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精选5篇）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第1篇

关键词：中国石油安全,外交政策,态势

自从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 石油就被称作“黑金”、“能源中的能源”、现代工业的“血液”, 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国防等方面。在当前, 石油不仅象征财富, 更是战略物资, 具有政治特性, 能够产生神奇的政治效应, 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正是基于石油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石油安全成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考虑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所最先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将就目前中国石油安全态势进行分析, 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相关外交政策提出建议。

一、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态势

1、全球油气资源的控制权争夺愈演愈烈,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空间被挤压

几十年来的世界石油资源较量和斗争史, 以及未来世界石油资源格局的演变趋势表明, 世界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 特别是美、欧、俄等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式, 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争夺和控制世界上具有稀缺性、战略性的油气资源。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尽管小布什政府给出了种种理由, 但是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一样, 它无论如何都是一场与“石油”有关的战争。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试图建立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 是为了达到多重战略目标, 其实质是为实现美国全球石油战略和全球霸权战略奠定基础。

可以预见的是, 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石油主要生产和出口地的中东、非洲、里海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石油资源争夺最为激烈的主战场。目前, 世界排名前二十的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八成以上, 这表明, 全球可供勘探开采的油气资源有利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地区。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贡献不相称。

2、中国处在亚太新的能源消费增长中心, 面临着与周边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

近十年来, 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的能源消费中心。北美洲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 其石油消费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989—1999年下降了0.2%, 而此间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却由19.9%增加到26.9%, 猛增了7个百分点, 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新的能源消费中心, 其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独特地缘政治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使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美、日等传统消费大国之间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3、全球石油供应链中断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 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难以避免

世界石油供应链是否连续而完整、油价的波动能否被有效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这是未来各国石油安全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石油消费大国所严重关切和担忧的问题。有关专家研究认为, 从目前情况看, 国际石油供求态势大体平衡, 除非受到重大国际政治博弈、地缘战略调整而偏离正常运行轨道, 在未来二三十年内, 全球石油供应链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然而, 全球石油供应链能够连续和完整是一回事, 能否在此基础上实现价格的合理波动又是一回事。虽然发生石油危机的几率很小, 但是由于政治因素, 特别是战争因素会使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使人们预测油价走势的难度增强, 动摇石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 进而影响世界石油市场格局变化, 使世界石油市场产生无序化。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 不仅将严重影响诸如航空和运输等对石油依赖程度较大的行业, 而且将使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如果出现上述情况, 将使广大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亚洲一些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国家 (包括中国) 经济增长受到重大打击。

4、“中国石油威胁论”使中国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的竞争受到少数国家的误解

近年来, 中国能源进口量不断增加, 这种增加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相一致的, 也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 某些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量和海外油气资源开发行为表示“有所忧虑”, 甚至公开挤压中国的海外资源开发空间。近年来,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屡屡受挫。2002年12月中国石油集团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部分股权“搁浅”一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石油集团应俄方有关部门邀请, 原定于2002年12月18日参加俄斯拉夫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开招标;然而, 就在招标的前一天, 俄国家杜马投票对1993年私有化条例做出补充, 把“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允许国有股份超过25%的公司参与私有化”这一规定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 中国石油只得宣布退出竞标。另外一个实例是:2003年5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先后提出申请, 欲购买英国天然气集团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油田的股份, 都由于现有股东“行使”优先收购权而先后“惜败”。

尽管是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些事件的发生, 但“中国石油威胁论”的夸大其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论调, 对中国开拓海外石油资源近而建立石油资源保障体系极为不利。

二、中国石油安全的国内态势

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 随着经济的发展, 石油需求量大, 石油资源量有限, 石油储备不足, 抵御风险的能力差, 在未来世界石油格局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1、国内油气资源不足, 供需矛盾突出, 抵御风险能力差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石油消费迅速增长, 远远超过石油产量的增长, 供需矛盾凸现。我国石油资源不足, 人均石油探明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平均值的1/10, 且几乎没有战略储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石油消费平均年增长率约为5.77%, 而石油年生产增长率仅为1.7%, 预计未来20—30年, 石油消费增长率也将达到2.0%—3.0%, 而同期生产增长不足1.0%, 到2030年超过一半的石油将不得不依赖进口。

2、我国没有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有效手段, 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存在风险

随着我国进口石油量的持续增加, 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石油价格大幅上涨, 对我国的直接影响表现为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国内物价的上涨, 间接影响表现为出口面临着下降危险。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影响国际油价的有效手段, 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博弈中常常处于被动承受的境地。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占世界石油贸易总量的6%, 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1%。同时, 我国除了原有的燃料油期货市场外, 原油期货市场刚刚筹建, 国内缺乏利用期货套期保值规避国际原油价格风险的手段, 原油价格暴涨及暴跌, 都有可能对我国的经济构成直接的冲击。

3、我国石油行业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国家石油公司的国际市场经验尚不足

我国目前的石油行业缺乏统一健全的管理和监督主体, 监管职能分散, 因此对石油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统筹考虑、统一规划;石油法规体系不健全, 政策不配套;市场体系尚不完善, 缺乏有效竞争;调控机制不够灵敏, 对市场运作和企业行为缺乏规范、有效的指导和监督;我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在公司规模和融资能力、开发水平、管理经验特别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运作经验等方面与美欧的跨国石油公司还有较大的差距。

三、中国相关外交政策分析

1、相关外交政策要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在1993年初, 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的战略方针, 重点可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通过外交努力, 直接促成合作。主要是做好驻在国和所在地区统治集团、政府等掌握该国经济命脉的实权人物的工作, 通过高层互动和外交层面努力, 争取在能源领域里直接促成大、中型的合作项目。二是做好调研, 给我国大型石油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 从外交角度为国家有关部门和我大型石油企业在进行有关能源合作的重大决策时提出可操性建议, 协助他们进入市场, 打开局面, 同时协助他们提高风险意识, 妥善处理好在合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三是提供有效信息, 为我国石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做好信息、咨询和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2、重视发展与重要能源产出国和地区的双边及多边合作

