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贡献率范文

金融贡献率范文（精选9篇）

金融贡献率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扬州市的GDP稳步上升, 1978年为14.4亿元, 2012年达到2933.32亿元, GDP增速始终保持在11%以上。人均GDP为65692元, 全市总体上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 扬州市在全国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39位。

除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以外, 扬州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6.2亿元、5.8亿元、2.8亿元, 上升到2012年的203.86亿元、1555.78亿元、1173.56亿元。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1978年为64.9:21.9:13.3, 到2011年为6.9:53.1:40.0。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产业结构在优化。

投资、出口、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一起发力, 共同推动了扬州市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体分析如下。

1.从投资看

(1) 改革开放后, 投资需求成为拉动扬州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1年,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475.43亿元, 较上年增长21.9%, 是1978年9949万元投资额的148倍。如下图所示, 自1990年以来, 除1999年较1998年有微幅下降以外, 扬州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一直呈上升的态势。投资增长率波动幅度比较大, 1993年最高达到76.1%, 除1999年以外, 基本上保持正的增长趋势。

(2) 在投资增长的同时, 投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11年, 第一产业投资16.07亿元, 增长27.7%;第二产业投资908.88亿元, 增长14.9%;第三产业投资551.23亿元, 增长35.3%。一、二、三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1%、61.6%和37.3%。如表1所示, 在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同时, 扬州市对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强。整体来说, 对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持续增加, 加大了交通运输、旅游、教育文化、居民服务、金融等行业的投资力度。

(数据来源:扬州市统计局)

2.从出口看

(1) 扬州市出口强劲增长, 对外贸易发生显著变化。如表2所示, 1999年以来, 扬州市进出口总额持续上升, 2011年上升到101.4亿美元, 增长23.2%。除了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扬州市出口有小幅下滑以外, 整体都保持着增长趋势, 近几年扬州市出口总额一直占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局)

(2) 扬州市出口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钢铁产品和鞋帽等。在出口贸易伙伴中, 欧盟、美国居前列, 对香港、东盟、非洲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大幅增长。2011年, 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强劲, 如对蒙古的出口增幅达到761.4%。目前, 扬州市出口贸易伙伴已呈现多元化局面。

3.从消费看

随着扬州市经济的飞速增长, 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 扬州市消费品市场业得到了飞跃发展。从表2可以看出, 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上升, 2011年达到853.74亿元, 增长17.6%。除此之外, 扬州市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吃的方面的消费品份额下降, 用的方面的零售总额比重上升, 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的文化消费、旅游方面的休闲消费、私家汽车方面的交通消费、移动通讯方面的通讯信息消费、以及与住房相关的装饰消费等。

扬州市金融业发展状况

1.金融总量持续高速增长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扬州市的金融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基本建立了市场完备、机构齐全、监管有力的金融体系。自1979年以来, 扬州市的金融业总量持续增加。2005年末, 扬州市金融业增加值为23.59亿元, 2010年末达到84.2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和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分别从2.4%和6.9%, 提高到3.8%和10.3%, 较2005年分别提高了1.4%和3.4%。

2.金融业务发展迅速

(1) 银行业规模迅速扩大。金融机构存款总额持续增长, 截止到2012年末, 扬州市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310.84亿元, 平均年增长15.4%。其中,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697.51亿元, 占存款余额的51.3%, 居民储蓄存款仍然是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006.5亿元, 主要用于工商业贷款, 个人贷款主要用于住房贷款。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越来越齐全, 以一般性存贷款、结算、理财、银行卡业务为主的商业性金融;以农产品流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政策性金融;以助学贷款、小额贷款等为主的普惠性金融业务已经全面开展, 适应了企业和居民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需求。

(2) 保险功能不断发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保险意识越来越增强, 保险收入飞速增长。2012年, 扬州市各类保险机构实现保费收入74.2亿元, 其中, 财产险保费收入20.46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53.74亿元。保险机构不断加强保险产品创新, 积极拓展业务, 推动了保险规模的迅速扩大, 较好地发挥了保险业的补偿功能。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进展顺利, 自2007年试点以来, 农业保险品种已达17个, 主要种植业农业保险覆盖面超过98%。

(3) 直接融资获得发展。近几年, 扬州市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意识大大增强, 上市速度明显提高, 先后有汇银家电、长青农化、亚威股份、仁横实业等11家企业上市。2012年6月6日,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扬州市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首发申请, 获得通过。这意味着, 扬杰电子将成为扬州市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全市第12家上市公司。目前, 全市列入市级计划的上市后备企业已经超过50家。2007年和2009年, 扬农化工通过资本市场分别定向增发实现两次再融资, 募集资金净额超过7亿元, 成为扬州市第一家实现再融资的上市公司。2009年, 成功发行2家企业债券, 发行总额28亿元, 债券融资取得突破性进;全市拥有创业投资企业4家, 基金规模5.5亿元, 创业投资初具规模;证券期货发展良好。截至2011年底, 全市17户证券公司营业部累计开户30.36万户, 保证金余额15.55亿元, 当年流入股市资金11.45亿元, 证券交易额2567.89亿元, 其中股票交易额2386.53亿元, 基金交易额16.10亿元。期货公司营业部4家, 期货保证金3亿元, 交易量达3000多亿元。

3.金融机构体系逐渐完备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 扬州市初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扬州市银监分局和扬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共同监管体系, 以及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主体共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2010年末, 全市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20家, 其中政策性银行1家、国有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9家、地方法人银行机构5家;保险机构52家、保险中介代理机构7家;证券营业部17个, 期货营业部4家;担保公司55家,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11家, 小额贷款公司15家。金融组织体系已较为完备。

随着2012年交通银行总行及金融服务中心奠基, 兴业银行扬州市分行开业, 到2012年底, 扬州市的商业银行已达到30家、保险公司已达到57家、小额贷款公司已达到37家, 创投公司也设立了18家。新型金融机构也在蓬勃发展。

扬州市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根据王广谦 (1999) 的经济增长金融贡献度测算模型,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主要有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种。直接贡献, 体现在金融业各行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核算方法上等于金融各行业增加值 (可比价格) 增量与GDP增量之比;间接贡献, 主要指金融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所增加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 储蓄率、投资转化率、金融业从业人数上升、企业外部融资比重上升等方面。“十一五”期间, 扬州市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9%, 金融业对扬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的直接贡献率分别达到6.9%和16.5%。

2.金融业对扬州市经济增长贡献模型的构建

(1) 理论基础。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析过程中, 西方经济学家建立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 其中帕加诺模型 (Pagano, 1993) , 就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帕加诺将金融因素加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AK模型, 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方式。帕加诺认为, 金融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上。所以, 在加入了金融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 由于金融中介成本的存在, 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会产生资本漏出。因此, 总投资I等于总储蓄S的均衡条件并不成立, 而应将均衡条件修改为θS=I。其中, θ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原公式g=A (It÷Yt) -δ, 变为:g=A (θSt÷Yt) -δ=AθS-δ, (S=St÷Yt, 为储蓄率) 。方程表明:资本边际生产率A, 储蓄投资转化率θ, 储蓄率S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影响这三个变量的任何因素都将进而影响经济的内生增长。

(2) 模型构造。将王广谦与帕加诺模型综合考虑, 前者的外部融资率、经济金融化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帕加诺模型中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三个指标项对应, 这几个指标都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解释。以扬州市经济发展的情况为例, 对扬州市的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构建经济计量模型。选取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Deposits) 、贷款余额 (Loan) 和固定资产投资额 (Investment) 为解释变量, GDP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消除各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 对各变量取对数, 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不改变原来的关系, 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建立回归方程式:

LNGDPi=β0+β1LN (Di) +β2LN (Li) +β3LN (Ii) +εi

其中, GDPi为第i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β0为截距项, εi为随机干扰因素, 用来反映模型中被忽略掉的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3) 结果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扬州市统计年鉴》和扬州市统计公报。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后, 输入SPSS, 进行回归分析, 校正的可决系数达到0.995, 可决系数为0.997, 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F=885.195, 显著性水平概率小于0.05, 方程显著性检验通过, 自变量与因变量线性关系显著。其多元线性回归拟合的方程为:

LNGDP=1.693+0.068LN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0.421LN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0.337LN (固定资产投资额)

式中的回归系数, 表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平均增长1个单位、GDP平均增长0.068个单位、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平均增加一个单位, 能引起GDP平均增长0.421个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增长1个单位, 能引起GDP平均增长0.337个单位。

推进扬州市金融经济发展的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 虽然扬州市的金融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仍然还有提高和改善的空间。为此, 提出以下推进扬州市金融经济发展的建议。

1.在风险有效控制的条件下, 增加信贷有效投入

前面论证了贷款增加对GDP的增加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所以, 扬州市的金融机构应立足于该市经济发展的重点, 积极支持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亟需发展的领域。在信贷政策上, 要打破传统的以“成分”和“规模”论优劣的观念, 上市公司、发展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 都应该成为金融业重点支持和服务的对象, 同时, 中小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也应得到及时满足。与此同时, 金融机构应切实有效地对贷款进行跟踪管理, 针对不同的企业建立不同的风险预警机制, 以防止不良贷款的产生。

2.扩大直接融资, 提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效力

在扬州市的融资结构中, 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占主导地位, 直接融资相对落后, 发展缓慢,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扬州市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 这会导致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 银行金融机构会“惜贷”,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大量的直接融资需求。因此, 要继续发展新的债券品种、金融衍生产品等, 增加机构投资者的种类和数量, 扩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 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渠道, 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力。

3.积极发展地方金融机构

近几年, 扬州市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 大项目支撑大发展, 大项目催生了对融资的新需求。每年的“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 扬州市政府都会引进金融机构, 如2008年的招商银行;2009年的华夏银行扬州市支行、邗江民泰村镇银行、常熟农村商业银行邗江支行;2010年的南京银行扬州市分行;2011年的浦发银行、光大银行扬州市分行;2012年的扬州市中国人寿江苏分公司电话销售中心、交通银行华东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等。金融机构落户将提升扬州市的城市金融地位, 但对扬州市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欠缺。

地方金融机构在支持扬州市新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有着明显优势, 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金融机构了解借贷企业微小的风险变化状况, 会根据掌握的情况以灵活变通的方式给予调整, 具有地利优势;二是地方金融机构员工土生土长, 与借贷企业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和背景, 更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具有人和的优势;三是地方金融机构是独立法人, 程序少、链条短、决策快, 在信贷上自主性大, 对借贷企业来说快捷, 成本低。一个地方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金融机构, 也需要经营高效、发展完善的小地方金融机构。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更加完整的金融群,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4.结合扬州市发展的特点,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目前, 扬州市正着力打造“三城三中心”, 即旅游产业名城、文化产业名城、信息服务业名城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区域性科技服务中心, 建“长三角”北翼现代化服务业中心城市。这个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加快扬州市金融创新步伐, 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提高创新能力显得尤为迫切。

随着高科技手段在金融领域的大量应用, 金融业要以技术创新为手段, 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推出期权、货币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针对经济发展的需求, 发展对旅游、中小企业融资和信用担保、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扩大金融机构业务和服务的领域, 开展债券交易、证券经纪及承销、专业保险及再保险、金融专业服务等,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观念创新, 实现扬州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金融企业经营特色化和金融服务精细化。

5.优化扬州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近几年, 扬州市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扬州市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关于当前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三农”贷款支持力度的意见》、《扬州市金融生态县 (市) 创建实施意见》、《关于金融支持“三新”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等政策性文件, 改善了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但外界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人民银行扬州市支行、银监局扬州市分局及扬州市市委、市政府, 应适时适度地在管理上作出相应调整, 进一步明确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措施, 加强法制建设, 推进“诚信扬州”建设, 以此促进扬州市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

参考文献

[1]扬州市统计局网站.http://tjj.yangzhou.gov.cn/.

[2]江苏统计局网站.http://www.jssb.gov.cn/.

金融贡献率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贡献

TheContributionofFinancialDevelopmenttoEconomicGrowthandThoughtonChineseFinancialDevelopment.

XueFei

(SchoolofBusinessandManagement,CentralSouthUniversityofTechnology,Changsha,410083)

Abstract:Thepaperreviewedcontributiontheoryoffinancialdevelopmenttoeconomicgrowthandanalyzedfivecontributionchannels:lowingtransactioncost;diversifyingrisks;lowingsupervisioncost;lowinginformationcollectioncostandmobilizingdepositmoreefficiently.Beingaimedatlagineconomicdevelopmentofourcountry;weproposedfourmethodstopromoteeconomicgrowth:perfectcommercializationinstated-ownedbank;perfectmarketabilityinstockmarket;pushingmarketabilityofinterestrateandquickeningthereforminstated-ownedenterprises.

Keywords:financialdevelopment,economicgrowth,contribution

目录

一、理论回顾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

三、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思考

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边际贡献度研究 第3篇

关键词：金融系统风险；边际贡献度；t-GARCH（1，1）

一、引言

自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国际金融遭受巨大冲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系统性风险的广泛关注。Frederic S .Mishkin（1992）[1]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对金融市场的扰乱，它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得更为严重；Michael Schrode和Mrtin Schuler（2003）[2]使用GARCH模型测量了自欧洲银行一体化以来，银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Adrian和Brunnermeie（2008）[3]在风险价值（VaR）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条件风险价值CoVaR引入系统风险测度研究之中；Acharya等（2010）[4]基于期望损失（ES）提出了金融系统性期望损失（SES）和边际期望损失（MES）。

在国内，翟金林（2001）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机理和预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马君潞（2007）根据银行间的资产负债表，估量了我国银行间市场传染风险；张亦春（2002）[2]从风险与金融风险角度考察了金融风险的定义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和特征；范小云、王道平等（2011）借助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期望损失、边际期望损失和杠杆率，进行了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测量。

二、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以往学者在研究金融机构风险时，大多考虑了行业间的尾部相关性，但并没有考虑它们尾部均值的影响，故本文在VaR测量法的基础上，引用CVaR测量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把风险的尾部值也计算进去。利用CVaR建立金融机构间的关系，具体步骤如下：

（一）指标选取。文中选取金融市场数据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和金融指数来度量金融体系间的系统风险的边际贡献测度。

（二）计量模型设定。求三大行业的边缘分布，采用t-GARCH（1，1）模型，如下：

（三）CVaR值的度量。考虑到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相关性，需要Copula和t-GARCH（1，1）模型相结合求解，得到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指数的残差序列以及未来的收益率序列，然后用Monte-Carlo模拟的方法计算出风险的CVaR值。如此反复100次，就得到了100组金融指数、银行、证券和保险四维新的收益率序列。

（四）回归分析。为了避免这三大行业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先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减少成分的个数，再做线性回归。

三、数据选取与实证结果

本文从股票中选取了七只作为代表，用pt来代表股价，股票的对数收益率为rt=lnpt-lnpt-1，数据源自同花顺炒股软件；从银行中选取中行、工行、建行、交行、浦发、招商和农行；从证券中选择长江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元证券、太平洋证券、兴业证券、中信证券；从保险行业中选择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人寿、香溢融通、爱建股份和中国中期，权重为各自当期市值所占比例，将沪深300数据作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数据。数据样本取自2012.10.08～2013.07.22期间，每天30分钟高频数据。通过观察三大行业历史收益率的样本自相关系数，发现它们几乎是不相关的，但通过对样本的条件异方差检验发现它们的历史收益率序列均存在异方差性，因此可以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和沪深300的收益率序列建立t-GARCH（1，1）模型，利用Eviews6.0软件得到模型中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四、结语

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是对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防范，应对那些金融系统性风险边际贡献大的机构进行监管，尽可能地减小其边际贡献度。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第一，有效进行资本优化配置。资本在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很重要，对资本的有效管理可以使金融机构在风险发生时，不会损失那么严重，并且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体系预防风险的发生；第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可以反映一家机构的经营、业务和产品情况，同时有助于监管者了解该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程度，进而能够及时做出防范措施。对风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能够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几率大幅度减小、防止危机的发生；第三，加大金融风险知识的宣传：人们对金融风险知识了解甚少，而且往往会因为错误的辨识金融机构的业务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易发生威胁金融机构的事情。加强金融产品知识的宣传，不仅有利于广大群众，更有利于金融机构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Frederic S .Mishkin（1992）Anatomy of a financial crisis .Evolutionary Ecomomics2：115-130.

