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研究范文
伙伴研究范文(精选12篇)
伙伴研究 第1篇
随着现代零售业的发展, 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局限于产品和服务, 更多的取决于如何实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高效地向消费者传递, 这就对企业的渠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营销渠道关系因其固有的模式上的弊端,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伙伴型渠道关系应运而生, 并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了解和使用, 成为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有力要素。
1传统营销渠道现状
随着现代零售业的发展, 国有经济制度的转型, 营销渠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的多元化使得多种不同的渠道模式得以共存, 如联合销售、联合储运、提供专卖品、信息共享、联合培训和地区保护等。
这些渠道模式都是为了适应供应商和分销商的高效渠道合作而形成的, 但在长期的运营过程中, 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 渠道是由多个不同的个体成员共同合作组织在一起的, 所以每个渠道成员都有自己所想获取的最大利益, 即通过合作完成自己的目标。单方面成员对最大利益的追求, 会使其在运营过程中忽略整个渠道的共同利益并对其他成员利益产生侵害, 从而形成渠道冲突。其次, 通常渠道中各成员的实力并不相当, 必然会有实力较强的成员和实力较弱的成员同时存在。这样的渠道主导权往往掌握在有实力占有主动权一方的手中, 并利用主导权通过强制、威胁等手段侵害较弱方的利益。
这种渠道权力的不平衡, 给渠道运营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 造成渠道成员之间关系紧张并带来产品供应不及时、货款回收难、流失消费者、管理费用上升、流通费用上升等后果。
2伙伴型渠道关系
正由于渠道现存状况堪忧, 渠道的各方受够了供应链成员间的相互猜忌和打压, 渴望更持久更稳定的合作关系, 并且愿意牺牲部分利益来维持和增进双方的关系时, 伙伴型渠道关系便应运而生。
伙伴型渠道关系是指发生在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深层次合作, 双方在一定的时期内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高度协调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形成于集成化供应链管理环境下, 在供应链中具有一致目标和利益的企业之间, 以有效保证渠道各方利益, 获得整体渠道竞争力。正如斯登和伊尔安萨里 (Stern and El-Ansary) 所说, 渠道成员被推入彼此依赖的关系中, 因为他们彼此需要对方的资源。不仅是资金, 还有专业技巧, 进入某一特定市场的能力, 以及与此相似的其他要素。为了完成渠道的任务, 渠道成员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要求他们必须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 否则, 渠道便不可能存在。然而, 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 企业需要挖掘各方面的潜力, 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渠道合作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伙伴型关系渠道的特点在与于, 第一, 企业间全面的系统整合。伙伴关系不仅在操作层、战术层实现合作企业间的整合, 更实现了在战略层次的系统整合, 使各合作方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 同步进行战略管理。第二, 更广的合作范围。不仅使企业在物流、资金流方面实现融合, 在信息流上也实现高度集成。第三, 信任度更高。通过信息的共享能够促进深层次的相互了解, 并增强双方的融合程度。第四, 基于长期共同利益的更持久的合作, 双方将不再局限于短期利益的得失, 而是更在乎整体与长远利益的维持, 通过增强渠道的稳定并提高效率来支持进一步的合作。
3伙伴型渠道关系的优势
在这样相互帮助与信任的合作过程中, 伙伴型渠道关系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第一, 通过双方的相互合作与信息交流节省相关的管理费用, 使整个渠道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为双方带来成本优势。第二, 友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 减少甚至消除强制与压迫, 有利于成员潜力的开发, 提高运营效率。第三, 因持续的资金人力投入和互动沟通而形成的稳定渠道将成为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第四, 有效降低双方的运营风险, 提升双方的信誉度。第五, 有助于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
对于从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角度来说, 双方都可以收获显而易见的利益。对与供应商来说, 可以通过分销商获得消费者的一手信息资料, 了解产品线和人员服务的不足, 产品的独销, 货架上的醒目位置, 以及更好的开展产品促销活动, 并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大的市场。对于分销商, 则可以得到稳定的产品供应, 资金和设备的支持, 还有供应商所提供的人员培训, 容易建立差异化优势。通过双方的合作, 共同发展与建设渠道, 向消费者提供最高效的服务和更低价的产品。
4伙伴型渠道的建立
4.1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评价
要建立长久稳定的伙伴渠道关系, 首先需要选择符合合作条件的对象。这要求企业自身有特殊的需求, 所选伙伴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 与潜在的伙伴可以退出壁垒, 即双方不能轻易地解除合作关系。
以上是选择合作伙伴的基本条件, 更重要的是合作关系要建立在对连续性的预期上, 这个连续性的预期由双向交流, 平衡的权力以及更高层的共同利益产生。然而在构建的过程中, 常常会有投机者的存在, 这种机会分子利用合作方的信任获取自己所想要的利益之后, 轻易放弃合作从而造成损失。企业在选择合作方时一定要尽量避免此类投机者, 可采取的方法是对对方的财务和信用状况进行严格衡量, 其次可以利用分销商的声誉作为参考指标。第三, 了解合作企业的文化与价值观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第四, 考量合作企业的管理能力和人员素质。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量来加深对未来合作伙伴的了解, 识别投机者。
4.2构建共同远景目标、发展相互信任
在选择了适当的合作对象后, 企业便可以在双方合作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共同愿景和发展相互信任, 为建立伙伴关系奠定基础。首先, 通过合作方的相互交流了解到各自的利益诉求, 寻找共同的利益与整体渠道的价值观, 在将来渠道发展和规划方面达成共识。其次, 在此基础上, 发展相互信任。通过此举有效避免彼此间的猜忌与怀疑而造成的行动迟缓、资金不到位等问题。而发展信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资金投入和行动上的具体体现。由于投资具有不可转移的特点, 资金的注入能巩固合作者的信心。而行动上的体现如对渠道外部企业提供利益的拒绝, 信息的提供, 任务按时完成资金及时到位, 商品的位置摆放等都能直接体现相互的信任。
4.3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渠道正式工作正式开展之前, 渠道合作成员就双方的权力和义务进行明确的约定, 以确保之后合作的顺利进行。通过事先的约定, 在发生了问题之后就能有据可依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进一步减小问题所带来的损失。要相互约定的权力和义务主要有, 第一, 明确双方在渠道合作中各自的职责和义务, 明确职能的分工。第二, 建立适宜的分享机制, 明确双方的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包括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分配, 本着共同成长、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 实现“双赢”协作。第三, 确定决策和协调程序。确定一个决策程序和能对变化做出反应的协调机制, 对维护关系型分销渠道正常、高效运转并获得不断成长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双方应在分销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高效的协商机制, 如定期的高层经理会议等方面达成共识, 为伙伴关系的运行做好准备。
4.4关系网络的运行与磨合
在渠道运营的过程中, 动态的环境和不可预期的风险会给渠道造成影响。通过。这就要求在运行之初, 合作双方在联合促销、联合库存管理支援、有目的的培训等方面打破组织间的界限, 互相协助开展工作, 从而达到组织之间各个层次的整合, 提高伙伴关系网络的运行效率。在运行之中, 通过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 如制定定期的联谊会议制度, 听取分销商对产品、分销情况以及市场反应等方面的意见, 不断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 来实现对现有渠道运营的改善, 使之更能更高效地运行。除此之外, 作为供应商还可以建立以分销商为主体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从信息提供、管理决策咨询、促销等方面对分销商进行帮助和服务, 消除或减少合作中的障碍。同时通过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 给予价格、产品经营权上的相关优惠, 能更好的增进分销商的积极性, 巩固伙伴关系。
4.5合理解决渠道冲突
冲突是不可避免问题, 这是由渠道成员个体利益差异、经营战略和策略的变化而造成的。合理的解决渠道冲突, 防止不良因素对渠道整体运营的影响是必须予以注意的问题。具体的情况根据事件所发生的严峻性程度而采取相关的解决措施, 如和调、仲裁、依靠法律手段以及渠道重组的等手段。
5确保伙伴渠道的有效性
伙伴型关系渠道的建立, 仅仅通过以上所提及的选择合适的伙伴, 约定相关条款这些事项是不够的, 渠道伙伴关系的有效执行和施用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然而要做到有效建立渠道伙伴关系, 首先, 渠道合作的双方必须相互提供资源, 资金和人力, 为渠道的成长提供有利的物质基础和机会环境。其次, 增强双方的信任, 创造有益于建立信任的结构, 这些可以通过提供选择性和进行专用性投资等行动来平衡各自的依赖性, 或通过避免集权型决策来实现。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加强双方经常性的沟通, 建立沟通平台机制和双方人员互访学习制度, 使沟通成为长期的必须的程序, 使得双方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伙伴型渠道关系的构建最终是为了改善企业间合作基础, 通过渠道成员之间紧密的合作达到整体渠道的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渠道个体成员的目标, 并提高顾客满意度, 从而创造竞争优势。然而, 要建立伙伴型营销渠道关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需要渠道成员企业为之付出长期的努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在充分理解伙伴型营销渠道关系的内涵基础上, 以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效率优先的原则, 采取有效措施, 真正的伙伴型营销渠道关系必定得以建立, 并为渠道成员带来长久持续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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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研究 第2篇
摘要:2014年 6 月 21 日,恒昌作为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的重要合作伙伴将参加互联网法治高峰论坛,并由恒昌副总裁李彬在论坛中代表恒昌发表重要演讲。同时,恒昌总裁秦洪涛受邀加入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互联网金融法治专业委员会并成为其委员。月 21 日,由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互联网金融法治高峰论坛将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互联网金融法治建设”为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围绕金融安全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议题展开研讨。恒昌受主办方的特别邀请将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研讨会议。
本次论坛是中国互联网金融法治领域高端、高效、权威的对话平台。论坛主办方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是中国从事金融法治研究的权威机构,一直致力于从法治角度推动监管政策的明朗化和行业发展的规范化。恒昌公司高层领导秦洪涛、李桂萍、齐松岩、李彬、杨黎、胡挺将应邀参加此次峰会,李彬总还将在论坛主题演讲环节代表恒昌发言。
此次论坛与会人员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主流官方媒体及网络新媒体的权威媒体代表及相关报道记者,可以说集精英之智。为促进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司法、学术与行业的深入互通,成立互联网金融法治专业委员会,并在论坛开幕环节举行揭牌仪式。
总裁秦洪涛受邀加入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互联网金融法治专业委员会并成为其委员,与秦总同时加入互联网金融法治专业委员会的还有百度、腾讯等企业的总裁、高管。恒昌此次受邀参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充分体现了恒昌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品牌形象。
成为导师的研究伙伴 第3篇
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少学长抱怨导师总“失踪”,很多需要导师指导的研究经常因为找不到导师不得不往后一直推。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特别在选导师的时候避开了在领域内颇有名气的大教授们,选择了比我们年纪大不了太多的新导师陈教授。与其跟着导师做大项目中的小实验,我更希望能够跟导师一起研究,真正让自己在实验设计和学术思维上有个大的提升。
开学后,陈教授约我们在校门口的咖啡吧里开会。咖啡吧开导师会?看来他还蛮会享受的。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陈教授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穿着藏青色的衬衫,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跟我们并没有太多差别。见到我们,他马上站起来招呼我们过去。“临床心理学除了理论学习外,还需要参阅很多的案例材料,希望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多阅读积累一些专业内容!”简单的介绍之后,他给我们布置了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平时我也经常在这里看资料,你们有问题也可以来这儿找我!我们可以相约咖啡吧的!” 嘿!年轻导师可真会选地方!
第二天,我按照教授说的,将临床心理学的实验案例一一翻阅并记下笔记。不仅如此,我还对每一个经典的实验进行了新的拓展分析。其中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的“感觉剥夺实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临床心理学的经典实验通过让被试者暂时性地被限制听觉、视觉和触觉,来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化。观察得出,被试者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个小时后就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里连续呆了3天之后,被试者又产生了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如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恐惧等。
这个临床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说明了一个人在被剥夺感觉后,各种心理功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可以提问和补充的空间。例如,被试者的性格、性别、年龄对于实验结果是否有影响?不同类型的感觉剥夺是否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先后顺序是否有别?这些病理心理现象会持续多久?……接二连三的问题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于是,我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连同我的读书报告一起,交给了陈教授。
咖啡吧里,陈教授跟我一起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查阅了几乎所有与“感觉剥夺实验”相关的资料。我总结得出: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人更容易被感觉剥夺影响而产生病理心理现象;女性及未成年人比男性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感觉剥夺的影响;被试者产生视幻觉的几率更高……但是,不同类型的感觉剥夺是否会相应产生不同的病理心理现象?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陈教授笑着说:“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没有指向性的感觉剥夺产生相应病理心理现象的结论,因为这样的实验需要非常庞大的被试者群体和大量反复的实验,而且心理学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很多结论只能是普遍的而非绝对准确的。”看着我恍然大悟的样子,他提议:“看了这么久的材料,不如放松下,去打场球吧!”正合我意!
我们就像仓鼠兄弟
经过一个学期的理论和案例学习,第二学期我来到导师的实验室,开始跟着他做动物模型实验。陈教授向我介绍了实验室里他养的两只银狐仓鼠,帮我冲了一杯咖啡后就开始介绍起了动物模型。“我们经常用动物模型来模拟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中的一些情绪和心理状况。”
我接触的第一个动物模型实验是“不可逃避性应激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模拟人们在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拥挤、环境嘈杂、挫折等生活状态。你来试试看。”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我将小鼠束缚在特制的圆柱筒里,使其无法逃脱,同时,我们对小鼠施加噪音,并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电击。12个小时后,我观察到小鼠发生了明显的精神性变化。“这就是现在心理应激的经典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纯粹的心理挫折应激。要好好掌握哦!”第一个模型就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几天,陈教授又一一将“慢性温和应激的抑郁动物模型”、“群居接触焦虑模型”、“高架十字迷宫模型”、“心理冲突性应激模型”等十几个动物模型一一给我讲解、演示。
我突然来了灵感,现在的人们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大,或者环境陌生,往往都会产生易怒、焦躁的心理表现,我是不是也可以模拟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自制一个动物模型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教授,他也很感兴趣。说做就做,我用两组大鼠模拟两个不同环境下生存的群体,将其中一组5只大鼠正常饲养,另一组1只大鼠连续12天进行昼夜颠倒环境的孤独饲养。第13天,我将这只孤独饲养的大鼠放入正常饲养的大鼠群体中间,这只大鼠由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果然产生了焦躁的情绪,并且变得易怒好斗。我把这个模型形成文字,并根据大鼠的情绪反应进行了说明,交给了陈教授。“你小子挺有想法的,还能搞搞原创呢!”顿了一顿,他又问道:“为什么要饲养12天?”“这个嘛,我随意的!”他被我这么一个“草率”的回答给逗乐了:“哈哈哈!有个性!”
