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精选12篇）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1篇

1 存在的问题

1.1 行政管理

1.1.1 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骨干严重缺乏

全州共有13个疾控中心,其中州级1个、县(市)级12个,共有550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50人,大学专科212人,中专231人,所占比例分别为9.09%、 38.55%、42.00%,无学历人员10.36%;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160人,初级职称326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27%、29.09%、59.27%,无职称占8.36%。41岁以上人员占55.82%。

全州疾控中心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多为贵阳医学院、遵义医学院、黔南医专、贵阳卫校、黔南卫校等院校的毕业学生。限于编制,黔南州疾控中心15年来未分进一名本科生,12县(市)疾控中心虽有本科生分入,但为数不多。高素质的人才难以引进,即使引进也难以留住,造成专业人员相对缺乏,而专业技术骨干严重缺乏的局面。

1.1.2 基层卫生网底薄弱

全州235个乡(镇)有防保人员851名,防保专业技术人员学历、职称普遍偏低。2 022个行政村,有村卫生室1 775个,村卫生室覆盖率68.27%,有村卫生员2 009名,村卫生员大都是县级卫校培训的。防保人员加上村卫生员平均每人服务1 392人。大量的实际工作需要最基层的防保人员和村卫生员去完成,但这些地方既缺人才又缺资金,直接影响了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正常开展。

1.1.3 工作经费不足

近几年,黔南州疾控工作经费来自中央资金转移支付和疾病控制项目,各级财政除了解决人员工资外,大都没有工作经费投入,部分县(市)、乡(镇)防保人员工资得不到100%的保障,差额部分需要从事参与医疗工作才能获得,造成专职不专。部分村医无报酬,大部分有报酬的村医未达到100元/月的标准,直接影响村医参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疾控工作的正常开展。

1.1.4 县(市)疾控中心设备简陋、技术装备缺乏,工作手段落后,整体功能差,难以承担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任

各县(市)疾控中心实验设备大都是七、八十年代配备的,多年来没有实施设备更新,2000年得到日援地氟病项目的支持,实验设备有所加强,但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需要。目前虽然除长顺县疾控中心外,州疾控中心及11县(市)疾控中心均通过计量认证,但按照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省、地、县疾控中心检验能力标准》,县级应开展检测项目178项,各县(市)现能开展的检测项目与之相差甚远。

2006年在全州乡(镇)实行疫情网络直报,但部分乡(镇)卫生院因缺乏电脑操作人员和一定的电脑维护经费和上网经费,导致网络直报难以正常开展,目前有8个乡不能开展疫情网络直报。

1.1.5 国债资金建设的13个疾控大楼,有10个疾控中心已迁入办公。

由于种种原因,龙里、荔波二家疾控大楼不同程度存在后续资金不足,难以支付附属设施以及办公设备等相关费用,只能处于望楼兴叹的尴尬局面。

1.2 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2006年黔南州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11 354例,发病率299.9/10万,比2005年上升6.84%,发病位居前五位的疾病是:肺结核、痢疾、肝炎、伤寒、疟疾。死亡人数位居前五位的疾病是:狂犬病、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乙脑、肝炎。全年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传染病疫情56起,死亡5人。由于经济文化、自然条件和人口流动等原因,在相当部分地区存在疾病流行的隐患。

1.2.1 免疫规划

1.2.1.1 免疫规划工作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免疫规划工作的职责和经费支持,2006年贵州省政府又行文要求各地要将免疫规划工作按每人口0.15元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但截止2006年底,全州县级财政将免疫规划经费按总人口0.15元/人列入财政预算的仅有独山、罗甸、惠水、三都县,由于经费缺乏,影响了免疫规划的督导、培训、冷链运转、免疫疫苗针对疾病监测及冷链器材维护保养与更新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1.2.1.2 部门间履行的职责与义务不清

教育部门在免疫规划工作中未能较好履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预防接种规范》的职责与义务,特别是2006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黔府办发[2006]9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的通知》中关于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的职责,缺乏主动性,与卫生部门职责错位,丢弃了在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中的主导作用。

1.2.2 乙肝项目实施困难

我国是乙肝大国,预防控制乙肝的重要措施是对新生儿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国家规定乙肝疫苗首针及时率要达到75%,全程接种率要达到90%。黔南州在2006年开展的乙肝疫苗接种率调查中,乙肝首针及时率仅有19.41%,部分县(市)在10.00%以下,甚至在调查的24个乡(镇)中,有25%的乡(镇)为0,全州乙肝全程接种率仅有76.28%。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较低,主要原因一是乡(镇)负责接生的接生员不负责接种,接种人员与妇幼接生人员工作环节未能很好的衔接,工作职责未予明确。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百姓住院分娩率低。三是宣传工作不到位,群众不理解,不清楚接种的好处。

1.2.3 肺结核病防治

2002～2006年底,黔南州共发现传染性肺结核病11 152例,其中新发现传染性肺结核病4 424例,肺结核病已成为黔南州广大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最重要疾病。结核病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一是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加上大多数人员防病意识差,又不注重卫生,成为结核病菌易感人群。二是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中,一些医疗单位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违反政府有关结核病人必须归口到结核病防治机构管理和治疗的规定,使病人错失了接受规范化督导治疗的机会。三是各县(市)结核病防治领导小组不健全,没有形成定期召开结核防治领导小组会议制度,研究、部署结核病防治工作。四是结核病宣传工作未普及,人群知晓率不高和自我防范意识差。电视、广播新闻部门宣传结核病防治应是公益性的,但黔南州各县(市)包括州级,一般都是收费,这样就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结核病防治知识的普及。五是结核病配套经费不到位或不能足额到位。

1.2.4 艾滋病(HIV)防治

黔南州自1997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发病率逐年上升。截止2007年一季度,12县(市)共发现HIV感染者和病人415人,且还有更多的感染者和病人没有被发现,黔南州艾滋病防治形势严峻。静脉吸毒是黔南州目前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卖淫嫖娼行为是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过渡的桥梁,预防的重点是普及全民防治知识和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对吸毒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但此项工作涉及各个部门共同参与防治,目前还存在部门的配合、宣传、干预活动的开展不力等。

1.2.5 疟疾防治

疟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影响黔南州经济发展和危害人民群众身体的重要疾病,经过30余年的防治,目前发病率已降至1/万以下。但近年黔南州三都、罗甸、荔波等原高发地区部分村寨出现流行。主要原因是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和重视不够。全州12县(市)专门从事疟防工作的专业人员不足10人,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北部7个县(市)已无专职疟防人员。全州12县(市)疾控中心有专职镜检人员的县,仅有三都、荔波、独山、平塘、罗甸5个,只有30%的乡(镇)卫生院有镜检站,并且镜检设备陈旧和缺乏(近20年来未更新或补充)。各级镜检技术水平低,疟原虫漏检率较高,相当部分的疟疾病人不能被及时发现。

1.2.6 鼠疫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鼠疫为甲类传染病。2002年贵州省兴义地区鼠疫爆发流行,经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系天生桥电站大坝蓄水后生态环境发生改变,致使低处的鼠类向高处迁徙,形成局部地区鼠密度增高和鼠疫疫蚤的扩散。加之库区蓄水前未进行卫生学调查与评价,没有采取必要的疾病控制措施。这是贵州省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一次沉痛教训。

目前黔南境内的龙滩电站和瓮安构皮滩电站已开工建设,预防控制鼠疫的发生和流行。

1.2.7 狂犬病

2006年黔南州狂犬病报告病例数69例,居贵州省第三位。导致狂犬病呈逐年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一是养犬、养猫户逐渐增加,二是部分人群被动物咬伤后无钱接种狂犬疫苗。因此,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是加强狂犬防病知识宣传,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减免弱势群体疫苗接种费,提高狂犬疫苗接种成功率。通过政府行为,出台管理饲养犬的相关政策,加强犬只“管、免、灭”。

1.2.8 甲型肝炎

2004～2006年,黔南州共报告甲型肝炎病例1 146例,死亡1例。 2004年瓮安县珠藏镇,2006年惠水县断杉镇、独山县尧棒乡、贵定县定南乡分别发生了甲肝暴发流行,共发病例123例,其中学生97例,占78.9%。暴发流行主要发生在偏远、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中小学校,其原因主要是:一是预防接种率低,没有有效的免疫屏障,接种率低是由于甲肝疫苗属Ⅱ类苗(有偿苗),老百姓没有能力支付。二是学校周边饮食摊点卫生状况差。三是有部分学校无法给学生提供合格的饮用水。

1.2.9 地方病防治

目前严重危害黔南州人民健康的地方病主要有碘缺乏病和地氟病。经过30年的防治,2000年黔南州达到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但距实现消除碘缺乏病还有相当的距离。继续实施以食盐加碘配合健康教育的综合防治措施,是预防控制碘缺乏病的根本措施。地氟病在黔南州长顺、龙里、惠水、贵定等县(市)广泛流行,经过近20年防治,其流行程度已呈下降趋势,但病情仍然较严重,目前已成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疾病之一。因此,实施改炉改灶配合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综合防治地氟病,已成为当今的一件大事。

1.2.10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是一类与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慢性病具有病程长、病因复杂、迁延性、无自愈和极少治愈、健康损害和社会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的疾病谱、死因谱正在发生变化,慢性病引起的死亡比例不断增加,已成为我国居民最重要的死因。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分别占我国居民死因的前三位。

慢性病的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防治工作涉及的内容比较广。因此,开展慢性病的监测,掌握慢性病的发病动态和流行趋势,为制订防治对策和措施以及今后的慢性病防治效果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监测还能够及时识别处于高危险之中的人群、识别新出现的慢性病,发现慢性病病人,为今后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指导其预防并发症和规范化治疗提供资源。

2 工作对策

2.1 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包括完整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管理体系。要建立高效、权威、通畅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改善疾病预防控制设施与手段,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建设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制,重点解决由县到乡的垂直管理,强化乡(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和建立村医必须承担防保工作的机制与管理办法。

