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办事处心得体会

八路军办事处心得体会（精选8篇）

八路军办事处心得体会 第1篇

参观八路军办事处心得体会

在理论轮训班开班之前,我所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此次实践活动的地点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其旨在通过缅怀革命先烈的英语英勇事迹和光辉形象,利用红色资源,把看、听、议结合起来，回顾我党我军的辉煌革命历史，体味党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实地感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重温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现场感受老一辈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先进性。

在党的群众教育实践路线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所高度重视，及时进行安排部署，教育活动扎实推进。通过参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张一张图片诉说着历史的悲壮，一件件实物展现着革命的艰辛，在大家边听、边看、边思、边想的同时，悲壮惨烈的革命历史使大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八路军办事处参观学习，立刻感受到一种返回精神家园的亲切和熟悉，一种远离尘世喧嚣与浮躁的美。那历经沧桑的青砖灰瓦、整齐挺拔的白杨绿柳也彰显出一股肃然的静谧，连墙外车水马龙的的喧嚣声似乎瞬间戛然于耳。

从讲解员那里，大家了解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历史，这座位于西安北新街的七贤庄院子，以平凡的姿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一段辉煌历史。八办的历史要追溯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此设立了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其主要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

转送战争物资。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此办事处的工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等多次来此指导工作；还有一些外国援华人员，比如著名医生白求恩和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而写作的伟大女性海伦·福斯特，都在此地为中国的和平解放而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八路军办事处为全国15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斗争环境最艰苦的办事机构。解放后，于1959年改建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共有5道院，内有接待室、救亡室、会客室、住房、库房、厨房、电台室、译电室、机要室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办公室等旧址。馆内收藏有文物460多件、资料525件、回忆录623篇及照片3000张。记录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1936年到1946年间作为“红色桥梁”的历史。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革命伟人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进入这里，正是在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院舍里，我们的革命领导人衣着朴素，粗茶淡饭，却运筹帷幄地指挥了震惊世界的战役，取得了对国民党战争的全面胜利。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感人的历史图片,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历史故事,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风采,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大撞击和震撼,思想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院里的一口苦水井。通过讲解介绍，我们知道，八办工作人员的饮用水都是从西门那边运过来的，可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八办”的迫害变本加厉，为减少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机会，同志们开始引用这口井的苦水，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体现吗？当时国民党抓住为八办运水的老乡，威逼利诱，最后命令老乡把毒药扔到八办的水缸里。可是老乡回来之后真实的报告了经过，八办就把老乡安全送回老家，开始引用这口苦水井的水，这不是也我们党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一种体现吗？老乡没有投毒，这不也体现出我们党是人心所向的党吗？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此名来源于“竹林七贤”这一历史典故，七贤乃晋朝时的七位文人骚客，他们借酒助兴，借诗抒情，抒发自己的一腔爱国情，抒发自己渴望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但文人只是文人，再尖锐的武器不过是支粗笔，是张薄纸。而我党在艰苦岁月中，为了国家统一，民主富强；为了国共统一，一致抗日，拿起了真正的武器捍卫我们的家园，此种精神遗古人之风，却高古人之举，怎能不让我们由衷的赞叹！在这里,大家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缅怀了革命先烈的艰苦生活,仔细参观了主题展览，听取了讲解员满怀激情的讲解。通过这次活动，心灵深处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同时接受了一次在教育。

抚往昔今，我思绪万千，信心百倍。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先烈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群众路线法

宝，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一个又一个特殊任务，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的条件和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但革命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淡化，特别是“四风”不能滋长蔓延。作为一名干休所服务人员，工作平凡却意义深远，革命岗位不同但服务宗旨相同。让老干部安度晚年，体现着党和军队对老一辈革命先辈的深情厚意，要求我们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懈怠，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时不待我，只争朝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坚持从老干部的切身利益出发，从实际需求落脚，保持与他们的深厚感情，全心全意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才能不辜负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才能不辜负当和人民的期望。在新的时代召唤中，我们更要牢记职责、不负重托，扎实工作、有所作为从自身要求严起，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让“强军梦”在干休所飞扬。

八路军办事处心得体会 第2篇

为积极响应团中央“一学一做”号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管学院青马班于5月20日举办了参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活动。

若仅从外表看，灰墙灰瓦的七贤庄一号院，只是古城西安一处普通的工字型土木结构平房院落。临街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人们似乎忘记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曾经上演了多少激情澎湃的故事。作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所在地，这里曾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八办”成立于1937年，它担负着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救亡运动、运送援战物资等重要任务，并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延安地区输送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被誉为“红色桥梁”。

