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体育范文

近代社会体育范文（精选11篇）

近代社会体育 第1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体育广播,发展

近代中国体育广播传播起于何时?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论述依然不够清晰透彻,甚至远比不上体育报刊传播的论述。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体育广播实况转播已广受欢迎、大受青睐,这也是有关文献所认为的我国最早的体育解说。但较为遗憾的是,再无法进一步提供更具体更清晰的传播内容。对此,笔者经过详细考证,发现20世纪30年代初是我国体育广播传播的起始时间。因此,本文主要论述了1923~1949年我国体育广播发展的情况。

一、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广播新闻播音员和体育解说员———赛事报告员

在民国前期举办的运动大会中,体育赛事报告员与发令员并没有明确的分割。在当时,赛事成绩公布与向现场观众叙述和评价赛事基本由发令员兼任,而且发令员本身也只是属于裁判工作的一部分。随着赛事的规模扩大且复杂化,发令员无法承担太多的工作,就将部分赛事的报告工作转交给赛事报告员。尽管如此,早期的赛事报告员的工作并不轻松,那时候并没有麦克风,比赛项目的预备、开始等口令以及成绩公布等项目只能借助于白铁皮话筒以及自身丹田气力来进行。

中国广播发展史的序幕开始于1923年1月23日。当时“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广播公司电台”的正式播音在上海展开,由美国人奥斯邦开办。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一年,体育赛事报告员和发令员凑巧实现独立。自此,报告员作为专业人员对比赛成绩进行发布并对整个比赛过程进行报道。在1923年5月,天津南开大学操场举办了第10届华北运动会。在本届运动会会务中一共设立了七个股,另外一些场内职员为评判长、指挥员、监察员、宣告员、医生等。从职能上来判断,当时的“宣告员”就是今天的报告员。1924年5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的第11届华北运动会上,专设的报告亭成为比赛场中报告员的专有座位。说明报告员已成为比赛中不可或缺的人员之一,在之后几年的国内多项大型体育赛事中证明了这一点。较早对商业电台的无线电设备进行使用且进行大会报告的是在1927年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上。由《新闻报》相关记载表明,在田径赛事的报道中,黄仁霖报道声洪亮,解说清晰有力,全场清晰可听。由此可见黄仁霖作为当时的报告员已声名远播。之后,第13届华北运动会在北平汇文中学进行,也对报告员进行了相关记载。具体信息为:杜庭修为报告长,韩镜明与罗遇唐为报告员。经过一定的发展,报告员的职能在当时日渐丰满,需要及时地给现场观众传达比赛结果,同时解释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相关的比赛规则以及对赛事过程进行相应的叙述。由此最早的一批体育解说员与体育广播新闻播音员也从旧中国的报告员中脱颖而出了[1]46。

二、近代体育广播中赛事新闻报道

1930年4月1日到11日举办的第4届全国运动大会,是目前最早有史料记载的体育广播。其来历颇具商业性:当时上海《时报》为了领先与其他报纸的竞争,请电台进行协助传播赛会消息。此次赛事消息传播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据相关文字记载,上海收听赛事的听众达到一万家以上,播报效果好。并且之后,上海的很多地方听众都来信要求对此运动会进行相继播报。可见当时体育报道的盛况。并且,由日本东京举办的远东运动会于同年5月也开始了,即第4届全国运动大会的一个月之后,得益于前次的良好效果,《时报》对此次赛事转播继续加大用心,投入一系列资源。本届远东运动会,为了方便观众收听,亚美公司对浙江省广播电台转播进行了接洽。并对时报馆的播音时间进行了约定,在七时三刻至八时五分暂停其他节目的播报,方便对日本电台播报远东运动会的消息与实况。至此以后,体育节目开始频繁出现在上海的各大商业电台中,最终占有了一席之地[2]132。下面提供一些明确的记载信息:上海元昌广播电台(呼号XLHM)的节目单上,排版了上午6:00—6:30体育节目。1933年,《体育消息》节目每天都会在北平无线广播电台的节目表中出现。后来,于1933年10月10日,在首都南京开幕的全国运动大会中,有相关记载,为了详细报告运动大会的赛事细节,亚美公司与新闻报馆进行了合作,对每天的赛事结果分为两次在上海广播电台中进行报道。为各位体育爱好者提供方便,第一个时间段的开始时间是在下午三点半,第二个时间段的开始时间是下午十点。在1936年时,柏林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在每天下午的七点到七点二十分之间,由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进行转播,节目名设为《转播世界运动会消息》。其中最新的赛事报道由中央社赴德记者冯有真进行发回。同时,在八一三抗战爆发前期,各个广播节目表上,有21座设置体育节目,占总电台的75%。这充分表明了上海各广播电台对体育和健身节目的重视程度。但令人惋惜的是,受制于历史环境,此后的体育节目在上海各电台逐渐消失。

三、近代体育广播中体育赛事实况转播

无线电设备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慢慢成熟起来,实现了对体育赛事在广播中的实况转播。青岛市在1933年创建了民众教育广播电台,以XTGM作为其呼号。1933年7月,开播了第18届华北运动会广播电台,该台主办方为国民政府,开办者为河北体育场。该广播电台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在召开该次运动会中能够为全市人民实时转播运动会的实况。1938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停止播音。

在1936年,中国足球队为了出征第11届柏林奥运会而热身,在当时的上海市中心区体育场,与西联队踢了一场联谊赛。上海市广播电台对此进行报道,以引发市民的体育热忱,将体育发扬光大。在当播日,上海市广播电视台特别邀请了足球专家翟鸿仁对当日赛事进行解说、报道。在历史上,是最早聘请体育专家对体育赛事进行解说报道的范例。在同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德国柏林世界运动会开幕由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其通讯员为冯有真。而之后1937年,上海的某一广播电台的节目单对经常播出的西乐、丽都音乐等节目都进行了停播,转而改播拳赛。在当时来说,拳赛几乎是电台每周必播节目。但由于播出时间较长,主要的赛事结果与相关的花絮类节目并不能将所有时间排满,必须插播其他节目。由此,作者猜测,一般的“拳赛”的实况转播就是指拳击比赛。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实况转播内容就很难在各个广播电台中找见了。仅有的体育赛事就是在一些伪电台中,这些电台都处于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伪南京政权在1939年,由其教育部对伪中国体协干事下达南北体育交流任务,由徐英率领篮球队和足球队进行该项活动。同时,北平方面也选定了主队。于是,一场关于体育的角逐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展开了。且由伪北平中央广播电台现场转播整个球赛。在1942年,北平东长安街举行了“治强杯”足球赛,以师院队的胜利作为落幕。同样,中继转播由伪北平中央广播电台实施。此时,在沦陷区内,日本侵略军相继创建了许多放送局。这些放送局以日语的形式对日本国内的很多热门体育赛事进行了相应的转播,用以慰藉日本军队对家乡的思念。以1939年开始的,对东京春场大相扑和夏季大相扑的转播为例。在同年,日伪石家庄广播电台对“东京六大学野球战”进行了实况转播。这些转播的播放语言都为日语,且主要的听众是在华的一些日本商人以及日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体育赛事在广播电台中开始恢复实况转播,其中最受欢迎的赛事算是篮球比赛[3]49。

在1946年9月29日晚八时,一场篮球联谊赛于原上海市体育馆展开了,对战球队分别为上海华联队和菲律宾华侨群声队。《申报》对此球赛进行了预告和报道。在1948年的时候,在上海市举行的篮球联谊赛由上海的两大电台对此进行了部分实况转播,并在此次转播中使用了本地方言。而这场比赛也拉开了地方方言解说的序幕。在1948年,伦敦举办了奥运会。英国广播公司特意为此运动会创办了《世运会广播节目》,并同时运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对比赛实况进行了逐日报道。当时,在BBC参加报道的中国代表团和足球教练分别是王正延和李惠堂等,他们对整个赛况进行了实时的报道。同时,BBC的国语广播还由空军广播电台进行了转播。但是,当时由于国内矛盾的不断深化,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爆发,这就导致体育广播赛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角,在后来的几年逐渐销声匿迹了。直到内战结束后,于1951年初我国体育广播赛事才有开始出现的迹象。随之在1951年1月上海举办的篮球联谊赛中,上海互联队对战苏联男联,由张之解与陈述进行赛事报道后,上海听众才再次听见了体育广播赛事的实况转播。

