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

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精选6篇）

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 第1篇

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研究

摘要：北京市义务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排名全国第一，教育经费、公用办公经费、师生比等指标名列全国前茅。北京市义务教育同也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城区与郊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北京市还存在大量流动儿童，北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任务依旧艰巨。

关键词：

义务教育;外来务工子弟;教育收费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9-0206-02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我国从19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已有二十余年，现在我国96%以上的地区已经实现“两基”，这是我国教育的巨大成就。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2010年2月2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义务教育投入分配比例问题的研究，王善迈（1999）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偏高，基础教育投资比例偏低.我国教育投资分配结构调整的方向应是在增加的教育投资中更多地分配给基础教育，尤其是县以下的中小学生，提高普教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的比例，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实现。杜育红（2002）对新体制试点地区的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得到体制变化对义务教育投入产生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我国教育财政实行县级统筹机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义务教育投入的稳定性与平衡性，但并不能彻底解决义务教育财政短缺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的突出问题是义务教育校教学经费不足。许俊良（2002）认为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经费筹集由县级政府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县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乡财政和村的收入规模小且不稳定，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更大也更稳定，这利于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减轻农民的负担。高如峰（2004）对深入研究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进行实证分析，2001年国家开始实行的以县级政府主体的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的筹资主体成为了县级政府，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投入了更多的专项资金。但是，中国经济地域差异很大，各个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差距也很大，义务教育经费总供给依然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量还显不足。现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教育经费分派比例结构不合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国家应该建立中央、地方分摊教育经费比例更加合理地财政体制，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建立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正常运行的经费保障机制。钱量（2007）从总量与增速两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进行研究，并对武汉中小学公共财政支出现状进行调查，但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测算研究。

美国基础教育的办学模式分为三类：一是公立学校；二是私立学校；三是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占美国全部中小学的24.3%，有相当多的美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读于私立学校。①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各级政府拨款，联邦政府拨给6％，州政府拨给46％，学区拨给40％，这些教育经费主要靠各级政府税收来支持。其它占学校经费的约10％主要由企业、公司等赞助，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全部是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入学，学校还为困难家庭学生免费提供中餐。②私立学校经费来源，一是靠收取学生高额学费，各校收费标准不一样，收费标准由学校自定。华盛顿的伦敦私立学校，学费约占学校办学经费的70％，每个学生学费2万元；二是靠学校从社会筹措、基金会捐款，学校所得的社会赞助只能用于学校建设。③教会学校的经费来源与私立学校相似，大部分经费靠教会和个人支持。

在日本，小学学校基本都是公立。日本的中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国立学校；第二类是县、市立中学；第三类是非营利性社团兴办的私立学校。日本从1984年开始普及了高中教育，私立初中与日本的私立高中联办，私立中学的学费高的惊人，只有富人才有财力入读。私立中学的教学质量远高于公立中学，日本考取东京大学比率领先的前20所中学中，15所是私立中学。日本基础教育的经费有国家和地方两个渠道，也有少量的社会捐赠。日本的教育支出占每年全国财政支出的15%，国民生产总值的5%，义务教育经费在日本国家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其中地方负责基础教育经费的50%。北京市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现状

北京市发展义务教育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明确教育收费明细，严禁义务教育学校擅自设立名目私自乱收费；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保证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正常的教育工作。

北京市政府关心义务教育工作，市教委为义务教育专门制定了工作意见，北京市义务教育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和就近入学，坚持以区县为主组织实施本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等原则。外地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借读，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务院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文件精神的意见》（京政办发［2008］50号）规定办理，不收借读费。

北京市政府敢于创造新方法、新措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06年，北京市教委制定并颁布《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细则（试行）》，对原《细则》中小学和初中阶段部分项目已不适应当前的教学需求的条目进行了调整，将各学科教学仪器设备分为“必配项目”与“选配项目”。

为了规范教育收费，北京市教委制定《关于2009年北京市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意见》，严格执行进一步完善的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要确保“两免一补”各项经费落实到位，杜绝出现挤占、挪用和虚报冒领的现象。各区县教委要负责明确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单，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除按“一费制”标准收取作业本费、按成本收取伙食费外，不得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严禁“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进一步规范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收费行为，取消初三讲义费。代收教材费必须按照规定选用《北京市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内的教材，教材费和作业本费不得超“一费制”标准。坚决纠正公办学校“校中校”、“校中班”等不规范办学行为，严肃查处公办学校以“一校两制”、“校中校”、“校中班”等方式乱收费的行为，严肃查处公办学校接收无本校学籍学生乱收费的行为。

2010年9月29日，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财政局联合颁布《北京市公办学校代收费、服务性收费管理办法》，公布中小学代收费项目，这些收费项目包括作业本费、伙食费，初中毕业年级升学体检费、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费和学籍IC卡补卡费，并对项目费用额度进行了规定，从而杜绝了教育乱收费。

北京保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加大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北京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连年提高，2003年，小学预算内生均教育事业费为3348.24元，初中为3680.72元；2009年小学预算内生均教育事业费为11662.02元，增长了3.5倍，初中为15581.06元，增长4.2倍。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也增长迅速，2003年，小学为860.57元，初中为1210.36元，到2009年，小学达到4722.87元，初中达到6352.23元。

在义务教育就读学生方面，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学生连年减少，2001年，在校学生数，小学为664443人、初中为525844人；到2006年，小学在校人数变为473275人，初中为332959人。2007年，北京市统计在校学生数时加入了籍学生，外地生占全部接受教育人数的2/3，从2006年到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但下降速度低于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学生人数的减少速度，与北京市类似的大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学生人数减少的速度十分缓慢。

北京市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将义务教育作为重点工作，不断加大对义务教育投入，制定相应的法规规范教育收费，杜绝教育乱收费，保证每名学生都能“有学上、上好学”。2010年，教育投入继续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等重点领域倾斜，市级财政对远郊区县转移支付42.5亿元。全市各区县全面免除义务教育教科书费。投入10亿元改善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条件，2010年其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近70%。北京市义务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存在有一些问题。

（1）义务教育学校管理问题。现在，北京还有一定数量的在京高校所属附中附小，它们是清华大学附中附小、北京大学附中附小、人民大学附中附小、北京航空航天附中附小、北京师大附中附小、北京科大附小等几所学校。解放初期，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基础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办法，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办学，这造成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部门不一，上述学校管理方式就是那种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北京市教委无这些学校的管理权，教委制定每年的教育经费规划时不可能考虑这些学校。

（2）教育经费分配不均问题。北京取消了重点校，推出一批示范校。示范校所得经费高于非示范校。同一所城市，市区学校高于郊区学校，重点学校经费高于普通高校，城市学校高于农村学校，不同地区的学校存在巨大的差异。

（3）学校布局与生源问题。城市化过程中，旧城区的人不断向外迁移，北京东、西、崇、宣（2010年7月东城区与崇文区、西城区与宣武区合并）的居民向朝阳、海淀、丰台迁移，崇文区的迁出中小学新建校址地域属于朝阳区，这些学校的管理权属于崇文区。城市人口迁徙也造成了个别学校生源短缺，国际标准班一般为30/班。旧城改造，大量的人口迁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适龄就学儿童减少，这是旧城区学校生源问题的主因。

（4）外来务工子女上学问题。北京郊区存在大量的流动儿童，2009年，平谷小学新生为2300人，其中1/3为河北京郊生。2008年顺义公办中小学接收15138名非京籍学生。北京郊区存在大量流动儿童，这些流动儿童多为河北京郊籍。

参考文献

［1］?@王善迈.我国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J］.教育发展研究，1999,（6）.［2］?@高如峰.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则政体制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04,（5）.［3］?@许俊良.县级管理体制:义务教育发展的突破口［J］.教育发展研究，2002,（1）.［4］?@王丽、王善迈.义务教育中择校寻租主体的行为分析［J］.教育科学，2005,（6）.［5］?@http://.［6］?@http://.［7］?@http://

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 第2篇

一、问题的提出

100年后，随着残疾儿童的早期干预。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被欧美国家普遍接受和实践，北京也在全国率先开始了残疾儿童的早期干预工作。这些工作在近年来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如不仅有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国办的弱智儿童幼儿园，也有残联系统举办的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还有个人或集体举办的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机构。