2.2 建立长效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激励机制,尽快充实和培养一批有知识、有技能、有素质的高级公共卫生人才,充实到各级各类疾控机构,逐步扭转专业技术骨干严重缺乏的现象,是完善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十分重要的内容。

黔南州农村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现状不容乐观,基层医疗卫生三级保健网建设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边远贫困农村,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基层卫生网底建设亟待加强,人员急需充实,建议将乡(镇)防保组织纳入疾控体系,实行垂直化管理,同时对村卫生员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和经费补助,确保基层卫生网底的健康发展。加强对基层疾控人员和村卫生人员的培训,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业务人员,应成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当前的一件大事。

2.3 把疾病预防控制与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明确纳入政府职能,纳入社会发展规划,把政府卫生工作的职能和重点转到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服务上。调整经济政策,向疾病预防控制倾斜,保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经费的增长与财政经常性增长同步,按照卫生部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的财政需要投入的经费省级疾控平均每名职工每年9.8万元、地(市)级7.0万元、县级5.9万元的要求投入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和培训费,县级财政要将总人口0.15元/人的免疫规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公共卫生事业费发放中,扭转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要切实保证财政投入,以解决人员工资、村卫生人员补助和工作经费不足问题以及解决弱势群体预防接种补助费,保证上级专项经费及时到位,确保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2.4 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相应职责与义务,加强健康教育与宣传,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2篇

摘要：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成为贵州整个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引起了国内外旅游界的高度重视。在发展中，有的地方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如何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关系，并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就能促进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中国分类号：F592.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0)01-0096-07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土地面积17，65万平方公里。全省近38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8％，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中蕴藏着久远的历史传统与多样性的原生文化，堪称文化千岛。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成为贵州整个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引起了国内外旅游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纵观近今几年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发展迅速之余，有的地方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这些问题的表现何在?如何处理?才能使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就

在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方面，贵州在全国比较是走在前列的省份之一。1982年，黄果树瀑布景区附近的布依石头寨率先开展乡村旅游。随后，黔东南上郎德、青曼、西江苗寨等7个少数民族村寨相继开展了民族村寨旅游。1991年贵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旅游扶贫的理念，其内涵就是推动乡村旅游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以促进扶贫开发；1992年贵州省又确定了以旅游促进对外开放和脱贫致富的旅游业发展方向，把以旅游促进对外和脱贫致富作为全省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纳入了贵州省旅游业八五、九五计划和到2010发展目标之中。在《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又提出：把乡村旅游作为全省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按照实施旅游精品战略的要求，把人与自然高度民主和谐、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与体验的乡村旅游发展成为旅游新亮点。近几年来，贵州省旅游局选择了一批旅游资源品位与价值高、对旅游者有相当吸引力，具有较好可进入性的村寨作为乡村旅游示范村寨，在发展思路、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其中主要也是民族村寨，首批推出了雷山凯里巴拉河苗族村寨群、贵定音寨布依族村寨群、黎平肇兴侗族村寨群、赤水丙安古镇等12个民族村寨群和古镇，实施通过乡村旅游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项目。贵州全省乡村旅游的发展始终突出多民族文化特色，努力打造民族村寨旅游精品，全省第一批开展乡村旅游的8个村寨都是少数民族村寨，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特别是多彩贵州大型系列文艺活动推动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有力促进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加快发展。2008年全省评审出362家规范化的乡村旅舍。黎平县肇兴侗寨等民族村寨己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乡村旅游精品，并通过在学校开设少数民族歌班、戏班，将少数民族歌舞列入当地中小学教学课程等途径，夯实以民族文化为灵魂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贵州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联系点和观察点。2004年至2006年，贵州省连续举办了三届乡村旅游国际论坛，贵州发展乡村旅游以特取胜，以质取胜、保护第一、原真性、促进人类公平发展等理念，得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及国内外专家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贵州省还先后与法国、爱尔兰、新西兰、奥地利、美国、日本、意大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乡村旅游规划、示范项目、市场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联合建立了4个村寨生态博物馆；与新西兰政府合作，在巴拉河流域开展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建设，形成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乡村旅游标准体系；继续与世界银行合作，贷款6000万美元用于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发展项目以及乡村旅游接待设施建设。2008年贵州省乡村旅游接待旅客2930.79万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旅客的35.95％，乡村旅游总收入超过105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6.1％，其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占总数的80％以上。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也存在着以下制约因素：

(一)微观规划滞后，开发存在盲目性。

贵州的乡村旅游的宏观规划在全国比较，是搞得比较好的。2006年，贵州就编制完成了《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将消除贫困、保护遗产、促进发展的理念贯穿其中，成为全国第一部省级乡村旅游规划。近几年来，贵州省制定了《贵州省乡村旅舍等级评定与管理》、《贵州省乡村旅游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试行)》、《贵州省乡村旅游标准体系》等标准，为引导乡村旅游向产业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微观规划即乡村景点规划上就相对滞后了。有的村寨在缺乏规划和策划的前提下，盲目开发旅游项目，只重规模、不讲质量，产品层次较低，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力，没有发挥乡村旅游应有的效应。有的未进行统筹安排，由经营者进行盲目的投资与开发，造成资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甚至于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和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是一些乡村盲目追求旅游业的发展，破坏性的建设以及无规划的道路、餐馆、娱乐场所建设，占据了农村大量的农田，致使耕地面积逐年的减少。一些游客的随意采摘与践踏，也使得乡村旅游地的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产品特色不突出。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各民族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都相当明显，有利于各地发挥优势形成乡村旅游特色。但在开发过程中有的地方由于过度强调经济效益，忽视对于民族文化深度的挖掘，因而开发存在盲目性，民族文化特色弱化，民族文化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特色双重流失。有的地方盲目模仿城镇的建筑风格，甚至在村民的装束打扮和娱乐方式方面也盲目追求城镇风格，缺少民族文化内涵较深的特色旅游项目，有些农家乐主要就是打麻将，更有一些地方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为了吸引游客，不惜伪造民俗民风，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乡村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特色性逐步消失，最终失去民族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此外，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民族文化的肤浅理解也进入旅游项目设计中，观赏变成走马观花，参与变成了观看表演，体验变成了同质化的重复经历。大量外来游客对民族旅游地的文化冲击，使一些民族村寨旅游出现城市化、趋同化的倾向，影响了民族旅游产品的魅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p#分页标题#e#

(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游客的回头率低

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重要，从交通条件来说，城市近郊或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乡村旅游的开发优势较为突出，但有一些民族村寨交通条件暂时还不具备的仍匆忙上马，结果由于无交通优势和客源基础，收益甚微。有的地方由于不具备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众多游客给农村带来大量的不可降解的废弃物质，还有的村寨道路、停车场、卫生间、电话等公共设施简陋，宾馆、饭店等食宿设施条件差，通讯信号差等问题导致乡村旅游地接待水平不高。近年来，自驾车游发展迅速，而一些乡村的道路设施不完善，旅游车辆通行不畅，这些都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游客的回头率低的因素。

(四)旅游供应链尚末形成，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旅游供应链是指为了更好地提供旅游服务，在旅游者、旅游景点、旅行社、交通运输部门、酒店等部门之间形成的一条以服务传递为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产品设计、生产、组合、销售以及支持旅游者来到旅游目的地并进行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供应链。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供应链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的协调配合还相当不够，导致乡村旅游分散经营、各自为战、规模零散、无序竞争等问题突出。而乡村旅游本身具有发展潜力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等产业特征，各个要素彼此依赖性强，哪一方面缺失或不完善，都会直接影响到乡村旅游的综合接待能力，甚至影响到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

(五)旅游环境容量超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基础条件较好的一些地方，由于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步成功促使经营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无视旅游环境容量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多的游客蜂拥而来，车辆、人流众多，碾压、践踏农田草地、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使环境不堪重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有的旅游村寨村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环保意识淡薄，对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意识不强，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再加上旅游者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旅游者生态环保意识欠缺或淡薄，对于乡村旅游点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上述现象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会制约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实现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努力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

乡村旅游的发展决定于其综合效益的高低，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主要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大效益构成。其中，经济效益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拉力，起主导作用；生态效益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效益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成果及再发展的持续动力。三大效益都是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理论的研究旨在以协调和权衡的方式化解各效益间的矛盾，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并在尽量不牺牲或少牺牲其中的单个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综合效益的持续化和最大化。民族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应立足提高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协调而形成的综合效益。综合效益的目标则包括三方面：社会效益目标民族团结、社区和谐，即发展旅游增

进对村寨社区的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生态效益目标生态良好、环境友好。即发展旅游促进生态链的恢复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效益目标旅游扶贫、农民增收，这个三个目标的协调与统一就是综合效益的最终目标。

(二)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贵州民族地区观光型、体验型、休闲型等乡村旅游的业态均已存在，并已创造出一批相当有创新价值的发展模式，如雷山县郎德景区以村民参与、按劳计酬的工分制分配方式，促进了与以苗寨文物和苗族歌舞表演为资源依托的旅游业快速发展；江口县政府+村委会+农户的云舍模式；黎平县公司+村民的地扪模式等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运行带动了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综合效益都相当可观。但是。有的民族旅游村寨由于没有科学系统的经营和周密策划，乡村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缺乏经营新观念，形不成链式服务，旅游活动单一，从而导致贵州一些民族地区的乡村游面临着开发后勉强维持的局面。因此，为了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创新体制，探索多种运行模式，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特别要深入研究选择最适合各地不同民族风格的创新发展模式，例如，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城乡互动型发展模式、社区参与型发展模式、外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等，以科学的管理模式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水平。