在我国石油公司财力与技术在国际上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我国与重要能源产出国和地区保持良好关系对我实施“走出去”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1) 在中东地区, 我国要保持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传统的友好关系, 同时要妥善处理好与中东特殊国家的关系。伊朗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但它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 同美国关系紧张, 受到美国的制裁, 处境困难, 反美情绪强烈。当然, 伊朗在内外政策也确有偏激的一面, 在发展核武器方面一直受到世界关注。伊朗看重我国地位, 政治上希望得到我国支持, 经济上愿与我国开展合作。对于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 反对外国干涉和无理制裁的立场, 我国应同情和支持, 并积极开展与这些国家包括石油在内的经贸合作, 但同时必须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我国与伊朗发展关系应注意在国际法规和公认准则范围内进行, 避免授人以柄或与美国正面碰撞;要注意与其偏激政策拉开距离, 防止被其利用;同时对来自美国的无理指责和过分要求应据理力争, 不轻易妥协。

(2) 中国与里海、中亚国家关系方面。我国与这些油气丰富的国家有着地缘上的便利, 双方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且经济互补, 政治关系发展也良好。中亚国家石油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力图建立不经过俄罗斯或伊朗领土, 直接将该地区石油资源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石油运输通道。为此, 我国在今后要进一步推进与该地区的全面合作, 加强外交与经济往来, 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 努力使该组织成为促进成员国间政治、安全、经贸、能源等全面合作的机构, 并积极开展油气合作, 修建直通中国的油气管道。

3、积极开展与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战略合作

我国与其他石油消费大国之间虽然在石油资源上存在着竞争关系, 但同时在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和保持石油低价位方面, 又有着诸多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我国与西方大国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

(1) 在中美关系方面, 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 美国历届政府都一直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 一方面交好, 一方面遏制, 同时还经常拿“台湾问题”来要挟我们。但在“9·11”事件后, 由于美国在全球反恐等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 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暖方面也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这有利于两国展开全面的合作, 其中就包括我国可以积极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以及吸取美国跨国石油公司的管理经验为中国所用。

(2) 在中欧关系方面, 中国和欧洲虽然相距遥远, 但却同处于地球的核心地带欧亚大陆并各踞东西两端, 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关联。中欧双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虽然不同, 但除了在人权、贸易等方面有一些分歧之外, 双边关系中少有对抗性因素, 双方并无直接的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却有不少相同或接近的看法, 在不少全球性事务上有着共同利益, 而且都对石油有极大的需求, 并在国际石油市场稳定和保持石油低价位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可以说双方关系总体发展良好并日趋成熟, 已经步入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 在未来双方可以求同存异, 进一步加强政治对话, 协调能源安全战略合作, 建立能源安全磋商机制和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其重大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3) 在中日关系方面, 两国要通过扩大善意的接触与理性的交往, 防止错误的历史观影响中日关系。就能源安全问题而言, 中日两国都是石油消费大国, 日本一次性能源的80%依靠进口, 对海上通道, 特别是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严重。为了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 日本政府对印度洋及中亚国家投入巨大资金, 而中亚地区政治的长期不稳定性, 又往往使日本在中亚的投资效果事倍功半。而中国目前已经启动的西气东输工程, 这将对日本提供了一条最安全、最便捷和最节省资金的能源进口线路。我国应在西气东输工程中更多地吸引日本投资, 使日本与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 并在共同的能源纽带中建立信任和更为实质的外交合作, 这不仅对东北亚, 而且对中亚的和平与稳定, 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4) 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方面, 我国要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对话与合作, 既要保障我国海上石油运输的安全, 也要在“搁置争议”的同时, 积极稳妥地参与南中国海的油气开发。

4、积极开展与国际能源组织的战略合作

我国还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参加国际及地区性能源合作组织及能源合作会议, 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寻求有关能源的对话与合作。当前, 在处理好与产油国关系的同时, 我国应该考虑积极加入西方国家的“石油俱乐部”, 即国际能源机构的战略, 这样通过对国际能源机构章程的执行和成员国资格的逐步兑现, 我国将可以一举多得:一是将不得不建立起符合国际能源机构规定的战略石油储备, 这样在发生石油供应紧急情况时, 可以减少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冲击;二是加入“石油俱乐部”之后, 可以获得和分享能源市场情报和信息, 更好地为我国的石油安全战略服务;三是通过与国际能源机构国家的合作, 学习它们在能源开发、能源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

5、加强海军力量建设, 为能源利益保驾护航

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而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从近代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和更迭历程来看, 没有强大的、现代化的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 随时都有被其他海上军事强国掠夺的可能。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 无论全球化或一体化发展到什么程度, 军事手段都是解决国际经济争端的最后的手段。因此, 我国如果无法建立优势的军事力量, 就不能梦想在美国军事霸权下, 始终拥有石油供应和运输安全。世界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经断言, 海上航线是一国实力和战略的最重要因素, 确保己方航线安全同时切断敌方航线的能力是一国武装力量的根本, 也是海上强国的重要标志。美国成功“倒萨”, 进一步加强了对世界上最重要产油区的控制, 加强了对海湾地区石油资源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我国进口石油以海运为主, 目前主要是通过南中国海—印度洋—中东之间的海运完成, 其中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是我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石油的必经之地。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海军力量的建设以保护石油的运输安全。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第2篇

一、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1）通过分析中国维和部队事迹，明确外交政策的宗旨（2）通过分析中菲问题，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立场、基本准则。（3）通过阅读教材，了解我国外交的辉煌成就及其原因（4）通过邓小平语录理解我国和平发展道路。