但是，现有机构是否满足了北京残疾儿童早期干预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已有机构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不足，它们在发展中存在什么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研究、总结，本课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研究的。

二、研究目标

了解北京市早期特殊教育的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三、研究内容

1．现有教育机构内早期特殊教育的实施现状研究。包括早期特殊教育的师资状况，早期特殊教育的教学方式、内容及课程设置和早期特殊教育的办学经费及教学条件等。

2．社区对学前残障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的现状。

3．早期特殊教育发展中的主要困难与解决对策。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法、观察法等对北京19个区县的学前教育科、对13所招收残疾儿童就读的早期教育机构以及市区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朝阳、丰台的22个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科和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调研。发放问卷、访谈提纲469份，其中，区县教育官员19份，有残疾儿童就读的早期教育机构的领导、教师120份，残疾儿童家长220份，街道民政科官员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110份。回收问卷、访谈提纲301份，总回收率为64．18％；回收问卷的总有效率为93％。

区县官员、社区的调查于2003年春节前完成，回收率很高；因为春节尤其是非典的影响，家长和一部分教师的问卷、访谈提纲回收率较低。

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还采用资料研究法对北京市和国家的相关法规进行了比较研究。

五、研究结果

(一)北京市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基本情况

1．接收残疾儿童就读的早期教育的机构数和在各区的分布情况

通过对北京市19个县市区(含燕山)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问，截止到2002年12月31号，北京共有接受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机构(含接受残疾儿童的普通幼儿园)28个，①它们在各区县的分布情况、办学性质、在学人数等如表1所示。表中机构性质一栏的“国”代表国家办学，“集”代表集体办学，“个”代表个人办学。

表l 北京市各区县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机构状况一览表

从表中看出，全市尚有48％的区县还没有残疾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统计报告。在28家机构中，3家是专门的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机构。一是西城区育红幼儿园——本市唯一的一所教育部门主办的弱智儿童幼儿园，二是朝阳区新运弱智儿童养育院——私立机构，三是中国聋儿中心——中国残联举办。

有3个聋儿听力语言训练班(海淀区、西城区设在普通幼儿园——属私立性质，宣武区设在宣武培智学校)，3个弱智儿童学前班(宣武区、崇文区在培智学校，朝阳区在朝阳弱智儿童康复中心——属私立性质)，1个盲童学前班(在北京盲人学校)。

有19所普通幼儿园接收了残疾儿童。

2．在学的残疾儿童的年龄分布

325名儿童中，7岁以下的268名，大于7岁的57名。分别占在读人数的82．46%、17．54％。

7岁以下的268名儿童在各个年龄段的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在学的残疾儿童的年龄分布

3．在学的残疾儿童的残疾程度分布 在就读的儿童中，有316人有明确的残疾程度的划分或说明，即知道是属于哪种程度的残疾，其余9人则没有划分。残疾程度的分布见表3。

表3 在学的残疾儿童的残疾程度分布

4．在学的残疾儿童的来源

在325名在学儿童中，本市儿童只有187名(还包括7岁以上的儿童)，其中，有67名没有在本区接受教育；外省市在北京就读的儿童有138名(占在读人数的42．46％)。几类儿童的来源分布如表4所示。

表4 在学的残疾儿童的来源

(二)早期特殊教育的师资状况

1．各机构教师的学历

通过对西城区育红幼儿园，朝阳区弱智儿童康复中心、新源里幼儿园，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语言训练部，宣武区培智中心学校学前部，北京盲人学校学前班，崇文区安乐幼儿园7所机构的82位教师、领导的调查，各机构教师的学历如表5所示。

表5 各个机构教师的学历分布

2．专业背景

这些教师中，没有人是专门的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或早期干预)专业出身，只有中国聋儿中心的25位教师具有特殊教育专业学历(但也不是早期教育方向)。

据国办的专门的残疾儿童教育机构的领导反映，教师们几乎都接受过累计一个月以上的不同形式(如会议、培训班等)的专业培训。个别个人和集体办的专门机构的老师也接受过累计一个月以上的专门训练。

但是，在教师问卷中，只有29人回答接受过特殊教育培训(共有61人回答)。这个矛盾可能是由老师们没有把会议当作是培训的一种形式所导致的。

普通幼儿园的教师则都没有经过专门的特殊教育培训或训练。

3．教师的年龄构成

从调查的80个教师的年龄构成来看，21~35岁的教师占多数，为48．8％；其次是36～45岁的教师，占25．0％；2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教师分别占8．8％、17．5％，教师年龄构成比较合理。

4．教师户口

除去教育系统的国办机构的教师户口基本上是北京的外，其他机构(含中国聋儿中心)的教师，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外省市户口教师任教的情况。

(三)早期特殊教育的教学方式、内容及课程设置

从宏观上看，现有机构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采用集体教学、分组教学和个别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各类残疾儿童的教学内容既有与普通幼儿园相同的内容，又有体现自己特色或体现残疾儿童特殊需要的内容。

但是，通过对有关机构的实地调研、观察和访谈，发现在教学上存在一些问题。

1．教学过于强调特殊性。一些聋儿语训机构把训练聋儿的听和说当作教学的唯一目的，未能处理好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和特殊发展即听力、言语能力的发展的关系，忽略了儿童全面发展的教学。

2．教学环境过于封闭。一些语训机构和个别的弱智教育机构，没有实拖开放式教学，残疾儿童缺少和普通儿童接触、融合的机会，不利于他们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3．存在收容的倾向。一些弱智教育机构没有很好地开展各种特殊教育活动，存在收容倾向。

4．教学方法单一。个别语训机构由于缺少正确的办学和教学理念，在教学上只是机械地使用刺激——反应的行为训练方法，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5．教学缺少家庭——学校、学校——社区之间的有机联合。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部门、多学科的配合，但是，现有机构缺少这种配合或合作。

6．缺少课程纲要。各个机构普遍缺少课程标准、课程纲要和教材，教学的随意性较大。

7．普通幼儿园对残疾儿童的帮助处在自发的阶段。此次统计，北京有19所普通幼儿园接收了残疾儿童，但由于这些机构的教师缺少特殊教育的专业训练，他们还不能有的放矢地对残疾儿童开展有效的教学。

(四)早期特殊教育的办学经费及教学条件

1．国办早期特殊教育机构。国办的早期教育机构包括教育部门主办的机构和由残联、民政等非教育部门主办的机构。

教育部门主办的机构包括国办普通幼儿园和特殊幼儿园，办学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这保证了基本的办学经费和办学条件。但是，由于办学成本高于普通幼儿园等原因，北京教育系统唯一的国办残疾儿童幼儿园——育红幼儿园和唯一的盲学前班，仍旧存在经费紧张问题。如育红幼儿园2002年的拨款是61万多(已高于其他国办普通幼儿园)，盲校学前班2002年的开办费是15万，但两校当年仍旧都有5万左右的经费缺口，其他教学条件如教学场地、教学设施等仍有待改善。

非教育部门如残联系统举办的语训中心，不仅有政府拨款，还有较高的学费收入，它们不存在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但是，由于个别机构并没有把大量的学费用于教学活动，致使其教学条件如活动场地等仍需改进。

2．私立早期特殊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包括个人和集体举办的机构，基本上没有政府拨款，其经费主要靠自筹(包括接受募捐)。

由于办学动机所致，这些机构的办学条件差别较大，大多数只具备基本的教学条件，教师的工资也明显低于公立机构。同时，由于缺少政府的支持，一些机构没有长期投入的打算，这也影响了教学条件的改善。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特殊教育学校自发举办的学前班，实际上也属于没有政府拨款、经费靠自筹这一情况。由于缺少强大的经费支持，大多数这种性质的学前班条件一般，缺少效益和规模。

(五)社区对学前残障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的现状

通过对城区22个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科和社区居委会的调查，发现：

1．社区几乎没有为残疾障碍婴、幼儿提供有组织的、有效的早期干预或早期教育服务。

2．个别地区或社区为学龄期残疾儿童家庭提供了一些包括简单的家政服务、办理减免学杂费、办理经济救助等服务，但不是针对残障儿童的早期教育和训练。

3．包括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民政科在内的大量工作人员对有关残疾儿童的问题，并不是很了解。例如在回收的94份问卷中(在社区发放110份问卷和访谈提纲)，只有11人回答对残疾儿童家庭的经济状况很了解，24人回答了解一些，而回答不了解和说不清的共16人，其余40余人没有回答(其实际情况是不了解)。