(三)深入挖掘民族地区旅游村寨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以多彩贵州风为标志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的成功实践，充分展示了蕴藏在乡村旅游点的民族歌舞资源，使各乡村旅游地的特色文化资源普遍得到开发利用，并在开发中得到保护，增强了村民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这充分说明，深入挖掘民族地区村寨景点的文化内涵，努力体现乡村旅游景点问的差异化、特色化和多样化意义之重大。从根本上分析，现代旅游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是旅游者为了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审美活动，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根本，文化促成了旅游，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结合乡村秀丽的自然旅游资源，深入开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是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要通过文化与旅游结合，组装配套、相互推进，体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特色和优势。

(四)认真做好民族地区旅游村寨规划

村寨是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载体。因此，要坚持因地制宜、特色突出、布局合理、发展

协调的原则，在充分考虑资金条件、市场条件、环境容量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从村寨独特的自然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民族资源出发，精心编制各具特色、切实可行的旅游村寨规划和策划方案。一经编制成功，就要严格执行，要通过系统规划，有机整合乡村旅游资源，认真科学地策划好旅游开发项目，使乡村旅游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和特殊的艺术格调，改变目前乡村旅游产品结构相似、档次不高的状况。#p#分页标题#e#

(五)通过塑造民族村寨形象实现品牌提升

品牌就是竞争力，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成功发展有赖于民族村寨的鲜明形象和主题。贵州民族地区村寨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塑造形象实现品牌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同的民族村寨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形态，发展的途径各有千秋，关键在于如何寻找突破口形成自己的品牌，贵定县音寨金海雪山品牌塑造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值得认真总结。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要重视打造乡村旅游的精品、名品、优品，形成一套完整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通过旅游活动策划、产品线路包装，集中打造品牌形象，进一步整合资源来提升竞争力。

(六)推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品质认证制度

目前，全球性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标志生态旅游认证即绿色环球21(Green Global 21)的推行对旅游业的生态旅游认证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少国家在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开始效仿，并实施了乡村旅游品质认证制度。目前为止，我国既没有制定有关乡村旅游的法律法规，也缺乏一套完善的乡村旅游认证体系，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乡村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虽然目前，国内很多地区出台了一些有关乡村旅游的行业标准，但都缺乏系统性。例如，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郊区民俗旅游户服务质量划分与评定标准》、《北京市乡村旅游民俗村标准》，贵州省制定了《贵州省旅游村寨评价分级标准》、(贵州民居旅舍、乡村旅馆等级标准》并已实施，等等。因此，借鉴国外乡村旅游品质认证的成功做法，建立适合贵州多民族省情的乡村旅游品质认证体系迫在眉睫。我国旅游业在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己逐渐走向成熟，旅游者对旅游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旅游活动由娱乐观光型转向休闲渡假型，旅游目的地也由城市转向乡村。作为旅游业的新兴发展产业一乡村旅游，也正走向市场，为扩大旅游业的发展开辟新天地。在 这种情况之下，急需通过乡村旅游品质认证这种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对乡村旅游贴签正名，从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乡村旅游的认证满足了乡村旅游业发展到现阶段的内在需求，能够保障生态乡村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考虑将程序规范与性能达标相结合，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具备市场营销的功能为基础，以法律效力为保证，兼顾动态调整，并适时实施修订。

(七)构建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资源保护机制

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当地农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中都具有各自的利益取向，但资源开发保护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各利益主体必须在资源保护基础之上实现民族旅游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因此，他们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①当地政府既是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同时扮演着管理者、生态保护倡导者、民族旅游区发展的支持者和旅游企业监督者等多重复杂的角色。在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中，涉及到不同级别的政府和不同利益团体与个人。利益驱动性会使政府在旅游规划决策时，特别是对一些民族敏感区和脆弱区行不违法但是不合理的旅游开发，造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短期经济行为，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序，导致乡村旅游的标签化。②当地农民既是利益主体，也是载体。随着乡村旅游业规模的扩大，乡村旅游对当地环境和民族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日剧增，旅游地居民的主客关系也开始发生转变，甚至发生抵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农民对维护文化的自然性和原生性以及保护环境的参与性表现得更为被动。因此，当地农民角色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之间既是共同利益合作的过程，也是各自利益冲突的过程。③旅游企业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为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环境系统注入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能量；另一方面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甚至是恢复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旅游企业尤其应遵循企业伦理道德，坚持环境影响最小化，处理好旅游收益和环保补偿的关系。同时，旅游企业与农民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利互惠、良性循环的，尽可能地降低冲突。旅游企业要让社区居民分享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以切实保障社区参与和利益分配，进而调动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农民的参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游企业的低成本运作，并增加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属性中的原生性文化氛围，增强旅游产品的魅力要素。④旅游者相对更为遵循旅游生态伦理，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对保护区或乡村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具有责任感。此外，旅游者还应当造福当地社区农民，保持对地文化的尊重和敏感，并真实地反映当地文化价值观。总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只有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方利益主体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与保护的积极性，才能促使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共同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3篇

关键词：贵州；大学英语；少数民族文化； 渗透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2007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一直强调语言教学中文化的输入，重视目的语文化的传授和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以期形成互动交流，服务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那么大学生要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同时，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而认同彼此的文化，促进发展。其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践创造并传承的文明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多元化的体现，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各种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应予以传承。融语言与文化为一体的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功能。”[2]

本文探讨了目前贵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贵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使学生掌握正确、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从而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目前贵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英语教材中少数民族文化选材很少

目前各类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中，为了确保输入语言的的纯正和地道，课文选材均出自于英美国家。虽然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本国主体民族优秀文化，但是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这种输入的欠缺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可以简单的交流中西方的主要传统文化，但是对贵州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和介绍受到制约，无法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交流，无法对本地区文化进行讲述和传播。而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文化，只有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扩大其影响力，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二）教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知识储备不足

当前贵州地区大学英语教师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较低。原因主要有：1.由于大多数教师都是英语专业出身，而国内大部分英语专业的课程中又没有相关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这就造成了大多数英语教师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储备不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极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学生只能从非常有限的书籍、报刊及互联网上获取相关知识。2.高校英语教师的出国进修等培训进一步固化了教师的西方文化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3.教师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三）大学生对传承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不够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份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18个民族。2009年末，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全省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还有253个民族乡。千百年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身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不清楚这些优秀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例如许多大学生对苗族灿烂的文化，如苗族历法，苗族飞歌，苗族服饰等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对本地少数民族文化缺乏自我认同。如若对自己民族文化不明就里，就无法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及在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中拥有话语权。

二、在贵州地区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贵州优秀少数民族文化

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既有全国普通教育的共性，又具有受地区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的共性。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教育、生活环境和语言，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具有其独特性及复杂性，而传承并传播民族本土文化是职责，这就给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培养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他们认同本民族的心理意识、价值判断、感情趋向和审美情趣等，产生一定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并将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传承下去且发扬光大。”[3]

首先要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加入贵州民族文化的成分，这对他们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益处。通过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具有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大学生。当他们形成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将我们文化的民族性与外来文化接轨，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一体化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让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二）大学英语课堂增加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本文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探索将富有特色的贵州民族文化融入课程资源中，从课程理念、目标、内容等方面，加强学生对贵州民族文化的了解。通过贵州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播，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1.在现行教材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教师有意识的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加有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贵州各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把其中一些最具有特色的内容和亮点，丰富到英语教学内容中去。将贵州民族文化进行分类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传统技艺、歌舞文化等等。比如民族建筑：侗族花桥，苗族吊脚楼，布依族的石板房；民族风味食品：苗族酸汤鱼、腌肉；民族乐器和民族歌舞：侗族大歌，苗族飞歌，侗戏，木鼓舞；民族装饰：蜡染、褶裙等等。

2.教学形式的特色化和多样化。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在英语课堂上的优秀少数民族文化导入至关重要。把贵州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渗透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课堂内容、课堂主题活动、课外第二课堂等等，不仅语言知识的传授，还包括语言技能的培养，例如让学生学会用英语讲述苗族“姊妹节”的由来，发展及现状。在英语课堂上构建一个语言知识，中西文化，民族文化的三维立体框架。这样既加深学生对贵州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也使学生深刻体会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更好的对比分析文化的差异，让学生对民族自我文化有认同，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提升传播贵州民族文化的能力。

（三）开展对大学英语教师传统文化知识的培训

贵州民族文化瑰丽多姿，本地区教师应主动承担讲述和传播它的重任。为增进教师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可以对教师进行系统化的民族传统文化培训，提升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民族文化的语言表达能力；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可以组建课题研究团队，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调查、收集和整理贵州民族文化教育资源，分方向、分层次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内容。

三、结语

将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融入贵州地区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学生对其的了解、理解、比较和传播，进而让学生把本土的民族文化融入跨文化交际中，最终实现平等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滕星，苏红.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7，01.

