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的测定范文

金的测定范文（精选4篇）

金的测定 第1篇

关键词：矿石,金,测定,密封溶样,火焰原子吸收法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的工作条件。

1.2 分析步骤。

1.2.1 试样。

试样粒径应小于0.074nm，经干燥后，装入磨口玻璃瓶中备用试样量：称取10～30克，精确至0.01克。

1.2.2 空白实验。

随同试样分析全过程做空白实验。

1.2.3 质量控制。

选取同类型国家一级标准物质2～5个，随同试样同时分析。

1.2.4 测定。

(1）称取试样10.0克置于25ml瓷坩锅中，室温放入马弗炉（将炉门口拉开点缝），升温到650°C保温一个小时，取出冷却后，将试样倒入聚丙烯封闭溶样瓶中，用水润湿，加5ml氢氟酸，再加30ml王水（1+1），盖上聚丙烯瓶盖并且拧紧，摇动聚丙烯封闭溶样瓶10s后，放入封闭式水浴溶样设备中，再沸水浴溶样一个小时，在溶样过程中摇动聚丙烯封闭溶样瓶几次，冷却后，打开聚丙烯瓶盖用洗瓶冲洗瓶盖，再加入50ml水，放入一块塑料泡沫，拧紧聚丙烯封闭溶样瓶盖并置于振荡器上振荡40min。取出塑料泡沫，用水洗去塑料泡沫上的样渣和酸，挤干后，放入加有25ml硫脲溶液的50ml比色管中，排除气泡，放入沸水浴中30min，趁热把塑料泡沫取出并拧干，试样溶液冷却后上机测定。

(2）工作曲线的绘制：

分别移取金标准溶液（50ug/ml）:0ml;1ml;2ml;4ml;8ml;10ml；于50比色管中，用硫脲溶液稀释刻度，放入沸水浴中30min取下冷却，即配制成：0.0ug/ml;1.0ug/ml;2.0ug/ml;4.0ug/ml;8.0ug/ml;10.0ug/ml的金标准系列。

2 结果讨论

2.1 样品溶解前的预处理：

金矿大多数都与许多矿物共生，这些共生的矿物和元素大多数对测定金有影响。其中有一部分是挥发性元素，例：硫及硫化物、砷及砷化物、汞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碳尤其是有机碳对金测定时样品的溶解和分析结果影响很大。有些元素例如：硫在王水中溶解不完全时可包裹金使金溶解不完全，所以必须除去。除去挥发性元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灼烧，灼烧可以除去硫及硫化物、砷及砷化物、汞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碳等挥发性物质。试验证明金矿的灼烧不是随意的，含不同杂质灼烧时的方法及温度有一定的区别：一般样品可以采用：将称在瓷坩埚中的样品在室温（或≤20°C）下放在马弗炉中，逐步升温至650°C～700°C，开始计时经1～1.5h灼烧后取出进行下步测定工作。

2.2 当样品中含有卤化物时，温度260°C会有卤化金挥发损失，

所以一定要保证样品室温入马弗炉中，然后再逐步升温至650～700°C保温1h。灼烧温度也不能太高，如果超过700°C砷可以生成As-Au合金挥发、其它如辉黄铁矿中之金、碲金矿也会有挥发损失，温度太低时不仅灼烧时间加长而且挥发性物质灼烧不尽，所以必须保证马弗炉炉温维持在650～700°C这样灼烧的金不会损失，而且挥发性物质也可除尽。

2.3 不含易挥发性物质的金矿，不需要灼烧，含有硫、碳等挥发性杂质的样品必须灼烧。

一般要搞清楚样品的各种成分及含量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只要把样品在室温时放入马弗炉中逐步升温至650～700C°保温1h，如遇到（2.2）的情况可适当延长1～2h直至灼烧到易挥发杂质除净。这样做就是在不知道样品的各种成分及含量时，既存在易挥发元素也会保证除尽，不会影响测定金的质量。

2.4 样品溶样前经以上方法处理后，采用封闭溶样测金结果与不封闭溶样测金结果如下：

3 方法检出限和精密度

按选定的方法条件，以12件空白溶液的3倍标准偏差作为检出限，得到本方法的检出限为0.01X10-6。

4 结论

封闭溶样方法是采用无污染溶样，克服了王水溶金的不足，具有操作简单快速，准确度高，不污染环境，节约试剂，节约用电等优点，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快速测金方法。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都能达到分析要求。

参考文献

[1]有色地质分析规程(上册)[M].44-45.