再如，有38人回答社区为残疾婴幼儿提供过服务，27人回答没有提供，13人回答不清楚，其余20多人没有回答。这些服务也仅是限于上文提到的办理减免学杂费、办理经济救助等。

(六)早期特殊教育发展中的主要困难

1．对于已经存在的早期特殊教育机构来讲，发展中的困难主要有：

(1)缺少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从调查看，几乎各个机构都需要政府(进一步)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例如各个国办特殊教育学校的学前班几乎都是自发举办的，但由于得不到政府拨款，同时管理部门又限制各种收费(对残疾儿童当然不能过多收费)，导致他们经费困难，也限制了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

再如，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同的是，北京几乎所有的私立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机构都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使得办学质量受到影响，发展规模受到限制，个别机构由于经费问题，不得不停办。

(2)没有全市性的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早期干预)的管理措施和法规。

缺少包括残疾儿童的鉴别标准，人学标准，残疾儿童的出园标准(接受教育后应该达到的标准或水平)，残疾儿童的课程标准，训练教材和收费标准在内的一系列的具体的办学和教学的管理措施。

(3)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很难处理好。

大多数机构的家庭和学校，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良好机制。许多家长完全把责任寄托在学校上，自己不参与孩子的早期训练工作，而学校又责怪家长对孩子发展的期望值过高。这实际上影响了早期教育的效果，也影响早期教育的发展。

2．就目前北京市如何开展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早期干预工作来看，主要的困难是：

(1)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我国残疾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早期干预工作起步较晚，人们的认识包括政府官员的认识、家长的认识和社会的认识，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这样，政府的政策、法规、资金投入等就很难有效地指向残疾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家长也没有认识到要积极对残疾子女进行早期教育，从而影响了残疾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开展。

(2)法规没有成为举办特殊教育的指南和准绳。

尽管我们还缺少专门的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方面的法规，但是，执行已有法规，如《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等，也足以能使早期特殊教育发生大的变化，走向大发展。但是，目前还没有把法规当作对残疾儿童开展早期教育工作的指南。

(3)各个系统不能协调工作。目前卫生、残联、民政都涉足残疾儿童的早期干预(含早期教育)领域，但是，它们各自为政，不能协调工作。例如，卫生部门只管在儿童的出生前后对孕妇和新生儿进行检查，但对查出的高危新生儿和残疾、障碍儿童，并不提供有效的早期干预。再如，中国残联在北京只举办了聋儿语言训练机构，没有开展其他残疾儿童的早期训练工作。

以上原因导致残疾儿童的早期干预(含早期教育)的主体不明、职责不明，缺乏监督，防碍了残疾儿童的发展，也影响了残疾儿童早期干预事业的开展或发展。

(4)缺少专业教师。没有更多懂得残疾儿童早期教育(包括早期干预)理念和方法的专业人员，尤其是国办普通幼儿园缺少受过特殊教育训练的教师，使得普通幼儿园不能有效地接纳大量的残疾儿童。六，研究结论

1．北京市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接受早期教育的残疾儿童的类别较多，除盲、聋、弱智儿童之外，还有少数脑瘫、言语障碍、情绪行为异常儿童；安置方式多样，既有专门的残疾儿童幼儿园，也有附属在特殊学校或普通幼儿园的残疾儿童幼儿班，还有在普通幼儿园就读这种形式；多种办学主体使办学性质多样化，既有国办机构，如教育、残联、民政等部门主办的机构，也有私立——即集体和个人办的机构，既有国家部委举办的机构，也有北京市举办的机构；北京还同时接受外省市的残疾儿童入学，为外省市做出了一定贡献。

2．早期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占全市48％的区县还没有报告有残疾儿童在接受早期教育，全市仅有约160名接受早期教育的。残疾儿童，从全市幼儿园有20余万学生、每年有5万多名新生儿估计，应该还有大量的残疾儿童没有接受早期教育；一些儿童还不能方便地在居住的社区接受早期教育；3岁以下接受早期教育、早期干预的儿童还很少(这时教育、干预的长远效果会更好)；现有机构的办学规模、办学条件、教学水平、管理水平等和优质幼儿园比较，还亟需改善和提高；社区和其他部门还没有有效地参与到早期干预中，社区服务几乎没有开展。

3．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北京残疾儿童的数量、应该接受早期教育的人数到底是多少，需要清楚；个别机构的办学思想需要端正；一些机构的教学理念需要更正；现有机构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的有效管理、规范和评价，需要形成一套针对残疾、障碍儿童教育的包括入学鉴定、资金使用、教学质量评估在内的一系列的运行机制；需要相应的课程标准或纲要；大多数教师需要专门的培训。

七、对策与建议

针对本研究的结论和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与教育部门有关的如下建议：

(一)发挥政府领导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扩大残疾婴幼儿接受早期教育的比率

各区县政府的主要和主管领导要认识到特殊教育的意义，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如通过举办残疾儿童幼儿园、在普通幼儿园内举办残疾儿童班以及在普通幼儿园的普通班级内接收残疾婴幼儿等，积极扩大残疾婴幼儿的接受教育率。

(二)开展有关教师的特殊教育知识、能力培训

结合《北京市幼儿园教师“十五”继续教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把残疾儿童早期教育(含早期干预)的内容作为北京市幼儿园教师“十五”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以便这些教师有基本的教育残疾儿童的知识和能力，也为一般幼儿园接受残疾儿童创造师资条件。

为此，建议组织编写残疾儿童早期干预原理和方法方面的培训教材。

(三)制定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管理办法

建议制定《北京市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管理办法》，对办学收费、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价等做出规定，巩固现有的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成果，提高教育质量。

其中包括：

1．建立政府资助机制和奖励机制，对合乎评价标准的私立机构进行资金资助，对成绩显著的个人或机构进行奖励，每年一次，形成制度。具体的奖励数额可以由具体情况确定。

2．在相应的教育评估验收中，把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工作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没有残疾儿童接受早期教育或达不到标准(数量和质量标准)的区县，采用一票否决制，不予验收，以此来促进全市残疾儿童早期教育工作的开展。

3．规定各类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大纲和教学评价标准。为此，可以编写人数较多的弱智和聋童的早期教育课程纲要或训练纲要，或在《北京市三岁前儿童教养大纲》等文件的实施细则中设立残疾儿童专项或附件，对此做出规定。

对于达不到办学标准的园所，则限期整改，或进行罚款，以罚促改。

(四)建议政府加大资金投入，逐步建立以社区为依托、以教育为核心，家长、社会广泛参与的残疾儿童早期干预系统。

建议设立市残疾人工作协调办公室，具体协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等部门以及相关中央部门的工作，并制定相应的法规或已有法规的实施细则，逐步建立以社区为依托、以教育为核心，家长、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卫生、残联等部门各司其职的残疾儿童早期干预系统。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1．进行全市残疾婴幼儿的流行率调查，搞清楚我市残疾婴幼儿的确切数目，为制定早期干预、早期教育政策提供依据。

2．制定《北京市残疾儿童早期干预实施细则》，统一解决相应的国家和地方法规还没有具体涉及或虽有涉及但法规与法规之间没有很好的协调到的残疾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或早期干预问题，如《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第5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16、17条都谈到相应的残疾婴幼儿早期教育和早期干预问题，但具体如何实施则没有涉及。

其中，必须明确从出生到6岁各个阶段的鉴别、诊断、训练和教育的举办主体、实施主体，相应实施人员的资格条件、工作方式，干预或训练场所的规模要求，仪器、设备要求，干预内容或教育的内容，资金或经费来源、使用方式以及相应的奖惩办法等。

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 第3篇

一、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的新举措

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二〔2014〕10号)可以看出,为了深化义务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4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在着力完善义务教育入学规则、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各项工作有效推进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工作原则上,保持了一贯的政府统筹、区县为主、免试、就近和程序规范,致力于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入学条件和工作要求方面, 包含了八个方面,即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做好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工作,进一步对特长生入学、 引进人才子女入学等特殊情况做出规定,实行计划管理,加强学籍管理,杜绝违规操作,并且各区县制定相关工作意见要求。[2]

2014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继续延续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指导思想,在提高就近入学率上采取了新的举措,如表1所示。

