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思想范文

嵇康思想范文（精选12篇）

嵇康思想 第1篇

一、嵇康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根源

古人语“知人论世”, 谈及一个人的思想必定要把握当时的时代环境。嵇康 (公元223261年) 是三国魏时人。从政治史上来讲, 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一方面结束了大汉的统一局面, 而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更长久的南北朝分裂局面。这种混乱局面并非出于一时, 而自东汉中期以来政治腐化混乱, 战火弥漫中原, 社会动荡不安。至曹操统一北方之后, 社会才相对稳定一些, 但自曹睿去世之后, 又展开了新的政权争夺。司马氏发动政变, 疯狂地残杀不与其合谋者, 导致“天下名士, 少有全者”。这时的名士有些为免遭杀身之祸, 不得不屈辱辅佐司马氏。而名士阮籍为保全性命, 常借酒佯狂, 从不谈论世事, 秉性刚直的嵇康誓死都不肯与司马氏合作, 针对司马氏推崇的儒家礼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最终遭至杀身之祸。从思想上来讲, 儒家思想让位于老庄易三位一体的玄学, 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人生需求发生了巨大转变, 对人生的思考和执着的追求带来并推动对人格、人性美的追求, 音乐美学理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魏晋时期虽时局动荡、混乱, 但思想上却是开放的时代。文人名士追求自然而然的悠闲生活, 寄情于山水, 释怀于自然, 借助古琴抒发个人情怀、追求人生理想境界成了魏晋文人的普遍爱好。以上这些为嵇康音乐美学思想之琴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时代、哲学和美学基础。

嵇康的思想深受老庄的影响, 他是老庄思想的继承者。老子提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等朴素的观点, 他将“道”看作万事万物的本源, 赋予道“自然无为”的本性, 其思想崇尚“自然之道”。庄子提倡齐物我、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 安时处顺, 逍遥自得的相对主义, 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解放。崇尚自然而然的思想, 认为音乐的本质是表现人的自然性情, 并要求音乐要摆脱礼教束缚, 合乎自然和人的本性, 一方面对儒家礼乐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极力推崇自然之乐。老庄思想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魏晋时嵇康将老庄“清静”“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个体内在精神的体验并转化为个人的生活实践。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言论中, 生活中隐匿山水、追求人性的解放, 以获得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为理想境界;其著作中也体现出自然主义因素, 如“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命题和养生美学等等。

二、嵇康琴学思想的体现

嵇康的琴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声无哀乐论》《琴赋》《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及其它诗作中。下面将有关内容整理并加以论述:

(一) 琴音具静体安心之功效

嵇康在其《声无哀乐论》中与秦客辩难时, 说道:“琴瑟之体间辽而因庳, 变希而声清, 以庳音御希变, 不虚心静听则不近清和之极, 是以体静而心闲也。”由于琴音本身具有声调低、声音清的特性, 所以要求听乐者必须体态安静、心情闲逸才能感受琴乐的清和。这说明平和的内心是欣赏琴乐的基础, 用平和的内心才能感受到清和琴乐, 才能最终达到静体安心之功效。

(二) 琴乐具导养神气, 宣和情志之作用

《琴赋序》中说道, 嵇康自幼喜好音乐, 而后抚琴, 他认为事物有盛衰变化, 食物有厌倦之时, 而音乐 (古琴) 永恒不变。“可以导养神气, 宣和情志, 处穷独而不闷者, 莫近于音声也。”所谓“导养神气”就是疏导气血, 保养精神;所谓“宣和情志”就是使内心情绪得到宣泄之后而归于平和;有古琴的相伴即使身处穷困孤独也不会感到烦闷。琴乐能使人内心平和、通达, 因此, 弹琴成了魏晋士人抒发内心情感、追求个性自由、向往自然境界的必然选择。

(三) 琴含至德之和平

《琴赋》又载:“然八音之器, 歌舞之象, 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 其体制风流, 莫不相袭, 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 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 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丽则丽矣, 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 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 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 琴德最优”。嵇康认为“八音之器“未尽其理”, “不解音声”“未达礼乐之情”, 这里的“理”应与老庄的“自然之理”相一致, 而“礼乐”的内涵是“德”也未达到。在这里“德”指“平和”之德, 指琴具有道的恬淡平和自然的特性。“若论其体势, 详其风声, 器和故响逸, 张急故声清, 间辽故音庳, 弦长故徽鸣, 性洁静以端理, 含至德之和平, 诚可以感荡心志, 而发泄幽情矣。”嵇康对琴德的赞美正是基于个人的体会和感悟, 由于琴德最优, 且含至德之和平, 这里所说琴乐中的“平和”之德更像是《声无哀乐论》中“声音以平和为体”的音乐本质。

(四) 古琴具有养生的作用

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到以古琴养生, 说:“然后蒸以灵芝, 润以醴泉, 晞以朝阳, 绥以五弦, 无为自得, 体妙心玄, 忘欢而后乐足, 遗生而后身存。”养生讲究养之以和, 和理日济, 同乎大顺, 嵇康以亲身实践证实古琴有令人心平气和之作用, 古琴含“至德之和平, ”借古琴使人获得超然脱俗、超越自我, 回归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五) 其他著作中的琴学思想

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 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前面已论述了古琴可导养神气, 宣和情志, 能使人内心平和、心情舒畅, 具养生之功效。则此处更是举例谈到谈琴能和心, 琴与心相通, 可养神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嵇康还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谈及个人志趣, “今但愿守陋巷, 教养子孙, 时与亲旧叙阔, 陈说平生, 浊酒一杯, 弹琴一曲, 志愿毕矣。”这封信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 在得知山涛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 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严词拒绝了山涛的荐引, 并指出自己个性秉直、行为懒散等性格习惯, 以“七不堪”对世俗礼法进行蔑视, 这也是对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爱好和实践。嵇康还好于“抱琴行吟, 弋钓草野”这种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五“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弹琴咏诗, 聊以忘忧。”“琴诗自乐, 远游可珍。含道独往, 弃智遗身。寂乎无累, 何求於人?长寄灵岳, 怡志养神。”从这首诗作中看出嵇康深知弹琴咏诗能使人摆脱现实的困境和束缚, 他向往大自然的生活, 追求自由以达到超越世俗、超越自我的理想境界。

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琴学思想与养生美学备受关注。嵇康论著中琴学思想的论述不但体现了魏晋士人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和生活方式, 也表达了他追求人生自由、解放的理想境界。其思想中以对老庄思想的托好为根据, 体现了人对自然之境的向往和通过艺术对情感的释放, 琴含“至德之和平”, 能使人内心平和, 最终达到养心、养性、养神之功效。在今天看来,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嵇康的琴学思想, 不但能让我们了解古人博大精深的思想精髓和养生方式, 而且对当下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嵇康是三国魏时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 是位卓有风姿、才学出众的魏晋名士。嵇康誓死反对司马氏掌权, 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 其音乐思想主要受到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 崇尚自然、真性情的流露和表达, 以擅弹《广陵散》著称, 并写有重要的琴曲和琴学著作, 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嵇康,静体安心,宣和情志,平和

参考文献

[1]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阮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2]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嵇康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3] (魏) 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4]蔡仲德译著.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下册)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0年.

嵇康诗歌介绍 第2篇

嵇康最有名的诗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

嵇康个人资料：

嵇康(224年-263年，一说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三国时期魏国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39岁。嵇康的.主要成就在于，身后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不仅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其次，及其人格魅力令他在当时亦属名士，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在他身上集合了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宗教人物等多重属性，后世学者对他的解读也趋于多元化。

嵇康最有名的诗：《广陵散》，《养生论》

《广陵散》介绍：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它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中国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也是中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即古时的《聂政刺韩王曲》，魏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所见《广陵散》谱重要者有三，以《神奇秘谱》的《广陵散》为最早，也较为完整，是今日经常演奏的版本。全曲共45段。全曲贯注一种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纷披灿烂，戈矛纵横”。

《养生论》介绍：

从《家诫》看嵇康的教子思想 第3篇

关键词：魏晋 嵇康 《家诫》 教子思想

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原则。即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必须先了解其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因为经历的差异往往造成思想的差异，而思想的研究最终还要落实到作品之中。因此，研究嵇康《家诫》中的教子思想一定要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详细的考证，否则进行作品分析必然徒劳无功。

一.死亡线上的生命奇葩：嵇康其人和所处的时代

嵇康，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魏晋玄学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字叔夜，魏文帝皇初五年（224）出生于谯国铚县。自幼丧父，少有隽才，发奋苦读，博览群书，偏好老庄之学，22岁娶妻曹魏宗室之女，官拜中散大夫，遂世称“嵇中散”。其人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不识人情，屡次讥讽司马氏集团。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因“吕安事件”受到牵连，刑场之上弹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终年39岁，结束了悲壮而近乎完美的一生。

