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期范文

解放时期范文（精选12篇）

解放时期 第1篇

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在宣传中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间, 电台一直坚持“争取和平, 反对内战”, 宣传了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 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内战的阴谋, 并积极宣传了维护、贯彻政协决议, 同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 广播电台也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 向人民群众介绍了解放区的创建、发展以及解放区政权建设、人民军队、经济文化建设等情况, 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了解放区, 鼓舞了国统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河北地区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解放区的广播电台一道, 进一步配合战争进行了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 全面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动员和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人民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在与各地电台有共同特点的同时, 河北人民广播呈现了自己的特色。

地方特色浓郁, 面向全国广播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建立后确立了“立足本区, 面向全国”的宣传方针, 这也是河北解放区广播电台一个总的宣传方针。

“立足本区”反映在加强本地报道之上。通过本解放区新闻、通讯、社论、文告、综合报道和典型报道等形式, 宣传本地的民主政治、军民生活, 创办了一系列以解放区军民为主要对象的专题节目。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有浓郁的地方特点。新闻报道反映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基本情况, 文艺节目也注意接近性, 结合本地实际。配合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其他运动, 播出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山西上党花腔《小二黑结婚》、秧歌剧《女状元》、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深受听众欢迎。

1947年9月, 在邯郸台播出一周年纪念日时, 电台又革新了节目, 加强了地方性, 增加了50分钟的本解放区报道, 更突出了“立足本区”的特点。

河北地区的人民广播电台既有面对本区的特点, 又注意面向全国进行宣传。“面向全国”主要落实在转播延安台的节目, 这些节目具有全国的适用性, 宣传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指示, 报道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进展。另外, 河北地区的各人民广播电台还开办了一些针对国统区人民、国民党军广播节目, 也体现了面向全国的特点。当陕北台在太行山区开始播音之后, 这种面向全国的特点就更加突出了, 此时太行山中的广播电台承担着向全世界传播党中央声音的任务, 河北地区的广播尤其是陕北台的广播具有中央广播的性质。

在面向全国的广播中, 为了加强对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侨的广播宣传, 1946年9月20日,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曾举办广州话广播, 调冯培同志播音, 到10月10日电台转出张家口结束。

扩展报道视野, 加强国际宣传

解放战争时期河北人民广播的国际宣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中国人民介绍国外的动态, 二是用外文进行广播, 向国外的人民介绍中国。这个时期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十分注重国际宣传了。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斗争形势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但是人民群众也有认识世界形势、了解世界动态的愿望, 尤其是了解和国内斗争相关的一些国际动态等。针对人民群众的这些要求和加强广播宣传效果的需要, 河北人民广播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断拓展报道视野, 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些国际社会动态。如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在1947年3~4月就连续与综合报道了莫斯科会议的内容, 并在1947年3月提出增加国际报道的比例, 由原来占全部广播的1/10提高到1/5。

中国人民广播的对外广播开始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日语节目。此后, 对外广播和国际报道不断发展, 解放战争前后, 河北地区的人民广播继承和发扬了重视国际报道的传统, 增强了国际宣传, 并开办起英语节目。

早期的英语节目由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于1945年10月23日办起, 1946年1月暂停。1946年7月15日,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重新开办了英语节目, 播音时间是每天21:00~21:20, 播音20分钟, 呼号是XGNC。金涛任英文组组长, 美国援华委员会代表李敦白接受聂荣臻的邀请担任改稿和一部分翻译工作, 另外从华北联合大学调进了8位英语翻译和播音员, 有魏琳、冯培、黎枚等同志。稿件主要是《晋察冀日报》的新闻和专稿, 有时抄收延安新华总社的英文电讯;节目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和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 反映解放区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新闻、评论和一些介绍中国民情风俗的专稿。1946年10月10日节目停播。

1947年9月11日, 已经转移到河北的陕北台增加了英语广播节目, 每天20:40~21:00在汉语节目后播出20分钟。功率一千瓦, 开始曲是一张旧唱片:意大利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这个节目开播时作了自我介绍:“我们要通过这个电台向讲英语的世界各地播送有关中国时事的简明真实的报道。”北平、天津、上海的外国记者, 正是依据每天20分钟的英语广播, 了解并传播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我军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

重视思想教育%热情服务军民

解放战争时期河北人民广播还着重编写了政治思想教育节目, 电台针对解放区听众长期受敌人蒙蔽, 对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不了解, 有些人甚至误解的情况, 系统地向听众介绍八路军和解放区。通过介绍一些政治理论著作, 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主张, 向听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张家口解放不久,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就开办了《政治讲述》节目, 1945年10月开始连续播出陈伯达的《谈中国之命运》, 11月连续播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 让人民群众更深入地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

电台还根据不同对象的需要, 举办《八路军介绍》、《解放区介绍》、《青年讲座》、《妇女讲座》等节目, 为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电台还举办《回民讲座》、《蒙古节目》等。这些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和他们的特殊要求编辑的节目, 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起到了明显的政治宣传效果。

电台还注重利用一些重要节日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如党的生日、五一劳动节等都是电台宣传的好时机。如1946年6月30日至7月7日,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就举办了纪念性的节目,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5周年, 在电台人员的努力下, 用丰富多彩的节目形式, 使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主张、政策, 以及它领导的军队、解放区有了概括的了解, 也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

服务性节目也是河北人民电台十分重视的一类节目。如邯郸台的《对南下解放军广播》是该台结合斗争实际和本地情况创办的典型特色节目。大军南下前夕, 刘伯承、邓小平对广播电台做出指示:“一个是, 希望你们把每天晚上的记录新闻节目调整一下, 把中央有什么指示、新华社有什么社论、军事形势有什么变化、全国和解放区有什么大事, 都简明扼要地在这个节目里告诉我们。节目要更适合南下大军的需要。一个是, 希望你们办一个对解放军广播的节目, 我们南下的大多是晋冀鲁豫子弟兵, 他们许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 你们要针对他们的思乡之情, 多告诉他们一些家乡的情况, 多广播些亲人写给他们的家书, 使他们得到欣慰和鼓舞。”1947年8月1日, 从上午7点到9点, 邯郸台开设了专门对解放军广播记录新闻《对本军广播》。为了更好地为南下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服务, 沟通后方和前方的联系, 1948年元旦起,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军属家信节目, 每天半个小时, 以记录速度对人民解放军广播。这样的广播无论是前方的战士还是后方的军属都乐意收听, 有军属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广播电台同志”。

除了为军队服务外, 电台还为商业、生产开办了服务节目。如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开播不久就办了《经济新闻》和《本市物价报道》节目:1946年2月下旬开始播放商业广告;1946年3月, 电台与张家口农林实验场合办《气象报告》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人民广播事业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为新中国成立后河北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赵玉明主编:《中国解放区广播史》,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版。

[2].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史志编委会编:河北省解放区广播史料之《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张家口 (晋察冀) 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 1988 (12) 、1989 (10) 。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解放思想研究 第2篇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妇女群,她们逐渐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并形成自身的妇女解放思想。她们从批判封建礼教角度阐释妇女解放思想,凸显女性自我解放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女性政治参与在妇女解放中的核心地位。她们的妇女解放思想特色鲜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创办的女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女子教育得到发展,女子留学风靡一时,使得部分女性能够受教育,进而接触到世界先进的思想。此时,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妇女群开始出现,她们成为中国妇女中最先觉醒并产生女性自我意识的群体,成为继先进男子思想家之后,宣传妇女解放的主力军。她们组织团体,办报纸,大张旗鼓的宣传妇女解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妇女解放思潮。她们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表现在抨击封建陋习,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女子教育、婚姻自主、女子参政、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等。她们的妇女解放思想达到那个时代最高的水平,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从批判封建礼教角度阐释妇女解放思想

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构成专制集权统治的精神支柱,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在“三纲五常”之中,“夫为妻纲”的夫妇之伦,扼杀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的个性与才智。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以破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批判封建道德、倡导个性解放的主要内容。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清醒的看到封建纲常对妇女的束缚之深重。知识女性控诉把妇女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秋瑾认为,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等都是“胡说”。由于这些封建纲常才使妇女们过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般的生活”,处在奴隶的地位。她们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身体上的摧残——缠足。缠足使女性成为“废人”、“病夫”,严重损害妇女身体健康并阻碍她们的发展。不缠足对国家、社会、妇女本身都有好处,原因是:一恢复她天赋的权利。二保全她的卫生。三遇到自然灾害、战争,也能走的快点,不至于丧命。四可以外出游历增长知识。五可以出去谋生养活自己。和缠足一样,封建婚姻也是束缚女性的恶毒礼教。她们认为封建婚姻三害并作:“姊妹结盟,三五成群,矢志不字,誓以死守,或携手而入并,或秃发而事佛,此一害也。符箓阐教,秘咒传术,入门伊始,迷害其夫,人命牵连,冤气郁抑此二害也。贫富异配,智愚殊偶,嫫姆而妻潘岳,西施而嫁焦侥,遗憾父母,贻害终身,以至蒸梨构衅,下堂求去,此三害也”,要求婚姻上男女平等,“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在批判缠足和封建婚姻的同时她们看到女子要摆脱奴役地位、实现自立的首要条件是女子受教育。她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在中国传了千百年,“真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就把我们女同胞害得人人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女子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打破这种这种状况,才能冲破封建礼教的压制。她们号召广大妇女崛起,希望妇女不要妄自菲薄,丧失固有的聪明与才智,努力求学。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广大知识女性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开始打破了妇女心灵中的封建道德观念,使她们敢于怀疑和否定封建的伦理关系。

二、凸显女性自我解放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把自身解放看成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她们号召广大妇女参加社会革命,为国家尽义务,争取做“女国民”。

一方面,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和维新派一样,也是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目标,来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她们强调复女权、争自由,首要的是谋求国家独立。20世纪初年的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大厦将倒,中国正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威胁,这种国内背景,唤醒了妇女们的爱国情感。她们积极参加反清革命,在反清民主革命中,知识女性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表示愿与男同胞同心协力,推翻清王朝,争得自由。唐群英以诗言志:“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表达愿意为国家赴汤蹈火,不怕牺牲的炽热爱国之情。另一方面,与维新派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不再以“新贤妻良母”的身份参与救亡图存,而是要以“女国民”的身份,为国家尽义务。吕碧城提出“女国民”观,“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唐群英号召女界同胞说:“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她们认为妇女只有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何香凝在女子报刊上发表《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号召全国二万万女同胞,“急宜破女子数千年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中强调妇女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突出国家意识和牺牲精神,其根本宗旨是使女性能与男性共同以国民的资格担负起救亡革命的重任。这一时期,一批觉醒知识女性和男同胞一道率先投入到辛亥革命中去。