近代社会体育 第2篇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与近代体育 第3篇

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体育思想

(一) 辛亥革命前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近代体育在这种环境下逐步也逐步传入中国。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了向西方国家全面学习的先河。洋务派提出了“探源之策, 在于自强, 自强之术, 必先练兵”在开办许多的军事学堂里进行体育方面的学习, 把过去的传统骑射、弓、刀、抛石等练兵方法改为德式、美式、瑞典式等统一动作的近代体操来统一练兵。19世纪末, 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派极力鼓吹引进西方近代体育, 宣扬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作用, 积极倡导改革封建学校的体育制度, 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方针, 为学校教育的改革作出示范。辛亥革命前夕, 清政府统治为维护其反动统治, 实施“新政”。1902年, 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并且在1904年公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 亦称“癸卯学制”。该学制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 以尊孔读经为宗旨。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开设“体操科” (体育课) 。学校体育被蒙上一层封建的色彩。同时, 反动统治阶级极力在体育运动中灌输“忠君”、“尊孔”那一套封建意识形态, 以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勇士”, 企图把已经兴起的近代体育纳入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体育强国”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 救亡图存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声。在如何救国图存的艰难抉择中, 新型知识分子开始了思考和探索。1902年蔡锷发表《军国民篇》一文, 从八个方面分析总结中国民众文弱不武的原因, 认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 不独限于戎者, 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1]要改变民贫国弱的状况, 就必须对全体民众进行军事教育, 使军人的智识、精神、技能在全体国民中得以推广, 并指出:“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 则中国其真亡矣。”[1]同时, 蒋百里也在其《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中, 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主张, 认为应从学校、社会与家庭三方面加强对军国民教育的实施。军国民教育思想由于缺乏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动, 它没有成为清末政府挽救颓亡的政治道路[2]。军国民体育思想脱胎于军国民教育思想, 被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赋予了爱国保家、自强图存的进步内容, 反映了中国人民振奋民族精神, 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所以一经提出迅速在全国高涨, 军国民体育社会团体纷纷创立, 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体操会”、“体育会”和“尚武会”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体育, 倡导“尚武”精神, 要把体育作为革命工具, 并充分利用体育为革命服务。孙中山提出了强种保国的体育观, 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 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3], 主张“强国必先强身, 强身必先体育锻炼”, 提倡武装斗争, 从军事意义的角度认识和发掘体育的作用。1908年, 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到日本重组大森林体育会, 招收革命党人练习军事体育, 其主要目的是培训革命骨干人才。

二、辛亥革命与近代体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冲涤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旧思想、旧观念, 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中国近代体育正是借助这股强劲东风, 不断孕育和发展起来。

(一) 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颁布了三十几道改革的法令, 将“风俗之害”与“政治之害”并列为革命的两项主要内容, 颁布劝禁缠足、剪辫及严禁鸦片的法令。当我们重新审视长期延续下来的习俗中, 有许多不利于人们的健康与生计, 如缠足之俗“残毁肢体, 阻阔血脉”, 男子蓄辫影响美观, 牵掣行动, 徒使外人“腾笑五洲”。这些移风易俗变革, 割除了封建恶俗对人身健康的残酷摧残, 解除了封建陋俗对国人身体的束缚, 使人“成其为人”, 国人开始大胆地从“人”的角度来认识自己。他们开始对现代性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体育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各地出现了“会所如林, 党员如螂”的热闹景象, 初具现代性的国人分享着“新国之民”的权力[4]。在“尚武救国”和“强身御侮”的浪潮中, 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华大地上, 先后成立了一些民间体育社团。诸如:上海的精武体育会 (1910) 、江浙的国民尚武会 (1911) 、北京的体育竞进会 (1912) 、浙江体育会 (1912) 等等。在这些体育社团中, 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参加人员最多者, 首推浙人陈英士在上海倡办的精武体育会。这些移风易俗变革为近代体育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近代体育才在真正意义上不断发展起来。

(二)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中华民国成立后, 教育总长蔡元培在为“临时教育会议”所致的《开会词》中, 精辟地论述道:“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 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5]19121913年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 规定体育为必修课, 在其颁布的中小学“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则”中, 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 每周三学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 并规定, “兵式体操尤宜注重”。《小学校令》中规定小学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 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 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明确提出了“体操旨在使儿童身体各部分平均发展, 强健身体, 活泼精神, 养成守规律、尚协同之习惯。”后来, 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15年颁布教育宗旨:“学校教课, 势难于体操一科独教学时数, 凡办理学校人员, 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外, 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 尤宜组织运动部, 随时练习, 以免偏用脑力”此后, 官办学校不仅有体育正课, 还有课间操与课外体育活动, 逐渐组织了各种体育部和运动队。当时学校既有“以兵操为主”的体操课, 又有以田径、球类为内容的课外活动。可见从民国初年学校体育教育已经走上了现代教育的轨道, 中国近代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校体育制度初步确立起来。

(三) 辛亥革命促进近代体育理念的不断深化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近代体育项目和体育理念在此登陆。受其影响, 一些进步人士开始对体育的意义、作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锻炼方法等进行科学的探讨。蔡元培提出的教育应“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而这一时期学校体育、特别是在一些有名的大学里面开始注重体育对人格培养和对于健康的作用。1917年, 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文章科学地阐述了体育与智育、德育的辩证关系。提出“德智皆寄于体, 无体是无德无智也。学校宜三育并重。”这些思想已写进了中国的教育方针。文章对体育的作用也做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体育的功效是“活筋骨”, “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强筋骨”是最基本的作用。

(四) 辛亥革命促进女子体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提倡女权, 宣传女性解放、推动妇女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广大妇女在这一时期所获人身解放的意义更为深远, 此时创办的妇女报刊, 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时期坚持时间最久的女子报刊《女子世界》, 该报刊对女性体育相当关注。此外, 辛亥革命时期女子教育开展, 体育课程的开设, 极大地推动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当时女子运动会的举办, 开创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竞赛的先河。

(五) 辛亥革命与民众体育的发展

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就是近代民众体育积极倡导者。他在明德学校任教期间, 要求师生员工都参加体育锻炼, 使学校群众体育开展广泛。他于1903年组织的“扬子野球队 (今称棒球) ”, “是湖南早期现代体育活动的开拓者, 是名副其实的大众体育提倡者”[6]。民国成立后, 体育包括军事训练式的体操, 开始冲出学校, 走向社会, 并付诸实践, 出现了空前的普及。黄兴呼吁社会重视民众体育的开展和建立民众体育设施, 提倡“须设立极大师范, 附以枪场, 使人民练习”[7]。这些极大地改变了全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 为发展社会体育作了可贵的探索。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把社会体育管理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由于袁世凯篡权, 体育管理工作没有得到落实。

三、结语

辛亥革命时期体育思想的产生发展, 始终是与救亡图存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它具有注意强身健体、尚武等积极因素, 带动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 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民重视体育, 利用体育为革命服务, 因此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体育近代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 辛亥革命时期对近代体育总体发展状况还不够成熟, 对体操 (体育) 的走势了解还不深透, 特别是近代体育本身的特点与价值还缺乏深度了解。辛亥革命时期对体育近代化的影响也仅局限于沿海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对于生活在边远内地的众多民众, 其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摘要：通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体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以期探索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规律。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以及逻辑推理法对这段历史资料的梳理, 从而初步认识到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及其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近代体育,体育近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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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黄兴[EB/OL].www.sports.gov.cn, 2006-01-23.

