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范文

北宋时期范文（精选8篇）

北宋时期 第1篇

北宋时期酒店是饮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 酒店以卖酒为主, 兼营各种食品。在汴京的一百几十个行业中, 尤以酒楼, 各种饮食店, 瓦肆和妓院生意最为兴隆。《东京梦华录》一书提到一百多家店铺, 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有半数以上。东京的酒店, 北宋末, 大型酒店72个, 称为正店, 造酒兼卖酒, 其生意之兴隆, 资本之雄厚, 规模之庞大, 非一般饮食业能比。如著名的丰乐楼, “宣和间, 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 各有飞桥栏槛, 明暗相通, 珠帘绣额, 灯烛晃耀。” (卷二“酒楼”条) 。这里原是出售白矾的地方, 后来改为酒楼, 成为“京师酒肆之甲, 饮徒常千余人”。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 也在内城东角子门不远处, 画了一家路北朝南, 规模宏大的“孙家正店”, 其楼高也有三层, 门前缚扎彩楼欢门。门口人群熙熙攘攘, 还停有许多驴马。“贵客”们正在这家大酒楼门口拱手相让, 一顶有侍女跟随的轿子似乎也正向这正店走来。这些说明“正店”接待的顾客是京城中的达官显宦、豪门贵族等有财有势的“上层社会”人士。

除了上述“正店”以外, 汴京还有多到“不能遍数”的称为“脚店”的中、小型酒楼, “卖贵细下酒, 迎接中贵饮食” (《东京梦华录》卷二, “酒楼”条) 。这些“脚店”的家数, 看来相当惊人, 如仁宗天圣五年 (1027年) 八月诏三司:“白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 令于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 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 。北宋朝廷为了便于征收酒税, 竟在一次命令中指定脚店三千户作为白矾楼的主顾, 则其总户数之多概可想见。这些脚店的名字, 见于《东京梦华录》的, 就有“张家酒店”、“铁屑楼酒店”、“白厨”、“张秀酒店”、“李庆家”、“郭厨”、“宋厨”、“李家”、“黄胖家”、“唐家”等, 真是“街市酒店, 彩楼相对、绣旆相招, 掩翳天日”。《清明上河图》中在旧京城外汴河上上桥南岸画了一家“十干脚店”, 其规模虽不能与“正店”相比, 但门前也有彩楼欢门, 四边平房, 中间二层楼房突兀而起, 临街的那间屋里已是客人满座, 觥筹交错, 门前歇着的马驴似乎正在嚼草。

下面再结合一些具体的文献记载, 进一步看看酒楼的诸特点。

在建筑方面, 酒楼、邸店与一般住房楼阁不同。据《梦粱录》卷十六《酒肆》记载:如酒肆门首, 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 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 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 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杈子, 又称柜马杈子、梐枑等, 用红绿木条制成, 固定于临街房屋之门外, 用以阻拦人马, 宋人又称红绿杈子。古代沿用于官府门前, 而宋代酒楼、寺庙前亦用。栀子灯则为酒楼有妓女就欢之标识。这些在《清明上河图》中一家姓孙羊店门口, 就突出的反映出来。至于欢门彩楼, 更是酒店门面的象征, 《清明上河图》中多处可见, 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是完全一致的。九月重阳前后, 用菊花缚成洞户, 则为东京酒店又一奇景。

酒的器皿除陶瓷之外, 银器相当普遍, 孟元老有两段记载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州东仁和店, 新门里会仙楼正店, 常有百十分厅馆, 动使各各足备, 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 度量稍宽, 凡酒店中不问何人, 止两人对坐饮酒, 亦须用注碗一副, 盘盏两副, 果菜楪各五片, 水菜碗三五只, 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 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其正酒店户, 见脚店三两次打酒, 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 就店呼酒, 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 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 银器供送, 亦復如是, 其阔略大量, 天下无之也。

作者用“阔略大量, 天下无之”八字, 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东京社会一个好的风尚, 否则, 这类贵金属用具是不可保持长久使用的。

酒店除卖酒之外, 其所卖食品, 尤其是菜类, 比食品店为佳, 加之兼卖水果, 可以说, 酒店内饮食俱全。店内所无者, 还可临时派人到外面买进, 以供客人之需。所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云:“其果子菜蔬, 无非清洁。若别要下酒, 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

酒店亦是歌妓出入之所, 不少歌妓依酒店卖唱而生活。《东京梦华录》所谓:“诸酒店必有厅院, 廊庑掩映, 排列小阁子, 吊窗花竹, 各垂帘幙, 命妓歌笑, 各得稳便”。不少妓馆与酒楼相邻。大的酒楼亦住客人, 又称客店, 住宿饮食两便。

宋代人的酒店、酒楼门前大都挂有酒旗、酒帘, 很有一番“杏帘招客饮, 在望有山庄”的景象。一般说来酒旗上会写有“望”字, 又称为“酒望子”。宋时酒业属于国有, 朝廷对酒业尤为看重, 官府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酒税, 甚至动用歌妓来襄助酒务经营。周密《武林旧事》载, 新酒酿成之时, 官家令妓家女襄花头巾, 为酒家保。当时户部点检所下辖的官库, “每库设官妓数十人”, 私家酒楼则是“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 皆时妆袨服, 巧笑争妍”。将这些颜色姝丽的妓家女子招至酒楼卖酒, 美酿佳人, 还哪里用愁这些新酒的销量?