2、能力目标：通过分析中菲问题，培养主动关注国际政治发展，关心我国国家利益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我国的外交政策，树立维护我国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识。

二：考纲要求：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宗旨和立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我国的外交成就及其原因；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三：重难点：重点：我国外交政策的内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难点：我国外交成就的原因；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因

四、课堂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课前学习指导，自主探究）

1、了解我国的外交成就

2、预习我国外交政策的内容

（二）课堂学习研究（合作交流、师生互动、精讲点拔）

1、材料一： 20年来，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7293人次，先后有16名军人在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先后勘察、修筑道路7300多公里、桥梁200多座，接诊、收治病人28000多人次、实施手术230多例，运输人员、物资累计行程348万多公里，排除地雷等各种不明爆炸物7500多枚。

材料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中方一向坚决反对菲方的非法侵占，郑重重申要求菲方从中国岛礁上撤走一切人员和设施。中方一贯致力于通过与菲律宾的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有关争议。中方坚持按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宣言》的有关精神，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

两则材料说明了什么道理？

2、结合教材P107我国外交成就，回答以下问题：

（1）为什么我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是不同的呢？

（2）我国为什么取得如此辉煌的外交成就？

3、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我们中国不打别 95

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邓小平

材料说明我国走什么发展道路？具体体现是什么？为什么走这种发展道路？

（三）达标检测

1.决定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因素是我国的()

A.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B.国家主权和民族精神

C.国家职能和国家机构D.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

2．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面对邻近国家对此有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的态度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表明（）

①我国政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主权上作出重大的让步和牺牲②我国政府坚持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③我国为了争取好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④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和珍惜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3．“在新的世界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愿意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和人民携起手来，争取实现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共同推动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体现出（）

①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②我国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③我国主张加强合作，放弃竞争④我国顺应并积极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⑤我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结盟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①②④⑤

4．“在对外关系上，我们绝不容忍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干涉，也不惧怕他样的威胁，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这充分表明我们在对外关系上坚持（）

A．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B．不结盟政策

C．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准则D．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5．温家宝说，为大力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愿与各国作出努力。这反映出（）

A．世界各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B．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C．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D．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

6．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①符合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②体现了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③说明发展才是硬道理④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民族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 第3篇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大多兴起于社会转型时期,并常常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民族主义与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并在国内外互动中不断强化,成为影响韩国外交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文化色彩鲜明、政治基调浓烈,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外交领域,民族主义的影响却是正负效应并存。作为一种“宏伟抱负”的民族主义,在韩国诉求大国地位及开展与大国关系时,由于其缺乏必要的实力基础而产生了负面效应,但受民族主义的亲情推动和塑造,也促使韩国方面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对朝政策,这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主要有四种范式,即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①[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6-59其中,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更令人信服,但单纯地以任何一种范式来理解民族主义都是片面的,因为它无法理清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无论是倾向于客观的表征还是趋向于主观的建构,都会如吉尔·德拉诺瓦所说的:“以民族主义定义民族将低估民族,以民族定义民族主义将低估民族主义”。②[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49-53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如何界定民族与民族主义成为一个争议性问题。对于韩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更是难以用一种范式进行归纳,作为单一民族国家,采用一种综合的范式来理解更为可取。除了现代化的推动外,当前新一波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源于三个方面: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以及民众思想整合的需要。

1.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

现代主义范式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东西,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从经济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扩大了人口流动的规模,实现了城乡的二元分离,塑造了不平等阶层之间的隔阂与猜忌,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转型。正是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的刺激下,“社会不平衡力量之间的角力唤醒了民族的情感与理想”。③[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0现代化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为精英阶层的观念传播提供了有利途径,从而使精英民族主义转化为大众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倚重民族主义,将现代国家与民族主义融合既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又提升了国家的对外实力。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产物。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朝鲜民族主义源于“反帝反殖”不同,当前韩国的民族主义极富现代性。④Jae-Bong Ro.Nationalism in Korea.Seoul: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1979:12二战后,依靠美国扶植,韩国工业不断发展,这促进了韩国社会的转型。一旦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脱节,便会引发社会认同危机,出现所谓的“社会断裂”现象。在这一关键时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或意识形态统合极具吸引力。韩国在现代化中出现了产业调整、城乡分离、人口迁徙,吸收了诸如基督教文化、美式自由民主文化,在社会结构迅速演变的同时,社会观念却未能适时整合,传统的儒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下降,出现了突出“文化的适用性、正统性与综合性问题的‘韩国病'现象”。①于胜利.“韩国病”的文化因素.当代韩国,1994(春季号):11在这一情形下,韩国的精英人士开始提升韩民族的文化优越论与民族自豪感,韩国的民族主义不断建构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认同的黏合剂和意识形态的填补料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医治“韩国病”的一剂良药。

2.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

现代化为韩国的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将面临着合法性与统治资源的双重困境,而民族主义满足了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来加强管理和解决公民效忠的问题。②[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0-81将公民效忠问题与民主化结合起来,将会发现国家越来越依靠一般民众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愈加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支撑。韩国的民主化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整合其多元的政治文化并寻求民众的最大支持。“传统的儒教文化、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来自美国的自由民族价值观并存构成了韩国的多元政治文化结构”。③徐大超.当代韩国政治文化多元性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8-39但这些多元政治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难以为韩国的民主化提供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支撑,民族主义凭借其优越性脱颖而出。

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需要民众的拥护。通过民族主义将个人与国家捆绑起来,以“公民宗教”的力量俘获民众,国家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巩固和强化。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韩国浑然一体,各种以民族主义为名的政治价值诉求都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就激发了各种利益集团以追求民族主义的工具价值来实现其自身利益。在诉求大国地位、对外贸易、朝鲜半岛统一、历史意识、领土争端等问题上,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大力量,其动员能量、价值引导的无与伦比,使得民族主义成为韩国民主政治时代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3.民众情感与思想整合的需要