近代社会体育 第4篇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开始入侵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被破坏，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

1）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依然保

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

会经济生活中仍占着显著的优势。

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

形式，力量很软弱，它的大部分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

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3）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权。封建势力是中国最反动

最腐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和社会基础。

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

治和军事力量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

要障碍。

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下，中国实际上是

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有的。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了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并不是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矛盾。两大主要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列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变成为了主要矛盾。正是因此，才有了清政府的对外宣战、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才有了国共两党的二次携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当列强改变侵华手段与方式，使用政治、经济而不是军事手段和以间接的“以华治华”而不是殖民统治的方式时，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最突出。总之，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两大矛盾地位的变化则影响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制度滞后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 第5篇

从制度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之所以落后西方国家二百年，即西方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而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因为古代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17世纪中后期，正当近代欧洲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蜕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却仍在封建主义的社会框架内进行只换皇帝不换制度的改朝换代。由东北满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政权，大体上沿袭的也是明王朝的制度。

1644—1840年，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状态和发展趋势上，与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那些革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是一个在性质上与近代欧洲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它遵循着一千六百多年前老祖宗创立的制度轨迹，正慢悠悠地走着自己习惯了的老路，维持着“天朝”帝国的荣耀和至尊。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它的顶峰，在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上还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结构和因循守旧的制度，却和它所代表的旧世界一样，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中国就像一个已经从内部烂掉的橘子，要从表面看到它的腐烂，还需要有些时日罢了。

事实真相很快就打破了“天朝”帝国表面的强大。当中国被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大门，又被西方列强廉价的工业品冲垮经济防线的时候，一个古老的封建大国的衰弱就暴露在世界和中国人的面前了。如果世界没有发生欧洲的巨大变化，如果欧洲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也许还会是世界第一。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了。在16、17世纪，当欧洲正在酝酿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差距并不存在，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中国在制度上的滞后和保守，注定了它无法战胜从制度创新中获得巨大生产力的欧洲。从本质上看，这是新旧两种生产力、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是二百年来中西方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守两种制度选择中的必然结果。此后中国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经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中国古代制度的千年不变，使我们的祖先在世界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大历史关头，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方方面面以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丧失了制度原先具有的巨大调节力和适应力，从而失去了与世界发展趋势同步前进的机会。

当我们探讨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时，不能否定封建君主的责任，但是，不论由谁当皇帝只会影响中国失败的速度和方式，从本质上说，在鸦片战争还没有发生之前，谁输谁赢就已经确定了。两个社会在对农业社会制度演变过程的守旧和革新，实际上早已注定了这场较量的输赢。

历史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重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制度改革创造了崭新的经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取得的成果都是制度革新的胜利。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时注意世界发展的新动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地革新我们的现有制度，以制度创新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节选自《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出版社。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近代社会体育 第6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验

从1840年开始, 中国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 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历史任务, 并开始了异常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扩张, 中国人民奋起抵御, 显示了广大中华儿女奋起抵御外侮、精忠报国的高尚气节。1921年之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建立了新中国, 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家里,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经验, 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南的政党,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 建立了独立、稳定、充满活力的新中国, 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正确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怎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辉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天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创造性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才能奏响改革和发展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不断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既不能被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束缚住, 也不能固守已有的成功模式不思创新。要不断解放思想,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 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 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 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解决的方法, 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因此,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推进“五个统筹”,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上世纪, 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 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今天,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还需要后代子孙继续地艰苦奋斗。因此, 我们要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风险,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514.

浅谈近代女佣与中国社会 第7篇

一、近代女佣职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 大批女子尤其是农村妇女走出家庭, 涌入城市当女佣, 这一职业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 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发生变革。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破坏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外国工业品竞争下, 广大妇女生计被剥夺, “从前需要妇女在家做的事, 如磨榖、制麻、纺纱、织布、洗衣、漂布”等家务“因为工作合作的扩张, 已不必妇女去做了”[1]397。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对于一切贫苦妇女给予劳动及职业的目的, 同时给妇女以商品经济社会所必需的‘读写算数’的知识”[2]116。经济基础的改变, 使广大妇女打破封建枷锁, 走出家门去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职业活动。

其次,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传入, 开化了社会风气。鸦片战争后, 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随之传入, 它强调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思想,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对社会风气起了启蒙开化作用。“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后备受思想界关注, 并且启发了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国与个人的关系, 尤其是女性修为与国家兴盛的关系”[3]2, 这对推动妇女追求自由自立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 近代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 促进了社会思想转变和女子就业的出现。戊戌维新时期, 维新志士积极号召兴办女学堂, 鼓励女子自立, 强调兴女学。清末新政时, 政府颁布了官办女学堂章程, 正式确认了女子学校教育。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各种新思想萌发, 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大批知识分子号召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和新妇女, 认为妇女应该独立生活, 甚至参政。这一系列思想变革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子职业不断发展。

最后, 现实生活状况的所迫。女佣这一职业群体, 大多是来自贫苦的农村。自晚清以来, 国内战乱不断, 最受直接影响的就是广大平民百姓。再加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 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为了生存, 妇女们来到城市发展。她们没有一技之长, 只能为人家做些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 靠着传统技能在城市做帮佣。“据九月二日大美晚报记载‘今年江苏各县旱灾甚烈, 以至秋收无望, 农民等粮食发生恐慌, 益以连年农村破产之结果, 各县妇女均纷纷来沪寻找职业, 皆入女佣介绍所候人雇用’。”[2]255

在近代中国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 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均促进了女佣职业的兴起和发展, 深刻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近代女佣的生活面相

近代中国女佣同样是在主人家里做家务劳动, 同样是社会地位低下, 但与古代婢女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奴婢是受压迫和剥削且没有人身自由的群体, 近代女佣的特征主要是雇佣制度, 与主人没有人身上的隶属关系, 只是受雇于人的料理家务者, 尤其在民国成立后, 女佣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

1. 女佣的类型。

根据女佣在雇主家里所做的不同劳动, 主要分为几种类型。贴身娘姨, 即是贴身女佣, 料理女主人身边的日常细碎事情, 如整理房间、端茶倒水、出入随侍等。这类女佣一般与主人关系密切, 比其他帮佣地位较高。厨佣, 一般大户人家都雇佣一些有厨艺的佣人负责饮食, 在近代广州顺德女佣因善于烹饪而有名, “顺德妈姐是厨娘中的翘楚。由于她们善于烹饪, 又体贴入微, 深受雇主的欢迎。雇佣‘顺德妈姐’甚至成为富贵人家的一种时尚”[4]19。奶娘, 有钱人家的女性生产后, 大多雇佣奶妈来哺育孩子。还有一种梳佣, 即专门为人梳头的女佣。许多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雇佣梳头佣人为她们梳出漂亮时髦的发髻, 梳佣尤其在广州最为有名, “广州有梳头妈, 受佣于人, 以梳髻为职务。西关多巨室, 若辈遂群趋之”[5]5286。

此外, 每个地方对女佣有不同的称谓, 不同年龄段的的女佣也有不同的称呼, 如女仆, 指在家庭里做一切杂事的女佣;大小姐则指未婚女佣;大姐是苏州地区对女佣的称呼;妈姐是广州和香港地区对女佣的称呼。不论女佣如何称谓, 具体做什么工作, 都需要勤劳细心, 不得有一丝懈怠。

2. 女佣的生活状况。

民国成立以后近代女佣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只要勤恳劳作, 听从吩咐, 主人一般不会为难她们。但是, 几千年的主尊仆卑传统还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 而且“中国有句俗话说, 端人家的饭碗, 受人家的管束”[6]63, 有些女佣的生活并不比古代奴婢轻松, 许多妇女在城市里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去做女佣。据调查, “全上海之佣役介绍所, 共有五百余所, 每一介绍所平均欲得女佣职业者有三十五人至四十人之间, 每日能得职业者仅占极少数, 统计欲谋女佣职者超过二千余名”[2]255。反映了城市对女佣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贫困妇女数量的庞大。

大多女佣在雇主家过着辛苦贫穷的生活, 薪水较低。各个地区女佣的工资会有差异, 不同类型的女佣工资也有不同。

“在使用银元时期, 上海奶娘的月工资约为六元至八元, 亦有九元的;娘姨刚开始时约为四元, 试工期过后, 一般是五元, 也有升到六元的”, “北京的工资比上海略低点”[6]70。除了月工资, 女佣有时候还可以得到一些额外赏金。总体来看, 女佣吃住都在雇主家, 若节俭用度, 几年下来是能攒到一笔钱财的, 可以补贴家用。

女佣从闭塞的乡村来到都市, 住在大户主人家中, 经历各种世面, 本身就开阔了视野。有些女佣在雇主家中, 闲暇之余, 还跟着太太小姐读书认字, 无形中提高了自身修养。

在晚清时期, 不少女子出洋去做女佣, 尤以华南沿海为甚。珠三角地区多自梳女, 即女子把头发梳起表示终身不嫁, 没有家庭羁绊, 她们更容易出洋谋生, “初入境的自梳女大部分担任家佣工作, 当家内仆人、保姆、厨子等, 加入著名的‘顺德女佣’行列, 以厨艺、干净、勤快、尽爽、有纪律著称”[4]44。南洋女佣构成了近代中国出洋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佣与东家在长时间里结下了深刻情义, 互相视亲人看待, 这类女佣, 若没有什么变故, 一般会终身留在东家。年轻女佣到了婚嫁年龄会嫁出去, 除非家庭特别贫困, 大多不会再住在东家。还有些女佣到年老时, 便带着多年攒下的钱物, 回到自己家乡, 与家人度过自己的晚年。每个女佣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命运。

