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指向范文

精神指向范文（精选8篇）

精神指向 第1篇

一、人与媒介、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

(一) 人与媒介关系的悖论

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诚然是媒介批评的基本问题, 也可以说正因为人与媒介的关系存在问题, 这才有了解决问题方式之一的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理论也就是立足于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立场的关于媒介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批判。 ”[1]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创造媒介和创新媒介使用方式, 而且媒介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独立性, 即一定程度上它遵循技术规律又超越技术, 受制于和反作用于社会规律以至于心理规律, 它既丰富了人类生活生产和创造活动, 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固有秩序, 它与人一样既有天使的一面又有野兽的一面。 这里面的道理如果用麦克卢汉的理论来解释似乎就很简单了。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 在他看来媒介的延伸是媒介自身的内在“冲动”, 或者说媒介与它的环境 (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 共谋了对“人”的主宰, 或者说, 使人类疲于奔命似的追求与媒介的“和平相处”。 麦克卢汉说:“一种媒介有自我转换为另一种媒介的功能。 既然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肢体和感官的延伸, 既然我们在经验中习惯将一种感觉转换为另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延伸后的感官或技术, 将一种形式转换和融合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加以重复, 就不足为奇了。 ”[2]

当前, 我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 手机、互联网、微信、微博以及媒介融合, 使我们的生活处于媒介环境中, 这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 同时也“麻醉”了人们的中枢神经, 使人们多数时间沉浸于信息或知识的海洋中难以自拔。 新媒介开拓了一些新的可能、新的天地, 同时, 它也灾难性地打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缓慢平静“相待”的时空距离, 使远未充分接受媒介素养洗礼的人们卷入媒介世界中而不能自救, 如网瘾、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正如郝雨先生所言:“新媒体的发展弱化了主导阶级权利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紧要性, 但又突出地强化了对这种无中心的、 虚拟的个人主义意识和行为批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二) 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共轭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依赖于人类超越于物的对人文精神的不懈努力, 人文精神意味着人对过去、现在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望, 它内含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即人和人类的发展应当有其自身的法则, 有其应然的秩序, 违背了它, 人类就会陷于悲惨与不幸的境地;同时, 人的活动应该出于人, 为了人的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控, 使人类自身的言行举止在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使人类不至于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为了达到自由与全面的发展, 人类不断地发明与创造着媒介, 不断地超越人作为类存在的局限, 然而基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 人类又不可能永远自如地操控好媒介为自己服务。 即便是服务, 又分为施政者还是为人民服务, 是为当下还是为未来服务。 而要分辨出这些又需要看效果, 而一旦效果显现, 就会发现我们有所失去, 这也是发展的代价。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代价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媒介运作既不会造成施政者 (操控者) 的霸权, 而导致公民的失语;又不会形成公民的众声喧哗, 为了一人的自由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换句话说, 社会能够以良好的媒介素养理性地使用媒介。 柯泽在其著作中将传媒理性分为传媒政治理性、 传媒文化理性和传媒经济理性。 传媒政治理性保障了人们的言论自由, 体现了民意; 传媒文化理性表现为传媒能传承人类核心价值、传承民族人文精神;传媒经济理性则表现为意见多元和自由竞争, 实现伦理道德与市场的统一。[4]

从应然性而言, 媒介应当承载人文精神, 传承与发展人类理性, 使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从实然性而言, 媒介却又不那么温顺、不那么理性, 总是会出轨与越矩, 陷人类发展于种种隐忧之中。 正因如此, 我们需要媒介批评, 为媒介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违背人性的方面提出反思与评价, 从而规范媒介, 或者引导媒介走上正轨, 其实,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媒介的发展才获得了永恒的动力。 这就是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媒介批评, 一般是指基于人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等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考量而对媒介的内容、形式、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甚至受众进行的多维评价。换句话说, 媒介批评显然是要有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的, 而这个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 可以归结为人文精神。 因此, 媒介批评“具有对媒介的监视功能”。[5]

因此, 我们可以说, 人类的人文精神本身也不是天生的, 是人类在发展中积淀的用以维护人类发展的指导思想; 它既是媒介发展、 媒介批评的指导原则, 又是媒介发展和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媒介批评总是呵护着人文精神、创新着人文精神。

二、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的出发点

正如上文所言, 媒介应当传承和创新人文精神, 而现实中媒介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 甚至破坏人文精神, 造成人文精神缺失现象层出不穷。 虽然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媒介的“罪过”却是关键的。 媒介在当代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创造的“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落差, 引发了社会危机。 一方面“媒介真实”遮蔽“社会真实”的强度、深度、广度, 使人们对媒介的信任度降低;另一方面“媒介真实”夸大的“社会真实”, 使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社会矛盾被放大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 而这两种状况, 都不利于人文精神的维护和创新。 前者没能使人们意识到人文精神的缺失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内在精神机理。 当前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 其实正是对这种问题的回应, 但是这种学术话语太抽象, 大众不易接受, 人文精神就不能落到实处。 广州“小悦悦”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 虽然有过讨论, 但却没能引发全民性的反思以至于产生国民性的重塑, 是令人遗憾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介未能充分体现社会的良心功能, 未能设置议程、引导舆论, 促进人文精神在当下的发扬。 而这正是媒介批评的着眼处, 也反映了媒介批评缺乏的严重性后果。 进而言之, 我们期望当每一重大事件中一旦媒介不在场、失声, 或未能正常发挥其传播信息、监测环境、传承文明等功能时, 就应该通过媒介批评, 督促其履行“社会公器”的职责。 然而当前中国的媒介生态中, 由于种种原因, 媒介批评群体未能生成, 媒介的健康发展就难以期待, 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就难以形成, 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就难以实现。 我们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媒介批评是以维护人文精神为出发点而确认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合理性。

三、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的根本原则

人文精神的落脚点在“人”。 而人文精神关注的“人”又是有 “文”的人, 即理性自觉和充沛情感融于一身的“人”。 之所以还要强调“精神”正是因为“人文”作为人类活动的精神结果是庞杂的, 意义与价值也是多层次的, 因此, 有必要抽取精华, 即以人文中蕴藏着的核心价值即“精神”来统领, 这样, 人文就有了“精神”、有了主心骨。 张汝伦先生认为“人文的基本意思显然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关系、 条理和秩序, 但这种关系、条理和秩序是隐性的, 即不是明文规定的制度, 而是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 就其先天性而言, 其不是人为规定, 而是人类生活历史的自然产物, 它是先天的;就其绝对性而言, 它就是天理, 违反了它就是伤天害理, 就不能算是人。 人文首先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 但它也是自然与人关系的当然之理”。[6]张汝伦先生呼吁关注人文的物质基础, 即身体需要。 不能抛弃人的身体需要而空谈精神。 这其实也是反人文的。 因此, 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提倡一种精神时, 不能把人都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要肯定人的正当需求。 否则, “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大鸣大放的媒介宣传所导致的灾难还有可能重演。 媒介的创立和变化都应围绕人文精神来展开, 而媒介批评则是对媒介有违人文精神的地方适时适当地做出批评, 引导媒介成为呵护人文精神的重大助力。 正如郝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媒介制约和削弱了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 一方面异化了他者, 另一方面也异化了自身。 如果不清理这种异化, 那么人文精神是无法得以高扬的。