很多同学都觉得导师是权威,往往在导师面前像小绵羊一样。但其实只要你有想法,并且有付诸实践的行动力,就应该及时地跟导师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年轻的导师,他们更喜欢能够与学生“直接地对话”。陈教授就跟我说:“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可以一起做研究的伙伴儿,就跟我的两个仓鼠兄弟一样。”
一起默契做课题
很快,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愿望就实现了。研二的时候,我开始做自己的课题——《心理干预治疗对受AIDS影响儿童的影响效果研究》。目前,我们国家因为AIDS而失去母亲或者双亲的儿童已经有将近2000万,如果仅仅只是在物质上给予救助,而忽视心理方面的救助,会影响这些儿童的心理健康,所以这个研究还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我找陈教授去确认选题,没想到我跟他不谋而合,他正准备论文《个体化心理干预在AIDS患者中的临床研究》。“太好了!我们可以同期进行研究,你做患者的临床治疗,我负责去帮助受影响的孩子们!”我格外激动,陈教授也很兴奋!
我在资料库里选取了受AIDS影响的30名儿童,平均年龄13.65岁,这些孩子全都知道自己的家庭与AIDS有关。在陈教授的指导下,我采用了5个心理量表,集成了一份问卷,首先通过问卷来了解孩子们现在的心理状况。后来,我和陈教授又一起招募了30名志愿者,一对一地对他们进行了心理干预治疗。我们将整个干预过程分为建立关系、宣泄情绪、寻找社会支持和调整应对方式四个步骤,以心理游戏、经历分享和感受分享为主要的方式进行团体干预。
干预完成后,我们根据原先定的指标对孩子们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证实,团体心理干预对受AIDS影响儿童的心理压力和痛苦的减弱和社会支持及心理韧性的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写的相关论文也发表在了国内的一本心理学杂志上。陈教授搭着我的肩膀说:“没想到你的论文发得比我还快!”“这你也要跟我比呀!”我对他的好胜心送去了一记白眼。我的这个研究也为陈教授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辅证,我也因此成了他研究小组中的骨干力量。
研发战略联盟伙伴评价体系研究 第4篇
为保证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发展, 企业纷纷寻求合理的竞争战略来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 及时地进行技术创新并使其商业化成了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企业一方面构建内部研发体系, 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 另一方面把视角转向外部, 寻求与其他企业合作, 以获取共同的或互补的技术创新目标, 通过合作, 共享资源与能力, 实现参与者的共赢战略格局, 这是现在竞争战略的创新, 也是企业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研发战略联盟就是以此为目的的企业策略, 虽然技术联盟的数量得到了空前增长, 但是联盟的失败率却高达40% -70%, 不适当的伙伴选择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战略伙伴的选择是战略联盟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Geringer (1991) 提出了战略联盟伙伴选择标准的分类模型, 从“任务导向” (Task-related Criteria) 与“关系导向” (Partner-related Criteria) 两大方面评估了战略联盟伙伴选择。“任务导向”因素包括联盟成功所需的营运技巧与资源, 如专利或技术方面的Know-how、财务资源、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取得行销与配销的途径等;“关系导向”则涉及与伙伴合作的效率与效能, 包括伙伴之国家或公司文化、伙伴间过去关系良好程度、伙伴间高阶管理团队的兼容性与信任、伙伴的组织大小与结构等。Brouthers (1995) 等根据过去理论架构和实证研究归纳得出在选择策略联盟伙伴时应遵循的4C原则:互补能力;合作文化;兼容目标;相称的风险。袁磊 (2001) 将联盟伙伴选择的指标分为有关伙伴个体 (硬) 的指标和有关伙伴关系 (软) 的指标。 硬指标主要包括市场状况、互补性技巧和财务状况等可以在伙伴选择过程中客观评估的一些指标, 软指标主要包括承诺、融洽性和信任等在伙伴选择过程中的主观因素。
二、研发战略联盟
研发战略联盟是企业战略联盟的一种类型, 属于战略联盟范畴。因此, 要理解研发战略联盟首先要从战略联盟入手。战略联盟 (Strategic alliance) 最早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 (J. Hopland) 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 (R. Nigel) 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外学者在其后从资源集合体角度、合作竞争角度、社会学角度分别对战略联盟加以界定, 国内的学者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战略联盟的属性、目的、形成方式和战略目标等等方面提出了战略联盟定义。史占中的定义比较全面: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资源共享、风险或成本共担、优势互补等特定战略目标, 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 通过股权参与或契约联结的方式建立较为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在某些领域采取协作行动, 从而取得“双赢”效果。
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总结起来, 研发战略联盟的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共同点:
(1) 目标明确。联盟通常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比如技术共享、资源共享、分担费用和风险, 提升竞争力。 (2) 组织灵活。研发战略联盟从形式上包含了从非正式协议性协同研究到共同出资建立合资企业或研发机构的各种形式[7]。 (3) 技术为核心。技术是研发战略联盟合作的基础, 是这种突破一般的组织界限而结成的相对松散的非层级结构维持稳固发展的纽带。
因此, 笔者认为研发战略联盟就是企业间基于共同的目标而结成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或专业项目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联盟。具体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为了实现共同分担成本及风险、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战略目标, 在保持自身独立性、整合各自研发资源的前提下, 建立的一种以技术为核心的合作研发、转移等的长期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既可以是纵向联盟, 也可以是横向联盟, 既可以涉及股权安排, 也可以是契约形式或非正式协议形式。
三、研发战略联盟形成动因
构建研发战略联盟源于企业在自身资源的局限的情况下, 因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乘数效应, 企业面临着技术演变加速的压力, 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受到威胁, 全球经济结构因技术的加速而快速调整的驱使。研发战略联盟是在这样的的背景下的一种全新的思维和观念, 它的出现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为竞争而合作, 靠合作来竞争”, 促进企业竞争能力的形成, 为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创造条件。
构建及运作研发战略联盟对顾客价值创造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企业创造的竞争优势就成为构建联盟的微观动因。 (1) 资源互补。各个联盟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 技术优势互补, 避免了单个成员的能力限制, 也可以为巨额的研发经费找到资金来源, 能有效地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2) 信息共享。由于联盟各个成员之间的独立性, 增加多方的信息传递途径, 能快速地对客户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 (3) 降低成本和消耗。优化配置战略联盟的各种资源, 减少单独研发的重复投入。各自的优势在生产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规模经济的效益使生产成本降低, 联合使专业化生产和分工的程度提高, 合作伙伴在生产各环节中各自的相对优势得以叠加, 从而使最终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4) 核心技术的融合, 提高技术水平。高的研发技术能提供创新性高效能的产品或服务并能降低市场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和分担研发投入的风险。 (5) 减小技术外溢效应, 增大研发投资的回报。 (6) 筑高进入壁垒。研发联盟的新技术低成本, 使竞争者不易效仿, 这迫使竞争者采取付出更高成本或更低效率的战略。
另外, 还有宏观上动因。近十年来, 国际上R&D投资规模和技术创新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加, 技术及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 缩短技术的商品化时间变得日益重要, 企业已无法完全依赖自身内部的研发来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在这样的环境下, 任何一个企业单凭自己已有的研发机构和内部的技术人员都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跨越自身边界的外部组织获取技术、知识成为企业的一个有效的选择。宏观环境的激变和技术的特性都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模式选择。这些宏观、微观的因素表明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和当前技术的发展趋势都促进了技术战略联盟的组建。
四、研发战略联盟面临的风险
研发战略联盟的本质并不是企业间的简单的合作, 要受主体企业特性和客观环境的制约, 这些情况的处理必然会给联盟带来许多的风险。另外, 研究与开发本身是企业的一项高风险的活动, 尽管研发联盟建立的一个目的就是降低各联盟伙伴的研发成本和分散风险, 但研发整体的风险仍然存在, 并且联盟还会存在伙伴企业在利益面前的投机败德行为, 这些风险都是研发战略联盟在运行前应该全面考虑加以防范的。这也是研发联盟在建立联盟伙伴评价体系、选择伙伴的重要依据。
研发战略联盟大体上可分系统外部风险与系统内部风险。系统外部风险主要指市场风险、宏观风险;系统内部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合作风险、资金风险。
(一)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企业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后, 能否获得期望收益的不确定性。企业进行研发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将技术成果产品化, 投入市场以取得经济效益。由于一个产品研发项目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往往较长, 而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环境却是不断变动的, 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研发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的来源有:市场需求变化、技术的进步、竞争环境的变化、要素市场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是迅速, 因此研发的时效对防范风险就异常重要。而研发战略联盟在研发产品、经营管理及文化观念上都以顾客价值为导向, 市场变化将会容易把握, 市场风险会尽量的降低。
(二) 宏观风险
包括国家的金融和政策法规带来的风险。利率、股市的波动和金融危机, 和国家在税收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 都对研发联盟运行资金和研发成本产生重大的影响, 进而决定研发联盟的成败。
(三)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指在研发联盟运行过程中, 由于技术方面的因素及其变化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研发联盟的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 技术风险源于研发结果的不确定性、技术的成熟度、相关性和配套性等因素。技术研发联盟固然可以比企业独自研发比技术上更有实力, 但由于新技术的尖端性、复杂多样性和过程的不完全确定性, 研发联盟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技术的成熟度相关性和配套性的不强会导致面对突发的技术问题束手无策, 研发速度进展缓慢, 和技术成果产品化的实现困难。
(四) 合作风险
合作风险主要是指在联盟合作过程中由于联盟的跨组织性和伙伴间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给合作研发活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联盟的跨组织性必然存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的差异, 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和监督制约的不到位的问题, 这给联盟的管理带来风险。机会主义风险表现为企业联盟伙伴的能力不足却以虚假的信息进入到研发联盟, 或因联盟的主导企业在选择伙伴时失误, 使联盟的研发能力达不到预期水平, 导致联盟的失败。核心技术的外泄和联盟伙伴的中途退出也是带来合作风险的原因。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技术资金投入的失效和浪费, 严重影响到研发成本的提高和研发任务的继续。
(五) 资金风险
资金是保证研发联盟正常运作的坚强后盾, 联盟的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量通常是巨大的。研发资金的断链或突发性大量资金的需求都会给研发联盟带来资金风险。只有研发联盟的资金实力雄厚才具备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因此联盟中的伙伴企业要有强大的融资本领, 既是防范风险的有力武器, 也是联盟伙伴选择的一个评价指标。
五、研发战略联盟伙伴选择评价体系设计