三、近代女佣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首先, 近代女佣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女性职业之一, 在中国女性职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最早走向社会的职业妇女, 并非都是产业工人, 一批被社会视为低贱的女堂倌、佣工、女艺人, 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 而成为最早的妇女职业大军。”她们“大多是以自主的身份进入服务行业, 与雇主形成雇佣关系, 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开始脱离依附男性的传统而独立谋生, 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行动自由, 其社会角色已有新的含义”[8]3。她们在身份地位上都有了新的意义, 摆脱了封建束缚, 体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 她们勇敢地走出了家门, 有的更是远走他乡, 只身来到喧嚷的都市, 凭着自己的双手与汗水, 成为城市中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 在中国女性职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 女佣职业发展推动了妇女人格的完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角度而言, 近代妇女职业实际蕴涵藉经济独立进而实现近代妇女人格独立的价值诉求, 客观上利于妇女人格不断趋于完善。”[9]而且, 妇女挣得薪水, 达到经济自立, 成为家中重要的收入来源, 她们的地位也自然得到提高。妇女抛头露面, 出门工作本身就是对传统父权制的冲击。传统社会的妇女日常行为举止都要受到限制, “依附于父权制家庭生存, 她们被看作是分利者, 而不是生利者, 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也被抹杀”, 但是到了近代“内忧外患的情势下, 女性的经济自立问题被当作一种增强国力的手段提上了日程, 这为女性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获得社会经济权利创造了条件”[3]166, 女佣与其他职业女性, 共同证明了女子也是“生利者”。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女子首先在经济上独立, 才能在人格上独立, 才能拥有自主、自由和自尊, 女佣职业的发展无疑促进了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第三, 女佣职业促进了城乡的发展。女佣职业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兴起的, 这些城市多是经济繁荣地区, 上层社会人士居多, 他们需要雇佣若干女佣料理家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近代女佣最集中的地方, 就是当代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据1946年6月统计, 南京市人口为一百三十五万, 其中国民党政府官吏和公教人员十一万, 警察、宪兵、特务二万多, 他们的眷属十七万, 专为他们服务的茶房、厨师、娘姨、仆役九万”, 在上海“家政服务人员较多, 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五”[6]265。女佣们从各地来到城市, 为城市付出自己的汗水, 她们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 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四, 女佣的海外影响。晚清时期, 大批华南沿海女子下南洋去做女佣, 她们在海外自立谋生, 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局面, 又发扬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

四、余论

近代中国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时期, 在这个特殊背景下, 大批妇女走出家门, 来到城市为雇主做帮佣, 形成了近代女佣这一职业。虽然女佣薪水不高, 但她们达到了经济自立, 较早开启了近代女性职业的先河, 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间, 幽闭千年的中国妇女能以西方女性为榜样, 走出闺门, 投身职业生涯, 不管成就如何, 本身即体现出妇女作为人的近代化。”[10]个人的不断近代化, 才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近代化, 这不能忽视妇女群体中女佣这一阶层的作用。由于近代女佣社会地位较低, 整体文化水平不高, 在中国历史中长期成为一群失语群体, 有关记载的多是和近代军阀、官僚、名人有密切关联的个别女佣。近代女佣群体庞大, 如何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群体, 是研究者面临的历史课题, 同时对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社会面相也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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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乡村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 第8篇

成立的乡村小学, 又常因学生问题 (学额不足、学生请假两项) 等而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如前所述, 在乡村, 儿童入学率很低, 再加上学生缺课过多, 致使乡村小学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兹以河南省立百泉乡师试验区安乐乡村学校学生请假状况为例来探讨近代乡村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河南省立百泉乡师试验区安乐乡村学校学生请假统计表[4] (本校只有一、二、三、五年级, 没有四年级) 。

由上表可知:在乡村小学年级愈高人数相对愈少, 各年级学生请假的现象在乡村是十分普遍的, 且年级愈高人均请假次数愈多。一年级平均每人请假2次, 三、五年级则平均每人请假5次。本来人数就少, 再加上学生频繁请假就使得教学无法正常进行。

学生请假的原因主要分事假和病假两种:如果将事假进行归类, 学生请假原因不外以下几种:婚丧嫁娶等传统迷信活动 (包括:丧失送礼、丧事陪祭、与亲人上坟、喜事送帖、嫁女伴轿子) ;农忙请假 (刹稻、玉米等) 。婚丧嫁娶等因由请假的以三、五年级请假为最多, 一、二年级较少, 农忙请假的亦是如此。请病假的情况在乡村小学的各年级都很普遍, 尤以痢疾、疟疾最多, 分别为66、83人;头疼、耳痛次之, 分别为17和10人。

因学校采用班级制, 若大多数学生缺课则教师无法上课, 这样一来即使原本上课的学生, 也渐渐失去了上课兴趣, 学生越来越少。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乡村民众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请假的多寡, 直接反映乡村民众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乡村民众对教育通常有三种态度, 第一, “种地不用念书”的思想;第二, 上学是为了认几个字, 会写名字, 最多能记一笔流水账;第三, 把教育当成一种升官发财的途径。持第一种态度的人干脆不让子女入学, 所以乡村儿童的入学率极低。持第二种态度的人, 虽然把子女送进学校, 但并不重视, 阴天下雨、婚丧嫁娶等事无大小都成为学生不上学的理由。持第三种态度的人, 虽比较重视子女教育, 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 乡民不会为了子弟求学而错过收获的时节, 关于学生的缺席, 汶上县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形容得十分贴切:“春全夏半秋不齐”, 西北有一句话是“春满堂夏减半秋零落冬不见”[5]。一年里, 春天学生到校情况是最好的, 麦收、秋收多半学生得回家帮家长农活, 五月至九月, 学生少到可怜。冬天因天气冷, 穷苦家的孩子又得拾粪拾柴过冬。

其次, 乡村旧有的习俗及迷信传统的影响。在乡村, 婚丧嫁娶方面的礼仪很是繁琐。如:在安乐乡, 嫁女的时候女家的近族总要去三五辆或十辆八辆车陪着新闺女到她婆婆家, 在乡民看来女方家去的人愈多愈光荣[6]。又如在农村常看见办丧事的人家, 出殡之日大跳高跷, 将丧礼变成娱乐。再如祭祀祖先, 在乡村人死为鬼的观念是牢不可破的, 所以在乡村都有家祠, 使死者有所归宿,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被视为孝道, 在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三月清明要扫墓。此外, 在农村还有其他诸多的迷信活动, 如神仙崇拜, 据调查仅豫北24县的神仙崇拜就有几十种, 如此繁多的习俗及迷信活动, 势必要增加乡民的敬神开销, 如山西阳曲县20个乡村每年敬神费总计5255.75元, 平均每村的花费为262元[7]。这与人们生活上的拮据形成鲜明对比, 乡民们对婚丧礼俗事务的热衷, 使得他们的子女不得不参与其中。

再次, 乡村及学校的卫生条件的影响。乡村社会的特殊环境及其农业生产的特性, 使得农民不讲究卫生也没有功夫去讲究, 再者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们讲卫生。农村还经常流行这样一句话, “眼不见为净”, 农民随地吐痰等恶习在农村更是常见。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就使得人们极易染上疾病。学校环境差也会使得学生极易感染疾病, 乡村学校校舍大都是庙宇神祠等旧式建筑改造的, 据宋震寰对山西阳曲等22县50个村庄65个学校调查所示, 校舍为庙的38处, 民房3处, 村公所1处, 另有不详者20余处[8]。庙宇因光线、空间等问题不适合为教室, 此外, 多数乡村学校没有任何的卫生防疫措施, 使得一些传染疾病在学生间流行。

考虑到乡村社会的特殊环境, 农忙请假及病假是不得不准假的, 而对于其他的丧事送礼、丧事陪祭、与亲人上坟、喜事送贴、嫁女伴轿子等诸如此类的请假, 学校本不愿意准假, 但生怕引起乡民的反感, 教师也不敢拒绝, 面对此种状况, 若要维持乡村小学的发展, 乡村教师必须致力于以下几点:

1.宣传教育的功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做官教育, 教育与谋生没有关系, 这种认识长期以来影响乡村民众, 致使其缺乏求学意识。在他们看来, 种田需要的是先辈们流传下来的亘古不变的种田方法, 他们靠天吃饭, 遇有灾害便求神拜天, 祈求神灵的庇护, 所以乡村民众对教育异常淡漠。作为乡村小学教育的实施者, 乡村小学教师不仅应努力纠正乡村民众的错误认识, 更应设法使乡民信仰学校教育, 乐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入学校。而纠正乡民错误认识最有效的办法是举办乡村民众教育。因此, 要想乡村小学教育发展, 就不得不先谋民众教育的发展, 因为它是乡村小学教育的先决条件, “乡村儿童之所以失学, 乡村学校之所以难以收效, 都由于无信仰教育的父母, 学校缺乏赞助辅导的家庭。父母愚顽, 家庭不良, 小学教育无法设施, 义务教育不易普及”[9]13。

2.推进乡村迷信习俗的改良。数千年来形成的旧有习俗及迷信活动足以左右社会的习惯, 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及各种社会建设事业的推进, 要完全剔除乡村社会的种种积习非朝夕之事, 势必先向乡民灌输相当的科学知识不可。这就有待于乡村小学教师去传播新知识、清除旧习俗。其方法应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 教师除在课堂上对儿童实施教导外, 在日常生活中还应利用可能的机会宣传科学知识影响民众, 如与农民闲谈时, 或参加某种集体的商议时, 教师要用潜移默化的方法去影响乡民。

3.积极倡导乡村卫生的改进。农民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意识是我国乡村卫生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卫生的生活环境是农民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农村对于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如何预防等问题一概不知, 当疾病发生时他们又往往求助于神灵的庇护。因此, 在乡村宣传卫生知识、疾病预防知识是改良乡村卫生的先决条件。在近代政府卫生机关力量有限, 乡村卫生不能普遍的情况下, 教育自然就成为实施卫生最有效的方法, 乡村小学教师应当担负起传递卫生知识改造乡村卫生环境的使命。乡村卫生教育可以先从乡村学校做起, 如校舍卫生, 学生自身卫生, 举行卫生运动, 以儿童卫生教育为中心来带动家庭及整个乡村社会的卫生教育。

4.实施切合农村实际的教学方法。辛曾辉在《怎样教学乡村小学儿童》一文中指出“教育效率的如何, 全视教学方法的优劣而判。而教学方法, 一方面要顾到儿童的心理和生理, 一方面尤要适合学校的环境———学校所在地的社会组织, 才可以免掉教学上的种种苦难。”[10]也就是说乡村小学的教学方法必须要适应乡村社会。因此就需要乡村小学教师努力探求切合乡村实际的教学方法, 如针对农忙时节的教学, 辛曾辉就提出采用过去私塾的“个别教法”。他认为个别教学法应用起来比较灵活,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学习进程, 不会受缺课同学的牵制, 这也是私塾教育长期以来受到乡民欢迎的重要原因。至于教学法还有人提出寅辰制、半日制、夜课制等多种补救农忙教学的方法。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方法, 必须要适合当地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之, 要发展乡村教育, 必须要明了乡村社会的环境。教师作为教育的实施者, 教师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教育的成败。赵轶尘先生就曾指出:我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就是教师的问题, 如果教师的问题有正当的解决, 其他的教育问题皆可迎刃而解[11]。此话虽不免有些夸张, 但是却说明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不是孤立的, 教师亦不能为教育而教育, 要顾及教育社会的功能。乡村小学教师作为近代乡村社会的特殊知识精英群体必须认清自己的社会使命, 致力于乡村社会改良, 使乡村小学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心, 乡村小学教师亦成为乡村建设的领导者, 乡村小学教师必须具有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的精神, 脚踏实地办教育, 完成教育改造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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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省教育概况[M].1935年印 (天津图书馆地方史室G680HJ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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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克让.乡村小学请假统计究[J].乡村改造, 1935 (4-3) .

[5]廖泰初.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M].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36.

[7]刘容亭.山西阳曲县二十个乡村概况调查之研究.新农村[J], 1933 (3—4) .

[8]宋震寰.山西乡村教育概况之调查.新农村, 1934 (13) .

[9]赵质宸.乡村教育概论[M].著者书店, 1932, .

[10]辛曾辉.怎样教学乡村小学儿童[J].新教育, 1925 (10) .

近代社会体育 第9篇

一、我国传统体育有着鲜明的特色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给中国传统体育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极大的活力。 但是,中国传统体育是建立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基础、生命哲学基础、血缘社会基础之上的,在历史上便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之间较大的差异性,在内涵、表现形式、特征方面均显著不同。当然,中国传统体育并未形成完全独立的文化体系,而是成为传统文化的附属,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1]4。

1.注重和谐与适度。我国传统体育方法非常强调各种健康因素的综合影响,强调体育运动的和谐与适度。我国传统体育观念中,并不提倡单纯通过某种体育竞技活动或者其他锻炼方式而达到健身效果,而是强调综合性地对各种运动健身方法予以合理和适度的运用,这就能够促使人们的肾精更加稳固不虚,能够更好地稳定人们的情绪和精神,保持身体元气的充足,更好地实现人体内部环境的和谐,从而使人们获得健康长寿。我国传统体育十分注重体育运动中“度”的把握问题,讲求体育运动的适度,体育运动的度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如果过度进行锻炼必定导致 “过犹不及”的后果,而如果运动量不够就无从发挥体育锻炼的效果,过度锻炼或者锻炼的量达不到要求均可能造成人体内部环境的破坏,必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性遭受破坏。传统体育除了要求锻炼的适度之外,还要求人们在饮食、气、行为起居方面保持“中和”的状态,从而达到保养、调解、补充人在出生之时已经获得的元气的目的[2]64。

2.运动形式喜闻乐见。现代体育较为强调其竞技性,而我国传统体育在强调竞技性的同时,其随意性的特征更为显著,较为偏重传统体育运动的娱乐性,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体育运动娱乐的功能、健体的功能。娱乐是人们最为基本获得快乐的具有非功利性特点的活动,人们通过娱乐活动感受生理上、精神上的愉悦感觉。在人类社会的最初娱乐活动中,人们的娱乐就是一种自娱自乐,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情感、达到自娱目的而进行的,人们的心情在达到高潮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起来[3]94。我国传统体育具有显著的娱乐性特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娱人和自娱的目的。比如,舞狮、龙舟竞技、舞龙等传统体育就是娱乐性较为显著的体育项目,能够让参加者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之中享受到精神的愉悦。

二、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对我国传统体育产生剧烈冲击

1.西方体育的传入对我国传统体育产生冲击。西方体育的内容及其形式也十分丰富多彩,但是西方体育非常注重竞技性,强调在相应的规则体系之下开展竞争,且在此种特征下逐步形成了西方体育的平等、竞争、拼搏、挑战、冒险等特点,强调人们通过体育竞技活动超越现状、赢得最终胜利,追求一种直观性,强调形体美,总体上呈现竞争性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20世纪初期,西方体育大量传入我国,使我国传统体育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我国传统体育非常注重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境界,许多体育具有民俗性、娱乐性功能,而类似于奥运会盛典上的许多具有显著竞技性的运动在我国较为缺乏。我国古代推行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那么一个具有稳定结构的农业大国中,形成了缺乏竞争意识甚至反对竞争的传统习俗,因而我国的传统体育很少具有显著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不够注重人的潜力发挥、创造能力的发挥, , 蹴鞠等具有一定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少之又少,而且古代传统蹴鞠运动发展到后期开始,其竞技性特点也逐步削弱。我国传统武术讲求的是一种“精气神”的协调,在武术技能中过于注重一招一式的表演性质,甚至具有礼仪性,其竞技性、实用性明显不足。中国的竞技体育获得逐步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其竞技性的内容完全属于西方文化上的属性,中国近代西方竞技体育的引入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成为一种较为廉价的传播西方文明的方式,相反地,中国竞技性体育中体现的也是西方文明的内涵,而传统文化并未真正地、实质地渗透到竞技体育运动之中。与此同时,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竞技体育逐步传入我国并获得发展繁荣,对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在较大的程度上严重阻碍了我国古代传统体育的承继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洋体育之争”中,我国许多传统体育活动随着本民族的衰落而逐步灭亡,不少传统体育也陷入难以获得继续发展的一种困境之中[4]250。

