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群范文
历史建筑群范文(精选12篇)
历史建筑群 第1篇
关键词:历史建筑,华丽蜕变,渐进式更新,拆毁
1丨贝家巷地块2007年10月现状(中间被拆的小空地)Google Earth图
2丨从废墟中远看这户被拆空的历史建筑自摄
一、江北历史建筑群中西合璧的特色
一百多年前开埠的宁波老外滩与闻名天下的宁波商帮有不解之缘,老外滩周边汇聚了近代商帮的居住地,历史建筑连绵成群,民国时达鼎盛期。截至2006年底,仍保留着较完整的居住形态,医院、律师行等建筑类型仍然有迹可寻。仅在新马路、贝家巷一带,文保部门就发现了大量清晚期和民国时期不同风格的传统历史建筑,其中已公布为市级文保点的有23处、区级文保点2处1。在2003年修订的《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江北区除原来的天主教堂外马路历史街区,新增了这地处姚江北岸的近代建筑群保护,规划明确了历史建筑群的保护和利用将参照历史保护区的部分做法。
新马路、贝家巷这些传统街巷两边,满眼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差不多的体量、色彩,变化最多的是山墙的形状,“人”字形的、观音兜的、及其各种变化的形式,基本都是硬山顶。
不同于其他传统历史建筑展开式院落组合的空间形态,江北岸历史建筑多为单一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有的还数幢连成一排,形成石库门里弄住宅。究其原因,应该与商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近代商人社会交往更广,活动范围有很强的外在性,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的“在围墙内实现个人理想,发展个人天地”2的需求,建筑空间因而紧凑而不铺陈。聚集地街巷密集,延续着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的线形网格特征。
秉承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向发展”的特点,“装饰成为建筑空间造型的准则”3。建筑的门楼、窗楣、山花、柱廊、门窗花格甚至山墙等构件成为主人寄情畅怀之处,使用者和建造者对西方文化的敏感和传统社会价值的认知,以及精神追求都精彩纷呈在建筑上。
二、江北历史建筑群地段未拆迁前状况
总的来说,这个地区拆迁之前,建筑形态基本完好,空间超载;生活空间无序、却不混乱,环境安宁、静谧。
与许多历史城市类似,几十年来,历史建筑的每个老宅院都容纳着至少十多户家庭的生活。拥挤的环境,使得许多日常生活起居都借助小巷展开;还有很多利用街角和宅院的违章搭建,生活空间容量严重超载,这些沧桑的老宅因粗糙、混乱的附加显得轮廓模糊。而长期以来生活基础设施没有得到系统的改善,条件简陋,甚至恶劣。所幸大多数的老宅仍是坚实的,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格局,环境虽然恶劣,却延续着传统的安静、安全与和谐的气息。在新锐建筑师王澍看来,“这些菌类式的搭建除了生活本身的需要,没有描述别的什么,而且越是积累,建筑就越是丢失意义的深度,或者说,在那种搭建背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4”。按历史保护学的观点:这些改建基本是可逆的。
三、历史建筑群地段的失忆
(一)历史建筑群的开发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宁波打造国际化港口城市,政府确定了“中提升”5的发展战略。“中提升”就是提升宁波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明确了中心城区要重点建设的10大功能区块这是“中提升”重中之重。而除都市文化旅游商贸区地块基本是历史文化街区外,三江中央商贸区区块涉及两个历史文化街区、一个历史建筑群,定位于集商务、文化、居住等功能的城市功能区。地处海曙区的历史文化街区郁家巷地块,作为宁波八大历史文化街区的首个保护性开发项目,率先“华丽转身”为“月湖盛园”。6
3丨新马路28号的小洋楼自摄
4丨被拆损的北墙自摄
5丨没有木作构件和设施后通透的室内自摄
6丨内院自摄
7丨外观北墙最通透的部分自摄
与此同时,江北的贝家巷、新马路一带(贝家巷地块)的历史建筑群地段,正加速开发“非成套房成片改造项目”,该地块规划目标为商业金融,兼重历史风貌保护更新。其商业中心计划以国际高档写字楼、星级酒店、大型商业中心、娱乐城等项目作为招商引资重点7,由此畅想着华丽的蜕变。
虽然2006年2月已开始拆迁,从Google Earth图2007年10月底拍摄的图像(图1)中,还能清晰看出贝家巷历史建筑群仍保留着较完整的格局。而2009年夏天笔者前往调研时,原来那大片密集的老宅区周围圈起了围墙,许多历史建筑回归了半成品(图2),更多的是大片的空地,遍地瓦砾,只有不多的几户“钉子户”还坚守在老宅里。幸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基本是文保建筑。
(二)历史建筑群地段的失忆
从历史保护学角度,历史保护“不仅应侧重于历史古迹的保护,还要保护那些表面似乎破旧,但反映城市过去发展历程的历史街区、中心区和旧城区部分,一个没有旧建筑和旧城区的城市,如同没有记忆的人一样”8。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不可再生的特性,决定了:只保留文物建筑,而拆除大量一般性,被认为是旧的、不美的历史建筑,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历史的真实信息。大批居民搬迁原来的居住地,造成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原有生活方式的突然中断,恰恰与历史保护的目标“要保持当地的居民生活方式的稳定性,防止社会生活频繁、过度的变迁”9相违背。
至此,贝家巷地块历史建筑群所具有的安静、和谧、密集、蜿蜒的传统街巷空间形态,消失于大规模的商业开发、实现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梦想的鸿篇巨制中。
四、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真空期
(一)文保建筑洋房现状
贝家巷地块的新马路28号洋房,是保留的市级文保建筑。民国时期砖混二层三合院小洋楼(图3)。建筑主体坐北朝南,两翼厢房的观音兜山墙与院墙一起构成了“凹”字形的沿街立面,稳定而有变化。
建筑早已腾空,对着马路的弧形的窗楣上有缠枝牡丹和富贵菊图案。小洋房东西侧外墙上的门窗被卸,在Google earth上还清晰可见的后面的连接建筑被拆,周围的建筑没有保留。北墙上原来该是门窗的位置,出现了许多不规则的大洞(图4)。门窗洞顶的砖饰线脚被敲损,还没掉落的青砖斜插在洞顶。两米左右宽的洞口上,混凝土的构件被敲得看不出形状,歪斜了,被人临时用一根锈蚀的钢筋撑住。
室内没有了楼板,梁、楼梯、一部分的隔墙不见踪影,墙上满是纵横交错的沟壑(图7)。只有底层外廊的廊顶还保留着。
围着天井(图6)的混凝土廊柱是方形的,水磨石饰面,四角按传统的砖饰线脚样式勾了护角线,柱身颀长,往上略有收分,在二层楼板处与梁斜角相接,斜角表面饰有雀替常用的云纹。方形的柱头在四角有涡卷,应该是组合柱式的柱头样式(图8),与柱身间用三层水平线脚过渡,原本该卷曲细碎的的毛莨叶饰,变化成佛造像中稳重的单层莲花基座样式,中部升起灵芝纹,上方是一倒挂的蝙蝠,蝙蝠以高浮雕的形式出现,展开的双翼虽是倒挂,向上方辐射的筋纹却有强烈的升腾感,翼尾演变成侧面的涡卷形装饰,蝙蝠身下隐约露出饱满的莲子图纹,一幅道地的中国福文化的图符。整个柱头的结构合理,坚实而不笨拙。柱头图案凸凹起伏,曲线饰纹疏密有致,极富节奏感和整体感。柱头的构成外观符合西方柱式法则,却展示着完全中国式的吉祥文化的内容。这种不动声色的借鉴,显示了中国文化一向具有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
“这些居民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我的老师,他们明白建造房屋的目的:为了一种生活世界的再生。除此之外,不想表达任何其他的意义。造房子,既是为了建造一个宁静而温暖的世界,也是为了超越建筑本身。”10
(二)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保护失控
历史建筑的意义已不仅仅来自于纯粹的形式和使用功能本身,不可以损害附着其上的随时光流逝而获得的文化意义。真实性和原生态,也就是它的原真性是历史建筑的核心。
关于文保建筑,《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工程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许多相关保护文物古迹的国际宪章、法规都强调了原真性的保护原则。“保存修缮”是文物古迹的保护方式,“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等”。11
有关资料12显示:贝家巷地块自2006年2月正式启动拆迁,至07年12月份时,文保建筑形态基本完整的占30%,10%不完整或残损,原保存完整的文保房也成了危房,有些甚至频临倒塌危险。这显然不是个别的现象,毋庸置疑,文保建筑的现状令人痛心!更别提那些没有文保建筑之名的历史建筑的命运了。
五、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失控原因分析
(一)文保建筑、历史建筑缺乏正常维护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客观上首先是因为拆迁空置,文保建筑、历史建筑缺乏正常的维护。
如同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居住者和建筑本身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微妙关系,建筑的自然老化,自然环境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台风暴雨会对建筑造成侵蚀,对老建筑及时的维护和修缮尤其不可缺,更何况空置时间常常会长达数年,更加剧了建筑的受损程度。
8丨展示中国文化内涵的组合柱式的柱头自摄
其二,文保建筑、历史建筑虽然有管理部门分管维护,但没有了居住者的事实造成一些人为的恣意毁坏,许多原保存完整的文保建筑也因此成了危房。文保建筑已经如此境地,更无须说因为不规范的拆迁操作,造成的一般历史建筑、历史地段不可挽回的损失。
其三,文保建筑、历史建筑的土地所有、使用,建筑的产权所有、管理、使用、维护等各种责权利均处于彻底分离状态,相互缺乏统一的的协调和有效制约。在这种可怕的保护“真空”期里,文保建筑、历史地段面临毁灭性的后果。
(二)全球化的空间市场化不可避免的冲突
改善人居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各国一直在探索,并日臻完善着。学者们都指出了“用大规模计划和形体规划来处理城市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致命缺陷”13,同时都肯定了在居民参与下的,以改善社区环境为主要目标的综合整治方式。
上个世纪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就提出“有机更新”理念,在北京的一系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有机更新”理论不断充实完善,探索出建设要采用“微循环式”改造模式,强调了小规模和渐进性的特点。
尽管专家们一再呼吁应避免一次投入,按一次到位的标准进行的大规模“运动式”更新14,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打造世界级城市为目标,急于将自己纳入全球一体化装配线上的行为,造成市场经济大规模的扩张。由于宁波老城中心区的历史街区同时也是现在的城市中心城区,其优质的区位条件成为致命的诱惑,在土地级差的作用下,城市空间市场化,城市用地出现大规模的重构、并购和换置行为,必然会对原有建筑群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以致造成目前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群地段的严重破坏,也就出现了宁波郁家巷、贝家巷地块的“华丽转身”现象,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失。
六、结语
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开发行为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进入了大规模正面冲突期,而脆弱的、不可再生的历史建筑群和历史文化街区遭受的破坏,并没有在郁家巷、贝家巷地块的“华丽转身”后终结。
原来与郁家巷历史街区连成一片,现因拓宽道路变成紧邻的莲桥街历史街区,2007年彻底半空后(图9),拆除了部分老建筑,但空间结构大体清晰,街巷系统较完整,老宅区空置了两年多,任凭木结构老宅在风雨中飘摇。2010年的Google Earth(图10)图显示,在那位圈起的高墙之后,原存的建筑已消失大半!现在街口已耸立起大尺度的现代化建筑。而在历史文化保护核心区的月湖西岸改造工程,也已动工,大面积的拆除老建筑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许多原定保留的历史建筑上写满了“拆”字,目前已经拆除的文保建筑、历史建筑已已多达二十座,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遭到重创,更别提不再历史保护街区、历史建筑群里的历史建筑遗存的命运了。
9丨Google Earth上2007年的莲桥街
《威尼斯宪章》明确指出:“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并把原真性的全部丰富含义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职责。”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对于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外的历史建筑群,也明确了应依照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要求进行管理。
城市更新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需要尽快改变当前激进、突发式的更新,转变为一种更为稳妥和审慎的渐进式更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尽早转变观念,完善禁止随意拆毁建筑的法律法规是重要前提,现行的拆毁文保建筑最高罚款五十万的处罚条例,相对于随后可能马上兑现的上百倍成千倍的商业利益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对于随意拆毁历史建筑,破坏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应该予以严惩!小心谨慎地呵护好祖先留下的已经屈指可数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和传承原真的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证,应当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10丨来自Google Earth上的莲桥街,显然2007年以前的街巷空间系统已不存在,原存建筑消失大半
参考文献
[1]蔡永洁.城市广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第2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3]王澍.王澍:那一天.建筑与文化[J].2008.04.杂志网络版http://www.chinaacsc.com/attentio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66
[4]方可.当代北京旧城更新:调查·研究·探索[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单霁翔.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6]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EB/OL].http://www.chinacov.com/displaynews.asp?id=615
东莞可园历史建筑群调研报告 第2篇
一、概述
广东省东莞市晋朝时属于东官郡,唐代分置为县,因县内盛产莞草,改名东莞。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东莞河网纵横,沙岗错落,气候“三冬无雪,四季常花”,一派秀丽的水乡景色。
东莞可园,坐落于莞城西的博厦村,面积较小,约2200平方米,是岭南园林的代表作之一,与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番禺余荫山房合称广东近代四大名园。前人赞为“可羡人间福地,园夸天上仙宫”。
可园布局灵巧,构图清新,园景幽致。园内古建筑高低错落,层楼叠阁,廊庑萦回,亭台点缀,叠山曲水,极尽园趣。可湖与可园,碧水丹亭,秀美可人。可园又是岭南画派重要策源地,文化内涵丰富。可园蕴秀,寓意了可园秀丽的景观和丰富的历史人文气息。今天,可园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园蕴秀”是东莞八景之一,成为各地游客向往的旅游景点。
二、历史沿革
可园始建于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三年后竣工,此后经历多次扩建和改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全部建成。
可园原址为冒氏宅园,昔日园主友人居巢曾写诗赞曰:“水流云自在,适意偶成筑。拼偿百万钱,买邻依水竹。”园主病逝后,后人逐渐崩败,收藏的书画古物变卖无几,园内建筑也多荒废。1961年后两经修复,使得大部分楼阁保存如旧。近年来,可园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大力保护。1997年,在东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对原有建筑进行了保护和修缮,新建了博物馆、展览馆等建筑,可园景区从原来的5.5亩(3630平方米)扩大到30亩(20000平方米)。