三、突出女性政治参与在妇女解放中的核心地位

参政权是女权的最高体现。与戊戌维新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妇女解放思想突出的地方就是强调妇女的政治参与。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基于“保国”、“保种”的宗旨,提出不缠足、兴女学等妇女解放思想,他们想要塑造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新贤妻良母。他们强调的是妇女为民族与国家做贡献尽义务,而忽视妇女应该获得的各种权利。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敏锐地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治上没有权利。她们认识到权利的重要性,“故振兴女界,千绪万端,挚领提纲,自争女权始。”在各种权利中,她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妇女参政权利的获得,女子获得参政权是获得女权的基础,“今日欲尊重女权,当从参与政治始”。她们要求参政权的目的是“则知吾侪之要求参政,非仅私权之关系也,上而国家、外而社会、内而家庭”,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她们把参政权看成是妇女为社会尽职尽责的工具,“吾人要求参政权,非以之为角逐名场之资,实懒以为吾人尽职之盾”,她们希望参加国家政权,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行使权利达到为国家做贡献的目的。虽然女子受教育、女性人格独立、女子贞操、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女子经济独立等问题也受到了知识女性的关注和探讨,但是,对于女性政治参与的呼吁是那一时代妇女解放思潮的最强音。她们提出“参政一事,则宜联合全国女届,群策群力,非争得不能中止”,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她们向参议院提出妇女参政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妇女参政运动,这标志着妇女政治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地体现了妇女追求政治地位的一面。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知识女性内部的分裂对参政要求不一致性和社会顽固势力的压制,参政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为以后妇女参政提供了经验,开辟了道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促使了妇女的进一步觉醒。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思想是以个人解放为中心,对权利的要求扩大,思想认识更加深刻。此时的思想家提出妇女应该和男子拥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权利,而不在特别强调妇女对国家尽义务。他们把女人真正当作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争取妇女解放就是争取基本人权,妇女的解放不单单是为国家、民族、社会和男子,更重要的是为妇女本身。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中对妇女权利的要求更为全面。

通过和维新时期、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对比,不难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妇女解放思想的重点是在对参政权利的获得。她们认为,妇女只有获得了参政的权利,才能参与国家政治,才能提高妇女地方,使其得到解放,参政权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已经充分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自身权利的丧失,她们要求妇女参政,号召广大妇女在救亡图存、投身社会革命中求得自身的解放,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这些表明了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妇女从此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是妇女解放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秋瑾:《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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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辉琪．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J]．贵州社会科学，1981，(4)：30-3 [11]孙石月．巾国近代女子留学史[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83．

[12]朱信泉，宗志文．民国人物传(七)[M]．JE京 ：中华书局，1993：79．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文化工作探讨 第3篇

关键词：解放战争；文化工作；综述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81-02

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开展的文化工作，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在提高我军战斗力、保证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这一时期我军文化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对我军在新世纪现阶段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开展文化工作的历史背景分析

据笔者了解，目前学界尚未有学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开展文化工作的历史背景进行过系统研究，但许多学术成果还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有学者分析了1942年我党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引起了我党我军革命文艺思想的伟大转变，对我军解放战争时期文化工作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1]51-53；有学者认为，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文化工作做出的调整受我军当时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两大战略决策的影响[2]69-71；也有学者认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我军为战胜敌人，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掀起了群众性的大练兵高潮，直接促进了我军各项体育运动的开展[3]。

二、对我军文化工作组织领导和文艺团体建设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情况进行了考察。有学者考察了党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认为我军的文化工作始终坚持“领导带头，官兵同乐”的方针，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相一致[4]61；有学者研究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适应我军战略任务的转变我军文化工作组织上的调整情况。如《军队文化工作概论》考察了我军各战略区部队文工团或宣传队的建立，并对已有的文化工作团体进行调整充实的情况[2]。有学者解读了新华社军队分社这一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特有的新闻宣传组织机构的创建与发展的历程[5]53-55；也有学者总结了贺龙创立的战斗剧社在解放战争时期“用鲜活的文艺形式鼓舞士气”、“创演与时事结合”等创作演出经验[6]62-63。

三、对我军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研究

1.群众性文体活动方面

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我军文化工作中最普遍、最贴近官兵的一项活动。除了留下极其丰富的史料外，对这一时期我军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部著作中。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情况，认为当时我军群众性文艺运动具有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丰富多彩、活动范围波及我军的各个方面、及时反映战斗生活、群众普及性文化刊物大量出现；业余文艺创作情况方面，随着我军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军的文艺创作也日趋成熟，集中地体现出了翻身的劳动人民的惊人智慧。《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着眼于巩固提高部队战斗意志力，充分阐释了我军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工作服务于军事任务的特征[7]。

而体育工作方面，彭玉康编著的《军队体育史话》概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以大练兵为契机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的过程[3]；李军华《我军早期体育工作的若干特点研究》则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事体育具有服务军事主线、领导身体力行、高度组织化、重视体育知识宣传等特点[8]66-69。

另有学者着眼于我军的战时群众文化工作。如颜旭等主编的《先进军事文化论——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突出了我军丰富多彩的战地文艺活动，认为这些“优秀的战斗文艺”减轻了部队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单调、思想沉闷等问题，提高了官兵的战斗热情[9]。

2.各种形式的文化创作方面

报纸杂志：有学者对我军报刊史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将研究成果大致分为报刊史专著、新闻史专题研究专著、单份人民军队报刊专著等几大类；人民大学主编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概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北、东北、华东、西北我军报刊的发展情况，对主要报刊进行评介，并单独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军画报的情况，认为这一时期“全党办报”、“全军办报”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和完善，报刊工作得到改革，新闻队伍不断扩大[10]；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从新闻史的角度编写我军报刊出版的历史，其中的第二卷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和各解放区报刊出版的情况。

音乐创作：音乐的创作是我军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双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全面回顾了我军各个历史时期军队音乐的发展历程。在论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音乐创作时，该书介绍了我军各部队的文艺创作团体，回顾了这一时期我军创作的歌曲、歌剧、舞蹈、器乐和电影音乐，展示了我军文艺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文艺工作带来的丰富的音乐创作成果；也有学者总结了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音乐活动具有“保存火种”、“积累经验”、“奠定基础”等历史意义[11]31。

戏剧和舞蹈创作：郑邦玉主编《解放军戏剧史》概述了我军解放战争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况，并认为这一时期我军的戏剧创作中，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防止内战、国家前途、军队建设、农民土地等问题的作品。作者同时总结，这一时期我军戏剧创作的重要特点是，话剧继续发展，歌剧有了更多的收获和更好的表现。高椿生著《解放军舞蹈史》论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舞蹈创作演出时将其划分为各部队宣传队的舞蹈活动和我军第一支专业舞蹈队的舞蹈活动，强调秧歌和腰鼓是解放战争时期部队舞蹈最流行的形式，成为解放时代新文艺的标志[12]。

其他文艺形式创作的研究方面，朱亚南《“文艺轻骑兵”高歌奋进—我军曲艺80年速写》概述了我军各个时期曲艺工作的开展，其中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曲艺工作大丰收的情况；张宗伟《烽烟凝成的影像——解放前中国军事题材纪录电影的发展》论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队拍摄放映军事纪录电影的概况，认为这些电影将中国军事纪录片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为新中国纪录电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关于领导人在我军文化工作所作贡献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的军队文化建设思想及其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文化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总结了毛泽东的军队文化建设思想，其核心是“建设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揭示了军队文化素质与战斗力的关系；文化工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要大力加强对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另有学者分析罗荣桓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工作思想，认为他重视用报纸和娱乐的方法宣传教育部队，注重文化娱乐对部队建设的重要性等[13]48-51。

五、对我军文化工作历史经验的解读

学者们在探讨我军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开展文化工作情况的同时，还解读了这一时期我军组织开展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他们普遍认为加强党对军队文化工作的领导，围绕部队中心工作展开，坚持服务官兵，灵活组织实施等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文化工作得以蓬勃开展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当时我军的文化工作更加注重运用文化宣传的手段分化瓦解敌人，为我军以政治攻势打击敌人取得了重要经验[14]133-140；有学者强调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简练有力的战斗动员这两种战地文化组织形式对激励部队士气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总结了我军在战争各阶段提出的鼓动口号，阐明了文化工作适应我军形势任务转变的必要性[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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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鹏.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音乐活动的历史意义[J].艺术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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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先进军事文化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

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 第4篇

最先赢得解放

哈尔滨是东北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加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 而且背靠前苏联,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八一五”日寇投降后, 苏军在哈市设立了卫戍司令部, 对全市实行了军事管制, 任命了各级政府的首脑, 如滨江省省长谢雨琴、副省长李兆麟、哈尔滨市市长张庭阁等, 并接收了日伪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机关, 以及各类仓库、财产和物资等。

这时, 我党尚未向哈尔滨派出正式领导机关。以李兆麟为首的部分抗联同志随苏军进入哈市后, 除协助他们搞接收工作外, 还成立了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 努力开辟党的工作, 进行积极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 光复前由抗日根据地派来哈市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些同志和日寇投降后由狱中释放出来的革命者共约30人, 自觉地组织起来, 在“东光察” (原日特公寓) 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

1945年9月初, 中共中央派钟子云等同志以中央代表和八路军总部参议的名义到东北。这是日寇投降后, 我党从延安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钟子云到哈尔滨后, 即与李兆麟及北满临时省委的周维斌、张观等接上了关系, 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 撤销了北满临时省委, 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 钟子云任书记, 李兆麟、张观、周维斌、王建中、张罗等为委员。

