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市场范文

不完全市场范文（精选12篇）

不完全市场 第1篇

一、旅游市场的定义

旅游市场是旅游产品需求者和供应者之间经济联系的场所,是连接旅游供给者和旅游消费者之间的纽带。旅游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旅游市场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具有购买力和旅游动机的旅游者总体上的旅游需求,即客源市场。广义的旅游市场是指旅游供给者和旅游消费者之间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它以旅游企业生产的旅游线路和与此相关的食、住、行、游、购、娱为交换的对象,反映了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劳务关系,如旅游消费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产品、旅游产品销售及旅游产品价格等。

二、信息不完全

信息不完全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内容是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由于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分布,双方的交易行为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并且影响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在这里,理论所指的信息不完全不仅包括“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即受到认知能力的局限,人们无法掌握交易市场上所有的相关信息,而且包括了“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即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身性质导致信息的不完全配置。

三、旅游市场信息不完全的表现

旅游市场信息是反映在旅游服务业市场活动中各种变化及其特征的消息、情报、资料、数据等情况的总称。影响旅游者决策的旅游市场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资源信息、旅游服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它们直接影响旅游者的决策,然而旅游市场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完全现象。

1、旅游需求市场角度

旅游需求市场的主体是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行为中,旅游者与旅行社、旅游地、旅游商品之间,都存在信息不完全现象。

(1)旅游者与旅行社之间信息不完全。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通过旅行社与旅游供应方产生联系,因此,旅行社对于供需双方的信息掌握都比较便利及完全。而旅游者由于专业不同及信息渠道长等原因,对旅游资源的相关信息获取及决策都会受到局限。

(2)旅游者与旅游资源地之间信息不完全。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旅游资源地的各项旅游专业服务机构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平台、畅通的信息渠道,训练了大批常年工作在第一线的旅游从业人员。相对于旅游者大多都是第一次来到旅游资源地,对当地的各项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均知之甚少,旅游资源地在地域及专业知识上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3)旅游者与旅游商品之间的信息不完全。旅游商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及艺术特色,因此产品的原料、制作工艺与其外观存在不对等关系,因此价格差异也较大。旅游者一般对旅游商品都缺乏了解,因此购买旅游商品时,在卖方缺乏诚信的基础上,可能会产生欺诈现象。由于旅游者来自异国他乡,维权成本过高导致很多旅游者放弃索赔,从而更刺激了部分卖家利用旅游商品市场的信息不完全获取暴利,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旅游业的形象。

2、旅游供给市场角度

旅游供给市场主要包括了旅游地、旅游商品生产方及旅游线路及服务供应方———旅行社,它们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完全现象。

(1)旅行社与导游员之间的信息不完全。从我国目前的旅游人才市场现状来看,旅游从业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许多导游员在多家旅行社工作过,甚至是同时为不同的旅行社带团,因此他们对这些旅行社的情况非常熟悉。旅行社对导游员的了解仅来自于简历,而导游员则可以多渠道了解所聘旅行社的详细情况。因此旅行社与所聘导游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完全现象。

(2)旅行社与旅游资源地之间信息不完全。我国的旅行社类型及体制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欧美旅行社有旅游批发商及旅游零售商之分,旅游批发商通过大批量购买设计旅游产品构成要素诸如交通、饭店、目的地旅游企业的旅游项目等,加以组成各种各样的包价度假、会展等组合产品,然后批发给旅游零售商。而我国旅行社的企业结构要求其完成旅游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双重任务,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大部分旅行社忙于线路开发和营销业务,无力对旅游资源地的设施和服务进行具体考察。同时,由于旅游资源地的旅游业务遍及全国,也无法全面了解众多旅行社的信誉、能力等信息。于是,旅行社与旅游资源地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完全。

四、导致旅游市场信息不完全的原因

1、旅游企业的信息优势

由于旅游企业专门从事旅游行业,因此其天然具有自身优势,这种自身优势首先体现为专业优势。旅游企业的专业分工有利于旅游企业相对集中收集和处理信息。其次,旅游企业的信息优势还体现在有专门的信息机构为之服务。专业分工导致在旅游企业外部又出现一些相关企业,如市场中介机构和旅游行业组织,它们可以为旅游企业提供信息支持,专业分工使旅游市场的商品与服务种类迅速增加,虽然旅游者的选择余地增加了,但庞大的信息量给旅游者作出消费决策带来了困难。相比旅游企业有专门机构为之提供信息服务,旅游者明显处于信息劣势。

2、信息的传递过程及交易者的知识具有局限性

旅游服务提供者是专业服务机构,拥有丰富的信息渠道、完善的信息平台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而旅游者的信息大多来自个体的经验传播与旅游服务机构的宣传广告,缺乏系统性和指向性。

3、旅游服务产品的特性

旅游商品主要以服务形态为主。旅游企业提供的是一种满足旅游者精神需要的高级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和差异性特征。

旅游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包含了食、住、行、游、购、娱等诸多因素,是旅游企业将这些因素串联起来满足旅游者精神需要的一次旅游经历,而这种经历是通过旅游服务来体现的。由于产品结构复杂及服务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旅游产品质量不稳定。旅游产品的诸多构成要素包含大量的信息,而服务提供者的性格、职业道德、情绪等的不同更是导致旅游服务质量不尽相同。因此,相同旅游产品所获得的旅游评价也不尽相同,旅游者难以获得可靠的质量信息。所以,在旅游市场信息不完全状态下,旅游者购买旅游服务就意味着购买一定的风险。

五、旅游市场信息不完全的应对措施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处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资源配置会达到最优状态,消费者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然而,旅游市场的诸多信息不完全现象影响了旅游者的消费决策,并且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要改善旅游者信息劣势地位,改善旅游市场信息不完全状况,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强政府对旅游市场的规范管理

在减少信息不完全对经济的危害的措施中,政府介入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旅游业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和关联带动性,受外界信息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规范旅游市场信息方面,政府部门应制定旅游基础设施信息和旅游服务设施信息的采集、发布和传播的规范,建立完备的信息传播网络和旅游服务系统,为旅游市场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2、加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在具体的旅游市场运作工程中,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发挥其监管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对旅游企业及旅游从业人员的具体业务行为进行检查监督。检查内容应具体深入而不能指标化,否则会流于形式,如旅行社的各种宣传资料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核对行程安排,接待标准与报价是否合理,对虚假广告及违法经营严格查处。由政府旅游行政部门介入,可以从源头有效防止虚假信息产生,对旅游企业的不正当经营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另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提高其办公的透明度,定期将检查结果公示。对于违法经营、违规操作的旅游企业一定要从严处罚。处罚措施不一定是罚款或停业整顿,旅游行政部门可以公示检查结果,将评判交给市场,交给大众,行政辅助监督。

3、引入第三方力量,平衡旅游信息市场

第三方力量包括研究咨询服务机构、消费者协会和行业协会等。这些组织极大的丰富了市场,杜绝了垄断,对市场的正常运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起到促进和保护作用。这些组织可以提供众多的信息,净化市场交易环境,保证旅游市场有序运行。

4、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旅游从业人员是旅游服务的实施者,其具体行为直接影响旅游服务的质量,因此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是保障旅游商品质量的关键。要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首先要从职业道德教育入手,加强旅游从业人员思想素质;其次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要求旅游从业人员细心耐心,服务游客;最后要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要求其严格按照遵守法律法规,避免侵害旅游者的权益。

5、提高旅游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现代社会信息获取十分便利,旅游者应加强自身的学习,通过互联网获取旅游信息资料,降低信息不完全经济带来的损失。当旅游者发现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向旅行社或相关旅游监督管理部门反映或投诉,必要时采取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自身权益,还可以制约旅游企业,有利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旅游市场信息不完全不仅对旅游者的消费决策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导致旅游市场混乱,引发旅游者对旅游企业的信任危机,严重阻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而信息不完全理论为我们研究旅游市场提供了新思路,为我们解决旅游商品交易中的问题、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高旅游市场运行效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和运用信息不完全理论,促进我国旅游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建超: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与旅游权益保护[J].旅游学刊,2001(2).

[2]李茹:对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思考[J].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3).

不完全市场 第2篇

不完全竞争市场

感谢凯程考研李老师对本文做出的重要贡献

西方经济学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是区别于东方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在于：把经济学的基础看作是一般意义的生产发展，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现凯程教育为考研考生们带来重要信息。

不完全竞争市场

1.不完全竞争市场:除了完全竞争市场外，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市场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分类: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

2.垄断市场:整个市场只有唯一的厂商的市场组织。特征:它的产品无相近替代品，其他厂商无法进入，无潜在竞争者，有完全的价格决定权。

3.自然垄断:有些行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需要达到很大的产量范围和相应巨大资本设备的生产运行水平上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以至于整个行业产量只有一个企业生产出来时，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且可满足市场需求。行业内总会出现某厂商凭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其他优势先达到这一规模，从而垄断整个行业，形成自然垄断。

4.垄断厂商需求曲线:由于市场上只有一个厂商，垄断厂商需求曲线即为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5.垄断厂商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与需求曲线重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下方，总收益曲线呈倒U型。(画图)

6.价格歧视:为获得更大利润以不同价格销售同一种商品。

7.一级价格歧视:厂商对每一单位商品都按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保留价格)出售。厂商占有了所有的消费者剩余。

8.二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消费数量段收取不同价格。厂商部分占有消费者剩余。

9.三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对同一商品在不同市场上，或对不同消费群体收取不同价格。垄断厂商根据不同需求价格弹性划分不同市场，定价/产量原则:MR1=MR2=MC;P1/P2=(1-1/ed2)/(1-1/ed1)

10.垄断竞争市场:一个市场上有许多厂商，生产、销售由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非常相近的替代品，且厂商进入、退出市场比较容易。垄断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存在比较多，厂商有一定的定价权。

11.生产集团:在垄断竞争理论中，把市场上大量的生产非常相近同种产品的厂商的总和叫做生产集团。

12.虚构的产品差别:以消费者的主观和想象为基础的产品差别，如:广告，商标造成的产品差别。

13.垄断竞争产商需求曲线:d——某厂商改变价格，其他厂商价格不变时，该厂商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关系。是该厂商主观的、事前的、预测的需求曲线。D——某厂商改变价格，其他厂商价格也改变时，该厂商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事后的、实际的需求曲线。(图)

14.理想的产量:把完全竞争企业长期平均成本LAC最低点的产量称为理想的产量。(图)

15.多余的生产力:把实际产量与理想产量之差称为多余的生产力。

16.非价格竞争:由于垄断竞争市场上产品的差异性，厂商往往通过改进产品品质、精心设计商标和包装、改善售后服务、广告宣传等手段来和其他厂商竞争，扩大自己的销量。

17.寡头市场: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的一种市场组织形式。其他厂商很难进入该行业。分类:纯粹寡头行业——产品无差别，差别寡头行业——产品有差别。

18.古诺模型:只有两个寡头厂商的简单模型，又称“双寡头模型”。它假定每一个厂商都被动的以自己的产量去适应对方的产量，并同时决策。双寡头模型结论可推广到n个寡头厂商的情况。

19.古诺均衡:只有两个寡头厂商，且每一个厂商都被动的以自己的产量去适应对方的产量并同时决策时，所达到的均衡。公式:QA=QB=1/3Q

20.斯威齐模型:又称弯折的需求曲线模型。它描述了寡头市场上价格刚性的现象。它假定一个厂商价格提高时其他厂商的价格保持不变，而当这个厂商价格降低时其他厂商会跟着一起降价。所以，场上面临一条弯折的需求曲线和间断的边际收益曲线。

21.博弈论:描述和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

22.占优策略:无论其他参与者采取什么策略，某参与者的唯一最优策略就是他的占优策略。

23.占优策略均衡:由博弈中的所有参与者的占优策略组合艘构成的均衡。24.博弈均衡:所有参与者都不想改变自己策略的一种状态。

25.纳什均衡:在一个纳什均衡里，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其他参与者不改变自己的策略。