宋朝文化的兴盛,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给过至高无比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样一个王朝, 不仅仅让众多的华夏儿女为之神往, 连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汤因比对此也由衷地叹道:“如果让我选择, 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参考文献

[1]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M].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2]周密《武林旧事》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北宋时期的灵州之战的情况 第2篇

编辑部：灵州之战是宋元丰四年(西夏大安七年，1081)，宋军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地区，进攻西夏军的作战。

元丰四年，宋神宗赵顼乘西夏发生内乱之机，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夏。七月，宋廷命熙河经略使李宪率兵出熙河路；延经略安抚副使种谔率兵9.3万出延路；环庆经略使高遵裕率步骑8.7万及民夫9.5万出环庆路；泾原副总管刘昌祚率军5万出泾原路，由高遵裕指挥；签书经略司事王中正领兵6万及民夫6万余出河东路。企图五路军分进合击，先取灵州、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后集中全力直趋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功灭西夏。与此同时，吐蕃首领黄毡率部族3万余众。进击凉州(今甘肃武威)、牵制西夏兵力。策应宋军。西夏侦知宋军重兵压境，采取坚壁清野、纵其深入、断其饷运、待机而破方略。十月十二日，刘昌祚军至磨脐隘(约今宁夏同心境内)，大败西夏梁大王军3万，斩获大首领以下2400余人。二十九日，刘昌祚乘势追击至灵州城下。高遵裕获悉后，为防刘昌祚独成大功，命其围城待援，不得攻战。十一月初六，待高遵裕进抵灵州城时，西夏军已作好据城固守准备，同时遣轻骑袭击宋军饷运，断其粮道。宋军攻城18日不克。西夏军决放黄河七级渠水，淹灌宋军营垒，冻溺而死者甚多。种谔、王中正军连克米脂(今属陕西)、奈玉井(今定边东)等地，后因军粮告罄，人饥天寒，损失惨重，被迫退回宋境。李宪率军克兰州后，进至天都山(今宁夏海原东南)下，后闻高遵裕、种谔兵败，撤回熙河路。

北宋时期的广告创意 第3篇

一、音响广告

音响广告是一种古老的广告形式,西周时期就有卖糖食的小贩以吹筲作为自己的生意标志,后代小贩沿用这种广告形式,并一直传承到宋代。宋词中有许多关于吹筲的诗句,如宋祁《寒食》诗中有“筲声吹暖卖饧天”;梅尧臣的《出省有日书事》诗中有“千门走马快开榜,广市吹箫尚卖饧”;秦观《春词绝句五首》有“弱云亭午弄春娇, 高柳无风妥翠条。懒读夜书搔短发,隔垣时听卖饧箫”;陆游《寒食省九里大墓》中有“陌上筲声正卖饧,篮舆兀兀雨冥冥”。筲是一种简单的竹器,形似竹笛又比竹笛简单,吹出来的声音类似于竹哨。“饧”是一种糖食,类似于糖稀制成的糖饼,遇热融化,所以要在寒食节前后售卖。因西周时糖食小贩发明的吹筲的广告方法,宋代贩卖糖食的人也将吹筲作为该行业的广告手段。春季三、四月之间,春光融融之中,嘹亮的筲声一吹,人们就知道寒食将近,睹物思怀之心顿生,说不定就会买几块饧糖来食用。

不仅卖饧者使用独特的音响广告,许多行业也结合自己的实际,发明了具有行业特征的音响广告。如卖油者敲击的油梆子,梆声清脆响亮,比人声穿透力更强,传得更远,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卖小百货的货郎手摇的小鼓或小铜锣,名曰“惊闺”。“惊闺”一响,声音直达闺中,使深宅中的女子可以得知货郎的到来。又如《都城纪胜》“茶坊”条记载,茶坊有专用的称赞梅花酒的乐曲“,用鼓乐吹梅花酒曲”作广告招引顾客。更有幽默感的小贩们,以奇特的叫卖声来吸引买主,也算是音响广告的一种类型。如宋人庄绰《鸡肋集》中有云: “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如此奇特的叫卖语言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有效地增加了货物售卖的数量。另有北宋的卖花者,喜欢用清亮的歌声吸引买主,《东京梦华录》记云: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1]142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为北宋的卖饼小儿所作的诗云“: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上述各种叫卖者的音响广告,已具有了广告业“为了达到增加销售额这一最终目的”的实质内涵,售卖者正是通过特别的音响“,向私人消费者、厂商或政府提供有关特定商品,劳务或机会等消息”,勾起了人们购买商品的欲望。

二、北宋印刷术在广告中的应用

隋末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初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印刷术开始由少数人使用,发展到更多的人使用。北宋的印刷术配合着北宋制墨业、造纸业的发展,印刷品种由单页、简单的印刷品,发展到印刷大部头的书籍;印刷质量也由早期的粗拙,逐渐地走向精细[2]112。随着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书籍作为一种商品,使印刷产品有着广阔的市场,从而推动着印刷业的发展, 宋代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印刷术与广告相结合的纸品广告物品,时称“仿单”“、裹贴”。这种包装纸既有文字也有图案,具有宣传的功能。在商品售出之后,买主随商品带走的纸包装,类似今天的“产品说明书”,对商家所经营的货品是很好的宣传。所以北宋的药铺会把一些有效的药方印制在包装纸上,宣传自己的地道药材和良方,起到讨好公众的作用。将广告与印刷术结合得最好的当属北宋的书铺,书商在自己印制的书籍的目录或正文后面,有时也会在中缝里,印上一些文字来宣传本家店铺的经营宗旨,如校对如何认真、刊印的书本多么实用,或近期将出版什么新书等。如《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一的“刊语”云:“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

现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北宋庆历年间的广告印刷实物——北宋时期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据说是世界最早的广告实物。这块铜板呈正方形,高约13厘米、宽约12.5厘米,上面雕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题记,中间是“白兔捣药”的商业标识图案,铜板的左右标注有“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则刻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售办法的广告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偷工, 民便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是一块集商标与广告文字为一体的广告印刷纸模板。北宋民众的服装全靠手工缝制,手工用针关联到千家万户,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用消耗品。虽然是小物件, 却有着极广泛的受众群体,也有着对钢针的坚韧、锋利、精细、价格等方面的诸多要求。从这幅广告实物也可以看出来,北宋时期的商人已懂得了把握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即使小到制作钢针的店铺,也懂得把握好从来料到加工制作,再到贩卖各个环节。刘家功夫针铺在自己的广告设计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不仅给钢针起了“功夫针”这个响亮的名字,又设计了店铺专用的“白兔捣药”商标和这幅广告铜板来吸引客商的注意。可以想象,北宋时期店铺做广告已非常普及,刘家功夫针铺作为东京的一家名牌店铺,当然也要扩大自己的产品宣传,树立自己的名牌形象。由这块铜板印出来的广告纸无论是做刘家功夫针铺的包装纸,还是做广告招贴画四处张贴,都可以收到极好的广告效果。