嵇康生活在政治现实极其黑暗的魏晋交际时期，那是一个朝不保夕，杀伐不断，血流不止的时代。名士们苟活于刀光剑影之中，特别是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大肆屠杀曹氏贵族及天下名士，致使“名士减半”。甘露五年（260），此等乱臣贼子刺杀皇帝曹髦，导致曹魏政权名存实亡。而凭借杀戮起家的司马氏集团随意篡改约定俗成的名教，拉拢天下名士与之合作，为其推波助澜，以掩盖其篡位夺权的真面目。面对残酷的政治高压和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名士们有的隐迹山林，远离祸害；有的摄于淫威，只得屈服。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1]作为名士领袖的嵇康，在虚伪的名教下，既希望寄情老庄，求得精神上的自由，但道家的“逍遥”思想无法完全消解其内心的痛苦，而儒家“修齐治平”的信念又使他无法做到真正的超脱。他只能用叛逆的言行去抵抗世俗的污秽，虽然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坚守住了心灵的宁静与清白。

二.烈焰人格的春水绝笔：言之谆谆的《家诫》

诫者，教令、警戒也。家诫，即施行于家族或家庭内部，用以劝勉子孙后辈的指导性文献。家诫文学的动人之处在于静穆哲理的语言和血浓于水的亲情。魏晋时期“家诫”盛行，是数百年的乱世时局使然。透过一篇篇家诫，真实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心态，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重与珍爱。嵇康的《家诫》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全文1600余字，是他临刑前留给不满十岁儿子稽绍的生命绝笔。言语之中没有了昔日的桀骜不驯和放荡不羁，流露出的是对儿子明哲保身、谨小慎微的叮嘱。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儿子如何坚守志向、谨言慎行等一系列行为准则。试想，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世间父母哪个不希望孩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完成自己平生未竟之事业？而一生龙性难驯，不为世俗所拘的嵇康在《家诫》中却表现出如此谦卑恭敬、如履薄冰。就连一向喜爱嵇康的鲁迅先生都认为，似嵇康这般高傲之人，教子却如此庸碌。此时的嵇康与平日“宛然是两个人”。[2]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也指出，嵇康的《家诫》一文和《绝交》二书，“如出两手”。笔者却不以为然。正是这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辩证统一才展现了嵇康的完整人格。嵇康为人，既有刚强嫉恶的一面，又有温和深情的一面。如果我们能用双重眼光去审视他的人格，也就不会觉得“判若两人”了。

三.个性老爸的临刑遗言：《家诫》中的教子思想

通过品读《家诫》，字里行间流露出作为父亲的嵇康对儿子无微不至、浓厚热烈的爱惜之情。《家诫》一文虽是嵇康留给儿子的遗言，从中却折射出他真实深刻的人格品性和思想内涵。

1.志向须坚守

立身问题是儿童成长成才的前提，年少时期树立远大的志向将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嵇康将志向教育作为教子思想的核心。在《家诫》开篇便掷地有声地提出“人无志，非人也”，将“志”看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古今成大事者，必有坚定不移之志，而守志是关键。他分别列举了古代立志守志的典范：申胥长吟之志，夷齐全洁之志，展季执信之志，苏武守节之志。由此可见，嵇康希望儿子树立一个忠贞不渝、恪守节操、立身高远的志向。紧接着，嵇康就如何守志进行了细致的引导：必须做到“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决心要做的事情要坚定不移的完成，不可犹豫不决，不可被外物所累，更不能半途而废，必要时还要表现出“临朝让官，临义让生……此忠臣烈士之节”的舍生取义的气概。殊不知，嵇康本人正是这一气概的践行者。他在临刑前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3]世人皆谓琴谱从此失传，笔者认为不然。《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曲》，全曲“矛戈纵横”，杀伐之音大盛，讲述的是义士聂政受人所托，一往无前刺杀韩王，最终自刎的故事。不难发现，《广陵散》中蕴含着“义”和“勇”的精神，而这两种精神恰恰构成了嵇康的一生。权臣欺主之时，对曹氏之义；政治昏暗之秋，对暴政之勇。故而临终之时抚琴浩叹《广陵散》于今绝矣，此处并非指琴谱，而是不屈的士人精神。常言道“虎父无犬子”，成年后的稽绍谨遵教诲，颇有乃父之风。在永安初年的“八王之乱”中，稽绍跟随晋惠帝战于荡阴，王师败绩，百官皆逃，惟有侍中稽绍舍身护驾，最终乱箭穿身，血溅龙袍。时人赞其为“孝之典范”，名列《晋书·忠义列传》之首。

2.言语须谨慎

古人云：言能兴邦，亦能丧邦。个人的沉浮与社会的兴衰皆因言而起，可见言语的重要性。嵇康在《家诫》中事无巨细地嘱咐儿子在言语方面要格外谨慎，“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少说，什么话不说，嵇康分别罗列五种情况来说明：其一，遭人记恨的话不要说；其二，违反做人原则的话不要说；其三，说与不说不会有任何效果的话，宁可不说；其四，不要理睬传闻，绝不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其五，身处争议场合，争论双方必有是非对错之分，不闻不问有失礼节，参与评判难免会有所偏袒，明智之举就是马上离开。简言之，言语是惹祸的根苗，不要轻言是非和妄评时政，身处争议之中要学会巧妙脱身。嵇康曾评价自己：“轻肆直言，遇事便发。”[4]对于司马氏集团，嵇康不但不與之合作，甚至还经常与当局唱反调。司马氏提倡以“孝”治国，嵇康偏要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主张恢复周礼以安天下，嵇康却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宠臣钟会登门造访，嵇康傲然睨之，“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5]简洁巧妙地一问一答，为嵇康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品读《家诫》我们不难发现，嵇康十分懂得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法则，对言语可能带来的后果更是洞察入微，但其高傲的性格决定了他无法做到身体力行。

3.交往须留心

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人际交往方面，嵇康首先提出了与上级交往的四项原则：其一，对待长官，只要充分尊重无需过分亲密；其二，长官的住处不可常去，更不能留宿；其三，上门拜访要做到言行得当，地点适宜；其四，长官出门相送时，自己不要跟在后面，否则长官问起某事来，便不得不说，一旦某人受到惩办，自己就会惹上暗中告密的嫌疑。一言蔽之，与长官交往要做到恪守自律，进退有度，保持距离，审时度势。

在与同僚的交往中，小事要处理得当，大事要谦恭大气，求人帮忙语气要谦卑委婉，感激之情要表达的清楚明白。对于他人的不当之请，即便心里同情，也要表面拒绝，暗中再伸出援助之手。如此做法，“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脩无玷之称”。对于他人的隐私，不要去探听，一旦偶然得知，与他人观点相同尚可，不同难免会遭到猜忌和迫害。别人强迫自己讨论艰险邪恶之事，要义正词严地予以纠正。首先，君子不能容忍浅薄虚伪之言的存在；其次，一旦事情暴露，自己作为“知情人”就会受到牵连，因此要严加防范。没有利益冲突的朋友在一起饮酒唱和乃人之常情，不可一味拒绝。除至交好友外，面对他人馈赠的贵重物品要坚决拒绝，世俗之人从来都是重利轻义，今日之“舍”是为了明日之“得”，这种“礼尚往来”是小人乐此不疲的，君子要坚决摒弃。

观察嵇绍后来的所为，父亲的《家诫》对他影响颇深。在山涛的举荐下，嵇绍仕晋，官运亨通，但为人小心谨慎，常常能察觉到他人易招祸的地方。据《晋书·稽绍传》记载：元康初年，外戚贾谧贵其身份而倍受重用，年少居高位，欲与嵇绍交好，绍拒之不理，及谧诛，身居官署的嵇绍因不攀附权贵而被封为弋阳子。

4.饮酒须节制

魏晋时期饮酒之风大盛。《世说新语》中记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嗜酒如命，可大醉六十日，甚至与群猪共饮。“酒仙”刘伶的骈文《酒德颂》更是流传千古。酒能刺激人的生理，带给身体极大的快感，精神上使人形神合一，返璞归真。魏晋名士之所以狂饮烂醉，无非是希望通过酒精的刺激暂时麻痹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灵上的痛苦。然而，身体在酒精的作用下会逐渐失去规范，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很容易因此惹祸上身。从家族利益和人身安全等方面考虑，魏晋士人纷纷劝诫子孙节制饮酒。嵇康也不例外，在《家诫》中告诫儿子：“又愦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诮勿逆也。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嵇康提出了酒桌上交往的三条策略：其一，不要勉强别人喝酒，别人停止喝酒自己也要放下酒杯；其二，面对别人的劝酒，不可违逆，要象征性的举起杯子；其三，喝到微醺状态即可，坚决不能喝得伶仃大醉而无法自拔。总而言之，酒桌上既要符合礼节，又要掌控酒量，做到饮而不醉为最佳。