26.无限重复博弈:同以博弈在时间的变化中，无限期的重复下去，参与者谁也不知道哪一期为最后一期。

27.有限重复博弈:同以博弈延时间变化只重复有限的次数。

28.卡特尔:在寡头市场上，厂商之间达成协议，成立合作性质的卡特尔，共谋卡特尔整体利益最大化，且每个成员都获得一定好处。

不完全的比拼 第3篇

就在笔者拿到DP-1样机的时候，首先被它小巧、低调而稳重的外观所吸引，同时感叹在这样小巧的身材里却藏有和SD14数码单反相机尺寸一样大的影像传感器（APS-C尺寸，20.7×13.8mm），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在便携相机的世界里傲视群雄了。再加上它搭配了一只极为出色的16.6mm镜头，让人拿到它的第一时间就按捺不住地想出去试拍。坦率地讲，对于X3和传统影像处理技术的争论，笔者算是个骑墙派。但是根据著名的“黑猫白猫”论断，还是让图片自己来说话吧，在这里我们让尼康的D80单反相机和这个便携机市场的新军来一场比拼！

适马DP-1，搭配不可更换的定焦16.6mm1∶4镜头（相当于35mm相机的28mm）

尼康D80，搭配可更换的尼克尔18-35mm1∶3.5-4.5D ED广角变焦镜头（相当于35mm相机的27-52mm）

之所以标题为“不完全的比拼”，首先，因为这两款相机一台单反，一台袖珍，镜头、传感器、影像处理器等均不相同，理论上说没有可比性；其次，此次测试并非处于严格的实验室环境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的环境中进行的，但是我想这更能形成广大爱好者对这两款机器成像风格的感性认识。虽然是在日常环境中，笔者还是尽可能的严谨，包括所有的对比拍摄都使用了三脚架，18-35mm1∶3.5-4.5D ED镜头一直使用和16.6mm相近的18mm端，不管是DP-1还是D80，所有的机内设置都使用自动白平衡、最大的图像尺寸、相同的测光模式，关于对比度、锐度、饱和度、曝光补偿等设置也全部定在“0”的位置。

两款机器在ISO100－400的时候噪点控制情况差不多，DP-1在ISO400的时候色彩的饱和度有一些下降。但是到了ISO800的时候，两款机器之间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DP-1的像质下降的非常快，包括色彩的饱和度，图像的锐度、清晰度，都有很明显的下降。图片变得晦涩而缺少色彩，在暗部有很明显的红绿色噪点。立体感强的优势也不再那么明显。比较而言，D80在ISO800时的图像表现比较稳定，除在暗部有少许噪点外，与ISO100时差别不大。

对抗进行时

第1回合

开始测试之前，笔者根据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DP-1那个“小个子”应该和尼康D80的成像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第一次看到这组对比照片的时候我还是暗自吃了一惊。细想来，决定成像的关键元件——影像传感器和镜头的素质DP-1都不比D80差，所以能有这样优异的表现还是可以理解的。

从图片可以看出两台机器成像的色彩倾向不同，D80的色彩偏暖而且似乎比DP-1的要艳丽一些，DP-1相比D80除了色彩偏冷调一些外，它的成像更加结实，立体感更强，解析度也更高些，而且紫边现象几乎没有，D80的成像则在高光部位有些许的紫边现象。从DP-1所拍摄的图片细节可以看出马勺脸谱眼睛、鼻子等部位装饰得立粉勾金线具有圆鼓鼓的体积感，同時将半圆形的马勺脸谱的空间感交代得也比较明确。而相比而言，D80在这些空间感的表现上稍显不足。在解析力上DP-1得到了比D80更多的可分辨的细节。

第2回合

图片给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D80的色彩比较讨巧，显得鲜艳而通透，DP-1的色彩则沉郁了一些。有意思的是，两款机器使用了同样的测光方式和测光位置，在布娃娃的面部和衣服等明度差别较大的地方，DP-1的曝光均衡，D80则过曝了很多，以至于布娃娃面部等处丢失了很多细节。

当观看100%原图的时候，DP-1的X3图像感光器的优势则又一次显现了出来。就像FOVEON公司宣称的那样，同等像素的X3图像感光器比传统CCD要锐利两倍，它的图片所包含的细节与分辨率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物体边缘交待的干净而清晰，给人的感觉是空间感非常强。就连布娃娃两粒黑纽扣做成的眼睛也充分地显现出应有的体积感。而D80的100%图像，物体边缘有些含混，在空间感和分辨率上都要逊于对手。

在高感光度的表现上，DP-1的表现则差强人意，不仅色彩暗淡、噪点增多，分辨率和空间感的优势也消失了，通过随机附送的SPP软件将RAW文件不加调节地转为JPEG再出图，噪点得到一些控制，但是偏色现象仍十分严重。D80的成像则一贯的稳定。

第3回合

从这组对比图可以看出，DP-1的16.6mm1∶4 镜头的畸变控制略好于18-35mm1∶3.5－4.5D ED，从砖墙的纹路来看，18－35mm1∶3.5-4.5D ED镜头有轻微的桶形畸变，而16.6mm1∶4镜头则线条比较平直。这都得益于这只16.6mm1∶4镜头出色的设计，从它的MTF图中看，其平滑的曲线几乎可以和标头相媲美（附适马镜头MTF图）。在全开光圈下，两只镜头边缘分辨率相比中心分辨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比较而言，16.6mm1∶4下降的要轻微些。

总评

不完全市场 第4篇

但客车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却表现出较强的不完全竞争性, 而且这种不完全竞争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客车行业的发展。客车销售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第一, 客车作为非大众消费品, 没有专门的4S站, 有个别厂家有4S站的也没有产品展示厅, 因此客户看车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厂家的宣传图片、厂家的网站、其他人已购买的客车、一年两次的全国性车展。但这些途径都缺乏直观性。第二, 客车不能以个人名义购买, 客车厂家发票抬头必须为某某公司或某某厂等。第三, 客车上户需要牌照 (也叫名额) , 没有牌照车管所不允许上户。以上特殊性决定了客车销售和轿车有很大区别。在这些市场特殊性方面容易存在人为性的障碍, 使得市场中客车买卖的双方不能自由地对价格和数量进行磋商, 购买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表现为不完全竞争性。下面从客车的用途方面入手来分析在买方中存在的不完全竞争性问题。

1 客车市场买方存在的不完全竞争行为和原因分析

1.1 客运市场

客运市场是指用户购买客车主要用于短、中、长途拉客运输, 有自己固定的线路的市场。只有先拥有线路用户才能购买客车。因此, 在客运市场中最重要的是线路, 我们以跨省线路申请和审批为例来说明线路是如何获取的。跨省线路由挂靠运输公司提出书面申请, 所在地市的运输管理局审批后再由所在省的运输管理局审批, 省运管局发函给对方省, 等对方省回函同意, 线路审批才算完成。在这过程中运输公司要进行实地考察, 比如南京至贵州, 南京的运输公司要沿着拟批线路一直走到贵州, 看看路况、人流、部分重合线路的运力等, 以上几点有一点不符合线路就批不下来, 同样, 贵州的运输公司都要进行同样调研, 这些完成之后线路才能审批下来, 获得线路的用户才能购买客车。黄金线路的价格在民间通常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之间, 每台车每年带来的利润也达到百万以上, 因此线路就是“钱”一点不为过, 争线路、争客源比比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能直接给用户带来直观利润的客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个市场中, 客车销售的买方不完全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客运公司和运输管理局对客车购买者的影响。第一, 客运公司作为线路拥有方和日常事务管理方对实际用户的购买行为有重大影响, 客运公司会以 (车辆档次、管理方便性、配件统一性、和客车厂家的关系等种种原因来推荐他们认为的所谓好车, 实际情况是, 这些好车至少30%以上是用户不满意的, 也影响了线路的运营和安全性。第二, 运输管理局作为具有线路审批权的部门对用户的购买行为有极大的影响, 他们通常以车辆安全性、客车厂家的关系、车辆档次等原因, 更有甚者, 还专门出台一些偏袒某些客车厂家的推荐文件给运输公司, 作为被管理者运输公司只能根据这些推荐来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

1.2 旅游市场

旅游市场是指购买客车主要用于旅行社组织的景点旅游和其他包车出行业务, 没有自己的固定线路, 根据客户需要拉客的市场。如上海的游客到苏州旅游所用车辆通常为旅游车。同样旅游车也不是个人可以随便购买的, 其牌照由旅游公司申请, 省运管局根据所在地的运力和旅游景点多少以及旅游公司的关系等给予审批, 牌照审批后出资人 (运输公司或个人) 买车, 同样也表现和客运市场一样的不完全竞争性。但旅游市场也有不同于客运市场的情况:一是旅游车的收入全靠旅行社的租金, 但由于旅游牌照大于实际旅游市场所需车辆数, 旅游车数量供大于求, 租金较低;二是旅游市场有淡旺季, 收入不均衡, 车辆淡季闲置情况严重。以上两种情况造成旅游车单车收入远低于客运车。因此旅游车辆的档次远低于客运车, 旅游车招标过程中出现了价格为王的现象, 严重影响我国客车技术的提高。

1.3 公交市场

公交市场是指购买客车主要用于城市公共交通运输需要, 有固定的交通线路的市场。公交车辆购买主要是公交公司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进行公交车辆的增减。公交市场的购买者主要是国有公司。近几年各大城市加大了公交车购买、日常用油等方面的补贴, 补贴额度每个城市多少不等。像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一线城市在公交优先政策的指导下, 又为提高城市形象, 缓解道路拥堵, 基本全部补贴买车成本, 同时部分补贴日常用油。像南京、成都、郑州等城市也做到50%补贴购车和日常用油补贴。只有一小部分城市还在自负盈亏。因此购买客车过程中, 存在的不完全竞争性主要表现在政府的意见将极大左右公交公司的购车行为, 关系而不是性价比成为一部分公交公司的购车导向。上海和北京出于地方保护的目的, 主要用本地品牌, 而这两个城市也是中国公交车保有量最大的两个城市, 这也给其他城市起到负面的表率作用, 不利于中国客车行业的发展。一些没有政府补贴的公交公司由于公交票价由政府制定, 加上公交车的一部分公益性质, 盈利困难, 但由于每年购买量不小, 这些公交公司招标往往存在谁的价格低谁中标的情况, 客车品牌、质量、使用成本得不到重视, 付款方式比较恶劣, 因此这种情况也不利于客车行业整体质量的提高。

1.4 团体市场

团体市场是指购买客车主要用于单位上下班接送用途的客车, 开票方通常为某某有限公司、某某厂、某某大学, 例如红星鞋厂、大地制药厂、北京铁路大学等。团体市场比较复杂, 影响购买的因素较多, 行政事业单位采购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里, 企业自主出资的掌握在企业手里, 还有一些行业管理部门和开票方各有50%的权利。团体市场由于购买量较少, 加上绝大部分人不懂客车, 影响购买因素的偶然性较大, 如政府的指导、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企业负责人的意见、车队长的意见等, 都会对购买行为产生影响, 但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基本上缺乏对产品的深入了解, 而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为客车厂家的关系、客车的外形、朋友的推荐、网上的杂评等, 而这些不成熟的意见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客车行业的发展。

2 促进客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对策

由此可见, 在客车销售市场中买方存在较强的不完全竞争性, 这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客车质量的提高, 影响我国客车行业的品牌化经营。因此, 需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变。

2.1 政府角色的转变

无论是出资人身份的政府还是拥有牌照审批权的政府都要转变政府在客车购买过程中的角色。政府只能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行业的监管者, 同时任何政策的制定也必须有利于整个客车行业的发展, 而不能有利于某一客车生产者, 更不能像北京、上海那样进行歧视性政府采购, 长期的保护等于扼杀。政府更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过多的不科学的指导和参与会极大影响客车和运输行业的发展。

2.2 运输公司角色的转变

运输公司主要职责应该是把旅客安全、舒适地从出发地运到目的地, 为乘客提供好的乘车环境, 开辟便捷的旅客乘车线路。但现状往往是, 运输公司把客车购买作为赚钱的重要途径, 纷纷成立某某运输公司汽车销售公司, 利润最大化成为他们推荐给出资人购买客车的重要理由。由于线路审批权集中在运输公司手中, 对于他们的推荐出资人往往只能顺从, 这种情况下一些三流甚至四流客车厂家由于工艺落后, 用材较差, 成本较低并能给运输公司的销售公司提供较多的利润反而大行其道, 而一些工艺先进、安全性、舒适性较好的客车厂家反而没有市场。这些极大影响客车行业的发展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建议工商部门对一些注册资本较少、没有实际销售能力的运输公司下属的销售公司给予取缔。