三、灯笼广告

据现代美国小百科全书的解释“:广告是一种销售形式,它推动人们去购买商品、劳务或接受某种观点。”北宋时期商人已懂得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随着宋太祖取消夜禁令之后,北宋的商贸活动不再受到时间的限制,出现了著名的“州桥夜市”“,冬月虽大风雷阴雨,亦有夜市”。这一切正好给灯笼广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夜间营业的店铺挂在门前的灯笼就成为商家广告的新载体。一盏别致的灯笼,往往会马上受到行人的关注,所以灯笼成了夜间醒目的广告。《东京梦华录》载“:市人卖五梅……拍头焦缒 (原字为食字旁)。唯焦缒以竹架子出青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鼓鼓应拍,团团转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之。”这种“打旋罗”的灯笼,大概类似今天的走马灯,是最早的灯笼广告之一。东京的酒楼饭店或旅馆客栈也是最早使用灯笼广告的行业,酒店门前灯笼的数目和颜色区别着菜馆、旅馆、客栈的级别和经营范围。门外挂的灯笼数量越多,说明酒楼客栈的等级越高,挂的灯笼数目越少则标志着客栈的等级越低。而所挂灯笼的颜色则标志着酒楼客栈经营的酒菜品种。所以,消费者从门前走过时,一看门前的灯笼就知道该店的经营特色和价格贵贱,后来店铺在门前的灯笼写上自己的字号、经营特色和经营理念,就是灯笼广告的发展。

四、悬帜广告

悬帜,就是店铺门前悬挂的旗帜。这是一种特殊的标识,消费者可以从店前的悬挂物得知店中经营的物品种类。北宋酒店前的酒旗是悬帜广告中最主要的类型。酒旗名目繁多,也叫酒帘、青帘、杏帘、望子、幌子等,《水浒传》第三回云“:行不到三二十步,见一个酒望子挑出在房檐上。”清翟灏《通俗编·器用·望子》解释云“: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酒旗是酒店招徕顾客的方法,特别是在村野之中,远远地看到酒旗飘拂,就知道前面有酒店客栈,行路者心里便有了暖意和归属感,故杜牧诗云“: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指酒店前高挂的杏帘。酒家的望子高高地悬挂在门前,也代表着酒家是否在营业,孟元老这样解释当时东京城里的“望子”“: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 拽下‘望子’。”故有人推断“,酒旗”与“望子”是有区别的“:酒旗”作为酒家的特殊标志,可以永久地悬挂,而“望子”作为酒店营业与否的标识,却可以随营业时间挂起或摘下。

北宋时期的民俗体育活动研究 第4篇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时期, 在经历了盛唐的繁华之后, 宋朝已经逐渐褪去了盛世的光辉, 整个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也开始逐渐走向封建社会的尾声, 虽然在元明清时期, 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一度出现过类似于“康乾盛世”的恢弘局面,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些短暂的盛世只是一个社会阶段经济发展兴盛的产物, 真正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在唐朝以后开始走向没落, 宋朝就是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延续和残喘, 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有着一种交融复杂的特征, 在北宋时期兴盛的民俗体育活动也与唐代有着差异。

所谓民俗, 是指一种民间风俗, 它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概念, 笼统地来说就是一种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生活文化。民俗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因为民俗与传统往往有着直接的联系, 民俗的内容非常广泛, 涉及例如生产生活、节日、礼仪等多方面。民俗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朝历代, 民俗体育都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组织活动, 它往往与一个时代的节日活动相联系, 例如重阳登高、元宵舞龙等活动, 都是在节日活动的氛围下推行开来的活动。这些原本的游戏娱乐活动是民俗体育活动的萌芽或者说雏形。

二、北宋民俗体育活动介绍

北宋时期的民俗体育活动, 继承了唐代类型丰富、参与群体广泛的特点, 兴盛于北宋时期的体育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蹴鞠。

古时蹴鞠, 也就是后世足球运动的雏形。“鞠”是中国古代对于球的称呼, 球类运动是唐朝和北宋时期非常流行和普及的一项运动, “蹴”指的就是用脚踢。这项运动的起源, 传说应该追溯到轩辕黄帝时期, 黄帝将蹴鞠作为一项练兵的项目, 到了后世被演变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活动。北宋时期的蹴鞠活动更是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不仅仅作为一项社会娱乐项目, 而且开始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 北宋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蹴鞠运动组织。在古典四大名著《水浒传》中就有对当时蹴鞠运动繁盛的描写, 是当时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马球与驴球。

北宋时期的球类运动, 除了上文我们介绍的蹴鞠以外, 还有另外两种形式的球类运动, 一种是马球, 一种是驴球。马球在唐朝时即有之, 是一种在马上挥杖击球的运动。唐朝的盛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统治者崇拜雄武之风, 并且在国家一统的局面下与西域各国有着很好的交流来往, 马球本来是西域国家的一种运动, 但是唐太宗在西域的马球运动中看到了通过这项运动对提升骑术, 加强整个军队的战斗力有着很好的效果, 所以开始在唐朝推行此项活动。发展至北宋时期, 这项活动被统治者保留下来, 并且同样从加强战斗防御能力的角度出发, 认为马球运动能够有利于战斗力的提升。北宋时期的马球, 有着很强的阶级特征, 它更多的存在于军队之中, 每年三月设定马球比赛, 并且由皇帝亲自开球, 在文武大臣中分队竞技。

驴球, 是北宋时期另外一种较为重要的球类运动, 驴球与马球一样, 在唐朝已经形成, 唐朝时期有了专门的女子驴球队, 但是这项运动的开展相较于马球而言更为奢华, 在驴鞍和服装的设计上更倾向于装饰和华美, 所以在唐朝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到了北宋时期, 驴球发展为女子体育的一项重要活动, 表演与娱乐效果俱佳。