镂金的衫袖 第2篇

实际上，在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群的其他墓葬中，同样出土有金箔贴饰的服饰，如M14墓出土的贴金绮袍残片、贴金衣背残片、贴金绮裙下摆残片、贴金衣褶残片，M17墓出土的贴金绮夹襦等等。经专家研究，这些墓葬及其随葬物品的年代，被定在东汉到魏晋这一时段。这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服装上以贴金做装饰的记载，大致上也是出现在同一时期。

比较明显的例子，如《南史·萧正德传》中记载，梁武帝时，四大恶少之一董暹有“金帖织成战袄，直七百万”。此外，南齐东昏侯萧宝卷骑马出行的时候，总是戴“金薄帽”（《南史·齐本纪》）。金箔，在当时的文献中一般写作“金薄”。这一时期，人们对于金箔的认识，以及对金箔制造技术的掌握，显示在晋人陆《邺中记》（《四库全书》版《说郛》卷五十九）对石虎仪仗的描写中：

石季龙作“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四库全书》所收《十六国春秋》中，此句后有云：“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采（彩）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帖其中，细缕缝其际，虽掩尽而彩色明澈，看之如金可取，故名“莫难”也。季龙出时，以扇挟乘舆。

这是一种工艺很复杂的仪仗扇：把黄金打成薄如蝉翼的“金薄”，也就是金箔。然后，在金箔两面都用彩漆画上当时最时兴的神仙、仙境题材，做成一张金箔的扇面。再把扇面划分成三寸或五寸大小的一个个小格，用透明的云母片一一贴上去，直至云母把整个扇面覆盖。最后，用细缕——应该就是黄金的细丝——填充云母片之间的缝隙。这样，虽然画着彩画的金箔上面覆盖了一层云母的保护层，但是，通过透明的云母，人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扇面，给人的幻觉，似乎那彩画的金箔触手可及，这也就是其“莫难”一名的由来。石虎出行的时候，就由侍从们高举着这样辉煌的金扇，随行在乘舆两侧。

新疆出土的汉晋时代服饰上的点点金箔，让我们知道，用“纯金”“打”成“如蝉翼”一样轻薄的金箔，在石虎的时代，肯定不是什么太稀罕的事情。实物与文献互相印证，恰恰清楚证明了当时金箔打制技术的成熟水平。技术的成熟，当然是金箔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前提。当时，人们的首饰、衣服、鞋以及居室布置，都用金箔加以装饰。如东汉繁钦《定情诗》：

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

西晋张华《轻薄篇》：

足下金薄履，手中双莫邪。

陆《邺中记》：

（石虎）帐顶上安金莲花，中悬金薄织成碗囊。

营盘古墓出土实物，展示了这一时期在服饰上运用金箔的具体工艺：

M14：8-1，贴金衣襟。……用粘合剂将切好的小三角形金箔（底边宽0.35—0.4、高0.45厘米）粘贴在各个布片上，每片粘15枚，上下相错排列成三角形。……在绢条和加缝的布片斜缘上贴连续的圆形金箔（每枚0.4—0.5厘米），形成连珠纹。大部分金箔在出土时已脱落。（《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一九九五年发掘简报》，《文物》二○○二年六期，30页）

简报中尚有多处关于贴金衣饰的介绍，其手法都是一致的：把很多剪切成小片几何形的金箔贴到衣料面上，组合在一起，形成几何形状的复合图案。在看到这样的工艺手法之后，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文学描写，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如南朝沈约《少年新婚为之咏》中所道：“罗金薄厕，云鬓花钗举。”