相对而言, 西方的人文精神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与解放, 提倡对理性的遵从和对幸福及尊严的追求。 而中国的人文传统从《周易》开始就基本定型了。《周易 》提出的 “文明以止, 人文也”强调人应该安分守己。 对此, 庞朴先生曾归纳为:“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 不是个体, 而是角色, 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 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 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 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 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 ”[7]冯天瑜撰文中肯地评价说:“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 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 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以后, 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 ”[8]我们这里强调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中西合璧的, 那就是直接继承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人最贵、人的生命最重、人最灵等人本思想和重德敬民远神的社会现实担当精神, 同时借鉴西方基于民主自由科学 (理性) 的个体张扬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 对人性本善的追问, 坚定人生底线意识, 那就是“我”是人, 我应当以“人”的方式来对待自我和他人, 做不违背自身良知良能的君子;其二, 对理性的本真追思, 来追求真理, 含摄科学精神的因子, 做充满温情的智者;其三, 对灵性本美的感悟, 来追求超功利的意境, 去体会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其实, 在我看来, 人文精神, 应当是以爱己爱人始, 以爱人忘己终。 前者是基本要求, 后者为终极目标。 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对不理想的现实的批判而期待理想社会的到来。 而在媒介批评过程中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三大原则, 来考核媒介是否尊重人的尊严与人性, 是否理性审视媒介的立场与意识形态干扰, 是否期待对现实的超越, 对利益的纠结淡定, 而实现自我境界的升华和世界大同的来临。 因此, 媒介批评应当是以遵循高扬人文精神为根本原则, 来确保其工作的合目的性。

四、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建构的文化资源

面对媒体缺乏人文精神的严重现状, 学者呼吁人文精神应当成为21 世纪媒介之魂。[9]人文精神应主动观照媒介批评实践, 或者说, 用媒介批评实践来建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高扬才是媒介批评得以施展的文化舆论环境。 人们也许容易接受人文精神的缺乏是媒介批评盛行的重要因素, 因为此时批评似乎显得很必要、很自然。 其实, 当人文精神疲软的时候, 媒介自身模糊了是非善恶, 放弃了自我批评的救赎。 因此, 我们认为培育人文精神, 是媒介批评的社会责任。 媒介批评就是为了建构高尚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关心人, 而是指一切与人相关的问题, 都能体现人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 媒介批评既要批判媒体的假恶丑, 也要歌颂媒体的真善美。 正是在批判与歌颂的不断推进中, 人文精神才得以高扬, 社会正气才得以弘扬, 荣与耻的分野才会深入人心。“ 求知、 求真、 求善、 求美, 是媒介批评最主要的标准。 ”[10]其实, 智真善美也是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谈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互动关系时, 是不应该忽视科学精神的。 其实,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也有交集, 人文精神中的“真”, 对本来面目的遵从, 对自然的呼唤, 都内含有科学精神的因子。 而求真务实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突破精神、 自由的精神和规范有序的精神中也闪烁着人性的关辉。 哈艳秋等人针对当下媒介批评存在的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 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溢美之词泛滥、严肃批判不足等现象, 呼吁媒介批评实践当坚守科学精神。[11]

总之, 媒介批评需要人文精神的观照与指导, 而人文精神也需要媒介批评的培育。 媒介批评过程中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的人文精神要旨, 以维护和高扬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天职。 而人文精神既是媒介批评的思想资源, 又是媒介批评正常深入开展的精神动力, 两者共同竭力去营造健康和谐的媒介批评与求真、趋善、臻美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供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姚君喜.媒介批评:究竟批评什么——“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 2013 (4) .

[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57.

[3]郝雨, 安鑫.再论“媒介的延伸”与“媒介功能的延伸”[J].当代传播, 2009 (2) .

[4]柯泽.理性与传媒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2~3.

[5]郝雨.媒介批评的整体缺席与系统失语[J].今传媒, 2007 (2) .

[6]张汝伦.再论人文精神[J].探索与争鸣, 2006 (5) .

[7]庞朴.中国文明的人文精神 (论纲) [N].光明日报, 1986-01-06.

[8]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 1997 (1) .

[9]郝雨.人文精神:21世纪媒体之魂[J].新闻记者, 2005 (11) .

[10]雷跃捷.媒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5.

精神指向 第2篇

（一）主人公身份反差的喜剧效果

电影《夏洛特烦恼》主要通过主人公夏洛在现实与梦境中身份反差所表现出来的滑稽行为，来深刻地表现出主人公性格中的丑态，从而达到令观影者捧腹大笑的喜剧效果。在现实世界，夏洛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中年男人，用她妻子马冬梅对他的责骂来说就是：“从毕业到现在，你挣过一分钱吗？你成天在家躺着，四肢都快退化了。”他只能靠马冬梅白天给人拔火罐，晚上拉三轮来糊口度日。生活中的这种失意，让他早已丧失尊严，感觉没有脸面。于是有一次，他为了挣回脸面，让小舅子用借来的豪车载着他去参加同学婚礼，并在酒店门口连绕了三圈，只为了让同学能看到他现在过得有多么风光，然而难堪的是当他下车，车门却把衣服夹住了，他使劲挣脱了半天，这一幕无疑是对他虚荣的巨大讽刺。但令他更为难堪的还在后面，例如他一步入婚礼现场，却发现自己和司仪撞衫，尤其是后来，突然出现的马冬梅对他的无情揭露，顿时让他成为了同学的笑柄。[1]影片中，夏洛在现实世界的滑稽行为，将他性格中的虚荣和不求上进的的丑陋品格，在观影者的笑声中彻底暴露了出来。不过，他人性中更为丑陋的内容，是通过他的梦境来体现的。当他依靠梦境穿越到过去，因为在中学时代才华横溢，会创作和演唱歌曲，他被歌坛一姐那英相中，一起参加了春晚。从此以后他星途坦荡，在中年时候成为了一代天皇巨星，并娶到了自己在现实世界里一直暗恋的中学女同学秋雅。但这也成为了是他梦境中人生的堕落起点，他殴打歌迷，生活奢侈又荒淫无度，最后患上了重病。

影片中的梦境，其实是现实中的夏洛所希冀的理想生活世界。然而当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理想世界里，成为了成功人士，他却依然洋相百出，甚至比现实世界的自己还要可笑。总之，影片中现实与梦境造成的身份反差，让呈现出来的主人公夏洛形象在喜剧特征上更为圆满，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激发出喜剧效果。

（二）《夏洛特烦恼》的台词喜剧性

幽默的台词是《夏洛特烦恼》展现其喜剧魅力的重要利器。这些小品化的台词，被影片中的人物们信手拈来，与人物行为动作、电影情节完美契合，制造出了强烈的喜剧性。例如，在影片开头，当夏洛穷困潦倒的现实身份被同学识破，在这样令他尴尬的情境里，同学袁华却根据夏洛的衣着和处境作诗反讽道：“只身赴宴鸡毛装，都是同学装鸡毛。”这样诙谐的语言，配合着袁华仰头晃脑的夸张动作，不但立马把影片中的同学们逗乐，也令观影者尝到了喜感。还有在这之前，当夏洛穿着名贵的行头，趾气高扬步入同学秋雅婚礼现场的时候，他却道出了自己真实的内心独白：“秋雅是我们学校著名的校花，而我更出名，我是全校著名的笑话。”于是，他曾经的自卑和此刻伪装出来的自信、高贵，立马在影片情节中形成了巨大反差，喜剧效果随即跟着这句幽默的台词和当时的情境表现了出来。影片中还有很多这类的喜剧性台词，如“东施效颦？东施是谁？怎么会尿频？”“其实我还挺欣赏你的，男人又老又丑没关系，重要的是有才华。”“我的爸爸叫马东，我一出生爸爸就没了，所以我叫马冬梅”等等。这些趣味十足的台词配合着影片桥段，在观影者的欢笑声中将影片中人物的性格全刻画出来了，尤其是影片开头那些为主人公夏洛量身打造的台词，将他受人嘲笑的小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夏洛特烦恼》的爱情主题