2.3 客车购车招标模式的转变

目前中国客车购车招标中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地方。第一, 价格为王, 特别一些公交和旅游车的招标, 价格占到50%, 技术占到50%;第二, 招标技术条款人为操作痕迹明显, 存在从某一微小并且对客车质量没影响的因素来摒弃别的客车厂家的情况, 比如本地客车企业加分现象;第三, 招标过程和结果决定不透明, 不透明就意味缺乏监督, 不透明就会有人为操作因素;第四, 招标邀请不够科学, 有竞争力的厂家往往得不到邀请, 因为如果邀请会让某些人的决策变得为难, 变得不科学。综上所述, 中国客车招标模式必须转变, 监管部门必须引入第三方, 通用的招标标准也需要制定。

2.4 客车厂家对自己的宣传需要加强

中国客车行业是中国非常有希望走向世界的行业, 但目前在国内宣传的不够, 只有个别客车厂家在中央台做一些广告, 这样就使得买方对卖方了解的不充分, 会导致购买行为不科学、不理性, 不科学的购买就不利于优胜劣汰。

2.5 客车销售需要借鉴4S销售模式

4S汽车销售模式, 是汽车专卖店销售模式的一种, 是品牌专卖店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 是以汽车厂家的连销式品牌专项经营为主体, 以整车销售、配件供应、维修服务和信息反馈“四位一体”为特色的综合性汽车营销模式。4S特许经营模式使生产厂商与经销商充分认识到产品的完整概念, 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已知需求和潜在需求, 客观上使生产厂商与经销商之间构成战略同盟关系, 使生产厂商能迅速地通过销售网络获取用户的意见和市场信息。

目前, 客车行业的销售模式主要是直销、经销及两种销售模式的混合运用。直销模式使得销售体系扁平化, 销售渠道更短。但是, 由于地理、人文、环境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多方因素的影响, 客车企业要在其他地区建立销售网络及销售渠道, 是相对困难的。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时间, 并且效果不可控。而引入当地的经销商, 利用经销商的经销网络及经销渠道, 虽然弥补了客车企业直销的不足, 经销商与客车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但同时也是一个利益的争夺者, 各自会利用独享的资源提高谈判的砝码, 争夺话语权, 对相互的长期发展不利。

目前中国客车市场品牌众多, 车型众多, 某一个车型配置较多, 某一个配置品牌又较多。造成这一现象有几个原因: (1) 政策制定不规范, 对客车的技术、外观等要求不规范; (2) 国民的审美疲劳因素, 日本的考斯特车型20多年不变, 而我国同座位的车型这20年至少有上百种; (3) 运输公司点单现象严重, 各个零部件厂家的公关使运输公司迫于人情需要要求客车厂家装一些不利于整车质量的配件; (4) 客车厂家众多, 行业集中度需进一步提高, 由于客车门槛较低、历史遗留问题、地方保护因素等造成我国客车行业集中度不高。以上情况造客车销售实现4S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 虽然我国客车行业目前取得了较大发展, 但现存的销售壁垒却造成了我国客车外形变化快、实际质量提高慢的现象。因此, 如果主管客车的政府能尽快出台适合客车发展的政策, 主管运输的政府能进一步转变职能, 主管经营的运输公司能进一步转变经营方式, 主流的客场厂家能担起提高民族客车工业的使命, 再加上其他行业支持, 我国的民族客车工业就一定会有一个值得骄傲的明天!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长沙名人不完全名单 第5篇

山灵水秀的长沙养就了杰出的长沙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自古以来，长沙英才辈出，而近代更是涌现出大批名人，有文化方面的、有教育方面的、有艺术方面的，更多的是不怕死的革命者——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辛亥革命打头阵的是长沙人；为共和国诞生抛洒热血的是长沙人……

刘少奇（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长沙宁乡人。年青时曾在家乡参加反袁驱汤斗争。１９１８年毕业于长沙育才中学。１９２０年在长沙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夏回国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１９２５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中国共产党五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投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十载，功勋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

胡耀邦１９１５—１９８９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沙浏阳人。秋收起义时参加革命，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后，任中央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等职。１９７５年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组织与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推动改革开放。为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

朱镕基１９２８—

今国务院总理。长沙人。初中就读于长沙广益中学，高中就读于省立长沙一中。１９４７年考入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１９５１年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１９５８年错划为“右派”。１９６２年摘掉“右帽子。回国家计委工程师，其间曾下放“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８年右派问题平反，恢复党籍，升任国家经委处长、局长。１９８３年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经委党组成员。１９８７年后，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等职。是中共十四、十五届政治局委员、常委。

徐特立１８７７—１９６８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长沙人。１９１２年创立长沙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老师。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教育部长。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后在延安从事教育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

谢觉哉１８８３—１９１１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长沙宁乡人。在长沙参加新民学会，主编《通俗日报》、《湖南日报》。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部长、司法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富春（１９００～１９７５）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沙人。长沙长郡中学毕业。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２年加人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曾任中共江西、江苏、广东省委代理书记。长征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到达陕北后任中央陕甘宁省委书记。此后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王首道１９０６—１９９６

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沙浏阳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省委书记、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第职。是中共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王震１９０８—１９９３

解放军高级领，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沙浏阳人。１９２７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２９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等职。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游长兼政委、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等。解放战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等职。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国衔。是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彭珮云１９２９—

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沙浏阳人。１９４６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化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李铁映１９３６—

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沙人。１９５５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６１年毕业于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士大学物理系，回国从事国防科技工作。后历任辽宁省科协副主席、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是中共十三至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维汉１８９６——１９８４

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名罗迈。长沙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和第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历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统战工作。

萧劲光１９０３—１９８９

解放军高级将领。长沙人。１９２０年加入青年团，１９２２年转为共产党员。１９２４年在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１９２６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再赴苏联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总司令等职。解放战争中任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率部游戏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１９５５年授大将军衔。是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１９８２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许光达（１９０８～１９６９）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长沙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黄埔军校。１９２７年８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历任红六军参谋长、十七师师长、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旅长、第三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新中国建立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１９５５年授大将军衔。１９５９年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甘泗淇（１９０３－１９６４）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姜凤威。长沙宁乡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历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省军区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１９３６年后任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０师、晋绥军区和第一野战军等部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

宋任穷１９０９— 解放军高级将领。长沙浏阳人。１９２６年加入共产党。次年参加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团、师、军政委。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副政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政委，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避委员、中顾委副主任。院士

雷天觉(1913～)浏阳人，机械工程专家，1935年北平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1947年回国，在上海工厂任总工程师，后在一机部任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获资深院士称号。今年已86岁。在他主持下，60年代上海生产的多种精密机床、仪器和工具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调相式变量油泵且被国外引进生产，为祖国赢得荣誉。

周光召(1929～)宁乡人，理论物理学家，1957年赴莫斯科参加原子核物理研究所，即在理论上有重大创见，闻名国际。1959年苏联毁约，他回国后即投身“两弹”的研制，初期设计工作陷入困境，经他反复计算，不是中国无能，而是苏联专家所授资料的数据有误，于是研究从此打开了局面。1980年周光召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任美国、俄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科学院院士，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俞汝勤（1935-）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分析化学家。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他在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参加了建立我国丰产稀有元素铌、钼的标准分析矿样及其分析方法的工作，在梁树权教授指导下，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实验室及课程建设。1962年调湖南大学任教，参与新开设的分析化学专业的建设。

丑纪范(1934～)长沙人，气象学家，曾在兰州大学任教，后任北京气象学院教授、院长，兼任兰州大学大气科学系主任。对天气预报有独到的见解，并对海洋动力学深有研究，提出多项新理论新方法，著有《长期数值天气预报》等书。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次年改称院士。

何继善（1934-）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应用地球物理学家。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工程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南工业大学校长、教授，现任中南工大教授、湖南省科协主席，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地质仪器学会副理事长，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SEG）终身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

刘经南（1943年-）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专家，长沙人。

黄祖洽(1924-)理论物理学家，对我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作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前苏联专家的错误，有《黄祖洽文集》。

张履谦(1926-)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早在抗美援朝实战中就较好地解决了雷达抗干扰问题。朱建士(1936-)，流体力学专家，主要成果有“核武器的一种新原理突破”等。近现代

田汉１８８９—１９６８

著名剧作家。宇寿昌，笔名陈瑜。长沙人。曾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归国后，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创办南国剧社等戏剧团体，创作《咖啡店之一夜》等优秀独幕话剧。１９３０年加入“左联”，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聂耳合作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时期在长沙等地组织抗战戏剧运动，主编《新长沙报》、《抗战戏剧》等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对湘菜、湘剧情有独钟。有《田汉文集》１６卷存世。

周鲠生１８８９—１９７１

国际法学家。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国、法国，获爱丁堡大学和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校务长。１９３９年赴美国讲学。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周凤九１８９１—１９６０

土木工程专家。原名本尧。长沙宁乡人。湖南省高等工业学堂土本科及巴黎建筑学校毕业。历任长沙楚怡工业学校土木科主任、湖南机械厂厂长、湖南省公路局总工程师、西南公路局副局长、公路总局副局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对旧时长沙的城市建设颇有贡献。１９４９年任教于湖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交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交通部公路总局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委员。

金岳霖１８９５—１９８４

哲学家。长沙人。清华学堂毕业。１９２０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５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１９５５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专著。

张孝骞１８９７—１９８７

著名医学家。号慎斋。长沙人。长沙湘雅医学院肄业。两次赴美进修。任湘雅医学院内科学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湘雅医院院长、湘雅护校校长近１０年。１９４８年任协和医院内科教授兼主任，先后建立消化、心肾、传染病、血液、呼吸等专业组，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杨开慧（１９０１—１９３０）革命烈士。又名霞，字云锦。长沙人。１９２１年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湘区委员会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武汉等地从事工农运动和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革命斗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被捕。在狱中经受酷刑，坚贞不屈。１１月在长沙英勇就义。

雷锋１９４０—１９６２

解放军英模。长沙望城人。７岁成孤儿，１９５６年高小毕业后先后在乡人民政府和望城县委工作。次年加入共青团。参加水利工程建设和鞍钢建设，多次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１９６０年参加解放军工程兵部队，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多次立功受奖，被评节约标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同年１１月加入共产党。次年任班长，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因公殉职。同年３月４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

劳崇光１８０２—１８６７

清总督。宇辛阶。善化（今长沙）人。道光进士，授编修。历任平阳、太原知府，翼林道，山西、广西按察使。后迁湖北、广西布政使。１８５１年咸丰元年 署广西巡抚，会办赛尚阿军务，镇压太平军。后调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并署粤海关监督。１８６３年同治二年 授云贵总督，督率冯世英等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后病卒于任内。著有《常惺惺斋诗文集》。

丁取忠１８１０—１８７７

清数学家。宇肃存，号果臣，又号云梧。长沙人。喜购藏数学类图书，兼收并蓄国内外数学研究新成果。提出解三元一次不走方程的新方法，并运用几何知识，测算出北京和其他地区的纬度。先后编著出版《数学拾遗》、《舆地经纬度里表》和集古今数学成果于一体的巨著《白英堂算学丛书》。

朱昌琳１８２２—１９１２

清末实业家。字雨田。长沙人。功授候补道、赠内阁学士，曾任阜南官钱局总办。以经营谷米起家，后开设乾顺泰盐号、未乾益升茶庄，转贩盐茶，设立钱庄，投资近代工矿业，成为长沙首富。乐善好施，耗巨资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修义渡，捐资修路、疏浚新河，并多次捐赠大批粮食、布匹贩济山西、陕西等省灾民，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李兴锐１８２７—１９０４

湘军将领。字勉林。长沙浏阳人。以参与湘军起家，１８５４年咸丰四年 与清军阻扼太平军入境有功，次年召至湘军总管粮台，驻祁门。１８６８年同治七年 补大名知府。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犯台湾基隆，赴江阴、吴淑等地修筑炮台。１８７５年起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１０年。１８８９年任天津海关道。１８９５年起历任天津道、山东登莱青道、长芦盐运使、福建按察使、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１９０３年调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卒于任内。

杨恩寿１８３５—１８９１

清末戏曲作家。宇鹤铸，号蓬海，别号蓬道人。长沙人。３５岁中举人，任过湖北盐运使、湖北候补知府等职。由于仕途坎坷，遂沉迷于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研究，其成就主要汇集于《坦园六种曲》和《词余丛话》中。戏剧作品多描写表现忠义节烈传统道德的故事。剧本情节曲折、场次紧凑、感情真切，人物形象突出，艺术感染力很强。代表作有《桂枝香》、《再来人》、《理灵坡》等。