2.西方体育冲击下我国传统体育日渐凋敝。随着西方竞技体育近代以来传入我国并获得发展繁荣,我国传统体育受到了剧烈冲击,许多传统体育已经日渐凋敝。随着西方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与繁荣,传统的某些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间游戏自生自灭。民间游戏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产生适应性的变化。比如,清朝中期之后,“杂耍把戏”在城乡各地较为流行,成为“戏人” ” 谋生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清朝中期在节日期间、庙会之时、赶集日等经常会有杂技演出,舞狮、舞龙、少林棍、钢叉、白蜡杠、腰鼓、旱船等非常流行,被称之为“武会”、“走会”,在民间盛大节日之时,还有射柳、击球等民俗体育运动。随着西方竞技体育的传入、发展和繁荣,以及伴随着我国近代封建经济、政治的日渐衰落,许多民间民俗体育项目逐步消失,目前已了无踪影。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有许多是在宫廷、封建军队中流行的,而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近代历史时期,在王朝宫廷、封建军队中本来比较流行的体育活动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捶丸等许多传统体育项目逐步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被西方近代竞技体育活动取而代之。比如,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在关外之时通过效法古制强化了 “狩猎”活动,以“狩猎”达到体育锻炼、军事演习的双重目的,而这些民俗体育活动目前很显然已经消失殆尽[5]209。我国古代有着许多民间体育社团,这些体育社团在宋代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促进传统体育的发展繁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代之后,由于受到西方竞技体育的冲击和我国封建王朝的衰落,民间体育社团也逐步衰落。此外,随着近代西式教育制度逐步引入我国,“新式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也按照西方体育项目来进行,而我国传统体育项目逐步淡出了学校教育的领域,这也在极大程度上促使我国传统体育的日渐凋敝。

三、近代中国传统体育的曲折发展

1.清末民初强调“国粹”体育促使传统体育在曲折中发展。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中强调引进西方竞技体育,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之下,西方体育更多地引入中国并逐步发展繁荣起来。洋务运动期间所举办的新式学校,大量引进西方竞技体育项目,我国传统体育中的骑射、弓刀武艺有所偏废,从之前的主导地位降为次要地位、配角地位。1903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设体育课,体育课以兵式体操为主,同时部分观点认为中国拳术属于“中国式体操”,拳术在辛亥革命之后在各类学校中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清末民初时期,虽然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和发展对我国传统体育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但不少人依然强调发扬中国“国粹”,此处的“国粹”即包含传统体育在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体育在曲折中发展,学校开设骑射武艺课程,溜冰、摔跤等民间体育亦继续流传。

2.“土洋体育之争”促进传统体育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时,兴起了一股“土洋体育之争”,是“中西体育”争论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我国正处于民族存亡之关键时刻,西方列强继续加快对中国的侵略。该时期,中国有识之士千方百计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教育上强调教育救国,部分人提出要大兴国粹体育以扬大中华国之国威,而部分人又主张通过引进西方竞技体育对我国传统体育进行改良。无论是哪种观点,均强调了传统体育, 这对传统体育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契机。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武术等传统体育受到了重视。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上,中国传统武术还大受欢迎,自此之后,中国体育界普遍接受了武术这种传统体育,为传统体育的曲折发展获得了良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民间组织对传统体育进行了调查整理、改造。

3.建国初期传统体育在曲折中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注支持传统体育的承继发展,这些政策主张亦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传统体育项目、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建国初期获得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武术更加得到人们的重视,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贺龙作为建国初期的国家体委主任,其于1953年在天津举办的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上提出,要对武术等传统体育进行充分的发掘整理并发扬光大,贺龙等人的这些主张对建国初期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自此之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武术协会等武术组织,武术活动广泛开展起来。195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武术队,全国各地的学校也将武术作为体育课程。之后,中小学教学大纲中也正式将武术纳入体育课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传统体育获得了相应发展繁荣,只不过在后来又经历了一些曲折。

参考文献

[1]崔乐泉.体育史学与体育社会关系辨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7(3).

[2]谭华.中国传统健身养生与终身体育的文化融合[J].中国学校体育,1999(2).

[3]钟敬文.论娱乐[J].浙江学刊,1999(5).

[4]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一次流产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 第10篇

1964年2月7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杨东莼与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中宣部、统战部，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兹将此信照录于下：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并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

我们提出一个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建议，报告如下：

去年十月间，胡乔木同志曾找我们和其他几位同志商议如何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的问题。我们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前后谈过几次。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周扬同志提出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也需要收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资料，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经同全国政协的有关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哲學社会科学部的负责同志商议，我们的共同意见有以下几点：

1、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过去学术界也作过一些，但还不能适应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许多有现实意见(义)而又值得研究的东西，资料还很缺乏，需要进行实际调查。在研究方法上，调查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不能限于书本知识和前人提供的资料。现在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条件很好，越往后这种便利条件越将减少，因此，需要争取时间。

2、要推动社会调查工作，先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暂时定名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由学术界的代表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业务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导，有关动员政协系统人力的组织工作由全国政协领导。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一)制订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二)和有关机关进行联系，了解调查对象和资料积累的情况；(三)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四)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

3、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要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这个办事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经费预算另行编造，工作人员由有关机关抽调，不再另设编制。

4、目前准备动手调查的项目，有以下几个：(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状况；(二)中国近代各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三)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经过和真实情况；(四)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打算先调查几项典型事件，作出成绩，取得经验，再行推广，要求在几年的时间内，作出一些有丰富内容有科学价值的专题报告，交中华书局出版。

5、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以杨东莼为主任，刘导生、申伯纯为副主任，委员约有二十人左右，名单等商议妥当后再定。

以上报告是否适当，请批示。

杨东莼、刘大年1964，2，7

自此可知，胡乔木于1963年10月就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与杨、刘二人商议，而胡传达的应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所藏档案，此信由刘桂五起草，经杨东莼、刘大年反复斟酌、修改，数易其稿，可见相当慎重。杨东莼1964年2月7日致函刘桂五，提出委员人选：

委员人选，我想到的有：大年，黎澍两位同志代表三所，何干之、胡华两位同志代表人民大学，灿然同志代表中华书局，翦伯赞、邵循正两位同志代表北大。肖贤法同志代表宗教局，严仲(中)平同志代表经济研究所。陈元晖同志代表教育研究所，侯外庐、吕振羽两位同志代表学术界。此外，工商管理局，政法、侨委，以及沪、穗、武汉等大城市各需要推举一位，(北师大要不要推一位?)请考虑。政协至少还要增加二三位，以上合计已近二十人左右。漏掉的单位，请补上去。又，档案局要不要一位，以上的名单，请您与大年同志仔细斟酌后，再面谈一次(档案：《杨东莼致刘桂五函》)。

1964年2月29日，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即复函：“同意杨东莼、刘大年同志关于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建议，并由刘大年同志担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59年7月20日成立，由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吕振羽、刘大年等史家均为委员。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由副主委杨东莼主持征集编订六大册《辛亥革命回忆录》。近代社会历史调查与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已着手的工作多有契合，因而以杨东莼牵头来组建调委会乃顺理成章之事。近代史研究所有较强的学术实力，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自需倚重，因而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的刘大年、黎澍均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杨、刘等人躬亲张罗，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而黎因忙于主持历史反修小组工作，无暇过问具体事务。3月2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致函近代史所，“同意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刻制办公室公章一枚，请你所自行刻制，附去介绍信一封”。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杨东莼从华中师范学院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按：杨东莼曾任华中师范学院校长)。4月3日在近代史所召开筹委会的成立会，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作长篇发言。(章开沅：《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5月调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启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木刻胶质印章。

经过多方调查，征求意见，调委会编写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就如何开展工作提出更为明确的规划。首先强调：“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旧中围的文献档案残缺不全，而其中绝大部分又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捏造，仅仅依据文字记载，很难深入探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树立优良的学风，才能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而“熟悉历史故实的老人正在逐渐减少，某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能有所散失，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把握有利时机，迅速把历史调查工作开展起来”。至于调查工作具体如何进行，“必须坚持调查与研究结合、访问与文献(以文献为主)结合，专业队伍与群众力量(以专业队伍为

主)结合等原则”。调查所得的重要材料，经过严格的鉴别、核实，“编成资料汇编，然后加以综合分析的研究，写出内容丰富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和学术专著，交请中华书局以《中国近代历史调查丛书》形式出版”。

中国近代历史调查，涉及的问题范围极广，无疑是一项相当庞大的工程，绝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意见》还对调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1、1964年6月以前，由各个项目的总负责人邀请各有关单位同志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然后分头开展调查工作。2、1965年8月以前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经验交流会，着重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并初步汇集一批经过整理核实的调查资料，委托专人撰写若干专题调查报告。3、以后每年在广州、武汉等地召开全国调查工作会议一次，检查工作，交流经验，并讨论或委托专人写调查报告。4、在资料汇编和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委托专人写成专著”。