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2]这就是喜剧最重要的意义。在电影《夏洛特烦恼》中，人物内心中那些丑陋的、没有价值的内容，也许就是鲁迅这句话里所言的“无价值的”东西。因此本片虽然是一部喜剧，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尤其是围绕着爱情这一主题，把充斥在现代社会的功利观展现得淋漓尽致——夏洛在现实世界里的妻子马冬梅，虽然个性大大咧咧，但对夏洛的照顾却无微不至。她不辞劳苦地在外打小工，从没有埋怨过夏洛没有工作。但是夏洛并不深爱马冬梅，他心里还一直惦记着自己中学时代的暗恋对象秋雅。然而就是这位在夏洛看来长得清纯、漂亮，性格文静的秋雅却在现实世界里为了金钱，嫁给了一位矮胖的老男人。后来，尽管夏洛在梦境的世界里终于娶到了秋雅，然而秋雅对夏洛的爱情也依然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她甚至还背着夏洛和同学袁华出轨。影片中对秋雅这一角色的定位，无疑是在深刻嘲讽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拜金主义。[3]同样，影片中主人公夏洛不珍惜糟糠之妻、背叛爱情的丑陋一面，在功利化的现代社会里也随处可见。不过该片虽然用喜剧艺术极力戏谑人物的内心丑态，但在最后还是以主人公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方式，让影片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夏洛在梦境的世界里尽管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地位和女人，但却生活在孤独和对马冬梅的愧疚中，所以观影者会看到，当他经历情关又回到现实世界，回到马冬梅身边的的时候，他终于学会了该怎么样去珍惜自己的爱情。总之，这部影片在令观影者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让人不禁对现实世界的不良社会现象产生思考。

二、 从魔幻看现实：《夏洛特烦恼》的叙事精神指向

（一）非常规的叙事手法

电影叙事是指对电影中所有人物、行为和故事情节进行系统化的安排和搭配。换句话说，就是导演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有条理地安排和组织人物、行为、故事情节。它是电影的主体框架，直接影响着影片的风格特色和基本面貌，并与影片的节奏感、层次感、艺术感息息相关。一般传统的电影叙事都是线性叙事，故事情节像一条直线一样，会随着现实时间箭头，向前缓缓推进。这种叙事手段中规中矩，是主流的电影叙事风格，而影片《夏洛特烦恼》却打破了这种叙事习惯，当主人公夏洛从现实时空穿越到梦境时空，也就意味着故事中的现实时间切换为了心理时间，使得该部影片的叙事在两种时间向度上不断展开，从而突破了单一的线性推进方式。[4]这种极具想象力的叙事风格，不仅让影片收获了一种奇幻风格，满足了观影者的猎奇心理，同时它所体现出的与喜剧艺术相契合的超现实特征和夸张手法，也强化了影片的喜剧情境。不过，尽管该片是一部极具商业化的喜剧电影，但是，导演在叙事中通过巧妙穿插各种历史事件，还是让它具备了历史意识，提升了其人文性。例如，当片中关于香港回归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镜头突然出现在荧屏的时候，观影者立马会体验到一种令人怀旧和自豪的大时代感。

（二）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

《夏洛特烦恼》作为一部青春怀旧片，它并没有像大多数此类影片一样去进行严肃叙事，来缅怀友情、亲情、爱情。无论是此前上映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还是《匆匆那些年》，这两部口碑和票房都取得双丰收的影片打的都是纯情、温情牌，而在《夏洛特烦恼》中，当夏洛通过穿越方式回到了昔日校园，影片中却充满了戏谑和黑色幽默成分，它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完全颠覆和解构了此前电影市场上千篇一律的青春怀旧片模式。当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也体现在对电影人物的解构上，所以在《夏洛特烦恼》中我们看到，男主人公并没有像之前青春怀旧片里的那样，拥有一张英俊的脸庞，性格上也没有明显的优点，甚至是一无是处。该部电影通过对人物的这种解构，以有效发掘人物的笑点和增强其喜感，从而配合该片的喜剧题材。

除了解构，后现代主义叙事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小型叙事。《夏洛特烦恼》的叙事风格就是小型叙事，它描述的只是一个现代社会中凡夫俗子的平凡经历，并没有去传达或者说是无法传达，只有在宏大叙事中才能折射出的英雄观，所以在影片中我们也无法感受到宏大叙事中的那种严肃感和壮观感，能体验到的却是后现代主义的娱乐至上精神：[5]这部电影至始到终都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精神，和游戏狂欢的态度来取悦观影者，纵然该部影片也有对社会现实中不良现象的讽刺，但是却匮乏讽刺的深度性和严肃性。由此可见，它的后现代叙事策略只是对现代社会流行文化的奉承。

（三）电影叙事中的音乐元素

音乐是电影叙事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电影台词和电影情节之外的电影第三语言。电影中的音乐不但能渲染和烘托气氛，还能传递出导演想要表达的内容。在《夏洛特烦恼中》，导演使用了很多流行音乐作品，譬如《不再犹豫》《双截棍》《那些花儿》《相约98》等。这些音乐作品不但很好地配合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因为都是经典老歌，所以能立马感染观众，从而将影片的怀旧主题突显了出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费玉清《一剪梅》的运用，影片在两个场合都使用了这首歌。第一次是在夏洛大闹学校之后，袁华与秋雅约会，当袁华抱怨秋雅被夏洛强吻的时候，《一剪梅》突然响起来了。[6]尽管这首深情的老歌与影片中的喜剧情境看似不相协调，但正是这种不相协调产生的突兀感，让秋雅和袁华约会的这段桥段更具诙谐性，它缓慢流淌的节奏配合着袁华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不禁令人捧腹大笑。第二次使用这首歌曲，是袁华在公用电话亭，当时他刚给秋雅打完电话，秋雅在电话中要求和他分手，就在这种失恋的氛围中，《一剪梅》随着夜晚漫天飞舞的雪花又响了起来：只见袁华伤心、绝望地蹲在地上，而就在此刻，他的同性恋同学却走到了他身旁，并为他披上了自己的外套，这时候在音乐中，两人却深情对视，于是影片所需要的那种幽默气氛又被很好地渲染了出来。总之，影片中对大部分音乐作品的运用，都是为了充分利用作品本身情境与故事情节情境的反差性，来渲染或者烘托电影的喜剧氛围。

结语

《夏洛特烦恼》作为一部喜剧片，有着丰富的喜剧元素，无论是对电影故事情节的设计、对人物角色的定位、还是对电影台词的精心炮制，都将喜剧艺术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在令观影者不断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不禁让人反思现实社会的一些不良现状。在叙事艺术上，这部电影不但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手法，还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使影片在叙事结构上极具先锋性。当然，影片中还成功运用了很多叙事元素，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音乐元素，有效提升了该片的喜剧氛围。虽然这是一部成功的商业喜剧片，但是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它还是匮乏一定的文艺深度，一些叙事策略仅仅是对大众流行文化的迎合。

参考文献：

[1]黄钟军.一锅专治中年危机的心灵鸡汤——评电影《夏洛特烦恼》[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5）：17-20.

