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精选6篇）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 第1篇

浅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摘要：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关键词：

社会转型传统文化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变革

什么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呢？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由于发生了同西方国家的巨大碰撞，鸦片战争起使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和变化，传统的封建超稳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旧有的封建模式遭到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再也不能维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适应形势，尽快变革，使中国迅速摆脱那种阴影和困境，通过认识和纠正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学习西方的优点和长处，重新振作以走向近代化。

（一）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十九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长期思想、政治、经济等等力量对比冲撞后的一次总爆发。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国内完全确立，工业革命也已完成，机器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生产突飞猛进。此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全球拓展贸易，寻求殖民地，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并且希望中英之间扩大商

业交往和政治联系。而中国则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各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于海外贸易中动辄禁海锁国，只是希望周边保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统治。落后的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又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并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这种政策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既有的优势。可见清政府闭关自守是一项强硬的政策，但也是一项僵硬的政策，其弹性系数太小，灵活性太差，着眼点太狭隘，因此势必会在日益增强的国际冲突中削弱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则都正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就必须转变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

（二）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

中国历史上长期不能得到变革，传统有着极大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一直绵延至今，中间从未中断，在世界上相对独立地发展，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和发展地位，拥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赋予它丰富的资源，历史上处于四周的民族大多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并长期受其影响，由此长期以往，便鼓励了我们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大意识，使我们习惯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这也确定了让我们自觉的接受一种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是相当困难的，而这种文化要想对中国发生影响除非力量达到足够征服，否则是不容易得到任何改变的，这也确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即近代中国要想向现代国家迈进，其旧有的传统文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转型。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释道二教为补充的适应于小农社会的庞大文化体系，它以伦理血缘为基础，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等方面所起过的重大进步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其早期相比世界其它各地更处于文化发达的优越地位，因而也相应表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宏伟气度，其“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崇拜或轻易的唾弃。”⑼这正是一种文化开放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中国却走向了它文化的巅峰，四大发明都产生于此际，唐诗宋词、佛学哲学等也都盛极一时，中国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然而时过境迁，它的优点却由于其长期的停滞和固步自封而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忠孝、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夷夏之防以及经济上的重农抑商等等观念相互交织，都日益成了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枷锁，终于在近代数百年间随着西方的发展而不断落伍，其局限性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便全面暴露出来。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无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中国的文化观念有关，某种程度

上，正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文化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但是这种吸收一般也只都是在符合自己固有框架的前提内，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维护其核心的“忠孝”内容，由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保守性，他们顽强的维护中国古代一切固有的东西，举凡西方的观点一经进入，便立即上上下下，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此时的西方文化是随着他们的大炮一起进来的，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情感上的强烈不平和民族义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情形在外国没有挟着大炮进来以前也有，我们长期执行的就是闭关政策，直到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原本由于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然而这种盲目排外又会使得我们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代中国数次失去了进取和发展的机会，延误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绝不只是一两个统治者误国的问题，而是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态使然。

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来讲，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吸收引进的却异常困难，与整个中国旧有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着极深的关系。在与西方接触中，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注重实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体会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的，但起初的事业却大多停留于物质层面上，而对西方文化之根本却始终持一种坚拒的态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文化制度而国力飞跃直上，直至打败了清政府，中国才再次受到触动，并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虽则这场由上至下的变革已开始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解救陷于亡国灭种之厄运的大清帝国。文化观念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基础，但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始终都在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无论上下，学者俗人，无不为实用的目的所驱使，朝野的目光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只要学到西方的利器就能使中国强大，到清末则认识到制度的落后或许是中国的病根，因此对西学的引进与关心也多于当时的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相关联，而没有从制约“器物”与“制度”的思想观念文化上入手反思，而若没有这些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点却被我们最广大的人们所忽略了。由此以后的戊戌变法及实现社会民主共和的理想都不断地遭到挫败，这实在不能说是没有其深刻原因的。