滨江工委成立后, 首先着手建立党的武装和政权。10月14日, 由李兆麟出面, 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组建了哈尔滨市保安总队, 王建中任总队长, 钟子云兼政委。同时, 组织接收了哈市及滨江省所属的14个县的政权, 先后成立了哈东、哈西、哈南、哈北4个专署和党的地区委员会 (以后又在这些地区陆续建立了各军分区) , 并于10月25日向哈市市民和滨江省各县农民发布了施政纲领《告全体同胞书》。

1945年11月16日, 陈云等同志来到哈尔滨, 建立北满分局, 同时撤销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 成立了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和松江军区司令部, 张秀山任书记兼军区政委、聂鹤亭任司令员、钟子云任副书记兼副政委, 主要分管中共哈尔滨市委工作。

不久, 苏军为履行《雅尔塔协定》, 准备将东北三大城市的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遂令我党公开的党、军机关及武装部队在11月23日前撤离哈市。哈尔滨市委和其他做党群工作以及不穿军装的同志, 则在苏军保护下继续留在市内做群众工作, 为接收哈尔滨做准备。

1945年12月底, 国民党接收滨江省政府后, 改名为松江省政府。此时, 哈尔滨周边各县的政权仍为我军所控制, 国民党仅在市内派人接收了各级政权机关。他们除了光复后组建的国民党哈市党务专员办事处、市党部外, 又设置了三青团筹备处和军统局滨江特务组、爱国除奸团等特务组织, 一方面大肆宣传反苏反共思想, 另一方面在四处收罗惯匪、兵痞、日伪特务和警察组建杂牌军等组织的同时, 进行暗杀 (如杀害李兆麟、李军等同志) 、造谣和其他破坏活动。

在这段时间内, 留下来的哈尔滨市委以中苏友协的名义作掩护, 开展积极的革命活动, 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临时撤出的同志在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的领导下, 深入小城镇和广大农村, 发动群众, 搞土改、剿匪, 建立农民武装, 锄奸反霸, 肃清敌伪残余势力, 在哈市周围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迫使国民党接收大员无法在哈久留。因此, 当苏军决定撤退回国时, 国民党接收大员亦随撤退红军经海参崴绕道回到国民党统治区。4月25日, 苏军撤毕前夕, 我军部队已集结在哈市郊区。4月28日, 东北民主联军未发一枪地进入哈市。从此, 哈尔滨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 成为我党在全国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

巩固新生政权

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市后, 根据东北局的决定, 建立了党、政、军的市级领导机构。一是对市委进行了改组, 由钟子云任市委书记, 聂鹤亭、刘达、何伟、蒋南翔、陈龙、杨维、毛诚、唐景阳等为市委成员;二是任命刘达 (刘成栋) 为市长;三是成立了哈尔滨市卫戌司令部, 由聂鹤亭任司令员, 钟子云兼政委。

当时哈市的社会秩序比较乱, 敌伪残余、国民党潜伏特务不断搞破坏, 进驻哈市的一些军政机关也各自为政。在这种情况下, 东北局负责同志彭真、陈云、李富春、王稼祥、林枫、吕正操等及时组织召开了市委会议, 决定“市政府是哈市最高政权机关”, 一切敌产由市政府统一管理;在卫戍司令部设立军警联合稽查处, 维持社会秩序, 禁止乱捕人, 乱没收敌产的现象;确定了改革旧市政府机构, 建立基础政权的工作方针。为了充分发扬民主, 团结哈市各阶层人士参加政权工作, 7月16日成立了哈市临时参议会, 并通过了施政纲领。自此, 哈市各级民主政权逐步建立起来, 后经多次调整而不断完善。它对我党改造旧哈尔滨、建立民主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安定人民生活、镇压反革命以及组织各方力量支援前线等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为了加强群众工作, 市委设立了民运工作部, 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 提出了“发动群众, 反奸清算;分种公地, 修住官房;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 肃清土匪, 安定社会秩序;积极筹款, 支援前线”的工作方针。

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市委组织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开展多次联合大搜捕, 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形势日趋稳定, 哈市周围的大股土匪武装在我军重兵围剿下, 也纷纷溃散, 逃往外地。1946年8月, 在道外设置了松江省安抚委员会, 开展政治攻势, 收降流散匪徒。至1947年2月止, 共收降匪团80个, 匪首97人, 匪徒580人;收缴长枪404支, 手枪87支, 轻机枪5挺。与此同时, 保卫部门还逮捕特务分子2 397人, 国民党建军分子1 699人, 土匪强盗1 146人;缴获长枪461支, 手枪803支, 轻机枪11挺;子弹11箱零11 919粒, 炸药9 216斤, 手榴弹167枚, 电台20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 巩固了人民政权。

为将哈市建设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有效地支援前线,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围绕着恢复社会的治安秩序、生产秩序和人民的生活秩序, 开展了改造旧城市的工作, 制订了各项政策, 采取了有效措施。一是在市属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中明确规定由广大工人、职员和技术人员选举自己的代表, 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 以实行民主管理, 建立起新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二是针对各单位的旧职员, 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程技术人员, 予以重视并任用;对市政府内部机构的各级人员, 除个别有严重劣迹的予以清洗外, 一般都予留用, 并教育改造他们为新社会服务;提拔任用了许多有威望的上层技术人员。同时从各种群众组织中吸收一些革命的积极分子, 逐步改变政权机关的成份, 改变旧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三是为解决哈市人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问题, 一方面鼓励商贩到敌占区换回紧缺商品, 另一方面派出大批人员到北满各县筹粮, 并组织向哈市运粮。同时也采取措施, 狠狠打击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 对其他摊贩和小市也进行了整顿。这些措施, 在当时对稳定粮价、控制市场, 保证人民生活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 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四是在解决哈市军需民用问题上, 积极兴办了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 除整顿敌伪财产, 将原属敌伪的41个会社、工厂重新组合成哈尔滨铁工厂和其它10多家工厂外, 还接收了老巴夺烟厂中日寇所占股份。对私人工商业, 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原则, 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经济政策, 并在保持职工一定生活水平的前提下, 使私人工商者得到合理的利润。对于私人银行的存款, 规定将50%转存入东北银行, 其余部分发放给工商者, 以鼓励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市政府还与工商界联合组建了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公司, 动员私人工商业者的闲置资金111.8亿元东北币, 有效地防止了资金囤积和外流, 促进了哈市经济的恢复。五是在恢复哈市的粮油加工业方面, 市政府于1946年9月2日贷原料给协昌仁、华英两大油坊, 以支持其开工。同月, 东北银行拨给哈尔滨、益发、功成三家私人银行1 200万元东北币, 作为帮助粮油加工业和其他行业恢复经营的贷款。11月, 市政府和东北贸易公司各贷款800万元, 交油坊公会分配, 用作油坊业全面恢复生产的基金, 并决定豁免5%的豆油税等。至1947年2月, 已有27家油坊复工, 较好地完成了军民用粮和出口粮谷的加工任务。

由于充分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 不到两年的时间, 全市工业和商业的开业户数分别由4 000多户和3 000多户, 增至各约10 000户, 并在哈市逐渐形成国营、私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以及来料加工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 促进了经济的全面恢复, 保证了解放战争与人民生活的物资供应。

全力支援前线

1947年, 哈尔滨市承担了生产60炮、炮弹及其他各种武器的军工生产任务, 组织起3个“联合工厂”, 一个加工炮弹尾管 (发射管) , 一个加工引信, 一个加工弹体, 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协作加工网。这种联合工厂, 由资本家将机器作价入股、军工部派干部担任厂长、市政府提供厂房和电源、总工会帮助动员技术工人, 其性质类似公私联营, 同时带有战时征用的强制性。也就是说, 是资方出了机器, 工人出了力, 政府给予了支持和组织, 为前线生产了大量炮弹。1947年至1948年, 全市共制造60炮2 337门, 60炮弹221 763发 (军工部统计数字为250 000发) , 掷弹筒256个, 掷弹筒弹40 000发, 八二迫击炮弹20 000发, 爆破筒4 002支 (军工部统计数字为15 000支) 。

市工商局与东北局军需部建立了经常的协同工作关系, 共同组织完成了大量军用被服、鞋帽等的加工任务。各区、街政府和妇联还将手工业者和广大妇女组织起来, 临时组织起絮行厂和被服厂, 动员了五六千名妇女参加行絮工作, 使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大娘, 下至13岁的小姑娘, 纷纷走出家门, 利用街头、影院和学校等场地, 很快絮行了大量棉衣。仅1947年至1948年两年时间, 全市就生产单军服64万套, 棉军服47万套, 棉大衣46万件, 棉皮鞋40万双, 夹皮鞋7万双, 撒鞋47万双, 棉皮帽76万顶。

随着前线的需要, 还从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和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了大批干部南下。1946年, 青干校培养的700多名干部被输送到南至旅大、东至间岛、西至乌兰浩特的广大地区, 遍及东北解放区的130多个市县。到1948年5月, 全市已有近千名青年干部先后奔赴部队、矿山、铁路、工厂和农村, 分别成了那里的骨干。

许多进步青年积极响应号召, 纷纷报名参军。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三年里, 全市除去零散招募的志愿兵外, 共有五次大规模的招兵活动:1945年11月, 组织市保安总队5 000人 (以后扩充为7 500人) ;1946年“四二八”我军进驻哈市后, 三五九旅及各部队在市内扩军3 000人;1946年“松南”反攻开始时, 总部警卫团及六纵队补充新兵800人;1947年我军在东北战场即将转入战略反攻前夕, 六纵队、卫戌部队和松江独立团各军校征兵10 200人;1948年组织市公安总队1 500人。五次从军人数共为2.3万人。

在1947年“三下江南”的几次较大的战役中, 解放军俘获了五千多名蒋军官兵, 后来送到哈市。这些俘虏看到解放区城市人民安居乐业, 生活稳定的情形, 深受影响。经过短期宣传、教育、参观访问、训练和学习之后, 许多人自愿参加民主联军。这不仅扩大了解放军的有生力量, 而且对动摇敌人的军心和瓦解敌军的战斗力, 有着良好的效果。

在战争中, 伤员多数通过哈尔滨转运到外县治疗。从1947年至1948年, 顾乡、松蒲等郊区和大中学校, 先后选派出2 107名民工和数百名青年, 到三棵树、双城和拉林兵站, 帮助转运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23 480人。中长路医院被改做军队后方总院后, 先后派出马车1 279辆, 组织担架队员、汽车司机、医护人员和前线工作团员共2.8万人支援前线。