周汉１８４２—１９１１

清末反洋教名士。宇铁真。长沙宁乡人。１８岁投湘军，随左宗棠赴陕首镇压回民起义军。旋又参与收复新疆之役。１８７０年同治九年 从刘锦棠总理营务，累迁陕西候Ｑｒ道。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 请假归里。１８９１年后在长沙大量刊印反洋教宣传品，引起美、德等国驻华公使干涉，被革职。１８９７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又刊刻反洋教宣传品，在长沙、湘潭等１０多县大量散览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当局，指名惩处。次年被湖南抚院拘捕。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 病重出狱，次年病卒。

王先谦１８４２—１９１７

清末史学家、实业家。宇益吾，号葵园。长沙人。同治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云南、江西、浙江乡试正副考官，江苏学政等职。１８８９年光绪十五年 涸乡后，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书院，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致力于汉学、经学连释，多有成就。１８９６年集资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１９０４年联合龙湛霖、冯锡仁、王之春等湘绅在长沙发起废除“美约”、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运动。政治上反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著有《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十朝东华录》等。张百熙１８４７—１９０７

清末大臣、教育家。宇冶秋。长沙人。同治进士，授编修。１８８１年光绪七年 任山东学政。１８８８年任四川乡试主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历陈国事，反对主和。１８９７年任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次年奏保康有为应经济特科试。戊戌政变后革职留任。１９００年任礼部侍郎，旋升左都御史，《辛丑和约》签订后，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嗣迁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又创办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后历任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

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

清末经学家。宇鹿门。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举人。１８９０年光绪十六年 主讲湖南桂阳龙潭书院，后移席江西南昌经训书院。１８９８年任湖南南学会会长，力主变法，遭王先谦排斥。戊戌政变后，革去举人身份，交长沙地方官管束３年，遂杜门著述。晚年讲学湖湘，并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博贯群经，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很深，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工诗及骄文。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优堂笔记》、《师优掌日记》等。

翟鸿机１８５０—１９１８

清末大臣。字子玖。善化（今长沙）人。同治进士，授编修。光绪初年，大考名列第一，耀为侍讲学士。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二年 升内阁学士，先后任多省乡试考官及学政。中日甲午战争时，曾上四路进兵之策。以后秉承慈穆太后意旨，屡献求和之策，深得赏识，先后出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１９０６年参与策划预备立宪，任议政官制大臣。１９０７年与突围发生矛盾，被弹劲回籍。１９１８年病逝于上海。

陈文玮１８５５—１９３５

近代实业家。宇佩荫，晚号遁奥。长沙人。曾捐湖北补用道，未赴任。后在长沙开设颐庆和钱庄及绸缎庄。１９０５年与周声洋发起成立湖南商会，任协理。是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创立商办湖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发刊《湘路周报》杂志。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 创办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议员。民国成立后任都督府财政司司长，１９１２年任国民党湘支部评议员。衰世凯复辟帝制后，不再预政事而寄情书画。

叶德辉１８６４—１９２７

近代士绅，文字版本学家。宇奂彬，号直山。长沙人。光绪进士。湖南维新运动中保守派代表，攻击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民国初年又在湖南组织筹安分会，任会长，拥戴衰世凯复辟帝制。大革命时破坏北伐和工农运动，１９２７年被工农群众处决。长于经学，尤精于文字版本学，所著及校刻书百余种。著有《书林清话》、《六书古微》等，汇编校刻的书有《郎园丛书》、《观古堂汇刻书》等。

杨昌济１８７１—１９２０

近代教育家。又名怀中，宇华生。长沙人。杨开慧之父。青年时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１９０３年光绪二十九年 留学日本，主攻教育学。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 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１９１３年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任教，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１９１８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资助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

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政治家。宇夏生，号壮飞。长沙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１８９５年在浏阳发起成立算学会，１８９６年任南京候补知府，著《仁学》。１８９７年回长沙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新政，先后设立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筹办内河轮船、修筑粤汉铁路，开采矿产，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１８９８年进京参与变法，同年，西太后发动政变，被捕，慷慨就义。

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政治家。字伯平，号绂丞，后改佛尘。长沙浏阳人。１８９５年与谭嗣同等在浏阳办算学馆，１８８７一１８９８编辑《湘学报》，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旋回国组织正气会，筹组自立军。１９００年举事失败，就义于武昌。在经济思想上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主张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商垄断，被视为早期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亲自在家乡主持开办锑矿、煤矿，实现自己的主张。

杨毓麟１８７２—１９１１

近代民主革命者。宇笃生，号叙壬。长沙人。早年就读长沙城南、校经书院。甲午战争后倾向维新，为《湘学报》撰稿，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１９００年赴日留学，同年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１９０２年与黄兴等创立“湖南编译社”，任主编，撰写《新湖南》一书，鼓动革命。１９０３年在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继于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任会长。１９０５年在上海成立同盟会联络机关，创办《洞庭波》等刊物。１９０９年在英留学，与孙中山商讨筹办通讯社，后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痛心疾首，投大西洋，以身殉国。

黄兴１８７４—１９１６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克强。长沙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１８９８年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１９０２年留学日本，曾组织拒俄义勇队。次年回国，在长沙与宋教仁等建立华兴会，任会长。１９０４年策划长沙起义失败，亡命日本。１９０５年与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任庶务长。１９０７年起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武昌起义后任战时总司令，领导武汉保卫战。１９１２年南京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１９１３年被推为江苏讨衰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美。１９１６年病逝于上海，归葬长沙岳麓山。有《黄兴集》行世。

周震鳞１８７５—１９６４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宇道腴。长沙宁乡人。早年入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又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毕业后在宁乡、长沙办学，多有成就。１９０４年在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次年加入同盟会。不久留学日本。１９０７年归国，从事革命活动。袁世凯专权、汤芗铭督湘时再次出走日本。１９１４年加入中华革命党。１９２７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消极处世。抗战胜利后任“湘鄂赣宣慰使”。１９４９年响应湖南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焦达峰１８８６—１９１１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大鹏，宇鞠荪。长沙浏阳人。１９０３年进长沙高等学堂预备料。１９０６年赴日习军事，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１９０９年回国与孙武等在汉口设共进会。１９１１年图谋响应广州起义，事败避居汉口，与湖北党人共谋湘鄂同时举事。武昌起义爆发后，与陈作新等组织湖南会党及新军响应，１０月率军光复长沙，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同月立宪派发动兵变，被害。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授为大将军。

姜济寰１８７９—１９３５

民初知名人士，长沙知事。号咏洪。长沙人。早年为湖南立宪派骨干分子之一。辛亥革命后任长沙县首任知事、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当选为俄罗斯研究会总干事，资助过毛泽东等的革命活动，对发展长沙近代教育事业出力甚多。１９２２年后历任省议会议员、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江西省政治委员会主任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被革命委员会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１９２９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

易培基１８８０—１９３７

教育家。宇寅村，号鹿山。长沙人。同盟会员，曾参加武昌起义。在“驱张”运动中任湖南绅商学界总代表。１９２０年任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行动委员会委员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广泛吸收进步教员，提倡男女同校。１９２３年后，历任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

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近代知名学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字行严。长沙人。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肄业，后留学日本、英国。辛亥革命前后任《苏报》主笔、《民主报》主编、江苏都督府顾问等职。１９１４年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宣传民主、共和思想。１９１７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冀察法制委员会主席、国民参议员等职。解放战争后期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著有《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

朱剑凡１８８３—１９３２

教育家。曾名家纯。长沙宁乡人。留学日本，回国后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子学堂。１９１９年投入“五四”运动，创立健学会，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１９２０年选为省议员，参加国民党“一大”，历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委、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市政筹备处主任等职。“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抄家和通缉。１９３０年随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后患胃癌去世。

杨树达１８８５—１９５６

语言文字学家。宇遇夫。长沙人。曾就读长沙时务学堂、求实书院，１９０５年留学日本。历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等校教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马氏文通刊误》、《词连》、《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述林》、《汉语文言修辞学》等。

欧阳予倩１８８９—１９６２

追求师妹不完全指南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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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俄罗斯方块》

一款优秀的产品总是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性，游戏同样如此，《俄罗斯方块》便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俄罗斯方块》诞生于30年前的苏联，由工作于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玩过一个拼图游戏之后受到启发，从而制作完成，这个游戏可以称为是历史上最为流行的极简游戏。它的玩法极其简单，由小方块组成的不同形状的板块陆续从屏幕上方落下来，玩家通过调整板块的位置和方向，使它们在屏幕底部变得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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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围住神经猫》

不完全市场 第7篇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近年的报道,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奢侈品第二消费大国。在中国新一代消费者追逐全球高档品牌的同时,世界品牌对中国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各大国际品牌纷纷推出有中国特色的产品系列。另外,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例如,广州太古汇商场今年9月正式开张,各大国际名牌,包括LV、GUCCI、CHANEL等皆有进驻。

高级服装属于奢侈品的一个重要分部,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级服装市场发展历史久远,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是众多国际品牌的发源地。国际高级服装企业作为跨国企业,其本质是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越来越多品牌进入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的服装行业的供给、需求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其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各种企业行为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当前,对于奢侈品及奢侈品行业的市场及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对外经贸大学于2007年成立了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贝恩咨询公司每年都会发布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高盛、安永、麦肯锡等都对奢侈品市场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定期研究和报道;越来越多学者在期刊杂志、学位论文中发表对奢侈品行业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奢侈品研究者着眼于奢侈品行业的整体发展和市场营销,很少专门研究高级服装行业或奢侈品行业的国际贸易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以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贸易理论来分析国际高级服装品牌对中国贸易的原因,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也有助于正确理解高级服装企业、借鉴成功企业的发展经验。

一、高级服装品牌进入中国的方式及三个阶段

(一)奢侈品贸易的方式及影响因素

国际贸易可以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奢侈品的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通常是混合在一起的。王欣(2008)认为,奢侈品贸易可以分为三种:普通进出口、伴随服务贸易产生的货物贸易、资本直接输出。

普通进出口是最为直接,也是比较原始的一种奢侈品贸易方式。这种方式成本高、贸易壁垒高、效益较差,在国际较为成熟的奢侈品市场,这种方式已经不是主流。但是在中国市场,直营的方式仍是大多数国际高级品牌所采取的方式。如LV、CHANEL、BURBERRY等,都直接在高档的商场设立专卖店,销售成品。

利用这种渠道,国际高档品牌能够较好地控制新店面的选址,打造奢侈品高档、高质量的品牌形象;通过店面方式与目标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营销,为目标消费群体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使得整个贸易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的利润达到最大;在中国大陆控制供给,使商品供给始终处于不饱和的状态。

在伴随服务贸易产生的货物贸易方面,旅游业对奢侈品消费影响最大。由于中国大陆市场并不成熟,人民币不断升值,很多高消费人群都选择到国外直接购买奢侈品。根据贝恩公司对中国奢侈品行业的研究,中国奢侈品境内消费比重在近年来逐步上升,但是仍然不足50%[1]。很多中国大陆消费者都愿意到港澳,或者产品的原产地购买奢侈品。

国际奢侈品牌的资本直接输出主要表现在其为与东道国国内品牌通过合资、并购的方式,成立新的子品牌。在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十分普遍。PPR集团于2004年拥有GUCCI集团99.4%股份,2007年止共拥有PUMA品牌62.1%的股份;LVMH集团旗下有子品牌LOUIS VUITTON、1996年加入的LOEWE、2001年加入的FENDI等。

徐雯(2009)对奢侈品进入中国的区位因素、产业因素和公司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区位因素(WTO政策和文化距离)对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进入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市场环境、政企关系、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知识和经验积累对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影响程度不大。”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际奢侈品牌进入中国的方式明显倾向于新建子公司,而不趋于选择与本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在新建的合资企业中,国际品牌的股权越来越高。总体而言,国际品牌在华投资倾向于独资、控股。国际奢侈品牌主要进入基础设施好和交通便利的一线城市。城市人均消费能力高对奢侈品牌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政策因素也对国际奢侈品牌有着正吸引力[2]。

高级服装是奢侈品行业中的一个重要分部,可认为其贸易方式即分为直接进出口高级成衣、伴随旅游服务产生的货物贸易,以及国际企业资本直接输出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成立新品牌。