2014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主要采取六大新举措,以此应对义务教育入学中的择校难题。这些新举措以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价值取向,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清晰严格。例如,统一入学服务系统对入学信息要求更加准确,其完善的技术系统使投机取巧难度加大。在实行计划管理上,各学校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招生计划,如若在实际招生过程中出现多于计划的学生,则需上报区县教委。“十五个严禁” 更是针对义务教育入学工作过程管理做出的硬性纪律规定,涉及了违规违法招生的各个方面,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规范具体。例如,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入学流程规范具体,单校划片学校采用对口直升方式招生;多校划片则先征求学生入学志愿,根据报名人数和计划人数,采取直接入学或随机派位的方式。在特长生招生工作上,由各区县教委统一组织实施,设有专门的测试系统。有特长生招生资格的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向社会公开招生项目,并说明考试具体流程。

第三,公平公正。例如,取消“共建”入学方式,破除了以“共建”为渠道进入优质校的特殊利益群体的择校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招生录取的公平性。 在入学随机派位上,各区县教委统一组织,随机生成学生的派位号,按照学生志愿顺序优先的原则进行派位,并邀请家长代表参与监督派位的全过程,是一个完全公平公开的派位流程。

二、入学政策执行状况调研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校、家长对入学政策的理解和满意程度,以及探讨入学政策执行状况,本研究选取了北京市的两个区进行调研,其中一个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区,记为A区;一个是郊区,记为B区。

(一)入学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

以A、B两区为案例,分别对两区4所学校的中小学领导进行了访谈。其中A区选取了初中X校(访谈了该校1名副校长和1名主管招生工作的主任)和小学Y校(访谈了该校1名副校长),B区选取了初中U校(访谈了该校1名正校长、1名副校长)和初中V校(访谈了该校1名执行校长、1名副校长)。

A区的X校是一所规模较大的百年老校,学校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Y校是一所知名度较高的小学,拥有较多优质教育资源,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具有多处校址。B区的U校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初中,是该区某镇辖区内唯一的一所农村初级中学。V校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也是该区教委规划的四所寄宿制初中之一。两区4所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政策执行情况主要表现在如下诸方面,如表2所示:

第一,招生方式因地制宜。A区的小升初招生方式以九年一贯直升、推优派位和学区派位为主。2014年A区实际升学人数8546人,共有4343名学生参加学区派位,占升学总人数的50.8%。[4]而推优派位比例已由2013年的30%降低到25%,增加了优质初中接受计算机派位的比例。[5]X校实行多校划片入学,采用推优派位和学区派位相结合的方式,推优派位名额压缩,学区派位比例上调。Y校的招生工作由学校负责,服务片区内适龄儿童数量增加,导致学位紧张,户籍和实际居住地都在服务片区内的适龄儿童基本上已将学位填满,无法满足更多非京籍适龄儿童入学需求。B区小升初入学主要以单校划片的入学方式为主。U校由于校址变迁,全部接收新服务片区内小学毕业生。V校实行寄宿制,原则上允许在全市范围内招生,但由于管理压力的增大,同时为了控制适龄儿童的无序流动,目前只在全区范围内招生,且学位尚有富余。

第二,入学服务系统规范但不够灵活。X校主管招生工作的主任谈到:“新系统使招生工作方便很多,学生家长提出转学申请,对方学校同意接收,可在系统中发出信号,只要相关证明材料齐全,转出学校就可放行,学生的信息即可全部转出。”Y校副校长谈到:“新系统不够灵活,一旦有所调整,手续繁琐,耗时长。”U校副校长谈到:“新系统使学籍管理更加严格。”V校执行校长则说:“新系统不能自动审查非京籍小学毕业生升学时所需的五证是否齐全,无法保障家校沟通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无法保障非京籍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可见,新的入学服务系统既有优点,也有一定弊端。

第三,特长生招生压缩并且更加严格。通过访谈了解到,X校尽管还有少量特长生招生名额,但是与往年相比已大幅缩减。Y校则是一所小学,从不招收特长生。B区目前体育和美术两类传统学校继续招收特长生,招生时有专门的测试系统,具体由教委体美科负责执行。U校往年招收特长生,2014年不再招收;V校从未招收特长生。

第四,“共建”取消以追求公平。“共建”入学方式主要存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充足的城区,本研究所访谈的郊区没有“共建”学校。A区的入学政策非常明晰,招生权力转移到政府,家长无法通过“共建”方式选择优质校,使招生工作更加公平。X校主管招生工作的主任说:“取消‘共建’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太大影响,学籍管理工作非常严格,即使有家长向学校说情,也没有可能以‘共建’方式入学。”Y校副校长谈到:“取消‘共建’给学校带来的更多的是积极的影响,前来找关系的人少了,需要解释的工作也少了, 提高了学校工作效率,规范了学校招生工作。”

第五,就近入学得以保障。免试就近入学已成为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的主要渠道。A区2014年小学就近入学率达96.95%,初中就近入学率达82.7%。[6]正如X校主管招生工作的主任和Y校副校长所言: “2014年就近入学的人数比以往的都要多,学生的户籍在服务片区就可入学。”U校基本实现百分之百就近入学。V校由于是寄宿制学校,因而没有居住地的远近之分。

第六,生源质量总体满意。X校的生源主要来自服务片区内的小学,X校副校长谈到,“新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使该校生源质量有太大下降,总体比较满意”。Y校的服务片区扩大,但由于新增生源大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未造成生源质量的下降。U校由于校址变迁,加之取消特长生招生,生源质量有所下降。但是该校针对生源质量的参差不齐已经做出教学调整,对重点科目进行了分层教学,以期保持良好的教学质量。V校生源质量没有太大变化。

第七,招生难题依然存在。新政策的出台虽然未给学校的招生工作带来太大影响,但学校在实际招生工作中也不同程度地遇到一些难题。X校的副校长说:“不符合政策要求的学生家长会向学校一遍又一遍地咨询,因而需要派专门的负责人处理这些问题。”Y校招生过程中的问题是生源过多、学位不够。该校领导如是说:“2014年服务片区内生源过多,无法满足更多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向上级部门请示后允许扩班,但学位数量仍然不足。”U校在招生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源层次的变化,这就要求学校在各个方面做出调整。V校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随迁子女的问题。正如该校领导所言:“相当多的随迁子女到了初中二年级、 三年级就很可能转学,加大了学校的日常管理难度; 有些留下来的随迁子女在这里考学无望,也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从调研可以发现,北京市各区县依据北京市相关政策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入学政策,政府和学校在政策宣传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政府一方面在媒体上发布政策文本和文本解读,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科室负责向家长解读政策文本并接受家长来访。学校则有专门负责招生工作的主任,通过家长会、电话答疑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虽然学校在招生工作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但是不同学校针对招生难题均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总体较为满意。显而易见,新的政策举措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使就近入学率显著提高,有效促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二)入学政策执行成效的家长调查

为了从民生的视角了解入学政策的执行成效, 本研究对A、B两区的359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并对部分家长进行了访谈。家长问卷调查和访谈表明:家长总体满意新政策成效,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新政策的评价具有差异性。

第一,家长总体满意新政策成效。2014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较往年有较大变化,家长主要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和学校宣传了解到新政策,两种途径的比例分别为43.5%和38.2%。有70.5%的家长认为有变化,其中A区为76.8%,B区为66%。正如一名家长所言:“该政策大大降低了跨区择校的可能性,从过去以学习成绩为导向转变为以培养综合素质为导向。”在就近入学上,87.4%的家长认为孩子就近入学了,其中A区就近入学率为88.9%,B区为84.8%。这一数据与北京市教委统计的数据有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所选目标群体有所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家长对就近入学距离范围的界定不同。就近入学政策减轻了家长的经济压力和负担,一名家长谈到,“就近入学省去了以往择校的成本,使我们更加省心省力”。就升学影响而言,82.9%的家长认为其孩子能够就近升入到比较好的学校,但也有11.3%的家长认为新政策给孩子入学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原本可以通过择校方式进入优质校的学生没有被就近到理想的学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紧缺、 学位不足的情况下,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条件要求更加严格,以致部分不符合政策要求的非京籍适龄儿童少年无法在京入学。