联盟伙伴的选择是联盟建立的基础和关键所在。主导企业决定构建战略联盟, 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考虑选择联盟伙伴的各种因素和标准。许多实践证明, 慎重地选择合作对象是联盟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联盟对象的选择问题上, 国外学者米切尔罗伯特 (Michael Robert) 认为, “不要为了仅仅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而结盟, 否则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依赖关系中;不要与试图通过结盟弥补自身弱点的企业结盟, 联盟的基础是各方都应有特定优势。”罗伯特的观点集中强调了联盟各成员优势相长, 良性互动的内在要求。英国战略管理专家戴维福克纳 (David Faulkner) 认为, 战略联盟保持成功合作的关键因素是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 这要考虑两个基本因素:合作伙伴之间的战略协同 (strategic - fit) ;合作伙伴之间的文化融合 (cultural - fit ) 。然而正确的合作伙伴的选择需建立严密、合理的伙伴评价体系。
(一) 建立研发战略战略联盟伙伴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1.以顾客价值的创造能力作为首要的准则。
因为顾客价值导向的研发战略联盟形成的动力就是通过探测市场环境的变化, 发掘顾客价值的驱动因素, 了解顾客的价值主张, 来满足顾客的动态变化的需求。
2.科学性原则。
顾客价值导向的联盟伙伴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 涉及的因素复杂, 评价中, 考虑整体性的同时, 制定评价体系的复杂性应适当, 要客观、科学地、概括出研发联盟主导企业的目的和要求, 能全面地反映候选企业的综合水平是否符合的指标, 这是设计指标体系的关键。
3.简练、便于操作原则。
指标设置尽可能的简化, 尽可能选取那些适于量化的指标, 定性化的指标要选取能够间接赋值转化为定量的指标来用。还要选取能从客观数据中获取的, 在概念上不重叠的统计上不相关的指标, 减少评价指标的数量。
4.适应性原则。
联盟伙伴的评价指标要随着企业所追求的目标的不同而不断调整, 因此评价指标要有很好的适应性, 可以灵活地对评价体系进行增添或删除。
(二) 伙伴评价指标体系
伙伴评价体系中的指标是为了在选择伙伴时能尽量从各个角度考虑候选伙伴的实力, 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 来实现联盟的稳定性。因此, 研发战略联盟的评价体系将从顾客价值创造能力、联盟内部协作能力、资源水平三个方面来展开评价体系。将这三个因素作为一级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下设8个二级指标。体系框架如表1所示:
1.顾客价值创造能力。
伙伴企业的顾客价值创造能力是研发联盟获得高绩效的核心能力。它包括技术实力、市场优势和知识产权。技术实力又是以研发合作为目的的战略联盟构建的基础, 也是主导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最关注的能力之一。技术实力包括新产品的设计和改良能力, 技术的市场适应能力, 技术的成熟度和可靠性, 技术的时效性和技术支持能力。市场优势是加入到评价体系中并细化的一个新元素。市场优势指标的加入目的是使联盟能够在重视技术时不至于盲目, 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忽略顾客的需求。市场优势包括市场份额占有率和市场影响力, 核心产品的供应能力, 市场信息获取和整合能力, 市场需求反应能力和吸引、保持顾客能力。知识产权是指伙伴企业本身具有的一种无形产权, 是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 它代表了企业的顾客价值创造能力。它包括拥有知识产权的质与量, 合作双方知识产权标准一致性, 核心技术与合作技术的一致性。
2.联盟内部协作能力。
联盟的合作特性而非整体性决定了企业间要相互协作, 共享才能共赢。所以联盟内部企业间的协作能力是联盟能够持续的基础。联盟内部的协作能力指标的二级指标包括合作的兼容性、沟通与信任度、合作成本。合作的兼容性要求伙伴企业与主导伙伴间在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 才能全力以赴投入资源与人力, 有利于企业间的行动的步调一致, 减少分歧, 实现内部的和谐, 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合作兼容性还要求经营理念和组织文化相融合或一致;技术团队间及技术团队与管理团队间的兼容性;合作技术与原有技术的相容性。沟通与信任度是增进伙伴企业间合作的紧密度的粘合剂。企业只有在了解与互信的基础上才更愿意共享, 才更有可能实现双赢。从企业的合作声誉和合作信用、管理层结构的稳定性, 企业领导层间的互信关系和合作风险的防范能力中可以评价出候选企业的沟通与信任能力。合作成本也是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因为企业的时空关系, 企业中途退出的可能性都会影响企业的合作成本进而影响联盟目标的实现。合作中的人财物的投入预算是最容易把握的合作成本。
3.资源水平。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水平能反映联盟的整体实力, 也是企业间实施联盟的目的所在。资源包括资金实力、设备状况、人力资源状况三方面。资金实力对支持联盟的运营起到重要作用, 它不仅包括伙伴企业现有资金的实力而且伙伴企业的融资能力也很重要。设备的先进性与新技术的配套性是研发联盟运营成果的实现载体, 是评价伙伴企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标。人力资源状况包括人员素质和人员整体的技能水平。人对研发战略联盟来说是最重要的资源, 因此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所有的高中低档的员工的素质都会影响到联盟的形成和运作, 当然伙伴企业人员整体技能水平是研发联盟提高研发水平的一把金钥匙。
六、结论
联盟伙伴的选择评价是研发战略联盟建立的关键, 因为伙伴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着联盟的成败。通过对研发战略联盟的形成动机的分析和风险的分析, 设计了研发联盟在选择联盟伙伴的评价指标体系, 新的体系更加注重顾客导向, 在体系中加入了市场优势因素, 并将其细化为5个更利于企业操作的评价标准。研发战略联盟的目的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其形成不是由单个企业简单合作, 扩大规模来实现的, 它需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通过一个完整的顾客价值交付过程来实现。研发战略联盟应在市场的驱动下形成的, 通过技术研发创新来创造更高的顾客价值, 运用快速高效的传递策略, 获得目标顾客的感知和认同, 赢得顾客的满意和忠诚, 从而实现联盟在市场中的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地位, 同时为企业进行持续的顾客价值创新提供了条件。研发战略联盟竞争优势的实现还要以顾客的价值创造为导向, 通过顾客需求分析, 顾客价值的识别, 选择合适的战略伙伴, 才能实现顾客所期望的传递的价值。这些都说明顾客价值导向无论在联盟形成时还是在联盟运行中都是与研发水平同等重要的, 否则带来的市场风险是难以抵御的。因此, 在选择评价伙伴时, 伙伴企业的市场优势就应作为衡量伙伴实力的重要因素, 决定着研发战略联盟对顾客价值的创造与传递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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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研究 第5篇
我的好伙伴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和一双细细的眼睛,加上两只小耳朵。这就是身材“苗条”的潘晨冬。绝对是一个符合现代美标准的“骨感”帅哥。
潘晨冬很热爱运动,足球、篮球、垒球和羽毛球他都很擅长。其中一项那可是我们的拿手绝活哦,猜猜看?对!没错!就是篮球。我们打篮球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
记得又一次,我和他一起以十比三完胜陈秋杰、张明达、李晨浩、王浩宇四人组合。另外一次,我们俩被老师给“无情”的分开了。第一个进球的是对方对的陈秋杰,只见他一个帅气的转身,三步上篮,球进了。第二球是我和王浩宇两面夹击夺走潘晨冬的球,一个飞跃投篮,打板,球进了。第三球,是他们发球后,不到十秒钟,由潘晨冬投进的,因为我鞋带开了,踩到了自己的鞋带,摔了一跤,等我连滚带爬的爬起来,球已经进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匆匆,所以我也格外的觉得开心。
潘晨冬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伙伴,更是一起战斗的好战友!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骄傲!
我的好伙伴
书是金钥匙,帮你打开智慧的大门,去寻求人生的真理,书是帆船,载你在知识的海洋里航行,抵达金色的彼岸
书是我的好伙伴,给我带来无限的乐趣。
我那狭小的堆满书的小屋,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这里充满了乐趣:黎明,小鸟唱着歌陪我看书;夜晚,星星眨着眼睛,伴我夜读。在这里,英雄与我交谈,伟人给我激励,白雪公主与我相见,海的女儿与我欢聚。我曾为善良战胜邪恶露出欣慰的笑容,也曾为世间的不平与痛苦流下同情的泪滴。在这里,我知道了“天狗吃月亮”的真相,懂得了火山爆发的道理,解开了生物的进化之谜,明白了地球之外有那么大的太阳系。捧着书,我时而来到冰天雪地的南极探索自然的秘密,时而又仿佛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创造出新奇迹在这里,心灵得以滋润,人生有追求,逝去的在这里复活,梦境变为现实。
啊!这一切都是从我的好伙伴那里获取。正如培根所说:“读书足以恰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
我爱你――书。我的好伙伴。
我的好伙伴
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小伙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我的邻居一鸣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好伙伴。
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儿,那樱桃一般的小嘴,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和一双乌黑顽皮的大眼睛。
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可是他的英语比我说的好,画画也比我画的好。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假期里每天也坚持画画,有时画到很晚。
一天,我吃过晚饭,到他家找他玩,看到他在画画,我便自己到楼下去玩。过了一个小时,我又去喊他,看到他还在画着。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再去找他,他说:“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快画完了。”我坐在那里等啊等啊,他终于画完了,我抬头看表,将近十点了。我拿起他的画,那么精致,那么漂亮,栩栩如生,有两只小猫抱着一团毛线玩耍,牵牛花爬在墙上,像真的`花一样。从中我能看出一鸣是下了多大的工夫。
这就是我的好伙伴―― 一鸣。
我的好伙伴
我有一个好伙伴,名字叫高明。他今年9岁了,他在明珠小学三一班上学,他的成绩很优秀,他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小孩。他长着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还长着一排洁白的牙齿,有一双灵巧的小手,他甜甜的微笑着,很可爱。他很爱玩魔尺,我称他“魔尺高手”。
有一次,我们都要用魔尺来拼出一个宠物,并起个名字,都要靠自己拼,不能让别人帮助。我们开始了,首先要想拼成什么样的宠物,接着数几格,然后试一试,确认后就拼了,我们都专心致志的拼着,我们怀着期待、渴望、激动的心情,期待自己的作品诞生。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两句话说的太对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我们终于拼成了,看着自己的成果,真是美滋滋的。接下来该起名字了,我的叫“炮弹钻地鼠”,高明的叫“玄武骑士”,弟弟的叫“闪电烈鹰”。但是我摆的姿势是爬着的,弟弟的是卧着的,只有高明的是站的,还拼的惟妙惟肖、威风八面、霸气十足,最后胜出的是高明。
这就是我的好伙伴高明,他就是“魔尺高手”!
我的好伙伴
我的伙伴数不胜数,有:张静。高嘉璐。胡之月其中,我最好最好的伙伴就是徐泽颖和王雅娟。
徐泽颖是个机灵的女孩。她的眉毛犹如弯弯的月亮,还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挺立的鼻梁,还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
王雅娟是个活泼的女孩子。一张瓜子脸,浓浓的眉毛弯弯的,还是个双眼皮小美女呢!扁扁的鼻子,还有一张樱桃小嘴。
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们三个准备玩小猫钓鱼。我们用石头剪刀布的方法来决定谁在中间。没想到,我赢了,我站在中间,王雅娟和徐泽颖站俩旁,用沙包打我。可是,第一轮的时候,我就“挂”了。让我来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吧。首先是王雅娟打来,可沙包直偏向我90度,接着是徐泽颖打来,把我直接“爆头”。第二轮是徐泽颖站在中间,我。王雅娟站俩边。先是我用沙包打徐泽颖。我向徐泽颖的要害部位――肚子打去,谁知道,她来了个急转弯。接着是王雅娟用沙包打,王雅娟向徐泽颖的脚打去,只见徐泽颖纵身一跃,就跳过了沙包。就这样,徐泽颖左闪右躲,挡过了我们每一次冲击。
叮。叮。叮上课了。虽然我们只玩了一小会儿,但是我还是很开心。这一天,我过得非常愉快!
我的好伙伴
烦恼时有人分担;沮丧时有人鼓励;伤心时有人倾诉;忧愁时有人排忧;快乐时有人分享;孤独时有人陪伴。那样多好呀!
我家就有一个这样的好伙伴,她就是―小熊“美美”。
一米多高,胖胖的身材,显得十分可爱;白红格子的连衣裙,格外鲜艳;头上和胸前的白红格子蝴蝶结,也格外鲜艳・可爱,还很显眼呢!
米白色的・可爱的・胖胖的脸上有一双水汪汪・黑黑的眼睛和棕色的鼻子,还有嘴。
这些组成了我的好伙伴―小熊“美美”。
每当我难以进入梦乡时,我就会抱着小熊“美美”说一会悄悄话,慢慢的・慢慢的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每位我沮丧时,我就会跟小熊“美美”说一说,她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不要沮丧,加油;每当我伤心时,我就会跟小熊“美美”说一说,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一丝伤心;每当我孤独时,小熊“美美”,仿佛就在说:“还有我呢!”每当我快乐时,我也会跟小熊“美美”说一说,那时她也为我高兴。
小熊“美美”―我的好伙伴,因我快乐而快乐,因我烦恼而烦恼。
我的好伙伴
我今天来到了非常有钱的一个姨姨家,他家养了一只狗叫happy!是德国的名犬―迷你雪娜瑞,它身着毛茸茸的卷毛,毛色又黑又亮。一个摇摇晃晃的脑袋下长着两颗晶莹透亮的“黑宝石”似的眼睛。最好玩的要数它的那对耷拉的耳朵了:要是我摸它脑袋的时侯,那耳朵就向后面移;如果我要打它,它的耳朵就往上翘然后缩成一团,装出可怜的样子;高兴时,耳朵一上一下地摆动,可爱极了!你看见了它,一定立刻就会对它起爱慕之心的。
可爱的happy可贪吃了。记得有一次,我给happy端了一碗狗粮,只见它早已坐在那里,冲我摇尾巴,时不时地用舌头舔舔嘴;用诚恳的目光盯着我看,好像在说:“哥哥,给我吃好吗?”我装作不给它吃,它就便把爪子搭在我膝盖上,伸着舌头,还发出“唉唉”的可怜声音,我只好笑着给了它。它便低下头狼吞虎咽地吃着。不一会儿,碗就见底了,它又盯着我看,好像在说:“姐姐,真好吃,谢谢你!”又好像在说:“还有吗,再给我
这就是我的好伙伴――happy。怎么样,你喜欢它吗?