3. 水秋千。

水秋千是北宋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体育活动, 它主要流行于以开封为代表的水流充沛地区, 开封是当时各项民俗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胜地, 这与其作为北宋的都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水上秋千, 顾名思义它应该是在陆地秋千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必须水性好并且有挑战精神, 因为水秋千与陆地秋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需要结合秋千和跳水两项运动, 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赏者, 都是一项非常具有刺激性的运动。正是因为这项运动的精彩性, 它在北宋时期受喜爱的程度也非同一般。据《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记载:“有两画船, 上立秋千, 船尾百戏人上竿, 左右军院虞候监教, 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 将平架, 筋斗掷身入水, 谓之水秋千。”这就描写了当时水秋千运动的盛况, 不仅参与者有精彩的表演, 而且围观的群众情绪激昂, 有鼓笛生在旁造势, 整个场面可谓是热闹非凡。

4. 竞渡与争标。

唐朝流行的龙舟竞渡运动在北宋时期同样被保留下来, 除了原有的竞渡模式以外, 北宋时期的竞渡运动与马球一样, 有了浓重的军事色彩, 在史料的记载中, 北宋曾多次举行大规模的水上检阅活动, 其主要目的就是来检验水上作战的能力。除了竞渡以外, 但是水战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竞标, 主要以人泅渡多的标的为胜负判断。淳化三年三月那一次, “掷银瓯于波间, 令人泅波取之”。岸边还有教坊奏乐, 场面极为热闹。“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 帝 (太宗) 顾视高年皓首者, 赐白金器皿。”这也记述了当时水上运动项目的盛况。

5. 水球。

北宋时期民俗运动的两大兴盛之处, 一是球类运动, 一是水上运动, 二者结合产生的另一项运动就是水球。水球与陆地上进行蹴鞠的球大同小异, 但是游戏和比赛的方式有所差别。水球的运动规则就是参与者在水中轮流抛掷, 以抛掷距离的远近来判断比赛的输赢。水球运动对于场所有着较高的要求, 在北宋时期主要在金明池等水上场所进行。

三、北宋民俗体育活动的特征分析

1. 独特性。

北宋体育活动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独特性, 这种独特其中包含着奇特、稀有的色彩。在上文我们已经介绍的几项球类运动中, 体现了这种独特性的有驴球和水秋千。在宋代以后, 女子驴球这项体育活动便再无踪迹, 并且纵览世界体育历史, 这项体育活动的存在除了宋朝以外也绝无仅有。另一项比较独特的运动就是在北宋开封盛行的水秋千运动, 秋千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延续到后世, 历朝历代都有发展, 但是水秋千这项运动, 在北宋被热烈推崇以后, 却难以在之后的历史记录中追寻到它的踪迹。所以, 这种仅仅存在于北宋时期的体育活动, 有着很强的独特性。

2. 体育活动的民间性。

北宋时期的体育活动, 有着很强的民间特色, 以北宋最为盛行的蹴鞠活动为例, 这项运动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期的发展, 在北宋时期发展到顶峰。虽然蹴鞠活动也被认为是一种训练军士体能、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方法, 但是这项运动却并不局限于军队内部, 从当时的历史著作来看, 这项运动最为兴盛的还是在民间。蹴鞠在北宋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观赏性娱乐活动, 在民间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比赛组织和商业组织, 这种专业化组织的出现是当时民间体育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阶段的体现。当然, 除了专业组织以外, 即使在寻常巷陌, 也能够见到蹴鞠活动的身影, 其普及程度尤甚。除了蹴鞠以外, 马球、驴球、水秋千也都是民众参与性极高的运动项目, 特别是驴球, 这是当时女子体育运动的重要项目, 这项运动的兴盛, 也表明在唐朝形成的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风气被继续延续和保存, 这也是当时社会民俗体育活动开放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另外, 水秋千、争标和水球等也逐渐成为大众所观赏并参与的体育活动。当时, 体育活动项目在民间普及的程度也是历史上少见的。

3. 体育运动的节令特征。

封建社会体育运动的发展, 与社会节令、节日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种具有号召力和鼓舞性的活动往往被用来增添节日的气氛, 所以体育活动具有节令特征是封建社会比较普遍的现象。从节令的延续发展来看, 北宋时期的节令与体育活动和唐代有诸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在元宵节, 体育项目主要有“击丸、蹴鞠、踏索上竿”, 还有“苏十、孟宣筑球”的精彩表演。“筑球”是宋代单球门蹴鞠的别称, 苏十、孟宣两人是开封著名的足球艺人, 他们踢弄玩耍, 以个人技巧吸引看客。到了清明时节, 就会有各种放风筝、荡秋千等活动。在“浴佛节”, 或称“灌佛口”, 北宋文人墨客相约四处观赏美景, 并以匍棋、投壶等体育活动来消遣娱乐, 互相切磋技艺。初伏日, 北宋各种行会纷纷组织马球等活动, 以锻炼身体。此外, 开封府还在街市搭建露台, 设乐棚, 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其中体育内容有“上竿、趣弄 (蹴鞠别称) 、跳索、相扑、斗鸡、乔相扑”等。北宋时期不同的节令日会有不同的体育活动, 内容丰富, 精彩纷呈。

4. 体育活动的继承与创新。

北宋时期的体育活动, 除了一些项目极具独特性以外, 在一些传统项目上有继承也有创新。以北宋时期的赛龙舟为例, 在唐朝以前, 赛龙舟这项活动一般是在端午节举行, 但是在北宋, 虽然依旧有赛龙舟这项活动, 但是无论是时间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从时间来看, 北宋时期的赛龙舟时间提前到清明节时分, 不再局限于端午竞渡, 而且, 赛龙舟的方法也有所变化, 开始从竞渡发展成“争标”, 赛龙舟的奖品被别出心裁地悬挂在标竿上。北宋时期的赛龙舟, 有着更强的娱乐表演性, 而并非声势浩大的竞赛氛围, 演变成一种集祭神和娱乐为一体的节俗体育。宋代的“抢金鸡”从唐代“缘竿技”发展而来, 但与前代不同的是, 宋代“抢金鸡”是多人比速度的缘竿, 增加了节目的观赏性。由此可见, 北宋时期的许多传统体育活动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相比唐朝的竞赛氛围, 更倾向于娱乐、观赏、体验与休闲。

参考文献

[1]脱脱, 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3]卢竞荣.宋代的水上娱乐活动[J].体育文化导刊, 2002 (2) .

