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业协调发展

工农业协调发展（精选12篇）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1篇

1 农业资源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农业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 它限制或规定着粮食生产发展, 并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1.1 农业资源是粮食生产物质基础

农业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农业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粮食是土地、水资源密集型产品, 发展粮食就意味着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资源, 尤其是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耕地和水资源。

土地资源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 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气候资源由人类生产、生活及其整个生命系统所必须的光照、温度 (热量) 、降水 (水分) 、气压、风、气体成分等构成, 这些气候要素及大气成分共同构成人类和生命活动的基本自然条件。气候资源既是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 又为生物提供了不同量的光、热、水、空气等能量和物质资源, 是粮食生产最基础的资源之一。粮食生产既有社会再生产过程, 也有自然再生产过程。粮食生产活动通过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利用和改造, 以及对生物生命活动过程的促进和控制, 使生物再生产过程按照人类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目的来进行。

1.2 资源稀缺制约着粮食产量增长的规模和速度

资源总量约束影响着长期粮食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由于有些资源稀缺程度高, 所造成的资源约束会使粮食生产得到抑制。比如:耕地和水资源不足, 已经成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主要的资源性障碍。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中国耕地面积已从1998年的12964.2万hm2, 减少到2005年的12208.3万hm2。平均每年递减0.85%, 年均减少110万hm2。全国有14个省 (自治区) 的人均耕地不足667㎡, 有6个省 (自治区) 的人均耕地不到334㎡, 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573.62㎡警戒线。从水资源来看, 目前受旱面积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1133万hm2上升到2667万hm2左右, 旱灾面积由333万hm2上升到近1333万hm2, 每年旱灾导致的粮食减产占全部灾害损失的50%以上。

1.3 资源分布的地域性导致粮食生产布局上的不平衡

以水资源为例,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m3, 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全国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国耕地36%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 而占总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 南涝北旱现象十分突出, 水旱灾害频繁。北方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其经流量仅占全国的6%, 却支持着全国近40%的人口粮食需求。水资源的不均衡对粮食生产布局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耕地分布也不均衡。人均耕地大于0.13hm2的12个省 (区) 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南方四省 (广东、福建、江苏、浙江) 和北京、天津、上海人均耕地不足0.067hm2。全国有将近1/3的县人均耕地低于0.053hm2。资源分布地域差异导致粮食生产在布局上的不平衡。

2 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的作用机制

假定人们进行粮食生产活动而没有对资源环境系统给予任何补偿和保护。设:Q粮食总产量;A粮食生产过程中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Q0初期粮食产量, A0初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则, 粮食生产与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之间具有如下函数关系:Q=f (A) 。各种资源的组合结构不同, 粮食产量也不同。

如果资源尚未充分利用, 则资源的边际产出非常大, 且逞递增趋势。当粮食产量增加到一定水平时, 各种资源的消耗速度日益增加, 农业资源系统出现了警戒信号 (设为A1) 。此时的资源组合结构与资源的消耗结构日益不协调, 虽有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 但各种资源的边际产出开始呈递减态势。在粮食生产发展的这一阶段, 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未引起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粮食的产量目标是在资源系统趋于崩溃的警戒点范围内, 使粮食产量达到最大化。因此, 这一阶段粮食生产的特征是资源大量投入的粗放型生产。

由此可以得出, Q与A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式中:k资源利用的技术系数。k越大, 单位资源利用的粮食产量越高。

初始条件:A=a0, Q=Q0 (a0和Q0为粮食生产某时刻的资源开发强度和粮食产量, 且a0

式 (1) 两端对A求积分, 并代入初始条件, 得:

式 (2) 拐点处 (A0, Q0) 的坐标值为:

图1所示, 在拐点的左侧, 即AA2段, 则为粮食生产的资源过度开发段, 总产量下降, 边际产量为负。

上述问题的规划模型为:

由此可以对粮食生产与农业资源的作用机制进行如下概括:粮食生产以农业资源作为物质基础, 由于粮食生产对资源系统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到了环境系统,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会对环境产生较小的改变。当自然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时, 粮食产量会不断增加。如果过度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 将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当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 其强度如果超过了环境的承截能力, 反过来会影响粮食生产, 环境也会恶化乃至崩溃。

3 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

近年来,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尚不牢固。根据预测, 2010年和2020年中国国内粮食消费量将分别达到5016亿㎏和5418亿㎏。依据95%的自给率, 2010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应达到5亿t, 2020年达到5.36亿t。如何处理好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 以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粮食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十分重要。

3.1 积极推进技术替代资源

美国经济学家罗森伯格指出:“技术的变革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背景下对所提出的一个特殊问题做出的一个成功的解答。目前,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0.2%,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数的2.37%, 也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0.65%的平均数。政府必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据测算, 农业科研投资如按6%的速度递增, 2015年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会达到60%, 2030年可达到70%。

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 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农业技术, 从资源消耗型技术为主转向资源节约型为主, 从而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较高的粮食产出, 实现以技术替代资源的战略。需要重点研发的技术包括:一是加快开发高产适用技术。加大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高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力度, 提高单产水平;二是重视农业灌溉技术和节水技术的研发,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根据测算, 农业用水利用效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 可节水300亿m3;三是改善化肥施用技术。由于化肥施用技术水平低, 不仅造成浪费, 而且带来污染, 破坏生态环境, 应努力在化肥类型、化肥剂型、成分含量、施用方式等方面加强研究, 努力取得突破;四是植物保护防治技术。重点是研发能够增强种抗病虫害能力的技术, 特别是生物技术。

3.2 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

任何资源配置活动都是在既定制度和经济政策下进行的, 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无疑是这些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逻辑结果。通过改革或调整有关的制度和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 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缓解资源稀缺的又一重要途径。

首先, 应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占用耕地, 实施藏粮于土的计划, 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切实保护耕地, 建立严格的用地审批制度, 建立国家级耕地保护区, 严格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把基本农田落实到户和地块, 使每一块土地的信息公开透明, 便于社会监督。在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中, 明确提高补充耕地的质量要求。加大对乱占滥用耕地行为的惩处力度, 确保基本农田不转为非农用地。其次, 加大改造中低产田的投入, 增加“沃土工程”的实施规模和范围, 尽快建立全国耕地质量动态鉴测和预警系统。用补贴等方式引导农民综合运用农艺、生物和工程措施提高耕地质量。

3.3 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必须重视对农业基本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在投资政策取向上应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调的方针, 确定财政投资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在中央政府加大投资的同时, 省级政府要积极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 以优质专用良种育繁、病虫害防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现代农机装备、粮食加工转化项目为重点, 完善配套工程项目, 与此同时, 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步伐, 完善配套工程项目。重视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 地方中型水源的开发和中小河流的治理, 挖掘水资源利用潜力。积极开展田间排灌、小型灌区和非灌区抗旱水源, 丘陵地区和其他干旱缺水地区雨水集蓄利用等田间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3.4 实现农业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

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是指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所有利用的资源数量同时变动, 从而引起粮食生产规模变动时所发生的产量和效益变动的情况。如果生产规模扩大引起了产量增加, 收益扩大, 则是规模经济;反之, 则是规模不经济, 应鼓励实施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在稳定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要向种粮大户倾斜, 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以达到资源的最佳利用和最佳的经济效益。要创新粮食生产的组织经营制度,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化经营, 鼓励国有粮食企业、中介组织等采取订单收购, 建立粮油生产基地等手段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发展粮食产业化中介组织, 对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实行全方位的市场化服务。

发展粮食规模经营要和减少农村劳动力同步推进, 大力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的平均水平。因此, 要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 促进乡镇企业的合理布局, 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摘要：资源危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的“瓶颈”。粮食生产以农业资源为物质基础。如果过度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 不仅会影响粮食生产, 而且也会使环境更加恶化。因此, 应积极推进技术替代资源战略, 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实现农业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

关键词：农业资源,粮食生产,资源约束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发展规划司等,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专题报告, 协复发展粮食生产专题调研报告汇编, 2004 (8) :206.

[2]孙梅君, 新的粮食安全观与新的宏观调控目标, 调研世界, 2004 (8) :4.

[3]张毅, 发挥比较优势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统一, 调研世界, 2003 (3) :22.

[4]蓝海涛、王为农, 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重大问题,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8年版:11.

[5]尚杰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38.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2篇

[摘 要]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1-0071-07

一、引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1]。党的十八大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三化”并进与“四化”同步是城乡一体化、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环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3]。为解决经济新时代的“三农”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农业，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着眼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才能最终推动国家现代化[4]。在“二元经济”转型时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群体分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民?F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并进时期，这一时期需要破解的难点就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现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加快农民群体分化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村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市民，城镇化因之扩展，农村人口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人地矛盾可得以缓解，农业经营逐步从分散经营走向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还为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持续推进提供动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加快农业“三区、三园、一体”建设，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供支持。农民市民化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将具有重要作用，这需要政府积极推动制度变革以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人口集中

中国的改革肇始于农村，而后在全国展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递增，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随之而来的卖粮难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少数有知识具有资金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开启了走向城镇的旅程。外出打工的农民回乡后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新的理念，主导农村的生活潮流，激发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转变。先行者的示范效应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扩大，城镇人口集中度不断提高。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规模逐步降低，城镇人口以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人口79014万人，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制约，1978―1995年农村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到1995年，农村人口为85947万人，依然存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现象。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3517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提升至1995年的29.04%。而后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1995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提高，农村人口逐年减少，从1996年的85085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58973万人。城镇人口在这一时期不断集中，从1996年的37304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79298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30.48%上升至2016年的57.35%（见图1）。

（二）城镇人口集中提升了城镇就业能力和城镇规模

城镇人口集中降低了企业搜寻成本，推动了产业集聚，更利于生产要素在产业园区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产业集聚促进社会分工和外溢效应的扩散，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社会就业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就业人口呈现增加趋势，从1978年的30638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49039万人；1998年以后，农村就业人口逐年降低，从1998年的49021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36175万人。城镇就业人口逐年增加，从1978年的9514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20781万人，城镇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从23.69%增加至29.76%；从1998年始，城镇就业人口快速增加，从21616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41428万人，城镇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从30.60%增加至53.38%（见图2）。

城镇人口集中会深化社会分工，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也随之逐步降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绝对量呈现增加趋势，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85万人。1992―199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量呈降低趋势，从38349万人减少至34730万人；1998―2002年，又呈增加之势，从34838万人增加至36640万人。但在2003年以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快速减少，从2003年的36204万人降至2016年的21496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在波动中呈现快速降低趋势，从1978年的70.53%降低至2016年的27.70%（见图3）。