“厕”，在汉代，常用于漆器、金属工艺中，如《西京杂记》中的例子：“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天子笔”）“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光射人”）“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四宝宫”）“皆以杂宝厕错翳障。”（“日射百雉”）在这些描写中，“厕”和“错”，都是指当时奢侈品上流行的装饰手法：把金、银、宝石、羽毛等切成小片、长条或细丝，利用粘合剂固定在器物表面上，形成“拼嵌”、“镶嵌”的花纹。但是，在丝罗的衣料上如何进行“镶嵌”？本来让后人很困惑。营盘古墓贴金服饰实物的出土，让我们明白，沈约诗中所云“金薄厕”，显然是借用金银宝石镶嵌工艺的词汇，来形容服饰上独特的装饰手法：把极薄的金箔切碎成圆、方、三角等形状的小片，或细长的窄条，有规律地在丝绸衣服上拼贴成花纹。M17墓出土的贴金绮女夹襦，恰恰是在下摆上有一道贴金黄绢缘边，可以作为“罗金薄厕”这一诗句的视觉注脚。

同样，《西京杂记》中，记载赵合德呈送给赵飞燕的礼物，有“金错绣裆”，也是借用当时金属镶嵌工艺的习惯用词“错”，转而形容金箔贴饰服装的做法。裆，应该是“裆”的简称，意为坎肩儿、背心。因此，“金错绣裆”，就是赵合德送给赵飞燕的一件贴金绣花坎肩儿。

不过，非常有意义的是，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并不满足于借用“厕”、“错”等漆器、金属工艺中的传统术语。对于剪刻金箔以贴饰服装这一手法，出现了专业称呼。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四库全书》版《说郛》卷五十九）中有云：

正月七日……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

这里，金箔加以刻、剪等处理，制成小片图案，被称为“镂”。庾信《春赋》中恰恰谈道：

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

“镂薄”者，镂刻金箔成纹，以便贴饰在衫袖上，正好与下句的“穿珠”相对。另外，《三国志·夏侯玄传》有云：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整句话都是在谈论服饰的奢靡，“金银饰镂”是作为衣料的一种，与绫锦等罗列在一起，“服……金银饰镂之物”，也就是说，“金银饰镂之物”是用来穿在身上的。结合“镂薄窄衫袖”一句的语意，以及新疆出土贴金衣物的实物参考，可以认为，用金箔、银箔刻成的小片图案来贴饰服装，对于这一行当，当时比较专业的称呼是“镂薄”、“金银饰镂”。换句话说，在那时，“镂”如果与金银箔或服饰联系在一起时，就不是指金作、木作中的雕镂、镂刻之意，而是指“金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贴金”。如此，则《晋书·石季龙载记》中所言：“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其中“金银镂带”一项，就是指在腰带的皮或丝面上加以贴金、贴银装饰。

至晚在三国时期，服装贴金工艺就成了独立的行当，拥有专门的工艺名称，这应该说明，贴金服饰在当时是何等的成熟，何等的受欢迎。直到南朝末期，陈后主即位之初，还曾专门下诏，将这一工艺列在禁绝之列：

镂金银薄、庶物化生、土木人、彩华之属，及布帛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并皆禁绝。（《南史·陈本纪》）

朝廷要专门发布诏令加以禁绝，正可以看出贴金银工艺在当时的红火程度。实际上，对于这样的贴金衣料，三国时，夏侯玄就建议朝廷一定要严加限制，可是，一直到南朝末年，朝廷换了好几代，同样的努力却还在继续着，只能说明贴金服饰太受欢迎，根本不可能杜绝。