[2]黄含.娱乐至死：从《夏洛特烦恼》看当下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走向[J].创作与评论，2016（2）：83-86.

[3]王亚超.青春电影的共性分析——以《左耳》《夏洛特烦恼》等为例[J].新余学院学报，2016（2）：95-97.

[4]梁香伟.梦醒时分 情归何处——关于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思考[J].电影评介，2016（2）：35-38.

[5]朱艺.论后现代主义电影空间的多元性[D].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13.

精神指向 第3篇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对于学生学科知识的获取, 以及思维能力的形成十分重要。在初中语文教学内容中,许多作品对学生阅读能力提高与个人品质形成有积极意义。语文教学内容包含特定社会时期的鲜明人物、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及不同区域的风土人情,是社会的缩影。利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指向开展语文阅读教学,是当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一、利用文化背景,增强阅读教学的人文性

每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会受到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文学作品中蕴含很多内容, 社会大环境与历史背景对作品的思想倾向有着重要影响。在特定的写作背景下,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经历或者所见所感记录下来,使作品具有个性与特点。在进行文学作品阅读时,我们不仅要关注文本本身,还要对文本背后的内涵进行挖掘,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利用文化背景增强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人文性, 是明确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人文精神指向的重要方法[1]。

如讲解鲁迅先生的著作《孔乙己》的时候,教师要对作品产生时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引导学生阅读的同时对文章内容有更深入的思考。周先生生活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当时社会,封建思想对人们的生活有着极大影响,人们渴望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却久久不能成功。文章中有一个咸亨酒店,这其实是社会的浓缩, 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酒店名对社会背景进行思考。其次,文章是周先生从自身角度出发而写的,一切都是“我”的感受,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作者视角与自己视角对当时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在这样的阅读学习活动中,学生认识到阅读活动不仅是对文字的浏览,而且是对文字的思考。学生会学会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分析, 了解文章背后蕴含的人文知识,找到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指向,促进个人阅读能力与思想水平的提高。

二、利用人物形象,增强阅读教学的人文性

人物形象是大多数文学作品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在初中语文教学内容中, 许多作品都具有一个或者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有效分析,发现人物身上的人文精神指向,有利于学生提高人文素质。在许多著名作品中,作者通过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使个人精神找到寄托。

如学习《木兰诗》时,教师可以对花木兰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让学生利用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找到人物形象身上积极的精神状态, 引导学生发掘人物形象中的人文精神指向。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的方法,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对花木兰进行评价。教师可以利用相关视频,让学生更真实地了解花木兰的周边故事。学生对于花木兰的每一次积极评价,都是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学习的过程。一些学生认为花木兰很勇敢, 那么学生就会将勇敢作为一个积极品质进行培养。一些学生认为花木兰有些莽撞,那么学生就会学会理智。因此,利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培养形象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十分有效的。

三、利用主题思想,增强阅读教学的人文性

主题思想是文学作品的中心,利用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让学生感受阅读学习的人文性,使学生的阅读思维得到完善,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在初中语文教学内容中有许多诗歌与小说,这些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且情节明了,但其中心思想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教学中,教师要利用阅读文章的中心思想,对学生的思维发展进行正确引导[2,3]。

如引导学 生对四大 名著中的 《西游记》进 行阅读时 ,教师可以利用文章中的丰富人物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发现文章的中 心思想 ,了解文章 中的积极 思想元素 。唐僧在 取经路上有 过几次过 于迂腐的 想法 ,对于孙悟 空的误解 等故事情节都可以成为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良好实例。让学生从作 品的中心 思想出发 , 对文章内 容进行正 面与反面 分析 ,有利于学 生阅读深 度的加深 与阅读能 力的提高 。因此 ,教师要重视 主题思想 的重要作 用 ,明确文章 主题中的 人文精神指向。

结语

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初中学生语文学习思维的形成及人文品质的提高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在初中阅读学习中,教师要利用阅读内容引导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让学生在阅读学习中找到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初中语文教学中的

指挥·指向·指引 第4篇

讲求公平公正可谓高考之“核”, 因为其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为高等院校选拔人才。全国一份语文试卷考数百万人, 较之各地每份语文试卷各考几十万人, 区域性的考查与评价显然要比大一统的考试更为公平合理。尤其是从选拔的功能及效果看, 各地每年数十万考生在地区同一的平台上竞争, 一匹马大家骑, 公平性更易得到保障。再一方面, 各省 (市) 基于本地多方实际情况拟定语文高考的《考试说明》也较为容易找到均衡点。所以, 各地关于语文高考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说明, 使考什么与怎么考已不再那么深邃, 高中语文课程的教与学也相对减少了一些随意性和盲目性, 对减轻教学负担、强化素质教育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分省命题具有全国统考难以为之的局域性掌控的优势。各省 (市) 通过综合平衡设置语文高考试题的考点并确定语文高考试题的样式, 在充分保证公平竞争更为合情合理的同时, 又能充分调动地方资源、彰显地方特色。分省命制的高考语文试卷中, 就出现了一批或形式或内容明确指向本地区的个案型试题。特别是那些充溢着地域文化元素的题目素材和题目样式, 使贴近学科、贴近学情与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独到地呈现于一题之中。分省自主命题对于增强语文试题的创新元素和提升语文试卷的创意空间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说, 在语文高考分省命题走向区域化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新创意新思路, 可以为语文课程改革和语文教材改革增添更为鲜活的因子, 特别是对实现高中语文课程及高中语文教材地方化, 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所以说, 以长远的观点看, 分省命题对于语文学科教育教学的影响还有相当的潜质和推力, 只是如何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良性循环还有待时日。