在人口集中的过程中，大城市不断扩张，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布局得到优化，如广州市2000年把花都市、番禺市“撤市设区”转为广州市的两个新区，以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2005年把荔湾、芳村合并为荔湾区，越秀、东山并为越秀区；而后在从化、增城撤市设区的基础上，为优化配置行政资源，把黄埔、萝岗两区合并为黄埔区。长沙市2011年把望城县“撤县设区”转为长沙市的一个新区，把浏阳的永安、洞阳、北盛、蕉溪四个乡镇纳入长沙城市总体规划。重庆市城区范围不断扩展，2015年潼南县、荣昌县撤县设区，2016年梁平县、武隆县、开县撤县设区，部分乡镇进行了调整，以便更好地整合资源。2015年上海市把闸北区、静安区合并为静安区。201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在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设立“雄安新区”，分流北京市高度密集的人口。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各省市都在不断优化区域布局和行政规划。

三、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民市民化

（一）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规模扩张，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从农民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市民两个阶段，现已处于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关节点[5]。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初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少，转移的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外出打工农民回乡的言传身教，他（她）们的言谈举止都在诉说城镇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他（她）们产生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期，由于受示范效应的影响以及城乡差距的推拉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演变。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忙季节，农业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短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在农忙季节返乡经营农业，忙完农活后再返城，形成了“候鸟”式打工模式。但随着打工工资和交通费用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偏低，农忙时节回乡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使农民工在农忙季节不再返乡。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因之发生变迁，从农忙季节农户之间互助或雇佣帮工经营农业到农村土地抛荒。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规模继续扩大，农村土地抛荒也从季节性抛荒到常年抛荒，从贫瘠土地抛荒蔓延到肥沃土地抛荒。农村土地抛荒客观上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政府积极支持和引导土地流转模式创新，推动了土地流转，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生产经营方式激变，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推动城镇化发展，还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相对应，农民从经营传统农业的身份的农民转变为经营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农民需要具备经营现代农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激发点，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群体分化，农民群体分化要解决的是农民群体中谁是农民，依然经营农业以实现农民职业化，谁将成为城镇市民寻求城镇就业以实现农民市民化[6]。农民群体分化是农民的自由得到扩展、选择集随之扩大的表现，也是农民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民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的体现，可以推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会进一步推动人的发展。农民市民化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职业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通过农民群体分化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见图4）。

（二）城镇化发展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平台，农民市民化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推力，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市民化。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让农民变成市民，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其地位、身份、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镇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7]。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一重大经济社会现象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8]。农民市民化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发展农民的必由之路，是农民选择集得到扩展的体现，也是农民扩展自由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乡镇企业又不能大规模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镇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实现农民市民化，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依靠城镇非农产业寻求就业机会。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发展深化社会分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推动人的发展。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的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新型城?化发展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加了对农民市民化的需求，具有文化引领的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对广大农民工产生了巨大的引力，激活了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只要主客观条件允许，就可极大地促进农民市民化规模。现阶段，由于城乡发展差距导致的农民低收入和较低的成本分担能力是制约农民市民化发展速度的客观因素；农民落后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偏低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是阻碍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主观原因[9]。特别是部分农民缺乏进取的思想，缺乏开放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而要提高农民素质，必须借助于城镇化发展。政府应加大投入，废除歧视农民的政策和制度，改变歧视农民的行为和观念，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城镇是区域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重心，是现代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农民市民化是广大农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具有诸多优越性，农民市民化需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法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产生质的飞跃[10]。农民市民化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农民市民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职业化

（一）农民市民化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8.4%。对“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打算”的调查结论显示：坚决不回农村的占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37.0%；挣够钱就回农村的占22.2%；一定会回农村的占11.2%；不好说的占21.5%[11]。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应该在50%以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自2008年以来，农民工总量一直呈扩大趋势，从2008年的2254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28171万人，增长了24.57%；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都呈增加之势，外出农民工从2008年的14041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16934万人，增长了17.08%，本地农民工除了2009年有所减少外，总体呈增加趋势，从2008年的8501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11237万人，增长了24.35%。2008―2010年，外出农民工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从62.3%增加至63.3%，随后缓慢下降，从2011年的62.8%降至2016年的60.1%；本地农民工从2008―2010年有所回落。2010以后，本地农民工所占比重稳步提高，从2010年的36.69%增加到2016年的39.89%（见图5）。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的加快以及农民市民化是本地农民工所占比重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输入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所提高。中部地区输入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31.1%提高至2016年的32.9%，西部地区输入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25.3%上升到2016年的26.9%。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43.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整理，图6数据来源同。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2008年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出现倒闭潮，农民工随之出现返乡潮。本地农民工增速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为5.9%，而后逐年下降，2015年的增长率为2.7%，到了2016年又有所回升，为3.4%；农民工总量和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在2010年达到峰值，分别为5.4%和5.5%，而后一直呈降低趋势，到2016年分别为1.5%和1.3%，只是2016年的农民工总量增长率比2015年的1.3%有所回升（见图6）。

（二）农民市民化推动农民职业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影响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并使之逐步演化。随着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政府要根据区域发展经济差距预估不同区域的农民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全面统筹优化城镇规划布局，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发展规划，根据区域特点，评估城镇承载力，尤其是水资源、生态环境对人口的容纳力。交通、通讯、文体娱乐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都需要根据农民市民化进行规划设计，合理评估其对农民市民化的承载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农民市民化进程的顺利进行，避免在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重复建设。若不能对未来的发展正确评估，不能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必将导致拆了建、建了拆的短期行为，浪费社会资源，为寻租提供发展空间，滋生社会腐败，败坏社会风气，进而阻滞农民市民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的顺利推进为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随着农民市民化的规模扩大，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必然逐步减少，为提高人均耕地面积创造条件。但要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恋，须先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让农村土地回归其应该承担且只应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担能力，逐步构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体系，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分享的均等化，解除农民市民化的后顾之忧，确保农民市民化渠道畅通。在农民市民化后，市民化的农民要得到社会保障体系庇护，以强化他们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信赖，逐步放弃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政府可以耕地换社保或耕地换城镇优惠政策的方式，鼓励市民化的农民放弃耕地甚至住宅地。政府可为释放农村耕地和住宅地提供平台，以政府为主导，创新土地流转模式，提高土地流转效率，让耕地向种田能手或农业龙头企业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避免“去农化”行为发生。农村土地流转可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逐步以机械化作业代替手工耕耘，以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农业经营主体从传统农民逐步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生产经营要面对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甚至世界市场，需要应对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了解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因而需要应对政策风险；农业生产还受土质、温度、阳光、雨水、霜雪、冰雹等自然条件以及气候的影响。有的地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甚至靠天吃饭，农民还要面临自然风险。新型职业农民为适应现代农业的先进耕作方式，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知识素养。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还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能力以及城镇发展规划的农民市民化能够促进农村土地释放，经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动农民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新型职业农民的诞生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经营主体（见图7）。

五、农民职业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农民职业化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城?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在加快农民市民化的同时促进农民职业化，进而加快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的进程。农民市民化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农民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金受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制约，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收益效应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12]。因而，需通过农民市民化减少农民，促进农民职业化来提高劳动的边际产量，进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迁。在我国农业已从供给约束型产业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产业的背景下，农民很难在小块土地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迁和扩大农业规模收益，需依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行农民市民化，使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减少农户和自然村数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13]。创新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通过土地入股、信托、租赁、转换、转包、招标等方式加快土地流转。乡镇政府主动整合土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农村土地资源向种植、养殖专业户、农业龙头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集中，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职业农民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采用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凸显农业规模经营效果。

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经营条件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机械广泛使用。大中型拖拉机从1978年的55.74万台增加至2016年的645.35万台，2016年大中型拖拉机的使用量为1978年的11.58倍；小型拖拉机从1978年的137.3万台增加到2011年的1811.3万台。但从2012年开始，小型拖拉机出现小幅递减的趋势，从2012年的1797.2万台减少至2016年的1671.6万台，出现了用大型拖拉机替代小型拖拉机的趋势。农用排灌柴油机使用量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265.7万台增加到2016年的940.8万台，这一期间只有2013年出现了突变现象，使用量为1259.4万台（见图8）。出现这种突变现象的原因是2013年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中西部、东北、华北、江淮、黄淮、江汉、江南以及华南北部等地出现较大面积的旱情[14]。

随着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农作物播种面积稳步增加，从1978年的150104千公顷增加到2016年的166650千公顷；人均耕地面积随之提升；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4496.5万公顷增加到2016年的6714.1万公顷；农业机械动力使用逐步普及，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8年的11749.9万千瓦增加到2015年的111728.1万千瓦，为1978年的9.5倍，但2016年有所降低，为97245.6万千瓦（见图9）。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在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变化的同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依靠手工和畜力的传统耕作方式，逐渐转变为依靠机械和电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极大地节约了劳动时间，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其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知识渴求的欲望增加，知识存量增大，文化素养随之得以提高，实现农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

（二）农民市民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互为依托

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农民市民化又需依托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由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和城镇化拉动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吻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化水平。一方面，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城镇化规模而人为地逼农民上楼，则会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是城镇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进城农民处于失业状态，进而引发流民现象，甚至产生城镇贫民窟；二是难以为农民市民化提供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府财政负担能力，难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得到社会保障庇护的人口在遭遇突发事件后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因子；三是城镇基础设施难以承载转移过快的人口，给城镇的交通、水电供应以及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影响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如果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发展过慢，则会引发另一负面影响，尤其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只是临时性就业，没有真正地实现农民市民化，会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承包地，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制约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抑制农业现代化进程[15]；二是农民市民化进程过慢，影响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的建设，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农民市民化滞后影响现代农业发展进程进而制约农民生活观念的改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可能扩大城乡差距加剧城乡矛盾引发城乡对立，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谐社会构建背道而驰。因而需要设法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实际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发展规划和农民市民化的阶段性实施战略，合理引导农民市民化进程。合宜的农民市民化规模可促进城镇社会分工和产业集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适宜的农民市民化规模可以释放农村耕地和住宅地，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使用更多的机械设备，以资本替代劳动，可释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促进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短期均衡，进而实现农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三）农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

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同一事件的两面，共同推动农民素质提高和农民发展，是农民现代化的体现。农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农民市民化和职业化，逐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农民现代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在农业现代化从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将进一步推动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推动农民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农民现代化。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为?恿Γ?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的历史沿革 第3篇

关键词：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8.018

Abstract：The historical evolute from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ed in Hebei Provinc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Hebei province abou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agricultu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呼声已经持续了10年，各方面看似是在协调发展，但实际上却一直进行着利益的博弈。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主席“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的讲话，使得停留在表面的“京津冀协调发展”再次被提出。既然称为“协调发展”，必然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诸多方面。笔者从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的历史沿革入手，深入分析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的含义，同时为河北省如何贯彻实施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1 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历史沿革

追溯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理论的历史，河北省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