5.理财须审慎

理财是指对财产进行管理。理财观念，古已有之。《易经·系辞下》中记载：“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而最好的理财方法就是遏制民众不合理的开支和浪费。关于理财，嵇康在《家诫》中也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一，为人处事不可过于清高而不知变通，遇到贫穷困苦之人要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其二，面对他人主动提出的救济要权衡利弊，如果自己损失过多，并超出了救济的限度，要学会说“不”，即便对方软磨硬泡、苦苦哀求也要断然拒绝；其三，前来求助之人多半是因为你有他无，通常情况下要尽量满足他人的要求，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面子”或沽名钓誉而倾尽所有去勉强帮助他人，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志之人。

四.结语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文人都具有一个相同的性格特点——不合时宜。他们的心性往往脆弱而敏感，通常能在生活中发现常人看不到的丑恶，他们异于常人，甚至是别扭的，而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出于对美的无限追求。因为热爱一切美，所以憎恶一切丑，他们正是在这种热爱与憎恶中变得不合时宜。嵇康尤甚。他外表背弃名教，骨子里却是一个虔诚的儒教徒，《家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鲁迅也持此看法，认为魏晋的礼教破坏者实则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其实，嵇康反对的并非是真正的儒教，而是司马氏精心修饰过的虚伪的儒教。为了维护真，所以唾弃假，而这种行为就成了世人眼中的不拘礼法和放纵不羁。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嵇康的不合时宜恰恰是正确的。虽然他为此惨遭杀身之祸，却也成就了千载美名。可身为父亲的嵇康没有将视死如生的洒脱传递给儿子，而是将自己平生的正义之举化作惨痛的教训，在生命谢幕之时，用鲜血给儿子树立了“此路不通”的警示牌。因为他懂得生命的可贵，人世的艰辛和社会的险恶。他本人可以无视世俗的诋毁，必要时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但他不能无视自己孩子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嵇康在临刑前曾将儿子稽绍寄于他人篱下。亲人之中没有选择哥哥嵇喜，友人之中没有选择至交阮籍，而是将儿子托付给自己曾与之绝交的山涛，并告诉儿子：“巨源（山涛）在，汝不孤矣。”[6]以嵇康一贯爱憎分明的性格，做此反常之举必有其良苦用心。首先，嵇康并非不信任自己的哥哥和最好的朋友，而是洞察世事的他明白：自己被害，家人恐怕也难以幸免；“穷途之哭”的阮籍更是与世俗格格不入，前路更加凶险；自己与山涛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山涛为人宽厚重情，远见卓识，对人生的把控能力强，只有将儿子寄于山涛篱下才能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其次，嵇康在《家诫》中教给儿子的安身立命之法，虽与自己的作派不尽相同，却和山涛的处事原则高度相似。临终前托孤山涛，意在让儿子效法山涛，学习他圆融世故的性格和明哲保身的智慧。此外，山涛还具有雄厚的政治资源，这为儿子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行文至此，嵇康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鲁迅的《答客诮》一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嵇康就是真豪杰、大丈夫，在这悲壮与期望的爱恨交织中形成一股天风海雨般的冲击力量，洗刷了千古人心。

注 释

[1]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83页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86—507页

[3]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

[4]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刘义庆：《世说新语·简傲》

[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山涛传》

参考文献

[1][三国魏]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王晓毅.嵇康评传[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3]肖湘群，周曉琳.试为嵇康教子“不肖”正名[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

[4]陈吉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嵇康人格研究[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02）

[5]孙亚军.由嵇康托孤看其济世情怀[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07）

[6]孟繁冶.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J].文史哲.2006（04）

浅谈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 第4篇

“秦客”开始就引述儒家传统音乐思想发问:“治世之音安以乐, 亡国之音哀以思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 其理何居?”“东野主人”答到:“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 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 则无系于声音”。意思是说音乐只能分别好和坏, 与表现悲哀或者快乐的感情无关;悲哀或着快乐的感情是人们情有所感而发生的, 于音乐表现无关。那么, 人的情感上的哀乐从何而来呢?嵇康认为这是人心受到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人心中先有了哀乐, 音乐起着引导和媒介的作用, 使它表现出来, 同时, 他还认识人心中先存在的感情各不相同, 对于音乐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 被触动起来的情绪也不同。所以, 他认为音乐使人爱听, 但不能起移风易俗的作用。

在嵇康的整个思想中, 贯穿一种超自然的精神, 他把这种自然的看做最初的自在的存在。他所讲的音乐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看音乐为一种最初自在的存在, 另一方面他也看音乐为一种客观具体的存在。音乐作为一种最初自在的存在, 实际上只是虚幻概念的产物, 没有物质基础, 但嵇康把它视作真实的有实质的东西, 这种音乐, 是一种精神, 所谓“无声之乐”。在讲到音乐的精神作用时, 他认为不是音乐精神本身可以感染人, 而是诱导作用, 使人心中已有的哀乐情感表现出来。在嵇康的音乐思想中, 作为音乐可以反映的物质对象的人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实践, 根本被排除在外。在他的思想中, 人, 当然还只能是超阶级的人, 在生活实践被排除的时候, 人的阶级性也被排除。因此, 嵇康的音乐思想有这样的特点:他一方面将音乐升华为一种虚幻的精神, 另一方面又把它降低为音乐形式;他一方面排除了音乐所反映的现实存在, 另一方面又排除了音乐对现实存在所起的作用;他一方面既是客观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又是形式主义。

嵇康是一个“儒”与“道”的结合品。归纳他对音乐的宣泄和理解, 是给音乐作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他的儒家情怀让他得以畅弹《广陵散》这部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戈矛杀伐气氛的琴曲, 富有深刻情感的音符象活泼的精灵一样在天地间跳舞, 感动着人们, 牵引着人们。这正是音乐的动人之处, 是音乐美的所在, 是音乐实质功用。他对道家的情怀又促使他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声无哀乐论》, 对音乐的传情进行了极力的否定, 要去淡泊一切。这是对音乐自然的质的探讨, 使我们看见了音乐在大自然中的存在。嵇康在不知不觉中演绎了音乐的全部内涵, 儒道情结体现了他的入世与出世, 仁义和超脱。

作为历史人物, 嵇康在音乐实践和音乐理论方面, 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是一位音乐的实践者, 当他在接触实践而对某些个别的音乐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 他的理论, 往往发出特别的光彩。总体看, 他的理论, 在他的时代, 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在社会主义的今天, 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嵇康时代, 有些观点, 在现今的社会失掉了进步意义, 所以对于嵇康的理论, 要批判的学习, 才是有益的。

摘要：我国历史上最混乱, 社会最动荡的时期就是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却是精神上极为自由、解放, 最富有智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文人音乐家, 他们寄情于音乐, 抒发自己的情感, 嵇康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他的音乐论著《声无哀乐》称为音乐美学思想的名篇。将从他的代表作入手, 解读嵇康在当时进步的音乐思想。

关键词：嵇康,声无哀乐,音乐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田清.中国古代音乐史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田清.中国古代音乐史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3]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3]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

嵇康简介 第5篇

嵇康--竹林七贤

(223～263)

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国县(今安徽宿县)人。

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

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当时

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嵇康身当魏末玄学兴盛时期，他对玄理有自己的见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他对老、庄的服膺。他又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修炼所能致，然而如导养得法，常人也能够长寿，与流行的服食飞升神仙之说有所不同。他著有《

养生论》，强调“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功夫。并与向秀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嵇康在文章里主张“心无措乎是非”(《释私论》)，但是他的行动却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嵇康的这种性格，表现为他对名教、礼法的批判。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大力标榜提倡礼法，用所谓“人伦有理、朝廷有法”来羁縻一些士子。嵇康则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道家的“自然”，揭露礼法和“礼法之士”的虚伪本质。嵇康“每非汤、武

而薄周、孔”，这种非毁先王的作法，实际上是要否定“今王”──司马氏。

嵇康对司马氏的敌意，在他另一些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管蔡论》一文，为历来被说成是“顽恶显著”的管叔、蔡叔翻案，说他们本来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只是由于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