我的好伙伴
我的好朋友陈初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我们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我们闹矛盾了。
上周二,陈初和我一起在操场上玩耍,陈初一不小心把我绊了,我疼得哇哇大叫,但它没有给我道歉,我怒气冲冲的跑到教室,我发誓再也不给她玩了。过了一会儿,她来给我道歉,我不理她。就这样我们绝交了一星期,在这一星期里
我也很难过。当我走在操场上看见两个好朋友一起快乐地玩耍
时,我又想起我的好朋友陈初了,我多么想和好朋友和好呀!但我们已经绝交了呀!有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碰到她,突然,正在路上走的小妹妹摔倒了。我们都跑过去把小妹妹扶了起来,小妹妹看看我,又看看陈初,说:”你们真是好人“,就这样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这样,我们有过快乐,有过矛盾。
我的好伙伴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她个子高高,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蛋,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有一张樱桃小嘴,看上去美极了。她就是我的好榜样――周思佳。她的爱好广泛,如;弹古筝・跳舞・画画・写作・看作等。她最爱好看书。有一次,妈妈出去了,让我去找我的好朋友完玩。一到她家就看见她在津津有味地看书。我便说,婷婷咱们出去玩吧、她说;我快看完了,等我看玩了再去吧、就这样等,一直从上午7点半到11点。阿姨在厨房叫我们了,我说一声来喽;阿姨说,没有盐了,我想让思佳去卖盐。’我说;阿姨我去吧、不用了,你不知到在哪里、阿姨说。阿姨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来。干什么呀、我急忙说;你妈妈让你去卖盐。她说,知道了。说完她借过钱,拿着书走出了家门。本来十分钟就能回来,可是都过了半个小时还没回来。我们见周思佳还没回来,我和阿姨就就决定去找婷婷。最后在门前的树阴下找到了她,她正在那里还捧着那本书,爱不释手认真看呢、我急忙的说;周思佳,盐卖回来了、她说,当然卖回来了、由于周思佳平时爱看书,所以她的作文水平很高,学习成绩也很好。
我的好伙伴
我的好伙伴是YO――YO,它穿着一件蓝色的紧身衣,表面很光滑,像一个车轮子,它的中间有点凸起,里面有一个银色的东西,这个不能弄丢了,它就像悠悠球的心脏,里面还有一根长线,它就像悠悠球的肠子,这是我的好伙伴悠悠,我非常喜欢它。
它有时给我带来快乐,也有时给我带来烦恼。有一次,我在玩一个高空动作,刚到我头顶时,悠悠球突然散架了,零件一个一个地砸到我的头顶上,疼得我直想哭,还有一些小零件飞得很远,找了好久才找到,使我非常生悠悠的气。
有一次,因为我太喜欢玩悠悠了,可我只会让它旋转,然后,收到手中,那时我想起了电脑,又在电脑上查找了玩悠悠的资料,有时我还教好朋友来教我玩。
我有进回家找不到我心爱的悠悠了,我就会很着急,我会把诚心房间扫一遍,来找我的悠悠。
这就是我的好伙伴悠悠,我非常喜欢它,玩耍时怎么也离不开它。
伙伴研究 第6篇
关键词: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竞争与合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6-106-2
0 引言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兴起而发展的新型产业,它具有区域性。企业孵化器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技术组织,能够为不同创业者提供创业的条件和环境,辅助创业人员能够从科技研究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并且还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成熟长大的综合性服务,为社会培养大量的成功企业,并且解决了我国就业难的问题。本文就以其为背景,研究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伙伴竞争与合作关系,使企业孵化器、创业企业及企业投资三者实现平衡发展。
1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伙伴竞争优势
1.1 产业创新战略浅析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指的就是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双方共赢为基础,以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法律约束为保障,创建的创新合作组织。推动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发展,能够有效整合产业技术创新资源,引导人员创业,促进产业技术集成创新,提高产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开展技术合作,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实现创新资源分工与合理衔接,知识产权共享,实施技术转移,使科技成果能够实现商业化运用,提高产业整体竞争能力,联合培养创业人才,加强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能力。
1.2 孵化器内企业伙伴竞争优势
经过孵化器之后的企业,会围绕相关产业在区域内聚集,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比一般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
①企业合作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的是同行业的企业以位置接近为基础,通过规模经济使学习经验曲线中的生产成本达到最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经过孵化器的企业,他们之间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他们可以在一定的地区共同采购材料、相互交流生产技术、集中市场营销等等,以此形成鲜明的优势,有效的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及生产效率,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使企业中的小规模投资也具备正常的生产能力,使企业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推广,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②孵化器内部具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创新环境,是培养企业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企业在前期会受到一些竞争压力,所以之后不断创新自己的技术和组织管理,以此满足顾客的需求,提高顾客量,使自身不会在竞争中淘汰。企业孵化器主要面向对象是新创企业,使其通过培训能够具有足够的竞争能力。孵化器尤为重视企业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企业在孵化器的正确引导下,能够获取大量的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内容相互协作能力,以此使自身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待到一定的时机面向市场独立发展。[1]
③孵化器内部企业伙伴竞争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孵化器企业是在市场利益的推动下,面向社会承担责任的法人机构,不同于科研院所、大学等项目小组,所以孵化器企业研发的项目是面向市场的,要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回报。孵化企业是高科技成果商品化、区域创新的基础,以知识、技术和人才为一体,以创新为核心,在内部企业竞争、交流的过程中,能够使自身的创业理念得到快速传播,完成创新过程。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孵化器为其提供了有利支持,使大学、政府、企业、风险投资等具有一个稳定的创新体系,随着企业水平的发展而发展。在目前社会中,孵化企业有着重要的技术创新作用,也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促进了产业中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使企业可以面向产业和市场推广自身。
2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伙伴合作关系
一个孵化器中会有多个正在孵化的企业,还有多个创投投资,一个创投有着多个正在孵化企业,这就是三方合作。
孵化器与创业企业是一对多的形式,同样也会有多个投资企业,那么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也是一对多的关系,对于创业企业,还会有许多创业投资公司和它进行合作。所以在合作过程中,会涉及到多个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在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创业企业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划分为多个合作类型。[2]
2.1 内部合作
内部合作的特点是创业投资参与孵化器孵化资金的股份,具有孵化器和创业投资合作的孵化基金的孵化器,会有专业的投资机构。对于创业投资来说,成立全新的机构从事类似业务,能够有效增加创业投资管理成本。孵化器主管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创投机构还能够进行其他投资,创建多样的投资组合,能够分散风险。这种类型的合作具有以下优点:①内部合作具有孵化器、创投机构的特点,能够为创业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和环境,并且还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创业资金,提高创业企业自身的能力;②内部合作具有较小的道德风险,能够利用双方优势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提高孵化器的孵化能力,还可以有效的使用资本,提高孵化器的收入及投资收益;③内部合作中,创投机构直接参与到孵化项目的选择的过程,对于一些较大型的决策有决策权力,由合作双方一起决定,并且全面、及时的掌握投资企业的经营信息。所以内部合作中,创业投资能够充分了解到在孵企业的信息,并且合作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可以与孵化器共同分担投资风险。
2.2 外部合作
外部合作指的是创投直接投资在孵企业,其主要特点就是孵化器和创业投资机构之间没有股权的转移。这种类型的合作具有以下优点:①孵化器与创投机构具有差异,比如关注企业的发展阶段、项目标准的筛选、项目来源机制等,这些可以使两者互补。比如以政府对孵化器和在孵企业的支持,在投资的时候可以享受政府的优惠,包括投资补贴和保障等等。外部合作不涉及股权,能够满足三方的合作需求。②由于没有股权、交易等问题,外部合作具有灵活性,能够实现改革、重组或者终止。只要创投机构想要投资在孵企业,孵化器的投资意愿不重要,双方就可以进行合作。
2.3 混合型合作
这种合作关系是创投不仅投资孵化基金,还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创业企业。这种情况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在调查研究的时候没有被发现,也不太容易实现,原因主要是:①创业投资具有逐利性和财务目标,如果内部合作具有较大的利润,那么就选择内部合作,如果外部合作具有较大的利润,那么就选择外部合作;②即使内部合作和外部合作都具有相同的利润,为了能够有效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创业投资机构也会选择外部合作,所以混合型合作要想在实际中实现,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3]
3 结束语
创建战略联盟,合作伙伴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共担风险、优势互补及共享利润的目的,以此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并且以小代价为基础,能够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使企业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使企业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战略联盟方式的企业发展战略也为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
参 考 文 献
[1] 黄海波.基于竞争性战略联盟的伙伴技术合作效应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2006.
[2] 刘林舟,武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多目标选择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21):55-58.
[3] 赵筱媛,刘志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竞争情报的协作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9):35-38.
构建伙伴学习型组织的研究 第7篇
当前, 新事物、新知识、新问题、新挑战充盈着我们的生活, 学习、解决和掌握它们正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和生活的第一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还特别指出, 举国上下要形成全民学习, 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 时代呼唤学习型组织.
反观传统的学校组织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 在这样的组织中, 决策权和执行权往往相分离;在这样的组织中往往只看到自身, 正是这些障碍限制了我们以开放的心胸来看待问题, 于是我们习惯本位思考, 把自己的责任局限于职务范围之内, 只考虑自身立场, 缺少成员间的相互合作, 共同切磋;不仅如此, 在这样的组织中我们还往往被旧习所禁锢, 过去无效率的经验常常会左右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 使得我们习惯于维持现状与修修补补.今天面对新课程的挑战, 如果一所学校在管理上无法迅速地作出反应, 随时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 那么这所学校无论今天多辉煌, 它也必将走向衰落.
张家港市南丰小学创建于1935年, 是一所有办学历史、有文化传承、有创新能力的新时期乡镇小学.这是一所高起点、高规格, 被全市人民寄予厚望的新型学校.而学校组织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学校教师领头雁少, 中坚力量薄弱.学生方面, 外地生进60%, 再加上本身又是乡镇小学, 不仅管理上难度较大, 而且学习习惯等方面与先进学校都存在较大距离.学校教育教学、学校的师资和生源结构均存在较大问题.我们该如何打造和经营?如何全面、快速提升育人质量, 实现良性运作和持续发展, 必须不断深入探索和研究.因此, 时代呼唤学校新的发展, “构建伙伴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势在必行.
基于上述多方面的思考、启发, 为逐步创建一套完善的教育方式, 在新的课程价值观引领下, 寻求学校潜力的最大发挥, 我们构思了“构建伙伴学习型组织的研究”研究课题.
二、研究价值
伙伴学习型组织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 通过创建伙伴学习型学校可全面提高师生素质、增强学校内涵、提高学校整体合力、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基于此, 通过对伙伴学习型组织的深入研究, 将学校创建成一个把伙伴学习作为组织的第一要务的组织, 一个全体组织成员处在不断学习中的组织, 一个能使人由工作中获取生命意义, 实现共同愿望和目标的新型组织.唯其如此, 教师的个人的生命空间才能得以无限拓展, 教师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喜欢做的事、又兼顾生命中最重要事情的“学习者”, 教师才能从一个教学典范转变为学习的典范, 从而真正去引领学生在主动参与中生长, 在独立探索中起飞, 在自主发展中成熟.学校才会因为拥有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学习力, 能够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保持持久的伙伴互助优势.我们以为处在竞争激烈的年代, 为寻求学校可持续生存之路的探索, 而作出这样的战略选择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概念界定
伙伴:在学校中, 主要指学校管理者与教师、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平等合作关系.
伙伴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校园的浓厚的学习气氛, 充分发挥伙伴式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共同理想的、不断创新的、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化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学习组织.
构建伙伴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就是指在校园内, 充分发挥伙伴团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积极主动地、持续高效地进行学习, 不断完善学习型组织学习方式, 提高学习运作效率从而提升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和办学整体水平的研究, 促进师生素质充分发展的研究.
四、研究目标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 选取系统性强的学习内容, 构建协作性强的伙伴组织结构, 选择实效性强的伙伴学习方式, 探索并总结出伙伴学习型组织的策略及管理评价方式, 从而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伙伴学习型组织, 实现教师、学生、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教师、学生、学校的不断创新与成长.
1. 通过研究, 更新师生观念, 建立师师、师生、生生间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2. 通过研究, 选取系统性强的学习内容, 促进教师、学生、学校的不断创新与成长;
3. 通过研究, 构建实效性强的伙伴学习方式, 积累典型案例, 形成师生和谐共同成长的发展模式;
4. 通过研究, 探索并总结激励性与发展性强的管理及评价策略, 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管理及评价, 确保伙伴学习型组织的健康发展.
五、研究内容
1. 伙伴学习型组织学习内容的研究
伙伴学习是发展成员整体配合和实现共同目标能力的过程, 伙伴的智能一定高于个人的智慧.在课程改革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 课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无疑是每一位教育者倍加关注的话题.学习速度只有大于或等于教改工作的发展速度, 才能与时俱进地做好教育工作.我们将“课改”确定为团队学习的主要内容.以课改拉动, 让学习成为需要, 便于实现在“在工作中学习, 在学习中工作”的愿景, 更加利于加速课改工作的进程.此项伙伴学习内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 系统地学习课程改革理论, 通过认识产生思考;第二阶段, 用课改理念指导教育教学行为, 通过实践产生反思;总结课改经验进行推广, 通过反思产生创新.
2. 伙伴学习型组织学习方式的研究
为突出伙伴学习方式的主动、生动、互动性, 可以将学习分为个体学习和团队学习两个层面.彼得·圣吉认为:“组织学习只有通过个人学习来实现.个人学习虽然不能保证组织的学习, 但如果没有个人的学习, 组织学习就无从谈起.”因此, 我们必须明确:每一个师生对学习的投入及其学习的能力应成为伙伴学习型组织学习方式的基本要素.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 循环往复, 螺旋上升.这一理念是建立在师生全面参与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学习方式, 提升师生整体运作的“群体智力”.搭建平台, 让伙伴学习成为可能;营造氛围, 让伙伴学习成为习惯.
3. 伙伴学习型组织评价策略的研究
强大的学习能力是竞争中的持久制胜之道, 而实施激励性评价是形成强大学习能力的不竭动力.对于伙伴学习组织中成员的学习效果的评价, 通过量化来实现.我们制定了相关的评价机制, 用来评价教师伙伴团队有优秀备课组、教研组、办公室、师徒结对等等, 用来评价学生伙伴团队的有班级伙伴学习小组、优秀班队、特色中队创建等, 我们还将师生平时表现、期末汇报、民主评议三部分得分相加, 即为一个学期以来的学习效果.平时表现成绩可依据成员参与伙伴学习的积极性、在伙伴学习中发挥的作用及教育教学实际情况进行评定;期末汇报成绩可根据成员汇报自己一个学期以来的学习状况、收获及其取得的成绩等进行评定;民主评议成绩可根据组织其他成员的客观评价进行评定.在评价过程中, 坚持“只奖励先进, 不惩罚后进”原则, 鼓励每位成员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 鼓励每个伙伴团队发挥其最大的极限, 发挥评价策略的功效.
六、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本课题研究积极推进实践探索活动.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 辅以文献研究法、调查法、个案分析法的手段, 通过搜集创建伙伴学习型组织的崭新成果与发展动态, 学习其先进理论及操作策略、方法等, 不断修正、完善课题研究思路, 逐步丰富课题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方式.由于本课题研究内容较多, 为确保课题的全面展开, 我们采取“总体设计, 分题研究, 协同攻关”的研究策略.由课题负责人进行总体设计, 提出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课题组成员从中选取一个专题进行研究, 并要求各子课题加强沟通、交流, 合作攻关.