2001年6月,可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园作为东莞地方文化展示的平台,不断完善,更加可人。
三、建造背景
1.园主其人
张敬修(1823-1864年),字德甫,东莞市莞城区博厦人,官至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青年时投笔从戎,一生三起三落,宠辱不惊,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历十余年心血建起一座岭南名园—可园,同时,也是一介文人,广涉金石书画、琴棋诗赋;一位雅士,广邀文人墨客雅集于可园,抚琴吟诗;一位伯乐,延请岭南画派鼻祖居巢和居廉在可园长年作画,奠定岭南画风。
道光末年,剧盗萌起。此时,年轻的张敬修放下圣贤书,投笔从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援例捐官,因为在家乡修筑炮台有功,任官于广西,其后屡次立功,仕途平坦。但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敬修请朝廷剿灭广西盗贼的建议未被采纳,遂请辞回东莞,次年开始建造可园,此为“一起一落”;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张敬修被朝廷起用剿匪,屡立战功,升任广西按察使。但该年9月,张敬修因为失守浔州,被撤职返莞,此为“二起二落”;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派舰进犯珠江内河,直逼广州,张敬修临危受命,再被重用,但不久因病回家乡休养,以可园为休憩之所。清政府欲再次重用张敬修,但因其身患重病无法再为国效力,此
为“三起三落”。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卒,享年42岁。
张敬修虽出身行伍,却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的雅士,可谓能文能武。根据史料,张敬修“嗜翰墨、工诗词、善画梅、长写兰、好金石、爱名琴、喜搜石。” 张敬修作为可园的主人,其言行修养在可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张敬修的画秀逸天成、笔墨超绝、清雅秀逸、笔力雄健。张敬修不仅修筑了可园,而且以诗吟园,以文咏志,留下不少佳作。可园虽小,却占尽风情。在张敬修的诗文中,也记载了可园内的秀美景色、高雅情调。如他的《题蕙》:“芳草似畸士,空山养孤洁。唯有石丈人,同岑意相悦。”张敬修酷爱书法,可园门口的“可园”二字即是其亲笔书写,二字均一笔写成,雄浑有力。张敬修素喜花草,尤其是兰花。他不惜花重金购买,遍植可园。张敬修爱好名琴,不惜在可园中斥资修建绿绮楼,用以珍藏岭南四大名琴之一——绿绮台琴。张敬修与“居派”宗师居巢、居廉相交匪浅,可园孕育出岭南“居派”艺术,而“居派”艺术也对可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社会背景
3.名字由来
可园初名“意园”,取其“满意”、“合意”之义。后来,园子修好以后,张敬修
邀请各方名士前来观赏。宴席过后,张敬修陪同客人参观家宅,评点一番。客人不知如何应答,又生怕惹恼张敬修,只是点头称许:“可以、可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敬修觉得“可”有“合适”、“称心如意”的意思,而“以”与“意”发音相近,很合自己的心意,于是将意园改名为可园,一直沿用至今。
四、建筑分析
1.建筑风格
2.建筑群组成3.建筑环境的营造
(1)独具匠心的平立面设计
可园占地面积不大,仅三亩三约2200平方米。大门入口设在东南角,朝东,正对
东莞夏季主导风向。门前有一约20平方米的荷花池,园外北面有宽阔的可湖,西北面有后花园。园内主要建筑物:“可堂”、“雏月池馆”、“绿绮楼”位于北部,“双清室”、“可轩”、“邀山阁”位于西部,这些建筑物大都是南北向。中部为露天庭院,环绕庭院布置了半边廊一一“碧环廊”。全园立面为东部、南部低,北部、西部高,全园最高的邀山阁就位于西部。围墙也是东部矮且通透,西部、南部高而厚实。
这种平、立面设计的目的正是利于引夏季清凉的主导风入园,并且阻挡冬季寒冷的西北风。西面、西南面围墙高而密实,且贴墙分布不少天井、冷巷,正是为了隔绝西晒,造成较多阴影区,利于园内空气冷却。园内水体面积少有利于防止园内空气过于潮湿并利于园内游览路线的安排。
(2)防太阳辐射的设计
可园防太阳辐射的主要手法是“遮”。可园门前、园内虽有大片露天硬质铺地,然而设计者巧妙地设计了不少人腰高的长条形花基,花基上摆满盆栽植物,花基立面与盆栽植物正好遮挡了对地面的日晒,在地面形成了大片阴影区,减弱了太阳对地面的热辐射。而且,这些花基对园内观赏路线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园内水面少、露地多,设计者就在大面积的中部庭院建造了“拜月亭”、“兰花台”、“狮子山”三大件品字形摆开,对遮挡太阳对地面的热辐射起很大作用。“ 碧环廊” 的卷棚顶及沿廊边种上的树木翠竹,也遮挡了园内交通路线免受日晒。“ 花之径” 小路虽为露天独辟, 但昔日有沿径而架的凉棚, 棚顶有攀悬植物, 被称为“ 藤罗架” , 这也是一种遮阳手法。由此可见, 虽然中部庭院占全园面积近一半, 但真正受晒面积并不多, 因而地面长波辐射的热效应就不强。这就创造了内庭院不用大面积水体也一能得到清凉效果的设计手法。
园内还有一个紧靠“ 绿绮楼” 的小庭院, 这里种满了各种亚热带植物, 给“ 绿
绮楼” 造成了非常宜人的小气候图四。值得注意是园内建筑物屋顶大部分采用轻巧的卷棚歇山屋顶, 深挑的飞檐也是遮挡日晒的设施, 它在外墙表面造成阴影区,使之保持较低的温度。
(3)通风散热的役计
广东沿海一带陆地夏季盛吹东风、东南风, 风质凉爽, 热环境设计上可以利于夏
季主导风对室内散热降温。但因风速不大, 就一须创造各种引风入室、组织通风的手法。可园的通风散热设计正是注意了这一点。
首先, 当地主导风—清凉的东风进入朝东的大门之前, 先经门前荷花池及其周边的绿化盆栽形成的宜人小气候的冷却, 然后经门斗聚集进入门厅, 风进入门厅后分三路, 左路进入“ 草草草堂” , 再经南面的窗进入三角形平面的天井出外右路经“ 过厅” 进入客厅前的小天井, 部分折向客厅,部分上升离开小天井, 部分穿过小天井西边小门进入内院中路直经半边亭“ 掌红小榭” 进入内院, 与上部越过入口屋脊的东风汇合后, 一部分进入“ 环碧廊” , 大部分经曲池水面和曲池前花基盆栽再冷却后
进入“ 双清室” 和“ 可轩”。这就是建筑所造成的自然通风之一的“ 风压通风”。
可园在自然通风设计中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沿西边、西南边外墙设置多个三角形
或方形平面的小天井, 还有露天“ 冷巷” , 在静风时, 因天井下部入口的空气温度较低, 上部出口空气温度较高, 出入口的空气温度差、高度差就形成“ 热压通风”。温度差、高度差越大, 热压通风效果就越好。这就是天井的“ 抽风效应” 也称“ 烟囱效应”。可园的这些小天井的抽风效应对到了“ 环碧廊”、“ 可轩” 和“ 双清室” 前而风压已减弱的自然风再起加压作用。于是, 风压通风与热压通风共同作用, 使可园形成了完善的自然通风系统。
其次, 紧靠“ 邀山阁” 北面的一个深天井, 上部风口与下部风口高差超过, 为
热压通风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天井开口不大, 约。下部终日不受烈日照射除夏至前、后某天中午, 成了通风系统中的“ 冷源”。设计者巧妙地利用这个冷源设计了人工通风, 在接待贵客的“ 可轩” 地面正中装有铜管, 连通隔壁小房。小房设有一风柜, 仆人转动风页, 从冷源抽冷风向铜管鼓风。于是, 可轩内, 凉风从铜管口徐徐冒出, 客人在盛夏到此饮宴, 凉风阵阵, 沁人心腑。宾主不管高谈阔论或细语密斟, 也不会受仆人干扰。离地面越高, 风速越大。米高的“ 邀山阁, 位于“ 可楼” 顶层。这里是园内风速最大的地方。阁内四边开窗, 不管哪个方向的风吹过, 都劝翅向此阁的楼梯口形成负压, 于是楼梯也成了通风的风道, 天井下部阴凉的空气就沿夭井经楼梯被抽吸向各层室内,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设计手法图五。
再次, 可园大部分建筑物的屋顶都采用卷棚歇山顶, 室内吊平顶。平顶留有约’的方形格栅口,平顶上部两边东、西山墙开圆洞以利通风。东西向有风时, 这两洞口
就是风压通风的进出风口。静风时,平顶格栅口就是热压通风的进风口, 两边山墙圆洞口就是出风口。这种设计对加快屋顶散热非常有利图六。值得注意的是在“ 可轩” 邻室外、围墙内有一条儿米长的冷巷, 其两端各有一个小室。这两室在通风过程中有“ 藏风” 作用, 相当于现代通风工程中的“ 静压室” 作用。它使冷巷内空气压力稳定, 以利“ 可轩” 邻室内的人工通风图七。
4.植物配植
5.建筑材料
“天地之中”的嵩山历史建筑群 第3篇
公元前21世纪,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夏都阳城建立于嵩山东南。龙山文化晚期,从夏迄周,国家政治中心都位于距嵩山40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由此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文化区域概念——“中原”。
城邑、文字、青铜器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它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嵩山文化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地域。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这里为中心腹地,可以说明中原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在中国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以嵩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成为推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的摇篮,孕育了中国文明的形成。
位于嵩山南麓的阳城被视为“天地之中心”,随之嵩山至迟在公元前11~前8世纪的周代就已被命名为中岳(《周礼》),很早就被帝王选中作为礼制活动场所,即帝王以此作为与天神沟通对话的神圣之山。自春秋时期开始,帝王到中岳嵩山进行“封禅”,并从此确立为制度,被后世历代帝王所遵循。因而这里兴建了满足祭祀活动所需的建筑,保留至今的东汉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以及由太室祠延续演变而来的中岳庙,正是这种礼制封禅文化兴盛的证明。
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以依托政治力量为特点。佛教在嵩山的发展正是由于嵩山具有紧邻政治中心汴、洛两京的区位优势而成为近畿名山。因此这里很早就成为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并一直延续至今。现存的嵩岳寺塔、净藏禅师塔、永泰塔、会善寺大殿、少林寺及初祖庵、塔林,还有数十处佛寺塔刹遗迹,表明佛教文化是嵩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嵩山文化的另一特点在于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活动,也是因为“中”的区位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而聚集、发生的。例如在宋代,因为嵩山离都城不远,便于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于是就有了嵩阳书院这样的知名书院。宋代正当中国建立书院初期,嵩阳书院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四大书院之一。
嵩山还是古代科技活动的场所,由于阳城自古就被视为大地的中心,成为中国天文学家进行天文观测的重要地点。相传周代即已在阳城开展天文观测活动,故唐代在其址竖立石表名之日“周公测景台”,元代又在其后建立观星台。
嵩山历史建筑群各自所在的山水环境、景观面貌均十分优越,它们背倚嵩山,群峰环绕,古树葱郁, “形势绝胜”,是为古代建筑选址和环境处理的优秀范例,其环境艺术感染力至今犹存。
以嵩山为背景所形成的多种文化景观,自公元前21世纪起一直绵延至今,其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的载体,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兴旺与发展,但其始终作为一个文化景观的整体而存在着,其中的各单体之间有着紧密地联系,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作的才能。嵩山历史建筑群以悠久的历史和多样的类型,表现出人类创作的智慧。
中国封禅文化的杰出建筑范例
中国历代国君封禅祭祀山神的活动,从春秋初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这种活动的产生,并引起历代封建帝王的热衷,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帝王们不得不关注大自然对农业的影响,他们对于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只好祈求“神”的帮助,并通过礼制崇祀活动,来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确立其皇权的正统地位,将单纯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转化成为礼制规范。
有些朝代提出以礼为治国之本,并称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以此作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因此从嵩山开始的封禅活动一直延续不断,在空间上发展成五岳,随着嵩山被命名为“中岳”而出现东、西、南、北岳。在时间上长达近二千年之久。
封禅活动,起源于嵩山,发展成五岳,影响到全国,嵩山成为这种封禅活动的鼻祖。到过嵩山的皇帝有汉武帝、武则天、乾隆等,每年的封禅活动即使皇帝本人未能亲临,也会派大臣前往。历代有案可查的封禅活动可达数百次之多。
以太室阙、中岳庙为代表的嵩山礼制文化建筑,是祭祀山神举行封祀活动的场所。汉代太室阙为礼制建筑太室祠前的门阙,距今已接近1900年;由太室祠演化成的中岳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岳神庙宇。从保存在中岳庙内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可以证实,现存的中岳庙大体上还保留着近一千年前这座祠庙的庙制格局。中岳庙既保存着始建初期的遗物——太室阙,又保存了近一千年前该庙的金代图碑,这在国内是少有的,在岳庙类建筑中是无与伦比的。其他岳庙建筑群的完整性与之相比皆显逊色,且无见证其历史格局的图碑留存,嵩山的礼制建筑成为全国同类建筑的形制典范。
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为重要特征,由太室阙和中岳庙构成的建筑群,是古代祠庙建筑群空间处理的杰出范例。从太室阙开始,具有长长的前导空间,过遥参亭、天中阁后,建筑沿着纵轴均衡布局,左右对称,经过四进院落,空间逐步收紧,之后才到达庙内最重要的崇祀空间——中岳大殿(峻极殿),殿前两侧廊庑并列,气氛肃穆庄严。其后的寝殿、御书楼院落空间缩小,富有人文氛围。后部远处山上的黄盖亭成为这组建筑空间交响乐的尾声。在中轴的两侧还有几组附属建筑,皆作小院落形式,烘托着中央群组。
中岳庙整体上采用传统的前朝后寝格局,个体建筑殿字形制尊卑有序、等第分明,大殿巍峨壮丽,廊庑平淡简素,共同塑造了气势不凡的建筑群,体现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群总体布局的深刻影响。它反映了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公元10~12世纪的礼制建筑的空间艺术成就,表现了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体空间处理手法,被后世各种大型建筑群所借鉴。 在登封,除了太室阙之外,还保留着另外两组汉阙,即启母阙、少室阙,它们常常被统称为汉三阙,作为极少的汉代建筑遗存尤为珍贵。其造型朴拙,既具有石构建筑的典型面貌,又在细部处理上反映了木构建筑的若干特点。三阙身上的200余幅形态夸张、富有浪漫气息的画像,是雄大深沉的汉代艺术的集中反映。通过那一幅幅的画面,向人们诉说着汉代的社会生活面貌。有的画面描绘着中原地区有关夏民族的传说、图腾以及有关当时统治者或民众的故事;有的表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游戏场景,如踢球的“蹴鞠”,牛虎相斗的“角抵”“斗鸡”“猎兔”“训象”等。还有的刻画了西域魔术,反映着中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凡此种种都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透过这些生动的画面把人们带到二千年前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一部具象化的中国佛教建筑史
在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第三年即东汉永平十三年(70年),嵩山开始建造佛教寺院,至今这里还保存着许多各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物。嵩岳寺塔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砖塔,至今已有近1 500年,净藏禅师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砖塔,距今已经1260年;永泰寺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尼寺,其中的唐塔为唐代密檐塔的杰出代表;创建于北魏时期的少林寺由常住院、初祖庵、塔林等三部分组成,少林寺是禅宗祖庭同时又是武术故乡,其基址一直未变;初祖庵大殿是中原地区仅存的北宋木构殿堂的精品,为宋代建筑的典型代表;少林寺塔林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僧人墓塔群,自唐至清延续一千多年而建造不绝,反映了少林寺及其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宗教制度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从这些佛教建筑遗存可以看到其既表现出佛教传播对政治的依附性,又真实记录着佛教建筑与西域、印度的文化交流,其不同年代的佛教寺院和佛塔展示着中国佛教建筑的发展变化,在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塔是中国佛教建筑中最具有特点的建筑,佛塔的位置变化反映着佛寺平面构成的变化。早期的佛寺建筑群由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群发展而来,只是在其中添加了佛塔,作为“佛”的象征,同时也是礼佛的对象。因此早期的佛寺建筑群多以佛塔为中心,这种佛寺构成的年代在公元2~6世纪,嵩岳寺是中国这个时期惟一留存于世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公元7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以佛殿为中心的布局,塔的位置有的在佛殿前,有的在殿两侧,还有的在寺院建筑群之前、后或旁边。唐代的永泰寺塔即属于在寺院旁边的例子。宋代的少林寺内的塔则属于在寺院佛殿旁边的例子。这几座寺院中佛塔所处的不同位置,正是不同时期佛寺平面布局发展的例证。