[3]曹能秀，王凌.少數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02.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4篇

一、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分析

(一) 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今时代, 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原始的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技术不但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推动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化利用;更进一步, 科学技术促进了现代工业的产生, 而现代化生产技术又催生了优质高效、低耗能的机械化、电气化等各种集约型经营模式, 从而实现人类追求经济原则的目的。二是科学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促使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有效地抵消了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总体而言, 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 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度发展趋势, 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 我们在庆幸科学技术为社会带来充裕物质财富的同时, 绝不能漠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之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普遍应用, 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 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在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去取消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 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 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的,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 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的能力越来越强, 因而对环境的破环也就越来越大。从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看, 既有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 又有垃圾污染, 化学污染、核废料污染。如今震惊世界的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环、酸雨增多、厄尔尼诺现象、拉尼拉现象等的出现, 就是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表征。由于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不够, 他们利用科技手段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摄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 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使诸多自然资源濒临灭绝。由此可见, 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危害是极其巨大的。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落后, 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科技水平低下、教育滞后, 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制约了该地区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民族文化旅游业, 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内源式经济发展之路。

(一) 内源式发展模式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 联合国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决议中首次将经济发展目光转向“内源式”发展。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1990年12月联合国宣布了《第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 即“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 标志着以内源式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从本质上讲, 内源式发展模式要求发展应当从内部产生, 以服务人为目的, 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确保自然、社会、人类三者的和谐共存。走经济内源式发展道路, 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由“救济”型向“生产”型、由“潜在”型向“开发”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切实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我发展。

(二) 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发展生态旅游业。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UCN) 特别顾问希贝洛斯拉斯额瑞 (CeballasLascurain) 于1983年首次提出的, 其要点主要有: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天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生态旅游概念提出来之后, 世界许多研究者和组织纷纷对之做出界定。总体而言, 我们可以将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大致界定为:生态旅游必须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满足人类回归大自然的愿望为前提, 它既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又能为当地创造足够经济效益的旅游活动。黔东南具有诸多原生态环境, 是都市人民反扑自然的理想之地, 具有巨大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地跨东经107°17′~109°35′、北纬25°319′~27°31′之间, 东靠湖南省怀化市, 南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西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北抵贵州省遵义市、铜仁地区, 东西宽220公里, 南北长24公里, 总面积30 337.1平方公里。黔东南以山地为主, 森林覆盖率53.68%以上, 在其崇山峻岭中流淌着大小2 900多条河流。全州除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 还有月亮山、弄相山、上塘、龙头岩、无噶冲、佛顶山等原始性较强且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的郁郁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总面积达165 550公顷, 树林中生长着各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被译为祖国南方的“绿色宝库”, “动物王国”和“地球统一维度唯一的绿洲”。这里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舞阳河、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黎平天生桥, 有苗族母亲河清水江、侗族母亲河都柳江, 有五万亩台地草场青山界等, 这些资源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黔东南州神奇的山水、奇石异洞、飞瀑流泉、生物资源等原始性自然生态系统所凝固的景观, 除了其感官上的赏心悦目外, 更以它丰富的美学、科学及文化内涵吸引着千千万万游客, 是“后工业时代”喧嚣都市人“洗肺”的好去处。因此, 只要我们科学整合现有旅游资源, 合理规划旅游景区建设, 开发具有高原特色的各种生态旅游项目, 走生态旅游产业化道路, 推动黔东南绿色经济的发展。

2. 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

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素有中国“苗疆”之美称的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底蕴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 这些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该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条件。黔东南境内居住着苗、侗、布衣、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等十余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总人口340多万, 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19%, 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5.8%, 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区和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 黔东南州长期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原始民族人文生态系统保存比较完整, 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 尤以苗族和侗族丰富多彩和原生民族文化令人自豪和骄傲。这里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寨雷山西江, 全国最大的侗寨黎平肇兴, 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人节台江姊妹节, 有世界上独木龙舟的发祥地台江施洞, 有粗犷奔放的苗族祭祀舞蹈反排木鼓舞, 有“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 有“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 有由杉木演变而来的、凝固了时间和空间的侗族古老的建筑侗族钟鼓楼;有记载着历史散文精美、而又被诗圣杜甫盛赞为“五溪衣裳共云山”的苗族服饰, 有代表苗族族徽和图腾的苗族银饰, 有流淌着千百年的“以歌养心、以舞养身、以酒养神”的苗侗民众民间生活。在历史文化方面, 黔东南州境内有世界寒武纪生命大瀑布三大遗址之一的台江八郎古生物化石群;有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建筑年代和族属的岑巩“木中召”古遗址;有史称“先有思州后有贵州”的古思州治地岑巩;有被人戏称为“太极图上的水城”、拥有227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城;有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生活过、诗仙李白提到过的“味道龙标过五溪”的古“龙标尉”治地、被誉为“古人最理想的家园”的锦屏隆里古城堡及其汉文化生态博物馆;有被誉为“天书”、至今无人破译的雷公坪石碑;还有红军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等等。这些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 对国内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完全能够满足“后工业时代”人们在文化上追求多样性与变异性的消费心理需求, 这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民族文化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 为了有效避免工业化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 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因势利导, 依托自身特殊资源优势, 科学、合理地开发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业, 在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 有效保护人类生态环境, 实现人与环境的共荣共生与和谐共处, 实现内源式经济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2]罗宏炜.浅谈民族文化与民族旅游业的关系[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2) .

[3]吕华.论中国生态旅游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系[J].焦作大学学报, 2007, (1) .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论文 第5篇

《浅谈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

摘要：贵州作为民族地区的代表省份，其民族特色体现在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传统建筑中蕴含的民族文化是其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本文主要从贵州的概况出发，对其自然地理、民族格局和传统建筑情况进行介绍，并尝试归纳出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即建筑样式文化、因地制宜的和谐思想以及祖宗崇拜的核心思想。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建筑 建筑样式文化 因地制宜 祖宗崇拜

贵州地处边远山区，自古以来多元化的民族格局为这片绿色的大地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就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是生活在贵州的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建筑风格的多样化、建筑布局的.科学化、建筑效果的实用化都是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建筑所体现的少数民族建筑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朴素的思想观念更是清晰可见。

一、贵州省概况

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大省，所在之地以山地、高原、盆地等地形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省内具备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这就为当地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此外，冬暖夏凉的气候更是让贵州成为全国知名的避暑胜地，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天然的资源优势。除了这些自然资源外，不得不提的是贵州境内居住着的49个少数民族和16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民族资源。少数民族在贵州地区的广泛分布为这片自然风光秀美多姿的土地增添了更多的民族特色的历史人文文化气息。

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喀斯特地貌等复杂的地质条件为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传统建筑的建设上;此外，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落实，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都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及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

传统建筑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发展轨迹的实物见证。它的存在使人类可以避免风雨等自然因素的侵扰，得以更好地在自然环境中安全生存。在不断发展的实体建筑当中，不仅包含着智慧的建筑理念、多样的建筑风格，也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当地居民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习俗，而这也正是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主要内涵。

在贵州的众多少数民族当中，当属苗族、布依族和侗族传统建筑最具特色。

1.建筑样式文化

苗族闻名的吊脚楼建筑是贵州较为多见的一种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样式，其建筑材料为木材，以阁楼样式呈现，鳞次栉比地矗立在山间，远远望去颇为壮观;布依族则主要因地取材，使用岩石和石板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其建筑样式比起木质的吊脚楼就多了几分坚硬的感觉;侗族的鼓楼、风雨桥和凉亭等传统建筑和苗族的吊脚楼一样属于建筑上的干栏式，但是“侗族同胞多为聚族而居，居住方式摆脱了地面居住的束缚，采取在架空层面上生活的离地居住习惯。，这是侗族干栏建筑区别于苗族居住类型的重要特征。”[2]

这几种建筑不仅在选材和外观上充满特色，其实用价值也值得称道。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三层，底层储藏工具，中层住人，上层储粮。这样的建筑结构层次鲜明，经济实用。

2.因地制宜的和谐思想

纵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少数民族人民在建造房屋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和谐思想。不论是苗族吊脚楼还是侗族鼓楼，其建造一方面是聪明地从整体布局出发，因地势而建，从而既能节省材料和人力，又能达到安全、舒适的居住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不会盲目地大规模挖山平地建房，根据当地地势、坡度的不同，吊脚楼的形式因地制宜地分为单吊式、双吊式、四合水式、二屋吊式和平地起吊式很好地避免了水土流失并维护了生态平衡。”[3]

3.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关于传统建筑折射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例如苗族吊脚楼的空间结构是以正中间的房屋为核心，向两翼延伸辐射的。而这个核心当中便安放着“祖宗的圣灵神龛”[3]。将祖宗的圣灵安置在家庭空间的核心位置，可以看出苗族人对祖宗的敬畏和崇拜之情，而通过这种空间设计，又能够看出后人围绕祖宗的圣灵而居，此法具有凝聚家庭成员，提高家庭团结强度的作用。

三、结语

从上述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初步分析来看，民族建筑所体现出来的实用价值和深厚文化积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建筑开始严重影响到传统建筑的核心地位，在具有更强实用价值和新颖居住文化的现代化建筑面前，如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居住环境的物质文化需求与传统建筑所承载的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如今少数民族及其建筑、生产生活方式逐步汉化的今天，千百年来多元的民族文化能否继续生存、能否找到合适的发展变迁途径，将是很长时间之内学者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注释：

[1]基金来源：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大学生项目)《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变迁研究以贵州省民族地区为个案》

[2]罗德启.贵州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1.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6篇

摘 要：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构建丰富多样、和谐共生的校园软硬件文化来实现育人的目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相对，也是通过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与音乐修养来实现育人的目的。本文以贵州民族地区高校为例，从校园文化建设的理念、内容与方法三方面阐述了高雅音乐进校园对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雅音乐；贵州；高校；校园文化

2010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活动的开展为我国学校素质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高雅艺术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对于高雅艺术而言，如何进校园？进校园后如何开展？都是当前我国学校领导者（校长）以及执行者（音乐教师）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1 基础概念解析

1.1 什么是高雅音乐

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相对，是音乐的一种艺术品位。自“高雅音乐”一词诞生之日起，它经过了众多音乐艺术家与评论家的推敲，其中最多的就是对“高雅音乐”中“高雅”一词的理解与认知。那么，究竟什么是音乐的“高雅”？有专家认为，音乐的“高雅”就是音乐主题高（更严肃），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抽象和概括更深刻；音乐意蕴高（更含蓄、更深远）；音乐感情高（更高尚、高丰富、更纯净）。与面向大众的通俗音乐相比，高雅音乐更倾向于高知识水平、人生阅历丰富且音乐修养较深的人群。从音乐品味上看，虽然高雅音乐比通俗音乐品味更高，但它的受众面要远远小于通俗音乐。另外，随着近年来全世界通俗音乐的蓬勃发展，高雅音乐已经渐渐陷入残酷的生存困境之中。例如，音乐形式过于严肃、音乐风格单一，已经让观众与听众产生审美疲劳。另外，高雅音乐对受众较高的音乐要求，以及较高的门票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1.2 什么是校园文化