七、研究成果
伙伴研究 第8篇
教师同伴互助、伙伴指导可以为感兴趣的教师开辟探讨教学的论坛。教师采用伙伴指导的方式, 可以满足他们制定教学策略的需要、评论彼此教材教法的需要、回顾考试透明度的需要, 还能促进教师采取务实的态度, 深入课堂了解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在一种互惠的关系上充当顾问, 从而有效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在此过程中, 令人鼓舞的发现是, 课堂上出现的许多行为问题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 伙伴教师呼吁“教学中要增强动机, 更新兴趣”。
那些忽视教学行政管理评价和未能对学生评价结果加以重视的教师, 通常都会变得声名狼藉, 但同伴互助、伙伴指导的教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项评价研究发现:不足25%的教师会基于学生评价而产生变化;不足10%的教师会对同伴和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评论做出反应。另外, 还有研究报告显示, 超过80%的同伴互助、伙伴指导教师会在他们的教学中产生变化, 学生也能得到积极的影响 (见图1) 。某一所大学的研究发现, 教师在参与为期一个学期的伙伴互助、同伴指导教学项目中, 在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取得学业成就、倾听和提问、组织和呈现以及评价学生等方面均有较大提高。
很少有学者对同伴互助、伙伴指导的有效性进行辩论, 因为他们知道, 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互惠。更多的人知道, 同伴互助、伙伴指导成功的结果是提高彼此的教学, 而不是评价彼此的等级水平。教师通过彼此互相听课, 积极理解课堂上所观察到的现象比评价课上得成功与否更为重要。教师同伴互助、伙伴指导是通过所观察到的重要信息进行分享并唤醒对方的问题意识。建议伙伴教师指导和非伙伴教师进行交流和讨论, 这对评价教师同伴互助、伙伴指导的有效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也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良好的策略。
师生同伴指导
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主任提姆·梅格纳指出, 有76%的美国学生愿意学习更多有关世界的各种知识;有28%的美国学生通过国外的新闻来了解有关时事;有70%的美国学生会报道他们参与社区服务或从事的志愿者工作。对有关美国学生使用技术状况的统计分析显示: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是首选, 据报道74% (全美国比例为65%) 的美国纽约中学生每天都使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如今, 中学生的在线模式是使用即时信息工具传送即时信息, 有50%的中学生会发送有趣的超级链接或有趣的故事;有45%的学生用过即时通讯工具发送照片和文档;有31%的学生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发送过音乐或视频文件。提姆·梅格纳认为, 建立网络化学习共同体的基础是:为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进步, 教师要彼此联系建立在线共同体;师生伙伴关系驱动;提高教师质量、满足一定数量以及多样性的内容;提供具备挑战性的学科课程和综合课程;网络化学习环境互联且具有高速联通性;教师和学生都能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指导。
教师同伴指导的类型
北美在线教育委员会 (NACOL) 2008年10月的杂志刊登了在线教师支持项目:教师指导模式。教师同伴指导的类型有。
(1) 基于任务的指导:聚焦教师个人的短期需要, 以便提高教师的技能, 习得新知识去履行一个新的角色。
(2) 基于经验的指导:面临新教学岗位, 与有经验的教师结伴交流学习。
(3) 随机即时的指导:与没有期望得到帮助的教师结伴, 并提供指导。
(4) 一对一的指导:单个导师指导单个新手老师。
(5) 团队的指导:加入指导教师团队与被指导教师小组交流。
(6) 正规的指导:通过已设定的时间、要取得的成效、进步的基准和通讯的方式等实现清晰的指导目标、过程和结果。
该杂志以通讯报道的方式通报了美国密西西比州公立虚拟学校参与同伴指导活动教师的感言 (Karly Wortmann 2008.10) 。
特里 (Terry) :我们教师希望在教学上取的成功, 所以都找到了自己的指导老师。通过给同伴提供帮助, 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一种友情。与其说是指导不如说是分享。我今年采用这种学习方式, 尽可能地从彼此身上学到更多东西, 以便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学校的所有教师。
詹姆士 (James) :同伴指导模式在虚拟学习环境中描绘了人的因素。教师同伴指导所提供的反馈信息能帮助教师建立信心、保持较高的士气并给担任繁重教学工作而有时深感力不从心的老师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乔伊斯 (Joyce) :我们拥有一个积极而活跃的“分享休息室”, 可以被称为教师的休息室。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教学方法, 获得帮助。通过同伴指导, 我们在创建一个更加积极的社区, 彼此之间成为更好的网友和网上同事。
同伴互助教学促进语言的动态生成
美国全球教育通讯与技术在线语言发展协会GOLD (Global Online Languag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由詹妮佛·安林德 (Jennifer Ann Linder) 和科琳·安巴列特 (Kerrin Ann Barrett) 博士在200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教学设计策略, 用于帮助语言的学习, 并通过网络提供跨文化的在线学习社区, 使包括学生、导师、教学助手和教师在内参与的远程互动学习, 提高语言学习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见图2) 。
伙伴团队互助的教学研究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马麻拉大学 (Marmara University) 英语系德琳·艾塔 (Derin Atay) 博士 (2006) 的论文《研究中的伙伴关系》 (Partership in Research) , 通过在职教育培训项目 (IN-Service Education Training, INSET) , 对英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的职前教师和在职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知识方面展开协作行动研究的个案研究。重点研究了10位职前教师 (英语专业大四学生, 平均年龄21岁) 和10位在职教师 (平均年龄29岁, 平均教龄5.4年, 每周课时15小时) 如何展开协作行动研究, 如何通过参与协作行动研究使双方都能获益。德琳·艾塔 (Derin Atay) 博士在她的研究中给双方的参与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 方便参与者对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进行系统地观察、评价和反思。
职前教师获准进入学校进行行动研究较难, 在职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培训指导研究。协作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探究性的形式要求教师按照一定的流程:提出问题—做计划—观察—反思。要做到有计划, 就要能经常提出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数据收集和分析主要来源有三方面:
(1) 与在职教师的非正式交谈。
(2) 职前教师的研究日志。
(3) 自己的实地观察笔记。
有些参与研究的教师不习惯写东西, 而是热衷于通过口头对话的方式说出来, 可以采用录音方式记录下来然后转换成文本。要求职前教师每周写一篇研究过程的周记。研究能力的发展可以通过反思日志来描述其价值。研究和协作的成文主要通过每周的笔录资料的整理, 研究中的典型归纳性数据分析能被采纳。首先, 需要大量阅读语料库 (全部日志) , 只有在确定一定主题之后, 才能通过参与研究的过程对参与者的专业能力影响进行描述和说明。在确定主题之后可以开始抽取其中的节段对主题进行具体的描述和说明。
(1) 行动研究需要结合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具体的情境。
(2) 参与行动研究的教师需要根据他们自己系统地收集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3) 实施行动研究需要和校内外的同事进行对话。
(4) 参与行动研究的学生可被视为重要的信息资源。
同伴指导是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的一种改革, 目的在于通过教师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协作指导提高或改善他们的教学方法。同伴教师指导不属于正式的教学评价, 但被公认为比正式的评价手段更能使教师获得持久的进步。从小学到大学, 教师同伴指导项目可以在各级各类的学校中实施。
伙伴研究 第9篇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是指公司将原在内部完成的某些技术服务职能转移给海外的承接商, 而公司并不拥有海外承接商的股权和直接的控制 (Stack and Downing, 2005) [1]。通过国际技术服务外包, 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发包商能够不断从印度、中国、菲律宾、爱尔兰、俄罗斯等国家的承接商那里获得专业服务, 而不需进行新的投资。这使得企业几乎能够无穷尽的利用外部资源将某些业务职能进行有效配置, 这些业务包括软件开发、商业订单流程、保险申报和清单录入、客户服务、会计支付、电话营销、医疗处方、税务申报、法律服务甚至是R&D (Erber and Sayed-Ahmed, 2005;Stack and Downing, 2005) 。
进行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不仅局限于世界500强或大型的欧美、日本公司, 在许多小型或中小型企业中也很普遍 (Carmel and Nicholson, 2005) [2]。然而,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并非总是双赢的, 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 (Niederman et al., 2006:60;Sullivan and Ngwenyama, 2005) 。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存在的风险不可低估, 甚至是巨大的, 如一些承接商可能存在某些机会主义行为, 一些承接商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等。因此, 在国际技术服务外包过程中, 企业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企业间伙伴关系很重要, 是因为这种关系将影响到组织绩效以及企业竞争力等方面 (Gainey and Klaas, 2005;Lee and Kim, 1999;neo IT, 2003) 。而且, 这种伙伴关系相对较复杂, 因而“较难探究” (Oza and Hall, 2005:1) 。要帮助发包商梳理外包决策需考虑的因素, 以及提高伙伴关系的质量和持久性, 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 能理解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的概念框架。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提出一个综合考虑发包商、承接商以及其他修正因素的伙伴关系研究模型。
2 基于发包商的驱动因素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通过发包商与承接商签订协议由后者来执行某些技术服务职能, 在这个过程中, 发包商开发了可提高未来竞争力的资源, 并实现了弹性运作。然而, 即时在同一竞争环境中, 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从而有不同的决策。因此, 发包商与承接商建立伙伴关系有着不同的驱动因素。
2.1 获得低价高质技术服务的需求驱动
发包商选择国际技术服务外包是基于将某些技术服务职能转移给海外承接商完成能够更便宜、更好和更快 (Clott, 2004;Pfannenstein and Tsai, 2004) 。节约成本, 减少未来投资或削减雇员负担是这些发包商进行外包的主要动因。发包商需要高质量服务, 并存在从其他国家承接商购买的可能性。从外部购买可能是由于发包商缺少发展资金或管理能力以及技术 (Brown & Wilson, 2005:21;Graf & Madanobi, 2005) , 也可能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源。Hensber (1988) , Wash (1991) 等人的研究表明, 外包可以带来20%-30%的生产成本节约;另外, Dilger (1997) 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外包还可以使服务水平提高24%-27%[3]。
2.2 聚焦核心业务以及从外部获取资源和能力的需求驱动
保持当地响应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经验使公司感到日益加剧的压力, 为了开发现在和未来具有竞争力的资源, 需要进行业务聚焦。由于全球化, 行业领袖不断引领了快速变化的发展环境, 居于其中的公司一直存在生存和成长的竞争压力 (D’Aveni, 2002;Dess et al., 1995) 。这增强了公司寻求竞争优势资源以及聚焦核心业务的需求 (Barney, 1995) 。外包作为一种中间组织活动或环节, 因其不需要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 却在实际上拓宽了企业的边界, 获得了外部资源且克服了市场之间的不确定性, 因此成为企业应对环境压力, 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
为了支撑全球范围内快速变化商业模式带来的竞争压力, 聚焦核心业务, 发包商需要从承接商拥有的资产上获益。拥有丰富经验的承接商能够填补发包商业务资源的空白 (Cheon et al., 1995:12) [4]。因为某些流程活动不再是发包商价值链的一部分, 而是由承接商代替了, 这可以避免急剧变动环境可能引发的公司运营困难。考虑这些驱动因素, 许多发包商运用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作为改进绩效的战略手段。
2.3 风险分担、保持弹性以及业务变革的需求驱动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使发包商减少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经费的投入, 因而本质上是将部分商业风险由承接商分担了, 例如基于分担业务风险的目的, 瑞士航空和奥地利航空将收入结算、旅客航线间帐单以及飞行项目管理外包给了AF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Chapter 4) 。风险分担成为发包商外包决策的动因之一。
在全球化商业环境中, 公司需要对行业发展进行快速响应, 顺应规则的变化, 调整以适应不断加剧的商业竞争以及对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进行响应等等。一句话, 需要保持弹性 (Czinkota and Ronkainen, 2005)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可以使发包商利用位于不同时区工作时间上的差异, 以确保公司获得不间断的支持 (Ramachandran and Voleti, 2004) 。例如, PC制造商Dell依靠多个元件设计研发供应商来保持业务弹性, 这便于公司将管理聚焦于保持和开发与客户服务相关的支持系统。
此外,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还为发包商提供了一个通过变革重新定义他们业务的机会。这样整个业务流程的变革常常以革新旧商业运作模式, 扭转衰败的业务或加速组织创新为目标。这些变革形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全新商业模式。
3 基于承接商的资源和能力
从理论角度, 发包商需要承接商比一般业务伙伴拥有更有价值的资源和能力。本文认为承接商的资源和能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3.1 廉价高技能的劳动力
发包商从承接商大量熟练廉价劳动力那里来获得低成本和高质量的服务。例如程序编码、录入、光盘读入等工作都能在低成本的离岸国家完成 (见Gartner, 2004) 。这些工作在西方公司是由高中生完成, 而在离岸国家常常由具有更高技术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完成 (Ramachandran and Voleti, 2004) [5]。这说明正是由于承接商拥有大量廉价高技能的劳动力, 才促使发包商将一些服务职能转移外包出来, 以降低成本, 获得竞争优势。
3.2 规模经济性和学习平台
有些发包商将某些技术服务职能外包出去, 是基于承接商的两个主要贡献:规模经济性和学习平台 (Feeny et al., 2005;Kedin et al., 2005;Kotabe and Murray, 2001) 。内部生产产品或者提供业务活动, 往往因为产量太少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Lyons, 1995) 。那些企业需求量较低的产品或服务, 要取得稳定的质量, 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成本劣势。而一个面向多个客户的独立供应商, 则可以达到最小有效规模。在管理信息系统、研发、人员培训、融资和市场营销等无形的业务活动中, 规模经济性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构成了承接商的核心竞争力[3]。
承接商另一贡献体现在合作形成的学习平台。学习指的是通过组织从经验获取知识的过程, 组织不仅可从直接经验中获取, 还可从其他组织经验中获取知识 (Levitt and March, 1988) 。组织学习被视为保持未来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过程 (Wu and Cavusgil, 2006) [7]。通过建立外包伙伴关系, 可以使发包商深入了解承接商的行为和职能, 不断积累核心资产和业务流程知识, 更准确地把握对顾客需求。这些将成为发包商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
3.3 全球创新能力和世界级交付模式
在今天不确定商业环境中, 发包商为了降低风险, 保持弹性, 他们需要承接商供应全球化的创新人才和世界级交付模式等关键资源。前者可使发包商不断积累产业专业知识, 是拥有高新技术能力的基础, 能帮助他们构建系统革新方案。后者可使他们接受到针对特定目标、挑战和需要的解决方案, 并能压缩交付时间。这些资源能帮助发包商快速应对变化或为走向衰败的公司带来变革。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公司在广阔环境中生存, 并需要依赖其他组织提供的资源 (Murray et al., 2005;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承接商现正在为各地区提供视听文化、商业、计算机、教育和培训、财务、健康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各种专业服务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他们通过补充合适人才, 依靠在岸和海外培训传授有效沟通、谈判、领导、团队建设、技术和商务分析等商业技巧 (Kumra and Sinha, 2003) 。承接商开发的全球交付模式必须能够为发包商提供无缝解决方案, 他们需提供许可证书。这些都成为承接商与发包商合作的重要资源和能力。
4 三种伙伴关系类型
本文认为尽管许多公司的国际技术服务外包有着共同点, 但发包商与承接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本质并非相同。发包商不管将承接商视为成本降低者还是价值增加者, 服务供应商还是活动合作者, 都将有赖于发包商发展的伙伴关系的本质。本文认为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的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
4.1 战术型伙伴关系