鸦片战争距今已近170年了，几乎和我们同时起步开始向近代化国家转变的日本已经早已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时至今日，我们社会转型的任务还不能说已被彻底完成。中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得以转变，农业仍在我们国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们已经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法制观念却依然淡薄，封建思想在许多地方根深蒂固，官僚主义、封建家长制等依然盛行，可见任重而道远，社会转型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了解我们近代史上转型的过程及其转型的艰难，仍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转型有巨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历史上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有许多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但不能否认有许多却仍是依然如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尽快完成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 第2篇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 第3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验

从1840年开始, 中国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 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历史任务, 并开始了异常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扩张, 中国人民奋起抵御, 显示了广大中华儿女奋起抵御外侮、精忠报国的高尚气节。1921年之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建立了新中国, 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家里,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经验, 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南的政党,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 建立了独立、稳定、充满活力的新中国, 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正确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怎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辉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创造性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才能奏响改革和发展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不断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既不能被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束缚住, 也不能固守已有的成功模式不思创新。要不断解放思想,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 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 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 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解决的方法, 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因此,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推进“五个统筹”,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上世纪,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 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天,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还需要后代子孙继续地艰苦奋斗。因此, 我们要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风险,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

明代后期：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 第4篇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的诸位作者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证方法，同时注意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他们广泛披阅官私修撰的各种明代通史、政书、笔记、方志、文集、传记、谱牒、碑刻、契据、档案和类书、丛书，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理论阐述，形成了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观点。所谓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化。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至明代已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社会转型的苗头，在明中期虽已出现，但到明后期才较为普遍、显著地成长起来，所以将明后期视为转型的启始更为稳妥。以往学术界一般用“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萌芽”、“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等概念来表明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不仅对变迁的程度估计较低，而且对变迁的社会属性的论证也不明确。这部专著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说明这个社会变迁并不限于经济基础，也表现在上层建筑，是社会整体的变化。实质上是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既讲清了变化的程度，又点明了变化的性质，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形态和特点。

遵照人类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异，是否发生了转型，应该做全方位的、综合的、整体的评估。所谓明后期社会转型起步，应该是指这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发生变化的开始。《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除导论外，共设九章，分别考察了明代后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城镇、市场等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城乡阶级关系的演变，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的新形态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早期启蒙思想的涌现，文学艺术的革新与市民文学的兴盛，传统科技的总结创新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着重揭示各个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和涌现的近代性因素。以往学术界虽有研究“晚明”或“明后期”的论著问世，但或是着重论述某一方面的专史性著作，或是研究某个专题的论文汇编性著作。这本书是第一部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综合研究明后期社会整体变化的时代变迁史专著。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这部专著除提出“社会转型”的核心观点外，对明后期各个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近代属性的论述，也多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关于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国的学者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曾掀起两次研究的热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命题不断遭到某些人的质疑、诘难甚至嘲讽，相关的研究便逐渐趋于沉寂。不少学者从此缄口不言“资本主义萌芽”，即使原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也抛弃此说，仿佛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这本书的作者却旗帜鲜明地重新肯定资本主义萌芽论，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向前进，认为它不仅出现在丝织业、矿冶业，也出现在棉织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印刷业、商业和农业。又如对明后期的改革活动，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改革的背景、措施、效果及其阻力的探讨上，这本书则突出强调，隆庆和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挽救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更重要的在于其施行的一条鞭法所包含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实行赋役货币化。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摊丁入亩，适应了农民和手工业者挣脱封建人身束缚的要求，这些都是以往的经济制度不曾出现过的新因素。再如对明后期的党社运动，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具体事件争论的是非判断层面，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争论后面所蕴藏的时代精神，一是敢于挑战权威的议政精神，二是要求“公论”、“共治”的政治主张，三是形成具有近代政党色彩的政治组织。这些涉及明代后期多领域新变化近代属性的论述，有些是前人未曾发现而为作者首次提出的，有些虽有前人论及，但这本书论述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超越，不仅对其发展过程估计较高，而且观点也更加明确。