，欲除国患”。当时司马昭曾以周公自居，而魏末又屡次发生大臣举兵抗命、反对司马氏的事变，所以此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作者是在为反对司马氏的毋丘俭、诸葛诞等人张目。事实上，后来钟会诬陷他，一条重要罪状就是“康欲助毋丘俭”。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占一半以上。代表作有《赠秀才入军》18首以及《幽愤诗》。《赠秀才入军》为赠其兄嵇喜之作。诗中写对从军远征的哥哥的思念，表现了兄弟间的动人情谊。如第9首《良马既闲》,用想象的手法，写嵇喜在军中驰射的英武风姿;第14首《息徒兰圃》也以想象方式，写嵇喜在征途中息驾休憩、寄情山水的悠闲神态;第15首《闲夜肃清》又写诗人自己在清夜朗月下置酒无欢、御琴不鼓的孤独寂寞心情，写得都相当亲切感人。诗中大量使用比兴手法来渲染浓郁的别离气氛，它们大多由《诗经》中化出，显示了嵇康四言诗所受《诗经》的影响。《幽愤诗》作于系狱临终之前。诗中回顾了自幼至长的经历，叙述了自己“托好老、庄，贱物贵身”的思想及其形成原因，认为自己终致囹圄，是由于性格“顽疏”，招来了谤议。诗中表示希望度过目前的厄难，然后去过超尘绝世生活，“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这篇诗由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的.，所以沉至痛切。在写法上，它采取了回环往覆的多层次结构，强调了诗人愧恧的心情和守朴全真的志向，充分表达了他内心的郁闷愤懑。

嵇康往往在诗中抒发他强烈的愤世嫉俗心情，因此他的一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得比较直露，语含讥刺，锋芒毕现，表现出清峻警峭的特点。而他的另一些诗作夹有谈玄的成分，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之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诗歌形象的

生动性。不过总的来说，嵇康的诗歌，特别是四言诗，在文学史上还是有相当地位的。

嵇康的散文成就超过诗歌。他的论说文、书信、传记写得都好。论说文今存9篇，多为长篇，以《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最为著名。这些文章多是阐弘他的哲学、政治、伦理思想的，如《养生论》是宣传“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的;《声无哀乐论》论证情感与声音的关系，认为哀乐之情的产生，“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文章批驳了声音本身具有哀乐的观点;《管蔡论》是篇政治历史论文，《明胆论》又是篇心理学论著。这些文章的共同特色是“师心以遣论”(《文

心雕龙・才略》)，即敢于提出问题，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文风犀利。如上述《管蔡论》、《声无哀乐论》等，都是对传统的名教观念的挑战，表现了极大的勇气。

书信今存2篇，即《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前一篇是写给友人山涛的。当时山涛将离吏部郎之职，举嵇康自代，康即写此书谢绝。书中列述自己不能任职的理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述说自己性格刚直，脾气怪僻，与“俗人”

即礼法之士不合。此书写得泼辣而洒脱，向来被认为是嵇康散文中的代表作。后一篇是致吕安之兄吕巽的，书中大义凛然地斥责吕巽行为污秽，而且包藏祸心、反诬无辜的弟弟，

愤怒地声明同他绝交。

嵇康曾著《圣贤高士传》。书中所写人物，自混沌至于管宁，凡119人。但是今仅存52传、5赞。传文颇简练，有些还相当有文彩，如《井丹》，通过对两件事实的扼要介绍，比较生动地写出了井丹的高洁性格，堪称是一篇优秀的传记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又如《被裘公》、

《汉阴丈人》、《蒋诩》等传，也都是较好的篇章。

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

宁清不浊的嵇康 第6篇

嵇康对当朝权贵司马氏很是厌恶，口诛笔伐，公开揭露他们“矜威纵虐”的腐朽和残暴，因羞于与他们同朝为官，便辞官还乡，过起了隐居生活。

他的好友山涛写信劝他：“不要冲撞司马氏，对他们的行为，只要睜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不要太冒尖。这样，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不然的话，就很可能受到迫害。”

嵇康看到山涛的信后非常生气，他认为男儿生于天地间，做人要有原则，不能附和那些贪官污吏，对不正确的人和事决不可迁就。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写进一封长达1700多字的《与山涛绝交书》中，并将此信公之于众，断然与山涛绝交。他还把司马氏讥讽了一通，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当他把这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好友阮籍看时，阮籍竟被他的气节感动得热泪盈眶。阮籍称赞他是与邪恶势力格斗的真正勇士。

由于嵇康的嫉恶如仇，誓不与司马氏合作，不久便被司马昭借“轻时傲世，乱群惑众” 的罪名处以死刑。在嵇康临刑之时，他神色自若，如同平常一般，没有一点改变。不仅如此，他见行刑还有一段时间，就向哥哥要来七弦古琴，在刑场上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永成绝唱。

嵇康思想 第7篇

《文心雕龙》中说:“嵇康师心以遣论。”或许正是因为“师心”使嵇康摆脱了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的束缚了,按照自己的心性写诗,不拘成法,形成了嵇康诗歌的独特风貌。

首先,嵇康的四言诗中有许多抒情之作。其中许多是为兄弟嵇喜所做,如《赠兄秀才入军》, 十八首诗表达的感情十分丰富, 有写其兄驰骋战场的豪迈之情, 有与兄长分开的不舍之意,还有兄长行军途中的欢愉自乐。尽管形式上与《诗经》颇为相似,但是内容却较之精进了不少。嵇康巧妙的化用前人诗句,与自己的诗作结合,形成了一种诗人自己独特的气质,风采更胜前人。如“鸳鸯于飞,肃肃其羽。”这两小句分别来自诗经的不同诗篇, 被作者组合在一起。原来的“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是一首士大夫自奉有节,以刺暴君之诗。 一说为亲迎婚娶之诗。“鸿雁于飞,肃肃其羽。”则是一首表现老百姓疾苦的诗。二者都具有儒家积极入世、以诗教化讽谏反应现实的特性。但是与嵇诗比较起来,《诗经》之诗便略显俗气和功利。嵇康写鸳鸯不是为了比兴, 不是为了引出更深刻的现实或反思,而是真的写鸳鸯行为、情态, 显得活泼动人、无忧无虑。也使观看的人心境坦荡和谐,符合了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 儒家的诗教味已经淡化了,更多的是表现对自然的喜爱,对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的渴慕。当然并不是说《诗经》不好,而是嵇康的诗突破了已经被奉为经典,桎梏住的四言诗形式,表现了自然山水鸟兽的灵动,就如山珍中的小菜一样新颖别致。

这种吟咏自然山水之作在嵇康四言诗中随处可见。如《赠兄秀才入军》十四首中写嵇喜行军时在山水中自由徜徉的悠闲之态。尤其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写的尤为形象,一边注视着南归的鸿雁,一边悠然地拨弄着五弦琴。使超然物外、悠闲自得的神情跃然纸上,无论是观雁还是弹琴都显得悠然的漫不经心。自然不是学问,不需要钻研, 需要的是体悟,只要舒适地处在自然之中,神与物游、忘怀人世才能完全的逍遥。山水中蕴藉了一种超脱逍遥的人生态度,在这种超然的情怀的笼罩下,山水的层次也随之提升,带有那么一丝神秘超然的味道。

嵇康的《幽愤诗》则抒发了强烈的感情。嵇康诗的“清峻” 特点在《幽愤诗》中表现的很明显。诗人申诉了自己无辜受难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隐居遁世的愿望。 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反复地抒发真实感情,言辞激烈、 峻切,十分感人。在困境中激励自己奋进的力量是老庄的隐遁山林、回归自然。又有几分达观知命的超脱。这就使诗歌前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前面激烈峻切,后面则清新旷达,两相对比,峻切处愈加峻切,清新处愈加清新,悲愤处愈加悲愤,超脱处愈加超脱,两种风格的转变更表明了诗人顺任自然、隐居遁世的决心。

嵇康的很多四言诗都体现出嵇康对老庄思想的继承,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的喜爱。这些诗中又少不了玄理,这便形成了嵇康的玄言诗。如《赠兄秀才入军》 十七首(琴诗自乐)主张要无私无欲无求,隐居遁世、“怡志养神”与老庄的“无为”等观念相符。不可否认,嵇康这样纯写玄理的诗不可避免的有寡淡枯燥的问题,失去了诗歌应有的味道, 而成了说理的工具。但是嵇康还有很多诗是把玄理巧妙地融入自然中去,景与理不再是强加在一起的两层皮,而成为一体的。如上文提到的《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四,还有《四言诗》其三(藻汜兰池)写自然美景的同时又写一些哲理,这就使哲理显得不过分理性,而带有一些感性和柔软。 最后一个问句“钟期不存,我志谁赏?”更是把诗歌带离了说教, 保持诗歌的韵味。