1995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环京津冀都市区域圈战略”和“环渤海区域经济带战略”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环京津冀都市区域圈”分为两大部分板块：一部分是以北京为中心、由河北靠近北京的大部分地域和天津的少部分地域合围而成的“圆圈”；另一部分是以天津为中心、由河北的廊坊、唐山、沧州、承德四市大部地区和北京少部分地区、加上渤海沿岸三种地域板块分割裹挟的“圆圈”。两个直辖市形成的两大“圆圈”，均是以河北中部和北部、南部地区为主环绕环抱而构成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带”是指海洋与大陆的双项“环环相绕”，以及多产业链条的并举开发建设[1]。

2010年10月22日，在河北省三河市召开了加快推进环首都经济圈建设会议，会议指出河北省将以分布在北京周边的廊坊、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等4个市的主城区为核心，13个县（市、区）为主体，建设环绕北京的新城和特色功能区，拉大城镇框架，吸引人口聚集。形成“13县1圈4区6基地”的态势。会议强调，河北省要建设一批集农家游、旅游观光、生活体验于一体的观光农业设施[2]。

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逐渐建设有机健康的现代农业，为环首都经济圈建设添砖加瓦；加快蔬菜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加快农产品的健康流通，全新打造服务京津的农产品物流服务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报告指出：坚持完善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施粮食增产计划，确保“十二五”期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加快蔬菜基地建设，力争蔬菜面积达到166.7万hm2、设施菜比重达到60%以上、京津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3]。要实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必须加强与京津的合作。

2010年11月23日，河北省保定市召开环首都经济圈暨京南新城建设指挥部会议，正式成立环首都经济圈和京南新城建设指挥部，初步确定京南新城的总体发展规划，这是“环首都经济圈”概念提出后，首个河北地方政府的配套规划方案[4]。

2014年初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就推动环首都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在廊坊市永清县调研时强调，现代农业是服务首都需求与加快河北发展的重要结合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河北省要深刻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充分利用京津市场、人才、科技资源，打造河北省环首都乃至全省现代农业高地，带动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5]。

以上是官方在顶层设计上关于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历史沿革，诸多学者也对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问题的探讨，刘纯彬[6]认为京津冀三地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地理位置上说，都是一个联系密切，相互影响的整体。王爱春[7]认为，京津冀处于渤海湾的中心地带，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快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张可云[8]指出只有首先在管理层面上完善京津冀的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京津冀都市圈的合作。刘铁[9]从地区一体化发展规划、政策法规体系、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及可持续发展优势建立等方面，探讨京津冀联合的模式及域内资源整合方法。武建奇、母爱英[10]认为，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前提是打破现有的管理理念，重新确立都市圈管治新理念，建立双层多核管治模式，充分发挥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的作用，建立省市政府层面的协调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建立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机制。钱秀菊、孟宪策[11]从比较优势理论入手，认为河北省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快速融入到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中去。王建峰、卢燕[12]从产业转移的角度论述京津冀三地应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地域分工合理、产业间联系紧密的新格局。

从一开始的“一体化”理论到现在的“协调发展”，“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已经被提及了无数次，但京津冀三方到底希望在哪些方面协同发展呢？在各方表述中，规划、项目、土地、资源、交通、信息、人口、金融、税收、科技、教育、医疗、服务、生态、城镇化等关键词常常出现。这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那么，在农业方面的协同发展必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2 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

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概念提出了10年，也没能够形成完善统一合理的制度，何况农业层面的协调发展？胡乃军认为“京津冀”10年无果，协调机制是死结。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京津冀农业方面的协调发展。虽然协调发展的呼声很高，但由于目前尚未形成让京津冀三方都满意的制度，所以，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也只是存在于概念之中。具体如何协调、如何发展，还没有达成共识。京津地区对农产品的市场保护政策，使得河北省部分农产品难以进入京津市场，在京津地区市场占有率很低。京津冀三地农产品企业缺乏分工合作，各自为政，各为自己的利益，产品趋同化现象严重，更难以形成集团优势，导致农业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

2.2 河北省农业科技水平低

北京、天津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农业人才，这种“虹吸效应”使得河北省缺乏高端的农业科技人才。导致河北省缺乏高端农业技术，农业耕地利用率低，农产品生产效率低，不能用很小的土地养活众多的人口。此外，河北省在优良品种和优质种苗技术、清减增效技术、设施园艺提档升级技术、质量安全保障技术和土壤连作障碍预防与治理技术等多个方面也缺乏较强的科技支撑。

2.3 农业基地分散

在建设大型农业基地方面，缺乏强而有力的政策导向，主导产业集约化程度低，农产品基地分散，产量低，农业加工企业也呈现出单打独斗的状况。河北省是个地形地貌不一的省份，有平原、有山地；有的地区水量丰富，有的地区水量不足。仅在河北省省内，各个城市地区各自为政，由于农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在农业生产方面，趋同化也比较严重。

2.4 京津对接意识较差

虽然河北省有强烈的农业合作的需求，但由于北京和天津的农业企业已经具备了多种优势资源，与河北省相比，比较优势明显，因此大多企业并不愿意与河北省合作，导致推进三地农业协调发展的路还很长。

3 对河北省应对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的几点意见

3.1 首先保证顶层制度的完善

制度的保证是一切问题的先行条件。河北省应该在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的制度上做好详细的规划，推动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加工、产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强化战略定位，加大宣传，从上到下形成农业内部协调发展、外部统一竞争的认识，为河北省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分工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3.2 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相对于京津而言，河北省在农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外，北京、天津，河北省需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比如劳动力、耕地面积、资源、生产要素价格等方面，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农业。对内，河北省内各个市区也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山地地区可以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和各种旅游项目，平原地区则需要充分利用自身良好的耕地质量，进行农作物的培育和种植。

3.3 构筑现代化的交通网络

现代社会，时间和成本在地区发展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是实现时间和成本优势的前提。河北省必须大力构筑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农产品的运输流通奠定良好的设施基础。此外，京津冀三地的信息和知识的沟通与交流也建立在便捷的交通网络基础之上。

3.4 强化农业科技支持

提升农产品的档次，河北省要坚持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特别是要与北京和天津的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充分利用京津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比较优势，引进京津先进的农业技术，发展河北省自身的现代农业。将农业生产加工企业向深加工转移，由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移。

4 小 结

实现京津冀三地农业协调发展，河北省应该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大力支持，建立与京津合作的制度，为实现京津冀在农业合作方面的共赢奠定制度基础。然后付诸行动，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吸引农业高科技人才，为实现农业协同发展，也为实现河北的昌盛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济时报.河北实施“两环”战略产生的区位格局[EB/OL]. （2006-01-23）.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60123/0901522909.shtml .

[2] 谢良兵.河北200亿对接北京，环首都建13县1圈4区6基地[EB/OL].（2010-10-25）. http：//www.cnstock.com/index/gdbb/201010/944643.htm.

[3] 人民网.关于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EB/OL].（2011-01-25）.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1/01/25/9069774.html.

[4] 都市网. 河北保定制定首个“环首都经济圈”规划[EB/OL]. （2010-11-24）.www.yzdsb.com.cn.

[5] 赵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加快发展现代农业[EB/OL].（2014-04-01）.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401/c64102-24792467.html.

[6] 刘纯彬.一个天方夜谭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关于建立京津冀大行政区的设想[J]. 中国软科学，1992（3）：29-32.

[7] 王爱春.论港口经济与京津冀的联合与发展——兼论金融发展策略[J]. 理论与现代化，1995（2）：25-28.

[8] 张可云.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4）：61-65.

[9] 刘铁. 京津冀经济圈协同发展模式研究[J]. 商业时代，2010（17）：134-135.

[10] 武建奇，母爱英.京津冀都市圈管治问题探讨[J]. 经济与管理，2007（6）：5-9.

[11] 钱秀菊，孟宪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 生产力研究，2012（2）：116-117，137.

乡村旅游目的地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4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目的地,农业经济,协调发展

近年来, 乡村旅游在我国发展迅速, 尤其是各大中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增长速度更快。乡村旅游的开发不仅满足了人们“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 为人们从事旅游、休闲、度假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场所, 而且它作为农业与旅游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互渗透与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旅游产品形式, 其发展必然会带动农业及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综合利用农业资源, 优化农业结构, 提高农业效益, 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1 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高

1.1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创造就业机会, 实现农业多元化发展

乡村旅游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调整机制, 将农业、农民和乡村发展高度结合起来, 农民直接从事旅游产品生产 (如观光农业的生产者等) , 为农村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 使农民从旅游业中直接获利。世界旅游组织的测算表明, 旅游业每直接增加1个就业机会, 就能为社会带来5个就业机会。

乡村旅游有效地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 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参与到第三产业发展中去, 促进农业结构的变化, 降低了农业人口的比例, 增加了从事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 在维护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同时, 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 使农业结构日趋合理。

1.2 促进了城乡交流, 通过主人与客人的相互交往促进农民思想观念调整改变, 提高乡村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 促进农村文明进步与发展

乡村旅游凸显了市场经济沟通城乡社会的神奇力量, 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樊篱, 成为城乡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它把现代文化和城市精神文明带到农村, 也让城市人体验到农民的淳朴、善良、好客。而且随着乡村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的开展, 实现了物质信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要满足旅游者在旅行期间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求, 就必须在乡村建立起设施齐全的多功能村镇, 这对于在乡村尽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有利。

1.3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 改善农村卫生条件, 实现农村三大效益的协调统一, 促进农业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原始、自然、真实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经济产业的背景和基础, “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 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发展乡村旅游激发了居民整治环境、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农民意识到生态环境也是一种资源, 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是发展生态农业, 发展生态农业, 既可以增强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又可以提高系统的生产力, 实现资源增值, 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1.4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带来市场, 实现产、供、销一条龙, 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促进了乡村大农业的综合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 为乡村带来了大量的旅游者, 同时也带来了大量旅游者的购物需求。这不仅对旅游者是一大吸引, 也给乡村的农副产品带来了广阔的销路, 为农副产品及加工工业带来了市场, 为实现农业产业化提供了动力。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也同时带动了大农业的其他四个方面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 乡村可以大力发展副业, 进行多元化种植、养殖, 促进大农业朝着更科学的、立体的、综合的方向发展。

1.5 通过乡村旅游的高水平开发建设, 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

旅游业是集多种产业综合发展的产业, 伴随着乡村旅游发展, 必然会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科技流在城乡之间的汇融, 起到加速农村市场发育和拓展的作用, 从而促进乡村城镇化。

1.6 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保护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交流活动的日趋活跃, 乡村传统的民俗文化中有许多工作正在逐渐丧失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功能, 面临消亡的境地, 致使当地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逐渐被同化、冲淡和消失。保护和抢救乡村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拯救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乡村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 要重视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对乡村传统文化起到恢复和保护作用。

1.7 可以缓解乡村农业资金不足的矛盾, 有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传播

第一, 乡村旅游主要是利用开发乡村地区的良好的环境资源、空间资源以及各种无形资产 (传统民族风俗、节庆活动等) , 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 有利于改善当地投资环境;第二, 随着外部投资者进入乡村市场, 当地农民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主动摒弃了 “以农为本, 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观念, 并认真学习现代农业技术, 逐渐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第三, 乡村旅游的旅游者一般都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 他们在乡村游览的同时, 也为当地的农民提供现代农业发展的信息及技术, 促进了乡村地区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和发展。