[2]Michael Schroder， Mrtin Schuler. The systemic Risk in European Banking-Evidence from GARCH Models [D].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3，（12）：35-36.

[3]Tobias Adrian and Markus K. Brunnermeier（2008）Co-VAR， FRB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 No，348，September 2008.

[4]Acharya，V.， L. Pedersen ，T. Philippon and M. Richardson. Measuring Systemic Risk[J].NYU Working Paper，2010.

[5]翟金林.銀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及防范研究[J].南开学报，2001，（04）：83-84.

[6]马君潞.中国银行间市场双边传染的风险估测及其系统性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7，（01）：68-78.

[7]张亦春.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再考察[J]，金融研究，2002，（03）：66-67.

金融贡献率 第4篇

一、朱葆三早年的坎坷经历

朱葆三, 名佩珍, 以字行, 1848年3月11日在浙江乍浦出生, 祖籍为浙江省黄言, 其父朱祥麟在朱葆三出生时任乍浦都司、定海营游击, 1851年朱祥麟举家迁居定海县城。朱葆三13岁那年, 其父朱祥麟患上重病, 为了给父亲看病求医用药, 朱葆三家境日趋困难。 朱葆三14岁时, 母亲方氏忍痛托人将朱葆三带往上海学艺谋生, 从此, 朱葆三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朱葆三来到上海以后, 经人介绍在一家名为“协记”的五金店铺当学徒, 这家五金店铺主要经营五金器皿和罐头食品。朱葆三在五金店铺当学徒, 实际上就是勤杂工, 工作十分辛苦, 各种杂活脏活都要干, 至于学做生意, 只能靠自己在干各种杂活时用心记忆。朱葆三在干各种杂活的过程中, 努力将各种商品的价格、性能及业务知识用心记住。另外, 朱葆三虽然识字不多, 但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珠算、记账, 并且挤时间学习阅读商业尺牍。由于他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很快他的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升[1]57。

朱葆三在五金店铺当学徒的时候, 上海已经有很多洋商, 朱葆三看到一些人由于粗通英语, 所以在上海商场颇为吃香, 因此他暗下决心要尽快学会英语。学习英语必须有老师才能够学会, 如果到实习学校去学英语课, 每月必须得交三元钱的学费。当时, 朱葆三每月工钱仅五角, 这笔学费根本付不起。聪明的朱葆三看到邻近店铺的一位学徒到实习学校每晚学习英语, 就产生了一个省钱学习英语的想法。他将自己每月的工钱五角钱全部拿出, 希望这位学徒教他学英语, 朱葆三的真诚以及好学精神感动了这位邻近店铺的学徒, 他的请求如愿以偿。由于朱葆三勤奋好学, 并且在学徒的过程中吃苦耐劳、手脚勤快, 因此颇得老板的赏识。1864年“, 协记”的总账房去世, 当时朱葆三年仅17岁, 老板就让他担任“协记”营业主任兼总账房。朱葆三20岁时“, 协记”老板又升他为经理。1878年, 由于老板谢世“, 协记”关闭。朱葆三开始了独立创业的历程。

二、朱葆三的实业活动

“协记”歇业后, 朱葆三依靠自己数年的积蓄, 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慎裕”五金店, 并兼营进口贸易业务。“慎裕”五金店在朱葆三的精心经营之下, 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利润甚为可观。朱葆三做人以信义为本, 多年来, 在生意场上有较好的人缘, 独立创业以后, 朱葆三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培养。同时, 他也十分重视业务人员的培养。 例如:后来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就曾经是朱葆三 “慎裕”五金店的总账房, 他精通业务, 精明强干, 在账法方面是行家里手, 朱葆三初始创业时, 顾晴川出力不少。二人即时雇主关系, 还是好朋友。朱葆三的生意越干越大, 后来朱葆三结识了上海商界巨头叶澄衷。叶澄衷是朱葆三的同乡, 比朱葆三大一些, 二人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十多岁来上海, 都很正直, 都是以五金业做起, 都学了英语, 因此, 二人一见如故[2]45。在叶澄衷的帮助之下, 朱葆三将店铺搬至叶澄衷建造的产业大楼之内。同时, 朱葆三的五金店改名为“慎裕五金商行”, 在店铺规模上进了一个台阶, 经营业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仅从小五金到大五金都经营, 还开始从事五金机器进口贸易, 运进外国的机器、钢材等卖给工厂。

此后, 朱葆三的声誉和地位也随着其财运而扶摇直上。朱葆三为了商业发展, 结识了许多官场中的朋友, 当时的上海道台袁树勋就是朱葆三的好友。朱葆三还将自己的得力助手顾晴川推荐给袁树勋, 顾晴川来到道台衙门后担任会计员兼司出纳银库。当时, 道台衙门经手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 袁树勋派顾晴川具体经办, 朱葆三安排顾晴川将初到的一笔笔巨款放在上海道库暂行保管, 然后将一笔笔款项折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 最后再将这笔款项转交给上海海关。由于庚子赔款款额大, 钱庄折息较官息高, 袁树勋上交利息以官利计算, 这样就可以从中获取不小的差额利润, 朱葆三不仅赚到了钱, 还和许多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周转庚子赔款的过程中, 朱葆三开始对金融业产生了兴趣, 但是, 朱葆三真正开始进入金融业, 还是在1897年之后。1897年, 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在上海成立, 命名为“中国通商银行”。财政邮电大臣盛宣怀是这家银行的创办人。银行一成立, 盛宣怀便聘请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叶澄衷、张振勋、严信厚、朱葆三为董事。朱葆三于1907年投资浙江兴业银行, 1908年,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成立, 朱葆三亲自参与并担任董事长。1909年, 清浙江省衙门撤销官钱局, 重新成立浙江银行代理省库, 朱葆三任该行董事, 并为该行商股第三大股东。在此期间, 朱葆三还参与投资创办了中孚银行、振丰银行、 中华银行、江南银行等七家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和发起人都是朱葆三的同乡, 该行凭借自身的良好信誉以及雄厚实力成为当时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 当时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仅有几家, 因此,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南京、宁波、汉口、温州等地都设立了分行, 银行发展鼎盛时期营业资本多达150万两, 并且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业务总量近6000万元。所以, 在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中, 朱葆三堪称开拓者之一[3]76。

朱葆三不仅投资金融业, 还投资轮船航运业以及工矿、保险和公用事业。1897年, 朱葆三与同乡李云书等人共同发起, 准备创设华人自己的东方轮船公司, 可惜因资金问题, 最后不得已与法商立兴洋行合办, 这是朱葆三在航运业中的初次尝试。1906年, 朱葆三夙愿以偿, 创办了纯粹的华资轮船公司上海创设越东轮船公司。 1915年以后, 朱葆三又陆续创办了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以及同益商轮公司, 后来, 朱葆三将四个轮船公司, 共六条轮船进行了整合, 成立了朱葆三航运集团, 轮船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在长江以及浙闽沿海等地。除此之外, 朱葆三还参与了多家航运企业的投资, 主要有舟山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 长和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 宁绍轮船公司、永新轮船公司等, 成为航运业的巨擘之一[4]109。