佛塔退居次要位置以后的寺院平面构成模式,可以少林寺为代表,其在寺院中轴线上布置着山门、大雄宝殿、方丈殿、立雪堂、千佛殿,形成层层院落,主要殿字两侧布置钟楼、鼓楼、配殿。这座在嵩山脚下展开的佛寺,充分利用山地地形,院落层层抬高,空间疏密有致,个体建筑严整对称、等第分明。寺院中轴两侧的建筑布局错落变化,但又不失寺刹之庄严。
嵩山佛教寺院中保留的若干具有特色的殿堂建筑,无论从文化上还是从技术上衡量,它们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其北部保存至今的初祖庵,是纪念禅宗达摩初祖的庵堂。来自印度的高僧达摩,在佛教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初祖庵中的达摩面壁亭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直接见证。少林寺的发展显示着禅宗作为佛教文化中最兴旺的宗派,在嵩山有着深厚的基础。
同时少林寺又是少林武术的发祥地,早在唐代,少林武僧就曾经为抗击兵匪保护寺院作出贡献。寺中的明代建筑千佛阁和清代建筑白衣殿、地藏殿中均留有壁画,真实的记录了明清两代少林武僧练功的场景。这种禅武结合的寺院,在佛教发展史上也是个性独具的。
嵩山佛教寺院中的木构佛殿尚存有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遗物,宋代的初祖庵大殿、元代的会善寺大殿、明代的少林寺千佛殿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初祖庵大殿是一座造型优美的宋代木构建筑,采用制作规矩的斗拱承托着出檐,室内的木构架却尽其自然不拘程式,利用木材天然的弯曲顺势抵抗弯矩和剪力,转角节点部位巧妙地依靠悬挑的斗拱将荷载传给构架。这个大殿所采用的石柱、石制墙裙,是宋代石刻艺术精品,石柱上的宝相花、莲荷花婉转自然,化生童子神采奕奕。初祖庵大殿建造的年代几乎与北宋官方颁发的建筑法规《营造法式》成书的年代相同,它的技术做法和装饰手法可算是对《营造法式》规定制度的注解,无论是斗拱的尺寸,做法,还是构架的结点处理,无不遵循《营造法式》。其石构件所采用的雕刻题材、花纹品类、雕饰手法也与《营造法式》中的石作制度规定相同,是宋代建筑遗物中珍贵的实例。
会善寺大殿显示着元代木构建筑的典型特征,总体造型端庄、典雅,在嵩山的木构建筑中其技术做法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少林寺的千佛阁为明代木构建筑,白衣殿为清代木构建筑,这两座殿宇则体现出明清时期河南地方性木构建筑的技术特点,这种做法使得寺院建筑风格更加世俗化。
嵩山的佛塔,历史悠久、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其形制分属密檐塔、楼阁塔、亭式塔、喇嘛塔等各种类型。其用材包括砖、石、琉璃。其高度从40米到1米多均有,其平面形式包括正方、长方、六边、八边,十二边、圆形等不同形态,且体量差异大,造型丰富,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 嵩岳寺塔作为佛教鼎盛时期北魏的遗物,在佛塔的型制上有着极大的开创性。它的建造与公元6世纪初中原有过一次西域沙门大规模迁入的背景有关。从塔身上段的抛物线形轮廓,下段塔门采用的火焰券形门洞和壶门狮子的装饰等,反映了中土建筑艺术与西域、印度的交流。该塔整体秀丽、刚劲而挺拔,细部制作精致而质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座塔更以其先进的结构方式——简体结构而夸耀于世,堪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简体结构建筑。19世纪在现代建筑中开始出现简体结构,这种结构至今仍被作为高层建筑首选的结构方式之一,其优越的力学性能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嵩岳寺塔采用砖叠涩砌筑的简体结构,设计严谨精密,技术手法科学合理,足以承受较大的侧向荷载压力,保证了塔体的稳定。塔上所使用的砖,为经过严格挑选的高质细腻的青砖,耐压和耐腐蚀性都很好;砖层间采用黄土泥作为黏合材料,塔外壁所敷白灰皮不仅具有美观的效果,同时还对塔壁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可防止雨水渗入砖砌体。此塔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风雨、雷电、地震等自然侵袭而巍然屹立,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杰出的才智。
永泰寺唐塔是唐代佛教兴盛时期的遗物,纯粹以砖砌筑,造型简洁,不加雕饰。塔身轮廓也是和缓的抛物线形,秀丽挺拔,每层砌砖精确而质朴。永泰寺的明塔采用喇嘛塔式样,造型秀美,在嵩山地区的明代佛塔中属上乘之作。
净藏禅师塔比例和谐,细部刻画精致,是最早的八角形塔的遗例,也是我国现存单层古塔中造型最优美的实例之一。
少林寺塔林中的塔更为丰富多彩,“塔林”是这座寺院埋葬历代高僧遗骨的墓塔群。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佛教建筑迅速汉化,然而高僧墓葬却仍保留着印度佛教萃堵波(Stuba)的遗俗,塔林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建筑。少林寺塔林是中国现存佛寺中最大的一处墓塔群,向人们展示着唐代以后不同时期墓塔在年代、造型、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从中可窥见砖塔发展之一斑。古塔的形式、大小、层数的多少所具有的等级制度之烙印,反映出佛教建筑也无例外的受到儒家伦理文
化的制约。塔林中还出现了个别镶嵌、雕刻八卦图案者,表现出佛、道文化的相互借鉴。塔林中的喇嘛塔则是禅宗与其他佛教宗派之间相互融合的产物。
嵩山的古塔记载着中国古塔发展的历史,反映着不同时代艺术风格之变化,是中国古塔建筑艺术的宝库和重要代表。
具有杰出的世界性价值的科技建筑——观星台
建于元至元年间的科技建筑——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杰出的天文建筑。天文的观测是制定历法的基础,在中国对于历法的重视可以追溯到远古。处于“地中”的阳城自西周以来历代一直是重要的天文观测场所,古人有所谓“立竿见表”,用来观察时间的变化,后来采用“圭表”测日影,根据日影长短和方向来确定节气,寻找日、月、星、辰运动的规律,作为制订历法的依据。“圭表”由圭和表组成,表是直立的竿子,圭是南北方向平放的尺子,多用石材或铜材制作,两者共同组成一座测量日影的仪器。一般的表高8尺,由于表的长度较短,测量精度受到限制。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建造的观星台,通过砖砌台体来构成圭表,台身为砖砌覆斗形建筑,有明显收分,下大上小,下边宽16米多,台高9.46米,在台身北面,设有两条对称砖石踏道,可盘旋登台。台的北侧中轴线位置从台底到台顶设有竖向凹槽,凹槽的南壁垂直向下,这个凹槽相当于直立于地面的“铜表”,这种特殊的表不会因刮风下雨而受到影响,于它的顶部架设横梁,从台底至横梁总高40尺(相当于12.8米)。台底地面在凹槽正北用36块青石平铺成石圭(俗称量天尺),通长31.19米,圭和表互相垂直,用以测量日影的长度。
整个观星台造型端庄巍峨,如同一座建造精密的天文仪器。观星台的表总高是原有8尺之表的5倍,圭的尺寸也随之加大,并在圭的表面放置可以平移的“景符”,将日影通过小孔聚焦,使测量太阳投影变化的精度大大提高。郭守敬利用这种新型的圭表以及他发明的仰仪、简仪等天文仪器共同测得天文数据空前精密,观星台与全国各地总共27处观测点所得到的观测成果,为修改历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于是在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国诞生了一部新的历法《授时历》。利用观星台所测得的数据接近现代科学仪器,例如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比现在采用的阳历仅差0.0003日,相当于26秒。《授时历》科学价值巨大,曾远播日本、朝鲜、越南。比16世纪末产生在欧洲的格列高利历法早了近300年。观星台整座高台所用青砖坚固,砌筑十分精确,反映了13世纪中国科技建筑的建造水平。
见证中国五代~清末(公元10~18世纪)教育发展的嵩阳书院
书院建筑是中国古代教育建筑发展的组成部分,保存至今的最古老书院有嵩山的嵩阳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等。嵩阳书院曾经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嵩阳书院设立之时正值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全国及各州县均设立有官学,除中央官学之外,地方分别有“州学” “府学”“县学”,属于从基础文化到专科文化的学校。书院的性质与官学不同,是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学校,专门邀请有威望的学者前来授课,嵩阳书院就曾有著名学者郑遨、种放,理学家程颐、程颢等人来讲学,至今院内留有二程(即程颐、程颢)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在此讲学时手植的槐树。嵩阳书院以传播理学而著称于世。大政治家司马光曾在此编写过著名的《资治通鉴》的部分章节。在唐宋之际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如蒙正、赵安仁、钱若水、陈尧佐、滕子京等人皆出于此。
嵩阳书院采用院落式格局,前后共五进,最初的建筑有讲堂、斋房、藏书楼等,以后陆续增建了先圣殿、道统祠,以及程朱祠、丽泽堂、三益斋、四勿斋,添修了泮池,显示出对儒学的推崇。从这座书院所设祭奠先师的殿堂、讲堂、斋舍、藏书楼等,可以看出其虽由寺院改建而成。但仍不失宋代书院规制。
书院内的个体建筑皆采用硬山顶、灰砖墙、木菱花窗。它们那高耸的山尖、山墙螭头上的砖雕,乃至窗子上的木菱花,都表现着浓郁的地方建筑特色。院内还保留了汉代以前栽植的柏树,树龄达4500年。嵩阳书院地处嵩山脚下,背靠峻极峰,南临双溪河,东侧更有叠石溪缓缓流过。环境优雅,是一处学术研究讨论的绝好场所。
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综合文化特征
1嵩山历史建筑群所反映的儒家文化影响
嵩山历史建筑群包涵古代的礼制、宗教、民俗,乃至于域外文化,呈现出彼此交融共存的特征。但作为强势文化的儒家文化却深深地影响着其中的每一种文化,当时依托儒家文化所形成的礼制规范不仅有专门的礼制建筑,用于举行专门的崇祀活动,而且左右着其他类型的建筑。观星台作为天文建筑,在总平面中却与祭祀儒家圣人的周公庙、帝尧祠结合在一起。嵩阳书院作为中国最早的直接传播儒家学说的场所,也设有祭祀儒家圣贤的殿堂,并有很多名人在此驻足,反映着嵩山作为东方儒家文化核心地之一的长久凝聚力。宗教文化本是从外域传人者,在嵩山不但寺院殿堂构成、布局仍难脱礼制规范,就连墓地也要区分长幼高下。
2嵩山历史建筑群与环境的亲和性
嵩山历史建筑群位于太室山、少室山及其临近区域,每个建筑群所处的环境大多山水形势优良,建筑群布局因山就势,高下自如。所选地段的小环境,皆背山面水,共同特点是或河水从前流过,或涧水绕门。中岳庙太室阙以南有奈河,少林寺山门前有少溪河,嵩阳书院门前有双溪河、东侧有叠石溪,永泰寺有来自东侧的永泰小溪,凡此种种皆如是。二千多年来,这些山水环境基本保持良好,每幢文物建筑周围的山水环境均无根本性的变化,大量的古树名木被保存下来,成为自身历史真实性的直接见证,为人们留下了古代建筑选址的优秀案例,正如墨子所指出的那样,“高勿近早而水足用,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嵩山历史建筑群虽然近水,但因本身处在缓缓的坡地上,均无需沟防而泰然。
3借助砖石雕饰诉说历史
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存在大量精美的砖雕和石雕,向人们诉说着当时的社会生活、人们的好恶、时尚的追求,形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汉三阙所雕的动物,总体造型强劲有力;嵩岳寺塔上的砖雕狮子简练传神。初祖庵石柱、槛墙的雕刻更是生动自然;塔林中的元代砖雕花卉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栩栩如生。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尽收眼底。建筑群中还有众多的古代碑刻、壁画等类型的文物遗存,也成为人们从另一面解读作为文明发祥地的中岳嵩山,在文明起源和文化融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嵩山历史建筑群中还保存大量碑刻,其中如《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的碑体造型、雕刻技艺和书法艺术均为上乘,为唐代碑刻的代表作,同时还可以从该碑的字里行间读出立碑人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反映了唐明皇受奸相左右乞求长生不老而荒疏政务,致使唐代由盛变衰的历史。少林寺的《达摩一苇渡江碑》反映着佛教禅宗与少林寺的密切关系。其他的几百通碑,在我国古代碑刻发展史以及雕刻史和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堪称中国古代雕刻和书法的艺术博物馆。大量的题额、铭记包含篆、行、草、隶、楷各体,反映了汉代以来中国书体的演变历程。
以嵩山历史建筑群为载体的嵩山文化景观,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核心区域的文化,它的传承、发展造就了色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
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第4篇
作为一个南方边陲的首府, 南宁建城的历史已有1680多年。据记载, 东晋大兴元年 (318年) , 郁林郡分出晋兴郡市场遗址后, 郡治设在晋兴县城, 即现在的南宁, 这是南宁建制的开始;唐朝贞观八年 (634年) , 唐太宗定名为“邕州”, 南宁始简称为“邕”;元朝泰定元年 (1314年) , 中央政府为取南疆安宁之意而定名, 广西境内由“邕”改为“南宁”, 南宁由此而得名。作为一个沿江而建的城市, 南宁最早的城市形态主要围绕穿城而过的邕江布置, 水路作为当时一种主要的交通手段, 孕育了沿江而建的码头、街市、房屋和巷道, 形成了目前保护区所涉及的这一片历史悠久的区域。我曾在新东西酒吧以及其他场合和书籍中, 看到过南宁老城的照片, 比如水街与解放路一带, 它们连接着民生和水街码头, 人们通过码头, 到河边取水, 岸边的建筑、街市, 自有其热闹繁华的一面;而南来北往的货物, 往往通过码头抵达南宁, 再散发到各地, 这种由码头而兴建的城市, 也是珠江流域很多市镇最初的发展模式。商业的往来, 在带来物质交流的同时, 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比如解放路上现在保存完好的新会书院, 位于南宁市解放路中段, 始建于清乾隆初年, 距今已有近300年历史, 会馆为当时旅邕的广东新会商人所建, 后来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 , 面积有800多平方米, 这个做工精美、硬山顶砖木结构的建筑, 是目前南宁市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能体现出岭南建筑艺术特色的一处古建筑。这个建筑除了在平时对市民开放外, 最近几年在晚上, 还成为邕剧、粤剧的表演场所, 在传承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传承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国内其他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相比, 南宁现存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数量并不算多, 最近10年由于缺乏明确严格的保护, 一些历史街区的老建筑, 已消失了不少;而一些现存的历史街区也由于缺乏保护的意识, 其风貌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曾看到过一些民国时期解放路的老照片, 街道两边均为两三层的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 路面则为沙砾路面, 三三两两的人们在其中行走, 这些极具特色的骑楼和街道, 展示了一种南方市井的生活特色。由于之前一直缺乏得力的保护和控制, 一些历史街区的新建筑, 兴建起来后往往和历史街区的建筑风格缺乏联系。比如解放路口靠人民路一侧的沿街建筑, 尽管也保留了骑楼的形式, 但无论层数、外形、建筑风格都和原来差别很大, 骑楼这种带有南洋风格的建筑, 沿街的柱子往往为砖砌的方柱, 立面细节也往往比较丰富。而那些新建筑, 在骑楼下使用圆柱, 建筑立面往往过于简单, 所用的立面材料也缺乏历史传承。有鉴于此, 新的保护条例明确了历史街区在规划上的审批程序, 并提出要对历史街区的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历史建筑以及骑楼等岭南特色建筑进行重点保护, 同时还赋予保护规划以强制性效力, 要求历史街区范围内的建设活动都必须符合保护规划, 并按基本建设程序报批, 这些措施, 将有助于历史街区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作为另一个历史街区, 南宁中山路的知名度和繁华程度, 由于美食街的存在, 其城市影响力远远超过解放路一带。