嵇康诗对老庄之道的诠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从表现对自然山水的热爱的山水诗,到表现对老庄之道的玄理的阐述的玄理诗,再到表现神灵仙境的游仙诗, 不管表现方式是何种,嵇康对老庄之道的信仰在其诗中处处可见。尤其是游仙诗,更是嵇康信仰到极致的表达。如《秋胡行七首》教给我们一些处世态度,富贵易招祸、贫贱好生存,绝智弃学才快乐,脱离世俗更逍遥等。 第六七首更是想象了自己的神仙生活,与真人为友,表现了对神仙生活的无限期待。或许有人会认为嵇康的选择有些消极和不思进取,沉浸在幻想的世界中做逍遥的高人,却逃避现实的世界。 但是联系嵇康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的经历,又觉得他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顺任自然又不失为一种操守。可见,嵇康是一个顺从自己心性的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坚守着自己的操守,也因此写出了许多超脱逍遥的诗篇。

嵇康卒年考辨 第8篇

嵇康正元二年卒之说, 实出于裴松之。裴注《三国志》认为:“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 皆云正元二年, 司马文王反自乐嘉, 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毌丘俭, 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但裴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干宝诸书是否明确说过嵇康于正元二年被杀, 因原书失传, 已难确定。但从今见遗文片段中似乎并未能证明他们确曾明言嵇康被杀时间。《文选·思旧赋》李善注引干宝《晋纪》云:“嵇康谯人, 吕安东平人……安, 巽庶弟, 俊才, 妻美, 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 巽病之, 反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 太祖遂徙安边郡, 在路遗书于康:‘昔李叟入秦, 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 追下狱, 康理之, 俱死。”孙盛《魏晋春秋》:“ (会) 言于文帝曰:‘嵇康, 卧龙也, 不可起。公无忧天下, 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 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 鲁诛少正卯, 诚以害时乱教, 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 非毁典谟, 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 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 遂并害之。”故不知裴之所据, 或许是诸书都说过“康欲举兵应毌丘俭”而招致杀身, 裴由此推测而已。二是裴所引诸家皆是晋代人, 所以他们的言论或出于忌讳, 或来自官方之说, 而官方给嵇康之死定的罪名中很可能就有谋反之罪, 也只有此罪属于杀无赦的, 如果仅仅因为吕安不孝就坐罪嵇康实不能平复舆论, 因此诸家之说确实包含了嵇康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景元三年”说最早明确于《资治通鉴》。《三国志》云嵇康“至景元中坐事诛”, 未指明确切时间, 《晋书·嵇康传》记嵇康被诛时年四十, 《资治通鉴》大概据此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 之后的学者应该是采用了此说。考景元年号从260—264年, 景元中只能说明是在景元年间, 并不能作实为262年。《晋书·钟会传》记载:“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 时政损益, 当世与夺, 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 皆会谋也。”裴松之注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嵇康死于钟会任司隶校尉时。史载钟会前任王祥于景元元年十二月卸任, 而“景元三年冬, 以会为镇西将军”, 似乎只能在景元三年之前嵇康就已被杀。但也有人指出, 景元三年冬钟会虽任镇西将军, 但仍有可能兼领司隶校尉, 而伐蜀真正开始在景元四年, 且钟会因灭蜀有功, 景元四年十二月进为司徒, 故嵇康被害完全可能在景元四年卒。

今世学者多持“景元四年”说, 此说主要有几个根据。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原因, 是因为山涛推荐嵇康代己为吏部郎。《世说新语·栖逸》第三条言“山公将去选曹, 欲与嵇康, 康与书告绝……乃答涛书, 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 大将军闻而恶之。”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 迁散骑常侍, 与康, 康辞之, 并与山绝。”吏部郎即是选曹郎。《资治通鉴·魏记十》也记曰:“山涛为吏部郎, 举康自代;康与涛书, 自说不堪流俗, 而非薄汤、武。昭闻而怒之。”裴松之注:“案涛《行状》, 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 则山涛是景元二年任官, 那么绝交书作于景元二年。嵇康文中提及其子嵇绍“年八岁”, 而《晋书》载嵇绍“十岁而孤”, 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也说“绍字延祖, 十岁而孤, 事母孝谨”, 则嵇康应卒于景元四年。又, 裴松之引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 巽为相国掾, 俱有宠于司马文王, 故遂抵安罪”。司马昭是在景元四年十一月进位相国, 则嵇康只能在景元四年卒。

这一说法似乎确有所据, 但李剑国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对后一说法提出疑问, 认为嵇康有可能在景元四年年末, 但也有可能是在景元五年五月之前卒, 因为五年五月时年号方改为咸熙, 定为四年有欠谨慎。此论甚确。另外, 他对《绝交书》写作的时间也提出了质疑。《绝交书》有“前年从河东还, 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 事虽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 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 多所不堪, 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 惕然不喜”之句, 这里的“前年”是前一年即去年的意思。也就是说, 嵇康是在山涛做官第二年即景元三年才写此信的。至于“间”的含义, 李剑国先生沿用了一般的注释, 意为“近日”。“间”古音有二, 表示近来时读作jiān, 还可以读作jiàn, 有间或、偶尔之义, 这里根据上下文意似应为偶尔。因为嵇康去年就听说山涛要嵇康代己之事, 也就是说前一年山涛就已升迁, 后又说“近日又听说足下高升了”, 矛盾。用“偶尔”也表明嵇康对山涛是否做官和自己能否做官并不在意。如《绝交书》作于景元三年, 则嵇康应卒于景元五年初, 即264年。

但诸书都提到嵇康因为受钟会谗而死, 而钟会于景元四年八月就已率军征蜀, 至次年正月叛乱被杀, 皆不在洛阳, 致嵇康死之说不通。所以, 钟会与嵇康被杀并无直接关系。实际上, 诸书在提及此事时都没有明确说明, 司马昭是在听到钟会谗言时马上就杀了嵇康, 如《魏晋春秋》“帝既昵听信会, 遂并害之”, 及《晋书·钟会传》“嵇康等见诛, 皆会谋也”。但据诸家说法, 嵇康之死必然与钟会谗言有关。综合各书之说, 我们可以推知, 钟会进谗可能有两次。第一次是嵇康锻铁于山阳时, 钟会因受到冷落而阴损嵇康。钟会此次造访时间可能是在毌丘俭造反之时, 嵇康欲举兵应毌丘俭的说法可能正是钟会此时向司马昭诋毁嵇康的最好借口;如果此说为真, 也可见钟会阴毒的程度。实际钟会此说也并非空穴来风, 有一个事实皆为大家所忽略, 那就是嵇康此时的职业。《世说新语》说嵇康以锻铁谋生, 但锻铁既可以是谋生的手段, 也可以锻造兵器, 无论嵇康有无此想法, 都可以被人拿来做借口, 而嵇康和钟会之间的对话也很微妙。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曰:“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钟会拿眼前所见引申发挥, 也有所据。但司马昭并未采信其言, 所以嵇康在《绝交书》中说“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第二次当是吕安事发及嵇康写《绝交书》之时, 先是司马昭“闻而恶之”, 钟会再进馋言, 并称“康、安等言论放荡, 非毁典谟, 帝王者所不宜容”, 司马昭不满之心更剧。更促使司马昭杀嵇康的是后来吕安与嵇康书。吕安之事一开始并未牵连到嵇康。吕安虽被其兄吕巽诬为不孝, 但罪不及死, 所以其先被发配到边郡。从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知, 吕安被诬到被发配应该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则其发配可能已是景元四年的事。《文选·思旧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迁安远郡, 即路与康书。太祖见而恶之, 收安付廷尉, 与康俱死。”李善注引干宝《晋纪》又云:“巽于钟会有宠, 太祖遂徙安边郡, 在路遗书于康:‘昔李叟入秦, 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 追下狱, 康理之, 俱死。”这两段话都提到吕安发配路上曾给嵇康写了一封书信, 而且这封信很可能就是直接导致嵇康下狱被诛的关键因素。但吕安之书实际是赵至之书, 《文选》录赵至《与嵇茂齐书》, 并注引《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 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 故具列本末。”据当时情状, 此事可能是吕巽任相国掾时以赵至书嫁祸于嵇康, 因书中似有不平、不逊之志, 最终导致嵇康、吕安同时被杀。司马昭任相国是景元四年十二月, 吕巽任相国掾最早也只能在此之后, 所以嵇康死于景元五年可能性极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嵇康卒年的是阮籍碑。台湾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辑录了《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太守阮籍碑》, 并注明是嵇康作[2]。如果嵇康确实作了《阮籍碑》, 则嵇康卒年就比较明朗了。《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景元四年冬卒”, 嵇康作碑的时间就只能在景元四年十月以后, 而景元末正是司马昭忙于督战击蜀的关键时刻, 应该无暇顾及嵇康事, 而到景元五年初, 蜀国已灭, 天下大势已定于魏, 而权亦定于司马氏, 三月时司马昭已由晋公进封晋王, 司马昭此时杀嵇康也就不必太忌讳舆论的压力了。当然, 史上对此碑的真假曾持怀疑态度。现知此文最早见于明代刘节的《广文选》, 其文作者可能原印作“嵇叔良”, 《广文选》改作“嵇叔夜”, 所以明代杨慎批评《广文选》错误太多时就举此例说:“近阅《广文选·阮嗣宗碑》, 乃东平太守嵇叔良撰, 而妄改‘良’作‘夜’, 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借杨慎所言否定它的真实性。姜亮夫先生在《历代名人年里总表》附录中也引了此碑文目录, 但其总表卒年栏内仍记嵇康死于景元三年, 大概他对此文也有疑惑[4]35。但《广文选》所改是有其推测依据的, 因为“良”和“夜”二字极为形似, 则可能由于原碑文模糊, 或后来书籍书写错误, 导致把“夜”当做“良”是极有可能的。况且此碑偏偏是为阮籍作, 而那时会另有和嵇康名字极为形似的他人为阮籍撰写碑文绝对让人怀疑, 而以阮籍和嵇康之关系, 又会有谁比嵇康作更合适呢?细揣碑文, 整篇文章清新俊逸, 跌宕开合自如, 乃大家手笔, 而其表现的玄学思想更与嵇康略同。因此, 嵇康极有作此文可能。由此, 嵇康于阮籍离世之后的景元五年被杀就较为明显了。