第二,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新政策的评价具有差异性。从短期来看,新政策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既产生积极影响,也带来消极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对新政策做出了不同评价,评价的冲突焦点主要集中在非京籍儿童少年入学问题以及取消择校问题上。一名非京籍学生家长说:“新政策十分严格,在准备孩子入学材料上耗费时间长,很多孩子因为不符合政策要求,最终只能选择回家。”另一名非京籍学生家长也说:“新政策出台后宣传力度大, 但出台之前没有预示,导致家长在孩子入学问题上手忙脚乱。”从非京籍学生家长的反映可以看出,他们在孩子入学问题上受到更多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利益受损,这在郊区B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取消择校问题上,一名家长如是说:“新政策使我们成为被 ‘改革’的群体,我们以往的培养成果被消解。”另有一名家长则说:“我们不是不欢迎改革,只是希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实现真正的公平。”

从对家长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新政策总体令人满意。新政策并不单一指向某一目标群体,而是打破了以前的升学潜规则。“就近入学”改变了学生家长以往的择校格局,使家长认识到通过“就近入学”的方式也能够升入较为满意的学校,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此同时,在生源规模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现状制约下,新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严格的政策文本和政策执行不可避免地会触动部分群体的利益。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严格要求,是为了在最大限度保障教育公平的前提下,保持正常的教育秩序。然而,任何一项政策的实现都不应该以牺牲儿童的受教育权为途径。 在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两难处境下,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相关者。

三、入学政策取得成效原因分析

新入学政策对北京市义务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分配、规范和管制功能,[7]尤其突出表现在就近入学率的提高上,这也是新政策实施和发展的价值所在。新政策的实施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新政策成效总体令人满意。新政策的推行使很多适龄儿童少年就近进入满意的学校,缓解了择校利益冲突, 促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

第一,政策内容严格。例如,运用统一的入学服务系统,取消手工录入,信息统计要求更加准确,系统技术运用完备使投机取巧难度加大。

第二,政策强制力强。公共教育利益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必然需要政府基于强制力进行权威性分配。 新政策包含了许可、禁止和在特定环境下的行动要求,如取消以“共建”等方式择校,依靠政府权威强制实施。[8]

第三,配套政策充足。政策应用的焦点在于政策效果。政策制定者为了确保政策效果,采取扩班、增加优质教育学位等举措推动政策的执行,使入学政策取得良好效果。

第四,具体政策因地制宜。良好的政策效果需要地方执行机关的协作互动,重视地方执行机关能够应付复杂政策环境的特性。[9]北京市不同区县之间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和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是制约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坚持以区县为主的原则,给予各区县因地制宜制订入学政策的充分自主权,如有的城区可采取推优派位和学区派位的入学方式,有的郊区可采用单校划片的入学方式。正是各区县依据自身不同情况采取的权宜举措符合当地政策环境,才使入学工作井然有序。

2.政策执行过程

首先,政策执行工具匹配。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相互匹配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政策目标,所选择的政策工具也不尽相同。[10]新政策旨在提高就近入学率,深化义务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此,教育行政部门采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加强行动管制等方式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

其次,政策宣传力度大。作为政策执行起始环节的政策宣传,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有效执行。[11]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向目标群体传达政策信息;同时,学校抽出专门领导负责宣传和解释工作。正是这种大力度的政策宣传和解释,实现了目标群体的知情权,获得了社会公众的支持。

最后,政策执行监督有效。政策执行监督是防止政策执行偏差、提高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手段。新政策涉及众多家长和学生的切身利益,执行主体向社会公众公开政策执行的全过程,将与目标群体利益相关的入学程序、工作进展和实际效果等政务信息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中,做到政务公开透明。

四、结论

2014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是一种对公共教育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新政策之所以出台,根本上是为了协调和平衡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所发生的利益关系,[12]以期使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都有权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新政策坚持面向全体,遵循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原则,[13]以免试就近入学的方式使受教育者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促成公共教育利益的重新分配。

新政策在执行中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义务教育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均衡的条件下,任何政策都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所有需求,甚至会引起那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愿望得不到满足的利益群体的不满,而一些利益问题也并不是单一的入学政策能够完全解决的。但是,当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任何政策的执行都不能以行政命令来剥夺儿童的入学权。在新政策执行过程中,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影响我国当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来讲,如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使扩大的教育资源不仅在品牌上优质,而且在实质上优质;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如何更新管理理念,如何整合资源以便于新政策的实施,如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内生长,等等;对于教师而言,面对参差不齐的生源结构,如何转变教学思维,如何调整教学结构和教学策略。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摘要：对北京市两个区的四所学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从招生方式、入学服务系统、特长生招生、取消“共建”、就近入学、生源质量、招生难题等方面探讨了新入学政策的执行状况。结果发现,家长总体满意新政策成效,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新政策的评价具有差异性。新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从政策本身而言,主要是政策内容严格、政策执行力强、配套政策充足、具体政策因地制宜;从政策执行过程而言,主要是政策执行工具匹配、政策宣传力度大、政策执行监督有效。

关键词：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就近入学,均衡发展,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1]2014年北京中小学就近入学比例[EB/OL].(2014-8-27).http://www.yjbys.com/news/98647.html.

[2]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EB/OL].(2014-4-18).http://www.bjedu.gov.cn/publish/portal27/tab1654/info37238.htm.

[3]北京市教委十五条禁令严打择校取消点招[EB/OL].http://www.bj.xinhuanet.com/bjyw/2014-05/21/c_1110797590_4.htm.

[4]北京破解择校难题就近入学比例达93.7%[EB/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4/07-17/6398933.shtml.

[5]2014年小升初各区政策调整信息汇总[EB/OL].(2014-8-25).http://www.xschu.com/xiaoshengchu/25/10091.html.

[6]北京:就近入学有望不再简单看“学区房”[EB/OL].http://news.sohu.com/20141118/n406127121.shtml.

[7][8][9][10][12]陈学飞,林小英,茶世俊.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67、324、208、73、47.

[11]钱再见.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1):11.

北京市义务教育现状 第4篇

一、北京市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现状

（一）国内竞争力比较

北京的普通高校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11%左右，科研机构达到全国总量的36%，研究生培养机构占到全国总数的1/5以上；北京市有23所高校进入“211工程”，占到全国总量的1/5以上，居全国首位，“985工程”中北京的高校占到全国总数的1/5以上。衡量教育机构师资力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生师比，北京高校的生师比一直大大低于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的平均水平，说明北京市师资比较充裕。

全国前十大教育服务出口的城市和省份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广东、山东、浙江、黑龙江和湖北。其中北京市招收的留学生人数远远大于第二名的上海。据统计，2008年来华留学生总数为223499人，其中北京地区66316人，占总数的近30%；上海3.5万人，天津1万人左右。而且，北京市招收的留学生规模逐年增长，2009年达到7.1万人次（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31%）；2010年达8万人，分别来自1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学历生占留学生总数的35%，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占学历生的25%。北京市具有接受境外留学资质的高校共有81所，上海有23所。国内大学留学生人数超过千人的院校共计20所，北京市占有9所，上海有6所。以上数据说明，北京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在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国际竞争力比较

尽管北京市教育服务出口能力在国内绝对领先，但是其教育服务水平较之世界上发达国家仍然比较落后，这也导致很多北京高校的优秀毕业生选择去发达国家留学，造成境外消费服务贸易的逆差。目前北京已有27所高校开通了出国留学直通车，许多优秀的毕业生选择去国外留学，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定居国外，造成我国人才的流失。

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亚洲国家，而进口对象则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据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2008年北京自费留学人员当中选择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的人数占到了自费留学人员总数的近六成。其中澳大利亚人数最多，占总数的21.9%，美国约占19%，英国约占18%。由此可见，北京教育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大量逆差。

按OECD国家平均水平，外国留学生应占在校生人数的3%。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生比例都在15%以上，比如哈佛20%，麻省理工21.7%，斯坦福21.8%，牛津22.5%。而北大只达到10%，清华只有5%，说明北京高校与世界著名大学还有很大差距。

2011年9月5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了2011年世界大学排行榜，排行榜前10名的大学被美国和英国瓜分，美国6席、英国4席。北京高校首次进入前50强，其中北京大学排名46，清华大学排名47，较往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也进入了前500强。北京高校国际排名的提高有利于教育出口的扩大。