北宋时期饮食文化的民族传承 第5篇

一、北宋饮食文化概述

所谓的饮食文化，是指人类的饮食行为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它包含了许多的食物材料的开发利用、饮食消费以及在食品制作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艺术、科学，同时，还包括在饮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等，它是人们饮食生活和饮食生产的方式、饮食过程和功能的综合。我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融入了祖祖辈辈的勤劳和智慧，随着经济的发展，饮食文化也在一步一步壮大，北宋的饮食文化有独特的魅力。

北宋时期历经九位皇帝，他们都很重视农业，通过减免赋税、兴修水利、鼓励开荒来刺激农业的发展，使当时的经济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北宋时期的社会比较稳定，当时的国家重文轻武，当时的统治者鼓励享乐，在当时物质充裕的背景下，人们更追求精神上的享乐，饮食文化使物质和精神相结合，它继承了几千年中华饮食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对现代的饮食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1]51。

二、北宋时期饮食市场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北宋的饮食服务也比较发达，它可以全面地为各个阶层的人物服务，不同阶层居民对饮食市场的要求有所提高，饮食服务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食料和市场，与以前相比，北宋的食料非常丰富，并具有更为宽阔的市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下，各种经济作物都种植得很多，而且，养殖业也在逐步发展，为饮食提供了更多的食料。宽阔的市场，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非常活跃，刺激了人们的生产。在北宋以前，都是“日中为市，日落散市”，到了北宋这种传统的格局被打破，饮食可以变成全天候的服务，古代有文献记载“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丹通夜，骈阗如此”，酒店一般都在三更后打烊[2]34。城市的商业活动在以前都有规定的区域，到了北宋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城内外店铺有很多，酒楼食肆占的比重比较大，在当时成为了人们交际的重要场所，饮食服务业的规模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开放，使北宋的饮食进入了繁盛期，饮食业加速了北宋经济的发展。

三、北宋时期饮食行业的分类

1. 正店，是具有酿酒权的大酒店。一般情况下，正店规模比较大，资金投入也非常多，所拥有的消费者的档次也比较高，主要的消费者为社会中上层。例如，就有记载当时正店的情况：“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浓妆几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3]71

2. 脚店，是指正店买酒的零售酒店。脚店规模也比较大，《清明上河图》中就提到“十千脚店”，画有详细的脚店店面。小酒店是销售一些低廉的酒和下酒菜，位于交通要道旁的大多都是旗亭的酒店。

3. 茶坊，茶坊分为三类： (1）消费的档次高，规模较大，中上层的顾客是其主要的对象；（2）卖酒和下酒菜肴；（3）早间营业，有文中记载“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4. 食店，食店也分为几类，以经营面食为主的，称饼店或面店；大型综合食店叫“分茶”。有的城市有很多流动人口，许多风味食店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出现，例如胡饼店、北食店、南食店等。

5. 固定的摊点和流动经营的小商贩。固定摊点一般在人口流动大的地方，在一些节令也会出现临时固定的摊点，例如，在六月的时候，“巷陌路口，桥们市井”，很多地方都有卖时令食物，“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流动性的小商贩都是小本经营，销售的方式比较灵活，有的手提肩挑到处叫卖，有的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有的为大酒店服务。

6. 旅馆，以经营住宿为主并经营餐饮，这种服务也比较多，集吃住一体的旅馆，一般比较吸引流动人口。

7.“四司人”，是专业的服务人员，它主要分为茶司、厨司、酒司和白席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民间办理各种宴会，是相互合作的关系，业务也比较繁忙，服务周到。

四、北宋的饮品

1. 酒。

自古以来酒都是主要的饮料，在北宋也不例外，甚至更发达，除了酒之外，还有茶、乳酪、饮子、糖浆、鹿血、果汁等。酒作为北宋重要的商品，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酒税，因此，对酒的酿造权管理得非常严格，主要包括官酿和坊酿，他们的规模都很大，种类也很多，拥有很先进的技术，例如，在张能臣的《名酒记》中，就记载了北宋的近百种名酒。还有家酿的酒，家酿是人们自己酿制的酒，一般都是供自己饮用、待客以及馈赠亲友。在北宋时期，米、麦等粮食作物是酿酒主要的材料，可以制成许多的酒，例如水果酒、米酒、马奶酒、荤酒[4]127。

2. 茶。

从唐朝开始，茶都备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在北宋时期发展得更加繁荣。社会各个阶层，不分贫富、士庶，都把茶当做一种增进关系的物品，并广泛应用于交际中，成为中原地区仅次于酒的饮料。采茶、制茶的技术有很大的提高，采茶区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茶叶，如径山茶、金片茶、龙凤贡茶、白芽茶等。茶税也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3. 乳酪、饮子、糖浆、果汁和鹿血。

乳酪具有很多的营养，是游牧民族主要的饮料，北宋中原地区的许多人也比较喜爱，在许多的大城市都很容易买到。北宋时期，汤称就是所谓的饮子，有的冷有的热，种类很多，尤其是消暑的冷饮最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悬挂饮子的招牌的摊位，主要卖豆儿水、沈香水、紫苏饮、甘豆汤等。饮汤成为北宋人们很重要的饮食。北宋时期甘蔗种植的规模也比较大，糖浆是一种很常见的饮料。果汁和鹿血也备受人们的喜爱，成为北宋饮料的一部分[5]112。