战术型伙伴关系中, 发包商与承接商之间的交易是基于买卖合同, 他们并没有签订长期合同以及建立任何战略关系。根据交易成本理论, 发包商进行外包决策是基于合作相关的交易成本比将这些活动纳入到其组织中的成本要低。在战术型伙伴关系中, 采用市场机制比由公司内部提供服务成本低。发包商将降低成本作为外包的主要动因, 但同时他们会关注成本的变化, 涉及合同、协调、执行的交易成本可能由于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 (指承接商不可预知的行动) 而上升, 但只要从承接商获得的低成本高素质人才带来的利益超过交易成本和控制成本, 这种伙伴关系就将持续下去。
这种伙伴关系中, 交易是短期的, 发包商和承接商的涉入程度较低, 承接商仅仅作为发包商某些服务职能的执行者。这样, 承接商可能存在某些机会主义行为, 即可能隐瞒、扭曲信息, 逃避责任或出现其他类型的不诚实行为 (Williamson, 1985) 。因此, 只要发包商存在降低成本的需求, 并且满意承接商的工作质量, 将不会倾向发展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
4.2 战略型伙伴关系
战略型外包常被视为第二代外包 (Brown and Wilson, 2005) [8]。与前一种不同在于外包的目标从降低成本转为增加价值, 它不仅将国际技术服务外包视为减少运营费用的买卖双方, 而且是拥有战略目标的合作伙伴。在发包商与一些高层次一体化服务承接商建立的长期战略关系中, 价值产生了 (Quinn, 1999) 。通过战略型外包, 发包商不需投资就可从承接商那里获得有用的资源 (规模经济性和学习平台) 。这种类型伙伴关系导致的组织学习使发包商能够将其资源和能力聚焦在某些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规模经济性和学习平台构成有用的组织资源从而成为竞争优势的潜在源泉。因此, 资源基础理论 (Barney, 1996;Poteraf and Barney, 2003) 可用于解释战略型外包。根据这一理论, 公司被假定为是难以模仿的资源的集合体, 这构成了它同其他公司竞争的基础 (Wernerfelt, 1984) 。这些资源可以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也可以是组织资源。拥有这些资源和能力, 公司能够把握环境机会, 将威胁降为最小,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超越那些没有这些资源或不能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公司。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 一个公司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在于其资源具有四个特征: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和不可替代性。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学习的平台, 在开发最好的资源和能力方面, 发包商能够利用与承接商的深入联系发展其价值链必需的这四方面资源。通过战略型外包, 使发包商聚焦核心业务,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这是构建未来竞争力的基础。
4.3 变革型伙伴关系
变革型伙伴关系被视为第三代外包 (Brown and Wilson, 2005:24) [8]。变革型伙伴关系意味着发包商公司层面绩效的快速改进 (Linder, 2004a) 。通过国际技术服务外包对已存的业务进行重新定义。这一伙伴关系的本质是对发包商强大的变革力量, 承接商被视为其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竞争的同盟者。例如P&G, Dupont, Cisco Systems, ABN Amro, Unilever, Rockwell Collins和Marriot这些公司已建立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这种类型伙伴关系 (Business Week, January 31, 2006:55) 。发包商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不断增长的风险进行分担和弹性的需求以及业务变革需求 (Czinkota and Ronkainen, 2005;Doh, 2005;Linder, 2004a, b) , 而承接商需要供应全球化的创新人才和世界级交付模式等关键资源。这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是以价值创造为基础的, 与承接商建立的是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像其他形式的伙伴关系, 变革型外包并不是没有风险。例如这可能颠覆整个公司业务, 降低了对某些职能的控制, 带来分散运作的风险以及减少聚焦 (Linder, 2000a, b)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经理的战略选择非常关键, 因为他们是能够以公司的喜好或劣势操纵环境的执行者 (Hrebiniak and Joyce, 1985;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因此, 发包商要想通过变革型外包获得期望的利益, 决策者需要在不确定性环境中, 进行明智的选择, 并与承接商建立能带来最高价值创造的紧密合作关系 (Farrell, 2004) 。
5 修正因素
发包商与承接商建立的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类型除了以上谈到的决定因素以外, 还有哪些因素对稳定持久伙伴关系产生影响?这里我们讨论两个因素:信任和文化差异。
5.1 信任
管理学研究显示信任和责任对建立成功的海外伙伴关系、合作企业或联盟非常重要 (Cullen et al., 2000;Jeffries and Reed, 2000) 。发包商需要信任他们的承接商将按时保质交付服务, 保护内部信息安全, 不会从事可能导致外包活动失去控制的机会主义行为 (Clott, 2004:165) 。同样的, 承接商需要相信他们的发包商需求稳定, 及时支付款项和承诺的激励奖金, 特别是当发生冲突时能坚守道德和法律底线。
Das and Teng (2001) 提出的能力信任的概念似乎可以应用在战术型的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能力信任指的是一方具有按照对方要求和预期完成某一行为的能力, 由此形成对对方的评价。这种形式的信任是基于对伙伴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能否胜任角色的期望。战术型伙伴关系双方较少涉入, 相对短期, 以及存在对对方胜任角色的期望, 可用能力信任进行解释, 其中的信任情感基础较少。
另一方面, 善意型信任的概念 (Das and Teng, 2001) 似乎可应用到变革型的外包关系。善意型信任指的是交易一方出于善意而对他人产生信任, 这种善意包括共同的信仰、友谊、同情等。这一形式的信任基于伙伴将完成他们各自角色的期望, 表现出公平和诚实行为, 并关注双方的福利[10]。而且, 善意型信任已被证实, 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因此, 这种类型的信任与变革型伙伴关系更相关, 因它本质上比其他两种关系更长期以及创造价值的潜力更高。
战略型伙伴关系的信任介于能力和善意型之间, 并更倾向善意型。这在逻辑上假定,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信任度越高, 将鼓励他们建立较长期持续的伙伴关系。相反, 发包商越是感受到承接商可信任度不高或双方可信任度都低, 越不可能建立较长期持续伙伴关系。
5.2 文化差异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可能选址在那些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可能拥有不同的组织文化。跨文化研究文献显示文化差异对不同区域国际业务决策、合作学习、跨边界知识和技术转移以及联盟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Bhagat et al., 2002;Cui et al., 2006; Kedia and Bhagat, 1988;Sirmon and Lane, 2004) 。文化差异表现在雇员价值观和规范的差异, 对待技术、顾客观念的不同以及人与人之间合约、行为互动以及角色知觉形式的差异。因此, 学者强调国家和组织文化差异对伙伴选择和维系有重要影响 (Gurung and Parter, 2006;Parkhe, 2001) 。这要求西方发包商必须设计其业务战略使处于不同文化的承接商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 (Khanna et al., 2005;Peng and Luo, 2000) 。
基于本文描述的的伙伴关系的本质, 文化差异对战术型外包影响较小, 因为这种类型本身交易和短期的特点。但文化差异对战略型影响较大, 对变革型影响最大, 因为这两种伙伴关系时间跨度长, 需要合作各方更多的理解和更强的容忍度。合作各方文化差异越小, 这样的外包关系似乎越长期和越容易维系。
6 结语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是一种能够增强发包商和承接商价值的合作模式 (Bryce and Useem, 1998) [11]。发包商的资源价值包括成本节约、高质量和快速服务交付, 将业务高度聚焦和应用, 风险分担, 较大的业务弹性以及扩大了海外市场。同样, 承接商也能够通过国际技术服务外包合作关系改进公司层面能力、个人技术和参与到全球业务中来获得价值。
国际技术服务外包是实践中快速增长的现象。然而, 目前的研究现状说明对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还有待深入。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伙伴关系研究模型 (见图1) , 从发包商和承接商两个方面分析伙伴关系的类型以及影响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补充。
总的来说,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本文对外包伙伴关系的讨论是根据发包商和承接商之间的价值追求和涉入程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合作行为模式进行分类的。尽管现有文献已有讨论减少业务成本和增加价值的目标, 但未曾将其纳入一体进行系统分析。不同伙伴关系的本质以及概念化还未得到充分重视。第二, 本文提出了维系伙伴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分析了信任和文化差异这两个修正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可一定程度上指导管理实践:第一, 帮助理解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的本质, 指导实践中重视影响伙伴关系的主要因素, 关注可能导致失败伙伴关系的因素。第二, 提示实践中维系伙伴关系以及提高合作质量需考虑的两个修正因素。强调与海外可信任的伙伴结盟, 以及关注现有合约中, 可继续信任哪些承接商。同时执行官也应注重及时付款、激励以及对太多小偏差的积极回应等来努力保持对伙伴的信任。双方需要调整各自的价值链, 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和谐行为等来维系他们的伙伴关系。
今后的研究中还应分析公司以外的因素, 即需建立“外包总理论”, 综合考虑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国际技术服务外包伙伴关系可能从简单的买卖交易关系开始, 逐渐深入到建立长期持续信任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对发包商和承接商的特定网络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种伙伴关系的演变也将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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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研究 第10篇
1、PPP的起源。
1992年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为了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解决公共服务的资金匮乏和公共部门缺少有效性和资金效率等问题, 首次提出了PPP模式的概念。九十年代后, 国外基础设施吸引民间投资、社会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开始蔓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普遍采取了PFI、BOT等类似民间投资的参与模式, 之后这种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合作建设的方式被统称为PPP。
2、PPP的本质。
PPP是指政府、盈利性企业和非盈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形式。这种模式是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的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 是一种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理念的现代融资模式。PPP模式其实是一个意义非常宽泛的概念, PPP模式没有固定的投资模式, 根据每个项目的特点、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各参与主体的具体情况, 形成每个项目自身的投资模式。试图去总结PPP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它没有固定的定义, 并且也很难考证这个意义模糊的英文单词的起源, PPP的确切含义要根据具体的项目来确定。
根据国际组织和各国对PPP模式的定义, 可以将PPP模式划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广义的PPP模式指, 通过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来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狭义的PPP模式可以理解为一系列项目融资模式的总称, 包含BOT、TOT, 等等。PPP均是指一个大的范畴, 而不是一种特定的项目融资模式。因此, 不能将PPP与BOT、TOT等特定的项目融资模式并列起来进行比较。本文认为, 在我国, “公”应该是指追求社会公益性, 私人的“私”是指追求经济利益, 公共和私人的根本区别, 不是政府和民营部门之间的区别, 乃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个人利益的区别。所以, 我国政府和任何经济形式的企业合作来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融资模式, 都可以称为PPP模式, 而不能错误的认为只有政府与民营企业或国外企业的合作才叫做PPP模式。
二、准公共产品领域的公私合营伙伴关系与传统政府采购模式比较
公共产品分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有两个主要特征, 就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仅仅具有两个特征中一个的产品我们就称它为准公共产品。如城市交通、供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燃气管网建设、港口、物流、发电厂等。准公共产品“投资-建设-经营”体制一般有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 政府投资, 由政府行政机构直接经营管理; (2) 政府投资, 设立国有独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 (3) 政府投资, 通过招标, 以签订租赁合同或特许合同的方式, 委托专业公司经营管理; (4) 项目融资, 特许经营。前三种就是我国常用的传统政府采购模式, 而PPP模式属于第四种体制形式。
1、准公共产品领域的传统政府采购模式。
根据国际惯例及专家界定,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公众服务的需要, 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 运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对货物、工程、服务进行购买的政府行为。政府采购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依托政府财政和良好的信用, 快速筹措到资金, 操作简便、融资速度快、可靠性大, 其融资量的大小, 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所能提供的信用程度。然而, 传统的政府采购模式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存在不足:一是对政府财政产生压力, 受政府财力和能提供的信用程度所限, 融资能力不足;二是不利于企业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制,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此外, 由于政府部门在项目中实际承担经营者和监管者双重角色, 这就使准公共事业中很容易出现政企难分、行政垄断、激励约束机制弱化, 投资、建设、运营服务水平无法有效提高等问题。
2、准公共产品领域的公私合营伙伴关系理论。
PPP模式的机构层次就像金字塔一样:金字塔顶部是政府, 政府对政府工程采购项目有完整的政策框架、目标和实施策略, 对参与各方进行指导和约束;中部是负责对政府采购政策指导方针进行解释和运作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 形成具体的行业监管与信息服务目标;金字塔的底部是项目私人参与者, 通过与政府签署长期的工程采购合同, 尽可能使参与各方在项目进行中达到预定的目标。PPP融资模式使政府与民营企业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进行全程合作, 双方共同对项目运行的整个周期负责, 民营资本更多地参与到准公共产品项目的确认、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 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 而且能将民营企业在投资建设中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引入项目中来, 还能有效地实现对项目建设与运行的控制。同时, 由于民营企业负责部分或全部项目融资, 增加项目的资本金数量、降低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节省政府的投资, 可以将项目部分风险转移给民营企业, 减轻政府的风险。另外, 双方可以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 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
三、准公共产品领域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实践研究
1、PPP模式在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中的应用。
北京地铁四号线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基础设施公司) 与香港地铁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首创集团) 合作成立公私合营公司 (简称PPP公司) , 特许经营列车及机电设备的投资建设和4号线的运营, 成为国内首例以PPP模式运作的地铁项目。
项目所有投资建设任务被划分为A、B两部分。A部分占总投资的70%, 约107亿元, 包括征地拆迁、土建工程、轨道、人防工程等, 其投资与建设由基础设施公司负责。建成后该部分资产以使用权出资和租赁两种方式提供给PPP公司使用, 其中以使用权出资的资产部分简称Al, 租赁的资产部分简称A2。B部分占总投资的30%, 约50亿元, 包括车辆、自动售检票系统、信号和通信、空调通风、给排水和消防、自动扶梯和电梯、控制设备、供电设施等机电设备的购置和安装。香港地铁控股49%, 政府投资方 (首创集团和基础设施公司) 控股51%。北京市政府通过特许经营协议授予PPP公司地铁四号线30年的特许经营权, 并规定了线路的建设标准、运营标准和特许期结束后的项目设施移交标准, 特许经营期内特许权不得转让。基础设施公司与PPP公司签署租赁协议, 将A2租赁给PPP公司使用。在项目的成长期, 实行象征性的租赁价格可为PPP公司实现合理的投资收益提供保障, 而在项目的成熟期, 通过增减租金, 可分担部分客流风险, 亦可收回部分政府投资, 避免PPP公司产生超额利润。基础设施公司与有关工程承包公司签订承包协议, 将资产A建设的完工风险以完工担保的形式转移给工程承包公司。项目参与方的强强组合使本项目成为国内实施PPP模式的成功典范。
2、经验分析与研究。