《全三国文》中载魏文帝曹丕《诏群臣》文，其中谈道：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

因为已经事过境迁，我们不太清楚作者当初发话时的具体语境，文中这一段话就显得不太好理解，揣其大意，是在批评蜀锦、蜀地的工艺品质量不行，作为一种反证，证明曹魏等于“中国”，等于正统。其中要注意的是“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一句。史书记载，从东汉以来，陈留襄邑就以生产一种特殊的“织成锦”而闻名，据说到了“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东汉王充《论衡·程材篇》）的地步。那时，朝廷仪式上公侯百官的礼服衣料都是在襄邑定制，其中，如“虎贲将虎文裤，……虎贲武骑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后汉书·舆服志》）。曹丕说“像咱们这儿织的如意虎头连璧锦……”“虎头”、“连璧”显然是指锦的纹样，似乎与东汉以来的“织成虎文”传统纹饰有传承关系。更重要的是，营盘墓地M8墓出土的锦枕面，织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的字样，而一九五九年新疆出土的彩锦女袍也织有“万世如意”的字样。根据《邺中记》等书对于锦名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按那时的习惯，“如意虎头连璧锦”一名中，起头的“如意”二字，乃是指锦中织有带这两个字的吉语。因此，这是一种在虎头、连璧纹中夹织有“如意”吉语的彩锦，是当时最贵重的“织成锦”，只有襄邑才能生产。

但是，在这一最珍贵、最本土的高级面料上，“亦有金薄、蜀薄”，其意思似乎是，对这种贵重的“织成锦”再加以“镂薄”，贴上金箔的小片花纹。“蜀薄”不知何意，从曹丕刚批判过蜀锦的情况来看，也许是指蜀地加工的金银箔。推测这段话的意思，仿佛是说，蜀锦中就流行“镂薄”，由此，才有接着一句的“咱们这儿织的如意虎头连璧锦，也带有金箔、蜀箔”。似乎，当时生产的锦，包括最为贵重的织成锦，都流行在锦面上加贴金箔，也就是在织锦上进行“镂薄”，把贴金锦作为最终的出品、作为一个特殊品种，推销四方。《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兵部”“防汗”条记载：“《魏百官名》曰：黄地金镂织成锦障泥一具，又织成防汗一具。”（中华书局一九六○年版，1651页）“黄地金镂织成锦”一词，显示三国时期确实流行“镂金薄”的织成锦；陆《邺中记》也提到，十六国时，石虎的豪华大帐“悬金薄织成碗囊”；《南史·萧正德传》中“金帖织成战袄，直七百万”的记载，则显示如此极端奢侈的衣料直到南朝也还存在。不过，据曹丕说来，这一特殊品种质量不太过关，不知此话是出于政治立场的判断，还是确实反映了事实。据考古发掘简报介绍，营盘古墓出土的“镂薄”服饰，普遍有金箔脱落的现象。不过，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考验之后，居然还能有部分金箔贴牢在丝织品上，这才更叫人惊奇。

“金饭碗”是金的吗？ 第3篇

笔者于2011年加入公务员队伍。犹记三年前那个夏天，收到政审通知时，父母在兴奋之余也长长松了口气。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刚迈出象牙塔就找到一份公务员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从那时起，亲朋好友对笔者说过的话无非几种，“你真幸运，找到了‘金饭碗’，工作轻松，旱涝保收，福利待遇好，吃喝有公款，出入有公车”；“别看公务员工资低，等你渐渐有了权力，就可以有‘灰色收入’了”；“以后你可是公务员了，要是我们犯事儿了你可得帮衬着点啊”。最初，笔者还能附会着笑笑，可随着在检察预防部门工作时间渐长，形形色色的职务犯罪案件接触多了之后，每当再听到这些话时，笔者只能陪着苦笑，每当听到“金饭碗”这个词时，笔者就感到刺耳。如果真像他们所言，恐怕离丢“饭碗”也不远了吧。

都说公务员是“金饭碗”，笔者不敢苟同。如今要捧稳这“饭碗”也不容易，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反腐之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真枪实弹督促着公务员们捧好、捧稳手中的“饭碗”。

奢侈浪费之路走不下去了

曾经那些高端大气上档次，让老百姓望而却步但依旧生意兴隆的酒店，最近变得门可罗雀。门口的豪车少了，后院的垃圾少了，服务生不再忙忙碌碌，保安不再趾高气扬，偶尔来了客人，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笔者一次去成都时发现，当地高档餐饮万年场“狮子楼老火锅”开始大打平民牌。这家店2013年营业额下滑，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老板杨祖伟决定拆掉“狮子楼”的金招牌，改名为地气儿十足的“大同味”，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换成了落地玻璃门，门上贴着新招牌、新菜单。常从万年场经过的市民都说，“狮子楼”这块牌子在万年场挂了20多年，能够出入这片地方，那绝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如今，新面子、新里子，改头换面后，火锅店最便宜的荤菜只要4元。“很多高档酒楼都关门了，我们必须适应形势。”老板杨祖伟感受到了大形势下的“寒意”。大杀吃喝风砍断了高档餐饮业的财路，作为曾经的消费主力军，一些公务员干部不敢公款宴请，不敢铺张浪費，习惯了大鱼大肉，如今也得咽下粗茶淡饭。