参观活动从九点半开始，全体青马班成员先认真阅读了七贤庄简介，了解关于七贤庄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历史，并在正门口拍了集体大合照，随后认真参观了七贤庄一至十号院。正是在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农家小院里，我们的革命领导人衣着朴素，粗茶淡饭，却运筹帷幄地指挥了震惊世界的战役，并取得全面胜利。

东侧接待室是当年用来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和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爱国青年的，这里的气息强烈地感染着大家，仿佛我们就是通过这里奔赴祖国建设第一线的。西侧是汽车房，陈列着当年办事处使用的“雪弗莱”汽车，办事处曾用它为延安转送重要物资。馆内存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的信、照片等遗物，还展出了当年的重要文件、手稿、书刊、照片和实物。七贤庄内艰苦的环境，向我们述说了先辈们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朴素而简陋的机要室、救亡室、译电室和电台，也静静地让大家感受着先辈们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的宝贵精神。木质的楼梯扶手经过沧桑依然泛亮，成为古董的物件经过陈守依旧动人，已发黄的信纸经过沉睡依旧醒目，破旧的棉被和排列整齐的步枪……

一切的一切仍然鼓舞人心，难道不是吗?

浓厚的八路军精神再次把我们带回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浪潮中，这要求我们从自身做起，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镜，充分把握现实和未来。历史虽不会重复，却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

八路军办事处心得体会 第3篇

关键词：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体育活动,抗战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气候形成, 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抗战大事, 决定在西安七贤庄1号设立“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也称作“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该办事处建立于1936年12月, 毛泽东在延安点名让伍云甫出任第一任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 与时任中共驻陕党代表林伯渠搭档, 共同主持办事处的工作。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国共矛盾升级, 1946年9月办事处奉命从西安撤到延安, 该办事处存在的时间为九年零十个月, 为全国十五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由于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场院宽大, 存在时间较长, 又是国民党政府认定的合法办事机构, 所以一度在该办事处里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居住条件。虽然抗战形势严峻, 民族矛盾逐步升级, 国共之间冲突不断, 办事处任务繁重, 但本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办事处的同志在百忙之中仍不忘进行体育活动, 他们的体育实践, 为革命战争进程中的体育活动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一、重要领导人在办事处参加过的体育活动

来到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短暂居住的重要领导人, 有许多都是体育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如朱德于1937年至1940年之间, 曾三次来到西安办事处指导工作。朱德一直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在延安时期, 朱德一直担任大型运动会的主席和总裁判长, 热心各种体育活动, 尤其对于篮球运动, 朱德更是非常喜欢。居住在办事处期间, 朱德起床很早, 一有时间就找年轻的同志打篮球, 朱德和同志们一起在球场上排队等候上场, 上场后又和大家一起又抢又夺, 非常平易而活跃。来此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喜欢打乒乓球, 工作之余, 他总是到处找年轻的“小鬼”打乒乓球。周恩来也喜欢打乒乓球, 在办事处居住期间, 看到大家在休息时间打乒乓球, 周恩来也会随手打上几拍。

棋类活动是最受领导人喜欢的体育项目, 如林伯渠喜欢下围棋, 他的对手就是处长伍云甫和机要科长童小鹏, 有时林伯渠也和警卫班的战士们下一盘。下棋的时间也是林伯渠了解办事处的同志工作和学习情况的好机会, 他总是一边下棋一边和同志们聊天。朱德也是围棋和象棋的爱好者, 休息时间里朱德就和办事处的同事杀上一盘。

自行车比赛是当时又时尚又新鲜的体育项目, 虽然没有任何专业的比赛设施和场地, 但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喜欢这项体育活动, 举行自行车比赛时, 所有的人都要报名参加。办事处的自行车比赛分为两项进行, 一种是赛快, 一种是赛慢, 而担任这次活动的总裁判长就是八路军高级少将宣侠父。1937年9月, 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他与办事处的同志们来往密切, 积极配合抗日活动, 也非常热爱体育活动。宣侠父团结了陕西籍著名人士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杨明轩等, 动员大批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3月, 宣侠父周密安排丁玲等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此, 蒋介石对宣侠父非常痛恨, 亲手写下“将宣侠父秘密制裁”的手谕。1938年8月1日晚, 宣侠父前去西安革命公园观看篮球比赛, 返回途中被事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强行绑架到吉普车内, 用绳索勒死, 时年39岁。