摘要：嵇康卒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至今未有确论。通过对《绝交书》写作时间、《晋书》所载史实以及《阮嗣宗碑》作者的考辨可知, 嵇康当殁于景元五年。

关键词：死因,阮嗣宗碑,景元五年

参考文献

[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97.

[3]杨慎.丹铅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卷十四.

“竹林七贤”之嵇康才情探析 第9篇

(一) 善解音律, 琴艺高超

嵇康对音律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 是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的《琴赋》, 深受时人推崇, 东晋时又把它作为音乐之赋的写作参照尺度。他的《声无哀乐论》, 被史学家推崇为“中国美学史上讲音乐的第一篇文章”。他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 不会因为人的喜怒哀乐而变化, 音乐本身并不蕴含快乐与悲伤, 声音就是声音, 哀乐只是人的主观情感体验而已。

嵇康的琴艺超伦, 他常常面对潺潺流水、青青翠竹, 弹弦抚琴。嵇康最喜爱的是《广陵散》, 声调绝伦, 不同反响, 听嵇康弹奏《广陵散》也成为朋友们聚会时难得的享受。

(二) 善于创作, 文学名家

嵇康的文学素养很高, 王夫之曾这样评论嵇康的诗:“虽体似风雅, 而神韵自别”。嵇康的作品很富有感染力, 一方面在于作品中的意境动人;另一方面, 在于他的作品能够折射出他非凡的人格形象。

最著名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涛在调任职位后想推荐嵇康接任他的职位, 嵇康听到消息后, 写了这封信拒绝山涛的引荐。在信中, 嵇康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 自己性情疏懒, 不拘礼法约束。全文见解精辟, 文辞犀利。与山巨源绝交, 实际上是与当权者司马昭绝交, 他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不与司马昭集团同流合污, 追求自由, 崇尚老庄, 寄情山水, 秉持自己的志趣理想。嵇康活得潇洒, 死也潇洒, 面对死亡, 神色自若, 不悲生命之逝, 反悲《广陵散》从此而绝, 这种超凡脱俗的精神, 放荡不羁的行为, 成为时代的象征, 也为后世的名士树立了人生楷模。

(三) 擅长清谈, 玄学大家

魏晋士人擅长清谈。当时司马氏和曹氏两大派争权, 政治斗争激烈, 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因此要特别注意讲话内容, 而最好的话题就是与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 远离政治和政治人物, 以免受到政治上的牵连。

竹林七贤中, 最能代表玄学人生旨趣的就是嵇康, 他和向秀一起在自家门前支起炉灶, 打铁为乐。因为嵇康是大名士, 又是曹操的孙女婿, 司马氏一心想除掉他, 所以他就用打铁来表明自己与世无争。有人慕名前来, 请他帮忙打制一些锄头、镰刀等农具, 他很高兴帮忙, 而且从来不收钱, 来人过意不去, 就送来酒和鸡, 嵇康也很高兴的收下, 并一起吃肉喝酒, 穷则自得其乐。

(四) 喜谈养生, 身体力行

嵇康经常和向秀谈论养生, 写了一篇《养生论》, 向秀不同意嵇康的观点, 就写了《难养生论》。嵇康再次加以反驳, 又写了一篇《答难养生论》。嵇康认为存在长生不老的人, 如果保养的好, 寿命就可以达到千岁以上, 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神仙, 之所以一般人没能达到神仙的境界, 是因为疏于保养。如何保养才能长寿, 嵇康认为要既养形又养神。养神是指人的精神恬淡清净, 不为外物所累;养形就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嵇康身体力行, 住在云台山, 经常到深山采药。他认为, 在自然界里确实存在某种特殊的药物能延长人的寿命, 然而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些药物的特殊作用, 或许即使知道了, 也没有坚持服用, 所以都没能长寿。这就是嵇康独特的养生论。

(五) 龙蛇起舞, 书法大家

嵇康的书法特别为人称道,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评论嵇康书法:“叔夜善书, 妙于草制, 观其体势, 得之自然, 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 虽在布衣, 有傲然之色。”而字如其人, 嵇康的书法透露出来的是他的孤傲人格的象征, 是淳朴无华的自然。

嵇康的魅力是伟大的, 他面对权贵时的那种淡然宁静、狂妄耿直的处世风范, 甚至面对死亡时的泰然自若, 哪一样都令人刻骨铭心。这就是嵇康, 一个蔑视礼法、崇尚自然的真性情男子。

参考文献

[1]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嵇康《琴赋》及其音乐美学造诣钩沉 第10篇

一、嵇康与《琴赋》

嵇康幼年时期就流露出非凡的音乐才能, 他对音乐的涉猎也非常广泛, 从古代名曲《白雪》、《清角》到当时流行的《东物》、《鹿鸣》等他都非常喜爱, 并且通常会产生深刻的领悟和理解。除此之外, 他还通晓多种乐器, 他精通笛、琴演奏, 还工于音律[1]。他弹奏的《广陵散》声调绝伦, 让听者无不心生悲怆, 自他死后《广陵散》成为绝响。除了这些音乐实践外, 他在音乐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他的《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作品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并将其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并称为“九弄”, 成为我国琴曲的经典名作。和《琴赋》一样, 他的《声无哀乐论》也是我国音乐美学里程碑式的作品, 对我国乃至世界音乐美学都具有重要意义。钱钟书评价它为“体物研几, 衡铢剖粒, 思之慎而辨之明, 前载未尝有。”

《琴赋》中共有一千九百余字, 赋首有序, 赋末有乱。在开篇描写琴材质所生的环境, 说椅桐生在崇山峻岭中, 日日吸收天地之气和日月精华, 并极言地之胜, 用以烘托椅桐的珍贵, 暗含了琴的珍贵。除了材质外, 嵇康在《琴赋》中还对制琴、琴的外在刻绘、演奏情状、琴曲发展、风格特色、琴曲的美感等都一一作了说明, 从多方面多环节对琴的整体之美作了细致描述, 这种整体多元的美学界定, 是从老庄的自然哲学下引申出的独立的琴美学, 借用琴的审美活动来表现人的独立、自由、超脱[2]。和同时代阮籍《乐论》中的观点比, 使我国古代音乐理论摆脱了审美艺术的史前期, 走向审美与艺术阶段, 从儒家的政治与伦理中得以摆脱, 从而走向独立的审美与艺术。