“义气”不靠谱，“爱情”最危险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中国人最讲究“人脉”，特别是对于公务员队伍，人脉成了职场制胜法宝，很多人靠巴结上级、笼络下属、交“铁哥们”巩固地位并往上爬，他们管这叫做“义气”；“男人有权就变坏”，当上领导干部不发展几个情人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地位，他们管这叫做“爱情”。

“与2006至2011年相比，我们这几年收入锐减，显性福利少了很多，隐性福利更是大缩水，八项规定和各种规章制度，让我们这些‘隐形特权人’感受明显。”一次，笔者在同一名从珠三角返乡创业，曾在厅级单位为领导服务的司机交谈时，了解到其近几年的各种收入状况。他口中的显性福利除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外，还包括“安全风险抵押金”、购物卡等，隐形福利则包括跟着领导下乡检查时地方上送的土特产或合作企业送的礼品，并通过领导介绍买到平价房，获取了就业、上学、资金流转信息等。

如今的年轻人喜欢通过网络媒体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笔者也不例外。2013年4月，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将矛头指向河南省洛阳市政府纠风办副主任，称其遭情妇举报。随后洛阳市纪委全面介入调查。本应纠正他人的行为作风，结果自己却“东窗事发”，这名纠风办副主任的经历真够讽刺。据说有25%的落马官员都是毁于情人之手，难怪现在流行“情人、二奶成反腐重要力量”的说法。

珍惜“饭碗”从我做起

有人说“金饭碗”不容易，动不动就被调查、被举报，真是苦不堪言啊。可笔者要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本身恪尽职守，胸怀坦荡，将“饭碗”捧得四平八稳，又何来“叫苦”一说呢？与之相反，笔者认为，应该让这股反腐之风来得更猛烈些，将贪婪、奢靡、懒散的杂草连根拔去！

作为一名入职不久的八零后公务员，我对“金饭碗”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理解。都说公务员是“金饭碗”，的确，在政府出台各项制约公务员的规定之前，由国家供养着的一些公务员们养尊处优，给群众甚至公务员自己造成了“金饭碗”的假象，一些干部甚至敢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触碰司法与道德的底线。然而，公务员最本质的责任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公务员“饭碗”的本色不是“金”，所谓的“金饭碗”不过是“镀金”。十八大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反腐之风，其目的就是要让公务员一职返璞归真，冲洗掉那层虚假的“镀金”。

作为一名八零后预防干警，我深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八零后年轻人思想开放、个性独立的特点，使这一代公务员对腐败的“糖衣炮弹”有着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并能更好地为群众和社会服务。同时，我们新一代公务员要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努力践行肩上使命，鼓动广大干群全力参与反腐、防腐，做一名真正的人民公仆。

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 第4篇

金的这个决定，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他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他相信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隐含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需要用爱去唤醒，用同情心来培育。为了唤醒更多民众的良知，他必须冲破法院的禁令，以身试法，以道义的力量，显示法律的不公。为此，他和几位宗教领袖一道，起草了一份“关于禁令的说明”：

我们凭着自己的良知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不公平、不民主、践踏宪法的法律程序。我们的拒绝并非由于我们无视法律，而是出自我们对法律怀有的最崇高的敬意。这并非企图逃避或是违抗法律，或是从事无政府主义的骚乱。正如我们的良知使我们无法服从不公平的法律一样，我们也不能尊重滥用法律的行为。

我们相信以公义和道德为基础的律法制度。由于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深深的喜爱，也由于我们强烈要求净化亚拉巴马州的司法制度，我们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对其引发的后果，我们也有充分估计。