中山路这一片区域, 同样是一个因靠近邕江、也因码头的存在而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居民聚落区, 这里分布有各式教堂、民居、菜市、街道和巷子, 也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老建筑, 比如邕宁电报局、黄旭初的故居旭园等等。这个历史街区在上世纪90年代上期有过一次改造, 中山路的“外滩新城”就是那个时期兴建的建筑, 只是这种用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形式介入历史街区的方式, 以及规划中将街道拓宽的方式, 现在看来, 确实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一面。从历史街区保护的要求出发, 这个区域最好的保护方式, 其实就是保持这一区域的建筑风貌, 街道空间尺度、走向和肌理, 严格控制建筑的高度, 通过低层高密度的建筑和街道空间来保证这一传统历史街区的活力。如果用一种新城市营造的方式来更新老城区, 带来的可能只会是历史街区的破坏, 这一点, 从中山路“外滩新城”建成后, 在建筑形态、空间、风格以及商业业态上一直难以融入原有的历史街区, 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 中山路又面临着另一次更新。从中山路南门菜市到南环路一带, 目前已经拆迁了不少建筑, 据媒体报道, 这一区域将兴建大型的商业与住宅项目。只是这一区域的改建, 采取的可能也是类似中山路“外滩新城”的模式比如原有的道路被拓宽, 空间肌理被改变, 沿街的历史建筑全部拆除, 商业业态也可能不再有美食街的存在, 新的商业与高层住宅, 将很难再现以往中山路街区的历史风貌, 这种将土地交由开发商操作的旧城更新, 也反映出一种资本市场运作下的无奈。但反过来, 如果政府在城市规划中, 有意识地对这一地区的更新, 做出严格的指导和控制, 即使是资本和商业介入, 至少仍然可以在更新的过程中保持这一区域的建筑风貌和街道的空间肌理, 这点,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笔者几年前去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一段时间, 当地很多历史建筑比如排屋, 也因城市的更新而不断消失, 后来政府意识到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性, 开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新加坡的历史街区, 无论是道路宽度还是空间肌理, 都得到了严格的保护和控制, 沿街的建筑, 在改建和改造中, 其外立面必须予以保留, 新的改造和更新只能在内部进行。这种保护历史建筑的方式, 也是很多欧美国家对待自己历史建筑的做法。具体到南宁市, 比如目前的中山路改造, 政府应该在规划中保持原来街道的宽度这种街道的宽度, 特别适合步行, 而不是将其纳入城市整体交通网络的一部分, 把道路拓得又大又宽;在此基础上, 沿街的老建筑立面, 具有历史价值的, 一律要求在改造中予以保留。在中山路一带, 我曾看到很多做工非常精细的骑楼建筑, 外立面的精细与历史沉淀, 绝非以后的新建筑可以代替。去年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考察, 曾看到其市中心一个老的菜市场的改造, 市场的外立面沿基地周边的建筑表皮, 在改造中全部予以保留, 新的市场只是在内部, 通过新的结构形式和屋顶, 形成新的内部空间。这种新旧混搭的建筑更新的思路, 在融合新的同时, 也延续和保留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建筑群 第5篇
(二)国有历史建筑修缮、维修、改善资金;
(三)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维修、改善的补助;
(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和规划编制;
(五)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表彰。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
在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框架下,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区人民政府可相应设立区级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城乡规划、建筑、文化、历史、土地、社会、法律和经济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
专家委员会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有关咨询、审议和评定等工作,为市、区人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第九条. (单位、个人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对破坏、损害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举报和控告。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社会机构,以资助、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本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
第二章 保护名录确定
第十条. (历史文化街区认定标准及名录)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具有革命纪念意义或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历史文化街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比较完整的历史格局和风貌;
(二)有比较丰富的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
(三)占地面积不少于2.5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
(四)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具有传统风貌建筑的占地面积不少于总占地的60%。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名录,报请省人民政府核定后,向社会公布。其中对保护价值较高的历史建筑,可核定为广东省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申报、批准的条件和程序,依照《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及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历史建筑认定标准)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具有一定该保护价值且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构)筑物,可以确定公布为历史建筑:
(一)建筑样式、结构、材料、施工工艺或者工程技术反映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艺术特色或者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二)反映佛山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特定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
(三)属于在地方发展里程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
(四)与重要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具有纪念意义的代表性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园林等;
(五)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建(构)筑物、市政基础设施、园林等。
第十二条. (普查程序)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国土、房屋管理等部门,指导区人民政府及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普查和建档工作,并建立历史建筑信息管理系统。普查成果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并告知保护责任人和区房屋管理部门,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负责日常巡查和现场保护。
建筑所有权人、使用人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市、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推荐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市、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文物管理部门,根据普查成果和社会推荐情况,进行历史资料挖掘和保护价值与类别的评估。
第十三条. (确定和公布)
市、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文物管理部门提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建议名录,征求相关部门、所有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意后,经市级专家委员会评审,由市、区人民政府建立保护名录,报请省人民政府核定。
第十四条. (征收前调查)
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房屋前,应当向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确认该地块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普查情况;尚未进行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普查的,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物、房屋管理等部门在征收房屋前指导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完成调查工作。未完成调查的,不得征收房屋。
市、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将地块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在规划条件或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附图附件中载明。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同意被征收或者改造的,房屋征收部门或者改造主体应当按照保护要求将历史建筑统一纳入征收或者改造补偿方案,对所有权人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的价值给予货币补偿或者调换房屋产权;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不同意被征收或者改造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要求自行合理利用。
第十五条. (预先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委员会应建立预先保护响应机制,以应对建设活动进行过程中发生的应急性保护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可以向市、区人民政府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委员会报告。在城市建设中发现可能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时,建设单位应立即停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立即报告。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预先保护响应机制,应即时通知建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房屋管理、城乡规划及文物管理部门,责令建设单位停止建设活动,并告知区房屋管理部门派员到现场开展日常巡查和保护。
经市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查,该建筑不属于文物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区文物管理部门会同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派员到场调查并进行论证,并提出处理意见:
(一)建设地块尚未进行文化遗产普查的;
(二)建设地块的普查结论已超过十年的;
(三)有新的证据证明该建筑符合历史建筑认定标准的;
(四)其他合理情形。
处理意见应通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委员会及市级相关管理部门,经确定不予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委员会应当通知该建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及区级房屋管理部门解除预先保护。应当予以保护的,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当通知该建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及区级房屋管理部门,由区级房屋管理部门告知保护责任人;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应按照相关规定完成申报。
预先保护的期限为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委员会发出预先保护通知之日起的12个月,预先保护期间该建筑不得损坏或者拆除,确需修缮的按本条例相关条款执行。因预先保护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历史建筑群 第6篇
一、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宝贵的世界遗产
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主要包括观星台、嵩岳寺塔、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阳书院、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包括常住院、塔林和初祖庵)等8处11项优秀历史建筑。自汉朝开始,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经过两千余年来的发展,是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真实体现。它凝聚着具有深远、广泛影响的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信仰、科技和建筑艺术,综合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明,在礼制、宗教、科学、教育及文化艺术上均表现出突出的成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应当受到全人类的珍惜和保护。
二、世界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就在嵩山成功进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前,一个坏消息也从本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传出。因为一场大火,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的卡苏比王陵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对刚刚“进门”的嵩山而言,是珍贵的一课。
其实像卡苏比王陵一样,许多在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化遗产也是十分脆弱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人类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压力等都可能给它们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如发生在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使得印度南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海岸寺院遗迹群遭到严重毁坏;2008年8月位于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因雷电发生火灾,寺中的观音堂——“准胝堂”以及与其相邻的一个建筑被全部烧毁;还有正在被树根和白蚁日日侵蚀的柬埔寨古建筑群——吴哥窟等。