另外, 在工矿、保险和公用事业等方面, 朱葆三也参与了创办和投资。从1897至1923年, 朱葆三共参与创办了多家工矿企业, 如上海大有榨油厂、海州赣丰饼油厂、日华绢丝厂、上海绢丝厂、 立大面粉厂、中兴面粉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上海华商水泥公司、长兴煤矿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龙华造纸厂、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在保险业和公用事业方面, 朱葆三也积极参与, 他发起创办了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开设了上海华商电车公司、舟山电灯公司、定海电器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厂、广东自来水厂、汉口自来水公司等。朱葆三一生兴办的实业涉及多个领域, 涵盖五金、钢铁、金融、航运、水泥、造纸、纺织、榨油、保险以及公共事业等多方面, 构建了规模庞大的企业群体, 他所创立和投资的企业, 不少属于开创性的企业, 可以说朱葆三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商界泰斗, 实业领袖

综观朱葆三的一生, 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仅投资的企业多, 而且投资的范围广, 他的经营投资范围不仅涉足五金、钢铁、金融、航运、水泥、造纸、纺织、榨油等领域, 还涉足重工业以及公共事业等领域, 在金融业投资方面, 朱葆三多头并进, 不仅投资银行, 还投资保险以及信托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上海实业界, 朱葆三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这不仅源于他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还源于他积极参与工商界各项社会活动。19世纪末年, 朱葆三作为上海五金业知名人物就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20世纪初年, 朱葆三捐得二品衔候选道, 逐步成为上海著名绅商。历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董、上海总商会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 被誉为 “商界泰斗, 实业领袖”。

朱葆既为传统绅商, 又大力投资民族金融业和工商业, 集多重角色于一身, 他的一生恰逢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和工商业发展时期, 他积极参与各项实业活动, 用毕生的精力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这位近代金融工商巨擘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参考文献

[1]应芳舟.上海“朱葆三路”考——以地方志为中心[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1) .

[2]高超群.做生意与做人——清末民初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一生[J].银行家, 2003 (5) .

[3]朱英.一代商界领袖朱葆三[J].竞争力, 2007 (1) .

金融贡献率 第5篇

因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总产值增长率叫科技进步率。农业科技进步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农业目标,如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改善生态环境等而采用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进展。农业科技进步率是农业GDP增长率中减掉新增要素投入量产生的GDP增长率之后的差额。而农业科研贡献率即农业科技进步率与同期农GDP增长率之比,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GDP增长率。如果农业产出增长8%,农业科技进步率为4%,则该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即为4%/8%=50%。由于科技进步是一个综合的量,因而通常测定的值仅仅是某段时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涵义可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的是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一个农业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技术问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本质内容是,通过农业科研带来的技术进步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和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在测算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后,农业要素(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贡献率的计算则简单得多。

从1982年开始,我国农业部即组织着手研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用不同方法对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1995年又委托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等单位开展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同时,还组织了各省农业厅对“八.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实测和验证工作。由于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的需要,不少工作者与学者从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测定的研究,国内较为权威的有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朱希刚(1997)研究员,他最早使用Solow余值法进行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1]。南京大学的顾焕章、王培志利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972-1980年,我国农业增长中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27%,在1978-1984年,这一份额上升至35%,“七.五”期间下降至不足28%,相比较而言,“七.五”期间较“六五”期间下降了7个百分点[2]。1997年初农业部下发了《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通知》,将朱希刚所用的测算方法确定为计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国家试行标准。之后,苏基才、蒋和平利用增长速度方程测算了1990-1994年的广东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研究表明:1990-1994年的农业技术贡献率介于41.7%-47.1%,平均达44.41%[3];陈凯通过建立要素结构进化率函数和要素替代弹性函数对山西农业科技进步及其贡献率进行了测定[4];樊胜根、张林秀建立了联立方程系统模型用以测算中国的技术进步率[5];赵芝俊、袁开智利用Translog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增长率计算我国1985-2005年的狭义技术进步率[6]。

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利用Solow余值法来进行测算,其着眼点不在于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而在于通过这个纽带求得农业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将农业要素投入贡献率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对比,找出当前与今后广东农业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因此,在论证过程中,不仅对全省,还对其所辖的四大区域均展开测算与分析,力图避免分析不全面而导致的政策制定失误。

1 广东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1.1 测算模型的建立

假设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生产投入的增加,即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费用的投入增加;另一部分则来自科技进步引起的投入产出比的提高,即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和降低了产品成本。测算模型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Y表示农业总产值,K,L,M分别为相应的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及耕地面积,A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α为物质费用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γ:耕地产出弹性系数,δ为农业科技进步率

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并对t求导可得:

当计算具体年份时取坠t=1,坠Y,坠K,坠L,坠M分别可以写成△Y,△K,△L,△M即可得到:

若用下标“0”表示基年,下表“t”表示计算年,则公式(3)可以改写为:

假设α+β+γ=1,及规模报酬不变,农业科技进步模式是希克斯中性型。

1.2 数据的界定和参数的选取

上述生产函数中所需的数据,选取1990-2008年广东省的相关数据,其中农业GDP、耕地面积取自《广东统计年鉴(1991-2009)》、物质费用和劳动力都选用《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上的数据。

(1)农业GDP(Y)包括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剔除物价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

(2)物质费用(K)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3)耕地面积(M),考虑到部分年份耕地面积统计数据欠缺,而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严重,故本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替代耕地面积进行测算。

(4)农业劳动力(L),为从事农林牧副渔业劳动力数量,直接采用广东统计年鉴上的第一产业人数统计数据,用年末数进行计算。

(5)对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三个产出弹性值的测定,是通过建立全国总合生产函数的回归方程估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弹性值(即回归系数),在此基础上再确定三种主要投入的产出弹性值。据朱希刚(1997)的测算,农业物质费用弹性为0.55,农业劳动力弹性为0.20,耕地弹性为0.25。在测算广东省农业科技进步率时,耕地弹性与全国一样为0.25,物质费用弹性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本式中,α为全国物质费用弹性即0.55,Kt、Lt分别为全国第t年的农业物质费用和劳动力数。αi、Kit、Lit分别为广东省农业物质费用弹性和广东省第t年的物质费用和劳动力数,n是测算的时间的年段数。求出广东省物质费用弹性值αi后,由于α+β+γ=1,且γ=0.25,即劳动力弹性βi=1-0.25-αi。其中计算结果若αi>0.65,仍按0.65取值;当αi<0.40时,仍按0.4取值。求得αi=-0.36,,故仍然按0.4取值。最后确定的广东省农业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耕地投入的拟用弹性值分别为0.4、0.35、0.25。

(6)增长率的计算。本研究将广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为几个阶段来研究,分别是1990-1995(八五时期)、1996-2000(九五时期)、2001-2005(十五时期),2006-2008(十一五时期),在计算农业生产各要素增长率时采用平均值,如对1990-1995农业GDP增长率的计算,可用如下公式:

(7)要素贡献率的计算。由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GDP增长率可知,要素(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的弹性系数)/农业GDP增长率。

1.3 计算结果及分析

运用所建立的模型通过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1)广东农业经济的增长源于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在“八.五”与“十.五”时期,亦或是1990-2008整个时期以来,耕地面积与劳动力对农业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均为负值,即使是在“九.五”与“十一.五”的前3年,他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微乎其微,广东省的农业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物质投入和科技进步。

虽然在“八.五”、“十.五”与整个统计时期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源自物质投入,所占份额分别达到了77.92%、57.54%与61.32%,科技进步处于第二增长位次,科技进步贡献所占份额分别为47.84%、51.81%与50.6%,但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不断提高,“九.五”时期与“十一.五”前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越物质投入的增长率而位居第一,成为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因素,说明广东省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建设现代农业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已进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模式。特别是“九.五”时期(1996-2000年),在国企改革正处于最为困难,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并不大(这可以从这一时期物质费用增长率比“八.五”呈现下降趋势也可看出)的总前提下,这一时期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竟然高于“八.五”时期,其最主要的贡献源于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9.1%。而2006-2008期间,“十一.五”计划已实施三年,这三年可以说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年,宏观政策环境是历史是最好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历史上最高的,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措施也是历来最有力的。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2006-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三个“一号文件”,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除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之外,这个时期劳动力年均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比前期有些增加,主要原因是城市和乡镇企业对剩余劳动力的承载量有限,致使农村劳动力出现“回流”现象。劳动力的回流也导致了一些荒芜的土地被开发成为耕地,耕地面积增长率达到了2.07%,从而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2.1%。