在全球化、地区化与民主化的多重冲击下,韩国的民众思想亟需整合,否则将引发社会认知失调,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覆盖多层次的概念,包含了从情感归属到意识形态的广泛领域,因此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与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不同,它所促进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并表现为大量的社会运动。而民众情感与思想整合更多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大众,寻求民族文化优越与历史荣光,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在情感迷失、思想混乱的情况下,韩国社会的忧虑情节盛行,20世纪80年代社会危机全面加剧,社会各界对此不无担忧。提升民族自信、重塑民族形象、营造民族声誉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以民族认同为目标,对民众情感与思想进行整合,借助民族主义的模糊性,在一系列的内外危机中凸显和强化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韩国的民众情感趋向凝聚,思想认同逐渐形成。由于民族认同是一种确立“自我”与“他者”的过程,“边界”的构建显得尤为关键,①Dingley J.Nationalism,social theory and Durkheim.New York:Palgrave Macmilan,2008:48因此挖掘民族的个性便是发掘民族记忆、建构民族共同体与塑造民族意识的复合过程,“通过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寻求家庭和个人意志及情趣的社会与文化联合”。②[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韩国大力推行文化产业政策,在影视文化、历史叙述等领域渗入民族主义符号,基本上实现了情感与思想的整合,这为韩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民主巩固、社会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方式

民族主义并非原生或永存的,它需要精英的引导、民众的追随,将少数人的观念转化为一种全民共识,民族主义才能生机勃勃。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社会精英会借用各种方式来塑造民族主义、糅合民族主义、提升民族主义。对于韩国民族主义,如果仅从建构的视角来看待会备受争议,因为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作生物有机体。原生主义就对民族主义形成采用生物与文化的解释方式,认为文化群体是一种广泛的血缘网络系统,文化的标记是一种亲和力,在依恋的基础上民族主义得以产生。①[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4-57但这种依恋的情感并不能产生稳健有力的民族主义,停留在民族情感层面无法发挥民族主义的巨大能量。当前韩国民族主义是无法单纯地从其血缘与亲情中自然产生的,更多地是依靠精英推动下的建构,其方式主要有宣扬文化优越性、叙述历史荣光和诉诸现实政策等。

1.宣扬民族文化优越性

民族主义的构建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美感衬托。韩国在构建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宣扬其文化的自立性和优越性,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其实,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曾以“小中华”自居并引以为荣。韩国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相比有所变异,经过整合与改造表现为一种“儒教”,并缔造了韩国的伦理社会。但伦理社会在韩国现代化的冲击下需要调适,通过文化层面来发掘民族主义成为一条重要途径。

在民族主义的构建中宣扬文化优越性,韩国的主要方式是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悠久性、独立性、独特性。“文化的悠久性意味着文化的生命力旺盛,同时也显示了该民族的非凡适应能力与创造能力”。②Nairn T,James P.Global Matrix:Nationalism,Globalism andState-terrorism.London,Ann Arbor,MI:Pluto Press,2005:78韩国精英人士通过神话、传说的嫁接来彰显韩民族文化。为了表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韩国采用了“去中国化”的举措,反复宣称其语言、文字的独立性。比如,宣扬“韩文作为一种表音文字比汉字的象形文字先进”。③[韩]崔俊植.对韩国文化的根本理解.当代韩国,2006(夏季号):60采取“去中国化”的方式,割断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联系,给人以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假象,以此来改变其处于中国文化的分支地位。④曲文波.论韩国影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湘潮,2007-08(下半月):30在宣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同时,韩国还不遗余力地彰显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认为儒家文化并非自中国输入,而是朝鲜本土的自我发展。”①曲文波.论韩国影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湘潮,2007-08(下半月):31

语言与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关键所在,韩国精英也予以重点关注、宣扬两者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这极大地刺激了韩国民众的雄心。在文化优越性的感召下,韩国民众“对自己的文化一致性和民族历史具有强烈的意识,并且献身于运用本地的语言、习俗、艺术和风景,通过民族的教育和制度来培育他们的民族的个性”。②[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个性的发掘成为韩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也为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从而释放巨大能量提供了可能性。

2.历史叙述中寻求光辉记忆

民族往往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③同上书:14这也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重点所在。通过寻求民族的共同记忆来培育民族感情是构建民族主义的一贯方式,这在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中表现明显。重温记忆、传播历史的过程中包含着延续与变迁,采用何种历史叙述方式?叙述那一部分历史?将左右韩国民族主义发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④[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2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直接影响了国民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对世界的看法。⑤李扬帆.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1):45韩国通过历史英雄主义的叙述,对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功绩不断歌颂,追求民族光辉记忆,以形成民族自豪感,进而对民族主义产生倍增效应。通过对本民族的屈辱和不幸的历史悲情的叙述,激发民族精神,黏合民族心理,构建民族情感与认同。

为了在历史叙述中实现民族荣光,韩国不惜选择性地叙述历史,这在韩国的教科书、影视节目中俯拾皆是,但实现了对大众民族情感渲染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历史移情现象也普遍存在。历史叙事成为韩国精英塑造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通过将历史叙述蕴含在教科书、影视节目、象征节日中,实现了民族情感、民族观念、民族价值、民族意识在大众中的传播,将精英民族主义转化为大众民族主义,既发展巩固了民族主义,又深化了韩国的民主化。

3.诉诸现实政策的强大牵引

“单靠民族主义原型是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它需要与其他东西结合”。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3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模糊性,其往往被冠之不同名目并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韩国,民族主义作为工具被社会各阶层所利用,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导致民族主义的判断标准变得笼统和宽泛。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韩国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通过诉诸现实政策,民族主义活力四射,影响深远。