本文认为, 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引入PPP除了弥补政府建设资金不足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存量资产效率问题。从现在设备安装以及实施情况看, 按照和谐建设的理念, 港铁的参与也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如在购买运营车辆时, 经过设计和规划, 港铁提出, 在运行初期可以减少一部分车辆的购买, 以节省投资。按客流需求, 北京客流运营如果每天需要100列车, 还有一部分是运营公司的新车, 以备随时调用。而香港通过按时维修和检测, 尽量减少使用备用车, 实现现车运行。这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个先进的理念。而港铁的进入, 对于本土的地铁运营公司也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对于PPP的利润应该理性看待。社会投资人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依靠扩大政府支出, 也不是提高票价得来的, 而是通过提供现代化的管理以降低成本、吸引更多的客流所实现的。
四、结论
伙伴研究 第11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因研究者受到时间、精力、经济等条件限制,本研究采用考分高、考学人多数、考学竞争大及经济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山东省济南市小学3~6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据数据库、维普全文数据库、Ebsco 数据库、同济大学数字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以及互联网Google、Baidu 等电子资源,以“伙伴”、“危机”、“伙伴危机”、“孤独感”、“同伴交往”、“同伴教育”等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方式的检索,收集与本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新闻资料、文件等。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整理,以了解前人及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并为本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1.2.2 实验法
1.2.2.1 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验证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活动干预模式对济南市少儿“伙伴危机”的干预效果。
1.2.2.2 实验对象及其选取 在济南市历城区港沟实验小学3~6年级的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2 个班为实验样本,然后再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 个班。
1.2.2.3 实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双盲实验的方法,整个实验过程不向学生、指导老师、班主任及测试人员等透漏实验目的。
1.2.2.4 实验变量
因变量:社会行为、同伴接纳(社会喜好)、友谊质量、社交自我知觉、孤独感
自变量:常规体育课与大课间的教学或活动内容、教学模式。注:1)实验组:①常规课内容,以目前一直采用的体质测试或相关项目为主,辅以10~15 分钟的游戏;项目练习和游戏(注:多采用诸如“贴膏药”、“喊号追人”、“传球比快”、“运球接力”等简单易行的游戏)均采用“同伴教育”模式。②不改变目前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现状,但将大课间改为各种简单易行的游戏,同样采用“同伴教育”活动模式。2)自然对照组,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
1.2.2.5 测量工具及测量方法
1)班级戏剧量表:采用Master 等人制定的“班级戏剧”问卷(Class Play Questionnaire)测量儿童的社会行为,陈欣银等曾用该量表对中国儿童进行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施测时要求被试在班级内对24种角色(如“好的领导”、“经常打架”)分别提出3个最适合扮演的同学的名字,根据每个同学在某个项目上被提名的次数,计算在该项目上的得分,然后以班级为单位对分数进行标准化。
2)同伴提名量表:采用同伴提名法测量同伴关系。同伴提名包括正向提名和反向提名两部分,题目为:“在你们班中,可能有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同学,请你分别写出3 个你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同学名字。”在测试时给每个被试都提供一份班级名单列表。根据Coie 和Dodge 在1983年提出的分类标准,以班级为单位将正向提名(ML)、反向提名(LL)的次数标准化,二者之差为社会喜好(SP)分数,即受欢迎程度,作为被试同伴接纳性的指标,得分越高,表明受欢迎程度越高。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FQQ(友谊质量问卷):友谊质量问卷(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该量表评价与最好朋友的友谊质量。共18 个项目,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6 个维度。该量表为五点量表,根据回答选项计算各维度得分。实测的各维度Cronbach’s alpha 均在0.800 左右。
4)社交自我知觉测量:儿童社交自我知觉问卷(The Self-Perceived Social Competence Scale for Children)是Harter (1982)编制的儿童自我知觉问卷中社交自我知觉这一维度形成的量表。该量表给被试同时呈现两个描述性的句子,首先要求被试确定他/她更符合哪一句的描述,然后再确定他/她是有点符合该描述还是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4 分。计算该维度所有项目的总分,并在年级内标准化,根据Z 分数将儿童分为3 类:高社交自我知觉型(Z >0.5)、一般社交自我知觉型(-0.5≤Z≤0.5)、低社交自我知觉型(Z <-0.5)。
5)儿童孤独感量表:采用Asher 等人1984年编制的专用于3~6年级学生的儿童孤独量表,该量表包括16 个孤独项目(10 条指向孤独,6 条指向非孤独)和8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为使被试在回答时放松一些),因子分析表明插入项目与负荷于单一因子上的16 个孤独条目无关。计算16 个项目的平均分(反向计分的题目先要进行转换),得到儿童的孤独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这一计分方法在国内外都被广泛采用。
1.2.2.6 实验过程
因变量的测量:采用社会行为、同伴接纳(社会喜好)、友谊质量、社交自我知觉、孤独感量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实验前的测量。
同伴教育者的选拔与培训:同伴教育者的选拔采用同伴交往分数高和孤独感分数低的学生结合班主任的推荐进行选拔,一个班50 人一般选拔5~6 个同伴教育者,其中主持人1 名,核心组成员4~5 名(注:当分组进行同伴教育时,采用自主结组,核心组成员分配到各小组中,转换为小组中的主持人,行使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培训由承担本课题研究者事先培训的实验指导员负责。
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模式设计及实施:1)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目的;对象(年级);活动内容;模式开展形式(小组和集体两种形式);组织方法与程序;2)实施流程:①同伴教育者作为场内的指导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主持人对核心组成员进行分工(核心组成员分别负责活动目的的讲解;活动形式、规则、方法及注意事项的讲解与示范;活动的人员、队伍的调动;活动过程中积极的信息反馈)。②目的讲解。③活动形式、规则、方法及注意事项的讲解与示范。④分组或者集体进行活动。⑤主持人活动后的信息反馈与小结。4)实验实施:同伴教育者负责每次活动的场内指导,指导老师在场外负责必要的指导、活动秩序、安全等事项。
1.2.2.7 实验控制
1)实验组采用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活动模式进行活动,指导老师在场外指导,按时做不同阶段的各种测试;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学校体育活动模式进行活动,只做不同阶段的各种测试,不做其他任何干预。
2)实验对象都是随机分成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但其前提条件是先做孤独感测量,要求结果比较中两组没有显著性差异。
3)实验地点在实验前、后保持同一地点,实验环境尽可能控制在风力、光照度比较良好的条件下进行。
4)实验时间:本实验时间为:2012年9月-11月,共计12周。
1.2.3 数理统计法
实验获得的数据均采用excel 和spss12.0 软件进行处理。
1.2.4 逻辑分析法
对通过文献资料法获得的信息结合实验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逻辑分析,得出本研究的结果与结论。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学校体育“同伴教育”干预模式理论依据
首先根据“伙伴危机”提出的社会背景,结合大百科全书、凯普兰和埃里克森理论对“伙伴”和“危机”解释的研究[1-3],可以初步判断孩子们因缺少同伴交往导致的“伙伴危机”处于易感期,最初表现为内心的孤独感,他们会寻求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方式来应对这种孤独感。因而,这个时期如能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防治这种孤独感,理论上应能够缓解甚至消灭“伙伴危机”问题。同时,前人研究结果证实同伴交往4 个水平不同维度对孤独感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因而,用同伴交往4 个水平和孤独感作为对“伙伴危机”进行干预的指标的理论上是可行的;
其次,前期研究认为,“伙伴危机”产生主要原因按照主次排序依次是政治因素中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化建设政策;教育因素中的升学体制、全民教育意识因素;经济因素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因素;社会人文环境因素中的社会风气、居住环境、交通环境及家长限制等因素。就目前我国发展趋势看,这些因素很难采取某些途径进行较大改变。“伙伴危机”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涉及心理、情感乃至生理等多个方面,而目前的干预却仅仅停留在家长如何做的层面上。
另外,尽管学校体育本身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且吴剑(2007)等在研究后提出,对儿童孤独感的干预应该在班级进行干预,增强班级体的接纳性,优化班级体氛围,这是原有干预的缺陷所在;团体干预结合班级干预的方法具有时间经济性、可操作性、可控性、实效性等特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广泛推广使用。从形式上说,学校体育为对同伴交往和孤独感干预提供适宜环境的平台。但目前受升学体制、健康观念、体育施设场地投入等诸多主客观因素限制,且短时间难以改变的现实条件下,学校体育想洗心革面真正发挥学校体育本质功能是不易做到的,我们教学改革不能不尊重事实。
然而,“同伴教育”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是在相同年龄阶段中进行交流或者教育的方式,通过一起分享知识、经验和观念,利用朋辈的相互影响,在彼此之间传递健康向上的思想、知识,以唤起共鸣,促使青少年教育内化的一种教育方式。本质特征在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关系,而非师生关系,因而便于通过人际交流与反馈,在知识、观念、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分享生活中有用的经验和信息,进而能够到达增加同伴之间的情感,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培养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等功能目标。它具有文化适宜性、简单易操作性、易接受性和高效性等优点[5]。其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化理论、趋同论、沟通交流层次论和群体压力论。
“同伴教育”模式提供了交流或者教育的形式与方式、方法,学校体育提供了交流或者教育活动的内容(体育课和课间操活动项目)。体育交流或者教育活动包含活动规则、领导小组的构建、活动的组织、小组成员的分工与合作、活动中语言与肢体交流、冲突事件的处理、奖励惩罚措施等要素。若使活动顺利进行,必须要使得这些要素相互作用,进而达到活动的目的。因活动特殊的形式、方式与方法,使得活动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出现了鼓励机制、合作机制、协调机制、沟通机制、信任机制、领导与决策机制、责任与行为约束机制、合作各方风险共担机制等作用机制。这些机制能对同伴交往社会行为水平的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退缩行为;同伴关系水平的社会喜好;社会自我知觉;友谊质量中的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等维度的作用几乎一目了然。
因而,将同伴教育模式运用到学校体育活动中,对现有学校体育(体育课、大课间、课外体育活动)内容并不做大改动,主要是改变上课的模式,如只将大课间改为简单易行的游戏,体育课10~15 分钟时间改为游戏,其他时间练习部分均采用同伴教育活动模式。进而既做到尊重现实,又能将有利于同伴交往且能充分发挥学校体育对同伴交往不同水平、不同维度的作用功能,理论上能够较好地对孤独感进行干预,从而达到干预甚至消除“伙伴危机”问题。
2.2 孤独感与同伴交往4 个水平上不同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独立样本t 检验差异性水平反映两样本的相关性程度的高低。根据实验前3~6年级每个年级中两个班孤独感与同伴交往4 个水平不同维度指标相关性统计结果可知,不同年级学生的孤独感与社交自我知觉、社会行为中的亲社会行为和退缩行为、友谊质量中的肯定有关心和陪伴与娱乐维度呈现高度正或负相关,而在同伴交往的其他维度上(冲突与背叛维度除外)不同年级出现了高度和中度正或负相关的差异性,不过,多数呈高度正或负相关;但在冲突与背叛维度上则呈现一般正相关,这和前人研究成果存在较大差异的一点。在其他个别维度上略有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同伴交往4 个水平中除了冲突与背叛维度外,其他维度对孤独感都具有较高或一定的预测能力,和前人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表1 孤独感与同伴交往4 个水平上不同维度指标相关性统计结果
2.3 不同年级实验组和对照组孤独感实验前的差异性比较
根据不同年级实验组和对照组孤独感实验前的差异性统计结果可知(见表2),4 个年级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孤独感差异性不显著。
表2 不同年级实验组和对照组孤独感实验前的差异性统计结果
2.4 不同年级实验组中高孤独感组组内孤独感的实验前后差异性比较
根据不同年级实验组高孤独感组内孤独感实验前后的配对t 检验统计结果可知(见表3),4 个年级中,P 值都小于0.05 而大于0.01,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3 不同年级实验组中高孤独感组组内孤独感的实验前后差异性统计结果
2.5 不同年级实验组中高孤独感组组内同伴交往4个水平实验前后对比分析
表4 不同年级实验组中高孤独感组组内同伴交往4 个水平不同维度实验前后差异性统计结果
从不同年级实验组中高孤独感组组内同伴交往4个水平不同维度实验前后配对t 检验统计结果(见表4)看,在攻击、退缩、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冲突解决策略5 个维度上,P 值都小于0.05,出现了显著性和非常显著性差异,证明了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模式对这几个维度的作用是显著的。
在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两个维度上,只有4年级的亲密袒露与交流这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性差异,其他的差异都不明显,这应该与此模式的活动内容与方式有关,在体育活动中,尽管是同伴之间共同完成的,但在活动中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的场合和机会很少,理论研究中作用机制也证明这个假设。
另外,3、4年级中,社交自我知觉、亲社会行为、社会喜好3 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而5、6年级则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这3 个心理素质的形成及发展趋势有关,一是这3种心理素质需要较长时间形成或者改变,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改变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这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孤独感相关性一般的冲突与背叛维度在4 个年级中都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这个维度无论是与孤独感相关性问题,还是模式对它的作用机制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从理论上分析,虽然导致“伙伴危机”的诸多因素以及学校体育发展的现实限制条件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但由于孤独感和同伴交往的不同维度不同水平可以作为干预的指标,并且由于同伴教育模式的文化适宜性、易接受性、高效性等优点,其与学校体育相结合,产生的鼓励机制、合作机制、协调机制、沟通机制、信任机制等作用机制,能对孤独感和同伴交往的不同维度不同水平产生有效的干预作用。
3.1.2 从实验结果来看,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模式对孤独感的干预作用是有效的。
3.1.3 实验前后在攻击、退缩、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冲突解决策略5 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性和非常显著性差异,证明了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模式对这几个维度的作用是显著的,也是孤独感降低的主要原因。
在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两个维度上,只有4年级的亲密袒露与交流这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性差异,其他的差异都不明显,这应该与此模式的活动内容与方式有关,在体育活动中,尽管是同伴之间共同完成的,但在活动中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的场合和机会很少,理论研究中作用机制也证明这个假设。
另外,3、4年级中,社交自我知觉、亲社会行为、社会喜好3 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而5、6年级则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它们的形成及发展趋势有关,一是它们需要较长时间形成或者改变,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改变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与孤独感相关性一般的冲突与背叛维度在4 个年级中都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这两点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建议
3.2.1 有关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模式对孤独感和同伴交往不同水平不同维度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作用机制,对今后的理论和实践运用都是必要的。
3.2.2 对于孤独感与同伴交往中友谊质量水平中的冲突与背叛维度的相关性问题,社交自我知觉、亲社会行为、社会喜好3 个维度上不同年级出现显著程度的差异问题,以及学校体育“同伴教育”模式对冲突与背叛维度干预作用不显著问题,进行必要的后继研究。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2]危 机 概述[OL].http://baike.baidu.com/view/735524.htm,2011-10-14.