强力强势的指挥效应, 决定了语文高考的命题绝不只是有关语文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的指向, 更多的倒是关乎语文学科教学的安排和指引。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 一份高考试卷就是一道教与学必然惟命是听的指令, 而且会在无声中由高三一层层地下压到教学的各个年段。基于此, 一份语文高考试卷命制得如何, 就绝不是试题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了, 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都远远地超出了语文高考原有的目的范围。如刚实行分省命题时, 各地语文高考的作文多为话题作文, 结果, 不要说高、初中的语文作文教学了, 就连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也写起了话题作文。既然语文高考试卷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就不得不全面审视语文高考分省命题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对高中语文课程设置的影响。新一轮高中语文课改中, 由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建构起来的新的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和实施机制, 充分体现了课程改革的行动方向和终极目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选修课的设计, 必须以课程目标为依据, 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实际水平。不能把选修课上成必修课的补习课和应试的辅导课。”实际情况是, 各地区各学校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无一不是循着当地语文高考试题的命题指向在开设。譬如:江苏各地高中语文课程选修苏教版的《〈史记〉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唐诗宋词选读》《现代散文选读》《实用阅读》, 不到选修教科书的三分之一, 再从各教科书中选用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高中新课程实施以来一直如此, 就是为了应对江苏语文高考试卷中的文言文阅读、古代诗词阅读和现代文阅读。“选”为了“考”和“考”决定“选”, 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说, 为考而选显然有悖开设选修课的初衷,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那份高考试卷。其实, 语文高考分省自主命题不仅直接左右着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走向, 而且直接影响到高中语文必修课的教学。如何让命题更为全面地体现新课改的理念新课程的要求, 进而使高中语文必修与选修的课程配置及教学安排趋向合理和优化, 变“伪选修”为“真选修”, 就目前语文高考分省命题的情况来看, 应当说,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其次是对语文学科知识结构的冲击。知识具有系统性, 而语文学科知识系统性的最为突出之处又是:每一个知识点都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 内在的由此及彼、彼此关照的网状属性特征很明显。因此, 无论是教学还是考查, 强调全面综合都非常重要, 而具有教与学风向标作用的高考试题对此理所当然不能小觑。但在语文高考分省命制的试卷中, 忽视甚至无视语文学科知识结构系统性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最为具体地表现在安排考查知识点的时候, 考什么和不考什么, 缺乏缜密的推论, “某一年对什么不做考查要求”或“要求什么, 对什么不做要求”, 提法和要求普遍比较随意。只要将自主命题的十多个省 (市) 语文高考知识考点的设置加以对照, 就会发现或多或少存在对语文学科系统知识随意割舍的情况。譬如语文基础知识部分, 有的不考错别字, 有的不考标点符号。看似只是少了这么一两个考点 (考题) , 其实这对语文教学中相关的知识建构影响很大。不考错别字就会忽略有关错别字的纠正, 也就直接影响到对关联的字音字义的精准把握, 无形中使“音、形、义三位一体”的字词特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发生剥离。对标点符号不做考查要求, 结果阅读不能充分利用标点符号来解构语段理解语气语意, 写作不会借助标点符号来表情达意, 只会用圆点来断句停顿。联系高中毕业生语文整体素质不高的现实加以分析, 语文学科系统知识掌握的不到位与语文高考命题的冲击并非毫无关系。

再就是对语文综合能力培养的纷扰。由于各地语文高考试卷在设置题型题量的时候, 从阅读文本的选取到考查题型的选用往往与命题者的擅长及喜好有关, 地方试题中就难免出现要么“专注其一而忽略其余”, 要么“时有变化而延续不足”的现象。当下的高中语文教学, 存在着严重的“偏食”和“挑食”的不正常状况,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高考试题相关设置的影响。只注重选择题、简答题、问答题之间的配置, 或增或减更多的只是题的形式的考虑, 缺少对如何体现考查学生语文综合素质能力的命题探寻与设计, 这对于“考什么就教什么, 怎么考就怎么练”的应试型高中语文教学, 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而无益于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眼下高中毕业生读写综合能力许多时候不能应对高校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的现实都表明, 分省命制的语文高考试卷显然没能凸显相关的能力要求。就拿各地语文高考试卷中比重最大的作文题来说吧, 不仅地区之间有差距不平衡, 同一地区也会深一脚浅一脚。与此同时, 各地作文命题普遍存在的“重思想评价, 轻能力考查;重道德评判, 轻水平考量”的倾向, 又使作文批阅标准的差异更为突出, 读写综合能力的考查要求也更加飘忽不定。在把不准能力要求的情况下, 高中作文教学的随意性也就有增无减, 最后总是围绕着高考作文得分的方法和技巧下功夫, 对如何全面提高学生写作的综合素质能力则少有研究与促进。

立足现实指向未来 第5篇

在学习会上, 大家围绕省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结合本职工作, 重点谈心得、谈体会。

大家一致认为, 建设幸福广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深化和体现, 是转型升级的价值追求和目的依归, 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追求幸福, 是人民的权力;造福人民, 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每位党员都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 建设幸福广东, 必须突出改善民生和文化引领, 强化制度保障,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只有深入基层、广泛调研, 才能使我们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更好的服务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升级。

大家深刻体会到, 省十一次党代会上发布的“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 代表着新时期的“广东精神”, 这一精神的归纳和提出, 标志着广东推进科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自觉阶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作为广东精神表述语, 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华, 又体现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要求;既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 又体现了岭南历史文化的特征, 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既立足现实, 又指向未来。

适时导引指向有效 第6篇

一、创设情境,“导”在激趣时

张奠宙教授认为,数学的形态有三种,即原始形态、学术形态和教育形态。教材中所呈现的是学术形态的数学,往往是“冰冷的美丽”。如何将其转化为适合学生的教育形态,应该成为教学研究的方向。笔者以为,有效的情境创设,能够激发学生强烈的探究动机和学习欲望,引起学生积极思考,有利于学生体验数学的价值,理解“冰冷的美丽”背后的数学本质。

如,在教学《用字母表示数》一课中,经过前两个活动的探索,学生已经理解并掌握了用字母表示数和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知识。第三个活动是研究含有字母的乘法式子,省略乘号的表示方法。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虽然分量不重,却是学习的一个难点。但教材的呈现凌乱,概括程度较高,如果教师不及时引导,不利于学生有效地找到省略乘号的规律。于是,教师编写“0国王的故事”将规则贯穿其中:

一天早朝时,小不点乘号对0国王说:“陛下,由于我和字母x长得非常像,人们经常把我们混淆起来,您可要给我们想想办法啊!”0国王听后说:“加号、减号、除号先行退朝,乘号留下议事。”第二天早朝时,0国王宣布了三条制度:“第一,在含有字母的式子里,数和字母中间的乘号可以记作小圆点,也可以省略不写。如:x×2或2×x都可以记作2·x或2 x ,但是要注意,在省略乘号的时候要把数字写在字母的前面。第二,1与任何字母相乘时,1可以省略不写。如:1×b或b×1都记作b。第三,字母和字母相乘,中间的乘号也可以记作小圆点,或省略不写。如:a×b可以记作a·b或者ab ;两个相同的字母相乘如b×b可以记作b的平方,读作b的平方。”从此数学界就有了这样的规则。(本设计借鉴柳小梅老师《用字母表示数》一课)

生动的语言、幽默的画面唤起学生强烈的情感体验,教师通过创设故事情境,引导学生借助故事探索规律,掌握规则,激发学习兴趣,赋予“冰冷”的规则以“亲和力”,学生乐于接受,规则易于掌握。

二、适时引导,“导”在出错时

英国心理学家贝恩布里奇说:“错误人皆有之,作为教师不利用是不可原谅的。”在“探索规律”的数学课堂上,学生出现错误难以避免。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这些原因可以归结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能够解决的,另一类是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很难或不能解决的。第一类错误,可以加强组际交流、生生互动来顺利解决。而第二类错误,就需要教师发挥主导作用,适时参与,捕捉错误资源,并以此为基础研究、转化、再生成学习资源。

如,在探索25×44的计算方法时,有些学生错误地计算成25×40×4。这样的错误,源于他们对乘法分配律和乘法结合律没有达到概念性理解,进而导致形式的混淆。如果任由学生在小组讨论交流,只能就题论题,即便有效,也只是对于少部分学生。而大部分学生由于粗浅的认识,会被两种形式干扰。这时,教师不失时机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可以将“25×44=25×40×4”板书在黑板上,组织全班学生讨论,这样的简便计算对吗?为什么?通过师班互动的形式,学生比较发现,将44进行重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法形式,重组成40+4,另一种是乘法形式,重组成4×11。将25×44算成了25×40×4,是混淆了两种重组形式。教师继续引导学生思考,将25×44计算成25×(40+4)或者25×(4×11),可以分别利用什么运算律进行运算。

在观察、比较、思考中,学生发现了此类简便运算的规律,选择什么方式进行简便运算,取决于对乘数如何重组。这样处理及时有效地利用了“错误”资源,点石成金,使学生对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从形式感知过渡到规律的概念性理解,有效地认识到两者的区别。

三、及时介入,“导”在争论时

“探索规律”数学课堂上的展示交流环节,往往是整节课的高潮,也是最难驾驭的阶段。此时,学生激情澎湃,大胆表达观点,思维灵动。他们精妙的回答会让教师由衷地赞叹。同时,也会听到他们不同观点的碰撞,产生思维的火花,他们会因为某一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这时是教师发挥导引作用的最佳时机,应该及时介入,疏导他们的思维,找到争论的关键,给他们的辨析指明方向。

如,在下面问题的教学中,学生产生争论:

小军收集了一些画片,他拿出画片的一半还多一张送给小明,自己还剩25张,小军原来有多少张画片?