以上自然灾害对世界遗产的侵袭可能无法抗拒,而人为因素对世界遗产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如果排除战争这样的人祸,现在对世界遗产最大的威胁可以说是旅游开发和商业行为的泛滥。近年来我国遗产地旅游的异常升温,一方面提高了世界遗产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使其在旅游开发和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价值;另一方面,旅游热也危及了世界遗产,一些遗产地急功近利,无节制、超容量的开发,使遗产破坏严重。近年来,世界遗产地因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而引起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主要有:武陵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泰山索道扩建、武陵源修建“天下第一”的百龙观光电梯、曲阜管理人员“水洗三孔”、武当山遇真宫失火、都江堰修建杨柳湖工程、黄山修建水库等。目前我国已有长城等十几处世界遗产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测,有的已处于“病危”境地。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世界遗产,为了赚钱而不计后果是短视行为。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产,实行严格保护,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面笔者以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例谈一下自己对如何保护世界遗产的看法和认识。
三、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持续发展的对策
1.合理开发,适度利用。强调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社会公益性和传世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在这方面,我们应尽快与世界接轨,坚决扭转将世界遗产的性质界定成“旅游资源”的错误倾向,更不能将遗产保护地变成经济开发区。应限定每天的参观人数,更新“单纯追求门票收入”等陈旧管理理念。政府有关部门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放宽眼界,大胆决策,逐步通过体制和机制改革,争取保护经费由政府全额拨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保护与眼前利用问的矛盾。
2.延续历史,传承文化,切实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为独特的创造性和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典型表现性。保持真实性和整体性是两个基本要素,因此应在遗产地风貌区保护、文物修缮等方面注意坚持这两条原则。今后应加大对登封“天地之中”古建筑群中文物本体的保护,列出倾斜的、木结构变形等濒于危险的部位的详细名单,加强保护维修,坚决防止过度开发、“修旧如新”等倾向。
3.明确管理主体,加快遗产保护立法。目前我国大部分遗产地存在管理部门分散、各行其是的现象。我们应学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抓紧研究遗产地管理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世界遗产保护机构和科研机构。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目前做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好。河南省2010年5月新修订的《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可大大促进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申遗成功后保护上的法制建设,使遗产保护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4.做好后备项目的申遗准备工作。在防止“重申轻保”偏向的同时,要做好新项目申遗的准备工作,“以申促保,以保备申”,使申遗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序。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并不包括嵩山古建筑所有重要项目,如法王寺塔、永泰寺的大唐塔,还有登封王成岗夏代城址也属于古建筑的范畴。世界文化遗产有扩容和附加项目,我们应该尽早着手准备,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扩容。
5.保护技术有待提高。我国遗产地的高层管理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缺乏,保护技术相对落后,亟待提高。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重视引进先进保护技术和手段,鼓励遗产地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技创新,探索适应自身情况的新技术、新方法。
历史建筑群 第7篇
近年来, 随着旧城更新改造过程的进行, “退二进三”、“退二优三”正成为许多城市建设特别是旧城更新改造的主题。杭州悠久的城市历史, 也保留着许多工业用地。如何对遗留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更新改造, 从而避免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 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 成为了城市更新研究的重点。
1.桥西仓库建筑群的历史背景
桥西仓库建筑群位于杭州市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 西临规划小河路, 东至桥西直街, 南至通源里, 北接同和里。由北到南共有四座建筑组成 (图1) , 其中最北侧的4号仓库建筑为民国时期所建, 结构为一层的砖混结构;5号仓库建筑为60年代于原址重建所建, 结构为大空间大跨度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层数为两层;6、7号仓库为60年代用地整合后新建仓库, 其中6号为大空间大跨度钢筋混凝土结构, 高两层;7号为一层砖混结构, 高一层。其中4号仓库外表皮为清水砖墙, 墙面上保留有许多工业生产时期的标语符号, 历史信息丰富, 顶部为木结构三角框架支撑坡屋顶, 沿运河边还保留有装卸码头和塔吊。
2.桥西仓库建筑群的更新改造策略
对历史性的工业建筑及地段常采用以下方式经过改造赋予新功能, 即保持原有建筑外貌特征和主要结构, 通过室内空间的充实置换、内部改造后按新功能使用、更新基础设施的手法, 引入新的城市功能, 使精心处理的旧工业建筑重新焕发光彩。利用旧工业建筑改造为博物馆是很普遍的做法。
杭州桥西仓库的改造, 市政府近年将仓库群整修后功能置换为中国刀剪剑博物馆和中国伞博物馆。其中4号仓库被置换为临时展厅;5号被改造成刀剪剑博物馆;6号仓库通过扩建, 形成了现在的伞博物馆;而7号仓库通过保留改造成游客服务中心 (图2) 。
这样, 可以保存历史的遗迹, 本身就是对历史文脉的延续, 使得桥西仓库建筑群焕发新的生机。从而构成运河西岸桥西历史街区的核心, 并与运河相得益彰, 形成桥西重要的文化中心和休闲场所。
3.杭州桥西仓库建筑群改造手法
博物馆是通过陈列的方式展示文化的特殊场所。它可以通过某些设计手段, 激发人们的求知欲和对展品的兴趣。所以, 博物馆它具有明显的空间感特点。空间可以说是博物馆的第一要素, 信息的载体, 展示手段所依靠的媒介, 没有空间就无从谈博物馆的展示设计。
然而在旧建筑改造为博物馆的项目中, 原有旧建筑的空间格局和博物馆功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 正是我们要探讨的杭州桥西仓库群的改造手法。
3.1内部空间的改造
(1) 空间的划分
原有保留的旧仓库, 建筑空间宽敞, 相比展示所需的空间尺度, 旧建筑空间更大。所以, 借助于空间的重新划分, 可以更好的契合展品展示的要求。
桥西旧仓库在改造为博物馆的过程空间划分的处理中, 采用保留和加固原有的结构体系和保留外墙的方式结合旧有结构的柱网体系, 结合改造后的结构柱网体系, 通过垂直墙体的划分, 将原有的大空间改造为小空间, 最终形成博物馆的空间序列。
例如在刀剪剑博物馆的空间处理中, 作为分隔的墙体常常是与展品结合布置的, 分割的墙体多采用轻质的木材、玻璃等, 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原有建筑的荷载承重力的影响, 又满足博物馆对于空间的灵活性的要求。同时, 在空间的划分上, 采用非几何形的分割方式, 增加空间的趣味性。例如, 伞博物馆的入口处, 自由曲线形墙体的划分, 不仅增加了空间的灵动性, 也形成了入口的过度空间, 满足空间序列入口空间的趣味性要求。
(2) 空间的扩建
对原有的旧仓库来说, 由于建筑空间的局限, 在着手当代博物馆改造的同时, 常常还需要进行空间的扩建。
为了形成空间序列的串联, 桥西仓库群的改造采用的主要扩建方式是水平扩建。其中标记的部分为扩建的部分。在场地西侧增加了Z字型的一组新建筑, 分别作为办公楼、入口大厅和伞博物馆扩建部分;然后用七个钢结构连廊将新旧建筑串联在一起, 使得各个展厅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 (图3) 。它既是建筑之间的过渡, 也是内外庭院之间的衔接。其中, 入口大厅通过垂直自动扶梯空间与刀剪剑博物馆相连;通过连廊和临时展厅、伞博物馆形成完整的空间序列。游客服务中心作为空间序列高潮, 穿插于三组旧建筑间, 一端连接新建筑群, 最终形成现有的博物馆空间序列。
3.2建筑外部空间的更新改造
(1) 旧工业建筑表皮的保留
杭州桥西仓库建筑群, 在外部空间改造中, 尽量保留原有的建筑立面, 并对年久失修的墙体进行修复。例如, 4号仓库为民国初期历史遗留建筑, 由于年久失修, 外墙部分酥碱、风化、剥落, 墙面长满青苔, 裂缝中杂草丛生。改造过程采用在改建过程中对保留的清水墙采用了综合修复技术, 包括无损排盐和防泛碱技术、基础防潮、表面涂覆外立面憎水剂技术等, 完成对旧的墙体的修复。5号和6号保留原有的建筑外表皮, 包括建筑外挂的楼梯、建筑原有的门窗等。在节省开支的基础上实现了建筑生命的延续。 (图5, 6)
建筑外立面旧工业符号, 是对工业时期历史的印证。所以在旧工业改造的过程中, 对旧工业符号的保留, 实际上是对历史和对建筑延续性的尊重 (图4) 。
(2) 新建筑构件的注入
如上面提到的, 通过Z字形的扩建建筑和七个空间连廊, 构成了博物馆空间的完整性。其中, 新建筑构件的注入, 一方面形成了新旧建筑元素的对比。《威尼斯宪章》规定“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区分开来, 并且要看到出当地的东西。”新加建的部分, 包括建筑主体和连廊部分, 多采用木材、金属、玻璃等材料 (图7, 8) , 形成建筑的新建筑表情, 与东侧的旧建筑表情形成对话, 并使得新材料在整体上凸显出来体现建筑的蜕变与重生;另一方面, 扩建建筑主体部分, 采用清水砖贴面与木材质相结合的方式, 色系以灰色和米黄色为主, 在材质和色彩上与旧建筑形成呼应, 形成一个易被感知的内聚整体。
(3) 室外空间的更新改造:新旧场所的营造
场所在某种意义上, 是人们记忆的一种空间化和物质化, 或是对一个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通过建筑的扩建, 在建筑周边形成了入口广场、内部庭院、互动广场以及运河广场等四个广场开放空间, 从而串联形成整个片区外部空间的空间序列。
博物馆是公众聚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它需要形成一定的特色和视觉特点, 来凸显自身的价值和地位。所以博物馆的标识性在建筑的外部环境要有所体现。陈旧的机械设施和生产构件通过再设计 (图9) , 能够在新的场所环境中发挥新的标示性的作用, 同时也会留给人们许多回味和思考。
通过对建筑外部空间的改造, 不仅延续了场所的历史记忆, 形成了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作为新博物馆的外部景观元素, 形成了建筑外部空间的标示性。最终形成桥西京杭运河沿岸重要的休闲、文化聚集场所。
4.杭州桥西仓库建筑群改造与利用的反思
杭州桥西仓库建筑群的改造, 为旧工业建筑的改造更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挖掘旧工业建筑的潜在价值, 从而提升了城市旧产业区及内城旧社区的经济和文化活力。旧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生是一项持久的、复杂的、关乎城市命运的内容, 不仅仅要面对建筑学领域的挑战。旧工业建筑的历史蜕变, 更需要更多人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建国:后工业时代产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3].陈伟:中国刀剪剑博物馆清水墙修复技术, 浙江建筑, 2011 (08)
建筑与城市的历史情怀 第8篇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通过研究古老的文字和文献、建筑遗迹、考古遗址等, 来追溯了解人类的发展史。尼罗河边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揭示了古埃及文明史, 雅典卫城遗存的建筑群展现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北京故宫建筑群则展示了美轮美奂的东方木结构建筑体系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秦始皇兵马俑、玛雅古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哪一处历史古迹不引发当今人们的思索和怀念?哪一段历史文明不激发当今世界前进的创造力?试想, 没有了殷墟、三星堆遗址和万里长城, 我们怎么去述说中华文明的完整历史?没有了花之圣母大教堂、圣洛伦佐广场、但丁故居等历史建筑, 佛罗伦萨怎么能映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辉煌?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启迪未来、培育后人的重要载体。正如我们从历史遗存中了解我们的先人一样, 我们的后人也从未来的历史遗存中了解我们。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是人类文明的集合体。因此, 我们在建造城市和建筑时, 应“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时刻怀有历史的情怀, 严肃审慎对待每一个建筑, 为城市文化增辉添彩。
建筑和城市的历史情怀应有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对历史的敬畏和保护。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文明不是一代人就能积淀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史, 每一个建筑都有其独特的建造环境。因此, 尊重城市以往的发展印记, 保护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和遗迹, 对身处其中的城市环境进行深入的挖掘和评估, 找出其独特的价值, 从而加以有效保护, 应是城市管理者、建设者和建筑设计者、建造者的首要责任。二是对未来负责任的书写。“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城市是发展的, 建筑的寿命也许高出我们建设者的寿命。当我们作为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时, 我们参加建设的建筑和城市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何种启迪?城市和建筑传递的文化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留存的文化遗产是财富还是包袱?我们书写的这段历史是让子孙自豪还是羞愧?作为每一代人, 在创造建设建筑和城市时, 都应认真思索, 负起这份责任。
历史地段建筑综合评价研究 第9篇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历史文化的保护愈显重要。作为法定概念的历史街区和文物,人们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要严格保护。然而没有意识到虽然达不到文物与历史街区标准,但有历史价值的那部分建筑以及一般历史地段也是历史的见证,同样值得保护,这就需要对这部分建筑进行科学的评价以采取合理的更新措施,而不是一味的拆除。
2 现状与问题
2008年江苏省建设厅起草并印发了《江苏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以加强全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导则》明确了在成果中需要提供的图纸内容,包括区位图,保护范围图,现存建筑的年代,层数,质量,风貌,历史功能分析图等,简称五图一表。在五图一表叠加和综合的基础上,确定历史文化街区各类实物遗存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保护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导则》提出从现状出发,在现状图的基础上提出保护与更新措施。结合南京城南内秦淮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的编制,笔者认为现状图表达的是客观状况,而措施是具体的实施手段,这中间缺乏一个客观判断的过程,即对现状建筑价值的综合评价。
3 价值评价的内容与要求