五、北宋的食品

在《黄帝内经·素问篇》中有对我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饮食结构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饮食生活中食物的主要品种，总结了我国古代的饮食。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日常的主食一直都是粮食。“五谷为养”表明了五谷是主食的地位。在宋代以前，粟在粮食产量中占的比重很大，从唐朝李绅的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中可以看出，粟在当时人们农业生产中的规模。进入宋代之后，各种粮食的比重变化了许多。例如，《宋史·食货志》中有记载：“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6]1这些粮食在宋代都普遍种植，由于稻、麦等粮食作物的发展，使粟在粮食中的地位下降，不断提高的麦类的种植技术，并引进了高产“占城稻”，使粟的主食地位被麦取代，成为主要的粮食。当时，北宋的许多的食品都是以小麦作为原材料，把它加工成面粉，然后制作成各种食物，例如饼、面条、包子、馒头等，并有专门的面店，使人们的饮食大大丰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肉类食品也成为了人们日常的饮食，例如羊肉、鸡肉、猪肉、牛肉、狗肉、鸭肉、鹅肉等，其中羊肉和鸡肉是主要的肉类食品，同时当时的渔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蔬菜也是多种多样，在栽培技术和产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温室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

1. 多种烹饪的方法。

烹饪的方法与食品的味道有很大的关系。北宋时期的烹饪技术非常丰富，在烹饪方法上基本定型。当时的主食分为粒食和面食，以面食为主。粮食的主要烹饪方法为蒸煮两种，做饭用蒸，熬粥用煮。而面食的烹饪技术也很多，蒸、煮、煎、炸、烤、烙等，蒸、煮、烤最流行。蒸法可以作出许多的面食，例如馒头、炊饼、包子、兜子等，馒头有很多的种类，有独下馒头、糖肉馒头、笋丝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菠菜果子馒头等，包子、炊饼、兜子的种类也比较多。菜肴的烹饪随着蔬菜的品种增多变得越来越丰富，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有煮、炒、烤、脍等。对于羹类菜肴主要用煮。北宋的市面上有专门的羹店，而且品种很多。在炒的技术上也有很大的发展，煎、爆、燠等的出现，为炒成为我国菜肴烹饪的主要方式奠定了基础。炙类的菜肴主要用烤，脍作为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在北宋，食脍饮酒很流行，很多文人雅士都喜爱这种娱乐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2. 各种调味品的出现。

要想食物的色香味俱全，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各种的调味品的增多使北宋的饮食更加美味，调味品是人们日常生活饮食中的必需品。在吴自牧《梦粱录》中有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7]203北宋时期食用油的种类也很多，以前有芝麻油和动物油，如今农作物和养殖业的丰富，出现了菜籽油、食豆油、大麻油、红花子油、鱼油、杏仁油等，豆油是在此时开始制作的。醋也成为重要的调味品之一，并且酿造技术比较成熟，酸度有所提高。豆酱、豆豉、酱油等是咸味调味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酱油的使用很多，酿造的技术上上也在不断提高，酿制得更精细。食糖也被广泛应用于饮食中，主要是增加香味和口感、提鲜、除腥，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

3. 食品的制作日趋艺术化。

北宋时期的统治者讲究以瘦为美，注重视觉的美感。北宋时的食品制作也很注重造型设计，菜肴很讲究艺术性。其中重要的方法就是对食品的雕刻，为北宋时期的雕刻发展奠定了基础。食品的雕刻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花色拼盘的技术在当时也很流行，美妙的食物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好吃又好看。食物的艺术化使人们的精神上满足了对美的追求，北宋的饮食文化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饮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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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瞿姝宁.北宋城市的“饮食”新变化[J].大众文艺, 2008 (9) .

[6]邱丽清.苏轼诗歌与北宋饮食文化[D].西北大学, 2010.

北宋时期 第6篇

一、熙丰变法产生的原因

宋朝政府冗沉的局面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政府开始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由于宋朝采用事权分散的制度,所以北宋的官僚机构冗沉现象非常严重,机构重复设置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官员尸位素餐,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的效率。除此之外,统治者还通过扩大科举和恩荫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进一步造成官僚集团的臃肿[1]103。在军队方面,由于要预防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和动乱,所以统治者不得不花费巨额的费用来养兵,又进一步增加了军队的数量。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军队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再加上统治者挥霍无度,肆意进行赏赐,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不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寅吃卯粮的现象开始出现,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又进一步压迫和剥削底层的劳动人民,所以出现了农民和士兵起义此起彼伏的现象,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影响了北宋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宋朝在对外政策上实行的消极防御政策,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例如宋朝和西夏签订的和议政策,宋朝要用大量的财富来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全。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担忧,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他们开始思考进行改革。庆历三年即1043年,范仲淹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改革,由于庆历新政触犯了一些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新政仅仅坚持了一年多便荒废了。庆历新政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改革的思潮再次在社会上泛滥起来,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总是让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忧心忡忡,所以他们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主张改革。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书关于变法的《万言书》,其中集中涵盖了他关于变法的思想,例如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抑制兼并,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实现富国的目的;同时训练军队,维护宋朝的边防安全,达到强兵的目的。尽管王安石的这些主张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但是王安石的这些变革思想得到了当时的士大夫的推崇,进而成为了变法派的代表人物。

宋神宗即位之后,政府的财政负担成为了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一些大臣向他提出的节流措施对于解决日益沉重的财政危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他需要找到一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的方法,所以他想到了王安石,王安石的《万言书》中关于改革的方案给宋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安石不仅在富国强兵等方面对宋神宗有很大的启发,而且在文教等方面都很有见地,所以他的观点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由于宋神宗本人对变法有了一定的认识,再加上王安石的观点和看法与他的认知一致,所以宋神宗正式启动了熙丰变法[2]94。