从字面上看，校园文化即校园中的文化，是校园中的人所体现出的一种彼此接受与认同的社会文化。这里的“校园中的人”包括校领导、教师、学生与其他在学校中工作、生活的人，如保安、保洁工、宿管员等。对于高校而言，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和辐射源，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教育目标的全面实现，以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对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其建设理念、内容与方法等逐渐被广大高校领导与师生重视。

2 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贵州省内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毛南族、蒙古族、满族等18个民族。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呈小聚居、大杂居分布，全省87个县（市、区与特区）都有少数民族居住。正因为贵州省的多民族性，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呈现出单一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贵州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绩是显著的。具体而言，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高校校园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

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教育厅就对民族地区高校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鼓励并要求各高校积极推进校园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此，从2013年开始，贵州民族地区众多高校开始着手建设校园文化基础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就是校园文化展馆。由于贵州省多民族的原因，各高校在建设校园文化展馆时需要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地区特色以及学校特色。例如，学校用图画、花卉、雕塑等形式将贵州地区风貌与民族风情在文化展馆中呈现出来，给学生以直观、美的感受。同时，各高校还将制订校训、校歌、校徽等，不仅能够体现学校特色，还要有创新精神与文化深意，这些都要在文化展馆中展示出来。另外，文化展馆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投影、电子显示屏等将各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情况多维度地呈现出来。

2.2 校园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纵观贵州民族地区高校近年来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贵州民族地区很多高校对于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实现了校园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下面举几个实例来说明：

借助传统文化发展。2015年5月，贵州省第十届“多彩校园·闪亮青春”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月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视频大赛举办。此次大赛给贵州民族地区高校借助传统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发力，从传承与发展两个方面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借助歌唱发展。2015年6月，由贵州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文明办、共青团省委主办，贵州民族大学承办的第十届全省大学生校园文化月活动之“校园好声音”歌唱大赛。学生们通过比赛，歌颂共产党好、歌颂伟大祖国、歌頌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各族人民大团结，使校园充满良好的文化氛围。近年来，随着电视歌唱选秀比赛的火热，学生由衷热爱歌唱比赛。为此，借助歌唱比赛发展校园文化是当前贵州民族地区高校值得注意的途径。

借助旅游发展。2016年4月13日，贵州省首届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大赛暨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赤水旅游公益微电影主演的复赛选拔在贵州民族大学火热进行。通过本次选拔活动，贵州民族大学的学生们带着饱满的热情参与竞争，既彰显了青年学生的青春活力，也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借助网络发展。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已经习惯于用网络参与教学活动，师生借助QQ、微信、微博与论坛实现线上互动，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在贵州省，2006年创办的“贵州大学硕博论坛”已成为省内颇具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截至2015年12月，此论坛已成功举办十九届。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成果，大大提高了贵州大学校园文化氛围。

3 高雅音乐进校园对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理念的完善

3.1 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积极推进素质教育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人才的重要阵地。为了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速度与要求，当代大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高尚的情操、强大的心理素质以及正确的审美观念等。因此，高校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坚持贯彻“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

3.2 人的持续发展——通过高雅音乐的“高”积极推进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

高雅音乐之所以“高”，是因为它对学习者与欣赏者的要求较高，且自身蕴含的音乐思想较为深刻。相比通俗音乐而言，绝大多数学生对高雅音乐都有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仅让高校忽视高雅音乐教育，而且忽视学生对高雅音乐的需求。但是，高校领导、教师殊不知，高雅音乐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欣赏水平，从而促进他们的艺术造诣与道德修养向着更高层次发展。高雅音乐的这种功能无疑是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极大推动作用的。

3.3 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民族高雅音乐传承贵州少数民族文化

很多人会提出疑问，“民族音乐不是高雅音乐”。人们之所以认为民族音乐不是高雅音乐，是因为他们在头脑中已经提前将西洋音乐当作高雅音乐，然后当把西洋音乐的形式强加于民族音乐之上后，会发现民族音乐的形式与西洋音乐的形式不符。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民族音乐也是一种高雅音乐。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其多样的民族种子在这里滋生、成长，推动了贵州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民族音乐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对于贵州民族地区高校而言，让民族高雅音乐进校园，不仅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而且为传承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4 高雅音乐进校园对贵州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的丰富与拓展

4.1 丰富校园硬件文化建设

校园硬件主要包括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以及校园中的假山、雕塑等各种景观。校园硬件具有很强的文化性，这种文化性可以是精神文化，也可以是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与科技文化等。高雅音乐进校园，比如要求高校建立相关的配套硬件，如音樂教室、音乐厅。学校还可能会建造与高雅音乐相关的雕塑、苗木等景观。从美学角度来讲，各类高雅音乐硬件对学生思想情操的培养远比被动地接受教育更加深刻。因此，高雅音乐进校园，对贵州民族高校校园文化硬件建设具有一定的丰富作用。

4.2 丰富校园政治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政治文化是高校师生在政治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及其形成和创造的过程。它是社会政治文化在大学校园中的折射和反映。高校校园政治文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层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性报道、标语、专著、刊物、社团等；二是行为层的政治文化，如各种制度、章程以及政治学习、政治报告、政治宣讲等；三是精神层次的政治文化，如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高校校园政治文化建设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是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它的作用在于使广大教师与学生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贯彻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雅音乐进校园，使高校师生的道德修养与艺术审美能力得到了提高，帮助他们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从而推动他们以正确的态度与思想进行各种政治学习，丰富了校园政治文化建设内容。

4.3 优化校风与学风

高雅音乐进校园，能让学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认识音乐、认识民族、认识世界，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探索精神。对于教师而言，由于高雅音乐进校园在我国还存在较多的难题。他们会开展关于“高雅音乐进校园”方面的学习交流与研究，从而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也会因为高雅音乐进校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与欣赏水平，同时也会提高自身的音乐情操与个人修养。因此，无论是从教师角度还是学生角度，高雅音乐进校园都会营造一个勤于教学、勤于思考、勤于创新的学风与校风。

参考文献：

[1]陈雅琪.试论高雅音乐走向大众之形式[J].音乐时空，2016（4）.

[2]史海静.高雅音乐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北方音乐，2015（22）.

[3]王方家.音乐教育中要发扬民族高雅音乐的重要作用[J].新丝路（下），2015（6）.

[4]王偲郦.高雅音乐在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意义探讨[J].北方音乐，2015（21）.

[5]马金龙.浅析高雅音乐对高校文化生活的影响[J].大众文艺，2014（22）.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7篇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少数民族比例很高、民族自治地方众多的经济欠发达省份。贵州省民族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5%,民族地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1.27%;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贵州省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突出,贵州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家级贫困县),就有34个在民族地区[3]。民族地区村医队伍的状况直接影响该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直接关系到缓解少数民族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为国家级贫困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为贵州省经济较发达的县级市。三县(市)是贵州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具较强的代表性。2010年1、7、8月分別对普安县、凯里市及三穗县所有484名在岗村医[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乡村医生、卫生员进行实地调查,了解贵州省民族地区村医队伍现状,为制定村医队伍建设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现状及问题

1.1 村卫生室覆盖率较低,村医分布不够均衡

三穗县超过1/5的行政村无村卫生室;调查地平均村卫生室覆盖率低于2008年贵州省96.1%的平均水平[4]。(见表1)村医分布不够均衡。凯里市148个村卫生室仅一名村医,占村卫生室总数的89.7%。甲级村卫生室85个,54.6%的甲级村卫生室未按标准配备2名村医。

1.2 村医人员数量匮乏,流失严重

卫生人力与人口比值法是评价卫生人力需求的常用方法之一。平均每村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是衡量村医是否短缺的重要指标。2009年调查地平均每村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及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均远远低于全国、西部地区及贵州省平均水平,低于云南省富民县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1.33人的水平[5];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2。(见表2)

注:(1). 全国、西部地区、贵州省每村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来源于《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5];(2). 全国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来源于《2010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7]。

另外,村医流失现象严重。近5年凯里市28名村医流失,占现有村医总数的15.3%。

1.3 村医人员结构不合理

凯里市女性村医人数不到该市村医总人数的1/3,不利于农村基层妇幼保健工作的开展;调查地村医年龄结构偏老化,年龄19～71岁,以31～49岁为主,≥50岁次之,平均40岁;村医专业技术素质较低,绝大多数村医无专业技术职称,1/5的村医无医学学历,执业(助理)医师比例低,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凯里市。村医持执业(助理)医师证书比例、初级及以上职称比例、医学学历比例明显低于文献报道结果[8],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到2010年,大多数乡村医生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执业资格”的目标有很大的距离。(见表3)

注:中专水平指1999～2004年,由贵州省卫生厅组织考试并颁发乡村医生中专水平证书。

1.4 村医收入水平较低,社会养老保障待遇缺失

“乡村医生”与“乡村小学民办教师”,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双胞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身份和命运。乡村小学民办教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转为公办,普遍享有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和保险待遇,而乡村医生则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调查结果表明,2009年调查地村医医疗卫生服务收入较少,低于当地乡村小学教师收入水平;村医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较低,低于当地兽医、村干部补助标准,低于《卫生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的情况通报》报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补助水平;村医公共卫生服务补助金额占村医医疗卫生服务月均收入比例低,与文献报道结果相符[9]。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村医未享有《执业医师法》赋予的工资报酬和津贴,以及各类社会保障,与文献报道相同[10]。(见表4)

注:普安县政府补助250元。其中,县政府补助防疫妇保劳务费60元,计划生育劳务费40元,国家、省、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健康体检、预防接种、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等项目)劳动报酬150元。

2 对策及建议

2.1 科学规划,提高村卫生室覆盖率

贵州省民族地区多处山区,交通不便。为提高少数民族村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急需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空白村增设村卫生室,按甲级村、乙级村标准配置村医。