二、北京市境外消费教育服务出口存在的问题

（一）生源地集中

北京高校招收的留学生以亚洲地区为主，而亚洲地区又以韩国为主。2008年北京市高校招收的外国留学生中有来自亚洲的学生15460人，占总数的61.9%；欧洲的学生4615人，占总数的19.3%。生源地集中不利于规避出口风险，而且也不利于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发展。

众多亚洲学生选择留学北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缘和文化的相似性。比如日韩在历史上都有来华留学的经历，现在还保存着一些中国古代的文化习俗，其文字也和汉字有一定渊源，因此学习中文有一定优势。

而欧美发达国家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北京高校能进行全英文授课或者双语教学的专业为数不多。语言的障碍将许多想来北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挡在了国门之外。

（二）非学历生比例大

来京留学生仍以非学历教育为主。2008年北京市高校共接收留学生23872人，学历生共5159人，仅占总人数的21.6%，其中本科3806人，占总数的15.9%。其余近80%的人皆为非学历教育，大多是短期生和语言生。这反映出北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主要还停留在语言培训等非学历教育上，出口的竞争力不够。

除了语言文化、中医等课程具有他国不可替代性以外，外国留学生选报教育、法学、工科、理科、管理、经济类课程的比例相当少，说明北京高校在这些通用学科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相比较，北京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以学历教育为主，其中攻读硕士学位生占到38.94%，攻读学士学位生占到28.4%。

（三）收费偏低导致逆差过大

根据我国1997年颁布实行的《自费生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以人民币计算，文科专业：本科生每年学费1.4万-2.6万元，硕士研究生1.8万-3万元，博士研究生2.2万-3.4万元；理工科专业比照文科标准上浮50%-100%。在欧美，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2-4倍，普遍在1.5万-2.5万美元之间，哈佛大学更是高达3万美元。即使在教育进出口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国也会遭受巨大的逆差。

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都对留学生教育采取全成本回收策略，我国却还在采用15年前颁布的收费标准。是时候逐步提高收费标准了。高等教育服务价格上的差异其本质仍旧是服务水平的差异，所以要扭转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逆差状况，最终手段还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服务竞争力。

（四）对外推介不够

发达国家意识到教育出口能为其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如英国政府称每个海外学生一年给英国贡献的财政价值约是15000英镑，因此各国都把发展留学生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各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美国成立了联邦协调委员会，法国有“法兰西教育专署”，德国有专门的海外学生服务公司，澳大利亚更是在海外设立许多咨询服务机构，使海外学生猛增35倍，2010年达到20万人，创汇高达72亿澳元。

相比之下，北京高校缺乏营销意识和品牌意识，没有充分利用其优厚的教育资源，在海外进行包装推介。海外学子很难有畅通的渠道找到中国有留学生招生资质的学校介绍和自己想报的专业。一些外国学生说，来中国前，他们只能拿到北大清华那几个顶尖学校的介绍。这说明北京高校对外宣传做得很不够。

（五）留学生医疗和打工制度不完善

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有的发达国家为留学生提供免费医疗。在英国，留学生可以拿着护照到自己所住区域的诊所注册，工作人员会给他（她）一个注册号，并为其安排一个私人医生，只要记住注册号，就可享受免费医疗，即便是住院，也是会受到很好的照顾。而北京的高校通常要求来华留学生自费购买中国境内的医疗保险，一般600元一年。相比之下，去英国留学对海外学生更具有吸引力。

北京市在2003年以前禁止留学生打工，之后出台“外籍学生勤工助学”政策，允许他们到市内其它学校担任外教等工作。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留学生打工政策方面给予很多便利。在英国，学生硕士毕业之后可以申请两年的工作签证，可以找正式的工作，也可以打零工，并规定学生在学习期间，每周有15-20个小时打工的权利；日本允许中国学生每周打工20小时；从2007年起，新西兰允许在其境内学习一年以上的交换学生也可以享受每周20小时的打工机会。留学生打工限制太多，会降低一些家庭较困难的海外学生来京留学的意愿，也不符合欧美学生自食其力的生活理念。

三、促进北京市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对策

（一）推动汉语传播，加强双语教学

通过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点，可以使更多的外国人熟悉掌握汉语，提高其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从而增加来华留学的意愿。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底北京地区有17所大学（其中部属院校11所，市属院校6所）和8所中小学在世界33个国家举办了66所孔子学院和5个孔子讲堂、2所中外双语学校。国家汉办称，目前，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数达4000万，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万人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不断提高，全球已经掀起了“汉语热”。这个趋势必将导致中国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留学目的地。

为了吸引更广泛地域的海外学生来京留学，北京高校应该围绕自身优势，着力打造几个英语授课或者双语教学的留学精品专业。经过多年努力，北京高校开办的英语授课项目已经有很大数量的提高，但是从质量和数量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挖。北京市拥有全国最优越的师资，海归学者比例最大，理应充分利用资源，进一步提升英语授课项目的质量和数量。

（二）找好市场定位，增加学历教育

留学生中学历生的比例代表着一国教育产品的质量。北京高校总体教育产品品质不高，体现在每年吸收的学历生仅占1/5左右。北京市高校应该在保证现有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学历生的比例，并优化教育产品结构。特别是要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扩大交流学生的数量，通过海外推介打出自己的品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留学生学历教育就做得很成功，留学生占在校学生人数的20%以上，且学历生的比例达到了71%。目前该校面向外国学生招生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近40个，其中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均开设有全英文授课的专业。

推动与国外知名大学的学分互认也有利于学历生比例的提高。中国入世时已于33个国家签订了高等教育学分互认的协定，但是发展中国家占多数。北京高校应该继续加强与国外知名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发达国家之间经常使用的学分互补互换、学位接轨、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互补等方式。艾迪国际称，中美学历互认取得进展，中国传媒大学等36所国内高校所修学分已受到美国7所高校认可。

（三）加强对外教育推介

国际学生选择来北京留学可能从以下几个渠道了解信息：世界大学排名；教育博览会或推介会；留学中国门户网站；正在北京留学或者留过学的朋友。大学排名不在北京高校的控制范围内，北京市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到海外举办或参加博览会和推介会，大力宣传介绍首都的教育资源、生活环境、留学政策、文化氛围等，塑造北京学府的形象。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来看，教育部已经排出了2012年度境外推介活动的日程，等待各地高校的申报。北京高校一定要抓住机会，到海外去宣传自己。

北京市连续五年举办了北京教育国际博览会，期间邀请了全球很多国家的各级学校、各类学校来北京展示他们学校的风采，同时也把北京的教育借博览会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博览会吸引了很多国际的教育友人来参会，考察北京的教育。北京高校要利用好这个阵地，宣传自己的特色。

（四）加大奖学金发放力度

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吸引优秀学子，都发放种类繁多、金额巨大的奖学金。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留学生来北京学习，北京市于2006年设立了“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2010年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共投入1.9亿元，先后有49所高校获得奖学金支持，近1万5千名优秀外国留学生受益。各个大学也对留学生设立了奖学金，如中国人民大学会根据留学生在校表现发放“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奖”、“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留学生社会活动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留学生干部奖”及“学习进步奖”。

（五）办好留学生文化体验活动

很多外国留学生选择到北京留学，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吸引。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极深的文化底蕴。北京市在教育推介中可以把文化氛围和文化体验活动作为一个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亮点。

北京市道路交通现状 第5篇

北京市全市面积16800平方公里，规划市区基本上由城近郊八个区组成，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由市中心向外依次有二环、三环、四环及五环（又称公路一环），其中二环内为老城区，面积62平方公里，三环内为建成区，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北京市总人口1100多万，其中城市人口722万。另据调查，作为著名旅游城市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年平均流动人口总数达350多万。但是，北京市人口分布极不均匀，70％的常住人口和几乎全部的流动人口集中在不足全市面积10％的规划市区内，造成市区特别是三环以内的市中心区人多地少、车多路少、“求”大于“供”的矛盾极为突出。

一、北京市城市交通 发展现状

1、城市结构与土地利用形态

从城市规模的变迁来看，北京市不规则扩张不太明显，战略上的区域规划也并不发达，城市基本上在一个中心以圈团模式发展，市中心还有相当一部分用地属于居住和工业用地。据统计，80年代初，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机动车交通量已占全市区机动车交通量的42％。近年来，这一范围内的人口与建筑规模与日俱增，并且随着城市建设用地以平均每年增加10.73平方公里的速度不断扩张，市中心区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三环路附近。扩展后的中心区，特别是黄金地段地价的不断上涨，使这一地区土地利用形态及开发强度给现有的城市交通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到2000年，北京三环以内和二环以内道路用地率分别达到21.2％和25.9％，远低于华盛顿、伦敦等世界同类大城市。