按照2006年原农业部长杜青林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五”期间(2001-2005)我国广义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是48%,而《国家中长期(2006-2020)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计划要达到60%,虽然广东省在“十.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1.81%,但“十一.五”的前三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还只有52.49%,要达到60%的要求还有待于最后两年的努力,当然,本研究所计算出的52.49%的科技贡献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是由于2006-2008年对耕地面积按新口径进行统计导致耕地面积增加幅度较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提升而影响了科技贡献率,若按原来的统计口径(无数据),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应该接近60%。

(2)物质费用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八.五”至“十.五”这三个时期,物质费用的增长率分别为8.33%、6.81%、5.72%,而同期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只有4.21%、6.13%和3.98%,远低于物质费用的增长率。从整个1990-2008这段时期来看,物质费用的增长率为6.94%,而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仅只有4.53%,相差2.41%。这些说明,在农业经济的增长中,资金投入对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3)劳动力效率虽有提高,但表现不稳定,还有待提升。1990-2008年,整个广东省农业劳动力(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数量从1990年的1600.8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537.76万人,下降的比率达到了3.94%,但劳动力的贡献率反而在上升,“八.五”时期,劳动力的贡献率为-16.5%,而到“九.五”时期,劳动力的贡献率却达到了8.3%,但在“十.五”时期又有所下降,为-4.8%,到“十一.五”的前三年有上升为0.2%。从整个1990-2008这个统计期间来看,劳动力的贡献率仍为负值(-4.9%),这说明需要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提升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从而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4)耕地面积减少所产生的负效应愈发显现。排除2006-2008年对耕地面积按新口径进行统计导致耕地面积增加幅度较高这个因素,1990年广东省的耕地面积为252.88万hm2,而到了2005年却只有210.26万hm2,下降了16.86%。耕地面积的下降,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所造成的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八.五”到“十.五”时期,耕地面积的贡献率分别为-9.2%、-1.9%与-4.5%。因而,如何保护耕地是广东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 广东省各农业区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地理区位,整个广东省可划分为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佛山、中山、江门)、粤东(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粤西(包括肇庆、茂名、湛江、阳江、云浮)与粤北(韶关、清远、河源三市)四大区域。郑晶根据地貌,将云浮划分到粤北地区[7]。本研究认为,云浮虽然作为山区,但与其发生经济关系更为紧密的主要还是周边的粤西地区,而且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也是属于粤西,归到粤西进行统计似乎更为合理。

广东省农业经济的增长,其实质是各个区域的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有效测算区域农业科技进步的程度,比较各区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贡献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有利于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

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为排除个别年份内产出的大起大落,采用前后三年的平均值作为当年的农业总产值,各要素的增长率仿照农业总产值增长公式间隔5年计算得出,其它数据的界定和测算仍然按照(二)的方法进行。通过计算,各要素的增长率与贡献率如表2所示。

表2反映了广东各区域各农业投入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从总体上看,四大区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保持上升的趋势且区域之间呈现出梯级差异,依次是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其中,珠三角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最高,超过了60%,提前实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10年珠江三角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粤府办「1999」65号)所规定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

由于工业化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珠三角、粤东与粤西、粤北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耕地的急剧减少对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且呈现加大趋势。因此,在四大区域,耕地面积均呈现负增长,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对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制约。

工业化域城镇化迫使四大区域可耕面积大量减少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在珠江三角洲与粤东地区,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失去土地,只得从事非农产业或失业,但由于大量的外来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以及珠三角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反而略有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贡献,但不显著。粤北、粤西地区由于近几年中央的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政策的出台与珠三角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导致部分农村劳动力回流,因而劳动力的增长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粤北地区,由于“八.五”与“九.五”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回流的只是少部分劳动力,因此,在整个统计期间粤北劳动力增长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为负值。

四大区域物质费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从总体上观察处于下降趋势,但仍然所占比重较大,特别是在粤西与粤北地区,分别达到了56.34%与63.36%。

由此可见,在四大区域,虽然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除珠三角外,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费用的大量投入,物质费用投入的贡献仍然大于科技进步率的贡献,粤东、粤北、粤西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依旧很艰巨。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农业经济的增长依靠加大物质费用投入的增长方式始终处于较为主导的地位,证明广东省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但我们也看到,物质费用增长率整体呈下降的趋势,证明广东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制度或政策创新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

在广东全省对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的不断加大与物质投入的增加有限的环境下,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为突出,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大。建议:

3.1 加强农业科研的投入,特别是政府财政拨款的投入

政府作为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应逐年增加资金投入。虽然自1990年以来,广东省对农业科研的投资逐年增加,但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一般认为只有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左右,才能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协调。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的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存在不少差距,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2%-4%),这与广东经济发达地区的身份极不相称,应逐年增加农业的科研投入,使其占到农业总产值的1%以上,其中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达0.5%以上,基本满足农业科研对财力资源的实际需求。

3.2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

一方面,政府要增加对农户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农户教育培训和科教兴农专项资金。同时政府要设法增加农户收入,加大对农户的经济补贴,从而促使他们有能力接受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政府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技术、机构、政策支持。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基地的建设,培养优秀的农户教育师资队伍,为农户接受教育提供条件。此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制,积极鼓励和支持农业社会团体、农业协会以及个人培训机构的发展,让其参与农户教育培训,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和体制,使农户教育培训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3.3 建立高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在乡镇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机制。实行用人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以岗定人。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确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以在一线推广业绩为主要内容,当地政府领导、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本单位职工、农户共同参与考核评价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参与竞争上岗的人员,可根据其工作性质和职能进行多层次、全面考核与评价。第三,创新分配机制。打破分配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工资,按贡献大小、业绩大小适当拉开档次。

参考文献

[1]朱希刚.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2]顾焕章,王培志.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1994(5):11-13.

[3]苏基才,蒋和平.广东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定[J].南方农村,1996(4):7-10.

[4]陈凯.农业技术进步的测度-兼评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0,21(2):124-128.

[5]樊胜根,张林秀.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64-86.

[6]赵芝俊,袁开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及分解:1985-2005[J].农业经济问题,2009(3):28-36.

提高楼宇经济贡献率的研究 第6篇

关键词：楼宇经济,经济模式,贡献率

楼宇经济发展的背景及状况

发展楼宇经济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楼宇经济是一种“隐藏”在商务楼中的新经济形态, 它是以商务楼为载体, 通过开发、出租、售卖等多种形式引进企业, 从而产生税源,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楼宇经济占地少、无污染、效益好, 能够很快集聚一大批业态先进的企业和机构, 被喻为“立起来的开发区”, 非常适合大城市中心城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 楼宇经济就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因此, 加快中心城区发展楼宇经济,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是迅速壮大经济实力、提高经济效益、全面实现功能及产业定位的战略选择, 也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推进3个层面联动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 天津中心城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定位, 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培育、发展楼宇经济的政策措施, 收效明显, 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统计, 截至2013年8月, 天津16个区县共有正在运营的楼宇592座, 商务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 上半年纳税总额176亿元, 其中51座楼宇过亿元。天津楼宇经济发展有了良好的起步, 发展势头很好。但与楼宇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楼宇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普遍存在规模效益不高、发展特色不突出、业态水平较低、工作推动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等问题。

楼宇经济模式

天津目前楼宇经济发展的呈现出几个主要模式:

1.多核多中心的发展结构

天津呈现了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两大商务区分别独立发展的格局。在两大核心的商务区内又进一步形成多个楼宇经济发展区。

2.与快速公共交通线路 (尤其是地铁网络) 的延伸相结合

以地铁网络为基础、地铁站点为节点构建的楼宇经济网络, 如天津的南京路商圈、西站商务区、新开路商业圈等, 以快速路网构建的楼宇经济区, 如河东万达广场周边, 金钟河大街附近、卫津路沿线等。