尤为重要的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杨东莼、刘大年等亲自制定出《北洋军阀调查意见书》、《民族资产阶级调查意见书》、《买办阶级调查意见书》、《江浙财阀调查意见书》、《商会调查意见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意见书》、《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意见书》、《农村调查意见书》、《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意见书》、《租界调查意见书》，对各项调查作了相当细致的规划和部署。兹将其要点简述于下：

1、北洋军阀调查。计划三年内编成《北洋军阀传略》(100人左右)，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北洋军阀研究》(专著)。

2、民族资产阶级调查。刘大年提出写出民族资本家千人传。要求三至五年内完成(1964-1969年)，前三年至少完成70％的调查任务。并拟定资金1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资本家调查参考名单。

3、买办调查。以上海经济研究所及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所、全国及津、沪、穗、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并拟请黄逸峰、徐仑等总其成。计划两年内写成有关买办制度及买办阶级的调查报告，典型买办的传记若干种，1969年以前写成《论中国买办阶级》专著。

4、江浙财阀调查。要求总负责人1964年8月前邀请各有关单位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1966年以前写成江浙财阀主要成员发家史及传略或若干专题性的调查报告；1969年以前写成《江浙财阀研究》。

5、商会调查。要求1964-1966年编写各省、市(县)商会史资料或商会史；1964-1967年出版商会史资料汇编。

6、近代知识分子调查。编制了“参考名单”，计划通过“传记”的形式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及其特点，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及其失败，近代知识分子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及其分化。此调查由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书局近代史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北京大学等单位参与，由杨东莼和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组长李侃总负责，计划1967-1969年完成编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资料选辑》。

7、学生运动调查。要求1964年6月以前召开负责人和参加者联席会议，落实计划确定进度；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回忆录；每年6月份举行工作会议，检查进度，交流经验，发现问题，解决疑难。由近代史所和团中央档案室等单位整理现存各种文献资料，1967年整理出版《中国学生运动史资料》选辑。1968年前整理出版《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报告》、《学生运动回忆录》选辑，在此基础上，1971年撰成《中国学生运动史》。

8、农村调查。结合“四史运动”，在调查、征集、整理有关账本、文契和其他文字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典型，进行补充调查，并撰写“家史”、“村史”。

9、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重点调查基督教、天主教的主要教区和重要据点的活动情形；教会所办的学校与医院；教会“慈善事业”。此项调查安排邵循正、卿汝楫负责组织领导。由近代史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各地历史研究所及高等学校近代现代史教研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研究室、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组织人力，分工协作，参加调查工作。

10、租界调查。具体分工为：天津租界由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历史研究所负责；上海、汉口、州等地租界分别由该地历史研究所负责。上述单位联合组成租界调查协作小组，负责对工作督促和检查。计划1966年写出各种有关租界调查报告(或资料汇编)，然后抽调主要力量，于1967年编写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一书。

调委会的调查规划可谓相当庞大，足见杨东莼、刘大年等人的雄心。1964年6月2日召开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杨东莼在会上发言：“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初步设想搞几个东西：买办、民资、知识分子，北洋军阀，宗教，北洋军阀还有人在，不外是上台在北京下台在天津，所以天津的不少，老人去世，还有其后人，我们设想，北洋材料，由政协与天津挂钩，落实在天津。买办放在上海，这次我和逸峰(按：即黄逸峰)挂钩了，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下半年是否在上海，前些日子，开委员会时，各地也要成立小组，就地调查，当然各地有任务，很紧，我想，是否与任务口径对起来，挂起钩来，如何搞民族资产阶级，就在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上挂钩。宗教也是大问题，北京专家多，所以各地与北京，第一是联系，第二是出人力，地方搞什么，告诉我们一下，好配合，第三是到各地游说一下，先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四个地方，在学部领导下，方向明确”。会上杨东莼、刘大年对一些重点调查项目作了明确分工部署：北洋军阀由天津历史所负责，买办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民族资产阶级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吸收上海工商联参加(档案：《1964年近代史规划会议记录》)。

调查委员会在杨东莼、刘大年的推动下，踌躇满志开展工作。杨东莼带领邵循正、何重仁、郝斌、章开沅等人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齐齐哈尔资料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根据刘大年的建议，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干人传，一是资产阶级千人传，而首先要求作充分的调查研究。为此我们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传主参考名单”。(章开沅：《实斋笔记》，王来棣等人被安排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临城劫案等(2010年9月30日采訪王来棣先生记录)。尽管处于草创阶段，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而且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工作。当年身与其事者的章开沅先生多年后还十分惋惜：“如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现今决不会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独占鳌头”(章开沅：《实斋笔记》)。平心而论，就调委会的构想而论，远比哥大的口述史项目宏大，包罗范围更为广泛，动员的人力亦非其可以比拟。可惜调委会生不逢时，刚刚建立，阶级斗争之弦便日趋绷紧。从近代史所借调过来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三人被抽回参加“四清”运动，华中师大的刘望龄亦被抽回，止章开沅一人卡枯守空房。到1964年秋天调委会工作便渐趋瘫痪，名存实亡。1966年，杨东莼先生仍力图恢复并拓展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但随着“文革”风暴骤起，一切均脱离常轨，种种颇具学术雄心的设想规划亦成具文。前辈学人的苦心孤诣，时代局囿的无奈，令人不由扼腕叹息。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报人社会地位变迁之考察 第11篇

19世纪90年代, 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 也掀起了一次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 从1895年到1898年, 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 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1]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许多城市, 近代中国报人开始全面走上历史的舞台。

近代报人的几个特点分析

考察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报人, 有的是开明官员、洋务派官员, 有的是商人, 但主体是一批成分复杂的知识分子, 即使官员、商人办的报纸, 他们也只是创办者、投资者的角色, 真正的办报过程还得由知识分子来具体承担。

近代报人的特点有:

籍贯大都是中国南方人, 以广东、江浙人士居多。梁发, 广东高阳人;黄胜, 广东人;邝其照, 广东人;钱昕伯, 浙江吴兴人;王韬, 江苏苏县人;陈霭亭, 广东新会人;沈毓桂, 江苏吴县人;蔡尔康,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人;蒋芷湘, 浙江杭州人;梁启超, 广东新会人;汪康年, 浙江杭州人这些地方, 经济富庶,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 思想解放, 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

一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 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学习和掌握, 国学根底深厚, 有的还中过秀才、举人。王韬18岁中秀才;梁启超, 17岁中举人, 18岁入京会试;汪康年, 32岁中进士;钱昕伯, 早年考中秀才;宋育仁, 29岁中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沈毓桂、陈霭亭早年都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 精于国学。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偏爱, 导致在他们的办报活动中, 既接受了西方一些基本的办报理念, 同时又会在具体办报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一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办报风格。

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三次变迁

中国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前, 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 戊戌变法后, 报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至20世纪20年代, 又是一个节点, 20世纪20年代以后, 受过现代教育的一批新式报人登上历史舞台, 改变了报人的整体结构, 报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近代早期文人办报, 地位极低, 办报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论当时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时说:“记者之职业, 誉之者至谓无冕之王, 而在昔则不敢以此自鸣于世也。”他又引用《上海闲话》中的一段话, 说明记者曾被目为文人末路的由来:“昔者左文襄 (宗棠) 在新疆, 由胡雪岩介绍, 向洋商借款1200万两, 沪上报纸颇有非难然文襄闻有反对者, 即大怒不止。故其与友人书, 有云江浙无赖文人, 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 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 盖社会普通心理, 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 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均为不名誉之职业。”[2]

“沪上报纸颇有非难”, 指的是1874年《申报》因非议新疆边防事务, 惹火了左宗棠。

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也转述了这个例子:左宗棠“故其与友人书, 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之语, 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之诋斥为非者, 盖社会普通心理, 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 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昔日之报馆主笔, 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 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3]。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举了一个例子:“吾乡沈任铨君, 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 转辗蝉联, 至光绪末年而止, 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4]

《申报》首任主笔蒋芷湘在主持《申报》期间藏头露尾, 发表文章诗歌, 用“蘅梦庵主”“蠡勺居士”等一连串笔名, 以掩人耳目。[4]旧报人的状况, 《申报》老报人雷8) 有一个回忆, “彼时朝野清平, 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揄扬, 润色鸿业, 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 对于报纸既不尊崇, 亦不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 大都醉心科举, 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 惟落拓文人, 疏狂学子, 或借报纸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兴, 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5]。