嵇康《琴赋》的成就与他对琴的深厚感情有着重要关系。在嵇康的所有音乐体验中, 与琴的结合最为密切, 在人们看来, 嵇康与琴是不可分割的两者。《晋书·嵇康传》常弹琴咏诗, 以修身养性。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自己的生平志向不过是安居陋巷中, 承膝下子孙之欢, 一杯浊酒, 弹琴一曲罢了。而后人关于他对琴的感情, 提得最多也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那一曲绝世《广陵散》。广陵本是郡名, 散是曲名, 所谓《广陵散》就是指广陵这个地方的曲调。这首琴曲出现在东汉末年, 但作者是谁无从可考, 只是曲子具有浓郁的楚地风格[3]。《广陵散》描述了战国时期的聂政, 为报父仇而独自进宫杀死韩王, 后毁容自杀, 是我国古代流传较广的一个悲壮故事。嵇康是从神鬼高人那里学得这首曲子的, 《晋书·嵇康传》中记载, 嵇康在洛西游行, 夜晚时在华阳亭引琴而弹, 突然出现一个自称“古人”的访客, 和嵇康讨论音律。兴起时向嵇康要琴而弹, 这首曲子就是《广陵散》, 他把这首曲子传给了嵇康。但是要求嵇康发誓不可把曲子传给他人, 并不能把他名字诉说给外人。后来的野史中也有不少类似记载, 这种说法自然不可信, 但是足以说明了《广陵散》的曲调绝伦“, 此曲只应天上有”, 所以后人才把来源神话, 也说明了只有像嵇康这样具有极高音乐造诣的人才可以学得此曲, 同时也预示了嵇康和聂政一样悲壮的命运。后嵇康被司马政权判为死刑时, 嵇康在行刑前请求再弹奏一曲《广陵散》, 神气激扬, 从容坚毅, 曲调中充满了悲慨激壮的意味, 南朝诗人江淹在《恨赋》用“秋日萧索, 浮云无光”形容此情景, 嵇康死后《广陵散》一代名曲, 终成绝唱。而这种悲剧结尾与古希腊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如出一辙, 使嵇康的生命充满了崇高静穆之美, 也使得嵇康有了我国古代文人少有的英雄式的豪气[4]。

二、《琴赋》中的美学思想

嵇康的《琴赋》是魏晋时期咏物赋的扛鼎之作, 也是六朝第一篇用琴写音乐的赋。之前比较著名的咏琴赋作有宋玉的《笛赋》、马融的《长笛赋》、阮瑀的《筝赋》、蔡邕的《琴赋》等。嵇康的《琴赋》在结构上和前人相差不大, 但是其音乐美学思想确和前人有很大不同, 序文中他明确指出之前只要是关于音乐的赋颂, 大都习惯于“危苦为上”、“悲哀为主”, 将音乐等同于悲苦情绪, 使得音乐作品有模式化之嫌, 违反了音乐本身丰富性的客观规律, 是不懂音乐的体现。嵇康在指出问题后随即进行了积极的变革和超越。前人描写嘉木生长环境时极言其险恶、荒凉, 充满凄苦之状, 而嵇康则是青壁万寻、高岩飞流、和风甘泉, 景致非常壮观雄美, 梧桐在这样的钟灵毓秀环境之下自觉得带有醇和、雅洁之质, 一改前人的危苦可怜之貌[5]。传说中“遁世之士, 荣期、绮季之畴”, 就是因为梧桐这样的特点, 才愿意用它来制琴的。嵇康认为“自然之和”就是音乐之本, 于是他极力通过“天地”“、日月”“、峻岭”等物来说明梧桐也就是琴是来自于自然, 而音乐是由通过琴弹奏出来的, 所以琴之本就是乐之本, 音乐也应以自然为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嵇康论乐, 最本质的美学思想就是音乐以自为本。

在对琴制成后的描写中, 嵇康赞其外在明亮、眼力, 且“新声惨亮, 何其伟也”;初调琴试音时, 奏妙曲, 能将《白雪》、《清角》这样旷古绝伦的曲子很好地弹奏出来, 有“崇山”“、流波”之势;冬夜弹琴时可以先谈《渌水》, 接着再谈《清徵》、《唐尧》, 最后以《微子》作结尾, “宽明弘润, 优游躇踌”;众音将歇时, “远而听之, 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 若众葩敷荣曜春风。既丰赡以多姿, 又善始而令终。嗟姣妙以弘丽, 何变态之无穷!”在这段描写中, 嵇康充分发挥了其遣词造句的文学功力, 用极其华丽的词语描写琴曲, 琴声的极其优美、清雅、奇伟, 使听者觉得妙不可言, 也是对琴音尚哀传统的完全颠覆。其实这正是对音乐本乎自然的再次证明, 音乐源于自然所以可以超越悲苦或者愉悦等具体情感的限制, 发出自然之音[6]。

在对琴曲产生效果的描写中, 嵇康肯定了琴曲可以感荡心志, 发泄幽情的作用, 和序文中的“肆志”“、广意”一致, 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首先从琴的构造谈起, 认为琴的各部分构造搭配协调, 琴声才能飘逸不同凡俗, 琴弦紧绷, 琴声才能清越悠扬, 弦间辽远, 琴声就会短促, 琴弦长琴徽阔, 琴声就会浮泛。即是说琴的构造决定了琴的音色, 从而组合起来产生特定的音乐效果, 所谓的音乐形象也就是基于这些音声效果有规律的组合。其次嵇康认为心情悲怆的人听到音乐后会觉得音乐僭懔惨凄, 愀怆伤心, 而不能自制;而心情愉悦的人听到音乐后会雀跃欢欣, 流连烂漫;而心境平和的人听到后, 会修身养性, 怡养悦愉, 恬虚乐古, 不考虑俗世之事。所以音乐之所以能让听者产生各种复杂不一的心理和情感体验, 并非是音乐本身有这种情感功能, 音乐本是自然, 只是听者在倾听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加入了自身当下的情感状态, 与音乐产生了共鸣。所以在音乐欣赏中, 听者的情感起主导作用, 赋予了音乐或悲或喜的情感, 即“哀心藏于苦心内, 遇和声而后发”[7]。最后嵇康认为非旷达之人, 无法与琴一起嬉戏游玩;非有深静之志的人, 不能与琴闲居一处;非心胸豁达之人, 无法与琴难舍难分;非心思极为精细者, 不能分析出琴音中蕴含着的道理。这种论调是对儒家正统乐论的挑战, 儒家一直认为音乐可以作为统治者教化民众, 实施德政的工具, 在他们听来, 音乐只是“危苦”和“悲哀”之音, 所以丰富多变, 能够给人带来高度精神享受的乐音, 被他们当做枯槁的教化符号而失去了音乐本身的美。而在对音乐有深厚造诣的嵇康看来, 音乐就是音乐, 是应该被当做独立的个体来用心欣赏的, 所以他能听出变化无穷的音乐之美[8]。

嵇康在这种音乐审美中, 融入了塑造独立人格、追求身心自由的思想。战国时期庄子提倡绝对的自由, 他塑造出来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射山上神人的藐姑等形象, 他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这些都是不为外物所缚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魏晋时期名士们由儒转道, 开始追逐老庄的这种自由超脱, 越名教而自然, 这也是我国古代史上老庄思想少有的具体实现的时代, 也是文人们在动乱政局下无所建树, 不再思考平治天下的举措, 而转向了生命价值和人生观的思考。魏晋人逐渐脱离了陈腐经学的束缚, 开始在文学、音乐、书法等多个艺术领域中追求个人的精神解放。嵇康“琴诗自乐”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来达到超脱外物凡尘的境界。这种个体的觉醒使得他认识到了琴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 为人与琴的天然契合奠定了基础, 人与音乐的魅力得以交融。嵇康的这种审美意识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 他酷爱自己精神的独立性、自由性, 才会推己及物, 去探究琴作为独立审美个体的价值。而嵇康在《琴赋》极言琴之自然的美学观念, 就是他对被任何事务束缚、统治的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的追求, 从而道出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性情、道德和精神, 也就是音乐的真善美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

摘要：嵇康是魏晋时代著名的音乐家、文学家, 是“竹林七贤”之首, 也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琴赋》是嵇康唯一保存下来的赋作, 也是他独特音乐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嵇康,琴赋,音乐美学

参考文献

[1]刘星瀚.以自体心理学分析嵇康及魏晋时期[D].浙江大学, 2011.

[2]刘伟安.游心太玄与任性宇内[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8 (5) .

[3]赵玉霞, 徐广振,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J].东疆学刊, 2009 (1) .

[4]卢政.生态美学视野中的嵇康[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 (4) .

[5]张俊荣.论“竹林七贤”超脱的真实内蕴[J].丝绸之路, 2010 (10) .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7]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A]士与中国文化, 1982.