学生呈现了两种解法,一种解法是(25+1)×2=52(张),另一种解法是25×2+1=51(张)。双方针对自己的解法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通过争论,他们已达到理解水平的极限,他们已经审视了自己的解法,并产生心理认同,如果教师还是一味放手,让他们自己解决,不仅影响后续的教学进度,而且他们也未必能达成共识,找到正确的解法。即使最后在教师的干预下统一了解法,可能还是有些同学一知半解,思路不够清晰。此时,教师适当引导:在你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整理信息时,要遵循什么规律?接着,教师让学生通过画图,将题目的信息重新按顺序整理。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很快统一了意见,应该是“先要回一张,再乘2”,正确的列式为“(25+1)×2=52(张)”。

在教师的点拨下,学生通过自主画图活动,正确表征了题目的条件和问题。这个活动过程,使得原来错误的学生找到了错误的原因,加深了理解;使得原来正确的学生更善于从另外的途径证明自己的想法,拓宽了自己的思路。且教师有针对性的导引,从面向全体,照顾差异出发,从根本上提升了学生数学学习的品质。

环境伦理内涵指向 第7篇

关键词：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内涵指向

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这对于人类存在来说就直接表现为生存危机。无论是环境危机,还是生存危机,它不仅仅是个体人、个体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局部危机,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于是解决人类面对的环境危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主体性哲学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对物的遗忘”。在此背景下,尝试选择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构建环境伦理已迫在眉捷。

一 环境伦理的生存论人道主义指向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人道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最早在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那里,是指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这是人道主义的最初含义。[1]在15世纪新兴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发展的一种精神。

随着西方思想的发展,人道主义概念也已超出了最初的含义。P爱德华主编的《哲学百科全书》(1972年美国版)说:“人道主义也指任何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尺度,或以某种方式把人性及其范围的利益作为课题的哲学。”《新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第15版)将人道主义定义为“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常被视为文艺复兴的主题。[2]

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人道主义主要表现为理性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了理性的绝对地位,同时也确立了人作为主体对世界的主导。人成为认识和思想的中心,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要和人的先天认识相符合。近代主体性哲学塑造了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海德格尔语)。人是目的,世界只是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康德说:“在目的的秩序里,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亦即他决不能为任何人(甚至上帝)单单用作手段,若非在这种情形下他自身同时就是目的。”[3]144这样,人不仅成为认识的主体,而且成为实践和道德领域的主体。而且“在全部被造物中,人所愿欲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所以,凭借其自由的自律,他就是道德法则的主体。”[3]95 由此推之,在传统人道主义的思维模式下,一方面,人的本性成为衡量社会历史事件是否合理的尺度;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也成为一种理想性的本质。当以人的本性为尺度去观察人时,不符合这种本性的人就被理解为“本质异化”的人,把人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就是把理想性的人的本质作为价值尺度。用传统人道主义去理解和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主客二分和对象性的思维方式。

既然传统人道主义是以主客二分和对象性思维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其哲学特征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思维逻辑和价值尺度的主体性哲学。于是,以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哲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理性就成为决定人的一切的本质,而自然成为人的客体和对象物。同时人也成为实践认识中的绝对主体,成为宇宙中的最高存在。如果用这种价值尺度去评价人,其伦理行为就必然是“应当的”、“合理的”,外部世界对人就失去了必要的伦理约束。更为重要和深层的是,在人与自然对峙的关系中,人类的主体性内在的具有发生某种偏执的可能性:当人类在生存活动中把其他物当作对象看待时,“人类”与“其他物”就天然地形成一种“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人类在将自然变成僵死、被动和空洞的实在的同时,实际上是人类强行以人性取代物性,并使作为存在者的物已经失去了存在论的基础。物也不再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自在之物,自然也不再是具有自在的存在论本性的自在自然,而是成为主体所把握的人化自然。人并没有按照物性对待物,而是企图按照人性对待物。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道主义“对物的遗忘”。但是,人的行为必定应该受到外部自然的限制,因此,传统人道主义为人类在当代逐渐陷入环境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可见,人的生存价值是一种本原性价值,是人所要求的价值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价值。生产关系之所以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要求和状况,是因为生产关系如果不适合生产力,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存在与发展,因而人类也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一切生命一样,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生存也应当成为伦理活动的终极关怀。尽管人的生活不仅仅限于“生存”,参与社会历史活动是人特有的生存方式,这也与一般生物的生存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但“生存”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始终是基本的、首要的和终极的。

实现环境伦理的生存论人道主义指向,就是立足于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将人的个体生存与类的生存统一起来。因为环境伦理使人类生发出的生态良知不是独立为个体所占有的,而是在容纳个体性的类的生存之中,为个体生存所分享的。环境伦理是被个体所理解的,而理解的程度又同类的普遍认同相关联,也就是说,从个体出发所确认的环境伦理,只有在开放中表现为类的意义时才是真实的。这不仅是人的主观愿望趋向的目标,也并非客观上“先验”逻辑的精神推演,而是人在历史活动中不断升华人文精神所追求的内在要求。此外,环境伦理蕴涵的生存论人道主义思想,拥有一种全新的人格价值预设和人格价值承诺,它所倡导的社会发展是对人实施全方位的价值关怀,不仅关怀现实的人,而且关怀未来的人,关怀人类的子孙后代,是人类寻找整体自我价值的又一次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其中蕴含着真、善、美的高度统一。环境伦理理念导引的发展观,使人的价值在对全体人的关怀的基础上得到体现,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可见,要克服环境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生存困境,人类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立场,立足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立足于生存论,实现环境伦理的生存论人道主义指向,才有利于解决环境危机所引发的当代人类的生存危机。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5]解决人类当前的环境危机,就必然在主体性哲学的传统人道主义到生存论人道主义的转向过程中,确立环境伦理的生存论人道主义指向。

二 环境伦理的“人为自身立法”指向

环境伦理是针对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毫无限度的实践行为所引发的危机而制定的,目的是保护环境,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支点,环境伦理究竟为谁立法涉及到立法的指向。因此,理解环境伦理的内涵指向,就要以实现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为起点,明晰环境伦理的人为自身立法指向。

康德是在认识论上主张“人为自然立法”的,认为理性给自然界立法是自然界的必然性。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人为自然立法,是指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为自然立法。人以自身的目的和需要为尺度来衡量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意味着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因此,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界都具有必然合理性。