3.楼宇业态发展多元化

在楼宇经济发展的多核多中心结构中, 分化出的次级中心一般体现出与原中心高低互补、类型互补的产业特征。如河东南站商务区主要是总部或区域总部功能, 南京路商务区主要的高档商务功能, 而鞍山西道商务区以科技功能为主, 实现功能和层次的互补。

4.利用规划和政府引导的手段

城市次核的建设是政府为疏解老城区的压力, 引导新城区开发的重要手段。比如天津西站副中心, 有效地促进了红桥老城区的改造提升。

加快楼宇建设, 注重政府搭台的重要性

从楼宇经济的几种模式来看, 要提高楼宇经济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 需要政府部门对楼宇经济的布局进行科学规划, 对楼宇经济的发展进行积极的引导, 对楼宇经济的发展环境进行不断优化。

1.科学规划

依据天津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双核驱动的理念和中心城区一主两幅中心商务区的规划, 在海河经济带、地铁网、快速路网以及传统的南京路、鞍山西道等商业中心地区规划建设楼宇经济区。根据各区的经济发展定位的不同, 对楼宇经济的功能也按照科技、文化、外贸、物流等差别定位, 有效提升楼宇经济的发展效率, 降低同业竞争造成的低效发展。

2.强化政策对接

凡是国家和天津已颁布实施的支持现代服务业、民营经济、科技研发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扶持政策, 均适用于符合相关条件的楼宇经济项目, 并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执行,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比如: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 对新设立的总部或地区总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其中, 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的, 补助2000万元;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以上的, 补助1500万元;注册资本5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的, 补助1000万元。为促进金融业发展, 对新迁入的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 其中, 全国性及以上规模的, 补助500万元;区域性规模的, 补助200万元。为促进中介服务业发展, 对新设立的国际、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人才中介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 购建的自用办公用房, 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租赁的自用办公用房, 3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10%给予补贴等等。

3.增加财政支持

对纳入全市重点支持的中心城区商务楼宇, 以2010年单项楼宇纳税额度为标准分三级, 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支持其改造升级。年纳税额2000万元以下的, 给予1000万元资金补贴;年纳税额2000至4000万元的, 给予800万元资金补贴;年纳税额4000至7000万元的, 给予600万元资金补贴。补贴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 主要用于商务楼宇的招商引资、设施配套、租金补贴、服务平台建设等。

4.对高端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重点支持的商务楼宇, 凡新引入国外、外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台湾、香港、澳门的企业结算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以及动漫创意等高端业态企业和机构, 2011年至2013年所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市、区两级财政按地方分享收入部分的各50%予以奖励。奖励资金可用于为入驻企业提供户籍、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服务支出。

5.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天津市有关部门要主动跟进服务, 协调解决涉及行政审批、招商引资、金融服务、工商注册、楼宇改造、设施配套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相关媒体要正面积极的宣传报道楼宇经济的有关政策、信息、典型案例等。

提升楼宇经济贡献率, 关键在提升楼宇经营者的效率

楼宇经济早已经不是有个物业载体就可以通过招商出租创造价值的时候了, 要提高楼宇经济在城市经济中的贡献率, 关键是提升楼宇经营者的效率。楼宇经营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突破传统观念。

1.提升对楼宇经济的认识

高新技术产业是楼宇经济的最佳载体, 软件、研发、文化创意类产业占用资源少产出效益高, 往往利用现有楼宇即可形成规模产业, 软件企业适合在楼宇发展, 而软件研发、文化创意产业恰恰是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 与老城区的传统商贸错位发展, 集聚以高新企业为主的科技楼宇经济就应该成为楼宇经营者的研究和工作的重点。一是结合软件研发、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需要, 结合政策引导, 发展特色产业楼, 比如鞍山西道的百脑汇、1895大厦等;二是利用现有楼宇资源, 加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引导科技型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入驻, 使之成为集研发、孵化、服务于一体的科技楼宇,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创业平台, 比如绿岭产业园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案例。

2.加快转变招商观念

具体注重3个转变:一是招商方式由企业“单兵作战”为主转为企业与政府联手, 形成合力招商;二是招商领域由招本土企业为主转向招引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民营500强企业的区域总部和职能总部以及服务外包重点企业、软件百强企业、文化创意知名企业为主;三是招商模式由坐等客户上门转向主动出去引商, 通过各种渠道接洽优秀企业家, 以一定的优势和良好的服务把客户引进来。

3.注重整合资源

从天津现状看, 可用于发展楼宇经济的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工业外迁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大批工业厂房;近年来, 修建的大批商务写字楼等。楼宇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 有效整合各方楼宇资源, 是楼宇经营者需要认真开展的基础性工作。这一点, 天津红桥区意库创意产业园的经验值得借鉴, 通过资源整合, 先后开发了意库创意产业园、绿岭产业园、渤海明珠大厦、乐园大厦等。

4.提升服务档次, 促进入驻企业发展

楼宇只是物理载体, 而企业入驻楼宇后才能起"化学反应", 真正形成楼宇的经济概念, 因此楼宇的经营者要通过提升自身的服务, 给入驻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更优质的服务、甚至帮助其拓展业务, 使其快速发展, 这种对入驻企业的帮扶是入驻企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平区创新大厦不仅拥有国际5A级写字楼的硬件基础, 更拥有社区化管理的先进服务理念和体系;绿领产业园则提出创新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概念, 把党支部、团支部、工会联合会、统战委员会、商会等组织统一纳入园区服务体系, 良好的服务实现入驻企业的认同, 促进企业的稳定发展, 入驻企业的稳定成为楼宇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

5.充分利用政策

发展楼宇经济, 必须充分理解现有的各种政策, 包括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楼宇经济政策、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科技型企业的有关政策等, 深刻的政策理解、完善的申报流程, 有利于楼宇经营者和入驻企业享受到来自政府资金的支持, 能够充分调动楼宇经济参与者的积极性, 为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和提升科技水平带来机会, 企业的发展也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楼宇经济也被有效的激活。

通过对天津楼宇经济的研究, 希望能找出楼宇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 并对楼宇经济的经营发展给予有益的借鉴, 并将沿着这一方向不断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洪田芬, 夏健.区域CBD网络的构建模式[J].现代城市研究, 2007, (3) .

[2] .毕波, 吴晓雷.城市楼宇经济空间布局的研究与思考[J].规划师, 2006, (11) :176.

也谈蛋鸡的良种选育及贡献率 第7篇

在家禽生产中,蛋鸡产业化生产的起步相对较早,鸡蛋的产量和产值均占禽蛋总产量的80%以上,其中蛋鸡良种对蛋鸡生产的贡献率达45%以上"根据国际粮农组织和发达国家对养殖业生产作出的科学评估!品种的贡献率是35!"65#!平均为45$"随着动物基因组计划的研究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个比例还将大幅度地增加"

育种工作是一项高投入#高技术#高产出!同时也是高风险的产业!需要有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过程"现代家禽育种在我国全面开展的标志是国家把蛋鸡育种列为$六五%攻关项目"科技工作者们运用了现代育种理论和方法!采用了先进的饲养管理设备和技术!培育了一批适合国内生产需要的蛋鸡良种配套系!如北京市种禽公司培育的$京白823%和东北农学院培育的$滨白42%!以及中国农业大学育成的在国际处于先进地位的$农大3号%节粮小型蛋鸡配套系等"这些优良品种的培育!因其贡献率的大幅度提高及各方面指标的明显改善!对推动我国蛋鸡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近年来国内企业也先后从国外引进了一些优良的蛋鸡品种"2006年全国共有16家企业从国外引进祖代蛋种鸡20.57万套!2007年全国共有18家企业先后从国外引进祖代蛋种鸡23.787万套!2007年比2006年进口数量净增加3.217万套!增长率为15.6%"2007年全国祖代蛋鸡进口量最大的四家单位&&&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华牧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种鸡场共进口祖代蛋种鸡124950套!占全部进口量的52.5%"2007年全国进口和自育自繁祖代蛋种鸡约36.787万套!共可繁殖生产父母代种雏2628万套!商品代苗鸡18.78亿只"