戊戌变法之后, 由于维新派借助报纸宣传维新变法, 一些知名报人如梁启超等, 通过办报纸鼓动了风潮、影响了国人, 报人的地位大为提高。“晚清时期, 启蒙’、救亡’成为主旋律, 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政治改革, 报刊的影响力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 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是梁启超。他先后创办的《实务报》《新民丛报》成为18901910年最具影响力的报纸, 梁启超进一步夯实了由王韬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的办报风格。”[6]

《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0日社论说, 迨梁启超出而办报, 社会对记者之眼光, 乃稍稍变异。

“从梁启超开始, 中国近代历史的跌宕起伏, 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 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 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横空出世, 他们以名副其实的职业报人身份, 登上了报业的舞台, 并最终有所作为。在他们理想主义情怀的观照之下, 记者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 而不再是早期那种被人蔑视的访员’。”[6]

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说:“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陋习, 复系数革除。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 外部受社会间之督促, 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者文人学子所不惜问津之主笔访事, 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 曰特约通讯员, 主之者亦殷殷延聘, 受之者亦唯唯不辞。”[3]

这种变化,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戊戌变法前, 报人大都是被动地就业, 为糊口而来。“较少有人以报’为自己的事业的抱负, 好一点的就是克尽厥职, 敬业乐业, 差一点的就是得过且过, 或以名士自居, 更差一点的是以洋人为护符而藉报营私。”[5]维新报刊的从业者, 他们投身报业的行为是主动的, 其中虽不乏有投机分子介入, 但作为主体来说, 则是仁人志士, 是把办报作为武器、作为事业来办, 或作为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办。二是提高了报人的学历和规格。之前, 报人大多是落魄文人, 之后一些精英人士进入报业, 天津办的《国闻报》的王修植是进士, 夏曾佑是进士, 严复则是洋翰林。拟办《公论报》的李盛铎是进士。后来办《外交报》的张元济也是进士。从此, 办报也是君子们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 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而言, 也是于逆境中走向独立、成熟的开始。有人说, 1926年“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肇始之年”[7], 20世纪20年代以后, 报人的经历和报人的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开始出现了终身以新闻为职业的职业报人。这些报人从事报业, 往往是他们毕生事业的开端, 大多以报为业, 一旦进了报馆的大门再也不忍离开, 兢兢业业为报业工作一辈子。1926年张季鸾进入《大公报》一直到1941年去世, 终身供职于《大公报》。王芸生1929年进入《大公报》, 终身没有离开过新闻圈子。成舍我1924年4月创办《世界晚报》, 1925年2月创办《世界日报》。“世界”报系的核心圈子, 也都终身从事新闻事业, 虽然供职的报社中间有所变化。吴范寰在《世界日报》任总经理前后达15年之久。《时报》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 创办人是狄楚青, 历任主编有罗孝高、陈景韩、雷继兴、包天笑、戈公振, 这些人都是终身的新闻家。《新民报》的“三张一赵” (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 赵超构) 也都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

2.大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 而且出现了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新闻队伍的素质越来越高, 新闻队伍越来越专业化。邵飘萍, 浙江东阳人, 1903年进入浙江省第七中学 (今金华一中) , 1906年考进浙江省立高等学堂 (今浙江大学的前身) , 1909年毕业后被金华中学聘为教员, 不久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新闻人生。林白水, 福建人, 早年留学日本,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法系, 自戊戌变法以来从事新闻事业。成舍我, 湖南湘乡人, 因没中学毕业的资格, 陈独秀特许他应北大文科选读生考试, 录取入学。吴范寰与成舍我是中学、大学同学。龚德柏, 湖南湘乡人, 日本留学生, 曾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师。戈公振, 江苏东台县人, 幼年曾在弢庵学塾读书, 1908年入东台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 因家庭困难未入学, 当年冬他去上海, 到正书局习业, 后任《时报》编辑, 旋任总编。张季鸾, 祖籍陕西榆林, 出生在山东邹平。早年师从古文大师刘古愚, 1905年留学日本, 先入东京经纬学堂, 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张友鸾回忆说:“1925年我进北京《世界日报》做编辑, 当时二十一二岁, 还没有读完平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 (当时报业系的主人是邵飘萍, 当时的报业系由“三鸟”, 指的是左笑鸿、张友鸾、吴隼, 都是新闻奇才) 。几个月后, 被提升做总编辑。”[8]张友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不仅报社的管理层越来越精英化, 一般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 也要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 贺逸文等在《北平〈世界日报〉史稿》中说:“1926年1月招聘编辑时, 规定应聘人需年在25岁以上, 专门学校毕业, 在新闻界积有经验的人, 开具略历, 编写500字的新闻稿, 经审查合格, 才能录用。”“《世界日报》录用人员, 无论编辑、职员、练习生, 很长时间内是采取招聘招考办法。”[9]

近代报人地位变迁的社会背景考察

近代文人办报活动, 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转换过程, 这个过程又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 其间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心态的调适的过程曲折而又颇有戏剧性。

在科举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苦读、科举、做官,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人生的路径选择是压倒一切的。一些文人要么穷困潦倒, 要么科举之途不顺, 不得已才走上了办报之路。至于文人自觉的办报活动, 在大的社会变迁还没有成熟时, 是不可能出现的。

早期报人虽身在报业却对科举孜孜以求, 与几千年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同时又不自觉地把这种价值取向带到办报的具体过程中, “文人论政”的中国办报特色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是一以贯之的。唐振常说, 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 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 即:中国自晚清以来, 创出了各种各样的报纸, 非纯属商业性行为, 有识的报业前驱, 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 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10]

传统城市中知识阶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 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下, 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并不以城市为出发点和最终归依。与城市相比, 他们更容易认同于农村, 耕读传家始终是他们理想中的梦境, 衣锦还乡回到哪里?回到农村老家。当官致仕后回到农村老家, 安度晚年。经商发财后, 把金钱搬回老家, 盖房产, 荣耀门庭。虽然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在城市中的发展和繁荣, 逐渐出现了士阶层城市化的倾向, 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 士阶层的城居者在数量上仍然是有限的。根据一项对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出身地的分析, 其中在士绅城市化比较明显的江浙一带41.6%出自乡村, 52.50%出自城镇, 另有6.3%出自小市镇。而在北方的鲁皖晋豫四省中, 出自农村的甚至高于出自城市者。[11]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 据学者们研究,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发生在18401900年间, 这一时期, 中国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区进行。[12]近代的城市化, 与以前的城市化出现了许多不同。近代以前的城市, 主要发挥其政治功能、物质交换功能。而近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全面、综合功能的实体, 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娱乐等各项功能。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加速了近代知识阶层城市化。城市在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逐渐形成的中心地位使大多数欲寻求新知识的士子不得不向城市靠拢, 日益汇聚于城市。加上科举制度废除后, 除小学在乡村还有所分布外, 中等教育以上的学校大都集中在县城以上的城市, 高等教育更是如此, 它们大都集中在全国性大城市或者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能够在城市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知识分子不得不加速自己的专业化、技能化倾向以适应新的需要。这种转化过程在开埠以后的各通商口岸城市便开始逐渐出现, 他们或成为专职的记者、编辑, 或成为各文化机构的翻译、教师等, 总之都成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新式文人。这种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转化过程在此以后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 知识分子被科举所紧紧局限的职业选择被彻底打破, 从而开始了整体的全方位向城市的融入。在较早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江南一带, 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比内地开明得多。得这种风气之先, 一些出身秀才和举人的江浙读书人, 开始游离于科举功名, 他们来到上海滩, 栖身于洋人开办的学校、商行、书报馆, 开辟新的进身之地。这批是“新潮文人”。

伴随着这种整体的社会变迁, 加上另外一种力量的强力推动, 即政治性报纸的风行, 其影响、作用, 颇为一时之倚重, 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地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相一致, 中国近代报人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

摘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 极少数参与其间活动的中国人是近代第一批报人。一批科举失意的落魄文人加入了办报的行列, 同时也给办报活动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随着维新人士将办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报纸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报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其后, 报纸的专业化程度提高, 报人队伍呈现出了职业化的趋势。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既与报纸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 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

关键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三次变迁,社会原因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M]//.杨光辉, 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3.

[4]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5]雷瑨.《申报》过去的现状[M]//.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6]林溪声, 张耐冬.邵飘萍与《京报》[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7]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8]张友鸾.报人成舍我[M]//.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2.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新闻研究资料 (第一辑) [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1.

[10]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6.

[11]潘光旦, 费孝通.科学与社会流动[J].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4 (2)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