(二)国际高级服装品牌进入中国的三个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高级服装行业呈现寡头垄断市场态势。根据周婷对中国大陆的高级服装市场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国际高级服装品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能够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世界一些国际品牌,如金利来、梦特娇等,都试水中国市场。这些品牌并不是世界一流品牌,但是帮助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了解到了国外的服装品牌,并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贸易逐步发展,国际一流品牌逐步为中国大陆消费者所知。但这一时期的国际品牌一般都选择亚洲其他国家作为跳板,由经销商代理,不直接进入中国大陆市场。90年代末,多个国际品牌逐步尝试在中国大陆直营,如1997年LV取消代理商,直接进入中国大陆。

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成为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高级服装品牌发展不平衡、地域集中、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滞后。中国大陆的高级服装贸易市场呈现以下特点。

根据2010年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对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中国大陆奢侈品市场中,高级服装(男、女服饰)市场总额共达98亿人民币。前五大品牌约占50%市场份额。男士服装前五大品牌分别是:AMARNI,BOSS,BURBER-RY,DUNHILL,Ermenegildo Zegna。女士服装前五大品牌分别为:AMARNI,BURBERRY,CHANEL,GUCCI,Max Mara[3]。

一线高级服装品牌扩大市场,新兴品牌也不断介入,市场分布集中,基本上直营店、专卖店只能在发达城市的高档地段可见,例如北京国贸商城,上海浦东,杭州大厦等地。同时,国际品牌在二三线城市寻找市场突破点,但并不是销售的重心。产品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中国消费者对高级服装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4]。

从单纯的批发贸易逐步增加零售贸易。BURBERRY就在2010年以7 0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其中国大陆特许经销商,Kwok Hang Holdings Ltd,旗下的50间零售店,实现对零售店的直接控制,并称这项收购能够使BURBERRY在2011—2012财政年中增加高达2 000万英镑的运营收入[5]。高级服装品牌在中国大陆继续大力进行门店扩张的同时,奢侈品的市场营销和销售渠道越发重视网络平台。网购奢侈品也初见端倪,但是仍不成规模。

另外,高级服装行业的进入壁垒非常高。打造高级服装品牌需要大量的时间、资金、人力。一个季度的成衣要经过设计、发布、采购等环节,才能够真正进入市场;市场营销方面的成本也非常高,比如高级卖场的租金、全球范围的各类广告费用等,而且这类费用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所回报;有名气的设计与管理人才是高级服装品牌必备的人力资源,但是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全球有名的服装品牌或设计师,这方面的教育机构也寥寥无几。

二、价格歧视激励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一)高级服装市场不完全竞争

完全竞争市场的重要特征有:产品同质性、各厂商在市场中地位平等。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苛刻,当今世界市场极少出现完全竞争的情况。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则包括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三种。

其中,寡头垄断市场指市场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产商,每个产商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每个产商对市场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单个产商在定价的时候,都会考虑其他竞争对手的反应,因为一个产商降价可能会引发另一产商的报复性行为。产商之间的竞争可能是价格方面,也可能是非价格的。同时,产商之间又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

作为奢侈品行业的一个重要分部,国际高级服装行业有明显的寡头垄断特征,其中LVMH和PPR集团是行业的两大巨头。

LVMH集团1987年成立于法国,通过大力并购其他品牌以发展自身。其高级服装部旗下有不少国际高级成衣品牌,包括:LOUISVUITTON,Marc Jacobs,KENZO,FENDI,Céline,LOEWE,GIVENCHY。LVMH在全球有超过80 000名雇员,2 400间门店。其近年来的收入相当可观。

资料来源:根据LVMH集团年度数据整理而得。

第二巨头法国PPR集团旗下也有不少国际高档服装品牌,包括GUCCI,Yves Saint Larent,Alexander Mc Queen等等。其在奢侈品行业内市场份额大,市场绩效良好,但是总体而言难以与LVMH相抗衡。

资料来源:根据PPR集团年度数据整理而得。

虽然其他品牌,如CHANEL、BURBERRY、VERSASE、PRADA等等,在全球范围的市场份额都无法与两大巨头分庭抗礼,但都有较大产品差异性,在全球范围内知名度高,因此也有一定的定价能力。这些产品差异来自于不同品牌各自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明确的品牌形象。

由于奢侈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市场,打造国际化、高档次的品牌形象,扩大规模效益,所以,资本的直接输出、品牌的并购、企业的强强联合,仍然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短期内,高级服装行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不会被打破。

(二)中国大陆市场符合价格歧视的条件

由于出现了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产商生产一样的产品,却以不同的价格销售给不同市场上的消费者,这种现象即“价格歧视”。当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企业能够区分不同的市场并分别制定不同的价格,在增加销量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单位利润,提高企业获利及消费者的满意程度。

资料来源:INTERBRAND咨询公司2010年全球最佳品牌100强榜单。

实行价格歧视的企业必须属于不完全竞争行业,有定价能力;市场必须有效分割,消费者不能在不同市场上倒卖产品;厂商在不同市场上遇到的需求弹性不同。

第一,在国际市场上,制成品都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高档奢侈品,差异性是产品的重要特征。LVMH与PPR GUCCI为行业内两大寡头,两者的定价、市场营销等等行为,都会相互影响,并影响其他品牌的企业行为。其他高级服装品牌有明显的商品异质性,所以,中国高级服装市场不完全竞争。

第二,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国内外市场通常能够有效分割开来。对于高档奢侈品而言,一般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税收较高、保护主义等,也由于高档品牌本身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很高,这个条件也能够得到满足。中国大陆市场有较高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消费者无法自由地在国内外市场倒卖商品,因此大陆市场可以认定为是一个有效分割的市场。

第三,产商在国内外市场上遇到的需求弹性通常有差异。在本国,产品销售渠道更多、覆盖面更广、知名度更高等,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较低的需求弹性。然而在国外,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高。在中国大陆,高级服装面对高消费人群,价格昂贵,而且覆盖的市场非常有限,需求变化会随着经济、社会等因素上下波动,需求弹性比在原产地的需求弹性要大。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高级服装市场符合价格歧视的条件,而且成本较高,所以高级服装品牌在中国大陆市场实行更高的定价。比如BURBERRY的高级成衣,同一件女装上衣,在英国售价为1 200英镑,折合人民币约12 000元。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售价大约为20 000元[9]。商务部在2011年3月22日发布了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包括服装在内等奢侈品,中国大陆价格比美国高出51%,比法国高72%[10]。

(三)以LVMH为例分析价格歧视激励产品进口中国

由于国际高级服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其在不同市场进行价格歧视不仅能提高企业短期利润及消费者的满意度,而且能够规避贸易风险,扩大市场份额,塑造产品形象。

LVMH是一个大型的跨国企业,其总部在法国,旗下有高级服装品牌LOUIS VUITTON,LOEWE,Céline,Berluti,KENZO,GIVENCHY,Marc Jacobs,FENDI,Stefano Bi,等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国。作为高级服装行业巨头,其贸易行为影响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行为。以LVMH为例进行分析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根据LVMH年度财政报告,高级服装部在2005—2010年间,不同国家的利润份额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美国、日本的利润份额逐年减少,而亚洲其他地区份额显著提高,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份额保持平稳。

日本及美国的利润份额下降部分是由于欧元兑美元、日元升值造成的。而多个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量增加是亚洲除日本外地区利润增加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中国消费者在境外旅游消费量大大增加,使LVMH的产品利润得到持续增长[12]。LVMH作为一个跨国企业,在不同地区进行国际贸易,能够有效规避个别地区经济、政治或者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总体贸易利润下降的风险。

在中国大陆的高定价满足了高级服装品牌产品稀缺性的要求,并扩大了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在高级服装品牌的原产地,由于规模效应在达到一定的产量之后,产量的增加会对企业效益产生负效果。这可能是因为管理成本或控制成本变大,所有投入的均衡增加反而导致更小比例的产出增加。而且,在同一个市场产量超过临界点则迫使价格下降。在寡头垄断的市场中,一方降价通常会引起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应。因此,高级服装品牌在单个有效分割的市场中,通常不会尽量销售产品,而是把产量控制在利润最高点水平。

近年来,LVMH旗下品牌如LOUIS VUITTON和FENDI都不断在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扩大销售网络。FENDI更于2007年10月至2008年在长城举行了时装表演,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塑造品牌形象。所以,虽然出口到中国大陆市场,高级服装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与所得利润无法与在原产地相比,但在不损害企业形象和利润收入的前提下,国际品牌仍然进入中国,以打开国际市场,增加企业的销售量。

三、结论与建议

由于国际高级服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能够实行价格歧视,并有在中国大陆市场实行价格歧视的激励,国际高级服装品牌不断扩张中国大陆市场。高级服装企业对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大陆应制定相应政策,降低高级服装行业在中国发展的成本,适应高级服装行业国际贸易的趋势。

首先,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以助降低产品价格。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市场内国际高级服装的商品价格高于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导致了国内消费者倾向于在中国大陆以外市场购买成品,因而中国大陆市场销量减少,损失税收。目前,商务部及学术界都在就降低奢侈品关税的问题进行讨论。降低国际高级服装品牌进入中国的关税,有助于降低这些产品的价格,提高其对大陆消费者的吸引力,有利于中国大陆市场和行业的发展。

其次,更多鼓励国际高级服装品牌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降低投资融资成本。在国际高级服装行业,并购是双赢的方式,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进入新市场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有利于东道国发展自己的品牌。如今中国大陆缺少自己的高级服装品牌,因此鼓励国际大品牌以并购的方式进入市场,能够加速本土高级服装市场的发展,也可以引进更多资金。

另外,积极培养高级服装行业人才,降低人力成本。无论是设计、制造、管理、研究等方面,中国大陆内该行业的人才都寥寥无几;研究机构也屈指可数,并且基本上都是新兴机构。管理人才短缺。这跟发达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没有人才,高级服装行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要规范、快速地发展这一行业,就必须努力培养该方面的各类人才。

摘要：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用文献分析方法,可研究得出中国大陆高级服装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结论。在中国大陆市场中,企业能够实行价格歧视,以有效规避贸易风险、扩大市场份额、塑造产品形象。为了更好发展中国大陆高级服装行业,中国大陆需要降低关税、调整政策,并大力发展相关人才。

关键词：高级服装,品牌,不完全竞争,价格歧视,贸易动因

参考文献

[1]王欣.奢侈品贸易及其政策引导之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

[2]刘雪梅.基于中国消费需求的奢侈品行业研究[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

[3]丁振东.中国奢侈品消费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4]周婷.中国服装类奢侈品市场总体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祥棋奢侈品研究中心.

[5]徐雯.国际奢侈品牌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

[6]李朋.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之路的思考[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9

[7]孙婕妤.我国奢侈消费初探[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

[8]魏大鹏.发展中国奢侈品行业,打造中国奢侈品品牌[D].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06.

[9]胡健.商务部:解决奢侈品价格“内外有别”问题[J].每日经济新闻,2011,(3).

[10]贝恩咨询公司.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2010-11.http://www.bain.cn/news.phpact=show&id=328.

[11]杨明刚.国际顶级品牌——奢侈品跨国公司在华品牌文化战略[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6.