2 农业的发展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 农业的发展水平限制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

2.1 农业为乡村旅游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旅游资源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 依托农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人文资源, 经过规划设计, 将农业与旅游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农业和农村的旅游休闲功能。乡村地区丰富而多样的旅游资源, 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种植、栽培到养殖、狩猎及渔业、副业;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到农村考察、学习、务农到娱乐、疗养、度假;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 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2.2 农业为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

农业是乡村地区的基础产业, 也是最主要的产业, 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乡村经济发展程度, 决定了乡村基础设施状况, 决定了乡村的交通便利状况及农民的住宿条件, 决定了乡村的可进入性和能为乡村旅游者提供的住宿条件, 最终影响到乡村旅游在乡村地区发展初期的发展速度。发达的农业生产, 必然会带来乡村地区便利的交通,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游客舒适的住宿条件, 这将为乡村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提供强大的动力。

2.3 提供多种旅游产品的资源组合配置, 使旅游产品呈多样化, 旅游活动呈多样性

乡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 不同地域的乡村农业生态文化景观风格各异, 而乡村旅游资源多样的景观风貌, 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游客的需要。乡村旅游包含观光、娱乐、康疗、民俗、科考、访祖等在内的多功能复合型旅游活动。游客可通过直接品尝农产品 (蔬菜瓜果、畜禽蛋奶、水产品等) 或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 (耕地、播种、采摘、垂钓、烧烤等) , 从中体验农民的生产劳动和乡村的民风民俗, 并获得相关的农业生产知识和乐趣。

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农业的大力发展, 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

3 农业与乡村旅游良性协调发展的建议

3.1 乡村旅游要先规划后发展, 建成乡村旅游基地

乡村旅游要按照“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 突出特色”的原则, 根据区域旅游总体发展情况, 进行统筹安排, 构建城乡一体的旅游网络。在旅游部门和农业部门互相沟通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客源市场、发展潜力等因素, 使乡村旅游规划与农业发展规划在发展阶段、开发模式和用地结构上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乡村旅游还应与现代高科技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结合起来, 改变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主要停留在普通观光的基本层次和满足物质需求的旅游层面上, 提高旅游产品的品位, 丰富和提高旅游活动的层次, 即科技示范户与旅游经营者相结合的道路, 使科技示范基地在乡村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得到了推广、传播。

3.2 保持乡村文化特色, 增强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发展乡村旅游要让当地居民意识到, 只有通过深入系统地挖掘原有的乡村景观意象和文化意象的内涵, 才能够吸引旅游者, 提高经济收入, 使居民主动地承担起保护传统乡村景观的责任, 让他们从旅游者的重视中找到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信心, 潜移默化地认识到乡村生活和文化的价值, 实现乡村文化的主体保护。

3.3 加强社区参与,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两者的双赢

将农业、农民和乡村旅游发展高度结合起来, 提高以乡村产业生态化和产业多功能化,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村环境,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使广大农民真正受益。乡村旅游开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要同步进行, 在发展时不能也不可能舍弃任何一方, 在朝着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发展的同时, 实现两者的双赢。

3.4 政府主导, 联合经营, 共树品牌

乡村旅游的开发对乡村地区来讲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当地政府要专门设立乡村旅游发展工作组负责当地乡村旅游工作, 制定乡村旅游发展的法规要点, 进行先期发展指导, 并伴随乡村旅游的深入发展, 进行法规的修正, 以保证乡村旅游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许多研究表明, 一般乡村旅游很难带来高收益, 因此国家除给乡村旅游开发长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外, 还要制定对乡村旅游开发倾向性的政策, 并将乡村旅游的开发纳入到各级旅游总体开发规划中。

参考文献

[1]甘巧林, 陈忠暖.从乡村非农化看乡村旅游的兴起[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0 (4) :84-89.

[2]文军, 唐代剑.乡村旅游开发研究[J].农村经济, 2003 (10) :30-34.

[3]乌恩, 蔡运龙, 金波.试论乡村旅游的目标、特色及产品[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2 (3) :78-82.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5篇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四川省农业厅关于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宣传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11年1月10日)

各市(州)、县(市、区)农业(农牧、农机)局;成都市农委;厅属各单位：

农业部于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宣传工作的意见》，对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农业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农业宣传工作的主要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宣传工作的领导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贯彻落实农业部意见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落实。

一、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宣传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农业宣传不仅是党的整个宣传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农业部门必须把农业宣传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农业宣传必须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全省农业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唱响促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主旋律，为加快推进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撑。

二、完善农业新闻发布制度，切实提高农业部门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目前，我厅已建立了定期农业新闻发布(通报)制度。为了改进和加强农业宣传工作，我厅印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农业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川农业〔2010〕20号)，明确要求各市、州农业局尽快建立农业新闻发布(通报)制度，确定新闻发言人和联络员。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农业部和我厅要求，确定农业新闻发布的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和任务，安排专人负责农业新闻宣传工作;要进一步抓紧落实农业部门新闻发言人，代表本单位对外发布有关重大新闻事件;要按照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宣传部门的安排、部署和要求，认真策划和组织好农业新闻发布(通报)会，使之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厅属各单位也要指定专人负责农业宣传的信息交流和联络工作，切实配合协作做好农业宣传工作。

三、完善涉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做好涉农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导向

(一)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研判机制

结合我省实际，要建立涉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明确谁分管、谁监测、谁负责的责任制。要及时监测、科学研判涉农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同时，要主动加强与党委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网络舆情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

(二)建立网络舆情回应机制

各级农业部门既要把涉农突发事件、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也要正确处置新的网络热点。及时就关注度高的网络舆情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用积极的声音，科学的观点消除误解、化解矛盾。要主动接受网民监督，针对网情反映的问题，要迅速核实、认真处置、及时公布。

(三)重视运用和应对新媒体

一是提高网络问政能力。各级农业部门领导要牢固树立“第一时间发布”的意识，切实做到“早”、“快”、“准”，要第一时间抢占网络舆论的首发权，从源头上避免网络舆情炒作，压缩负面信息的传播空间;要在各级农业部门主办的农业信息网站和厅属有关专业网站上开设留言板、论坛等双向互动方式与网民良性互动，畅通民意网络反映渠道，发出更多负责任的权威观点和声音。

二是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根据我厅《关于改进和加强农业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市、州农业局和厅属各单位已经确定了一名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和联络员，具体负责对外宣传联络工作。要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形成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加强舆情收集和研判工作，及时捕捉涉农舆论热点，加强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的针对性，通过对网络媒体舆情收集和研判工作，准确判断舆论态势和舆情走向，及时、客观、全面的为各级领导了解情况，提供决策服务。涉农舆情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准确信息，力求做到“尽早讲、准确讲、科学讲”，及时发布事件处置进展，保持信息发布渠道畅通，最大限度地压缩谣言和小道消息传播空间，牢牢占领舆论制高点，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

三是整合农业系统的网络资源。在“四川省农业厅网”上开辟《市、州农业工作动态专栏》，及时反映基层农业农村经济工作进展和成效、建设规划，农业重要法律法规、重大方针政策执行情况，重大农情信息，涉农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情况、工作举措、最新动态等，为全省农业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四是善于运用和应对新媒体。要把网络等新媒体与主流媒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认识和利用，真正把网络等新媒体作为农业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主阵地及重要载体。要把互联网等新媒体作为宣传农业(农村)工作的日常工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作为了解农村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和推动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手段。各级农业部门和厅属各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在自己管辖及职能范围内，快速有效地化解网情反映的区域性、行业性、个别性问题，避免微观信息影响宏观产业，影响大农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各级农业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尽快适应新媒体，熟悉新媒体，提高有效驾驭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工作能力。

四、做好新形势下政务信息和农业新闻线索报送工作

政务信息是各级领导了解动态、分析形势、发现问题、科学决策、指导工作的重要依据。现代农业的发展也给涉农政务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市、州农业(牧)局和厅属各单位要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崭新的观念和视野高度重视新形势下政务信息和农业新闻线索的报送工作。

(一)及时准确报送政务信息

各级农业部门要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全省农业工作的重点，及时报送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农情信息，增强信息工作的主动、性对性、预见性和有效性。要及时反映重点工作部署情况、采取的措施和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多渠道、多方位、多领域、多角度搜集重要工作信息，做到及时报送、不断跟踪、连续反馈。

(二)加强应急信息调度和报送

各级农业部门是各类涉农事件信息收集、处理、报送的职能部门。要根据事件的特点、性质、类别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信息调度与报送制度;要充分运用现有各种有效手段和渠道，建立省、市、县(区、市)涉农部门之间更加紧密的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对于重、特大农业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向省农业厅和农业部以及同级相关应急预案牵头处置单位报告，特事特办，急事快办。

(三)做好农业新闻线索报送

要把政务信息与新闻线索报送联系起来，做好农业新闻线索报送，建立健全农业宣传报道线索库。要及时把全省农业系统重要会议、重大事件、重大活动以及农业战线上的优秀群体、典型事迹、先进人物等新闻线索报送到省农业厅宣传中心。要进一步加强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沟通，积极向新闻媒体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线索。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农业宣传报道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合力，产生共鸣，壮大声势，相得益彰，逐步形成我省上下农业宣传工作协同互动、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

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宣传工作的领导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6篇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320；F224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673-890X（2014）10--2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在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耕地人均较少。做好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河南省的“三农”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对积极探索符合河南省情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之路，建设“四个河南”意义重大。

1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1.1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首先，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不强，不能很好地集中周边要素，在城镇化中起带动作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不能起到聚集资金、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制约了工业化快速发展，而工业化进程缓慢又阻碍了城镇化建设。第二，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不高。这导致人们消费能力不断下降，居民除承担基本的生活开支外，对于其他投入较少、支出不高。城镇化质量不高的表象为就业水平不高、收入较物价增长慢和消费水平低。第三，市政及公共基础设施薄弱。与全国相比，绿化覆盖率、人均城市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说明，河南省城镇整体实力不强，导致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跟不上，城镇居民生活整体水平不高。第四，城镇化的推进使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进城就业人员及子女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及养老等方面的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整使得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1.2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首先，河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相当多一部分贫困地区劳动力大多由年迈的老人构成，青年人才流失较为严重；农业实用技术整体水平偏低，高产高效的农作物技术得不到有效推广，这些都导致农业效益难以快速提升。其次，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未形成良好的规模优势，缺乏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龙头企业，无法形成有效地农业产业链，更无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加之大多农产品追求高产而忽视质量，导致市场供给不断增大，但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缺乏市场紧缺的特色和品质。最后，乡镇工业化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工业废物、生活垃圾等不经有效处理，土壤、地下水和大气等不同程度地被污染，使农村农业环境持续不佳。