这本书还对明后期社会转型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不是不能产生近代社会因素，之所以迟迟未能向近代社会迈进，是因为在发展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从明清之际的历史来看，社会转型遭到巨大挫折的逆向力量主要有两个。一是明后期封建特权制度失去约束，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日益失控，无限制地掠夺财富，导致资源和利益分配极度失衡，造成贫富悬殊、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引发强烈的社会大动荡，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二是文明程度低于内地的清王朝在入关之后进行长达四十多年的民族征服战争，并在很长时间内实行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明后期出现的转型趋势发生逆转。正是由于封建政治腐败造成的明末社会大动荡和接踵而来的清初逆转，使中国延误和丧失了百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待到清乾隆年间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到原来的转型轨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英、法已先后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样，中国的发展步伐也就落在了西方的后面。这是个极其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 第5篇

2006-06-03 19:50:12 来自: 淡水岩浆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赋予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

作者：焦润明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当代关于民俗符号象征体系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注：乌丙安：《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39页。），对于探讨近代民俗变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转型的社会，社会巨变必然引发社会各领域的变迁，当然包括近代民俗的变迁。导致近代民俗大规模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近代民俗变迁有哪些规律性？在新时代条件下民俗符号发生了哪些变异？以及民俗变迁对社会转型具有哪些符号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同时，也力求通过对近代民俗变迁与社会转型互动关系的探讨，梳理出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致轨迹。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ｈｕáｎ①ｈｕ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

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ｈｕáｎ①ｈｕ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在清末由于西俗的影响，丧葬习俗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的地方举行追悼会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赙仪”（注：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44页。）。追悼会的议程大致是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讣之文，鞠躬致礼，演说，奏哀乐等。删繁就简是清末丧葬变化中最具新意的一个趋向。至民国成立后，废除了清王朝实行的丧礼制度，肯定了新式丧礼，并最终使新式丧俗具有了合法地位，导致了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的根本改变。以上八个方面，大致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轨迹。

二、近代民俗变迁的原因及规律探寻

中国近代民俗变迁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展开的。除具有特定国情和时代特征外，也具有民俗变迁的一般规律。

1.近代民俗变迁之原因：从世界范围内民俗的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习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改变。因为时代改变了，民俗所存在的时空环境也随之改变，其势必然影响到传统民俗的存在方式。当然这种“变”仍然要基于民俗承载群体的认可程度及民族心理需求。在“变”中又包括着“不变”，即民俗中传承的符号象征系统以及民族式样似乎是不变的，或者变动较小，这也正是一种民俗区别于另一种民俗的特质之处。在现代世界我们能看到五光十色、色彩斑澜的各民族习俗，其原因即在于此，这也是中国民俗有别于西方民俗的原因所在。

引发中国近代民俗大规模变迁的原因，乃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及其社会转型。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近代中国遭遇了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强烈挑战，以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城下之盟，被打开国门为标志，即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变迁或“转型”。从而也引发了中国近代民俗的变迁。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外力催化的，即在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因素尚没成长壮大为社会变迁动力之时，由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借助于工业文明利器——坚船利炮强力地逼迫清政府用条约的形式适应时代转变。近代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尚没有充分的物质、精神准备的条件下被迫踏上近代道路的。一方面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借助于条约的保护开始在沿海通商口岸大举挺入并逐渐地向内地渗透；另一方面，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代表着强势能的文化形态，因此，其必然给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强力冲击，引发“千古未有之变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民俗的巨变也自然是旷古未有的。