哈市工商界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自动成立了军民联络处给部队筹款, 共集资1.61亿元。市政府、总工会和有关单位, 还多次派人至各部队、医院慰问新兵、民工和伤病员, 携慰劳金和猪肉、白面等物品, 价值1.46亿元。三年里, 为支援前线, 哈市动员财力共约40.13亿元东北币, 其中工商界捐助的金额占60%以上。

总之, 在解放战争几年中, 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广泛动员哈市各阶层人民, 克服重重困难, 做到了“要钱给钱, 要物给物, 要人有人”, 解放军打到哪里, 拥军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使哈尔滨市真正起到了解放战争强大后方的重要作用。

解放时期 第5篇

内容提要：

一百年前，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席卷中华大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大部分中国人不仅在政治上、技术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而且随之而来的先进思想不断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推动古老的中国朝着现代社会艰难迈进。在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妇女群体，她们逐渐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并形成了自身的妇女解放思想，推动着这场革命，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封建纲常、缠足、婚姻自由、参政权利

正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创办的女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女子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女子留学也风靡一时。这就使得部分女性能够接受教育，进而接触到世界先进的思想。这些知识妇女群体的出现，为在中国范围内普及妇女解放知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组织团体，创办刊物报纸①，大力抨击封建陋习，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女子参政、人格经济独立等思

想。这些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她们反对：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以破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批判封建道德的主要内容。她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封建纲常伦理才使得妇女们丧失了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机会，转而成为了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奴隶”，过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般的生活”②。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们清醒的看到妇女受社会束缚之深。她们首先反对的就是“缠足”这一身体摧残行为。继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不缠足会”，《妇女时报》也开始呼吁国人要以“助生理之发育，洒国民之耻辱”③的精神，“使全国妇女未缠者全其真，已缠者驰其缚”，号召女性“痛自猛省，革千年之毒，复本来之天”。除此之外，封建婚姻也是知识女性反对的重点。1914年，根据包天笑短篇小说改编的新戏《一缕麻》上映，讲述了一个关于包办婚姻，指腹为婚的悲剧故事。这部戏正与辛亥革命后封建包办婚姻的破冰之势相呼应，激起了更多的男男女女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追求。汤国梨、陈璧君等思想进步的革命女青年纷纷响应，以实际行动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我选择的主权。在批判缠足和封建婚姻的同时，知识女性们同样认识到一点：女子要摆脱奴役地位、实现自立的首要条件，是女子需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打破这种状况,才能冲破封建礼教的压制。她们号召广大妇女崛起,希望妇女不要妄自菲薄,丧失固有的聪明与才智,努力求学。

总之，不论是反对缠足抑或反对封建婚姻，辛亥革命时期广大知

识女性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开始打破了妇女心灵中的封建道德观念,使她们敢于怀疑和否定封建的伦理关系。

她们推崇：

辛亥革命中的知识女性们积极参加反清革命,在反清民主革命中,知识女性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表示愿与男同胞同心协力,推翻清王朝,争得自由。她们把自身解放看作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号召广大女性同胞积极参与社会革命，争做合格“女国民”。吕碧城提出了“女国民”观，即“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唐群英号召女界同胞说:“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她们认为妇女只有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一批觉醒知识女性和男同胞一道率先投入到辛亥革命中去。

除此之外，她们希望能够实现女性的政治参与，这是妇女解放中的核心。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敏锐地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治上没有权利。她们认识到权利的重要性,“故振兴女界,千绪万端,挚领提纲,自争女权始。”在各种权利中,她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妇女参政权利的获得,女子获得参政权是获得女权的基础。再通过和维新时期、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妇女解放思想的重点是在对参政权利的获得。她们认为,妇女只有获得了参政的权利,才能参与国家政治,才能提高妇女地方,使其得到解放,参政权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

综上所述，不论是反对还是推崇，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已经充分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自身权利的丧失,同时她们也在不断向反对封建束缚和要求权利的方向努力着。她们要求妇女参政,号召广大妇女在救亡图存、投身社会革命中求得自身的解放,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这些表明了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妇女从此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是妇女解放的新发展。

参考书目及网站：

1)民国·姚灵犀《采菲录·天足考略》

2)新民晚报2011年10月10日版《辛亥革命后掀起的婚姻自由风潮》

3)凤凰网·历史频道《辛亥革命与妇女解放》

4)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学术成果《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 ①《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国女报》《妇女时报》等

②清·秋瑾《敬告姊妹们》

解放时期 第6篇

大转移时档案的接收和征集

1946年10月，气势汹汹的蒋介石反动派集重兵于陕北，进而觊觎延安。为保证党的文献档案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决定转移中央档案。此后，经过三次大转移，这批中央档案进入北平。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转移过程中途经三省20余县市，行程3000余里，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确属不易。这中间，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档案工作者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历时两年多的转战过程中，档案工作者不仅完好地保存了档案资料，而且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接收和征集了党政军群各机关在这里形成的大量的文件和电报，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战时上级传达指示，军队的作战部署，以及党政军务系统下属机关向上级的请示报告本来就很多，因此各地方、各机关和各部队形成了大量的文件材料，中办秘书处平均每年接收档案资料约2万余件，机要处仅1946年一年就收到电报1.8万件之多。在军情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档案资料的安全，根据党中央《关于秘密文件检查管理办法》，各级党政军群机关立即“清查”文件，并将清查的文件资料“典交”给党委秘书部门统一保管。这种“典交”与档案部门实行的“归档”是一致的，即由党委秘书处档案室负责将本地区同级机关办完的文件资料及时收集起来。例如，在1946年10月间，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就收集和接收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许多机关的零散文件资料16000余件。在撤离延安之前，有些部门行事比较仓促，结果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也销毁了，这些情况报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一贯重视档案保护、留藏的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立刻发出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鉴于延安转移前处理文件不当的经验教训，1946年11月党中央曾发出保护秘密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各机关和各部队在机关转移时应将所有文件资料分成“重要”与“不重要”两部分，重要的应集中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不重要的可择地埋藏，不得已时再烧掉。中共中央指示中还指定各级秘书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如果发现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应予纠正。中央指示下发后，各地方、各机关和各部队秘书部门对各单位处理文件资料工作进行了检查、督促，并借机开展了收集工作。

在解放战争初期，一些解放区为了收集保存党政军机关的文件资料，有的以党委秘书处档案科为主成立“游击档案室”，有的将党政军各机关文件资料收集集中起来由“后方留守处”保存。而有一些较小的、人数较少的机关，在战争环境中无力保护文件资料的安全，就将本机关形成的所有文件资料委托有档案部门的机关或上级机关档案部门代为保存，待机关转移后或到安全地带再接收回去。这是战争年代各解放区党政军机关档案部门实行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也可称之为“代管”。在延安，特别是在准备撤离延安时，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转移，遵照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指示，1947年3月上旬，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室等单位组成材料保管委员会，统一负责收集、保存和转移中央各机关档案资料的工作。当时，它为中央各有关机关“代管”的重要档案资料就有96箱之多。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秘密文件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军情紧急时，各党政军机关首长个人一般不要保存机密文件资料。因此，在中央机关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后，许多机关的领导干部、老作家、名记者、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纷纷把自己保存的文件资料交给了机关档案部门。据1947年6月编制的《中央材料委员会材料目录》记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撤离延安前，即带头移交在自己身边保存的大批重要文件资料，比如毛泽东处交文件3箱，周恩来处交文件2箱又33包，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把个人保存的文件资料交给了中央秘书处或材料保管委员会。

征集中共谈判代表机关的档案

自从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定，便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此时，中共驻国民党区域的谈判代表团、八路军和新四军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逼迫下，也先后逐步撤回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在撤退前或撤退中，各代表机关对文件资料进行了有计划地收集、整理和转移。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撤离重庆的时候，曾将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文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重要文件秘密收集起来，运回延安。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抵达南京后，他立即派身边工作人员刘少文去上海接收中共中央上海地下档案库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上海地下档案库是1931年初周恩来亲自创建的，秘密收藏着1922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及各地方、各机关和红军各部队历史文件资料20000余件。刘少文到上海后，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从中共中央上海地下档案库中取出5000余份文件资料，装在两个航空皮箱内，乘飞机由上海转南京再到西安，然后运回延安。一路之上，虽遇国民党方面盘查，均被刘少文利用“合法”身份和巧妙办法搪塞过去。只运了这一次，以后因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撤退，遂终止了接收中共中央上海地下档案库档案资料的工作。

此外，还收集了中共黄河问题谈判代表团文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后，与国民党方面就黄河治理问题进行谈判。我方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主持，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山东分局等处抽调一批干部，组成黄河治理谈判委员会，委员会下设若干小组。双方半年多，形成了大量文件资料。中共代表团非常重视这些文件、资料，并进行了有计划的收集和转移工作。每次委员会谈判或小组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中共方面代表均作详细的会议记录。黄河花园口筑堤节流问题谈判记录、谈话要点备忘录等等，我方代表随时记录，随时移交给谈判代表团秘书组保存。如果谈判代表团未交记录，秘书组就主动去收集，确保收集一全套会议记录。对于谈判双方在报刊上发表的材料，中共代表团也不放过，无论是双方共同发表的，还是我方单独发表的新闻报道，一律收集。例如，1946年5月《解放区人民团体及我方代表对国民党不顾民命破坏协议和花园堵口问题向国内外的呼吁书》等，就是从报刊上裁剪下来并收入代表团档案中的。中共代表团还集中保存我方党政机关对谈判代表指导性文件。开封花园口黄河大决堤，殃及河南、山东及其他解放区，因此，我有关地区党政机关对黄河问题谈判十分关注，上呈下达过许多报告和指令性文件。如，1946年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黄河谈判问题的指示及区党委报告》，1946年8月山东省河务局《渤海区治黄工程计划修正草案》等等，均由我方黄河谈判代表收集起来。在双方谈判文件资料中，双方领导人信件是极其重要的。中共谈判代表团领导人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团领导人的书信也是收集的重点之一。在我方黄河谈判代表团收集的1000余份重要的文件资料中，有10余封周恩来、董必武的亲笔信，其中有周恩来给蒋廷蔽的信及蒋廷蔽的复信、董必武给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信等等。这些信件对双方谈判问题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1946年1月在北平组成的“军调处”，本来是为了实施《停战协定》而设立的，军调处由美国方面的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和中共方面的代表组成。但是，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没有和谈诚意。特别是1946年6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打内战，军调处已无办法继续下去。为了在军调处撤销后中共方面文件资料得以安全保存不致散失，1947年1月30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北平军调处文件的处理给叶剑英等同志指示》电，电报说，“关于军调处一年文件，前已函告处置办法，现执行部撤销在即，请叶指定专人，埋头整理两星期，将所有文件分类编成目录，连同全体，赶于丑文班机着董越千先送回延”。“丑文”是代月代日，即1947年2月2日由董越千将全部文件和目录乘飞机由北京抵西安再转延安。至此，军调处我方执行部全部文件资料也被及时安全地收集起来了。