1.3 河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

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农民工也能够融入城镇化建设进程之中。尤其是农业现代化的规模发展可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生产更多市场需求更大更多的特色产品，并带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必定反哺农业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将有利于人口、土地等要素相对适度集中，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带动农业持续发展[1]。

十七大以来，河南省各地相继进行了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河南省近几年公布的城乡恩格尔系数、就业人数比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劳动力创造价值远远没有超过第三产业，这说明农业人口较多、农业现代化不发达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看，虽然农村人居环境有所改善，农业有所发展，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但城乡差距较大依旧存在，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卫生医疗这一民生状况来看，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基层卫生机构人才和设备相对较为紧缺，无法满足农民就近治病的客观需求。近年来，虽然农村合作医疗开展不断取得显著成绩，使农民“小病则忍，大病则拖”的现象有所改观，但农民缺乏常规体检和进城医疗等种种不便也导致农民生活质量整体水平不高[2]。因此，只有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最终才能促成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2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对策

2.1 加强发展共识，推动城镇化建设

首先，逐步明确区域中心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区域中心城市须增强辐射带动能力，适度控制发展规模，着力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城市特色品牌；注重吸引高端人才，使区域中心城市成为高端人才、高新技术、优质资本的集聚地。其次，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应当科学有效地利用特色资源，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是一味地集中周边资源为城市所用，这样会使中心城市的发展失去依托，制约其发展。最后，不断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匹配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但要防止过度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2 注重农村建设，促进农业发展

基于河南省农村建设、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以单个家庭为主，规模化经营程度较低这一现实发展状况，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高效优质农业是实现河南省农业现代化优先选择的方向。政府应注重科学引导，推动农业产业合作组织建设，着力整合各种资源，突出运用现代科技，优化农产品结构，发展现代农业。豫东地区依托平原优势，宜发展规模化经营，建设好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示范区[3]。豫南地区丘陵较多，水资源相对丰富，红色历史文化悠久，宜积极发展旅游观光休闲项目，集中发展当地某一特色产品，统一种植、统一销售，以增强市场竞争力。豫北、豫西应利用其有利位置发展自然、人文景观旅游、绿色农业。

2.3 基于城乡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只有坚持统筹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首先、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不断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联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尤其是在民生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转移，逐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使城乡居民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加大社会保障，重点是加强农村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与落实[4]。其次，逐步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制户籍体制，逐步推进农民保留户口、放宽人口迁移政策，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依法保护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通过法律明晰农民土地的经营权；城镇化发展中对耕地占用的同时，积极可虑农民的长远利益，对耕地占用要给予合理的补偿、赔偿，对于特殊群体要帮助解决其生存、生产的后顾之忧。最后，政府积极支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发展，稳步推进合作社法人治理探索，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科学合理地实施农民的专业培训计划，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J].江苏城市规划，2008（7）：40-44.

[2]王喜明.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J].理论导刊，2007（4）：73-75.

[3]董成栓.“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定量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1（17）：12-14.

[4]高敏.论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J].河南农业，2007（5）：19-20.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7篇

绥化市作为中国农业商品粮生产基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素,二者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环境保护不断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农业的不断发展又可为环境保护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的有机体。分析绥化市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协调状态,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加快绥化市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绥化市区域概况

绥化市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小兴安岭余脉的丘陵地带与平原衔接处,位于E124°53′～128°35′,N45°10′～48°06′。东交伊春市,南邻哈尔滨市,西接大庆和齐齐哈尔市,北连黑河市。幅员面积3.5万km2。绥化市总体地貌大体为“二山一水七分田”。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境内有松花江、呼兰河水系等大小河流38条,流域面积超过50 km2。在建的红兴水库为滨北最大的水利工程。绥化市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大豆和水稻等粮食作物及烤烟、亚麻和甜菜等经济作物,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发展基地、绿色食品基地、农副产品出口创汇基地以及中国寒地黑土特色农业物产之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和破坏也日益加剧,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协调程度评价方法

应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和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模型分析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等级和状态,并分析系统未来协调的趋势。

2.1 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它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避免了主观赋权的随意性。综合评价法是在确定研究对象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一定方法对各指标在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程度进行确定,根据所选择的评价模型,利用综合指数的计算形式,定量地对某现象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2]。其应用步骤为:

2.1.1 对统计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从统计资料中获得2000～2009年绥化市各指标的统计值并进行标准化处理,设原始数据矩阵为:

R=(rij)mn(i =1,,n;j=1,,m) ①

式中rij是第j个区域在第i个指标上的统计值,m为评价指标个数,n为年度数。为消除指标间不同单位的影响,对R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公式为:

undefined

若所用指标的值越大越好,则选用公式②;若所用指标的值越小越好,则选用公式③。

为消除标准化后带来的影响,使lnfij有意义,令bij=1+r′ij。

2.1.2 信息熵和权重计算

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和权重。第i个指标的熵Hi可定义为:

undefined④

式中,undefined(假定:当fij=0时,fijlnfij=0)。

2.1.3 计算熵权 在指标熵值确定后就可根据⑤式来确定第i个指标的熵权Wi:

undefined⑤

子系统权重Aj应用公式⑥确定:

Aj=Ek/E ⑥

其中undefined。

2.1.4 确定综合评价指数

利用所求得的熵权根据综合评价模型计算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undefined⑦

式中,f(t)为系统某时段的综合评价指数,W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值,ri为其无量纲量化值,m为评价指标个数。

2.2 协调度[C(t)]和协调发展度[D(t)]模型

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是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计算的离差系数,定义系统f(1,t)和系统f(2,t)在t时刻的协调度为:

undefined

式中k为变异系数,k≥2,该研究取2。C(t)的取值在0～1,值越大则协调状态越佳,反之,越差,系统越不协调。

协调度表现为某一状态的值,它是反映两个系统或要素相互协调的重要指标,但协调度却无法反映出二者整体功能或综合效益的大小及发展水平。因此引入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它是衡量系统f(1,t)和系统f(2,t)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4],系统f(1,t)和系统f(2,t)在t时刻的协调发展度为:

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

2.3 协调发展水平趋势

两个系统在t时刻的协调发展度D(t)反映的是其在t时刻的协调发展程度,却不能反映其总体协调发展的动态趋势,为此引入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趋势指数μ(t):

undefined⑩

式中undefined为两系统在T～t-1这一段时间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当μ(t)>1说明系统在T～t-1这段时间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增长趋势;当μ(t)=1说明系统在T～t时段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平稳趋势;当μ(t)<1说明系统在T～t时段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处于衰减趋势。

3 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协调状态评价

3.1 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和易获取性及因地制宜等原则,构建了3个子系统21个单项指标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见表1)。

3.2 绥化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据①～⑦式计算得出绥化市2000～2009年各子系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并绘制成曲线(见图1)。图1中用f(ev)代表农业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f(ec)代表农村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f(so)代表农村社会系统综合发展指数。f(asd)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由图1可以看出,绥化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村社会系统在较低的水平,且上升幅度平缓,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在农村经济系统的作用下呈同步上升趋势。说明绥化市的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农业生态环境未得到较大改善,财政支出在环保投入方面较少,农村社会系统也没有得到较大提高,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城市化水平就能看出变化之小。

3.3 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分析

由⑧～⑩式计算得出了绥化市2000～2009年3个子系统间及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间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和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趋势。

由表2,表3可以看出,绥化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社会系统协调度等级较高,但协调发展度却普遍较低,只是从2006年开始有所好转,而且从2002年以来就呈现出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村经济系统的关系看,其协调度等级较高,但是从协调发展度看二者仍然是在低水平的协调,2007年以前以经济滞后为主,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地方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和农村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2007年开始就呈现出环境滞后的问题;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等级,二者能够在较低的水平上协调发展,但是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系统,说明目前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系统的自然承载力还足以支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随着绥化市经济的发展,尤其乡镇企业和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排污量增加,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显现,2009年出现了环境滞后的问题。因此,绥化市应在生态环境还没有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前,及时加大力度控制环境污染的速度,提高城市垃圾和工业及生活污水的处理率,同时,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由表4可以看出,绥化市总体协调发展指数自2006年以来除生态环境与农村社会系统出现下降趋势外,其它系统间一直呈现增长趋势,这说明绥化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各子系统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从农村社会系统的发展看却不容乐观,因为农业可持续的发展主要是区域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发展,如果这个趋势不能得到及时扭转,必将影响绥化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调等级在10级左右,但协调发展度处于0.5～0.8,呈现中等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总体协调发展也呈现上升趋势,然而2009年已经出现环境滞后的问题,说明加速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在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中,农村社会系统整体滞后。因此,绥化市今后应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和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作业水平,坚持以确保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基本目标,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使绥化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能够协调稳定地增长。

摘要：以2000～2009年黑龙江省和绥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利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法和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各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绥化市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调等级在10级左右,但协调发展度处于0.5～0.8,呈现中等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总体协调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2009年已经出现环境滞后问题,说明加速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在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中,农村社会系统整体滞后。

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绥化市,协调

参考文献

[1]王敬国.资源与环境概论[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300.

[2]周利军,张淑花.基于熵权法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以绥化市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24(11):982-984.

[3]田宏,于晓秋.基于熵值法的黑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8(5):108-111.

[4]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J].热带地理,1999(19):171-177.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8篇

(一) 农业信息化是市场化农业的客观要求

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市场化农业, 当市场化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会产生发展信息化的迫切要求。我国农业经济的主体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的“超小型”农户经济, 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 通过龙头企业和各种一体化组织, 把小农户与大市场联结在一起, 按市场机制配置生产要素、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著,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持, 才能确保农业产业化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 以网络为主体的信息技术是农业产业化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农业产业化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市场主体的共同利益为纽带, 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联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过程的全面市场化, 作为农业产业化组织与市场连接的纽带, 以网络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产前阶段, 国内外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信息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战略性资源, 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在产中和产后阶段, 由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各种社会化服务的市场行情、农业生产技术、病虫害防治、储存、运输、销售等信息服务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三)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在农业产业化中主导产业具有联动效应。比如主导产业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以其产品为加工对象的后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前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后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对主导产品需求的增加, 由此将增加主导产业产品的销售、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而前向关联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导致主导产业生产资料供给量的增加、价格的下降, 由此将降低主导产业的生产成本, 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在主导产业与其前向、后向关联部门构成的农产品供应链中, 只有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行, 才能保证供应链的核心———主导产业对供应链系统功能的整合, 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供应链系统中有效地流动, 从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降低农产品供应链的经营成本、提高整个产业链条的整体竞争力, 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二、山东农业产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现状

(一) 山东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1. 龙头企业迅速崛起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离不开龙头企业强有力的带动作用。350家左右龙头企业进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行列, 200家左右成为山东省重点龙头企业, 积极发展优势农产品基地, 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和先进实用技术, 加快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 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规模大、信息渠道广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主要特点, 它能较好地抵御市场风险, 发挥竞争优势, 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民培训为重点, 不断加大投入。龙头企业已成为农业综合开发中产业化基地建设和产品出口的中坚力量。