[3]吴松全.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OL].http://wenku.baidu.com/view/ efc57 a14866fb84ae45c8db1.html,2011-10-20.
[4]吴剑.孤独感及我国小学儿童孤独感研究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2007(7).
[5]付太山.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心理障碍成因及调控机制[J].山东体育科技,2010(2).
伙伴研究 第12篇
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间开始采用新的协调的组织方式—企业间网络,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企业间网络为若干企业在某种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正式契约或隐含契约实现风险共担、互利共赢[3]。企业间网络是企业进行合作的重要的载体,因此,本文选择基于网络视角研究企业合作伙伴选择机制。企业间网络的本质是社会资本,本文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作为企业选择创新合作伙伴的前因变量来研究。
1 文献综述
合作伙伴选择问题追溯到“企业间网络”概念的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一种与市场和企业科层结构所不同的企业间的协调方式,诸如“网络组织”,“企业间网络”,“组织网络”,“网络治理”等概念都是对企业间进行合作组成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描述。此后,开启了企业合作伙伴选择问题研究的大门。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基于一维视角,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兼容性、承诺、互补性等方面对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进行分析[4,5,6],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张云生对影响合作伙伴选择的因素进一步细化,认为创新生态系统合作伙伴选择影响因素包括6个方面:技术研发能力、技术标准能力、用户规模与市场地位、技术资源互补性、合作企业兼容性及声誉与信任等[7]。基于多维空间的视角,Sorenson认为个人关系网络是影响企业选择合作技术创新伙伴的重要因素[8]。而James s.Coleman强调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同样影响企业合作伙伴的选择[9]。郑登攀、党兴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回归方法分析了关系嵌入性和网络嵌入性对企业选择合作技术创新伙伴的影响,发现关系嵌入性对企业选择合作技术创新伙伴的影响并不明显,而结构嵌入性的影响较大[10]。
这些文献为本文基于网络视角研究创新合作伙伴选择奠定了基础,但基于网络视角的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过程“黑箱”依然未揭示。意味着影响因素的机理作用以及内部关联机制有待挖掘。此外由于企业间网络的本质表现为社会资本的属性,因而本文以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三维度对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机理以及其内部的关联机制,有利于补充完善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
2 研究假设
创新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经济体系被视为由各种主体相互作用而组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以既定的方式影响着新知识、新技术的生产、扩散与应用,这种所谓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作为一种合作机制、治理机制组织形式的“网络”[11]。这种网络是多维的,由点与线组成,各点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关系形成各条线,各线间的相互交叉又进一步促进各点间的紧密联系,最终表现为一个立体的关系网络。其中内嵌于关系网络中的资源集合体即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企业资本就是企业网络,不过是表现为资本和网络两种不同的形式。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还尚未统一,但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即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网络中关系、结构和认知嵌入而运生出的资源[12]。本文采纳Nahapiet&Ghoshal的社会资本三维度观,从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三个方面考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机制。
1)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假设。基于企业间网络的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注重描述网络的整体结构,用客观的角度去分析网络中各个节点以及连结这些节点所共同形成的整体网络连接形态[13]。Burt主张从网络结构维度反映社会资本,他认为若一个人在人际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能够连结两个以上互不连结的组织,那么这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含量更多[14]。
网络中具有高水平结构维度的成员,能够与网络中的其他团体发生广泛的联系,获取信息和控制优势。本文从网络连带性和网络中心性两个方面分析企业结构维度的水平。企业所占的结构洞数能够体现企业网络连带性水平,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网络成员占有的结构洞数越多,则在市场上越具有资源优势和关系优势。企业在网络中越居于中心位置,则在网络中传递信息的贡献能力越大[14],Powell和Koput提出网络中成员的网络中心性越高,则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专利许可[15]。
企业合作伙伴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创新和企业合作绩效的提高[16],所以本文用合作满意度和合作成效两方面反映企业创新合作伙伴选择的有效性。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1:企业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水平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有效性成正比。
2)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假设。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主要指关系的强度或特征,通过创造关系或者由关系手段获得资产。本文关于关系资本的测量从关系紧密性和关系信任两方面进行分析。
Lin在Granovetter弱关系力量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弱关系强度假设,他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与通过弱关系摄取的社会资源成正比[17]。社会资本是关系嵌入网络获得的资源,网络成员的关系紧密性程度越高,则摄取社会资源的机率越大、工具性行动的效果越理想。个体之间通过建立具有高凝聚力的紧密的网络关系,能够有助于个体间高质量关系的形成,最终实现群体绩效[18]。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社会资本是信任的源泉[9],对信任的研究本身也是对关系的研究[19]。Fukuyama论述了信任的经济效应,他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可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20]。因此,信任作为具有高凝聚力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可以增强网络中企业间契约的稳定性,降低成员间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对合作双方的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2:企业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水平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有效性成正比。
3)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假设。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指网络中的成员通过达成共同的认知、规范、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等,实现共同的预期目标。成员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认知,能够推动成员间有效的相互联系,降低合作过程中合作伙伴间相互监督的成本,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本文从共享目标和共享文化两个方面分析企业的认知维度水平。
网络中企业的社会资本认知维度水平与创新合作伙伴选择的有效性切相关。网络中成员间如果能够实现双方语言的共享,则双方可以更畅通的进行沟通和交流[21]。当网络中成员间享有共同的文化时,价值观念倾向于一致性,合作伙伴间道德风险最小化。相反,郭斌和陈劲等人指出,目标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是导致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22]。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3:企业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水平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有效性成正比。
4)结构维度与关系维度假设。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主要强调社会成员间交往的纽带和渠道,而关系维度强调通过纽带进行互动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结构维度是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的源泉[12]。结构维度的强连带性为成员的高信任度作保障,成员间的信息传递更有效,根据Doney和Cannon提出的信任转移理论,网络中地位优势不明确的中小企业利用网络连带性可以提高自身的信任度,增加与其他成员间进行合作交往的机会[23]。Tsai等人以集团企业为研究对象,提出越接近网络中心位置的成员越值得信任,即关系信任越强,证明了结构维度可以激发代表关系维度的信任和感知的可信[24]。企业间网络存在大量的点与线,不同点之间连结的线使得第三方关系的存在,促进网络中的信誉机制发挥作用,加强成员间关系信任。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4:网络中社会资本结构维度水平与关系维度水平成正比。
5)认知维度与关系维度假设。共同价值观和目标是信任的基础,网络成员将会因为共同利益而为共同目标做出贡献,因此,那些认同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成员更可能被其它人视为值得信赖的对象[25]。文化作为由共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组成的一种源于人们观念的非正式规范的力量,促进企业间凌驾于正式契约之上的交互协作,增强信任感,促进隐性知识的传递、共享与转化,为关系嵌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Noorderhaven等人通过研究组织文化与关系嵌入之间的关系,得出文化能够强化企业间关系质量的结果[26]。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5:网络中社会资本认知维度水平与关系维度水平成正比。
6)结构维度与认知维度假设。网络中成员间纽带的存在促进了社会交往,为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4]。一方面促进网络成员认识并接受组织之间共同的语言、规范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新的价值观念、规范和文化的形成。
Krackhardt通过对组织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提出网络成员在社会交往中的网络结构会影响网络成员共享的价值观[18]。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6:网络中社会资本结构维度水平与认知维度水平成正比。
鉴于以上假设,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和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行为的关系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定义及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专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围绕表1所示的18个题项,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形式对主观感知进行测量。本文的样本来自京津冀三地,随机选取了100家样本企业和与样本企业合作的伙伴企业,共发放问卷500份,问卷的填答者主要是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亲自参加过企业合作的企业员工,每个企业发放4~6份问卷。剔除无效的问卷158份,回收有效问卷342份,有效率为68.40%,样本数量符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的要求。
题项选择方面,笔者选择与本研究所需测量的变量有相关关系的文献中出现过的变量并进行斟酌筛选(见表1)。
3.2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借助于Spss软件,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以及创新合作伙伴选择包括的18个题项数据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进一步进行KMO检验分析数据的效度。一般Cronbach′sα系数不小于0.7,KMO值大于0.5,认为调查问卷的数据质量较好。本文Cronbach′sα系数和KMO值的测量结果见表2。
各个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和KMO值均满足信度和效度检验的要求,且问卷数据整体Cronbach′sα系数为0.941,KMO值为0.933,因此,通过以上的信度和效度分析,可以看出测量指标对于相应的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问卷设计的质量较高,本调查问卷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实证分析。
4 实证分析
首先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分析,然后运用Amos软件建立反映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以及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行为间相互联系的关系模型,最终通过关系模型考察影响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机制的因素有哪些。
4.1 模型拟合评价
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主要运用Amos软件分析了242个样本得到了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各个指标除了NFI略不符合拟合标准,其他拟合指标都达到适配标准范围内,虽然NFI小于0.90,但是相差不太大,这种情况说明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
4.2 模型检验与结论
依据Amos软件分析所得到的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行为的影响以及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关系模型如图2所示,路径系数如表4所示,认知维度对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有效性的路径影响系数为0.658,关系维度对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有效性的路径影响系数为0.597,结构维度对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行为没有直接作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其中认知维度对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85,结构维度对关系维度路径系数为0.566,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本研究显示结构维度对认知维度的影响不显著。
从表4可知,关系维度、认知维度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行为均正相关,结构维度、认知维度与关系维度之间也呈显著的影响,即假设H2、H3、H4、H5均成立。但该模型中假设H1和假设H6对应的概率值P大于0.05的显著性检验标准,表明结构维度对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同时结构维度对认知维度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假设H1、H6不成立。假设H1、H6不成立原因可能如下:一方面,网络连带促进创新共享,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探索创新。网络作为传递知识的有力载体有助于群体间创新成果的共享,但强连带导致的网络封闭性阻碍了新思想和知识的流入,此外强连带性造成中小企业过于依赖核心企业,固步自封,不利于探索创新。另一方面,处于网络结构中的企业做决策时需要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阻碍了企业作出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此外,企业为了维持在网络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投入大量的资金、时间以及情感等,导致生产隐性成本的增加。
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水平对企业合作伙伴选择有效性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其中认知维度方面对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行为的影响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直接影响,二是通过关系维度间接影响;而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并不直接影响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行为,通过关系维度产生间接的效应。因此关系维度在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起到中介的效应。
5 结论
企业选择正确合理的合作伙伴是合作创新过程顺利进行的基石,企业活动嵌入在网络中,因此本文基于网络视角考察了创新合作伙伴选择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基于网络视角社会资本对企业间合作伙伴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企业合作伙伴选择作出决策行为时应考虑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的影响。关系维度方面,具有高凝聚力、紧密的网络关系的企业成员具有高信任的水平,创新合作伙伴间通过建立在高信任水平基础上的关系降低了契约的谈判成本以及合作过程中的监督费用;认知维度方面,共同的目标和文化减少了合作伙伴间机会主义发生的概率,利于道德风险的规避;对于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企业不能单独通过候选企业在网络结构中的连带性和中心性来决策合适的创新合作伙伴,而需要借助候选企业在网络中的关系水平即信任度来协助决策。
伙伴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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