2.2 解决村医身份问题,改善社会福利待遇

调查地乡村小学教师普遍已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享受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建议借鉴教育部门的做法,将村医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借鉴苏州市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的在岗村医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享受乡镇卫生院人员同等待遇[11];借鉴新疆等地为村医建立“村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或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对村医额外补助的做法解决村医养老保险问题[12]。

2.3 提高村医政府补助标准,增加村医收入

贵州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县、乡财政困难。为了夯实贵州省民族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网底的基础,使民族地区村医留得住、养得起、用得上,建议建立以中央、省、州为主的稳定财政投入机制,广泛吸纳社会力量资助为补充,借鉴卫生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的情况通报》介绍的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做法,提高村医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以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方式,村医“入伍不占编”,统一劳务分配,统一财务,分别核算,使村医逐步享受乡镇卫生院人员平均工资报酬[13]。

2.4 充实村医队伍,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8篇

(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近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在全省校园文化活动的大背景下深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往往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在全省校园文化活动的规定性动作中开展各级各类校园文化活动比赛,如征文、演讲、辩论、知识竞赛、啦啦操、三笔字等,以此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然而,纵观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内容,大都以全省文化活动月为背景,以专业课程建设为基础,以大众化的文体活动为基本内容来展现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这种看似“多样化”,凸显“多元化”的活动形式其实是一种“单一性”、“常规性”的体现,缺乏各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特色。这种大众化的文化活动由于缺乏科学创新和品牌意识,造成了表面上的热闹与实施者的盲从,最终导致组织者精疲力竭、疲于应付,参与者兴趣不大等现象。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本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一批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华好诗词》、《中国灯谜会》、《汉字英雄》、《诗行天下》、《最爱是中华》等。这些电视节目的兴起唤醒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意识,并展开了一场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文化运动,而在当前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信息时代,电视节目、网络宣传自然而然成为当前弘扬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手段和有效途径。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机构,担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在各大电视及网络媒体举办的传统文化竞赛节目影响下,学校也紧跟时代步伐,陆续以成语、诗词、汉字、灯谜为活动内容,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

以安顺、遵义、毕节、凯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在校园文化活动体系建设中忽视了地方文化作为地方院校发展的根本内涵,过度强调征文、朗诵、辩论等大众化、专业化活动,使少数民族地方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缺乏创新,最终呈现“同一化”模式。此外,受地方性师资、环境、生源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大众化活动与省属高校的活动质量相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竞争力,且活动对象也极为有限。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问题成因分析

针对目前以安顺、遵义、毕节、凯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现状,在调研走访的基础上发现,随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大多学生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如何提升就业竞争力,往往通过各类资格考试,投入社会实践,参加就业培训等途径来增强就业自信心,而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认识不清,甚至认为校园文化活动仅仅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事,参与度不大。此外,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本身具有民族文化特长,但校园文化活动强调的是大众化、学科专业化的文化活动,忽视地方文化,使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长的学生长期得不到施展的舞台,最终导致对校园文化的盲目观望及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弱化。

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与特色文化、民族文化

(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种类、文化内涵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差异明显,地方民族文化突出如:黔中屯堡文化、黔北红色文化、黔东南民族文化、黔西布依文化等。如表1-1

(二)贵州特色文化、民族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体现

民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经过历史变迁,世代传承而最终沉淀。一种民族文化象征一种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的根本。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更是应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播,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民族文化为内容,把学校作为宣传地方文化的窗口,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

近年,部分别学校开始把民族文化通过课堂教学、文体活动等形式引入,如黔东南州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平侗族大歌被引入音乐课堂教学中并选取优秀的学生组建侗歌班参加各种表演;黎平会议旧址被作为学校红色教育基地并引入历史课堂教学;西江千户苗寨、岜沙苗寨、肇兴侗寨等景区被引入各学校的旅游专业课程教学中。此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各地方学校组织代表队在全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得以展现。

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文化活动品牌创建之路

(一)校园文化活动之红色资源创建模式

随着近年贵州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贵州、走进贵州。旅游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日趋增大且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而红色资源作为贵州红色旅游的重要内容,向人们展示党行走足迹的同时也象征着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一次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更赋予贵州红色旅游文化中最深刻的内涵,使贵州的历史文化更为深沉和厚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遵义会议会址、桐梓娄山关、苟坝会议会址、赤水、黎平会议会址、王若飞故居、“鸡鸣”三省会址等。

(二)校园文化活动之民族文化创建模式

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根本,承载着祖祖辈辈的辛劳和智慧,是历史的沉淀。但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也开启了商业化模式,由最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向半农耕半商业化的现代模式转变,从此,农耕不再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单一模式,更多的是为了向外来游客展示农耕人最初的生存生活方式;以往的轻歌曼舞是茶余饭后为了缓解一天劳作的辛苦,而今却更多的为了向游客展示民族地区他们独有的民族音乐,这种快速的商业化步伐使一切都成为了商品,也让越来越多农耕人摈弃了原有耕织乐舞乃至极为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呈现断代危机,后辈在这种充满浓郁的商业氛围中逐渐成了外来民族,严重到这些民族文化对他们自身来说都是一种新奇的文化。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的弱化现象,地方院校在未来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道路中,应以发展民族文化为契机,以品牌文化建设为动力,以文化活动为阵营,利用民族文化在校园活动中的品牌效应,把民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活动建设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层次挖掘具有民族文化特长学生并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创建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学生社团、组织及专业表演队伍,依托地方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校园品牌文化活动之民族文化创建模式。

(三)校园文化活动之地域文化创建模式

校园文化活动是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来说,地域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基础,更是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校园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宣传阵地,坚持走“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路线,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内容,充分利用地域文化特色,创新、创造校园文化活动的新概念、新内容,打造校园品牌文化活动之地域文化创建模式。。

五、结语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9篇

一、人口流动状况

(一) 人口流动概念

人口流动属于人口迁移的范畴, 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 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改变。人口流动按照人们居住地的性质可分为人口城镇间、城乡间、乡村间和市内间等几种情况[1]。本文中所提到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指户籍未发生改变, 然而生活或工作地发生了改变。

(二) 贵州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特点

1. 常住少数民族人口减少。

自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 许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利益纷纷外出打工。从2011年贵州省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外出省外的719万人口中, 少数民族有326万人, 占外出省外总人口的45.35%, 比省内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9.24个百分点, 因此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现象较为普遍。

2. 民族地区外出农民工素质明显提高。

与“五普”相比, “六普”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贵州人民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在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 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2840.03万人, 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310万人, 占总人口的81.74%, 比2000年提高9.96个百分点[2]。

3. 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

据相关数据显示, 贵州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以自发结伴外出为主, 投靠亲戚邻里介绍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然而通过政府统一有计划组织外出仅占很少的一部分,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贵州民族地区外出打工的农民仍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4. 贵州民族地区人口流向具有不稳定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 沪惠等东南沿海地区因其改革较早、发展较快、经济较为发达且距贵州较近而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流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内地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完善, 贵州民工流向逐渐由以东南沿海为主转向以贵州本省和周边省市为辅的多元流向发展。

二、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流动受动机、距离、规模、流向等多方因素的影响, 因此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影响是多方面的, 即人口流动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一) 人口流动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1. 解决民族地区人地矛盾。

在历史上贵州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里平”等负面印象。贵州少数民族多居住于乌蒙山区的崇山峻岭之间,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因此, 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时期, 开山采伐成了许多村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大量的人口外流有效地减轻了民族地区人口对耕地的压力, 有利于把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资本, 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大量资金。这对于民族地区缓解人地矛盾, 保护生态环境,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荣归故里”等传统思想非常严重, 因此只要他们有条件都会选择回到故里[3]。农民工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学得一些先进技术, 然后回到家乡创业, 从而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提高了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

贵州民族地区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发达地区, 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要高于留守于本地的居民, 这正是许多民族地区村民选择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大量的人口流出, 一方面可以增加家庭生活的投入, 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工业的发展促使工业反哺农业, 进而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 提高民族地区居民收入水平。

4. 有利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中断假说”论认为, 人口流动导致生育数量减少。他们认为影响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流动可能会导致夫妇的分离, 从而减少与配偶的性交机会[4]。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贵州近年来人口出生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断假说”论不谋而合。据笔者了解的情况, 在贵州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后, 许多农村妇女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她们的生育观念会趋同于流入地的生育观念。因此, 从某种角度来讲人口流动有利于国家计划生育的实施。

(二) 人口流动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1. 人才流失。

根据国际惯例, 能够主动选择流出的人口都是素质较高的人才。贵州民族地区流出人口多以青壮年为主, 他们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 大量青壮年的流出必然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短缺, 影响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贵州民族地区大量青壮年的流出一方面使得农业劳动力出现老龄化, 从而减少了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 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大量的儿童由老龄人来抚养加重了老年人的负担, 导致大量“留守儿童”出现, 从而影响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农村地区经济风险加大。

农民外出打工赚取的大量收入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家乡的建设, 但同时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安全。当出现金融危机或民工流入地产业升级时, 这些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因此依靠“输血”来发展民族的地区经济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

人口流动加速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交流, 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流出地来说, 还是从流入地来说, 人口流动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作用会越来越大。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民族地区来说, 人口流出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端, 但也不失为一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最为有效的办法。权衡两者关系, 人口流动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

三、协调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对策

1.发展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从“六普”全省常住人口中, 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2 840.03万人, 比“五普”增加310万人, 占总人口的81.74%。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 贵州民族地区教育普及程度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因此, 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对于发展民族地区地方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

2.促进合理人口流动解决剩余劳动力分配。人口流动有效地缓解了民族地区就业压力,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5]。因此合理的人口流动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 一部分外出务工先富起来的农民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引导着农村劳动力的再次转移, 进而促进民族地区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3.调整民族的地区产业结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影响着该地区人口的流动结构。贵州民族地区传统农耕种植业占有很大的比重,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需要的劳动力有限, 于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珠三角或沪宁杭谋求发展。然而随着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导致大量裁员, 从而影响到民工的就业与生活收入, 最终将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借助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发展旅游及其与之相关的特色产业, 从而调整当地产业结构, 实现民工本地就业以促进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4.加大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援建力度。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仍处于欠开发欠发展阶段, 因此外界对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造血”和“输血”都显得尤为重要。 (1) 加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贵州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于丛山之中的小盆地, 大山阻隔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因此加快民族地区的交通、水利建设, 尤其是与民族群众生活相关的公益事业的发展, 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援建民族产业, 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产业, 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对于缓解民族地区的人地矛盾问题, 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为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 完善法律制度, 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制度。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处在生态保护的核心地带, 当地民众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 因此对于受益区域或单位就应该支付合理补偿给当地居民, 以此鼓励当地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做的贡献。

综上所述, 如何使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是中国当前和今后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口与经济问题的重要课题, 它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繁荣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因此, 正确认识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实现新农村建设, 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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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9:69-85.