2. 品牌农业发展迅速

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中, 山东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充分认识到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组织制定了实施名牌产品培育发展计划;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不断增强名牌战略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水平, 在稳定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同时, 不断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 打造品牌农业。目前, 山东省已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农业品牌, 如烟台水果、寿光蔬菜、胶东海珍品等, 全省拥有经国家认定的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共1600多个, 居全国前列, 全省注册农产品商标1.8万件。

3. 经营模式不断创新

山东省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经营模式:一是以农产品加工、冷藏、运销企业为龙头, 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二是通过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 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三是从利用当地资源, 发展拳头产品入手, 逐步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同时, 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外贸等方面实行一定的扶持政策, 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

山东农业产业化在部分解决了农业效益低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的同时, 也产生了新问题, 突出体现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 相互激励、相互约束的利益调节机制尚未形成, 出现产业链条的脱节、断裂现象;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低, 农产品销路不畅, 龙头企业严重开工不足;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大量的资源浪费;农业产业化组织成本极高等。新老问题交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没有对农业产业化起到真正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二) 山东农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 山东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推动“金农工程”的实施, 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基础设施有了较快发展, 农民家庭电话、彩电、计算机普及率, 广播、电视、互联网农村人口覆盖率居全国前列;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初具规模, 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价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农村政策、农业气象等主要农业数据库;信息网络建设实现新的突破, 基本形成了以省级平台为龙头, 市、县网络为骨干, 贯通乡镇、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部分村、户的信息网络体系;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与完善, 初步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农村信息员队伍;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村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信息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山东省农业信息化建设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主要表现:一是信息基础设施薄弱, 网络条件差、规模小, 分割管理, 资源利用率不高;二是网络应用水平低, 缺乏相关应用软件;三是信息工作队伍不健全, 信息工作水平亟待提高;四是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和涉农企业需要, 服务手段缺乏, 服务的方式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探索;五是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 省、市、县各自为战, 一方面资金缺乏、发展受限, 另一方面低水平开发、重复开发、重复建设的问题始终存在, 没有解决农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问题, 未实现信息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系统应用。

三、山东农业信息化和产业化的协调发展

(一) 加强宏观领导和统筹规划, 培育农业科技市场

强化政府职能, 设立专门的农业信息化工作部门, 由专家、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农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科学的规划, 督促各级地方政府搞好农业信息化建设, 做好农业信息使用者和推广者的培训工作。在研究制定规划时, 要考虑有利于用最少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益;有利于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全社会都能积极参与;有利于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分工协作;有利于广大商家、业主和农民的开发利用。在培育农业信息市场方面, 在政策、体制上理顺关系, 加大扶植力度。农业科技信息部门应尽快改变当前较为单一的经营模式, 主动开展诸如承接单项委托服务, 为固定用户包括农村专业户提供常年专题服务, 作为信息中介商以及信息产品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综合服务等多种业务形式, 促进信息市场健康发展。

(二) 更加圆满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加大对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加快信息网络软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 建立基于多种传媒 (计算机网络、通讯、视听等载体) 网络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 尽快建成相对完整的省、地 (市) 、县、乡、村五级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各级政府要加强各等级的农业网站建设, 力求在数量与质量上上档次, 更重要的是讲求网站实用性, 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要充分利用现有广播电视网络、电话网络、计算机网络和卫星传输网络等信息传播媒体, 围绕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方面, 积极开展广泛的信息建设和服务, 把有效的政策、科技、市场等信息, 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农户手中, 真正为农业产业化服务。

(三) 加快扫除“最初一公里”的障碍

强化农业信息资源的建设, 构建山东省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建立并完善包括农业自然资源信息、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科技信息、农业实用技术及科研成果等数据信息在内的各种类型数据库, 并注意根据本省农业产业化的需要更新其内容。一是要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信息需求多样化的实际, 切实加强信息采集整理工作, 要引导用户或组织专业人员开发利用信息资源量。二是要切实加强信息分析、加工工作, 进行深层次挖掘开发, 保障农业信息网络能够提供大量经过筛选的、符合农民需求的有效的信息资源。农业信息库如同大海, 应当探索针对农民需求, 建立“傻瓜型”信息系统, 将经过处理的有用信息送到农民手中。三是要盘活现有信息资源。要发挥各级各类部门拥有的信息优势, 促进信息资源的集成和整合, 为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农业产业化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四) 最大程度地发挥龙头企业在农业信息化中的推动力量

目前山东省很多区域正处于农业产业化的起步或成长阶段,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主要的推动力量和组织力量。在龙头企业加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中, 大型龙头企业具有雄厚的实力, 较易于实现信息资源与生产资源的密切结合,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 它肩负着引领分散的小农户和提高企业自身信息化水平的双重任务。应该尽快把诸如数据挖掘这样的当今世界流行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 改善和提高龙头企业的信息化和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程度的全面提高。

(五) 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的快速发展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9篇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

㈠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概念

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 将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业技术、农业生产等诸系统看作为一个整体, 是一个以资源环境和技术发展为约束条件, 以人为本的主体,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复合系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由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农业生产、农业科技等因素耦合而成, 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复杂系统, 亦称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 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区域内农业生产经济、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和农业技术四个方面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及协调性。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 采用适宜农业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保护生态环境, 从而不影响后代发展的需要及长远的发展目标[1], [2]。

㈡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结构

结构是系统构成要素的组织形式和秩序。通过构成要素分析可以了解系统内的结构构成方面的问题。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结构, 如图1所示。

一是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支持, 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一定时期内, 水土资源是有限的, 但必须保证资源利用强度与效率的持续增加, 不合理利用资源会造成水土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 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二是农业生产经济子系统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基本目标和核心, 只有赢利的农业系统才最终是可持续的。要求它当发展能够保障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 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它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提供动力支持。三是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表现目标, 社会子系统的质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 合理的政治体制、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化沉积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因素体现出选择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今后社会的发展观是明智正确的。四是农业技术子系统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起支撑作用, 是指农业各个部门, 即农、林、牧、副、渔之间及其内部各项农业技术的有机组合、配套, 以及农业技术各个环节, 即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推广、技术应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农业技术有机组合。

㈢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功能分析

系统功能刻画系统行为, 它是系统结构的动态外部表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功能可分为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外部功能指系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呈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通过各子系统的功能实现的, 尽管各子系统功能与特征不同、重要程度不一, 但每个子系统功能减弱或运行不畅都会影响整体功能的发挥;内部功能是指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协调性能, 每个子系统内部结构决定了系统的特性与功能, 内部结构的合理化是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由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它的功能又分为总体功能和分部功能, 分别指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功能和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的功能[2], [3]。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农业的经济功能, 同时也强调其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提高农业生态系统质量是全球环境保护、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生态系统是生产食品、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实体。农业功能多元化与可持续农业二者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多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可持续农业的技术体系和政策体系支撑, 而可持续农业的实施最终以实现农业的生产、经济、环境、社会等功能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利用农业多功能理论,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问题, 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㈣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作用机制

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构成要素分析的基础上, 对系统内部和系统与外界之间的作用关系作进一步刻画。一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农业可持续发展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就能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现象, 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 表现出一种新的有序状态。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资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生产经济是基本目标和核心, 经济发展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 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诸要素的结构优化、整体的协调是实现系统功能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因和基础。总之,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是农业生产经济、农业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和农业技术四要素组成的相互有机联系、相互依存、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二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子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相互合理地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特定阶段内, 使子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处于相互和谐的状态, 保持这些组成要素按照有序状态运转, 并施加努力使子系统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有序状态, 以促成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整个系统的有序协调。三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与外界不断发生物质、能量与信息相互作用的开放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 就必须保持从外区域输入农用物资、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也就是说, 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使系统维持一种“耗散结构”的状态, 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走向有序和自组织的基础与前提, 同时在这个系统的各个演化时期其对环境所呈现出的外部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实现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是外界必须流入负嫡流, 使系统远离平衡态, 保持一种非平衡状态, 进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㈤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特性分析

一是系统的复杂性。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涉及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环境、技术、生产诸方面。因此, 系统的组分比较复杂, 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较大, 故比一般系统更难实现调控。二是系统的开放性。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不仅没有封闭的系统边界, 而且通常以大量的农副产品形式向系统外输出能量和物质, 而且以农业物资、信息、技术等多种形式向系统内部补充物质和能量, 在系统内外形成了较强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因此, 外部环境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有时是突发性的, 故调控措施和技术应有备无患。三是系统调控效果的滞后性。对于机械系统或无生命系统的调控, 大都能立竿见影, 调控效果反映比较及时和明显, 而对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而言, 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社会经济与农民工作的特性, 调控措施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后方能体现。因此, 系统调控具有滞后性。四是不可逆性和非线性。对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来说, 只要区域与其农业资源环境之间, 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以复杂的非线性机制保持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 就有可能通过现有状态不同程度的偏离, 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相对有序的结构, 即“耗散结构”。而耗散结构理论及现代科技成果表明, 不可逆性都是有序的源泉, 组织的源泉, 不可逆性是使系统由混沌中产生有序的机制, 而且随着系统复杂程度的提高, 不可逆性的趋势和作用越强。五是反馈性和可控性。反馈是动态平衡系统的一种固有性质, 并可作为调控点, 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下, 农业人口、农业资源环境容量受到阈值限制。当系统偏离稳定发展状态时, 正反馈促使其返回原来的状态, 而一旦超过这一阈值, 负反馈将加速它的系统崩溃。由于人类活动的参加,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组织合作的过程, 人们可以进行干预, 人类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进程具有双向调控作用, 可能起促进作用, 也可能延缓或破坏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六是稳定性和跃进性。在一定的时期内, 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实现是一个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顶极期的渐进过程, 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和有序程度, 可以通过区域内人口、农业生产资源、农业生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体现。但区域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协调是RASD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区域间和区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界面。随着农业科技进步, 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将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七是系统结构和类型的多样性。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通常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 具有很强的时序效应和地域特点, 同时还与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系统构成要素在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 即各要素在空间呈曲面形状。这要求在制定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必须注意空间公平性, 时空统一才是较完整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八是不确定性。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及其组成要素同时具有随机性、模糊性。另一方面, 系统结构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灰色性, 其结构信息、层次信息、关联信息不可能完全确知。九是涨落性。耗散结构理论认为, 一个系统只要含有大量子系统或要素, 其中就必定存在一些涨落。从这个角度上说,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在系统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下, 内部要素的某些偏离系统稳定状态的涨落可能得以放大, 在系统中产生更大范围的更强烈的过程, 并自发组织起来, 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 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演变。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冲突与协调

㈠系统冲突与协调的内容

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以农业生产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为核心, 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结构。该系统内的相互作用模式如图2所示。