2、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近几年北京市政府下大力进行道路建设，特别是1999年打通了平安大街、菜市口南大街；修建了白颐路、三里河东路等一大批主干道；对二、三环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包括改建西直门、大北窑等多座立交桥，封堵了上百个出入口，将二环路和三环路改建为半封闭的快速路，车辆行驶速度可提高30％；四环快速路于去年建成通车，五环公路线也修建了一部分，并完善了环路之间的快速联络线，对22条相关道路进行整治、展宽，打通断头路。为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北京对西单路口实施道路改造，打通路口四个相位的绕行路，即“立交平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车辆增长与交通流量增长情况

2002年7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从1995年末的89.4万辆增加到180万辆，其中70％以上又都拥在三环路以内；而截止到2000年底，北京非机动车（主要是自行车）近1000万辆。2002年6月底，北京的私人机动车近110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61％，其中私人小型客车超过56万辆。目前，北京市车辆增长速度为15％，而道路长度和道路面积的年平均增加率仅为1.2％和3.7％，车流量年增长速度已达18％。

随着超强度的土地开发，市中心区吸引、产生了大量交通流，城区单位面积汽车保有量为近郊区的9倍，机动车出行强度为近郊区的5.1倍。在市区400多处主要干道交叉口中，高峰小时机动车流量超过1万辆以上的路口有55个，5000辆到1万辆的有51个，严重拥挤堵塞的路口和路段达99处。三环路以内110条主干道路中，有80多条道路交通流量达到饱和或超饱和状态，连接各主干道的二环路高峰小时机动车交通量已达1.1万多辆，三环路最高时的交通流量已达1.4万多辆。市中心区道路网高峰期间的平均负荷度超过90％，11条主要干道的平均车速降至每小时12公里，有近1／5的路口和路段呈现瘫痪状态。

4、公共交通发展情况

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常住人口突破1100万，流动人口突破350万，市区建成区以每年近11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这些因素促成出行需求的成倍增长，而公共电汽车近十年间只增加不到10％，只占全市机动车总量的4.23％。据调查，相当一批线路乘车还比较拥挤，高峰小时客运量在1500人次以上的线路有60条。209个新建居民小区中，出行问题解决较好的有131个；占62.7％，解决不太好的57个，占27.3％；因道路、站点等问题完全没有解决的有21个，占10％。

目前公共电汽车承担的客运量占城市客运总量的70％以上，占道路客运量的80％以上，完成单位客运量占用道路面积是小汽车的1／10，自行车的1／6，所消耗的能源也相对小得多，而且所产生的污染是小汽车的1／10。因此，应该制定公交优先战略，并通过多方面的公共政策，如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合理制定公交票价、土地使用优先规则、（国有）银行提供优惠贷款、设定或开辟专用道路、增加或更新公交车辆、公交车辆优先通过、扩大公交场站建设等等，突出公共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5、交通环境保护发展情况

机动车由于燃烧石油，排放尾气，造成环境污染。北京是世界上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之一。就全年平均来讲，北京城市大气污染中39.1％的一氧化碳、74.8％的碳氢化合物、46.2％的氮氧化合物是机动车尾气排放的。

北京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原因有：一是国产车设计水平低，与发达国家相差20年，比如国产车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排放量比美国生产的高10—20倍；二是交通拥塞，汽车停停开开，增加了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三是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低，监管缺乏效力，车辆报废制度不完善。近年来，北京市对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并推广使用天然气燃料，例如，1997年推行无铅汽油、汽车尾气净化装置，1999年开始执行欧洲1991年汽车环境标准，2002年8月1日起开始执行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二阶段排放限值（相当于欧Ⅱ标准），使城市交通向环保型方向发展。

二、城市交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1、城市交通路网布局不尽合理，城市主干线交通严重阻塞，车行速度缓慢 北京的交通结构是在旧城棋盘式街道常规交通为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北京建成二环、三环快速路和几条放射的高速公路，但在城区目前缺少南北、东西贯通交通干线，致使北京城区的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间没有形成综合的道路网络系统。另外，北京市道路增长速度远低于机动车增长速度，道路的发展不能完全满足机动车发展的需要；所以，交通流量的增大使一些路口、路段长期处于饱和状态，导致交通严重拥堵。

2、交通资源有待更合理地利用

北京目前存在单位内部车辆、小型车辆（含大量的出租车）所占比重大，但承担交通运量的比重小；由于投资更新资金不足使得大容量、便捷的公共交通发展缓慢。为使交通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必须采用限制私人小汽车的发展，鼓励公交发展的政策和公交优先的措施，实现最佳的综合社会效益。

3、停车设施严重不足，交通管理设施落后

由于建设项目的投资者没有严格按有关规定修建停车设施或已建的室内停车设施改作它用，现行的停车收费与停车场管理政策难以形成对投资者的回报，这些原因致使汽车停车设施严重短缺，随意占用公共道路，造成许多地区交通混乱。据估计，2000年北京缺少停车设施超过60万个。此外，北京道路网的有效使用率还大有潜力可挖，可以通过改进客货运输组织，使由于车辆吨（客）位利用率低造成的无效交通负荷减少8—10％左右；通过解决非交通目的占用道路，以及对交通信号控制手段的改进，可使道路通行能力提高10—15％。

4、交通秩序混乱，交通法规观念淡漠，促使恶性交通事故增加 据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最近关于“北京城市环路交通事故分析”的研究结果，在快速环路——二环路上的交通事故可分为三种主要形态：⑴追尾事故——后车撞前车；⑵并线违章——发生刮蹭事故；⑶并线频繁——跟车过近。北京交通管理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本市小公共、出租车占全市机动车的10％，但违章却占30％。

三、城市交通发展 对策分析

1、加快轨道交通建设

北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但发展速度快，土地开发强度也越来越高。国际经验表明高密度的土地开发离开轨道交通的支持，是不可能比较好地解决通勤问题的。尽管北京轨道交通的建设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但是非但不能减缓其建设的速度，反而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快轨道交通的建设：⑴进行市郊铁道、城市轨道交通和公交专用道系统的一体化公交线网规划；⑵合理确定轨道交通线路的优先顺序；⑶广开渠道筹集资金，加快轨道交通建设；⑷研究公共交通管理的一体化问题，实施公共交通一票制，建立方便的公共交通利用环境和高效的公共交通经营管理模式。

2、完善路网建设，优先发展公共客运交通

要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状况，必须抓紧道路建设，完善市区道路网，在规划完成环路建设的同时，也要抓紧进行放射线、联络线、次干线等道路的建设，并规划建设大型换乘枢纽，以尽快形成综合的道路网络系统。此外，还应该限制私人小汽车的发展，优先发展公共客运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行车速度，使公交网络布局与城市用地开发利用相协调，公交线路布设与城市客流流向相一致。

3、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注入绿色交通意识、交通工程的整体美学意识

随着交通工程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人、车、路以及交通环境的美学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再加之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为了给世人展现一个新北京新奥运的印象，绿色意识和美学意识贯穿于大都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就成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

4、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道路交通组织管理系统

主要包括路网车流组织方案预评价模型研制；路网运行状态实时监控技术；路上意外事件的紧急处置手段与实施方案；停车管理对策（各类停车车位规划设计标准、建设与管理责任主体的划分、停车设施布局、公用停车车位收费标准及体内停车管理办法等）。

5、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开展交通污染防治研究

应认真研究交通污染特征和污染预测方法。针对污染源头和已发生的污染，应制定防治和降低污染的措施。对重大建设项目应开展交通环境影响评价，提出防止污染和环境管理措施。

6、树立正确的交通意识和法制观念

北京市企业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第6篇

内容提要：在全市科技实力保持较高水平的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如何受到关注。本报告利用北京市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资料，对全市企业创新现状进行描述，对问题成因及未来发展进行思考。数据显示：近年来企业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和重点省份相比仍有差距。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十二五”期间，要依靠创新，发挥高端引领作用，增强行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以依靠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市科技资源丰厚，整体科技实力全国居首，已形成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相结合的研发活动格局。近年来科技创新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其创新能力如何，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全市企业研发所占份额及创新特点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市企业创新能力有所提高，研发投入有所加大，产出质量有所上升，创新意识有所增强。