金所领导的这场游行，得到了众多黑人的支持，当然也激怒了严阵以待的警察。金和他的同伴被投进了监狱。这不是金第一次进监狱，一九五六年，在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种族隔离的运动中，金就曾被逮捕，但很快获释。一九六二年，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声援自由乘车运动时，金也曾两次被捕。他以自己的行动，一再质疑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法。虽然屡被逮捕监禁，但并不愤怒，也不诉诸暴力。

金的这种非暴力不服从思想，起源于他的中学年代。一九四四年，十五岁的金第一次读到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他那拒绝同罪恶制度合作的观念颇具魅力，我大为倾倒，反复诵读”。梭罗因为拒绝缴纳自己不认同的税收，而被关了一夜。那一夜，他的思绪超越监狱的石墙，集中于法律、正义与良知：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只做自己认为正当的事。

梭罗让年少的金第一次接触到非暴力反抗思想，此后数年，他一直念念不忘。但真正使他将这种非暴力反抗理论应用于社会冲突的，还是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让金看到基督之爱的巨大力量。在此之前，金觉得，“转过右脸”和“爱你的仇敌”之类的哲学，唯有当人与其他个人冲突时方才有效，而种族团体与民族之间发生冲突时，则需要更为现实的办法。但是，甘地将耶稣爱的伦理，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至强大而有效的大规模社会力量。在甘地强调的爱与非暴力当中，金发现了经年累月苦苦求索的社会改革方法。他决定将这种方法，用于南方黑人的抗议活动。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蒙哥马利市实施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上，疲惫的罗莎·帕克斯夫人因为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逮捕。为了声援帕克斯夫人，金和几位宗教领袖号召黑人市民抵制公交车，步行或者搭乘朋友的私家车上班。金将公共汽车公司视为邪恶体制的外在形式，他要像梭罗抗税一样，抵制种族隔离的邪恶体制。他成功了。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几乎没有黑人乘坐公交车，蒙哥马利市当局被迫让步。在这期间，金和他的家人多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他克服了恐惧，也没有以暴易暴。

蒙哥马利抵制运动标志着对南方生活方式的首次有组织、持久、群众性非暴力反抗，是美国黑人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转折点。蒙哥马利也为黑人提供了非暴力抵抗这一全新社会工具，让他们能够以道德的手段达到道德的目的。非暴力的集体抵制，有效地收缴了对手的武器，揭露出对手的道德防线，削弱他们的士气，同时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良知。

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迈向自由：蒙哥马利故事》一书中，金将自己所倡导的非暴力哲学总结为六个基本方面：一、非暴力抵抗并非懦弱者使用的策略，而是勇敢者反抗的手段；二、非暴力并不企图打败或者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们的友谊和理解；三、非暴力针对的是罪恶势力，而非行使这些罪恶的人；四、非暴力是甘心受苦而不求报复，甘心挨打而不求还击；五、非暴力要避免的不仅是肉体的外在暴力，也包括精神的内在暴力；六、信仰非暴力的人总是深切瞩目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终将属于非暴力的正义一方。

马丁·路德·金认为，真正的非暴力抵抗并非一味地屈从于邪恶势力，而是用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邪恶；与其把暴力强加于别人，不如我们就选择充当暴力的受害者吧，因为前者只会使暴力和仇恨在人类社会更加猖獗，而后者却会在反对派心里产生一种耻辱感，从而起到最终转变思想、重新做人的作用。

蒙哥马利之后，金已经成为南方黑人不服从运动的当然领袖。为了更好地领导黑人的抵抗活动，一九六零年初，他举家前往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随后参加了州内的静坐抗议和自由乘车运动，两次被捕入狱。但每一次入狱，都使他更坚定了非暴力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六三年春，金再次来到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领导和参加当地黑人的抗议活动。他们在公共场所静坐抗议、游行示威，号召黑人抵制种族隔离的商店。他们冲破法院的禁令，手挽着手走向监狱。从四月十二日到四月二十日，金在伯明翰监狱度过了八个日夜。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虽然暂时阻断了金与高墙之外抗议行动的联系，却正好给他时间来回应教会内部牧师的批评：他们觉得金目无法纪，藐视法庭和法律权威，给黑人带了个坏头；而且，金住在亚特兰大，根本不应该到伯明翰来带头抗议。