不完全信息投标报价模型 第8篇

参与采购招投标的供应商要估计项目成本、预测竞标获胜的可能性并确定最优报价。主流竞价策略模型，包括决策模型、对策论模型和数学规划模型，用概率统计方法处理竞争对手的成本信息和不确定性因素。本文研究不完全信息环境下的投标竞价问题，定义风险损失，用三角模糊数表示竞标者对竞争对手成本的估计，提出相应的竞价报价模型。

1 问题描述

在实际竞标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及未来不确定两种情形，将其统称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目前的商业竞争环境中，竞标方彼此之间存在成本信息不对称，即竞争对手成本未知但一定程度可预测；不确定性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导致竞标获胜方“赢者诅咒”的市场风险，例如可能发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获胜竞标方尽管中标但最终亏损；二是报价过高导致的失标风险。

用风险损失表示不对称信息环境中的竞价风险。记为w=tp，其中p为投标价格，t代表未来市场中可能存在的通胀风险因子。高报价和高通胀风险均会导致较大的风险损失，风险损失w既能刻画未来可能存在的通胀风险对竞标方收益的负面影响，也能刻画竞标方自身报价过高可能导致的失标风险对其最终收益的负面影响。

2 不完全信息竞标方报价模型

2.1 假设条件

(1)假定存在两个竞标方i,j；(2)假定各个竞标方均为理性人，其最终目的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平衡；(3)假定不存在产能限制，即任意一个竞标方能提供的产能额度均能满足招标方的需求；(4)假定竞标方i自身对于项目成本的估计为Ci。由于竞标方之间存在成本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其他竞标方的成本信息只有大概的认知程度；(5)假定各个竞标方对外采取同一报价策略———成本加成策略。竞标方i的报价函数为piCi=a+bCi，竞争对手j的报价函数为pjCj=d+eCj，这是共同知识。(6)假定采取密封一价竞标。

2.2 具体定义

密封一价竞标是一种同时行动静态博弈，竞标方需要在失标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最优平衡。假定风险损失w=tp是关于竞标方报价的递增函数，通胀风险因子t是介于0、1之间的参数，0燮t燮1。

2.3 模型求解

两个竞标方报价相等均分竞标收益的情形在现实中极为罕见，本研究主要探讨第一种情形，即竞标者i夺标。

结合以上竞标方i对j成本估计的三角模糊数形式，中标概率prob pi<pj具体表示如下：

依据弗里德曼模型的核心思想———E(B）=（B-C)p(B），将竞标方i的期望效用EUi如下表示：EUi=prob pi<pjUi。

将竞标方i的期望效用EUi对pi求导：

同理可得:。

汇总以上求解结果，报价策略的具体形式为：

2.4 结果解释

3 数据模拟分析

利用Maple对以上求解结果进行数据模拟，分析通胀风险因子t对竞标方报价pi及其竞标期望效用EUi的影响。

将以上求解的报价模型带入期望效用的表达式中，得：

3.1

报价p与通胀风险因子t之间的关系传统报价模型仅考虑利润最大化,并假定所有竞标方的被估测成本为实数,即被估测最高最低成本均相等且为c*,即传统的竞标方定价模型为。

依据以上的不完全信息最优报价模型，在最特殊的情形下，即所有竞标方的被估测成本为实数，即被估测最低最高成本均相同且为c*时，则报价模型为。

分别令t=0.1,t=0.2时，进行数据模拟分析，结果如图1。

两者的差额为：

可见，当存在通胀风险因子时，竞标方报价高于传统报价。且通胀风险越大，竞标方报价越高。

3.2 期望效用与通胀风险因子间的关系由式（3）可知竞标方的期望效用与通胀风险因子成反比。

分别令t=0.1,t=0.2时，进行数据模拟分析，具体的模拟结果如下：

从以上数据模拟中可知：竞标方i的期望效用与其自身对于项目的成本估计Ci成反比；竞标方期望效用与通胀风险因子负相关，即未来市场的通货膨胀风险可能使竞标方面临赢者诅咒风险，从而对竞标方期望效用产生负面影响。

4 研究结论

当竞标过程中存在成本信息不对称、失标风险及“赢者诅咒”风险等不确定性时，通过将竞标方彼此的成本刻画为三角模糊数，同时引入“风险损失”的概念，一价竞标模型说明价格竞争的实质是成本竞争，线性风险损失可以合理的刻画不确定性对竞标方报价和期望效用的影响。

摘要：考虑现实竞标过程中投标方彼此成本信息不对称及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利用模糊数刻画竞标方彼此成本信息不对称,并用线性风险损失刻画竞标方面临的失标风险及赢者诅咒风险,构造信息不完全背景下竞标方报价模型。通过数据模拟分析通胀风险因子对竞标方报价及期望效用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通胀风险因子的存在会致使竞标方报价高于传统报价,且竞标方报价与通胀风险因子呈正比;竞标方的期望效用则由于通胀风险因子相应降低,与通胀风险因子呈负相关。

关键词：管理理论,报价模型,不完全信息,模糊数,通胀风险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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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骨不完全骨折的综合治疗 第9篇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上述期间笔者采取全身药物治疗结合局部理疗的综合方法治疗老年SIF患者32例,其中男3例(9%);女29例(91%);年龄65～73岁,平均70.3岁;病程2～15个月,平均7.7个月;有外伤病史17例(53%):全部患者表现为腰骶部反复顽固性疼痛,局部压痛阳性,其中疼痛向双侧臀部放射21例(66%),合并下腰痛5例(16%);所有患者均行X线检查,其中表现为骶骨翼上模糊的垂直硬化区3例(9%),余患者仅表现上位骶骨硬化(骶1～2)未见典型阳性表现,存在不同程度的腰椎侧凸7例(22%):21例患者行CT检查,其中表现为皮质或松质骨连续性中断或骨小梁受压变形19例(90%);16例患者行MRI检查均表现异常信号农聚,T1信号减弱,T2信号增强;5例患者行放射性核素扫描(99m-Tc),均表现为典型“H”形或蝴蝶形浓聚。

1.2 治疗方法

1.2.1 全身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钙尔奇D片每日1次0.6g,Taba-D30.25mg每日2次,福善美片10mg每日一次,另外一方面是非甾体类消炎镇痛药:首选莫斯比可片7.5mg每日1次或者西乐葆胶囊200mg每日1次可选用诺福鼎胶囊1片每日1次。

1.2.2 局部治疗

局部理疗包括热疗和微波治疗,主要理疗器包括:康本龙温热中低频治疗仪HL-Y5A型30min每日1次和Super Lizer HA-55020min每日1次,通常10d为1个疗程,共治疗3个疗程(1个月)。治疗期间建议不负重或少负重情况下适度锻炼,不要卧床休息。

1.3 临床疗效评价

临床评价采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1],考虑到老年患者基本无性生活经历故删除该项目,因此评分主要包括疼痛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活动等9项。

2 结果

随访8-14个月,平均11.3个月。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治疗前为(26.3±3.2)分,疗程结束时为(11.7±2.6)分,最终随访为(15.6±2.3)分,综合治疗后及最终随访的分值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1)。根据美国药品监督局规定,分值下降超过15分为临床疗效显著[2],本组共有26例治疗前后分值下降>15分,占81%。但是最终随访时,明显恢复患者中有8例疼痛加剧,Oswestry评分改变,与治疗前比较,分值下降小于15分。

3 讨论

自1982年Lourie首次报道SIF以来,有关SIF的报道开始大量见诸国内外的文献,人们逐渐认识SIF。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类似SIF等应力骨折的发病率日益增多,而SIF由于其在临床上的认知不高,所以其误诊、漏诊率仍很高。SIF属于应力骨折,指非肿瘤性疾病引起骨组织减少和弹性抵抗力降低而导致的应力骨折,其产生原理和老年患者阻组织减少和弹性抵抗力降低有关,在本组病例中老年女性患者占91%。绝经后老年女性明显骨质疏松为其主要原因。

骶髂关节和耻骨联合连接躯干、脊柱和下肢,为高应力区,在传递应力中起重要作用,当存在上述危险因素时,便易发生SIF。在行走过程中,单足支撑所产生的剪力可引起潜在微骨折,最终发展为骶骨翼的不全骨折,而后发生耻骨不全骨折。骨盆的旋转围绕2个轴,轴的方向从一侧骶关节上部到对侧下肢,两轴相交于骶骨,这正好解释横行SIF的产生。SIF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骨折线平行于骶髂关节,恰好位于腰椎边缘下沿线的侧方,说明SIF与负重应力的传递密切相关,Leroux等[3]对这种生物力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SIF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发生于老年女性,这一方面与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女性骨盆倾斜度较男性大,从而骨盆的剪应力较大有关。Gotis-Graham等[4]报道的20例SIF中,7例存在腰椎侧凸,其中5例骨折与凸侧相对,可见负重力线的改变导致骶骨应力增大,从而易发生SIF。本组病例中亦有7例存在不同程度的腰椎侧凸,对于其在SIF中的作用,笔者同意以上学者的观点。

SIF是引起老年患者下腰痛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临床上对其认识不足,所以容易误诊,且漏诊率高。故加深对SIF发病原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目前诊断SIF主要依据X线摄片、CT、MRI及放射性核素扫描等检查的结果。SIF在X线片上主要表现为骶骨翼上出现模糊的垂直硬化区,通常平行于骶髂关节,硬化可增强弓状线,偶尔也可出现横贯骶骨上部的广泛硬化[5]。CT对SIF的诊断也是较好的一种方法,可明确骨折部位,常表现为皮质或松质骨连续性中断,或为肌小梁受压变形,或与骨痂形成相对应的硬化区,通常薄层扫描更易发现SIF。MRI是另一种敏感的诊断方法,异常信号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X线出现可诊断征象的事件[6]:表现为T1信号减弱T2信号增强,类似骨质疏松骨折的表现。然而这3种影象学检查对发现SIF的敏感性是不同的,根据本组病理统计结果,X线摄片、CT及MRI的阳性率分别为9.4%,90.5%和100%MRI诊断,SIF的敏感性最高;但是有学者认为其三者确诊率分别为36%,88%,83%[7],所以笔者认为MRI敏感性好,但CT对SIF的确诊最具意义,另外放射性核素扫描(99m-Tc)诊断SIF的敏感性很高,表现为单侧或双侧骶骨翼上位于能髂关节与骶孔之间,核素异常浓聚,如为双侧SIF再加以横骨折,便呈现典型的“H”形或蝴蝶型浓聚,但是其特异性较差,炎症、肿瘤也可有浓聚征,应注意区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门诊、诊断SIF应该遵循以下几点:①老年患者特别是绝经期妇女;②扫描腰骶部疼痛,伴有或不伴有臀部放射痛;③X线摄片,MRI或放射线核素扫描提示有SIF典型表现,但要排除其他器质性病变:④CT检查发现有骨质连续性改变可确诊。

目前,关于SIF治疗,大多数学者认为卧床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可有效控制疼痛,一般一个月内疼痛缓解,6-12个月疼痛消失。结合SIF发病机制笔者采用全身药物治疗结合局部理疗的方法对32例SIF的患者行综合治疗,治疗前后患者疼痛评分下降明显,疗效具统计学意义,其中评分下降大于15分26例(81%)。所以笔者认为综合治疗方法能有效缓解SIF疼痛。本组患者治疗期间,考虑到患者年龄大,像肺炎、下肢静脉栓塞以及尿路感染等长期卧床者并发症多,故没有强制要求长期卧床,患者可在不负重情况下进行适度锻炼。本组患者治疗后随访过程中有8例出现疼痛再次加剧,需长期服用镇定药,说明综合治疗在长期缓解SIF疼痛方面还有所欠缺,临床还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最近,有学者提出使用球囊扩张椎体成形术来治疗SIF效果不错[8],希望以后能从该方面入手,解决SIF引起的病痛。

摘要：总结药物治疗和局部理疗治疗骶骨不全骨折的效果。方法回顾性研究本院门诊收治的32例骶骨不全骨折者资料，男3例．女29例。所有患者采用全身药物治疗结合局部理疗的综合方法治疗，并采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观察比较临床疗效．结果随访8～14个月，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治疗前为(26．3±3．2)分，疗程结束为(11．7±2．6)分，最终随访为(15．6±2．3)分。综合治疗后及最终随访的分值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其中共有26例治疗前后分值下降(15分，占81%。但最终随访时，明显恢复中有8例疼痛加剧．结论全身药物治疗结合局部理疗的综合方法对骶骨不全骨折短期效果较好，但不能获得有效的长期缓解．

关键词：骶骨,骨折,综合疗法,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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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契约理论发展前景探究 第10篇

科斯 (1937) 在他那篇开创性论文中首次提及契约的不完全性, 同时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为假设基础上提出“契约人”的概念, 由此发展而来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 将所有交易还原为一种 (不完全) 契约开展研究。沿着科斯理论发展而来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支是以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 (TCE) 以强调事后适应性治理为主要研究方向, 另一支是以哈特为主要代表的产权理论 (PRT) 以强调事前产权激励为主要研究方向, 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现代企业组织行为进行一些成功的解释。

2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和发展

2.1 TCE的早期发展

始于对纵向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以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 (TCE) 继承和发展了科斯的思想。在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并把每次交易看作一种 (不完全) 契约, 以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基础之上, TCE通过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度量交易费用以区分不同性质的交易, 并根据不同性质的交易分为不同类型的契约, 对应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 继而通过比较不同治理结构的交易费用, 进行比较制度分析。TCE认为最优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可以说TCE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交易费用过于宽泛的定义所引发的非议以及交易费用静态分析的状况, 更细致地考察了交易环境和交易内容的物理属性 (资产专用性) , 使之易于被观察度量。