二、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体育设施的制作

虽然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体育活动多种多样, 如篮球、排球、乒乓球、克朗棋、围棋、象棋、自行车等活动都是办事处经常开展的活动, 但办事处的体育设施却非常简陋。因为经费紧张, 所以一切体育器械都得自己动手制作:比如篮球场是在办事处门前一片荒草地上, 自己动手平整修建的;篮球架也是大家动手制作的, 只花钱买了一副篮球筐安上, 就成了一个很受喜欢的篮球场。在这里每周举办一次篮球赛, 也举办过与外单位的篮球赛。乒乓球案子也是同志们自己动手做成的:用两块木板拼成球案, 刷上绿色的油漆, 就成了一个漂亮的乒乓球案子。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青年学生都喜欢排球运动, 平时大家在院子里托一托球, 活跃一下气氛。正式的排球比赛需要场地时, 就自己动手做了个排球架子, 买来一副网子安上就可以进行排球比赛。至于比赛用的各种球类, 都是办事处的同志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凑钱购置的。喜欢玩单杠的同志们在后院里挖了个沙坑, 竖上两根木棍, 上面安上两根横木, 就成了一个简易的单杠。同志们可以在单杠上翻来翻去, 做些简单的动作来活动筋骨。

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里, 最受大家欢迎而且不使用任何体育器械的是一种叫做“斗鸡”的游戏, 就是用一条腿来支地, 另一条腿弯曲或用绳子绑起来, 单腿跳跃用膝盖相互撞击。这种体育活动方便有趣, 对场地和器械也没有任何要求, 而且时间上可长可短, 所以一有空闲, 就有三三两两的同志进行斗鸡活动。

三、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体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体育活动不仅仅是工作人员锻炼身体、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方法, 更是他们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的一种途径。为了扩大八路军在西安乃至全国的影响, 办事处经常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办事处参加球赛、棋赛的活动, 通过这种友谊赛, 可以将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精神传递出去, 把共产党的社会影响扩散出去。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还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 到处进行比赛。由于平时的刻苦锻炼, 再加上办事处的球队技术过硬和严密的组织纪律, 他们在比赛中常常取胜, 为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赢得了荣誉。在队员们的熟练球技为西安观众称赞的同时,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和体育道德风尚, 更为观众钦佩。因为在当时, 西安的国民党驻军也有球队到处参加比赛, 这些国民党军人时常是带手枪上球场、蛮不讲理、输了球就打架骂人, 很不文明。而办事处的球队在球场上表现得很文明, 当对手摔倒时, 他们主动上去扶起, 比如有一次与铁路局球队的比赛中, 办事处球队获胜, 铁路局球队的队员还伸着拇指夸奖说:“真是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怎能不打胜仗!”可见办事处球队不仅仅是赢了一场球赛, 更赢得了民心。通过一场球风优良的比赛, 使当地民众实地见证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作风上的巨大差异, 八路军的影响确实扩大了许多。

1939年后, 国共两党关系紧张, 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时常来办事处捣乱, 他们看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用篮球这种体育形式来加强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时, 就故意在办事处门前打了一道围墙, 将办事处修建的篮球场给圈了进去, 为的是要限制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体育活动, 切断办事处与群众之间的亲密联系。办事处的同志们没有因此事和国民党特务进行激烈冲突, 他们把篮球架移到小院子里, 十个人活动不开时, 就改成六人篮球赛, 照样将篮球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四、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体育活动的意义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工作机构, 它处在国民党统治区里, 时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与干扰, 工作条件是紧张而恶劣的。再加上活动经费的紧张, 无力购买正规的体育用品, 因此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开展的体育活动, 就具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创造了用体育活动联系群众的途径:比如办事处的篮球活动, 既可以请其他单位来办事处进行友谊赛, 又可以组成球队去社会上参加各种比赛, 在比赛过程中,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球队就代表着八路军, 公开地展示出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技术高超、素质优良的作风, 此种宣传效果非常直接而有效。

二是积累了在战争年代进行体育活动的经验:战争年代是一个特殊时期, 战争使人的生活空间与时间都变得很不确定, 而战争实践既需要人人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去应付紧张残酷的战争生活, 又没有时间去进行专业正规的体育锻炼来提高身体素质。所以就必须采用适合于战争环境的体育活动来满足人们体育运动的需要。于是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里就产生了一些因陋就简的体育活动, 比如上文提到的斗鸡活动, 还有办事处经常举行的摔跤活动和跳绳活动, 还有八段锦操等, 都是对身体极其有利而又对运动场地和运动时间、运动器械没有任何要求的体育项目, 而正是这些体育活动, 可以让在紧张工作中的同志放松了身心, 更好地投入到战斗生活中去。