生产经济系统以其物质再生产功能为资源、环境系统提供物质、资金和技术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成果是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物质能量转换。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 人们从资源环境系统不断地索取而取得相应的经济成果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水平,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观念意识改变了, 人们才有可能和有能力把经济系统中更多的物质、资金、技术投入到资源环境系统中去, 才能促进资源环境系统的永续利用和良性循环[7]。农业生产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和冲突表现为农业生产经济增长增加了对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的污染, 加重了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的压力, 使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环境承载力降低;另一方面, 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增加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从而使环境承载力上升。在分析农业生产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相互作用模式的基础上, 总结了农业生产经济与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的冲突与4个方面的协调。

冲突1:农业生产经济系统过度增长加重了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的污染。农业生产经济系统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生态环境系统的自净能力和调节能力, 从而降低了环境承载力, 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经济的增长。

冲突2:农业生产经济系统过度增长, 生产用水 (主要为农业用水) 挤占生态用水, 使生态环境恶化, 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冲突3:农业生产经济系统过度增长, 生产、生活用地挤占生态用地, 降低了生态环境承载力, 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冲突4:为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增加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投资, 减少了农业生产性投资, 从而减缓了农业生产经济增长速度。

冲突5:农业生产经济系统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加重了水资源的压力, 匮乏的水资源又限制了农业生产经济增长。

冲突6:农业经济系统过度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加重了土地资源的压力, 匮乏的土地资源又限制了农业生产经济增长。

协调1:增加生态环境系统的经济投入和物质技术投入, 有利于农业经济系统外部条件改善和环境优化, 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提高环境承载力, 有利于经济要素的质量提高和运行成本降低, 有利于农业经济效益的增加, 有利于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协调。

协调2:为保护生态环境制定的污染控制标准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协调3:为保护水资源要求农业生产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 从而促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 提高生产率, 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协调4: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 有利于农业生产经济集约化发展,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㈡农业生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

协调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系, 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各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协调发展是指系统或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良性循环的基础上, 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深化过程, 它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发展聚合, 是多系统或要素在协调这一有益的约束和规定下的综合发展。协调作为一种状态, 表明系统各要素之间具有“融洽”的关系, 从而表现出“最佳”的整体效应或功能。协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协调是指系统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一种关系和状态。它的功能的强弱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合状况有很大关系, 只有相互协调、相互适应, 系统才能顺利的进化和发展。二是协调是指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状况, 而不是各自的发展状况, 子系统的最优并不意味着系统整体的最优组合, 也不说明系统协调。系统协调原理包含以下要点:一是协调的目的在于使系统的整体功能达到最佳并产生实际效果;二是协调对象是系统内相关因素的关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相关因素的关系;三是相关因素之间需要建立相互一致关系、相互适应关系和相互平衡关系;四是协调的有效方式有:有关各方面的协商一致, 多因素的综合效果最优化, 多因素冲突的综合平衡等。系统协调准则。为达到农业生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求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都实现良性发展, 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持续提高。一是生态环境系统:环境治理保护促进环境承载能力上升的速度应不小于由于农业生产经济系统污染造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的速度。即:f1+>f1-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控制农业污染, 另一方面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见图3) 。

二是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农业生产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协调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小于因为与农业生产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冲突而限制农业生产经济增长的速度。即:f2+>f2- (见图4) 。

三、结论

分析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 正确处理二者协调与冲突关系, 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最终目标, 需要人们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本文以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 以生态学与经济学原理为指导, 分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特征、结构、组成要素及系统功能, 又对系统之间的冲突协调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探讨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协调准则, 更深更广的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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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和瑞, 王伟, 赵黎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及实现模式[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4, ⑴.

[4]崔和瑞, 赵黎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及其评价[J].生态农业科学, 2004, ⑵.

[5]陈声通.环境系统分析教程[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6]聂华林, 王水莲.区域系统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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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勇, 王金南.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综合指标与实证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 2006, ⑵.

[9]贾良清, 张之源, 欧阳志云.安徽农业生态环境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 2004, ⑵.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10篇

一、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现代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河南省农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到90年代末整体步入小康水平。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大量进城,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条件。尤其是2011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出台后,河南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三化”协调新思路,跳出农业“干农业”取得新成绩。河南省引导城市工业反哺农业、提高农业的市场化、专业程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有利条件。河南省农业发展表现在如下6个方面。

1. 农业经济结构得到了调整,现代农业进程明显加快。

农业的发展已由主要受资源约束转变为受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对农产品的需求由解决温饱向小康型转变,食品向精加工、多样化、优质化、方便化、营养化方向发展;由开发资源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

2. 农业生产产业化、标准化,带动现代农业模式创新。

近年来,农村非农产业崛起,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别、覆盖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群体。2008年,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4 000余家。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链,有效地推动了河南省现代农业模式创新进程,涌现出了像黄淮区内的“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农民经纪人+农户”等多种现代农业模式。随着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的不断深入,逐步出现了“骨干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基地+农户”、“企业+由企业控股规模化养殖+农户”等发展特色明显、经营模式先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此外,还有豫西南的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豫北经济区内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和加工产业群的农业经济,以及粮食生产良性循环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为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和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有利条件[1]。

3. 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仅2008年,河南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就分别高达895.5亿元和102.3亿元。河南省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农业生产能力、农民富裕程度和村民自治能力都有较大地改善与提高;一些地方在产业发展和村镇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先后出现了一批文明村、小康村。

4.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了农民富裕程度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2008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4 454.24元,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57.9%下降到38.3%,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1年的9.8 m2增加到2008年的31.69m2。2008年底,河南农村低保对象达257.08万人,农民参合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到91.8%,3 665.70万人次从中受益。农产品供给也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5. 农业区域化布局基本形成。

河南省各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托资源优势,调整农业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基本形成。河南省建成了以新乡为主的豫北强筋优质专用小麦,以信阳为主的弱筋优质专用小麦,以周口、商丘为主的优质棉花,以许昌郾陵为中心的花卉苗木,以三门峡为中心的优质水果,以信阳为主的茶叶,以豫西山区为主的食用菌、中草药等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经济区。初步形成了黄河滩区绿色奶业示范带、中原牛肉羊肉带、京广铁路沿线生猪产业带、豫东南水禽生产基地、豫北肉鸡生产基地和豫南优质黄(麻)羽肉鸡生产基地6大畜牧产业优势经济区[2]。

6. 农业劳动力向产业外转移。

随着河南省农业生产条件的逐步现代化,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益降低。河南省农业就业人员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为3 559万人。近年来,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全省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关联度逐渐减小。

二、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三化”协调发展的思路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巩固,农业发展拖了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后腿。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农业发展水平依然很低,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资金投入、科学技术服务水平、农民收入和基层组织服务能力都有较大欠账。

1. 农村人口多,人地矛盾突出。

2008年底,河南省乡村人口6 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4.0%;人均耕地面积为0.08 hm2;乡村就业人员4 859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83.3%,位居全国各省份农村人口数量的首位。且土地面积中难以利用的土地占很大比重,人均实际可利用土地资源很少。仅2007年当年就向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1 900万人,约占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48%。人地矛盾突出引发了其他各种矛盾。

2. 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007年,全省人均水资源496 m3,仅占全国人均的18%;单位面积耕地水资源占有量为6 375.5 m3/hm2,占全国人均的26%。水资源与人口、耕地严重失衡,利用率低,管理薄弱。许多荒山丘陵和荒草地没有被利用和绿化,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由于农业生产过分依赖化肥、农药、地膜、除草剂等农业化学用品,致使土壤酸化、板结,土壤质量下降,地下水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产出和食品安全。

3. 农业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现代农业基础仍不牢固。

目前,河南省还有373.33万hm2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52%;旱涝保收田和有灌溉面积分别占耕地面积的52.9%、66.7%。山区和偏僻地区,大量的塘堰、水库、沟渠等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旱、排涝设施老化,渠道淤塞,病险水库面大;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滞后,部分镇、村规范的公路很少,供水网络、医疗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建设刚起步,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部分农村没有通自来水和气,农民居住环境改善缓慢,生产生活仍相当困难,农村的资源优势很难转变为经济优势。

4. 农村经济结构尚不够合理,农业比较效益还不高。

据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来,河南省农业结构性矛盾愈发凸显,导致优质产品相对不足,一些大宗低质的农产品销售不畅、积压严重,而有的地方农民仍在继续大量生产;省内4大经济区域农业结构雷同,特色农业发展滞缓,地区比较优势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畜牧水产品和其他经济项目比重偏低。这些构成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滞缓的主要因素,造成了农业比较效益不高、某些农产品“卖难”,牵扯了政府工作的精力,甚至增加了财政的不必要负担。

5. 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农业科技服务能力有限,科技手段拉动力不强。

2008年,河南全省109个县,只有65个县财政收入超亿元,许多县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基本开支,导致重大科研成果开发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优质高效品种不足;现有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偏低,适用技术应用不到位;农业先进技术的普及传播还有死角,农民接受和掌握的程度不够等。

6. 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贫困面大。

2008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 454.24元,全省尚有1/10的农村贫困人口,1/3的县仍为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区域农业环境及条件的差异性,使得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

7. 基层组织服务能力较弱,农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农业合作组织尚不稳定。

目前,在河南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接收外界信息能力弱,不善于利用农业科技。河南省调查总队对4 2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2008年,平均每百个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最大达77.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只占15.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4.1%。加之部分基层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不强,农业民间服务组织发育程度低。目前,全省仅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18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2%,且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说明农民致富能力还较弱,难以适应现代农业模式创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河南省农业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然而,透过“三化”协调发展的棱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南省农业尚处在现代农业的起始阶段,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仍然不协调。“三化”协调发展既给河南省农业施加了压力,也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同时,通过工业反哺和新型城镇化引领也提供了新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凤仙.推进河南现代农业发展实现的模式创新问题研究[J].农学学报,2011,(6).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相互协调分析 第11篇

摘 要 为探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主要受4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政策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科技环境和城镇生态环境。研究结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对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结构方程模型；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99.27；F32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06--02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农业现代化依赖城镇化，城镇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支持。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研究正处于不断丰富的阶段，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是对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关系的定性研究，而对于农田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匮乏，并且影响因素对协调发展的作用路径，影响因素与观测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研究。基于此，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此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在特定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的知识或经验设定模型结构，通过相关数据验证构建的变量之间的隶属关系是否合理[1]。文章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运用SEM模型分析了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1 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分析

1.1 指标选取

对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玉从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角度，认为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脱节、农业与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脱节、农民与城镇市民脱节是影响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2]。钱丽等认为，基础教育、农村金融支持、科研经费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刘涛等从自然因素、不同地区的人口迁移比重和行政划分等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4]。郭剑雄认为，结构转变、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影响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5]。