在现实政策中,民族主义总是以不同面孔出现。在美韩联盟与驻韩美军问题上,韩国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在经贸关系中,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出现;在长白山归属、高句丽问题上,韩民族的文化优越、历史悠久的诉求十分强烈;此外,还包括对日本侵略与殖民历史的怨恨以及激烈反应、对朝鲜半岛统一中的民族统一追求与渴望、对领土争端的主权与尊严意识等。在与外界的争议中,韩民族的情感得到凝聚、民族观念得到传播、民族共识得到深化。通过将民族主义运用到现实甚至是历史问题的争议中,“边界”意识得到提升,民族主义的能量得到释放,其工具作用得到彰显。将民族主义与现实政策相结合,民族主义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将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实现了民族情感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升华,由此民族主义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巩固。

当前民族主义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交决策机制、社会氛围、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主义通过对外交决策机制的介入、社会氛围的营造、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深刻影响着外交政策。民族主义包含了从民族情感、民族心理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多个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表现都将对外交政策产生作用和影响。民族情感包含一种彼此间的依恋,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成为促进团结的重要纽带,在遭受他者的非议与不公时能激发成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民族主义通过营造社会氛围,表达民众意愿,通过民主机制获取了影响外交决策的途径。民族心理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与决策心理,在外交运作中体现为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工具性和应用性,其与意识形态一样,与外交政策存在关联性。“尽管意识形态不是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决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利益动机推动决策者沿着意识形态规定的路线行动”。①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导论:7-11意识形态的持续性、封闭性、潜在性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方向指引、正当辩护、功能规范与形象包装。总之,民族主义的不同层次渲染营造了社会氛围,渗入决策者心理,介入决策机制,在潜在的思想观念感染与显著的社会运动压力并举下,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运作。韩国是一个民族情绪旺盛、民族性格鲜明、民族意识形态比较强烈的国家,在民主机制的支撑下,其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可轻视。

1.对韩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

韩国民族主义对其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显著地体现在其统一战略和大国地位诉求上。韩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分裂的巨大压力与危机感成为激发韩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朝鲜半岛分裂刺激了朝韩双方的民族主义呈现激烈竞争的态势,韩国欲通过不断提升其国家地位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提出了“世界中的韩国”、“东北亚的平衡手”以及“主导亚洲”等一系列口号,极大地满足了韩国人的虚荣心,也成为其民族主义强盛不衰的重要源泉。民族主义对民族尊严、荣誉的渴望与追求推动韩国不断向大国目标迈进,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以抬升韩国的国际地位。金泳三推行“四强外交”,这被认为是符合韩国的地缘优势。金大中奉行“四强协调外交”路线,同时为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了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力度并拓展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卢武铉要把韩国打造成“东北亚的平衡手”,寻求大国平衡外交以获取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权。李明博提出以“能源外交”、“贡献外交”、“文化外交”为三驾马车的全球外交,实现了外交空间与领域的扩展,并与美国建立了“21世纪的战略联盟”,欲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每一个民族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世界的巨人,正是怀揣此种愿望,“韩国的外交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痛苦选择”。①王义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国际论坛,2005(6):17

2.对韩国与大国关系的影响

韩国与中美日的关系交往中也盛行民族主义。在中韩关系中,韩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同质性的文化使其盛行一种狭隘的文明优越论,缺乏宽容精神。为了摆脱过去深受中国的影响,提升其文化独立性,彰显其文化优越性,在历史问题上韩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适时地选择性叙述。去中国化、历史编剧加工、轻视中国文化、贬低中国产品,②庾龙源.调查显示:中国人厌韩是因为否定中国文化贬低中国产品.朝鲜日报,2008-09-25通过这些举措,韩国希望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摆脱昔日附庸的形象,实则反衬了其自卑心理。文化民族主义的偏激在韩国显露无遗,这严重影响了两国民间认知,在大量诸如“汉字申遗”、“端午祭申遗”等危机事件的激化下,中韩两国民间情感的恶化和民间互信的降低,将严重影响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在美韩关系中,近年来韩国的“反美主义”跌宕起伏,居高不下。反美主义作为一种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在美韩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对美韩同盟中不平等地位的抗争、对驻韩美军的治外法权与犯罪行为的痛恨、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怨恨等。“反美主义并非单一与零和的,而是复杂与矛盾的”。③Cha V.Anti-Americanism and the US Role in Inter-Korean Relations//Steinberg D I ed.Korean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Changing Dynamics.Armonk,NY:M.E.Sharpe,2005:130对此,可以从情绪与政策两个角度寻求根源,而媒体的负面报道加剧了韩国的反美主义。④Seung-Hwan Kim.Anti-Americanism in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02/2003:112反美主义是韩国要成为大国的自信心底蕴所在,其往往与具体事件相关联,由于政策分歧、利益分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反美主义仍将存续。

日本是唯一对朝鲜有过长达36年殖民历史的国家,在日韩关系中,韩国有着强烈的“恨”意识。在历史问题、移民问题、岛屿争端上,韩国的民族主义均有所表现。韩国人暴躁的性格容易制造过激行为,经媒体的渲染往往演变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1998年金大中访日时承诺淡化历史问题,但韩国民间层面的恨日情节在短时间难以释怀。纠结于历史问题,日韩关系的开展缺乏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互信的匮乏将掣肘日韩关系的深入发展。

3.对南北关系的影响

民族主义在韩国外交政策中的最鲜明表现是其对朝政策。民族的分裂造就了当前朝韩两国的对恃,对民族统一的追求成为朝韩双方的共同愿望。韩国对朝鲜如何认知以及采取何种政策始终无法走出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难以平衡是韩国对朝政策的真实写照。