三是积累了以体育活动来开展对敌工作的经验: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的时刻,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于斗争的最前沿, 时时面临着与国民党特务的直接冲突与明争暗斗, 因为体育活动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就会成了化解矛盾的一种良好手段。如在1938年前后, 为了搞好统一战线,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球队与一个国民党特务连经常进行篮球比赛, 为了搞好关系, 办事处球队故意让几个球, 好让国民党特务连队赢球。因为当时的办事处领导认为, 打球并不是为了赢球, 而是为了统一大业, 球赛只是与国民党军队联络感情的方式而已, 并不在乎输赢。而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效的, 每场球赛后, 国民党特务连队都要称赞办事处球队的文明球风, 所以球赛就自然地成了沟通国共两党军队情感、加强进一步抗日合作的一种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存在期间, 有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项目, 同时又利用这种体育形式为推动国共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这才是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开展体育活动的真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2]童小鹏.风雨四十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3]夏书宇.中国体育通史简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筹建始末 第4篇

筹备

当时的香港既属中国，又是英国殖民地，不归国民政府管辖，故而并不在中共中央最初考虑设立办事处的城市范围之内。后来，海外侨胞抗战热情高涨，有的出钱出物支援抗战，有的直接回国参战，这些人员和物资的转送在中国沿海口岸相继被日军占领之后就成为大问题。此时，香港成为内地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其在国内抗战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中共中央这才开始考虑在香港也设立办事处。

派谁做负责人，是设立香港办事处的首要问题。香港是英国人治下的国际城市，当地老百姓讲粤语和英语，港英政府办公语言为英语，这个负责人必须熟悉这两种语言，熟悉国际国内形势和香港地区的当地民情。当时提出的候选人有秦邦宪、伍修权、张文彬、潘汉年、廖承志等人。其中，秦邦宪有留苏背景，精通俄语和英语，参加过西安事变谈判；张文彬曾任毛泽东秘书，文笔好，七七事变后任广东省委书记；潘汉年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香港工作过，白区工作经验丰富；伍修权也曾在苏联留学，通晓俄语、英语。经过热烈讨论，最终确定由廖承志担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协助廖办理办事处的筹组事宜。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著名人物廖仲恺之子，当时虽只有29岁，但却已有10年党龄，且曾留学日本，在德国、荷兰参加过国际工人运动，通晓日语、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本身又是广东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从廖后来在办事处工作取得的成绩看，这一决定无疑是英明正确的。

廖承志彼时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因精通外语，他在通讯社主要职责就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为中央领导编写国外新闻电讯。在当时闭塞的延安，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及时了解国际动态的渠道之一，很多领导经常来找廖看新闻，故而他深得各位中央领导的喜爱。据廖承志晚年回忆：“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的时候，毛主席一定来，来看当天的第一消息。”

廖承志赴港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谈了一次话。谈话后，廖承志清楚地了解了此行的四个目标，即：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事迹；团结在港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推动国共合作；联系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救国，开展国际统战工作；收集国际上最新动态，将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给中央做决策参考。此外，毛泽东还告诉廖承志，宋美龄及他的母亲何香凝等人士已撤至香港，他到香港后，要尽可能到宋美龄身边，配合她工作，担任宋与延安方面直接联络人。领受任务后，廖根据事先安排，离开延安奔赴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先熟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流程。在此期间，周恩来负责为办事处解决外事协调问题。

因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虽然不用国民党当局批准，但必须同港英政府打好招呼。周恩来在一次涉外酒会上与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将军相识，双方一见如故。1937年12月下旬，南京沦陷后，英国驻华使馆迁到武汉。周恩来拜访了在汉口的卡尔将军。双方在讨论了当前局势后，周对卡尔表示，八路军的抗战得到海内外赞扬，海外华侨捐助的款项、医疗和其他物资，都需要从海外转入内地，需要英国方面的帮忙。卡尔问，我能做点什么。周趁机说，我们想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负责办理接收来自海外的抗战物资。周恩来还强调，这个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只是秘密活动，并不妨碍英国当时的中立国地位。卡尔点头表示同意，并关照港英当局给予便利。万事俱备，1938年元旦后，廖承志在周恩来安排下，乘火车到达广州又转搭轮船前往香港。一周前，潘汉年与夏衍从上海出发，乘轮船赴港。

定址

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廖承志在香港九龙的一家茶楼与早两天到港的潘汉年、夏衍见面，商讨设立办事处的具体问题，包括办公地点和备用地点，如何在港英政府注册，人员安排，如何保密以及与中共中央驻港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等。会面后，潘汉年离港赶赴武汉，向周恩来汇报上海沦陷后的地下工作，同时请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具体安排。廖承志则在香港展开工作，首先解决的就是办事处的选址问题。