接收一切旧政权档案资料

一切旧政权的档案资料，都是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的文字记录。在敌伪政权被消灭、国民党军政当局溃败时，这些档案有的被带走了，有的被焚烧了，有的被遗弃了，有的在旧政权供职者手中，散失极其严重。特别是抛弃在战场上、社会上的文件资料，如不及时收集起来就有完全被毁掉的可能。因此，尽管解放战争仍在紧张剧烈地进行，中共中央却三令五申，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对旧政权档案资料进行了及时地收集和接收工作。

194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新解放城市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无条件投降，有些大中城市将被解放。各省区党委、边区民主政府和军区机关可抽调得力干部成立接收委员会，以便对敌伪财产和大汉奸的企业等进行接管，还要求接收委员会内设立文献管理处，接收旧政权档案。如，1945年9月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抽人成立了“张垣敌伪物资清理接收委员会”。该委员会所属“敌伪文献接收处”在敌伪仓库中、办公处所、垃圾堆中、社会上或个人手中购买来旧政权文献一万余卷，图书资料九万余册，从造纸厂购来上述类似材料五千余斤。

国民党及其政权机关或军事单位，还是比较重视积累档案资料的。特别是1923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建立了一系列档案收集管理制度，保存了大量档案资料。但是，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的失败和反动政权垮台，其档案资料损失是严重的。尤其是当蒋介石败局已定，国民党方面在溃逃时，出现了乱丢档案、乱扔档案、乱烧档案、乱拿档案的现象。为了保护国民党方面档案资料的安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下指示、发布告，号召及时收集和保护国民党政军一切文件资料，而且制定了有功者奖、有过者罚的政策。1947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关于收集敌政权档案文献给刘邓贺李电》中指示：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等通知前线各部队“在打开一、两个城市时，收集顽方政权一切档案、文献、法令，转送后方，得便送延安”。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规定：所有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供职的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等，在人民政府接管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料、机器、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查及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视和及时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各级接收委员会接收和保护了数以百计的大量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对于接收的国民党方面的文件资料，还采取了分级接收和分级管理的原则，即国民党中央一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资料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收委员会档案组接收。这个档案组在南京解放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就从南京、重庆等许多城市收集到国民党中央一级党政机关文件资料130余万卷（件）。于此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也组织人力对本地方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及时接收和收集，成绩也很突出。

解放战争时期收集工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敌统一领导和国民党档案资料中寻找革命历史文件资料。在敌统一领导档案资料中所以有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资料，或者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的文件资料，那是在地下斗争或者战争中被敌人掠去的。这其中就发生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从敌伪档案资料中拣出12麻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材料的罕见事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8年5月13日，中共旅大地委调研室负责人廖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报告他从大连一些单位调查研究工作时，收集到数以万计的旧政权文件资料，从中拣出12麻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件资料，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处理办法。因为战争环境，此信在路上“传递”了三个月后才邮寄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就住在这里。刘少奇接信后立即交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会办。1948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和廖华发去“未真”复电。复电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圈阅，周恩来修改批发。中央“未真”复电指示：

⑴廖华收集的这批历史资料，都“是国家的极宝贵的财产，责成廖华同志以全心全力管理此项财产，向中央直接负责。旅大地委及东北局应对此项工作尽一切可能帮助之。”

⑵廖华收集的档案资料中有12麻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材料，先交东北局。中央责成东北局对该项材料组成“党材料管理机关，妥善保管，绝对不准遗失、损坏、拖散和外借，并继续进行搜集。”

⑶除12麻袋党史材料外，其他材料仍“由廖华负责收集保存，所需人员、经费由地委切实帮助，作为中央托管的财产。”

解放时期 第7篇

一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 11月上旬,中共中央社会部办公处主任汪金祥率领180余名干部 ( 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保卫干部)抵达沈阳。 东北局任命汪金祥为社会部部长兼中共沈阳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 同月,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陈龙率200余人从延安来到东北,充实到安全保卫队伍中来。 1946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下设东北公安总处作为政权的组成部分。 东北公安总处与东北局社会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东北公安总处建立后,相继组建了省、市、地、县和铁路系统的公安机关。

东北各地公安机关从1945年11月开始, 就积极开展了侦察及各项安全保卫工作。 1946年1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在解放区内“ 必须周密地建立广大群众的和专门机关的调查工作,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开展敌特内部的内线工作, 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知己知彼。 ”据此,各级社会部和公安机关一方面贯彻执行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决同国民党特务的阴谋破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为配合其军事作战,向解放区派遣了大量特务。 特务们采取武装土匪,收买内奸,发展党团,刺探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破坏军事设施,暗杀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等多种手段从事特务活动。 针对这种情况,东北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东北公安总处在本溪、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广泛展开社会调查和侦查活动, 以便及时掌握敌情和社会动向,逐步摸清敌特的活动情况。1946年10月10日,东北局关于锄奸工作致电各分局及省委,针对国民党由公开转向隐蔽,长期潜伏,同时寻机进行破坏的活动特点,向各地通报了敌情,要求“ 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保卫工作之领导,健全各级保卫机关,领导群众锄奸反特斗争,并建立本身系统的经常的工作”[1]322。1946年11-12月,发生了多起破坏中共重要领导乘坐的列车的事件。 11月,在宁安县斗沟子车站制造火车撞车事件,企图谋害陈云、萧劲光。 12月,破坏珲春苇子沟铁路桥梁,颠覆火车,妄图谋害周保中。 为了打击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1947年1月10日,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东北各省社会部长和公安处长会议, 会议确定把保卫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支援前线,争取东北全境解放作为公安保卫机关的基本任务, 并制定了锄奸保卫工作的任务、原则、方针和政策。 同时,东北局社会部发出了《 对国民党党特、政治土匪坦白自首分子暂行处理办法》和《 铁路锄奸保卫工作的指示》。 根据会议精神,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开展工作,破获一系列国民党特务案件。 1947年4月22日,吉林省公安处在延吉破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派遣的军统延边情报组案,组长王仁、报务员李成林等13人全部落网,缴获电台两部。5月,延吉县公安局连续破获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地下建军案4起,先后逮捕第五师组织者李元良、团长陈兰庭、张志忠共24人。 到1947年6月底止,锄奸反特斗争取得很大成效,共破获33个特务小组,逮捕各种特务分子3029人;摧毁国民党各级党部、三青团及其外围组织88个,捕获党团分子1360人[2]766。

二

潜伏在东北的国民党特务不仅在暗中搞破坏, 他们甚至策划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东北各地公安机关积极侦破并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积极配合下,平息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武装暴乱。

1946年初 ,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 、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勾结前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等策划发动武装暴乱。 他们成立了“ 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准备了充足的经费、枪支弹药、粮食食品等,纠结起日本关东军和土匪近万人, 准备于2月3日( 农历大年初二) 发动暴乱。 暴乱前8小时,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供应股长沈殿铠偶然了解到这一消息,立即向上级汇报。 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接到报告后,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会后,一面派人出城送信请调援军,一面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暴乱分子。2月3日凌晨,暴乱开始。 通化城内当时只有守军500人, 他们面对数千名暴乱分子奋起抵抗,坚持了2个多小时后,援军相继赶到,共同扑灭了这场暴乱。

1946年夏,国民党攻占长春并继续北进,汉奸姜鹏飞被蒋介石委任为新编27军军长,潜入哈尔滨一带,秘密收编当地日伪军及土匪, 共计3.6万人,准备在哈尔滨发起暴动。 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总局局长陈龙安排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敌产管理处调查科长佟琦打入敌人内部,掌握了许多敌情。 8月26日,公安部门逮捕了姜鹏飞。 陈龙通过佟琦从姜鹏飞处打探出敌人暴动的时间为8月28日,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8月28日凌晨,顾乡、太平桥、道外的各路黄枪会同时发动暴乱,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出动,平息了暴动。

1946年4月底 ,苏军撤离后 ,盘踞在牡丹江地区的姜学瑢等匪团企图组织武装暴乱,夺取牡丹江市政权。 牡丹江军区保卫部门事先掌握了这一情况,做好了准备,设下了“ 引狼入室,关门打狗”之计。 5月15日拂晓,战斗打响,在军区司令员李荆璞的指挥下,黎明时分,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和匪军精心组织的这场武装暴乱。

据统计,1946-1948年,东北各地公安机关在沈阳、大连、安东、 牡丹江、哈尔滨等地共扑灭大小暴动40余起,另有31起,因事先被破获,暴动未遂[1]678,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颠覆解放区民主政权的阴谋。

三

1948年秋,东北主要城市陆续解放。 国民党虽大势已去,但在最后败退之前,预先安排了一批潜伏特务,准备长期坚持地下活动。 对此,中共安保部门有清楚的认识。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于克、薛焰带领一批干部接收了长春市警察局。对国民党潜伏特务进行了全面搜捕。 捕获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袁士举、国防部绥靖总队二大队长春支队长杨光、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少将组长张建东、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张国卿等特务头子和骨干分子212人,搜缴电台37部、密电码9本[3]396。

沈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系统汇集了地下党员、 城工干部和情报人员提供的情况,对在沈阳的潜伏特务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 进城伊始,就进行了严密的大搜捕。 在50多天的时间里捕获了包括军统保密局东北工作督导室副主任滕勉、沈阳站副站长秦士贤、保密局东北特别组正副组长吕思愆、刘濂泉等在内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骨干共326人,其中中将级2名,少将级9名,上校级2名,中校级13名,查获电台55部[4]24。