冷站结束后,韩国开始大力推行北方外交,以“民族统一”冠名成为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共同特点。正是在民族和解、民族统一的引导下,南北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金大中执政后,改变了以往历届政府对朝鲜的“吸收统一”政策,转而实行“和解包容”政策,①刘永波.从“吸收统一”到“和解包容”——韩国对朝鲜政策转变分析.东北亚论坛,2001(1):61“阳光政策”的实行超越了“吸收统一”和“武力统一”,南北首脑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卢武铉继续推行“阳光政策”却遭遇朝核问题的麻烦,民族主义的推动要求韩国“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远民族利益之间寻求平衡”。②[韩]禹守根,汪伟民.韩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多重平衡外交.东北亚论坛,2006(5):108但共同的血缘亲情所塑造的民族情感也导致大量韩国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并非威胁,③Perry C M,Davis J K et al.Alli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hip.Herndon,VA:Brassey's,2004:8甚至是统一后韩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资源,这也成为美韩在朝核问题上政策分歧的重要根源之一。李明博政府虽然不再推行“阳光政策”,但在南北关系处理上受到民族主义的左右,纵使有损国家利益,也无法规避民族情感、民族统一的强大辐射。

近东危机与德国外交政策 第4篇

巴尔干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 特别是英俄奥三个卷入最深的国家。奥国担心边境上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 从而阻塞奥自失去中欧地位以来唯一剩下的向东扩张的道路。维护土耳其对巴尔干属地的统治有利于遏制那里斯拉夫势力的发展和扩大奥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再则, 奥匈帝国害怕给国内斯拉夫臣民开创先例而造成国内分裂。而且, 奥国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也不适宜这样做。因此, 奥国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德奥冲突由此不可避免。

作为欧洲大陆强国, 俄国的近东政策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避免外交孤立;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确立有利的海峡体制;确保俄国在保加利亚的绝对优势。因此, 巴尔干问题是俄国外交的中心, 俄国力图借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义, 从而控制多瑙河各国, 向巴尔干扩张, 加强它对土耳其的影响。此外,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俄国南部全部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 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组织者英国也觊觎海峡霸权, 因为这是英国从欧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所在。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 俄国更需要德国的支持。

从近东危机一开始出现, 迪斯累利便把它视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机, 因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 三皇同盟就是一把无形的剑, 刺痛了英国人的咽喉和心脏, 除去这把利剑对英国人的威胁成了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他利用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间所固有的矛盾, 采取了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孤立俄国的外交策略。

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的外交对策

德国在东方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益, 俾斯麦“公开宣称他对东方问题的绝对冷漠”, 声称“不值得一个手榴弹兵为此牺牲”[1]p29, 但是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欧洲的外交结构。因此近东危机对德国是祸福相依:一方面, 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把欧洲各国的视线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东方, 也为德国利用东方问题分化列强提供了机会, 有助于减少他们联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 俄英奥三国随时可能要求德国对各自政策的支持, 德国任何的不慎举动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与法国结盟。因此俾斯麦致力于保持中立, 使德国避免卷入大国在近东的对立, 并尽量使其他强国之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形势。他希望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 在这种局势下, 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部需要我们;利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2]p.284具体来说表现在:

1、在避免俄奥冲突的前提下偏向奥地利

俾斯麦多次谈到“我们能够容忍英俄关系的破裂, 却不能容忍俄奥关系的破裂。”[3]p.33这句话显示了俄奥关系在俾斯麦外交优先顺序中的地位。然而奥地利和俄国在近东都有重要的利益, 这些利益几乎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发生冲突。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 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 就是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 消弱德国的欧洲霸权。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它的两个盟国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 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因此, 俾斯麦支持以“俄奥和解”代替“俄奥冲突”, “消除俄奥之间任何可能的摩擦”[5]p.119, 支持二者在近东问题上达成协定。比如安德拉西照会、柏林备忘录、赖希施塔特协定等。德国在柏林问题上也帮俄国做了干预, 比如, 德国反对奥国要求进一步消减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占领人数和期限;在索菲亚行政区和巴统问题上予以俄国支持等。但是此时, 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均势的考虑, 德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已发生变化, 德俄关系变得不可靠, 德奥日益接近, 德国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种种有利于奥国的表示。这些有利于奥国的表现是:

第一, 1876年9月, 为了保证得到德国的支持, 沙皇在他的休养地口头探问德国的全权军事代表韦尔德将军:“一旦俄奥战争爆发, 德国是否会采取像1870年时俄国所采取的那样的行动。”[7]p355对于这个“会迫使德国不得不选定俄国而反对奥匈”的“博士问题”俾斯麦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复:德国即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 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 实质上就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对于俄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是以不损害奥国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 于1877年签订《布达佩斯协定》。

第二, 俄土战争后 (1878年3月) 签订的《圣斯蒂法诺和约》中建立大保加利亚的条款直接威胁到英奥在巴尔干利益。此时俾斯麦又以“诚实的掮客”自居, 表示不介入东方问题。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 德国的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俄国于是被迫接受国际会议的仲裁。《圣斯蒂法诺和约》之后, 奥国向德国进一步靠拢, 俄国对德国增加了不满。

第三, 1878年6—7月的柏林会议上, 身为东道主的俾斯麦居中调停, 声称自己只是个“诚实的掮客”, 极力维护俄奥双方的利益, 在俄奥争执中尽量保持中立。但事实上, 俾斯麦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损害奥国的根本利益和与英国导致决裂为基本前提的, 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奥立场, 这使俄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被迫交出了所有胜利果实, 比如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俄国将这一切归咎于德国的支持不力, 将柏林会议看作是“一次欧洲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4]p.203

2主张与英国结盟

德国主张与英合作, 推动英国支持奥地利。德国主张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 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可能导致俄国与法国结盟, 使德国在欧洲腹背受敌。与英结盟可以威吓俄国, 使其认识到德国友谊的重要性, 不致很快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 另一方面又可减少对奥地利的外交依赖, 提高自身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可以牵制奥俄关系不发生急剧变化。第二, 俾斯麦看到, 由于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埃及问题上的冲突导致英法关系恶化, 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 法国就必将同俄疏远;如果俄国不愿离开法国, 英国就会被迫同奥匈站在一起。无论怎样都可以减轻德国压力。