根据潘汉年的意见，办事处最好设在市中心，便于各方面人士进行联络；同时，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一定要有后门，便于出现意外情况时撤退。据此，当时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吴有恒带着廖承志在九龙弥顿道先后找了两个地方，但都不符合要求，最后，他们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2楼的一座临街两层楼。春节后，潘汉年从武汉回港，看了他们选的这套房子，也觉不错。不过，根据多年的白区工作经验，潘汉年提议再找几个备选地，平时作为活动基地，紧急时可作掩护。于是，他们又另选了两处地点。其中一个是香港医生柯麟及其弟弟柯正平在深水埗开办的“南华药房”，柯家兄弟俩都是党员；还有一个是廖健的“印尼办庄义顺源”。办事处成立后，廖承志派连贯负责“南华药房”据点，李少石负责“义顺源”。

就这样，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正式成立了，按照不公开挂牌的约定，挂着“粤华茶叶公司”的招牌，一楼摆放各种茶叶，由大革命时期烈士之子陈新与其母亲负责经营；二楼则是办事处会客办公之地。当时尽管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对香港已是虎视眈眈，在香港的日本特务特别多。为防止敌特破坏，潘汉年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隐蔽斗争方法，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一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准照相和送照片给人，办事处成员不得与亲戚、朋友、同学通信，出门或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尽管已得到港英当局同意，但工作环境之复杂险恶，比之内地的各办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他们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危险。办事处工作很快引起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的注意，他们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1939年3月11日晨，港英当局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5人，借口是“查禁从香港邮寄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英宣传品”。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向时任港督杨慕琦抗议。港英政府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经反复交涉，4天后，连贯等人才被释放，并归还收缴的文件。经此事后，粤华公司撤销，办事处改为分散办公，以华比银行写字楼作为办事处的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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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驻港办事处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三块。其一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港澳和海外侨胞共同抗日。廖承志、夏衍等人在港创办了《华侨通讯》，利用这份油印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国内抗战实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杀敌的光辉战绩，发行量达3000多份。上面的文章被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商日报》、古巴的《前进日报》等转载。办事处还组织乔冠华等将抗日文件和毛泽东有关著作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皖南事变后，为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报刊的新闻封锁，办事处在爱国华人邓文田、邓文钊的支持下，筹办了《华商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对外宣传的据点，廖承志负责政治指导，夏衍主管文艺版，销量达数万份。

其二是开展对香港各界、海外华侨以及国际友人的爱国统战工作。1940年，办事处协调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内地慰问视察，并到延安参观。陈嘉庚目睹了国民党的贪腐，回南洋后，向侨胞如实介绍他的所见所闻。此事引起重庆当局的不满，暗中策动反对陈嘉庚活动以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困难时刻，办事处给予了陈大力支持，请示党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陈以巨大鼓舞。办事处对前文提到的邓文钊的统战工作也很成功。邓是廖承志的表亲，他不顾香港政治环境复杂和个人安危，积极支持办事处工作。办事处成立后面临的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华侨捐款的汇寄问题。当时在香港任何一家银行要代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并冒一定的风险。在邓文钊支持下，办事处利用他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办事处的通讯联络站，以崇德堂在香港华比银行的户头接受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捐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其三是接收、转运海外华侨捐赠的款项、物资和回国参加抗战的技术人员。如1938年冬，办事处将收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装了130箱，走水路经淡水、惠州、老隆运至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再转运到延安。次年11月，办事处又将大批西药和一批大卡车、小轿车经桂林办事处送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除了物资，办事处还为抗战输送了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1938至1939两年里，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参战的便达6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急需的司机、医生、护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当然，还有一件事颇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日本攻占香港期间，办事处奉命营救在港未来得及撤离的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香港地下党和地方游击队的全力协助下，办事处先后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范长江等三百多名被困香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到东江根据地或桂林等安全地域，一起脱险的还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以及近百名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国官兵等。在完成这次营救任务后，1941年1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也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工作人员撤离香港。

最后，再交待一下从1938年至1941年的近四年时间里，除了廖承志、潘汉年外，在办事处工作的其它人员：连贯、梁上苑、潘柱、罗雁子（罗理实）、张淑芳、冯劲持、杜埃、余明、李少石、张唯一、杨琳、熊志华、谭乐华、钟路、高直、陈永生等。

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有感 第5篇

10月15日上午，自动化学院全体团支书随组织部部长及干事参观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经过一段不长时间车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时代气息的建筑，大门前挂了大大小小五个牌子，分别代表了这座建筑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经历过的几个时期。()走进大门，温和的讲解员带领我们逐一参观这座建筑中抗战期间留下来的记忆。随着讲解员细致耐心的讲解，我们看到了一间间尚且留有当年风范的小屋和它们不同的用途，看到了随处可见的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看到了没有被时代毁坏而留下来的老物件。听着讲解员讲述的当年的事情，我们心中充满着震撼。那些我们听起来像传说般的故事，曾经真实地发生在这座建筑里，站在这里，我们仿佛有了时空重叠般的错觉。