在五图一表的基础上首先应对现状建筑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再根据综合评价价值采取相应的实施策略,使之更具逻辑性和整体性。《导则》中要求的建筑现状分析图,由实地调研以及综合现存资料成果得出,五图一表的层数、年代、质量、风貌、历史功能是现存建筑的客观情况,并不能直接反映对其将来应该采取何种保护与更新措施。《导则》中提出的将现有建筑划分为四类:1)对建筑结构、布局、风貌保护完好,未遭破坏的进行修缮;2)建筑结构、布局、风貌基本完好,局部已变动的进行修复;3)建筑结构、布局、风貌尚可,大部分已改动的进行整治和更新;4)建筑结构、布局、风貌已与传统不协调,有部分影响风貌的建筑进行整治或改造;严重影响风貌的建筑必须进行改建或重建。四类不同性质的建筑可以归纳为四类价值由高到低的建筑,对应四种不同程度的更新措施,价值仍然是根据现状综合判断的(见图1)。
4 实施过程
4.1 由现状图到价值评价
价值评价需要制定一套标准与五图一表衔接,以南京城南两片历史地段为例,为五图一表制定了一套标准:
建筑层数———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以上。
建筑年代———明清及以前、民国、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
建筑质量———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其中:一类: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基本完好的建筑;二类:主体结构基本完好,部分门窗破损,墙体老化的建筑;三类:主体结构有一定破损但仍易于修复,墙体和屋顶等有不同程度破坏的建筑;四类:主体结构严重损毁的建筑。
建筑风貌———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其中:一类:传统格局和风貌保存基本完整,代表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建筑;二类:传统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能够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建筑;三类:传统格局和风貌尚存,局部仍能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与一类、二类风貌建筑较为协调的建筑;四类:与一类、二类建筑的风貌特色有较大冲突的建筑。
以内秦淮历史风貌区为例,内秦淮河列为南京市22处历史风貌区之一,规划范围西起西水关,经中华门,东至东水关,以“V”形内秦淮河为轴,南北至现状道路外侧,局部地段北向或南向拓展,总长约4 300 m,总用地面积约47.63 hm2。
五图一表中,层数不予考虑,年代、质量和风貌是价值评价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综合考虑,将现存建筑分为四类价值(见表1)。
4.2 由价值评价到保护更新措施
将现状建筑按价值分为四类,每一类的保护与更新措施各不相同,《导则》中提出的各种更新模式按程度不同,其内在涵义各有轻重。
1)修缮: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等。2)修复:调整、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活动,应注意不改变其外观特征,可以根据其建筑质量、设施情况,对其加以调整改造,以提高使用质量,适应新的功能。3)整治:按照协调整体风貌的要求,参照同一地段内其他建筑的形式,对建筑结构、外墙面、内部等进行较全面的翻修,可对其进行功能置换,并改造建筑内部环境,以提高生活质量。4)改建:对屋顶改造、层数降低、拆除违建等进行较大规模的整治,使之与传统风貌协调。视项目实施情况,也可采取拆除改造。5)拆除:主要针对风貌很不协调、质量极差的一般建筑,则应根据保护的需要将其拆除,或直接开辟为绿化或公共开放空间。6)重建:质量极差,但原建筑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一般建筑,对其进行拆除重建。被归为历史建筑的一类价值最高,采用修缮即可;二类价值的风貌建筑次之,采取修复和整治措施;三类和四类价值的建筑分别要改建和拆(重建)。
5 结语
在五图一表与实施策略两个阶段中加入价值评价是本次历史地段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一个创新点,但编制过程本身并未超出《导则》的范畴。加入价值评价为的是使两个过程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对接,也更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对不同价值的建筑物采取不同的保护更新方式,价值的不同是由于现状的不同导致的。建筑实体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载体,遗产的载体,是历史地段最重要的保护内容之一,除建筑以外,其余的历史资源(如构筑物、古桥、古树等),空间格局(如街巷格局,轴线格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需要保护的内容,与建筑实体类似,这些空间内容也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级分类,然后采取不同的保护更新模式。
摘要:结合南京内秦淮河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指出由五图一表直接提出实施策略,中间缺乏一定的过渡和依据,提出在两者之间增加现状价值的综合评价,从而使历史地段保护规划的编制更加科学合理。
关键词:历史地段,五图一表,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历史建筑相近概念析论 第10篇
在研究建筑历史文化的领域, 参阅的书籍、访查的对象和学习的层面一般都是比较广阔的, 包括了历史、哲学、艺术、建筑、设计、规划、技术和人文学科等等范畴。至于研究的实物对象, 一般包括 “古建筑”、“历史建筑” 和 “传统建筑” 等。但是研究一座“古建筑”跟研究一座“传统建筑”的目标和方法是否有分别呢?调查的重点应该是一座建筑的古代形态、历史事迹还是传统特征呢?
这些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因为我国拥有很多古旧的建筑, 然而其中个别构件或装置往往是经过修复的, 那么这些构件或装置是否我们的研究对象呢?尤其是不少现存的民间建筑, 它们的文化价值是在于其民间遗传的制度, 和社会传统的精神, 而非重点官式文物建筑那样注重形制和所历经的重要事件。那么, 这些不太严谨又不曾记录重要历史事件的建筑, 是否具备研究的价值呢?在当代中国, 许多乡镇仍不断地兴建木构住宅和祠堂, 建造时不断地以半传统、半改良的地道手法去做, 学界是否要拒绝考察这种非古老的建筑及其技术和工艺呢?这些林林总总的“古建筑”、“历史建筑” 和 “传统建筑”, 在保护和修复方法上是否有分别呢?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必须对 “古建筑”、“历史建筑” 和“传统建筑” 等常用而近似的词汇加以界定。
1 民族建筑和地域建筑的定义
根据世界建筑史, 在19 世纪末及20 世纪初席卷全球的国际风格建筑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到了20世纪中叶开始遭受各方的质疑, “那种试图使建筑生产系统化, 以及通过强逼接受所谓的标准化来寻找解决所有问题的研究, 开始表现出其局限性”[1]。到了70年代, 那些企图摆脱建筑风格一体化, 标榜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 和地域主义 (Regionalism) 的建筑应运而生。
著名英籍建筑历史学家法兰顿 (Frampton) 形容20 世纪中叶开始盛行的“ 批判性地域主义” (Critical Regionalism) 为 “矛盾的议题” (Paradoxical Proposition) , 因为完全的地域文化其实并不存在, 在 “所有古代或现代文化的内在发展, 似乎均建基于与其他文化的互相交流。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 尤其在现今, 都必须最终被视为全球文化的地域性化身”[2]。这种矛盾, 说明了维护地域性建筑或延续民族性建筑, 不能与现代发展背道而驰, 而是必须与全球发展相配合。
梁思成先生早在1953 年访问苏联时就注意到被前苏联称为具备 “民族的形式” 的建筑, 这种建筑是当时苏联在抵抗欧美的国际风格建筑时发展出来的, 梁先生体会到建筑设计应该 “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它的语言、它的历史等等所形成的文化的形式, 应当利用各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3]。他认为实现 “民族的形式” 的建筑可以包括 “在规划改建旧城市的时侯, 原则是尽量地保存古建筑, 把它有机地组织到城市规划里去”[3], 也可以表达在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 将该民族传统建筑的艺术重新融合组成 “完整的艺术形态” , 尤其是像莫斯科的地下车站那样 (图1) , 就是可以充份体现苏俄民族“文化遗产的应用” 的佳例[3]。由此可见, “民族建筑”, 并不局限于古老的建筑或以传统形式营造的建筑, 而是包括重新体现民族当代文化的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
法兰顿认为 “地域性文化 ( 建筑) 有时会加插重新演译的民间元素。 (但是) 它会尽力在避免流于过度封闭的情况下, 去教化一种源于地域的当代文化。 ( 因此) 它会倾向在矛盾之中创造一种地域性的世界文化。要持续任何真实的文化, 则最终视乎我们在吸取外来影响的同时, 创造地域文化的重要形态的能力”[2]。
这个观点, 与罗哲文先生在讨论中国建筑文化发展时的见解不谋而合, “就是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国、本民族、本地区原来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 最后成为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东西”[4]。
综合此上中外论点, 民族建筑 (National Architecture) 和地域建筑 (Regional Architecture) 可以包括城市改造规划、当代建筑设计, 或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民族建筑和地域建筑的定义的重点在予基于尊重或认识该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 吸取及融合世界文化, 而重新演译和创造。
2 古建筑、古典建筑及仿古建筑的定义
古建筑, 英文是 “Ancient Building” , 泛指 “古代” 遗留下来的建筑实物。现在我国建筑历史学均认同1840年为 “古代” 与 “近代” 的分野, 理据是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 西方建筑进入中国, 近代建筑由此在中国产生”[5]。而此之前的则被视为古代建筑。“古建筑 ( 现在) 保存的数量和其他文物一样, 年代愈早的愈少。物以稀为贵, 形象化地说明早期古建筑的重要性”[6]。撇除它的其风格雅俗或质量优劣, 古建筑实物的主要文化价值在于它可以成为罕有的真实科学证据, 因此具备予以保留实物的基本理据。然而, 单靠年代的古远并不能成为保存的唯一理由。第一, 以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单靠存在年代的久远并不足以支持其原物必然真确或必须研究的条件, 例如很多古建筑, 即使确认原物未曾全毁重建, 但由于木材不耐久的特性, 大都经过大规模修复, 其中尚存元素可能已经不再具备期望的科学研究价值;第二, 以探讨文化的角度来说, 研究那些依然具备表达传统社群模式元素的建筑, 可能比保存一些再无人民参予的遗物的意义重大;第三、以保护和持续发展文化的角度来说, 除非该古物拥有其他遗迹不可替代的重要科学证据, 否则保护文物应该以平衡各方面的价值, 如历史、文化、科学、建筑、艺术、社会等重要性为原则。以保护建筑文物来说, 衡量其其建筑的设计及技术理应比现存物料年份的远近更能判断它的建筑文化价值。
至于 “ 古典建筑” 这个名词可以泛指是英文Classical Architecture的翻译。这个西方名词在西方建筑史上的定义是比较狭义的。根据英国权威建筑历史学家森玛逊 (Summerson) 的定义, 它特定指古希腊或古罗马在公元4 世纪罗马陷落之前的, 在西方历史上称为 “古典世代” (Classical World) 的建筑, 或后期 “一座从远古世代的建筑语言直接或间接抽取装饰元素而形成的建筑”[7]。那些在18 及19 世纪欧洲参照该风格而发展的建筑潮流则顺应称之为 “古典复兴” 或 “新古典主义”。例子就有在1823 年由名建筑师史密克 (Smirke) 仿古希腊神庙风格设计的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图2) 。然而中国历史没有“古典世代” , 所以强把这个西方名词“古典建筑” 借用, 意义不大。如有使用, 通常是指古代风格的建筑, 重点在于成品的风格, 而不在予其或实物年份。
而 “仿古建筑” , 可能是是指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模仿某个历史时段的独特风格而再造的创作品或仿古品, 但是完成品未必具备社会文化意义;第二种是抽取古代建筑的美学或形制意念而再创作的新建筑, 然而其设计或营造过程未必与它所借用的古代文化有关。其实仿古的情况并非现代的产品, “中国的古代仿古源远流长”[8], 例如清代皇宫建筑的北京颐和园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图3) , 都可算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皇室匠师仿照古代杰出地方风格建筑而营造环境的作品。
综合以上定义, 古建筑确实存在研究的价值, 但是必须认清个别古建筑, 甚至个别建筑组件的真实性, 方可用作研究的材料。然而一般古典风格的建筑或仿古建筑则可以提供启发, 可以作为建筑或城规设计发展的参考。
3 文物建筑和遗产建筑的定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9]里, “文物” 大致包括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窟寺文刁石刻壁画” 、 “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 “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重要的文献实物” 等以它们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确定。因此 “文物建筑” 应该是指跟据《保护法》的标准确认为具备上述文物价值的建筑物, 并非所有古旧的建筑均是文物建筑, 而且也不是只有华贵堂皇的建筑方是文物建筑。有些表面不太起眼, 但具备重要意义的民间建筑或近现代建筑, 亦可以成为文物建筑。
我们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准则, 对比近年被公认为适用于东方及西方文化的1981 年的《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 ( 全名《保护具有文化重要性之地点的宪章》) , 宪章里面认为具文化意义的建筑, 必须具备 “对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世代有美学性、历史性、科学性、社会性或精神性的价值”[10]。因此, 以历史、艺术及科学等价值作为并重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的方法在在中外是一致的。
另外, 近年比较常用的名词是 “遗产建筑”, 相应英文词语Heritage Buildings。这个趋势也许与我国近年日益重视参予国际 “世界文化遗产” 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名册的申请有关。使用 “遗产” 一词侧重文物作为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资源, 让我们可以保存、发展和传承下去的意思, 这个概念跟英文词语 “Heritage” 的含意是一致的。《巴拉宪章》的主旨其实亦是在予鼓励可持续性发展遗产建筑。
4 历史建筑的定义
所谓“历史建筑” , 并不等同以前的建筑, 亦并非所有以前所兴建的建筑均属于 “历史建筑”。 “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 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11]。由此推论, “历史建筑” 应该是指具备记录以前有意义的信息的建筑, 换言之, 是具有 “历史价值” 的建筑, 因此是附合《巴拉宪章》所说四类文化价值之一。没有 “历史价值” 的以前的建筑并不算是“历史建筑”。
然而具备“历史” 讯息的建筑, 除了作为研究的教材, 还有甚么意义呢?《说文解字》中说:“历, 过也, 传也”。因此历史不单是过去的事实, 也必须具备 “传承” 的使命, 而要 “传承” 就必须适当地将具备历史讯息的资源, 包括文献、习俗、遗迹和建筑的文化意义为下一代解说。
英国遗产组织在2008 年发表《保护原则》 ( 全名:《保护原则:可持续管理历史环境之政策与指引》) , 对遗迹建筑和文化遗产的 “历史价值” 作出精辟的定义:“历史价值关系到昔日的人物、事件和生活方式如何与当下发生联系, 而这种联系倾向是〈展示性〉或〈联想性〉的”[12]。所谓 “展示性价值” , “Illustrative Value”, 是指该座建筑或遗址, 能够为当代或未来人民展示昔日某些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 或生活方式。而 “联想性价值” , “Associative Value” , 则是指该建筑、遗址、地标、地貌、街道、或环境, 具备触发或启示当代或未来人民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或事件的联想即可。这个联想的程序, 有可能是因为这里确实是某历史人物踏足或某事件发生的地点, 但又或者更广义来说, 是某重要历史文学作品的背景, 或某重要历史理念进程的环境亦可。
举例来说, 山西永济市普救寺 (图4) 就是因为它是著名文学小说《西厢记》的背景而成名, 而《西厢记》的重点不单是它引人入胜的故事, 而是因为在云云中国文学中, 它罕有地反映元代恋爱与礼教的冲突, 并“对封建婚姻制的大胆挑战”[13]。因此普救寺的 “历史价值”在于它具备了令人联想到重要的历史文学作品和历史社会状况。