因此, 1876年1月, 俾斯麦在会见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时建议英德在近东合作, 指出德国“可以通过对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影响来支持英国在那里的利益”[4]p.40。而迪斯累利也知道, 英国是一个海军强国, 与俄国作战却需要强大的陆军作后盾。因此他决定乘机拉拢德国, 利用德国强大的陆军, 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坏三国同盟。1876年10月, 迪士累利试图与德国建立一个“维持现状的同盟”, 而老谋深算的俾斯麦则提出交换条件, 英德结成同盟反对法国。1877年1月, 法德边界局势紧张, 俾斯麦又寻求对德国行动的“中立”。2月, 俾斯麦进一步提出和英国结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议, 但遭到英国拒绝, 因为英国认为所谓的法国侵略和反德联盟并不存在。俾斯麦的危言耸听, 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后的混乱形势制造英俄不和, 引诱俄国进行对土战争, 给德国彻底击垮法国以行动自由。[4]p.91英国人不希望德国因再次打败法国而更加强大, 拒绝了俾斯麦的建议。双方的同盟试探不欢而散。

此外, 俾斯麦还试图推动英奥在巴尔干的协调来增强他们与俄国的对抗地位。在英奥谅解谈判中安德拉西坚持既合作又保持独立的策略, 并对德国透露了谈判的内容, 俾斯麦表示“奥国可以信赖德国的支持”[4]p.110。经过3个月的谈判, 双方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达成了有限谅解。直到柏林会议前一周英奥才签订一份内容有限的“君子协定”, 双方相约在解决东方未来体制上采取共同路线。但在有《莱希斯塔特协议》和《布达佩斯专约》存在的条件下, 它只能是英奥互赠的一张空头支票。1878年4月3日, 英奥谈判重新开始, 俾斯麦应安德拉西之请对伦敦施加支持奥国利益的影响, 英奥两国很快达成默契, 于1978年6月缔结新的英奥协定, 把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期限为6个月。这项协定成为《柏林条约》的蓝本。

总之, 近东危机期间, 俾斯麦有意与英合作, 但由于不符合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 英国无意与德国结盟。对英国来说, 合作是一回事, 结盟又是一回事。结盟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英奥协定的签订也只不过是英国瓦解三皇联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国近东政策的评价

在近东危机期间, 俾斯麦以“诚实的掮客”自居, 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 实质上是联合英奥抑制俄国, 这给俄德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柏林会议后, 德俄关系恶化, “俄国的仇恨不是转移到它的劲敌英国身上, 而是转移到原先当做朋友和盟国的一个德意志大国身上了。”[8]p.161正是由于柏林这个“诚实掮客”的欺骗与背叛, 才使俄国在进行了一场胜利的对土战争后功败垂成而被英奥赢得“体面的和平”[9]p.51。之后, 两国展开了两宰相之战和舆论战。

在德奥关系方面, 近东危机使德国认识到“它必须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择其一, 而不是与两者都结盟”[1]p.30, 而与奥地利结盟对德国更有利, 因此, 德国加紧同奥匈的外交接触, 试图以德奥的紧密关系来弥补三皇同盟分裂, 开始构建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吞并阿尔萨斯一一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 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10]

自普法战争以来, 德国的力量不断上升。近东危机给德国一个表现机会, 使其它大国都认识到一个崛起的德国已经屹立于欧洲中部。柏林会议所确立的英奥俄三大国在近东长期相持的态势给德国主宰欧陆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无一大国能够单独问津柏林所占据的欧洲政治中心地位, 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势力均衡已经存在, 德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形象和责任被正式确立。

摘要：1875—1878年近东危机, 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欧洲列强都不同程度的卷入这场危机, 而德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扮演着“诚实的掮客”, 貌似中立, 实际上却偏向英奥, 这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近东危机,德国,外交政策

参考文献

[1][英]Charles Seymour, PH.D.“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 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16

[2][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 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3][英]Paul M.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 George Allen&Unwin, London.1980.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交新政;对华政策;焦点

中图分类号:D80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050—02

一、金融危机的蔓延

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6年美国房市泡沫破裂。美联储当时连续大幅度加息,大大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购房者难以偿还债务,次贷违约率突然上升,点燃了“导火索” 。

2007年8月1日,美国贝尔斯登旗下两只投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基金倒闭,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随着次贷危机的升级,美国经济龙头——金融业,遭遇的压力越来越大[1]。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次贷危机正式演变为一场金融“海啸”[2]。随后,引领全球金融市场体系的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轰然倒塌。

二、奥巴马政府“外交新政”

1.核心是经济安全。奥巴马新政府将重回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路线,突出“经济安全”为中心,继续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和国际领袖地位。为了实现美国“经济安全”,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得到很好的阐述:一是解决金融危机,“将进行战略性投资,创造和挽救300万~400万个工作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在未来三年把替代能源产量提高1倍”;三是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网络化设施,“这些都是创新的动力”;四是要在稳定金融体系和战胜金融危机方面“最大限度地”与世界合作[3]。

2.战争观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认识的基调性改变。奥巴马新政府将结束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将广义的反恐放在如何加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非传统安全的大框架之内,彻底放弃了布什政府的“美国正处在反恐战争之中”的论调。这种基调性的改变,可以使奥巴马在中东、南亚、非洲等地实行新的灵活政策,通过删除布什政府外交话语中的“反恐”关键词,为新政府全面缓解同伊斯兰世界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打开大门。奥巴马总统在2月9日的讲话中说,在阿富汗实现稳定“不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的公共问题” ,表明美国在寻求与世界各国分担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负担和责任。