目前!国内蛋种鸡格局主要分为地方禽蛋品种#国内培育品种和引进品种"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引进品种在国内蛋种鸡占有绝对大的优势!我国的蛋种鸡基本是罗曼和海兰两个外来品种!能占到80%的市场份额!其他外来品种及国内自主品牌占到20%"我国丰富的地方鸡品种资源!以及多年来引进世界各地的高产蛋鸡!如海兰#罗曼#罗斯等!为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蛋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贡献率 第8篇

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为“索罗余值”, 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罗提出, 是指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如何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以及政府所重视的问题。

国外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艾布拉姆威兹 (1956) 提出的代数指数法 (AIN) , 索罗提出的索罗残差法 (SR) , 隐性变量法 (LV) 以及遵循法雷尔 (1957) 思想的潜在产出法 (PO) 。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国内掀起了一股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的热潮,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测算科技贡献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不过较多的还是索罗余值法。宋卫国, 李军 (2009) 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到“十五”计划之间国内主要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结果各不相同, 最高的达到了47%, 最低的也有38.7%。周海春 (2009) 以2000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用索罗余值法计算出近十五年来我国的科技贡献率为50.2%。由此可见, 我国的科技贡献是比较高的。

但是, 在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时, 在各个指标的选取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对于资本存量的测算, 贺菊煌 (1992) 根据现有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积累指数以及某一年的积累数值, 估算出了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2004) 利用构造投资隐含平减指数的方法, 得出了各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从而计算出各年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何枫、陈荣、何林 (2003) 则是模拟出资本平减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间的的相关性, 然后推算各年份的物质资本形成总额。李宾、曾志雄 (2009) , 张军和章元 (2003) , 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等人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研究。

对于劳动力的选取, 国内外众多学者也做了很多研究, Psacharopoulos.G.与Arriagada.A.M. (1986) 、Mankiw (1993) 采用的是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 Laroche.M与Merette.M. (1999) 采用的是基于学习年限和工作经验的指数值。国内学者大多是以就业人数来代替, 胡鞍钢 (2002) 、王金营 (2001) 、张帆 (2000) 等也有相关的研究。

王荣斌, 谭成林 (2004) 用索罗余值法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测算出河南1991-2002年的科技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刘思峰, 党耀国, 李炳军 (1999) 测算出1980年以来, 河南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稳定上升, 同时也提出应该不断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本文则是在这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用几组不同的值来测算河南省的科技贡献率, 从而得出一个平均值来说明问题。

2 计算原理

自1928年柯布和道格拉斯阐述了C-D生产函数以来, 这种描述资本和劳动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关系的方法就成为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本方法。

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 给出经济总产出函数:

其中Y为产出, A为常数, t为时间变量, γ为技术进步系数, K为资本投入, L为劳动投入, α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对 (1) 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上式两边对t微分:

令分别表示产出增长速度、资金投入增长速度与劳动投入增长速度, 则上式可改写为:

对 (4) 式两边各项同除y, 乘以100%, 得到:

其中等式左边表示经济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 也就是科技贡献率, 它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

然后用Eviews软件进行处理可以估算方程中的参数r, α, β, 从而得到最后的结果, 即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数值。

3 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考虑三个时间序列,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K) 和劳动力人口 (L) 。为了确保数据的统一性, 对于前面两个变量, 我们用亿元人民币来作为单位, 人口就以万人为单位。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 我们把GDP和K都换算成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为基期的值。本论文数据均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08》。

3.1 GDP的选取

河南1985-2007年的名义GDP (支出法) 以及GDP价格指数都可以在年鉴中查到, 我们对这两列数据处理后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河南的实际GDP。

3.2 K的选取

现在国际上一般都是用永续盘存法来测算资本存量, 它的基本公式为:Kt=It+ (1-αt) *Kt-1, 其中, 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It表示第t年的投资, α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

国内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本文主要是采取根据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的方法进行测算, 计算公式为:

其中FI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DSt表示名义折旧, pk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我们可以查到河南省1985-2007年固定资产总投资总额以及1991-2007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但是没有1985-1990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李治国、唐兴国 (2003) 通过对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指数进行线性回归, 发现两者高度一致相关性, 因此从而我们也采用拟合出的1985-199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作为河南的指数。对于名义折旧的计算, 我们是通过选取10%的折旧率来得到数值的。

对于基期 (1978年) 资本存量的估计, 我们采用朱平芳 (2009) 的方法:

先假设河南省的资本存量占全国的资本存量的比例与河南省占的GDP占全国总GDP比例基本相等。

(1) 根据周至庄 (1993) 估算的全国物质资本存量为14112亿元 (1978年不变价格) , 本文得到河南省1978年的资本存量637.7252亿元。

(2) 根据贺菊煌 (1992) 估算的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值作为全国的资本存量值, 本文得到山东省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431.6457亿元。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两列不同的K, 然后再选取张军, 章元 (2003) 计算出的全国各个省区的K的值, 再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后几年的数据来, 一共得到三列不同的K的值。

3.3 L的选取

我们采用的是历年的就业人员数来作为劳动投入的度量。

4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运用三种资本存量和一种人力资本存量来估计生产函数, 以张军的资本存量为K1, 邹至庄的方法为K2, 贺菊煌的数据为K3。对于和的确定, 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方法, 本文选用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方法, 即:α+β=1。对 (2) 式进行修改, 得:ln Y=ln A+γt+αln K+ (1-α) ln L, 利用软件对各个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如下:

注:括号内为α的T检验值的伴随概率

由以上数据及查表可得, 模型的拟合度比较高, 可以进行下一步计算。

用三个不同的K值计算出来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见表2及图形:

由图形我们可以看出, 三种方法计算的结果误差都不是太大, 河南从1986年到现在的科技贡献率不是很稳定, 最高的可以达到60%以上 (1993年) , 最低的只有不到10% (2000年) , 而在1997-2000年之间的贡献率则达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 只有近几年 (2001年至今) 的科技贡献率才都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而更需要注意的是, 1986年与1990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负值。

用图形表示为:

出现上面的结果的原因是由于科技进步是一个长期的的过程, 其贡献率大小也是一个累积量, 在短期之内通常是难以准确地观察到的。而且有时受到外界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 一年之内的数据会出现波动, 意义也不大, 所以, 应着眼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

5 总结分析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相对指标, 并不是值越高就越好, 它只是反映科技的增长速度占经济增长速度的份额, 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时, 贡献率就会较大, 而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 贡献率就会较小。因此, 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贡献率在某一年的数值的大小,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定性的目标或者是长期的规划。

对于河南来说, 就是要着眼于中原崛起这个政策,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发展高新技术和先进的实用技术,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也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注重人才的培养,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技型的队伍, 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参考文献

[1]宋卫国, 李军.“十五”规划我国科技进步率目标选择分析.2009 (2) .

[2]周海春.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科技投资, 2009.

[3]朱平芳, 朱军浩, 乔居强.上海市资本存量的估算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及评价.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研究会第十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009 (2) :1-11.

[4]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 .

[5]王荣斌, 谭成林.科技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以河南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 Vol.14, No.4.

[6]张军, 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 2003 (7) .

[7]李治国, 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J].经济研究, 2003.