抗战胜利后,美国情报组织在东北地区组建情报网络。以沈阳、长春两地美国领事馆与美国陆军联络团沈阳分团为大本营,美国间谍西田、威尔斯、亨特、李嘉胜等织起一张间谍情报网,积极搜集中共军政情报。 他们还发展了前日本关东军人员佐佐木弘经, 建立起代号为 “ TS”的谍报组织。沈阳解放前夕,美军联络团分团撤往上海,佐佐木等人奉命潜伏,利用日伪残余分子在沈阳成立情报总站,并拟在王爷庙、 长春、四平、锦州、郑家屯、通辽等地设联络站,进行间谍活动。 沈阳解放后,东北局社会部和沈阳市特别市公安局经多方侦察,将该潜伏组一网打尽,逮捕佐佐木弘经、坂下喜一等15人,缴获电台10部[4]35。

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民社党活动述略 第8篇

一、民社党地方组织的建立

成立之初, 民社党的地方组织一般是由原国家社会党的地方组织转变而来, 而且人数也不多。后来, 当国民党政府宣布进行所谓的“改组政府”时, 民社党决定参加改组中的立法院、监察院、宪政实施促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四个机构, 为了取得“立法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在地方省、市、县各级参议员和选举委员的名位, 同时为了表示民社党也像一个政党的样子, 于是在各省、市、县挂起民社党组织的招牌。从1947年起民社党中央开始向各省、市派出党务筹备委员会, 在各省、市、县相继建立了一些地方组织, 如1946年6月民社党山西党部成立, 1947年8月民社党常熟县支部成立, 1947年6月民社党福建省党部成立, 1947年12月浙江省党部成立。在《中国民主社会党征求党员办法》中, 对征求的对象、征求的办法等都有一套明确的规定, 如在《办法》中规定征求对象包括四类:一是教师、学生、青年及农工商界;二是富有资产而无腐化行为者;三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四是失业青年而才识卓越者。并且强调在对象选定后, 还要“调查其身世、家庭、经济、学历、职历及其交游”[1]237。但在事实上, 民社党在地方征求党员时根本没有遵循这一办法, 在各省、市、县地方组织筹建时, 其征求党员的程序十分简单, 只要填写 (自填或由他人代填) 入党志愿书两份, 在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的情况下, “只须对象同意, 负责人给予登记, 即算入党了”[2], 结果使所吸收的党员成分十分复杂, 既有大小职员和律师、牧师, 又有旧官僚政客和地主、汉奸, 甚至还有国民党特务。以绥远省为例, 党员人数据其对外宣称有1000余人, 实际上不足400人, 且皆为跨党分子、失意军人、政客及中下层投机分子, 党员平时与党毫无联系, 权利既属渺茫, 义务亦尽推卸, 完全是貌合神离, 精神涣散。

二、民社党地方组织的活动

民社党各地党部成立后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配合国民党办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1946年7月3日, 国民党政府违反政协决议和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达成的国民大会延期召开的协议, 单方面宣布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一般称之为“伪国大”) 。在“伪国大”召开前夕, 以张君励为首的民社党宣布有条件地参加大会, 因而分到了“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名额。于是, 各省、市、县党部积极活动, 组织、参加“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竞选, 其中情形可以说丑态百出。这里以福建、浙江、绥远三省的选举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当时福建全省60多个县市, 民社党分得六个“伪国大”代表名额和一个立法委员名额。福建省政府为了“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 在省和各县市设立选举委员会, 民社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郑克锵担任了选举委员会委员, 所以民社党在福建省的有关选举事宜都由郑负责处理, 各县市则由党员愿意参加者报请选委。这些选委按规定是有薪给或给予津贴的, 但事实上无一兑现, 结果一些选委的伙食无着, 最后到选举之日, 不得不变卖衣物返回家乡。在“伪国大”代表竞选时, 由于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竞争十分激烈, 国民党严格审查民社党、青年党候选人的籍贯和有无跨党问题, 结果在福建省南平县引起国民党候选人与民社党候选人间的选举官司。更有甚者, 一些乡与乡之间为了竞选几至酿成械斗。在同时进行的伪“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中, 情况也不是像某些民社党人想象的那样好。福建地区的民社党没有分到伪“监察委员”名额, 伪“立法委员”也只有一个名额, 最后由民社党中央提出候选人, 结果还是落选。

在浙江省, 由民社党提名经国民党同意参加“伪国大”竞选的有四个人, 分别在崇德县、余杭县、安吉县、镇海县, 选举结果崇德县的候选人得票最多, 正式当选, 而当“伪国大”在南京召开的时候, 镇海的候选人也出席在场, 另一根本没有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人 (张乃恭) 也居然获得“国大代表”的封号。

在绥远省, 民社党绥远省党部曾经先后召开全体会议及党员联席会议, 决议推选朱英、安玉山、陈楷等十人为“伪国大”代表候选人, 后来该党省选举委员元柏香因收受陈世华的贿赂500万元而将陈楷改名为陈世华, 由此引起绥远省党部内部纠纷。

各地民社党在参加“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中之所以这样混乱,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民社党组织成员复杂, 很多人加入民社党并不是折服于该党的政治信仰, 而是为了升官发财, 上面提到的元柏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元柏香于1947年6月参加民社党, 之前曾因贩运毒品被判处徒刑, 出狱后经商, 加入民社党后靠金钱活动获派绥远省负责党务, 此人既无政治认识, 又缺乏工作经验, 且贪婪成性, 毫无人格[1]391。有这样素质低劣的人主持一省党务, 内部出现纷争就不足为怪了。

三、民社党地方组织的特点

1. 征求党员程序简单, 所吸收党员成分复杂, 党员入党目的不纯。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民社党在地方的影响很小;二是征求党员的目的性很强。所以被派往各省、市的党务筹备委员在具体工作中很难按照该党的组织章程办事, 只要是征求对象同意, 负责人登记一下就算入党了。因而各地新征集的党员成分十分复杂, “既有大小职员和律师、牧师, 又有旧官僚政客和地主、汉奸, 还有国民党特务”[3]。

2. 各地民社党内部普遍存在派系斗争。

民社党地方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在四川、福建表现最为明显。根据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各地党部派系斗争等动态报告, 到1948年“四川省党部内部派系争执日烈, 如郑邦达派、县训派、张右龙派、权仲生派、赵 (季珊) 朱 (守一) 宋 (孔征) 等派, 为夺取该党省部执监委员及各处长职务, 明争暗斗, 无时或已。主委张凌高, 因难以统帅, 至为消极, 虽一再调解, 亦无结果”[1]396。民社党福建省党部内部则明显分为两派:许绍珊派和李圣希派。许绍珊是被民社党中央于1947年3月派到这里主持党务的, 李圣希是民社党在福州吸收的新党员。两派的分歧根源在于背后的支持者不同, 许绍珊派的背后是民社党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蒋亨灏和蒋的女婿、宪兵特务须少白。李圣希派则反对蒋、须, 为此, 蒋亨灏和李圣希曾在上海民社党中央党部发生过冲突。针对各地方组织内部的纷争, 1948年7月, 民社党中央总部专门发了一个函件, 提出了解决各地纠纷的四项具体办法, 由此可见民社党各地方组织内部的派系纷争已相当严重。

3. 民社党各地方组织松散, 最后多数自生自灭。

有组织必定需要有经费, 和民社党中央一样, 各地民社党组织成立后, 普遍存在经费困难的问题, 因此导致各地组织的涣散, 甚至有名无实。如江苏高邮县民社党党部宣布成立后, 就因经费无着, 各科皆是光杆科长, 没有一个工作人员, 党部也因没有专门办公的房子而设在私人家里, 结果在存在了几个月后便无形瓦解。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福建省党部在刚成立时, 执行委员有11人, 监察委员有5人, 但经常到省部办公的只有3人。其经费起初由各委员认捐, 不久, 福建省政府规定发给公务人员廉价米, 民社党福建省党部就虚报党部职员人数, 每月把这部分虚领的廉价米折价出售, 作为经费。及至1949年, 福建省政府停止供应公务员廉价米, 民社党福建省党部出现经费困难, 同时与中央党部失去联系, 于是于1949年7月, 不待福州解放就停止了活动。

综上所述, 本来在地方就没有任何根基的民社党, 尽管在一些省份建立了地方支部, 但终因这些地方组织本身存在着组织涣散、内部成员复杂、派系斗争严重及经费困难等问题, 所以在“热热闹闹”地参加了国民党政权的各项代表选举后, 其在各地的影响和作用很快趋于沉寂。

参考文献

[1]方庆秋.中国民主社会党[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8.

[2]邓崇仕.我与永川民社党[J].永川文史资料, 1990 (6) .