引发近代民俗变迁除上述大背景外，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以及民众的接受和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中推动着近代民俗的变迁。洋货商品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在进入沿海开放口岸、登上中国大陆之后，就把西方生活习俗不声不响地载到了中国，使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及习俗发生了变化。随着洋货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洋货品种和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多，洋货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冲击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衣、食、住、行等习俗。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传布的合法化，使一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崇信佛、道，瞻拜土木偶的本土宗教习俗，而且接受“洗礼”标志着与中国旧传统的决裂，这些人往往成为接受西俗的积极分子，在近代发起戒缠足会、兴女学、实行一夫一妻，反对纳妾之风者，很多是这批人。至于“国中之国”的租界，更成为全面向中国人展示西风西俗的舞台，它成为西方近代文明和西俗的幅射中心，对近代民俗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出国考察，通过自身感受或撰写游记，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引导和启示作用。例如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篙焘回国后，即主张在家乡进行风俗改良。而写出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的单士厘，回国后，即力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与外界交往。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2.近代民俗变迁之规律：近代民俗变迁具有规律性，它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民俗的既冲突又融合、既排斥又接受的环境下逐渐演变的。在民俗变迁的层面上看，当代表着西方文化符号象征的异质的西俗东来时，由于中西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信仰上的不同以及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上的差异，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民俗产生强烈冲突。这种冲突有些是基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也有体现在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上的，还有体现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如基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传统民俗，必然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近代西欧民俗大相径庭。其冲突是必然的。但是，与冲突主题相对应的融合主题，则是近代民俗变迁的另一法则。中西民俗走向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还基于人类共同的文化感受和文化符号相同性。如西方婚礼中新娘身着洁白的婚纱，象征着纯洁。这种白色礼服也被国人接受。因为在国人的民俗符号中，白色虽为丧色，但白到极致时就是祥端之色。在古代信仰中，“白马”、“白鹿”、“白鹤”、“白鸟”、“白狐”等皆为神兽灵禽，为祥瑞象征。因此，在婚服中接受白色——祥瑞之色也是基于共同文化象征的（注：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从总的趋势上看，近代中西民俗上的共存、共生、借鉴、趋同和融合，构成民俗变迁的主流。

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趋势上呈现三个重要特点，即移植性、变异性、传承性。

一是“移植性”。移植性主要体现为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在世界各民族交往中被共同认可的那些习俗，通过理解和接受，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有三个特点，其一完全是外来的，并且主要是西俗，为中国传统民俗中所无。例如握手礼、西装、情人节、圣诞节、西餐、交际舞，以及西俗中基于男女平等原则而尊重妇女的相关习俗；其二是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一些城市新习俗。这些习俗在近代以前的西欧也不曾有过，只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时尚。例如，乘汽车旅游、电影节、国际博览会等。其三是代表着人类共性的符合人性趋利避害、避苦就乐的一些习俗，这些习俗有些是西方民族的，也有东方民族的，更有非洲诸民族的，如摇滚乐、世界各地的餐饮风味以及娱乐活动等等。

在近代中国，具有“移植性”特征的国外民俗的大量输入，归因于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近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相对开放的环境，才有可能使中国人跨越民族心理的壁障，去接受西方事物或者对西方事物的流布持宽容的态度；而近代化进程的内在需求，则会使近代中国人去追求先进、新奇的事物。总之，“移植性”既体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强势文化的扩张态势，也体现了作为中国特定民族文化组成之民俗在与时代相适应过程中的吸纳力和文化采借特征。

二是“变异性”。主要体现中国传统民俗式样在变迁改造中逐渐适应近代社会的那部分民俗，属于在传统民俗中契入西方外来风俗式样的那部分内容。变异性在近代民俗的构成中是主要的、大量的。可以说存在于各类民俗之中。例如在交际习俗中虽然采用了握手、鞠躬的平等方式，但中国传统民俗中看重的辈分关系、尊长关系也在体式语言中被微妙地保留下来，在服饰习俗中，中山装、人民服以及女子的衣裙等都采纳了西装的一些特点，同时又保存了中国传统服装的优点；在装束形象习俗方面，随着断发易服浪潮的普及，中国男女都留上了世界流行的各种发式，在审美上也以健康、健壮为美。当然东方人的审美心理仍然起主导作用；在饮食习俗中，西餐中的一些做法也被吸收到中国的各种菜系之中，尤其是在大众层面上，西餐也逐渐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口味，有时名曰西餐，其实在口味上已与地道西餐相距甚远。不中不西、亦土亦洋，成为近代饮食习俗中的新景观；在节日习俗方面，中西节日混杂其间，尽管一些世界通行的节日也为中国所采用，但是庆祝方式都是中国式的；在婚俗方面，在近代城市中普遍盛行的“文明结婚”最典型地体现出近代民俗的“变异性”。文明结婚吸收并采纳了西方婚礼中的许多仪式或内容，但中国传统婚礼中许多合理的或国情化的东西也被保留下来。婚礼地点不在教堂在礼堂，婚礼主持人不用牧师用师长，不拜上帝拜父母，以及婚礼设宴、“随份子”等都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变异性”特点。