2.2 TCE的后期演化

威廉姆森 (1985) 指出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想区别的最重要特点在于:资产专用性、制度的比较分析、将企业看作是一种治理结构以及研究契约签订以后的制度问题, 而资产专用性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标志。威廉姆森 (1991, 2000, 2005) 进一步梳理归纳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 将适应性、治理与交易费用概念融为一体, 为各自注入了可操作性的内容, 根据不同的交易选择响应的治理结构以降低事后的不适应程度, 将交易特征、契约不完全和治理结构选择联系起来, 建立了治理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威廉姆森 (2010) 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归纳和展望, 指出其关键思路是针对不完全契约注入治理结构, 强调交易者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human actors) 、适应性调整、契约法三个重点概念的同时, 指出研究的关键工作在定义分析单位 (交易) 的属性、定义治理模式的属性以及推进高效校准假说 (the efficient alignment hypothesis) ,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在经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 并指出选择性干预不可行、可矫正性、缔约可信以及扩大检验分析范围是推进其逻辑进程的四个方面。对于TCE面对的质疑,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正在发展中, 同意全面形式化是其理论发展方向, 但强调了对过早的形式化将使这一尚在发展中的理论面临偏离现实的风险。

2.3 TCE发展的基本思路

总体来看, 交易费用经济学以资产专用性作为外生条件, 认为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费用主要在于事后的失调, 而这种由失调行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治理结构进行适应性治理以最大限度地节约事前和事后交易费用, 于是TCE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将交易 (不完全契约) 的性质与治理结构的特征相对应比较, 从而选出合适的配对治理结构。同时由治理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的创立可以发现威廉姆森在其原有理论框架下将研究焦点聚集在了对治理框架的协调适配性进行深化分析。

3 产权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发展

3.1 PRT的早期发展

以哈特为主要代表的产权理论 (PRT) 对于不完全契约的理解是建立在早期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哈特 (1995) 指出TCE没有明确回答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基于这个切入口, PRT将企业的本质定义为非人力资产的集合, 通过建立严谨的模型分析了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 指出存在专用性投资的企业之间由于契约不完全, 一体化会导致事前专用性投资扭曲, 即事前效率损失, 只有通过把资产的剩余控制权作为一种契约工具设计某种最佳的产权结构, 对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进行激励才能保证最大化的联合产出。最佳产权结构通常要求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 或者投资不可或缺的一方。

3.2 PRT的后期演化

早期产权理论的核心模型——GHM模型遭致了以梯若尔和马斯金 (1999) 为代表的完全契约理论学派的激烈批评, 提出通过设计一种讯息博弈能够解决信息是第三方不可证实时的履约问题。哈特 (1999) 通过引入“复杂性”来试图为不完全契约理论找到基础, 意图在极限意义上修正了GHM的漏洞。

然而, 针对GHM模型的理论基础不牢固、过分依赖资产专用性以及采用零交易费用的再谈判假设忽视授权、权威和科层现象等问题的质疑, 还是促使关注事后效率的第二代PRT模型的产生。哈特和霍姆斯特姆 (2002) 通过改变GHM模型两个关键假定, 意图将关注的激励点从事前专用性投资水平转移到企业实际控制者的各种决策行为上来。哈特和摩尔 (2004) 更是从契约选择范围的角度内生地解释了契约的不完全程度。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 PRT在仍然依赖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同时将其外生化, 开始放弃原有的缔约环境外生、投资水平内生以及再谈判不能禁止等标准特征。

为了坚持新古典范式, 必须保留信息对称和风险中性假设, 而对事后有效率谈判的放弃使PRT走上与行为经济学相结合的道路。哈特和摩尔 (2008) 不再像GHM模型一样认为契约的主要功能是鼓励长期投资, 而把契约当作一种“参照点”, 在竞争环境下签订的契约为双方的交易关系提供了一种关于各自权利感受的参照点, 而事后交易不再是完全不可证实的, 而是局部可证实的, 证实的程度依赖于当事人的履约方式, 而最佳的契约形式在保护权利感受的刚性与促进事后效率的灵活性之间权衡取舍。在引入参照点效应后, 哈特 (2009, 2010) 重新分析了产权的作用, 并开始分析企业之间横向关系以及内部授权问题。哈特 (2011) 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参照点效应下的PRT的理论基础: (1) 针对前期将契约视为参照点的研究侧重于事后效率低下且对不可撤回投资 (noncontractible investment) 不予重视, 在排除再谈判的可能性的前提下引入资产所有权和外部选择权进行建模, 并强调了资产所有权有利于提高效率。 (2) 在“参照点”引入后对梯若尔 (1999) 等人的质疑的再次回应, 指出虽然也许进行设计动态履约机制设计可以解决存在再谈判时的效率损失, 但必须考虑到存在不同或然事件不可有效区别的情况。这一点进一步证明, 引入参照点的确在微观机制上使PRT更具说服力。

3.3 PRT发展的基本思路

总体来看, PRT立足产权激励的观点, 经历了一个从强调事前效率到关注事后效率, 从依赖资产专用性到关注行为决策, 并且不断探索契约不完全的理论基础以求将其内生化的过程。PRT的转变基本上都对其初期GHM模型面临的质疑做出了回应, 而参照点效应的提出更是明确地表明PRT向行为经济学跨进了一大步, 使其走出了资产专用性附庸理论的角色, 增强了其对复杂组织的解释力, 从而完善了产权理论。

4 不完全契约理论发展前景分析

市场发挥“看不见的手”的途径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两者的作用, 价格机制起市场供求交易信号的作用, 属于公共信息层面, 同时, 竞争机制是资源稀缺下造成商品资源流动的动力, 只有确保竞争的充分性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而随着分工和市场范围的扩大, 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加大到一定程度, 人的有限理性就会出现, 从而影响其对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导致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价格机制的信号作用可能会扭曲甚至缺失;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必然导致机会主义的产生, 可分割准租金的存在、双边依赖关系、产权的易弱化也就意味着在竞争机制作用下, 出于对稀缺的准租金的追逐, 交易各方必然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生产交易过程的非即时性意味着资产专用性投资必然以一种可以看作交易保证金的沉淀成本存在, 使双方的交易由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进入双边垄断状态, 双方的相互依赖也就使交易必然面临着被“敲竹杠”带来效率损失的风险。由上可推知,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三者的存在意味着运用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必然存在成本即交易费用。将每次交易还原成一种契约, 则意味着契约是不完全的, 并且事前事后都存在效率问题。

TCE和PRT同属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体系, 也就基本沿着以上逻辑发展而来, 然而对不同初始问题的关注和对改善效率不同途径的观点, 导致了它们较大的形式差异和研究路径。但值得一提的是, 威廉姆森 (2010) 还将PRT的发展归为TCE发展的最后建模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认为从以下几个最具争议的关键点作为切入口对两者进行理论融合探究是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完善具有价值和启发的。

4.1 对契约不完全的理解

契约的不完全性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相对于TCE一直停留在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出发, 认为这导致了契约无法描述所有可能的或然状况, 没有再对契约不完全进行深入解释与探讨;PRT虽然也是由有限理性出发, 但它更进一步强调合同不完全的根本原因是可描述不可证实性, 即第三方不可证实性, 在PRT后期研究中更是内生解释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可以看出相对TCE, PRT对契约的不完全性都是定义在不完全的状态依赖上的, 而且对契约不完全理解考虑了建模的简易性。那么, 既然建模也作为TCE发展的必行之路, 是否应该考虑像PRT一样逐步将契约不完全内生化作为共同基础呢?还是说它们应该继续引入其他复杂因素作为它们共同的建模基础呢?

4.2 对有限理性假设的理解

TCE和PRT都机会主义的矛头指向了有限理性:一是不可预见性, 二是不可描述性或不可证实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契约的不完全性的来源是二者并存的结果还是其中之一即可引致?结合建模进行考虑, TCE尚未进行具体分析, 视为坚持将两者并存, PRT则对仅考虑第三方不可证实性做出了尝试, 却未能做出普遍性解释。故而, 对有限理性的建模可以考虑两种途径一是采用引入其他外部因素与有限理性的某一方面结合分析, 二是继续坚持不可预见性和第三方不可证实性的统一, 后者也许更接近现实, 但因为这会造成当事人对交易成本的主观估计的随意性从而加大建模难度, 也就需要深入认知理性进一步分析当事人的决策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哈特对参照点效应的引入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4.3 事前激励与事后激励

我们知道TCE强调针对事后效率损失进行适应性治理即事后激励, PRT则从前期强调针对事前效率损失进行事前激励转变为后期对事后激励的关注。鉴于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下契约不完全必然导致事前和事后效率问题都会存在, 因此较多观点认为这可以成为TCE和PRT的互补之处。具体来看, 事前效率的实现过程由于处于自然状态显现之前, 且事前投资一旦实现就已经造成了难以扭转的总体效率损失, 这种特殊性使其难以通过组织内部科层结构进行约束, 最好的办法仍然激励相容原则, 这也正是PRT强调产权激励的可作为之处。相对事前效率, 事后效率的来源更为复杂, 除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事前专用性投资, 财富约束、收益不可证实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都会阻拦有效率再谈判的实施。而对事后效率的激励既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治理结构利用组织权威对机会主义进行适应性治理, 也可以通过产权激励方式鼓励有效的履约行为。然而, 鉴于这类研究尚未形成系统, 故而这也是TCE和PRT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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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袭警不完全报告 第11篇

7月24日，公安部纪委书记、督察长祝春林主持召开“公安部督察委员会2006年度第二次全体会议”，暴力袭警问题成为会议探讨的重点。

此前的6月27日，辽宁大连，派出所巡警在调查一起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的案件时，受到张某等人辱骂、撕扯、击打；

5月16日，上海，某培训学校女教师违法散发广告，当民警依法要求其前往警务站接受调查时，女教师却拒绝配合，并出手殴打执法民警；

4月4日，云南玉溪，交警杨某追击一辆违法超车并想逃避处罚的出租车时，被出租车车门挂住拖出10多米，摔倒并致轻伤；

3月17日，甘肃兰州，某餐饮公司一名员工乘出租车拒付车费并殴打司机，民警前往调查时，以该公司经理苏某为首的16人暴力袭警，甚至强迫民警下跪……

这些阻碍执法、暴力袭警案(事)件，仅仅是今年以来发生的1500多起同类案件中的一小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1至5月，全国共发生阻碍执法、暴力袭警案(事)件1545起，月均发案300余起，共造成11名民警牺牲，164名民警被致重伤或轻伤，1733名民警被致轻微伤。

今年前六个月，仅北京市公安局就记录阻碍执法、暴力袭警案(事)件196起。

“近年来，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阻碍的案件发生呈上升趋势。”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

同时，而关于警察在紧急状况下是否应该开枪、何时开枪的争论，也成为近期舆论的热点。

动辄用警力“开路”等导致警民关系恶化

据介绍，阻碍执法、暴力袭警案件侵害的对象主要是基层一线民警，伤亡数量较多的警种依次是派出所民警、交警、巡警、治安民警和刑警。

有分析称，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民警处置突发事件、处理交通违法行为、查处治安案件和执行抓捕任务等执法执勤活动中。有使用械具、刀具、武器及爆炸装置袭击民警的，也有以撕扯殴打、侮辱谩骂、强行冲撞等形式阻碍民警现场处罚的，还有煽动群众集体围攻执法民警或冲击公安机关的。

醉酒者情绪亢奋、自制力差也是暴力袭警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发生的196起此类案件中，“酒后袭警”有98起占到一半。

公安部相关人士分析了袭警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少数民警执法为民思想淡薄，执法不规范、不公正。一些民警在执法执勤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不作为、乱作为，有的民警习惯于以“管理者”自居，执法态度冷漠，方法简单，作风粗暴，有的基层公安机关受经费保障的制约，在执法中以罚代刑、以罚代处。这些问题直接造成群众与民警情绪对立，容易激化矛盾。

由于一些基层组织弱化，不会做群众工作，遇到政策和决定得不到贯彻落实的情况，往往把公安机关推到一线：一些地方领导依法行政意识不高，动辄动用警力“开路”，让公安机关冲锋陷阵的做法，成为公安机关招致冲击、造成警民关系恶化的原因。如果公安机关在参加党委政府指派的这类工作任务时，没有工作预案，使用武器或强制措施不当，就会使自己成为矛盾焦点。

比如，某县村民因征地补偿问题与某工厂发生对峙，影响工厂生产，当地政府调集公安机关前往处置，遭到村民围攻，致使31名民警受伤，杭州市警方配合政府开展整治“四小车”工作，短短10天内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32起。

当前，部分群众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对民警正当执法不理解、对法律权威的认识有偏差。民警在一线执法执勤，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就将对社会的不满转嫁到民警身上，使用暴力手段公然对抗执法。

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局长王立峰认为，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对于武器警械的管理过于机械，执勤防护装备和非杀伤性武器配备不足，使民警往往是赤手空拳与违法犯罪分子较量，加之出警时警力投入少，部分民警又缺乏实战技能，从而助长了违法犯罪分子阻碍执法、暴力袭警的气焰。

“还敢还手?不想干了你就动手试试”

“连警察都没有安全感，这是一种怪现象。”北京市民赵先生说，“虽然我也看到个别警察形象不好，但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警察还是好的。在老百姓眼里，警察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坏人敢打警察，这社会还不乱了?”