基于不同学者的研究，根据评价指标的筛选原则，结合当前实际和结构方程中对潜变量和观测变量的定义，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政策制度（PLOI）包括税收政策PLOI1、农村金融支持PLOI2、医疗制度PLOI3、社会保障制度PLOI4、户籍制度PLOI5。城镇生态环境（ECOL）包括人均绿地面积ECOL1、废弃物处理ECOL2、环境质量ECOL3、农村绿化ECOL4。基础设施环境（INFR）包括号质量、网络覆盖情况INFR1、物流、通信服务设施完备性INFR2、道路交通条件INFR3、农村绿化ECOL4。科技环境（SCIE）包括科研经费投入SCIE1、科技人员数量SCIE2、受教育程度SCIE3。

1.2 数据分析

利用SPSS19.0首先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结果的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量表总体KMO值为0.836，在0.8～0.9，表明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累计方差解释度68.529%，通过了巴特莱特球体检验（P?0.000），统计量显著，对测量指标进行检验，问卷整体信度系数α为0.816，4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α值都在0.6以上，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1 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经过分析，得到如下结果：通过分析，没有负误差项变异的存在，标准化系数在基本都在0.5～0.95范围内，只有城镇生态环境→ECOL4是0.48，但也非常接近0.5，不影响整体，标准误差也在接受范围内。其中，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81，RMSEA值为0.052小于0.08，GFI值为0.930大于0.9，AGFI值为0.903大于0.9，表明模型拟合很好，从而说明本研究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

2.2 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方程模型分析

由3.1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结合问卷设计和因子分析结果，将这一更高阶的潜在因素命名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将问卷调查数据代入模型中，模型运行结果：CFI值为0.887，TLI值为0.890，IFI值为0.892，不在大于0.9的标准范围内，因此模型应予以修正，由输出的结果，根据MI值对模型进行修正，具体结果如下图1。

经过对模型的修正，都在标准值范围内，因此，模型是适配的。政策、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科技环境、城镇生态环境四個关键影响因素在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负荷量值分别是：0.882、0.77、0.729、0.491，且都达到0.05显著水平，说明这4个关键影响因素在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的负荷量均非常理想。

通过对模型的修正，最后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因此得出文章所构建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结构模型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和显著性，该模型是较为理想的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受政策、制度环境、科技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城镇生态环境4个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分别是：0.31、0.25、0.27、0.17，影响程度重要性排列顺序为：政策、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科技环境>城镇生态环境。

3 结论

文章在对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关键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基础上，编制问卷对成都双流县，当地农民、镇政府、当地农业部门等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拟合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在接受范围内，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证明了影响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政策、制度环境、科技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城镇生态环境4个方面。该模型研究的结论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对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黄鲁成，黄斌.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管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6）：118-122.

[2]刘玉.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14（6）：37-40

[3]钱丽，陈忠卫，肖仁桥.中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1）：10-17.

[4]刘涛，曹广忠，郜晓雯.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评价及规律性探讨[J].人文地理，2010（6）：11-19.

[5]郭剑雄.城市化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J].经济问题，2003（11）：48-50.

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12篇

随着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水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农业水资源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重中之重。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也会直接影响到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甚至以制约农业发展来发展经济。结合陕西省当前农业水资源现状和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文研究建立适合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及判别标准,评价两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对陕西省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设计

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性系统[4]。本文主要从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两个方面来构建指标体系,包括农业水资源压力、农业水资源状态、农业水资源响应、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六大因素。借鉴已有的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研究成果,运用频度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并结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确定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18个评价指标和经济发展系统的19个评价指标,如表1。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以陕西省为研究单位,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陕西省统计年鉴、2003-2012年陕西省水资源公报、2003-2012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由于所选取的指标的单位不一致,不便于分析,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带来的影响,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对于正向指标,Ztj= (Xtj- minXtj)/(maxXj-minXj);负项指标,Ztj= (maxXtj-Xj)/(maxXj-minXj),其中:Ztj为指标无量纲化的值,越大越好,Xtj为指标的现状值,minXj和maxXj分别为j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5]。

1.3 评价方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可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主观赋权法由专家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经验及爱好,比较各指标的重要性再赋权的方法,如AHP法、Delphi法等;客观赋权法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旨在从实际获取的数据出发,利用各指标值所反映的客观信息确定权重,如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标规划法、均方差决策法等[6]。 结合各方法的优缺点,本文综合运用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和客观赋权法均方差决策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克服单一赋权法的缺点,力图获得更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

1)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指标主观权重[7]:(1)分析系统评价总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2)构造比较判断矩阵,标度出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3)一致性检验。经计算随机一致性比例CR均小于0.1,故一致性通过。按照上述步骤,依次类推就可以计算出指标层的各个元素对重要性系数即权重及其一致性检验比率。

2)基于客观赋权法的均方差决策法是通过计算随机变量的均方差来反映随机变量的离散程度,基本步骤如下[8]:

(1)求随机变量的均值E(j):

(2) 求j的均方差σ(j):

(3) 求指标j的权重系数W (j):

3)综合权重的确定Wj:

式中,Wj是第j个指标的综合权重;Wja是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的第j个指标主观指标权重;Wjb是应用均方差决策法计算得到的第j个指标客观指标权重;a、b分别是相对应权重的权数,且0≤a,b≤1,a+b≤1,本文中选取a=b=0.5。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2。

2 协调发展模型及判别标准建立

2.1 协调发展模型

1)计算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T:

其中f(t)、g(t)是通过加权求和法计算得来的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发展水平,α、β分别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权重,且α+β≤1。因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样,故本文中α=β=0.5。

2)计算协调度C:

式中C为协调度(0≤C≤1),反映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的数量程度,其数值越大,协调性越好。k为调节系数,本文取为2。

3)计算协调发展度D。协调度C本身存在着不足,其相当的两个区域,不能直接表明两者的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功能都处在相似的水平上,一个可能是处于低水平的协调,另一个却可能是高水平的协调。协调发展度D是针对协调度公式本身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改进,引用杨士弘[9]提出的协调发展度公式构建协调发展模型如下:

2.2 协调发展分类体系及判别标准

协调发展水平是反映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它揭示出系统当时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在李艳[10]和张晓东[11]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农业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特性,提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判别标准,如表3所示。

3 评价结果分析

3.1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演变态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在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18个指标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率f14、生态环境用水比例f11、灌溉覆盖率f25、农业用水比例f12、农业耗水比例f13、产水系数f24、节水灌溉面积比例f21、水利工程投资比例f33这8个指标占该系统的比例为61.33%,为该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2003-2012年,陕西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12.98%~30.52%,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值6.3%,不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用水比例是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对水环境的改善具有显著的影响[12]。灌溉覆盖率、产水系数、节水灌溉面积比例是农业水资源系统在农业水资源压力的表现,节水灌溉面积比例与是否采取合理的灌溉方式密切相关,是农业水资源状态子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水利工程投资比例为农业水环境治理措施,是农业水资源响应子系统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过程中,根据农业水资源系统的8个主要影响因子,可以科学的制定灌溉方式、水污染控制措施,减少农业水资源压力子系统的影响,将有利于农业水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3]。

2003-2012年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及变化趋势如图1,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期间有较大的波动,2006年和2008年出现了明显的降低,显示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滞后性。农业水资源压力子系统综合值在2003-2005 年上升,2006-2008 年下降,2009-2011年不断上升,2012 年有下滑的趋势,但幅度不大;农业水资源状态子系统综合值在2003-2005年上升,2006-2008年下降,2009-2012年持续上升;农业水资源响应子系统综合值呈上升趋势。2003-2011年农业水资源系统与农业水资源压力及状态子系统的状态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2012年农业水资源系统与农业水资源压力子系统的发展趋势基本符合。这说明农业水资源压力及状态因素是影响农业水资源系统的主要因素,而农业水资源压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影响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的变动趋势。

在经济发展系统19个指标中,人均GDP g11、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g17、固定资产投资g14、工业总产值g13、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g3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g26、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例g31、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18、城市污水处理率g33,这9个指标在该系统所占比例达61.39%,为该系统的主要影响因子。陕西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须不断提高。说明,在经济发展系统的3个方面中,经济实力是基础,生态环境改善是保障,生活水平提高是目标。

2003-2012年陕西经济发展系统综合水平及变化趋势如图2,陕西省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呈上升趋势。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子系统水平上升趋势最明显。人口子系统水平在2003-2005年出现下降,2006年开始持续上升,这主要受到失业率的影响。2003年失业率为3.7%,2004 年为3.77%,2005 年上升到4.2%,2006年开始下降为4.0%,此后逐年降低,2012年失业率为3.22%,说明失业率对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影响,也是经济发展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在陕西省经济发展系统评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为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例、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污水处理率、失业率共10个指标,可为科学的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提供依据。

由经济发展与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演变态势的对比可以得出,2003-2005年,陕西省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农业水资源环境较少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不断上升。2006-2008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由此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农业水资源环境出现恶化,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不断下降。2009-2012年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由于对水环境污染控制力度的加大,因此农业水资源质量开始好转,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以上分析说明,陕西省经济发展对农业水资源的胁迫影响初期较为显著,后期这种胁迫相对较小,而农业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相对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胁迫作用较小。

3.2 协调发展态势分析

根据陕西省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和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计算得出陕西省2003-2012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按照本文所提供的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判别标准划分协调发展类型,得出结果如表4。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在时间序列上的协调演化态势,根据表4绘制出两者协调发展度的演化曲线,如图3。由图3可知,2003-2012年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度不断上升,由2003年的协调发展度0.459 5增长到2012年的协调发展度0.869 5。

结合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表4),将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大致分为4类:(1)2003-2005年,其为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两者发展濒临失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步增速期,该阶段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有所上升,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2)2006-2007年,其为勉强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两者的发展勉强协调,经济发展进入增速发展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带来水资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多等问题,使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该影响仍在农业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3)2008-2010年,其从勉强协调发展类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滞后型到初级协调发展类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滞后型再到中级协调发展类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滞后型,协调发展水平不断升高。两者的发展从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再到中级协调,说明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通过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加强对水环境污染的控制,使得农业水环境质量有所好转,但不合理的农业用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的上升。(4)2011-2012年,其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滞后型,在该阶段,两者的发展为良好协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用水情况有所好转,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经济的发展响应的滞后性仍存在,需要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水资源,从而使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共同步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

4 研究结论

1)根据识别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即8个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和10个经济发展指标,可以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科学制定策略提供依据。陕西省经济发展对农业水资源的胁迫影响初期较为显著,后期胁迫相对较小,而农业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相对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胁迫作用较小。

2)对协调发展态势的分析可以看出2003-2012年陕西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类型由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不断向好的状态转变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经济发展响应存在滞后性。要实现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循环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农业水源、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开展农业多水源调配、强化节约用水意识、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水资源等措施,从而使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共同步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

摘要：为实现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采用AHP法和均方差决策法揭示了2003-2012年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子。计算陕西省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陕西省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时期,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经济的发展响应存在滞后性,仍需要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水资源,使其与经济共同步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