[4]Brockerhoff, M.and X.Yang.Impact of migration on fertility insub-Saharan Africa[J].Social Biology1994, 41 (1-2) :19.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10篇

1 基本县情

兴仁县处于珠江流域的南北盘江分水岭上,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中缓边峻,县境位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部,全县人口总数超45万。县境住有布依、苗、回等1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1%。2013年以来综合实力有所增强,但平均水平相对较为低下。

2 落后的传播手段

兴仁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传播手段落后,是导致该地区与信息社会相距甚远的重要原因。因此,除了运用常规的传播手段外,还具有一些特别的符号手段,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这些符号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传统内涵。

2.1 语言符号

2.1.1 神话传说的传播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历史,通常都是用极为简短的三言两语来描绘一个神话故事,给人以了解、启示或信奉等目的。这几句通俗不过的话可以包含传播学上的“六个W”。神话教育、鼓励民众勤劳勇敢、传递祖辈的生产、生活经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神话故事,主要有两种保存方式,一是靠人脑来记忆并以口头的形式代代相传,二是靠文字来记录。

2.1.2 唱歌

唱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先天赋予的特性,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经常以唱歌的形式来传递信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歌唱的类型也在不断的演进,从而产生出许多种类表达不同含义的歌唱。(1)布依族八音坐唱:布依族八音坐唱又叫“布依八音”,是布依族世代相传的一种民间曲艺说唱形式,既是布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又是中国曲艺宝库中的瑰宝。2006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用于劳动节日或婚丧礼中。(2)哭嫁歌:在兴仁地区回族中,广泛流传着哭嫁歌,它是以“哭”的方式出现,具有强烈的悲剧审美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哭嫁歌这种形式直接或曲折地反映出各民族不同阶段的婚姻形态及其礼俗等方面的信息。(3)对歌: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喜欢对歌这种形式。未婚男女聚集在一起对歌,倾吐爱意,通过对歌男女双方揣摩对方在歌中传递出的信息,如果彼此有意便可进一步发展。

2.2 非语言传播符号

布依族的铜鼓:铜鼓是兴仁县布依族人民的传世之宝,由于声音高昂,传播辽远,常用于民间传递信息。如今,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渗透和推广,铜鼓更多用于节日娱乐、婚事、丧葬、祭奠等活动,成为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结合体,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2.3 视觉类非语言符号

2.3.1 服饰

布依族渊源于古越人中的骆越支,其服饰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布依族先民恒古遥远的原始意象,正是这些积淀的原始意象引领着布依族的审美意识和观念。生成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巫术图腾、生活习俗、宗教观念等。就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服饰符号构成,具有整体性,包括了神话、图腾、禁忌、宗教、生产生活习俗、历史、审美等方面的寓意。

2.3.2 舞蹈

在布依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用身体语言来传递信息是非常普遍的,布依族是个勤劳的民族,他们的舞蹈都来自生活,包括反映生产劳动的、反映民族习俗的等等。这些舞蹈大多取自于对劳作动作的模仿,形象地表现劳动的过程,每逢过节或是遇到喜事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纵情欢舞,宣泄情绪,赞美生活,从而达到娱乐的目的。

3 结语

兴仁由于信息传输设备的不健全所导致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受众不论在知识传播方面还是在了解外界方面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加之受众自身的诸多因素如文化水平低、接触媒介动机模糊、自主选择媒介的能力较差、特殊的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等等因素,出现封闭、隔绝的状态,传播难以有效进行。

如何优化贫困民族地区的传播模式和手段,本文认为,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优化传播硬件设施,使现有的资源配置与政府的投入达到最充分的利用;搭建信息网络,建立与之完善的联系;加强贫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推广新媒体,新媒体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进行传播,每个参与者对内容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重视新媒体传播必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

摘要：在全球化信息大背景下,考察贵州兴仁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环境和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传播特点及落后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以期使之适应全球信息化的发展需要。这对摆脱由落后的传播所带来的贫困和落后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环境,传播符号

参考文献

[1]单晓红.传播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2]郭礼中.兴仁县志[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 第11篇

摘要：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在此生活着以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为代表的诸多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具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风情文化，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习俗，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由此贵州少数民族习俗翻译在对外宣传少数民族文化、吸引国外游客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现状却不容乐观。本文分析了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的现状，并提出了规范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的建议。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汉英对外宣传翻译；建议

一、引言

在贵州居住着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在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习俗。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这些独特的少数民族习俗不仅为中国游客所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这些少数民族习俗作为中华习俗的一部分，是对外宣传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贵州少数民族习俗的汉英对外宣传翻译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少数民族习俗译法并不统一，多种译名共存、多种译句版本的现象时有出现。因此，本文详细分析了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的现状，并提出了规范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的建议。

二、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现状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各民族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各种少数民族习俗多姿多彩，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然而在对外宣传贵州少数民族习俗的过程中，其汉英翻译却并不完全统一，不同的译者风格就有不同的翻译结果，有时往往令外国游客困惑，这给贵州少数民族习俗的宣传与中华文化走出去造成了一定影响。以下笔者将主要从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和贵州少数民族礼节两方面来展开分析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的现状。

（一）民族节日

贵州少数民族种类众多，自然各种各样的民族节日就多。这些民族节日作为少数民族习俗的一部分，正是外国游客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与这些民族节日相关的翻译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国游客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第一印象，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汉英翻译对对外宣传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些民族节日较好翻译并且各种口头书面旅游资料上的与之对应的翻译基本上能统一，比如：

赛龙舟：Dragonboat Race

斗牛节：Bullfight Festival

但有些民族节日则不是特别好处理，要么翻译版本不一，要么就算翻译版本是统一的，但是却令人很费解。比如：

“吃新节”是贵州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为了庆祝丰年并祈求丰年而举办的农事节日，在这一节庆中会有很多少数民族风情活动，如西江千户苗寨的游方、仡佬族祭祀、侗族斗牛等活动。但如此重要的节日，“吃新节”的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结果却并不统一，笔者至少搜集到5个版本，“New Grain Eating Festival” “Green Grain Festival” “New Thing Eat Festival” “Tasting Ripening Grain” “Green Grain Eating Festival”，这五个版本都有使用，而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讲，笔者认为“Green Grain Festival”较为恰当。

还比如：“赛芦笙”一般译为“Lusheng Competition”，“芦笙”直接译为汉语拼音，很难让外国游客看了就明白是什么节日。还有像贵州少数民族重大节日“苗年”、“侗年”、“三月三”、“六月六”等，非常具有文化内涵和，主要翻译还是直译为主，译为“Miaonian Festival” “Dongnian Festival” “Sanyue San” “Liuyue Liu”，虽然保留了贵州少数民族特定文化内涵，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贵州少数民族一般使用农历，所以最好在译名后加注释义，方能不引起误解。

（二）民族礼节

贵州少数民族热情好客，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仪式，而这不仅是贵州少数民族习俗的必备元素，也是外国游客少数民族风情游的看点和体验，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礼节的汉英翻译对外国游客正确理解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至关重要。

在贵州少数民族礼节上，无酒不成礼，酒是贵州少数民族人民交流的媒介之一，因此也就产生了很多有关“酒”的礼节，如“拦路酒”、“牛角酒”、“拦寨酒”等等。关于苗家最隆重的酒礼“牛角酒”，也存在译文版本不统一的情况，有译者译为“Drinking an Ox-Horn Wine”，有译者译为“Horn Wine”，还有译为“Horn Wine （The grandest courtesy of the Miao people to serve guests with horn wine. The guest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village or house till they drink the wine in the horn”。

还比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在重大节日时演唱的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民歌。在其未有统一译名前，“侗族大歌”曾被翻译为“Big Song”，远不如之后其统一译名“The Dongs Grand Chorus”更能清楚而准确的表达出其内涵意义。

三、结语

本文从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和贵州少数民族礼节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了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汉英对外宣传翻译的现状，发现部分译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特别是同一原文的译文版本不一。为了更好的对外宣传多姿多彩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笔者建议，政府、科研学者及翻译工作者应该大力协作起来，统一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汉英对外宣传翻译标准，制定相应规范，筹建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平行语料库，尽快规范和健全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汉英对外宣传翻译，这无疑将极大的促进贵州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对外宣传。

参考文献：

[1]Baker，M. （2004）.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傅敬民.全球结构视野下的翻译规范研究[J].上海翻译，2013（4）：11-15.

[3]樂萍.目的论视角下贵州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0.

[4]李竹青.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传说[M].北京：北京旅游出版社，1985.