据了解，在一些发达国家，警察在执行公务时，任何与其身体上的接触都被视为违法，只要警察第一反应判断有人要袭警、危险一触即发，将毫不迟疑地使用枪械。之所以规定如此严格，目的就是保障警察执法的权威。保障警察执法的权威就是保障整个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在中国，根据《人民警察法》及《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相关规定，对于暴力袭警、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经警告无效，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直至将其击毙。

然而在现实当中，遭遇袭击的警察没人这样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民警无奈地说：“还敢还手?不想干了你就动手试试。”

这位练了十几年拳击的警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动手就说不清了，对方就会喊“警察打人了”，这会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还可能激化矛盾，造成更大面积的群体性事件。

推搡，辱骂，围攻，嘲讽，是接受采访的许多基层民警经常碰到的。有民警抱怨说，公安机关现在只强调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却没有跟上，良好的执法环境也没有跟上。别人欺负警察可以，警察连个硬气话都不敢说，市民对警察的要求太神化了。

今年3月8日，辽宁锦州一男子先是调戏、猥亵妇女，随后又暴力袭击执行公务的三名警察，现场警员在鸣枪示警无效后将其当场击毙。

6月21日，广东东莞警方在围捕杀死一人刺伤两人的歹徒徐某时，徐持刀、扔砖头袭击围捕民警，警方鸣枪示警无效，果断将其击毙。

这只是极个别的案例。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很多地方公安机关的枪支都被锁在枪柜里，枪械装备发下来，到不了民警手中，进入不到民警的执法执勤环节，只能算是个摆设。

“警察不使用武力最多只会给工作造成被动，而一旦动武，稍有差错便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一位民警说。

一线公安机关的领导对枪支负有管理责任，民警带枪时出了问题，领导也要受到相应的处分；而如果民警不带枪，一旦遇袭负伤或牺牲，则成了为单位增光的“英雄事迹”。

一位曾留学美国的公司职员告诉记者，在美国，警察用枪指住一个人说不许动，那就是不许动，否则就会开枪，而在我国好像不是这样，不法分子动就动了，跑就跑了。“甚至还有警察把枪扔了，怕被人抢走，这真可笑。”

“暴力袭警，破坏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妨害的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正常

管理。”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忠民教授看来，暴力袭警破坏的是法治国家的执法环境，最终直接侵害的是百姓的安危、自由和利益。

杨忠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不止一次听到有出租车司机说，警察连自己都保不住，我们还指望什么呢?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警察所承受的职业风险会更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会更重，如果警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国家权威必将随着警察遇袭事件的增多而最终丧失殆尽，社会的安全、公正就会丧失最基本的保护。

怎么保护警察

7月12日凌晨零时18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湖派出所接到110报警称，望京西园有人打架。民警赶到现场了解到，东北籍男子季某和朋友在取车时与另一车主赵某发生冲突，并殴打了赵某。此后，季某打电话叫来三十多个东北老乡。

民警要求两名事主回派出所进行调查。赵某表示配合，季某不但不同意，反而对民警出言不逊。民警又依据程序对季某进行口头传唤和强制传唤，但季某仍旧无动于衷，民警只能采取强制措施。季某对民警又抓又咬，最后，两名民警和两名保安一起将季某制服带回车上。混在人群里的季某老乡则开始起哄，叫嚷着“民警打人!民警打人了!”

季某到派出所后，他的老乡也跟了过来。“当时所里只有不到八个民警，而他们三十多个人一直围在派出所门口。”值班民警王警官说。

派出所发出求助，朝阳警方迅速启动此前出台不久的袭警应急预案。分局刑警、督察、预审民警同时赶到现场，三十多人被迫离开。季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这套预案，是2006年6月1日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针对近期民警在执法中接连遇到暴力抗法等现象设置并实施的。预案共分四级，其中特级处置预案要求，当民警在执行追逃、抓捕刑事犯罪嫌疑人、巡逻盘查嫌疑人等任务中发生枪击、暴力围攻等袭警案(事)件时，巡警支队机动巡逻队可携带武器赶赴现场先期控制事态，可先鸣枪示警起到震慑作用，在抓捕嫌疑人时可根据情况果断开枪。

这种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应对袭警案事件的做法，是公安部认可并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室主任唐国平认为，对一些重大复杂的公安保卫、行政管理活动，应采取督察部门提前介入、随警防范的方法，主动出击，预防侵权事件的发生。督察人员随警工作，既监督民警执法，又会有效防范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

山东省公安厅警务督察处副处长刘启武告诉记者，目前相当多的基层公安机关执法一线装备极为简单，防护装备匮乏。应该为一线民警配备防刺背心、防割手套等装备，特别是要配备非杀伤性武器。同时要紧密结合治安形势和实战需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民警实战技能减少伤亡。

契约不完全的必然性分析 第12篇

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缔约双方之间通过自由谈判对特定产权进行交易所缔结的一致性协议, 是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个协议是承诺、信用和法律效力的载体。在现代契约理论中, 契约按显、隐性可分为默认契约、显性契约, 按契约期限长短可分为长期契约、短期契约[1]。契约实际上是所有显性、隐性、长期、短期产权交易的集合。在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每一次产权交易都会产生相应的契约, 从契约角度讲现代经济是所有契约组成的有机整体, 是无限个不完全契约签订、执行过程以及机制的总和, 因此, 分析契约的不完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全契约理论

完全契约理论包括古典契约理论和新古典契约理论, 古典契约理论是缔约双方在自由平等条件下签订的一种理想化的契约, 契约条款是完全的, 缔约行为是一次性的, 事后不需要调整, 没有第三方参与, 强调信用, 自动执行的完全性特征。而新古典契约关系是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 当事人关心契约关系的持续, 并初步地认识到契约的不完全性, 事后调整的必要性。如果发生纠纷, 缔约双方可诉诸法律, 由第三方强制执行[2]。尽管新古典契约理论认识到了契约的不完全性, 但它强调建立一种包括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机制来实现契约的完美执行, 形成了一定弹性范围内的完全契约。

完全契约就是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预见契约期内的或然状态, 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并且缔约双方愿意遵守契约条款, 当缔约双方对执行契约产生争议时, 第三方 (比如法院) 能够强制执行, 达到完美执行契约的效果[3]。所以, 契约条款的完全性、契约执性的完美性是任何完全契约必须满足的充要条件。

三、不完全契约理论

完全契约之所以是完全的, 因为完全契约是建立在一些严格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 只要在完全契约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假设条件, 完全契约就变得不完全了, 学者们把与完全契约相比而存在“缺陷”的契约称为不完全契约。不完全契约就是缔约双方不能实现契约条款的完全性和契约执行的完美性的契约。以Grossman、Hart、Moore为代表人物的不完全契约理论 (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也被称为G-H-M理论, 由于Hart (1990) 等人强调“剩余控制权”的概念, 不完全契约理论又被称为控制权理论[4]。

四、契约不完全的必然性分析

对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原因有以下代表性的解释, Segal (1999) 则从环境复杂性的角度解释了造成契约不完全的原因[5]。Tirole (1999) 认为, 契约的不完全性可概括为: (1) 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 不可能预见所有的或然状态; (2) 即使缔约双方可以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 但要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者成本很高; (3) 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 但对第三方 (如法庭) 是不可证实的[6]。Rasmusen (2001) 认为, 契约的不完全性不仅由拟定契约的成本造成, 还由于存在契约的解析成本[7]。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契约的不完全性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 内在原因1.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的概念由Herbert A.Simon (1945) 在其巨著《管理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有限理性是指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 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的局限性。Simon认为, 由于决策者不具备完全理性, 决策的结果不是最大化的, 只能是“满意”的。所以, 缔约双方不能详尽地明确所有的契约条款, 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契约是不完全的。

2.机会主义

Williamson (1979) 认为, “机会主义” (opportunism) 就是“损人利己”, 如撒谎、偷窃和欺骗等[8]。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 有限理性的缔约双方在进行契约的签订、执行时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去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因为契约条款的不完全引起缔约双方在执行契约时会发生争议, 这导致缔约双方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试图从另一方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 (asset specificity) 中寻求“可占用性准租金”, 即产生“敲竹杠” (hold up) 现象。所以, 契约难以完美执行。

3.外部性的存在

外部性是指由于市场活动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即外部性就是指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 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9]。在外部性的影响下, 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将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影响, 这导致该经济主体的福利变化与社会福利变化不一致, 从而对单个经济主体的行动激励造成影响。所以, 单个经济主体明知契约是不完全的也不会主动去追求契约的完全性。

4.缔约双方的自由、平等性

所谓的自由、平等性是指缔约双方的社会地位导致双方是否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签订契约, 并执行契约。假设缔约双方不存在强势、弱势的一方, 双方都是平等自由的, 并且通过契约的签订、执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现实经济活动中缔约双方的自由性、平等性得不到保障, 导致签订、执行契约的主动因素具有不完全的特征。

(二) 外在原因1.交易成本

Williamson (1985) 认为:“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源泉[10]。Coase (1937) 在《厂商的性质》中指出:“发现价格的费用、谈判的费用、签约的费用、检查的费用、解决争议的费用等费用被称作交易成本”。由于契约的拟定, 签订存在事前交易成本, 这使得缔约双方不可能用无限的交易成本来换取完全详尽的契约条款, 同时, 契约的监督和执行还存在事后交易成本。所以完全契约是不成立的。

2.信息不对称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有差异[11]。掌握信息较充分的市场主体, 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市场主体则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实经济中缔约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缔约双方无法维持契约拟定、签订、执行过程中契约的完全性。

3.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完全契约理论中强调缔约双方的外部环境是静态、确定的。因此, 双方能明确契约条款并完美地执行契约。但是, 现实经济中缔约双方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动态、不可确定的, 在未来存在着多种或然状态, 因此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

4.契约的不可证实性

因为契约不具备完全条款这一条件, 进而致使在执行契约时缔约双方可能会产生纠纷, 即使存在第三方裁决, 能够观察双方所处的状况, 但是, 观察到的仅是表面现象, 而不能深入本质对其进行证实, 就是Tirole (1999) 强调的契约信息可观察但不可证实[6]。所以, 第三方强制性执行是具有局限性的, 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由于缔约双方之间存在内在的有限理性, 机会主义, 外部性, 缔约双方非自由, 平等性等主观条件和交易成本, 信息不对称,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契约的不可证实性等客观条件, 所以, 在现实经济中契约既不满足契约条款的完全性也不满足契约执行的完美性, 至此, 本文得出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必然的。

摘要：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对契约的不完全性成因没有权威、一致的解释。近年来, 学者们对契约的不完全性成因主要从有限理性、交易成本、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来分析。但要得出契约不完全的必然性必须从内因、外因两个层面, 多角度地对不完全契约进行分析, 才能得出现实经济中契约不完全的必然性。

关键词：契约,不完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Ronald.Coase.Hart.Joseph Stiglitz,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s[M], Blackwell Publishers.2003.

[2]Williamson, Oliver E.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From Choice to Contrac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 spectives, 2002, 16 (3) :171-195.

[3]Hart, Oliver, and Bengt Holmstrom, The Theory of Contracts[M], in T.Bewley (ed.) , Advanced i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U niv.Press, 1987, Ch.3, 71-155.

[4]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6) :1119-1158.

[5]Segal, I.Complexity and Renegotiation:a Foundation for Incomplete Contract[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9, 66:57-82.

[6]Tirole.Jean, Incomplete Contracts:Where Do We Stand?[J].Econometrica, 1999, 67 (4) :741-781.

[7]Rasmusen, E B.Explaining Incomplete Contracts as The Result of Contract Reading Costs[J].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Policy, 2001, 1 (1) :1-32.

[8]Williamson, Oliver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s, 1979, XXII, No.2:233-261.

[9]Marshall, A.Principles of Welfare.[M], London:Macmilla, 1890.

[10]Williamson, Oliver E., 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M], New York:Free Pres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