解放时期 第9篇

一、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合作的动因与政策文本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战争形式从基本的游击战变为基本的运动战,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动员大量农民离家参战支援前线。这就产生了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的问题,战勤人员家中的土地耕种困难问题,支付战争的合理负担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各解放区普遍建立了生产与战勤有机结合的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实行前后方大换工,保证生产、战斗两不误。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发出了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和指示。就中央层面,主要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三篇社论,一是1946年1月17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要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论1946年解放区生产运动》,二是1947年1月27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挖了穷根,安下富根》,三是1948年8月14日通过新华社发表的《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在这三篇社论中,都强调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目前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仍然应当贯彻以农业为主的方针,指出发展农业的中心环节在于互助合作和改良农业技术,要尽量组织劳力和节省劳力,组织农村人民进行农业合作互助。此外,除去以上三篇通过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论发出的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和指示外,各解放区也相继发出了决议和指示。比如陕甘宁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成为敌人进攻重点,大部分地区被侵占,全区党政军民进行紧张的自卫战争,劳动互助也以劳武结合的形式出现。为了加强农业互助合作组织,陕甘宁边区党政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和指示主要有:“陕甘宁边区1946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和劳动互助情况”“今年应如何领导与组织变工队”“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上决定开展1947年大生产运动”“董家湾变工队坚持三年逐年发展”“由互助生产走向繁荣的王家坪”。此外,晋察冀边区、晋察鲁豫边区、晋绥边区、东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也都根据中央的精神发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和指示,这些都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各解放区党和政府对农业合作运动的指示与领导。

二、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合作的实践形式与特点

(一)拨工

解放战争时期,各地的拨工组都是在自由组合、等价两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的,情绪都很高涨,拨工异常活跃,因之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和拨工办法,使拨工组充实了新的丰富内容而更加发展。一是各地拨工组大都是以户为基础,以人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而且拨工组的集体互助劳动和家庭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具体的做法是先由本组各户订出户计划,再根据各户的计划订出组计划,而每个拨工组员则根据本户本组的计划订出个人生产计划,家庭生产计划有了组织保证。二是事事都拨工。比如,农业和运销拨工,办法是由组里抽人专跑运销,其余的种地,赚钱大家分;农业和手工业拨工,及手工业副业都能拨工;不但大事能拨工,小事也能拨工,如好多地方妇女拨工推碾做饭,其他人防线、织布,甚至赶集、出勤务等都拨工。三是人人都参加拨工组,按其劳动力技术不同,各尽其能,互相拨工。最普遍的妇女以做针线、纺线、织布同男人拨工种地。四是拨工与各种工作结合等[3]。

(二)小型合作社

在解放区,由于群众翻身运动、土地实行改革、生产实行互助后,一方面,群众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与生产互助的实际利益,鼓舞了群众生产热情;另一方面,生产互助的结果,必然是劳力剩余,储蓄增加,这些剩余劳力与剩余资金,群众迫切要求多找些出路合理使用,再加上当时农工产品的剪刀差额,也相当刺激了群众副业生产情绪,群众非常了解,只有全面组织起来进行全面生产,才能发财致富。因此,建立小型合作社,把分散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力、资本、工具组织起来,成了当时解放区人民的必然选择。因为小型合作社它是多种多样极其复杂与灵活的组织,它具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尽其才,财尽其用,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特点,它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最恰当的生产方式,也是组织全面生产的最好形式,它最适合于群众的生活与生产习惯,最易取得群众的拥护,只有放手于大量的小型合作社,才能满足群众的生产需要,适应当时农村的特点[3]。

(三)租佃互助

租佃互助组不同于一般变工互助组,是当时农业经济中一种比较高级的生产形式。它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发展着,其共同的标志都是实行合作分红制,都是实行着以劳力多得的原则而规定的分红办法。第一种是小型合作农场,但不是前苏联的集体农场,小型合作农场的主要标志就是把各户农业生产的主要的生产手段,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实行分红制。具体地说,就是把各户的土地劳力、耕牛等全部组织在一个生产小组里边,集体劳动,共同耕作。但是由于土地、劳力各自私有且各户占有情况也不尽相等。因而,合理的分红标准成为这种生产形式中最为核心的问题。第二种是劳动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把各户的劳力组织起来,共同耕作各户的土地,实行分红制。第三种是半合作性的农业生产组。就是把土地分为两个部分,大部分由小组合作经营,小部分归自己经营。在当时实行这种办法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解决贫户食粮不足的困难,每户都留五亩地归自己处理;二是不愿把好地全部合作经营,怕与贫户合作吃亏。所以,竟有每户留15亩者。以上三种形式,除后一种所谓留15亩基本地互助办法以外,其他几种形式的生产结果都是很好的。这可以说明实行合作分红制以后,提高了土地产量,增加了各户收入,并且保证了各阶层农户所得的合理,这就是实行劳力多得的分红原则以后对发展生产的刺激作用[3]。以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尊重农民的传统,另一方面则试图在此前提下将农民顺势引导到其理想的合作化道路上[4]。这些农业合作的具体形式,为克服当时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支持前线战争,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中共政权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更加坚实的支持,为最后实现全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合作的基本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争,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不会也不可能有飞速的提高。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唯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合作互助,改进农业技术,才能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农业合作互助运动的状况,可以得出如下经验:一是农业合作互助必须自愿结合。如何做到自愿呢?首先,要明确“入组自由,退组自由”的原则,只要互助起来,能为群众增加财富,照顾和满足农民的生产要求,互助就可以完全坚持和巩固。其次,检讨互助和反省互助利益相结合,启发群众从两年互助的历史经验的回忆中,认识到互助对自己的好处。有任何方面对于任何人实行强制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合作组织,都注定会失败,因为如果这样就不能发挥劳动积极性。所以,在一切生产合作互助中必须严禁强迫加入。在当时来说,就是对于地主和二流子,也应教育和监督他们学习劳动,也不应采取片面的管制办法。二是农业合作互助必须平等互利、等价交换。某些地区在合作互助中,片面强调贫雇农利益,强制地主、富农甚至一部分中农给贫雇农做无偿劳动或不等价交换,都是破坏生产的错误行为,必须严格纠正。三是一切劳动人民都可以成为组织合作互助的对象。农民与农民间的合作互助,固应提倡;转向劳动的旧地主参加农民和合作互助,也是允许的;组织中农和贫农的互助尤为重要。某些地区只单独组织贫雇农生产互助,是不好的。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推动整个农村的生产运动,也不能解决贫雇农自身的许多困难,如生产经验不足、生产工具不够完备等等。在这些方面,贫雇农都需要取得中农的帮助。四是农业合作互助必须要做典型示范,让群众切实得到实利。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农业互助合作,必须突破一点推动全盘,注意领导方法,做好典型示范作用。比如在组织上,由个人为单位的互助提高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互助,由互助组与组的小变工,及大队与大队的大变工,在计工换工问题上由低级的换工形式到科学的计工换工形式,由单纯的农业互助提高到与副业结合,这都必须先突破一点,做出榜样,才能将其他的推动起来。

四、结语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劳动积极性高,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与中国传统农业合作互助形式相结合,创造性地发挥了拨工、小型合作社、租佃互助等农业互助形式,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形式的农民组织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当然,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解放区的农业互助还存在着强制性加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但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增进了解放区政权更为广泛和更为坚强的支持,为最后实现全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取得的基本经验对当下行进中的农业合作社建设与运行都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带领解放区农民依据战时需要,颁布了农业合作的决议指示,创新了农业合作组织形式,为前线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为实现全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结其经验,主要有:一是农业合作互助必须自愿结合;二是农业合作互助必须平等互利、等价交换;三是一切劳动人民都可以成为组织合作互助的对象;四是农业合作互助必须要做典型示范,让群众切实收到实利。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合作,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1]蒋贤斌,曾嵘.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展农业的经验研究[J].农业考古,2010,(3).

[2]徐畅.1927—1949年国共两党农村合作比较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4,(6).

[3]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754-932.

解放时期 第10篇

解放战争是指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 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而进行的战争, 也是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一场长期战争, 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规模最大的内战之一。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也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

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来说, 有利也有弊。一方面,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给各国民主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另一方面, 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 民主和反民主之争, 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 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震憾着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 必将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干涉。

至于战后的国内形势, 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违反人道侵略, 对中国的人民造成了惨痛的伤亡和严峻的经济破坏, 如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此时抗战胜利, 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渴望的便是得以过上和平、祥和的日子, 希望国家的统一, 但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代表, 就是想让中国回到抗战以前的日子,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因此, 在全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同时, 国民党妄图攫取胜利果实, 背信弃义, 制造分裂, 阴谋发动新的内战。一方面同共产党进行虚与委蛇的谈判, 一方面积极的做着内战的准备。同时, 美帝国主义也在暗中支持着国民党政府, 1946年6月, 在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政策的支持下, 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致使新的全面内战爆发。

战后的国内形势虽然复杂, 但民主与和平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而深入民心,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符合民主与和平的就得民心, 与民主与和平背道而驰的必将失去民心。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主与和平而共同奋斗。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高度成熟, 党的民族政策不断趋向完善, 根据党的“七大”确立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政策, 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 密切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 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统战等各个方面的民族政策, 如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等。

1、民族平等政策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 解决民族问题, 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根据和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规定。少数民族历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歧视, 抗战胜利后, 为了团结全国各少数民族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及随后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反复重申, 必须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 各民族都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 承认和保护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规定。列宁说“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 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所谓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平等原则, 坚持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和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事实上的平等, 承认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并帮助其实现。

2、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 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 采取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来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曾经赞成并提出过用“联邦制”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后来,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对国情认识的深化, 逐步扬弃了“联邦制”的口号, 提出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1949年6月,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之际, 党中央着手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建新中国。期间, 确定了联邦制不适合中国, 中国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党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 并在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 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六章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 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 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从此民族区域自治载入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起, 成为我国的三大政治制度。

3、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策

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解放战争时期, 根据革命斗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大量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 团结广大少数民族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选拔和使用各类干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 反对任人唯亲, 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 也是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一项重要原则。

1946年8月20日,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了挑选干部的四项基本标准:

(1) 好干部应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的革命事业无限忠实, 这种忠心“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2) 好干部应当有群众观点, 对工农兵广大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 是群众拥戴的领袖。

(3) 对革命积极负责 (不是算盘子, 拨一下动一下) , 有创造精神。只要是为人民兴利除弊, 敢做敢为, 胜不骄, 败不接。

(4) 有组织观念, 服从组织领导, 遵守组织纪律。

这些文件中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提拔的要求要从德才资三方面出发, 以德才资为标准, 来考察和考验干部, 为以后培养出大批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打下了良好基础。

4、少数民族经济政策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 长期以来遭受民族剥削和压迫, 特别是蒙古族、回族地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破坏, 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 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任务更为艰巨和迫切。1945年11月23日,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提出:“发展各盟旗的经济和文化, 改善蒙民大众的生活, 以便进到建立内蒙古统一的自治政权。”同年11月27日,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对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提出:“发展内蒙各盟旗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 改善广大人民之生活。”总之,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 制定出一系列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少数民族的经济负担, 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 调动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积极性, 发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而且为全国各民族的解放提供了物质保证, 还为解放后民族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民族地区经济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5、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

实现民族平等团结, 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 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民族觉悟。1945年10月,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关于察哈尔各盟旗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肃清敌伪对于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毒害, 促进回蒙人民的新文化, 恢复创办蒙汉回各种学校, 救济贫困学生, 发展文化教育, 各族人民有权使用自己民族的言语文字。”1946年4月,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蒙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开展蒙古人民的思想文化启蒙教育, 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专门编制蒙汉小册子、课本、歌曲、蒙文报, 用历史事实揭破日寇对蒙古人民的欺骗, 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原形与阴谋;……发扬蒙古民族, 以文化宣传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从历史上提高蒙古人民自信心与民族觉悟性。”这些政策, 对于发展蒙古族文化教育事业,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回顾、总结, 可以看出它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政策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方式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最终放弃民族联邦制的口号, 明确提出承认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主张在单一制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同时逐步明确和充实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次, 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宣传和贯彻以往民族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其完善和发展, 并在各解放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民族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团结各民族革命力量, 彻底打败国民党,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和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的分析研究, 可以得出如此结论: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是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指导原则与方针、策略, 正确的民族纲领与政策是恰当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历史发展表明, 凡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得当, 则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社会繁荣;否则, 民族纷争、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 就一直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工作的实际相结合, 制定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纲领政策。在正确的民族纲领政策的指导下, 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的开展, 为新中国确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对制定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利益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他一系列民族政策, 进一步解决好民族问题, 促进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体系的形成, 奠定基础。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民族政策,民族问题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 (第1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100.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3]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9.