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第9篇

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东莞已经从一个昔日鲜为人知的农业小县, 发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制造基地”, 其发展速度之快、变化幅度之大, 堪称奇迹。1979-2007年, 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从6.5亿元增长为3151亿元 (注:本文所有数据, 若非特殊说明, 均来自东莞市、广东省和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 按可比价格计算, 增长了120倍, 年均增长18%,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三次产业增加值相对比重从39.9:44.2:15.9转变为0.4:56.8:42.8, 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从1亿元增长为3843亿元, 预算内财政总收入从0.7亿元增长为457.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不足0.2亿元增长为841.1亿元, 出口从不足0.5亿美元增长为602.3亿美元, 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74元增长为2702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49元增长为11606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5亿元增长为695.9亿元, 人民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 从温饱走向小康。根据中科院和广东社科院的研究报告, 2007年东莞科学发展综合评价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大城市第二位, 综合竞争力名列广东省首位。

东莞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 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 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 凭借毗邻香港和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 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将国外的资金、技术与国内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苏格兰皇家银行一项调查显示, 2005年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为1.06美元, 而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12.97美元, 大陆工资水平仅为后者的8% (数据来源:《参考消息》2008年5月16日) 。而2005年东莞市政府所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仅为3.91元人民币, 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仅略高于或等于这一最低工资标准, 按当时汇率折算, 平均小时工资不足0.5美元。在低成本资源要素优势的吸引下, 1979-2007年, 东莞实际利用外资从不足0.02亿美元增长为50.4亿美元,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381.6亿美元。目前东莞在产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有2万多家, 约45%的地区生产总值和约80%的工业生产总值来自于外资或港澳台企业, 约60%的工业生产总值用于出口交货。东莞已经成为国际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其电子、服装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全球40%的电脑磁头和电脑机箱, 30%的敷铜板和电脑光驱, 20%的电脑扫描仪和微型马达, 15%的电脑键盘, 12%的电子元件, 产自东莞。IBM、康柏、惠普、贝尔等电脑公司都把东莞作为重要零部件采购基地, IBM大中华区副总经理李祖藩认为:“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的公路被切断, 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影响”。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 引发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东莞本地的闲置劳动力首先得到充分利用, 剩余劳动力首先得到转移。但东莞乃弹丸之地, 2006年末户籍人口仅168.3万, 其中从业人口仅103.8万人, 随着外资不断涌入, 东莞本地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很快枯涸, 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东莞本地劳动参与率 (本地从业人口/户籍人口) 从1978年的49.4%提高到2006年的61.6%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上升, 也可能导致劳动参与率提高) 。2006年东莞60.3万本地农村劳动力中, 已有53.6万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 仅有6.7万继续从事第一产业。

为继续维持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东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引进外来务工人员 。本文所说的外来工既可能是外地农民工, 也可能拥有外地城镇户口;既可能是被雇佣者, 也可能是雇佣者。但从数量上看, 外来工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农民工。因此在本文中, 外来工与外来农民工基本上是同义词。

1986年东莞外来工为1.6万人, 1987年猛增至25.3万人, 1992年突破100万人, 2001年一年内暴增至200万人, 2006年东莞外来暂住人口达到586.8万人, 是户籍人口的3.5倍, 其中外来劳动力达到567万人, 是户籍劳动力的5.5倍。如果进一步将1985-2006年间户籍由外地累计净迁入东莞的14.7万人仍然看作是外来劳动力, 则外来劳动力是土生土长本地劳动力的6.5倍。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未经登记的外来流动人口 (据估计, 如果加上未经登记的流动人口, 东莞外来人口可能已超过1000万) 。根据东莞市劳动局的数据, 东莞主要行业从业人员中, 外来工在制造业中占90%, 在建筑业中占95%, 在社会服务业中占64%, 在交通运输业中占82%, 在批发零售业中占57%, 在住宿餐饮业中占89%, 在室内装修业中占57%, 在家政服务业中占81%, 在采掘业中占98%。可见, 外来劳动力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户籍劳动力, 成为东莞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是东莞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规模庞大且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的外来劳动力, 使东莞的劳动力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成为“东莞制造”和东莞经济奇迹的最重要支柱之一。

2 文献综述

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 Romer (1986, 1990) 根据干中学的概念, 提出并完善了知识溢出模型, Lucas (1988) 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引进生产函数, 建立了人力资本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此为契机, 二十多年来, 国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该理论的核心是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而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变量。

国内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方面, 即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前国内的实证分析存在两种对立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 技术进步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蒋佩晔 ( 2006) 认为,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开放地区经济增长更快, 从而说明技术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韩莹 (2008) 通过对1978-2006年我国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突出作用。冯强、曾明星和夏向阳 (2009) 运用索洛余值法对宁波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 结果发现, 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宁波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 技术进步对宁波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以上。具有类似结论的还有李维和杨蔚 (2008) 、卢艳、刘治国和刘培林 (2008) 等。然而, 也有其他一些文献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例如, 裴旭东 (2006) 、王荣和杨晓明 (2007) 均得出结论, 认为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小。李建平和谢树玉 (2007) 甚至认为技术进步对我国产出的影响是负的, 平均技术进步率为-0.39%。

3 理论模型与分析

3.1 数据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东莞统计局,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劳动力为户籍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之和;资本存量按照永续盘存法kt+1= (1-dt) Kt+It+1计算。

3.2 模型选择

为了定量地分析外来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为基础, 对东莞1986-2006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增长因素分析。

地区生产总值 (GDP) 、物质资本存量 (K) 和劳动力 (L) 均以对数形式表示, 三个变量都是1阶单整变量, 但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利用Eviews4.1软件中的向量误差修正 (VEC) 回归方法得出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括号内数字是相应系数的标准误) :

ln (gdp) =1.17+0.64ln (K) +0.81ln (L)

(0.47) (0.08) (0.13)

本文中, 资本存量按照永续盘存法kt+1= (1-dt) Kt+It+1计算, 其中I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代替, 并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我们假设本期投资到下一期才形成可交付使用的资本, 因此It+1用t期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基期选择为1978年, 基期资本存量分别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 一种是采用Yong (2000) 的方法, 以197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10%, 得出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23190万元;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张军等 (2004) 的计算, 1978年广东省的资本存量为204亿元, 将其乘以1978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得出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67067万元。d为折旧率, 我们在5%-10%的区间内分别选用了多个折旧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的基期资本存量确定方法和不同折旧率, 回归结果差别不大, 因此我们认为回归结果是相对稳健的。这里报告的是基期资本存量为23190万元和折旧率为5%情况下的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结果发现, 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 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Solow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 (TFP) 仅为12%, 但α+β高达1.45) , 这一结果与Kim和Lau (1992, 1994) 对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另外, 统计分析显示, 劳动力增长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 物质资本存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8%。而在劳动力增长中, 东莞户籍劳动力仅增加了34.1万人, 占总增量的5%, 外来劳动力则增加了565.4万人, 占总增量的95%, 劳动力增长基本由外来工支撑。假定本外地劳动力是同质的, 那么仅从劳动力数量意义上来看, 外来劳动力增长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如果进一步剔除户籍劳动力中累计净迁入的部分, 则土生土长的本地劳动力仅增加19.4万人, 占总增量的3%, 外来劳动力增加596.7万人, 占总增量的97%, 外来劳动力增长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4%。这说明东莞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成功之处, 是将大量资源集中投入到某几个重点行业 (如电子、服装和家具等) , 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事前的、静态的比较优势, 通过产业集群效应, 转化为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事后的、动态的比较优势。不过, 由于上述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是在封闭经济假设下发展起来的, 用它来分析高度开放的东莞经济,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实际上,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 除了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外, 低劳动力成本是东莞制造的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 外部资本之所以大量涌入东莞, 产业集群效应或者规模经济效应之所以能够形成, 其实都是因为低劳动成本, 而低劳动成本优势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 是因为源源不断的外来劳动力。因此, 上述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可能严重低估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里, 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要解决制约东莞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建议政府制定系统的技术创新规划, 鼓励企业吸收外来先进技术, 提升本土企业学习国外技术的能力, 通过消化、吸收达到技术进步, 最终实现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促进;优化技术发展环境,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研究和制定适合东莞技术创新政策, 加强政策措施的具体贯彻执行的力度, 营造良好的促进技术进步的社会文化和技术文化, 提升东莞产业层次, 从而提高技术进步在东莞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加大技术发展的资金投入, 走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道路, 实现政府负责资金运用总体协调和企业具体技术研发的良性运作;加大对在东莞就业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 在资金上对农民工技术培训给予支持, 实施农民工技术人才培育工程, 鼓励和支持农民工不断学习、深造, 创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加快东莞农民工技术人才发展建设。

摘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 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 (VEC) 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约为12%, 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

关键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贡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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