总之，近代民俗变迁中的“变异性”特征，显现了近代文化融合的趋势，也是中国民俗近代化的象征。

三是“传承性”，指在近代社会巨变中得以原封不动保存、延续、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民俗。这部分仍是近代民俗的核心和主干。民俗具有相对恒定性，这与特定民族长期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更与民俗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同认同的符号象征体系有关。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轿、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贴等等传统婚俗中象征着喜庆信息的民俗符号仍然被完整地保存在近代婚俗中；而白孝衫、小白花、白挽联等传统丧俗中传达悲伤、哀悼信息的象征符号也延续下来。此外，民俗文化中松、鹤传递的长寿信息，牡丹象征的富贵信息，荷花传递的清廉信息，龙风、鸳鸯传递的般配、婚姻美满信息，桔、鸡传递的吉祥信息等等，也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近代民俗之中。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民俗的传承性特征更多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生活、生产实践中业已形成的、具有超越时代性的那部分内容，如中华民族固有的符号体系、审美心理、社会观念以及共同的社会行为习惯等。有些内容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补充、被修正，甚至被更新，但其主流、其本质却是恒定不变的，这正是中国民俗有别于其他各国民俗的本质性的东西，并由它们来决定民俗的民族式样和风格特征。

三、近代民俗变迁的符号象征意义

乌丙安先生的《民俗符号论》给我们分析近代民俗变迁的符号象征意义，提供了理论框架。他从符号学角度把民俗符号分为语言系统符号和非语言系统符号两大类。语言系统符号主要包括俗语符号及口头文学的形象符号如隐喻象征、神话符号等内容；非语言系统符号主要包括听觉的音响符号如锣鼓、哨语、号等，视觉标记符号，视觉的纹饰、图像符号，如传统中各种纹饰龙风、各种画象、图案、神灵偶像符号等等，视觉的实物象征符号如红盖头、喜车、端午节的粽子等，视觉的色彩象征符号如青赤白黑黄五色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等等。以及从民俗符号结构角度，把民俗符号分解为民俗指符的象征映像及民俗所指的内涵意义等。上述这些分类表述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民俗本质的认识。

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尽管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符合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的民俗象征符号仍然得以保留，但同时，完全属于异质民族文化的民俗象征符号，由于其具有强势能特征以及其所代表的近代性和世界发展趋势，也被大量吸纳和采用，从而形成了近代民俗内容的丰富和驳杂，民俗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民族形态的近代性等特征。就近代民俗象征符号而言，多样性与融合性特征、近代性与古代传承性，世界共同性与民族性，构成了转型时期民俗象征符号体系的时代特征。

1.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多样性、融合性特征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由于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西方民俗内容，因此，其民俗象征符号也体现出多样性、融合性特征。多样性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样式的多样性，不仅有中国传统民俗的象征符号，而且又有西方民俗的象征符号；不仅具有近代性的民俗象征符号；也有前近代性的民俗象征符号。以服装为例，不仅有长袍马褂，也有西装革履；以车为例，不仅有近代化的汽车、火车、轮船，也有传统的抬轿；以饮食为例，不仅有中国传统各种菜系，更有法国大餐，也有日本料理，俄罗斯烤肠，更有意大利比萨和美式快餐；以婚礼为例，不仅有中式传统婚礼，也有西式婚礼，……，总之，全世界各地民俗都共生、共存于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犹如商店里的橱窗，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融合性则指近代民俗象征符号中的中西融合、传统与近代共生的特征，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以服装为例，中山装不仅保存了中国传统服装的优点，更吸收了西服的样式以及剪裁、缝制方法；文明结婚不仅保留了拜天地、拜父母以及亲朋送贺礼、“随份子”、大摆婚宴的传统，还吸收了西式婚礼中的简朴仪式和男着西服、女穿洁白婚纱的西式方式。至于生活方式中的中西因素共存、共生现象更不胜枚举。