（一）企业研发所占份额

我市企业研发份额占近四成。第二次全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结果显示：2009年，全市R&D经费支出668.6亿元，其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8.1%、10.5%和39.3%。

全国企业研发份额逾七成。全国R&D经费结构与我市大不相同，2009年全国企业比重高达73.3%（详见图1），占有绝对主体地位。

图1： 2009年全国及北京市R&D经费构成对比情况

与2000年第一次全国R&D资源清查相比，我市企业研发份额提高了8.2个百分点，但仍大大低于全国比重。一方面表明，全市科技实力的提高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集中的优势明显；另一方面表明，我市企业创新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

（二）企业创新特点

1.企业研发投入集中在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2009年在企业R&D经费总量中，工业占43.3%，其中制造业占41.2%；建筑业占8.7%；第三产业占47.8%，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30.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12.2%。

企业R&D投入强度（R&D经费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反映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2009年我市企业R&D投入强度为1%。其中，制造业为1.15%，建筑业为0.6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2.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15.6%。

2.企业研发队伍壮大，研发活动侧重实际应用

R&D人员是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主体。2009年企业R&D人员11.1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37.7%。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的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 8.7万人年，是2000年的3.2倍，其中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历（学位）的研究人员占37.2%。

按活动类型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畴，试验发展代表科学研究的应用能力。2009年企业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320人年，占0.37%；应用研究人员2215人年，占2.55%；试验发展人员84185人年，占97.08%，表明企业研发活动更侧重实际应用。

3.企业研发活动自主意识增强，节能、环保项目受到关注

研发活动自主意识增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资金来源看，企业资金比重增大，2009年占80.8%，比2000年提高49.7个百分点；政府资金占8.1%；国外资金占9.5%。二是从项目来源看，本单位自选科技项目占较大比重，R&D项目经费比重达54.4%；来自国外的科技项目经费占18.5%；国家科技项目占11.5%；其他单位委托科技项目占10.2%。

节能、环保项目也占一定份额。按社会经济目标分，传统项目占较大比重，工商业发展项目经费占42.7%；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项目占37%；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和农村规划项目占

8.9%。新兴项目也占一定份额，如能源生产、分配和合理利用项目占8%；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及污染防治项目占1.3%。

4.企业研发成果质量提高，内资企业担当重任

专利反映企业自主研发能力。2009年企业专利申请数达到12719件，是2000年的8.9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比重上升，由2000年的34.2%上升至2009年的60.3%。

内资企业占2/3强。从内资企业相关指标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份额看，2009年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为3616件，占70%；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为283项，占87.1%。

二、与国内外比较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全市企业研发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全国重点省份相比，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高端产业、高端区域看，创新引领作用不突出

1.高技术制造业R&D投入强度仅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技术产业是全市企业开展R&D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2009年，其R&D经费支出占全市企业的26.6%，R&D投入强度为1.82%，仅比全市企业高0.8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的优势不显著，2009年其R&D投入强度为1.51%，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比浙江、广东分别低0.91个和0.27个百分点（详见图2）。

图2：2009年全国及重点省市高技术制造业R&D投入强度对比情况(%)

2.中关村示范区研发现状与硅谷相比仍有差距

一是中关村企业R&D投入强度不高。2009年其R&D投入强度为1.9%，其中电子与信息领域为2.4%，生物工程和新医药领域为2.2%，虽高于全市企业平均水平，但和硅谷2003年12%的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二是中关村企业国际品牌不多，目前仅拥有联想、百度2家国际知名企业。而硅谷拥有如惠普、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谷歌等多家享誉全球的著名企业，在当地起到了重要的创新支撑带动作用。

（二）从重点行业看，创新水平不够高

工业企业是全市企业创新的核心力量，2009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仅为3%，比津、沪两市分别低0.27个和3.25个百分点，研发投入的不足一定程度影响了各行业的创新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

1.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创新处于产业链低端

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情况看，支柱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2009年，带动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第一大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R&D投入强度仅为0.94%，而2007年美国相关行业为8.5%。其中，通信设备制造业每百家企业拥有发明专利86.4件，低于全市企业平均水平(112.7件)。表明该行业仍处于组装加工阶段，缺乏核心技术，发展后劲不足。

从创新产出绩效看，支柱行业创新技术含量较低。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6.1%，比全市工业企业低7.6个百分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汽车制造业这一比重仅为15.1%，明显低于其他支柱行业（详见表1）。多数企业依靠引进的制造工艺和装备技术进行加工生产，缺乏对现代制造技术和生产线的掌控能力。

2.高耗能行业创新动力不足

从R&D投入强度看，高耗能行业的研发状况不活跃。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一比例仅为0.13%和0.69%。优势产业对这些行业的创新带动能力不强，企业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工艺、减少资源消耗的能力亟待提高。

（三）从重点企业看，核心竞争力不够强

1.百强企业创新活力不足

全市百强企业，指全市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前100的工业企业和排名前100的非工业企业。从R&D（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覆盖面看，2009年我市工业百强企业和非工业百强企业中，开展R&D活动的企业分别仅占57%和39%，表明半数百强企业未开展研发活动。

2.百强企业创新能力处于较低水平

企业R&D投入强度是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准。2009年，工业百强企业和非工业百强企业的R&D投入强度分别为0.6%和0.5%，分别比全市工业和非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0.35个和0.55个百分点。在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中，工业百强企业R&D投入强度在1%以下的有29家，占50.9%；达到4%以上的仅有9家。非工业百强企业R&D投入强度在1%以下的有24家，占61.5%；达到4%以上的仅有6家（详见表2）。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奥斯陆手册》中的标准，企业R&D投入强度超过4%，表示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企业R&D投入强度在1%-4%，表示企业创新能力中等；企业R&D投入强度小于1%，表示企业创新能力较低。

表2：

三、几点思考

“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我市整体科技实力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全社会R&D投入强度（R&D经费相当于GDP比重）位居全国之首，主要是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集中的优势。企业创新能力相对不足，需要在“十二五”期间加以提高，使其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思考一：关于高端引领作用

我市高端产业、高端园区创新优势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专利较少，2009年高技术制造业中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为221家，仅占25.8%。二是中关村示范区中“村高新”与“国高新”有一定差距。从投入角度看，2009年“村高新”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0.8%，比“国高新”企业低2个百分点；从产出角度看，2009年“村高新”企业每万R&D人员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为505件，比“国高新”企业低

321件。

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技术产业、中关村示范区在全市的高端引领作用，一方面政府应适当加大投入，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投入，以此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另一方面严格中关村示范区准入，实行双向选择，利用“国高新”、“村高新”认定的机会，引入有创新潜质的企业，同时挖掘现有企业的创新潜力；对不具备入区条件的企业，定期清理。

思考二：关于行业发展后劲

行业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后劲。全市重点行业创新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集中在少数行业，且科技含量较低。如在制造业中，2009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5个行业的研发经费比重就占70.7%。同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研发经费位居制造业之首，全市生产、消费、研发都围绕汽车，与外省市行业结构雷同，研发上也无明显优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个支撑工业增长的第一大行业，产品以组装为主，2009年研发经费甚至比2005年还下降12%。

要增强重点行业发展后劲，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激发行业创新活力。首先，结合首都发展定位，调整行业结构，鼓励高技术行业加大投入，鼓励新兴行业研发投入，如医药行业等；鼓励在环保、节能方面的研发投入。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行业引导，提供国内外相关信息，企业研发要有前瞻性，考虑长远利益，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避免整个行业在产业链低端徘徊。

思考三：关于企业创新环境

企业创新环境仍需改善，有政策落实效果不理想的因素，也有企业创新氛围的影响。从北京市第一次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的结果看，在列举的12项政府采取的支持政策中，企业家认为，只有减免税政策和鼓励企业培养吸收人才的政策对企业开展创新的作用较大，其它政策效果不明显。从企业反映的情况看，一些企业认为研发需要较长周期，短期内难见成效，所以更热衷于购买技术，早出成果；一些企业怕担风险，害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