讲解员讲述完毕后是大家自由参观时间，我们先后去亲身体验了地下室，包括白求恩医生当年的手术室，和如今放置纺车的当年的库房，在展览室拍了许多珍贵的老物件。

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有感 第6篇

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大家思绪万涌，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身临其境，去体会这个蕴涵着深刻意义和特殊历史底蕴的“红色桥梁”，去探究历史长河涓涓流过后刻下的丝丝痕迹。在讲解员的细心讲解下，学生党员们参观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生活旧址。通过浏览一系列珍贵、翔实的资料、图片，聆听讲解员对于八路军办事处历史的讲解，让党员们体会到了先烈们为了革命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同时也唤起了学生党员对那一段历史的追溯和对革命先烈们的崇敬之情并加深了大家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让大家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洗礼。

进门后，东侧接待室是当年用来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和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爱国青年的，这里的气息强烈的感染着大家，仿佛我们就是通过这里奔赴祖国建设第一线的。西侧是汽车房，陈列着当年办事处使用的“雪弗莱”汽车，办事处曾用它为延安转送重要物资。馆内存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的书信，照片等遗物，还展出了当年的重要文件、手稿、书刊、照片和实物。七贤庄内艰苦的环境向党员们述说先辈们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朴素而简陋的机要室、救亡室、译电室和电台，也在静静的让大家感受着西电前辈们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的宝贵精神，我们更深深地感受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爱国主义都永远是中华民族排除万难、不屈不饶的精神源泉。而对于学生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时时刻刻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学习生活当中，将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转化为扎扎实实的行动。随着脚步的挪动，大家的心绪也随之飞扬，遥想着历史的沧桑。墙上珍贵的照片透射出八路军通过艰苦奋斗来践行的共产主义精神。八路军的身上闪耀着全人类由史以来最伟大、最崇高、最先进的精神，也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精神，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

浓厚的八路军精神再一次把我们带回了党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浪潮中，这要求学生们从自身做起，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镜，充分把握现实和未来。历史虽不会重复，却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此次参观学习加强了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建立良好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创新精神，落脚点要学以致用的能力。虽然参观的是历史，但其实质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学生们在参观中更加坚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带着强烈的心灵震撼，大家离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通过此次参观，使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八路军精神，加深了对党的光荣历史的认识，深化了大家对为人民服务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们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的信心与决心。

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有感 第7篇

自动化162团支书吴越

2016年10月15日上午，各班团支书在组织部学长的带领下参观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跨进办事处的大门，就感受到了浓烈的革命先烈留下的红色与积极的革命精神。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简陋的住所；也参观了林伯渠，白求恩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的狭小的书房。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我们的革命领导人不畏艰苦，粗茶淡饭却运筹帷幄的指挥了震惊世界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里的每一支笔，每一把椅子都记载了过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风采，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升华。

回到学校，我陷入了沉思，当我们回看历史长河，新中国的成立艰难重重，可即使如此我们的领导人都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参观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鞭策我们继续奋斗，虽然现在没有战争，没有子弹与大炮，但是我们要把党的精神转化为动力，去行动，去思考我们曾经的做法。从今天起，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风范，提升求真务实的精神，珍惜并守护眼前安定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去参观八路军办事处的最终寓意，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有责任去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

伍修权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第8篇

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处长

为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1937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出张文彬、彭加伦等7人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地点在南滩街54号，对外称彭公馆（1938年2月迁到南稍门孝友街32号）。8月25日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中共中央还特派谢觉哉奔赴兰州，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代表身份，开展甘肃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祖等国民党的军政人士团结抗日，并加强对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领导。

当时的兰州是抗战期间苏联援华的活动基地，也是苏共与中共联系的一个联络站，因而苏联在兰州设立有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1938年2月，由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不断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打交道，中共中央考虑到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多年，并担任过李德的翻译，熟悉俄文，便决定派他赴兰州接替彭加伦，担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处长，这一干就是3年多。

1938年春节，伍修权从延安来到了西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正在西安主持统战工作的林伯渠为他写了一封信，将他介绍给当时在兰州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请朱绍良对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工作给予协助。林老为伍修权写介绍信时，信笔将“伍”字误写为“吴”字，正想重写，伍修权灵机一动：“算了吧！不如将错就错，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于是，林老就用了几个音近的字，将伍修权的名字改为“吴寿泉”。之后，伍修权在兰州的几年，对外活动时一直使用着“吴寿泉”的名字。1938年2月6日，伍修权到达兰州后，由谢觉哉陪着拜访了兰州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当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除谢老和伍修权以外，还有秘书、副官、译电员、通信员和服务员、炊事员等共十余人。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伍修权不能老是穿着八路军服装，更因为要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穿着不宜太“寒碜”，伍修权就买了一件旧的呢料大衣，买来后一穿才发现稍小，但没更多的钱重买合适的衣服，只好将就着穿了。后来伍修权还半开玩笑地提起此事：因为扣不上扣子，只得老是敞着怀，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我很“潇洒”，其实我是穷得不得已而为之。