启蒙运动宣布上帝已死之后,人类便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僭越了上帝的位置。人类自立为王的后果是使自然世界仅仅具有作为人类之“用具”和“资源”的工具性价值。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并把价值评价的尺度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认为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于是,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任何活动都应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仅仅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遵循这一价值目标。在此前提下,人类的价值判断也被绝对化为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人类的任何价值判断都是正当的,它表达了人类无限度开发自然的蕴意,极易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为所欲为,也必然引发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并对自然界任意掠夺。

可见,保护环境、建构环境伦理,应该首先解构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避免将自然界彻底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和能源库,同时对“人为自然立法”进行反思,而不应该是对其盲目的继承。

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自然为人立法。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质疑的过程中,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提出对立法者(人)必须进行规范和制约,以避免人类对自然界任意的掠夺和开发。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拯救人类和自然,必须提高自然的主体地位。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整体,自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其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需要。也就是说,自然存在物不但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工具价值是指自然存在物对人的有用性,是以人为尺度评价自然存在物而使其获得的价值;内在价值是自然存在物本身所固有的,不是由人类所赋予的,它是自然存在物或生态系统以自身为尺度评价自身的价值。

正因为自然存在物拥有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内在价值,所以人类应该根据这种内在价值,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对它们采取尊重的态度和使其拥有持续存在的权利。进而言之,非人类中心主义建构环境伦理,不是依据人本身的目的和需要,而是根据自然存在物的权利和内在价值。罗尔斯顿曾指出,内在价值是自然存在物和生态系统自身所固有的,人们应该根据它们的内在价值而对其采取尊重的态度。动物权利论也认为,动物像人一样拥有天赋价值,动物所拥有的这种天赋价值,赋予它们一种道德权利。这决定了人类不能把它们当作工具一样对待,而必须以一种尊重它们身上的天赋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它们。

虽然用“自然为人立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人为自然立法”而导致人类对自然为所欲为的现象,但它同样是对环境伦理作了外在化的理解。其实,伦理作为普遍的行为规范应该是内在于人的,从而成为人之为人,自我完善人性的必要环节。伦理规范服务于人之为人,才可能彰显伦理对人生境界的提升。

这样一来,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前提下讨论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结果不是人为自然立法,就是用自然为人立法。这种立法的结果必然是:其一,人类继续统治自然界,对自然界继续为所欲为;其二,人类退回到原始生活状态,被自然界所支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环境伦理要么是单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工具,要么是单纯为环境利益服务的工具。

然而,环境伦理的实质却是人为自身立法。把环境伦理理解为外在于人的普遍规范,固然能够为人提供行为准则,从而对人做出“他律”的要求,但这却使人的保护环境的行为呈现出被动的状态,也就是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是出于对规范的被动服从,所以这种外在的普遍的规范仅仅规定的是人“应当”做什么,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内心的自觉认同。

由于当代人对自然界的认知直接影响着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如何评价和认识自然又决定了人类采取何种环境伦理观念和实践行为。由此推之,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对于构建环境伦理至关重要。在这一意义上,认知一种内蕴人性和充分伦理道德的环境伦理的内涵指向,确立环境伦理的人为自身立法指向,就可以促使人类足够深刻地领悟人的本质,体认自然界的本性,从而实现关爱自然之人性。

人为自身立法的前提是首先人必须成为人,只有人之为人,才能按照自己的人性为自己制定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才能使伦理为每个人自觉认同和自觉接受,并转化为个体的具体行动。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具有趋善向善的要求,这就必然能够充分发掘和实现人性中的伦理道德潜能,用伦理道德展示自己的人性,用伦理道德呈现自己的人之为人。因为人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生成了关爱自然的人性后,就内在地为自身的自由意志和行为确立了行为规范,合乎关爱自然之人性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违背关爱自然之人性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

人作为保护环境的主体,对自我的认识与把握决定着其保护环境的行为和效果。康德认为人性与道德是同一的,道德是人性的本质。如果人拥有了关爱自然的人性,就必然展现出关爱自然的态度与行为,充分展现人内心的善。这样人性的自觉和意志的自愿就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人一旦拥有了关爱自然的人性,保护环境就成为内在于人的目的。

从这一角度看,关爱自然的人性本身就对人的意志和行为具有对人自身进行立法的意义,它要求人在对待自然的实践行为方面合乎关爱自然的人性,展现出人性中的伦理道德潜能,从而规范人的实践行为,即关爱自然的人性必然内在地要求人类平等地尊重和对待一切生命。因此,环境伦理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利益而对人设置的行为界限,更为主要的是关爱自然、保护环境和人性自我实现的必然要求。环境伦理是人为自身立法,不仅意味着环境伦理是人性的自我展现和对人之为人的确认,而且还使人平等地尊重和对待一切生命成为意志上的自愿和自觉。可见,环境伦理作为关爱自然的伦理情感,不是从对自然界的理性认知中获得的,而是从对自然界的感悟中获得的,也是从人文精神角度去把握人类的生存活动,即从合乎人性内在固有尺度的方式出发,通过对象化的活动,确认自身的本性,使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激发积淀在人们心灵底层的人文情怀,使关爱自然成为人自身生命的内在需求。

三 环境伦理的人类整体意识指向

当人类为在科技、工业、物质上所取得的“文明”成就而自我陶醉之时,现实却不再对人的自以为是高唱颂歌。伴随着工业文明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直至环境危机的出现,终于使人类开始警醒: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科技和工具理性的发达并不代表人的理性的整体发展;人类自我欲望的无限满足也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些都促使人们反思启蒙运动以来主导着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环境伦理的人类整体意识指向就体现于人类对自然伦理态度的重新确立。为此,人类对精神的无限追求和道德超越重新找回了话语权。

在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中,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是学界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其实,大多数从事环境伦理研究的西方学者一般都主张非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他们基本是从“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加以责难。按照美国学者泰勒的说法:“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行为影响自然环境和它的非人类居民的对错与否来自于两种批评:一种批评认为,人类行为的后果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人类的幸福;另一种批评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否以坚实的或非坚实的规范系统保护和补充人类的权利。”[6]而自然中心主义过于强调自然价值,只能是以消解人的主体性原则去换取所谓的对自然的关爱。其实,盲目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所表达的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行为,并不能真正激发潜藏在人类心灵底层的人文情怀,也并非潜藏于人们内心的情感流露,只能使当代人类陷入寻找精神家园的困惑。

环境伦理的建构,消解了两极对立的模式,不仅是对环境领域问题的关注,更是深刻触动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共生。人在这种生态合理性中消解着主体的绝对性,这不仅不会降低人的地位,反倒会使人找回人之为人的真正意义的尊严。

这里的整体,不仅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且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即在人类处于各种关系之中的一切事物都应该纳入整体的范畴。一方面,从这个特殊的视角出发,人类整体就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代内人和代际人)等。另一方面,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世界不是一架巨大的机器,而是由不同层级的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地球更是一个有其历史和生命的有机整体。环境伦理要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确立整体优先于部分的伦理态度,同时把人类实践活动和大自然允许的限度纳入一个更大的整体即整体自然界所能容纳的阈限内。

环境伦理认为,遵从整体原则就要承认人类的“部分性”。换言之,人类只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系统中,有无数更小的系统,如由植物、陆地动物和海洋动物组成的诸生态系统以及处在纵横交错、变换不定的关系网络中的我们和我们的同时代人组成的人类社会。无论如何,今天要求的是介于人的理智、情感以及美学意向等综合因素之间的平衡,同时还要求我们应该将人类后代纳入人类整体的范畴之中,在考虑人类的利益时,既考虑当代人的利益,也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就是说,“人类整体意识”还应该体现对后代的深切关怀。只有在这种人类整体意识中,只有把人类后代包括在人类整体的范畴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永续发展。

总之,无论人的能力怎样发展,人都依然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作为部分存在的人类,始终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能生存。因此,作为自然界整体一部分的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超越自然界整体对它的限制。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的保持,正是人类的欲望、行为的绝对限度。环境伦理的建构,实现了伦理态度的转变,推动了当代人的人格提升和自我实现,也使人类实现了从个体本位意识向类本位意识的转变,从绝对主体意识向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从现世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696.