[4]陈夕.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J].中共党史研究, 2008 (1) .

解放时期 第11篇

关键词：难民 救济 国民党

一、难民形成原因分析

人口学指出难民的实质是“由于天灾人祸、种族压迫、宗教迫害、政治迫害、阶级剥削、国界变更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辗转流徙，沦落他乡，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1]。河北省 1946 年 11 月前后有难民近30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难民主要是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这里仅就国共内战、自然灾害、政治逃难作一分析。

战争是难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只要有战争就必然会有难民产生，可以说，难民现象是战争的一面镜子。1945 至1949 年國共两党对华北的争夺非常激烈。河北是华北的中心地带，拥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国共两党在河北地区发生的重大战役很多。早在1945 年 9 月，国民党就向河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在短暂的时间内，豫北、上党地区和平汉、同蒲沿线，“因家园被毁而造成的难民达 30 万人”[2]。全面内战爆发后，冀东是河北最主要的战场，国民党认为有这个地区，才可以支援东北，使锦州乳虎有所依托。于是，1946 年 9 月，国民党军向冀东发动进攻，企图全面解决冀东的中共部队。11月，国民党又发动了易满、保南、正太、青沧、保北、滦河东战役。1947 年 9 月共产党转入反攻，发动了青风店、石家庄、平津战役。这些战役造成了大量的难民。

同时，河北省也遭到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46年至1948年河北省自然灾害频发，水灾、旱灾、雹灾、风灾、虫灾年年肆虐河北。1946 年，河北省遭水灾的有25县，产生灾民120 万人，流亡者达 26.3 万人，遭雹灾、旱灾、风灾的灾民有11.2 万人。1947 年，河北省旱情严重。据估计，旱灾县数达36个，灾民达到500余万人。

还有一些难民，是从解放区跑到国统区的难民。中共进入一些地区后，尤其是进入部分城市后，一些干部还抱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思想。不愿意与一些商人进行合作。部分干部看到一些大肚子商人，就不愿意和他们交往。特别是1947年以后，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运动。这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了城市，部分商人被斗，一些商人躲到了国统区。

二、国民党的难民救济

面对众多难民，国民党河北省当局制定了难民救济政策，设立了难民救济机构，采取了难民救济措施。其难民救济经历了被动到主动、由浅入深的动态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体现着不同的侧重点。

直接救济阶段（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6 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于 1945 年 10 月由西安迁至北平开始办公。时值冬令，当局首先面对的是冬令救济工作，拟订《河北省冬令救济委员会及各县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组织办法》，根据组织办法，河北省冬令救济委员会在 1946 年 1月正式成立。之后，迅速进行调查各地难民，准备实施直接救济。该委员会原决定至 3 月份结束，因各地难民众多，救济工作不能停顿，经会议决定照常工作，并组织募捐委员会募集救济物资，推派委员三人，分赴平津、津浦和北宁各线视察各县市救济工作，以资改善。截止 1946 年 8 月底，共救济难民23万余人。

绥靖区急赈阶段（1946 年 6 月到 1947 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把政府即将收复和刚收复不到一年的区域划分为绥靖区。在河北省，1946 年 12 月冀南冀东冀中 54 县被划为绥靖区，1947 年 4 月重新划分，增至 115 县。为了绥靖区的社会秩序安定，国民政府颁布了《绥靖区难民急赈实施办法》，根据此法，河北省成立难民救济机构为绥靖区难民急赈大队。该大队进行了许多急赈救济，如：发放盐粮、发放振款、发放衣物、实施医疗等。

救济方法多元化阶段 （1947 年底至 1949 年初）。1948年社会部颁行了《难民救济工作纲要》，指出难民救济工作根据环境及需要划分为绥靖区救济、都市救济和后方救济三大部分。绥靖区救济“重在急振、都市救济重在疏谴、后方救济重在工振或移垦”[3]。这一阶段的主要救济机构是河北省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河北省政府集中救济力量，统一救济业务，实行社会救济。1948 年 1 月该机构创办了茶淀难民合作农场，600 人开垦荒地 4000 多亩，其中栽种水稻 1000 亩，足供难民自给自足；3 月，举办了难民纺织生产合作社，社员达到 300 余人。另外，河北省社会救济事业协会还进行了直接救济，受惠难民 10 余万人[4]。应当说，国民党河北省当局对难民进行了一定的救济。

战后初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救济难民是比较积极的，其成绩也比较显著。另外，河北省政府在推行积极救济难民方面，诸如难民垦荒、小本贷款和难民生产合作社等做出了一定的尝试。但是，当局只专注于军事的戡乱，而没有把难民救济摆在第一位，把维护他们的生存权作为第一要义。再加上种种条件的限制，其救济的触角难以伸向社会的每一个难民，因此可以肯定的得出结论：河北省政府救济的难民人数与庞大的难民群体相比，是微乎其微的。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铮.人口学辞典[K].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3]河北省档案馆全宗号622-1-88，河北省救济事业协会工作报告。

[4]河北省档案馆全宗号622-1- 620，难民救济工作纲要。

参考文献：

[1]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一抗战时期的难民[M].西师范人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解放时期 第12篇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术, 延续了抗日战争的美术形式, 多数以宣传画和版画为主。1945年9月鲁艺一部分师生来到黑龙江佳木斯, 成立东北大学文艺学院, 肖军任院长。他们以熟悉的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艺术为基础, 创作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这也是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中木版年画、连环画、漫画、剪纸等成为艺术主体的主要原因。

一、佳木斯剪纸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在过去, 剪纸通常是每个女孩所必须掌握的手工艺术, 在过去, 人们经常用纸做成形态各异的物像和人像, 与死者一起下葬或葬礼上燃烧, 这一习俗在国外有时仍可见到。剪纸艺术一般都有象征意义, 也是这种仪式的一部分。此外剪纸还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装饰物。现在, 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剪纸可用于点缀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 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 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剪纸和刻纸在民间除了具有装饰家居, 烘托节日欢庆气氛的功能外, 又增加了宣传政治思想, 鼓舞战士士气的作用。在东北农村窗花剪刻的内容上都有了大量表现军民同乐、斗争地主的作品。在《东北画报》中也刊登了很多这样的作品, 其中有夏风的“庆祝翻身”“支援前线”等作品。

二、佳木斯漫画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一种斗争武器, 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威力

为了紧密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1946年《东北画报》 (现辽宁画报) 报社由吉林省的通化撤到黑龙江省东北角上的佳木斯市郊区, 当时佳木斯成了东北地区重要的文化、革命阵地。在《东北日报》任记者的华君武是解放区有突出成就的政治讽刺画家, 主要作品有《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等。张仃、王曼硕、张望等美术家也在佳木斯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漫画、连环画。漫画作为绘画艺术的一种具有生活化和艺术化的艺术创作方法, 运用简练而夸张的手法表现生活或实事的图画, 具有强烈讽刺和幽默感的艺术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其笔如刀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当时政治, 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意义。这种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焦点问题的夸张表现, 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

三、佳木斯木刻年画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民间美术到革命性艺术, 题材表现得到了拓展

版画在中国的发展较早, 但多以佛教题材的经卷表现居多。后来逐渐运用到小说、书籍的插图和画谱的印制。到后来发展为木板年画、门贴等民间装饰艺术形式。民间年画、门神俗称“喜画”, 旧时人们盛行在室内贴年画, 户上贴门神, 以祝愿新年吉庆, 驱凶迎祥等。年画是中国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品之一。木版年画反映出民间百姓希望发财富裕的愿望。在传统年画中神像常常与和合二仙、天官、财神配合, 更增添了喜庆、吉祥的寓意。版画进入东北地区主要以木板年画和门神等方式为主, 佳木斯地区人们都喜欢这种用色单纯, 对比鲜明, 内容表现直观的艺术表达方式。当时多以复制性版画居多。但在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日本、欧洲等版画艺术的传入, 鲁迅为版画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先生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有两个原因: (一) “当革命之时, 版画之用途最广, 虽极匆忙, 顷刻能办”; (二)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社会的要求和观念发生了变化, 迫使中国的传统版画艺术不得不退居幕后, 这并非技术和艺术水准出了问题, 当时民族危难救国第一, 人们忙于救国, 无暇顾及中国传统版画所推崇的浪漫和诗意。版画已经成为描绘劳苦大众生活场景, 表现抗战勇士的顽强, 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的题材为主。当时在《东北日报》上漫画和版画作品十分丰富, 程沃渣、古元、赵域、徐思、风夏的木刻作品在表现斗争地主、土改和抗击国民党的宣传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元作品“烧毁旧地契”、风夏的“分开争胜利果实”、黄丕星的“人民法庭”、徐思的“分马”、赵域的“渤海游击队”等作品多以黑白木刻为主。作品形式简练、黑白分明, 在宣扬自由、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东北日报 (1945—1949) 沈阳:本溪哈尔滨, 1954.

[2]杨智宏.中国民间美术丛书-萨满剪纸.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0.

[3]王树村.中国民间美术史.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