既坚持我党政治立场

又善于待人接物

朱绍良兼任甘肃省主席后推行了许多反共、防共措施。1938年4月，朱绍良的八战区、省政府及省党部等联合组成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公然宣布查禁了80多种图书和近20种期刊，其中包括中共的《新华日报》 《解放》等报刊。为此，谢觉哉和伍修权多次去找朱绍良和所谓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头头，严辞责问他们的无理行为，驳斥了他们说是“暂封待查，不是查禁”的狡辩，使他们无言以对。朱绍良对谢、伍二人避而不见。谢、伍又写信给朱继续据理力争，并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最终，周恩来直接致电朱绍良询问此事，迫使他们对《新华日报》 《抗战》等一批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图书解禁。

朱绍良等反共分子还不断在解放区的边界上挑起摩擦事件。由于这些事件大都是在军队之间发生的，也就由伍修权单独出面去同国民党打交道了。为了同那帮官僚政客们打交道，伍修权等也掌握并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套官场语言。例如：1939年3月，陇东庆阳合水区的国民党区长阻止八路军的采购活动，并劫去八路军采买员和前去救他的连长的武器，甚至向八路军官兵开火伏击，迫使八路军反击并活捉了该区长。为驳斥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反诬，伍修权答复国民党省政府的质询，言辞中不无讥刺：“关于合水王区长被押一案……其真相为八路军警备七团采买上士一名赴合水三区购买粮食，请求王区长协助，该区长不但不予协助，反骂八路军是土匪，将上士缴械，连长闻讯赶来，又将连长缴械，因而营长带一队人来索取枪械，不料王区长竟指挥保安队向其放枪，并投手榴弹数枚。在王区长想乘机逃走时，就被营长捉住了……”同年4月，在回答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又一反诬时，伍修权直接致函朱绍良，言辞中又不无慢条斯理：“（朱）主席钧鉴：昨接本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急电称：关于本军在庆阳等处禁止友方设防空哨事，真相实非如此，因当时友方人员既无函件又不说明理由，后已准其设置防空哨矣。”

这类打官司的“文章”还有很多，可见当时斗争情况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的一斑。伍修权说，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又要掌握正确的方针策略，机智灵活地同对方进行尖锐的斗争。

除了对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不断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外，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更大量的工作是对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作说服、争取和教育工作，同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和地方绅士也进行了较多的个人接触。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阐明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个人。例如，经过谢觉哉和办事处同志的努力，当时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同八路军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八路军同志，还将他的二女儿邓友梅送去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

办事处的同志大都是从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要他们习惯并学会做统战工作有一个过程。一次，办事处的一位服务员按上级指示要热情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官方人士，主动为其接挂衣帽，哪知客人才进门，他就一把抢过客人头上的帽子，吓了对方一跳。谢觉哉和伍修权为此对办事处人员提出了一些工作原则和具体要求，强调既要坚持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又要善于待人接物，掌握基本礼节，在方法上灵活机动。

西北国统区救亡运动

的一盏明灯

对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地位、作用，伍修权有过形象的比喻：看起来是在国统区中我党我军一个孤立的据点，但它却是西北国统区救亡运动的一盏明灯。

谢觉哉和办事处同志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直接对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例如，在共产党和一些进步人士的促进下，由地方民间机构组织时事座谈会，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怎样保卫西北”、“怎样领导民运”等问题。谢觉哉、伍修权每会必去，还每次都要发言，回答问题和作总结性讲话。

谢、伍对于来到办事处交谈、请教的社会上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以诚相待，对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动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办事处根据许多积极分子的志愿和要求，考查了他们个人情况后，作出安排和介绍，将他们分批选送去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一部分直接分配到抗日前线，为革命输送了一批新生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后来大都陆续成为共产党的各级负责干部。

当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提出了“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选派或推荐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创办了一批各有特色的大小刊物，如《西北青年》 《妇女旬刊》 《战号》成本《回声》 《老百姓》 《民众通讯》等。除了这些刊物，还从外地邀请来著名文化人如萧军、塞克等，由他们分别主编了《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 《剧运》等。

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关心支持下，兰州设立了兰州书报社和生活书店的分店，公开和半公开销售共产党出版的《新中华报》 《新华日报》 《解放》周刊等革命书刊和其他各种进步图书。其中，有许多书报是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交通员从西安长途运来的。