3.同时重视“发展”与“民主”。奥巴马新政府认为,“发展”和“民主”是美国应对新世纪挑战的最重要手段。拜登将“发展”与“人权”并列为美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诠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将保障人权和自由放在高于经济发展的地位。布什第二任期开始时提出的“外交转型”更是将输出人权与自由价值、推广“颜色革命”视为美国可以普世的“良方”。拜登在慕尼黑演说中将“发展”与“民主”并列,甚至将“发展”放在“民主”之前 ,是否意味着美国开始修正传统的人权外交,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这一说法至少可以被看做是奥巴马政府会更加务实地来看待今后国际社会中的“发展”与“民主”问题。

4.强调多边合作与对话,运用“巧实力”开展灵活务实外交,抛弃“干预性国际主义”,向“自由国际主义”回归。在“巧实力”外交理念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将趋向务实、灵活。其具体的体现是:(1)在伊朗核问题上,愿意与伊朗“无条件”谈判,通过直接对话,说服伊朗和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2)在朝核问题上,基本遵循布什政府时期建立的六方会谈框架,通过六方会谈迫使朝鲜弃核,同时也不排除美朝直接对话。(3)摒弃布什政府反恐战略“非友即敌”的理念。奥巴马的对外政策纲领指出,将寻求与所有国家,不论是敌是友,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4)主张增强多边合作,并强调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作用[4]。

5.把防务、外交和发展援助作为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在防务和安全上,奥巴马政府将在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强化美国的联盟体系,保护本土和盟国的安全,进一步削减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并就削减核武器条约与俄罗斯展开谈判,重新评估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在外交上,奥巴马政府将本着“谨慎改善紧张的外交关系,继续建设现有外交关系”的原则,首先着力处理好大国关系。

三、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总体走向

1.探索中美关系新定位、新机制,继续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定位两国关系,历来是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磨合的重要内容甚至关键环节。回顾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对华态度消极,虽较快确立对华接触政策,但真正解决两国关系的定位问题是在其第二任期。

2009年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新一任总统奥巴马在出席G20伦敦峰会期间,实现首次会晤。双方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以及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一是明确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即“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二是确立了深化两国关系的新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5]。新定位与新机制的迅速确立,既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相互需求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也体现了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和新时期的新特点。

2.探讨进一步拓宽双边合作的新领域。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市场;同样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之一。中美两国不仅在传统领域内经贸往来快速增长, 在投资和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深化。为了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除了加强中美两国传统领域合作外,还会加强新领域如应对金融危机、能源、环保、涉及第三方等问题的合作,并力图在合作中“融合、塑造”中国。

2008年10月,中国美国商会的《中国简报》上发表了奥巴马本人撰写的一篇文章《贝拉克·奥巴马主导的对华政策》中提出,气候变化的挑战要求中美两国;立刻行动起来,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我们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双方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今日美国》报列出了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它们涉及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基地”组织、巴基斯坦、俄罗斯和金融危机[6]。这些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单凭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奥巴马首席中国问题顾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贝德认为,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的美中关系,合作大于分歧。他还认为,美国与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利益分化;在能源问题上,华盛顿不应在当前把中国从中东孤立出去,中美两国可以在中东能源问题上有所合作[7]。

3.维持台海基本稳定,牵制两岸关系过快发展。美国64任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但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常年不断地进行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的立场目前体现在他两个不同场合的表态中:一是在马英九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时发的祝贺信。在信中,奥巴马陈述了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其二就是对布什政府去年10月向台湾出售武器,奥巴马表示支持,但就是否在销售名单中加入F16战斗机与潜水艇问题,奥巴马并未作出表态。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员修春平分析认为,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的基本目标仍是维持台海基本稳定,牵制两岸关系过快发展;岛内政治生态变化以及两岸新局将是美国台湾政策的新课题;台湾问题重要性不减,但各方关注度有所下降。修春平同时指出,未来应重点关注三个动向:一是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仍将继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台军售仍是双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指标,但可能会保持低调。二是美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帮助台湾扩大所谓的“国际空间” 。三是台湾当局对美诉求趋于务实。比如期待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美对台免签待遇以及双边引渡协议[8]。

四、结语

历史反复证明,中美关系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的,今后也绝非坦途[9]。正式建交三十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1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中美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严重缺乏互信,这是首要的问题;两国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冲突的风险仍在,尤其在台湾问题上[11]。就在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中美关系、政界热议“两国集团”论的同时,美国国会连续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上出手,五角大楼借所谓的舰艇摩擦事件炒作,一些反华利益集团也开始在经贸、汇率等问题上重新集结,而围绕国际金融秩序、海洋权益等领域的博弈也将更加鲜明。双方虽已明确定位机制化,但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成果,则有赖彼此继续把握当前的良好态势,更加解放思想和积极作为。

参考文献:

[1]李云林.关于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性的实证判断[J].美国研究,2009,(1):21.

[2]皇甫平丽,等.金融海啸中的大国经济[J].瞭望,2009,(9):33.

[3]2009年2月7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词[R].

[4]张业亮.美国2008年大选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向[J].美国研究,2009,(1):58.

[5]袁鹏.“胡奥会”定调新时期中美关系[J].瞭望,2009,(14):65.

[6]刘建飞.“新总统磨合期”的蹉跎往事[J].环球,2009,(2):18.

[7]王晋燕.“摩擦点”中的变数[J].环球,2009,(2).

[8]鲍杰,石永春.中美关系机遇和挑战远瞻[J].瞭望,2009,(9):101.

[9]马振岗.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新起点[J].美国研究,2009,(1):12.

[10]约瑟夫·奈.中美关系的未来[J].美国研究,2009,(1):13.

[11]刘卫东,等.“中美关系三十年:过去、现在、未来”国际研讨会综述[J].美国研究,2009,(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