上述民俗象征符号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融合性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特点。近代社会转型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开放的过程，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长驱直入，中国国内资本主义新因素的不断滋长，封建专制统治控制力的不断削弱，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新的生活因素、新的思想因素获得生长的土壤。此外，在民俗层面上对西洋民俗因素的吸纳，也典型地反映出近代社会的开放性和相对宽容性。

2.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近代性、世界共同性特征体现着近代转型期的社会进步：近代民俗在变迁过程中，其特有的民俗象征符号不断地获得近代性及世界共同性特征，如剪辫放足，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社团活动，城市舞会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握手礼、鞠躬礼，人际称呼中的“先生”、“女士”、“同志”、“小姐”等，年俗节日中移植世界通用的节日，如新年、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圣诞节等等。至于伴随近代城市兴起而生长起来的城市民俗，就更具有近代性特征了。

近代民俗符号象征的近代性、世界共同性特征体现着近代转型期社会的进步。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问题学术界尽管存在着“上升”与“沉沦”的论争，但若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参照系，近代中国确实进步了。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人不仅睁眼看世界，而且还走出国门去观察世界、研究世界。清末大规模留学浪潮的兴起，更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开放势态。此外，由于沿海通商口岸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使它象磁石一样地吸纳周边地区人、财、物。使许多抱着谋生、发财梦的人们纷纷走出封闭的环境来到通商城市，人们活动圈的逐渐扩大，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物贸流、信息流借助于载体的出现和发展，皆标志着社会的逐渐开放。二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从西方的工业制品到科学文化产品，从铁船炮弹到各种工厂，从科学观念到民主、自由、博爱思想。西方近代文明事物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举凡日用百货、生活百工，一切冠以“洋”字的东西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三是近代市民社会崛起，近代市民群落大规模出现。沿海开放口岸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甚至移民人口构成城市人口的主体，以及近代城市的社会运营完全按照近代的时间和效益规则运转，城市人群形成新型的业缘组织等等，标志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近代市民则是广泛的概念，上至政府官员、资本家下至工人、车夫和商贩都属于市民范围。他们是近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近代西式生活方式最先在沿海城市居民中流传，然后才逐步辐射到内地城乡。西方的良风美俗、政教制度无一不是最先由市民接受的。总之，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增加、近代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出现，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至于新思潮的涌现、近代国民道德改造思想的提出，新闻报刊的创设及普及，个人独立、自由意识的张扬等等，都象征着近代中国的进步。

3.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的内容、式样都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从先辈那里传承的那部分内容。在民俗中，传统的和固有的应居主要地位，即使在近代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民俗中尽管吸收、容纳了大量外来的、西方的要素，然而其主干和核心部分仍是传统的。这就是民俗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法则。民俗变迁中的“不变”法则，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尽管遭受西方近代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尽管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固有文化中符合民族心理需求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适应了近代世界环境，然而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因为适应而被丢掉。以汉字为例，尽管经历了废除汉字运动、罗马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简化汉字运动，但最后汉字仍然被保留下来。以伦理道德观为例，尽管传统伦理道德观受到猛烈的冲击和批判，三纲五常被否定，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被先进中国人所接受，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中的孝敬父母、尊师重教、讲睦修善以及诚信、道义等内容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以饮食方式为例，尽管大量西式饮食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的米食、面食文化，中国传统菜系及其风格味道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上述这类“不变”的民俗给我们留下很多启示。近代以来在学术思想界有所谓“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持本位文化论者，希望保留中国的文化，只吸收西方好的文化；持全盘西化论者认为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双方争论得不亦乐乎，但近代中国既没有全部本位文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反倒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世界文化的“中国化”。中国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不是封建时代的中国而是近代的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大潮中的中国。其实道理很简单，近代民俗的民族样式、民族内容的保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是不可能轻易被其他别的民族，其他别的什么文化所完全同化的。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时代，她会吸收一些外界的新事物、新要素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也会放弃一些陈旧的、过时的东西，但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它的表达体系是不会根本改变的。近代民俗的变迁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巨变时期的民俗象征符号比传统在内容形式上更丰富、更驳杂、更斑澜了，尤其是象征符号中吸收了大量西方民俗符号，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其所赋予的时代意义也是深刻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民俗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近代性和世界性、时代性和进步性最为典型的象征。因此，考察中国近代民俗的变迁，不仅能从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感知近代中国变迁的脉搏，而且也能从民俗自身变迁的规律本身体会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演进的一般规律性，对我们理解并深入探讨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个研究课题很有意义。