与此同时，许多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组织也在兰州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其中有不少是由中共甘肃工委直接或间接领导的，各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或靠拢中共的进步青年。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流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和“妇女慰劳会”等，还有主要由外地在甘肃青年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以回族青年杨静仁、鲜维俊等为骨干的少数民族组织“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也用种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支持和指导。此外，在谢老的倡导和办事处的赞助下，兰州先后出现了好些引人注目的文艺演出团体，如“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平津学生演剧团”等，积极开展革命文艺宣传。这些文艺团体在兰州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 《到前线去》《保卫卢沟桥》 《烙痕》等剧目和歌曲，给兰州各界和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中苏间来往人员接待和

各种物资的转运工作

当时，中国与苏联联系的一条主要交通线，是由苏联的阿拉木图经中国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到达兰州。来去苏联的人员都得在兰州停留、中转。根据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苏联负有物质援助中国抗战的义务。一时间，大量苏联援华物资在兰州集中，再转运到各地。由此，当时的兰州是一处重要的国际联络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

由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也是兰州军政各界的一个重要单位，苏联代表举办的各种友好活动特别是重大节日的招待宴会，照例要请伍修权等同各界的头面人物一起去参加。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联系，通过他们沟通中共与苏共的关系，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人员的接待和物资转运工作，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特别是伍修权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在伍修权任职期间，接待过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任弼时、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等许多领导同志。对于接待周恩来，伍修权终身难忘：“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骑马跌伤，同邓大姐一起去苏联治疗，伤愈后又于1940年回国，来去都经由兰州办事处，是由我负责接送他们的……长征前后曾经同我共过事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随周恩来等同志乘的飞机自延安来兰州，经我与苏联代表处联系后，又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离华赴苏，这是我同这位特殊人物的最后一次打交道。”

伍修权还和国际共运著名人物打过交道，接待过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和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胡志明当时是从苏联经中国回国，先到兰州。上级只通知说有位重要的同志要好好接待，但未告知其真实名字。办事处给他开了小灶，以后又送他安全到达延安。解放后，胡志明来中国见到伍修权时还专门说起此事。

办事处接送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的方式，通常是由苏联方面将这些同志经乌鲁木齐用飞机或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驻兰州代表团住处，与办事处取得联系后，约定好时间，由苏方用汽车将人送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大门口，迅速下车进办事处。

办事处还有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就是接收并转运来自苏联和新疆的各种物资。提起这段往事，伍修权回忆说，当时苏共曾经支援我们一部分物资和军事装备，还运来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中文书籍。这些物资通常是用汽车从苏联经新疆长途运来，有时只经过兰州，仍由原车运出兰州送到解放区，我们办事处只要派人押运和领路就行了。新疆人民和爱国人士曾经支援了3万件老羊皮大衣给边区和八路军，用骆驼队长途运送到兰州，我们设法先后雇了一百多辆板车，才将这批皮衣转运出去。

帮助和指导中共甘肃

党组织的工作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对甘肃地下党组织（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但负有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的责任。当时，中共中央对甘肃工委的指示，都通过办事处向他们传达；甘肃工委向中央的报告，也经由办事处转报延安。办事处又通过上层及统战关系，给一些地下党员安排了公开职务，掩护他们的活动。在伍修权支持下，在办事处内为甘肃工委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建训练班”，对一些党员和经过斗争考验的党外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谢觉哉和伍修权都亲自为他们讲课。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甘肃当局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兰州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受到严密的监视，门口有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伪装的修鞋摊，隔壁有密探开设的饭馆，还有游动哨从房后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地整日窥望着办事处院内，伍修权等一外出马上就有特务跟踪盯梢。为了甩掉“尾巴”，伍修权曾经同特务们开过一点“小玩笑”：常常一早就匆匆走出办事处，引得特务马上跟上来；然后从南稍门一直走到黄河边，可是只到那里锻炼锻炼身体，或者在大铁桥上逛一逛，弄得特务们白跑一趟。他经常如此，特务们毫无所获。当特务放松跟梢的时候，他就利用机会赶紧办一些事，同地下工作的同志接接头，或者去看望某些人，完了又若无其事地踱回办事处。

国民党当局不仅对兰州办事处进行了一系列监视、封锁和攻击诬蔑，还企图在经济生活上困死和逼走伍修权等人，一度卡住办事处的粮食、疏菜、煤以及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禁止周围的群众卖东西给办事处，迫使办事处有时不得不从西安运粮食来。

诚如伍修权所说，尽管兰州办事处仍然在努力坚持工作，但是整个形势和处境已经对我们十分不利了。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伍修权回延安工作，办事处的编制也随之缩小，只留下副官、译电员和通信员等5人。1943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这一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