由此可见, “历史建筑” 的 “历史价值” 并不能单纯从实物或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判断, 在很多时候应根据这项历史讯息是否能够为当代及未来人民作出“展示”或“联想”, 从而为人类文明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来进行判断。 “遗迹遗址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人, 而人恰恰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些实物离开了人它也就不成其为历史”[14]。因此可以说, 如果一座遗址述说的是一群早已烟没的社群事迹, 那么它的历史价值就很有限, 或许只能算是科学的证据;反之, 如果是一片在某特定历史时段上因为独特的人为或环境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民间传统建筑组群, 而与它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社群尚存, 那么很明显, 这些建筑就具备 “展示” 或令人 “联想”该族群历史进程的条件。以位於广东省开平县的世界遗产开平碉楼 (图5) 为例, 它见证着清末民初的历史民间生活巨变, 以 “华侨从北美带返之建筑风格与地方乡土传统交融, 表达人类价值观之重要交流”[15]。因此开平碉楼能够属于重要的 “历史建筑” , 并不因为它的物质年代, 而是因为它 “展示” 及令人 “联想” 到重要的历史。
5 传统建筑的定义
中文 “传统” 一词包含了 “传承” 和 “统合” 的意念, 因此 “传统建筑的概念应是:以传统历史沿传而来的建筑工艺技术, 使用传统建筑体系的材料所建的具有传统形式的建筑物”[16]。这概念应该是包括传统的历史建筑, 以及根据传统理念、形式及工艺营造的后期建筑。尤其是表达在未受城市化的乡镇, “地域性文化 ( 建筑) 都倾向在一些文化交节点和可以避过全球文明化的最终街冲击之处兴旺发展”[17], 这种情况在中国, 即使在不太偏远的地区乡镇, 也十分常见。“传统民居 (都是由) 各地各民族根据自已生活习惯、生产需要、经济能力、民族爱好和审美观念, 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和材科, 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地进行设计和营造”[18]。尤其是民宅, 它的基本功能是居住, 而人类的居住愿望, 即使在现代先进的科技及经济条件容许下, 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中, 基本上跟以前的时代分别不大, “居所的形态, 有时从百代传承而来, 似乎永恒地可靠”[19]。地域的社群人民在没有现代专业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指导下, 很自然地倾向采用行之有效的技术及形态来配合地域性及当时的技术和资源, 而不会刻意地创新或表达现代风格。从这一个层面来看, 中国乡镇的民间建筑, 除了少数近年的现代化公用建筑外, 其余大多数的地域性民宅或社群建筑, 如祠堂、庙宇、仓库、市集店铺, 不管实际建造年份, 大致都是依据传统形式营造的作品, 也就是说, 都可以算是“传统建筑”。 最佳的例子就是在2008 年列为世界遗产的福建土楼 (图6) 。世遗的评价是:福建土楼 “以非凡形式反映了社群长久有恒地响应聚居诉求, 表达出七个世纪以来夯土建筑杰出艺术的沿起、创新及发展”[20]。可以注意到世遗的着眼点不在土楼的特定历史时段, 而是一个传统有恒的发展。最明显的是其中永定高北村的土楼群, 包括了明朝初建但现已毁废的五云楼、清末建造而仍然住满了村民的世泽楼和承启楼, 甚至有迟至20世纪60 年代由该村海外华侨归来, 用传统技术新建、以便宗族聚居的侨福楼。证明传统建筑不在乎年份, 而视乎营造的意念和工艺。
然而, 传统并不代表被动地盲目接受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 而是需要有意识地、有系统地、切合当代文化的思想去整合、展示、联系、演译和传承。美国现代诗人艾略特 (Elliot) (图7) 在《传统与个人天才》一文中指出 “传统是不能依靠承继而来的, 你如果要得到它, 就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获取。它需要历史触觉。历史触觉包括了一个现在式的观点, 而非局限于过往式的前事”[21]。也就是说, 传统不是死去的旧习俗, 一项有意义的传统必须具备为当下的文化观点和人文发展作出启示的价值。
与 “传统建筑” 一词意念最接近的英文词汇是“Traditional Architecture”。英国金奖建筑师葛艾活 (Edward Cullinan) (图8) 曾为这个名词作出解释。他在1984 年向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演说中指出:“我想将建筑传统定位为一种共享及可持续的营造手法的发展, 目的是实践性、艺术性及社会性, 而非古老性或怀旧性的”[22]。由此可见 “传统建筑” 的定义的重点在于它是否包含承前启后的社会文明思维, 而不是在于它的建造年份。
5 结论:建议着重研究中国建筑的文化传统价值以探索持续发展的方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学家钱穆先生 (1895-1990) (图9) 对文化有以下见解: “文化是一存在, 而存在则必然有时间性, 即是此存在之传统。传统要有持绩, 而其中便有变化。传统则亦有生命牲的”[23]。以上诠释与西方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08-1999) (图10) 在1983 年提出的意见有异曲同工之情况:“文化是由行为规律所组成。有些规律是由人类群体从以往的社会结构累积下来的传统的痕迹。其他的就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有意识地被采纳或变化。”[24]。综合以上两位中西文化大师的见解, 可见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要持续发展下去, 就必须建基于这国家或民族共拥的 “传统”之上。建筑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元素, 建筑文化不可能脱离传统, 而建筑文化的持续发展是传统建筑文化的承传与演化的一个程序。
中国的建筑文化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一方面不断继承传统技术及理念, 另一方面不断融合著外来文化及适应著自身社会进展。在这不断调整和蜕变的过程中, 无论 “古建筑”、“历史建筑”、“文物建筑”或“遗产建筑”, 甚至包括许多地域性民间建筑, 不一定是古老的、不一定是有历史联系的、也不一定是被确认为文物或遗产的, 只要是蕴藏着民间传统建筑智慧、建基于群体生活文明, 和拥有承前启后的精神, 均是我们的参考实物和研究对象, 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知识资源。
图片来源
图1:Trekexchange;
图2、5、6:作者拍摄;
图3:长城网;
图4:永济百科;
图7:Getty Images;
图8:RIBA;
图9:中工网;
别致建筑风景散发历史气息 第11篇
在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社会动乱的背景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而且也是京师大学堂学生高扬爱国精神的策源地。它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虽然经百年发展,仍有部分建筑屹立在校园内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就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向每一位师大学生诉说着历史的风尘。
回头望有说不完的历史风尘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预备筹建,但因戊戌政变而夭折,直至1902年,在清末新政的大潮下才正式设立。它作为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百年来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五四”、“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又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胡先、汪仁、周廷儒等为代表,一大批名师先贤在这里弘文励教。所以,在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和发展是不能忽略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滚进,它先后经历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屡遭摧残,导致学校停办。至1901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因考虑“国家需材孔亟”,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校址设在景山东马神庙。师范馆第一批共录取79名学生,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他们大都是在京城直接招收的,后来也有各省保送的。师范馆给予师范生的待遇较优厚。报考学生必须有举人、贡生、监生等资格。
1903年,因抗议沙皇俄国掠夺我北方领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首先发起拒俄运动,师范馆学生谷钟秀草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代请奏拒俄书》,师范馆有67人签名,仕学馆也有6人签名,同时师范馆学生丁作霖创立“抗俄铁血会”,组织武装抗俄,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主义者。拒俄运动是我国近代学生运动史的开端,影响深远。
1904年,根据新制订的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改师范馆为“优级师范科”,扩大招生规模,在校生达三百多人。当时招生有两种方式:自愿投考录取和由各省保送复试后录取。张百熙悉心办学,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充任大学堂教务、行政各职,如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阳湖派古文家张鹤龄、著名学者蒋式分别担任总教习、副总教习等,还聘用多名外籍教员。
1908年5月,清政府决定将师范科从京师大学堂中独立出来,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和平门外厂甸五城学堂,派陈问咸为学堂监督。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
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下简称“北京高师”)”,曾留学日本的著名教育家陈宝泉出任校长。7月改五城中学堂为附属中学,同时增设附属小学(即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根据部颁规程,学校分预科、本科二级,本科设有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六个部。1917年又开办了体育专修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2月,北京高师一些较贫寒的学生在社会主义新思想影响下,以学习互助名义组成进步团体“工学会”。1919年北京高师的学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使北京高师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之一。经过“五四”运动,高师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1919年11月,学校废除学监制,成立学生自治会,这是我国最早的学生自治会。出版《工学》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开办平民学校和工友夜校,为贫穷的工人、市民补习文化。
北京高师成立后,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任教。李大钊在学校开设“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师大也是鲁迅先生任教时间最长的学校之一,他开设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校任教,比较著名的有王烈、丁文江、王祖训、王桐龄、陶履恭、邓萃英、陈映璜、毛邦伟、钱玄同、马裕藻、马叙伦、白月恒、沈步洲、何炳松、蔡钟瀛、张贻惠、翁文灏、马寅初、黎锦熙、林砺儒、高步瀛、张贻侗、张耀翔等,其中许多人是从日本和欧美回国的留学生。
1920年,学校在本科之上开办了教育研究科,学生修业两年可授予教育学士学位。1921年增设数学和化学两个研究科,修业两年亦授学士学位。1922年,第一批教育研究科学生16人毕业。被授予学士学位,此为该校授学位的开始。
1923年,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范源廉为校长,主持修订了师范大学组织大纲。本科设教育、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九个系,另有体育、手工图画两个专修科。至此,北京高师已经成为学科门类较齐全,不仅能培养师范与中等学校师资及教育行政人员,而且能够培养各科专门学术人员的高等师范学校。
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袭大沽口炮台和日、英、美、法等八国的“最后通牒”,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北京师大与女师大两校积极参与,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段琪瑞执政府开枪镇压学生,北京师大学生范士融和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遇害。鲁迅先生为此撰写了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著名文章。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北京师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吴平地、谢伯俞和曾在女师大学习的张挹兰。
1927年,北京的九所国立高等学校被安国军政府强令合并为一所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是其中的师范部。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后,南京政府教育部将京师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师大又变成为北平大学中的第一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的师生们始终反对将学校并入他校,前后进行了多次的请愿、示威等活动,经过种种努力之后,1929年8月,教育部当局同意学校从北平大学中独立出来,重新成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任命李煜瀛为校长。
1931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组,与北平大学中的第二师范学院合并(即原女子师大),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设教育学院(教育系、体育系、实用艺术系)、文学院(国文系、外文系、历史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及研究院(从事史学、文学、文字学、地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工作)。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徐炳
昶任校长。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全校师生积极投入抗日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