但是，金并不这么认为，他是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席，伯明翰的教会是大会的一个分部，他应邀来到伯明翰，组织这场抗议运动。在《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金详细回答了几位牧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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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所有的社区、所有的州，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我无法闲坐亚特兰大，对伯明翰发生的事情却不闻不问。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遁的网里，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

对于自己故意违法的指责，金的回答是，法律有两类：公正的和不公正的。“我坚决主张服从公正的法律，每个人都得服从公正的法律，这不仅是法律责任，也是道德责任。反之，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拒绝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因为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恶法非法”，不公正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

至于如何区分公正的法律与不公正的法律，金也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公正的法律是人类制定的，同时也和道德律或上帝的律法是一致的。不公正的法律就是与道德律不和谐的法规”；“不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但与永恒的自然法相违背”。在金看来，任何高举人性的法律都是公正的，任何贬低人性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所有种族隔离条例都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伤害人的身心，扭曲人的个性。它让种族隔离分子误认为自己是人上人，而让受隔离的人误认为自己是人下人。

因此，金决心要改变这些扭曲人性的种族隔离法，他采用了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方式，取得了巨大成效。他认为自己并非逃避或者无视法律，因为他甘心接受法律的惩罚；他以这种方式唤醒民众的良知，告诉他们法律的不公之处，这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法律的最崇高的敬意。

有些人觉得金过于着急了，应该接着隐忍等待，等待一个更加适合的时机，让时间来抚平所有的沟壑与创伤。但金认为，时间并非万能。“实际上，时间是中立的东西，它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邪恶的人之利用时间，将会比善良的人更其有效。我们得在这一代进行忏悔，不仅因为坏人们充满仇恨的言辞与行为，也因为好人们骇人听闻的沉默。”金很清楚，人类的进步，绝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自动实现，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自由也绝不会由压迫者自愿赐予，而必须由被压迫者努力争取。

白人稳健派希望黑人遵守现行的法律与秩序，不要使事态更加紧张。然而，“法律与秩序的存在，乃是为了建立正义的目的；而若其未曾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和秩序便成了危险的制度性堤坝，阻挡了社会进步的洪流”。“我们这些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并未曾制造紧张，我们只不过是将早已存在的潜在紧张带到了表面。我们使之公之于众，好使人们能够看清它，解决它。疖疮不破，便无法治好。”同样，所有的非正义，也都必须揭露出来，“才能让人类良心的阳光与全国舆论的空气为其治疗”。相反，消极地接受一种不公正的体制，便是与这体制合作；因之，被压迫者也就变得与压迫者同样的罪恶。不与罪恶合作，和与善合作一样，都是个人的道德责任。

马丁·路德·金要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唤醒全社会的良知。他从伯明翰监狱发出这封长信，被各类报刊多次转载，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共鸣。正如金自己所言，那些为争取平等权利而静坐在餐台前的上帝的孩子，实际上正是在坚持美国梦的精髓：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这是所有美国人的梦，它源自《独立宣言》，又被内战期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所重申。

一九六三年恰逢“解放宣言”生效一百周年，当年夏天，美国民权人士再次组织声势浩大的华盛顿游行，纪念这份伟大的文件，以及发布这份文件的伟大总统林肯。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五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华盛顿，在林肯纪念堂前集会，金应邀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喊出了自己心中的美国梦：“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崛起，履行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辨自明的，所有人生来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奴隶和奴隶主的儿女们会像兄弟姐妹一般同围坐一张桌子共同用餐。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可以生活在一个国度，那里不再以肤色取人，而只重视他们的品格。”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金一生民权事业的巅峰，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里程碑。此后，黑人民权分子急剧分化，很大一部分人转向暴力与直接对抗，大大削弱了运动的整体力量。一九六八年四月，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带着未竟的梦想，离开了他所深爱的黑人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