这次变法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相互争斗,最终这项改革失败了,但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熙丰变法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富国强兵,经济改革是其中的重点内容。王安石曾经指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抑制兼并,均济贫弱”是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变法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反对派力量的强大,而是和宋神宗发动这场变法运动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所谓的改革和变法都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形式改善原来的统治,但是其基本制度仍然不变。对于宋神宗来说,渴望通过一场变法和改革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加强皇权的统治,但是正是这种强大的皇权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这也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农业部分的改革,直接促进了生产发展,在熙宁年间出现了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的高潮,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熙丰变法在当时间接或者直接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统治而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所以它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由于改革也损害了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受到了他们极力的阻挠和反对,使变法在执行上越来越困难。有的地方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变法措施,有的是为了讨好上级而假装执行的,还有阳奉阴违的,也有坚决不执行的。王安石本人也非常清楚这种情况,认为“:(新法)虽然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3]81

二、熙丰变法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影响

整个宋代的对外贸易有着其独特的特点,这种特点和唐朝的对外经济贸易都不同。宋代由于陆地上丝绸之路被不同的北方国家所阻断,所以海洋成为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政府为了国家收入和外交的目的,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北宋时期政府的经济对于海外贸易的依存度特别是财政方面仍然非常低,例如相对于海外贸易收入比较高的南宋时期,其对外贸易收入占据国家财政税收收入比例低于3%,一般只有1%—2%,所以对经济贡献比例非常低。宋代对外贸易在地域上达到了印度洋周围的地区,这和宋代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有着很大关系,再加上民间力量的推动,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宋代的农业生产比唐朝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增长,特别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水利设施的修建,耕地面积的扩大等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一些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为海外交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为海外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宋代手工业也在唐朝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生产上分工也更加细密,产品的质量和技术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宋代陶瓷业的发展和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成就,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4]162。

宋代的航海技术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当时造船业也十分发达,加上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代政府为了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和进行征税。978年,宋太宗在杭州设立了市舶司,后来又迁到了定海县,后来又迁到了明州城里,最后又迁回了杭州。999年,宋真宗命令在杭州和明州各自设立市舶司,都由当时的两浙路市舶司进行体育管理。宋神宗元丰三年政府下令规定与高丽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往来必须从明州出发,元丰八年即1085年,又规定杭州、广州、明州不再设立市舶司,不能够签发去南海国家的出海证。为了扩大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促进经济交往,吸引外商,987年,宋朝政府派出了官方的外交团到东南亚国家进行招商活动,这种以政府使者身份进行对外交往以促进商业贸易的行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宋朝政府还要求各级地方官员和商人要努力招待好外来的商人。例如当外国的商船离开中国的港口时,市舶司要召开专门的宴会进行送行,在外国商人比较集中的泉州和广州港口设立“蕃坊”,并且由宋朝的政府选择一些比较有声望的外国商人来担任蕃长,由政府授予相应的官衔,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外国商会。蕃长主要负责其蕃坊内部事情,帮助宋朝政府管理外来商户,并且对外招商,对在华犯罪的外国商人进行处罚等。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宋朝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地设立了蕃市,方便外商在中国的贸易活动,而且还设立了蕃学,帮助外商子女进行就学。对于外国来中国拜访的使团,宋朝政府也给予了比较高规格的接待,并且送他们礼品、服饰等,例如在北宋时期就有大食商人蒲罗辛“造船一只,舶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由于其贸易规模比较大,宋朝政府认为其功劳比较大,所以授予他“承信郎”的荣誉,同时希望他回国之后能够广泛地宣传宋朝的贸易政策,带动更多的外商来华进行贸易[5]25。

宋代的海外贸易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对外贸易的范围也逐步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港口也在逐渐增多,而且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幅度增加,对于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影响也超越了唐朝。促进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宋朝政府实施了支持对外贸易的政策,同时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外在条件。总之,宋朝政府所实行的积极对外贸易政策,大大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熙丰变法以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支柱,它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变法的目的也是为了缓和宋朝政府和人民群众日益紧张的阶级对立矛盾。变法者虽然实行了一系列比较积极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大部分为地主阶级。由于熙丰变法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经济的利益,所以其经济政策的重点就转向了人民,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负担。宋朝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新的成就和发展,这和宋朝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再加上宋朝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摘要：宋太宗实行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改革,这种政策在宋初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进步,这种封建集权的体制逐渐引发了新的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日益严重,所以统治阶级迫切希望通过变法来改变这一局面。

北宋时期 第7篇

宋夏战争对北宋的影响。西夏是以党项羌人为统治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公元1039年元昊向宋朝提出称帝要求, 这一要求遭到宋朝的断然拒绝, 由此导致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元昊在建国后的数年间相继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大战役, 重创了宋军, 巩固了西夏王朝的统治。此后, 宋夏两国间大的战役基本结束, 但双方在边境上的中小规模军事冲突不断增加, 北宋政权也是被动防守, 胜少败多, 处于军事上的劣势, 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北宋政权的财政不堪重负, 军队疲于应付。

2. 西夏北宋军队战斗力之对比

2.1 西夏军制的特点。

西夏军制有显著的民族特点:一是全民皆兵制度, 士兵未脱离生产, 平日进行生产活动, 有战事则聚而成兵。二是西夏官府除了给予带兵的长官和正军很少的军事装备外, 作战时的粮饷全部自备。带兵官就是自己部族的首领, 享有很高的威望, 因此队伍的战斗力和纪律性都非常强。西夏的这种军事制度不但保证了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而且有效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纵观西夏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党项族人是一个尚武的民族, 如元昊强烈反对将同时期汉族社会所流行的礼乐制度引入西夏社会中, 他认为这些都是“缛节繁音”与“蕃俗以忠实为先, 战斗为务” (《西夏书事》卷一二, 元昊对野利仁荣语) 的传统精神是相背离的。高效的军事制度加上党项羌人善战、尚武的民族个性, 保证了西夏军队在与北宋军队作战时的优势地位。

2.2 北宋军事制度的特点。

宋太祖在建国后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等大批高级将领的统兵权, 并对军事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把禁军的领兵机构一分为三, 称之为“三衙”, 三衙门的长官称之为三帅, 以资历浅、名望低、易于驾驭的人充任。为了防止三帅的权利过大, 宋朝又在中央设枢密院, 长官为枢密使, 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务。枢密使与三帅各司其职, 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 使二者相互独立, 相互制约, 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对于国家军事支柱的禁军, 北宋政府实行更戍法。禁兵实行更番迭戍、移屯换防。如果遇到战事, 将领多由皇帝临时任命, 并按照皇帝颁发的阵图作战, 不能随意改变。战事结束, 兵归宿卫, 将还本职, 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更戍法在北宋实行一百多年, 造成了将无常兵, 兵无常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弊端。这种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防政策使地方军事力量过于薄弱, 无力抵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 甚至连农民的暴动都无力镇压。