[5]李跃平.更新理念 高扬其声——中国少数民族文库外译学术研讨会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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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懋，安梅.目的论视角下的贵州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词汇翻译[J]. 贵州民族研究，2013，34（4）：207-210.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第12篇

近年来,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备受重视。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末端,是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是村民疾病得以有效预防和及时治疗的重要载体,而少数民族地区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薄弱地,又是流行疾病的易发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关乎民生健康,意义重大。本研究以少数民族聚居地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宗地乡22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采用实地调研法(访谈法、观察法)对被调查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状况进行研究。

2015年6月—10月以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宗地乡村卫生室为调查地点,获得宗地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状况的一手资料。主要对三类人群展开调查:一是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薪资待遇、培训情况、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基本服务项目、存在的困难和建议等;二是村庄负责人,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村卫生室投入建设情况、政府财政支持情况、村庄人员构成结构、村庄道路修筑情况、村民到乡镇的距离、村内基本医疗卫生供给存在的困难和建议等;三是普通村民,样本选取主要根据村庄年龄结构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分别抽取各村人数的1%,约380人,访谈内容主要有个人及家庭年均医疗费用支出情况、对村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情况的难易度、在获取基本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建议等。同时,辅以观察法判断访谈样本回答内容的可信度,做好访谈备忘录。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宗地乡共有43 000余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有3 500余人,14岁及以下的有4 800余人,85%的人口为苗族,90%的村民小组为全苗族人口,45%的人口享受低保,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即外出务工半年及以上)有7 000余人。截至2015年10月,全乡85%以上的人口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1个行政村建立了村卫生室,正式投入使用的有17个,未投入使用的有打毫、竹林、戈枪、火石关4个村。宗地村是乡政府所在地,设有乡卫生院,不再单独设立村卫生室。为直观反映所调查各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情况,见表1。

注:①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计算公式为:总床位数(正式投入使用的村卫生室数和私人诊所数的总和)/村庄常住人口数;②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服务人员数计算公式:村庄医疗卫生服务人员总数/村庄常住人口数。

2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现状分析

2.1 基础设施供给状况

本次调研主要从房屋建设情况、医疗设备配置情况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半径三方面来衡量基础设施供给情况。在房屋建设方面,自2009年“一村一卫生室”政策的推进,宗地乡21个行政村(宗地村除外)在政府全额拨款扶持下按统一标准先后建立了村卫生室,已有17个村卫生室正式投入使用。村卫生室房屋为钢筋水泥结构的一层平房,面积65 m2,分为药房和诊室两间。在医疗设备配置方面,已经投入运作的村卫生室供给病床1张、药柜1个、床单被褥2套、打印机1台、氧气瓶1台、输液架3个和体温计、听诊器等小设备若干。其中,约75%的被访谈者提到村卫生室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在服务供给半径方面,宗地乡距县城约50公里,山路崎岖,无公共交通工具,单程步行到县医院约6小时,步行至乡卫生院约4小时,相邻村卫生室之间的步行时间平均1.2小时。相较宗地乡其他村庄,宗地村靠近乡镇卫生院,设有12家私人诊所,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另建有2条公路(可通摩托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并覆盖了移动通信信号和互联网终端。但60%的村庄尚未覆盖移动通信信号,88%的村庄未引入互联网。

2.2 服务项目供给情况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项目主要包括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和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根据已投入运行的17个村卫生室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笔者整理出目前宗地乡村卫生室医疗卫生服务项目供给情况,见表2。

表2中对各村卫生室医疗卫生服务项目的界定较为简化,即各村卫生室能够处理的常见病仅限于感冒发烧、拉肚子等症状;外伤处理限于不借助大型医疗器械,短期可痊愈的症状,如包扎伤口等;急救限于一般中毒、脱臼、骨折、急性过敏等;卫生防疫是狭义概念,限于注射麻疹疫苗等预防措施;健康检查仅限于常规性检查(如体重、身高、视力等)和部分理学检查(如头颈、口腔、四肢、皮肤等)。在村民意愿调查上,86.2%的村民认为村卫生室提供的服务项目少、报销不便、药品不全,和私人诊所相比反而更贵。

2.3 运作资金收支情况

各村卫生室运作资金主要由财政补贴和业务收入两部分组成。财政补贴约占村卫生室资金来源的70.5%,主要用于:(1)村卫生启动建设,地方政府拨款3.5万元用于建造村卫生室房屋;(2)村卫生员工资发放,1 200元/月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截至2014年底,各村财政补贴标准是平均15 000元/年,每年补贴标准基本不变。各村每年业务净收入平均为4 500元,主要来源于诊疗费(14.3%)、药品利润(10.7%)等,用于村医疗设备添置维护和水电费等,每年花费约3 500元。访谈中,多位村卫生员表示“在新农合实施之前,我们还可以通过出诊费、药价差赚点钱,改革后,国家监控力度加大且拨款不到位、限制多,加之私人诊所竞争,业务收入大不如以前。”同时,各村卫生员、村负责人皆提到政府拨款不足,且不能及时到位、使用限制较多,难解燃眉之急。

2.4 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供给情况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起步较晚,自2009年才开始逐步建立,加之区域发展闭塞落后,导致村级卫生服务人员技术水平偏低。调查发现,17个村卫生室工作人员的学历构成:本科1人;大专4人;高中(或中专)7人;初中及以下5人。其平均年龄为45周岁,平均工作年限约为20年,并有11位村卫生员原为乡村医生,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在村卫生员技术培训方面,宗地乡政府每季度会免费对各村卫生员提供医疗服务知识和技术培训,但约70%的村卫生员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培训用处不大。各村卫生员包揽所在村庄卫生室的所有工作,偶尔会医治外村村民,工作较为清闲。此外,村民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评价为:非常满意(5%)、满意(26%)、一般(45%)、不满意(20%)、非常不满意(4%)。

3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3.1 基础设施配备不足

一是村卫生室房屋建造规格不符合国家标准。国家规定各村卫生室应设有诊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和药房[1],但已建成的21个村卫生室分区混乱,均不符合标准;二是医疗设施供给紧缺落后。各村供给的基本医疗设施简陋、数量不足,甚至将乡卫生院淘汰后的器械下放到村卫生室继续使用。访谈中鼠场村卫生员提到,“多数村连消毒灭菌设备、病床护理设备、心电图机等器材都没有,即便纳入政府购买计划,也是大半年没有落实”;三是村庄道路铺设情况较差。一些地方正打造农村“半小时卫生服务圈”,10分钟到村卫生室,30分钟到乡镇卫生院[5]。但宗地乡道路不通,竹林村村民多表示“出门看病难,去乡里走得快也要5~6个小时,费时费力”;四是村庄信息化水平滞后。60%的村庄无移动通信信号,村民普遍不会使用互联网,村民对外交流难。

3.2 基本服务项目落后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地各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供给出现“上移”和“失衡”。从纵向层面看,村卫生室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层次较低,与县级、乡级卫生室医疗资源供给差距较大,医疗卫生资源难以落地。访谈中田坝村杨主任提到“上级政府每年对村卫生室的投入少,医疗卫生器材老化,而县城医院政府补贴多,看病水平较高,村民为了看好病只能跑去县城。”从基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项目来看,“重医轻防”问题普遍存在。

3.3 专业人员较为匮乏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专业人员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村卫生室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供给数量较少。由表1可知,每千名常住人口医疗卫生人员数(宗地村除外)平均为0.74人,距离发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并且,69%的村卫生员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二是村卫生室医疗卫生人员学历普遍偏低,其医疗卫生诊断服务往往靠行医经验主观诊断,专业化水平低,误诊率较高。调查中,多位村卫生员谈到:“我们的医疗水平没法跟县里比,除了感冒、发烧等小病外,我们一般都把村民推到县乡医院去,担不起责任。”三是村卫生室医疗卫生人员年龄偏大,经常体力不支,入户就医难度增大,加之山路崎岖、居住分散、留守老人及儿童占比高,出现“入户门诊”的供需悖论。四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态度有待改善。村民对村卫生员服务态度持满意态度的仅占30%,不满意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不耐烦”、“不热情”、“不负责”等原因。

4 结论与对策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无疑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带来极大挑战,亟待转换思路,提出一套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基层医改方案。

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技术性基础设施的完善。具体做法:加大道路铺设投入;加强通讯信号覆盖面;重视信息技术创新,形成“互联网+医疗卫生服务”的新型医疗模式,即在各个村庄可特派或培育1名互联网技术员,专门负责村民与大中型医院医生的网络诊断相关工作,建立基本医疗卫生用品物流圈,保证供给的及时性。第二,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思路,由政府单向投入转为政府购买服务。其改革的侧重点有:建议政府在了解村民实际需求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因素,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购买与提供相分离,形成“买什么、怎么买、向谁买”的战略性购买方案;重视村民日常卫生保健,增加公共卫生等预防性服务的供给,提高新农合对农村基层门诊服务的报销比;下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购买的决策权和行动权,形成信息相对对称的供需双方关系,并建立村民参与机制,构建起“内部信任+外部监督”的保障体系。第三,形成完备科学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管理体系,主要改革方案包括:(1)建议通过加薪、畅通晋升渠道、形成诊疗规范、强化医疗卫生培训等方式激励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投身基层农村,提高职业稳定性[2]。(2)设计经济激励方案,给予村卫生室结余留用权,并构建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间的绩效连带责任,上级对下级具有考核分配权,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下沉,提高服务可及性。(3)建议加强与民族地区医学院合作,形成人才输送平台,注重培育有乡村背景的医疗候选对象。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如澳大利亚对边远地区进行分级,根据所在工作地点的偏远程度而调节定向委培医学学生返还学费的年限,为偏远地区输送医疗卫生人才[3]。(4)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供给,培育青年乡村医生,将乡村医生“上门服务次数”和“服务态度”纳入绩效考核指标。通过以上改革建议,调整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和结构,形成“资源下沉、衔接得力、公平高效”的新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保证村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可负担性。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网.关于印发《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EB/OL].2016-06-27.http://www.nhfpc.gov.cn/jws/s3581/201406/55de13fd597a4918bfc42e3a5b7ff2 b8.shtml.

[2]周海燕.美国乡村医学教育计划的实践特点与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3):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