民俗是文化的外在表象和载体。研究民俗变迁，可以把出传统文化的脉络。

近代中国处于“千古未有之变局”，民俗的变化自不能免。中国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文化，而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了。试想一下，假若汉字真的被字母符号所代替，中国人还能算得上中国人吗。

只是我们一直在遵循拿来主义的同时，更要自信的挺胸抬头，大胆奉送自己的好东西，而不是仅仅在华人圈，唐人街里才能看得到中国特色。

浅谈近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转型 第6篇

欧洲著名思想家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喉舌，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专制政权的时代性进行论述，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以自然人的本质为基点，又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最后推出了绝对君权的必然结论。

一、性恶论

霍布斯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看作论证自己政治哲学理论的跳板，对此，他首先提出人们的欲望说。在早期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顾后果、疯狂地索取其他群人的生活必需品，“渴望攫取占有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是人们欲望的最初体现，也是主要体现，即霍布斯人的欲望说理论，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非自然力量所能及的，当然人们更无法自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人们的欲望又不尽相同，于是人们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互相争论，互相掠夺，互相残杀，其后果就是把原始的自然状态演变成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的智商和力量的相似性，决定人们想说话办事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同，事实上也不可能相同，人们都想实现各自的预定目标，于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便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乃至发生对抗。

二、自然法

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保全自己，而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严重威胁的人们的生命权利，不是最大利益所追求的，人们为了保全生命就必须想办法使这种状态向着有利于人的最大利益方向转化，但由于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欲望，人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困难重重，“因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凭自己喜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对此，理性便是使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即霍布斯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正确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地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三、社会契约

每个人只有把除生命权利以外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出来，并制定相关契约，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这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地执行，使每个个体都把各自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权利实体，由他代理全权负责，保证每个个体的最大利益。“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以便使他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根据上帝产生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法律不是根据耶稣制定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制定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转让的。

四、绝对君权

“国家的区别在与主权者的不同”霍布斯根据统治者的不同特点把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在他看来，君主制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霍布斯以他的社会契约论为笔杆，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了最大的辩护。在他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并不包含在内，不属于制定契约的任何一方，这样统治者便不受契约的任何制约。在他的视野中，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所有国家最高权了力于一身，不受法律和契约的限制，人民要绝对听从他的号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得以任何原因对君主有任何不满、任何不服，人民起义或造反，是天理不容的，同时也违反了自然法法则，更是对自己亲手制定的社会契约的践踏。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以全面性和逻辑性的特点，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哲学史上集大成的地位。他把上帝从天上拉回人间，从人的本性探讨国家问题，瓦解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使资产阶级人权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个人主义在英国盛行，带有浓厚的近代色彩，是近代政治哲学研究转型的体现，后来自由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扬弃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对

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乃至当代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霍布斯所提倡的君主制，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的君主制，这种政体在英国的特殊时期，有利于防止封建王朝的复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此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也具有鲜明的近代意义。但是他是从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非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国家问题，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不可能知道国家的真正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