嵇康不与贪官合污 第11篇

嵇康对当朝的权贵司马集团很是厌恶，羞于与他们同朝为官，因此退官还乡，过起了隐居的田园生活。他的好朋友山涛写信劝他：“不要冲撞司马集团，对他们的行为，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无需太冒尖。这样，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不然的话，很可能受到迫害，遭到不测。”

嵇康看到山涛的信后非常生气，他认为男儿生于天地间，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俯首哈腰地附和那些贪官污吏，而要有自己的骨气，不正确的人和事决不可迁就。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写进回信中，并由此与山涛断绝朋友关系。

当他把这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好友阮籍看时，阮籍竟被他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气节感动得热泪盈眶。阮籍称赞他是与邪恶势力格斗的真正勇士，而且他同样为山涛的没有骨气而抱憾不已。

由于嵇康的嫉恶如仇，不肯与司马集团合作，不久便被司马昭借“轻时傲世，乱群惑众”的罪名处以死罪。

浅谈嵇康之个性形成 第12篇

嵇康, 字叔夜, 魏晋“竹林七贤”第一人。善鼓琴, 工书画, 尤擅草书。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叔夜善书, 妙于草制, 观其体势, 得之自然, 意不在笔墨。若高逸之士, 虽在布衣, 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 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 自然意远。”唐代韦续《墨薮》云:“嵇康书, 如抱琴半醉, 酣酒高眠。又若众鸟时翔, 群乌乍散。”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者之一, 其个性形成必是主观客观多种因素称其融合, 消长的结果。而时代背景, 作为最重要的客观原因亦可从社会政治背景及思想文化背景加以探究。

随着大一统的分化, 社会动荡, 政治黑暗。嵇康一生中始终存在入世和出世的矛盾, 早在起少年时代开始就对历史上内圣外王的官场隐士十分仰慕。但当他目睹了官场腐败, 入仕前的热情与憧憬全部幻灭, 曹爽集团和司马氏你死我活地争斗更让他嗤之以鼻, 因此尽管与曹魏宗室联姻, 却并未丝毫贪图高官厚禄, 抑或碌碌追逐荣华富贵。嵇康对于人格的最高境界的定位是“内不愧心, 外不负俗;交不为利, 仕不谋路;鉴乎古今, 涤情荡欲”。

而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乃是另一个重要背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 魏晋玄学又称为“南北朝之新道家”。冯认为, 新道家的出现是对西汉末年依赖谶纬之学的反动, 是道家学说复兴的标志。因为自然主义是反对谶纬迷信的利器, 而在中国古代思想中, 道家最注重自然主义, 所以东汉及三国之际, 道家学说又渐占势力, 最终导致了新道家的产生。相比之下, 牟宗三先生认为玄学亦是儒家的大的歧出, “至乎魏晋, 则是道家之复兴。道家玄理至此而得其充分之发扬。王弼、嵇康、向秀、郭象, 其选也。适于此时而有印度佛教之传入。道家玄理之弘揚正是契接佛教之最佳桥梁。亦因此而拉长中國文化生命歧出之时间。所谓歧出是以正宗之儒家为准”。

由于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冲击加之统治者自身对名教的破坏, 名教日益出现危机。而随着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和东汉的谶纬哲学的失灵, 它的理论基础逐渐瓦解。加之士大夫基层中清谈风气也日益兴盛, 宗教理性转向了哲学思辨。“若历史承认有所谓时代精神, 为支配其时代心里之绝大势力, 其他一时发生之现象, 虽非时代精神可产生者, 而其其实亦手时代精神之支配。”那么玄学的兴起又究竟反映出什么时代精神了呢?首先, 何为“玄”?汤用彤曾说:“玄学”者玄远之学也。玄学之义甚多, 然其根本之义为玄远, 即远离实际, 侧重于宇宙本体的探究, 重在讲行上之学。嵇康以为, 宇宙的本源在“气”, “元气陶铄, 众生禀焉” (《明胆论》) , “浩浩太素, 阳浊阴凝, 二仪陶化, 人伦肇兴” (《太师箴》) 。大意是, 万物都禀气而生, “太素”分化为阴阳, 阳气清扬为天, 阴气浊凝为地, 进而化成万物与人类。

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竹林七贤大致持“越名教而任自然”, 而这正是嵇康首先提出的。那末, 何为自然呢?从“《六经》以扬引为主, 人性以从欲为欢;扬引则违其愿, 从欲则得自然。” (《难自然好学论》) 中可知, 他认为自然就是人的自然欲望。而又如何求自然之理呢?“善求者, 观物以微, 触类而长, 不以己为度也。” (《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 “理已足, 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 (《声无哀乐论》) 。针对王弼, 何晏精心论证的“名教出于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反应出什么呢?刘运好先生在《魏晋哲学与诗学》一书中写道:惟其“越名任心”才使他们行为稍有矫揉造作, 更多袒露人性的自然和真淳, 在并非刻意的追求中表现生命的本真。《玄学与长江文化》的作者认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正始文学家们殚精竭虑构建起的“儒本道末”理论模式的反叛, “强调社会功能秩序的儒家学说遭到蔑视, 而道家思想则得到了高扬”。“与‘儒本道末’理论模式相比,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完全抛弃了社会功能方面的考虑, 彻底转入了对精神已经别的开拓和理想人格的塑造, 将个体生命和精神超越的思考引向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而高华平先生认为, 竹林七贤虽都对当时社会由于名教的虚伪, 异化与道德人格分裂所导致的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具有清醒的认识和本能的反感, 但在解决名叫与自然的统一这一点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在高的博士论文中, 这种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阮籍的以“自然”取代“名教”的“任诞”式的统一方式;二是山涛、王戎型的假自然以致“名教”;第三种是纯任自然型的, 即彻底地“越名教而任自然”, 以阮籍, 向秀, 刘伶而代表;另一种独特地对名教与自然的态度和社会理想的, 就是嵇康型的。“却既非山涛式的使用政治权属、寄情酒色、韬光养晦, 亦非阮籍、刘伶式的完全绝望, 沉醉自欺, 转向肆情纵欲式的‘任自然’”。

笔者认为, 嵇康对于当时虚伪的名教, 异化的名教是十分厌恶及痛恨的, “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见《与山巨源绝交书》) , 提出要“以诵讽为鬼语, 以六经为芜秽, 以仁义为臭腐”, 并与“手执鸾刀, 以荐膻腥”投靠司马集团的山涛公开绝交 (同上) , 对虚伪人格表示强烈的蔑视和辛辣的批判;“睹文籍则目翘, 修揖让则变伛, 袭章服则转筋, 谭礼典则齿龋。” (《难自然好学论》) , 对名教发出了无情的诅咒;说其“造立仁义, 以婴其心;制其名分, 以检其外;劝学将文, 以神其教” (同上) 揭露了名教只是人为造作, 用于束缚人们的内心思想, 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 神化统治者的德治教化。无论高华平先生的分类是否准确, 嵇康的确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反抗着名教。“气静神虚者, 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 情不系乎欲。”“君子无措”更正是他对“任自然”的阐发, “贱物贵神”, 超越世俗的种种束缚, 遵循老庄的人生之道, 达到个体生命自由的超脱境界。

而魏晋风骨经历了近两千年, 在今天看来依旧显示出的独特“神韵”。两汉之前中国美学始终和别的东西相伴生, 或哲学或政治或社会或伦理的,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谈美学专门注重感性, 注重现象, 注重形似。嵇康“越名任心”, 弹琴肆志, 超脱世俗的羁绊, 远离的喧嚣, 在艺术的天地里, 尽情尽性, 陶醉自然。山泽林间, 他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操缦清商, 游新大象”。垂钓之际, 会友之时, 无不“临川献清酤”、“素琴挥雅操”。至临刑东市, 面对屠刀, 他仍从容不迫, 神色自若, 再一次弹奏倾注一生情愫的《广陵散》, 琴声寄托他对生命、对自由的热爱, 用鲜血浇灌凄艳的一书之花。于是, 短暂的生命超越了无限, 琴德与人心浑然为一, 与天地同在, 与日月同辉。

的确, 一支《广陵散》奏尽无尽的哀歌, 曲终, 人亡……临刑前叹道“袁孝尼尝请学此散, 吾靳固不与, 《广陵散》于今绝矣!”最终嵇康将自己生命的最高精髓溶入了琴音之中, 至今想来也仿佛仍在耳畔回绕……这就是嵇康, 一名在芒无归宿的乱世中自弹自乐的吟唱者, 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不为物累的超脱者, 在黑暗高压的政治下绝不低头的反抗者!他的高洁人格, 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 依旧屹立成一座巍然高山, 让后世之人肃然起敬, 举首仰望!

摘要：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者之一, 嵇康其个性形成必是主观客观多种因素称其融合, 消长的结果。而时代背景, 作为最重要的客观原因亦可从社会政治背景及思想文化背景加以探究。本文将从多方探讨嵇康个性形成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