭着横溢的才华，勤奋的态度，纯洁的人品，李贺受到了郗士美的器重。但这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于李贺真正的愿望与渴求，郗并没放在心上而实实在在地去关注，解决。

李贺未免失望，但他依然坚持着。直到两年后，郗士美兵败，归朝另任，他只得再次整理行装，踏上了那条看不到尽头的奔波之路。北方的冬天，寒冷异常。幸得朔客李氏与缟练的庇护，李贺始感暂时的安慰。但现实与梦想剧大的反差，让他不能得过且过下去，他再次踏上漫漫长路，寻找心灵的归宿。结果只能是失望。身体和精神已不能支撑他继续走下去，无奈之下，他只有选择返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