1935年12月,北平学界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师大学生是主力和中坚。北平师大国文系毕业生周小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由师大学生首先提出并在师大举行成立大会,第一届队长也是师大学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学校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并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同年8月,根据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规定,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并于次年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原北平师大校长李蒸任师范学院院长,院本部设在陕西城固文庙,又在校场坝辟地30余亩。1 940年,西北师院奉命迁往甘肃省兰州市,从1941年起老生在城固逐年毕业,新生在兰州招收,至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全部搬迁兰州,成为除陕西以外的大西北地区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学校师生陆续迁回北平,部分教师留在西北,充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支持了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学校定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学院”,仍在原校址办学,聘袁敦礼为院长。1946年10月,学校在北平开学上课,原日伪时期在学校校址上办学的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并入学校内。1947年,河北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也并入学校,全校已有12个系两个专修科,在校生1600多人。经过学校师生的多方争取,1948年11月,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名。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7日,人民政府军管会正式接管师范大学。10月后,学校定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50年代初,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市体育专科学校、中国大学理学院、燕京大学教育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室和教育专修班以及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任校长。师大的规模有了较大发展,教师增至340余人,在校生达2300余人,校舍增加近一倍,原和平门外新华街旧址称南校,定阜大街辅仁大学校址称北校,并在海淀区北太平庄建新校舍,占地82万平方米。
195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陆续迁至北太平庄新址后,厂甸原址主要用作和平门中学校址,旧房大部拆除;保留至今的主要为沿南新华街的图书馆(1922年建成,今为杏坛宾馆)、丁字楼(30年代建成的学生宿舍,今为宣武区校办企业管理中心)和丽泽楼(教学楼,今为住宅)。
风雨历程中有道不完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的成长过程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完美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历史剧。
建筑班向世人诉说时代印记
如今,北京师范大学穿越一个多世纪,见证百年沧桑,刻画历史巨变,生命竟如此厚重。它所燃烧的激情,不仅仅在史书的字里行间里,其屹立在校园里的特色建筑也能形象的找到它的过去。
1902-1923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在经历时代变迁的同时,校舍也陆续建成。大门面东,沿东西轴线两侧各布置3座2层砖木结构教学及实验楼,教学区的南北分设大操场、健身房、食堂、男生宿舍、女生宿舍、行政管理用房等。
旧房大部分已经拆除,保留至今的为沿南新华街向北排列的丁字楼(今为宣武区校办企业管理中心)、图书馆(今为杏坛宾馆)、一层办公室(今为宣武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二层办公楼(原丽泽楼,今为住宅)、北宿舍楼、东宿舍楼。
丁字楼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平面原呈“丁”字形(2002年改建后将西侧凸出部分拆除)坐西朝东,三层砖混结构,体现近代折衷主义风格。该楼体量高大为仿清宫殿式建筑,两侧歇山夹中间硬山式组合屋顶,青砖墙体。主立面东临南新华街,用屋顶形式的变化将立面划分成三部分,中间为五间硬山式建筑,灰筒瓦调大脊,带正吻、四垂兽、五小兽,南端开一烟囱。墙身每间以水刷石砖壁柱纵向分隔,贯通上下三层,每间开方窗二扇。两山做出墀头、铃铛滴水。两边的耳楼各三间,形制与主楼基本一致,与主楼屋顶相接,仅屋顶高度比主楼略低,并改为歇山式屋顶。一层立面无装饰,处理成建筑基座,二、三层圆形砖柱柱脚放在一层檐部,上承仿木檐椽。山面为三开间,以水刷石砖壁柱分隔,南侧有一出入口。西立面中部的凸出部分现已拆除,改建为三角山花式墙面,其余部分与东立面略同。
图书馆建于1922年,系中国第一座高等师范教育图书馆,是由德国、丹麦、瑞士、美国四国建筑设计师联袂设计。建筑坐南朝北,平面呈方形,庄重沉稳,体现西洋古典主义风格。该楼地上三层,面阔五间,砖混结构,四坡尖顶,水泥机瓦屋面,青砖墙体,花岗岩块石基础。外面用突出的檐口和腰檐将建筑装饰成四层。入口位于北立面正中,由四个爱奥尼柱式构成三间门廊,前出四级台阶,上为檐壁和檐口,檐壁原刻有“图书馆”三字,顶部为弧形三角山花,中置牛眼装饰,两侧带一弧形三角窗。建筑的门廊、腰檐、檐口、壁柱、窗套等处均为花岗岩制作,雕刻精细。图书馆后部接出“T”字形四层平顶建筑,原为后添建的书库,现已翻建。
办公室(一层办公室)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约建于清末民初,为砖木结构,灰砖墙,三角桁架两坡顶,水泥机瓦屋面。明间门前突出一门廊,四角有砖砌壁柱,上承三角山花,在壁柱间又附有尺度缩小的壁柱和拱券。此处现为宣武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宣武区教育系统离退休老干部活动站,建筑保存较差,墙体多已改建。
丽泽楼(二层办公楼)原为理学院教室,约建于民国早期,体现近代折衷主义风格。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地上二层,砖木结构,三角桁架,五脊四坡,筒瓦屋面,灰砖清水墙,花岗岩块石基础。该楼南立面中部突出墙体,用冲天式方砖壁柱承托檐口的三角山花,山花内开方窗,两侧以短砖壁柱装饰。中部一层为人口,前出垂带踏跺二级,二层开半圆拱券窗。两边侧间每层各开四扇拱券窗;一层窗为平券形式,一、二层间置横向冰盘腰檐装饰;二层窗为半圆券形式,窗楣处以连续的弧形线脚装饰。屋顶檐口处以小砖砌出仿木檐椽效果。北立面每层各开九扇拱券窗,东、西立面每层各开三扇拱券窗,形式与南立面相同。楼内装修为石膏吊顶,木质楼梯、楼板,现状保存较差。
宿舍楼北侧、东侧的宿舍楼均为建国以后改建的砖混结构,形制改动颇大,已难窥旧貌。
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段记忆,都刻画在了校园的每一栋建筑上,他们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不仅散发着独特悠远的历史气息,而且体现着强烈的时代感。
结束语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特点研究 第12篇
关键词:历史建筑,建筑遗产,遗产保护
1. 作为法定保护对象的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长期以来是一个广义的建筑遗产概念, 指有一定年限和保护价值的古代建筑或近现代建筑, 既包括受到保护的文物类建筑——“文物保护单位”, 也包括未纳入保护范畴的建筑。
随着那些未纳入文物保护体系的建筑遗产面临的破坏和损毁, 20 世纪90年代开始, 部分城市将一些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又具有特定价值的“历史建筑”进行立法保护, 狭义的历史建筑概念应运而生。1991 年上海颁布《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规定除了保护各级文保单位, 还要保护“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这一新的保护类型;1993 年武汉市公布了102 处非文保单位的“优秀历史建筑”。进入21 世纪, 苏州、杭州、天津等不少城市也开始对非文保类的建筑遗产进行保护, 如2004 年《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就明确规定了历史建筑是“尚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保护点的建筑物”, 并对其进行挂牌保护。
2000 年之后在国家层面也对狭义的历史建筑逐步有了清晰的界定。2005年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就明确了“历史建筑”是不同于价值较高的“保护建筑”、有一定价值的建 (构) 筑物。2008 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从国家层面明确将城市历史建筑纳入到保护体系中, 其被界定为“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 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由此可见, 历史建筑不同于文物保护单位、其价值要低于文保单位, 历史建筑是地域文化的反映, 且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2.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的认定
2011 年扬州市制定了《扬州市市区历史建筑保护办法》, 对市区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 并在2011 年和2014 年分别认定了两批共56 处历史建筑 (图1)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至少具有三方面内涵:
首先, 历史建筑要具有一定的历史久远度, 即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是首要条件;此外还应具有一定的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如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首要条件是建成30 年以上的建筑, 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首要条件是建成50年的建筑。扬州市区历史建筑虽未规定具体年限, 但是目前认定的建筑也基本是建国前建成的, 在建筑类型、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其次, 历史建筑是扬州城市文化的载体。例如休闲文化是扬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认定的历史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反映沐浴传统的扬州浴室、三星浴室、永宁泉浴室等, 反映餐饮文化的富春茶社、大麒麟阁茶食店等。此外, 也有反映盐商文化的狮子巷1号杨氏住宅等。再者, 扬州历史建筑不包括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优秀的历史建筑有可能是潜在的文物保护单位。总体而言, 历史建筑的层次低于文物保护单位。
3.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特点
3.1 空间分布
扬州拥有5.09 平方公里的明清老城, 与历史上的唐罗城、宋大城等城池遗址相叠加,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富。56 处历史建筑有53 处分布在明清老城。根据《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明清老城中划定了四片历史文化街区, 众多的历史建筑也分散在这些街区里。其中, 湾子街历史文化街区有11 处历史建筑, 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有8 处, 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有4 处, 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成为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构成要素。
3.2 建筑年代
历史久远度是历史建筑的首要条件,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基本都拥有50 年以上的历史, 其中以清代和民国建筑居多, 此外还有少量的明代和建国后建筑。认定的历史建筑中清代和民国建筑共53 处, 与老城中建筑遗产年代分布的总体规律相契合。另有2 处明代建 (构) 筑物, 分别为山西盐商在明代建造的关侯庙——现名古三义阁, 以及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利设施遗址——龙头关。建国后建筑1处, 为1950 年建造的南河下工人新村, 它是扬州最早打破传统合院形制的居住建筑。
3.3 功能类型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类型丰富, 反映了多样的城市文化和多彩的城市生活。这些类型既有大量居住与商业建筑, 也有为数不多的宗教、文教卫生、产业和会馆建筑等。
居住建筑最多, 共25 处, 其中既有规模小巧的传统民居 (图2) , 又有布局宏大的盐商住宅, 还有精巧别致的小洋楼。商业建筑12 处, 包括扬州沐浴文化的代表三星浴室、苏唱街扬州浴室等;还包括一些享誉扬城的商业老字号, 如小觉林素菜馆 (图3) 、大麒麟阁茶食店等, 这些商业建筑基本延续了原有功能。
宗教建筑8 处, 其中5 处为庵堂, 这些庵堂多为住宅改造而来, 反映了扬州人“在家出家”的礼佛传统;此外还有神在堂 (图4) 、真道堂等基督教堂, 是扬州中西文化融合的写照, 这些教堂目前仍然在用。文教卫生建筑7 处, 它们中仅有部分沿用了原有功能, 如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化学馆目前仍作为扬州大学教学楼使用, 然而原私立扬州平民中学已改造成博物馆, 原同仁医院目前已成为居民住宅。
清末随着赖以生存的盐业经济的衰落, 扬州产业发展也陷入低迷阶段, 产业建筑寥寥无几, 历史建筑中仅有陆顺兴布厂和江苏省立蚕种制造所育种室旧址大楼 (简称蚕种场旧址大楼) 两处产业建筑, 前者现为居民住宅, 后者空置、损坏严重。
3.4 风貌特征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风貌基本分为传统中式、西式和中西混合式。传统中式建筑44 处, 西式和中西混合式建筑12 处, 后者是清末和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在扬州的体现。
传统中式建筑表达了城市历史的既有风貌, 它们在布局上往往采用宅园结合的方式、顺应地形布置;在空间组织上, 使用小型天井围合院落, 建筑群则以单个院落为单元组合成多进多路的形式;结构上以砖木结构为主, 使用青砖墙、小灰瓦等材质。
西式和中西混合式建筑, 既有外国人通过宗教、文化活动传入扬州的, 如美国人美翰创办美汉中学时留下的美汉校长楼以及教堂——神在堂;也有清末以来扬州人对西方建筑风格的主动模仿, 如蒋记盐号 (图5) 据传是匠师王世贵在上海考察之后, 绘制了西方建筑图样, 按图施工, 最后建成一座立面具有巴洛克特征、后为回字形串楼的中西合璧建筑。
3.5 建筑与环境质量
扬州市区历史建筑多位于老城区内, 年代久远、情况复杂, 建筑与环境质量不容乐观。首先, 历史建筑使用不当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如不少产权为公房的建筑中往往一个院落内租住多户人家, 人口密度高、使用空间不足, 造成私搭乱建严重, 对历史建筑风貌和空间破坏严重。其次, 使用者遗产保护理念不够, 部分建筑在修缮中不能遵循建筑保护的基本原则, 如在青砖墙外做粉刷、贴瓷砖等, 破坏了建筑风貌的真实性。再者, 基础设施不尽完善, 除上下水设施缺乏外, 还存在强弱电线路未经规划线路露明、布局混乱等, 造成安全隐患。
4. 结语
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对传承地域文化有重要意义。扬州市区历史建筑有其自身特点, 是扬州城市文化的重要代表, 保护历史建筑是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通过研究也发现,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不少建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坏, 影响了建筑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基本保护原则。此外扬州市区历史建筑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差异, 有些历史建筑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是潜在的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现行的保护办法并未进行分级和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因此, 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认定挂牌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需要在资金、技术、宣教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栋建筑认定为历史建筑只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开始。
参考文献
[1].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2].Michael Forsyth.Understanding Historic Building Conservation.Wiley-Blackwell.2007
[3].路红.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实践与前瞻[A].金磊.中国建筑文化遗产.1[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52-59
[4].张文珺, 黄勇, 胡石.历史建筑修缮导则研究——以常州历史建筑保护为例[J].中国名城, 2011 (05) :68-72
[5].王静伟.上海市浦东新区登记历史建筑的干预策略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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