[2]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218-219.

[3](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4.

指向未来的攀登 第8篇

——克莱考尔《艾格之梦》

最为现实的问题

每个登山人都在寻找一次能够指向未来的攀登：小队伍、默契的配合、借助最少的工具优雅地攀登一条美丽而艰险的新路线。这是登山者的更(最)高境界。这也是我的理想，可是以我们目前的状态，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可能性极小。近些年来，虽然我们在登山领域进步很快，但毋庸置疑，国内登山者的水平与世界登山者的差距依然巨大，尤其是在策略，经验，眼光方面。而这些正是能够完成“指向未来的攀登”的关键因素，至于体能，攀爬能力，装备、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无法跨越的问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攀登资源，有人甚至说“攀登的未来在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基数，那为什么在登山领域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很多人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攀登才发展了20年，有这样的差距是必然的。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谁也无法超越自己的阶段，可是我们身边的韩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在初期阶段的发展都比我们快得多。目前。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水平尚且差距不小，更不用说去与世界上的高手们去比较了。有人说，这是因为经济水平低的原因，温饱解决尚不足数年，何谈攀登的盛世?是啊，这可能会是一个原因，然而让我们放眼亚洲，哈萨克斯坦国家穷困，登山水平却不低，另外中国的东南沿海，京津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已与日韩不相上下，也未见有很大的进展，而在阿尔卑斯的黄金年代，欧洲各国的经济水平也未必都是非常繁荣昌盛的，可是当时他们在阿尔卑斯地区开创的那一个又一个的传奇。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可见这一说法可能未必全面。

我想，无论是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国家体制、社会氛围还是文化差异、民族性格的原因。对于一个热爱登山的人来讲，这都不重要。怎样去缩小差距?怎样去实现理想?才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我以前有过相当长时间在勃朗峰地区的攀登经历，那些经典的路线构成了我攀登数据库的基础，然而这些攀登都是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提高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我也进行了一些山峰的尝试，比如幺妹峰。虽然没有登顶，可是每次失败的经历对于我的提高帮助巨大。但也正是因为是新路线没有参照物，我并不能很清晰地了解自己真实的实力，找到自己的极限点。

就我自身而言，我觉得最欠缺的是想象力、眼光和面对未知不可控环境准确判断和自我调整的经验及能力，而这些正是制约我走向内心理想的屏障，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这几个方面呢?我想上述几个方面的提高都是以头脑中关于攀登庞大的数据库作为基础的，而数据库的获得是建立在大量攀登的基础之上。登山者需要一点点地去进步；特别是经验的积累。人不能超越自身的阶段，进步的步伐可以加快，但我不相信一夜之间通过攀登一两座未登峰就能实现跨越式的赶超。

为什么是艾格峰?

艾格峰位于瑞士因特拉肯市正南处，是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群峰之一，海拔3970米。艾格峰的北壁落差超过1800米，平均坡度超过60度，由于岩质的问题，落石严重，再加上气候不稳定，攀登难度相当大，被视为“欧洲第一险峰”，与马特洪峰、大乔拉斯峰并称为“欧洲三大北壁”，在登山者中享有盛誉。在登山界，与其说Eiger是一座山峰，不如说它是一座丰碑，对大多数登山者以及和登山有关的人来说，Eiger都有着无法抵御的吸引力。在过去的100年里，艾格峰北壁吸引了无数登山者，在这座陡峭的山峰上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也正因为这座特殊的山峰以及发生在其上的那些耐人寻味的往事，至今已经诞生了很多部电影或者纪录片，尝试着记录和再现其中一些非常著名的攀登。

艾格峰北壁拥有30条左右的路线，每条路线都铭刻着一段段属于攀登者的故事，在北壁正中有一条John Harlin路线，开创于1966年，路线的取名是为了纪念首登此条路线的John Harlin二世，他在攀登此条路线时因绳索断裂坠落遇难。2006年，他的儿子JohnHarlin三世沿着父亲的脚步重新攀登了这条路线，被拍成IMAX电影《The Alpes》。

2010年4月，我所在的公司与瑞士国家旅游局共同举办了“瑞士阿尔卑斯山地文化论坛暨《阿尔卑斯：自然的巨人》观影活动，这个论坛的初衷是，展现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独特的山地文化、西方世界人与山的特殊关系和价值观，并通过与国内攀登现状的比较，引发人们的思考。因为这个电影。也因为艾格峰的特殊的象征意义，随着活动筹备的进展，内心萌生起无法抑制的攀登的念头，最后，我们获得了多方的支持，于是就有了今年9月初的这次艾格峰之旅。

为什么是MITTELLEGGIINTEGRALE?

艾格峰是一座特殊的山峰，在去以前，我内心当然希望爬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路线，比如1938年开辟的第一条北壁路线Heckmair路线，比如John Harlin路线。可是，头脑中针对于这样陡峭的山峰的数据库实在不大，在Grindwald小镇看着这样一座伟大的山峰，压力非常大。再加上，攀登时间为夏季，而且此前一阶段下雪很多，路线覆盖冰雪，落石严重，登山者几乎绝迹。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一条Mittellegi Integrale路线，只有起步一部分在东北侧壁上。接着沿着艾格东山脊一直登顶。严格上讲Mittelleggi Integrale路线不是一条北壁路线，它是艾格峰众多路线中最最成熟的，每年有很多人在向导的带领下登顶，沿途很多地方有路标，挂片，在最后登顶那段陡峭山脊上，还设置了粗麻绳做的路绳。本次攀登，我们虽然依旧只能攀登前人的路线，但是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拥有特殊意义的尝试，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看到更多我们不了解的领域，去思考这其中深层次的东西。完成后，我深感幸运，这条路线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路线长，大部分地区因为覆盖雪和薄冰，难度和危险性不小，再加上异常暴露的山脊，部分非常陡峭的路段，挑战性很大。从Ostegg Hut到MittellegiHut用时14个小时，登顶下撤用时11个小时，强度及其带来的压力，至今还历历在目。应该说，本路线难度在我和高清的能力范围内，我们甚至可以爬更难的路线，可是对于这样的长路线的判断以及处理相应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对我们最有挑战的部分，我想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下山后，从Eigertrail走回Grind Wald的时候，我再看北壁时，已经有了新的看法，我想我有了更多的资本帮助我将来再来尝试其中的线路。这次，我们没有选择纯粹的北壁路线，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去爬其中的一条，鲁莽冲动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