3. 北宋边境民间武装力量的发展

3.1 宋夏边境民间军事结社组织的出现。

宋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四大类, 除了禁军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正规军之外, 其它三个兵种均为地方武装。厢军是各州守军, 平日专供官衙役使, 从不进行军事训练;乡军由当地民户中按户抽调壮丁, 组成维持地方治安秩序的民兵组织;蕃军是当地官府收编边境地区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人民, 作为防守边境的武装力量。

辽夏政权军队的频繁入侵使得宋朝边境民户不胜其扰, 为了保境安民, 宋辽、宋夏边境的农牧民自发组成了众多民间结社习武组织。这种结社习武组织一般以村落为单位, 由村中豪强人士出面组织本村青壮年男丁组成武装力量。这些组织忙时耕种, 农闲时集中操练。这些组织最初名称繁多, 但因其成员主要以弓弩为主要武器, 由此被称之为“弓箭社”。

3.2 北宋统治者的支持。

公元1004年, 北宋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从此之后, 北宋与辽之间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北宋在宋辽边境上的军事压力大大降低, 这也使得北宋君臣在应对西夏入侵方面拥有了较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基于政府正规军难堪大用, 而民间结社习武组织又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以范仲淹、韩琦、种世衡为代表的一些有见识的官吏认识到这类民间武装组织是抵御外来敌人和镇压内地农民起义的重要力量, 便将其纳入地方乡兵体系来加以利用。

随着边境民间军事力量的增强, 北宋与西夏间的战争也逐渐发生了有利于北宋的变化, 军队士气也大大提升。除了韩琦、范仲淹二人之外, 北宋名将种世衡在发动、组织民间军事力量抵御西夏入侵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种世衡鼓励当地吏民普遍练习射箭技能, 开展了人人学习武艺的群众性运动, 当地居民自卫能力也随着提高, 成为一支颇为西夏忌惮的军事力量。

种世衡根据西北边境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 同边疆上的羌蕃少数民族部落改善关系, 与他们真诚合作, 使其心向北宋朝廷, 成为抵御西夏的一支重要力量。种世衡利用归顺羌民与西夏同一族源的特点, 让这些羌民为北宋边防军打探情报, 每当西夏军来袭, 羌民便抢先告知种世衡, 使得北宋军队能够做到有备而战, 从容应对。根据羌族人射术精湛这一特点, 种世衡将收编的羌族部落壮丁编为弓箭手, 协助宋军防御边境。庆历二年 (1042) 秋天, 西夏军大举攻宋泾原路, 内附宋朝的羌族部落在种世衡的带领下与西夏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给予西夏军队沉重的打击。

北宋中期以后, 军事性结社在全国, 尤其是在北方普遍建立起来, 与宋朝统治者的扶持和推行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小结

为了扭转宋夏战争中的不利局面, 北宋统治阶级内部以范仲淹、韩琦等为代表的一些官员, 根据宋夏边境地区农牧民为了抵御西夏入侵自发组成了众多民间结社习武组织的现状, 对这些民间结社组织加以积极利用, 将其纳入到乡兵体系中, 使之成为抵御西夏入侵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助长了民间习武之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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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 第8篇

怎样安抚百姓,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在不激起百姓反抗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更是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王安石发表了如下的观点:“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王安石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财”是巩固北宋王朝的关键。儒家的经典《周易》指出:“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天下之人,有“财”即聚,无“财”即散，有财无财决定着人民的聚散。而人心的向背,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失败的关键,这就充分说明“财”的作用和重要性。王安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反复强调:“夫聚天下之众者财”,“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反复说明“财”是“合众”、“聚众”的纽带和桥梁。他还指出“理财”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有财却不能好好管理,“擅万物之利”,只有善于立法,并选择能干的官吏来理天下之财,才能使天下富足,使统治稳定。在这里,王安石反复论述了能否成功地解决财政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提醒执政者千万不可忽视财政问题。

“理财”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理财呢?王安石又指出:“理天下之财者法”、“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这里所说的“理财”的“法”和“义”,是指理财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就理财的根本原则而言,王安石认为“理财”应建立在“生财”的基础上。“生财”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二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王安石认为这两种生财方法都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向皇帝建议增加财政收入途径的同时,竭力倡导不能采取增加平民百姓税收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把被统治者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应该抑制豪门大户的土地兼并,使平民百姓有足够的耕地,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然后在百姓富足的前提下才能增税。如果贸然按人头增加税收,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往往会导致天下大乱。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生财),取天下之财(聚财)以供天下之费(用财)。”这两句话,包含了生财、聚财和用财三重涵义,而生财是基础。如果社会没有创造财富或创造出财富不多,怎能聚财和用财呢?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观察分析,把发展社会生产,培植税源作为国家财政充裕的前提,这显然比当时有些人单纯强调增税更积极、更有活力、更具有远见性和超前性。王安石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尖锐地讽刺了北宋王朝以拼命搜刮农民为其唯一的理财方针。他写道:“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者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意思是一个人关上大门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还是不会富足。王安石反对单纯采取强硬措施增加税额,主张发展社会生产以开辟税源,对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大有好处,这在当时是大胆的,积极的。

王安石虽然在当政参政时,备受当时封建劣豪和保守派的攻击反对,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财政思想是发展生产、崇俭反奢;他从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了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是对范仲淹改革思想的继承、拓展、丰富、充实。王安石为政清廉,没有财富留给后代,隐退江宁后,唯一的半山堂也在死后捐给了佛寺,可谓一生清政廉政,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王安石的财政思想和用人观念和为政清廉、淡泊名利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值得后人加以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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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理财专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